写在毛主席畅游长江纪念日

    广山，江西省永修县滩溪镇卫生部五七干校四连（北京医院）所在地。我在周田镇五七医院大病初愈以后，又跟着老妈回到四连，这时我们四连已经盖了属于自己的宿舍，我们这些散居、借宿在农户家里的所有人就全都搬到了广山。

    宿舍是三间一排的土坯房，房顶铺了一层薄薄的油毡，这房子是北京医院的职工们自己盖的，他们盖房子时我还在旁边看到过，那些大人们劳动时的架势都很对，都有一副干活的样子，累的也是大汗淋漓。可是房子盖好以后，几乎所有的墙体都是歪的，即使这样，我们每户人家还是分到一间，这毕竟是我们自己的村落。

    此时，我老爸被江西省调走，去给他们建设一座属于省里的医院。这样，在广山的日子基本上就只剩下我和我老妈了，老妈每天都是无休止的劳动，我则在五七小学读书。在干校连队里面有一点好，这里的小伙伴和小同学多，上课之余我们可以尽情地玩耍。

    这里的自然条件还是很不错的，这里也是山区，但不像云山那样高大险峻，虽然不是谈不上风景如画，倒也是山清水秀。我们的宿舍大约有七、八座三间一排的房子，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小村落，村子的正前方是几层梯田，梯田下面就是一个小水库，左前方是一座长满松树的小山。村后是一条通往大山深处的土公路，公路那边就是一片山林了，这山林主要生长着松树和毛竹，毛竹是一种成材的很粗的竹子，当时很多建筑工地就用毛竹搭建脚手架。

    山区的气候变化快，阵雨是家常便饭，刚刚还是晴空万里，一会就有可能是乌云压顶，雨过天晴时还总会出现一道道的彩虹。这种天气我喜欢，每当下起淅淅沥沥的小雨，我和一些小伙伴就戴上斗笠上山采蘑菇，那可是真正的纯天然的绿色食品，新鲜的蘑菇拿来炒着吃、煮着吃都行，比肉都好吃。

    下雨时去后山的竹林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很多文章里都用过“雨后春笋”这个词，而我是亲眼目睹过雨后春笋。我和小伙伴们提着小竹篮来到后山竹林，这里的竹子高大茂盛，遮天蔽日。竹林里一片昏暗，四周围不时地发出“噼啪”的爆响，粗毛竹竹笋的爆裂声很大，就像是在放鞭炮，小竹子的声音就要小多了，这声音就是竹笋在长个，它迅速地生长冲破了皮叶的包裹。我们进去主要就是冲着小竹笋去的，因为这里是成材的竹林，是不允许采伐竹子和采摘竹笋的，但是小竹笋另当别论。鲜竹笋与鲜蘑菇的共同点就是比肉好吃，那时候我们没有味精等调味品，也没有条件吊高汤，全部都是清炒或清炖，不管怎么做都好吃。

    其实我的最爱还是门前的那座小水库，那是我们小孩子玩耍的场所，整个夏季里几乎每天我们都要泡在里面。我们十几个同龄的孩子，学会游泳的速度都很快，不几天我们就可以自由自在的在水中嬉戏了。随着我们水性的提高有人就提出要横渡水库了，最先横渡水库的是焦明，他在我们中间年龄最大，自然得有一个带头作用，当然他也有一种探险精神。那次他说要试试，大家担心他体力不支，建议他只游单程，即使单程也足有200米的距离。焦明由山边小路走到对岸，我们全体在这边紧张的注视着他，焦明镇定了一下便纵身下水，他先是蛙泳，中途感到累了又换作仰泳，这时我们这帮孩子开始给他打气助威，齐声高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焦明终于胜利归来，我们冲上前去与他共同庆祝，争先恐后问他的感受。焦明说“一点都不累，就是有点紧张。”焦明的成功使我们倍受鼓舞，而后赵大明、赵小刚、刘东旭、杨培军、小民豆、还有我，我们几个全都可以往返的横渡水库，并且开展比赛了，我们都有共同的一个绰号“水鸭子”。

    7月16日，是当时全国人民最重要的日子之一，它不是节日是纪念日，是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畅游长江的日子。据说毛主席他老人家酷爱游泳，而且水性极好，他特别喜欢在长江里畅游。在某一年的7月16日这天，毛主席再一次来到武汉畅游长江，以后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全国人民下水游泳的日子。

    当年《人民日报》曾这样报道：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
　　毛主席在浩瀚的江面上，时而挥臂侧游，拨开层层波涛，破浪前进；时而仰卧水面，看万里碧空。陪同游泳的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同志，和一群矫健的男女青年，紧跟在毛主席身边。
　　毛主席一面击浪前进，一面同周围的同志们谈笑风生。一位女青年告诉毛主席：“我这是第二次在长江里游泳了。”毛主席笑着对她说：“长江又宽、又深，是游泳的好地方。”陪同毛主席游泳的另一位女青年，只能游一种姿势，毛主席发现了，便亲切地教她仰游。毛主席说：“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

    江西是个水多的地方，我们住的地方远近有着大大小小几座水库。干校总部在7月16日这天也举行了规模浩大的纪念活动，记得是在三连附近的一座水库举行的，那一带的地名叫“马山”。干校以各个连队为单位，展开了不同级别的多项竞赛。活动搞得的异常热闹，大人孩子全部集中到了这里，大坝上、岸边等插满了红旗，会场中央是主席台，其背景就是一张毛主席畅游长江巨幅画像。这里完全是一片节日景象，会游泳的一定下水，不会游的在岸边呐喊，折腾了大半天活动才算结束。

    有了这次声势浩大且又有意义的活动之后，人们游泳的劲头便更是高涨，有很多不会游泳的也纷纷跳入水中。我们门前的这一小片水域是阶梯式的，7、8米一个台阶，台阶高度大约2尺。也就是说刚一下水，水的深度是到大腿根儿，往前走个7、8米就到了齐胸高，再走7、8米就刚好没过人的头顶。到了秋天旱的时候，水一退去就可以看得清楚，这水下阶梯实际上就是梯田。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找了一些竹竿儿，在深水和潜水分界处插牢，作为标记以示警戒。即便这样还是出现了几次危险，一次是年龄比我们小上几岁的王金山，一次是一位姓罗的叔叔。王金山的老父亲王子恒叔叔，应该是抗战时的干部，50年代初还上过朝鲜，王叔叔先是有了三个女儿，最后有了王金山，王金山是他家里唯一的男孩儿。王金山的三姐王金花先前生了一场大病，她在五七医院住院的时候我和我老爸还去看过她，干校连队距离五七医院有10公里以上的路途，王叔叔不能经常陪护，我老爸就抽空去关照一下。王家三个女儿，我家三个小子，我还记得老人们半真半假地还攀过亲家，所以我们两家关系一直不错。

    这天大人孩子们都泡在水里，王金山也在其中。会游泳的基本上到了深水区，浅水区留下了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王金山很认真地练习游泳，他深吸一口气然后扎到水里，使劲地的刨动自己的四肢，身体顺势向前移动几米，几下之后停下来休息休息，他就这样在深水区的边缘往复着练习。因为他是埋着头向前刨，所以他根本也看不见那些竹竿。一会儿，他不知不觉地便偏离了方向，他居然游过了深水区的警戒线，等到他要停下休息的时候脚下却已经够不到底了。王金山在水中挣扎着，几乎没有什么响动，只能看到两只小手在拼命地抓挠，他已经完全淹没在水里，我清楚地看到他的小脸已经憋得通红，我与他不过4、5米的距离，很快来到了他的身边。我伸出手去拉他，王金山慌乱中抓到了我的右手，但是他的重量却也将我带到了深水之中，我立刻也被深水淹没了，但我踩到了深水下的地面，我本能地向上一窜同时伸出左手左脚向潜水区摸过去，我的脚趾触摸到了那个台阶，我用这仅有的支撑点慢慢地拉动我和王金山两个人，我的左手还在水里乱摸，竟然抓到了插在水中的竹竿儿。我的身体悬在台阶上形成了一个大字，我用左脚尖死死地抠住了泥泞的台阶，左手拽着竹竿儿，悬空的右脚拼命地蹬水踩水，我和王金山一点一点地向浅水区移动。在移动中我也不时地往下沉，我使劲地仰着头，水已经超过我的耳朵，漫到面颊，只剩下能够呼吸的鼻子。由于王金山的作用力，也使得我下沉了几次，我也被灌了几大口水。我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勇气，也不知道为什么是那样的清醒，我没有感到恐惧也没有慌乱，我只觉得我做得很认真。我在慢慢拉起王金山的时候，还考虑到了那根竹竿儿，我要是急于求成用力过猛，那竹竿儿就有可能断掉，我是轻轻地让那根竹竿受力，左脚尖也是很谨慎的用力，因为脚下也有可能滑脱。右手慢慢的将王金山提起，给了他重新呼吸的机会。王金山露出水面喘了一口气“咕噜”一声又坠入水里，我咬紧牙关左脚一点一点的向里移动，直到左脚整个地在地上面踩实，才用尽力气将他彻底地拉了上来。

    王金山上得岸来，脸色发紫不住地颤抖。这时我才发现，不是我抓住王金山的手，而是他抓住了我的手，而且抓的十分奇怪，是他的左手紧紧地抓住了我的右手食指，只是抓住了我的一根手指而已。我将王金山带到了岸上，他的肚子鼓得像是个倒扣着的小脸盆，我让他在田埂上休息，他刚一坐下就“哇、哇”大口大口地吐起了黄水，此时他仍是惊魂未定，他仍然是紧紧地攥着我的右手食指不放。

    大部分的人都集中了过来，王金山吐了很多的黄水，那黄水还呛得他不停地咳嗦，有人给他捶背有人为他按摩。不知是谁通知了王金山的老爸，他老爸和他大姐急匆匆地赶来，她大姐已经是泪流满面，他老爸过来不由分说，先是照着王金山抡了一巴掌，然后拉起他就往家走。事情一晃过去了四十年，也不知道金山老弟现在怎样，他姐王金花我倒是见过，王金花在北京医院上班。

    罗叔叔被淹是在王金山遇险的一段时间之后，他的遭遇与王金山如出一辙，也是初学游泳，也是闷头向前，也是到了深水以后一脚踏空。罗叔叔是大人，深水将将没过他的头顶，他在水中挣扎时是忽上忽下，他张着大嘴“咕噜咕噜”发出的声音很大，那水在他嘴里就像是漩涡一样，迅速地转进肚子里。罗叔叔出事时很多人都在周围，岸上也有不少人在观看，我还记得有个岁数很大的杨庆祥伯伯，他站在岸边大声地呼喊：“老罗！老罗！”。抢在救人最前面的是我们这一群孩子，此时我们水性早已成熟，我们在水中噼里啪啦的狂奔到罗叔叔身边，7、8个小孩拉胳膊的拉胳膊，抱身子的抱身子，一下将罗叔叔抬出水面，同时从四周围飞过来了几个救生圈，没头没脑地全部都套在了罗叔叔的身上。罗叔叔上岸了，他也是惊魂未定地坐在王金山做过的地方“哇、哇”的吐了很多黄水，此时还有三个救生圈套在他的腰间。套在罗叔叔身上的救生圈都是儿童用的，尺寸很小，平时大人是很难套到腰间或胸前的，不知不觉在罗叔叔身上竟然套了三个。其实，人在危急时刻求生的意识都很强烈，很多平时做不到或做不出的事情，在那一刻都能做出来，这大概就是人的一种本能。救人的人也是一样，往往不会考虑太多，因为没有时间考虑，这也是出于一种本能。

    我们救人的事情很平淡的过去了，没有作为好人好事大张旗鼓地去宣传。但是后来我参加过很多表彰好人好事的场合，里面有不少的抢救他人的英雄事迹，有些英雄上台为我们作报告，讲述他们救人的经过。有的还比较实际，但有不少是将自己神话了，他们在报告里大肆吹嘘自己在紧急时刻是如何进行思想斗争的，毛泽东思想又是如何鼓舞他，让他毅然决然地奋勇向前奋不顾身等等。每当听到这些我总想发笑，这些人简直是太能吹了，人在危险时刻是想不到其它的。人在遇到了危险的时候不去行动，反而还在那里做思想斗争，还在那里等着什么思想鼓舞你，那就有可能连你的小命一起搭上了。

