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茶细嫩秋茶成熟，铁观音秋茶的茶气较春茶来讲要浓郁的多，这也是区别两季茶的主要特点。

    我和我的一些茶友们都有共同的感觉，我们更偏爱一些秋茶，更喜爱它的浓郁。这说起来很简单，原因是北方人、北京人以前爱喝花茶，把口感培养重了。就像是平时吃盐多口重，再吃淡一些的觉得没味一样。

    上半年的春茶质量好，可这秋茶就没那么容易了，谁都没曾想到春季的干旱也影响到了夏季、秋季，到秋茶下来前几十天里几乎没有下雨，干旱造成了减产，所以茶少，好茶更少。茶农们是靠天吃饭……

    不过，精明人有的是，据说茶叶下来之前各路的茶师、茶仙、茶神们就已聚集安溪，有的还早早交了定金，刚刚上市好茶就被一抢而空。

    10月秋茶全面上市，我因份琐事缠身，楞没倒出空来去福建搞茶。本身茶就难搞，我还没时间去，着实把我急得够呛。自03年我戒酒以后，就养成了喝茶的习惯，喝茶成了每天必须，断茶就好比断粮。好在泉州、安溪一带有好友一再支持，最终为我搞到了为数不多的好茶。秋茶的茶香很有韵味，特别是产自不同的村镇，再由不同的茶师们制作。每泡茶都带有其自身特有的茶香韵味，有兰花香型的、有豆奶香型的，茶水还没入口，茶香早已扑来……

    这段日子，我与好友们经常聚在一起，谈天说地品尝我的好茶。

    尤其是那几天的大雪，屋外天寒地冻，银装素裹；屋内舒适温馨，茶香缭绕。观雪景品香茶，大家难得的自在……

——南池子小学（二）

    文革时期中小学的教学方针和教学内容与现在有所不同，在讲究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同时，还很强调学生将来要为工农兵服务，要在学生阶段就培养出爱劳动的崇高品质，并且还要学习简单的劳动技能。

    南池子小学与其他的中小学一样，也开办了一个校办工厂，作为小学生们平时学工劳动的场所，在校办厂里既可以得到一定的锻炼，同时也可以给社会上做些微薄的贡献。所谓校办工厂没有任何机器设备，只是几间比较大的房子，里面摆放了很多张大桌子。在老师的带领下，同学们围坐在这里糊纸袋——食品包装袋。纸袋子大小不等，有白颜色的有黄颜色的，后来我在王府井大街那些大商场里真就看到过我们糊的那些纸袋子，像东风市场糕点柜台用的全都是我们南池子小学糊的。

    在校办厂劳动是每周一到两次，每次大约2节课的时间。那时我们读小学四年级，正是不爱学习的年龄，所以劳动热情很高，每次都是热热闹闹地来到车间。劳动时也不像课堂上那样纪律严明，座位也没有什么要求，平时谁跟谁好这时就可以做到一起聊天说话。糊纸袋子要用浆糊，那浆糊很是呛人，一会儿同学们就开始打喷嚏流眼泪，即使是这样同学们也还是觉得比在课堂上要轻松。

    校办厂里有个负责的男老师姓韩，管理学生还是很有一套，他经常地过来与同学们说说笑笑，有时还鼓动我们唱个歌。他说这样能增加我们的劳动热情，提高我们的劳动效率，能让我们忘了浆糊呛人。我是插班生，糊纸袋子的动作很生疏，那老师就过来专门的教我，直到把我教会。

    天长日久的同学们与这位老师越来越随便。又一天劳动接近尾声，大家开始疲劳，糊的纸袋子也有些歪了。那男老师过来训斥了大家一顿，然后又给同学们鼓劲儿，要我们认真干加紧干，然后就匆匆离去。同学们挨了训斥都有所不悦，牢骚话四起，这时不知是谁带头，说：咱们大伙儿一起喊“佟回力吧”，于是“1、2、3、佟回力！佟回力！”。

    “佟回力”不知是碰触到了韩老师的哪根神经，他飞快地跑到窗外站定，脸色极为难看地怒视着我们，好像在说看你们谁在喊。顷刻，车间里变得鸦雀无声，韩老师没有发火，看得出他是在强压怒火，约莫两分钟他离开了窗前，这时同学们偷偷的笑了并小声地议论起来。原来大家喊的“佟回力”是韩老师的爱人佟老师，佟老师曾经穿过一双“回力”球鞋，女老师穿回力鞋显得很个别，于是就落下了“佟回力”的外号。我问同学佟老师是哪一个，同学告诉我佟老师原来也在南池子小学，现在调到另外一所学校了。我又问为什么要喊韩老师爱人的外号，同学们说“好玩儿”。那时候的孩子们，包括我在内，的确很是淘气，韩老师刚刚离开窗户，同学们的喊声又开始了。

    第二次喊的比刚才更起劲儿，喊声也更大，好像更多的同学加入了进来，当然全部都是男生在喊。正喊得起劲儿，韩老师怒不可遏地冲进教室，使出了浑身的力气大声地吼叫：“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是什么意思？！她招你们惹你们啦？！”

    韩老师真的是发火了，浑身发抖脸色铁青，他的喊声震得我耳膜嗡嗡作响。“都谁喊啦给我站起来！啊？”，同学们没有反应，也没有人站起来，只是莫不做声地糊着纸袋子。同学们的镇定自若让韩老师更加生气，他又喊道：“啊？！没有人喊是吗？！一会儿放学谁也不准走，都给我留下！”

    放学的时间到了，韩老师真的没有放同学们走，他进来宣布：“女生回家，男生留下！”，然后让男生按照做着的顺序一律到办公室接受“提审、调查”——过堂。过堂的速度很快，也就几秒钟一个，韩老师问的简单，要求回答的也很简单。他只是大声地问：“你喊了没有？！”同学只要回答没有，他就仍然很大声地：“走！”

    轮到我的时候已经是倒数第几个了。此前，自我上学以来还没有赶上过这种情况发生，没有见过老师能发这样大的火，我不由得感到很紧张。我进到办公室的时候，前面只被留下了两、三个同学。韩老师前面一直在狂吼，这时他的嘴角已经堆积了很多白色黏液，眼睛布满了血丝，头发还有些凌乱，神情真的有点可怕。他也同样吼叫着问我：“你喊了没有？”我多少还是被他的愤怒给震慑住了，心跳得不行，几乎就要说我喊了。但就在这一瞬间，我看到了旁边被留下来那几个同学的那呆若木鸡和惊恐表情，我决定不承认我喊了，我声音颤抖着说：“老师我没喊，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韩老师刚才有些半疯狂状态，这时才仔细地看了看我，“你是新转学来的吧？！走！下一个！”我紧张地好似没有听清，站在那里“啊？”，韩老师大声地冲我“回家！”。我立刻扭身飞也似地跑出校办厂的大门，先是没命的奔跑，在胡同里拐了几个弯以后才敢缓下脚步。我刚才紧张的快要支撑不住了，我很庆幸自己挺了过来，因为我自己很清楚，我紧张是因为我喊了“佟回力”。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这样淘气和头脑简单，居然能从喊别人的外号获得乐趣……

    除了在校办工厂劳动以外，当时所有的中、小学还有一项尽人皆知的劳动项目——挖防空洞。

    1972年底，中央传达了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毛主席说，我国必须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应当有大国霸权主义思想，而在国内建设中则要切实做好战备工作，要进一步挖深挖好防空掩体，加强粮食储蓄。这一指示的提出，更进一步把我国原有的战备热潮推向了高潮，使我们国家经济的战略重点全面转到了备战方面。几乎所有单位和部队都挖了各种的“防空洞”。1973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新年献词》，指出林彪的路线“是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要把批林整风这个头等大事继续抓紧抓好。”并且转达了毛泽东提出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一带方针性的口号。既然是全国人民都要响应，中、小学自然也在其中。

    只要是劳动的事情我都有兴趣。头一天，班里开了一个很重要的会议，会议有两个议程，首先老师做了挖防空洞的动员，要求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指示挖防空洞。还要求每个同学自己从家里带上一只簸箕。劳动动员结束以后少先队员留下讨论发展新队员事宜，其他同学回家。我平生第一次参加讨论发展新队员的会议，这也让我感到很是新奇，会议开的非常严肃，非常正式。马老师把将要发展的同学的名字逐一写到黑板上，让大家评议，最后用提名、讨论、通过等正规程序发展了几名少先队员。

    我家是刚刚回京落户的，家里是崭新的涂着油漆的铁皮簸箕，我拿到了学校一看，我的簸箕是全班最新最好的一只，所有人的都是很破旧的，还有一个簸箕更甚，底子磨掉了，打上了一块铁皮补丁。马老师看到我拿了崭新的簸箕表示很惊讶，用表扬我的口气说道：“这么新的就拿来了？”我很得意地点点头。

    劳动开始了，同学们排起了人链，从地下防空洞的底部，弯弯曲曲地一直排到外面的大操场。不一会儿那些装满土的簸箕传了出来，我和周伟、赵俊杰等同学负责在外面倒土，看到我的新簸箕传出来，心里美滋滋地还颇有些自豪感。同学们劳动的热情高涨。中间有说有笑好不热闹。

    学校里有一位负责劳动的丁老师，丁老师满头白发皮肤黝黑，是个正直、善良的老人，他拿着铁锹在外面整理土堆。我看着铁锹觉得手心儿发痒，跃跃欲试地对丁老师说：“老师，我也会用铁锹干活儿。”丁老师看着我面生，也问我是不是新来的。他把铁锹交给了我，我很熟练地铲土、撮土，并将土堆拍实。丁老师赞许地点点头，“看得出，你是干过活儿的。”之后，丁老师饶有兴致地和我拉起了家常，我将我在干校的所见所闻尽可能的讲给他听。给他讲我在干校时在茅草棚子里上过学，还经常下地干活儿，包括喂猪、插秧、收割等都干过。周伟和赵俊杰他们也听的很入神，嘻嘻哈哈的也问这问那……

    赵俊杰打趣道：“你干了那么多活儿，怎么还这么胖呀？”大伙儿“轰”的都笑了。

    我解释说：“那是我生了一场大病，吃了一种叫‘激素’的药，所以就胖了，所有吃激素的人都会胖的。”

    赵俊杰：“鸡嗉子？”

我又解释说：“不是鸡嗉子，是激素，是一种药。”

    赵俊杰似懂非懂地“哦”了一声，然后有小声问凑到我身边小声地问我：“昨天开发展会，有我么？”我想了一下说：“好象有，我记不清了。你问问周伟吧，周伟，这批少先队有他么？”周伟听了我的问话，脸色立刻严肃了起来，他慢慢转过身来怒视着我，用食指点着我的鼻子尖，厉声吼道：“好啊你！你泄密！”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吼声吓了一跳，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又吼道“发展少先队员是保密的，你敢泄密，我告马老师去！”我顿时懵了，好似天旋地转一般。其他同学也都傻了眼，都很惶恐地看着我和周伟，周伟“咣嘡”一扔手里的簸箕，转身就要去找马老师，就在这个当口，丁老师发话了。他先叫住了周伟：“干什么你？！有什么大不了的？！”。丁老师走到周伟身边，降低了语调，“人家是新来的，还不懂这里的规矩，你好好告诉他不就可以了么！动不动就去告老师，干活去……”。这时，那个赵俊杰一溜烟儿早已不见了人影。。

    我打心眼儿里感激丁老师，他在危急之中挽救了我，帮我平息了“泄密”事件。在那个极左的年代，即使是红小兵少先队也是不能轻易犯错误的，犯了错误自己都很难原谅自己，真不敢想象如果周伟同学告诉老师我泄密了，将是怎样的一种结果，等待我的将是什么。同时，让我对干校小学深感不满，竟没有告诉我发展新队员要保守秘密，以至于险些让我背上一个“泄密”的罪名。日后，我和周伟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我们还一起逛过王府井。

    事情过去了大家继续干活儿，我也深深地长出了一口气，后来同学们唱起了歌，在劳动中唱歌可以很有效地解除疲劳，也是鼓舞士气的好办法，在不知不觉中时间就这样过去了。“泄密”的事情但不管怎样还是让我心有余悸，我想尽量的表现一下，劳动临到尾声时我向丁老师提出，我一点都不累，我可以与下面的同学轮换，到最底下去挖土铲土。丁老师应允了我的要求，我顺着同学们的队伍来到了最底下，底下的同学早已经是满身泥土汗流浃背，我接过铲子很起劲儿地起挖土来，防空洞的尽头有些低矮，一会儿功夫我也弄得满身泥土，丁老师问我累不累，我提高的嗓门“不累！”。又挖了几分钟就传下口令——收工了，同学们陆续上去取回各自的簸箕回家。我还没挖多少就收工了，这让我很过意不去，我很想多干一些，于是我借口说帮下个班同学挖一些，就还在那里继续挖，同学们差不多都走光了，直到丁老师催促，我才放下铲子。

    我和丁老师最后爬出洞口，丁老师看着我一身的泥土，不无关切地说：“回家洗洗吧。”而后又语重心长地：“少先队是青少年的先进组织，是有组织有纪律的，以后就不能再犯这种错误了。”我惭愧地低下头，轻轻地说知道了。

    我来到存放劳动工具的地点取簸箕，我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我的新簸箕不见了，剩下的只有那只掉了底子的旧簸箕。我急忙在四周转了一圈，还是没有找到我的新簸箕，我沮丧地叫住了丁老师，“丁老师，我的簸箕没了。”

    丁老师：“你的簸箕？”

    我说：“我拿来的是一个新簸箕，就是最新的那个，怎么就剩下这个旧簸箕了？”

    丁老师：“那是哪个同学拿错了吧？”

    我说：“怎么会呢？谁家的簸箕谁不认识呢？”

    丁老师也无语了，他只是长长地出了口气……

——南池子小学（一）

    南池子小学位于南池子大街和南河沿大街中间的一条，叫做普渡巷的胡同里，学校里面和周边有不少古建筑，特别是学校里面，有一座非常显眼的庙宇式的高大建筑，所以南池子小学也被周围的人们称之为大庙。很多年以后的现在，我才听说那大庙是真的一座庙，而且以前还很著名，叫普渡寺,还曾经是清朝睿亲王多尔衮的府第。最近我又从相关资料中得知，我们的南池子小学没有了，是因为大庙的原因，原来学校的产权属于文物部门和宗教部门，出于对文物的保护和对宗教的尊重，大庙恢复的本来面目，现在每天接待游人和一些善男信女们……

    我进入四年级二班，教室是宽敞明亮的新建筑，课桌、座椅都是铁腿油漆的，桌面光滑而平整，面前的黑板是沙玻璃的，这些都是我不曾见过的。班主任是教语文的马国秀马老师，马老师在我印象中是比较严厉的，很讲究遵守纪律，但其内心却很是善良。我初到班上给安排在了靠墙的最前排，每天上课总是侧着身子。在做组词练习时，他们发现我成绩很差。

    我还记第一天作习题的内容。是形近字的对比，然后分别组词。有：齐—挤、里—理等几个。我想得很好，但是组错了组反了，应该是齐心、挤人，我居然写成了挤心、齐人；里我组了里外，另一个理却不认识。我的学习成绩之差令我非常难堪，好在同学们乐于助人，在课间休息时大家聚在我的身边，七嘴八舌地抢着给我讲解。有个姓宋的女同学尤其认真，她好像是班里学习委员，她的名字我记不住了，只记得外号叫“宋德宝”，她向老师建议给我调换座位，让我坐在学习好的同学身边。马老师立刻给我调换到了后排，与一个学习成绩最好且有十分漂亮女同学同桌，以便对我进行帮助和监督，这真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好办法。   

    谭雪梅，是我们四年级二班最漂亮，学习成绩最好的女同学，她坐在我的左手边，按现在的说法她是校花，但与现在的“花”又有所不同，那时候的人更注重心灵。谭雪梅聪明好学，乐于助人，她的学习成绩让其他同学望尘莫及，她除了学习好，人又长得非常漂亮，像她这样的女孩子能屈尊为我辅导，让我又惊又喜，同时也给了我不小的压力，我觉得我必须努力才是，我的学习成绩若是不能提高，岂不枉费了老师和同学们的一片好心，也不配坐在她的身边。

