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可以先说一下，你是什么时候为村上当起翻译的？

——差不多是21年前的事了。1988年快结束的时候开始动笔翻译《挪威的森林》，一个寒假全部投了进去。那时我在广州的暨南大学工作。记得那个冬天格外阴冷，加上书房朝北，自己的心情几乎和书中的主人公同样黯淡。

2、事缘是怎样？

——老前辈李德纯先生（当时他在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推荐的。他说我的文字有唯美韵味，适合翻译《挪威的森林》，就把我拉到漓江出版社的一位编辑面前鼓吹一番。

3、当时村上的知名度高吗？

——在日本已经有知名度了，在中国大陆还几乎无人知晓。

4、还记得第一次见村上是什么情况下？你经常见到他吗？

——2002年10月开始我得到一个在东京大学做特别研究员的机会，那期间第一次见了村上，第二次见面是在去年10月底。一共见了两次。我们都内向，又都忙，加之不在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不可能经常见面。

5、第一次见他觉得他为人怎样？

——一没有九十度鞠躬，二没有说“初次见面”。谈不上热情，也谈不上冷淡，或者不如说超越了热情与冷淡。颇有些像他笔下的主人公，包括谈吐用词，语音语调。中国有句话说“文如其人”，用在他身上也很合适。

6、你跟他合作多少年了？你怎样形容你跟他的关系？

——刚才已经说了，我从1988年开始翻译他的作品，已经21年了。至于是不是“合作”，我说不清楚，因为双方没有为此专门商谈过，更没有明确权利和责任。感觉就好像是茫茫宇宙中在各自轨道上运行的两颗卫星忽然碰在了一起——不是相撞，而是邂逅，姑且相伴而行。

7、你觉得怎样才是一个好译者？

——借用村上的说法，除了语言功力，就是要对所译作品怀有“充满偏见的爱”。换成日常性话语，就是偏爱。在翻译上，偏爱即意味情感世界以至灵魂剖面的对接。

8、不少读者其实都是从你的文字上认识村上的，你觉得作为译者最重要的什么？

——上面的回答也可挪用在这里。简言之，惟一“神”字——精神上“神交”，行文上“神似”，对于读者使之“神游”。出神入化，鬼斧神工，如此而已。

9、每次为村上译文前你会先做什么？

——什么也不做。因为早做过了。

10、最难忘跟他的事情是哪一件？

——倒是有一件，因为太私人性质了，说出来未必合适，所以不说。抱歉。

11、知道最近你好像不再为他译小说了，事情其实是怎样的？

——对不起，您所说的并不准确。比如关于“跑步”那本书，我译了，村上也当面答应给写序了，只是尚未出版罢了。所以，并不存在我不再翻译村上或不再“合作”的问题。以当下的《1Q84》来说，上海译文出版社已明确表示如果拿下版权，仍找我翻译。我也已经明确回答OK。

12、假如不能再为他作翻译，你自己的感觉将是怎样？

——我是大学教授、学者，也算是个专栏作家，有自己的学术追求和教学、创作活动，而不是专门靠翻译吃饭的人。而且就性格而言，我从不依附于任何组织和个人，当然也不依附于翻译。我现在的问题在于：翻译村上已不纯粹是我个人的事。因为有无数读者喜欢拙译村上。假如我就此止笔，我会觉得对不起我的读者，会有些难受。另外一点叫我不适应的，就是村上文学已不再是当年默默无闻的我为之奔走呼号的文学了，它在中国大陆已经进入了超常规的商业化操作阶段，而我终究是一介书生。

13、多年来，你最喜欢他哪一本书？为什么？

——两本。《舞！舞！舞！》和《奇鸟行状录》。前者可以深入作者的心灵腹地，后者可以感觉他的社会良知。就译笔而言，都是我的得意之作。

14、作者和译者，在翻译前是否需要沟通的？还是你已经非常清楚他？

——我想无需沟通。翻译面对的是文本，而不是作者本人。何况，我已经翻译二十年了——打交道二十年还能不了解对方的文字吗？任何人都不至于那么蠢。

15、你觉得你们的关系可以比喻为爱情吗？

——请您先回答我：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爱情吗？

16、我曾经看过内地报章的报道，说你可以跟村上的灵魂一起走，你认同这种说法吗？

——好的文学译作，很多时候产生于两颗质地相近的灵魂之间。我曾经说过，文学翻译好比是灵魂间谍，要能够把原作者的魂儿“偷”出来。即要穿过文字篱笆提取作者的灵魂信息。坦率地说，能够做到的人并不多，我以为我大体做到了。读者也认同。不过媒体感兴趣的未必是这个，而可能更是别的什么。

                                                         （采访者：Lap Wong）

    二OOO——二OO九，新世纪第一个十年。

    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最后一年几乎最后一天的夜晚，我在看上个世纪最后一年即一九九九年最后一天的夜晚发生的事——村上春树有一篇用英文写的短篇小说：“Losing Blue”，翻译过来大约是“消失的蓝色”。小说很短。一九九九年最后一天的夜晚，男主人公“我”熨衣服时间里，蓝色消失了。蓝色渐渐变淡，最后彻底消失，“一如机械装置里的电池完全耗尽，又好像交响乐队的指挥在演奏当中改变主意，指挥棒忽然停住不动”。结果，手中蓝橙两色条纹衬衫变成了白橙两色条纹衬衫。为进一步确认蓝色是否真的消失，“我”走进书房找出影集。影集里有“我”和几天前吵架散伙的女朋友一起在夏威夷海滩拍的照片。“不料那里已找不见蓝色的大海。戴着太阳镜手拿MAI TA’I玻璃杯嘻皮笑脸的我脸背后横亘着无异于西伯利亚冰原的白茫茫的荒野”。于是我给几个朋友打电话想问他们那里蓝色消失了没有，却一个也没找到。硬着头皮给已散伙的女朋友打电话，对方大发脾气，说在这全世界都在撒欢儿庆贺的二十世纪最后一夜“蓝色没了又怎么样？”

    “我”裹起大衣走到门外。冷得针扎似的。时针指向十一时半。街上也没有蓝色。原本蓝色的地铁车厢、原本身穿蓝色制服的站务员、原本蓝色的车票，现在统统变成白色的了，“这让我想起老记录片上的斯大林格勒冬季保卫战”。最后我打电话给总理大臣，电脑模拟的总理大臣语声告诉“我”：凡有形之物必然消失，为什么蓝色就消失不得呢？“不久，满城的钟声打响十二点。众人一齐欢呼、歌唱、扔东西、互相拥抱、拔开香槟塞。谁都没注意什么蓝色的消失。然而蓝色消失了。我悄声自语，那可是我喜欢的颜色。”

    说实话，村上所有短篇中，最让我感同身受的就是这篇。在上个世纪最后一天的夜晚或新世纪第一天的凌晨，我的处境和心情与之大同小异。当外面的鞭炮声欢呼声响起的时候，我一个人坐在空屋子里默默发呆。是的，一个人。一个人从广州刚来青岛不久，住在冷清清的小套间里。房间除了被学校淘汰的一张木床、一张木桌和我，几乎什么也没有。惟一的电器品是桌上的台灯。《消失的蓝色》中的“我”毕竟还可以给吵架散伙的女朋友打电话，而这个我连那样的对象也没有，甚至电话也没有。一切都消失了，一切。惟独比那个“我”幸运的，是蓝色没有消失。前面就是大海，蓝色的大海，即使夜晚我也知道海是蓝色的。白天就更不用说了。我每每站在窗前或推开阳台门站在外面看海。尽管是一楼，但由于地势高且前面没有阻隔，几百米开外的海就在眼前、胸前，浪花几乎打湿衣领，溅上脸颊，甚至飞进嘴里。海水真蓝。蓝得无法形容。不是晴空的蔚蓝，不是夜空的黛蓝，不是宝石的翠蓝。总之就是蓝。看着看着，好像自己也变蓝了，变成“蓝精灵”。我知道，如果没有那片蓝色，我恐怕很难熬过人生中那段最灰暗、凄苦和孤独的日子。我必须感谢蓝色。

    然而，在十年后的现在，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即将消失的今天，那片蓝色抢先消失了，Losing Blue。此刻，我住在距十年前那个小套间不到一百米的楼房里，地势更高，楼层也更高，视野当然更开阔。然而海不见了，蓝色消失了。也不是一开始就完全消失的。两年前还可以勉强窥见蓝色海面的一角，故而书房取名为窥海斋。而现在窥不见了。那么，窥见的——其实是望见的——是什么呢？是施工中的混凝土建筑物。它紧贴海岸线拨地而起，比肩接踵，巍巍然，凛凛然，森森然。那气势，就好像一大排阿诺德·施瓦辛格雄纠纠气昂昂黑魆魆挡住幼儿园小朋友的去路，并且以幸灾乐祸的笑容冷冷俯视大家的哭闹和抗议。

    曾几何时，看书看累了或写东西写累了，我就往窗外看上一眼——从两座六层高公寓楼的红色尖顶之间远远窥看大海。朝暾初上之际，那里碧波粼粼，灿然生辉；日上中天之时，但见水天一色，白云悠悠；及至日暮时分，又生出半江残照的诗情画意。偶尔，那三角形海面甚至会出现孤帆远影或海鸥独悬的绝妙景观，如梦如幻。于是疲劳顿消，让人思接千载，让人妙笔生花，让人宠辱皆忘。

    从此往后，我就将面对那堵劈头盖脸的混凝土隔离墙看书写作了。或许，眼下还算好的， 而若将来整个镶了玻璃墙幕上去，太阳一照，金光四射，我势必连眼睛都睁不开了——我眼前已清楚浮现出了戴着深色墨镜坐在书桌前抓耳挠腮的可怜的自己。

    大海消失了，蓝色消失了，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借用村上的话说，“那可是我喜欢的蓝色”！

    一天路过一处住宅小区。因为极偶然的原因，得以同一位在草坪两树之间晾衣服的女士交谈片刻。“我是来陪读的。”她说。陪读？我稍稍打量她一眼，衣着整洁，颇有书卷气，也注意修饰，但也还是看得出至少有五十岁。陪读这个词当然不陌生。不过一般都是指中国人去外国陪，而且多是妻子陪丈夫或丈夫陪妻子，可她显然是中国人在中国本土。再说这个年纪陪谁呢？对方似乎看见了我脑袋里的问号，“陪我儿子，”她接着告诉我，“儿子在青岛读研究生，二十五了。还差一年毕业，毕业了就去美国。”听得我愈发划问号，十五倒也罢了，二十五岁的大小伙子有什么可陪的呢？我问学什么专业。“金融管理。”对方很健谈，介绍说她原在图书馆工作，为了陪读提前退休了。丈夫在美国，美国去好几次了，就等儿子毕业一起去美国。她一口一个美国，似乎对美国感兴趣，但我感兴趣更是陪读。“我这儿子什么都会，就一样不会：不会洗衣服。喜欢打篮球，打一场衣服就湿了，就得换，就得洗，得我洗。”她边晾衣服边说。果然，长长的晾衣绳一连五六条鲜红的裤头和五六件雪白的背心。“长这么大了，连袜子都没洗过一双……还是人家美国好啊，孩子十八岁就不管了。你看咱们中国，二十五还得管。不管怎么办？去年放暑假他背回家两大包脏衣服，有的都长毛了，只好来陪读。别人家也差不多，管念书，管娶媳妇，管买房子，管带孙子，管个没完没了。中国的父母真是太辛苦了，还是在美国当父母好！”我静静听着。她忽然问我做什么工作。我多少有点儿“做贼心虚”，没敢说是在大学教研究生的，谎称在博物馆工作。说罢告辞。走几步回头看时，她正双手把一件背心轻轻拉平……

    是的，我算是研究生导师，虽然她那位宝贝儿子不由我指导，但我还是觉得有些内疚。一个接受深造型高等教育的二十五岁研究生让母亲从外地来租房子“陪读”，即给自己洗袜子洗裤头，这无论如何也太不正常了！但话又说回来，要让导师在指导他学习金融管理之前先指导他学习个人生活管理也不现实，毕竟导师不是幼儿园阿姨。那么问题首先出在哪里呢？

