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春暄先生在中国，被一些科学界“上层”的中国人（包括何祚庥先生和方舟子先生）骂作“垃圾”，“伪科学家”，却被美国的科学家称作“天才”，称作开创了“数论新的世纪”的重要人物。对于如此鲜明对立、反差极大的内外“观点”，我感到好奇。

首先，我参加了由部分老科技工作者为蒋春暄先生“获奖”所召开的小型的庆祝会议；接着，我亲自认真阅读了蒋春暄先生“证明”“费马最后定理”的论文；再接着，我借来了蒋春暄先生2002年在美国出版的英文版著作：《单蒂利ISO数论基础，以及关于新密码学、费马定理与歌德巴赫猜想的应用》，是一部约四百多页的“巨著”，我看了单蒂利先生为此书专门撰写的“前言”，并看了全部的“目录”，我得承认我缺乏勇气，下不了去通读蒋先生这部“巨著”的决心（我的志向并不在此，然而我希望爱好数学的青年朋友不妨一试），但我把单蒂利的“前言”和本书的“目录”粗粗翻译成了汉语，不敢说正确无误，其中有的词句我只能照抄英文字母，仅供网友们参考。

经过了上述的三个步骤，我的“好奇心”变成了对蒋春暄先生强烈的同情心，更变成了对他的敬佩之心。我在前面的文章之中已经指出，我确实已然深信，首先“证明”了“费马最后定理”的人应该是蒋春暄先生，应该是我们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人威尔斯。正是因此，对于中国“科学界”的某些“上层”人物的言行，我感到了由衷的“愤慨”。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有义务为蒋春暄先生，事实上也是为全体“中国人”自身讨回一个公道。我最重要的一步，即是通过网络向全体同胞公告，同时也是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当局公告，我认为，当今的“中国科学院”有“责任”和“义务”重新对蒋春暄先生“证明”“费马最后定理”的工作作出公正的鉴定和评价。是中国人的“荣誉”就应该是中国人的“荣誉”，即使不是，我们至少也能“心服口服”，而决不能主动地去甘当卑贱的“窝囊废”。（2009,7,6.）

下面附录：美国科学家R．M．单蒂利先生为蒋春暄先生的专著所撰的“前言”，以及该著作每章的“目录”（“节”目录太多，只好略去）。

                          前    言               R．M．单蒂利（美国）

在我的著作（见本书“绪论”末尾的文献目录）之中，我经常谈到如下的观点：在科学研究之中，基础问题的长期不能获得解决，实际上是等于发出了要求出现新的基本数学的信号。例如，在如下的领域正就是如此：生物结构的定量描述；恼人的大一统问题的求解；在传统和现代层次上的关于不可逆问题的不变的处理；在我们的空时系统之中关于强子定义要素的认知；给予反物质一个经典描述的需求；以及其他的一些公开的基本问题，等等。

我曾说过，如果手头能有专门针对各项任务的新的数学，那么上述的各种公开的问题就都将获得基本上全新的解决办法。此外，我还认为，如果没有新的数字（理论），也就将不可能产生任何新的数学。正是因此，作为一个物理学家，在我的全部研究的生涯之中，我始终都在关注着寻找新的数论，因为只有从新的数论出发，才可能经由一致性的论据，建构出新的数学和新的物理学理论。

基于上面所述，我在此要向蒋春暄教授表示我最大的感激之情，他理解了我为求解上述问题而一直苦苦寻求ISO＿、GENO＿、新数论以及它们的同构二重性的意义。这种新数论，在自从它们获得了系统地描述以来的过去的二十年中，已经远远地超出了其他数论的课程范围。

我要向蒋教授表示祝贺，他在这本专题著作之中简直是完成了一项纪念碑式的工作。在我看来，就它的内容的新奇性、广泛性、多样性、易理解性以及它的内涵的深刻性而言，它在数论领域的成就是史无前例的。

我毫不怀疑，蒋教授的著作在数论领域已经开创了一个新的世纪，它涵盖了该领域中先前所有特有的成就。

目  录

    前言

绪论

感谢

R.．M．单蒂利教授的著作表：

专著（1—19）

论文（20—232）

参考文献（233—265）

（方舟子先生为了贬低蒋春暄先生的需要，连带把美国人的R．M．单蒂利先生也打成了“伪科学家”，如此的狂妄是非常“失态”的，也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请方舟子先生说话“自我检点”一点。您自己的科学“成就”在哪里？您是“真科学家”吗？——译者）

第一章，        单蒂利ISO数论基础：第一类ISO数论（共9节）

第二章，        单蒂利ISO数论基础：第二类ISO数论（共6节）

第三章，        费马最后定理及其应用（共9节）

第四章，        仅用于部分素数的歌德巴赫理论的二进制证明（共1节）

第五章，        单蒂利ISO密码学理论（共2节）

      （译者按：每章之中“节”的内容的翻译，在这里省略了，请见谅。）

本文作者按：

蒋春暄先生究竟是“垃圾”还是“天才”，我看已经有了端倪。关于“天才”的评价，我留给相关的人士去进行，但我至少认为那些骂蒋先生是“垃圾”和“伪科学家”的人们应该自省，莫要作口出“谰言”的“无良人”，更不要作宣泄卑鄙的“卑鄙者”。我希望这些人，如果还有良知的话，就请在认真阅读过了蒋先生的文章和著作之后再来说话不迟。最后，我希望中国科学院有关部门应该帮助蒋春暄先生把他的“开创了数论领域新的世纪”的著作尽快以中文形式在中国出版，只有让更多的中国数学爱好者看到这本著作，才能知道它是否真有价值，至少我们不能让“天才”的“著作”漏掉了培养自己中国天才的机会。（2009,7,7.）

