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中国经济的表现令人难忘。政府以坚定的决心，积极而稳妥地推进国有商业银行、人民币汇率、股权分置、财政税收等多个领域的改革，还冷静应对了国际能源价格上涨和贸易摩擦，使外贸出口总量继续快速增长。政府和社会各界也对我国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尚且存在的问题和矛盾进行了认真反思，收入分配差距、医疗、教育、养老保障、环境资源、经济增长方式、政府职能定位等问题，成为决策界、学术界和公众讨论的热点。在此基础上，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再一次强调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突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加强自主创新这两个亮点；这标志着中国经济将向着更加协调、更加注重速度与质量、公平与效率统一方向继续发展。

　　从宏观经济来讲，经过2004年的宏观调控，2005年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了平稳而快速的增长，估计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可以达到9.4%；同时出现了既无通货膨胀又无通货紧缩的理想状况，这是从1998年以来中国经济宏观运行最好的一年。2006年是“十一五”规划开局之年，展望2006年的宏观经济，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需要高度重视。

　　通货紧缩可能再度出现

　　我国从1998年开始的那一轮通货紧缩背后的原因是生产能力全面过剩，2003、2004、2005年我国经济从物价指数来看走出了通缩，但这只是源于粮食价格上涨带动了食品、饮料价格上涨，房地产、汽车、建材等少数几个部门的投资过热导致建材、能源价格上涨的表面结果。实际上，绝大多数工业制造业部门的价格指数依旧延续着1998年以来的下跌趋势，表明着绝大多数部门生产能力过剩的困境并未消除。

　　在我国政府强有力的支持下，2004年农业大丰收，粮食产量增加了770亿斤，单年增产幅度创历史新高，估计2005年粮食再增产291亿斤，总产可达9600亿斤。连续两年的粮食大幅增产，可预计2006年以粮食为主要原料的食品和饮料的价格将稳中趋跌。而当宏观调控取得成效，投资增长的幅度放缓，过去因为投资过热所导致的建材、能源价格的上涨诱因消失，并且由前期过热投资产生将逐渐转变成生产能力，加上原来绝大多数制造业部门已经生产能力过剩，造成通货紧缩的生产能力全面过剩将会再度出现。其实，商业部在2005年8月发布的《600种主要消费品和300种主要生产资料商品供求调查报告》中已发现，2005年下半年600种消费品中，86.9%的商品供过于求，一些生产资料过剩的状态也已经开始出现，钢铁、水泥、电解铝的产品价格下跌，库存大幅增加，电力过剩也可能在2006年出现。可以预期，2006年国民经济将会在过冷和通缩的阴影下徘徊。

　　通货紧缩下经济仍会高速增长

　　国外只要出现通货紧缩，国民经济一般会非常疲软，我国经济则有可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最主要的原因是通货紧缩的形成机制不一样。国外的通货紧缩通常是由于泡沫经济破灭，导致财富减少，并引发了消费需求下降，生产能力过剩，进而投资下降。在消费和投资双双下降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必然出现停滞。

　　然而在我国，不论是1998年开始出现的那一场，还是今年可能出现的这一次通货紧缩都不是因为泡沫经济破灭的结果，而是因为前期投资过热，生产能力增加的幅度比需求增加的幅度更快，造成产能全面过剩，进而价格水平下降。由于在我国出现的通货紧缩中没有财富效应，消费需求增长的幅度基本上不变。1998-2002年通货紧缩期间，我国消费增长年均6.6%，而1978-1997年消费年均增长7.1%，通货紧缩时期的消费增长率仅比历史平均水平下降了0.5%。2006年消费有可能以较高的速度增长：一是，2004、2005连续两年城乡收入增长较快，尤其2004年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6.8%，2005年估计可达6%是1997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两年；二是，2006年政府将启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大农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改善农村的消费环境。估计2006年的消费增长率至少可以维持在7% 的水平。

　　投资方面，通货紧缩意味着生产能力全面过剩，这对于民间投资会有一定影响。但是中国还处于工业化的早期和转型阶段，具有三个方面的有利因素：第一，产业升级和进口替代的空间非常大。第二，每个产业内部技术、产品质量升级的空间也非常大。第三，地方政府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很高。由此判断2006年的投资增长率可能达到20%，至少也不会低于15%。

　　如果2005年的消费增长率是8%，投资增长率20%，那么经济增长率将达到9%甚至更高一点。如果2005年消费增长7%，投资增长15%，那么经济增长也不会低于8%。因此，即使出现通货紧缩2006年我国的国民经济仍将会稳定、快速增长。

　　加大结构调整和改革力度

　　在绝大多数部门生产能力已经过剩的情况下，某些部门的投资过热，虽然可以在短期间内创造投资需求，推动投资品价格上涨，使国民经济在表面上走出通货紧缩，但是等这些过度投资建成，产能集中释放，生产能力全面过剩的问题将更为严重，经济将会不可避免地陷入深度的通货紧缩中。因此，面对今年可能又将出现的通货紧缩，以宽松的货币和信贷政策来启动投资并不是有效的解决办法， 所以应该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

　　治理通货紧缩，最好的办法就是启动存量需求。存量需求指的是“有需求愿望而且有支付能力，但是因为体制性或是结构性的限制而没有办法实现的需求。” “十一五”规划建议中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启动存量需求的一个重要措施。由于水电路等基础设施的限制，许多农村地区无法使用现代化的生活用品，大大限制了农村的消费需求，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内容之一的新农村建设将能释放农村巨大的消费需求潜力。而且，这个建设本身是一个投资需求，在农村里面投资所用的原材料和劳动力都来自农村当地，向农村里面投资一块钱，估计至少9毛钱会变成农民的收入；新农村建设也还可以缩小城乡差距，为构建和谐社会作贡献，这是一个一石数鸟的政策。

　　另一方面，如前所述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虽然现有的产业已经有了很大的过剩生产能力，但是还有很大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升级的空间，这本身也是一个存量需求，并且符合企业的意愿。我国现在的企业形态是以中小型企业为主，而中小型企业在产业升级和技术升级上却得不到足够的金融支持。目前四大国有银行中，最大的工商银行的贷款企业客户约为6万家，而且工商银行的客户跟其它三家银行的客户有不少重叠，因此加起来能够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获得融资服务的企业最多就是20万家。另外的13家股份制银行由于规模相对小，能够贷款的企业也不会太多。推测起来，全国能够从正规渠道融资的企业最多不会超过50万家，但是我国现在的企业数量近1000万家，也就是说大约95%的企业没有办法从正规渠道融资。这样，产业升级、扩大经营规模、引进新的技术就只能靠自有资金的积累或是民间借款，极大地限制了这些企业产业、技术结构升级的需求。

　　在需求相对不足，经济处于较为疲软的时期，应该多练内功，可以考虑加大金融改革的举措。一方面继续推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要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继续加强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但是大银行对中小企业和中小项目的贷款有先天性难于克服的障碍，所以，更行之有效的举措是大力发展地区性中小银行。这不仅是境外的经验，而且已经在国内的浙江台州、温州等地创造了很好的先例。第三点就是参照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中小企业发展局的经验，由政府部门来设立扶持中小企业创业、发展的机构，主要功能是给这些中小企业的创业和发展项目提供担保，使其能够向大银行贷款。2003年，美国中小企业发展局总共给6.7万个项目提供担保，担保的资金总额达110亿美元。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整个信用体系的建立，当然这是需要很长时间的。

　　综上所述，在2006年生产能力过剩、通缩压力存在的情况下，我国政府应该一方面继续执行双稳定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一方面趁此机会，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大金融改革的力度，启动消费和投资的存量需求来消化过剩生产能力。以期当走出生产能力过剩、通货紧缩的阴影时，我国的国民经济将会在更为健康的基础上稳步快速前进。

　　另外就是地区中小银行的发展，如果能在农村地区包括城市地区能够很好地发展地区性的中小银行，那么它对于提供给中小企业，它本身就会是深化农村经济改革的很重要的部分，对于增加农民的收入会有很好的帮助。

本文为第三届中国经济展望论坛上讲话

　　我觉得作为入手点还有另外的原因，关于新农村的建设，我也思考过，当时提出这样的思考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怎么样增加农民的收入，第二个怎么样改善农民的生活。从增加农民收入的角度来看，从长期的角度来看，要减少农村人口，就要牵扯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劳动力转移比较快的话，农民的收入就会增长得比较快。从98年开始出现生产能力过剩，给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制造了障碍。

　　怎么样解决农村里面的过剩劳动力，这里面存在着怎么样扩大国内市场的问题，我们知道农村还是一个相当大的市场，但是农村的市场要开发的话，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农民收入的问题，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的收入，另外就是要改善与农村有关的基础设施，过去农村的基础设施没有得到政府的高度的重视，我很高兴看到，增加对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服务作为政策提出，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亮点，如果真的改善以后，改善了农村基础设施以后，才能改善农村这个市场，一方面可以给农村劳动力转移出来这条渠道畅通起来，就是增加农民的收入，第二个它也可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如果说跟农村有关的基础设施改善以后，农村就能够改变，有很多正面的作用。

　　我们政府的财政力量是在逐渐增加，现在新农村建设，它的目标提出来了，增加的财政这一部分，从目前来看，我觉得重要的还是在农村的基础设施方面，还有科技方面的都需要增加。