    在干校念书时，我们的桌椅是临时拼凑起来的，先是长条光板的大条凳，后来换上了横着联排的，那种机关单位简易礼堂里面的大排的木条椅子，上面可以坐上四至五人，我身边都是一水儿的男生，课堂纪律十分涣散。我现在却是和一个漂亮女生坐在一起，这让我感到很不适应，很局促，紧张而兴奋，浑身上下的不自在，我每天都是小心翼翼地坐在那里认真听讲，不敢乱说乱动。没几天我就得到了老师的表扬，马老师说我课堂纪律好，没有小动作。但是时间久了实在是觉得憋屈，我几次试探着与谭雪梅说说话，但立刻被她那冷漠而又严厉的目光回绝了。后来我慢慢地发现，班里很多同学对谭雪梅也都是敬而远之，再后来才听说她是高干家庭，他爷爷是二、三十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是国家教育部的主要领导之一，她家里是大官儿，同学们也就自然的保持一些距离。班里同学在业余时间全部组成了学习小组，轮流到各个同学家里写作业，但是好像没有谁去过她家，这更让我对她增加了几分敬畏。

    谭雪梅同学还有很多优点，她很有教养，不但学习好，还很通情达理，待人大方；她高干出身却一点也不张扬，这可能得益于她那良好的家庭教育。尤其在帮助同学方面更为突出，她对我这个差同学可以说是很有耐心、细心周到，她针对我的具体情况还想出了一些小办法。她发现我与同学们的差距不小，于是就从补习先前的课文开始，并单独的给我留一些家庭作业，我那段时间一直是做两份作业，一份课堂老师留的，一份谭雪梅同学留的；老师留的交给老师，谭雪梅留的就交给她。她既是我的同学也是我的小辅导员，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默默间进行的，她只是轻声地说：“把这些也写几遍，这样你就不会忘。”声音小的我几乎听不到，但却像是军事命令一般从不重复，我只得是言听计从老老实实地写。

    谭雪梅为人正派、爱憎分明，我好的地方她会鼓励，不对的时候她会制止。我的学习成绩突飞猛进，渐渐地赶了上来，并且再次得到了马老师的表扬，这功劳当然也是谭雪梅同学的。得到了表扬我是更加努力，谭雪梅同学也是更加热情。我慢慢地也不像从前那样紧张，开始逐渐地放松，从而又进一步的大胆起来。开始显露男孩子的本色——淘气，我从新尝试着与谭雪梅说话，或者用借个铅笔、橡皮之类的事情作为话题没话找话。有关学习上的事情谭雪梅回应，无关的一概置之不理。她越是这样，我就越是觉得怪怪的，两个人坐在同桌，总是学习上的话题，让我觉得很没意思很没面子。我想她可能是真的把我当成调皮捣蛋的落后生了，我很想让她明白我是好学生，我越想跟她套近乎她越不理我，也越让我不服气。说实话，这时我平生第一次与女生打交道，完全是不得要领，没有章法……

    有一次我小声地说“别老那么厉害行不行？”这话让她有些生气了，她气愤地伸手过来在我大腿外侧使劲地拧了一把，她掐的很疼，但我不敢声张，毕竟是我有错在先。我忍着疼痛尽可能的让自己像个男子汉。几次下来，我面对她的惩罚都是坚持着不为所动，这反倒让谭雪梅同学有了恻隐之心，她不解地看着我，很关心地问：“你不怕疼吗？”我不想让她可怜我，于是坚定地摇摇头，说：“不怕！”。回想起来，我那时真是够傻的，居然强装硬汉说了不疼，以至于导致她不再掐我的大腿外侧，而改成掐我的大腿内侧了，并且还加大了力度。掐大腿内侧是当时北京的小孩子们之间最常用的一种惩罚方式，叫做“烙饼卷大葱”，被掐的时候是疼痛难忍，很多时候是在还没等到下手，一说“烙饼卷大葱”就立刻举手投降了，所有人都怕“烙饼卷大葱”。

    由于谭雪梅掐我，我基本上不再招惹她了，我开始做我自己的事情，我开始在课堂上画画，那时候看战争片子多了，净是画些当兵打仗的小人儿，我的桌面上经常呈现出一幅幅的战争场景。谭雪梅很有兴致地看了看，竟然露出了笑容，说“挺好的。”而后又提醒我“不要花太多的精力乱画，要注意听讲。”我觉得她很烦，就说“别管我！”。谭雪梅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我怕她发作再掐我，便腾出左手准备截击、抵挡，她用余光轻蔑地看着我，没有出手也没有说话。我慢慢放松了戒备，就在这时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手伸到了我的两腿之间，在我大腿内侧狠狠地掐了一把。我实在是忍不住了，就“啊”的大叫一声，这一声打破了寂静的课堂，老师和同学们也吓了一跳，他们的目光立刻集中了过来，我自己也是一愣，然后“咳、咳、咳”地大声干咳起来，我急中生智地装作咳嗽来掩饰我的尴尬。老师用怀疑的目光审视着我，问：“要不去喝口水，漱漱嗓子？”我使劲儿地摆摆手，哼哼哈哈地：“没事了，好了……”最终老师和同学们没有发现什么。平静下来我紧皱眉头懊恼地注视着谭雪梅，她此时正咬着嘴唇直视前方，然后不动声色地，从嘴角挤出：“再讨厌就这么掐你……”

    那次掐我以后我开始告饶了，我说这样掐真的很疼。谭雪梅高抬着下巴“你以后还讨厌不了？”，我连声说不了不了。最后她以胜利者的姿态，撇着嘴角露出淡淡的微笑，她笑的得意，笑的还有那么一丝丝的狡黠……谭雪梅掐了我，我不敢吱声，不但不敢吱声，甚至还要感激她，这不仅仅是因为她漂亮，她学习好，还因为她很仗义，她始终没有将我上课不注意听讲和乱画画事情告诉老师，而且还在老师面前不断的夸我进步大，她也用不着告诉老师，她自己就把我给搞掂了。

    在我屡次想在她的面前树立起小小男子汉的强悍形象时，却屡屡受挫，总是失败，最终的胜利者一直是她。那一段她在我心目中的地位至高无上，她的威严简直就像是法律……

    我们是戴帽初中，初中一年级是在小学里读的，由于校舍问题，我们初一的两个班就都搬进了大庙里面上课。大庙的面积很大空间很高，教室是早年隔出来的，显得脏乱陈旧，屋顶上纸糊的顶棚破烂不堪。

   一天放学以后，我和同学周伟（还有一个想不起是谁了）闲逛到王府井，结果在东风市场的文化用品柜台，与谭雪梅、李维维等几个女同学不期而遇，谭雪梅她们正在那里挑选白纸。当时作为学生没有在家学习，而是去逛王府井，是一件不太光荣的事情，谭雪梅等又都是班干部，这样搞得我和周伟有些紧张，我们也赶快装作是在选白纸。谭雪梅等几个嘀咕了一阵就上来就问我们“你们买白纸干什么？”，我和周伟支支吾吾说不明白，只得装作很神秘地说“不告诉你们！”。谭雪梅等“你们不说我们也知道……”，谭雪梅的话让我很是纳闷，我们来王府井闲逛她们怎么知道，就问：“那你说，你们知道什么？”。

    谭雪梅笑了，就好像真的知道了我们的什么秘密。她说：“当然知道了！说？你们怎么知道我们的秘密的？”

    我一听这里面必有原因，也想知道知道她们来此是做什么，就顺着她的话，故意卖关子地：“你们的秘密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买白纸……我们买白纸……你们也要买白纸吗？那你们买白纸干什么呀？”

    这时那几个女同学围了过来，七嘴八舌的“我们说的话肯定被你们听到了。”，“不如我们和在一起。”，“做好事应该大家一起做”……

    原来，谭雪梅等几个女同学是想为班里做好事，他们拿出平时积攒下来的零花钱买些白纸，把教室的顶棚重新糊一遍。结果在这里与我们巧遇，误以为我们几个男同学也有同样的想法。其实我们几个根本就没有这么高尚的思想觉悟，再说兜里也是空空如也，全身上下也找不出一分钱，即使想做这样的好事也很难做成，我们是真正的“穷逛”，纯粹是闲的没事。

    没想到谭雪梅等竟把我们抬到了这样的一个高度，完全把我们给架起来了，我们就坡下驴赶紧称是，我装出很无奈，很不情愿的样子，“哦？我们的想法也被你们发现了，那我们就一起吧。”周伟一听也很高兴，他也赶紧称是。

    于是大家重新分工：女同学负责买纸，男同学回家熬浆糊。大家没有顾上吃饭就重新聚到学校，当晚我们桌子摞桌子、椅子摞椅子，登高爬上的把整个教室的顶棚重新糊了一遍，回到家时已经九、十点钟了。我们一同做好事糊顶棚的事情，得到了班里和学校的表扬。老师在夸赞我们时，我自然是沾沾自喜，我侧过脸来对谭雪梅报以微笑，还调皮地挤了挤眼。没想到谭雪梅目视前方不为所动，更没想到的是她竟然又伸过来手来，吓得我连忙躲闪……

    后来我和谭雪梅等同学一起在二十七中上中学，一起进了学校宣传队，一起风雨无阻，起早贪黑地练功。每逢“五一”、“十一”等重大节日时，又一起登台演出。我们中学宣传队不是随便可以进的，是要具备一定条件，一定素质的。女同学个个身材好，长的漂亮，全是校花级的；我们男生也都是帅小伙儿，而且还要有一定的灵气。到了中学，特别是在宣传队里，我与谭雪梅之间就变得平等了，闲下来的时候我们在一起聊天，我们还聊到过小学时她使劲儿掐我的事情，我告诉她我有一次回家脱裤子一看，大腿根儿都掐紫了。谭雪梅呵呵的笑过以后，依然很顽皮地说：“我还掐你信么？”我说信、信、信，然后就立刻跑开。

    在二十七中我与谭雪梅同学了两年，高一时她去当兵了。她当兵走了以后，还给班里和宣传队来过信。八十年代初我上了中戏以后，我还见过谭雪梅同学一次，那次是在南池子南口长安街上的巧遇，那天她穿着一身军装，很是飒爽英姿。那时我大一，胸前还带着校徽，她仔细地看了我胸前的校徽，问：“是中央什么学院？”，我告诉她我在中央戏剧学院读表演系，她立刻瞪大了眼睛，绽放出灿烂的笑容，说：“你太棒了，你真的太棒了！是不是，全是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什么的？”

    我开玩笑回答她：“还有‘郭老曹’。”

    谭雪梅又瞪大了眼睛：“郭老曹是谁？”

    我笑了：“郭沫若、老舍、曹禺。”

    谭雪梅也笑了：“真讨厌，还是那么贫……”

    从那以后我和谭雪梅同学就彻底没有见过面了，也没有过任何联系。九十年代末我们中学同学的一次聚会上，大家谈到过谭雪梅，但是传来的却是噩耗，说她已经不在了，说是因某种疾病，但具体什么原因什么情况所有人又都说不上，没有谁与她的家人有过联系，只是听说她不在了。近几天我又陆续的给几个老同学打电话，想进一步的查询谭雪梅同学的下落，所有人的回答都很确定，谭雪梅真的不在了……

    谭雪梅——我的同桌，是小学到初中这一阶段里，我众多同学中最最优秀的一员，她竟然不在了。我真的很难相信，也不愿意相信。

    我是写这《美好回忆》才又想起我与她同桌的往事，那的确是美好的回忆，那少年的纯真再也没有往复，如果真像同学们所说的她不在了，那就算是我对她的一种思念吧。无论她在哪里，无论她在什么国度，曾经与她共度纯真年代的老同学还是会想起她的……

    “五七干校”是个什么产物呢，它是当时政治体制下，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产生的一个怪物。它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可以简单的回顾一下，权威部门是这样解释的：

    五七干校，是文革期间，为了贯彻毛主席的《五七指示》让干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将党政机关干部、科技人员和大专院校教师等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的场所。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主席在给林彪的信中提出各行各业均应一业为主，兼学别样，从事农副业生产，批判资产阶级。一九六八年五月七日，黑龙江省在纪念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时，把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开办一所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

　　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人民日报》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编者按中，引述了毛主席的有关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此后，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都纷纷响应，在农村办起五七干校。党政机关、高等院校、文教科技战线的大批干部、教师、专家、文艺工作者等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农村，到五七干校参加体力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中央、国务院所属各部委及豫、赣、鄂、辽、吉、黑等18个省共创办五七干校106所，下放的干部、家属达10余万人。“五七干校”是为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办起来的，强调体力劳动的重要，反对只重视脑力劳动，使大量知识分子和干部受到了全方面的锻炼。

    一九七九年二月七日，国务院发出《 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各地五七干校陆续停办。

    在这里，我不能断言说“五七干校”不好，但的确它没有起到什么太好的作用。伟大领袖毛主席有他高瞻远瞩的想法，但是具体落实到下面，执行的人怎么做却又是另一回事了。比如说，很多机关单位在什么人去什么人不去的问题上都是大做文章，成了党群派系斗争的砝码了，很多人利用这个机会排斥异己，大搞派性活动，当权的和会溜须拍马的，敢说瞎话和敢伪造历史的留下；没权的和受排挤的，为人正直的和诚实的都轰到了干校。令人心痛的是，这些受排挤的人们到了干校以后也是不得安宁，甚至出现了一些高级别的学术专家被整死的现象。

    举家来到干校以后，我和我哥连续生了几场大病，搞得全家人是身心疲惫、担惊受怕。老爸老妈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接受上级的安排，才举家来到了干校的。没想到这一来，竟然把几个孩子的身体给搞垮了，而且还不能有任何的怨言。老爸老妈考虑再三，主要是从我们孩子的健康角度出发，毅然决定返回北京。

    回到北京时我已经该上四年级了。回北京时我的父母就调离了北京医院，也没有了原来的房子，我们一家五口人暂时借住在北池子我四姑家，我四姑他们是四口之家，夫妻俩带着两个儿子，也就是我的表弟马力、马明。统共九口人住着不到二十平米的房子。

    那段时间我老爸每天早出晚归，为找房子四处奔波。好在凭借他的一些社会关系，一些老战友等，总算是找到了两小间房。于是我们搬到了南河沿大街的一所大杂院里。

    家算是暂时安顿好了，大人继续上班，我也继续读书。我老爸先是很高兴地告诉我，学校离我们家很近。而后带着我来到了南河沿小学，南河沿小学的确离我家近，出家门走上三分钟即可到达，南河沿小学在一条狭窄胡同里，学校的校舍便是小胡同里的一个院落，进到院子里面才感觉到这小学小的有些可怜，简直还不如我们住的大杂院大，连上体育课的操场都没有。日后我经常看到该校的学生们，是在大街的人行便道上上的体育课，好在那时侯街上的行人和车辆都很少。

    到了南河沿小学，传达室的人将我们带到了校长办公室。我老爸向校长说明了来意。校长立刻嘬起了牙花子，说：学校的条件差，教室太小了，一个学生都容纳不下了。校长为了更清楚地说明问题，当即带领我们父子俩去了教室，到了教室门口便一目了然，教室都是普通民房改造的，要比通常意义上的教室小很多，里面满满当当地坐满了学生，的确是异常的拥挤，前排学生的课桌不折不扣地挤到了老师的讲台边上。南河沿小学的情况我们是亲眼目睹，我老爸无话可说，只是赶快问周边其他学校的情况，校长算是挺负责任，把我们介绍到了马路斜对面一条胡同里的大甜水井小学。

    老爸二话没说赶紧带我到了大甜水井小学，结果还是同样的问题，教室里无论如何都再也塞不下一个学生了。我老爸还试图争取一下，对校长说能否挤一挤试试？好心的校长想了想说：好，你们自己试试看吧。他把我们带到教室，并吩咐人员在靠墙根的最前排加上了座位，座位几乎与前面的黑板是并排了，也就是说，我在老师的身后上课。校长让我在那里试试，然后问我：你看得见黑板上的字么？我无奈地摇摇头。校长说：还是再找找其他学校吧。校长给我们指向了再远一些的南池子小学。就这样，老爸又带我向南池子小学进发。出来时我打量了一下这大甜水井小学，它比先前的南河沿小学要大一些，因为里面还有个不大的操场，操场上还有篮球场和一对篮球架子。