    我想起了英国的哈里王子。几年前哈里王子因为调皮捣蛋，被父亲查尔斯王储罚扫一个星期猪圈。不用说，王室的猪圈也是猪圈，王室的猪也是猪，拉出来的也不是英磅而是臭屎蛋。为什么英国王储父亲能让王子扫猪圈而且连续扫一个星期，而中国的母亲不能让研究生儿子洗自己的袜子洗几分钟呢？从儿子角度来说，为什么十几岁的哈里王子能扫猪圈而这位二十几岁的研究生不能洗袜子呢？就这点而言，哈里王子的高贵未必因为他的王子身份，而是因为他的扫猪圈。

    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但没有人不喜欢花，一如没有哪个男人不喜欢美丽的女子。

    我也喜欢花。喜欢凌寒吐艳的腊梅，喜欢玉洁冰清的水仙，喜欢孤芳自赏的春兰，喜欢国色天香的牡丹，喜欢连天映日的芙蓉，喜欢不趋炎热的菊花……。但都不是我最喜欢的，总觉得她们跟自己有些距离，而且她们身上积淀了太多的隐喻或文学意味。何况喜欢她们的人太多了，轮不到我。那么我最喜欢的花是什么呢？说出来你有可能不信：牵牛花，尤其喜欢晚秋山坡上野生的牵牛花和故乡木篱笆上的牵牛花。

    时下正是晚秋。十一月都过去了三分之一。早上起来我到附近的山坡散步。因为外出开会，十多天没来了。季节这东西显然谁都奈何不得。十多天前还满树葱茏神气活现的刺槐，现已形销骨立只剩几枚叶片了，犹如举着降旗的残兵败将，或如金融风暴下钞票一夜蒸发后的华尔街老板。就连一味疯长的野草也已乖乖缩回自己固有的领地，蔫了，黄了，枯萎了。惟独牵牛花不同。深紫的，浅蓝的，粉红的，条纹的，仍开得生机蓬勃顾盼生辉。有的“唰”一下子在荒草地绽开无数多情的笑靥，有的“忽”一下子蹿上枯枝擎起高傲的喇叭，有的在路旁沙地上绣出斑斓的图案。后来，我的目光久久停留在山坡中间由石块和青砖砌成的半堵残墙上面。墙上的爬山虎没了叶片，只剩几条细蔓紧紧攀附不动，如老人手背上的几根细筋。墙根的芒草也已无精打彩。却见四五朵红蓝两色的牵牛花在残墙上开得正艳，薄薄的花朵在清冷的秋阳下抖出妩媚的光彩。枯黄与娇艳，残缺与圆满，寂灭与生机，刚与柔，厚与薄，重与轻——世上难道还有比这更美妙更和谐的对比与反差吗？我一时忘了移步，默默凝视良久。谁都知道牵牛花是生命力脆弱的花。盛夏时节，太阳出来两三个小时一支支小喇叭就合拢起来。而就整个植株来说，生命力却又那么顽强。正如故乡的母亲说的：“这花可能开了，能开到老秋”（老秋是土话，晚秋）——开不到中午的牵牛花却能开到晚秋。

    是的，我所以喜欢牵牛花，也和故乡有关。

    小时候好几年是在乡下的爷爷奶奶家度过的。奶奶特别喜欢牵牛花。每到入夏时节，茅屋小院的木篱笆就爬满五颜六色的牵牛花。牵牛花比人醒得早，人还没睁眼没张嘴，牵牛花就悄悄张开嘴巴，张成一个个玲珑剔透的小喇叭。薄薄的，颤颤的，嫩嫩的，艳艳的，真想上去吻一口，用舌尖把上面晶莹的露珠舔进嘴里。那是真正的花篱。花篱外面跑着叫着七八只芦花鸡和三五只白鸭，花篱里面有一排金灿灿的向日葵，有好多架黄瓜和两三垄西红柿。说来也怪，六个孙子孙女，奶奶单单喜欢我这个长孙。鸡鸭下蛋了，第一个煮给我吃；黄瓜长大了，第一根塞给我啃；西红柿变红了，第一个留给我尝。奶奶屋梁上悬一个不大的柳条篮，奶奶每每从篮里摸出小红灯笼似的西红柿给我。记得最好吃的是一种叫毛柿子的西红柿，桃形，不大，顶部有尖，毛茸茸的，咬一口能甜得人发抖。奶奶自己却不舍得吃，笑眯眯看着我狼吞虎咽。对了，篱笆西端有一棵不高的杏树，牵牛花在篱笆上爬不开了，就爬到杏树上去。杏熟的时候，嫩黄色的杏有的贴着牵牛花，有的在牵牛花下捉迷藏。它们当然逃不过奶奶的眼睛。奶奶拎个小筐摘下来，等我放学回来吃或第二天塞进书包让我在上学路上受用。那时不比现在，艰苦岁月，贫穷乡间，有杏吃已经美上天了。

    这么着，看见牵牛花，眼前有时就浮现出已经去世三十多年的奶奶慈祥的面影，甚至嗅出嫩黄瓜的清香，舌底生出毛柿子和黄杏那甜甜黏黏的汁液，心头泛起悠悠忽忽的乡愁……。

    或许你认为“醒握天下权醉枕美人膝”是幸福，“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是幸福，富甲一方是幸福，扬名海外是幸福。但对于我，最幸福的，莫过于夏日清晨从爬满牵牛花的山坡或木篱间走过。

    开会去了几天东京，去东京大学。

    东京是日本的首都，而东京大学是东京的“首都”。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东京最重要的地方不是中央政府部门集中的“霞关官厅街”，不是国会议事堂，不是首相官邸，也不是“皇居”，而是东京大学。可以说，东大是东京的灵魂。这里不但出政治家，出首相，也出诺贝尔奖获得者。没有东大——好也罢坏也罢——就没有日本的近代和现代，就没有今天的日本。东大也是亚洲惟一进入世界二十强的名校（据“《泰晤士报》高等教育——2008全球最佳大学排行榜”）。虽说日本高等教育早已大众化，大学生遍地都是，但东大学生仍然很“牛”。东大教授就更不用说了。据说同样酒后驾车，而一说是东大教授，警察立马举手放行。“牛”吧？我不是东大教授，即使不喝酒都怕警察。

    东大有两个校区。五六年前我在驹场校区待了一年，这次开会是在本乡校区即主校区。进入校园最让我快意的是银杏树。高大，挺拔，一棵接一棵沿路排列开去。虽然时值十一月初，但全无肃杀气象，依然郁郁葱葱，遮天蔽日，为这座高等学府平添一种学府特有的肃穆、幽深和庄严。我在树下驻步仰视了许久，徘徊了许久。我想起郭沫若那篇散文《银杏》。郭老认定银杏树是中国才有的，日本的银杏“分明是日本的华侨”。随即以他特有的激情一泻而下：“你的株干是多么的笔直，你的枝条是多么的蓬勃，你那折扇形的叶片是多么的青翠，多么的莹洁，多么的精巧呀！……熏风会媚妩你，群鸟时来为你欢歌；上帝众神——假如是有上帝众神，我相信每当皓月流空，他们会在你脚下聚会。”令郭老感到奇怪的是，中国人只知道吃“你的白果”，却把银杏树本身忘在了一边：“我在中国的经典中找不出你的名字，我很少看到中国的诗人咏赞你的诗，也很少看到中国的画家描写你的画。”郭老这番感慨发于六七十年前，现在情况应该有了很大不同。比如我，既吃白果，又不忘赞美结出白果的银杏树，尽管词句和情怀比不上郭老。

    话说回来，东大校园也有让我不快意的地方。例如住处。住处叫“山上会馆”，分两处，校园中心一处，曰“本馆”，靠边一处，曰“别馆”。我住别馆。本馆也好别馆也好，都类似我国大学内设的宾馆。但设施没法比——我是说日本比不上中国——说得夸张些，我住的单人间除了地板和天花板别无饰物，除了吸顶灯和台灯别无亮点。一张单人床矮得紧贴地板，床靠墙的上方悬着一排壁橱，睡觉好比缩进石窟。卧具也够马虎，一条套着白布套的毛毯，上面压着土黄色的被，被的填充物大约是泡沫塑料什么的，鼓鼓囊囊，俨然儿童乐园的蹦蹦床。毕竟时值深秋，光盖毛衣被冷，加盖“蹦蹦床”又热，怎么都睡不香甜。卫生间没有牙具倒也罢了，问题是连住四宿都好像无人打扫，垃圾筒里的空易拉罐和香蕉皮等内容一直好端端保持到我退房走人之时。打电话需要先去下面买卡，吃饭要出去走街串巷跑好远——还东京大学呢！

    无所谓快意和不快意的是校门。门有若干。正门是镂花铁门，一般。最好看的是 “东大赤门”，原是江户时期某藩王为迎娶幕府将军的千金而特意建造的，颇像北大的红门。起始我没注意，后来一位中国来的朋友要我在门前为其拍照时希望摄入“东京大学”四个字，结果怎么也没找见，这才发觉原来校门没有校名。其他门也没有。而且除了“赤门”，其他校门本身都普通得和没有差不多。而这在中国是绝无可能的。谁都知道，中国任何一所大学，一流也好三流也好，校门无不堂而皇之，校名牌匾无不“明镜高悬”一般醒目抢眼。说别的学校怕不合适，就说我的母校吧。如今走进长春市区，郭沫若当年手书的“吉林大学”四个大字简直铺天盖地。就连比私人诊所大不许多的小巷医院都昂然头顶“吉林大学××附属医院”，字比楼还大，看得我好不寂寞。人称长春市座落在吉林大学，并非纯属戏言。

    相比之下，东京大学若干校门却怎么也寻不见“东京大学”。莫非刻意仿效中国古语“大象无形”、“大音稀声”，来个“大名无名”不成？

1、  你之前已经看过《1Q84》，《1Q84》到底讲的是什么故事？为什么叫《1Q84》？

——《1Q84》刚一出版我就得到了，很快看完。这是个极长的故事，日文原著分两册出版，长达1050页。译成中文应有45万字左右，比《奇鸟行状录》短，而大大长过《海边的卡夫卡》。

不用说，《1Q84》令人想起六十年前出版的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不朽之作《一九八四》。故事围绕邪教团体以“青豆”和“天吾”两条线交叉推进。女主人公青豆漂亮而雷厉风行，男主人公天吾高大而谨小慎微。身为体育俱乐部教练的青豆受一位富有的“老妇人”之命，以极其巧妙的手段结果了若干虐待妻子的男士性命，最后受命结果邪教头目，由此和邪教发生关系。身为补习校数学教员的天吾受出版社好友之托加工改写一个十七岁女高中生深绘里写的小说《空气蛹》，小说因而获奖并成为畅销书。不料深绘里竟是邪教头目的女儿，由此和邪教发生关系。最后，天吾发现小说中的“空气蛹”实际出现在父亲的病床上，开裂后里面躺着的居然是自己十岁时开始动心的二十年从未相见的恋人青豆！而现实中的青豆则因听信邪教头目的话为保全天吾而将手枪管含入口中扣动扳机……。

至于为什么叫《1Q84》，村上在9月17日接受《每日新闻》采访时说最初打算叫《1985》来着，后来得知一位英国作家已经写了同名作品，所以改成《1Q84》。

2、对于《1Q84》，日本评论界各有不同的解读，有人说是恋爱小说，有人说是反新兴宗教小说，也有人认为是日本的诊断记录。你的解读是什么？

——我认为《1Q84》显然同《一九八四》有关。今年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最具二十世纪烙印的不朽之作《1984》问世60周年。村上的《1Q84》于今年5月29日出版，奥威尔的《1984》在1949年6月8日刊行，就日期来说，仅相差10天；奥威尔的《1984》开篇第一句为“四月间，天气寒冷晴朗，钟敲了十三下”，村上的《1Q84》BOOK1标明“4月—6月”；《1984》以“老大哥”（Big Brother）隐喻独裁者，《1Q84》以“小人儿”（Little People）暗示某种邪恶力量。很难认为这些完全出于巧合。

更重要的联系或共通之处在于，二者都向整个人类社会提出警告。奥威尔是有名的左翼作家，一贯持反帝立场。就写作背景来说，《1984》为西班牙内战、二战的浩劫及战后的废墟；《1Q84》则是冷战后尤其“9·11”事件后的“混沌”世界。奥威尔的《1984》预言的是一个极其荒唐和恐怖的世界：“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在“老大哥”无孔不入的独裁统治下，人们谈恋爱和写日记都受到严厉管制和监视。以致人性泯灭，六亲不认，自由被剥夺，思想被控制，最后堕落到自觉接受所谓思想改造的地步，沦为没有思想和灵魂的行尸走肉。而村上的《1Q84》所描写的名为“先驱”的邪教团体，其情形有过之而无不及，人们甚至在其异端邪说的蛊惑之下自愿把年仅十岁的亲生女儿交给教主奸淫。显然，两位作家所着眼的都是更广阔的人类前景，为此敲响警钟。可以说，《1Q84》是村上在世界语境下对日本当今社会问题的一个认识和总结，也可以说是通过邪教等诸多日本社会问题对世界现状以至人类未来的担忧和思考。

