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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世界，多数国家都已经实现了政治民主化，而尚未实现民主化的国家也正在试图从"后极权"的坑坑洼洼中走出。许多人可能会认为，当历史翻过黑暗的一页，过去那个血腥而愚昧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了。然而，真的可以高枕无忧了么？

世界离独裁有多远？35岁的德国导演丹尼斯•甘赛尔(Dennis Gansel)透过他杰出的电影《浪潮》(Die Welle)给出了一个惊人的答案--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

　　1. 纳粹速成班

　　汽车摇摇摆摆，车外人来人往，影片《浪潮》在一片轻松而热烈的摇滚音乐中开场。这是一所普通的德国中学，主人公赖纳•文格尔(Rainer Wenger)是该校一位老师。不巧的是，今天他被告知自己喜欢的"无政府主义"课被另一老师抢先一步，而且事情已毫无回旋余地，文格尔只能硬着头皮在接下来的"国家体制"主题活动周上主讲他并不喜欢的"独裁统治"。

　　故事就这样围绕着接下来的一周展开：

　　星期一。文格尔来到教室时，教室里一片自由散漫的气氛。显然，文格尔并不适应这个课堂以及他将要讲的课。"如果我是你们会去上无政府主义的课，而不是听这倒霉的独裁统治。" 这是他的开场白。当他将"Autokratie"（独裁统治）写在黑板上时，学生们仍在看闲书、发短信，东倒西歪，以至于文格尔不得不停下来希望大家"给点反应"、"好歹这一周要打发过去。"然而，就在大家七嘴八舌、漫不经心地讨论独裁统治时，文格尔陷入了深思。显然，他并不相信学生们所说的"纳粹已经远离我们了，我们德国人不必总带着负罪感。"或"独裁统治不可能发生在今天，因为没有民众基础。"课间休息后，文格尔让学生重排桌椅和座次，他准备做一个试验，让学生们体会独裁的魅力。文格尔说，独裁的主要特征就是"纪律性"。通过口头投票，最后文格尔成为课堂上的"元首"。接下来他要纠正大家的坐姿，而且发言时必须站立，必须尊称他"文格尔先生"，不服从者可以退出。

　　星期二。文格尔再次走进教室时正襟而坐的学生们向他齐呼"早安，文格尔先生"。 "纪律铸造力量，团结铸造力量。"这节课，文格尔要求大家站起来像军人一样踏步，"感觉所有人都融为一体，这就是集体的力量"。而且，踏步的另一个目的是，一起将楼下的"无政府主义课"踩在脚下，"让我们的敌人吃天花板上的灰"。显然，通过这种集体行动，文格尔试图给"独裁班"的学生们一种优越感-- "无论表现怎样，我们这个班也比楼下的'无政府主义班'要好"。接下来，文格尔与学生们一起讨论是否需要穿着统一的服装，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将一种廉价的白上衣与牛仔裤定为他们的"制服"。

　　星期三。课堂上，只有女生卡罗继续穿着她的红上衣，其他学生都如约穿上了白衬衫。制服使卡罗陷于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立：她仿佛不属于这个集体。上学路上，她的男友在说她"自私"，而现在文格尔几乎无视她的存在，同学们也不和她讨论，并视之为异类与不合作者。有人建议给班集体取个名字，最后"浪潮"从"恐怖小组"、"梦想家俱乐部"、"海嘯"、"基石"、"白色巨人"、"核心"等名字中脱颖而出，成功当选。红衣女生被冷落，她提出的"变革者"无人响应。这节课还定下了"浪潮"的标志。当晚，"浪潮"成员开始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张贴他们的浪潮标志。

　　星期四。在"浪潮"组织中获得归属感的成员们的创造力也被激发出来。课上有人动议，既然每个团体都有自己的手势，浪潮也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手势。这是一个右手在胸前划波浪的手势。越来越多的学生加入"浪潮"，并以是否做这个手势与他人划分界线。甚至连卡罗年轻而玩世不恭的小弟弟也加入进来，甘愿为"浪潮"把门，凡不能做浪潮手势的人，都不许进学校。卡罗越来越觉得情况不妙，她奉劝文格尔立即中止这个游戏，因为他"已经控制不住局势了"。

　　星期五。课程接近尾声，文格尔希望大家将参与"浪潮"的体会写下来。文格尔激进的教学方式同时受到来自校方与家庭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因为情绪失控而掌掴女友卡罗的马尔科后悔不已，乞求文格尔能中止这一切，并指责这所谓的"纪律性"不过是法西斯的一套。文格尔知道，一切该结束了。现在需要的只是一个如期漂亮的结尾。当晚，所有浪潮成员都收到文格尔发来的一条短信：事关"浪潮"的将来，周六12点务必在学校礼堂开会。

　　星期六。学校礼堂。文格尔让学生关闭了礼堂。在选读了几篇学生们关于"浪潮"的体会后，文格尔发表了一番振奋人心的演讲，并煽动学生们将其间提出异议的马尔科揪上台来。在一片"叛徒！叛徒！"的高呼声中，马尔科被争先恐后的学生们举到了台上，以接受惩罚。事情本来到此为止，接下来文格尔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法西斯当年做的"，并宣布独裁实验结束，"浪潮"从此解散！然而，不幸的是，事情并没有按着文格尔的意愿发展下去。狂热分子蒂姆拔出了从网上购得的手枪，乞求文格尔不要解散"浪潮"。"浪潮"是他的第二生命，他绝不允许背叛，即使文格尔也不成。电影由此进入高潮，蒂姆枪杀了一位同学并在绝望中吞枪自尽，重重地倒了下去。

　　这就是"浪潮"的故事，或者说是一个"纳粹速成班"的故事。它速成亦速朽，然而一切顺理成章。

　　2. 蒂姆是一个隐喻

　　《浪潮》是根据美国加州帕洛阿尔托市克柏莱（Palo Alto Cubberley）高中发生的真实历史事件改编。那是在1967年4月的一节历史课上，一位学生向老师罗恩•琼斯（Ron Jones）提了个问题，"为什么德国人声称，对于屠杀犹太人不知情？为什么无论农民、银行雇员、教师还是医生都声称，他们并不知道集中营里发生的惨剧？"对此，琼斯不知道如何回答。之后他决定，大胆地进行一项实验。他要重建纳粹德国，一个微型的纳粹德国，就在他的教室里。他想让他的学生们亲身体会法西斯主义，不仅体会其恐怖，也体会其魅力。而且，不出琼斯所料，正如《浪潮》所表现的，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一实验中，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狂热，而且告密成风。五天以后，当几百名学生在礼堂里伸出手臂向琼斯致以崇高的"浪潮"问候礼时，你首先能想到的，或许正是里芬斯塔尔在《意志的胜利》（1934）中记录的德国人向希特勒欢呼的场面。不过一切还好，琼斯最后控制了局势，戛然而止--"我们差一点就成为了优秀的纳粹。" 在最后的聚会上，琼斯接下来给学生们播放了一部关于第三帝国的影片：帝国党代会、集体、纪律、服从，以及这个集体的所作所为：恐怖、暴力、毒气室。琼斯看着一张张不知所措的脸。最初的那个问题得到了回答。

　　相较琼斯的教学实验来说，《浪潮》的结局显然更富戏剧性，残酷的陡转让你不得不认为导演甘赛尔从《死亡诗社》的结尾中获得灵感。尽管这种剧烈的冲突招致一些批评。但在我看来，狂热者蒂姆（Tim）的出场，恰恰是《浪潮》区别乃至超越琼斯教学实验之关键所在。我甚至认为，从影片所要达到的思想高度来说，《浪潮》的主人公与其说是文格尔，不如说是蒂姆。

　　蒂姆性格内向、不善交流，少有成就感，在学校更是经常被人欺负，被人称作"软脚虾"。也许是这个原因，他一直希望周围能有几个"兄弟"。为此，他经常给其他男生送些小恩小惠，并在后者近乎鄙夷的目光中讨好说："是送你们的，我们是兄弟。"然而，事实上，没有人把他这个窝囊鬼当兄弟。

　　对于为什么加入"浪潮"，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理由。显然，对于蒂姆来说，"浪潮"更意味着一种梦寐以求的力量，就像他后来握在手里的手枪一样。文格尔的介入与"浪潮"的成立，显然给一直处于"校园底层"的蒂姆的生活带来转机。而且，他竟是那样全心全意，甘于冒险犯难。为了制服，他焚毁了家里所有名牌上衣。制服的确给蒂姆带来一种神奇的力量感。当他被欺负时，他开始试着反抗，而与他同穿制服的"浪潮"成员也走过来保护了他。因为浪潮的存在，蒂姆感觉自己不再是一条虫，而是一条龙的一部分。在喷涂"浪潮"标记时，他不顾危险爬上市政府大楼。他不仅用假手枪吓退了寻衅斗殴者，甚至自告奋勇要为"元首"文格尔的保镖，弄得文格尔莫明其妙。蒂姆诚心诚意地想维护"浪潮"的坚固，要光大它的荣耀。在他看来"浪潮"就是他梦想中的帝国，而文格尔先生就是能为他引领未来的领袖。

　　了解了蒂姆的这种近于迷狂的心理，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最后会拔枪。从中也不难发现，在类似"浪潮"的组织中，加入组织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互相绑架的过程。它提倡以组织的名义消灭异类，却不允许成员主动退出，因为主动退出对于组织而言是一种不可控的行为。文格尔不再是他自己，而是浪潮的利益代言人。当他像赵匡胤一要被手下皇袍加身，他只能应允，而不能主动退出。

　　伏尔泰说，"人人手持心中的圣旗，满面红光走向罪恶。"荷尔德林说，"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一个人信仰乌托邦并非恶，真正的恶是这种乌托邦被赋予魔力，从而具有进攻性。显然，在《浪潮》中，蒂姆更像是一个隐喻，被革命唤醒的怪兽，被科学家创造的弗兰克斯坦，抑或其他。"浪潮"使蒂姆获得了"新生"，他的成长远远超出了文格尔所能控制的范围。组织之我的成长，同时意味着个体之我的消亡。

　　3. 通向奴役之路

　　"纳粹速成班"不仅为观众展示了一个微缩的纳粹德国，也清晰地呈现了这些学生如何通向奴役之路。与之同时进行的是个体被集体化如何被异化。

　　在第一节课上，当被问及"独裁统治的基础是什么？"学生们回答包括意识形态、控制、监视、一位元首等等。同样，高失业率与社会不公、通货膨胀、政治信用破产、民族主义等等，这一切都有利于独裁的诞生。不过，这都是一些从书本上学来的知识，当这一切变成一种日常的和风细雨时，"浪潮"成员们似乎都失去了警觉，而是沉醉于他们的同志友爱和共同理想。

　　在《浪潮》中，观众几乎可以看到所有有关独裁的典型元素：没有原则的集体主义，泯灭个性、消除差异的制服，对异己的隔离与言论自由的取消，一个元首，替罪羊，光天化日之下类似黑话的手势，煽动性的反政府演讲，利他名义下的强迫，对未来利益的许诺，标榜团结的仪式，归属感等等。

　　而且，"浪潮"不仅是一个平等的集体，也是一个健康的集体，站起来回答问题首先是"为了促进血液循环"。星期六的会场上，当文格尔指责马尔科是受女朋友唆使的"叛徒"时，旁边一位女生称马尔科"已经被传染了"。在他们看来，谁反对浪潮谁就是瘟疫。只有拥护"浪潮"的人才是健康的。为了维持这种健康，文格尔在演讲中指责德国在全球化过程中成为输家，政治家根本是经济的傀儡。"当我们把自己的星球一步步推向毁灭的时候，那些富人却在一旁摩拳擦掌，建造空间站，还想从高处来欣赏这一切。此时此地，我们要创造历史。从现在开始，浪潮将席卷全国，谁阻止它，浪潮就将它吞噬。"也正是这个原因，觉醒者马尔科被当作敌人要被浪潮清除、吞噬。

　　关于为什么加入并沉醉于"浪潮"，文格尔选读了学生们的部分感想： "这几天的生活十分有趣，谁最漂亮，谁成绩最好都不重要，'浪潮'让我们人人平等。出身、信仰、家庭环境都不重要，我们都是一场运动的一分子，'浪潮'让我们的生活重新有了意义，给了我们一个可以为之奋斗的理想。""从前我总是惹事生非，'浪潮'让我投身于一件有意义的事，这就足够了。""如果我们能够相互信任，可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我愿为此重新做人。"

　　然而，这种平等，正如托克维尔在1848年的一篇演讲中所提到的："民主扩展个人自由的范围，而社会主义却对其加以限制。民主尽可能地赋予每一个人价值，而社会主义却仅仅使每一个人成为一个工具、一个数字。民主和社会主义除了'平等' 一词毫无共同之处。但请注意这个区别：民主在自由之中寻求平等，而社会主义则在约束和奴役之中寻求平等。"显而易见，浪潮寻求平等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通向奴役之路的过程。

　　正如文格尔最后打开谜底时所说的："你们还记得我曾经问过的问题吗，独裁统治是否会实现，而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就是法西斯主义。我们自以为高人一等，比别人优秀，我们将所有反对我们的人排队在这个集体之外，我们伤害了他们，我们不知道还将会发生多么严重的事情。""浪潮"本是个中性词，当它成为一种暴力，便成了吞噬一切的恶。

　　4. 人性没有终结

　　纳粹党徒阿道夫•艾希曼被抓回耶路撒冷审判时，一个问题困扰着许多人。"艾希曼以及其他千百万名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的纳粹追随者，有没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服从了上级的命令呢？我们能称呼他们为大屠杀的凶手吗？"著名的极权主义研究专家阿伦特发现了一种基于日常服从的恶。也就是说，艾希曼之所以恶行累累，不是因为他本性恶，而在于他在一种恶的体制中 "尽职"，而这种尽职的背后，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甚至还是一种美德。

　　为此，美国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在1974年做过一个很著名的实验：请一批实验志愿者在一群实验组织者--心理学家们的监督下，考察一群被实验对象的单词记忆能力。每个实验对象的身体被联接到一根电击棒上，电击棒由志愿者们操控，被实验对象每次背错一个单词，志愿者就要对他进行电击一次，电压强度逐次提高15伏，最高达到300伏。实验过程中，很多被实验对象在高压电流的刺激下，反复挣扎，发出惨叫，请求停止试验，当时情形如同梦魇，按照一般人的逻辑，目睹被实验对象的种种挣扎，很多志愿者会一定会停止电击，放弃实验。然而事实是，所有志愿者中只有很少的人停下来，其余全部完成了实验，也就是说，对被实验对象都实施了电击，最高达到450伏。也就是权威在场时，人们会服从权威，即使作恶，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心理不安。

　　当民主政治在全球攻城夺池、遍地开花时，弗兰西斯•福山认为人类历史"已经终结"。在福山看来，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然而，即便如此，谁也不能打保票说，人类可以坐享民主之成，从此一劳永逸，因为"人性没有终结"，因为任何制度都不如人性古老，亦都比人性更早消亡。无论是独裁，还是民主，抑或是其他形式，皆出自人性。否则，我们今天就不会屡屡读到令人毛骨悚然的新闻。

　　比如2008年4月13日晚，昆明某高校发生一起内衣丢失的小事，激化成一桩恶劣的校园暴力案件。10个女生围住另一位不停殴打，有人向她头上浇淋吃剩的方便面汤，有人在她脸上用眉笔写字。更为恶劣的是，甚至当着男生的面，这些人强迫这位女生脱下裤子暴露下身，并用手机拍下施暴与受辱的照片和视频......