    在去往南池子小学的路上，老爸是牵着我的手走的，那是一种情不自禁的表现，尽管我那时已经十岁了，因为我和我老爸最亲。就像现在我儿和我最亲一样，是一种自然现象，是血缘上的自然的亲近。现在我儿只要一出家门，只要有我在他身边，不管路途是否远近，他一定会自动地和我拉起手来。此外，我们还有很多共同之处，比如我小的时候很喜欢用我的头、脸在我老爸的腹部、腰间摩挲，喜欢他的手抚摸我的头。我和我老爸亲昵的方式和动作已经完全的遗传到了我儿子的身上，而且是更加亲密，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我的记忆里。我老爸从来没有对我说过“儿子我爱你”等表示亲近的语言，那时候不兴这么说，再亲近的爱人也是难以启齿。而现在我则是常对我儿说“儿子，老爸爱你”。我儿经常把他的头扎在我的怀里，他也非常喜欢我用手抚摸他的头，而且经常是他自己举起我的手放在他的头上，提醒我要抚摸他的头。每当这种时候，我都会故意的问上一句：“儿子，最喜欢老爸摸你的头对吧？”，在我儿拼命地点头之后，我能得到极大的满足，而后我会更加亲昵的抚摸他的头、亲吻他的头。我和我儿都知道，让自己的老爸抚摸自己的头，是一种无可比拟的，不可替代的，莫大的享受……

    在路上，我和老爸都沉默了，他此时的脸色有些严肃，他一定是为我不能顺利的上学感到有些担忧，而接下来等待我们的是什么结果也不得而知。我此时也是想不明白，甚至感到愤怒。北京啊，祖国的首都祖国的心脏，全国人民向往的地方，居然接连两所学校都是因为校舍问题，没有办法接收我这一个读书的小学生。这也让我多少有些怀念过去的东交民巷小学和江西的“五七小学”。东交民巷小学的教室都是高高大大的，学校中间是个大操场，全校所有班级的同学搬着椅子坐在那里集会都还坐不满呢。五七小学就更不用说了，因为那里是真正的广阔天地，我们五七小学有足球场，有跳高跳远的沙坑，我们经常在那里踢足球。我们才离开北京四年，我们回来了居然没有学上。

    老爸领着我在蜿蜒曲折的胡同内穿梭，一路打听，走了十几分钟，至少是拐了十个以上的弯，最后再走上一个大斜坡，南池子小学的招牌就赫然在目了。这是我们父子俩找的第三所学校，事不过三。现在想来三可能对我是个吉利的数字。就这样，我在南池子小学上学了，南池子小学有一个很响亮的称呼——大庙。

    我作为插班生，被安排在了四年级二班，我们班的班主任老师是教语文的马国秀马老师。初进班里同样也是加座，被加在了最前排。我们班的教室是新建的红砖墙、水泥地的大房子，与先前的南河沿小学相比，那是宽敞高大明亮多了，而且黑板是平整而又宽大的玻璃黑板。

    最初回到北京上学，让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在五七小学读书时，没有什么家庭作业，几乎是天天放羊。五七小学是临时搭建的，教师也是拼凑来的，根本就谈不上教学质量，五七小学的学生和教师的水平远不及北京，所以我落下了很多课程。南池子小学可是大不一样，马老师对我们异常的严格，每天的作业很多，经常都是惩罚性的让我们抄书。开始时我还是有些紧张，时间一长我就皮了，又慢慢地恢复了淘气的本色，我是属于比较贪玩的，放了学先玩儿，等天黑了再写作业，几乎每天都是深更半夜才能写完。这种贪玩儿让我一直持续到了初中……

    我儿二年级了，只要我不在外拍戏，就专职负责他的学习。他的学习可没少让我操心，可能是遗传吧，这小子太爱玩儿了，有几分钟不盯着他，他就开玩儿了，居然一丁点的自觉性都没有，简直跟我小时候没有区别，遗传哪有专门遗传这个的，哎……

   从医院往山上走的小路上，有一座小小的水库，水库的水质很好，清澈见底，医院的职工们基本都来这里游泳纳凉。卫生部干校的“采石排”也在医院里面，采石排里一水儿的年轻小伙子，他们在后山一处开山放炮，为干校开采用于盖房子的花岗岩，在医院里不时的可以听到隆隆炮声。采石排里面有一位小乐叔叔，小乐叔叔个头不高，总是笑嘻嘻的。他非常地活跃，篮球场上和那小水库里常能见到他的身影，一次他与我聊天，问我：“你的北京话怎么说的那么好？”，我说：“我也是北京来的，我爸爸就是……”他恍然大悟，“哦，你爸就是刘头！我还以为你是当地的老表呢。”我老爸那会儿被他们称作刘头。一来二去的与小乐叔叔混熟了，他就经常带着我去山上的水库游泳。每次小乐叔叔先是自己畅快的游上几个来回，然后就来教我，我由趴在他的背上开始，慢慢地就可以自己游到深水区了。

    小乐叔叔还教我踩水，他踩水可谓是技术高超。他踩水时双手高举或是抱在脑后，直立着身体能够露出自己的肚脐眼儿，这让我羡慕不已，我学着他的样子拼命地使劲儿，也是只能露出我的小胸脯来。

    我在云山脚下的收获之一，就是学会了游泳。

    另外的一些收获还包括：我在这里见过很多蛇，那些蛇是五花八门品种繁多，大部分都是毒蛇。

    江西省地处我国南方，那里山峦起伏，丛林茂密，气候炎热，夏天里见到最多的野生动物就是蛇。一次以后，小乐叔叔带我到采石山玩，在很近距离的看大人们凿钢钎、埋炸药，然后躲到山洞里，几声哨响之后是一阵撼天震地的爆炸声，烟雾过后巨大的花岗岩已经翻落在石场。天色将暗，小乐叔叔他们准备收工，这时，小乐叔叔在巨石间发现了一条蹒跚爬行的大花蛇，那蛇有两米多长，像大甘蔗一样粗，颜色是灰褐色的。小乐叔叔说：“这是眼睛蛇，是开山放炮震出来的。”说着，他用一根大树杈将蛇的颈部按在地上，那蛇的身子就自然地缠绕在了树杈上，小乐叔叔就势往上一挑，那蛇绕在树杈上悬在半空，竟然被他一路挑回了宿舍。那大花蛇被小乐叔叔他们活生生地剥了皮，给红烧了。

    在五七医院住的时候，我还在周田镇上的小学校读了近一年的的书，那应该是小学二年级了。我们医院有五、六个孩子每天一起去上学，走大路要绕上一个弯，所以我们都是走小路，小路是翻过一座小山，那完全是丛林中的小路。我的同学有个叫“小牛”的，与我同岁，他爸爸是肿瘤医院的医生，后来成为了我国肿瘤医学顶尖的专家。

    临近夏天，草丛中就开始有毒蛇出没了，当地屡有毒蛇伤及人畜的事情，五七医院里也来过很多被毒蛇咬伤的患者。毒蛇往往是隐蔽性很强，总是在人们毫无防备的时候突然发起攻击，攻击性越强的毒性也大；而且毒蛇还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它们面目都是三角脑袋尖嘴，遇到人的时候敢于与人对视，甚至发起攻击；再有就是他们的颜色，毒性越大的颜色越鲜艳，而且花纹极其美丽，其图案就像是精心设计出来的。人畜一旦被毒蛇袭击，如果救治不及时就会有生命危险，那一段时间我们是谈蛇色变。好在我们城里来的人比较仔细，大人们早早的就教给我们一些防范野兽、毒蛇，以及识别和自我救助的知识。在江西的夏季，我们家里常备的药物主要是：清凉油、避蚊剂、疟疾片、毒蛇散等……

    我们夏天在山间小路行走时，都要拿着一根竹竿子，不停地敲打两边，打草惊蛇是最基本的保护措施。一天中午放学回家，烈日当头正是最炎热的时候，我们几个孩子饥肠辘辘，着急忙慌的往家赶。不知是谁提醒道：“慢点吧，注意点蛇。”接着我们就又扯开了蛇的话题，小牛兴致最高，他跑到最前面用最高的声音给我们讲着他梦中的经历：“我昨天夜里梦见打了一条蛇！我在路上遇见蛇了，那条蛇特别花，一看就是狠毒的蛇。我有些害怕，想从旁边绕过去，可那蛇就是挡着我的路，眼睛还死死地盯着我。我忽然从旁边捡起一把铁锹，我上去用铁锹猛地一戳，可惜那蛇没被我戳死，只被戳成了两截儿，它拖着受伤的半截身体逃到了树林里。我仔细一看那蛇的后半截儿，你们知道那蛇有多好看吗？简直太花太好看了，那蛇是红方框里面套着黄菱形，黄菱形里面是绿圆圈……”，“对了，越花的蛇毒性就越大……”、“竹叶青的绿色就绿的特鲜……”几个孩子七嘴八舌地接着说。我们一路说着从山上下来，走出了山间小路，再横穿过前面的土公路，就该进入五七医院了，小牛在前面兴奋地边走边跳。就在这时有人喊道：“小牛快跑，你后面有蛇追你！”，小牛觉得这喊话似乎是个玩笑，嬉皮笑脸地转过身来，在他转身的那一瞬间，笑容在他的脸上消失了，他：“啊——！”地一声大叫。果然是有一条蛇，是一条与小牛刚刚讲到的一样的一条半截子蛇，正尾随着小牛身后，小牛吓的哭了出来，声调也都变了，他不停地哭叫着，左右乱蹦躲避着那条半截子蛇，那蛇的头像是被小牛牵着一根线，随着小牛躲避的方向调整着进攻的姿势，说时迟那时快，我们这群孩子冲了过来，抡起手里的竹竿等物就是一阵劈头盖脸的乱打。那蛇猝不及防被抽打的瘫软在地，小牛这时也抽出身来，从地上捡起一块长木板，跳到蛇的身边，没命地砸那蛇头，小牛近乎于疯狂了，他连哭带喊着：“让你想咬我，你想追我……”，半截子蛇的蛇头被彻底砸烂了，它躺在地上静止了，我们也都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平静下来以后，我们就觉得很是纳闷儿，怎么小牛刚刚讲到梦里见过一条半截子蛇，这会儿就有一条半截子蛇出现呢。当我们仔细看过那蛇的花纹时，不禁的汗毛直立。那半截子蛇的花纹竟然也正是小牛所描述的，“红方框里面套着黄菱形，黄菱形里面是绿圆圈……”。这奇怪的巧合我们还讲给大人们听，大人们都是一笑了之，说“是巧合”，就像“说曹操曹操到”一样是巧合。现在想来，小牛所讲的梦境与我们遇见的半截子蛇不一定是巧合，我觉得我们人类有时也有那种超乎寻常的预见能力，只是很多时候却因种种原因被我们忽视了，如果真的能够清楚地认识这种预见能力，或许能够避免不少的灾难。

    我在五七医院干过的最调皮的坏事有几件，其中就有与蛇有关的事情，我曾用一条死蛇吓唬过一个老阿姨。一天下午，我和几个小同学在山脚下的小水渠边，打到了一条两尺长的小蛇，这是条绿色无毒的菜蛇，绿的有点像是竹叶青，因为它小不值得一吃，所以就拿着玩耍，玩儿到了天黑回家吃饭的时候，我就把它拎到了家里，而后又想一条死蛇拿到家里没什么意思，就想扔了算了。可是转念又一想，何不找一个怕蛇的人开个玩笑。我一想就想到了隔壁的老阿姨，老阿姨有两个上中学的女儿，与我哥哥年龄相仿，老阿姨没有儿子，特别喜欢男孩儿，每每看见我都是眼睛放光，经常端来她亲手做的菜给我吃。她们一家人平时对我很好，老阿姨是可以开得起玩笑的人。于是我看看四下无人，就把死蛇放在了隔壁老阿姨的家门口，而且还把蛇盘在了一起，像是睡在了那里。我溜回家拿出小板凳静静地坐在家门口，耐心地等待着老阿姨的出现。一会儿，老阿姨家的门打开了，老阿姨吃力地端着一个大铁盆，踉踉跄跄走到院子的水池边倒掉，然后又进行一番洗涮。显然，老阿姨端着的大盆挡住了她的视线，她出来时没有看到蛇。老阿姨洗好盆回过身来看到我坐在那里，就问：“小斌，蚊子那么多还坐在外面。”我急忙掩饰：“我等您……哦……我找天上的卫星呢。”我赶快抬起头来仰望着星空，眼角却一直瞟着老阿姨回家。老阿姨走到家门口，只听得她声嘶力竭地“啊呀！”一声，然后就是大铁盆摔在地上，像敲大锣一样“咣嘡”的乱响，老阿姨的女儿也冲了出来，手里拿着扫帚拼命地拍打那蛇。慢慢地她们发现那是条死蛇，老阿姨生气了，她声音颤抖着吼叫道：“是谁这么缺德，把蛇放在这里！”。

    我看到这里不由得有些害怕，急忙拿起小板凳躲回到屋里。几分钟的工夫，老阿姨那边平静了下来，而后我们家房门就被人敲响了。我打开房门，老阿姨愠怒地站在那里，问：“小斌，说实话。是不是你干的？”我天生不会说瞎话，便承认只是开个玩笑而已。老阿姨看我也被吓得够呛，语气也变得缓和下来，说：“一想就只你这个淘气鬼，这种玩笑开不得，阿姨会被吓死的！你要吓死阿姨呀？阿姨的胆吓破了怎么办？”……

    在老阿姨说我的时候，我偷眼看了看老阿姨，我发现老阿姨的脸上、鼻梁子上布满了细细的汗珠。老阿姨说的话让我脸皮一阵阵的发热，让我羞愧难当，也让我感到很是后怕，要真是把老阿姨吓坏了，那麻烦不就大了么。我变成了哑巴，不知该怎样回答，我蹬蹬噔地跑到老阿姨家门口，拎起那条死蛇，抡圆了胳膊，使劲地甩倒了树林丛中。打那以后我再也不敢用死动物吓人了……

    在以后的年头里，我陆续的去过很多次动物园，每次都要看看那里的爬虫馆，每次都要看看里面的蛇，我总想找到我见过的那种好看的花蛇，可惜里面一直没有，可能那是毒蛇里的一个品种，或许已经灭绝了……不知为什么，多少年来我参与打死蛇的事情一直萦绕在心头，是一种挥之不去铭记在心的印象，从来不被提起却也不能忘记，我搞不清是有些什么道理在里面。

    研究玄学、风水命理的人说，十二属相当中，鸡、牛、蛇为三合局。我想既然是三合局，那里面可能就有些我们既摸不着又看不见的必然联系。仔细回想，我众多的朋友当中，最为牢靠的的确当属鸡、蛇之人，常常我们之间会产生莫名的默契或好感，即便是出现了分歧或是隔阂，慢慢的也能自然消除。这大概是大自然给予的自然搭配……可有些时候我还是想不通，鸡、牛属于阳光下的生物，蛇为穴居，属于冷血之类，人们常常把蛇定为阴毒之物，五毒中首当其冲就是蛇，鸡、牛、蛇居然成为了三合局。

    再说说我儿富贵吧，这小子五岁多的时候曾送给过我一个礼物。这天，我儿他兴冲冲地跑回家，说要送给我一个礼物。一个很精美的木制小盒子，小盒子是个小房子，当中有个小门，像是童话世界里的玩具。我很高兴地接受了，并问他这礼物的来历，我儿说是他自己特意为我选的，是很好玩儿、很可爱的东西。说：“看见这个小门了吗？打开小门就可以看到礼物了。”我很高兴他小小的年纪就能想到送给我礼物，我满心喜悦地打开那扇小门，里面却猛地跳出一只灰绿色的小蛇，那小蛇活灵活现，颤颤巍巍的还在蠕动，我还真的被吓了一跳。其实在我打开那扇小门的一瞬间，我儿已经尖叫起来，这一瞬间我意识到了事情不妙，但已经来不及关上，还是被小小的惊吓了一下。我儿看见吓到我了，也就是他的小阴谋得逞了，便咯咯的笑了起来，他越笑越得意，越得意越笑，最后笑的坐在了地上，还不住地欢呼“老爸被我吓着喽……”

    世界2008年华文獲獎小小說:

    上篇《好懸》（僅40餘字）： 

    老王提前下班回家，發現老婆和單位書記偷情。

    嚇得老王趕緊跑回單位，歎道：好懸，差點被領導發現早退！

    中篇《原諒》（僅60餘字）：

    老王知妻與領導不軌，怒找領導妻，領導妻氣極：咱們上床報復他倆。

    事畢領導妻：我還氣，再報復一次！

      一連数次，老王跪倒告饒：求你了，我已經原諒他們了。

    下篇《和解》（僅30餘字）：

    老王回家和妻攤牌，妻說：偷腥之後方知還是原裝的好！老王激動地抱住妻說：同感！

    我家从小山村帽山窝搬到了五七医院，这里和帽山窝最大的不同是——这里有电，这样我家的电器就算有了用场。我们从北京来时带了一台老式电子管的收音机，收音机是木制的外壳，有中波、短波等很多个波段，还有高低音调节；左上方有一个小小窗口，里面有只指示灯，随着性信号强弱发出闪烁的光亮，人们管那叫做猫眼儿。那收音机声音的音质也很好，尤其在听军乐时显得特别的浑厚。

    在云山脚下偏僻的大山沟里，有了这台收音机我们就能听到遥远的首都——北京的声音，那会儿喜欢听的就是“实况广播”，听实况广播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每当听到毛主席发表最新指示以后，天安门广场又是人山人海的热烈庆祝，就好像回到了北京，又亲眼看到了那欢天喜地、激动人心的场面。记得在北京时，在来干校以前的日子里，我还听过并且很爱听儿童节目“小喇叭”，每到傍晚时分我总是规规矩矩地坐在小板凳儿上等着“小喇叭”开始，我爱听小喇叭里面孙静修爷爷讲的故事，印象深的有“地雷战”，地雷战里有一种粑粑雷，可以弄小鬼子一手的粑粑。

    到了干校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过听广播，那是因为在帽山窝时没有电。在我大病初愈那一段时间，实在闲的无聊，趁家里没有人的时候，我便偷偷的开启收音机，我想试着找到“小喇叭”。我找了很久很久，广播里竟然没有了小喇叭。

    70年的春天，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地发射了。那是我国是继苏、美、法、日国之后，世界上第五个用自制火箭发射国产卫星的国家。我国的卫星上天是建党、建国以来最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后来我们在其他行业创造出奇迹时，就常用放卫星来形容。1981年世界杯亚大区决赛阶段中国队主场战胜伊朗队的比赛，就是我国足球放卫星的阶段，著名守门员李福胜扑出对方10号队员的点球就好比是放了一颗卫星，当时的那种激动人心就不相上下。那场比赛我在现场狂喊，结果第二天嗓子哑了没上成台词课。

    卫星发射成功的那天晚上十分热闹，五七医院的人们也是奔走相告，所有人都是先聚集在收音机前和大喇叭下面，反复地收听这一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令人激动和难忘的是，广播里还有一段卫星传送回来的东方红乐曲，由于播送的是卫星信号，所以前面还有一些短暂的杂音，那杂音之后便是清晰的东方红乐曲，我觉得最动人、最悦耳的就是那些杂音，它告诉我们这声音来自遥远而浩瀚的太空。这乐曲一经传出人群立刻沸腾起来，他们擂动早已准备好的锣鼓，欢天喜地地庆祝。我当时虽然搞不懂卫星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明白把它弄上天是件很不易的事情，而且有了它我们就再也不怕苏修和美帝了。

    在卫星上天以后的一个白天，父母上班、我哥上学，家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便扭开了收音机的旋钮，播音员正用高亢的声音赞颂着祖国的大好形势，我想找些新鲜的节目听听，我一直都有“小喇叭”情结，我开始慢慢地转动旋钮，红色的指针在那些数字间缓缓移动，我眼睛在那红指和那猫眼儿间来回地观察，那猫眼儿很灵，每遇到一个电台它就会睁大眼睛，声音越清晰那猫眼儿瞪得越大，我很快就全面的搜寻了一遍，结果所有节目几乎都是一样的枯燥乏味，要么是社论一类的，要么是表彰好人好事先进人物的，凡是带音乐的也都是烂熟于耳的样板戏，所有的电台翻来覆去的总是这些节目。听着听着我就开始琢磨起来，就这么一个可以摆在桌子上的收音机，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人在里面说啊唱的，他们是怎么进去的，是什么时候进去的，我决定今天要打开看看仔细。其实，我要打开收音机的念头是由来已久的，很早就想打开看看里面，只是以前家里总是有人，不得机会。我曾经几次拿手电筒照过收音机的背面，想看看里面的究竟。

    我把收音机从墙边移了出来，用螺丝刀轻轻地拧开螺丝，小心翼翼地将后盖取下。展现面前的真像是个小小的世界，完全就是一个工厂社区的微缩沙盘。里面有很多街道，有很多大小不一错落有致的房子，还有很多排列有序的大罐子，他们之间还纵横交错地连接着管道，看到这些我欣喜万分。我又开始转动旋钮，看见那红指针固定在一根丝线上，随着我的旋转在轻轻的移动，而后又是那些电台里的说、唱，可始终没有看到里面有人。我开始尝试着用另外的波段找，换了一个波段以后，里面立刻多了很多杂音，吱吱啦啦的还夹杂了一些听不懂的外语和旋律奇怪的音乐，猫眼儿也在胡乱地闪烁。我很有耐心地寻找，我梦想着真的能有小人儿出现，我在一个很稳定的频率停下来，那猫眼儿也瞪大了眼睛，里面正在播送一段很有力度的军乐，旋律很像是解放军的某个乐曲，很像但又不是。很快乐曲播送完了，里面出现了一个字正腔圆的男声“八一电台社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一伙儿的反动统治还能维持多久……”。这句话就像是个晴天霹雳，一下子把我吓的是魂飞魄散，我猛然反应过来要将声音关小闭上，可是慌乱之中却拧反了方向，忽然“哇”的一下声音变得很大，我又以最快的速度将收音机彻底关上。这句反动透顶话惊出了我一身冷汗，过了很久我依然是惊魂未定，很长时间我喘不过气来，总是心有余悸，我蹑手蹑脚地跑到门口窗前四处张望，看看周围是否有人，确定了没有别人听到以后，才慢慢地平静了下来。因为刚才广播的是反动的语言，虽说我是小孩，但遇到了爱管闲事的人，那也是非常麻烦的事情。

    这件事情让我有些后怕，但又十分地好奇，我一连几天都是寝食难安，我不知道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我决定再一次打开收音机的后盖看看究竟。这次我镇定了许多，我用手电筒照着黑黢黢的机箱内部，一点一点地仔细观察，此时我有点像是个侦察兵，匍匐在前沿阵地试图找到隐藏在黑暗处的敌军碉堡，我仔细地搜索了几遍，最终我确认里面无非就是装满了类似灯泡一类的东西，而且还尽是灰尘。我从新拧开了收音机的旋钮，试着将指针又调到八一电台的频率，这时里面又没有了声音，我在附近的频率仔细搜寻，八一电台始终没有出现，但是却有了另外的发现，一个女播音员正在念一些数字的代号，并让他们注意接收什么命令。这个播音员普通话的发音没有八一电台的纯正，特像港台地区影片里那些女演员的声音，后来我在看到港台片时，总是有看女特务表演的感觉。这次收听又是让我听出了一身冷汗，这分明是特务机关在调动特务搜集情报和搞破坏，我想我继续听听，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线索，以帮助我公安机关将其破获。刚有了这个想法，可那电台却没有了声音，随之而来的是一阵狂风暴雨般的噪声。我紧追不舍继续查找，在那些嘈杂声音的缝隙间隐约还能找到，但是那声音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消失的无影无踪，只剩下噼里啪啦的巨大噪音。我很无奈地思考着对策，我慢慢的想起来了，在我们这一代山沟里面，有很多人都自制了天线，架起天线肯定会收听得更好，我还知道有一种细细的铜线叫漆包线，很多人就用那个做成了天线。我很快找来了竹竿、木条、钉子等，没有漆包线就用旧电线代替，很快一个自制的“大笊篱”式的天线做好了，我把它绑在椅子背上，我家住的房子是教室，房间又高又大，天线就架在家里，有了天线收音机的收听效果大有改观，很弱的声音放大了好几倍。这事我始终没敢跟我的父母讲起，几天以后我哥他们放学回来，我壮着胆子悄悄地跟我哥说了，不过我饶了个弯子，我说：“咱家的收音机坏了，里面有人说反动的话，有人骂毛主席……”开始我哥还不信，说“你听错了吧？”，我说“那你来听听。”

    我给他找到了八一电台，里面立刻又是攻击我们共产党中国的言论。我哥也是吓了一跳，但他比我镇静，说“关了吧，这是敌台，咱们不能听的”，他还关照我说“以后不能听这个，太反动了。”

    我问：“敌台？就是敌人的电台吗?”我哥说，“就是敌人的电台，是台湾国民党或者苏修和美帝的。”

    在那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又陆续的听过几次敌台的广播，因为做的天线很好，能够收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并且接收的信号还很清晰。那里面有直接攻击我们党和政府的，还有类似是宗教色彩的，记得有一次的内容与众不同，十分奇怪，至今我还记忆犹新，也使我百思不得其解，而且至今我也没有明白其中的含义。是个男播音员，他说道：“中共大陆生活十分的艰苦，即使是吃窝头啃咸菜也是朝不保夕，原因何在呢？中共没有肉吃，他们没有养猪的诀窍，想摆脱吃窝头啃咸菜就得养猪，而养猪就要吃大葱，多大吃葱才可以养好猪……”

    这段话前言不搭后语，即没有逻辑，也没有其中的必然联系。“养猪吃大葱，吃大葱养猪”，这个问题在我脑海里萦绕了很久。后来我还专门问过一些养猪的大人们，我绕着弯子的问他们“这猪喜欢吃大葱么？”，大人总是有一搭无一搭地回答“不知道”，“哪有大葱喂它们呢？人还没得吃呢。”

    关于养猪吃大葱，我很多年没有找到答案，由于是听敌台的缘故，又不敢大张旗鼓地到处打听，这一搁就是四十年，现在我有了新的判断，我认为那段“吃大葱”极有可能是敌特联络的暗语，这种内容除了他们自己，外人听了就跟我似的，几十年也找不到答案。不然实在是没法解释了，也可能是最近看有关国家安全的剧本看多了。我真想问问哪位大哥当年跟我一样收听过这一段，也好帮我解释解释。

    70年代末我还收听过美国之音。76年10月份粉碎“四人帮”以后逐步开放了，收听境外之音的人士也不再像是做贼一样。特别是1978年中美建交之前，我国就解除了对美国之音的干扰，到了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以后，以及2月17日中越自卫反击战打响那一阶段，是国人收听美国之音的最高峰，美国之音报道的消息让人们觉得更准确更详细更及时，据说那段时间带短波的半导体收音机曾经一度脱销。

    现如今的电视和网络信息，几乎淹没了收听广播，网络上的消息来得实在是太快，版本也多。网络新闻能让人很快的获得大量的信息，同时也能锻炼正确判断事物的能力，因为里面说话的人太多了。有说真话的；有说假话的，知道的说；不知道的也说，懂得说；不懂的也说，敢说的话说，不敢说的话也说。人人都有说话的权利，真是纷乱嘈杂令人接应不暇。

    我也早已没有了收听敌台的兴趣，收听广播基本都是在开车的时候，那些传统的说书是我收听广播的首选……

写在毛主席畅游长江纪念日

    广山，江西省永修县滩溪镇卫生部五七干校四连（北京医院）所在地。我在周田镇五七医院大病初愈以后，又跟着老妈回到四连，这时我们四连已经盖了属于自己的宿舍，我们这些散居、借宿在农户家里的所有人就全都搬到了广山。

    宿舍是三间一排的土坯房，房顶铺了一层薄薄的油毡，这房子是北京医院的职工们自己盖的，他们盖房子时我还在旁边看到过，那些大人们劳动时的架势都很对，都有一副干活的样子，累的也是大汗淋漓。可是房子盖好以后，几乎所有的墙体都是歪的，即使这样，我们每户人家还是分到一间，这毕竟是我们自己的村落。

    此时，我老爸被江西省调走，去给他们建设一座属于省里的医院。这样，在广山的日子基本上就只剩下我和我老妈了，老妈每天都是无休止的劳动，我则在五七小学读书。在干校连队里面有一点好，这里的小伙伴和小同学多，上课之余我们可以尽情地玩耍。

    这里的自然条件还是很不错的，这里也是山区，但不像云山那样高大险峻，虽然不是谈不上风景如画，倒也是山清水秀。我们的宿舍大约有七、八座三间一排的房子，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小村落，村子的正前方是几层梯田，梯田下面就是一个小水库，左前方是一座长满松树的小山。村后是一条通往大山深处的土公路，公路那边就是一片山林了，这山林主要生长着松树和毛竹，毛竹是一种成材的很粗的竹子，当时很多建筑工地就用毛竹搭建脚手架。

    山区的气候变化快，阵雨是家常便饭，刚刚还是晴空万里，一会就有可能是乌云压顶，雨过天晴时还总会出现一道道的彩虹。这种天气我喜欢，每当下起淅淅沥沥的小雨，我和一些小伙伴就戴上斗笠上山采蘑菇，那可是真正的纯天然的绿色食品，新鲜的蘑菇拿来炒着吃、煮着吃都行，比肉都好吃。

    下雨时去后山的竹林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很多文章里都用过“雨后春笋”这个词，而我是亲眼目睹过雨后春笋。我和小伙伴们提着小竹篮来到后山竹林，这里的竹子高大茂盛，遮天蔽日。竹林里一片昏暗，四周围不时地发出“噼啪”的爆响，粗毛竹竹笋的爆裂声很大，就像是在放鞭炮，小竹子的声音就要小多了，这声音就是竹笋在长个，它迅速地生长冲破了皮叶的包裹。我们进去主要就是冲着小竹笋去的，因为这里是成材的竹林，是不允许采伐竹子和采摘竹笋的，但是小竹笋另当别论。鲜竹笋与鲜蘑菇的共同点就是比肉好吃，那时候我们没有味精等调味品，也没有条件吊高汤，全部都是清炒或清炖，不管怎么做都好吃。

    其实我的最爱还是门前的那座小水库，那是我们小孩子玩耍的场所，整个夏季里几乎每天我们都要泡在里面。我们十几个同龄的孩子，学会游泳的速度都很快，不几天我们就可以自由自在的在水中嬉戏了。随着我们水性的提高有人就提出要横渡水库了，最先横渡水库的是焦明，他在我们中间年龄最大，自然得有一个带头作用，当然他也有一种探险精神。那次他说要试试，大家担心他体力不支，建议他只游单程，即使单程也足有200米的距离。焦明由山边小路走到对岸，我们全体在这边紧张地等待，紧张地注视着他。焦明镇定了一下便纵身下水，他先是蛙泳，中途感到累了又换作仰泳，这时我们这帮孩子开始给他打气助威，齐声高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焦明终于胜利归来，我们冲上前去与他共同庆祝，争先恐后问他的感受。焦明说“一点都不累，就是有点紧张。”焦明的成功使我们倍受鼓舞，而后赵大明、赵小刚、刘东旭、杨培军、小民豆、还有我，我们几个全都可以往返的横渡水库，并且开展比赛了。此后，我们都有共同的一个绰号——“水鸭子”。

    7月16日，是当时全国人民最重要的日子之一，它不是节日是纪念日，是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畅游长江的日子。据说毛主席他老人家酷爱游泳，而且水性极好，他特别喜欢在长江里畅游。在某一年的7月16日这天，毛主席再一次来到武汉畅游长江，以后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全国人民下水游泳的日子。

    当年《人民日报》曾这样报道：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
　　毛主席在浩瀚的江面上，时而挥臂侧游，拨开层层波涛，破浪前进；时而仰卧水面，看万里碧空。陪同游泳的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同志，和一群矫健的男女青年，紧跟在毛主席身边。
　　毛主席一面击浪前进，一面同周围的同志们谈笑风生。一位女青年告诉毛主席：“我这是第二次在长江里游泳了。”毛主席笑着对她说：“长江又宽、又深，是游泳的好地方。”陪同毛主席游泳的另一位女青年，只能游一种姿势，毛主席发现了，便亲切地教她仰游。毛主席说：“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