    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的活动陆续的还搞过几次，改革开放以后就没有了。渐渐地也被人们淡忘了，我也是今天无意中想起，这7月16号在那个时候毕竟是个大日子，才啰啰嗦嗦地讲述了这些……

在江西干校的岁月可以说是快乐的，因为童年总是纯真的；但同时也是历经了很多风险和艰辛的，因为干校的几年不是在大城市里，而是在偏僻落后的穷困山村，那里的生活条件、学习条件，以及其他的诸多方面都非常的落后，以至于我险些还丢了性命。

    其实从最初到了江西的那时起，我们这群孩子就出现过很多水土不服的情况，像常见的有出现荨麻疹、腹痛腹泻、浮肿等。我和我们家人是属于过敏体质，所以出现危险的概率就大大地超过了其他人。我在上山砍柴时，就经常会碰到一些能够引起我过敏的植物，搞得身上起大包，奇痒难忍。还有蚊虫、蚂蝗的叮咬就更是险象环生了，我和我哥都深受其害。我的两个哥哥是一对孪生，他们在云山（现称云居山）山脚下的“江西共大”上中学。

    大约是1972年的初夏，我们全家搬到了周田镇的“五七医院”。“五七医院”是卫生部各干校抽调的一些医生和工作人员在当地临时组成的，占用的是云山共大的部分校舍，我家就住在一间被打了隔断的大教室里，我还时常的在大黑板上写写画画的。后来医院又添新人了，我家住的教室又被隔了一截，那块大黑板被截到了一对年轻的夫妇家里。

    某一周末我哥他们回到家里。在晚上临睡前洗脚时，露出了腿上密密麻麻的大包，他们的腿上红一块紫一块的，有的已经结痂有的还在冒脓水，真是有些惨不忍睹，他们腿上大包就是被蚊虫叮咬后发炎所致，其中很多已经化脓溃烂，这让我们的父母在心疼的同时，又引起了警觉。我哥哥他们正当年少，精力旺盛，对蚊虫叮咬等很是满不在乎。觉得痒了就使劲的抓挠，抓挠破了也不在意，最后竟出现了浮肿。经过血、尿化验，他们的尿蛋白指数出现了2+，已经符合肾炎症状的指数。我哥他们利用暑假在家休养身体，经过好长一段时间，他们的尿蛋白等指标才恢复正常。在那以后我们家做菜的味道就开始清淡了，因为肾炎是要少吃盐的。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人走背字的时候喝水塞牙缝，放屁能砸脚后跟。就在我哥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也因水土不服开始感冒发烧，而且是高烧不退，扁桃体化脓，嗓子疼得说不出话。后来烧得我出现了幻觉，我躺在床上喊我老妈，说：“我怎么站不稳啊？快拉我一把！”。烧到这种程度，吃片剂四环素已经是无济于事了，只能寄希望于肌肉注射青霉素，可是我对青霉素是严重的过敏。而医生们又怕我的连续高烧不退，怕会烧出其它的什么症状，有那么句话：感冒是一切疾病的病原，感冒很有可能会引发出其它的一些更严重的疾病。对付我的严重的扁桃体发炎，最有效的只有青霉素了，可是青霉素对于过敏体质的人来说又是比较可怕的事情，但是也有个别的过敏体质的患者，成功地接受青霉素的注射的病例。医生们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决定给我注射青霉素。

    那天的事情我记得非常清楚。是中午饭后，我老妈带我去打的针，不是去的医院门诊，是在一个护士阿姨宿舍里打的。我老妈与那些医生、护士阿姨们是同事又是好朋友，那个阿姨的宿舍距离我家和医院门诊都很近，前后不过百十来米，我们拿了药和消了毒的针管以及防备出现万一时使用的强心剂等。到了阿姨们的宿舍，按照程序先在我的小臂上打了一小针，通常皮试三、两分钟即可，过敏严重的几秒钟就会倒地不起。我坐在那里等待了三十分钟，这是医生们对我的特殊观察，三十分钟后我没有出现任何过敏症状，接下来给我打针的阿姨有说有笑地给我进行正常剂量的注射。为了防止出现意外，我又在那里坐了三十分钟，还是一切正常。几个医生、护士阿姨都松了一口气，认为这次注射青霉素成功了，我和老妈走回家里。进了家门我并无异常反应，只是感到有些无力和口渴，我坐在床边对老妈说“妈，给我倒热水，我要喝烫的热水，我肚子里冷……”。老妈给我倒了一碗热水，并很警觉地观察我，因为此前我从来没有过要喝热水的习惯和要求。这时，我只见我老妈的脸色大变，她咣嘡一声扔下水碗，向门外跑去，她边跑边大声呼喊：“刘斌过敏啦！刘斌过敏啦！”。

    我此时更觉得浑身无力，瘫倒在了床上。可能是在两分钟之内吧，所有的医生们全部冲进我家，一个高个子阿姨率先进来，她不由分说，用酒精在我胳膊上刷了一下，不等它干就很用力的，象钉钉子一样将针头扎了进了我的胳膊，然后又是用力的一推，那针管里的强心剂瞬间进入了我的体内。而后那些拿着听诊器、体温计、血压表的叔叔阿姨们，开始忙碌起来，做着各种测试诊断。我记得高个子阿姨始终把着我的脉搏，同事还嘱咐了我很多话，她说：“不要动，什么事都不要动，不要起床，不要翻身。想干什么必须先说出来，然后妈妈和阿姨们替你做。”我说：“我要尿尿。”阿姨说：“尿尿也不能动。”我老妈很迅速地找了一只空罐头瓶子递了过来，阿姨此时还嘱咐我：“千万不要动，我们来给你翻身，给你翻身的时候你自己不要用力。”我老妈和医生们将我翻了个侧身，他们要求我尿尿时也不要用力，要慢慢的尿，尿得出来就尿，尿不出来就等一会儿。从这一天起，我在床上吃喝拉撒了三个多月。又过了一会儿，医生们用几辆小推车将门诊的一些抢救和监护设备陆续的搬进我家，我家成了医院的抢救室……我记得很清楚的，有一台设备通上电以后不能正常工作，他们检查了一番以后发现，是没有接地线，然后他们用我家的一根手指组的铁通条，用劈柴火的大斧子深深地砸到了地里面，有了地线那机器果然开始运转了。之后那些机器设备又来过我家几次，因为医生对我的要求是静卧在床，我无法去医院做那些复杂的检测。这个静卧可是名副其实的，我有什么事情必须打招呼，不得自行其事，否则会又发生危险的可能，也就是说死神还一直在伴随着我。医生们为了哄我这个孩子不随意乱动，以让我遵守纪律为名，要求我无论做什么都要事先报告，说这样就像个解放军叔叔了。我喝水、尿尿、翻身都要事先喊“报告”。

    我病倒以后老爸老妈还得上班，不能天天在家看护我，于是就有几位好心的阿姨轮流过来值班，记忆里好像是杨庆祥伯伯的老伴儿来过几天。我那时已经懂得要鼻子要脸了，别人给我接屎接尿是个很不好意思的事情，所以我都是憋得不行了才打报告的，老阿姨给我拿过尿罐子，我一泡尿几乎将那罐子尿满。阿姨看出我的小心思，心疼地地嘱咐我：“孩子，有尿就尿，还怕阿姨看你吗？阿姨比你妈妈年纪还大呢。”

    二个月以后我可以坐起来了，三个月便可以下地走路了，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三个月的卧床不起我大腿的肌肉已经萎缩，我已经变得不会走路了，完全像是个学步的孩子。我哥还特意为我做了一副小号的拐杖，我杵着小拐杖又摔了无数个筋斗，才重新学会了走路。

    我大难不死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五七医院”里面孩子少，我在那些大人面前就显得比较宝贝，很多孩子不在身边的大人们都赶来看我。其中一个伙房徐叔叔对我最好，徐叔叔也是属于一个历经磨难的人，他经历也比较复杂，他是一个解放兵,何为解放兵？解放兵就是被我解放军从国民党军队里解放出来的国民党兵，在国民党军队里服过役，是极其不光彩且又十分危险的事情，好在他只是个伙夫，这让他担当的罪名轻了许多。本来到了干校的人就都属于落难的群体，都是难兄难弟，按理说大家应该互相帮助互相体贴才是，可是其中还有为数不少的人依然是极其的丑恶，窝里斗，欺软怕硬互相残杀。徐叔叔就被那些多事的人揪斗过。记得批斗他时，那些造反派们逼问他在国民党部队里干过什么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的事情，徐叔叔说“我只是个做饭的，我没干过坏事，我的事情我早就交代过了。”，“好啊，你还不老实！再交代一遍！”。“我就是给那个营长炒过小炒，他们那些当官的喜欢吃喝，我也是被逼的……”。“你是专门伺候国民党大官的，你专门为他们开小灶！你怎么就不知道弃暗投明呢？打！打这个国民党的走狗！”，徐叔叔被打的鼻子窜血翻倒在地……

    在我患病休养期间，徐叔叔经常地来看我，每次来都能从衣兜里拿出一些小橘子、小苹果、小黄瓜、小西红柿之类的。还有很多次是送他亲手做的热汤面，徐叔叔做的热汤面好吃极了，其实就是最普通的煮挂面，然后卧上一个鸡蛋，汤里少许的有点酱油和葱花儿，香喷喷的我可以一气吃完。过去这么多年了，各种风味的面我也没少吃，但好像还真没有哪家餐厅，哪个大厨做的面能够比得上徐叔叔的热汤面。只可惜我已经四十年没有吃到过了，也不知徐叔叔现在怎样，我无法联络到他，甚至不知道他是否还健在。

    那些好心的叔叔阿姨们（医生）对我非常的爱护。当时的医疗手段还很有限，为了能够彻底将我治愈，很多人都想法设法的去寻医找药。终于有一天一个叔叔带来了好消息，说是寻到了一剂偏方，他们便很迅速地组织队伍上山采药，然后晾晒烘干切片。那药是一种野生植物的根，煎出来的药汤子是黑色的，苦的难以下咽。每次喝药之前都是我老妈陪我一起高声背诵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那时候我就知道毛主席和他的语录，都有着一种可以战胜一切的神奇力量。这几句话我连续背诵了好几年，因为我喝了好几年的苦药汤，三年之后我居然喝好了，喝那苦药汤还让我懂得了“忠言逆耳，苦口良药”的含义。

    还要说的是我那时候小，并不懂得那些尽职尽责的医生和悉心照顾我的叔叔阿姨们，为了我而付出了多少的艰辛和劳累，甚至痊愈以后也没有去说声谢谢。若干年后我又见到过他们中间的两位，当我向他们表示谢意，说明他们是我的救命恩人的时候，他们只是淡淡的一笑。我知道我只是他们救助过的千千万万个少年儿童之一……

    我刚刚参加了富贵儿加入少先队的仪式，亲眼目睹了我儿这历史性的一刻。我深切地感到了他那幼小的胸膛里，正在涌动着的一股澎湃的热血，一个七岁的小小少年和他的那些同学们，竟是那样的庄重、严肃，一个个都是无比的光荣和自豪。这一幕真的让我激动不已，也让我想起了我四十多年前，在江西“五七小学”的茅草棚子里宣誓的情景……

    加入少先队对于孩子们来说是其人生中的一件大事，是他们人生中一个很好的起点，这将激励他们一生，激励他们好好学习，成为一个真正的好孩子。我端着相机一口气拍了一百多幅，我必须记录下这一庄严的时刻，日后富贵儿长大了，也好让他能有一些深刻而美好的回忆……

    入队仪式开始了，先有稍大一些的少先队员，手执少先队队旗从同学们面前正步走过，所有少先队员向队旗敬礼，同学们齐声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几十年没有参加过这种场合了，我真的被孩子们感染了，尤其是那队歌，是多么熟悉的乐曲，此时我有些激动，有些热血沸腾……是许多年来都未有过的一种真实的感觉……