　　谁能想象，这些恶正是被视为善与美的象征的女人干的。我曾经说，没有底线地合群，人类会走向疯癫。每个人心目中都住着一个暴君，每个人都是独裁的种子，也都有灌溉独裁的潜力。只要条件成熟，这一切难免会与一种恶的集体主义里应外合，长出独裁的恶之花。

　　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让我们回到1967年4月克柏莱中学的那场试验。就在试验结束之时，罗恩•琼斯对他的学生说："和德国人一样，你们也很难承认，竟然做得如此过分，你们不会愿意承认被人操纵，你们不会愿意承认，参与了这场闹剧。"

我不说话；

看到南风窗总编辞职了，

我不说话；

看到牛博和谐了，

我不说话；

看到我的豆瓣小组解散了，

我不说话；

有一天他们朝我而来，

谁为我说话呢？

所以，

我不暴力，

但也不合作。

http://finance.nfdaily.cn/content/2009-01/23/content_4862456.htm

    好久没写东西了，想来想去，还是这个题目最好。

    现实生活永远是平淡而琐碎的。

    考研的日子里，我常常陷入失落的阴霾…不知自己做这些是为了什么…

    只有这些信念，才让我发现自己，存在的温度…

    我，也有一个梦想…

    08年美国总统大选，奥巴马胜出了。霎时间，赞美这个国家的文章铺天盖地，就连梁文道，也禁不住写到“美国终究是个了不起的国家。”

    的确，当我看到奥巴马的获胜演说时，我也心生羡慕，羡慕奥巴马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更羡慕他生活在这样一个能实现自己梦想的国家。

    我知道，没有那些乘坐“五月花号”远渡重洋追求自由和幸福的第一代美国公民，就不会有这个让我们感到“了不起”的美国；没有这些伟大的人们一代一代对公民权利锲而不舍的尊重和追求，美国不会出现奥巴马。

    转而，我问身边的同学，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国建立起一个民主竞争式的政党轮换体制，我们可以投票直选出国家最高领导人和自己省长的几率大，还是美国选出一位华裔总统的几率大？

    同学们十有八九说，后者的可能性大一些吧。

    另外的同学反问“想这些虚无缥缈的事情做什么？”

    这就是我的大学，这里的很多学生将来会成为中学老师，引导孩子们的人生；

    这就是我生活了21年的城市，山西省的省会，从SARS瞒报到矿难瞒报到记者收受“封口费”丑闻不断…

    我誓死捍卫每个人的个人想法和表达权利，可是，我仍然难掩失望。

    我也有一个梦想，有一天，在我的国家，也有一个人站在台上说，“如果谁还会质疑中国的人权状况；如果谁还会质疑中国的民主；如果谁还会质疑这个国家秉承的善良和正义；如果谁还觉得在这里所有的美好和希望都是徒劳；如果谁还会担心中国的强大是个可怕的威胁，这一晚，就是答案。”

    也许我不能像那个106岁的老妇人一样幸运地见证这一刻，也许像任剑涛老师所说乐观的话要三代人的时间，我也知道这缓慢而庞杂的历程需要点点滴滴的积累，但我愿意相信，在我的国家，历经我们每个人对公民权利锲而不舍的尊重和追求，会有这一天的到来。

    这一年的日子，被一个叫做“考研”的词汇填满，但跌宕的心境，却起起伏伏。

    约定

    2008年2月8日，在广州东站放好了行李，又坐地铁回来，走的时候，特意坐了公车，只是为了再看一眼你的校门，看着“中山大学”这四个字晃过，我对自己说，明年，我会回到这里的…

    有一天，我会真正属于这个城市，挂着南方报业的记者证走南闯北，实现自己年少时的梦想…

    有一天，我会把爸爸妈妈都接来，周末，我们一起到海边散步；过年的时候，一起去逛热闹的花市…

    有一天,我能有足够的能力,成为所有我爱的人最坚实的依靠和最温暖的庇护…

    正如那个07夏天我离开北京的时候对Connie说的，给我十年的时间，我会成为一名好记者的…

    那个温暖的冬天，有了这样一个约定…

    《大明宫词》里有一句台词说：

    “人一生中会遇到很多种幸福，但只能对其中的一种幸福做出承诺…”

    所以薛绍选择了放弃生命追寻惠娘而去，即使，他已经深深的爱上了太平…

    对不起，我已经对这个幸福做出了承诺，我无法后退了…

   图书馆

    每天，不是提着一包书，就是提着笔记本，来到图书馆，找个靠窗的位子坐下来，写写画画，一天的光阴就这样飞逝而去，走出图书馆的时候已是夜幕沉沉。几个月下来，笔记，真题，攒满了厚厚几个本子，书也翻了好多遍。现在，夕阳正晒满桌台，展现出这冬日里难得的温暖…

    如果有人问我考研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觉得，在这半年里，我才终于找到了大学的感觉。这些日子所给予了我的，不仅是学业上宽广的视角和扎实的理论，更令我珍视的是，这份面对生活平和的心境，与仍然炽热的信念。

   伤痛

    11月10日，报名的时候被拥挤的人群推倒三次，回到宿舍挽起裤腿才发现一条条刮伤，这才想起我一次次倒在了那片带刺的月季花丛中，写字的时候发现手疼，仔细一看，原来手也被刺破了。躺在床上，看着自己的报名校对单，照片里的我仍然笑靥如花，顿时发现自己比想象中的坚强…

    11月18日，晚上撤离图书馆时，收拾好东西，站起来，顿时觉得腰部剧痛，分析原因，可能是自己坐的太久了，也是，从中午两点坐到晚上十点，不久才怪。那天晚上，睡觉时要垫着枕头，一翻身便疼痛袭来，顿时无比绝望，觉得自己反正也考不上了，这么折腾究竟是做什么？只是一阵绝望之后，第二天，仍然挣扎着从温暖的宿舍走出，迎着凛冽的寒风冲向图书馆…

    告诉自己：我很坚强…

   教育

    看到网友谈论国家的教育，有人说，中国的教育没得救了，得争取移民到国外，让自己的孩子别受我们受过的罪。楼下纷纷附和。

   我也常想，要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这不是说要他考第一名，要他成为班级领袖和学业精英，而是，我希望学校的教育，能让他明白人人生而自由平等，能启发他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能历练他的意志，培养他的团队精神，最重要的是，让他学会去爱，去宽容，去珍惜，让他明白如何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如何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善良赢得尊重，找寻幸福。

    我也有一个梦想，，经过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这个愿望，或许不能全然实现，至少不用再寄托于他人的国土。

   第一场雪

    11月24日，看着窗外飘扬的雪花，突然觉得，当有一天，我离开这里的时候，会深切的怀念这一切的，这一年所发生的一切，快乐的不快乐的…

    记得去年，去山大找你玩，你男朋友说“你来的她可高兴呢”，你笑了我也笑了。

    好怀念那些日子，那些给予彼此的纯粹的快乐，那些给予彼此的安慰和勇气…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一直记得…

    你是我永远不能放弃的人，我一直记得…

    可是现在，说实话，见到你，我的心情很复杂，我只是感到，自己如此的不幸福…

    还好，你很幸福…

    我还需要时间…我一直在努力…

    原谅我曾经欺骗过背叛过离开过…

    这么久，我没有把事情告诉你，只是，不想让你因为我而不快乐…

    请原谅我…

    我失去过，更珍惜拥有…

    12月

    年尾将至，寒冬袭来，这是最后一月，只觉，好快。

    其实，计划，只完成了一半，我努力坚强，但仍然偶尔脆弱；我努力刻苦，但仍然偶尔颓废；我努力坚定，但仍然偶尔绝望；我努力快乐，但，经常悲伤…我知道理想在哪里，却不知，幸福在何方…

    人生永远都处于未完成的状态，学习亦如此，书读的愈多愈深，却越觉自己的肤浅与无知，所以心态愈加平和，既然已经选了，就一步步走下去…

    信念，效率，最后一月…

    师兄

    我们素未谋面，却是你们，给了我那么多温暖的帮助和鼓励，甚至，陪我聊那些漫无边际的话题，从那个冬日到这个冬日，说谢谢已经不能表达我的感激…

   这一年来，师兄寄专业书给我，传课件给我；师兄说，要相信自己一定行的，只要好好看书，就没问题的；师兄说，在中大等我。

    这些日子里，师兄你，对我说了最多的加油…

    只因为我说，中大是我的梦想，我想在这里好好做学问；只因为我说，我想做个好记者，说真话写好稿子…

    这顿大餐，我请定了。

    愿赌服输

    朋友讲了朋友的故事，仍然有关爱情。

    我告诉她，其实当你决定去爱的时候，就要知道自己会受伤，会失望，被误解被骗，既然愿意去赌，就要做好接受一切可能结局的准备。

    这结局可能甜蜜，但更可能伤感。

    郭敬明一句话很多人都用到，

    “许多我们会觉得念念不忘的事情就在我们念念不忘间忘记了。”

    其实不是，我们都忘不了，不然，他也不会写出这句话。

    很多时候，我们知道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可是，我们不能相忘于江湖…

    那就去赌吧，只是输了也要心甘情愿就行。

    准考证

    12月11日，下午，在阴冷的宿舍里，累了，心情再一次跌落谷底，告诉自己，算了吧，我也不是超人，考不上是正常的，我已做好了失败的准备，索性躺在床上不去学习，恍惚中又想起那些悲伤的往事，这次豪赌让我输的一无所有，迷迷糊糊睡着了…

    睡醒了，看到同学发来的短信，说准考证来了。

    中山大学的准考证，广东省广州市新港西路，从那个我熟悉的地址，看着这个印有“中山大学研究生招办”的信封，一阵狂喜，好像我收到的是录取通知书一样。

    霎时间，我记得起，我想要的幸福，是什么样的感觉。

    这个信封，也像我一样，跨越了那些山山水水，那些困顿纠结，让我再一次清晰的回忆起那些旅程，那些愿望，那些心情，还有，那些承诺…

    我想做到，我可以做得到的…

    等到那一天，我会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下一次，要收到复试通知书…

    洗了个澡，再次奔向图书馆…

    周末

    突然发现今天图书馆的人少了很多，有些奇怪，想了好久，突然记起，哦，今天是周末了，很多人都去享受人生了，而我，居然忘了今天是周末。

    发现，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那个曾经闪耀的自己，还回的去吗？

    连岳

    “就算和一个人相爱了二十多年，这也不会让人觉得足够，与相爱一个小时的长度相若 ——当然这只有在你觉得要真正离开的时候才感觉得到。也许活到一百岁，真正要离开时，还是会像这样觉得孤单。我现在很庆幸在二十来年当中，我强横、霸道地不理会别人的看法，只过着我们想过的生活，爱一个人就是为她而活，背叛世界也无所谓的，因为到了今天，我才知道，就算这样也会觉得时间不够，死别的日子就在前头。”

    他经历了所有我想要的生活，拥有所有我仰慕的智慧，教师，检察官，南周记者，21世纪报编辑，时事评论妙语连珠鞭辟入里…

    可是，《我爱问连岳》里，37岁的他却说“没有什么比爱更重要。”

    人生就是不断的面对问题

    12月15日，不去找事情，事情也是找你来；不想和任何人冲突，可是却发生激烈冲突；不想去费心处理，却不得不去处理…

    处理事情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思想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西化了，其实，我已经有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了，接受了西方的那些普世价值。

    比如，师生平等；比如，自由。

    当面对问题的时候，我已经有了一整套清晰的逻辑和思路，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宽容之心之下，已有了底线，所以，在面对问题时，会更艰难，我明白…

    倒计时10天

    今天，考研倒计时10天，自己居然坚持了这么久…

    考试的日子就在前头…

    陈虻生前说过：“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了自己为什么出发。”

    只要我还记得，自己为什么出发，我就有，继续前行的勇气和力量…

    一年前，南风窗的年终特刊题目是：“行动者，有未来”。

    一年前，我怀抱这本杂志独自一人来到广州；

    一年后，南风窗的年终特刊题目是：“让梦想照进现实”

    一年后，我怀抱中山大学的准考证，即将踏入考场。

    南方周末说，

    我们有机会让中国变得更好，我们有责任把中国变得更好。

    所以，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以逾越…

   玥玥

    今天周二，周六考试。

    我和玥玥在自习室里做最后的冲刺，学得烦了，聊聊天

    总要问为什么，为什么努力，为什么辛苦，

    聊到孩子，呵呵，虽然我们自己还是孩子呢，

    我们的孩子，要生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里，

    这是他或她的权利，

    所以，我们现在在努力…

   “我们的痛苦来源于爱，我们的幸福也来源于爱。”

    这是北川中学的学生这个冬日在周记里写下的话，在南周上看到的。

    一句话而已，让我红了眼睛。

    我爱我的家人，爱我的弟弟们，爱我的朋友；

    我爱我的学生们，爱那些报纸杂志我的新闻理想，

    我爱我的国家，爱一切人类美好的价值，

    所以我会痛苦，因为自己想做到的太多而能做到的又太少，

    但我更感到幸福，因为自己得到的太多而能回报的又太少，

    我们的痛苦来源于爱，我们的幸福也来源于爱，

    所以，我愿意，

    继续爱着…

江艺平被剥夺南都实权 贬为分管新闻研究所

南方报业集团突然宣布，参与《南方周末》创办的资深报人、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辑，南方日报社委委员江艺平，自12月3日起不再分管《南方都市报》，改为分管南方农村报和南方新闻研究所。被称为中国真话第一传媒的《南方都市报》，此后则改由南方报业集团社长杨兴锋亲自兼管。12月4日该消息被证实。

曾任南方周末主编和兼任南方都市报总编辑的江艺平，今年五十二岁，中山大学毕业，办报向来追求新闻价值，遵循新闻规律，始终低调而踏实地在新闻第一线上耕耘。这次被贬，被南都员工认为可能是她的理想主义办报风格为权力所不容，终被权力压制，被权力所报复。

江艺平不再分管《南方都市报》的消息传出，多位南方报业集团员工的MSN已经挂上诸如"支持江老师"、"江老师您好"之类的签名。国内媒体没有报道，牛博网等博客引述了相关消息。据知情人士介绍，12月3日，南方报业《南方都市报》多位员工收到了一条转发的短信，透露"昨晚党委开会至深夜，作出决定，今早公布"，江艺平"不再分管南都"，由杨兴锋社长亲自兼管，其他不变。南方报业集团副总编辑曹轲、南方都市报总编庄慎之职务不变。还称这是"最不坏的结果"，以及希望"做好队伍稳定工作，不意气用事，专心致志做好南都的事"等留言。至此，江艺平在南方报业集团里已经历过三次被粗暴调离。

江艺平被贬的压力可能来自北京

早在2000年1月，据称来自北京上面的压力，广东省委宣传部遂下令，时任《南方周末》主编的江艺平被调离。当时的《南方周末》以敢于批评社会腐败现象，经常发表一些很有深度的调查报道而在业内声誉雀起，被中宣部视为"自由主义思潮阵地"，其稿件时常遭中宣部审查媒体内容的"阅评小组"点名批评。在江艺平调离4个月后，《南方周末》再遭整顿，代理总编钱钢调离，副主编陈明洋撤职，记者部正副主任撤职，鄢烈山隐姓埋名，几位主要骨干记者长平、翟明磊、曹西弘等也在压力下先后离开。

第二次遭权力整肃是在2003年，也是来自北京高层的压力。江艺平时任南方报业集团分管《21世纪环球报道》的社委。2003年3月13日，正常出版的《21世纪环球报道》突遭停刊，据称报纸遭中宣部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停刊，缘于该报发表的敏感文章《李锐访谈》，谈及政治体制改革禁区。