3、作为村上春树作品20多年的译者，有媒体说你在读完《1Q84》后觉得除了故事性不错之外，认为“写得没那么好玩了”。为什么这么说？

——我好像没说过“写得没那么好玩了”这句话。也可能在特定语境下说过，记不得了。抱歉。

4、村上春树无疑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作家，他曾说，他要把《1Q84》写成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那样的“综合性小说”。而且，很多人也认为他是当下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对于他的这次尝试，你认为成功吗？这部作品可以让他获得诺贝尔奖吗？

——10月8日即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发表当日之前我接到日本几个主要媒体的电话——已经连续第四年接这样的电话了——说村上有可能获得诺奖，叫我10月8日晚7时左右乖乖守在电话机前等待接受电话采访。结果又一次落空。众所周知，诺贝尔文学奖的审美标准是：“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杰出文学作品”。一百年来，诺贝尔文学奖大体授予了维护人的尊严与自由张扬人的价值和美好的作品，“对人类价值的终极关怀，对人类缺陷的深深忧虑，对人类生活的苦苦探究”是多数获奖作家的共同追求。以此观之，《1Q84》既可以说距诺贝尔文学奖近了，又可以说离之远了。说近了，是因为《1Q84》大体具备以上特点；说远了，是因为村上在作为这部作品主题之一的善与恶的界定方面没有充分表现出“理想主义倾向”。他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恶，也没有绝对的善，善恶的换位仅在一瞬之间，重要的是在善恶之间保持平衡。一言以蔽之，任何善恶都是相对的。这意味着，他以前同恶、同暴力对决的立场，在此变得暧昧起来。我认为，善与恶有两种，一种是村上所说的相对的善与恶，另一种是绝对的善与恶。以恶言之，例如纳粹奥斯威辛大屠杀和日寇南京大屠杀就是绝对的恶。不承认这一点，不承认绝对恶的存在，人类社会也就没有正义可言，“理想主义”的追求和达成也就失去了理由和动力。

5、在中国很多村上的粉丝眼里，他就是一个小资的代名词，现在一个小资作家转型，写一些关注社会现实的宏大作品，并且这本书出版后在日本非常畅销，那么你认为中国的读者能认可他这种文学上的野心吗？

——其实村上的“转型”早在十五年前就开始了，《奇鸟行状录》是其最明显的转折点，只是我们注意得不够充分罢了。关注社会现实，与其说是村上“文学上的野心”，莫如说社会责任感或社会担当意识更合适。这是一个优秀作家、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应有的品格。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读者当然会予以认可。至于表达艺术上是否合乎自己的口味，则是另一回事。

6、有人说，这本书即使读完，也还是摸不着头脑。因为村上是有意识地制造谜团的。他在作品中不给予解答。只要读者觉得那是谜团而投入去读它的故事，这部作品就算成功。解谜正是阅读村上的乐趣之一。你怎么看？

——村上的作品从来不提供现成的答案，除了《挪威的森林》，扑朔迷离虚实莫辨是其作品的一贯特点，《1Q84》也是这样。因此，“解谜”并非《1Q84》成功的主要原因。而且，现在断定《1Q84》是否成功还为时尚早。依我浅见，这部长篇还不能说有多么成功。

7、凭借您翻译那么多村上作品的经验，您认为和村上以前的作品相比，这部作品的基本风格有变化吗？有哪些不同？

——如果同《挪威的森林》等所谓中国读者所说的“小资”情调的作品群相比，风格固然有所不同；但若同《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尤其同后期的《奇鸟行状录》和《海边的卡夫卡》等作品群相比，则感觉不出明显区别。笔调同样那么洗练、冷峻、睿智和幽默。不仅如此，有的出场人物说话语气都极为相似。如《1Q84》中的邪教头目深田保同《海边的卡夫卡》中的琼尼·沃克、《1Q84》中的牛河和《奇鸟行状录》中的牛河的口吻几乎如出一辙，后者名字都一模一样。情节也有相仿之处，如深田保和琼尼·沃克最后都主动要求对方杀死自己，而且死前都大谈特谈富有哲理性的话题。写作手法倒是有所不同，最明显的是过去的主要长篇均采用第一人称，而这部长篇则采用第三人称，从而有了更多的机动性。

相比之下，题材和立意的不同却是显而易见的。同样描写恶和暴力，但无论《寻羊冒险记》还是《奇鸟行状录》抑或《海边的卡夫卡》，都是以历史事件为题材，而《1Q84》则是现实题材。在立意或主题方面，前三部作品主要将恶和暴力的源头归于日本战前的军国主义体制，因而那种恶和暴力是绝对的、毋庸置疑的；而《1Q84》则在日本以及世界当今格局中寻找恶和暴力产生的土壤。而且，这种恶往往是相对的，即善恶之间的界限在一定程度上是模糊不清的。就这点而言，既可以说是一种深刻和突破，又未尝不可以认为是一种暧昧和“妥协”。

8、我看到有一些村上的粉丝私下翻译了《1Q84》部分章节，你有关注到吗？对他们的这些翻译你怎么评价？

——个别的看了一部分，有的还是可以的。至少热情值得肯定。但愿将来有文学翻译家有他们当中走出来。如今文学翻译人才青黄不接，出版社着急，读者抱怨。我作为这个方向的研究生导师，更加感到焦虑，也感到自己没能尽到责任。

9、中国有那么多的村上迷，村上的作品里究竟是哪些东西吸引了那么多的读者？

——电影导演田壮壮前不久提到他所认为的好的电影作品的标准，那就是看完后“绝对是三天五天缓不过劲来”（2009年9月21日《时代周报》）。我以为好的文学作品也是这样。比如村上的小说，无论是《挪威的森林》，还是《奇鸟行状录》抑或《海边的卡夫卡》，读罢掩卷，都能让你“三天五天缓不过劲来”。就好像整个人一下子掉进夜幕下无边无际的大海，或一个人独立于万籁俱寂四顾苍茫的冰雪荒原，又好像感受着大醉初醒后的虚脱，整个人被彻底淘空。对了，有一种灵魂出窍的感觉。是的，灵魂！众所周知，以人为对象的学科有两种，一是医学，一是文学。而以人的灵魂为对象的学科也有两种，一是文学，一是宗教。村上的小说之所以能让人看完久久缓不过劲来，最主要的原因，恐怕就是它触动了、摇撼了甚至劫掠了我们的灵魂。换言之，村上文学是严重关乎灵魂的文学。这就是它的核心魅力所在，也是文学的力量所在。

10、从去年的《谈跑步的时候我谈什么》到《1Q84》的大热，究竟是大家真的接受村上这次的转型，或者说更多是商业运作的结果？

——前面说了，村上的“转型”从十五年前就已开始了。因此，《1Q84》的热卖同“转型”没太大关系。所以在日本热卖，一般认为有三个原因，一是大家熟知作为《1Q84》背景的奥姆真理教事件；二是村上有七年之久没推出像样的长篇了；三是出版社采取的上市前概不透露小说内容这一营销策略起了作用。至于在中国是否同样热卖，目前尚无法预测。至少，中国读者很少有人知道作为小说背景的奥姆真理教事件。

                                                            （2009．11．12，采访者：马良）

　　提起广东、广州，在北方人印象中似乎不大好。诚然，经济发达或有钱这点是谁都承认的，但就是觉得那里乱烘烘的，城市没品位，设施没品位，市民没品位。所有房子门窗都围着铁栅栏，人们在铁栅栏里扳着脚丫数钞票、看黄碟、谈“小姐”、吃“龙虎斗”（蛇与猫）和猴脑什么的。这种情形不能说没有，但并非广东特有，更不是所有广东人都这德性。平心而论，广东不仅经济发达，其他方面也得风气之先。洪秀全、太平天国源自广东，孙中山、北阀战争兵起广东，特区、“春天的故事”发生在广东，香港、澳门离不开广东……怎么样，不服不行吧？

　　文化也独树一帜。陈残云、秦牧、关山月、红线女、晚年陈寅恪，名流比比皆是。就当下来说，媒体发达人所公认众所周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南风窗》，仅此“三南”就足以令人刮目相看。机警、执著、不屈不挠。时而笔走偏锋，时而长驱直入，时而高屋建瓴，时而钩沉抉微。敢为民生吁诉，敢为真相直言。南方的土壤，却有北方的凛冽。反正我是很佩服的。

　　最近文化上也有举动。如广东南方电视台，就没搞“超女”、“超男”和选美什么的，而来了个选书——开启60年阅读记忆，举办“2009南方阅读盛典”。在书店和高校安排关于书的主题演讲会，经由读者投出18万张选票并由专家或公共知识分子推选，评出“最受读者关注”的十大作家，同时分综合、视觉、港台、翻译、少儿六个门类评出“最好读者关注”的十大图书以及十大杂志等。《围城》、《傅雷家书》、《文化苦旅》、《狼图腾》、《品三国》、《梦里花落知多少》及《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等入选综合类十大图书。拙译《挪威的森林》连同《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达·芬奇密码》及《时间简史》、《世界是平的》等入选“十大翻译图书”，敝人作为译者应邀出席颁奖活动。

　　颁奖在广州大学城的华南理工大学学术大讲堂举行。叫到郭敬明、易中天名字时，观众席哗然响起掌声。郭敬明的书我只粗略读过《梦里花落知多少》。我虽然早已过了梦里落花的年龄，但梦多少还是有的，读来也并非毫无感觉。我在台下望着领奖和讲话时的郭敬明。瘦瘦小小，太瘦太小了。幸亏他没有像我这代人赶上那场“上山下乡”运动，否则够他受的——这么瘦小能干什么呢？放猪恐怕猪都追不上，漫说有哪个女孩追他了。而今这瘦瘦的身体和小小的脑袋竟爆发出那么大的能量，招来那么多少女“粉丝”——生逢其时啊！易中天上台了。到底央视踢打出来的，一副临阵有余的样子。他先朝台下不同方向大幅度鞠了两个躬，而后缓缓踱到麦克风前，不紧不慢有板有眼开口道：“我只能鞠两个躬，三鞠躬就不对了。”台下笑。讲到六十年代阅读记忆，他说那个年代他有两个饥渴，“一个是性饥渴，另一个是书饥渴”。台下又笑。此人不仅从容淡定，而且机智幽默，语藏机锋，难怪“易粉”人多势众山鸣谷应。

　　叫到我的名字。我心里咯噔一下，好在观众席上有掌声助威。掌声固然没有郭易二位那般响，却也绝非稀稀啦啦。我以为上台领奖领完下台就行了，原来还要代表其他九位译者——其实无人委托我——发表“获奖感言”。偌大的台面无桌无椅，只中间孤零零立着一支细高细高的麦克风，如旷野中的一棵高梁杆。灯光明晃晃打在“高梁杆”上，台下黑压压一片，众目睽睽。我不是易中天教授，有些慌。但慌也没用。我赶紧让自己镇定下来，走到“高梁杆”前，觑一眼台后，这样说道：“翻译或译者本来是躲在后台某个角落里的，今天居然堂而皇之地登台出镜，这让我感到十分意外和高兴，甚至有些受宠若惊。较之对我个人，这实质上更是对所有翻译工作者和整个文学翻译事业的一种肯定。说起来，《挪威的森林》是我在广州任教期间翻译的，此刻又在广州获奖，因此这个奖对于我显然多了一层意味。我乐意借此机会向广东以至全国各地无数读者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最后就未能把村上春树领来一起站在这里向大家和电视台表示歉意，台下再次响起掌声，主持人致以笑意。

　　书之旅就此结束。感谢书，感谢为书举办活动的广东南方电视台，感谢广东、广州。

　　《天一言》中言：“我们自己可能不是天才，但是我们可以从内心认识一个天才。”而我，此刻正在认识一位天才——法国著名华裔作家、诗人、书法家、法兰西学院院士程抱一（Francois Cheng），通过他的可能不朽的小说《天一言》。