    江西是个水多的地方，我们住的地方远近有着大大小小几座水库。干校总部在7月16日这天也举行了规模浩大的纪念活动，记得是在三连附近的一座水库举行的，那一带的地名叫“马山”。干校以各个连队为单位，展开了不同级别的多项竞赛。活动搞得的异常热闹，大人孩子全部集中到了这里，大坝上、岸边等插满了红旗、彩旗，会场中央是主席台，其背景就是一张毛主席畅游长江巨幅画像。这里完全是一片节日景象，会游泳的一定下水，不会游的在岸边呐喊，折腾了大半天活动才算结束。

    有了这次声势浩大且又有意义的活动之后，人们游泳的劲头便更是高涨，有很多不会游泳的也纷纷跳入水中。我们门前有一个小水库，这一小片水域是阶梯式的，每7、8米一个台阶，台阶高度大约2尺。也就是说刚一下水，水的深度是到大腿根儿，往前走个7、8米就到了齐胸高，再走7、8米就刚好没过人的头顶。到了秋天旱的时候，水一退去就可以看得清楚，这水下阶梯实际上就是梯田。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找了一些竹竿儿，在深水和潜水分界处插牢，作为标记以示警戒。即便这样还是出现了几次危险，一次是年龄比我们小上几岁的王金山，一次是一位姓罗的叔叔。王金山的老父亲王子恒叔叔，应该是抗战时的干部，50年代初还上过朝鲜，王叔叔先是有了三个女儿，最后有了王金山，王金山是他家里唯一的男孩儿。王金山的三姐王金花很漂亮，有一对忽闪忽闪的大眼睛，先前她生了一场大病，她在五七医院住院的时候我和我老爸还去看过她，干校连队距离五七医院有10公里以上的路途，王叔叔不能经常陪护，我老爸就抽空去关照一下。王家三个女儿，我家三个小子，我还记得老人们半真半假地还攀过亲家，所以我们两家关系一直不错。

    这天大人孩子们都泡在水里，王金山也在其中。会游泳的基本上到了深水区，浅水区留下了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王金山很认真地练习游泳，他深吸一口气然后扎到水里，使劲地刨动四肢，身体顺势向前移动几米，几下之后停下来休息休息，他就这样在深水区的边缘往复着练习。因为他是埋着头向前刨，所以他根本也看不见那些竹竿。一会儿，他不知不觉地便偏离了方向，他居然游到了深水区，等到他要停下休息的时候脚下却已经够不到底了。王金山在水中挣扎着，几乎没有什么响动，只能看到两只小手在拼命地抓挠，他已经完全淹没在水里，我清楚地看到他的小脸已经憋得通红，我与他不过4、5米的距离，很快来到了他的身边。我伸出手去拉他，王金山慌乱中抓到了我的右手，但是他的重量却也将我带到了深水之中，我立刻也被深水淹没了，但我踩到了深水下的地面，我本能地向上一窜同时伸出左手左脚向潜水区摸过去，我的脚趾触摸到了那个台阶，我用这仅有的支撑点慢慢地拉动我和王金山两个人，我的左手还在水里乱摸，竟然抓到了插在水中的竹竿儿。我的身体悬在台阶上形成了一个大字，我用左脚尖死死地抠住了泥泞的台阶，左手拽着竹竿儿，悬空的右脚拼命地蹬水踩水，我和王金山一点一点地向浅水区移动。在移动中我也不时地往下沉，我使劲地仰着头，水已经超过我的耳朵，漫到面颊，只剩下能够呼吸的鼻子。由于王金山的作用力，也使得我下沉了几次，我也被灌了几大口水。我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勇气，也不知道为什么是那样的清醒，我没有感到恐惧也没有慌乱，我只觉得我做得很认真。我在慢慢拉起王金山的时候，还考虑到了那根竹竿儿，我要是急于求成用力过猛，那竹竿儿就有可能断掉，我是轻轻地让那根竹竿受力，左脚尖也是很谨慎的用力，因为脚下也有可能滑脱。右手慢慢的将王金山提起，给了他重新呼吸的机会。王金山露出水面喘了一口气“咕噜”一声又坠入水里，我咬紧牙关左脚一点一点的向里移动，直到左脚整个地在地上面踩实，才用尽力气将他彻底地拉了上来。

    王金山上得岸来，脸色发紫不住地颤抖。这时我才发现，不是我抓住王金山的手，而是他抓住了我的手，而且抓的十分奇怪，是他的左手紧紧地抓住了我的右手食指，只是抓住了我的一根手指而已。我将王金山带到了岸上，他的肚子鼓得像是个倒扣着的小脸盆，我让他在田埂上休息，他刚一坐下就“哇、哇”大口大口地吐起了黄水，此时他仍是惊魂未定，他仍然是紧紧地攥着我的右手食指不放。

    大部分的人都集中了过来，王金山吐了很多的黄水，那黄水还呛得他不停地咳嗦，有人给他捶背有人为他按摩。不知是谁通知了王金山的老爸，他老爸和他大姐急匆匆地赶来，她大姐已经是泪流满面，他老爸过来不由分说，先是照着王金山抡了一巴掌，然后拉起他就往家走。事情一晃过去了四十年，也不知道金山老弟现在怎样，他姐王金花我倒是见过，王金花在北京医院上班。

    罗叔叔被淹是在王金山遇险的一段时间之后，他的遭遇与王金山如出一辙，也是初学游泳，也是闷头向前，也是到了深水以后一脚踏空。罗叔叔是大人，深水将将没过他的头顶，他在水中挣扎时是忽上忽下，他张着大嘴“咕噜咕噜”发出的声音很大，那水在他嘴里就像是漩涡一样，迅速地转进肚子里。罗叔叔出事时很多人都在周围，岸上也有不少人在观看，我还记得有个岁数很大的杨庆祥伯伯，他站在岸边大声地呼喊：“老罗！老罗！”。抢在救人最前面的是我们这一群孩子，此时我们水性早已成熟，我们在水中噼里啪啦的狂奔到罗叔叔身边，7、8个小孩拉胳膊的拉胳膊，抱身子的抱身子，一下将罗叔叔抬出水面，同时从四周围飞过来了几个救生圈，没头没脑地全部都套在了罗叔叔的身上。罗叔叔上岸了，他也是惊魂未定地坐在王金山做过的地方“哇、哇”的吐了很多黄水，此时还有三个救生圈套在他的腰间。套在罗叔叔身上的救生圈都是儿童用的，尺寸很小，平时大人是很难套到腰间或胸前的，不知不觉在罗叔叔身上竟然套了三个。其实，人在危急时刻求生的意识都很强烈，很多平时做不到或做不出的事情，在那一刻都能做出来，这大概就是人的一种本能。救人的人也是一样，往往不会考虑太多，因为没有时间考虑，也是出于一种本能。

    我们救人的事情很平淡的过去了，没有作为好人好事大张旗鼓地去宣传。但是后来我参加过很多表彰好人好事的场合，里面有不少的抢救他人的英雄事迹，有些英雄上台为我们作报告，讲述他们救人的经过。有的还比较实际，但有不少是将自己神话了，他们在报告里大肆吹嘘自己在紧急时刻是如何进行思想斗争的，毛泽东思想又是如何鼓舞他，让他毅然决然地奋勇向前奋不顾身等等。每当听到这些我总想发笑，这些人简直是太能吹了，人在危险时刻是想不到其它的。人在遇到了危险的时候不去行动，反而还在那里做思想斗争，还在那里等着什么思想鼓舞你，那就有可能连你的小命一起搭上了。现在想起当年将王金山拉了上来，是十分危险的事情，拉上来了皆大欢喜，没拉上来呢我也跟着完蛋。人们常说的被坏人“拉下水”的含义也在于此，被拉下水就意味着彻底完蛋。我和王金山能够上岸，说明是我俩命大，命不该绝。

    既然活着好好活吧，做个有用之人……

    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的活动陆续的还搞过几次，改革开放以后就没有了。渐渐地也被人们淡忘了，我也是今天无意中想起，这7月16号在那个时候毕竟是个大日子，才啰啰嗦嗦地讲述了这些……

在江西干校的岁月可以说是快乐的，因为童年总是纯真的；但同时也是历经了很多风险和艰辛的，因为干校的几年不是在大城市里，而是在偏僻落后的穷困山村，那里的生活条件、学习条件，以及其他的诸多方面都非常的落后，以至于我险些还丢了性命。

    其实从最初到了江西的那时起，我们这群孩子就出现过很多水土不服的情况，像常见的有出现荨麻疹、腹痛腹泻、浮肿等。我和我们家人是属于过敏体质，所以出现危险的概率就大大地超过了其他人。我在上山砍柴时，就经常会碰到一些能够引起我过敏的植物，搞得身上起大包，奇痒难忍。还有蚊虫、蚂蝗的叮咬就更是险象环生了，我和我哥都深受其害。我的两个哥哥是一对孪生，他们在云山（现称云居山）山脚下的“江西共大”上中学。

    大约是1972年的初夏，我们全家搬到了周田镇的“五七医院”。“五七医院”是卫生部各干校抽调的一些医生和工作人员在当地临时组成的，占用的是云山共大的部分校舍，我家就住在一间被打了隔断的大教室里，我还时常的在大黑板上写写画画的。后来医院又添新人了，我家住的教室又被隔了一截，那块大黑板被截到了一对年轻的夫妇家里。

    某一周末我哥他们回到家里。在晚上临睡前洗脚时，露出了腿上密密麻麻的大包，他们的腿上红一块紫一块的，有的已经结痂有的还在冒脓水，真是有些惨不忍睹，他们腿上大包就是被蚊虫叮咬后发炎所致，其中很多已经化脓溃烂，这让我们的父母在心疼的同时，又引起了警觉。我哥哥他们正当年少，精力旺盛，对蚊虫叮咬等很是满不在乎。觉得痒了就使劲的抓挠，抓挠破了也不在意，最后竟出现了浮肿。经过血、尿化验，他们的尿蛋白指数出现了2+，已经符合肾炎症状的指数。我哥他们利用暑假在家休养身体，经过好长一段时间，他们的尿蛋白等指标才恢复正常。在那以后我们家做菜的味道就开始清淡了，因为肾炎是要少吃盐的。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人走背字的时候喝水塞牙缝，放屁能砸脚后跟。就在我哥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也因水土不服开始感冒发烧，而且是高烧不退，扁桃体化脓，嗓子疼得说不出话。后来烧得我出现了幻觉，我躺在床上喊我老妈，说：“我怎么站不稳啊？快拉我一把！”。烧到这种程度，吃片剂四环素已经是无济于事了，只能寄希望于肌肉注射青霉素，可是我对青霉素是严重的过敏。而医生们又怕我的连续高烧不退，怕会烧出其它的什么症状，有那么句话：感冒是一切疾病的病原，感冒很有可能会引发出其它的一些更严重的疾病。对付我的严重的扁桃体发炎，最有效的只有青霉素了，可是青霉素对于过敏体质的人来说又是比较可怕的事情，但是也有个别的过敏体质的患者，成功地接受青霉素的注射的病例。医生们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决定给我注射青霉素。

    那天的事情我记得非常清楚。是中午饭后，我老妈带我去打的针，不是去的医院门诊，是在一个护士阿姨宿舍里打的。我老妈与那些医生、护士阿姨们是同事又是好朋友，那个阿姨的宿舍距离我家和医院门诊都很近，前后不过百十来米，我们拿了药和消了毒的针管以及防备出现万一时使用的强心剂等。到了阿姨们的宿舍，按照程序先在我的小臂上打了一小针，通常皮试三、两分钟即可，过敏严重的几秒钟就会倒地不起。我坐在那里等待了三十分钟，这是医生们对我的特殊观察，三十分钟后我没有出现任何过敏症状，接下来给我打针的阿姨有说有笑地给我进行正常剂量的注射。为了防止出现意外，我又在那里坐了三十分钟，还是一切正常。几个医生、护士阿姨都松了一口气，认为这次注射青霉素成功了，我和老妈走回家里。进了家门我并无异常反应，只是感到有些无力和口渴，我坐在床边对老妈说“妈，给我倒热水，我要喝烫的热水，我肚子里冷……”。老妈给我倒了一碗热水，并很警觉地观察我，因为此前我从来没有过要喝热水的习惯和要求。这时，我只见我老妈的脸色大变，她咣嘡一声扔下水碗，向门外跑去，她边跑边大声呼喊：“刘斌过敏啦！刘斌过敏啦！”。

    我此时更觉得浑身无力，瘫倒在了床上。可能是在两分钟之内吧，所有的医生们全部冲进我家，一个高个子阿姨率先进来，她不由分说，用酒精在我胳膊上刷了一下，不等它干就很用力的，象钉钉子一样将针头扎了进了我的胳膊，然后又是用力的一推，那针管里的强心剂瞬间进入了我的体内。而后那些拿着听诊器、体温计、血压表的叔叔阿姨们，开始忙碌起来，做着各种测试诊断。我记得高个子阿姨始终把着我的脉搏，同事还嘱咐了我很多话，她说：“不要动，什么事都不要动，不要起床，不要翻身。想干什么必须先说出来，然后妈妈和阿姨们替你做。”我说：“我要尿尿。”阿姨说：“尿尿也不能动。”我老妈很迅速地找了一只空罐头瓶子递了过来，阿姨此时还嘱咐我：“千万不要动，我们来给你翻身，给你翻身的时候你自己不要用力。”我老妈和医生们将我翻了个侧身，他们要求我尿尿时也不要用力，要慢慢的尿，尿得出来就尿，尿不出来就等一会儿。从这一天起，我在床上吃喝拉撒了三个多月。又过了一会儿，医生们用几辆小推车将门诊的一些抢救和监护设备陆续的搬进我家，我家成了医院的抢救室……我记得很清楚的，有一台设备通上电以后不能正常工作，他们检查了一番以后发现，是没有接地线，然后他们用我家的一根手指组的铁通条，用劈柴火的大斧子深深地砸到了地里面，有了地线那机器果然开始运转了。之后那些机器设备又来过我家几次，因为医生对我的要求是静卧在床，我无法去医院做那些复杂的检测。这个静卧可是名副其实的，我有什么事情必须打招呼，不得自行其事，否则会又发生危险的可能，也就是说死神还一直在伴随着我。医生们为了哄我这个孩子不随意乱动，以让我遵守纪律为名，要求我无论做什么都要事先报告，说这样就像个解放军叔叔了。我喝水、尿尿、翻身都要事先喊“报告”。

    我病倒以后老爸老妈还得上班，不能天天在家看护我，于是就有几位好心的阿姨轮流过来值班，记忆里好像是杨庆祥伯伯的老伴儿来过几天。我那时已经懂得要鼻子要脸了，别人给我接屎接尿是个很不好意思的事情，所以我都是憋得不行了才打报告的，老阿姨给我拿过尿罐子，我一泡尿几乎将那罐子尿满。阿姨看出我的小心思，心疼地地嘱咐我：“孩子，有尿就尿，还怕阿姨看你吗？阿姨比你妈妈年纪还大呢。”

    二个月以后我可以坐起来了，三个月便可以下地走路了，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三个月的卧床不起我大腿的肌肉已经萎缩，我已经变得不会走路了，完全像是个学步的孩子。我哥还特意为我做了一副小号的拐杖，我杵着小拐杖又摔了无数个筋斗，才重新学会了走路。

    我大难不死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五七医院”里面孩子少，我在那些大人面前就显得比较宝贝，很多孩子不在身边的大人们都赶来看我。其中一个伙房徐叔叔对我最好，徐叔叔也是属于一个历经磨难的人，他经历也比较复杂，他是一个解放兵,何为解放兵？解放兵就是被我解放军从国民党军队里解放出来的国民党兵，在国民党军队里服过役，是极其不光彩且又十分危险的事情，好在他只是个伙夫，这让他担当的罪名轻了许多。本来到了干校的人就都属于落难的群体，都是难兄难弟，按理说大家应该互相帮助互相体贴才是，可是其中还有为数不少的人依然是极其的丑恶，窝里斗，欺软怕硬互相残杀。徐叔叔就被那些多事的人揪斗过。记得批斗他时，那些造反派们逼问他在国民党部队里干过什么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的事情，徐叔叔说“我只是个做饭的，我没干过坏事，我的事情我早就交代过了。”，“好啊，你还不老实！再交代一遍！”。“我就是给那个营长炒过小炒，他们那些当官的喜欢吃喝，我也是被逼的……”。“你是专门伺候国民党大官的，你专门为他们开小灶！你怎么就不知道弃暗投明呢？打！打这个国民党的走狗！”，徐叔叔被打的鼻子窜血翻倒在地……