在前面的文章之中，我已经说到，我基本上认定，是中国的蒋春暄先生首先证明了“费马最后定理”。但是显然，仅仅有我的认定，是没有价值的。令人奇怪的是，中国的数学界追随美国的数学界，众口一词，全都只承认美国人威尔斯的工作，而且中国数学界还专门隆重地为威尔斯颁发了“邵逸夫数学奖”，奖金一百万美元，几乎相当于一份完整的诺贝尔科学奖金（这是中国人“下贱地”为美国人“烧钱”）。这事实上即等于说，首先是中国自己的数学界，坚决、彻底、完全、干净地否定了自己同胞中国人蒋春暄的工作，甚至索性称之为“垃圾”而根本不置一顾。

现在的问题是，在根本就没有对自己的同胞蒋春暄先生的论文做出任何正式鉴定之前，即视若无睹地践踏自己“中国人”的权益，奴性地一边倒地做出上述的“判定”，这样的“判定”合情吗？合理吗？合法吗？这合乎一个作为中国人的最起码的良知、良能和良心吗？更又如何合乎一个被称作“中国人”最起码所应有的“人”的道德的尊严？中国人有尊严吗？有一个事实非常显然，即无论如何，作为自己同胞的中国人蒋春暄先生的论文，明显地发表在美国人威尔斯之前，而中国数学界的上层对于蒋春暄先生的论文竟然完全不加以理会，即直接判定威尔斯获胜，这天底下还有没有最最“底线”的科学竞争的公平可言？

这是什么？这是明明白白的歧视，而且首先是中国人对自己中国人的明明白白的歧视！这是明明白白的欺侮，而且首先是中国人对自己中国人的明明白白的欺侮！这是明明白白的卑鄙，而且首先是中国人对自己中国人的明明白白的卑鄙！这是明明白白的无耻，而且首先是中国人对自己中国人的明明白白的无耻！如此不能把自己中国人当“人”看待的“中国人”，这样的“中国人”还是“人”吗？

我很痛苦，如此一个缺乏最起码人性、人格、人品整体智慧精神价值（荣誉感）追求的民族，她的希望在哪里（在这点上我们比俄国人、日本人，甚至韩国人都差得太远）？

中国人为了获得肉体竞赛的奥林匹克体育运动金奖的荣誉，可以做到欢腾雀跃，举国庆祝（固然，这的确也算是一种整体民族的光荣），可是极其相形见绌的是，中国人对于作为“人”的最本质属性的智慧、精神领域的（大脑价值的）竞赛，却明显处于极其麻木不仁的状态。中国迄今为止依然是惟一没有获得过诺贝尔科学奖金的“大”国，甚至其科学精神更始终处于极其低下而自卑的状态。我可以告诉我亲爱的同胞，如果蒋春暄先生的论文经过“判定”，（我甚至已经深信，）真是首先证明了全世界三百年来的数学难题——费马最后定理，它在科学上的荣誉将至少可以比得上若干个普通的诺贝尔科学奖和菲尔兹数学奖。对于如此巨大的民族荣誉，中国人能自己主动而卑贱地放弃权利，并从而完全不去据理力争么？我相信全国人民都会回答：决不能！可是现实之中发生的情况却是：“中国人主动而卑贱地放弃了（竞争的）权利”。

明明应该据理力争的民族精神智慧的荣誉，事实上竟然是中国人自己的放弃，而且是以“中国人最瞧不起中国人，甚至中国人更作践中国人”的方式的放弃。一些“科学界”的“上层”人物连对自己同胞蒋春暄先生的论文进行一次“鉴定”的机会都不给，更视之为“垃圾”而弃之不顾，却忙不迭地以其卑贱的心态去阿臾奉承美国人的“成就”，去为之庆功，去为之颁奖。我真是没法想象，中国这些“科学界”的“上层”人物竟然是如此地丧失了民族最起码的“气节”和“良知”，这些人的“内心”到底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事实证明，其中有一些人的确是黄面孔的“美国人”，他们并没有忘记，他们需要的正是“美国人”的“荣誉”，而并不是“中国人”的“荣誉”，他们当然乐于看到中国人自己对自己同胞的唾弃）？

可以力争，却自动放弃而不争，不仅不争，反而完全置据理力争的自己的同胞于根本无力可争的屈辱的境地，这就是中国科学院的某些上层“中国人”所做的事情，他们还是中国人吗？

什么叫做“国耻”？这就是最明明白白的“国耻”。（2009,7,3.）

——哪里有“学术公平竞争”？简直就像“黑帮追杀”！      黎 鸣

仔细观察一些人对待蒋春暄先生“证明”“费马最后定理”这个事件的前前后后二十多年来的历史过程，我怎么觉得，包括一些所谓著名的科学界人士在内的人们的行为，怎么那么像“黑帮”？根本看不到“学术公平竞争”的影子，而简直就像是冷酷的“黑帮追杀”。这哪像是一个“共和国”的“科学殿堂”之中应该发生的事情？