　　未尝不可以说是一部关于爱情和友情的小说。抗战期间，天一和浩郎大约同时爱上了漂亮的大家闺秀玉梅。天一在目睹挚友浩郎和玉梅拥抱的场面后主动离开，远走法国。多年后在法国得知浩郎五十年代死于劳改农场，回国后寻找玉梅却又得知玉梅自杀。再后来得知浩郎可能仍在北大荒活着。于是已是中央美院教师的天一为了寻找浩郎而甘当“右派”去北大荒，两人最终在那里的劳改农场相见。小说的情节未必多么繁复。以树比之，枝桠绝不为多。而令人惊异的是，那不多的枝桠竟缀了那么多感悟、沉思与遐想，那么多睿智、洞见与激情，如累累硕果压弯了枝条，也压弯了我这个读者。古人云“俯而读仰而思”，但我知道，这是一本不可俯读的普通小说，而是必须仰读的天才之作，自己如同一个饥渴的旅行者躺在树下仰望树上香气四溢的果实。更重要的是，我看到了一颗在满树硕果的簇拥下盘旋上升的尊贵的灵魂。不仅仅是感动和向往，更有一种被击中的强烈感觉。说实话，我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或者莫如说，几年来我一直不自量力地设法击中别人，而现在自己被彻底击中！

　　《天一言》，主人公天一之言，无疑也是作者程抱一之言。“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作者深谙此理，加之他本来就是出色的诗人，故其言无不文采斐然，诗意酣畅。诗意是我最直接的感受，是击中我的第一元素。在广义上，任何文学语言都有诗意，但《天一言》的诗意非同寻常。它来自内在汹涌的激情，诗意和激情浑融一体，视之五彩缤纷目不暇接，听之天风海涛荡气回肠。例如抗战期间养活无数军民的四川各种疏菜在《天一言》中化为这样的语言：“它们的外观往往有一种放肆的性感。芦笋从叶子中冒出来，巨大的萝卜长满了须根，很像亢奋中的性器官。白菜由光滑的叶片包裹着，带着玉石和翡翠的颜色，有如富态女子丰满的手臂；至于茄子和番瓜，它们浑圆发亮的外形，不禁令人联想到蹲在水边的洗衣妇古铜色的大腿。”而真正写人的时候，描写人脸的句式又仿佛成了一株株排列整齐的大白菜：“从出生起，每张脸便任由一生种种遭遇加以塑造：压抑的欲念、隐藏的折磨、谨守的谎言、沉默的叫喊、无声的啜泣、否认的悲伤、克制的愤怒、囫囵吞下的羞辱、被排拒的狂笑、被打断的独白、被出卖的秘密、来得太快的快感、消失得太早的意乱情迷。”如此一排横队，便如整齐的白菜；而一列纵队，即是一首好诗。《天一言》构思十二载，动笔时作者已近古稀之年——激情与年龄可以全然无涉！

　　“发乎情，止乎礼义”。所谓礼义，在这里表现为理性、洞见和睿智。例如关于东西方绘画的区别，作者概括为：“东方以一减再减的方式，设法达到了淡薄的原味，使个人的内在和宇宙的本质相合；西方则以人世的富裕，颂扬物质的光辉，一面推崇实存世界所显示的诸事万物，一面彰显他们最为私密和最为疯狂的梦。”而对中西音乐差异的提炼同样令人如醍醐灌顶：“中国的音乐，矜持而幽远，往往如泣如诉，因此我们不习惯欣赏如此威严、如此具有征服者气势的西方交响乐。后者不是在顺从自然，它撕裂表皮，刺穿血肉，变成脉动本身。这首交响乐勾勒的，无疑是遥远的欧洲的麦田和牧场，但它却如此贴近我们这两个漫漫黑夜里的行者的心灵！”

　　显而易见，即便这种时候，诗意的激情犹然如崂山清泉一般随时随地鼓涌而出。那么，如此丰沛的激情是从哪里来的呢？其一，来自使命意识。程抱一在《天一言》所附访谈录中说他心灵中始终有某种形而上式的困惑和探求生命奥秘的愿望，加上身居国外的客观因素，“使得我把钻研中国文化当成了自己的使命，逐渐扮演起沟通中西文化的角色”。

　　其二，来自悲悯情怀。在访谈录中他明确表示：“人间的悲剧即使与我无关，也会使我难以入睡。”惟其如此，主人公天一才具有高贵的品格。惟其品格高贵，他才在得知当年告别结合不久的玉梅而独自投奔延安的浩郎竟然死于劳改农场之后，在得知此后玉梅为摆脱“对她有意思”的一个当权者的纠缠而自杀之后，他才“要用最粗野的笑来撕裂这个卑鄙丑陋的世界”，才毅然决然甘当“右派”自投落网。于是，我们以模糊的泪眼注视一颗不断盘升的灵魂，在诗意中，在激情中……

            　　　　 （《天一言》，[法]程抱一著，杨平熙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6月版）

　　中国人一般都以为村上春树压根儿没来过中国，其实并非如此。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旅美期间，村上写了一本名叫《旋涡猫的找法》的随笔集，在这本本应专门写美国的随笔集里，却不知何故笔锋一转谈起中国之行。这不，白纸黑字明明白白写着：“六月二十八日乘全日空飞机从成田飞往大连。”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叫《这个夏天我在中国、蒙古旅行，在千仓旅行》。此行名义上是为一家杂志做采访，实则主要为他当时正写的《奇鸟行状录》进行现场考察和取材。不无遗憾的是，因为村上“是个极端的‘中华料理’过敏分子”，向以饮食文化称雄于世的中国（也该他倒霉，他去的不是江南闽南岭南，而偏偏是味道浓烈而又确实油腻的东北）却让他主要靠什么压缩饼干活命。他这样写道：“中国之行本身诚然兴奋至极新鲜至极有趣至极，但唯独饮食确是一场悲剧。在大连吃了日本食物，在哈尔滨吃比萨饼（去中国吃比萨饼的傻瓜怕是找不出来），在长春吃了俄罗斯风味红甜菜肉汤（嘿嘿，味道不好），在海拉尔半强制性地往胃里塞了一顿名为西餐实则莫名其妙的东西。……此外吃的就是粥、酸梅干和自己带去的压缩饼干。自己都觉得自己可怜。得得，何苦跑来这里吃什么压缩食品呢？”怪不得后来他再也不来中国，依我看这至少是一个相当大的原因，尽管他本人出于礼貌避而不谈。

　　那次中国之行是在一九九四年。九四年已有《挪威的森林》和《舞！舞！舞！》（当时叫《青春的舞步》）在中国大陆刊行。不过说实话，当时村上在中国还没有大红大紫。记得那时“大款儿”们也不过拿着砖头般笨重的“大哥大”（手机）套着很粗的金项链骑着摩托车一溜烟往来呼啸，“小资”、“白领”等都市文化精英尚未风生水起——就是说村上式情调还缺乏规模化接受群体。所以村上的中国之行几乎没引起任何媒体任何群体任何个体的注意，灰溜溜来了灰溜溜走了。我看过他在哈尔滨站候车室里的照片，穿一件圆领衫，手捂一只钻进异物的眼睛翘起一条腿坐着，一副愁眉哭脸可怜兮兮的样子。若是现在至少被哈尔滨作协或“村上迷”们请去酒吧很文学地喝威士忌了，抑或坐在榻榻米上美美地来一顿地道的“日本料理”也未可知。

　　话说回来，这本随笔集毕竟是在美国写的，主要还是写美国。但他很少写美国的大好河山、繁华都市、尖端科技以及人们的购物激情，对这些似乎缺乏足够的兴致。而大多写电影、马拉松、爵士乐、邮购、猫（十六篇中有七篇提猫），还通过丢车遭遇对美国人口诛笔伐，从警察到保险公司女职员，在村上笔下都成了马虎、拖沓甚至以刁难人家为乐趣的负面角色，唯独对那只其貌不扬的名叫皮特的猫温情脉脉、情有独钟……

　　好了，其他的人家村上自己已经在后记交待得清清楚楚，我就不啰嗦了，就此打住。

1、中国近20年出现“村上热”，尤其是在青少年群体。在2008年5月至6月，日本筑波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王海蓝以中国内地11座城市的22所大学3000名学生为对象，调查他们对村上作品的阅读情况。结果显示，选择“揭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年轻人的心理变化，容易与作品产生共鸣”这一选项的达到63%。您对这个调查结果有何看法？能否从村上作品的接受与阅读解读一下社会转型期中的中国年轻人的心理变化？ 对比日本的年轻人呢？

——那是一次很认真的调查，取得了直接来自读者的第一手资料，这是难能可贵的。我在今年3月12日《朝日新闻》上读到了有关报道。就这一调查结果而言，我想还是妥当的。它反应了中国“村上热”的一个原因，也同我七年前所做的问卷调查中选择率最高的“提供了认识世界和生活的另一种视角和方法”这一结果有相通之处。从中的确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窥见村上热同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年轻人心理变化相呼应或共振的轨迹。至少，村上热不可能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大面积出现，而只能出现在新时期。但细想之下——近来我重新思考了这个问题——好像也不宜过分强调这种共振效应。毫无疑问，社会转型是当今中国面临的一大主题，成功与否直接关系三十年改革开放成果的存废和中国的未来走向。社会转型的目标之一，就是建立一个以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以及文明秩序为支撑的现代核心价值观。但村上作品在诉求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同时，又含有后现代因素，例如对理性、意义、价值和体制、秩序的解构或消解。而没有在制度安排和个人自由即“高墙与鸡蛋”之间找出平衡点。也就是说，并没有提供中国社会转型所需要的现代核心价值观。说得极端些，村上的问题在于：消解了意义和体制之后怎么办？换言之，推倒高墙或许并不错，但推倒之后怎么办？毕竟这个世界不能没有墙，没有墙也就无所谓蛋。依我之见，村上作品引起读者共鸣的有可能更是其他东西，例如它所传达的现代都市中人的虚无性、疏离性、孤独感和命运的不确定性，以及它所发掘的尊严、良知、爱心等跨越时代、跨越民族和国家的“人类性”。这点既是吸引日本年轻人的心灵“疗愈”（いやし）元素，又是为中国读者所共有的主要因子。就这点而言，即使改革开放前也能够为作为个体的中国读者所接受。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多几种视角为好。这也是我阅读大量读者来信和博客留言所获得的一个启示。

2、中日属于同一个文化圈，中日文化的交融是源远流长的；而在近代以来，日本在政治和经济上曾极力地“脱亚入欧”，美国因素亦渗入日本的政治、经济和生活等各个方面。那么，从日本文学来看，这些因素对日本人有着怎样的影响？

——中日交往诚然源远流长，但说到文化的交融，明治维新前一千多年时间里，基本是日本单方面接受中国文化，是吃中国文化乳汁长大的，谈不上交融。那期间日本对中国、中国文化满怀尊崇之情。转变主要始于1840年开始的鸦片战争和1894年开始的甲午战争。因中国相继战败，日本转而采取明显的蔑视以至敌视中国、中国人的态度，前恭后倨，判若两人。这种对于中国的优越感，成为其民族意识显在或潜在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反映在文学作品中，而文学作品又反作用于其民族意识，即使1945年投降后直到现在都未能从中彻底摆脱出来。惟其如此，才对当今中国的崛起产生格外复杂的心境。相比之下，美国元素战后开始作为强势文化渗入日本各个领域。文学方面也程度不同地开始接受自由、民主、平等和个人权利等西方理念。村上文学就是个典型例子。而村上文学又在潜移默化之中，给读者以影响，使得其进一步接受由此生成的美国大众文化及其生活方式。

3、您和日本同行讨论过中国当代文学为何没能 “热” 在日本的问题吗（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翻译者的问题，还是日本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在日本民众中缺少话语权，抑或是日本读者对中国当代文学没有兴趣，甚至有意无意地无视/抵制/贬低的问题？）？您觉得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如何才能走进更多的日本读者视野中呢？

——同美国等西方当代文学相比，中国当代文学在日本的影响简直太小了。在大书店，和韩国文学等国家的文学挤在半个书架上，而且还不如韩国文学。除了十几年前旅英华裔作家张戎的《野天鹅》（Wild Swan）——那已不能算是中国当代文学——和几年前卫慧的《上海宝贝》（卖了二三十万册），包括莫言在内，基本没有在日本走红的中国作家，一本书翻译出来能印三千册就不错了。文学在日本已商业化，出版社出书就是为了赚钱，所以很难说人家有意抵制或贬低我们。问题主要在我们这边。或许多少受特定的意识形态和体制影响的关系，我们很多作品缺乏超越性的文学想像力和超越性的人性诉求，价值诉求——不在这点上有所突破，我想很难走进日本读者视野。我的一个遗憾，就是中国至今没出现一位足以同村上春树相抗衡的作家。