    在我患病休养期间，徐叔叔经常地来看我，每次来都能从衣兜里拿出一些小橘子、小苹果、小黄瓜、小西红柿之类的。还有很多次是送他亲手做的热汤面，徐叔叔做的热汤面好吃极了，其实就是最普通的煮挂面，然后卧上一个鸡蛋，汤里少许的有点酱油和葱花儿，香喷喷的我可以一气吃完。过去这么多年了，各种风味的面我也没少吃，但好像还真没有哪家餐厅，哪个大厨做的面能够比得上徐叔叔的热汤面。只可惜我已经四十年没有吃到过了，也不知徐叔叔现在怎样，我无法联络到他，甚至不知道他是否还健在。

    那些好心的叔叔阿姨们（医生）对我非常的爱护。当时的医疗手段还很有限，为了能够彻底将我治愈，很多人都想法设法的去寻医找药。终于有一天一个叔叔带来了好消息，说是寻到了一剂偏方，他们便很迅速地组织队伍上山采药，然后晾晒烘干切片。那药是一种野生植物的根，煎出来的药汤子是黑色的，苦的难以下咽。每次喝药之前都是我老妈陪我一起高声背诵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那时候我就知道毛主席和他的语录，都有着一种可以战胜一切的神奇力量。这几句话我连续背诵了好几年，因为我喝了好几年的苦药汤，三年之后我居然喝好了，喝那苦药汤还让我懂得了“忠言逆耳，苦口良药”的含义。

    还要说的是我那时候小，并不懂得那些尽职尽责的医生和悉心照顾我的叔叔阿姨们，为了我而付出了多少的艰辛和劳累，甚至痊愈以后也没有去说声谢谢。若干年后我又见到过他们中间的两位，当我向他们表示谢意，说明他们是我的救命恩人的时候，他们只是淡淡的一笑。我知道我只是他们救助过的千千万万个少年儿童之一……

    我刚刚参加了富贵儿加入少先队的仪式，亲眼目睹了我儿这历史性的一刻。我深切地感到了他那幼小的胸膛里，正在涌动着的一股澎湃的热血，一个七岁的小小少年和他的那些同学们，竟是那样的庄重、严肃，一个个都是无比的光荣和自豪。这一幕真的让我激动不已，也让我想起了我四十多年前，在江西“五七小学”的茅草棚子里宣誓的情景……

    加入少先队对于孩子们来说是其人生中的一件大事，是他们人生中一个很好的起点，这将激励他们一生，激励他们好好学习，成为一个真正的好孩子。我端着相机一口气拍了一百多幅，我必须记录下这一庄严的时刻，日后富贵儿长大了，也好让他能有一些深刻而美好的回忆……

    入队仪式开始了，先有稍大一些的少先队员，手执少先队队旗从同学们面前正步走过，所有少先队员向队旗敬礼，同学们齐声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几十年没有参加过这种场合了，我真的被孩子们感染了，尤其是那队歌，是多么熟悉的乐曲，此时我有些激动，有些热血沸腾……是许多年来都未有过的一种真实的感觉……

    辅导员老师宣布新入队的同学名单，第一批新入队的有80名同学，他们将走上前来举起右手一同宣誓。

    由高年级队员给小同学受巾，富贵儿的面前是一位高年级的大姐姐。

    紧接着就是宣誓了，辅导员手拉着队旗的一角，带领新队员们共同宣誓。

   此时的会场庄严肃穆，富贵儿也是从未有过的严肃，他和新队员们一道，握紧小拳头庄严宣誓：要为共产主义而奋斗……

   回到座位上再次向队旗敬礼，其实都是事先练习过的，但此时富贵儿而可能过于激动，忘记了标准的敬礼动作，他完全像是在敬一个军礼。

    赵老师过来给富贵儿纠正了动作，他的手才又高抬起一些，看他的神情，是更加的严肃和认真了。

    他坐下来以后爱惜地抚摸着自己的红领巾，这个动作到是与我小时候一样，兴奋之余是要好好看看这红领巾的。不同的是，现在的红领巾的质地很好，我们那时的红领巾是粗棉布的……

    我等着他回来，好好地让说说带上红领巾的感受……

入 队 前 夕

    今天是5月30日，明天31日是我儿富贵儿的大日子。为了迎接六一儿童节的到来，富贵儿他们小学将要举行隆重的一年级新生加入少先队的仪式。他将成为一名少先队员了。

    其实富贵儿早就已经是激动不已了，他刚才九点多就上床准备睡觉了，可这小子却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我有些生气地呵斥他“快点闭上眼睛！”。

    富贵儿很无奈地说：“老爸，我睡不着。”

    我问：“为什么？”

    富贵儿说：“我明天就要加入少先队了，有点儿兴奋。”然后他又问我，“我是不是很光荣啊？”

    我赶快应和道：“是的是的，你很光荣。可是你为了明天的仪式，就该赶快闭上眼睛。”

    富贵儿很努力的闭上了眼睛……

    富贵儿慢慢地睡着了，我却进入了遐想和回忆。开始我因为他稚嫩的语言而感到有些好笑，这小子居然还会感到光荣。而后我又觉得很是欣慰，因为富贵儿懂得了加入少先队是件光荣的事情，而且答应我以后会更加努力的学习。

    我们过来的人对于加入少先队早已经是不以为然，可是对于富贵儿来说则不然，这毕竟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第一次面对这样一种光荣的事情，我深深地为富贵儿感到高兴。也不由地让我回想起我小时候第一次加入少先队时候的情景。我那个时侯都有过什么想法和有过什么举动？也是同样的睡不着觉？细节实在是没有了，我静静地坐在这里使劲地回忆，拼命地回想，有些印象深刻，有些只是比较零碎的片段。

    我只记得我也是七岁一年级时加入少先队的，那会儿正是如火如荼的文革运动，少先队叫做“红小兵”。我在东交民巷小学读一年级，班上除了“地富反坏右”的后代和学习实在差劲的，基本上全部都加入了“红小兵”，我们在白布衬衫的左臂上，用别针别上了“红小兵”的臂章，是红色菱形塑料烫金字的臂章。

    第二年我跟父母下干校，在干校“五七小学”又重新加入了一次，而这一次就不叫“红小兵”，也不是带臂章了，而是叫少先队了，是在脖子上系红领巾了。

    在干校加入少先队的事情印象很深，可以说是永不忘怀。因为是有些小小的挫折。

    五七小学搭建了一个很大的茅草棚子，像是一个小礼堂，学校集会就在这大草棚子里面。这天，学校举行第一批加入少先队的仪式，老师叫加入少先队的同学们站在前面的台子上，我很自信的也站在其中，可是班上的老师过来，将我拉回到座位上，说“这一批没有你。”，我解释说我原来就是。这时老师严肃起来，告诉我说“你的学习成绩下降，这第一批没有你。”我顿时感到头脑发蒙无地自容。我羞愧难当地坐在那里，眼看着老师给那些加入的同学们佩戴上红领巾，我对他们是羡慕不已。

    晚间在单位的食堂吃饭时，那些加入少先队的同学们都是欢天喜地的，一个同学不慎，将长长的红领巾泡在了菜汤里，于是他们开始为吃饭时该不该拿掉红领巾而展开争论。我很知趣地端着饭碗坐在远处，看着眼前的一切，我用余光偷偷的看了看我老妈，老妈此时的脸色有些难看……

    回到家里，老妈没有责备我，只是轻声地问我为什么没有加入少先队，我如实地回答学习成绩下降了。老妈让我拿出书本问我哪里不会或不明白，然后在酷热的夏夜里，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为我辅导功课。这天还有一个作业——写作文，要求是参加劳动、爱劳动一类的内容。老妈提醒我说，你平时不是参加过很多劳动吗？好好想想，可以写一些劳动的体会。于是我把平时劳动的情景描写了出来，写了大人们热火朝天地干活，我们小孩子给大人们端茶递水；还写了大人们很辛苦地割稻子，我们小孩子在后面拾谷穗；讲出了粮食的来之不易，要珍惜粮食，要做到颗粒归仓。是老妈教给我这句成语——“颗粒归仓”的，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学到的一句成语，也是第一次将成语用在了作文里，而且还是用在了作文题目上，使我的小小作文内容真实、生动，前后呼应。

    一个星期以后，校长让我在那大草棚子里宣读我的作文“颗粒归仓”，然后给我配戴上了红领巾。

    明天富贵儿就要戴上红领巾了，我问他：“加入少先队以后要怎样？”

    富贵儿说：“更要好好学习呗。”

    我问“哪还有呢？”

    富贵儿说：“还要听话，有纪律。”

    我使劲儿的揉了揉他的脑袋，说：“还要讲诚实，知道什么是诚实么？”

    富贵儿：“当然知道，就是不说瞎话。”

    嘿嘿，他的诚实就是让我感到欣慰的地方，于是我们有了一个约定，我们父子之间今生今世都不说瞎话……

    《北京青年报》要搞一期“名人与表”的采访，年轻的女编辑张琳打来电话，问我就有关手表有什么可以说说的。我给她讲述了几小段我与手表有关的经历。是的，我这里总有说不完的故事。

    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北京曾有过几次大规模的时尚流行，比如：春、秋季节里面流行喇叭裤、夏季里流行过劣质的港式T恤衫，配戴蛤蟆镜和平光秀朗眼镜，再打上一把不锈钢管的太阳伞；冬季则是毛哔叽军大氅和羊剪绒帽子。这比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的流行趋势要高级了很多，七十年代初还是很土的，主要也是物质匮乏和百姓生活的不富足，以及闭关自守、眼界不开阔造成的，那时候我们的轻工业很不发达。有一句话很有代表性，基本概括了当时的状况。“皮鞋洋、回力狂；白边懒汉是流氓”，白边懒汉是指一种白塑料底子布面的鞋，白塑料底子的上层有一层白布边儿，俗称“白边懒”，塑料底子的布鞋都算是好东西了。这“白边懒”四块多钱一双，由于这鞋属于流行款式，所以不论什么地方销售，一定会排起长长的队伍。王府井东风市场（早先和现在的东安市场）里的鞋帽柜台前，就经常出现数百人疯狂抢购“白边懒”的壮观景象。通常，在“白边懒”到货之前，消息就已走漏风声，时髦的男青年早早地聚集于此，商场不得不多派人手出来维持秩序。维持秩序的人基本都是商场的员工，此时他们的身份变成了工人民兵，工人民兵在老百姓心里还是很有震慑力的，因为工人民兵有权利抓人，还有权力动手打人。羊剪绒帽子更甚，前进鞋帽店（早先的同升和）经常是在夜间销售羊剪绒帽子，冬季寒冷的夜晚，王府井大街的商店早已关门闭户，约莫9-10点钟了，该店打开一个小门缝儿，两位老师傅隔着铁栅栏买帽子，价格从17元到23元钱不等。我二哥的羊剪绒皮帽子就是这样买到的，他从同学那里得到消息，晚上我陪着去的。

    回力球鞋将近10元钱一双，穿得起的人不多，皮鞋10多元钱至20多元钱一双，更是让人望尘莫及，所以“皮鞋洋”是指非常富有的人，很洋气的人。那时候谁的脚上蹬着双皮鞋，也是能够叫人刮目相看的，有钱人至多是一双翻毛皮鞋，有钱和有分身的人才穿打鞋油的皮底皮鞋。那时候的人仔细、讲究，很多人在皮底子上钉上个铁掌，以免鞋底磨损过快。钉上铁掌走起路来“嘎嘎”作响，远远的就知道这人穿的是皮鞋。

    读高二时，也就是我们的青春萌动期，很多男同学便开始想方设法地修饰自己。我们班上有个同学，花了八块钱从委托商行（二手店）买了一双二手的老式黑皮靴，他穿上了崭新的旧皮鞋，神情立刻严肃起来，下巴颏朝上抬高了很多。早晨上课他故意迟到几分钟，等全班同学安静地坐好了，他一声清脆的“报告！”，然后推门而进，“嘎嘎嘎”地走向自己的座位，其神情像是穿了双八百元的皮鞋。那时候委托商行也是人们经常光顾的场所，那里品种繁多琳琅满目，有很多的老东西，而且价格便宜，有钱没钱的都很愿意到里面转上一转，在委托商行能看到很多从未见过的稀罕玩意儿。今天的著名收藏家马未都先生——我马哥，当年就在委托商行里淘到过不少旧皮鞋以外的好东西，他那个时候就独具慧眼，真可谓深谋远虑，令人佩服。我们班那位穿旧皮鞋的男同学，挺胸抬头“嘎嘎嘎”地走进了教室，他一进门就有人认出了那双旧皮鞋，便大声喊道“委托商行的！”，全体同学哄堂大笑。那时候即使是穿双旧皮鞋，也能吸引不少羡慕的眼光。千真万确，这些都是我自己经历过的……

    再后来，北京的年轻人又比较流行戴手表了。其实，古今中外，自打有人发明了手表那天起，全世界凡是带得起手表的，都很向往自己能够拥有一块好表。七十年代我们国家还不富足，个人的腰包也都是瘪瘪的，年轻人向往好手表，但是买不起。再说，那时候没有什么太高档的手表，基本上都是国产手表，大众化一些的是17钻的，好一点的是19钻和21钻的。钻就是钻石，19钻就是指这表里面有19块钻石，但这钻石不是镶在表面让人看得见的，是内部机械部件，类似轴承的道理和作用，能减少金属间的摩擦，也可以提高手表的准确度。钻数越多说明手表的档次越高，时间走得也就越精准。手表在当时是“一大件”，一般年轻人结婚才置办，谁手腕子上添了一块手表，周围的同事都会上来围观，品头论足大大的议论一番，还会成为很长一段时间的话题，有人羡慕有人嫉妒。我记得我们院子里有一位老三届的大哥，他在山西插队，后来又去矿上挖煤，挖煤是个高工资的活计，听说他月工资90多元，尽管挖煤很苦很累，还有一定的危险性，但他的高工资还是很令人羡慕。他当时就买了一块价值300多元的瑞士梅花表，300多！其价格昂贵令人咂舌。这块瑞士梅花表在我们周围还是引起不小的轰动，那大哥平时有事没事的就在马路崖或院子里一坐，左手腕子朝上，以不经意的方式来展示他那块名贵的手表。不久那大哥结婚了，想必那表起了相当的作用。

    我拥有第一块手表大约是1980年的春天，那是一块不到10钻的国产全机械腕表，具体牌子想不起来了，价格大约在40-50元左右。那时我高中刚刚毕业，正准备考戏剧学院。我父母为了鼓励我能够顺利地考上大学，特意为我买了这块手表，好像还是托了什么人才买到了价格如此低廉而又实惠的手表。在这之前，国产手表也都是100多元以上。七十年代末，尤其恢复高考以后，知识分子陡然增多，国内的一些厂家为了顺应市场的需求，便生产了价格比较低廉的手表。刚出来时可能是供不应求，需要托人才能买到。

    应该说我的这块手表完全就是家长对我的一种嘱托，是一种督促，也是一种希望。父母对孩子总是抱有很大希望的，送给每一样东西都有更深一层的意义，更不要说几十元的手表了。后来我进入了戏剧学院，这块手表一直伴随着我度过了四年大学的光景。在校期间因为表演课、形体课等诸多原因，这表我很少带它，以至于到了现在仍然保存完好。我翻箱倒柜终于将这块珍藏了多年的廉价手表找了出来，哦！是苏州产的手表，好像就叫“苏州牌”，我给他上了上弦，居然还能走。我贴出来也让大家瞻仰瞻仰——

    我又查了一下相关的资料，这苏州手表是1978年12月开始注册生产的，原来的苏州手表厂，现在叫苏州手表总厂。这款手表我是1980年初得到的，是我一生中的第一块手表。