什么是“黑帮”？完全不讲理，只讲“地位”、“权威”、“身份”、“名望”、“帮规”、“帮话”（类似黑话的“帮话”，例如“伪科学”、“业余”、“低级”、“小学生”，等等等等），他们抓住了所有一切的“话语权”、文章“发表权”，开会“出席权”、会上“发言权”等等等等，他们就像对待“敌人”一样对待民间“业余”的科学研究者。他们有充分的“权威”、“金钱”、“能量”，也有一帮心甘情愿充当“打手”的原本无知而“黑心”的台前走卒。

完全不讲理，甚至蛮横无理、霸道的“帮派”，其实就是“黑帮”。看到中国的科学界竟然也是如此地“黑”，我真是不知道该如何来表达我心中的悲凉，愤怒，甚至绝望。

蒋春暄先生的“问题”真有那么“复杂”么，何以搞得人们心里如此地“悲愤”、“痛苦”、“无助”？蒋春暄先生究竟是不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天才呢，究竟是不是一位事实上已经真正“证明”了“费马最后定理”，从而本该是获得了世界上巨大成功的大数学家呢？如果是，他为什么却无辜地遭受到了天底下自己同胞的如此最卑鄙的欺侮和打压呢（虽然我们知道，历史上上等的中国人从来对待自己的同胞都是极其霸道、狠毒的，慈禧的名言：“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即是明证，但的确也多半都表现在政治上、经济上，然而在本应最讲道理的科学界，至少不至于如此吧！？可是今天从蒋春暄事件来看，事实上依然是如此，依然是那么冷酷无情，依然是那么霸道狠毒。这多么令人愤怒！！！）？但是如果相反，蒋春暄先生的确并不是什么天才的数学家，那又该由谁来作出这种评判呢？靠何祚庥、方舟子、司马南这样的数学门外汉么？他们懂得多少数学呢？蒋春暄先生已经公开指出，这三位在数论方面只能是他这位“大教授”面前的“小学生”；可是这些“小学生”却居然已经大言不惭地宣称，蒋春暄是个“伪科学家”，这竟是多么荒唐——“小学生”宣判“大教授”为“伪科学家”。如此的中国“科学界”，到底有没有丁点儿“道理”可言？为什么“真正的”“权威”却“哑口无言”、“默不作声”？再说，他们真是“权威”么？他们真有能力和勇气指出蒋春暄先生论文的错误来么？如此的情景究竟说明了什么？？？这样的中国“科学”还能会有什么样的希望呢？

历史上的中国人在漫长的儒文化——官文化的统治之下，早就已经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黑帮社会”，一个人心“厚黑”的社会，一个根本就没有多少道理可言的蛮横不讲理的霸道的“社会”，但我多么希望，至少在我们今天中国的“科学界”，应该能够多少讲一点点“道理”吧？可是令人失望，依然像是“黑帮”。这种国家科学的前途在哪里？继续依靠这种“黑帮”式的“科学”管理，中国人能够会有自己发达的“科学”么？这样的中国最终将靠什么去“崛起”呢，能够“崛起”吗？

“蒋春暄现象”实际上已经征兆了中国科学界“恶性肿瘤”的大发作，如果将来有一天可能证明，蒋春暄先生的的确确是一位真正数学的大天才，那么我们就只能倒霉地承认，我们的今天真就是生活在一个暗无天日的“科学”的“人间地狱”。人们，摸摸自己的良心吧！！！（2009,7,1.）

下面附录蒋春暄先生自己的二篇文章，仅供大家阅读参考：

一位民间科学爱好者自白 An amateur scientist monologue　

蒋春暄 Chun-Xuan,Jiang

（一）原始创新

　　我初中没毕业就去工厂当工人。数理因很简单而没有兴趣，业余学习文学，想当一名业余作家。后来我一位朋友希望我们考大学，我朋友考文，我普通话讲不好，我决定考工。只花了四十五天学完高中课程，考取北京航空学院，即现在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习专业是飞机工艺，后转为航空仪表制造。没有接触过现代数学，现在回想起来像做梦一样。自己也不相信为什么这么多世界数学难题都被我攻克了。我想这可能与我治学方法有关。我的方法是：第一步对一个问题，反复思考想出一个解决方法。第二步拼命反复学习前人有关这方面的知识。第三步发现前人没有这样的结果，而后写成论文。所以我的论文都是原始创新。我相信世界上伟大的发明和发现都是这样创造出来的。我用这三步法研究数学，发现了一些新数学工具，顺手捎带地证明了费马大定理、哥得巴赫猜想，并用这种方法研究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等学科。

　　从人为什么只有五个手指头提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两个基本原理：（一）素数原理。素数是不可分解的，它可以形成一个稳定子系统；（二）对称原理。由两个素数所形成的系统是稳定而又对称的。用这两个原理我研究元素周期表。证明了自然界最后一个稳定元素是92号元素铀和中国诗是五言和七言。人类智力来源于有23对染色体，动物和植物结构，自然界的奥秘存在于人的五个手指，这是本质。