2008年12月3日，江艺平突遭剥夺权力，是第三次被整肃，据称与今年四月底发生的南都周刊副总编长平（本名张平）言论事件和南方报业集团因此受到的压力不无关系。4月上旬，长平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版新闻网以"特约撰稿人"名义发表《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一文，呼吁信息透明和舆论开放，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遭到部分网民和媒体的围剿和恐吓，被指责为"不折不扣的反华之音"，长平还被指责为"反华媒体里的汉奸"、"西奴"。4月11日，《北京晚报》发表北京日报社长、全国人大代表梅宁华署名文峰的攻击性评论，对长平进行了猛烈抨击，一时引起许多读者的关注。其后，因为奥运会举办在即，长平事件被低调处理，南都报系有关负责人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亦否认了长平因其写的时评文章被撤职的传闻。但与此同时，有关部门可能会秋后算账的传言已在坊间流传。奥运过后，长平遭遇不幸：南方报业集团进行集团以及各报系此时进行四年一次的竞聘，长平被要求不得参加竞聘，《南都周刊》副总编辑一职也相应取消，这在事实上撤销了他的副总编辑职务（仍保留总主笔职务，但当时《南都周刊》版权页上对长平的职务未做改动）。长平不再负责的《南都周刊》与其在任时的风格迥异。

10月，广东省委宣传部对南方报业集团进行调研，找了集团上层领导杨兴锋等去谈话，明确指出江艺平不适合分管《南方都市报》，对长平也做出了新的决定，正式撤去其《南都周刊》副总编辑兼总主笔职务。11月28日出版的《南都周刊》版权页上，已经悄悄抹去了长平的名字，但这个消息并没有在全报社公布，知情记者称没有看到书面通知。此外，江艺平支持准备成立的南都传媒研究院也有可能被此次突然变故而受到影响。

媒体自由度空间再度被挤压

南方报系人员变动被称为影响中国新闻报道自由的标志性事件。此次一向对外开放和思想解放的江艺平被剥夺权力，则不难看出是中国媒体舆论环境趋向保守的一个信号。分析人士认为，2008年，中国被长年经济快速发展掩盖的深刻社会矛盾逐渐显现，群体性事件频发。继贵州瓮安事件、云南胶农事件之后，重庆、三亚、甘肃、广州等地又相继发生出租车司机罢工事件。政府及媒体在这一系列事件中虽较前表现有所进步，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仍然是政府自上而下释意的结果，媒体自由度实质上并未增加。

相反，这一段时间里，先有《财经时报》被暂时停刊三个月，《炎黄春秋》遭整顿，《南方都市报》亦一直受到压力，其享有声誉的时评版面屡被压缩，不准提及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言辞尺度一缩再缩，江艺平实权突然被剥夺，杨兴锋社长亲自政治挂帅分管南方都市报和南都周刊，或许就是高层宣传部门"秋后算总账"的日子已经提前到来，未来南方都市报前景则不被看好。

柴静 @ 2008-12-27 16:35 阅读(13555) 评论(88) 推荐(138)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一

2000年，我接到一个电话。

“我是陈虻”

说完他意味深长地停顿了一下，可能想给我一个发出仰慕的尖叫的时间。

“谁？”

“中央台的陈虻”他听着挺意外“我没给你讲过课？”

“你哪个栏目的？”

“嘎……我东方时空的，想跟你合作一个节目”

我俩在梅地亚见了面，他坐我对面，翘着二郎腿，我也翘着。

“你对成名有什么感受？”

哟，中央台的说话都这么牛么？我才二十三四岁，不服得很。

“如果成名是一种心理感受的话，我二十岁的时候已经有过了”

“我指的是家喻户晓式的成名”

“我知道我能到达的高度”

“你再说一遍？”

“我知道我能到达的高度。”

他都气笑了。

“你对新闻感兴趣的是什么？”

“新闻当中的人”

可能是这一句，让他最终接受了我，但就从这一天开始，我跟陈虻开始了无休止的较劲。

“不管你到了什么高度，你都是一只网球，我就是球拍，我永远都比你高出一毫米”他最后说。

切。

 二

他待人律已的严苛谁都知道，我记得学锋跟我说，每次被陈虻骂，“轻生的心都有”——“因为他说的都是对的”。

我刚做新闻的时候整个人都是蒙的，他在南院吃饭，大家从电视上正好看见我的节目，他立刻打电话给我“有人说，这样的人还是陈虻招的啊？你可别让我丢脸”。挂了。

后来他看我的确很吃力，每天在工作上花很长时间想着怎么问，但是连自信也没了，倒是对我耐心点了“你得找到你的欲望”

“我不知道怎么找”

他说“你要忘掉自己，才能找到欲望”

我拧巴着“怎么才能忘掉自己？”

“你回家问你的父母，你每天做的新闻，他们感不感兴趣，他们想知道什么？他们的未知就是你的起点”

他的意思是让我回到常识中去，别一坐在主持台上就不是人了。

我真是一期一期问我妈和妹妹，后来直到我去了现场，尘土满面坐在地震的废墟上采访灾民，新闻象一盆水兜头浇下，我才理解了他说的忘我和欲望是什么。

“去，用你的皮肤感觉新闻”他说。

三

“做节目什么最重要？”我问他。

“逻辑”

逻辑有什么了不起？我在心里翻白眼。

“你认识事物的方法又单一又混乱，没有逻辑”

我那个时候喜欢花哨的东西，小女生式的新闻观。

“这种东西不可忍受，矫揉造作”。

小女生血上头，眼泪打转。

他还继续“批评你不可怕，对你失望才是最可怕的”

后来我才理解了他，阿城谈到陀思妥也夫斯基，他说别的作家遇到事物，往往都绕过去了，但是陀“穿”过去了。

他说“这需要一种非常笨重又锋利的力量。”

陈虻就有这个力量。别人往往要靠对事物的比方，暗示来达到接近事物的本质，这也是一种高明。但陈虻从来不绕，他就是穿过去。听他说片子，他说的东西，都是大白话，别人不会听不懂想不到，但听他说，就是真痛快。

后来有天看周其仁谈产权制度的书，非常抽象的事理，写来酣畅淋漓，也是那种极其痛快的感觉，我当时想到陈虻，明白这种痛快的力量就在于逻辑。

这个逻辑，实际上就是“真”，是“穷尽事理”。

四

“要宽容”他从一开始认识我说到最后一次，因为他老说“既然文如其人，为什么不从做人开始呢？”

我听烦了“你不要用李弘志那套真善忍的标准来要求我”

“你要成为一个伟大的记者，就必须这样”

“我不要成为一个伟大的记者，我只要作个合格的记者就可以了”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因为这是我的生活”

“可是我说的是对的”

“我不需要完美”

  ……

每次谈，我都气急败坏-----有这样的领导么？你管我呢？

过阵子明白点的时候，腼着脸再回去问他“人怎么才能宽容呢？”

他说“宽容的基础是理解，你理解么？”

后来我做节目，常想起这句话“你理解吗？”，才明白他的用意-------宽容不是道德，而是认识。唯有深刻地认识事物，才能对人和世界的复杂性有了解和宽谅，才有不轻易责难和赞美的思维习惯。

五

我去调查，他就说了八个字“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现在他走了，我才明白，耕耘本身就是收获。

六

七年前，我赶上时间在东方时空开的最后一个会，时间坐在台上，一声不吭，抽完一根烟，底下一百多号人，鸦雀无声。

他开口说“我不幸福”

然后说“陈虻也不幸福”

他是说他们俩都在职业上寄托了自己的理想和性命，不能轻松地把职业当成生存之道。

陈虻对我说过“成功的人不能幸福”

“为什么？”

“因为他只能专注一个事，你不能分心，你必须全力以赴工作，不要谋求幸福”。

他是拿命来做事的，但我不认为他的职业理想是英雄主义式的，他不是想建功立业，他的独立思考也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是个知识分子。

我写博客的时期，他说过一句话，“要服务，不要表达”是说不要以优越感自居，媒体的平台不是用来表达个人见解与思想的，是提供观众事实与信息，让他们来思考的。

我受教于他，一再重复这句话，理解了为什么康德说启蒙只是自我的觉醒，不是传教士式的自上而下的教导。在他身上，我理解传媒这份工作所为何来--------能够为大众提供一个公共空间，让不知者知情，让无声者发言，让异见者表达，让争论者自由。

他尊敬这个职业，忠诚于事物的本质规律，他和这个世界的诸多冲突，并非因为他尖刻或者狭隘，只是因为真与伪是大敌。

七

他在病中，我一直不知内情，只是给他发着短信，尤其在困境时，常常想到他。

因为过去总是有他，看着我，嘲笑我，打击我，他从不夸我，但我知道他为我的成长而快慰。

连偶尔楼梯上擦肩而过，我拍他一下肩膀，他也要总结，“你现在成熟了，敢跟领导开玩笑了，说明你放松了”

我哈哈笑。

但是，讨厌的是，他永远是对的。

八年来，我始终跟他较着劲，他说什么我都顶回去，吵得厉害的时候，电话也摔。

今年教师节，我给了他发了一条短信，说“好吧，老陈，我承认，你是我的导师，行了吧？节日快乐”

在精神好的时候，他的短信回得很长，说他在深夜里好象能感觉得到舌头上细胞一层层滋长出来，头发荏子拱出头顶，说“饿的感觉真美好”。

一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也一直大睁着眼睛，没有麻木和畏缩过，他跟我说过“人可以被打死，不能被吓死”。

是他要求医生不要抢救的，他想有尊严地离开。与他告别时，我握住他的手，温暖柔软。这是八年来，我第一次与他如此亲近。

八

很久以前，陈虻对我说过，死亡不可怕，可怕的是人没有了记忆，或者没有人来印证你的记忆，那等于死亡。

我曾经对他的死感到愤怒，现在不了。

在这个混乱不堪的世界上，他始终向真而生，没有泯灭过自己的心灵，并非因为他的道德，而是因为他对世界的认识和人的热爱，他是我们这个行业的标准和灵魂。

他的丧失，我们将要用漫长的时间来体会。

但是，只要我们心存对他的记忆，陈虻不死。只要我们不因为恐惧而变成我们最初反对的人，陈虻不死。只要我们尊敬和坚守这个职业的标准，陈虻不死。只要我们仍能在一个片子中投入我们的泪水，情感和生命，陈虻不死。只要我们在人们都服从于错误和谎言的时候仍能站出来说“这不是真的”，陈虻不死。

    我一直说着要去趟清西陵，从夏天说到秋天，从秋天说到冬天，我去西陵的时候，道旁的白杨树都已经苍凉了，园里的古柏也有些衰老了，阳光下的朔风打在脸上生疼生疼。
    从易县向西50公里，是清朝帝王两大陵寝之一的清西陵，清西陵北依峰峦叠翠的永宁山，南傍蜿蜒流淌的易水河，东面是2300多年前的燕下都故城址，西面是雄伟的紫荆关，清西陵四周散落的村庄是满族八旗守灵人的后裔。
    清西陵8300公顷的保护范围内，埋葬着雍正、嘉庆、道光、光绪4位皇帝，9位皇后、57位妃嫔、2位王爷、6位阿哥，共计78人。
    陵区内的建筑形式和规制明显地体现着封建社会典章制度。四座帝陵、三座后陵均用黄色琉璃瓦盖顶；妃嫔、公主、王爷园寝则以绿琉璃瓦盖顶；而阿哥和公主则用灰色琉璃瓦盖顶。
    对于建筑，我是外行，不怎么懂，也没有强烈的求知欲，但是，镀金的门钉换了木头，朱红的大门已经斑驳，雕梁画栋都谢了颜色、剥落了外饰，我就开始内心涌动不安。
    占据西陵最宏伟的建筑群无疑是雍正的泰陵，深冬的下午，空旷而寂寥，寂寞而冷清，环抱泰陵的松柏也曾是名木嘉树，死的也都死了。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皆是不堪！
    我到西陵最想去的地方还是崇陵，也就是光绪皇帝的陵寝。
    光绪活到今天该是138岁，活到138岁不死那是老不死，然光绪到底死得太早，算起来，距今整整100年了。
    从中国历史来看，大凡变法改革的都不得好死，所以光绪也不例外，不但光绪不例外，光绪后的若干年里，意欲改革变法的仍然逃不出囚禁和猝死。我一直说带小妹去趟灯市口的富强胡同，总没去成。
    100年来，很多人在寻找光绪的死因，前些日子，从光绪的头发上检测出，他小伙子是被毒死的，我看光绪的确中毒太深，早年中了康有为梁启超的毒，害自己瀛台10年幽闭，害珍妃裹席落井下石，害六君子慷慨喋血于燕市，最后更是中了老佛爷的毒，年纪轻轻便抱憾撒手了人寰。
    光绪的陵寝和光绪的一生，都是多灾多难。光绪陵墓是清史上唯一未在帝王生前建造的陵寝；是清西陵中规模最小却又是唯一被盗的陵寝；是清西陵中唯一对世人开放的地宫。
    光绪死后，慈禧驾崩，宣统即位，3年后，清朝灭亡，袁世凯登基，光绪陵寝停停修修，修修停停，直到他身后5年才简陋而就，入葬后25年，陵寝又被盗，盗墓贼开棺手艺欠佳，光绪尸体从棺木里拖了出来，放在一边，随葬宝物被盗走近200件，据说光绪头下还有一个没有被盗墓贼发现的存物坑，放着光绪生前最喜欢的宝贝，其中有三块欧洲传入的怀表，相传光绪每日常看怀表，且将怀表拨快。世人揣测这是光绪盼慈禧早日归天，自己早点掌权以推行维新变革实现强国的梦想！世事终究难料，改革终究黯淡，光绪终究死在了老佛爷的前头。
    崇陵的东边，一片落尽叶子的杨树林掩映着一座荒芜冷清的园子，我猜是珍妃的墓，问导游小牛，果然，小牛说，冬季防火，看陵的人都上山值班巡查了，恐怕没开，我说开没开没关系，过去看看都行。
    门没有关，但祭祀用的隆恩殿紧闭着，门缝中飘摇着蜘蛛网，蜘蛛网的背后空空荡荡，阳光穿过雕花的窗格洒进去，还是凄楚的寒凉。隆恩殿往北，两个石头垒砌的圆包包并排立在树木丛生的园里，右边大一些的是瑾妃，左边小一些的便是珍妃。
    珍妃曾经也不是省油的灯，弄过权，卖过官，但对光绪的爱情仍是天真有余，不懂收敛，慈禧当然容不下，一口深井便吞了珍妃的命，光绪之后再也没有宠幸过女人，瀛台十年一心研读西学，而我相信，常常对着珍妃在东北三所用过的帐子发呆的光绪，心中终是放不下许多愁。
    古书古曲上都说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感天动地，却没一回是说光绪和珍妃的。不过这些都过去了，过去100多年了，感到欣慰的是，珍妃最后还是守在了光绪的身边。
    光绪痴心的爱情与他28岁上下推行的维新运动相比，实则黯淡许多，“吾欲救中国耳，若能救国，则朕虽无权何碍？”这样的话听来天真，而天真总是直击人心的。
    今年是戊戌变法110周年，改革开放30周年，明年呢？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是我和我的同学们毕业20周年。20年来，我还记得毕业的前夜，有的人死了，有的人成了活死人，那些打成筛子一般的青春再也不能复活了，而我们，仍苟延残喘于人世间。
    时年风华正茂的刘晓波如今54岁了，他说过的那句话不幸成为我们这些人的现实：我能想到最残酷的事，就是和这个政府一起慢慢变老。
    如今，我们都老了。