本文为第三届中国经济展望论坛上讲话

　　我们看到当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非常低，生产效率也非常低，农民的生活长期没有得到改善，而且到78年的时候，我们还有3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就是2亿5千万人，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对这个现状进行了很大的改变，最重要的就是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79年开始，大量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并且放开了农村的市场，带来了一段的超高速的发展。经过那几年的努力，农村的经济全面发展，而且城乡差距缩小，建立了基本自足的格局。

　　由于在农村改革取得了成功，从85年开始，开始了第二阶段的改革，在农村方面，整个的政策导向开始往新的方向发展，85年开始乡镇企业大发展，当时提出离土不离乡，这方面蔡所长有很多的研究。90年代开始，有很多从离土不离乡，变成了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进城，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和我国的经济发展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发展过程中，如果说农村和过去比，还是有改善，但相对于整个城市来讲，差距就越来越大，就到90年代末，三农问题开始又引起了高度的重视，我个人很高兴看到这几年三农问题又引起了中央高度的重视，两个1号文件，十六届五中全会刚刚通过的关于

本文为第三届中国经济展望论坛上讲话

　　我刚才提到，我们城市化的水平只有41.8%，也就是说，跟下中等国家的收入差距有四个百分点，我们知道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当中的收入指标就是到2020年的时候，希望我们全国的人民收入达到3000美元，我相信这个目标能达到，而且不仅能达到，在这个时间里面人民币也应该是继续升值。到2020年的时候中国的发展水平应该会进入到上中等水平，在未来15年的时间里，我们城市化应该从现在的只有41.8%的水平应该往70%的水平的这个目标前进，我们应该会迎来一个城市化高速发展的一个时期。

　　城市化本身不仅是经济发展这一个结果，实际上城市化也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解决他自己经济当中出现问题的一个原因，就拿中国的历史来讲，我们的改革是从农村改革开始，市场改革推向全国，但是在过去这20多年，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出现了所谓“三农问题”的严重问题，也就是说农民、农村、农业，这个问题当然引起我们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我们提出农村工作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那么在

　　第二方面是提高农村带动劳动力的产业，那么从各国的经验来看如果要大量地缩小农村跟城市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话，最重要的是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向非农业转移，对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一种思路也就是我们过去走过的，就是在农村内部发展城市，当然在一段历史时期但是现在我们进入到的一个市场经济，而且是农民世界的市场经济体系内，那么转移出来的劳动力要就业而且要竞争的话，那么必须有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是它进入的产业必须符合我们经济的这样一个优势，第二是他所在的产业必须能够形成竞争优势。具有竞争优势，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必须要有产业依据，其实农村问题的解决，相当大程度得靠我们城市的发展，谈到城市的发展，就不能不谈到服务业的发展。

　　从历史上来看，城市的出现在过去很可能是政治的原因，但从现代化角度来看的话，城市更重要的是因为满足服务业的需要，我们知道在前些年的社会里面是自然经济，每个劳动者生产出来的主要是自己消费，当然那时候不需要服务业，也没有城市，所以我现在讲的作为军事中心的跟政治中心的那几个地区之外，我们在改革之前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一切是由政府计划来安排，所以服务业也是不需要的。我想这也是中国为什么到目前服务业跟城市化相对发展来讲要早的原因，但是进入到市场经济以后，我们知道市场经济有几个特性，就是生产者跟消费者是分离的，那么生产者的产品既要能够让消费者来消费实现价值，那么生产跟消费之间当中的这个环节必须要服务。更何况生产本身也是高度分工的，那么在高度分工的状况之下，就要出现一个分工的环节与下一个分工环节之间的一个交易，而且这个交易需要信息，而且不仅有信息，会经常出现一些不确定性，因此就必须有一个服务业来满足中生产者跟消费者之间的交易，生产者跟生产者之间的交易以及提供信息这一系列的措施我们现在的服务业产生了，当然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服务业的发展是比较迅速的，那么在1978年到2004年之间，我们服务业平均每年发展的速度达到10.8%，比我们国民经济增长势头要好，而且也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全世界服务业的增加值提高最高的一个国家。

　　服务业在现在的经济体系当中，它的功能如果仔细研究起来当然很多方面，我理解，它可以表现为几个方面。

　　第一，服务业像交通、物流、法律、会计，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我们制造业

　　我们知道最近人均收入分配问题，引起了高度重视，我个人的看法是说要解决分配，最重要的方式就是要给只有给劳动力的这些低收入人群提供就业机会，那么服务业的发展是能够提供最多就业机会的，是解决收入分配但当中最重要的方法之一。

　　服务业它和制造业不一样，要到2010年的时候我们每一百人的GDP当中

　　一个是信息产业，一个是金融业，一个是教育。

　　这三者本身都是服务业，但是我想这三个服务业的发展就像如果你把这三个发展得好以后，服务业也就能够比较快速地自发地发展起来。信息产业的发展，我前面谈到我们现在进入到现代化的市场经济，生产要明晰起来，它的价值要实现，那必须知道上面产品是什么，以及在生产过程当中它要有新的技术，新的模式才行，这样都需要信息，但我们知道在目前这种发展阶段，中国比较优秀的产业是劳动力相对比较密集，以及资本比较密集的产业恩，当中劳动力比较密集的生产环节，而这产业当中的企业一般是中小企业，那么中小企业它在生产过程当中固然是发挥了优势，但是在解决能量的来源、技术的来源等市场问题的时候它处于劣势。所以如果说要大力发展我们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话，就非常需要在信息上面提供必要的服务。这些信息的服务当然有些是来自于媒体，有些可以来自于民间的各种协会组织，但我相信各地方政府也可以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比如重要的就是在沟通广大的中小企业给终端的市场客户与上端的技术联系，如果在这方面有发展的话那对我们的经济发展会有很大的好处。第二，我们最有竞争优势的是中小企业，但是按照我们国内目前的安排的话，中小企业普遍不能得到金融支持，那么这样对中小企业创造的机会都有很多现实，那么金融业在国内的发展有四个地方是需要国内发展，一个应该大力促进中小金融机构，包括中小银行的发展，因为从理论上面对各个国家来看的话，这些中小银行是能够对GDP的增长中小企业提供服务的正规的体制，还有民间的组织，而一般银行他都需要，怎么克服这个矛盾呢？最好的方式就是发展专业性的组织，因为他是专业性的，他对这些中小企业好规范，担保公司也是可以分散这个担保风险，这样有利于我们中小企业进一步发展，第三政府也可以扮演不少角色，我们知道很多国家，包括发展的国家项目，他有一个叫做中小企业发展项目，中小企业发展它的主要作用是一个专门的机构提供担保，这样一个中小企业发展本身是专家对中小企业它的技术、它的市场等等进行分析研究，为中小企业提供适合的项目，他就可以担保，

　　最后，中国目前要发展的经济一个很关键的就是信用，那么有信用体系建立以后我们整个交易比较稳定，然后金融发展也会更健康。

　　第三，我谈谈教育。教育本身是一个大的服务，教育对中国目前来讲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中国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经济期，在这个高速发展的经济期当中每一个劳动者，每个企业家，包括工人，必须不断的产业升级跟技术的更新，而产业的升级和技术的更新，会给每一个职业人带来很多很多的不确定性。而人力资本的提高，一方面当然是学校教育，但同样重要的是就业以后的教育，这些方面它本身的发展是服务业的发展，而它的一个完善呢？一个学习型的社会，实现终身教育的目标，可以让我们在走向21世纪的发展，掌握21世纪发展的方面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今天，我非常高兴有机会作为经济学者来参加这个大会，我预祝大会成功，我也希望这个大会对中国21世纪的经济发展作出伟大的贡献，谢谢。

本文为“2005世界城市服务业大会”主题报告会

　　固然中国的改革总体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可是存在的经济问题也不少。首先，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农村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了集体的生产队制度开始，1978年到1984年间，农业生产发展很快，农民收入提高迅速，城乡收入差距从1978年的2.6：1降价到1984年的1.8：1。在农村改革成功的基础上，中国政府在1985年把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推向城市，农村的发展开始滞后于城市，1992年城乡收入差异已经达到1978年的水平，到2004年则扩大为3.2：1。其次，从改革的重点转向城市以后，政府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上大量倾向城市，使得整个农村不仅在收入方面滞后于城市，在整个社会发展方面也滞后于城市。前任德国驻华大使回到德国，记者问他对中国的印象时，说“中国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写照。

　　不仅是城乡差距扩大，而且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也不断在扩大。主要原因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固然很快，财富越来越多，但是分配相当不均。尤其是随着改革的深化，就业越来越市场化，不少新增劳动力找不到工作，许多国有企业的冗员下岗；同时，不仅出现了一个利用市场机遇和自身能力正当获得较高收入的人群，而且，还出现了一些利用特权和新旧体制弊端巧取豪夺不正当财富的人，使得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据估计2004年底中国银行中12.6亿人民币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中的80% 为20%的人拥有；另外，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中国的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分配公平程度最常用的一个指标)已经达到0.48，接近国际学术界认为的警戒线边缘。关心中国前途的人不得不担心中国的经济会否出现“拉丁美洲化”的现象，也就是因为收入分配不公造成社会矛盾重重，经济发展停滞，各种社会、政治、金融危机频仍爆发的情形。