    辅导员老师宣布新入队的同学名单，第一批新入队的有80名同学，他们将走上前来举起右手一同宣誓。

    由高年级队员给小同学受巾，富贵儿的面前是一位高年级的大姐姐。

    紧接着就是宣誓了，辅导员手拉着队旗的一角，带领新队员们共同宣誓。

   此时的会场庄严肃穆，富贵儿也是从未有过的严肃，他和新队员们一道，握紧小拳头庄严宣誓：要为共产主义而奋斗……

   回到座位上再次向队旗敬礼，其实都是事先练习过的，但此时富贵儿而可能过于激动，忘记了标准的敬礼动作，他完全像是在敬一个军礼。

    赵老师过来给富贵儿纠正了动作，他的手才又高抬起一些，看他的神情，是更加的严肃和认真了。

    他坐下来以后爱惜地抚摸着自己的红领巾，这个动作到是与我小时候一样，兴奋之余是要好好看看这红领巾的。不同的是，现在的红领巾的质地很好，我们那时的红领巾是粗棉布的……

    我等着他回来，好好地让说说带上红领巾的感受……

    今天是5月30日，明天31日是我儿富贵儿的大日子。为了迎接六一儿童节的到来，富贵儿他们小学将要举行隆重的一年级新生加入少先队的仪式。他将成为一名少先队员了。

    其实富贵儿早就已经是激动不已了，他刚才九点多就上床准备睡觉了，可这小子却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我有些生气地呵斥他“快点闭上眼睛！”。

    富贵儿很无奈地说：“老爸，我睡不着。”

    我问：“为什么？”

    富贵儿说：“我明天就要加入少先队了，有点儿兴奋。”然后他又问我，“我是不是很光荣啊？”

    我赶快应和道：“是的是的，你很光荣。可是你为了明天的仪式，就该赶快闭上眼睛。”

    富贵儿很努力的闭上了眼睛……

    富贵儿慢慢地睡着了，我却进入了遐想和回忆。开始我因为他稚嫩的语言而感到有些好笑，这小子居然还会感到光荣。而后我又觉得很是欣慰，因为富贵儿懂得了加入少先队是件光荣的事情，而且答应我以后会更加努力的学习。

    我们过来的人对于加入少先队早已经是不以为然，可是对于富贵儿来说则不然，这毕竟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第一次面对这样一种光荣的事情，我深深地为富贵儿感到高兴。也不由地让我回想起我小时候第一次加入少先队时候的情景。我那个时侯都有过什么想法和有过什么举动？也是同样的睡不着觉？细节实在是没有了，我静静地坐在这里使劲地回忆，拼命地回想，有些印象深刻，有些只是比较零碎的片段。

    我只记得我也是七岁一年级时加入少先队的，那会儿正是如火如荼的文革运动，少先队叫做“红小兵”。我在东交民巷小学读一年级，班上除了“地富反坏右”的后代和学习实在差劲的，基本上全部都加入了“红小兵”，我们在白布衬衫的左臂上，用别针别上了“红小兵”的臂章，是红色菱形塑料烫金字的臂章。

    第二年我跟父母下干校，在干校“五七小学”又重新加入了一次，而这一次就不叫“红小兵”，也不是带臂章了，而是叫少先队了，是在脖子上系红领巾了。

    在干校加入少先队的事情印象很深，可以说是永不忘怀。因为是有些小小的挫折。

    五七小学搭建了一个很大的茅草棚子，像是一个小礼堂，学校集会就在这大草棚子里面。这天，学校举行第一批加入少先队的仪式，老师叫加入少先队的同学们站在前面的台子上，我很自信的也站在其中，可是班上的老师过来，将我拉回到座位上，说“这一批没有你。”，我解释说我原来就是。这时老师严肃起来，告诉我说“你的学习成绩下降，这第一批没有你。”我顿时感到头脑发蒙无地自容。我羞愧难当地坐在那里，眼看着老师给那些加入的同学们佩戴上红领巾，我对他们是羡慕不已。

    晚间在单位的食堂吃饭时，那些加入少先队的同学们都是欢天喜地的，一个同学不慎，将长长的红领巾泡在了菜汤里，于是他们开始为吃饭时该不该拿掉红领巾而展开争论。我很知趣地端着饭碗坐在远处，看着眼前的一切，我用余光偷偷的看了看我老妈，老妈此时的脸色有些难看……

    回到家里，老妈没有责备我，只是轻声地问我为什么没有加入少先队，我如实地回答学习成绩下降了。老妈让我拿出书本问我哪里不会或不明白，然后在酷热的夏夜里，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为我辅导功课。这天还有一个作业——写作文，要求是参加劳动、爱劳动一类的内容。老妈提醒我说，你平时不是参加过很多劳动吗？好好想想，可以写一些劳动的体会。于是我把平时劳动的情景描写了出来，写了大人们热火朝天地干活，我们小孩子给大人们端茶递水；还写了大人们很辛苦地割稻子，我们小孩子在后面拾谷穗；讲出了粮食的来之不易，要珍惜粮食，要做到颗粒归仓。是老妈教给我这句成语——“颗粒归仓”的，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学到的一句成语，也是第一次将成语用在了作文里，而且还是用在了作文题目上，使我的小小作文前后呼应。

    一个星期以后，校长让我在那大草棚子里宣读我的作文“颗粒归仓”，然后给我配戴上了红领巾。

    明天富贵儿就要戴上红领巾了，我问他：“加入少先队以后要怎样？”

    富贵儿说：“更要好好学习呗。”

    我问“哪还有呢？”

    富贵儿说：“还要听话，有纪律。”

    我使劲儿的揉了揉他的脑袋，说：“还要讲诚实，知道什么是诚实么？”

    富贵儿：“当然知道，就是不说瞎话。”

    嘿嘿，这就是让我感到欣慰的地方……

    《北京青年报》要搞一期“名人与表”的采访，年轻的女编辑张琳打来电话，问我就有关手表有什么可以说说的。我给她讲述了几小段我与手表有关的经历。是的，我这里总有说不完的故事。

    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北京曾有过几次大规模的时尚流行，比如：春、秋季节里面流行喇叭裤、夏季里流行过劣质的港式T恤衫，配戴蛤蟆镜和平光秀朗眼镜，再打上一把不锈钢管的太阳伞；冬季则是毛哔叽军大氅和羊剪绒帽子。这比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的流行趋势要高级了很多，七十年代初还是很土的，主要也是物质匮乏和百姓生活的不富足，以及闭关自守、眼界不开阔造成的，那时候我们的轻工业很不发达。有一句话很有代表性，基本概括了当时的状况。“皮鞋洋、回力狂；白边懒汉是流氓”，白边懒汉是指一种白塑料底子布面的鞋，白塑料底子的上层有一层白布边儿，俗称“白边懒”，塑料底子的布鞋都算是好东西了。这“白边懒”四块多钱一双，由于这鞋属于流行款式，所以不论什么地方销售，一定会排起长长的队伍。王府井东风市场（早先和现在的东安市场）里的鞋帽柜台前，就经常出现数百人疯狂抢购“白边懒”的壮观景象。通常，在“白边懒”到货之前，消息就已走漏风声，时髦的男青年早早地聚集于此，商场不得不多派人手出来维持秩序。维持秩序的人基本都是商场的员工，此时他们的身份变成了工人民兵，工人民兵在老百姓心里还是很有震慑力的，因为工人民兵有权利抓人，还有权力动手打人。羊剪绒帽子更甚，前进鞋帽店（早先的同升和）经常是在夜间销售羊剪绒帽子，冬季寒冷的夜晚，王府井大街的商店早已关门闭户，约莫9-10点钟了，该店打开一个小门缝儿，两位老师傅隔着铁栅栏买帽子，价格从17元到23元钱不等。我二哥的羊剪绒皮帽子就是这样买到的，他从同学那里得到消息，晚上我陪着去的。

    回力球鞋将近10元钱一双，穿得起的人不多，皮鞋10多元钱至20多元钱一双，更是让人望尘莫及，所以“皮鞋洋”是指非常富有的人，很洋气的人。那时候谁的脚上蹬着双皮鞋，也是能够叫人刮目相看的，有钱人至多是一双翻毛皮鞋，有钱和有分身的人才穿打鞋油的皮底皮鞋。那时候的人仔细、讲究，很多人在皮底子上钉上个铁掌，以免鞋底磨损过快。钉上铁掌走起路来“嘎嘎”作响，远远的就知道这人穿的是皮鞋。

    读高二时，也就是我们的青春萌动期，很多男同学便开始想方设法地修饰自己。我们班上有个同学，花了八块钱从委托商行（二手店）买了一双二手的老式黑皮靴，他穿上了崭新的旧皮鞋，神情立刻严肃起来，下巴颏朝上抬高了很多。早晨上课他故意迟到几分钟，等全班同学安静地坐好了，他一声清脆的“报告！”，然后推门而进，“嘎嘎嘎”地走向自己的座位，其神情像是穿了双八百元的皮鞋。那时候委托商行也是人们经常光顾的场所，那里品种繁多琳琅满目，有很多的老东西，而且价格便宜，有钱没钱的都很愿意到里面转上一转，在委托商行能看到很多从未见过的稀罕玩意儿。今天的著名收藏家马未都先生——我马哥，当年就在委托商行里淘到过不少旧皮鞋以外的好东西，他那个时候就独具慧眼，真可谓深谋远虑，令人佩服。我们班那位穿旧皮鞋的男同学，挺胸抬头“嘎嘎嘎”地走进了教室，他一进门就有人认出了那双旧皮鞋，便大声喊道“委托商行的！”，全体同学哄堂大笑，这些都是我自己经历过的……

    再后来，北京的年轻人又比较流行戴手表了。其实，古今中外，自打有人发明了手表那天起，全世界凡是带得起手表的，都很向往自己能够拥有一块好表。七十年代我们国家还不富足，个人的腰包也都是瘪瘪的，年轻人向往好手表，但是买不起。再说，那时候没有什么太高档的手表，基本上都是国产手表，大众化一些的是17钻的，好一点的是19钻和21钻的。钻就是钻石，19钻就是指这表里面有19块钻石，但这钻石不是镶在表面让人看得见的，是内部机械部件，类似轴承的道理和作用，能减少金属间的摩擦，也可以提高手表的准确度。钻数越多说明手表的档次越高，时间走得也就越精准。手表在当时是“一大件”，一般年轻人结婚才置办，谁手腕子上添了一块手表，周围的同事都会上来围观，品头论足大大的议论一番，还会成为很长一段时间的话题，有人羡慕有人嫉妒。我记得我们院子里有一位老三届的大哥，他在山西插队，后来又去矿上挖煤，挖煤是个高工资的活计，听说他月工资90多元，尽管挖煤很苦很累，还有一定的危险性，但他的高工资还是很令人羡慕。他当时就买了一块价值300多元的瑞士梅花表，300多！其价格昂贵令人咂舌。这块瑞士梅花表在我们周围还是引起不小的轰动，那大哥平时有事没事的就在马路崖或院子里一坐，左手腕子朝上，以不经意的方式来展示他那块名贵的手表。不久那大哥结婚了，想必那表起了相当的作用。

    我拥有第一块手表大约是1980年的春天，那是一块不到10钻的国产全机械腕表，具体牌子想不起来了，价格大约在40-50元左右。那时我高中刚刚毕业，正准备考戏剧学院。我父母为了鼓励我能够顺利地考上大学，特意为我买了这块手表，好像还是托了什么人才买到了价格如此低廉而又实惠的手表。在这之前，国产手表也都是100多元以上。七十年代末，尤其恢复高考以后，知识分子陡然增多，国内的一些厂家为了顺应市场的需求，便生产了价格比较低廉的手表。刚出来时可能是供不应求，需要托人才能买到。

    应该说我的这块手表完全就是家长对我的一种嘱托，是一种督促，也是一种希望。父母对孩子总是抱有很大希望的，送给每一样东西都有更深一层的意义，更不要说几十元的手表了。后来我进入了戏剧学院，这块手表一直伴随着我度过了四年大学的光景。在校期间因为表演课、形体课等诸多原因，这表我很少带它，以至于到了现在仍然保存完好。我翻箱倒柜终于将这块珍藏了多年的廉价手表找了出来，哦！是苏州产的手表，好像就叫“苏州牌”，我给他上了上弦，居然还能走。我贴出来也让大家瞻仰瞻仰——

    我又查了一下相关的资料，这苏州手表是1978年12月开始注册生产的，原来的苏州手表厂，现在叫苏州手表总厂。这款手表我是1980年初得到的，是我一生中的第一块手表。