    我很少在专栏中说自己的事情，一则是因为害羞；再来我认为我只是一个观点提供者，自己个人的资讯出现在文章当中，相当不专业。今天，在经历了新年前后从地狱到天堂的心境旅程后，请允许我破个例，说一件我自己的故事。
　　你说到的那次地震发生之时，我和我老婆正在一购物中心吃饭，第一次震感我感觉到了，她没有感觉，我没说出来；第二次餐厅的吊灯开始摇晃，所有人都感觉到了，邻桌的两位姑娘有这样一段对话：“可能地震了！”“不要太害怕，说不定只是因为有人乱跺脚，楼才动的！”我们照例悄悄窃笑一通。可是我的心情相当灰暗。
　　她由于持续低烧住院，各项检测的结果逐渐出来，都不太乐观。而医生最终的“恶性肿瘤”（也就是癌症）的诊断，她比我更早知道。我到医院，刚进她病房时，还见她神情自若地在病床上开着笔记本改文件。一看到我，瞬間就情绪崩溃，哭到不行，一边含糊不清地说：“你以后一个人怎么办？”
　　在联系了异地最好的医院和专家之后，在出发之前，她想回我们鼓浪屿上面的家里住一晚。经过菜市场时，她问我：“家里的煤气还有吗？”我说： “有，我昨天还用过。”于是买了一些菜。她像往常一样将菜洗净切段，打火后，煤气只烧了一两分钟就没了，而时间又过了晚上7点，岛上不再送煤气罐了。
　　只好用微波炉蒸了饭，从冰箱里搜刮一些干菜将就着。我们觉得白饭也挺美的，一边吃一边聊天，她先吃完后起身去收拾出行的衣物，她刚走了几步，我坐着体验到了所谓的悲伤。这个我从15岁就开始爱的女人，宽容我的鲁莽与冲动，接受我的一切缺陷，支持我两次三番赌博式的决定，她离开我，可能痛苦不仅仅等同于抽离一根肋骨，它是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完全没了依托。而我们吃的可能是最后一顿饭，却没有煤气……
　　于是莫名其妙就逬出了眼泪，喉咙里发出了一些奇怪的声音——这岛屿在晚上过分安静了，而我始终认为自己是一辈子也不会掉一滴泪的坚硬之人。
　　我现在在病房里继续写这个专栏，说明情况已经好转了，只是需要精心治疗的病，原是一次可怕的误诊。我原来产生的厌恶态度已经消失了——既然自己的所有能量，都不能给爱的人多一分钟，那么世界变得如何，爱情会如何演变，又有什么意义呢？
　　但愿说自己的事情不让你烦，我已尽量克制。我想表达的意思是，就算和一个人相爱了二十多年，这也不会让人觉得足够，与相爱一个小时的长度相若 ——当然这只有在你觉得要真正离开的时候才感觉得到。也许活到一百岁，真正要离开时，还是会像这样觉得孤单。我现在很庆幸在二十来年当中，我强横、霸道地不理会别人的看法，只过着我们想过的生活，爱一个人就是为她而活，背叛世界也无所谓的，因为到了今天，我才知道，就算这样也会觉得时间不够，死别的日子就在前头。
　　　祝开心。
　　　　
　　　 连岳
　　　 2007年1月10日

2008-11-28 15:29:49

http://www.infzm.com/content/20602

    黄光裕此番“出事”，人们不会从中记取些什么，因为速度和扩张对于人的诱惑，实在是难以抗拒的

人们对于幸福的定义是千差万别的，而且往往因时而异。但在开头处，可能都差不多。

    “黄光裕出事”消息传来的那晚，几个朋友正在一块喝茶。众人不免唏嘘，其中一位说：“太可惜了。我要是有一个亿，早就回家了。何至于此？”这话我信，相信这表达了他此时此地的真实想法——要是17岁的黄光裕听了，大概也会表示同意，没准他会说：“赚够100万我就回家。”

    我虽不是黄光裕，但我确信他的想象力和同时代的人相比，并没有本质的不同。1986年，他和哥哥来北京闯世界的时候，倒腾过服装，也想过做食品生意，最后才选了卖家电这一行。和当年无数个“个体户”一样，为了生存，什么赚钱做什么。

    同样的情况，也见于希望集团刘氏兄弟的履历。1982年，刘永行和三兄弟一道辞去公职，开办养鸡场，后来养鹌鹑，到1986年，才创办“希望科学研究所”，打定主意做饲料。

    “就是为了改善生活么，其他的哪里想得到。”2001年，刘永行成为当年“福布斯首富”时如是说，同样的话，2004年黄光裕成为首富时也说过。这个时代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提供了远超于人们最初想象之外的丰富可能性。

    不过，想象力显然并不是决定人生际遇的主要原因，否则大家都发了财，尤其是在当下这个想象爆炸的年代。

    是什么决定了你的成功？这个问题，我在2001年和2004年分别问过刘永行和黄光裕。

    “专注、坚持”，千真万确，两个人都用了这样的词。特别是黄光裕，他说：“当年一块做家电的，我不是最大的，也不是最聪明的，但是坚持得最久的。他们都离开了，或者死掉了，最后就剩下了我。”

    他们说出了真理，但并不代表全部。因为按照德鲁克的说法，根本没有成功这一回事。生命是一个过程，而所有的“成功”不过是我们用以自鉴的镜像，直到有一天，我们看到的是沧桑和衰老。

    小孩子爱笑，因为幸福和快乐是他们最重要的感受。人们今天的问题，就在于把幸福等同于成功，然后再等同于财富。

    很可惜，我不曾就幸福这个问题向黄光裕请教，但记得刘永行的回答：“开始的时候，是生活得好一些。现在，是做一个百年企业，让更多的人生活得好一些。”这话虽然境界不低，听起来和“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也差不太多——我相信黄光裕能够说得更精彩。

    最难之处，在知行合一。尤其是成为首富，各种资源开始在聚光灯下向他们聚集的时候。

    他们都很勇敢、果决，并且善于学习。这是他们能够在时代大机遇下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但在成为首富以后，两个人的成长轨迹却显著不同。

    “他的目光变得深邃，但杀气和霸气越来越重，”接近黄光裕的人如是说。很多人记得他的光头形象，眼神中透露出“睥睨一切”的气势。2004年以后，年轻的黄光裕以总计数十亿的代价，相继收购了永乐电器、大中电器和三联商社，成为国内家电零售连锁业无可争议的霸主，并一度向主要竞争对手苏宁电器提出合并邀请，一时风头无两。“一有机会就出击”、“三分把握就做”、“要做就做到最大”，这是他的经典话语，他的偶像是李嘉诚。

    与之相比，刘永行低调保守得多。“他像一个农民，走到大街上，都不知道他是干啥的”，接近刘永行的人如是说。2003年，他考察了7年的第二主业“电解铝”项目上马，当年不幸遭遇宏观调控，项目被迫停工。“好在我们投进去的20亿没有一分钱银行贷款，慢就慢一点，总有机会起来，”他的偶像是王永庆。

黄光裕追求的是“快”，因此他特别注重资源整合，向外扩张。刘永行追求的是“长”，因此他特别注重管理优化，向内发展。这种企业经营的战略差异也表现到他们的行为举止上：黄光裕跟政府官员以及资本市场沟通密切，而刘永行却主动保持距离；当黄光裕带着众多保镖出席“博鳌青年领袖论坛”时，刘永行带着他的秘书在办公楼里爬楼梯。

    可以说，他们都在用行动实践着他们的理想。他们的行动不同，缘于他们对世界的理解不同。在黄光裕，既然世界充满无限的可能，为什么不去尝试？而基于对社会历史的长期观察，刘永行可能悲观得多。

不能因为黄光裕此番“出事”，就说“快”不好，因为这是今日世界的主流。从某种意义上说，黄光裕的选择倒是更符合“更高、更快、更强”的精神。即便如一些人所预言的那样，“他这一次很难过关”，我也不认为人们会从中记取些什么，因为速度和扩张对于人的诱惑，实在是难以抗拒的。至于刘永行，他的这种冷静和自我克制之所以被人尊敬，只因为绝大多数人无法学习。

    米兰·昆德拉在其小说《慢》的结尾处说：明日不会来，听众不再有。朋友，我请你做一个幸福的人。而且我隐约觉得，我们唯一的希望取决于你有没有能力做一个幸福的人。

    我猜想，如果我们能够慢一点，也许就能够记得自己关于幸福的最初想象，大概就会变得幸福一点。

    因为毛泽东的那篇《别了，司徒雷登》，司徒雷登这个美国人曾经在中国家喻户晓。1949年8月2日，他黯然离开南京，告别这片生活了50年的国土。2008年11月17日，在他离世将近半个世纪之后他的骨灰终于在杭州下葬，这是他的出生地，他生命的第二故乡，他在这个城市度过了幼年和青年的14年时光。快60年了，时间改变了一切，时间又改变不了一切。司徒雷登这个名字连同他创造的事业，仍在历史的深处。我们这才可以理解此次的下葬之举，以及由此在新闻界引起的反应，连日来我本人就接到了不少记者的有关电话。

司徒雷登曾说自己是“中国人多于美国人”，决不是一句嘴上的空话，他用行动一次次证明过对中国的至爱。1926年，就在著名的“三一八”惨案发生前夕，因为停泊在天津大沽口的日本军舰拒绝中国军队检查，引起交火，包括美国驻华公使在内的八国向段祺瑞政府发出最后通牒。他和18位在华的传教士、教授联名写信给美国公使麦克默理，认为中国军队并非故意袭击外国军舰，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只会激发中国的排外情绪，美国参与这样的行动是不明智的，只会损害中美关系。他甚至亲临美国使馆抗议，当面指责并告诫美国公使。当时几乎所有北京的英文报纸都站在了另一边，但他没有因此改变自己的立场。

    他办燕京大学也完全是为了中国人，燕大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他的个人努力之上，在这所大学，他把中国化和世界化奇妙地结合起来了，“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的校训激励了所有燕大学子，成为他们生命的动力。他一生的事业主要也是通过这所大学体现出来，那是他“实现了的梦想”。他在燕大的成就要远超过美国驻华大使这个职位。燕大在大地上的消失，并不意味着它的死亡，它永存在历史温暖而感伤的记忆中。难怪闻一多在《最后一次讲演》中要深情地赞美他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可惜这段话在收入中学课本时恰好被删节了，所以并不广为人知。

    此刻，当司徒雷登魂兮归来，我感到，比他的教育家、宗教家身份以及作为中美友好的象征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世界公民，一个具有人类情怀的人，一个终生信仰并追求自由的人，他在回忆录中说：“我强烈地认为，人身自由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和生存的条件，没有这一条，我们所追求的绝大部分利益——即便不是全部的——就毫无意义。……与人们一起同具一种信仰，坚持自由是一切人的权利，相信一切人可以通过自由而得到发展，这个原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创办的燕京大学就很好地显示了他的精神追求，其中的核心就是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他认为大学就是给学生以选择自由。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做到了什么，他明确地说，“保持中国的民族自由及其优秀的民族文化与实现太平洋的和平及全人类的进步事业是绝对分不开的。”他为自己能把一生献给这一事业而骄傲。直到晚年晃荡在他脑际的还是燕大校园里的柳丝，他留下的遗愿，就是希望有一天把他的骨灰葬在燕园未名湖畔，与他的妻子一起。因20世纪后半叶政治风云的变幻，他的这个遗愿一直未了。

    对于司徒雷登来说，最终能魂归杭州也许是一种小小的安慰，虽然与他的遗愿并不吻合。此外，他父母、弟弟的墓都在杭州西湖边的九里松，而他被葬在杭州北郊工业区附近的一处公墓，也不是没有遗憾。历史的有些页码翻过去就翻过去了，有些页码却是永远翻不过去的，他无疑是属于后一种页码的，历史的深处自有他的位置。同时，他也不是属于某一个国度的，他属于世界。从这两层意义来看，在地理上，他的骨灰安葬在哪里，美国还是中国，杭州还是北京，西湖还是半山，真的一点也不重要了。作为中国人，我只知道内心对他怀抱深深的敬意。

本报评论员 晓宇

    孟买街头的夜半枪声，震惊了全世界。

    11月26日晚间至27日凌晨，恐怖分子携带AK-47步枪和手榴弹成批出没在孟买街头，孟买市中心的CST火车站、维多利亚火车站、泰姬玛哈酒店以及孟买市政府等著名建筑遭到袭击。至少8起连环恐怖袭击事件，目前已造成101人死亡，其中包括6名外国人，伤亡已逾千人。而军警与袭击者交火的枪声依然响在街头，警方声称，目前不排除发生更多袭击事件的可能性。

    繁华之城与恐怖之夜并没有什么不可跨越的天然区隔，一夜之间，血腥涂满了孟买这块印度最华丽的画布。当印度《每日新闻与分析》女记者描述在现场遭到数次手榴弹袭击，“警察也吓得哭喊起来”时，整个西方世界在惊呼——“印度9·11”。

    这个令人忧伤的时代现场，再次成为人类的十字路口，不出于对美好的憧憬，而出于对苦难的照影。“9·11”事件发生之后，美英曾自我实现地宣称“每个石头底下都藏着恐怖分子”；“印度9·11”事件，恐怖分子则混迹于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每一张面孔都是孟买，每一张面孔都是人们内心深处的裂痕与悲伤，他们不是流浪，而依然是对自己的实现。这是有着“非暴力”传统的印度，这是特蕾莎修女说“我们可以用伟大的爱去做些小事”的印度，这是全球化以来极受西方世界揶揄的印度。

    当人们在刚刚过去的日子里，前所未有地瞩目美国选出历史上第一个非裔总统而欣慰于“我有一个梦想”之时，恐怖分子在孟买街头以行动宣称“凡是自称英美人的旅客一律就地枪决”；当奥巴马宣称“我们国家的力量并不是来源于我们的胳膊的臂力，也不是来源于我们的财富，而是源自于我们理念的持久力量。这些理念包括：民主、自由、机会以及坚贞不屈的希望”，他所赞扬的“印度人民的民主”却被“导致这些袭击的仇恨意识形态”最强烈地质疑；当奥巴马从一个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的妇女的声音中听到了希望：她告诉我自从她的侄儿奔赴伊拉克战场她就一直感到气短；但是她每晚睡觉前都要为侄子的安全回归祈祷，他也不得不像小布什一样考虑“恐怖主义威胁的严重和紧迫”；当奥巴马宣称“我是我兄弟的守护人，我是我姐妹的守护人”时，这个世界上另有“穿T恤牛仔裤”、“像普通大学生”的年轻人也在以他们极端酷烈的思维在考虑“守护”他们的兄弟姐妹，他们念叨着“我把自己出卖给谁？我该崇拜什么禽兽？打击什么神圣偶像？碎谁的心？赞成什么谎言？踩着谁的血迹？……”这样的诗句。

    这时代的场景是如此地相同，又是如此地不同。恐怖主义是一个世界性的孤儿，但恐怖事件的发生却与现实有千丝万缕、盘根错节的关系。此次恐怖事件“9·11”式的象征，毋宁说是全球金融危机下印度社会经济危机爆发的象征，它与印度不同宗教、不同民族与种族之间，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之间，高种姓与低种姓之间，差距日益拉大的富人与穷人之间，各不相同又错综复杂的矛盾紧密相连。在一个有着太多不平等的倾斜的世界里，普世谈何容易？在一个有着太多意识形态与复杂表情下利益纠葛并不均衡的世界里，所谓普世不过是太过简单的理由。