　　除了城乡收入差距拉大之外，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和经济的总体发展相比也相形滞后，而且有很多的历史欠账。农村里的医疗卫生，在改革之前水平非常低，然而至少有赤脚医生，农民的健康还有一些最起码的保障。但是现在赤脚医生消失了，乡镇医院的医疗市场化了，农村里经常出现小病付不起钱不到医院看病而变成大病，以及因病致贫的情形。根据一些统计，在农村里绝大多数的人是病故在家里而不是在医院，在城市里则很少有人是病故在家里，大部分是在医院里，两者成了城乡的另外一个强烈反比，反映了农村地区医疗设施严重不足，而且相对农村居民的收入来说，医疗价格非常昂贵的不公平现象。

　　社保体系也是一样。农村居民除了土地之外基本没有什么保障，城市居民固然有社会保障，但是社会保障资金严重不足，有相当大的欠账。

　　此外，环境问题也有不少令人担忧之处。过去20多年的经济增长经常以环境污染和破坏为代价，危及发展的可持续性，例如，由于森林、草原的破坏，造成了90年代出现了频繁的水灾、旱灾。

　　上述情形显示中国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当中，社会发展严重滞后。因此前几天联合国刚刚发表的《人类发展报告》中，中国在全世界的排名是第85位。这个排名意味着人类发展指标的平均水平相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排名是较低的。不仅如此，中国内部也是严重不平衡的，同一个报告显示，上海的指标相当于在全世界排名27位的国家，但是比较落后的地区如贵州，仅相当于在全世界排名125名的纳米比亚。

　　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必须给予高度重视。胡主席、温总理上台以后，提出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城乡、地区、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国际经济协调发展，以构建和谐社会，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很及时，是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实事求是地针对问题，解决问题的一个战略性的新方向。

　　但是，怎么样才能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上述五个方面的协调发展呢？我个人的看法，最重要的是必须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而要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关键在于完善金融和信用体系。

　　前面提出的城乡差距、收入分配、社会发展、环境问题，根源是什么？都是因为中国有一群非常穷的人。因为农民穷，所以城乡收入差距大；因为有人穷，所以分配不公；因为穷，有人医疗费用付不起、无能力养老，才使得社会事业落后；因为穷，也有人愿意到污染环境的行业去就业；也因为穷，很多人在不适宜人居住的地方出不来，而且还要生产、生活，就只好毁林种地，在草地上过度放牧。如果能够普遍富起来，这些问题应该都会逐一消失或至少是缓解。现在高收入的国家，在发展的早期上述问题也曾经出现过，不能说这些问题在高收入国家就不存在了，但是从各种指标来看，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了。在2004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1277美元，才为同年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0100美元的3.2%，所以，中国的问题不是富人太富，而是穷人太穷。中国当前的任务是一方面要继续快速发展经济，只有这样才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另一方面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让穷人富起来，缩小国内的贫富差距。

　　但是怎么样才能一方面让经济快速发展，同时，又让穷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富起来呢？有什么好的方式？要寻找这样的一个途径就必须先知道穷人的特性是什么。除了因老、因病或其他天灾人祸而失掉工作能力的人之外，穷人的特性是他们只有劳动力可以作为获取财富的来源。因此，要让穷人富起来，最重要的是让穷人有工作，能够充分就业，让他们都能够赚取工资收入，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让他们的工资收入能够以比富人收入增长更快的速度提高。

　　那么，怎样才能让穷人人人有工作？最关键的就是必须按照中国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在目前这个阶段，中国的主要比较优势是劳动力多，劳动力相对便宜。如果我们不遵循比较优势，而是去发展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资本、技术非常密集的产业，投资必然非常多，创造的就业机会非常少，大量只有劳动力可以赚取收入的人，就没有办法进入到就业市场，只能滞留在现代经济体系之外，他们就必然成为无法分享经济发展果实的穷人。不仅如此，那些产业的投资需要巨额的资金，能够投资到那些产业中的人，不是富人就是和政府关系好、能够利用政商关系从银行取得巨额贷款的人。但是，那些企业所在的行业既然不符合比较优势，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只有靠国家的保护补贴才能生存，国家要保护、补贴企业的资金自然不会来自这些投资的富人或是具有良好政商关系的人，而只能直接地或是间接地从其他收入较低的人取得，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就会更为严重。由于，政府要用大量的资金来保护、补贴那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可以用来发展社会事业，照顾弱势群体的资金就更为减少；同时，投资于那些不具自生能力企业的富人和有关系的人，还会利用各种寻租手段向政府官员要更多的保护补贴，社会矛盾将因此更为激化，上述的各种社会问题无法缓解，出现“坏的市场经济”和“裙带资本主义”的各种问题。所以，违背当前的比较优势，试图加快发展一些现在的发达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赶超愿望是良好的，但是，会事与愿违，出现各种矛盾，最后欲速不达导致危机频繁发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避免出现拉丁美洲化的问题，这是必须吸取的教训。

　　反之，如果能够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充分利用目前劳动力多、劳动力便宜这个比较优势，去发展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或者是在高科技、高资本产业当中劳动力相对密集的区段的产业，就会创造非常多的就业机会，让更多具有劳动力的穷人能够加入到正式的就业市场。而且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在国内、国外市场中，均会有最大的竞争力，能够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发展会非常快，因此，也就能够把丰富的劳动力都吸纳到就业市场，实现充分就业，结束现在农村里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城市里有大量待业失业人群的局面。

　　而且，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在竞争的市场中，不仅能够赚取最大的剩余，而且，这些行业中的资本回报率会最高，那么，在每期创造的最大剩余中会用来作为资本积累的量会最大，资本就会从相对稀缺变成相对丰富，劳动力就会从相对丰富变成相对稀缺。这样随着经济的发展，工资水平就会不断提高，穷人拥有的资产的价值就越来越高。

　　除了一些利用不正当手段敛财的人之外，富人之所以富是因为他们除了劳动力之外，还可以用资本去获取收入。如果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本会从相对稀缺变为相对丰富，资本回报率会越来越低，富人具有比较优势的资产，也就是资本不断贬值，穷人所拥有的资产也就是劳动力的价值却不断地增值，这样随着经济的发展，贫富之间的收入差距会越来越小。而且，实现充分就业并且工资水平不断提高以后，那些只有劳动力而没有其他可以获得收入的资产的人自我保障的能力也会越来越高，那些污染环境有害健康的产业不会有人愿意去作，环境可以改善；在不适合人居住的环境下工作的劳动力也可以转移出来，也就可以退耕还林，减少了环境的压力。

　　所以，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是解决高速增长中出现各种不协调问题的最根本的方法。那么，怎样才能让经济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呢？比较优势是一个经济学家的概念，企业家怎么知道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技术？所谓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就是要企业家在做产业、产品、技术选择时，充分利用当前国民经济中，相对丰富的要素，少用相对少的要素。但是，企业家关心的是产品和要素的价格，而非各种要素的相对稀缺性。因此，要企业按照要素禀赋结构的特性来做产业、产品、技术选择的关键，在于有一个灵活的能够充分反映要素禀赋特征的价格体系，某个要素相对丰富，它就应该便宜；某个要素相对稀缺，它的价格就必须高。这样的价格体系只有在一个完善的、充分竞争的市场体系才能形成。在这样的价格体系之下，企业家为了市场竞争力和获利能力，必然就会充分利用那些价格比较便宜，也就是在要素禀赋结构里比较丰富，具有比较优势的要素来生产。这就要求中国必须完成从计划经济体系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转轨，建立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

　　在一个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经济中，企业所在的行业都符合比较优势，政府不需要以干预市场资源配置的方式来保护、补贴这些行业的发展，企业失掉了向政府寻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样企业才会专心致志于管理、技术、产品质量水平的提高，增加竞争力来获取更多地利润。同时，在这样的市场经济中，政府不需要也没有理由去保护补贴那些没有自生能力的赶超企业，政府才能集中力量来发展具有外部性，市场提供不了的公共产品，发展卫生、教育事业，保护环境，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照顾经济当中一部分因病、因老，或者是临时失掉工作能力的人。靠这样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才会是可以避免出现裙带资本主义的“好的市场经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二次

　　从1978年底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民经济已经逐渐从以完成赶超为目标的计划经济体系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转轨，要完成向以根据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的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困难在于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或者资本密集型产业当中劳动力密集区段的企业主要是以中小企业为主，中小企业在中国的发展原来有两个方面的障碍，一个是市场准入，一个是金融支持。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外国企业在中国已经得到了国民待遇，中国劳动力密集型的中小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也同样得到了国民待遇。尤其是在今年，国务院公布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经济发展的36条意见以后，中小企业市场准入的各种障碍正在被消除。

　　目前劳动力密集型中小企业发展的最主要障碍是金融支持严重不足。不管是大型企业还是中小型企业，在发展过程当中，金融支持都是决定企业成败的一个关键因素。中国的中小企业之所以得不到金融支持是跟中国目前的金融体系的不完善有关。当前中国的金融体系以四大国有银行和