　　有些人说要把有关专业知识学完之后才能进行研究，那样只能修补前人的工作。2001年7月26日夜我突然想出一个大数分解法，一下把所有结果都推导出来，第二天到北京图书馆查文献，至今仍没有这种方法。于是马上写成论文，寄到美国发表。有时只用几天就完成一篇论文。我的思维是不连续的，有时同时考虑几个问题。有时从一个问题跳到另外一个问题。有一次送朋友上汽车，突然想一个问题就走了，使这个朋友生气并断了关系。我有着永不满足的好奇心和热情地解决正在研究问题的愿望。但又老是心不在焉，行为古怪。不专心听别人说话。老师把问题重复一次时，思想就开小差。有许多问题是在走路或在公共汽车上想出来。有一次问老师一个问题，老师说完第一句就明白了，就走了。后来老师在黑板上写一大堆，回头看，没有人了，后来老师批评了我。

　　北京图书馆是我的大学。每月都要去几次。查文献了解谁在作什么工作，目前世界水平如何，数论函数Jn(ω)也是从看文献中得到启发而发现的。

　　我是一个民间科学爱好者，我把自己一生的业余时间用于从事科学研究。Santilci说我的书是在历史上没有出现的著作，它将改变数论历史。

　　（二）20世纪第一个数学问题：费马大定理 Fermat Last Theorem

　　在大学时有一次我问一位姓熊的数学老师：“对我们学工程的大学生应该还要学习哪些数学？”她说：“复变函数。”我又问：“为什么复变函数只有二维？为什么没有三维？”她说：“好像有人在研究，但没有结果。”这段谈话就开始我一生业余数学生涯。我花了一个寒假把复数推广到超复数。

　　复数的一个基本公式是欧拉公式eiθ=cosθ＋isinθ, i2 =－1.如果没有三角函数cosθ和sinθ，就不能建立复变函数，我推广了三角函数Si，这是建立超复数的一个基本工具，我发现他们和三角函数一样，有非常好的性质，这是我后来证明费马大定理的一个基本工具。如果当时我知道费马大定理且有人帮助，那么我在大学时就很有可能证明了费马大定理。

　　1973年，我从东北下放回到北京，我在一个朋友家里知道费马大定理，我这才开始研究费马大定理，论文到处寄。中国数学水平太低，没有人回信，改革开放，我决定走向世界，得到现任德国Msx－Planck数学研究所所长Don Eagier和20世纪最著名费马大定理专家Kustaq Inkeri帮助，他们指出我的数学工具是对的，但要确定：如S1是有理的，那么，S2必须是无理数是非常困难的。后来我研究费马大定理历史，沿着过去的方向只能走向死胡同。1991年10月25日我研究指数为合数，例如n=15,21,35和39。我一下子就证明了费马大定理。1992年1月15日，寄普林斯顿大学等全世界大学，同时在“潜科学杂志”上发表。1994年在美国《代数，群和几何》杂志上发表。美国Wiles于1995年在由他主编《数学年刊》发表费马大定理。2003年11月14日我收到挪威科技大学科学家Sten Johansen来电子邮件，他说：“在你书229页清楚地说明你是第一个证明费马大定理的人（1991），不是Wiles(1994)。”他要他的博士学生Emil Royrvik于2003年11月27日在北京建国门饭店采访我，并录像，我为他提供他所要的材料，因为它的博士论文就是论证我是第一个证明费马大定理的人。现在外国人也开始关心中国的科技成果了。因为我的成果已在国外传播，我不知中国科技界对这个问题有何看法，是否还要在中国大力宣传Wiles。

　　（三）哥德巴赫猜想 Goldbach Conjecture

　　1974年我找到一个计算哥德巴赫猜想个数的一个方法，我朋友贺麓成在电子计算机上进行计算，验证Hardy和Littlewood猜想的公式是正确的，等我论文寄到数学学报，它们来信：“因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快速电子计算机，难验证你的结果是否正确。”

　　1993年3月19日，光明日报公布了一百万港元奖金“余新河数学题”。我通过大量计算，又受到“美国数学月刊”一篇论文启发，发现一个新的数论函数Jn(ω)。一下手只花10行就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并证明了余新河数学题。1995年10月28—30日，我参加首届全国《余新河数学题》研讨会，在福州师范大学召开。在研讨会论文目录上，我的论文排在第一位。我一报到就受到热情接待。有人说余氏一百万港元一定属于你的。但事实上没有安排我的报告，我带了一百份论文散发，但在论文集中也没有我的论文。1996年在广西科学上发表，有人去信不允许发表，因为广西科学已印好，没有办法，只能在“证明”两字上贴上“探讨。”

　　最近Santilli建议数论函数Jn(ω)应改称“蒋函数Jn(ω)”。

　　利用蒋函数我已证明素数分布的几乎所有问题。2002年在美国出版的书中，我已证明了600多个素数定理，其中许多定理是至今人们还没有想到的定理，我已把人们对素数分布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蒋函数是一个新的数学工具，它有非常广泛应用的价值。

　　（四）21世纪第一个数学问题：黎曼假设 Riemann Hypothesis

　　Hilbert说，如我一千年后复活，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黎曼假设解决了没有？Hardy说，我一生的最大憾事就是没有证明黎曼假设。J－P·Serre说：黎曼假设是美妙的，它孕育了许多东西。有人说一旦黎曼假设得到证明，解析数论将从整体上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它太重要了。

　　1997年，我也想证明黎曼假设，因为黎曼假设提出的Zefa函数太复杂，不知如何下手。我把Zefa函数计算数据用坐标纸描出来，发现它们的模最大值和最小值具有许多相似性质，从而发现Zefa函数零点计算有错误，且精度太低，而所有的计算都是为了满足黎曼的错误假设。