    孟买火车站的血迹，将是人类难以忘怀的伤痕，恐怖分子也许清纯幼稚的面庞，深刻写着仇恨的固执，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动荡和普遍忧伤的世界上。11月26日，印度9·11成为“9·11”不被复制的复制，惊起全球秩序中的一厢情愿的普世情怀，人类所谓“普世”梦想的关山飞度能否存续于和平理想不被否定的坚持中，才是人类悲悯的真正问题。

    来源：潇湘晨报

作者: 丁学良    来源:南方周末

http://www.infzm.com/content/19564

    最近几年，中国学界和传媒界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在国际舞台上推展中国的声音。众多国人深感，在当今世界，美国的“话语霸权”显得太强。有没有可能站在较为客观的立场，剖析一下为什么美国能够拥有那样的“话语霸权”？进而言之，刻意要在国际社会推展“中国之声”的个人或团体，能否从美国生成和保持其“话语霸权”的过程中，得到一些启发？我希望在这几个问题上，与读者分享一些观察和反思。

    虽然美国“话语霸权”的概念经常出现在中文讨论中，但我更愿意用“话语主导权”这个中性的提法。必须指出，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主导权，基本上不是通过“霸道”——即用强制性的力量或暴力威胁——的方式实施的。要获得当今国际话语主导权，绝大多数时候只能通过辩论、传播的方式，通过观念和言语的“软影响力”，而不是通过强制力或暴力威胁来实现。

形形色色观念使美国从不缺席

    美国的话语主导权建立在本国肥厚的观念土壤里，我们很难在大问题上听到一个“统一的”美国声音。可以说，如果美国自始至终只有一种声音，就不可能形成今天的话语主导力。中国在推展“和平发展”（或“和平崛起”）的国际对话上，做出了很多的努力，但今天的国际社会上，当讨论中国实力的增长对世界秩序的含义时，人们使用最多的概念，还是“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现任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任美国副国务卿时，提出这个绝顶聪明的概念，它把很多美国人和西方人对中国发展和兴起的担忧、美国的基本国家利益、美国对世界秩序的基本目标取向，串连在一起。要提醒的是，在佐利克提出这个观念的同时，美国有许多“中国威胁论”的声音。比如，新保守主义的政策建议，经由当时的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提出，主张美国应该动用一切力量，预防性地阻止地球上任何一个强国的兴起，以免挑战美国的地位。这两种观点之间差别巨大。有一点千万不要忘记，佐利克和沃尔福威茨都是小布什政府的高官。可见，在中国的兴起及如何应对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上，美国并不是只有一个声音。今天，“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这个理念逐渐被中国和其他国家所接受，影响力越来越大，成为国际关系领域里的一个主流政策架构。

    不仅是在这个问题上，在美国严肃的媒体上，对重大国际和国内问题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是常态。稍好一点的美国大学，也一定有训练学生作尖锐而理性辩论的常规资源（这与“愤青”式的骂街有天壤之别）。一个国家的公民，特别是她的知识界，如果在本国没有持续的辩论空间，没有充分的训练和准备，怎么可能在国际舞台上与其他国家的人作理性论战？我记得有一位美国历史学教授曾说：在美国的公共辩论中，人们可以发现，在重大问题上，都会有哈佛毕业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哈佛大学在美国有巨大的影响。在每一个阵营里，站在最前面的都能看到几个哈佛的毕业生，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很多都产自哈佛。

    一定程度上，哈佛在美国社会所处的地位，就是美国在国际社会所处地位的一个缩影。美国有深厚的土壤，可以产生足够多的不同观念。美国有形形色色的观点、解释、论证和展现的方式，可以把自己的价值和目标有效地表达出来。在观点和思想上，美国形成了巨大的储备，仓库里有形形色色的“货色”。因此，我们始终能看到新鲜的观念、吸引人的提法从美国产生。以个人或派别的形态，美国人内部在不断地打嘴仗，作为一个大群体，美国在任何重大问题上从不缺席，外界都能听到美国的声音。“从不缺席”是美国能够获得国际话语主导权的根本原因。假如美国在所有国际问题上始终只有一个观点、一种主张、一种声音，那么它一定会在一段时间里、在一类议题上“沉默寡言”，从而缺席。

有充分思想准备应对新问题

    美国产生形形色色观念和论点的肥厚土壤，主要不是由美国政府提供，而是由美国社会提供。

    第一归功于规模宏大、多元化的学术界，主要是大学。作为一个整体的美国高等教育是世界第一，在全世界最好的50所大学中，美国至少拥有35所。从思想创新来讲，美国的能力居首。比如，现在人们广为使用的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概念都来自美国。美国现在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新提法”策源地，虽然创造这些观念的，不一定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有些是移民。无论是哪个领域，当今世界创造性的成果大部分来自美国。很大程度上，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就产生自这些新观念、新提法、新价值，当然还有新技术。

    第二，美国还有形形色色的智库，成员是学术度假的大学教授、退休的政府官员，或成功的企业家、律师、媒体工作者。这些智库有的专为一个产业代言，有的专为一个区域、一个群体（比如艾滋病者）代言，更多的是非党派（不等于无政治立场）、非营利的，它们的研究领域五花八门。这样的智库在全美国不少于3000个，其财源基本来自于社会，政府只是在少数项目上拨款。在一定时段里，一些智库的研究成果可能不会被政府采纳，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搞研究。一旦有突然的情况发生，或国内国际的形势发生变化，前一项政策失败了，马上就会有其他的后备力量、替代对策蜂拥而来。一批曾经几年坐冷板凳的研究者会带着他们的研究成果走上前台，这使得美国在很多新的、突发的问题上都有充足的思想和理论准备，这也是美国能够主导国际议题的条件之一。

    第三，美国还有一些素质高的媒体，其骨干从业人员多数是过五关斩六将、有丰富实战经验的。它们对于传播美国形形色色的观念、声音和政策建议起到了重要作用。

多元声音让美国不致“全军覆没”

    当然，美国所发出的形形色色的声音里，有一部分是政府刻意操作的，企图以此来误导国际舆论。比如在人权问题上，美国政府经常指责其他国家不好，但对美国国家利益或者美国政府某项政策特别相关的几个盟国，美国政府则尽可能少加指责。

    但这只是美国声音中的一部分，而且不是最主要的部分。我们所听到的美国声音，并不是由某一个系统来组织、操控、发出的。美国对国际话语的影响力，主要不是来自美国政府有组织的操作。

    比如，第二次海湾战争中，美国政府特别注意吸收当年越战的经验。越战期间，美国国内反战的呼声日益高涨，关键就是媒体对于美军打死当地老百姓、使用化学武器、美国军人受打击的惨状的大量报道，它们改变了美国人对于战争的态度，引发一波波反战运动。因此在第二次海湾战争初期，美国军方严格限制媒体，对随军记者的挑选，要参照该媒体和该记者以往的倾向。但没过多久，通过形形色色公民团体和其他一些媒体的努力，关于战争负面的报道越来越多，来自美国国内对战争政策的批评也越来越多。

    这种多元化的声音带来的一个好处就是，即使美国的某项政策糟糕得不得了，但也只影响到美国一届政府的形象，对美国整个国家、社会、人民的影响则有限。一个国家长期发出单一的声音，只能使该国在国际上展现一种固定的面孔、单一的形象，这个形象也因此而变得脆弱，易受伤害，多元的声音则使一个国家具有更加多面、立体的形象。

    正是听到了美国不同的声音，听到了美国国内种种批评的声音和改进的建议，世界上的很多人因此相信，美国行政部门的某项糟糕的政策搞不长。比如，美国政府拒绝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但美国国内的批评之声却从没停止过，同时，前副总统戈尔还因为在环保领域里的努力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些不同的声音让人看到了美国政策改变的希望，使世人相信美国政府今后一定会在环保上改善做法。国际上有很多人对美国的某一种观念、某一项政策、某一个政治势力或某一个特殊利益集团非常不满甚至仇视，但大部分人不会把整个美国“看黑”了，因为外部世界能看到美国国内还有其他颜色、其他价值取向，政策变更的机会多多。

    更重要的是，在国际舞台上，要想使你的声音起主导作用、声音背后的政策取向和价值诉求被他人认同，人们不仅要看你怎么说，更要看你怎么做。在40年前，美国在国际上受到的最严重的批评之一是它的种族歧视。在那时，如果美国政府在国际社会宣讲所有种族一律平等，有多少人会相信它？但现在，美国的国务卿赖斯是黑人，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国务卿鲍威尔是黑人，还有刚当选的总统奥巴马。美国社会里还有种族歧视现象，但人们今天很难论证说，黑人作为一个整体在美国没有政治地位。一个国家要获得国际话语的主导权，虽然它可以不断地训练自己说话和表达的技巧，但一个国家声音的公信力更来自于它的实际作为。

    能够支撑一个国家的国际话语主导权的要素是深层次的,包括具有丰富创造力的大学，多种价值取向的研究机构，在自由竞争中优而胜之的媒体和从业人员，政策变更改善的制度性渠道等等。只有这些，才能使一个国家具有持续产生新观念和观念表达新方式的肥厚土壤。一个国家拥有多种多样的声音，才能使之在各个领域的大论战中从不缺席，让其他国家对她更加看重。

丁学良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dingxueliangblog

毒奶粉事件发生到现在，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是体制的问题。

在层出不穷的悲剧里，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是体制的问题。

是不是体制的问题？是，这绝对是体制的问题。

从SARS到现在的毒奶，处理方法是一样的：先瞒、瞒不了骗、骗不了就承认一部分，然后撤几个官员了事，最后宣传包装成一件功劳。

如果这次毒奶粉是传染病毒，估计全球都得死伤惨重——可谁能保证下一次不是病毒呢？

是的，如果我们有言论自由，如果我们有选择及罢免政府的自由，如果我们有强大且独立的媒体，如果我们有游行示威的自由，如果我们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是的，这样的体制才能保护我们。

我们有没有这样体制？没有。

所以可以很自然地说出那句话：这是体制的问题。李长江下了，不过换个张长江。什锦八宝饭馊了，不过上碗平强汤。

所以，算了吧。

可是，且慢，你忘了，我们自己就是体制的一部分。

这体制的存在，有我们的不作为。

我们得有所作为。

这作为不是鼓吹暴力，不是以暴易暴。暴力只会带来一个更坏的体制。

这作为不是希望他人去牺牲，牺牲永远只是个人选项，一个人永远没有资格去鼓动他人牺牲。

这作为是忍耐地慢慢做一件事。

让李长江辞职，这是体制进了一小步；张长江还不行，让张长江辞职，这又是体制进了一小步。他换一个，我们盯一个，最后就是质检体制的进步。

他不让我们在媒体里说，我们是网络上说；他不让我们在网络上说，我们在嘴上说；我们不停地议论，嘲讽他的谎言，最后就是言论体制的进步。

那些拒不认错的企业，那些强词夺理的企业，我们记住它们的名字，永不消费它们的产品，最后就是企业文化的进步。

我们呼吁对杨佳应该得到公平、公正、公开的审判；接下来，我们呼吁田文化或者李长江应该得到公平、公正、公开的审判，最后就是法制的进步。

并不需要牺牲，并不需要成为意见领袖，并不需要多么大的权力，只要你有选择权，你就能让体制变坏，或者变好。

我们能改良体制，我们能选择体制，我们就是体制。

到了我们多过他们的那一天，体制就变了。

“这都是体制的问题”，不要用这么重的虚拟铁锤砸掉你的自信，砸掉他人的信心。

你说“算了，没用的”，就等于投了你憎恨的体制一票。

我们享受生活，我们和美好的人呆在一起，我们保持怀疑，我们批评，我们不合作，我们能快乐地改变这个体制，我们就是体制。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19175

◆美国《纽约时报》，10月26日，社论

    在所有发达国家和相当一部分新兴国家的经济都处在衰退边缘的时候，中国的决策无疑将会影响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人。但是，尽管中国经济规模在过去30年里增长了13倍，其增长却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居民消费现在只占中国经济的1/3左右，比例之低，世所罕见。

    在此背景之下，中国政府近来的宏观政策就显得颇为有趣了。一方面，政府出手救助房市，其本意是拉动国内消费。用意不能说不好。但是在中国的医疗、社保、教育等体系几乎信用破产，民众不得不大量储蓄以防任何不测和刚性支出的时候，单靠财税政策来救房市能否收效，诚属可疑。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大规模重拾出口退税政策，冀以此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就业密度。

    但是，发达国家市场在未来相当时期的萎缩已经是不可改变的趋势，中国此举只能是在一个日渐缩小的蛋糕中尽力求得一个大一点的份额而已，显然并不具备战略意义。因此，中国的务本之法还是要倾政府财力和社会努力共同构建一个完善广泛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适当加大公共工程和环保等支出，俾使下一轮经济增长高潮来临之时，中国经济能以更健康的体魄重新领跑；而这才是固本培元之道。

【点评者说】

难得，本文立论正大，当政者应深思。我国最近连番出台的宏观政策，似有头疼医头之弊，部分政策，如救房市之类，更是难逃特殊利益绑架之讥。在此艰难时刻，庞大的财力尤其应该倾向最需公共支持的医疗、教育等部门，一稳经济，二收人心。此时不做，更待何时？

英文原文： http://www.nytimes.com/2008/10/27/opinion/27mon1.html?_r=4&hp&oref=slogin&oref=slogin&oref=slogin&oref=slogin

As China Goes, So Goes ...

Published: October 26, 2008

As the world tips into recession, China’s economic decisions could affect how other countries fare in the downturn Over the last 30 years, China has hitched its economy to the industrial world, exporting cheap goods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developed nations, building up an enormous trade surplus that will hit about $400 billion this year. As those industrial economies sputter, China is now in a position to pick up some of the slack: selling more of its own goods at home and buying more from the rest of the world.

To get China’s consumers to spend, the government will need to spend more at home, investing in public works projects and providing more social benefits — including health insurance and pensions — so its citizens don’t feel they have to save so much for a rainy day.

 This is clearly in Beijing’s interest, though China’s leaders are still clinging to the old export strategy.

China is already feeling the impact of a slower world economy. Both economic growth and export growth have braked sharply. The slowdown threatens job creation, direly needed to absorb millions of rural Chinese seeking employment in the cities.

Over the summer the Chinese central bank put an end to its short-lived policy of allowing the yuan to gradually appreciate against the dollar, a policy aimed at reducing inflation that would also raise the price of Chinese exports. Last week,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nounced that it would increase its rebates on taxes charged to exporters — giving them a further boost.

But trying to capture a bigger share of shrinking markets in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 and Japan — just as they tip into recession — won’t provide China much of an economic lift. What it will do is contribute to the slowdown in the rest of the world by hogging demand. China would get much more bang for the buck if it focused on stimulating its own domestic markets for goods and services.

 Given the desperate mess Washington has made of its own financial system, few countries are eager to take American advice these days. After years of Congressional China-bashing, Beijing may be especially resistant.

Still, it is in China’s interest to change. China has grown 13-fold over the last 30 years, thanks to hypercharged exports and white hot investment. But its economy is lopsided. Consumer spending amounts to little over a third of economic production, probably the lowest share in any country in the world. And its overwhelming dependence on exports has made it overwhelmingly vulnerable to changes in world demand.

The government in Beijing, which is running a huge budget surplus, also has money to spare.

The government has announced some measures to fuel domestic spending —including a tax cut on home purchases to revive an ailing housing market and a vague plan to invest in public works. But it must do more to unlock the savings of its citizens and encourage them to spend.