    1989年以后的一段日子，我、姜文、英达、江澄、刘小宁等经常聚集在一起打麻将，很多时间都是在我家里。当时央视有一个著名的栏目叫“每周一歌”，我们几个就沿用了这个词，我们每周一次聚在一起打麻将。我们也叫“每周一搁”，谁输钱了就等于把钱搁下，此“每周一搁”非彼“每周一歌”，同音不同意；音同意不同。那时英达从美国学习回来，身上自然有不少的洋玩意儿，一次他来“每周一搁”，将手表脱下放在旁边，我们鏖战一夜，一个个睡眼朦胧萎靡不振，天将亮时英达急匆匆地回家睡觉，将他那块进口手表忘在了我家。我收拾房间时发现了它，我赶紧给英达打过电话去，告诉他手表忘在我家了。英达说先放那儿吧，回头再拿。我们又陆续的几次在我家里打麻将，可是每次玩完之后英达和我依然是把手表的事忘得干干净净。一段时间以后我接拍了北影陈国星导演的电影《情惑》，这部电影的外景地在秦皇岛。临出发时我又看到了英达的手表，这时我才仔细地打量打量了这块手表，这是一只卡西欧电子表，个头不小黑色的，液晶显示屏，正面侧面满是按钮，让我有些眼花缭乱。平时显示的是北京时间，一按其中的一个按键，它就会出现东京、莫斯科、纽约、伦敦、巴黎等时区的时间，而且还有很快的毫秒的显示。我想我带上未必不是好事，也许拍戏还能派上用场，毕竟这是个不多见的时髦玩意儿，于是我将它带到了秦皇岛。

    在秦皇岛拍戏的某一天，全组的小伙子们一起到海边游泳，我们到了一块开放的海滩，很多人在这里自由自在地玩耍嬉戏，所有人都是自己看管衣物，沙滩上到处都是一小堆儿一小堆儿的衣服，完全一片祥和景象。

    剧组的人多，衣服堆放的相对集中，可是临要下水时，我想到了这块手表，我想别让海水腐蚀了这块不错的手表，我想了想应该讲这表藏好。于是就在衣服下面挖了一个小坑，将表埋在沙子里然后用衣服盖上，又四周围看看，没有发现有人在注意我的动作，才很放心地向大海深处游去。大约一个小时的光景，我们上得岸来，衣服还是原来的模样摆放在哪里，但是竟然不见了那块手表。十几个人将这一片沙滩翻了个遍，也还是没有，挺好的一块手表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消失了。丢了东西心里是十分的懊恼，懊恼我的“聪明过头”。后来又这样慰藉自己：一块电子表没几个钱，偷表的想以此发财是没有可能的。

    回到北京我琢磨着向英达如何交代。想好了就又给他打了电话，说：你总是不来拿你的手表，就说明这表就不该属于你！

    英达似乎是明白了我的意思，说：行，那你就先带着吧。

    我进一步试探着：那表多少钱哪？

    英达死活不告诉我，说：你就带你的吧，问多少钱干嘛。

    此时我只好全盘托出，我说那表让我给弄丢了，你告诉我多少钱行么，我给你买一块去。

    我将事情经过讲给英达，英达呵呵直乐将我嘲笑一番，说见过蠢的，但没见过你这么蠢的，那么好的表怎么能怕海水呢，不但不怕，而且还能下潜100米以上！那表不属于我也不属于你，多少钱你也别管，丢就丢了，就别再提了……

    在那以后，我特别注意各种商场里的卡西欧手表柜台，想一探究竟，看看那表到底价值多少，但是很多年里都没有见到过同样的款式。事后才知道那是一只价格不菲，能够显示世界时间，具有很多项功能的运动型电子手表，我在境外的一些时尚类的杂志上看到过该款手表的广告，那表应该是卡西欧品牌里面比较顶级的产品。

    从前对手表有过一些想法，现在已经不注重这些了，谈不上爱好，因为不经常戴手表。可能是我们这种职业的关系，手表在我们这里更是一种饰物，而我们是不能随意配带饰物的，我们经常拍戏，演戏是以所演的人物出发，必须佩带一些个与人物身份相符的手表，而且还要注重年代。我在电视剧《情证今生》里，饰演一位大牌经纪人，我们的制片人王仍林，就拿出他那价值十万元以上的金手表给我当道具。金表真是沉甸甸的，很有分量，当然有过丢表的教训，以后还是仔细了一些。

    至于我喜欢什么风格款式的手表嘛，说来也很简单。男人一点的，庄重一些的，时间精准的，比较传统样式的就好了，价格适中也就行了，完全没有必要为了块手表把自己搞得很累。尤其像我这种容易丢表的，值钱的手表弄丢了还不够心疼的呢。

    近20年的事情了，经报社的张琳小妹提醒才又想起。回忆往事也是我比较愿意做的事情，因为常常是美好的回忆。

    喝铁观音已经有几年了。大约是六年前的这个时候，春末初夏吧。偶尔认识了林少峰老弟，少峰年轻帅气，文质彬彬，有文化修养好。少峰邀我到茶馆一坐，然后拿出他随身带的铁观音，那茶叶被分成很多个小包儿，五颜六色的码放在茶台上，略显有些神秘。少峰七搞八搞以后给我端上一小杯，精巧的小茶杯摆在我面前，其容量也就是三、五钱的酒杯的大小，但却是香味扑鼻。此前我对喝茶没有什么讲究，也没有什么认识，更不会谈论茶叶。我问这是什么？少峰说铁观音。小杯里的茶水是淡淡的黄绿色，甚是清透。我慢慢地端起，小心翼翼地品尝。那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清香，茶水在口中转来转去，滑腻醇厚，口感极好……

    从那天起，也就是与少峰一起喝茶的那一天起，从喝到铁观音的第一口起，我就染上了这么一个喝茶的习惯。在后来的这几年里，我一直在喝，几乎国内所有的高档茶都喝了个遍，什么福建铁观音、台湾冻顶、武夷大红袍、安徽太平猴魁、云南普洱、西湖龙井、信阳毛尖等等，尤其偏爱铁观音。

    少峰老弟就是来自福建泉州，而安溪是泉州的一个县，少峰和他的家人以及一些当地朋友，自然全部都是铁观音的品茶高手。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不少的知识，也品尝了很多好茶。

    这次来到泉州，特意赶到铁观音的老家——安溪县。想参观一下这里的茶园，看看茶农们生活得环境，亲眼看看这里茶农的制茶工艺。

    泉州安福寺的常持师傅是我的好朋友，他热情地迎接并为我全程安排妥当。到达的第二天我们就驱车前往安溪的大山里……

    去往安溪的公路上。

    到达了海拔800米的高度，眼前就是一望无际的茶园，远处是安溪的最高峰。茶农们祖祖辈辈就是从这里收获的。

    翻过最高点进入土路，前面就是茶农们的村落了，这里很多茶农的房子还是干打垒的。

    茶农的房屋基本上都是相同的样式的相同的结构和相同的材质。基础是石材，地面以上是干打垒，而且都是两层的楼房。

    此时已经临近正午，天气还是有些炎热，但是进到茶农家里，却是一片凉爽。这时才感觉到茶农房子为什么全是这个样子，这是劳动人民的智慧。到了酷热的夏天，不管外面有多热，房子里面却很凉快，进到院子就能感到凉爽。

    房屋年头有些长了，干打垒早已彻底的干透，墙上满是裂缝，还能从裂缝中见到“光”。

    这就是简陋的制茶的房子了，架子上的大笸箩是晒茶青的。

    刚刚出炉烘炒过的茶叶，他们干活儿都是打着赤脚。

    又在烘炒一炉，我好奇地伸手试试转炉里的温度，据说控制烘炒的温度很重要，会直接影响到茶叶的质量。

     此次泉州之行收获不小，有当地的一些好朋友帮忙，还是找到了一些好茶，我好好选购了几种，常持师傅又特意送给了一些，我北京的茶友们、好哥们们又有好茶喝了。今年的春茶质量着实不错，五月三号以前一直比较干旱，这之前的茶入口滑腻、醇厚，口感极好，七泡以后依然是浓郁醇香。雨后的茶叶不免有些薄气，浓郁的茶香被稀释了，好在这次搞回来的都是三号以前的好茶……

      五一国际劳动节是全世界无产队级、劳动人民共同的节日。

    记得以前听说过，这个五一劳动节是美国人发明的，具体什么事由却又说不清楚。今天重新查阅了一些资料，算是比较明了了，也摘录下来说给大家听听。

    那是一百多年前的事情了，1886年5月1日，美国芝加哥爆发了二十一万六千余名工人为争取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而举行的大罢工，经过艰苦的流血斗争，终于获得了胜利。为纪念这次伟大的工人运动，1889年7月第二国际宣布将每年的五月一日定为国际劳动节。这一决定立即得到世界各国工人的积极响应。

    1890年5月1日，欧美各国的工人阶级率先走向街头，举行盛大的示威游行与集会，争取合法权益。从此，每逢5月1日这一天世界各国的劳动人民都要集会、游行，以示庆祝。中国人民庆祝劳动节的活动可追溯至1918年。是年，一些革命的知识分子在上海、苏州、杭州、汉口等地向群众散发介绍“五一”的传单。1920年5月1日，北京、上海、广州、九江、唐山等各工业城市的工人群众浩浩荡荡地走向街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集会，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五一劳动节。

    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49年12月将五月一日定为法定的劳动节，是日全国放假一天。节日到来时举国欢庆，人们换上节日的盛装，兴高采烈地聚集在公园、剧院、广场，参加各种庆祝集会或文体娱乐活动，并对有突出贡献的劳动者进行表彰。

    记得我小时候的五一节还是很热闹的，那时候的重大节日只有“五一”和“十一”，一个春天一个秋天，气候也好。“五一”、“十一”时，北京的上空会整天的飘响着欢快的乐曲，所有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起先，五一节天安门广场要举行盛大的游行，一些工人、农民等劳动者，组成各种队伍，簇拥着装满劳动成果的彩车，从长安街由东向西走过。毛主席等老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游行的人们。到了夜晚，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华灯齐放，松柏树上还有数不清的点点繁星般的小彩灯，北京城的老百姓家家倾巢出动，扶老携幼的在这里漫步，享受这浓郁的节日气氛，直到深夜人们还久久不愿离去。后来“五一”.“十一”不搞游行了，开始在北京的各大公园举行游园会，游园会更是热闹，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游艺活动，还有各类文艺演出等。我那时候成天盼望着五一节，节日里我可以不写作业，可以尽情的玩耍。

    五一当天，那些没有参加游行和游园会的人们，也是一大早就起来了，自发的组织起来，拿着各种劳动工具参加劳动，大部分都是植树、平整院落和打扫卫生等。到处是欢歌笑语，人们享受着劳动带来的快乐，享受着劳动者节日的快乐。

    呵呵，劳动能给人带来快乐吗？仔细想起来这是一件挺不可思议的事情。其实劳动者本身在劳动时很少能有什么快乐，因为很多种劳动都是一些相对简单而又很辛苦的劳作，它更多是汗水和艰辛。比如种庄稼、种菜等，尤其是南方一些地区到了双抢时节，那真是难以想象的劳累和辛苦，那段时间都是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儿。这也让我想到为什么很多人想要摆脱那种纯体力的简单劳动，想必很多种劳动还是过于辛苦。但是很多种劳动又是不完全一样的，很多劳动是有创造性的，是能创造很高价值的。很多劳动的成果能给他人带来快乐带来方便，能够造福后人。我想，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流大汗的劳动应该越来越少，劳动本身给劳动者们带来的快乐会越来越多。无论怎样，当人们经过自己辛勤的劳动以后，能够看到自己劳动成果，并能给其他人带来快乐，的确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我从小就参加过各种各样的劳动，其中有汗水有辛苦，的的确确很辛苦。记得盛夏时节割稻子，烈日当头酷热无比，老阳儿晒的我后背发疼，汗水经常能迷了双眼，那不也得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玩儿命干。但是当劳动成果展现眼前，便有一种令人欣慰的成就感。那时候我们受的是这种教育，热爱劳动，鄙视享乐主义。那时候几乎所有人都是积极的参加劳动，而且干起活来是真使劲儿；反之，就会被人称之为懒汉，对了，现在已经没有懒汉一说了。

    很长时间没有劳动过了，今天我特意为自己安排了一次劳动，好好过过这个劳动节。我把院子的小树移动、整理了一下，挖坑、栽种、浇水一气呵成。就是因为很长时间没有劳动过了，结果拿着铁锹没干几下就已经大汗淋漓了。我站在那里想笑，现在居然变成这样弱不禁风了，简直就是个懒汉，快成为废人了，而且很可能明天早上还会出现腰酸背疼的情况。看来，还是应该多为自己找些机会，正儿八经地参加一些劳动，哪怕只是出出汗，就好比是锻炼身体也行。总而言之，劳动是利人利己的好事情。

    今天我劳动了一下下，心情无比的舒畅……我还特意留了一部分活儿没有干完，还有一棵石榴树需要移栽，等明天带上我儿子富贵儿一起干，给他培养培养爱劳动的好习惯，也给他讲讲这个劳动节的来历。

    向天下所有的劳动人民，致以节日的问候！

 时间真是过得飞快，转眼间就是一年了。

 去年的四月初三我到了山西，去看望我的好友“老六”，免不了先是热闹而丰盛的“洗尘”宴。吃了晚饭“老六”问我到山西最大的心愿是什么？我说：去趟五台山。上五台山是我多年的愿望，而以往多次都是阴错阳差的过去了，几次到了山西到了太原也没去成五台山，总是擦肩而过。老六说：那就休息一天再去吧。我坚持说：来了就该先去五台山，最好明天就去五台山。

  第二天四月初四，一大早我们启程。路上老六说：斌哥你要早一天就好了，四月初三是个大日子，是文殊菩萨的诞辰日。我忙问今天是四月初四吗？而后拿出手机查日子，果然是四月初四。嘿嘿，老六，今天是文殊菩萨的诞辰日，四月初四是文殊菩萨的诞辰日。老六恍惚地问：文殊菩萨诞辰日是四月初三还是四月初四？说着他就给殊像寺的师傅打电话，他想先与五台山的师傅打个招呼，等我们到了好有个接应。打了很久对方没有接，老六说：可能就是今天了，那边忙的都不接电话了。

  过了一会儿电话终于接通了，老六扯了谎说：北京来了一位重要人物，一位领导，你在寺庙等好了……

  三、四个小时转瞬即过，我们一行来到了五台山殊像寺，我终于到了仰慕已久的佛教圣地五台山。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文殊菩萨是智慧的化身，通俗些解释：文殊菩萨是佛教里面管文的，尤其是文化、文艺界，每年无数的人来这里祈福烧香，祈祷子女学习好，起到孩子们升学顺利等。

  殊像寺的释常瑞法师已经等在那里，远远的他就举起手与我们打招呼。当我们走近时，释常瑞法师笑了，他过来拉着我的手问老六：这就是北京来的领导吗？我可是一直站在这里等的啊。不过，你的确是重要人物，我看过你的很多电影、电视剧，你是中国演员里的这个！他竖起了大拇指。

  释常瑞法师牵着我的手一直来到寺庙中间，领着我在寺庙里参观，并把我介绍给其他的一些法师们。

 我在释常瑞法师引领下，很虔诚地朝拜、进香、磕头、作揖……

 在参观朝拜了其他寺庙以后又回到了殊像寺，释常瑞法师依然等在那里，他此时已经为我准备了一份礼物，一尊十分精美且价值连城的文殊菩萨像。老六看了以后，不无妒忌地说：这么大的礼！我都没有这个待遇……一旁的导游小姐也惊呼起来：很多大领导来了也没有这个待遇，这尊佛像太珍贵了，花钱也请不到的！

 我当然更是激动不已，多年来一直想上五台山，第一次来就赶上了大日子——文殊菩萨诞辰日；来到殊像寺又遇见了一见如故的释常瑞法师，释常瑞法师第一次见到我，就送给我这样一份珍贵的礼物。回到驻地就急忙给几位宗教界的朋友打电话，报告我的好消息，报告我今天所遇到的一切。几位大师都是同样的一句话“你太有缘了，与五台山有缘，与佛教有缘。”

 四月初四，我的心情极好。从来没有过的一种舒畅。结交了山西老六这样的好朋友，整个山西之行全是老六招待，并全程陪同；是他帮我圆了上五台山的梦想，又让我很荣幸地认识了释常瑞法师。

 今年的四月初四又到了，我很虔诚地给文殊菩萨上了香。

 今天，释常瑞法师给我发来了信息，说今天五台山殊像寺举行盛大法会，他在那里为我和全家祈福，愿佛光普照我们全家。

 我深深地感谢释常瑞法师，感谢他对我和全家的关心与照顾！我给释常瑞法师回信说，我还会去五台山的，我会去看望他……

 阿弥陀佛！

    一九六五年，我四岁了。

    三岁时我家还住在北京医院的三号楼里，后来北京医院大兴土木，在本部的南院盖了几栋宿舍楼，宿舍楼还在建设之中，一部分医院职工和家属就暂时住在三里屯，具体位置我实在说不上，但是在一片红色的楼群之中，现在那些红砖楼好像还在。