                                                        （采访者：李莹）

1、经营村上作品翻译20年，林译村上的受众之多，即使在日本文学翻译界，也是独一无二的现象，您在这20年的翻译过程中，感觉到村上作品的文化意识和创作有何变化？而这些变化对中日读者文化意识的影响有哪些相同和不同的地方？ 

——今年是村上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第三十个年头。如果把三十年一分为二，那么前十五年村上主要追求个体灵魂的自由，后十五年的则更多地追问个体灵魂的自由同各种体制（System）之间的关系。以刚才的“高墙与鸡蛋”比之，前十五年意在从鸡蛋内部孵化自由，后十五年则设法在高墙面前取得自由，即不使鸡蛋撞墙破碎。也就是说，他开始由城市的隐居者变为城市的参与者，由体制的旁观者变为体制的监督者和批判者。二者之间的过渡性标志就是《奇鸟行状录》（1994—1995），而在今年的《1Q84》达到顶峰。不过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最有吸引力的应该是以《挪威的森林》和《且听风吟》等代表的前十五年的作品。原因在于，中国本土文学作品从来不缺少责任意识和批判意识，缺少的更是透视个体灵魂、经营心灵后花园的自觉和力度。就日本读者来说，即使后十五年作品得到同样关注，但关注的重心也恐怕不在于作者这种转型本身，而仍在于其中的“疗愈”作用。时下的《1Q84》热，也未必是其中隐含的奥威尔《一九八四》和妥斯陀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之“基因”所使然，而更是村上本人的市场号召力和出版社营销策略等商业因素所促成的。在中国，村上作品也从去年底出版的《谈跑步的时候我谈什么》开始进入商业操作阶段。对此应该保持足够的冷静。

2、您觉得《1Q84》会让在写作上耕耘了30年的村上春树更加接近诺贝尔文学奖吗？中日两国的文学界对村上春树与鲁迅的关系有较多的讨论，为什么？您能否也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诺贝尔文学奖的审美标准是：“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杰出文学作品”。一百年来，诺贝尔文学奖大体授予了维护人的尊严与自由张扬人的价值和美好的作品，“对人类价值的终极关怀，对人类缺陷的深深忧虑，对人类生活的苦苦探究”是多数获奖作家的共同追求。以此观之，《1Q84》既可以说距诺贝尔文学奖近了，又可以说离之远了。说近了，是因为《1Q84》大体具备以上特点；说远了，是因为村上在作为这部作品主题之一的善与恶的界定方面没有充分表现出“理想主义倾向”。他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恶，也没有绝对的善，善恶的换位仅在一瞬之间，重要的是在善恶之间保持平衡。一言以蔽之，任何善恶都是相对的。这意味着，他以前同恶、同暴力对决的立场，在此变得暧昧起来。我认为，善与恶有两种，一种是村上所说的相对的善与恶，另一种是绝对的善与恶。以恶言之，例如纳粹奥斯维辛大屠杀和日寇南京大屠杀就是绝对的恶。不承认这一点，不承认绝对恶的存在，人类社会也就没有正义可言，“理想主义”的追求和达成也就失去了理由和动力。

   至于你说的“中日两国的文学界对村上春树与鲁迅的关系有较多的议论”，我看不出“较多”表现在哪里。说痛快些，只不过是东京大学教授藤井省三先生自说自话而已，除了媒体报道，日本读书界和学术界没有任何人附和。中国这边好像也只有我近来就《1Q84》接受采访时提出不同看法。藤井先生认为村上受鲁迅影响的主要根据，一是说村上短篇小说《完蛋了的王国》的主人公“Q氏”同鲁迅《阿Q正传》中阿Q相似，二是说《1Q84》中有阿Q的影子。在《1Q84》出版前他就根据书的广告断言《1Q84》的意思是“我（I）叫阿Q，智商84”，后来承认“完全落空了”。但还是力图找出相关根据。例如他说将《1Q84》中的“两个月亮”同《狂人日记》开头“月光”联系起来考虑“饶有兴味”，以及《1Q84》的男主人公青豆这个名字同《故乡》中闰土作为礼物送给“我”的“青豆”相同这点“恐怕并非偶然”等等（参阅日本《文学界》2009年8月号）。恕我直言，我认为未免牵强附会。去年10月末在东京见村上时我曾就“Q氏”和“阿Q”之间的关系当面问过村上，村上承认自己看过《阿Q正传》，但“Q氏”和“阿Q”纯属偶然一致。当然，文学研究可以完全以文本为依据，问题是即使从文本出发这一观点也缺乏说服力。作为中国人的心情，村上受鲁迅影响之说当然令人兴奋，但学术就是学术，学术的生命就在于去伪存真。

3、您曾翻译过村上春树、川端康成等著名作家的文学作品，川端康成还是日本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您能否从这些在日本获得成功的文学作品解读一下日本的民族意识？这对于现实中的中日交往有何启示？

——川端所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他以“卓越的感受性……并用小说的技巧，表现了日本人心灵的神髓”。而对日本人心灵的表现大多是通过对大自然的描写和讴歌达成的，即通过基于东方美学的“日本美”来表达日本人的“心灵美”。因此，他的小说中充满了典型的日本符号，如富士山、樱花、艺妓、和服等等。也就是说，川端有意提取和突出“日本性”。村上则相反，他的作品往往排斥“日本美”、“日本性”。即使偶尔提到樱花，也剔除了其中的“日本性”。例如他在《挪威的森林》中这样写道：“在我眼里，春夜里的樱花，宛如从开裂的皮肤中鼓胀出来的烂肉”。但在“感受性”这点上又有和川端以至和日本传统文化相通之处，也很“卓越”。这就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点启示：较之对事物的抽象的逻辑和推理，日本人往往趋于直觉把握和感悟。换言之，日本文化具有鲜明的感性文化特征。如果我们在同日本人交往中多少注意这点，有时候很可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2009．8．16，采访者：李莹）

　　父亲去世一年了，我匆匆赶回父亲最后生活的故乡。父亲没有遗产。没有地，没有房子，没有车，没有像样的存款。也就是说，几乎没有要由我这个长子主持分配的钱财。但遗物总是有的。弟弟打开父亲生前用的书橱的底门，小心取出放在我的面前：日记、读书笔记、信、剪报。日记4本，从1978年记到他去世的2008年。日记很简单，纯属记事，没有描述，没有评说，没有感想，但基本可以看出他作为公社（镇）党委宣传委员、作为中学书记的人生轨迹：“1978.10.4研究公社干部学习政治经济学问题 / 1979.10.10参加县委真理标准讨论工作会议 / 1983.4.20在供销社买《儒林外史》 / 1985.11.18给学生做理想教育讲话”。有两本显然是整理过的，笔迹一样，墨迹一样——父亲相当看重他的人生轨迹，很想告诉世人他曾这样生活过工作过。但说实话，除了我，恐怕不会有哪个世人予以看重，有谁会对一个小小的乡村公务员的“个人史”投以关切的目光呢？

　　读书笔记七册，大部分是关于中国古代史、近现史、党史的。有一页居然写着“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蒋经国逝世”。蒋经国倒也罢了，我不明白父亲何以对古代史发生兴趣，我从未听他讲过古代。信则去掉信封，工工整整订成了厚厚一本，上下用硬纸壳夹住。信绝大部分是我写给他的，从1978到我开始用打电话代替写信的1999年，几乎一封不少。信可以从另一方面印证我的人生轨迹：1982年研究生毕业刚当大学老师时的工资79.5元，1986年当副教授时为134元。我还在信中不止一次这样写道：“您在信中希望我注意加强对马列理论、对政治时事方面的学习，我一定努力去做”。那期间我没写日记，幸亏父亲保留这些信，使我找回了这些有用的数据，找回另一个自己。

　　父亲的遗物中，除了书，就以剪报最多，有45册。内容以老一辈革命家及同时代风云人物居多，差不多占了一半。其余的有人格修养、名人逸事、成语典故、天文地理百科、饮食保健、诗词短章、书法绘画。所用的不是专门的资料夹，而是分页贴在《哲学研究》等旧杂志里面。《哲学研究》多是1980—1981年的。父亲对哲学有兴趣我是知道的，但手上有《哲学研究》这点多少让我感到意外——作为乡间普通基层干部的父亲会认真看这种中国哲学界最高标准的学术刊物吗？我拿起一本翻了翻，开头贴了几篇1980年6月间《文汇报》关于“认识源泉”讨论的几篇文章，作者有王之璋、郑里、张华金、马积华、李伯钿等。我无意在此夸大家父的哲学志趣，但毕竟事关他的灵魂质地和精神趋向，不由得沉思有顷。如今的乡镇干部莫非也会对这类形而上的命题发生兴趣不成？

　　回想起来，父亲剪报这个爱好我早在“文革”前念初一期间就知道了。那时他大多贴在旧笔记本里，我时不时看上几页几篇。如“形散而神不散”、“本体实而花萼振”、“诗贵含蓄”、“深山藏谷寺”等文艺门道就是从那上面学得的，培育了我最初对文学的感觉和向往。不妨说，我的文学之路就是从父亲那些零零碎碎泛黄的“小豆腐块”剪报中伸向迷濛而璀璨的远方的。

　　父亲的另一件遗物是一个纺细绳用的纺锤。准确说来是父亲保留的母亲的遗物。弟弟介绍说是奶奶用过的，奶奶给了母亲。那是用巴掌长的一块榆木做成的，两头粗，中间细，如尖头对接的陀螺。中间最细的地方有一个插弯钩的孔，弯钩不见了。做工并不精细，想必是用刀慢慢削成的。节坑和疙瘩都很明显，但经过两代人的手，就连棱角也已变得光滑了。这东西我有印象，小时候穿的鞋的纳鞋底麻绳就是这东西纺出来的。昏暗的煤油灯下，母亲一只手在上提着苘麻纤维，一只手在下不时转动一下这个纺缍。纺缍像现在小电风扇一样飞速旋转，纺出的细麻绳用手一圈圈缠在纺锤中间，缠满了再一圈圈撤下来纳鞋底。一锤锤纺，一针针纳。六个孩子，加上父亲，夏天穿的单鞋，冬天穿的棉鞋，花去母亲多少个夜晚啊！我眼前清楚浮现出母亲咳嗽着纺线纳鞋的情景……。母亲先于父亲八个月去世，父亲把母亲这个纺锤留了下来，此刻传到了我手里。我掂了掂，沉甸甸的。我的心也沉甸甸的。如果说，父亲的剪报托起了我的文学之梦，那么这个纺锤则托起我的日常步履——我是穿着这个纺锤纺出的绳子纳的布鞋走出故乡山坳的。二者都是我人生的始发站。我必须感谢父亲，感谢剪报，感谢母亲，感谢纺锤。假如有来生来世，我愿意让自己的生命再次从那里始发……。

    “Between a high, solid wall and an egg that breaks against it ,I will always stand on the side of the egg.”（もしここに硬い大きな壁があり、そこにぶつかって割れる卵があったとしたら、私は常に卵の側に立ちます）

    “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

　　这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2月15日在“耶路撒冷文学奖”颁奖大会上，面对以色列总统佩雷斯、耶路撒冷市长尼尔·巴卡特和七百多名听众所做演讲中的一句话，也是其演讲的灵魂和向以色列传达的最重要的信息。无须说，此乃以巴之争的隐喻，高墙暗指以色列。但不仅仅如此，高墙还是体制（System）的别名。“体制本应是保护我们的，而它有时候却自行其是地杀害我们和让我们杀人，冷酷地、高效率地、而且系统性地（systematiclly）。”村上说道。

　　那么体制又指哪些呢？村上最近接受了日本有名的综合性杂志《文艺春秋》的独家采访，以《我为什么去耶路撒冷》为题谈了他的耶路撒冷之行，谈了他在那里的演讲（见《文艺春秋》4月号）。作为体制提及这样两种。其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日本，天皇制和军国主义曾作为体制存在。那期间死了很多人，在亚洲一些国家杀了很多很多人。那是日本人必须承担的事，我作为日本人在以色列讲话应该从那里始发。”村上说他不曾正面向父亲问起战争体验，或许应该问，却未能问，父亲大概也不想说，但战争改变了父亲的人生这点是确切无疑的。“虽然我是战后出生的，没有直接的战争责任，但是有作为承袭记忆之人的责任。历史就是这样的东西，不可简单地一笔勾消。那是不能用什么‘自虐史观’这种不负责任的说法来处理的。”