    1989年以后的一段日子，我、姜文、英达、江澄、刘小宁等经常聚集在一起打麻将，很多时间都是在我家里。当时央视有一个著名的栏目叫“每周一歌”，我们几个就沿用了这个词，我们每周一次聚在一起打麻将。我们也叫“每周一搁”，谁输钱了就等于把钱搁下，此“每周一搁”非彼“每周一歌”，同音不同意；音同意不同。那时英达从美国学习回来，身上自然有不少的洋玩意儿，一次他来“每周一搁”，将手表脱下放在旁边，我们鏖战一夜，一个个睡眼朦胧萎靡不振，天将亮时英达急匆匆地回家睡觉，将他那块进口手表忘在了我家。我收拾房间时发现了它，我赶紧给英达打过电话去，告诉他手表忘在我家了。英达说先放那儿吧，回头再拿。我们又陆续的几次在我家里打麻将，可是每次玩完之后英达和我依然是把手表的事忘得干干净净。一段时间以后我接拍了北影陈国星导演的电影《情惑》，这部电影的外景地在秦皇岛。临出发时我又看到了英达的手表，这时我才仔细地打量打量了这块手表，这是一只卡西欧电子表，个头不小黑色的，液晶显示屏，正面侧面满是按钮，让我有些眼花缭乱。平时显示的是北京时间，一按其中的一个按键，它就会出现东京、莫斯科、纽约、伦敦、巴黎等时区的时间，而且还有很快的毫秒的显示。我想我带上未必不是好事，也许拍戏还能派上用场，毕竟这是个不多见的时髦玩意儿，于是我将它带到了秦皇岛。

    在秦皇岛拍戏的某一天，全组的小伙子们一起到海边游泳，

我们到了一块开放的海滩，很多人在这里自由自在地玩耍嬉戏，所有人都是自己看管衣物，沙滩上到处都是一小堆儿一小堆儿的衣服，完全一片祥和景象。

    剧组的人多，衣服堆放的相对集中，可是临要下水时，我想到了这块手表，我想别让海水腐蚀了这块不错的手表，我想了想应该讲这表藏好。于是就在衣服下面挖了一个小坑，将表埋在沙子里然后用衣服盖上，又四周围看看，没有发现有人在注意我的动作，才很放心地向大海深处游去。大约一个小时的光景，我们上得岸来，衣服还是原来的模样摆放在哪里，但是竟然不见了那块手表。十几个人将这一片沙滩翻了个遍，也还是没有，挺好的一块手表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消失了。丢了东西心里是十分的懊恼，懊恼我的“聪明过头”。后来又这样慰藉自己：一块电子表没几个钱，偷表的想以此发财是没有可能的。

    回到北京我琢磨着向英达如何交代。想好了就又给他打了电话，说：你总是不来拿你的手表，就说明这表就不该属于你！

    英达似乎是明白了我的意思，说：行，那你就先带着吧。

    我进一步试探着：那表多少钱哪？

    英达死活不告诉我，说：你就带你的吧，问多少钱干嘛。

    此时我只好全盘托出，我说那表让我给弄丢了，你告诉我多少钱行么，我给你买一块去。

    我将事情经过讲给英达，英达呵呵直乐将我嘲笑一番，说见过蠢的，但没见过你这么蠢的，那么好的表怎么能怕海水呢，不但不怕，而且还能下潜100米以上！那表不属于我也不属于你，多少钱你也别管，丢就丢了，就别再提了……

    在那以后，我特别注意各种商场里的卡西欧手表柜台，想一探究竟，看看那表到底价值多少，但是很多年里都没有见到过同样的款式。事后才知道那是一只价格不菲，能够显示世界时间，具有很多项功能的运动型电子手表，我在境外的一些时尚类的杂志上看到过该款手表的广告，那表应该是卡西欧品牌里面比较顶级的产品。

    从前对手表有过一些想法，现在已经不注重这些了，谈不上爱好，因为不经常戴手表。可能是我们这种职业的关系，手表在我们这里更是一种饰物，而我们是不能随意配带饰物的，我们经常拍戏，演戏是以所演的人物出发，必须佩带一些个与人物身份相符的手表，而且还要注重年代。我在电视剧《情证今生》里，饰演一位大牌经纪人，我们的制片人王仍林，就拿出他那价值十万元以上的金手表给我当道具。当然有过丢表的教训，以后还是仔细了一些。

    至于我喜欢什么风格款式的手表嘛，说来也很简单。男人一点的，庄重一些的，时间精准的，比较传统样式的就好了，价格适中也就行了，完全没有必要为了块手表把自己搞得很累。尤其像我这种容易丢表的，值钱的手表弄丢了还不够心疼的呢。

    近20年的事情了，经张琳提醒才又想起。回忆往事也是我比较愿意做的事情，因为常常是美好的回忆。

    从那天起，也就是与少峰一起喝茶的那一天起，从喝到铁观音的第一口起，我就染上了这么一个喝茶的习惯。在后来的这几年里，我一直在喝，几乎国内所有的高档茶都喝了个遍，什么福建铁观音、台湾高山、武夷大红袍、安徽太平猴魁、云南普洱、西湖龙井、信阳毛尖等等，尤其偏爱铁观音。

    少峰老弟就是来自福建泉州，而安溪是泉州的一个县，少峰和他的家人以及一些当地朋友，自然全部都是铁观音的品茶高手。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不少的知识，也品尝了很多好茶。

    这次来到泉州，特意赶到铁观音的老家——安溪县。想参观一下这里的茶园，看看茶农们生活得环境，亲眼看看这里茶农的制茶工艺。

    泉州安福寺的常持师傅是我的好朋友，他热情地迎接并为我全程安排妥当。到达的第二天我们就驱车前往安溪的大山里……

    去往安溪的公路上。

    到达了海拔800米的高度，眼前就是一望无际的茶园，远处是安溪的最高峰。茶农们祖祖辈辈就是从这里收获的。

    翻过最高点进入土路，前面就是茶农们的村落了，这里很多茶农的房子还是干打垒的。

    茶农的房屋基本上都是相同的样式的相同的结构和相同的材质。基础是石材，地面以上是干打垒，而且都是两层的楼房。

    此时已经临近正午，天气还是有些炎热，但是进到茶农家里，却是一片凉爽。这时才感觉到茶农房子为什么全是这个样子，这是劳动人民的智慧。到了酷热的夏天，不管外面有多热，房子里面却很凉快，进到院子就能感到凉爽。

    房屋年头有些长了，干打垒早已彻底的干透，墙上满是裂缝，还能从裂缝中见到“光”。

    这就是简陋的制茶的房子了，架子上的大笸箩是晒茶青的。

    刚刚出炉烘炒过的茶叶，他们干活儿都是打着赤脚。

    又在烘炒一炉，我好奇地伸手试试转炉里的温度，据说控制烘炒的温度很重要，会直接影响到茶叶的质量。

     此次泉州之行收获不小，有当地的一些好朋友帮忙，还是找到了一些好茶，我好好选购了几种，常持师傅又特意送给了一些，我北京的茶友们、好哥们们又有好茶喝了。今年的春茶质量着实不错，五月三号以前一直比较干旱，之前的茶都有一股秋茶的浓郁。雨后的茶叶不免有些薄气，好在这次搞回来的都是三号以前的好茶……

      五一国际劳动节是全世界无产队级、劳动人民共同的节日。

    记得以前听说过，这个五一劳动节是美国人发明的，具体什么事由却又说不清楚。今天重新查阅了一些资料，算是比较明了了，也摘录下来说给大家听听。

    那是一百多年前的事情了，1886年5月1日，美国芝加哥爆发了二十一万六千余名工人为争取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而举行的大罢工，经过艰苦的流血斗争，终于获得了胜利。为纪念这次伟大的工人运动，1889年7月第二国际宣布将每年的五月一日定为国际劳动节。这一决定立即得到世界各国工人的积极响应。

    1890年5月1日，欧美各国的工人阶级率先走向街头，举行盛大的示威游行与集会，争取合法权益。从此，每逢5月1日这一天世界各国的劳动人民都要集会、游行，以示庆祝。中国人民庆祝劳动节的活动可追溯至1918年。是年，一些革命的知识分子在上海、苏州、杭州、汉口等地向群众散发介绍“五一”的传单。1920年5月1日，北京、上海、广州、九江、唐山等各工业城市的工人群众浩浩荡荡地走向街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集会，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五一劳动节。

    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49年12月将五月一日定为法定的劳动节，是日全国放假一天。节日到来时举国欢庆，人们换上节日的盛装，兴高采烈地聚集在公园、剧院、广场，参加各种庆祝集会或文体娱乐活动，并对有突出贡献的劳动者进行表彰。

    记得我小时候的五一节还是很热闹的，那时候的重大节日只有“五一”和“十一”，一个春天一个秋天，气候也好。“五一”、“十一”时，北京的上空会整天的飘响着欢快的乐曲，所有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起先，五一节天安门广场要举行盛大的游行，一些工人、农民等劳动者，组成各种队伍，簇拥着装满劳动成果的彩车，从长安街由东向西走过。毛主席等老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游行的人们。到了夜晚，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华灯齐放，松柏树上还有数不清的点点繁星般的小彩灯，北京城的老百姓家家倾巢出动，扶老携幼的在这里漫步，享受这浓郁的节日气氛，直到深夜人们还久久不愿离去。后来“五一”.“十一”不搞游行了，开始在北京的各大公园举行游园会，游园会更是热闹，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游艺活动，还有各类文艺演出等。我那时候成天盼望着五一节，节日里我可以不写作业，可以尽情的玩耍。

    五一当天，那些没有参加游行和游园会的人们，也是一大早就起来了，自发的组织起来，拿着各种劳动工具参加劳动，大部分都是植树、平整院落和打扫卫生等。到处是欢歌笑语，人们享受着劳动带来的快乐，享受着劳动者节日的快乐。

    呵呵，劳动能给人带来快乐吗？仔细想起来这是一件挺不可思议的事情。其实劳动者本身在劳动时很少能有什么快乐，因为很多种劳动都是一些相对简单而又很辛苦的劳作，它更多是汗水和艰辛。比如种庄稼、种菜等，尤其是南方一些地区到了双抢时节，那真是难以想象的劳累和辛苦，那段时间都是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儿。这也让我想到为什么很多人想要摆脱那种纯体力的简单劳动，想必很多种劳动还是过于辛苦。但是很多种劳动又是不完全一样的，很多劳动是有创造性的，是能创造很高价值的。很多劳动的成果能给他人带来快乐带来方便，能够造福后人。我想，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流大汗的劳动应该越来越少，劳动本身给劳动者们带来的快乐会越来越多。无论怎样，当人们经过自己辛勤的劳动以后，能够看到自己劳动成果，并能给其他人带来快乐，的确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我从小就参加过各种各样的劳动，其中有汗水有辛苦，的的确确很辛苦。记得盛夏时节割稻子，烈日当头酷热无比，老阳儿晒的我后背发疼，汗水经常能迷了双眼，那不也得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玩儿命干。但是当劳动成果展现眼前，便有一种令人欣慰的成就感。那时候我们受的是这种教育，热爱劳动，鄙视享乐主义。那时候几乎所有人都是积极的参加劳动，而且干起活来是真使劲儿；反之，就会被人称之为懒汉，对了，现在已经没有懒汉一说了。

    很长时间没有劳动过了，今天我特意为自己安排了一次劳动，好好过过这个劳动节。我把院子的小树移动、整理了一下，挖坑、栽种、浇水一气呵成。就是因为很长时间没有劳动过了，结果拿着铁锹没干几下就已经大汗淋漓了。我站在那里想笑，现在居然变成这样弱不禁风了，简直就是个懒汉，快成为废人了，而且很可能明天早上还会出现腰酸背疼的情况。看来，还是应该多为自己找些机会，正儿八经地参加一些劳动，哪怕只是出出汗，就好比是锻炼身体也行。总而言之，劳动是利人利己的好事情。

    今天我劳动了一下下，心情无比的舒畅……我还特意留了一部分活儿没有干完，还有一棵石榴树需要移栽，等明天带上我儿子富贵儿一起干，给他培养培养爱劳动的好习惯，也给他讲讲这个劳动节的来历。