　　怎样增加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消除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限制？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我有四个方面的建议。一是要发展地区性中小银行。地区性中小银行一方面没有财力支持大企业的大项目，只能支持中小企业的小项目，而且，地区性中小银行对当地企业的经营状况、企业家的人品、能力等和大银行的分支机构比较起来有信息优势，所以，地区性的中小银行在给地区性的中小企业提供贷款上有比较优势。从外国的实践经验上来看是如此，中国的情形也是这样，像浙江台州的台州市商业银行、泰隆银行等地区性中小银行，在提供当地中小企业融资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呆坏帐的比例非常低。第二是发展民间担保公司，给缺乏抵押品的中小企业贷款提供担保服务。国内已经有相当成功的经验，像深圳的中科智，1999年从五千万起家，按照国内担保法规，一块钱资金最高可以担保十块钱，五千万最多就可以担保到五亿，五年多地时间目前中科智的担保总额已经做到100亿，对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起到非常好的作用。第三是可以像外国一样，成立专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机构。美国的小企业发展局(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主要功能是给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担保。以2003年为例，美国的小企业发展局给六万七千多个项目和企业提供担保，担保的资金达到110亿美元，中国的政府也可以在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上发挥同样的作用。最后，其实是最重要的，但是，需要的时间可能最长、难度也可能最大的，就是建立个人和企业的信用体系，以及企业的评级征信机构。这方面目前迫切需要有一个法，必须让分散在银行、政府机构的信息通过这些信用体系搜集起来进行处理，然后按照有偿的原则提供信用信息服务，来减低金融机构在提供金融服务时必须面对的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的问题。

　　最后，我简单做一个结语。自1978年底的改革开放以来，

　　一、按国际标准重新确立贫困标准

　　我国目前农村极端贫困人口的标准是人均年纯收入625元以下，这个标准是1986年开始大规模扶贫时，按照当时解决温饱的要求制定的，已经不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目前我国测算农村低收入贫困人口的标准，实际上与世界银行提出的按购买力平价计算1天1美元收入的国际贫困线标准十分接近。建议直接采用这个标准，这样既有利于和世界减贫的工作接轨，也有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

　　二、完善开发式扶贫，在做好“自然资源开发”的基础上，同时侧重“人力资源开发”

　　面向当地自然资源的开发式扶贫是我国过去扶贫工作的特点，这方面我国有许多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的经验可以总结。对此战略，我国应继续坚持，并逐步增加资源开发的技术含量，以提高开发效率，减少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在“自然资源开发”的基础上，应当同时侧重对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源开发”，通过推动基础教育、成人教育和科技培训来提高贫困人口适应市场的能力和通过成功的人口迁移来获得非农就业机会的能力。建议以社区为单位建立社区学习中心，促进基础教育和成人教育、学校教育和社区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有机结合，逐步将贫困人口集中的贫困社区建设成学习型社区。另外，健康和教育一样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也应当进一步增加对农村地区医疗、卫生领域的投入，推进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采取特殊措施(如减免费用)以保证合作医疗能够覆盖所有贫困人口。

　　三、实现开发式扶贫和救助式扶贫的有效结合

　　在继续坚持开发式扶贫为主的扶贫活动的同时，也需要考虑到极端贫困人口中相当一部分已经失去劳动能力人口的生活保障需要。因此，应当致力于建立一个以开发式扶贫为主并有针对性地结合救助式扶贫的综合扶贫体系。

　　四、建立城乡统筹的一体化扶贫体系

　　城镇贫困人口和城乡流动人口的增加要求我们应当尽快建立一个城乡统筹的一体化扶贫体系。统筹的内容应当包括：第一，在农村地区建立救助制度。其对象既要包括残疾人、孤寡的老年人和长期因病丧失劳动能力而又没有其它收入来源的人群；以及因自然和经济等方面的原因，短期内家庭的收入和消费达不到最低生活标准的家庭。第二，完善现有的城镇救助体系，对进城务工人员，因灾难、短期失业等原因出现生活困难者给以必要的救助。第三，农村和城镇都需要进行开发式扶贫，扶持的对象主要是有劳动能力但仍然比较贫困的人口。

　　五、建立合理的信贷扶贫体制

　　农村贫困人群在进行自然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源开发中都亟需有一定的资金投入，小额信贷可以有效地满足穷人的资金需求。政府应当在如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以推动小额信贷的发展：首先，应当逐步开放各种类型的小额信贷市场，并建立相应的管理体系和机制；其次，准许小额信贷机构根据市场状况和运行成本自主决定贷款利率；第三，通过鼓励竞争来保证小额信贷机构不断创新、降低成本和提高服务质量；第四，政府可以将目前经由商业银行发放扶贫贴息贷款的资金转由小额信贷机构来发放。另外，政府也可以探索利用龙头企业掌握农户信息、控制农户资金流能够有效解决农村金融机构和农户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的优势，选择经营管理良好、产品市场成熟稳定的龙头企业，将扶贫信贷资金贷给龙头企业，然后由龙头企业转贷给农户，或是，由龙头企业向农户的贷款提供担保，以解决贷款资金到达农户难的问题。

　　六、加强国务院和各级扶贫领导小组的政策制定和组织、协调、考核功能

　　扶贫是一项系统工程，除了开发式扶贫等各项直接减少贫困的政策之外，各项宏、微观政策也都会对贫困人口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显著的影响。因此，为了有效地减少贫困，需要各个领域的政策有效地配合。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扶贫机构在批准一个项目、出台一项政策前都需要对这些项目、政策进行对贫困人口影响的分析。建议强化国务院扶贫办和地方扶贫办系统在扶贫政策的制定、贫困状况的跟踪以及对各类扶贫投资效果的监测和评估等方面的职能。其他非扶贫部门在制定部门政策、批准建设项目时，也应该和国际扶贫机构一样，由扶贫办对这些政策、项目进行对贫困人口影响的评估，防止、减轻对贫困群体的不利影响。

　　七、发挥民间组织在扶贫中作用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中已经有一个相当大的高收入人群，以非政府组织来动员这个人群，为低收入弱势群体状况的改善出钱出力，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世界上许多国家在扶贫过程中通常采用由农民自己的组织和专业性的民间机构来负责的模式，为了提高政府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我国政府也应当着手探索采用竞争性的扶贫资源使用方式，使更多的非政府组织成为由政府资助的扶贫项目的操作者。扶贫部门的职责则是根据非政府组织的业绩和信誉把资源交给最有效率的组织来运用，并对其进行评估。

　　八、改变增长方式，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同时实现增长和公平的目标

　　贫困人口能够获取收入的最重要资产是劳动力，劳动力的充分就业无论对于农村扶贫还是城市扶贫都具有关键意义。亚洲四小龙等东亚经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以能够避免收入分配的“库兹内茨倒U字型”曲线，出现经济高速增长，收入分配同时改善的原因是因为，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充分发挥各个阶段的比较优势。经济发展的早期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短缺，根据这个要素禀赋的特性，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资本密集产业中劳动力相对密集的区段为主，使只有劳动力的贫困人群能够充分就业，分享经济发展的好处。随着经济发展，资本积累，资本由相对短缺变为相对丰富，劳动力由相对丰富变为相对短缺，比较优势发生变化，才进行产业升级，发展资本更为密集的产业。这样不仅能够充分就业，同时劳动力的工资和收入水平也必然随着经济发展而提高，增长和公平的双重目标也就能够同时达到。而且，遵照比较优势，整个国民经济在国内、国际市场都会最有 竞争力，国民经济也就能够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首先，我国经济总体水平还低，2004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277美元，为同年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0100美元的3.2%。虽然和过去比，我国的人均收入、生活水平已经改善了很多，但是和其他发达国家比，差距还很大。尤其，如果按一天一美元的购买力平价来计算，我国的贫困人口还有9000多万人。因此，我国只有继续努力保持比较快的增长速度，才能缩小和发展国家的差距，在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其次，改革的任务尚未完成，国有企业的效率很低，金融体系存在许多隐患，国民经济“一放就活、一活就乱”的体制性弊端仍未根除，重复投资、盲目投资、投资过热等造成经济大起大落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第三，城乡差距扩大，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公。1978年我国城乡收入是2.6：1，随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集体生产队制，农业发展很快，农民收入也得到提高，城乡收入差距下降到1984年的1.8：1。从1985年开始，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全面推向城市，带来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农村的增长相对滞后，到2004年城乡的收入差距已经增加到了3.2：1。而且，即使在城市里，收入格局也不断分化，主要原因是随着改革的深化，就业越来越市场化，不少新增劳动力找不到工作，许多国有企业的冗员下岗、失业；同时，不仅出现了一个利用市场机遇和自身能力正当获得较高收入的人群，而且，还出现了一些利用特权和新旧体制弊端巧取豪夺不正当财富的人，使得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以衡量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来看，一般认为如果达到0.45就到了收入不公的警戒线，但是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我国已经达到0.48。关心我国前途的人不得不担心我国会否出现“拉丁美洲化”的现象，也就是因为收入分配不公造成社会矛盾重重，经济发展停滞，各种社会、经济、金融危机频仍爆发的情形。

　　除了上述问题，我国各项社会事业的欠账也很多：教育上的投入未能达到《教育法》规定的占国内生产总值4%的要求，尤其公共财政在农村义务教育上的投入不足，农村儿童不能和城市儿童获得同样的教育机会。农村里的医疗卫生，在改革之前水平非常低，然而至少有赤脚医生，农民的健康还有一些最起码的保障，但是现在赤脚医生消失了，乡镇医院的医疗市场化了，农村里经常出现小病付不起钱不到医院看病而变成大病，以及因病致贫的情形。根据一些统计，在农村里绝大多数的人是病故在家里而不是在医院，在城市里则很少有人是病故在家里，大部分是在医院里，两者成了城乡的另外一个强烈反比，反映了农村地区医疗设施严重不足，而且相对农村居民的收入来说，医疗价格非常昂贵的不公平现象。社保体系也是一样，农村居民除了土地之外基本没有什么保障，随着经济发展出现了失地的农民，导致了一些群体性的抗争事件；城市居民固然有社会保障，但是社会保障资金严重不足，有相当大的欠账。此外，环境问题也有不少令人担忧之处，过去20多年的经济增长经常以环境污染和破坏为代价，危及发展的可持续性，例如，由于森林、草原的破坏，造成了90年代出现了频仍的水、旱灾。