　　其二，村上认为体制还包括原教旨主义等其他多种因素。“我们考虑巴勒斯坦问题的时候，那里最大的问题点就是原教旨主义同原教旨主义的针锋相对，就是犹太复国主义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对峙。……人一旦被卷入原教旨主义，就会失去灵魂柔软的部分，放弃以自身力量感受和思考的努力，而盲目地听命于原理原则。因为这样活得轻松。不会困惑，也不会受损。他们把灵魂交给了体制”。村上认为奥姆真理教事件即东京地铁沙林毒气案件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开庭审理期间他一直去法院旁听，觉得那些案犯也是邪教教义的受害者。“我感到怒不可遏的，较之个人，针对的更是体制”。

　　应该指出，被村上视为高墙的体制还不止他在这次采访中说的这两种。众所周知，村上是个彻底的个人主义者，讨厌所有束缚个人自由的东西——讨厌日本中小学整齐划一的校服，讨厌强迫学生做同一种运动的体育课，讨厌使得员工不忙也必须装出忙的样子的公司，讨厌指手划脚自命不凡的官僚机构，讨厌“网无所不在”的资本主义体制。在他看来，日本是个扼杀个性无视自由的“封闭组织”，个人很容易在这一封闭体制中“作为无名消耗品被和平地悄然抹杀”。一句话，高墙仍在。

　　既然作为高墙的体制仍在，就必然有撞墙破碎的鸡蛋，于是产生了小说家的职责或者写小说的理由。村上在讲演中说道：“我写小说的理由，归根结底只有一个，就是为了让个人灵魂的尊严浮现出来，将光线投在上面。经常投以光线，敲响警钟，以免我们的灵魂被体制纠缠和贬损，这正是故事的职责。对此我深信不疑。”这使我想起2003年初他当面对我说的几句话：“我已经写了二十多年了。写的时候我始终有一个想使自己变得自由的念头。……即使身体自由不了，也想让灵魂获得自由——这是贯穿我整个写作过程的念头”。而在他写作满三十年的时候，又从耶路撒冷传来了“站在鸡蛋一边”的声音。“让灵魂获得自由”和“站在鸡蛋一边”在实质上是同一回事。因为二者都是针对高墙而言，两支箭一齐射向高墙。但也有不同之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有了更明确的社会责任感——写作的目的是为了破碎的鸡蛋。准确说来是为了推倒高墙以免鸡蛋破碎。“假如小说家站在高墙一边写作——不管出于何种理由——那个作家又有多大价值呢？”

问得好！这大概也是村上向我们所有人出的一道难题，一道看似容易而实则再难不过的难题。

　　当然，最理想的社会是没有高墙的社会，没有高墙也就无所谓破碎的鸡蛋。整个社会好比一个巨大的孵化器，保障每只鸡蛋都有新的生命破壳而出——孵化自由，孵化个性，孵化尊严，孵化和谐。但作为现实问题，恐怕仍要不时面临这样的选择：在高墙与鸡蛋之间站在哪一边？而最为怵目惊心的场景，无疑是所有人都站在高墙一边，最后所有人都沦为破碎的鸡蛋……

　　即使不看电视剧《闯关东》，一般人也知晓东北人和山东人的特殊关联：上查祖宗三代，至少一半东北人的根在山东。我也如此。祖籍登州府（今烟台）蓬莱县，生于长春市九台县。而我身份认同的困惑也由此而来。依籍贯之说，我是山东人；以出生地而言，我是东北人。或者，在东北我是山东人，在山东我是东北人。就我自己的心情来说，近年来由于寻根意识和实际身居山东的关系，我倾向于称自己是山东人。但此外还有一个我不太愿意说出口的原因，那就是我有时好像不怎么喜欢东北人，一如有时候我身为中国人却又不怎么喜欢中国人。

　　为什么喜欢不来东北人呢？或许你问莫非因为赵本山“小沈阳”师徒四处表演“拉低了”东北文化？我固然不认为赵本山他们一定拉高了东北文化，却也不认为相反。至少人家增加了东北俗文化的“存在感”，使得东北方言风行江南塞北。咋啦？只许国人跟着港澳台开口闭口“的士 / 埋单 / 搞定 / 好可爱哦”，甚至照搬日语中的“人气 / 物语 / 卡瓦依 / 哆啦A梦”，而不许跟着东北人讲“咋啦 / 忽悠 / 这疙瘩 / 小样”——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东北人咋啦，小样！

　　正如古希腊英雄往往因其优点导致悲剧，我之所以有时不喜欢东北老乡，细想之下，未必因为他们的缺点，恰恰相反，而可能因为他们的优点。比如他们的热情。笑比哭好，美比丑好，热情比冷淡好，这是谁都认可的常识。而我受不了或喜欢不来的却正是东北人的热情。若干年前回东北省亲，每次遇上在村镇工作的中小学同学，保准被拽去镇上最好的餐馆找一帮人喝酒。那可不是一般喝法。喝啤酒不是论瓶论扎（Jug），而是论盆论箱——略小于半平方公里的桌面中央置一大塑料盆，盆中倒满啤酒，若干大盘菜肴众星捧月一般围啤酒盆摆定。但见众人用带把的或不带把的玻璃杯塑料杯搪瓷杯任意从盆中舀用，稍一客气就有人代为舀来，全然懈怠不得。结果汤中有酒，酒中有汤，汤酒浑融一体，上面浮着油花葱花口水花或什么花，端的怵目惊心不寒而栗。若干盆——如今倒是论箱了——喝干仍不算完，往下仍有若干瓶白干引颈待干。直到最后喝得人人语无伦次嘴斜眼歪，有的头垂椅背，有的屈身桌下，有的手扶马桶……。或者你提议说明情由适当拒绝不就行了。不不，那是行不通的，因为在性质上那不是酒，而是热情。酒或能拒绝，热情是万万拒绝不得的。拒绝即意味绝交，意味自己瞧不起朋友——“你以为你是谁，小样！”

　　如何，东北人的热情非同小可吧？不过办法也还是有的。那就是回避。不在“危险”场所走动，不打招呼。后来就连大学同学也不联系了。外出旅游或开会，即便明知东北同窗就在那座城市甚至相距宾馆不远，我也硬是不打电话。如此回避下来，已有几年没遭遇东北人的热情了。

　　重新遭遇东北人或东北人式的热情，是在今年火一样热的夏天。哈尔滨一所大学找我前去举办学术讲座。敝人虽然基本不学无术，但对学术讲座一般不怕，怕的是那里的“热情”，犹豫好一阵子才答应下来。下飞机刚到出口，即有一位极高大且极热情的男士——高大的人大多较为傲慢，此君不然——将我迎入车中。小汽车沿着直得仿佛直冲月球的高速公路飞一般驶到校内宾馆门前。入住当晚即应邀受用该校特产。大学居然有特产？我先吃了一惊。原来这所大学设有生物系，以高端生物技术自制酸菜自酿白酒，味道果然特殊。酸菜越吃越不酸，白酒越喝越不醉。依我看，比茅台还神奇许多。而且，我一说我不胜酒力，主人便道但请随意。翌日下午演讲，上午我要准备讲稿，中午我想休息片刻，遂说午餐由我自行解决，主人偏偏不允，我心里暗暗叫苦。不料对方甚是乖觉，11：30即来开饭，不到12：30即让我上楼随意歇息。下午讲罢，晚间又是宴请，又有作为该校特产的白酒，只是牌子换了（牌名就不说了，免去广告之嫌）。我边喝边想，不愧是大学佳酿，味道都有一股学府味儿，醇厚得很。假使酒都交给大学酿造或监制该有多妙！正想着，大家齐刷刷向我敬酒，敬酒者无不主动一饮而尽，而作为客人的我只消随意即可。第三日拉我去游太阳岛，去看中央大街俄罗斯古建筑，中午经典俄式西餐，晚间正宗东北“杀猪菜”，酒仍随意。

　　于是我明白了，热情的极致是随意。

　　现在我仍怀念此次东北人的热情，怀念那所综合大学生物系酿造的酒，后悔没厚脸皮讨一瓶回来。

　　读过《毛泽东诗词选》的人都知道，毛主席最喜欢梅花，最讨厌苍蝇。至少有两处提到苍蝇。一处为诗：“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七律·冬云》）；一处为词：“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写作时间分别为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三年。看时间背景，不用说，苍蝇明喻“害人虫”。那么隐喻呢？隐喻美国，时称“美帝国主义”，简称“美帝”。在毛泽东眼里，美帝是害人虫，苍蝇是害人虫，因此美帝是苍蝇，苍蝇是美帝。“嗡嗡叫”也好，叫声“凄厉”也好“抽泣”也好，反正都要被冻死，冻死才正常。

　　可是，奇也罢正常也罢，苍蝇未被冻死，美帝没死。非但没死，还反过来上演了一场“人蝇大战”。据媒体报道，二零零九年六月十五日，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在白宫接受CNBC电视台记者的采访，谈兴正酣之际，忽然闯入一只“不识趣”的苍蝇，“嗡嗡叫”个不止。奥巴马不是毛泽东，不会写诗更不懂词牌，也就没有如此闲情逸致细细品听闯入者的叫声是“凄厉”还是“抽泣”，加之美国佬性子急好动武，于是抬起右手，一巴掌把暂且落在左手背小憩的苍蝇打死。你看，同是苍蝇，同被讨厌，下场竟如此不同。在中国领袖笔端，有幸入了诗词得以名传千古；而在美国元首手下，却活活丢了一条小命。

　　众生平等，苍蝇的命也是命。总部设在美国的“善待动物组织”两三天后即做出反应，要求总统奥巴马下一次以“仁慈”的办法对待苍蝇，避免把它一巴掌拍死。同时呼吁人们对所有动物都给予同情，不管它们体型大小和是否讨人喜欢。

　　这个我赞成，完全赞成。总的来说，我认为人对待动物以至整个生物界太不“仁慈”了。说痛快些，简直太霸道、太贪婪、太自私了！四百多年前莎士比亚曾把人描写得何等美好啊：“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止！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这么说的莎翁肯定是因为没有目睹这场“人蝇大战”，没有目睹四百年后人类的胡作非为。相比之下，我宁愿认同半年前一位从成都来的朋友的那番话。他转述某西方人的观点，大意是说在宇宙中只有病毒和人类的索取和扩张超过自身生存的需要，此外所有生物都以自身生存为限。即使老虎，吃一只羚羊吃饱以后就不伤害第二只了。

　　病毒怎样我不清楚，人确乎如此，其活动能量和需求程度远远超过了维持自身生存和自卫这个限度。衣食住行，俱以享乐和奢侈为目标全线推进。衣，何止保暖御寒，又何止体面好看！君不见，有多么男女把好端端的衣裤故意弄出毛边，甚至开洞露出膝盖什么的，美其名曰“乞丐装”；住，何止遮风挡雨，又何止“经济适用”！君不见，有多少富豪拥有第二套第三套住房，甚至拥有独门独院的别墅，为此不惜毁坏植被或耕地；行，何止以车代步，又何止便利快捷！忽而“捷达”忽而“奔驰”忽而“沃尔沃”忽而“宝马”忽而“悍马”忽而“美洲豹”。里面又是空调又是躺椅又是卧床又是餐饮设施，全然不顾能源的消耗和“温室效应”；食——尤以食为甚——何止充饥解渴，又何止鱼肉果蔬！燕窝、孔雀、果子狸、穿山甲、娃娃鱼、冬虫夏草，鸭要鸭蹼，鹅要鹅肝，鱼要鱼翅，雀要雀舌……杀生害命，无限扩张，毫无收敛之意，概无仁慈之心。说是病毒未免不恭，但除了病毒，在这个地球上恐怕还真找不出如此可怕的物种。以致每年都有一两万个物种因之灭绝，灭绝速度是其形成速度的一百万倍！

　　人当然有生存权、自卫权。人在这一限度内对自然界采取的行为，我以为都是可以原谅的。而超出这一限度就属于人类霸权。人在地球上固然是“万物的灵长”，但问题是，“万物的灵长”就拥有虐待以至残杀万物的霸权吗？假如某一天宇宙某个地方突然出现比人类还灵的“灵长”，难道我们也要承认其拥有同样的霸权而心甘情愿任其虐杀不成？果真如此，届时上演的“人蝇大战”，可就未必以奥巴马大获全胜而告终。