    向天下所有的劳动人民，致以节日的问候！

 时间真是过得飞快，转眼间就是一年了。

 去年的四月初三我到了山西，去看望我的好友“老六”，免不了先是热闹而丰盛的“洗尘”宴。吃了晚饭“老六”问我到山西最大的心愿是什么？我说：去趟五台山。上五台山是我多年的愿望，而以往多次都是阴错阳差的过去了，几次到了山西到了太原也没去成五台山，总是擦肩而过。老六说：那就休息一天再去吧。我坚持说：来了就该先去五台山，最好明天就去五台山。

  第二天四月初四，一大早我们启程。路上老六说：斌哥你要早一天就好了，四月初三是个大日子，是文殊菩萨的诞辰日。我忙问今天是四月初四吗？而后拿出手机查日子，果然是四月初四。嘿嘿，老六，今天是文殊菩萨的诞辰日，四月初四是文殊菩萨的诞辰日。老六恍惚地问：文殊菩萨诞辰日是四月初三还是四月初四？说着他就给殊像寺的师傅打电话，他想先与五台山的师傅打个招呼，等我们到了好有个接应。打了很久对方没有接，老六说：可能就是今天了，那边忙的都不接电话了。

  过了一会儿电话终于接通了，老六扯了谎说：北京来了一位重要人物，一位领导，你在寺庙等好了……

  三、四个小时转瞬即过，我们一行来到了五台山殊像寺，我终于到了仰慕已久的佛教圣地五台山。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文殊菩萨是智慧的化身，通俗些解释：文殊菩萨是佛教里面管文的，尤其是文化、文艺界，每年无数的人来这里祈福烧香，祈祷子女学习好，起到孩子们升学顺利等。

  殊像寺的释常瑞法师已经等在那里，远远的他就举起手与我们打招呼。当我们走近时，释常瑞法师笑了，他过来拉着我的手问老六：这就是北京来的领导吗？我可是一直站在这里等的啊。不过，你的确是重要人物，我看过你的很多电影、电视剧，你是中国演员里的这个！他竖起了大拇指。

  释常瑞法师牵着我的手一直来到寺庙中间，领着我在寺庙里参观，并把我介绍给其他的一些法师们。

 我在释常瑞法师引领下，很虔诚地朝拜、进香、磕头、作揖……

 在参观朝拜了其他寺庙以后又回到了殊像寺，释常瑞法师依然等在那里，他此时已经为我准备了一份礼物，一尊十分精美且价值连城的文殊菩萨像。老六看了以后，不无妒忌地说：这么大的礼！我都没有这个待遇……一旁的导游小姐也惊呼起来：很多大领导来了也没有这个待遇，这尊佛像太珍贵了，花钱也请不到的！

 我当然更是激动不已，多年来一直想上五台山，第一次来就赶上了大日子——文殊菩萨诞辰日；来到殊像寺又遇见了一见如故的释常瑞法师，释常瑞法师第一次见到我，就送给我这样一份珍贵的礼物。回到驻地就急忙给几位宗教界的朋友打电话，报告我的好消息，报告我今天所遇到的一切。几位大师都是同样的一句话“你太有缘了，与五台山有缘，与佛教有缘。”

 四月初四，我的心情极好。从来没有过的一种舒畅。结交了山西老六这样的好朋友，整个山西之行全是老六招待，并全程陪同；是他帮我圆了上五台山的梦想，又让我很荣幸地认识了释常瑞法师。

 今年的四月初四又到了，我很虔诚地给文殊菩萨上了香。

 今天，释常瑞法师给我发来了信息，说今天五台山殊像寺举行盛大法会，他在那里为我和全家祈福，愿佛光普照我们全家。

 我深深地感谢释常瑞法师，感谢他对我和全家的关心与照顾！我给释常瑞法师回信说，我还会去五台山的，我会去看望他……

 阿弥陀佛！

    一九六五年，我四岁了。

    三岁时我家还住在北京医院的三号楼里，后来北京医院大兴土木，在本部的南院盖了几栋宿舍楼，宿舍楼还在建设之中，一部分医院职工和家属就暂时住在三里屯，具体位置我实在说不上，但是在一片红色的楼群之中，现在那些红砖楼好像还在。

    院里有一个大我四岁的马军哥哥，与我的亲哥同龄，但是属于他们里面最淘气的一个。

    一天，马军没有上学，见我在院子里独自玩耍，便上来与我说一同去北京医院，北京医院是我父母上班的地方，马军的父母与我老爸老妈是同事。因为想要见到老爸老妈，就同意了与他同行的建议。我那时四岁，对距离没有任何感觉，也不懂得用什么样的方式，乘坐什么交通工具，走哪些路线才能到达北京医院，于是就稀里糊涂地跟着马军哥哥上了路，甚至都没有跟我奶奶打声招呼。小孩做事就是这样，从来都是不会替大人考虑问题的。

    试想一下，那时候我才四岁，马军哥哥也只有八岁。从三里屯到东单崇文门一带的北京医院，大约有七、八公里到十公里的样子吧，那可是不短的距离。我们身上分文没有，开始了徒步旅行。那时候，大白天的北京城里可以走任何车辆，汽车的数量稀少，公共汽车、大卡车、小轿车都很少，等我识数的时候经常蹲在路边数过往的车辆，数上半天，也就几十辆而已。自行车也不是很多，自行车还算是紧俏商品，自行车不仅价格高，而且还得要一些什么工业券、够车票一类的特殊票证才能购买，很多人都是步行。

    我和马军哥哥走在了大街上，开始时，大街上的车水马龙多少能叫我眼花缭乱，能够分散我的注意力，不管走的快与慢，反正不觉得累。但是，渐渐地我的体力有些不支了，马军哥哥见我走得累了，就让我坐在马路沿儿上歇会儿，歇上一会儿就继续往前走。不知走了多久，也不只走了多远，我真的有些迈不开步子了，感到又饿、又累，就又坐在了马路沿儿上。马军哥哥处在了进退两难的地步，他四处张望着，恰好，不远处有一个“合作社”的水果摊，不少的人聚在那里，还小小的有些拥挤，马军哥哥叫我等在旁边，他自己挤了进去。我很清楚地记得马军哥哥还大声地问售货员“梨多少钱一斤？”，他左手举着一个鸭梨，右手悄悄拿起另一个鸭梨放进了裤兜里面，我傻傻的看着马军哥哥的举动。片刻，马军哥哥鼓着两个小裤兜回到我身边，拉起我疾步往远处走了一段，他看看四下没人，然后让我坐定，从兜里掏出两个鸭梨，在裤腿上蹭了蹭递到我面前，说：“吃吧。”

    时间过的久远，具体我是怎样吃的那梨，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出，我一定是大口大口地吃着马军哥哥偷来的鸭梨，那鸭梨一定是特别的香甜可口，在饥渴难耐的时侯，能吃上鸭梨可真是一大幸事，一定好比是久旱逢甘露。吃了鸭梨还要继续赶路，可是没走多远我又走不动了，这次不是又累又饿，是真的腿走累了，实在是走不动了。

    现在想起来也真是不可思议，我真不知道我自己是怎么被马军哥哥忽悠的，很轻易的就这么跟他走了，在路上又累又饿的艰难，身边也没有大人陪伴，我竟是没哭也没闹。

    万般无奈之下，马军哥哥又想出一个办法——扒着马车走。

    我很清楚地记得，那是一辆两个轮子的大马车，驾辕子的是一匹高头大马，车把式坐在车的前端，车上没有什么货物，大概是卸了货的。那马车慢吞吞的在大马路上行走，我们两个像两只小猫一样的，低着头尾随了一段，然后用手扒住了后面的木头架子，双脚一悬空。我是人小手也没有力气，我们扒着马车只走了十几米。下来以后紧跑几步再扒上一段，就这样重复的扒了几次马车。虽说不能彻底解决疲劳，但也还算有意思，扒马车让我觉得挺好玩的。但是好景不长，我们的动作很快就被车把式发觉了，那车把式反应沉着动作熟练，想必他曾经不止一次地遇见像我们这样扒马车的，车把式看也不看，只把手里的大鞭子一挥，“啪”的一声脆响，马军哥哥应声落在了地上，我吓得也赶紧松了手。

    马车渐渐远去，待马军哥哥从地上爬起来时，他的手背肿上起了一道长长的血印子，他是被那没有人性的车把式狠狠地抽了一鞭子。打那以后的多少年里，我对所有的车把式都绝对的没有好感，而且总想找机会把他狠狠地揍上一顿。

    实在是想不起来马军哥哥到底是怎么忽悠我跟他徒步走到北京医院的，但合理起来也挺简单。北京医院对于我来说是有很大的吸引力的，北京医院在北京算是个不小的单位，它分为南北两个院子，南院是职工宿舍区，北院是给人看病的医院。那时候北京医院的地位比较特殊，主要是为中央领导和党政机关的重要人物们服务，集中了国内大批的医学专家。就算是近水楼台吧，医院里面的各种活动就相对丰富一些。比如放电影，那时候北京的很多机关单位晚上放电影，北京医院就经常放，不是花钱买票的那种，那时候没有版权、没有票房那么一说，一说晚上有电影，大家吃了晚饭就会跑去占座位。北京医院的门诊楼的三楼就是一个小礼堂，那里经常放电影，逢“五一、十一”的，职工们还以科室、处等为单位，在里面组织演出。文革时期北京医院就组织过一台完整的歌舞演出，回想起来那演出还算正式，还算严谨，关键是所有人都是极端的认真。表演人员身着各个时期的服装，有红军、八路军、新四军、民兵、老百姓等，手持大刀长矛、长短枪，还有拿着毛主席语录的，把自己画上黑眉毛黑眼皮，再涂上红脸蛋，煞有介事连蹦带跳的。真是难为那些叔叔阿姨们了……那小礼堂给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叔叔阿姨们的演出，在侧幕条的幕布旁边，有一具面目狰狞的人体骨骼，那是用真人骨头做成的，很完整地将人体中二百零六块骨头串在一起，还原成一个人的骨头架子，我们都管那叫骷髅。小礼堂是多功能的，平时医院还搞些教学研究之类的活动，那骷髅是教具。

    医院放电影更多的时候是在露天放，尤其是天气好的时候。南院有个足球场，观众的容量是小礼堂的数倍，北院楼群中间也有一个大空场，那里也经常放。

    记得在北院的一次看电影，黑暗中一个阿姨将我抱走，抱到了她的宿舍里面，她打开窗户让我坐在房间里看，然后又切开一个西瓜，发给我一支勺子。呵呵，我四岁时就享受过今天的VIP了……

    所以我想，马军哥哥一定是有个看电影之类的理由，只有这种美事才足以让我能死心塌地跟着他走这么远的路，受这么大的罪。唉，不知道马军哥哥能否看到我的博客，也好让他自己说说当时是怎么忽悠我的，他当时八岁，他一定记得很清楚的。

    后面的事我记不清了，反正是历经数个小时我们终于到达了北京医院。我们两个长途跋涉的壮举，开始被小伙伴们传为佳话，但却引起了家长们的重视，我们的举动实在是属于危险之举，最后被大家当成了反面教材。据说：我奶奶在楼下没有找到我，吓得是魂飞魄散。她是个小脚老太太，走路极不方便，又没有通讯工具，将她老人家急的实在是够呛。我老妈回到家里跟奶奶吵了一架，是因为奶奶没有看好我，让我独自上街险些把我弄丢了；而马军哥哥为此遭到了他老爸的一顿暴打，而且从此还背上了一个“坏孩子”的恶名……

  张老师特意邀请了我们的同学姜文为这本书写了序，张老师是新中国表演教学领域中，最为卓有建树卓有成就的老师。做为晚辈和学生，我没更多的资格总结或是评价我的老师，但是凭借我从他那里获得的知识，和对他的了解，我还是可以感慨几句的。  

  张老师多年来在表演教学上一直遵循着“准确”的基本原则，出书时也是同样的认真、力图准确，请姜文同学来写这本书的序，无疑也是这本书最准确的一部分。张老师要求准确的原因很简单，就是避免误人子弟，将孩子们引入歧途……