　　1998年，我用三角函数部分否定了黎曼假设，2000年我用中学数学知识否定了黎曼假设，即如果a2－b2=(a＋b)(a－b)≠0,那么，可以得出a＋b≠0和a－b≠0。这将是数学史上的一个大笑话，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150年来难倒了一大批著名数学家。

　　20世纪是黎曼假设的大推广时代，一大批数学研究都建立在黎曼假设的基础之上，对黎曼假设的否定也就否定了一大批数学研究的成果。

　　在2002年的书和2004年的论文中我用三种方法否定了黎曼假设，黎曼假设如果被否定了该怎么办？蒋函数Jn(ω)的作用将取代替黎曼假设，这样就可以彻底地破解Hilbert第8问题：素数问题。

　　（五）Santilli教授访问中科院数学所

　　1997年8月24—30日，著名数学家Santilli教授被邀请访问中科院数学所，向北京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介绍他创立的iso数学。7月我知道Santilli教授来北京，我把写好的iso费马大定理等论文于8月25日交给他，26日他在理论物理所介绍iso数学，他请我上台用中文介绍iso数学，并在邀请我写的三篇论文之中写了前言。

　　Santilli回到美国之后，来信要我写一本书，把我所研究的成果在美国出版，向全世界传播。Santilli是白求恩式国际主义科学家。如没有他的帮助，我决不会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我很孤单，我是单枪匹马打天下，没有人同我讨论数学问题。1997年8月Santilli访问北京才发现我的数学才能。1997年至今我的数学才能获得了充分发展。文章写好就在美国发表，甚至文章没有修改就已经发表。我没有留下什么手稿，关于用什么方法研究和发现这些数学问题，往往我自己也不能回答，似乎是异想天开，想东又想西，想好了，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过几年可能又忘记，再过几年可能又发现我没有系统的手稿和笔记，有时也记得过于简单，过一段时间后我自己也看不明白，因为脑子想得太快只记下公式。

　　我的400多页书，没有底稿，边写边打印，有时加一段，连续地写下来，也没有人看过，在书中提到感谢的人，他们也没有看过我的书原稿，我不会电脑，我只用一个脑袋一支笔写文章。

　　我最重要的成就是：（1）证明费马大定理中用到的S i函数，（2）蒋函数Jn(ω)，(3)素数原理，（4）iso数学，这或许需要全世界的科学家忙上好几个世纪。

　　附：Santilli教授2004年1月31日给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顾问陈一文先生发来的一封电子信件，谈到了蒋春暄的事情如下：

　　●蒋教授的论文“否定黎曼假设”在我们研究所的以下网页上可以看到：

http://www.i－b－r.org

http://www.i－b－r.org/ir00022.htm

http://www.i－b－r.org/docs/jiang. Riemann.pdf

　　●该篇论文刊登于2004年4月出版的《代数·群·几何》2004年第21期。

　　●我相信这简直是历史性的贡献，对中国提供了巨大的荣誉。我们正在尽可能广泛地宣传该篇论文。在你这一方面，请也这样做，通过电子邮件将有关该篇论文的信息发给世界上所有重要的数学家。

　　●此外，如蒋教授在其论文中正确地表明的那样，黎曼假设曾经被假定为无数数学假想的基础，现在却被蒋教授所否定，并被他证明的结构所取代。这种状况意味着目前对黎曼假设存在着的巨大的学术利益将受到损害，作为后果，这将意味着对蒋教授一生的工作可能造成巨大的政治上的反对。

　　●为了帮助他，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的干预很重要，以便蒋教授能够出席一些重要的数学会议。

　　作者简介：

　　蒋春暄，高工，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四部。

旁敲侧击为哪桩？

----“令人深思的蒋春暄现象”之二

蒋春暄

2001年天地生人学术讲座举办有关蒋春暄现象的讲座^[1、2]，正式提出“蒋春暄现象”；2003年又发表文章“令人深思的蒋春暄现象”^[3]，目的均是呼吁我国数学权威部门对可能给我们民族带来巨大荣誉的我的数论成果进行学术鉴定。但十分遗撼的是，尽管我的数论论文越来越多在国外数学学术刊物发表；我的数论专著也在国外出版；国际权威数学文摘如美国《数学评论》^[4]和《德国数学文摘》 ^[5]多次进行介绍；国外一些数学家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肯定和推崇；国内学术界也越来越多呼吁对我的成果进行评审，但中国有关权威部门对蒋春暄现象争论的核心问题，即数论成果正确与否的鉴定一事却置若罔闻，相反，一些人却花了大量精力放在了非学术性的旁敲侧击上。

虽然在2007年有关“伪科学问题”大辩论之后，像何祚庥院士称我的数论是“伪科学” ^[6]的说法已见不到，说是“假科学” ^[7]、“垃圾纸” ^[8]等的说法也见不到了，转而完全采用冷冻法，但旁敲侧击的做法仍在继续，且花样翻新。为此人们不禁要思考：如果数学界权威人士真的认为蒋春暄数论成果基本是错的，那末只要对其成果进行正式学术鉴定，指出其错在何处就可以了。这也就可以及时制止我向社会宣扬有关部门压制我的言论，也对呼吁鉴定的广大学术界人士一个令人信服而简单的交代。但是至今万变不离其宗的就是不评审，却又仍旧不遗余力地进行旁敲侧击的攻击。