    这年月哪个行当都不甘寂寞，或作惊人之状，或出惊人之语。翻译界亦莫能外，时有惊人之译。这不，一如不久的过去有人把英文的孔子不译成孔子，最近堂堂清华大学历史系一位副教授兼系副主任又把英文的蒋介石不译成蒋介石，而在正式出版物中译成了“常凯申”，看得人一头雾水。媒体如获至宝，学界拍案惊奇，斥责之声不绝于耳。敝人本不想落井下石，但毕竟事关翻译，就忍不住附和几句。

    非我自吹或有意包庇，尽管包括敝人在内的日语翻译界整体阵容不敢与西语同行一争高低，但此类错误绝对不会出现。无他，盖因作为日文的蒋介石直接写作“蔣介石”——即使全然不懂繁体字也不至于连“蔣”都不认识，一如“諸葛孔明杨貴妃”，而“孔子”简直一模一样。相比之下，英文就没这么直接了，致使这位王副教授急中生智抓挠成“常凯申”，沦为众矢之的。依我浅见，责任未必在这位副教授，而在英文本身。同样，我辈之不出同类笑话，功劳亦不归我辈水准，而应归日文本身。准确说来，应归一千多年前把汉字带回日本列岛的小野妹子等日本留学僧们。

    但凡事皆有两个方面。日文人名等固有名词的译法也不总这么手到擒来，敝人就曾译得同样让人一头雾水。如二十年前翻译村上小说，就把“ビーチ·ボーイス”译成“比齐·鲍易斯”，而没译为“沙滩男孩（Beach Boys）”。说起来，当时我也是副教授了，好像还同样兼任系副主任，可我并没有像今日王副教授这样引起轩然大波，惨遭奚落。究其原因，一来当时国人刚扯着嗓门唱完“东方红”不久，没多少人晓得“沙滩男孩”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风靡美国的流行乐队名称，不易识别“比齐·鲍易斯”乃“Beach Boys”之误；二来美国流行音乐毕竟不大属于我的专业范围（不同于“蒋介石/常凯申”之于历史系），故而网开一面，认为如此误译也有情可原。结果，音乐界读者来信悄悄指出，我偷偷改正了事。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

    不过细想之下，除这两个原因之外，还有一个而且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当时任职的学校不是清华大学而是暨南大学。暨南大学固然算是岭南名校，但同清华大学显然不在一个层次。也就是说，幸运的是我在暨南大学，不幸的是王副教授在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是何等地方，乃国人心目中的学术圣殿！大陆高校纵济济千所，也惟独北大堪可与之相提并论。以其历史系而言，在那里教过和学过的就有梁启超、陈寅恪、蒋廷黻、夏鼐乃至吴晗等衮衮诸公，无不寒光逼人绝尘而去——这样的系怎么可以闹出“常凯申”这等笑话呢？是可忍孰不可忍！这等闹法，何以告慰梁陈诸公的在天之灵，何以面对莘莘学子期盼和敬畏的目光，何以回报每年十几亿以至几十亿国人交纳的血汗钱！

    然而作为现实，这样的笑话硬是闹出来了。常言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若是出于偶然，大可不必抓住“常凯申”死活不放。问题是似乎并非偶然。据清华历史系内部知情人士在网上透露，前不久逝世的季羡林先生就曾惊异“一个学工程的人怎么当起历史系主任来了？”也难怪季老惊异，这位清华历史系正教授兼正主任果然在课堂上不时语惊四座，什么“慈禧太后也是‘改革家’”，什么“釜底游鱼就是拿斧子砍鱼”，如此不一而足。更令人惊异的是，此公不但未被辞退，反而得到破格晋升，一度被聘为“校长顾问”。由是观之，“常凯申”就未必纯粹属于该系副主任偶有一失的个人行为，而自有其背景上体制上的必然性。换言之，“常凯申”不仅是王某自己的“常凯申”，而且是清华大学的“常凯申”。惟其如此，“常凯申”才不局限于翻译正误之议，而发展成为一个公共学术事件。

    而更严重的问题是，清华大学乃是整个中国高等教育即吾国大陆所有大学的制高点或“标志性建筑”。因此，清华大学的“常凯申”，也未尝不是整个高等教育界的“常凯申”。这就是“常凯申”事件蕴含的真正信息所在。倘蒋公介石地下有知，不知做何感想，或又要下达什么秘密手令。

四、据村上春树自称，《1Q84》是向奥威尔《1984》致敬之作，这两本书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

——今年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最具二十世纪烙印的不朽之作《1984》问世60周年。村上的《1Q84》于今年5月29日出版，奥威尔的《1984》在1949年6月8日刊行，就日期来说，仅相差10天；奥威尔的《1984》开篇第一句为“四月间，天气寒冷晴朗，钟敲了十三下”，村上的《1Q84》BOOK1标明“4月—6月”；《1984》以“老大哥”（Big Brother）隐喻独裁者，《1Q84》以“小人儿”（Little People）暗示某种邪恶力量。很难认为这些完全出于巧合。

更重要的联系或共通之处在于，二者都向整个人类社会提出警告。奥威尔是有名的左翼作家，一贯持反帝立场。就写作背景来说，《1984》为西班牙内战、二战的浩劫及战后的废墟；《1Q84》则是冷战后尤其“9·11”事件后的“混沌”世界。奥威尔的《1984》预言的是一个极其荒唐和恐怖的世界：“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在“老大哥”无孔不入的独裁统治下，人们谈恋爱和写日记都受到严厉管制和监视。以致人性泯灭，六亲不认，自由被剥夺，思想被控制，最后堕落到自觉接受所谓思想改造的地步，沦为没有思想和灵魂的行尸走肉。而村上的《1Q84》所描写的名为“先驱”的邪教团体，其情形有过之而无不及，人们甚至在其异端邪说的蛊惑之下自愿把年仅十岁的亲生女儿交给教主奸淫。显然，两位作家所着眼的都是更广阔的人类前景，为此敲响警钟。用村上的话说——恕我重复——当今世界最可怕的就是“精神囚笼”。

五、藤井省三指出，由于村上非常喜欢中国作家鲁迅，因此《1Q84》里有鲁迅的影子，因为“1”在罗马数字里是“I”，所以这个书名可以看成“我叫阿Q”，或者“智商（IQ）84”。您认为这本书受鲁迅的影响吗？如果有，体现在什么地方？

——藤井省三先生是日本最高学府东京大学的教授和有名气的学者，见解自有其道理。不过坦率说来，我实在没有看出《1Q84》同鲁迅笔下的阿Q有什么联系，哪怕蛛丝蚂迹。同“智商”也似乎无关。若说智商，书中的人物——正面也罢反面罢不正不反也罢——哪个都智商极高，远远不止“智商84”。藤井先生是鲁迅研究专家，在此之前就在村上的短篇《完蛋了的王国》（中译收于《遇到百分之百的女孩》）中的Q氏和鲁迅的《阿Q正传》的阿Q之间发现了“血缘”关系。去年10月末第二次见村上时，我当面问村上是否看过《阿Q正传》，他回答看过，而且不止一次，“很有意思”。关于他笔下的Q氏是否受其影响，他说那是“偶然一致”。但他对鲁迅怀有敬意这点是不能否认的，记得当时他这样对我说道：“也许鲁迅是最容易理解的。因为鲁迅有许多层面。既有面向现代的，又有面向国内和国外的，和俄国文学相似。”而村上显然又对俄国文学、尤其陀思陀耶夫斯基怀有敬意——就这点而言，在精神层面村上和鲁迅未尝没有相通之处（想必那也是世界所有优秀作家的共同特点），但在《1Q84》中我确实没有找出鲁迅的影响，对“我叫阿Q”这一论断更加感到费解。

六、村上春树评价新作说，“我回溯过去，但仍然在讲未来。”这是一本讲述过去、未来的书吗？作品对过去、未来是如何描述的？

——我想您大体可以从我对问题“四”等前面的回答中大体找出这类描述，就不多说了。

七、尽管在经济危机的形势下，《1Q84》还是创造了一个销售的奇迹。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是啊，的确是个“奇迹”。5月29日上市，到6月6日就已售出96万册。至于原因，一般认为有两个，一是作者本人有极高的知名度，二是所谓售前“沉默”策略，即见书之前对书的内容彻底保持沉默。我认为还应加上一个，那就是村上已有好久没出长篇了。如果不算译成中文不足9万字的2004年的《天黑以后》这部小长篇，那么，村上至少已有六年半时间没有像样的长篇了，这自然使得读者对《1Q84》格外充满期待。

八、中国读者什么时候能看到《1Q84》的中译本？译文出版社会不会引进这本书，您还会是《1Q84》中译本的译者吗？

——上海译文出版社已经引进了39种村上作品，出版了33种，即将出版《远方的鼓声》和《边境近境》2种。因此，没有任何理由不引进《1Q84》。出版社负责人已经对媒体表示，届时仍将找我翻译。1050页，平均每天译10页，初稿译完要三个半月，校对和写译序要一个月，加上编辑印刷时间，所以即使明天谈定版权，中国读者也至少要在半年后才能看到这本书。

九、翻译《1Q84》，对您来说是驾轻就熟，还是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呢？

——村上作品我已断断续续译了二十年，从小说到随笔译了36种。如果不刻意谦虚，应该说已经驾轻就熟，除了忍受长夜孤灯的清苦和体力的持续性消耗，一般不至于遇到多么大的挑战，仍然可以用大体契合村上风格的诗意语言传达其独特的旨趣和意境。说实话，我年龄越来越大，却又越来越忙。乐意也罢不乐意也罢，我都必须把主要精力转入学科建设所需要的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的撰写方面，再加上自己喜欢的散文创作，忙得恨不得天上有两个太阳轮班。但只要可能，村上我还是要继续翻译的。我愿意借此机会对无数读者表示感谢，网友告诉我已有很多人在豆瓣网上签名要求我来翻译《1Q84》。这对我的确是莫大的鼓励，也是无可替代的动力。

十、村上春树在中国已经热了十多年，您认为他对中国的文化思潮和文学有何影响？

——简而言之有三点。一是安顿了都市上空游移的孤独的灵魂，二是让我们守住了各自的精神制高点，三是提供了独具特色的文体。

一、村上春树说，《1Q84》将成为他最重要的作品。您认为，这个重要性体现在什么地方？

——自2002年推出《海边的卡夫卡》以来，村上春树始终有一个念头挥之不去，那就是想写一部“综合小说”，一部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那样的“综合小说”。当年7月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我的目标就是《卡拉马佐夫兄弟》。……有种种样样的人物出场，带来种种样样的故事，纵横交错，难解难分，发烧发酵，从中产生新的价值。读者可以同时目击。这就是我考虑的综合小说。”2008年12月接受采访时进一步解释说“综合小说”好比一个大熔炉，“里面有某种猥琐、某种滑稽、某种深刻，有无法一语定论的混沌状况，同时有构成背景的世界观，如此纷纭杂陈的相反要素统统挤在一起”。而刚刚出版的大长篇《1Q84》，他认为虽然不能说完全吻合，但“在某种意义正在接近”他所定义的“综合小说”。也就是说，村上六年多来始终追求的文学理想或创作目标终于实现了，可谓夙愿得偿。因此，《1Q84》对于村上是里程碑式的重要作品。其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综合小说”这点上。

二、在您看来，《1Q84》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可否作一个简单的介绍？它的文学价值如何？

——据村上介绍，《1Q84》从2006年圣诞节动笔，写了两年，改了半年。写作期间，每天夜里两点至四点之间起床，连续写四五个小时。两年多时间里只外出旅行休息不到二十天，几乎天天伏案写四五个小时，写得“相当辛苦”。