  昨天，我和姜文应张老师之约来到他家。张老师已经七十多岁高龄，还仍然活跃在教学的第一线，当然他现在更多的只是带他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师生多日不见，自然话题很多，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怎么想就怎么说。什么政治、经济、工业、农业、军事、体育、文化等等，我们的话题无所不及，我们像自家人一样的，谈论的无比轻松，甚至说是无所顾忌。直到晚上十点多，我和姜文才依依不舍的离开。

  张老师的老伴为我们准备了饭菜，还特意拿出了珍藏多年的茅台酒。我们每人倒上了一小杯，张老师举起酒杯，望着姜文，说：“感谢姜文为我的新书作序。”姜文受宠若惊，忙答道：“您早该把您多年的教学经验写出来，好传给后人，让这种难得的教学经验继续发扬光大，以培养出更多更好的人才，我们巴不得能帮您做些事情。”

  每逢我们同学和老师见面，总是少不了我的好茶，饭前饭后总是要大家品尝品尝我的茶，我的茶的确很好，无论是铁观音还是普洱，都是茶中的极品，它们来之不易，保存的也很讲究，绝对是轻易不会拿出来的。在这里我多少还是有些显呗，但更多的是想让这些比较亲近的人与我一同分享。  张老师的新书我还没有全看，只看了前面一小部分。看了一些想了很多，也真的想对那些考生们说上几句话。的确，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学生想来报考艺术院校，想以此成为真正的演员。人多的难以想象，甚至出现过阻塞交通的壮观景象。当然考生和考生家长们都是怀着美好的愿望，也想到这是关乎孩子的命运的大事，他们投入大量的精力，争相参与这激烈的竞争。

  但是，想成为演员或是好演员并不容易，而且特别的不容易，实际上从考试阶段就已经开始显现了，尽管很多的考生和家长们还不理解。艺术学院考试不是我喜欢就可以，不是我漂亮我帅气就可以，更不是别人可以我也可以的简单事情。这完全是一件貌似简单，但实质上却是非常复杂的事情。尤其是当你经过考学，经过学习以后，当上了一名正式演员，你的这种感受会更深刻。前两年我就亲耳听到过这种说法，说“谁谁什么都不会，长的也不怎么样，他行我们儿子也行”等等，其实事情远远没有那么简单。

  艺术院校考试是对考生们综合素质的一种检查，老师们之所以能够成为老师，那是他们有着特殊的过人的眼力的，几乎所有考生的特质，他们的优缺点，他们是否适合做演员，都逃不过老师们敏锐的目光的，至少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这样。

  可以说有很多的考生都没有完全做好准备就来投考了。我认为报考艺术院校还是应该做好很多准备工作的。我大致的分为几点，首先：要有良好的心态，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要清楚自己报考的目的是什么；第二：你具有表演方面的特质么，你是怎样认识自身条件的，你认为你自己适合么；第三：专业方面准备的如何，你是否粗知一些表演常识，是否有些表演特长等等。

看到吧，就是这本书

  唉，我在这里完全不必多嘴，万一再说的不靠谱，岂不误人子弟。有关心考学的，有关心表演教学的人士，不妨可以找找张老师的这本新书，必会从中获得不少的启示。

张老师还特意签上了名字

  我们班毕业二十多年了，师生间的友情一直很好。每年春节前后总会有那么一天，大家聚集在一起，能来的就来，来不了的也会道一声平安，道一声祝福。让人欣慰的是，我们的队伍在不断的壮大，我们的下一代在茁壮地成长，我们的事业以已经深深地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他们也在慢慢地加入我们的行列，近几年的一些聚会，已经出现了我们三代同堂的喜悦场面。

  整个正月里都在过年，今天终于有空来聊上两句。愿所有的朋友牛年大吉大利……

  富贵已经做好了寒假的作业，一切准备就绪，明天就开学了。富贵疯玩了一个假期，也该好好读书了。

  牛年的春节过的还是很好的，全家人都很快乐。富贵最高兴，又收到了一些红包，家里人的不说了，还有他骆大大、石文彬叔叔、李东叔叔和秦晓明叔叔的。最有意思的是大年三十晚上，他和潇潇一起给爷爷拜年。往年的年三十，富贵都是真正的给爷爷磕头拜年，小脑瓜子碰地，“嘣、嘣、嘣”地磕上三下，嘴里还得念叨着“祝爷爷新年好”等词儿，然后爷爷拿出红包塞到他的手里。今年大家说：“不用跪下磕头了，鞠个躬就可以了。”

  年夜饭的菜上齐了，碗筷也摆好了，我们还放了一挂鞭，全家人围坐下来，正准备举杯。这时富贵抢在前面说：“我和潇潇先给爷爷拜年！”说着，他俩举着酒杯一左一右的站在爷爷身边，表情还略有严肃，齐声说道：“祝爷爷新年快乐！”然后又深深的鞠了一躬……

  富贵和潇潇是真正的童男童女，都是六岁，两人相差十七天，富贵帅气，潇潇漂亮。他俩举着酒杯又向大家祝贺新年快乐。两个小朋友一本正经的架势，把全家人都逗乐了。爷爷拿出准备好的红包塞到两个小朋友手里，富贵拿到红包就跑到我这里：“老爸，给我存着！”

  我问他是不是跟潇潇编排好了？两个人的动作怎么这么齐？他一口咬定没有，还说：“这还不会呀？！”

  全家人度过了一个快乐的新年，富贵度过了一个快乐的寒假！

牛年大吉大利！事事如意！！！

  从西安回北京时给我许下了好好学习的诺言，答应努力学习，考试考个好成绩回来。这不，这几天我是接连不断地得到他的好消息。期末考试开始了，先是考语文，刚刚考完时就给我打来了电话，报告考试的情况。我让他自己预测一下分数，他情绪有些低落，说：“老爸对不起。这回得不了100了，有一个句子实在想不起来了，可能要扣几分……不过不会扣很多，可能能得96.5分。”我安慰道：“没关系的好儿子，你知道错了就说明你也知道改了，下次努力就是了。你这样老爸已经很满意！”我儿还很不放心地：“真的没事么老爸？”我儿懂得为他老爸着想，为他老爸争光……

  第二天考数学，语文成绩也公布了，他语文考了97.5分，果然是他说得那个什么句子错了，被扣掉了2.5分。然后又报给我数学的成绩预测，富贵说：“最少99分，因为我觉得都对了，要是有错就只错一点儿。”我又安慰他说：“没关系的，99跟100没有区别，说明你都会了。”富贵叹了口气：“哎，老爸我不跟你多说了，还的复习英语呢。”呵呵，这小子是第一次主动要求学习，他说的话让我心里怪舒服的。

  第三天同样给我汇报情况，数学考了100分，英语考得也挺好，与数学一样预测99分。我也同样地宽慰他“没关系，努力了就好。”约莫过了两个小时，富贵又打来电话报告，他的语气高亢，言语中充满了自豪：“老爸，英语成绩出来了，我又是100分。老爸我很棒吧？”，“你真的很棒！你是好样的！”我说。

  拿着电话我在这边笑了，我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他曾经说过要以最好的成绩报答我的，他做到了。

  我有时喜欢把富贵的好往我自己身上揽，我说：“你看，还是老爸要求你比较严好吧？还是老爸送你PSP送对了吧?”富贵已经变得很轻松，他很不屑地：“老爸你送的太晚了，你早送给我，我也会好好学习的。”嘿，我刚要说点什么，富贵很激动又很得意地抢着说道：“老爸，这样我就可以好好玩儿了吧？”

  六岁多的小男孩儿，既有承诺又有兑现，实在难能可贵，而且，他的诚实更让我感动和欣慰，他每次预测自己的成绩还都有保留，高产低报，不说大话不浮夸，与实际分数的差距只有1分。

  我为他高兴，我称他小男子汉！下面，就是我还要进一步的开动脑筋，想想怎样鼓励他，奖赏他……

  贴几张照片吧：我在看电视，不知不觉地“富贵”就上了我的肩头。

  这是八月份在家时，我的肩膀是“最喜欢去的地方之一”，爷爷的手杖也是他“最喜爱的玩具之一”。

  盛夏之时，浑身是汗他也不在乎；也不管他老爸累不累。

他还变换着各种姿势，在我的肩膀上显示着他的男儿本色。

 应明星羽毛球队的强一同学之约，让我们每一个人说说自己挣得第一笔钱的经历。

 这真的让我好一顿的回忆，坐在桌前发了很久的呆，还算不错，真的想起来了。那是八一年初的冬天，是我上大学的第一个寒假，在寒假期间我挣了这一生中的一笔钱。

 我是八零年九月进入中央戏剧学院的，我们班在学院内部被称之为“八零班”或者是“表八零”。我们入学的第一个假期——寒假很快就到来了。整个学校和班上的同学大部分都是外地的，寒假里面还有春节，所以他们全部都回了家。宿舍里只剩下我和姜文俩人，我们两个是北京的，觉得回家也没什么意思，虽说已经是大学生了，可家教还是很严，什么事情家长都会管，不如留在学校宿舍里自在，无拘无束的没有人看管，想看书有图书馆，饿了有食堂，想聊天聊到几点都没事，睡到啥时候起也没人管。

  那时候的学习气氛好，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大部分话题都与学习，与自己的专业有关，内容很多都是观摩了谋出话剧或电影以后的感受，尽管不很懂，好在没有旁人，也能大着胆子聊，而且还可以不用背着别人抽烟。那时候，我们班的班主任刘波老师明令我们不可以抽烟的。

  楼里的大部分房门都被贴上了盖着保卫处图章的封条，人去楼空，学校失去了往日的热闹，楼里异常的安静。这天晚上，我们两个正歪在床铺上天南海北的胡聊，忽然有人轻轻的敲响房门。“进来！”我们俩同时喊了一声，走进门的竟然是我们班上的台词教员冯明义老师，我俩立刻跳下床来站定，很恭敬地说“老师好”，我们当时的作风是见到老师要问好，被叫到名字要立正答“到！”。冯明义老师当年也就四十来岁，很帅气；他温文尔雅总是面带笑容，典型的美男子。那时候冯明义老师在文艺界、在社会上已经很有一些名气了，是著名的艺术家，他出演过一些话剧和电影，还经常的在广播电台播送小说。

  冯明义老师进来后，面带笑容，很慈祥的看了我们俩好一会儿，然后问：“你们干什么呢？”

 “没事，聊天呢。”我们回答道。

  冯老师：“放假了怎么不回家呀？”

  姜文：“觉得在这儿自在点儿。”

  冯老师：“这几天你们有什么事么？”

  我：“没什么事。”

  冯老师：“想不想跟我去配音呀？”

  事情来得比较突然，我和姜文一时竟不知怎么回答，你看我我看你的，但还是吱吱呜呜地“……想！”，然后又很真诚地“我们行么？”

  冯老师：“行！”

  就这样，在第二的一大早，我们乘坐“雪铁龙”高级小轿车来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录音棚。

  在录音棚里我们见到了一些前辈和老师，冯明义老师给我们做了简单的介绍。他们中间有北影、青艺、人艺、儿艺的，有实验话剧院的，还有我们的学院老师。前辈和老师们按照剧本中的人物分派了角色，然后就开始了忙碌的配音。初次进入这样一种创作环境，多少有一些诚惶诚恐的感觉，也有一种肃穆，一切都是那样的好奇，黑暗中我们四处观望，仔细的打量着整个录音棚，里面的很多东西不敢摸也不敢碰。我和姜文没有分到角色，心里不免还有些着急，做在休息室里无所事事。冯明义老师对我们说：“就先在这里等着吧，需要你们的时候就叫你们。”

 “唉。”我们恭恭敬敬地回答。

  配音的是一部电视剧，是《三国演义》中间的一个章节，剧名我实在是忘了，冯明义老师好像是给鲁肃配音。

  过了一会儿，有人招呼我们进棚，让我们俩面对话筒，站在所有老师们的身后。说：“看着画面练一练，对对口型。”

  画面里出现了纷乱的打斗场面，老师们跟着他们各自人物的武打动作，发出各种“哼、哈、呀、嘿”的喊声，冯明义老师回过身告诉我们：“你们就看着那些倒下的，配一些‘啊’之类的就行了。”

 第一天进棚，我和姜文录了很多个“啊”。在以后的两天里，我们基本上也还都是“啊”之类的。通过这几天的录音，我们大致的对配音有了一定的了解，起码的知道了老师们录的是人物，我们录的叫“群杂”。