为此人们不禁要问有关权威数学人士：旁敲侧击为哪桩？旁敲侧击何时了？

下面我只是罗列在我数论问题上旁敲侧击的现象种种，作为“令人深思的蒋春暄现象”之二，供大家深思。

（1）贬低《代数群和几何》为非权威性学术刊物

我的数论成果全面挑战数学界已有的权威性成果，于是在国内遭到全面封杀，数学刊物没有一家敢发表我的论文。无奈之下我只能投稿国外。《代数群和几何》是美国数学协会国际杂志，由于发表了我的许多篇论文，就受到中国数学权威的攻击和贬低，也发泄他们的怨恨，这样做同时又可贬低我的论文，可谓一箭双雕。

2001年11月20日，浙江大学数学家蔡天新教授在《钱江晚报》发文说:在英文版的《浙大学报》上发表一篇论文相当于在《代数群和几何》上发表三篇^[1]。

2007年，北京师范大学王世强教授在《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前沿科学》^[3]上发文说，《代数群和几何》发表李英杰关于哥德巴赫猜想这样的文章，杂志的声誉也会因此受到很大的影响。我的论文发表在《代数群和几何》上，王世强评论美国《代数群和几何》的文章，也应该送到《代数群和几何》或美国《数学评论》上发表，为什么不这样做，那是因为他担心他的文章没有根据，可能引起国际同行的反批评，还是只为了在国内消除我的影响？或是两者都有。令人不解的是王世强教授有两种标准，中科院贾朝华在国际著名杂志《Acta Arith》发表哥德巴赫猜想论文已被否定^[4]，为什么王不写文章评论《Acta Arith》。

中科院资源环境信息中心研究评估报告《国际及中国数学态势》指出《代数群和几何》为国际顶尖第二位杂志。杨乐院士竟说，《代数群和几何》是一份名声不佳的杂志，让数学家同事引为笑话^[5]。

（2）攻击桑蒂利不是数学家

由于桑蒂利支持发表我的数论论文，中国数学界某些人又说，桑蒂利只是强子物理学创始人不是数学家。事实是桑蒂利不仅是《代数群和几何》主编，而且开创了iso新数学领域。中科院数学所特邀请桑蒂利来中国访问作iso数学学术报告。正是在此报告会上，我才能认识了桑蒂利。

《代数群和几何》发表我的多篇论文，并非桑蒂利一人决定的。《科技日报》驻美国记者访问过《代数群和几何》编辑部。编辑部主任说，我们刊物有很强的编委会，编委包括世界许多国家的数学家。我的论文发表前他们都看过的。^[1]

（3）大力宣传蒋春暄数论成果早已评审过，已被否定

在学术界越来越多人呼吁我国权威数学机构对我成果进行鉴定的呼吁下，有关权威机构不断宣传，他们对我的数论成果有过评审，早已否定。这实际是将事隔30年的两种评审混为一谈。

1978年7月19日下午，在方毅副总理指示下，中科院数学所王元院士主持确实对我的有关费马大定理的成果进行过评审。我们暂且不提这次评审只是走形式，剥夺我的发言权，草草收场向上交差；向下蒙骗广大学术界，造成我的数论是错的假象。我并不否认30多年前，我刚开始对数论进行业余研究，水平不高，成果有不完善的地方，但现在是那次鉴定后至今已30年。30年前我的论文尚没有在国外发表一篇，后经过30年潜心研究，特别在发现iso这一全新数论工具之后，我的数论研究就较顺利地解决了多个世界数学难题。论文在国外不断发表，且又有数论专著出版，国外反映很好，国际权威数学文摘经常作介绍。我的专著在美国著名数学评论杂志《数学评论》排在第一位（即MR2004c:11001），而王元院士的书则排在第187位（即MR2004c:11187）。正是因此，中国学术界才要求国内权威数学部门给我的主要新成果进行评审的呼声越来越大。但是当前中国一些权威人物却故意混淆30年的巨大变化，胡说我的成果已评审过，已被否定，以应付学术界的正义要求。

当前中国数学界某些权威人士对学术界要求对重要民科数学成果进行评审的呼吁是十分反感的。于是一方面贬低民科成果是每年收到的两麻袋（废纸）。又有一权威更对我等民科数论成果贬得很低，犹如马路上一张垃圾纸。他高傲地说“如果我驾驶本驰车在长安街行驶中看到地上有一张纸，我不可能停下车看看这张纸上写些什么。” ^[1]。又有一数学权威蛮横地说，你们有要求我们评审的权利，而我们也有不评审的权利。这些权威控制、使用了国家的科学资源；垄断了科学话语权。他们究竟是有不评审民科的权利，还是有压制挑战性成果的权利？他们究竟为什么如此仇视民科，难道他们不是真害怕民科出大成果，伤害他们的既得利益和权威地位吗？

（4）蒋春暄费马大定理证明遭到封杀

中国数学会七十周年年会邀请美国数学家怀尔斯参加，向世界表明中国数学界只承认怀尔斯1994年证明费马大定理，不承认我1991年证明费马大定理^[1]。2005年，怀尔斯的导师，英国数学家约翰·科茨说，“陈省身教授提出的中国成为数学大国的愿望已实现，中华数学已进入丘成桐时代。中国将成为世界数学强国！” ^[2]确实中国已成为丘成桐等人宣传怀尔斯的时代。