    院里有一个大我四岁的马军哥哥，与我的亲哥同龄，但是属于他们里面最淘气的一个。

    一天，马军没有上学，见我在院子里独自玩耍，便上来与我说一同去北京医院，北京医院是我父母上班的地方，马军的父母与我老爸老妈是同事。因为想要见到老爸老妈，就同意了与他同行的建议。我那时四岁，对距离没有任何感觉，也不懂得用什么样的方式，乘坐什么交通工具，走哪些路线才能到达北京医院，于是就稀里糊涂地跟着马军哥哥上了路，甚至都没有跟我奶奶打声招呼。小孩做事就是这样，从来都是不会替大人考虑问题的。

    试想一下，那时候我才四岁，马军哥哥也只有八岁。从三里屯到东单崇文门一带的北京医院，大约有七、八公里到十公里的样子吧，那可是不短的距离。我们身上分文没有，开始了徒步旅行。那时候，大白天的北京城里可以走任何车辆，汽车的数量稀少，公共汽车、大卡车、小轿车都很少，等我识数的时候经常蹲在路边数过往的车辆，数上半天，也就几十辆而已。自行车也不是很多，自行车还算是紧俏商品，自行车不仅价格高，而且还得要一些什么工业券、够车票一类的特殊票证才能购买，很多人都是步行。

    我和马军哥哥走在了大街上，开始时，大街上的车水马龙多少能叫我眼花缭乱，能够分散我的注意力，不管走的快与慢，反正不觉得累。但是，渐渐地我的体力有些不支了，马军哥哥见我走得累了，就让我坐在马路沿儿上歇会儿，歇上一会儿就继续往前走。不知走了多久，也不只走了多远，我真的有些迈不开步子了，感到又饿、又累，就又坐在了马路沿儿上。马军哥哥处在了进退两难的地步，他四处张望着，恰好，不远处有一个“合作社”的水果摊，不少的人聚在那里，还小小的有些拥挤，马军哥哥叫我等在旁边，他自己挤了进去。我很清楚地记得马军哥哥还大声地问售货员“梨多少钱一斤？”，他左手举着一个鸭梨，右手悄悄拿起另一个鸭梨放进了裤兜里面，我傻傻的看着马军哥哥的举动。片刻，马军哥哥鼓着两个小裤兜回到我身边，拉起我疾步往远处走了一段，他看看四下没人，然后让我坐定，从兜里掏出两个鸭梨，在裤腿上蹭了蹭递到我面前，说：“吃吧。”

    时间过的久远，具体我是怎样吃的那梨，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出，我一定是大口大口地吃着马军哥哥偷来的鸭梨，那鸭梨一定是特别的香甜可口，在饥渴难耐的时侯，能吃上鸭梨可真是一大幸事，一定好比是久旱逢甘露。吃了鸭梨还要继续赶路，可是没走多远我又走不动了，这次不是又累又饿，是真的腿走累了，实在是走不动了。

    现在想起来也真是不可思议，我真不知道我自己是怎么被马军哥哥忽悠的，很轻易的就这么跟他走了，在路上又累又饿的艰难，身边也没有大人陪伴，我竟是没哭也没闹。

    万般无奈之下，马军哥哥又想出一个办法——扒着马车走。

    我很清楚地记得，那是一辆两个轮子的大马车，驾辕子的是一匹高头大马，车把式坐在车的前端，车上没有什么货物，大概是卸了货的。那马车慢吞吞的在大马路上行走，我们两个像两只小猫一样的，低着头尾随了一段，然后用手扒住了后面的木头架子，双脚一悬空。我是人小手也没有力气，我们扒着马车只走了十几米。下来以后紧跑几步再扒上一段，就这样重复的扒了几次马车。虽说不能彻底解决疲劳，但也还算有意思，扒马车让我觉得挺好玩的。但是好景不长，我们的动作很快就被车把式发觉了，那车把式反应沉着动作熟练，想必他曾经不止一次地遇见像我们这样扒马车的，车把式看也不看，只把手里的大鞭子一挥，“啪”的一声脆响，马军哥哥应声落在了地上，我吓得也赶紧松了手。

    马车渐渐远去，待马军哥哥从地上爬起来时，他的手背肿上起了一道长长的血印子，他是被那没有人性的车把式狠狠地抽了一鞭子。打那以后的多少年里，我对所有的车把式都绝对的没有好感，而且总想找机会把他狠狠地揍上一顿。

    实在是想不起来马军哥哥到底是怎么忽悠我跟他徒步走到北京医院的，但合理起来也挺简单。北京医院对于我来说是有很大的吸引力的，北京医院在北京算是个不小的单位，它分为南北两个院子，南院是职工宿舍区，北院是给人看病的医院。那时候北京医院的地位比较特殊，主要是为中央领导和党政机关的重要人物们服务，集中了国内大批的医学专家。就算是近水楼台吧，医院里面的各种活动就相对丰富一些。比如放电影，那时候北京的很多机关单位晚上放电影，北京医院就经常放，不是花钱买票的那种，那时候没有版权、没有票房那么一说，一说晚上有电影，大家吃了晚饭就会跑去占座位。北京医院的门诊楼的三楼就是一个小礼堂，那里经常放电影，逢“五一、十一”的，职工们还以科室、处等为单位，在里面组织演出。文革时期北京医院就组织过一台完整的歌舞演出，回想起来那演出还算正式，还算严谨，关键是所有人都是极端的认真。表演人员身着各个时期的服装，有红军、八路军、新四军、民兵、老百姓等，手持大刀长矛、长短枪，还有拿着毛主席语录的，把自己画上黑眉毛黑眼皮，再涂上红脸蛋，煞有介事连蹦带跳的。真是难为那些叔叔阿姨们了……那小礼堂给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叔叔阿姨们的演出，在侧幕条的幕布旁边，有一具面目狰狞的人体骨骼，那是用真人骨头做成的，很完整地将人体中二百零六块骨头串在一起，还原成一个人的骨头架子，我们都管那叫骷髅。小礼堂是多功能的，平时医院还搞些教学研究之类的活动，那骷髅是教具。

    医院放电影更多的时候是在露天放，尤其是天气好的时候。南院有个足球场，观众的容量是小礼堂的数倍，北院楼群中间也有一个大空场，那里也经常放。

    记得在北院的一次看电影，黑暗中一个阿姨将我抱走，抱到了她的宿舍里面，她打开窗户让我坐在房间里看，然后又切开一个西瓜，发给我一支勺子。呵呵，我四岁时就享受过今天的VIP了……

    所以我想，马军哥哥一定是有个看电影之类的理由，只有这种美事才足以让我能死心塌地跟着他走这么远的路，受这么大的罪。唉，不知道马军哥哥能否看到我的博客，也好让他自己说说当时是怎么忽悠我的，他当时八岁，他一定记得很清楚的。

    后面的事我记不清了，反正是历经数个小时我们终于到达了北京医院。我们两个长途跋涉的壮举，开始被小伙伴们传为佳话，但却引起了家长们的重视，我们的举动实在是属于危险之举，最后被大家当成了反面教材。据说：我奶奶在楼下没有找到我，吓得是魂飞魄散。她是个小脚老太太，走路极不方便，又没有通讯工具，将她老人家急的实在是够呛。我老妈回到家里跟奶奶吵了一架，是因为奶奶没有看好我，让我独自上街险些把我弄丢了；而马军哥哥为此遭到了他老爸的一顿暴打，而且从此还背上了一个“坏孩子”的恶名……

  张老师特意邀请了我们的同学姜文为这本书写了序，张老师是新中国表演教学领域中，最为卓有建树卓有成就的老师。做为晚辈和学生，我没更多的资格总结或是评价我的老师，但是凭借我从他那里获得的知识，和对他的了解，我还是可以感慨几句的。  

  张老师多年来在表演教学上一直遵循着“准确”的基本原则，出书时也是同样的认真、力图准确，请姜文同学来写这本书的序，无疑也是这本书最准确的一部分。张老师要求准确的原因很简单，就是避免误人子弟，将孩子们引入歧途……

  昨天，我和姜文应张老师之约来到他家。张老师已经七十多岁高龄，还仍然活跃在教学的第一线，当然他现在更多的只是带他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师生多日不见，自然话题很多，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怎么想就怎么说。什么政治、经济、工业、农业、军事、体育、文化等等，我们的话题无所不及，我们像自家人一样的，谈论的无比轻松，甚至说是无所顾忌。直到晚上十点多，我和姜文才依依不舍的离开。

  张老师的老伴为我们准备了饭菜，还特意拿出了珍藏多年的茅台酒。我们每人倒上了一小杯，张老师举起酒杯，望着姜文，说：“感谢姜文为我的新书作序。”姜文受宠若惊，忙答道：“您早该把您多年的教学经验写出来，好传给后人，让这种难得的教学经验继续发扬光大，以培养出更多更好的人才，我们巴不得能帮您做些事情。”

  每逢我们同学和老师见面，总是少不了我的好茶，饭前饭后总是要大家品尝品尝我的茶，我的茶的确很好，无论是铁观音还是普洱，都是茶中的极品，它们来之不易，保存的也很讲究，绝对是轻易不会拿出来的。在这里我多少还是有些显呗，但更多的是想让这些比较亲近的人与我一同分享。  张老师的新书我还没有全看，只看了前面一小部分。看了一些想了很多，也真的想对那些考生们说上几句话。的确，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学生想来报考艺术院校，想以此成为真正的演员。人多的难以想象，甚至出现过阻塞交通的壮观景象。当然考生和考生家长们都是怀着美好的愿望，也想到这是关乎孩子的命运的大事，他们投入大量的精力，争相参与这激烈的竞争。

  但是，想成为演员或是好演员并不容易，而且特别的不容易，实际上从考试阶段就已经开始显现了，尽管很多的考生和家长们还不理解。艺术学院考试不是我喜欢就可以，不是我漂亮我帅气就可以，更不是别人可以我也可以的简单事情。这完全是一件貌似简单，但实质上却是非常复杂的事情。尤其是当你经过考学，经过学习以后，当上了一名正式演员，你的这种感受会更深刻。前两年我就亲耳听到过这种说法，说“谁谁什么都不会，长的也不怎么样，他行我们儿子也行”等等，其实事情远远没有那么简单。

  艺术院校考试是对考生们综合素质的一种检查，老师们之所以能够成为老师，那是他们有着特殊的过人的眼力的，几乎所有考生的特质，他们的优缺点，他们是否适合做演员，都逃不过老师们敏锐的目光的，至少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这样。

  可以说有很多的考生都没有完全做好准备就来投考了。我认为报考艺术院校还是应该做好很多准备工作的。我大致的分为几点，首先：要有良好的心态，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要清楚自己报考的目的是什么；第二：你具有表演方面的特质么，你是怎样认识自身条件的，你认为你自己适合么；第三：专业方面准备的如何，你是否粗知一些表演常识，是否有些表演特长等等。

看到吧，就是这本书

  唉，我在这里完全不必多嘴，万一再说的不靠谱，岂不误人子弟。有关心考学的，有关心表演教学的人士，不妨可以找找张老师的这本新书，必会从中获得不少的启示。

张老师还特意签上了名字

  我们班毕业二十多年了，师生间的友情一直很好。每年春节前后总会有那么一天，大家聚集在一起，能来的就来，来不了的也会道一声平安，道一声祝福。让人欣慰的是，我们的队伍在不断的壮大，我们的下一代在茁壮地成长，我们的事业以已经深深地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他们也在慢慢地加入我们的行列，近几年的一些聚会，已经出现了我们三代同堂的喜悦场面。

  整个正月里都在过年，今天终于有空来聊上两句。愿所有的朋友牛年大吉大利……

  富贵已经做好了寒假的作业，一切准备就绪，明天就开学了。富贵疯玩了一个假期，也该好好读书了。

  牛年的春节过的还是很好的，全家人都很快乐。富贵最高兴，又收到了一些红包，家里人的不说了，还有他骆大大、石文彬叔叔、李东叔叔和秦晓明叔叔的。最有意思的是大年三十晚上，他和潇潇一起给爷爷拜年。往年的年三十，富贵都是真正的给爷爷磕头拜年，小脑瓜子碰地，“嘣、嘣、嘣”地磕上三下，嘴里还得念叨着“祝爷爷新年好”等词儿，然后爷爷拿出红包塞到他的手里。今年大家说：“不用跪下磕头了，鞠个躬就可以了。”

  年夜饭的菜上齐了，碗筷也摆好了，我们还放了一挂鞭，全家人围坐下来，正准备举杯。这时富贵抢在前面说：“我和潇潇先给爷爷拜年！”说着，他俩举着酒杯一左一右的站在爷爷身边，表情还略有严肃，齐声说道：“祝爷爷新年快乐！”然后又深深的鞠了一躬……

  富贵和潇潇是真正的童男童女，都是六岁，两人相差十七天，富贵帅气，潇潇漂亮。他俩举着酒杯又向大家祝贺新年快乐。两个小朋友一本正经的架势，把全家人都逗乐了。爷爷拿出准备好的红包塞到两个小朋友手里，富贵拿到红包就跑到我这里：“老爸，给我存着！”

  我问他是不是跟潇潇编排好了？两个人的动作怎么这么齐？他一口咬定没有，还说：“这还不会呀？！”

  全家人度过了一个快乐的新年，富贵度过了一个快乐的寒假！

牛年大吉大利！事事如意！！！

  从西安回北京时给我许下了好好学习的诺言，答应努力学习，考试考个好成绩回来。这不，这几天我是接连不断地得到他的好消息。期末考试开始了，先是考语文，刚刚考完时就给我打来了电话，报告考试的情况。我让他自己预测一下分数，他情绪有些低落，说：“老爸对不起。这回得不了100了，有一个句子实在想不起来了，可能要扣几分……不过不会扣很多，可能能得96.5分。”我安慰道：“没关系的好儿子，你知道错了就说明你也知道改了，下次努力就是了。你这样老爸已经很满意！”我儿还很不放心地：“真的没事么老爸？”我儿懂得为他老爸着想，为他老爸争光……

  第二天考数学，语文成绩也公布了，他语文考了97.5分，果然是他说得那个什么句子错了，被扣掉了2.5分。然后又报给我数学的成绩预测，富贵说：“最少99分，因为我觉得都对了，要是有错就只错一点儿。”我又安慰他说：“没关系的，99跟100没有区别，说明你都会了。”富贵叹了口气：“哎，老爸我不跟你多说了，还的复习英语呢。”呵呵，这小子是第一次主动要求学习，他说的话让我心里怪舒服的。

  第三天同样给我汇报情况，数学考了100分，英语考得也挺好，与数学一样预测99分。我也同样地宽慰他“没关系，努力了就好。”约莫过了两个小时，富贵又打来电话报告，他的语气高亢，言语中充满了自豪：“老爸，英语成绩出来了，我又是100分。老爸我很棒吧？”，“你真的很棒！你是好样的！”我说。

  拿着电话我在这边笑了，我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他曾经说过要以最好的成绩报答我的，他做到了。

  我有时喜欢把富贵的好往我自己身上揽，我说：“你看，还是老爸要求你比较严好吧？还是老爸送你PSP送对了吧?”富贵已经变得很轻松，他很不屑地：“老爸你送的太晚了，你早送给我，我也会好好学习的。”嘿，我刚要说点什么，富贵很激动又很得意地抢着说道：“老爸，这样我就可以好好玩儿了吧？”

  六岁多的小男孩儿，既有承诺又有兑现，实在难能可贵，而且，他的诚实更让我感动和欣慰，他每次预测自己的成绩还都有保留，高产低报，不说大话不浮夸，与实际分数的差距只有1分。

  我为他高兴，我称他小男子汉！下面，就是我还要进一步的开动脑筋，想想怎样鼓励他，奖赏他……

  贴几张照片吧：我在看电视，不知不觉地“富贵”就上了我的肩头。

  这是八月份在家时，我的肩膀是“最喜欢去的地方之一”，爷爷的手杖也是他“最喜爱的玩具之一”。

  盛夏之时，浑身是汗他也不在乎；也不管他老爸累不累。

他还变换着各种姿势，在我的肩膀上显示着他的男儿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