  第四天，还是晚上。冯明义老师又来到了我们的房间，笑咪咪的说：“这几天你们参加配音，是有稿酬的，你们每人三十。”说着，他拿出了六十块钱。我和姜文又有些不知所措，僵直的站在那里，很客气地小声嘟囔着“不用了吧”。冯老师严肃了起来，说：“这是你们劳动所得，必须拿着！”

  呵呵，有意思吧，这就是我第一次挣的钱！好像姜文他应该也是第一次的。

 我自己也觉着有意思，冯明义老师在给我们钱的时候，我们还挺矜持，推三推四、装模作样的不好意思，甚至都不敢瞟那三十块钱一眼。冯老师走了以后，我们还紧张了好一会儿，几分钟以后，我们漫漫的长出了一口气，然后就觉得很舒服，说不清楚的一种舒服，后来又很得意地笑了起来，我们真的是高兴的不得了。没有想到三天居然就挣了三十块钱，这三十块钱是挺大的钱了，我们吃一个月还有富余。那时一个学生能够独自支配三十块钱，算是比较大的事情了。

  当夜我们两个就失眠了，是激动的睡不着，总是盘算着该怎么花这三十块钱，最后我们决定先去一趟北新桥，来上一碗混沌吃吃。北新桥有一家全北京城为数不多的夜间店，混沌一毛四分钱一碗，别提多好吃了，吃了上顿想下顿。那时候我们学生中间都流传着一种很严重的胃病，叫做“胃亏肉”，完全是馋的。我俩雷厉风行、说到做到，立刻穿上棉袄。姜文蹬着他家那辆自行车，我坐在后座，在黑暗中，在寒风里奔向北新桥……

  这是二十八年前的事情了，当时的那个情景依然是历历在目。那时候的人，对钱等身外之物没有太多的苛求，很容易满足。而刚刚有了一点以后，首先想做的事情竟然是吃，呵呵。

  把这样的小事儿挂出来抖抖，一定能够唤起朋友们各自的美好回忆……

  呵呵，这是剧组开拍以来，第一个演员正式杀青了。当白雪云老师的最后一个镜头通过时，她立刻露出了喜悦的笑容。然后跑到我们 A组，大声地向那些与她共同奋斗了两个多月的同事们道别。大家也纷纷向他表示由衷的祝贺，这样她就可以很快的与家人团聚了。光荣地完成任务总是一件高兴的事……

  两个月前，白雪云老师是和我同一天到达西安的，之前我们并不熟悉，甚至在飞机上互相也没有注意到。其实在北京试妆的时候我们见过面的，只是没有说话，来到西安以后我居然也没有认出白雪云老师。后来我们的戏开拍了，大家才逐渐的熟悉起来，慢慢的聊天才将她对上号。白雪云是电影学院毕业的，她与大家熟悉的徐静蕾、刘孜、刘琳、王春子等是同班同学，他们的老师刘之子，算是我的师叔，当然也是好朋友。春子是他们班上唯一曾与我合作过的，九六年我们一起拍摄了电视剧《辩护律师》，在剧中她饰演一位见习律师。春子像是一个小精灵，异常的聪明，学习成绩极好，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她后来读了研究生并留在了电影学院任教。雪云分配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前些年获得了电影金鸡奖最佳女配角奖，成了名副其实的艺术家。

  来到西安不久就开始了第一次降温，气候变冷了，雪云、田玲、志飞、歆艺等我们几个常到景地傍边的一家小餐馆去吃砂锅，大家在一起乐融融的。拍摄之余，我们还一起去吃当地的小吃，由西安电影厂的丁副厂长带队，品尝了很多味道极其鲜美的各种小吃。雪云和田玲风趣地说“我们是蹭吃小分队，跟着斌哥蹭吃蹭喝”，然后我提醒他们“当心！别给吃胖了，别跟我一样。”

  时间真是过得快，雪云老师领衔杀青了，她此时此刻已经回到温暖的家。挺让人羡慕的，不过我们整个剧组已经胜利在望了，我们也该回家过年的……

 08年的最后一天是在摄影棚里度过的，这天的计划是安排的满满当当，一直拍到了深夜。西影厂的摄影棚是五十年代的产物，极其陈旧，没有取暖设备，甚至连卫生间也没有。西影厂二十年前的全盛时期所生产的大量影片，基本上都是以西北、陕北民间民俗为特色的故事，都是大量的外景，而且为了节省资金，基本也都是实景拍摄，这摄影棚利用率并不高，所以也就一直没有提高摄影棚的各项功能。我们今天在这里拍戏，通明显感觉到了现在整个西影厂的形式艰难，甚至是凄惨的凋零和残败，这不禁让人感到一阵阵的辛酸。据说全国很多电影厂基本都是这幅惨状，由于没有相应的扶持政策，由于没有好的艺术管理人才，只会买厂房、买地等等，好端端的电影厂，国家曾经斥巨资建起来的，就这样凋零了，枯萎了，剩下的只有眼泪了……

 进入这个行业二十多年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我到过全国很多家电影制片厂，与他们其中的很多人都合作过，说起来，全国各个电影厂还可以说是人才济济的。但随着市场开放以后，自由选择组合这种机制开始以后，个人能力就显得比较突出了，优胜略汰嘛。有本事的都有活儿干，而且是很好的活儿，那些有些能力的，思想活跃的全都去了北京，成了名副其实的“北漂”，做的好的为数不少，成了“贵族北漂”。剩下的没本事的，业务能力差的，全部集中在电影厂这口大锅周围，你一勺子我一笊篱的，玩了命的。哪里还有资金给摄影棚加装什么取暖设备和马桶呢……

 年末最后一天的下午，我儿和他的两个小伙伴，以及他们的家人来到了西安，打算与我共度新年。愿望是美好的，但是愿望毕竟是愿望，这天我们依然还要进行拍摄。把他们安顿好，我就匆匆赶到摄影棚里。

 夜晚，摄影棚里是寒冷无比，所有人捂的严严实实才能感到一丝的温暖，临近零时，也就是新年到来之际，大家才停下手来，拿出手机等看着时间，有些人还相互间开着比较酸楚的玩笑，在自我的嘲讽中等待着新年的到来。这里不会有新年的钟声，没有外面那些喧闹的场面，没有美酒也没有丰盛的新年大餐。

 ……新年到了。大伙还是热情而由衷地互相道贺了新年好，预祝在新的一年平平安安、步步高升。

 仔细想来，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一次，在摄影棚里迎接了一个新年的到来，而新年到来的第一天——元旦，还在摄影棚里面继续拍戏，也是我有了儿子之后的第一次没有和他一起迎接新年。新年的第一个时间，我的电话铃响了，我儿还没有睡下，他坚持等到这个时间给我道一声新年好，这使我在寒冷的摄影棚里顿感浑身暖意。这小子在电话里顽皮地大声嚎叫“老爸，新年好！新年好啊！”。在场的同事看到我乐的合不拢嘴，也都问“这时候接到儿子的电话很幸福吧？很温暖吧？很满足吧？”我很自豪地回答“那是呀！”。

 其实我儿即使不在我的身边，我也很明白，这小子聪明的很，借着给我问声新年好，就一直捧着我刚刚在圣诞节送给她的礼物“PSP”玩个不停，他做的是一举两得的事情，自己即玩了爱玩的游戏机，又能很讨好地在第一时间向老爸问个新年好。因为这小子淘气，所以他很多事情的表达方式也是花样繁多非同一般，他与我之间绝不是那种温情的问候，而一定是很顽皮的，大喊大叫的，是那种真正沁人心脾的问候，是我们两个互相间最理解、最默契、最能表达爱意的，也是我们需要的一种方式。

 昨天傍晚，我将“富贵”带到了摄影棚，因为很多同事还没有见到他，我是应大伙的要求把他带来的。来到这里的时候天还没黑，西影厂的院子里摆放着几门二战时期的大炮，还有一架残破的，前面有螺旋桨的旧飞机，这些破烂倒是小孩子们喜爱的东西，“富贵”爬上爬下的好不喜欢，虽然破旧但的确是真东西。然后我们来到了摄影棚里。“富贵”的到来在同事间引起了小小骚动，很多只手伸过来抚摸“富贵”那对儿硕大的招风耳。那些姐姐和阿姨尤其热情，拿出他们各式各样的小食品招待他，与他聊天说话。雪云阿姨早就编排好了一系列的问题，她首先表示很惊讶，说：“呀！这个小孩儿好像是个小明星哎。”富贵不好意思地：“我不是明星。”雪云阿姨：“你是，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富贵仔细地想了想：“是么？没有见过吧。”雪云阿姨提醒着：“见过的，在电视里，在网络上都见过的。”富贵有些糊涂地：“电视里？”雪云阿姨进一步的提醒：“好像残奥会开幕式吧？你很像那个举牌子的小男孩儿！”富贵恍然大悟，立刻点着头：“对，是倒计时！我们有五个小孩儿，代表五大洲。”大家一阵哄堂大笑。所有人都在等待着富贵的这个瞬间，等待着这种纯真的表现，因为“富贵”的确在电视上，在残奥开幕倒计时的仪式上出现过，他也的确希望能让大家认出他来，他认为这样很自豪……

 富贵明天就要开学了，还要赶回北京赶回家去上学，这小子淘归淘，但还是很懂得道理。已经临近期末考试了，他答应我回去以后好好学习，以最好的成绩来报答我对他的爱和对他的期望……

 新年到了，我没来得及向那些所有的，关心我爱护我和支持我的，包括未曾谋面的朋友们，道一声新年好呢。现在就正式的补上吧：“朋友们新年好！”

 不知不觉的，今天已经是12月30号了，轰轰烈烈的2008年还有最后两天。

 时间过得真快，一年就要过去了，我们的《苏菲的供词》拍了将近两个月，戏量也拍得过了大半，估计我到春节前应该可以杀青。

 昨晚又是一个大夜班，完成了所有国安局的场景，国安局的戏主要是介绍案情，人物多台词量大，而且都是大段大段的台词，众人物之间交流着将戏展开……

 昨晚拍摄的情况还是很不错，进度比前些天要快，看得出大家都很认真，事先做了功课。开始拍的是一场戏是七、八个人开会的戏，王小明导演要求先是一个大全景，整个一场戏一贯到底。饰演侦查处长的曹海军老兄是半路出家来做演员的，大量的台词给他压力不小，要搁平时他可能要多花费一些时间，这也让我们替他捏了一把汗。曹海军是比较典型的东北汉子，高高大大的，四方脸、浓眉大眼，性格简单直爽、倔强，富有正义感。

 最先来到拍摄现场的是西安市话剧院的程老师，程老师年纪六十开外，是一位可亲可敬老前辈艺术家，他从艺几十年，曾出演过众多的舞台剧和电影、电视剧。我和曹海军，还有国家话剧院的张茵老师也来了，张老师也是老字辈的艺术家，她和我曾经的很多合作伙伴，如：韩童生、常蓝天、柏寒、马书良艺术家们等是同期的，同样也是出演过众多的舞台剧和电影、电视剧，我很尊重地称她大姐。

 几个人免不了先是寒暄几句，然后进入正题，大家都很自觉地拿出剧本开始对台词，在台词的你来我往中，我们互相感受着，互相讨教互相指点，尤其针对曹老兄，几位老师替他出谋划策，很真诚地，不厌其烦的为他讲解，给他点拨，直到曹老兄把台词说的很顺畅、很自信、很舒服。就这样，几位演员达到了默契的程度。场景和灯光布置完毕，我们大家做到各自的位置上，又经过两次的排练以后，就正式拍摄了。曹老兄还是很争气的，实拍时居然完整而准确的说完了全部台词，而且将他那很顽固的东北口音也改得很好。这让我们悬着的心踏踏实实地落了地。

 之后，我们在休息室吸烟，曹老兄很感触地说：“拍戏对我来说是挺难的事，但是有几位老师这样帮我，让我觉得很温暖，让我放松。这样多好，这样高高兴兴的，心情特好……”这是一个初涉演艺圈者的真切感受，对于曹老兄的感慨我们只是报以微笑。后来我讲给他：其实对于这种感受我们早已经麻木，因为我们是职业演员，演员之间的配合是天经地义的，不是赠与，不是施舍，更不是恩赐。