2005年、2007年邵逸夫数学奖先后授予怀尔斯和他的学生泰勒，因为他们证明了费马大定理。2007年11月数学家刘培杰指出：蒋春暄只用4页纸不需要任何数论知识就证明了费马大定理。蒋只找到了有限支持者，但却从未收到过任何公开的来自学术上的反驳。从漠然和不置可否这点上说，中国数学界对我是吝啬和绝情的^[3]，这也许是所有业余者的共同遭遇。

费马大定理证明是20世纪最大成果，它可以和人类登月、原子分裂和DNA发现相提并论^[4]。不管中国数学主流派如何？究竟是美国人怀尔斯还是中国蒋春暄第一次证明费马大定理，是中华民族一件大事，这个问题在中国一定要解决，历史真相一定会大白于天下的。

丘成桐1993年12月在香港组织国际会议宣传怀尔斯证明费马大定理。怀尔斯接受2005年邵逸夫数学奖。8月29日北京大学数学院副院长田刚把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怀尔斯请到北京大学，受到热情接待。这样田刚为普林斯顿立了大功，他从麻省理工学院调到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2007年9月田又接替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原院长Griffiths成为国际著名数学杂志《数学年刊》编委，田刚在美国地位已超过丘成桐，这是北京大学一大成就。邱、田都成为在中国宣传怀尔斯干将。这样表明中国数学界只承认1994年怀尔斯证明费马大定理，封杀我1991年证明费马大定理。中国数学家在中国大力宣传怀尔斯证明费马大定理，可到美国获数学大奖，向田刚和邱成桐学习。

（5）大力宣传蒋春暄是个“疯子”

随着我因长期受中国数学界的冷处理而被激怒说出：“500年出一个蒋春暄”的狂言 ，陈一文、宋正海、张浩等不少支持我的先生就这类话向我提出过善意的批评，并劝说我要相信中国学术界迟早会给予公正的回应，会继续呼吁有关部门对我的成果进行鉴定的。

我自己说“500年出一个蒋春暄”的狂言虽不合适，但这决不是中国数学界某些人所散布的这是“疯话”。桑蒂利给我来信说，新数论概念500年才出现一次。你建立iso数论也是这样。说“蒋春暄是疯子”也毫无根据，是没有人情味的。现我已是古稀之年，我不这样说谁帮我说，我现在不说哪有机会再说。我30年埋头研究数论，不化国家一分钱，由于痴迷于数论，为此遭离异，至今孤身一人，这难道不能使人感动吗？为什么至今有关权威机构无动于衷。为什么一些身在学术界高位，花大把大把国家科研经费的人不发一点善心，给我等民科成果作一认真的评审呢？您们真的相信我是“疯子”，还是我这“疯子”的数论成果真的使你们坐立不安？

（6）以关心青少年为名，阻止《钱江晚报》在国际大会期间报道蒋春暄数论成果

2002年8月20-28日，国际数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前夕，中国顶极数学家异常繁忙。但正是这时竟有5位中国顶极数学家到《钱江晚报》接见青少年数学爱好者，要他们不要搞“哥德巴赫猜想”这类世界数学难题，因为这些问题至今没有解决^[1]。

关心下一代，接见青少年数学爱好者自然是应当的，无可非议，顶级数学家出面接见更应成为美谈。但此时此地接见，难道真是正常的吗？其实是有隐情的，因为《钱江晚报》正是在之前，多次介绍数学民科，特别是多次介绍了我的数论成果^[2]。不仅如此，《钱江晚报》原还准备在大会期间报道我的工作。但事实是5位顶极数学家出面后，此计划就没有实行了。

（7）大力宣传民间人士不能解决数学难题

2004年在全国政协会议期间，九三学社主席韩启德将陈一文呈报的《中国科技……创新成果》征求意见一文发给“七位科学界著名学者”。他们意见是，“关于蒋春暄的成果，他能解决一系列重大问题可能性很小。对待民间人士解决著名数学难题，我赞成杨乐的看法，民间人士不能解决数学难题。”

山东大学《数缘社区》网一位研究生说，刘建亚院长不愿对我证明发表看法。科技部副部长程津培给我来信说，我把你的论文请科学院和大学有关专家评定都被拒绝。

我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生。我想把我的数论成果献给母校。他们公开对我说，北航不需要你的成果。北航也是在中国宣传怀尔斯证明费马大定理的。2007年11月2日中国数学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北航召开，看来他们已完成在中国对我研究成果的封杀。这可称为“北航现象”。

1995年10月28-30日，《余新河数学问题》讨论会在福州召开。中科院数学所八位数学家组成委员会。我虽被邀请参加，但会上不让我发言辩护。我的论文于1996年在《广西科学》杂志发表。当时曾有人去信杂志社不允许发表我的论文，但因为杂志已印好，因此只好将“证明”二字用“探讨”二字贴换掉。到今天中科院数学院仍在宣传哥德巴赫猜想仍没有解决。

（8）国外很多数学家正在研究蒋春暄的论文和书

世界最著名数学家Connes给我来信说：除黎曼假设外，你其他工作我非常感兴趣。法国数学家Schadeck通过陈一文找到我。他专门写了一文“Jiang number theory”在国外发表。他在国外大力宣传和研究我的数论成果。“我是一名在哈佛数学系的博士生，看到蒋老师的成就，真的非常振奋。您是中国的骄傲，可以说是数学史上最伟大的天才，以前我以为是高斯^[1]。