　　上述情形显示中国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当中，社会发展严重滞后。最近联合国刚刚发表的《人类发展报告》中，中国在全世界的排名是第85位，这个排名意味着人类发展指标的平均水平相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排名是较低的。不仅如此，中国内部也是严重不平衡的，同一个报告显示，上海的指标相当于在全世界排名27位的国家，但是比较落后的地区如贵州，仅相当于在全世界排名125名的纳米比亚。

　　不过就我国当前经济社会问题的根源来说，主要症结还在于我国总体的收入水平低。以大家常引用的一个作为分配不公的例证，银行里城乡居民储蓄的80%是20%的人拥有为例来分析，2004年城乡居民储蓄总额12.6万亿的80%是10.1万亿，2004年人口总数13亿人的20%是2.6亿人，平均起来每个富人在银行里的储蓄也还不到4万元人民币，按现在的汇率计算，不足5000美元，即使按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也只有2万美元左右，我国绝大多数的富人按发达国家的水平来衡量顶多只能说是中产阶层。当然其他10.4亿人在银行的平均储蓄每人只有2420元，这个水平和富人拥有的储蓄比较起来少得多。所以，除了少数利用特权、体制弊端巧取豪夺而成为暴富的人之外，我国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这些穷人大多数在农村，于是城乡差距扩大；因为城里也出现了穷人，才有了收入分配不公；因为穷人，医疗、教育等的开支才成为问题；也因为有人穷，为了生活，即使污染、安全达不到标准的工作也有人要做。所以，在“十一五”期间，我国政府需要创造条件，鼓励全体国民继续积极发展生产，努力增加财富，实现国民经济快速、平稳增长，这样才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同时也要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使穷人收入增加的速度高于富人收入增加的速度，这样才能缩小贫富差距，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实现共同富裕。有鉴于各项社会事业发展落后，政府也需要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加快农村、教育、卫生、环境的建设，补足社会发展的历史欠账，才能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

　　但是怎么样才能一方面让经济快速发展，同时，又让穷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比富人的收入增长快呢？有什么好的方式？要寻找这样的一个途径就必须先知道穷人和富人的特性是什么。除了因老、因病或其他天灾人祸而失掉工作能力的人之外，穷人的特性是他们只有劳动力可以作为获取财富的来源，而富人则除了劳动力外，还有资本，许多还拥有较高的企业家才能。由于上述的特性，在市场经济中，一般说来，富人比较能够承担风险，掌握市场的机遇，要保护遵纪守法的富人发展生产、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这样经济才能得到较快的发展。要缩小贫富差距最重要的则是要让只有劳动力的穷人能够充分就业，而且，让他们赚取的工资收入随着经济的发展能够以比富人收入增长更快的速度提高。要达到上述目标关键在于调整发展思路，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

　　在目前这个发展阶段，我国要素禀赋的特征是劳动力相对丰裕、相对便宜，资本相对稀缺、相对昂贵，所以，我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以及资本比较密集型产业中劳动力比较密集的区段。发展这样的产业，我国的经济在国内、国际市场会有最大的竞争力，可以得到最快速的发展，不断缩小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而且，这些产业能够多创造就业机会，只有劳动力的穷人，包括农村富余劳动力，就能得到充分就业。这些产业具有最大的竞争力，创造的剩余会最多，投资在这些产业的资本的投资回报率也会最高，因此，剩余中用来积累的比例会最大。所以，随着经济发展，资本就会从相对短缺变成相对富余，劳动力就会从相对富余变成相对短缺。这样，劳动力的价值会不断上升，资本的价值也会不断下降，穷人有比较优势的资产—劳动力不断升值，富人有比较优势的资产—资本不断贬值，随着经济发展，收入分配就会越来越公平。在这个过程中，城乡差距会随着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而缩小；同时收入提高了，污染的行业和安全达不到标准的工作就不会有人愿意去就业，污染的行业就会萎缩，工矿的灾难就会减少；大量不适宜有经济活动的边沿山区和草原的农、牧民也会转移出来，降低环境的压力。所以，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就有可能实现城乡、地区、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与国际的统筹发展。而且，按照这种方式来发展经济，各个行业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有自生能力，只要练好内功、做好管理就能获利，不需要靠政府的保护补贴来生存，政府才能不干预市场的运行，真正转变职能，关注教育、卫生、社保、环境等社会事业的发展。

　　反过来讲，如果继续推行改革开放以前的赶超战略，发展的产业不符合比较优势，固然在开始时会有一段投资拉动的经济快速增长，但是，由于建立起来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需要靠政府的保护、补贴才能生存，效率会很低，随着可动员的资源的枯竭，经济的增长不能持续。而且，每个项目的投资规模很大，创造的就业机会却很少，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不出来，大量只有劳动力的穷人就不能得到充分就业，收入、工资水平会很低，城乡收入会拉大。投资到这些行业需要大量的资金，只有富人或者和政府关系好、能够利用政商关系从银行取得巨额贷款的人才能做到，但是建立起来的企业要靠政府的保护补贴来生存，补贴的钱只能来自不投资于这些行业、收入相对较低的人群，靠收入低的人群来补贴富有的人群的投资，收入分配就会越来越不公平，社会就会积累各种不满的情绪。这些企业还会通过贿赂、游说向政府要更多的保护补贴，政府可以投入到公共财政中的资金就会更少，各种社会矛盾就难于缓解，甚至出现“坏的市场经济”的体制性弊端，使长期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改善成为不可能。

　　所以，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在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使我国经济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这样我国的经济不仅能够稳定、快速、可持续发展，而且会在缩小和发达国家的差距的同时，让只有劳动力的穷人的工资的增长快于富人的收入的增长，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然而，转换经济增长方式这种提法，在先前的几个五年计划中就曾提过，但是并未产生实质效果，究其原因在于每一种经济发展战略和增长方式都要求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体制来保证。

　　传统的赶超战略以计划体制为载体，由国家用行政手段直接配置资源来实现。在市场经济中企业为主体，追求的是利润，关注的是各种产品和投入要素的价格。要企业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技术，前提是有一个能够充分反映各种要素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体系。有了这样的价格体系，每个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增加利润，就会按照价格信号的引导，进入到能够多利用我国丰富的要素，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的产业，并且，采用能够多利用我国丰富的要素的技术来生产。但是，我国从1978年底开始的改革开放采取的是渐进的道路，传统赶超战略下的价格扭曲没有完全消除，尤其资金和土地价格还人为压低，给企业的信号不完全反映我国要素禀赋的实际状况。在这种体制下，只要能够融到资金，批到土地，价格是低的，给了一些人利用特权、体制弊端成为暴富的机会，也使得投资容易偏离我国的比较优势。而且，只要政府放松对投资和信贷的控制，就容易出现信贷过度扩张、盲目投资、重复投资和投资过热等“一放就活、一活就乱”的问题，结果政府就不得不再靠看得见的手来进行宏观调控。所以，要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彻底改革计划体制遗留下来的金融、土地等市场的扭曲，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当然，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发达国家政府的作用不完全相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达国家的政府除了公共职能外，能扮演的经济角色有限，这是因为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处于最前沿，产业发展、技术创新的方向难于确定，只能由各个企业自己判断，通过市场竞争来选择。但是发展中国家有后发优势，可以参考发达国家的经验来选择产业、技术。所以，发展中国家产业和技术创新的方向比较清晰，政府可以通过规划部门研究、搜集、整理信息，编制产业政策，提供给企业作为产业、技术升级的参考。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各种制度安排还不完善，政府在相关的金融、法律、社会制度的创新和建立上，也要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配合产业政策，通过政策和立法来推动必要的变革。所以，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该比发达国家的政府在经济发展上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不过，不管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中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企业，政府的产业政策只能是指导性的，不能是指令性的，这是“十一五”从过去的计划改为规划的主要原因。尤其，我国各地的发展阶段不同，比较优势有异，不能再像过去一样，根据中央制定的支柱产业，一哄而上。各个地方在“十一五”期间投资的热点应该根据各自的要素禀赋、地理、市场条件，选择符合比较优势、易于形成产业群聚、能够产生竞争优势的行业来发展，这样才能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善增长质量，推动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共同富裕，为到2020年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我感到非常荣幸是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我今天也代表全国工商联，作为工商联的副主席参加这个会议。我们知道商学院提供的教育也就是我所代表的工商联的对象，在过去十多年的努力，把中国商学院的教育从无到有，我查了一些历史，中国商学院的教育最早从1984年在大连所举办的中美的工商管理教育的培训中心，以及中欧的工商管理教育中心。真正变成一个国家的项目是在1991年才开始的，当时我们教育部批准的只有九家，招收的学生只有84人，但从1991年到现在只有14年的时间，我们国内授予MBA的学校有87所，另外有32个EMBA项目，从1991年的84人增加到现在在校学生有两万人，EMBA的学生有四千多人，这对中国工商教育起到非常大的推动作用。我们商学院MBA教育和EMBA教育在社会上有很多赞成也有很多批评，但我个人认为商学院教育在中国将会迎来更大的发展，目前只是一个起点。