 我们演员这个职业和其他不太一样，特别的讲究合作精神，更要同心同德。人人都懂红花绿叶的关系，即使有些名气的演员也要心态平和，大家都市来打工的，互相提携才是。遇见能力弱一些的，完全可以拉扯一把。演员要有艺德，演员要讲团队精神。我还真没听说哪个大腕敢放狂言，一部戏不靠别人全凭他自己的。不信就拍一部这样的戏让大家看看，他一定会臭街的。所有能够成为所谓的腕儿人，让他自己讲讲过去，其实很多也是靠别人拉扯起来的……

 呵呵，快些拍吧，大家齐心协力的，早早的拍完了，欢欢喜喜回家过年。现在就剩这点想法了……

 大家拍摄的间歇，品尝着当地的特产——石榴。临潼的石榴也可以说是举国闻名，这里的石榴不但是个头大，而且是味道很美，有甜的、酸的，还有酸甜的，品种多的可以适合任何口味的人群。

 在休息的半个小时里，当地一位热情的朋友小高，带我和雪云妹妹来到了一家专门经营石榴的商铺，雪云妹妹是我们组的演员，是电影金鸡奖获得者，她不但人长的漂亮，还谦虚和善，据说她狂喜食水果，从她纤细苗条的身材也可以看出。

 我们来到这家商铺，才真正见到了西安最优质的石榴。商铺的主人告诉我们，他们经销的石榴全部都是生长在临潼地区，也全是经过精心挑选出来的，完全是临潼地区石榴里面的高端产品。他这里的石榴个头大，期间的颗粒饱满，晶莹剔透极有水分；看着好看吃着好吃，有酸的、甜的，还有酸甜的；有红子的、还有白子的，每一个石榴的重量都在一斤以上，甚至还有两斤以上的。说着他很熟练的打开了几个不同品种的石榴供我们品尝，果然如他所说，甜的比蜜还甜，酸的简直是比醋还酸。雪云妹妹小心翼翼地只吃下一粒酸石榴，就被酸的睁不开眼，然后赶快大口的吃些甜的来以缓解。好在我平时就比较能吃酸的，所以比雪云妹妹吃的顺畅多了，我们一边品尝一边听着主人的介绍。

 石榴是早在汉代由西域传入我国中原一带的，而后又在很多省份栽植，逐渐的形成了我们自己的一些品种。在以前，我们的先人们以石榴为喜庆水果，以吃石榴象征多子多孙，后继有人。现在的人没有那么麻烦，味道好口感好就喜欢吃，石榴不仅好吃，更重要的是还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可以治病防病。

 大家看看石榴的功能吧：石榴汁含有多种氨基酸和微量元素，有助消化、抗胃溃疡、软化血管、降血脂和血糖，降低胆固醇等多种功能。可防止冠心病、高血压，可达到健胃提神、增强食欲、益寿谈话派延年之功效，对饮酒过量者，解酒有奇效。
    石榴可谓全身是宝，果皮、根、花皆可入药。其果皮中含有苹果酸、鞣质、生物碱等成分，据有关实验表明，石榴皮有明显的抑菌和收敛功能，能使肠黏膜收敛，使肠黏腊的分泌物减少，所以能有效地治疗腹泻、痢疾等症，对痢疾杆菌、大肠杆菌有较好的抑制作用。另外，石榴的果皮中含有碱性物质，有驱虫功效；石榴花则有止血功能，且石榴花泡水洗眼，还有明目的效果。

 据说酸石榴更好，可以治疗支气管炎和哮喘等…… 

 酸石榴也生的特别，个头要比甜的大，颜色也更加红润，通常会让人们误以为是甜的。我们拿着那只剥开的，组有两斤重的酸石榴回到剧组。拿导演王小明和其他的工作人员开了个小小的玩笑，所有人看到硕大的石榴都以为是甜的，当他们吃到的时候，每个人的脸上都是痛苦的表情，然后我和雪云妹妹在旁边拣乐。我们不慌不忙，逐个的给他们吃，这样，我们很开心的笑了很多次……那些开始被酸的睁不开眼的人，最后也都城了拣乐的了……

 知道了吃石榴有这么多的好处，还是可以试一试的。有时拍戏就是这样，会让我有很多意外的惊喜和收获，可以结交一些好朋友，可以获得很多各种知识，增长很多见识，同时也多了一些生活的体验。

 有空就尽可能的来自己的博客看看，闲聊上几句。说点儿什么呢，有关创作上的事情太严肃了，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还是说说对西安小吃的认识吧……

 说实话，西安是个很不错的地方。历史悠久，传承了许多优秀的历史文化。西安曾经是皇城，是政治、文化和经济的中心，他的辉煌和繁荣不言而逾，被后人们称之为盛世。饮食文化自然也在其中，西安王公贵族们很多，还沿袭不少年，也就推动了饮食业的发展，使其比较发达。按说，饮食业发达就应该产生出一些大的菜系，可为什么现在只剩下小吃了呢？我是这样推断：一两千年前生产力的低下和没有相应的科技手段，所以生产不出品种繁多的粮食和蔬菜品种；又由于交通等一些条件的不便，很难得到更多的调味品；加上这里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冬天没有严寒，夏天没有严热，既不潮湿也不干燥，所以不会产生什么御寒防湿等等，具有特殊功能和有特殊口味的饮食；增加性欲和延年益寿的药膳是少数人的奢嗜品，很难在大众间推广，难以成为菜系。再有，国都的人一般也都比较自高自大，犟！不习惯接受其它，反而善于强加于人，喜欢说教而不身体力行，或者说喜欢推广不喜欢吸收，认为自己的是最好的，外地人得听自己学自己的。久而久之成了自己的套路，但规模不很宏大，没有形成系统，也就没有成为什么正而八经的菜系。有一点毋庸质疑，这里的饮食养人，历史上西安的贵族多，强调饭食养人，按照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自然法则，最后留下的小吃也很养人，这可能就是当年为了作用于那些王公贵族们，而流传下来的吧。

 再往后，就说明、清两大朝代。也出现过盛世，也曾国富民强来的。毕竟历史也向前发展了几百年，什么政治、经济，包括饮食文化等等也会自然有些进步。比如说“淮扬菜系”，就是明朝时期，在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扬州就形成了。

 即使西安的饮食没有形成什么大的菜系，只能称之为小吃，但它的数量、品种，其花样繁多也到了相当的程度，其味道之美也是其它很多地区的小吃不可匹敌的。

 提起西安的名吃，一般人首先想到的是羊肉泡馍。如果你到了西安没有吃到羊肉泡馍等于没来西安，如果说你来了西安只吃了羊肉泡馍等于白来了西安……羊肉泡馍只是民族兄弟的东西，这里的“坊上”、“大皮院”是民族兄弟的聚居区，是几条很有特色的仿古街道，民族兄弟还有“老铁家腊牛肉”、“贾家灌汤包”和烤肉、涮牛肚等。汉民的有花样比较多，像：“饺子宴”，二杆子面馆的“菠菜面”，老樊家的“肉夹馍”、“丸子汤”等，西安饭庄的“葫芦鸡”不可不吃，很有特色——外焦里嫩，还有“烩三鲜”、“温拌腰丝”等也是这里的特色。

 我这次来西安是第三次，也是停留最长的一次，这次才真正知道了西安的小吃是怎样的品种繁多，是怎样的好吃。西安城里的小吃只是西安小吃的一部分，真正多的、好吃的外县也有很多，甚至可以说是占西安小吃的大部分。我在这里可以简单的介绍几种：三原县的“码子煮馍”、“金线油塔”、“笼笼肉”、“疙瘩面”等；还有户县，就是当年涌现出众多的农民画家的户县，那里有“手撕饼”、“百汤面”、“软面”等不胜枚举，基本上都是看似简单，但是味道出众，令人难以忘怀，尤其是“手撕饼”，以它的做工和味道，我完全可以给他冠以“天下第一饼”的美名……

 前两天石文彬石总来西安探班，匆匆两天时间，除了办点事情就是吃好吃的了。日程安排的很紧凑，中午、晚上连续的吃，头天晚上一下飞机，就是“坊上人”的泡馍，第二天中午就去“葫芦鸡”了，晚上是“二杆子”家的菠菜面。那菠菜面分宽的、细的两种，石总是来者不惧，宽的细的都来。脑瓜子那么大的大碗，里面足足有半斤面，那细面的颜色也好，碧绿碧绿的，是用菠菜汁和的面。我用小碗从两种面各挑出了一点儿，然后就全部被石总包圆儿了，石总吃面的速度不亚于西北人，而且是悄没声儿的，谁也没注意，说着话他就给两大碗吃干净了。一气吃了两大碗，他略微显得有些不好意思，他看着大伙很憨厚地“呵呵”一乐，然后说：“好吃。”我赶快宽慰他：“没事，我们刚来的时候也这样儿，只是这些日子吃不动了……”

 说到这里真是不好意思，短短的一个月，我估计胖了足有五斤。老电影《南征北战》里有句名言：“不是我们愚蠢，是共军太狡猾了”。此时我只能说：“不能说是我贪吃，是实在太好吃了……”。这些天，开始节制了，不然就真的没有人样儿了。刚才去买了黄瓜、西红柿，立志这两天只吃蔬菜，禁肉禁主食。

 各位亲朋好友，你们可以来西安品尝小吃，但别象我，逮着好吃的没完没了，结果给吃胖了。那些家里有小孩儿的和身体弱的可来，可多吃，这里的饭菜的确养人。我现在就是盼望着我儿期末放假能来西安，好好让这小子吃吃西安的小吃，也好把他养的胖胖的……

 剧里面有一大段是几个人到郊区野游的戏，由于这个戏本身开拍的比较晚，所以拍到这场戏的时候已经是寒风刺骨了。

 大约是十几天前吧。这天，全组早上五点出发，由城里到城外，由山下到山上，经过三个多小时的颠簸，来到了地处西安城南150多公里的一座大山里。郊外的气温要比成里低很多，大约九点了我们才到达目的地，可是到了地方我们也不敢下车，全部龟缩在车里取暖，因为外面实在是太冷了，这里的山虽不算高，但比较陡峭，路边的小水洼已经结冰。最辛苦的要算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寒风中他们顾不上旅途的劳累，立刻投入各项准备，上午十点多太阳终于露出头来了，太阳一出顿时多了几许温暖，这时演员同志们才敢从车上下来活动活动筋骨。

 可是好景不长，也就是下午三点吧，太阳就到了山背后，紧接着寒风又起。就这样，我们一直在寒风中拍到深夜……就这样，我被寒风吹感冒了……我没有丝毫的抱怨，压根没有抱怨的这个意思，这是我的职业……时值今日我是改不了行了，学别的已经来不及了，年龄大了，只能硬着头皮做下去，苦也好累也好是我自己的选择……有时这样安慰自己，凡事都有两面性。感冒怎么了？据说正常人有时是需要感冒的，感冒的人不得癌症，呵呵……这样我就不宜得癌症了。

 这几天感冒好多了，昨天又是拍到了凌晨四点，把我的一个主场景算是抢出来了。这里面有几场台词多的戏，到后来自然会有几分疲惫之相。临近尾声时，我们的导演王小明对我表示歉意，说“真是对不起，你感冒还没好彻底，又给你拍了这么晚。我也是没办法，这个场景明天人家就不给咱们用了，只能抢……”

 其实小明没有必要向我解释什么，我拍戏拍了也有二十多年了，还做过制片主任、制片人，我比这个圈子里任何人都知道拍戏的不易，比任何人都了解这里面的苦衷，我处理过很多更加烦乱复杂的事情。我只是笑笑，跟小明说：“谁让咱吃的这碗饭呢……”我觉得这是比较哥们儿的一种表达，是男人间的交流。之后我们两个彼此互相的拍了拍臂膀……

 我的小小师妹张歆艺也很敬业，我们一起熬到了凌晨四点。按年龄和届数张歆艺不能算是我的师妹，我怎么也比她大一辈。可是教她的老师竟然也是当年我的台词老师——常莉老师，这样我就算她是我的小小师妹了。这部戏她身上的担子不轻，但丛她的那股认真劲儿来看，她一定会收获不小的……

 我挺愿意与年轻演员合作的，他们充满活力，他们可爱、活泼、单纯，我可以泡茶给他们喝，他们也会给我很多的小零食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