    日文原版《1Q84》分两册出版，1050页。篇幅大大长于《海边的卡夫卡》，但没有超过《奇鸟行状录》。小说围绕邪教团体展开，有难以置信的暴力，有难以置信的情感，有难以置信的悬念。女主人公青豆漂亮而雷厉风行，男主人公天吾高大而谨小慎微。背景虽是1984或IQ84（Q与9在日语中发音相同），但作者显然着眼于冷战结束后陷入混沌（Khaos）状态的世界格局。在日本，95年初连续发生了阪神大地震和奥姆真理教地铁沙林毒气杀人事件，而美国的“9·11”愈发加剧了这种混沌以至混乱。这点既是《1Q84》的创作背景和契机，又同小说的主题密切相关。村上在一年前接受《每日新闻》采访就曾由此谈及这部长篇的主题：“我认为当今最为可怕的，就是由特定的主义、主张造成的类似‘精神囚笼’那样的东西。多数人需要那样的框架，没有了就无法忍受。奥姆真理教是个极端的例子，但此外也有各种各样的围栏或囚笼。一旦进去，弄不好就出不来了”。

    在这个意义上，《1Q84》可以说是村上在世界语境下对日本当今日本社会问题的一个认识和总结，也可以说是通过邪教等诸多日本社会问题对于世界现状以至人类走向的担忧和思考。更可贵的是，他认为文学乃是、也必须是对抗“精神囚笼”的一种武器。他作为小说家的职责就是打磨这种武器，即写出好的故事。因为“好的故事会加深和扩展人的心灵。有了这样的心灵，人就不想进入狭小地方了”。依我看，这也就是这部作品最主要的文学价值，或者不如说是文学的力量。这意味一个杰出作家的使命感或社会担当意识，由此带出作品的灵魂。

三、您认为村上春树的这本新作，与他以往的作品相比，在风格上有何不同？与以往的作品相比，有何突破与创新？

——这要看同哪些作品比。如果同《挪威的森林》等所谓中国读者所说的“小资”情调的作品群相比，风格固然有所不同；但若同《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尤其同后期的《奇鸟行状录》和《海边的卡夫卡》等作品群相比，则感觉不出明显区别。笔调同样那么洗练、冷峻、睿智和幽默。不仅如此，有的出场人物说话语气都极为相似。如《1Q84》中的邪教头目深田保同《海边的卡夫卡》中的琼尼·沃克、《1Q84》中的牛河和《奇鸟行状录》中的牛河的口吻几乎如出一辙，后者名字都一模一样。情节也有相仿之处，如深田保和琼尼·沃克最后都主动要求对方杀死自己，而且死前都大谈特谈富有哲理性的话题。写作手法倒是有所不同，最明显的是过去的主要长篇均采用第一人称，而这部长篇则采用第三人称，从而有了更多的机动性。

    相比之下，题材和立意的不同却是显而易见的。同样描写恶和暴力，但无论《寻羊冒险记》还是《奇鸟行状录》抑或《海边的卡夫卡》，都是以历史事件为题材，而《1Q84》则是现实题材。在立意或主题方面，前三部作品主要将恶和暴力的源头归于日本战前的军国主义体制，因而那种恶和暴力是绝对的、毋庸置疑的；而《1Q84》则在日本以及世界当今格局中寻找恶和暴力产生的土壤。而且，这种恶往往是相对的，即善恶之间的界限在一定程度上是模糊不清的。就这点而言，既可以说是一种深刻和突破，又未尝不可以认为是一种暧昧和“妥协”。因为，在善恶难以判断的情况下，人类难免失去道义的根据、行动的理由和前进的方向。就此而言，这部作品并非没有缺憾。

                                                       （“提问者：时代周报王珏磊”）

    我在农村当过民兵连长，上大学当过团支书，考进研究生院后当过党支部副书记，毕业后当了大学老师。惟一没当过小偷，因此特想当一回小偷，体验一下偷窃心情以便退休后写小说发财。当然不能在青岛偷，青岛知道我的人可能不少，一旦被人认出，自己身败名裂事小，损坏自己所在大学英名以至整体高校教师声誉事大。四川范老师“范跑跑”多少还有人理解，而我绝对无望。也不能偷银行什么的，那里的保安员据说都在武当山或少林寺集训过，捅一手指都可能结果性命——毕竟性命比偷窃体验重要许多。况且想偷也无从下手，偷不同于抢，总不能突然抓住正数大钞的银行女孩的手死活不放。

    但世上的事，只要有心，就会有机会。暑期去大连开会，会后一位朋友专门开车把我拉去有辽南小桂林之称的冰峪一游。当然不是去看冰，是看湖光山色。令人惊诧和气恼的是，这5A级国家森林公园兼旅游度假区居然以几个亿的价钱把经营权卖给了一家大型家具企业集团。企业以追求利润为宗旨，结果可想而知：景区到处是极粗糙的水泥路、极扎眼的水泥桥、极唐突的水泥亭。加之小摊贩不绝于路，叫卖声不绝于耳，把个大好山水活活弄得花脸虎哨乌烟瘴气庸俗不堪，让人大倒胃口。朋友也相当不好意思，说他十年前来的时候根本没有水泥构筑物，脚下芳草萋萋，眼前清溪潺潺，鼻端花香馥馥，耳畔鸟鸣声声。山间满目苍翠，绝无索道横空；湖水游鱼如梭，绝无碰碰船；空气沁人心脾，绝无烤鱼油烟，可现在……。朋友越说越伤感，我越听越遗憾，于是我们决定出峪下山，去来时路过的乡村玩耍。

    乡村果然安慰了我们。小河依然清澈，鹅卵石历历可数。河边杨柳娉娉婷婷，三五只白鸭在下垂的柳梢和波纹之间游来游去，不时把脑袋忽然插入水中。两岸玉米田铺陈开去，玉米棒上的长缨有的正红正白，有的开始泛黄，随风送来一股股农作物特有的焦香，刚才在5A景区那满肚子闷气随之一扫而光。如此看了一阵子，因时已偏午，遂走进一座挂有“农家乐”木牌的篱笆小院吃饭。等饭时间里，我在小院里转了几圈。南边靠篱笆那里栽了很多花，凤仙花，鸡冠花，蕃薯花，大波斯菊，还有两三种我叫不出名的花。篱笆上爬满牵牛花和眉豆花。虽是常见的花，但色感截然不同，纯正，清晰，娇艳。红的就是红，黄的就是黄，绝不含糊，绝不折衷，绝不妥协。尤其黄色，我从未被黄色如此感动过，心想自己若是这般黄色该有多好，肯定万众瞩目山鸣谷应。

    看罢院内，又走去院外看。人家不多，很快走出村落。过一条大道，沿田间小路朝不远的山脚走去。两边仍是玉米田，间或有一棵榆树柳树，树阴下开着一丛丛淡蓝色的野菊花和一串串浅红色的水蓼花，极具田园风情。太阳懒洋洋照着，知了懒洋洋叫着，玉米缨懒洋洋垂着。八月的乡间。无尽的乡愁。怡适，温馨，清幽，亲切，如梦如幻，妙不可言。走着走着，随路往山脚林木葱茏的沟畔拐去。刚一拐进，我就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三五株桃树缀满拳头大的水蜜桃，粉嘟嘟白嫩嫩圆鼓鼓的，如无数少女的脸蛋齐刷刷朝自己转来。有的挂在枝头，有的垂在树梢，更多的在枝间怯生生静悄悄一动不动。四下张望，了无人影，狗也没有，只前方五十米处闪出半扇柴门。我明白了，此时自己所能做出的惟一正确选择就是偷！说来也怪，我这个为人师表且多少名声在外的教授居然理直气壮地朝眼前一个顶可爱的大桃伸出手去。略一迟疑，一狠心扭了下来。又一迟疑，一狠心朝最最粉最肥的部位一口咬将下去。旋即，一股近乎战栗的甘美刹那间如电流直击脑门，又从脑门直冲脚底。我知道，此刻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即使两三个月过去的现在我也没为这偷桃之举感到羞愧，反倒觉得情感得到一次升华。

　　从未看过爱尔兰作家写的小说，甚至爱尔兰有没有作家、有没有小说都不知道。也巧，最近看的一本书竟出自爱尔兰作家之手。到底是爱尔兰，书名就很怪：《失物之书》（The Book of Lost Things）。封面设计也很怪，漆黑的底色，纯白的线条，黑白分明，扑朔迷离。怪未尝不好，怪意味出奇制胜，平庸是文艺的大敌，于是我试着读了下去，至少了解一下爱尔兰人怪在哪里也好。也是因为主人公是个十二岁的男孩，所以一开始我是作为儿童文学读的，但越读越觉得不像儿童文学。相反，它使我不期然想起日本作家村上春树那部有名的长篇《海边的卡夫卡》。很难认为1968年出生的这位爱尔兰作家看过村上的《海边的卡夫卡》，也很难认为1949年出生的村上看过这本《失物之书》，但二者确有相似之处。

　　《海边的卡夫卡》的主人公田村卡夫卡是个十五岁的少年，《失物之书》的主人公戴维是个十二岁的少年。两个男孩同样喜欢看书，同样离家出走，原因同样和寻母有关。田村卡夫卡四岁时被母亲抛弃，父亲诅咒他将杀父奸母；戴维大约十岁时母亲病逝，父亲再婚，他和继母不和。在被继母打了一个嘴巴之后通过“晕厥”离家出走。离家出走后的两人进入的同是“异界”，“异界”同是森林。田村卡夫卡在森林尽头见到了作为二战士兵亡灵的一高一矮两个士兵，见到了已经死去的生母。戴维在森林里见到了为他赶走狼群的好心的守林人，见到了和半人半狼的怪物决斗的女妖，见到了牛高马大的白雪公主和被她奴役的小矮人，见到了将人的身体和动物身体肢解后重新组装的可怕的女猎手以及企图控制整个人类的“扭曲人”……。愁云惨雾，血雨腥风，惊心动魄，险象环生。不仅如此，无论《海边的卡夫卡》还是《失物之书》同有二战历史阴影。前者，日军侵略亚洲，后者，纳粹轰炸伦敦。这就使得虚拟的“异界”愈发有了实实在在的质感。

　　与此同时，两本书的主人公又都受制于诅咒或恶毒的预言。田村卡夫卡归终应验了“杀父奸母”的诅咒：他父亲被人杀死在东京自家书房的时候，远离东京的他身上沾满了血污，而在梦中同他交合的少女可能是他年轻的母亲；戴维同样未能逃脱魔咒森林的预言：“你所在乎的那些人，爱人，孩子，会倒在路旁，你的爱也无法拯救他们”。果然，父亲后来和继母离了婚，死于心脏衰竭，继母也死了，同父异母弟弟乔治死在遥远的战场，他自己的儿子不幸夭折，妻子爱莉森也被死神带走……。所爱的人都死了，一切都失去了，于是戴维写了这本书“失物之书”。在这个意义上，《失物之书》和《海边的卡夫卡》都多少重复了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的主题，即通过个人的坚强意志和英雄行为同命运之间的剧烈冲突来表现命运的强大和善良英雄的毁灭。

　　《失物之书》和《海边的卡夫卡》另一个同样的主题，就是主人公都在“异界”游历或同命运抗争中得到精神救赎和成长。田村卡夫卡终于“浪子回头”，进入人生的下一阶段。戴维尽管遭遇种种怵目惊心的暴力和恐怖场面，但他终究不失坚强的意志和善良的天性。即使在生死关头，也没出卖自己本来嫉妒的异母弟弟乔治，在从“晕厥”中醒来的第一句话是对自己怨恨的继母说“对不起”。在这个意义上，二者都可以称为别具一格的成长小说、教育小说，称为写给成年人的童话——十五岁的田村卡夫卡和十二岁的戴维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另一个自己，至少是另一个自己的某一部分。

　　当然，不同之处也不少。最为明显的是笔调。《海边的卡夫卡》保持了笔调的统一，而《失物之书》则首尾和中间主体部分的笔调有较大区别。中间波谲云诡，光怪陆离，首尾则平静舒缓，田园牧歌。例如第二章开头描写妈妈病逝后的主人公戴维感觉的笔触是这样的：

　　牧师还告诉戴维，尽管他看不见妈妈，可妈妈将永远与他相伴。这么说也没有用。一个看不见的妈妈，不可能在夏天的傍晚陪你散步，从她那似乎无穷无尽的自然知识中掏出各种树和花的名字；不可能辅导你做作业，当她倾着身体纠正一个错字或者揣摩一首没读过的诗的时候，她熟悉的气味钻进你的鼻孔；也不可能在寒冷的周日下午和你一起读书，炉火闪亮，雨水敲打着窗和屋顶，屋子里充满木炭和小圆饼的味道。

　　　不能不承认，这是一段颇能唤起读者情感共振的文字。一种永恒的思念，一股缥缈的乡愁。

　　　　　　　　　　（《失物之书》[爱尔兰]约翰·康诺利著，安之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