To do that it needs to rebuild the system of social insurance that fell apart when state-owned industries collapsed and were replaced by the private sector. Government investment in things like health care, education and pensions would help develop China’s middle class and its domestic market.

A boost to consumer spending would undoubtedly help China weather the economic storm. But by raising Chinese imports and reducing its dependence on exports, it would also help the rest of the world.

A version of this article appeared in print on October 27, 2008, on page A26 of the New York edition.

那个时侯还是大一的孩子呢，在那个充满失落和伤感的漫漫长冬里，愁着，不知怎么熬过这四年，

一转眼，都大四了，这也将是我在这个学校的最后一个冬天了…

考研复习，会很累很寂寞，所以，我常会问自己，

做这些是为了什么？

我为什么要去那里？

我需要让自己明白，然后，继续坚持…

所以，把很久前的这篇文章找了出来，

重读，

那些心情和信念，

是我坚持的理由…

暨者论坛  (http://xwxy.jnu.edu.cn/bbs/index.asp)

--  谈天说地  (http://xwxy.jnu.edu.cn/bbs/list.asp?boardid=2)

----这天，春天在审判中凋零[原创]  (http://xwxy.jnu.edu.cn/bbs/dispbbs.asp?boardid=2&id=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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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就是严铧

--  发布时间：2004-6-15 21:50:21

--  这天，春天在审判中凋零[原创]

    2004年3月19日，一位优秀的中国报人的哭声，响彻了中国报业这片貌似晴朗却暗藏风雨的天空。

这天上午九点三十分，《南方都市报》（后简称“南都”）原副主编兼总经理喻华锋，因被指控贪污10万元和行贿97万元而被广州市东山区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2年。这位曾经带领“南都”走在中国报业前端，为中国创造巨大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报业巨人失声痛哭。

    同时，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原社委会委员、调研员李民英因被指控受贿而判处有期徒刑11年。

    还是这个春寒料峭的日子——2004年3月19日，早在凌晨三点，原“南都”执行总编程益中因涉嫌贪污犯罪在四川丹巴县被广州警方拘捕。

    这些站在时代浪尖的忠实记录者，最终反被时代浪潮无情吞噬。

    我们这些即将投身中国新闻事业的学生，曾以为手执稚气未脱的笔犹如紧握唐吉诃德的剑，现在才发现失去了直面风车挥动宝剑的勇气。

真相与谎言

    广州市东山区人民法院在对喻华锋的判决书上写道：

    广州市东山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喻华峰于2000年3月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指使南方都市报计财室邓海燕、王培兴冒用该报广告部业务员张曙光、江北、李零一、李琼芳、袁友兴的名义提取公款1500000余元。2001年6月，被告人喻华峰伙同南方都市报其他八名编委会成员将其中的580000元私分，自己分得100000元。

    2000年初至2003年4月间，被告人喻华峰为感谢南方日报报业集团社委会委员、调研员李民英在分管南方都市报及兼任南方都市报主编期间，对其分管南方都市报广告业务的支持，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分四次以年终奖的名义向李民英行贿共计970000元。

    被告人喻华峰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伙同他人贪污公款，且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九条的规定，构成贪污罪和行贿罪，依法应数罪并罚。

    对于公诉机关指控喻华锋的贪污罪问题，辩护人王波认为其指控定性不准，证据不足，罪名不成立：

    (1)、公诉机关指控的580000元是南方都市报根据《2000年度二级核算方案》应得的奖金，归南方都市报所有，其性质已属于公民个人的财产，不是公共财产。

    (2)、南方都市报用张曙光、江北、袁友兴、李零一、李琼芳等人的名义提取奖金，是因为广告部没有独立的账号，必须以个人名义领取后由财务人员处理，用于解决广告部与采编部、行政部在奖金分配方面的矛盾，将广告部业务员的奖金发放给采编人员。因此，被告人喻华峰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直接故意。

    对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喻华峰的行贿罪问题，辩护人王波认为，被告人喻华峰送钱给李民英是对李民英为南方都市报开拓广告业务所作贡献的一种奖励，没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故意，权钱交易的特征不明显，故公诉机关的指控证据不足。

    且不论专业的法律细节问题，我们单从简单的事实本身，以正常人的逻辑判断就不难看出此判决有不妥之处：堂堂一位年创六亿广告收入的报纸的老总，却为了区区十万元而铤而走险。同时，他与编委会分钱的时候，总编程益中明确列了“补发年终奖58万元”的支款单，并且有详细的分配方案，各编委也都签字领取了，这些证据都好好保存在财务，乖乖的等待公诉机关的取证。更耐人寻味的是，他竟然从自己口袋里拿了80万元向李民英“行贿”为职工谋取“提前领取奖金”的“不正当利益”。

黑色的眼睛找到了什么

    就这个案件而言，关注其背景似乎比仅仅把目光停留在千头万绪的案件本身更有意义。

    2003年2月到3月，《南方都市报》多次努力冲击传统的信息封闭体制公开报道SARS。4月25日，《南方都市报》的一篇报道《一大学毕业生因无暂住证被收容并遭毒打致死》震撼了整个国家，孙志刚之死导致了一部法规的废止和公民权利运动的浪潮。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给上亿的中国农民工带来了安全和尊严，但与此同时也意味着某些人非法利益的损失。

    2004年2月2日，程益中在经营委员会2004年新春动员大会上名为《没有熬不过的黑夜 没有等不来的黎明》的讲话的开篇说道：“这个冬天特别冷。大雪压青松，悬崖万丈冰。每逢佳节倍思亲，遍插茱萸少一人。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把我们和南方都市报推向地狱深渊。”

    接着，他说道：“其实，早在2003年六七月间，孙志刚案接近尾声之时，针对南方都市报的有罪推论和掘地三尺的大规模排查就开始了。从那时起，几乎所有与南方都市报有过大宗业务来往的广告公司都被勒令交代与南方都市报相关的违法犯罪问题。”

    关于“南都案”社会上的传言很多，如果传言属实，一切的根源只是因为得罪权贵。我们无从考证孙志刚案宣判时被判刑的一位公务人员对着席下的某位权贵说“你不把南方都市报搞死我出来就把你搞死”的可靠性。对这个具体事件的考证已不重要，因为在各种真相和谎言的交织中，我们用来寻找光明的黑色眼睛洞察了阳光以外的东西。

我们等待黎明

    我们不难把“南都案”和以前的“《南方周末》整顿”、“《21世纪经济报道》事件”等等新闻舆论自由遭到打击的事件联系起来，然后孔子的话便被赋予深刻而沉重的时代含义：“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我们深感在我国并不完善的新闻制度下，新闻人的举步维艰。

    喻华锋的话依然历历在耳：“在一个强大的制度面前，个人显得太渺小了。”

    孙志刚的墓志铭依然清晰：“逝者已逝，众恶徒已正法，然天下居庙堂者与处江湖者，当以此为鉴，牢记生命之重，人权之重，民生之重，法治之重，无使天下善良百姓，徒为鱼肉。”

    《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依然激动人心：“没有什么可以把人轻易打动。除了真实……尽管，‘真实’有时让人难堪，但直面真实的民族是成熟的民族，直面真实的人群是坚强的人群。”

    在我们爱得深沉的这片土地上，焚书的火焰蔓延了几千年，在民主文明的今天，依然吞噬着承载真相的文字；割舌的匕首上的寒光穿越恢宏的历史，在自由言论的今天，依然照亮着言者苍白的双唇。

     然而历史是公正的，当喻华峰他们站在被告席上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提起公诉时，被审问和拷打的恰恰是某些居心叵测的居庙堂之高者；当喻华锋在听了扼杀公正和正义的审判后仰天长哭时，绑在历史耻辱柱上的恰恰是台下那些掩嘴暗笑的所谓权贵。

    让我们紧记程益中的话，然后直面人生：

   “没有熬不过的黑夜，没有等不来的黎明。”

    让我们紧握北岛的诗句，然后勇敢前行：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陈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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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想象的民族历史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写过一本小册子，叫《民族与民族主义》，该书以这样一个想象的故事作为开头：在核战浩劫后的一天，一位来自银河系外的星际史学家接到地球毁灭于核战之后，横渡银河来到满目疮痍的地球，探索地球毁灭的原因。他经过一番详细的调查之后将会发现，“若想一窥近两个世纪以降的地球历史，则非从‘民族’以及衍生自民族的种种概念入手不可。”⑴这一故事本身似乎有点危言耸听，但是，它把“民族”放在两个世纪以来世界历史的核心位置，凸现了民族的崛起给世界格局带来的根本性变化。数十年来，学者们针对民族与民族主义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理论工作，但是直至今天，对“民族”的界定，尚无统一的标准。而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一种情绪，早已登上历史的舞台，极大地影响了历史的进程。

　　对中国而言，现代民族观念迟至晚清才正式出现。古代中国既不是民族国家，也没有现代意义的民族主义。当我们今天开口说出“中国”这一词汇，并且头脑中呈现对中国版图的想象的时候，我们已经为历史预设了一个主观的“民族”定义作为前提。以“中国”这一名词指称现在的版图，只不过是民族国家兴起，政治建制确立之后的事情。古代儒家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与“天下”的观念和今天所说的大致相同，而“国”的观念则与今天完全不同。古代的“国”，不是指国家，而是指朝廷。古代人并没有“民族”、“国家”的观念，他们在称呼前面，从来就是加上籍贯、朝代，而籍贯、朝代都和民族无关。只是到了晚清，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当时的人们才第一次面对异族的民族国家，从而在面对西方国家的过程中产生自己的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正如李斯特所说的，似乎只有在优势民族挟其强权进行兼并的威胁下，才会让被侵略的人群生出休戚与共的民族情操，一致对外。晚清之后，面对自己世代生活、耕作的土地面临被瓜分的危险，人们在强烈的生存危机中激发出一种政治认同感，这种政治认同感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义和团的口号从“反清灭洋”到“扶清灭洋”，而最后则归结为对“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独立民族的认同。

　  孙中山在缔造一个民族国家的时候，从个人与国家的对立，认为中国人“太自由”，他说：“今天，自由这个名词究竟怎样运用呢？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孙中山的意见，反映出中国民族主义思想已经崛起，而民族国家还没有真正建立，民族认同更未产生的状况。而孙中山的批评，则暴露出民族主义思想萌发之后，如何去通过政治整合去构建一个有凝聚力的国家的问题。在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关系上，今天的民族主义者，总是先定地认为所谓“中华民族”，“中国”自古存在，并且传承文明五千年。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不是由于有了民族才有民族主义，而是有了民族主义才有民族。民族乃是民族主义思想崛起之后的产物。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说：“民族主义早于民族建立，并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 ⑵有了民族主义思想，这种思想的提倡者带着寻求身份认同的眼光去返观历史，把历史想象为一个民族主体的变迁，于是把历史的变迁化成一个民族的变迁。通过这种预设的、想象的“民族”去书写历史，把历史描述成为一个民族从诞生到发展的线性过程。这种把“民族”确立为历史主体的书写，用语言文字构建起了一个民族的沿革，于是一个民族便在书写历史的过程中诞生了！以今天的“中国”的眼光去书写现代意义的“民族”的国史，竟成为构建一个民族国家的过程。

二、传统的王朝认同与文化认同

　　要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溯源，必须首先考察传统中国社会、思想状况，考察传统社会中有没有现代民族主义产生的因子，这些影子如何发展成为现代民族主义思想，再返过去构建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特辟一章为“中国是否一国家”，用现代的国家观念看中国古代传统社会，最后不得不承认，“中国不像国家”。⑶实际上，传统也有“国”，但是它指的不是我们今天说的“中国”，而是指朝代，而我们今天说的“中国”这一国家，在传统社会是不存在的。罗素当年在上海演讲的时候就说：“中国实为一文化实体而非国家。”历史学家雷海宗也说：“二千年来的中国，只能说是一个庞大的社会，一个具有松散政治形态的大文化区，与战国七雄或近代西洋列国，决然不同。” ⑷连国家都没有，当然更没有现代意义的民族主义，更没有一个“中华民族”。

　　那么，是什么东西维系着历史的传承发展，维系着古代文明不至于像古希腊、古埃及文明一样中断消失的呢？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传统社会没有民族、国家认同，但是，传统社会有坚定的文化认同与王朝认同。王朝认同与文化认同一表一里，维系着传统社会的人们的基本心理结构。顾炎武把这两种认同化为“国”与“天下”的差别，他说：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⑸

　　亡国就是一家一姓的王朝的灭亡，亡天下就是亡文化。以我们今天的眼光看，顾炎武走出朝代观念，旋即陷入天下观念，在王朝与天下之间，始终没有一个“民族”或者“国家”的观念。在还不存在民族的时代，顾炎武面临着他所绝对不认同的清王朝入主中原，于是只有超越王朝认同而归于文化，把文化视为价值皈依的命脉——吊诡的是，当清王朝经历了一个“野蛮的征服者反过来被先进文明所征服”的过程，做出认同中原文化的姿态，前明遗老们便在拥抱传统文化的同时，顺理成章地认同了这一异族的统治，甚至即使并不认同这种统治，也难以找到反对的正当理由。

　　中国古代的原始民族感情——也就是汉族民族感情，主要通过王朝认同表现出来。儒家经典《大学》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的“国”，在战国时期指齐楚燕韩赵魏秦这样的诸侯列国，在秦之后则指朝代。我们对古人的误解，往往缘于语言的差异，缘于同一个词语在历史演变中意义的变化。古人也说“中国”，今人也说“中国”，只不过在古为橘，在今为枳。就汉代而论，汉人眼里，中国跟匈奴，是一种国际关系。司马迁自述作《匈奴列传》的原因道：“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害，欲知强弱之时，设备征讨，作《匈奴列传》第五十。” ⑹匈奴地窜河套一带，已经在现在的中国版图之内，而当时则是独立政治国家。司马迁把匈奴国史写成“列传”，恰如今天修史，在国史中写“美国列传”、“英国列传”一样。归根到底，当时的人们只认王朝，根本没有一个统一的“民族”。

　　西汉时，甘延寿与陈汤击杀匈奴，而后在上疏中留下一句至今仍然激奋着民族情绪的豪言壮语：“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⑺当我们今天通过历史想象把汉朝想象为“中国”的正统，并且把现在的中国看作汉代的后裔，这句话便由对汉朝廷的效忠，转化为对我们今天的民族的效忠了。

　　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效忠，即使最优秀最有骨气的儒家文人，在面临最危急的时候，也把他们的一切希望寄托在王朝上，把他们的生命价值维系在王朝的兴亡上。文天祥被捕之后，元朝统治者进行了长达近四年的劝降，文天祥不为所动，他的理由是：“德佑吾君也，不幸而失国，当此之时，社稷为重，君为轻。吾别立君，为宗庙社稷计，所以为忠也。”⑻所忠者，只是忠于宗庙社稷，因为除了宗庙社稷，确是已经找不到一个更加合适的献身的理由。

　　 我们今天怀着对“中国”的感情，带着语言的眼镜去看历史，于是司马迁的“中国”变成了我们的祖先的中国，甘延寿陈汤的击杀匈奴变成了为我们今天的“民族”驱除外敌。更加吊诡的是，无论是甘延寿陈汤的王朝认同，还是顾炎武的天下观念，在现代民族主义崛起之后，都被转化为民族主义思想的表达。“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被改造为“明犯中华民族者，虽远必诛”，亡国亡天下的说法，本意是“仁义兴亡，匹夫有责”，却被改造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实际上，无论是汉代的甘延寿陈汤，还是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都没有“国家”的概念，更没有“中华民族”的概念，但是经过现代民族主义的改造，王朝认同立刻滑入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也立刻滑入民族认同。最冤枉的是顾炎武，他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明显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简直有点世界主义的味道，但是民族主义者平添一个“国家”，虽然起到了宣扬民族主义的作用，但是已经跟顾炎武的原意大相径庭。