　　我们知道，最主要的是市场需求决定市场供给，而我国在未来的经济发展对MBA的教育、商学院的教育有很大的需求。在很多场合，我常讲，我们最慢到203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应该可以达到美国的20%。而中国的人口规模是美国的五倍，因此到2030年，中国的规模应该和美国一样大。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决定企业的形态，目前从财富500强，有192家是美国的企业，占财富500强的88.4%，日本的企业占17.6%，而中国在2002年的时候进入世界500强的只有11家，占财富500强的5.5%。为什么提这个比例呢？实际上财富500恩强的企业和这个国家总体经济规模在世界的经济规模是高度相关的，在2002年的时候，美国总体的经济规模占总体世界经济规模是32%，而财富500强的规模是38.4%，日本在2002年的时候，它的总体经济规模在世界上占14.5%，财富500强的企业占的是17.6%。而在2002年的时候，我们总体的经济规模占世界的是3.8%，我们的财富500强的企业也是占5.5%。如果到2030年，我们的总体经济规模跟美国平分秋色，至少会是全世界经济总体规模的20%。也就是到那时候，我们在财富500强的企业至少会有100家。从目前的2002年的12家，2003年的14家，那么到2030年我们至少会有100家。当然，除了这100家进入到财富500强之外，还有更多的大型的、中型的、小型的企业要在国内国外的市场上去竞争。面对这样的中国快速经济发展，跟中国企业在国际企业地位的提高，那我们的企业当然必须是国际化、现代化，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我想，整个企业界是看到了这个需求。目前按照我国的统计，规模以上的企业有40万家，作规模以上的有22万家，在这些企业的高管人员当中都有很强的意愿接受商学院的培训。根据《财富》问卷调查中，有69.8%的接受调查人表示愿意参加MBA的教育、商学的教育，所以这将是一个不断扩张的市场，给在座的商学院朋友提供一个教育机会的市场。但看到过去十多年对中国商学院作了巨大贡献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我们的商学院教育是有不少问题。同样根据《财富》杂志在今年三月份公布的调查当中，有47.7%的回答问卷的人，曾经读过MBA的人，问他们如果要重新选择，愿不愿意再重新读MBA教育？有47.7%的人回答不愿意。有47.8%的人没有回答。回答愿意重新读MBA教育的，有41.5%。也就是有将近58.5%的读过MBA的学员是对目前的MBA的教育是不满意的。

　　当然，国内现在提供MBA教育的院校非常多，教育水平各方面是有差异的，有中外合作办学的，也有国内提供办学的。同样根据《财富》杂志的调查，提供国内MBA教学感到满意的，只有90.2%，也只有65.7%的对中外办学是感到满意的。即使是合作项目，也有1/3以上的学员不满意。我个人是在1977年、1978年读过MBA教育，我对发展中国家的商业教育是感兴趣的。为什么大家对MBA教育会有这么高的期望，但不满意的比例又是这么高呢？我想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方面，我们国内的师资力量严重不足，在1981年的时候，我个人是在北京大学经济系读书，当时北京大学经济系正想设立一个国民经济管理专业，也就是现在光华管理学院的前身，当时我参加了一些讨论也参与了一些课程设计，在参加课程设计当中，我发现当时在北大真正能够教商学教育的并不多，只是老师找一些书自己读，然后来教。但我们知道要教好一门课，单单拿起一本书来读肯定是不能教好。我现在说的是在1981年北京大学的情况。但经过这么多年，国内各个管理教育学院发展了很多，我们在师资力量上还是有严重不足，我想这是在国内读过MBA商学院不满意的主要原因。

　　第二方面，和我们现在设置的课程有关系，基本上商学院是一个新生事物，我们在发展商学教育的时候，大量是从国外引进，希望从西方引进真经帮助解决企业上的问题。我个人也觉得有问题，因为不同的发展阶段面临的社会环境、经济环境、企业发展的环境是不完全一样的。我们中国人讲要做成一件事情，必须是天时、地利、人和，我想在企业上也必须有天时、地利、人和这几方面的结合，但在企业管理上、商学上，什么是天时地利人和？我想人和是很好理解的，就是必须加强企业内部的团队建设、文化建设，提高每个员工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减少成本。什么是地利呢？每个不同发展阶段，每个国家的企业都有不同的优势，应该利用这个阶段的优势来形成竞争优势。什么是天时呢？我想主要是指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大的经济制度的变革，大的社会变革所提供的机会跟可能出现的一些现象。我们了解商学教育在美国最先发展起来的，到目前有将近100年的历史，我们知道美国在开始发展商学教育的时候，它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国家，它的法制结构相对比较稳定，而在中国没有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教育学生面对大的结构变化所带来的机会的挑战。我们知道一个快速发展的国家，尤其是我们这样一个快速发展中的国家，我们出现了不断的结构性、体制性的变化，这些变化有很多机会，但也有很多陷井。怎么样掌握这个机会和避免这个陷井呢？是我们这个阶段一个企业家应该拥有的。我常讲，要是在80年代的时候柳传志负责搞批件的话，就不会有影响。但如果柳传志到今天还在搞批件的话，也会有影响。我们带来的大的企业制度的发展环境在国外商学院是没有的，而我们把这个简单地搬到中国的时候，我们学生作为一个怎么样把企业做大做强的知识是欠缺的。这是一个方面。

　　还有一个方面是课程内容，也就是企业管理的基本理论问题。我想，要做好一个企业管理，当然有一些共同的原则，比如说应该调动员工积极性，应该控制成本，应该注意投资回报率。我们现在国内的国有企业改革基本上是把国外经济学家、管理学家在管理企业上所用的改革方式，在我们的改革中都私有化，除了没有大规模的私有化。我们看到基本上国有企业都私有化了。但根据银行的研究，2002年出版的中欧国家改革的私有化企业中，很多大型私有企业拿到的补贴是比以前多，而不是比以前少。也就是说，在目前西方、美国或者是欧洲主流的理论中谈到的，如何构建一个有效的企业理论，在我们的国有企业改革上基本上是不成功的。按照现在的主流理论来讲，家族企业是不会成功的。但我们反过来看，不仅在华人圈，在东亚圈发展成功的大多是家族企业。如果我们现在看到在华人圈中、东亚圈中成功的企业是家族企业，但我们没有告诉学生绝大多数家族企业是不会成功，这样学生就会有抵触。所以我觉得任何理论都是最基本的原理，不同的文化需要不同的背景，需要不同的理论。

　　我们一方面看到MBA教育、商学院教育在中国有一定的市场，将来会得到更大的发展。我特别高兴看到这次会议主题是把中国商学院的教育转向研究型的教育，只有研究型的教育才能真正使我们商学院的教育将来能够提供给学生满意的内容。

　　怎样来做这个转型呢？针对前面三个问题提出三方面的建议。第一，一定要加强师资力量的建设。这个师资力量的建设包括现有师资力量的培训，还有要大量引进受过比较完整训练的师资力量。不管是师资力量培训还是引进，都是需要相当大的投资的，不然MBA教育或EMBA教育，它本身是受过很高的教育，我们要取之学生，给学生更好服务的教育力量的引进。

　　第二，不完全招办国外的商学院课程来看，应该结合发展中国家的需要这种课程安排，这种课程的安排，除了我前面所讲的人和、地利方面，西方的商学院教育有相当大的长处，但在天时教育中是有相当的不足。而在研究天时教育更多是经济学家做的事。所以，国内的商学院教育应该更好地结合经济和管理，才能够给学生提供一个怎么样真正把中国在目前低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有一个非常好的发展前景。

　　第三，加强对各种理论的研究，理论是来自实际，因此应该鼓励我们的师资力量，除了在上课之外，在改革开放过程当中，对出现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总结出理论，这样我们的商学院教育、MBA教育会有更大的发展。不仅成为本身学院的发展，而且对我们企业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但我认为，中国经济近两年来加速重工业化，并不像许多人以为的那样，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了某个阶段，产业升级自然带来的结果。产业结构当然会不断升级，但这一轮重工业 化应该讲还是有点走进了岔路。

　　在我看来，目前这一轮“重工业热”不符合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劳动力过剩，应当更关注劳动密集型而不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现在的情况却是，没有比较优势的重化工业得到政府银行支持，许多有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却无法取得银行贷款。据统计，重工业每1亿元人民币的投资可创造5000个就业机会，轻工业同样的投入却能创造出3倍的就业岗位。而且重工业需要的是专业技术产业工人，无法吸纳中国数以亿计教育水平较低的农村劳动力。

　　中国的现实是劳动力便宜，资本昂贵，现阶段大力发展没有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结果很可能是银行坏账大量增加。而资本密集型大企业容易取得贷款也说明，目前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主的银行体系不利于鼓励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中国更多地需要中小型银行给这些中小企业服务。

　　的确，这几年中国经济在国际上可谓是一枝独秀，2003年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了9.4%，2004年在9.7%，今年上半年也达到了9.5%。对外贸易连续两年超过30%的增长，贸易额在全世界排名第三。面对快速的经济增长和蓬勃发展的国际贸易，我们应如何定位中国经济在国际上的角色？是继续利用我国劳动力便宜的竞争优势推动经济发展，还是走战略转型路线？在探讨这个问题时，历史的经验是值得注意的。

　　改革开放前我国推行的资金密集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就是一种典型的赶超战略。不过，几乎所有实行赶超战略的国家或地区都没有达到赶超的目标；相反，一些没有采取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却取得了快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或赶上发达国家的成绩。日本和紧随其后的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香港等被誉为“东亚奇迹”的发展经验是最为显著的例子。