　　当王朝认同失效之后，文化认同的功能就凸现出来了。传统社会的文化认同，含有原始的民族主义因素，那就是“夷夏之辨”。非我族类者，其心必异，这是先定好的。于是中国文化圈的人们，总是把文化圈以外视为蛮夷之地，甚至不把非中国文化圈内的人当人看。最突出的例子，是晚清时候，对入侵的西方列强表现得方寸大乱，对“夷情”毫不了解。林则徐在到广州接触洋人之前，甚至看到西方军队的正步走中，便认为洋人的腿是不会打弯的。

　 而文化认同对中国的民族融合起过决定性的作用。元、清占领中原的时候，只要认同中国传统文化，并且考证出“圣教同源”，都是轩辕皇帝的子孙，汉族人便会对异族统治完全接受。清兵入关之后，面对着大批儒家知识分子的反抗，清政府在政治上建立专制体制，在文化上便向传统文化靠拢。为了收买立志做遗老，甚至进行反清复明活动的文人，康熙皇帝实行了一个重要的文化政策，那就是由朝廷推荐“学问兼优、文词卓越”的士子，康熙皇帝亲自主考录用，称作“博学鸿词科”。这项文化政策，让那些以传统文化为价值皈依的儒生们看到了文化不失的希望，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了清政府的统治。通过这种考试，清政府录用了一批儒生，同时网罗了一大帮儒生的心。但是，这种利禄的诱惑只能对那些梦想着通过十年寒窗得到功名的儒生有效，却仍然无法改变第一流的学者的志向。真正让第一流的学者们坐不住的是修《明史》。“夷夏之辨”主要是文化之辨，第一流的学者们如顾炎武、黄宗羲，他们的钟情所在，并不在一朝一姓，不在灭亡的明王朝，而在文化，这从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分中已经看得清清楚楚。而修《明史》本身，便意味着文化正统的最终传承。当清政府决定修《明史》的时候，那些用生命去拥抱传统文化的学者们纷纷走出山林田园，投入到承续文化命脉的工作中去。就是连反清最坚定的黄宗羲也逐渐认同了清王朝的统治。在康熙开科祭孔后，他的政治不合作主义也软化了。黄宗羲在《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记》中对修《明史》一事评价道：“今天子纂修《明史》，追数明室之亡，在于天启”，在这里黄宗羲用了“今天子”之词，说明文化认同已经开始转化为政治认同。而后黄宗羲写《周节妇传》又说：“今圣天子无幽不烛，使农里之事，得以上达，纲常名教不因之而盖重乎？”从“今天子”转化为“今圣天子”。基于“纲常名教”的文化认同最终总于完全转向王朝认同，并且开始尊“圣天子”了。清王朝主持修《明史》，意味着异族朝廷对汉民族“正统”的继承。这种继承通过文化认同而达到政治认同的目的。把《明史》列入二十二史之中，作为二十二史的延续，这是清政府的一张文化牌，打出这张牌子，一方面是网络儒生的心，另一方面，是展示一种承续历史传统的姿态，由此汉族人便在文化认同之中不知不觉地滑向政治认同。因此便出现了鲁迅在《再论雷锋塔的倒掉》中所说的，“外寇来了，暂一震动，终于请他做主子，在他的刀斧下修补老例。”

　　有人将古代这种文化认同表述为“文化民族主义”，实在是一大误解。因为古代的人们根本没有一个民族共同体，他们也不是“汉族”的民族主义者，因为汉族的纯正，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经遭遇巨大的挑战，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融合，带来的后果是已经不存在纯正的汉族血统，不存在一个纯正的汉族。而人们认同文化，几乎就意味着认同所有做出承续文化的异族统治者，不管是元朝还是清朝。“国”等同于王朝，到了现代民族主义兴起之后，“国”已经转化为西方意义上的“国家”了，王朝统治被政党政治取代，而从传统沿袭下来的把国等同于王朝的观念，一转而成为政党，甚至是一党领袖等同与“国家”，于是出现了蒋介石宣扬的，“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合一。

三、从历史中寻找民族共同体

　　　在西方的强势威胁中的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兴起之后，民族主义者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便在于寻找自己民族存在的历史合法性，对孙中山、蒋介石那样的政治家而言，只要建立现代意义的国家政权，便可以建立一个民族国家。但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则是寻找到民族的根，从历史的发展论证民族的合法性，带着现代民族主义的观念去寻找“民族”的历史。正因为“民族”的观念是先定的，因此，才会有雷南的那句名言：“误读历史，是民族建立的必经过程。”

　　我们现在已经很难想象，当第一代的民族主义文史学家面对历史寻找民族的时候，遭遇多大的困惑与尴尬！前面说到，梁漱溟的第一个发现，竟然是中国不是一个“国家”。而最早的尴尬却是梁启超。当梁启超带着寻找民族根系的企图，把视野投放到浩瀚史料中的传统中国的时候，他立刻陷入无穷的尴尬之中：西方的民族国家中，有政府，有国家，而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历来只有朝廷，没有国家——甚至，我们除了“明朝”、“清朝”之外，连一个西方国家那样的“国名”都没有！梁启超第一次指出这种尴尬与焦虑：

　　“吾人所最惭愧者，莫如我国无国名一事。寻常通称，或曰诸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皆朝代名也；外人所称，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名也。以夏、汉、唐等名吾史，则戾尊重国民之宗旨；以震旦、支那等名吾史，则失名从主人之公理。曰中国，曰中华，又未免自尊自大，贻讥旁观。虽然，以一姓之朝代而诬我国民，不可也；以外人之假定而诬我国民，犹之不可也。于三者俱失，万无得以，仍用吾人口头所习惯者，称之曰‘中国史’。虽嫌骄泰，然民族之各尊其国，今世界之通义耳。我同胞苟深察名实，亦未始非唤起精神之一法门也。”⑼

　　向来的史学著作，仅仅以朝代、地域为名，即使是通史，也主要记载王朝的更迭，根本上没有一个持续的一贯的“民族”或者“国家”，更加没有一个名称可以指称梁启超心目中这个民族共同体。梁启超这一在今天看来不无可笑之处的困惑揭示出，在中国传统上并不存在一个持续的民族主体——甚至我们现在用“中国传统”这一术语来指称古代生活在现在的中国版图内的人们及其文化生活，也带有先入为主的偏颇——不存在一个“国家”或者“中华民族”。同时，当中国人意识到自己“无国名”，历史已经发展到了必须有一个国名的时候，也就是必须建立一个持续的、统一的民族共同体的时候。因为当西方独立的民族国家以强势的姿态进入这片土地之后，如果没有建设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就无法应对西方的挑战。

　  从梁启超开始，中国的史学开始了一个转型的过程。民初出现了大量历史、文化、政治通史著作，这些著作是在民族意识已经觉醒的社会环境中，为了寻求民族的身份认同，把历史想象成为一个民族主体的变迁的线性过程，由此寻找“中华民族”的历史根系，“中华民族”便在这种书写历史的过程中诞生了。

　　杜赞奇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一书中揭示了这种民族主义形态下国家史观的本质：“民族历史把民族说成是一个同一的、在时间中不断演化的民族主体，为本是有争议的、偶然的民族建构一种虚假的统一性。”⑽现代中国通史的写法，在空间上把古代同一时期各个松散的政治实体统一到“中国”的范围之内，在时间上把各个更迭的朝代统一到民族史的主线之中，从而缔造出一个持续的、统一的民族历史。于是历史便不再是客观现象的历史，而是为了论证民族形成的必然性的历史。杜赞奇在他的书中梳理了这种想象民族历史的过程，并且揭示出其背后进化论的、启蒙式的历史观。我在这里仅仅从传统断代史、通史的写法，与梁启超之后现代史学通史的写法的差异，来看一个统一民族如何在历史书写中形成。

　  无论是二十四史这种断代史，还是《资治通鉴》这样的编年体通史，叙述的都是一个一个的政治实体的活动。二十四史以王朝来划分历史，每一个朝代为前朝立史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把本朝视为前朝失天命之后的正统承续，从而为本朝的统治提供历史合法性。在这种写作框架之中，每一个朝代都是断裂的，我们从二十四史看到的是一个一个大小不一，套在一起的环，这些环之所以能够套在一起，缘于它们背后有一根文化的线，文化的承续性把中国断裂的朝代紧紧纠结在一起。因而传统的人们在寻求他们的身份认同的时候，只会认同于他们的朝代。现代民族主义兴起之后，民族主义史学家发现，他们在断裂的朝代中找不到民族，找不到国家，找不到一个延续的统一体。因此，为了构建民族国家的历史，他们把这套从空间上各自松散的政治实体纳入整合成为一个系统，从时间上串起来成为一条承续性的线，也就是把断裂的环揉成一套以时间发展为主线的线性系统。梁启超的史学建构，是中国历史书写由王朝认同。文化认同转化为民族认同的关键转折点。梁启超说：“史也者，非纪一人一姓之事也，将以述一民族之运动、变迁、进化、堕落，而明其原因结果也。”⑾在这种写法中，历史已经不再是一人一姓的政治实体的历史，而是转向“民族”了——而这个民族，在古代从没有真实存在过，现在从古代历史中想象出“民族”来，目的在于完成当下的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构建。梁启超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并且主张写“国名的历史”，就是把历史书写的立足点，从朝代的传承转移到想象中的“民族”的发展上来。由此他提出以西方史学划分方式为标准，把朝代历史打乱，重新整合成三个时期：古代、中世纪与现代。这一划分方式的革命，意味着以朝代历史为主线的历史观的终结，同时意味着经过民族共同体的想象之后新的历史观的形成。因为新的划分标准，早已预设了一个民族统一体的存在，把传统的朝代更迭纳入这一想象的民族统一体之中，视之为这一民族统一体内部的政治演化。通过历史的重新书写，史学家们终于构建了一个“中国”的历史，并在漫长的历史活动中寻找到了中国的根。简单地说，民族主义史学家构建了一个历史外壳，这个历史外壳就是今天的“民族”，再填充进历史内容，由此写成了民族的历史。

 四、形成中的民族国家

　　现代民族主义思想兴起之后，立刻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在近现代的改革、革命斗争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任何一种政治势力的兴起，都与民族主义宣传密切相关，民族主义的威力，就如余英时先生所说的，“现代三次政权转移的原动力无不来自民族主义。”但是，中国民族主义存在一个极大的缺陷，那就是传统忠君爱国思想延续下来的政治认同与民族认同的紧张。

　　在西方，民族国家的兴起与政治民主化紧密相连。霍布斯鲍姆就说过：“政治民主化的两大成效：一是选举权（男性）的日益扩大，另一则是公民动员对近代国家的影响日益明显，都有助于将‘民族’问题，也就是一般人民对‘民族’的归属感和效忠问题，变成首要的政治议题。”⑿只有当国王的全体子民转化为独立的“公民”，他们拥有选举权，才能真实地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应该对国家负起责任。政治民主化的后果，是权力制衡，国家和政府是分开的，由此，民族认同与政治认同得以分开。一个认同民族身份的人可以不认同某一届政府，反对政府也不意味着反对国家。

　　而对中国而言，近代崛起的民族国家却是一个畸形的产物。一方面，是古代赖以凝聚人心的传统文化几乎被彻底摧毁，五四之后，文化认同产生了极大的危机，只有极少数研究传统的保守主义知识分子认同文化。另一方面，是政治认同与民族认同的纠缠与紧张。

　　古代的“国”（王朝）经过了现代民族主义的过滤变成了现代的“国家”，古代的皇帝集团统治经过了民族国家的建立变成了政党统治。因此，古代人那种对王朝的认同与对皇帝的认同的合一——也就是“忠君爱国”的合一，顺理成章地转化为对“国家”的认同与对政党的认同的合一。正因如此，蒋介石才敢于公开宣扬“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把忠君爱国变成忠党爱国，实质上是把忠于国家与忠于政党，最后是忠于领袖结合起来。孙中山在论述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的时候，就说到：“在国家之内，君主可以不要，忠字是不能不要的。如果说忠字可以不要，试问我们有没有国呢？我们的忠字可不可呢？忠于事又是可不可呢？我们做一件事，总要始终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牺牲亦所不惜，这便是忠……我们在民国之内，照道理上说，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为四万万人效忠，比较为一人效忠，自然是高尚得多。故忠字的好道德还是要保存。”孙中山在这里强调了从忠于君主到忠于国家、人民，就是从王朝认同到民族认同。但是，蒋介石却完整地确立了一党专政的政治模式。对于蒋介石的一党专政的实质，林贤治先生在《鲁迅的最后十年》中评论道：“夺去政权之后，一党专政的首要目标，就是在消灭异己之后，用党员占据和充实所有的行政职位，达致国家和政党的完全合并。”⒀在蒋介石的“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中，认同国家是民族认同，认同主义是文化认同，认同党和领袖是政治认同——三者被合为一体了，这是旧专制中的旧心理发展出来的新名词包装中的新独裁。

　  事实上，民族主义只有建立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之上，建立在价值多元的社会中，才是真正健康的。作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人们可以一时一地的为这种想象的共同体去呐喊去牺牲，但是，如果这个民族抛弃了它的人民，人民还是处于国王的“子民”的地位，那么人民决不可能有坚定的效忠。真正的民族情感，只有建立在民族中的每一个分子确确实实的主人翁意识的基础之上，因此，只有一整套政治运作让每一个分子参与到政治实践之中，享受他们的权利并且履行他们的义务，才能够激发坚定并且健康的民族情感。

　　同时，民族主义必须建立在多元价值的社会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容许每个人有各自不同的爱国方式——即使这种爱国是以不爱国的方式表现出来。因为民族主义不可能压倒一切认同，每一个人可以有自己的民族观。杜赞奇就举到这样一个例子：《华盛顿邮报》1990年7月4日登载了一个美洲印第安人在独立日谈他的感受：“我常常在独立日的狂欢节上玩得格外痛快，但这跟做个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毫不相干……我自己不记得曾有过仅仅由于自己是美国人就盲目骄傲和慷慨激昂的经历。我的少数民族身份和部落成员身份对于我和我的家庭来说一直就是压倒一切的。”⒁一个建立在民主政治基础之上的民族国家，应该尊重公民的多元选择。只有专制政体中的国家才会要求国民把自己看作小我把家视为大我，把“国”无穷放大并且去覆盖“家”。

　　民族主义最危险的地方在于攻击性。中国传统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那种原始的族群情感，仅仅体现文化排他性而已，而民族主义的主要特征是民族认同，民族认同天生就有排他倾向，一旦有了敌人甚至是假想敌人，民族主义就会表现出暴戾的攻击性。对极权主义有深刻洞察的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写道，民族主义的第一个特征，就是“走火入魔”（OBSESSION），这种走火入魔表现为：“除了自己这边的优越性之外，民族主义者没有考虑、谈论或论述任何别的东西的兴致。要让一个民族主义掩饰自己的这种忠贞不渝，简直就不可能的事。对他所在群体的哪怕是最小的不敬，或者是对对立组织的哪怕是再含蓄的赞扬，都会令他极不舒服，只有作出最强烈的反击，才能平息他的愤怒。”⒂在这里，民族主义由一种思想虚化为一种情绪，一种宣泄道德激情，表达对想象的民族、国家乃至统治者的效忠的情绪，一种占据道德高点的道德立场。

　　从九十年代开始，中国长期不懈播种的爱国主义教育的种子，收获了极端民族主义的果实。在今天，一股充满攻击性的民族情绪正在青年之中流行，主要表现为盲目排外，表现为“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赞同，敌人赞同的我们就要反对”的立场至上。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极端民族主义者仍然不断在寻找假想敌人，而网络这一虚拟空间的兴起，则让键盘与网线成为他们刺杀这些假想敌人的道德长矛。1999年的五八反美浪潮点燃了青年大学生的激情之火，2001年9月11号，当国际恐怖组织炸毁了美国世贸中心与五角大楼“双塔”之后，互联网几乎被各种为大灾难而喝彩叫好、幸灾乐祸的声音淹没。“美国人该死”、“我们有理由幸灾乐祸”等声音随处可见，歌颂恐怖分子的“圣战”、向恐怖分子顶礼膜拜的声音随处可闻。2003年，在西北大学排日事件中，一个城市中的一所大学的一个学院，由于日本留学生几分钟的戏谐的表演，便被无限上纲上线，最终演化成一场大规模的反日游行，引起了全国性的震动，直至国家最高政治机构直接出面处理。

　　一个健康的民族，根本的支柱在于每一个成员都以公民的角色理性地参与到政治事物之中，而不是虚幻的道德宣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最可怕的地方，便在于这是一股毫无理性的道德激情。民族主义情绪的表层涂上一层爱国主义的光环，便变成一种道德激情，充满了暴戾的攻击性。民族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但是如果把这一共同体神化，就可能极大程度地膨胀国家政权的力量。霍布斯鲍姆观察到：“国家会运用日益强势的政府机器来灌输国民应有的国家意识，特别是会通过小学教育来传播民族的意象与传统，要求人民认同国家、国旗，并将一切奉献给国家、国旗，更经常靠着‘发明传统’乃至‘发明民族’以便达成国家整合的目的。”⒃爱国本来是一种高尚的情感，但是爱国的基础在于理性的判断，而不是盲目的鼓噪。一个民族被神化了的国家，如果其国民不断被暗示该国曾受的历史侮辱与正在承受的外来威胁，便会不断激发国民的民粹意识与沙文主义的爱国热情。但是，在那些为恐怖主义叫好的人那里，在那些为几个日本留学生的戏谐表演而狂暴地走上街头地人那里，爱国热情已经变成虚妄的反理性的情绪躁动，爱国已经从纯粹的民族感情异化为一种高尚道德，一个道德制高点。当他们在宣泄他们的爱国热情的时候，实质上已经不是张扬他们对民族的赤诚，而是在释放心中积郁的道德感。并且，这种道德发泄带有极其暴戾的攻击性。这种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民族自卑生出盲目排外，热爱国家变成仇视假想敌国，不但会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而且阻碍中国的发展，甚至可能给民族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五、文化与民族国家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目前尚处在一个建构一个民族国家的过程。这一过程尚未完成，主要体现在没有一致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上。举一个例子来说，这几年来，我们常常有一些说不清楚的争论，比如“岳飞是不是民族英雄”的争论。尽管这些争论都是小范围低层次的，但是却能够准确地反映一般人的民族心理。

　　如果说戚继光、郑成功是民族英雄，那是每个人都会认同的，因为无论是戚继光打击的倭寇，还是郑成功轰跑的荷兰，都在今天的中国范围之外。但是岳飞、文天祥的情况就不同了。在今天的语境中，岳飞所属的宋王朝，被想象为中国国家的主体与正统，而岳飞所抗击的金国，由于是少数民族而且外于中华文明之外，并非正统所在。但是，无论是宋国还是金国，活动的范围都在今天的“中国”的版图之内。在现代民族主义视野中，为了寻找我们的民族历史，当时的王朝与王朝之间的“国际问题”，必须合理的转化为今天同一个国家内部两个政治实体的斗争问题。岳飞无疑是当时汉族的民族英雄，而在金国人的后裔和汉族人的后裔都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成为“中国人”的今天，到底要遵从历史把岳飞描述为民族英雄，还是要曲就现实把岳飞从民族英雄的神龛上请下来？这种争论，是一个民族共同体在形成过程中，由于民族界定标准的模糊性与不统一导致的思想分歧。它昭示出这样一种困境：到底是要还原历史，以历史的眼光来评价历史，还是应该以今天的“民族”这一想象中的共同体为标准去评价历史。

　  同时，传统文化的完全失落是民族共同体的构建最深刻的不利因素。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孙中山强调的“民族”，更重要的是注重本土文化的现代化。但是五四之后，传统价值崩溃了，一次次的革命更是一次次时间的断裂，正如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所说的，革命意味着历史的进程突然出现一个全新的开始。而中国传统文化历经数千年，绵延不息，并且为这片古老的土地开创出伟大的物质与精神文明，主要缘于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从心灵结构上契合这样的文化形态，由此产生坚定的文化认同，并且一代代的人们都把自己视为这种文明的传承者，在这种文化中安身立命，安憩自己的心灵。五四之后，传统的价值崩溃了，固有的文化认同已经失去，固有的价值被打倒在地，新的文化却没有被创造出来。在这种文化认同的真空里，民族主义完全是一种无根的状态。在现代史上之所以谁利用好了民族主义谁就能够取得战争的胜利，在当代民族主义之所以变成一种情绪化的狂热，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我们有了民族国家，却没有了民族文化。认同了民族国家，失落了民族文化，于是失去了判断是非的基本标准——这种标准来自理性，或者来自历史，于是道德口号便主宰了一切，革命的道德激情，可以激励人们为了民族去战斗，去赴死，爱国的道德激情，可以让人们把恐怖主义美化成圣战。

　　对中国这一有着古老文明的国度而言，建设一个民族国家，必须在文化上对这个民族的文化认同有起码的共识。如果没有文化认同，即使到了民主社会，民族主义也只是一个巨大而空洞的道德符号。

　　　　 2004年9月19日

　　　　 ⑴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念9月出版，第1页。

　　　　 ⑵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第10页。

　　　　 ⑶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

　　　　 ⑷转引自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29、30页。

　　　　 ⑸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条。

　　　　 ⑹《史记》，岳麓书社出版，第954页。

　　　　 ⑺《汉书》，岳麓书社出版，第1310页。

　　　　 ⑻见《纪年录》，转引自万树坤《文天祥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出版。

　　　　 ⑼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第1621页。

　　　　 ⑽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王宪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2月出版，第2页。

　　　　 ⑾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1643页。

　　　　 ⑿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第100页。

　　　　 ⒀林贤治《鲁迅的最后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4月出版，第23页。

　　　　 ⒁转引自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第9页。

　　　　 ⒂乔治•奥威尔《民族主义的基本特征》，秋风译，来自“思想评论”网站。

　　　　 ⒃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第108页。

2008-10-09 13:21   南方周末

http://www.nfdaily.cn/opinion/opinionlist/content/2008-10/09/content_4638725.htm

□特约评论员秋风

    10月4日,美国总统布什签署了《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案》。从提交国会到获准通过,这份涉及7000亿美元、令世界牵挂的救市方案在美国政府与国会之间历经反复。不论这个法案最终能否有效拯救美国经济,法案审议过程的一波三折至少说明,这是美国社会依据理性与民意所能设想、采取的最不坏的救市方案了。

    现代政府的治理,既是理性之治,又是民意之治,二者缺一不可。具体而言,在政体架构中,行政部门更多地代表理性,立法机构更有资格代表民意。

    次贷危机及其引发的金融危机是当下美国最大的公共问题,迫切需要采取行动。但美国的救市的过程,最初是普通人寄望于市场自我修复机制发挥作用,随着危机的发展,政府介入才逐渐获得认可。

    付诸行动的行政当局,本身是被赋予了稳定宏观经济的权力,但这种权力被严格限定,所以当它发现救市之责超出赋权,就必须求助于民意机构的授权。9月20日,联邦财政部向国会提交了其制定的金融救援计划,要求国会赋予行政部门以广泛权力购买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由此,美国政府行政、立法部门,及整个美国社会动员起来,展开了一场救市政治。在这一政治过程中,理念与利益同时发挥作用。金融、经济界人士基于自身利益考虑,强烈要求立法机构立刻通过救市计划。大量普通民众却反对行政当局提出的救市计划,他们对华尔街本来就不信任,更不愿看到政府拿着自己的税款给华尔街高级经理冒险投机失败“埋单”。这种诉求既有利益的考虑,也有情感的因素。100多名经济学家也发表公开声明,反对行政当局提出的救市方案,他们的反对主要是基于理念。所有这些诉求都集中到了政府层面,尤其是立法机构中。在美国政体的设计中,参议院具有更强烈的精英和理性倾向,众议院更明显地代表草根的情感。参议院很快就审议通过了救市法案,但众议院此前在9月29日投票中,却以微弱多数意外否决了救市法案。行政当局只好修改救市方案,以尽可能照顾方方面面的顾虑。但众议院的否决导致股市大幅跳水,这点让原本强烈反对政府救市计划的选民感到震惊,大量选民愤怒地打电话给议员,要求他们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议员们目睹否决带来的市场恐慌也心生悔意。于是,众议院迅速地对修改后的救市法案进行审议表决,并予以放行。

    这一政治过程,于我们的经验,相当复杂而且混乱,完全没有中国人所熟悉的雷厉风行。像有关汶川大地震救灾重建的决策,何曾如此麻烦过?

    但最重要的是,在事关美国命运的紧要关头,它最大程度地照顾了各方利益。因为,在法案拟议与审议过程中,各个利益相关群体、专家、一般公众,通过各种途径,如媒体,向议员办公室打电话、写信等,已相当充分地表达了自己的诉求和意见。同时,在公共空间、在议会,人们也对救市计划进行了细致的审议,持有不同意见的各方进行了理性的辩论。在此过程中,法案经过理性的思考、辩论、修正,并最终按照民主的游戏规则获得多数支持。它足以保证政府今后可以放心的运用权力以及动用救市资金。

    经过如此复杂的程序,美国人的共识得以凝聚,即便人们依然顾虑重重,但其公共性则无可置疑。相信无论结果如何,美国民众都会接受。

    中国政府及学者经常谈论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表明人们已经认识到,政府在处理公共问题的过程中,需要同时依赖理性与民意,尤其是在解决重大公共问题时。比如,对于中国解决当下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就需要追求决策之科学化与民主化。

    受次贷危机等多种因素影响,中国经济的目前处境相当微妙。已有很多人开始呼吁政府出手拯救。未来,随着危机深化,如果中国经济出现更大问题,届时可能需要采取较大规模的解决方案,涉及更广泛的政府权力、需要动用大量公共资源,中国究竟会通过何种程序决策?什么样的程序方可同时容纳理性与民意,使政府找到各方乐于接受、也比较合乎理性因而具有充分合法性、正当性的方案呢?我们拭目以待。

而今天，在全民追逐权力追逐财富的航程中，人们是奋力的晒网，各自努力，喧声震天，紧张的气氛深深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又有多少人能够静下心来听你讲话，寻找天上的星光，或者关心他人的感觉，或者在大赛之后恬静的听听经典音乐呢？

在自然界打几个盹的功夫里，人类就出现了，发展了，在各处热闹起来了，然后，又不见了，恢复了平静。这短暂的亮相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庄生梦蝶或者是蝶梦庄生又有多大的关系呢？大家都感受到当今社会中两个极端现象，除了拜金主义、物质追求之外，就是脱离实际的宏大豪迈，与高亢气势。相当长时间以来，宏大气势不仅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受到推崇，还已经是所谓主旋律的固定风格。不过，《说什么，怎么说》的作者认为，真正的大气不一定是表情上的阳刚，古今中外的经验启示我们，艺术上的大气并不一定与阳刚等同，更不是取决于是否慷慨陈词、排山倒海；恰恰相反，杰作的一个普遍的秘密在于成功的“控制”，正真大气的作品往往是天然的倾向于谨慎的措辞和中性的表达，而这并不会导向拘谨、枯燥，而是更加的绵厚、深沉。

当然，也许在今天，在中国，优雅的追求还是某种奢侈品，因为，表达宏大的历史祈愿往往更加推崇整体的力量，而整体的力量是用不着优雅的，因为优雅之感更适合于体现在个人身上。借助巨大的事物和信马由缰的力量固然可以体现意志的强悍，而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尊严感，又最终只能体现在对别的民族天然的吸引力的艺术的美感之中。

那些善于思考和解读人生之谜者，许多堪称伟大的人物，我们今天提起他们的名字，就像指点天上的星宿，可要是回到他们生活的年代，这些星宿可能就纷纷跌落到泥水中去了，比如《史记》的作者司马迁，《神曲》的作者但丁，比如《人间喜剧》的作者巴尔扎克，等等。

有一个在宴会上为已故英国诗人彭斯捐款的人，曾经直言不讳的说，他宁愿为诗人的纪念碑捐上20英镑，也不愿在诗人在世的时候接济他，即使彭斯复活，他也会像以前那样对待他。这个大款的话有些无情，但他说的不错。因为当人还活着的时候，都裹挟在追求生存的大队里面，都有养家糊口的命运，跌跌撞撞的向前奔啊奔，人们不知道甚至也不在乎身边谁是圣人谁是智者。那些曾经和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路同行的书商们，我们今天抱怨他们不道德地敲诈了伟大作家的最后一个小钱，可当时，他们见到的并不是雕像，而是活人，他们又怎么能够断定，他们遇到的就是一些文化巨人呢？而且，这和他们的谋生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愿意和作家们打交道，无疑是为了做成一笔有利可图的交易，他们也许注意窥探别人的弱点并且精明的加以利用，但，这又有什么错误呢？在忙忙碌碌的生存中，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别人眼中“有用”的人，弱者成为鱼肉，强者成为阶梯，人们也许就是这样互相拉扯、搀扶着走向各自人生的终点，形成每个时代的潮流。

人们都觉得子散妻亡的顾准几十年来从高位沦落到几近贱民，很是可怜，他却说，那些身居高位却言不由衷的“学术权威”才是可怜，顾准的身心始终沉浸在护卫他的学术独立的氛围中，他就像那个临死前还怕士兵弄坏了他画在地上的圆的阿基米德，什么都打断不了他的若有所思。这如居里夫人说过，诚然，人类需要追求现实的人们，他们在工作中获得最大的报酬，但是，人类也需要梦想家，他们受了一件忘我的事业的进展的强烈的吸引，使他们没有闲暇，也没有热情去谋求物质上的利益。所以，居里夫妇轻易地放弃了一笔财富——镭的专利权，他们还极力地保持安静的工作和简单的家庭生活，以免受人事的侵扰和盛名的渲染。

至于为什么这些人类的梦想家具有天然的道德的感召力，也可能像居里夫人所说的，因为一直沉醉于科学世界的优美之中而无暇顾及其它，这是他们纯粹的天真，很持久，也很坚韧。我们把他们看作献身事业，百折不挠的勇士，他们，却把自己当成始终在大海边寻找美丽贝壳的孩子，即使挣扎在生活的波涛之上，那无法言说的召唤，还是隐秘的推动着思想之帆，孤独探索的旅程仍然是幸福的航程。

因此，不要打扰他们，甚至，不用去同情他们，让他们在可能我们达不到的地方生存，或者是毁灭吧。

而我们呢？近来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普遍躁动而不安宁了，资讯代替了思想，媒介充斥了视听，空虚占据了时空，人们争先恐后的赶路，就像一片莫名的阴影，惊飞了全球的鸟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