　　关于东亚奇迹，学术界存在种种不同的解释。我认为最关键的原因是，东亚这些国家和地区实际遵行了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在它们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比较好地发挥了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它们的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就以发展具备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后来随着经济发展，资本逐渐积累，人均资本拥有量提高，要素禀赋结构得以提升，才逐渐把产业结构提升到资本、技术密集型乃至信息密集型产业。

　　形形色色的赶超战略的鼓吹者和实践者，都把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差异看作是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根本差别，都把提升一个经济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视为发展经济和赶超发达经济的同义语。为了提升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执行赶超战略的国家或地区不得不高度动员有限的资源，人为地扶持和优先发展一两个资本密集型产业。

　　问题在于，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总体水平的升级，都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内生的变量，换句话说，是一个经济中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结果。要素禀赋结构是指一个经济中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的相对份额。在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初期阶段，要素禀赋结构的特征是资本的严重缺乏，在此要素禀赋条件下，为了推行资本密集型产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所能做到的仅仅是把有限的资本倾斜地配置到少数几个产业上，其他产业则将得不到最起码的资本。

　　在发展战略上，国家主要并不是选择什么样的角色，而是创造市场环境的问题。按照比较优势来做的前提就是要准确定位，但是如果政府想扶持一些在竞争市场中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则必定会有行政保护。其结果，所扶持的产业，固然在扭曲价格和国家保护政策下可以建立起来，但在保护下必然缺乏竞争力；而受压抑的产业因为得不到足够的资本，也难以形成有效的竞争力，因而导致整个经济缺乏竞争力，综合国力的提高只能落空。而且，违背比较优势所形成的畸形产业结构与劳动力丰富的要素禀赋形成矛盾，大大抑制了对劳动力的吸收，形成资源利用的二元性质使广大农民不能均等地分享经济发展的好处，相当大规模的人口处于贫困之中。

　　经济发展的真实涵义，不是少数几个资本密集型产业“鹤立鸡群”式的发展，而是所有产业的资本密集程度的提高。而只有要素禀赋结构的提高，才可以达到这个目标。因此，一个处于落后地位的经济所要寻求的发展，应该是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或人均资本占有量的增加。当要素禀赋结构的水平提高了，资本变为相对丰富而便宜，劳动力变为相对稀缺而昂贵，以便宜的资本来替代昂贵的劳动就是经济的自然要求，整体的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的升级就成为水到渠成之事。

　　要素禀赋结构的提高，即增加资本在要素禀赋结构中的相对丰富的程度。资本来自于积累，而社会资本的积累水平取决于经济剩余的规模，后者又依赖于生产活动的绩效。积累的水平还决定于储蓄倾向，储蓄倾向越高，社会资本的增加就会越多，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也就越快。按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发展产业，换句话说，实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是提升要素禀赋结构的最佳途径。

　　当一个国家劳动力资源相对丰裕，该国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这个国家遵循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由于生产过程中使用较多廉价的劳动力，节约昂贵的资本，其产品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低，因而具有竞争力，利润可以作为资本积累的剩余量也就较大；而当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稀缺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资本密集型为主的产业就能创造出最多的剩余。

　　要使企业在做技术和产业选择时都能够对比较优势作出正确的反应，需要有一个能够充分反映各种生产要素相对稀缺程度的价格结构。即在劳动力相对丰富的条件下，劳动力价格应该相对便宜；反之，当资本变得相对丰裕时，资本的价格就应该相应变为相对便宜。只有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中，要素的相对价格才有可能准确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性。

　　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不仅有利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按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发展产业，还能取得最大的经济剩余。而且，发展中国家资本最稀缺，按市场供给和需求决定的资本价格，即利率会相对高，因此，储蓄的倾向也会高。所以，按照要素禀赋结构发展，总体产业结构的升级也会最快。

　　在中国这样一个劳动力相对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推行比较优势战略还能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使劳动者得到充分就业，工资水平随着劳动力由相当丰富变为相对稀缺而不断提高，广大的劳动者因而可以从经济的增长中不断受益。因此，与发展重化工业的赶超战略相比，比较优势战略更能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推行比较优势战略，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维持市场的充分竞争，因为价格信号能够准确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性。

　　除此之外，一个发展中经济体如果能按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将会相当迅速，从而要求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必须相应做出迅速的调整。为此，政府还能以制订恰当的产业政策的方式来促进经济的发展。

　　首先，现实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产业与技术可供选择。当产业结构因要素禀赋的变动而需升级时，无论是企业家还是政府，都需要有关于哪些技术或产业最能充分利用新的比较优势、新的产业的市场潜力有多大、可能存在的竞争对手等一系列信息。然而，信息是一种准公共品。任何企业固然可以出钱出力去获取这种信息，但信息一旦取得，其传播成本接近于零，最佳的社会方案应该是让所有企业知晓。此外，信息的收集、传输和处理过程具有规模经济，因此，自然而然地，政府应该充当这个集信息收集、处理和分布的职能于一身的角色；并把处理过的信息以产业政策的形式公布于社会，作为个别企业选择产业和技术时的参考。

　　其次，产业结构的升级，所需的相关变动的范围十分广泛。由于资金的限制和风险的存在，单个的企业不会在所有领域进行投资，而有时这种投资活动的不配套会导致结构升级的失败。例如，要从以农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升级到以轻加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教育、交通运输、商业流通、基础设施及进出口活动等都要有所变化；而从轻加工业升级为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也同样需要有相应大范围的调整。单个企业是不能胜任这种协调职能的，政府的作用就在于通过决定朝哪个方向努力，对需要采取的行动进行分析，提供引导和支持，帮助单个企业就其自身的状况和经济发展前景作出最有利的投资决策，实现社会上各个企业投资活动之间的协调。

　　最后，对那些遵循政府产业政策的企业来说，作为创新者，与任何创新者一样，他们的创新活动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如果成功了，其他企业可以随之跟进，超额利润很快消失；如果失败，表明这个社会的比较优势尚未达到如此高的阶段，或是选择的技术方向、市场需求的判断不正确，其他企业得以避免重蹈覆辙。因此，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创新企业的活动对其他企业来说都有价值，如果政府不能给予创新企业提供一定的外部性补偿，产业和技术升级的速度将比社会最优的速度慢。

　　上述所说的产业政策与赶超战略下的产业政策有个根本的不同点：赶超战略所要发展的产业和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是相背离的，而上述所说的产业政策所要发展的产业，则与变化中的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是一致的。

　　19世纪后期德国依靠“铁与血”的政策，实现了国家现代化的经验，常常被作为政府以产业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成功典型。这种政策之所以成功，正在于当时德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为英国的60%，比法国还略高，所以，它所要发展的产业是符合其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的。20世纪50年代日本成功地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也在于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美国的1／4，而且日本当时发展的重工业是劳动力相对密集的造船、炼铜等产业。

　　 二战后，中国、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失败，原因在于当时这些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及发达国家的数十分之一，所要发展的产业不符合其比较优势。在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中，韩国比中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遭受更大的打击，原因也在于韩国政府70年代起大力扶持超大规模的企业集团，过早地发展一些尚无比较优势的汽车制造业、计算机芯片等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结果。

　　总之，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所创造的东亚奇迹表明，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是一种更为成功的经济发展道路。虽然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可能是不自觉地遵循了这条道路，并没有提出比较优势战略之说，但把它们所走的这条道路总结为比较优势战略，有助于我们准确地理解它们的成功经验和谨慎对待当前的重化工业发展热潮。

　　中国劳动力过剩，应当更关注劳动密集型而不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现在的情况却是，没有比较优势的重化工业得到政府银行支持，许多有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却无法取得银行贷款。重工业每1亿人民币的投资可创造5000个就业机会，轻工业同样的投入却能创造出3倍的就业岗位。而且重工业需要的是专业技术产业工人，无法吸纳中国数以亿计教育水平较低的农村劳动力。

　　中国的现实是劳动力便宜，资本昂贵，现阶段大力发展没有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结果很可能是银行坏账大量增加。

　　几乎所有实行赶超战略的国家或地区都没有达到赶超的目标；相反，一些没有采取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却取得了快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或赶上发达国家的成绩。日本和紧随其后的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香港等被誉为“东亚奇迹”的发展经验是最为显著的例子。

　　当一个国家劳动力资源相对丰裕，该国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

　　发展中国家资本最稀缺，按市场供给和需求决定的资本价格，即利率会相对高，因此，储蓄的倾向也会高。

　　在中国这样一个劳动力相对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推行比较优势战略还能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使劳动者得到充分就业，工资水平随着劳动力由相当丰富变为相对稀缺而不断提高，广大的劳动者因而可以从经济的增长中不断受益。

　　20世纪50年代日本成功地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也在于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美国的1／4，而且日本当时发展的重工业是劳动力相对密集的造船、炼铜等产业。

　　二战后，中国、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失败，原因在于当时这些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及发达国家的数十分之一，所要发展的产业不符合其比较优势。在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中，韩国比中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遭受更大的打击，原因也在于韩国政府70年代起大力扶持超大规模的企业集团，过早地发展一些尚无比较优势的汽车制造业、计算机芯片等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结果。

　　我感到非常荣幸是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我今天也代表全国工商联，作为工商联的副主席参加这个会议。我们知道商学院提供的教育也就是我所代表的工商联的对象，在过去十多年的努力，把中国商学院的教育从无到有，我查了一些历史，中国商学院的教育最早从1984年在大连所举办的中美的工商管理教育的培训中心，以及中欧的工商管理教育中心。真正变成一个国家的项目是在1991年才开始的，当时我们教育部批准的只有九家，招收的学生只有84人，但从1991年到现在只有14年的时间，我们国内授予MBA的学校有87所，另外有32个EMBA项目，从1991年的84人增加到现在在校学生有两万人，EMBA的学生有四千多人，这对中国工商教育起到非常大的推动作用。我们商学院MBA教育和EMBA教育在社会上有很多赞成也有很多批评，但我个人认为商学院教育在中国将会迎来更大的发展，目前只是一个起点。

　　我们知道，最主要的是市场需求决定市场供给，而我国在未来的经济发展对MBA的教育、商学院的教育有很大的需求。在很多场合，我常讲，我们最慢到203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应该可以达到美国的20%。而中国的人口规模是美国的五倍，因此到2030年，中国的规模应该和美国一样大。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决定企业的形态，目前从财富500强，有192家是美国的企业，占财富500强的88.4%，日本的企业占17.6%，而中国在2002年的时候进入世界500强的只有11家，占财富500强的5.5%。为什么提这个比例呢？实际上财富500恩强的企业和这个国家总体经济规模在世界的经济规模是高度相关的，在2002年的时候，美国总体的经济规模占总体世界经济规模是32%，而财富500强的规模是38.4%，日本在2002年的时候，它的总体经济规模在世界上占14.5%，财富500强的企业占的是17.6%。而在2002年的时候，我们总体的经济规模占世界的是3.8%，我们的财富500强的企业也是占5.5%。如果到2030年，我们的总体经济规模跟美国平分秋色，至少会是全世界经济总体规模的20%。也就是到那时候，我们在财富500强的企业至少会有100家。从目前的2002年的12家，2003年的14家，那么到2030年我们至少会有100家。当然，除了这100家进入到财富500强之外，还有更多的大型的、中型的、小型的企业要在国内国外的市场上去竞争。面对这样的中国快速经济发展，跟中国企业在国际企业地位的提高，那我们的企业当然必须是国际化、现代化，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我想，整个企业界是看到了这个需求。目前按照我国的统计，规模以上的企业有40万家，作规模以上的有22万家，在这些企业的高管人员当中都有很强的意愿接受商学院的培训。根据《财富》问卷调查中，有69.8%的接受调查人表示愿意参加MBA的教育、商学的教育，所以这将是一个不断扩张的市场，给在座的商学院朋友提供一个教育机会的市场。但看到过去十多年对中国商学院作了巨大贡献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我们的商学院教育是有不少问题。同样根据《财富》杂志在今年三月份公布的调查当中，有47.7%的回答问卷的人，曾经读过MBA的人，问他们如果要重新选择，愿不愿意再重新读MBA教育？有47.7%的人回答不愿意。有47.8%的人没有回答。回答愿意重新读MBA教育的，有41.5%。也就是有将近58.5%的读过MBA的学员是对目前的MBA的教育是不满意的。

　　当然，国内现在提供MBA教育的院校非常多，教育水平各方面是有差异的，有中外合作办学的，也有国内提供办学的。同样根据《财富》杂志的调查，提供国内MBA教学感到满意的，只有90.2%，也只有65.7%的对中外办学是感到满意的。即使是合作项目，也有1/3以上的学员不满意。我个人是在1977年、1978年读过MBA教育，我对发展中国家的商业教育是感兴趣的。为什么大家对MBA教育会有这么高的期望，但不满意的比例又是这么高呢？我想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方面，我们国内的师资力量严重不足，在1981年的时候，我个人是在北京大学经济系读书，当时北京大学经济系正想设立一个国民经济管理专业，也就是现在光华管理学院的前身，当时我参加了一些讨论也参与了一些课程设计，在参加课程设计当中，我发现当时在北大真正能够教商学教育的并不多，只是老师找一些书自己读，然后来教。但我们知道要教好一门课，单单拿起一本书来读肯定是不能教好。我现在说的是在1981年北京大学的情况。但经过这么多年，国内各个管理教育学院发展了很多，我们在师资力量上还是有严重不足，我想这是在国内读过MBA商学院不满意的主要原因。

　　第二方面，和我们现在设置的课程有关系，基本上商学院是一个新生事物，我们在发展商学教育的时候，大量是从国外引进，希望从西方引进真经帮助解决企业上的问题。我个人也觉得有问题，因为不同的发展阶段面临的社会环境、经济环境、企业发展的环境是不完全一样的。我们中国人讲要做成一件事情，必须是天时、地利、人和，我想在企业上也必须有天时、地利、人和这几方面的结合，但在企业管理上、商学上，什么是天时地利人和？我想人和是很好理解的，就是必须加强企业内部的团队建设、文化建设，提高每个员工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减少成本。什么是地利呢？每个不同发展阶段，每个国家的企业都有不同的优势，应该利用这个阶段的优势来形成竞争优势。什么是天时呢？我想主要是指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大的经济制度的变革，大的社会变革所提供的机会跟可能出现的一些现象。我们了解商学教育在美国最先发展起来的，到目前有将近100年的历史，我们知道美国在开始发展商学教育的时候，它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国家，它的法制结构相对比较稳定，而在中国没有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教育学生面对大的结构变化所带来的机会的挑战。我们知道一个快速发展的国家，尤其是我们这样一个快速发展中的国家，我们出现了不断的结构性、体制性的变化，这些变化有很多机会，但也有很多陷井。怎么样掌握这个机会和避免这个陷井呢？是我们这个阶段一个企业家应该拥有的。我常讲，要是在80年代的时候柳传志负责搞批件的话，就不会有影响。但如果柳传志到今天还在搞批件的话，也会有影响。我们带来的大的企业制度的发展环境在国外商学院是没有的，而我们把这个简单地搬到中国的时候，我们学生作为一个怎么样把企业做大做强的知识是欠缺的。这是一个方面。

　　还有一个方面是课程内容，也就是企业管理的基本理论问题。我想，要做好一个企业管理，当然有一些共同的原则，比如说应该调动员工积极性，应该控制成本，应该注意投资回报率。我们现在国内的国有企业改革基本上是把国外经济学家、管理学家在管理企业上所用的改革方式，在我们的改革中都私有化，除了没有大规模的私有化。我们看到基本上国有企业都私有化了。但根据银行的研究，2002年出版的中欧国家改革的私有化企业中，很多大型私有企业拿到的补贴是比以前多，而不是比以前少。也就是说，在目前西方、美国或者是欧洲主流的理论中谈到的，如何构建一个有效的企业理论，在我们的国有企业改革上基本上是不成功的。按照现在的主流理论来讲，家族企业是不会成功的。但我们反过来看，不仅在华人圈，在东亚圈发展成功的大多是家族企业。如果我们现在看到在华人圈中、东亚圈中成功的企业是家族企业，但我们没有告诉学生绝大多数家族企业是不会成功，这样学生就会有抵触。所以我觉得任何理论都是最基本的原理，不同的文化需要不同的背景，需要不同的理论。

　　我们一方面看到MBA教育、商学院教育在中国有一定的市场，将来会得到更大的发展。我特别高兴看到这次会议主题是把中国商学院的教育转向研究型的教育，只有研究型的教育才能真正使我们商学院的教育将来能够提供给学生满意的内容。

　　怎样来做这个转型呢？针对前面三个问题提出三方面的建议。第一，一定要加强师资力量的建设。这个师资力量的建设包括现有师资力量的培训，还有要大量引进受过比较完整训练的师资力量。不管是师资力量培训还是引进，都是需要相当大的投资的，不然MBA教育或EMBA教育，它本身是受过很高的教育，我们要取之学生，给学生更好服务的教育力量的引进。

　　第二，不完全招办国外的商学院课程来看，应该结合发展中国家的需要这种课程安排，这种课程的安排，除了我前面所讲的人和、地利方面，西方的商学院教育有相当大的长处，但在天时教育中是有相当的不足。而在研究天时教育更多是经济学家做的事。所以，国内的商学院教育应该更好地结合经济和管理，才能够给学生提供一个怎么样真正把中国在目前低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有一个非常好的发展前景。

　　第三，加强对各种理论的研究，理论是来自实际，因此应该鼓励我们的师资力量，除了在上课之外，在改革开放过程当中，对出现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总结出理论，这样我们的商学院教育、MBA教育会有更大的发展。不仅成为本身学院的发展，而且对我们企业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在农村改革取得全面成功的基础之上，我们把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从农村推向城市，经过第二阶段改革以后整个国民经济也取得了快速成长，在1978年到2004年，我们国家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目标，二年年翻两番，那平均的增长速度就是7％。同时我们改革加上开放，在1978年的时候中国经济是一个相当内向的经济，因为出口加进口两项占国内生产总值9.5％，当时贸易量不过206亿美元，但是过去26年间，我们平均每年对外贸易增长速度达到16.7％，20多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对外贸易增加了56倍，到了2004年，我们对外贸易进口加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70％，我们对外贸易的总量在1978国际排名35位，到2004年的时候我们排全世界第三位，这2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20世纪末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最伟大的奇迹。

虽然总体经济发展迅速，但是90年代末以来三农问题成为社会高度关注的重点，所谓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引起社会的关注度，怎样解决三农问题成为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当中最难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在胡锦涛总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