1997年8月24-30日，著名数学家桑蒂利教授被邀请访问中科院数学所，介绍他创立iso数学。他同我会面，坚决支持我的数论成果。于是何祚庥、方舟子、司马南又说他不是数学家。

（9）费马大定理、哥德巴赫猜想和黎曼假设

我证明费马大定理从而建立超复变理论；我证明哥德巴赫猜想从而发现蒋函数，解决几乎所有素数分布问题，下面谈我否定黎曼假设所带来巨大影响。20世纪数论是建立在黎曼假设成立条件下，否定黎曼假设就等于说20世纪数论大厦是建立在沙滩上，这就否定了20世纪主要数论成果。

黎曼假设专家集中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数学院，Weil是这里黎曼假设专家。1967年朗兰兹推广黎曼假设，给Weil写一封信，朗兰兹就来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数学院提出朗兰兹纲领。这是目前很多人正在研究的猜想。1973年Deligne证明了Weil猜想，这也属于黎曼假设。他获得沃尔夫奖，朗兰兹获得2007年邵逸夫奖。

黎曼假设是21世纪最大数学难题。1998年我就否定了它，全世界数学界大都看到我的论文，无人反驳。从《数学评论》可知，现全世界已无人研究黎曼假设了，全世界数学家偷偷地修改他们的数学定理。中国几本有关黎曼假设的书也不再版了。

（10）中科院数学院对蒋春暄数学成果不感兴趣

《北京日报》记者^[1] 走访中科院数学院。中科院数学院许多学者都知道我的事情，但他们说对我的那些“耸人听闻”的说法并“不感兴趣”。中科院数学院是中国数学最高学府，他们对我的划时代数学成果不感兴趣，哪他们对什么感兴趣？他们对比中国蒋春暄晚三年证明费马大定理的怀尔斯感兴趣。吴文俊院士是2005年邵逸夫数学奖遴选委员会主席，杨乐院士是委员，看来他们把这奖授予怀尔斯感兴趣。

方舟子说，他们（指支持我的人）为我的数论成果抱不平，就是攻击中国学术界，看样子，中科院数学院永远不会承认我的划时代的成果。

（11）我为你生命担忧

30多年前我认识从日本留学回国的某大学水利工程系，后调某工业部的孙某某教授。现他成为我的好朋友。他对我说，如你的学术成就超过他们，那他们有人为保持绝对学术权威地位，会用一切手段来对付您，甚至可能要您的生命。我为你生命担忧，这帮人什么事都能干出来，走马路一定小心。这是一场你死我活斗争。因为你对这类人不了解，我才对你说这些，你一定要提高警惕。当时这些话并未引起我的重视，而我越来越相信这话的真实性。

我的成果已在国外发表，影响很大，已超过中科院数学院。后来何祚庥、方舟子先后把我的数论成果定为“伪科学”。通过《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有关伪科学辩论，他们已彻底失败，下一步他们就要把我灭掉，孙教授的预言可能会应验的。

[2008年6月29日稿]

关于蒋春暄先生是否“证明”了“费马最后定理”，这是一个标准的数学问题。根本就不应该容许无知者的肆意侮辱他人人格的胡说八道。矢志充当中国民间（业余）科技“杀手”和中医中药“杀手”的方舟子先生为什么可以如此放肆地尽说废话。您懂数学吗？如果您不懂，那就请您稍安毋躁，不要那么张狂。您即便说上一百遍“伪科学家”，无非企图狠心把蒋春暄先生骂倒，或甚至必欲加以消灭而后快，有什么理由必须如此地穷凶极恶么？您究竟是为了什么呢？难道也是为了科学的“真理”么？倒退一万步，即使蒋春暄先生全然无根据地自称“证明”了“费马最后定理”，您也犯不着对其人如此冷酷无情啊；重要的是，请拿出证据来，直接指出蒋春暄先生文章之中的“错误”，这不是更来得痛快么？至少也能显示出您的一点“能耐”以及最起码的“人道”啊（顺便指出，蒋春暄先生都已是达到“喜寿”——77岁高龄的老人了）！如果方舟子先生之流根本就缺乏这种能耐，那就请您和何祚庥先生做一点点有价值的“人事”，把中国科学院数学界的高人请出来，索性给蒋春暄先生来一次“冰镇”、“封喉”，这既可能顺你们所愿，从而有力地掐断蒋春暄先生“自视”“伟大数学家”的“梦幻”，也可以给全中国人民一个交代。虽然中国人民真是多么希望，能够出现一个真正的中国科学的“天才”啊！！！

我深信，并且更深深地希望，中国人，中国的数学界应该能够具有这种最基本的判断能力。

如果一个拥有十四亿人口的如此巨大的国家，尚仍然缺乏对于这样一个“数学问题”的判断能力，那就真是太让人心寒了。既然无能做出新的发现、发明和创造，难道还无能去判断一个既成问题的正误么？中国的科学“高人”既然可以有一窝蜂（不论懂还是不懂）的功夫去为美国人开庆功大会，难道就不能对自己的同胞“仁慈”一点，仅仅略花片刻时间去对蒋春暄的“低级的”、“粗制滥造”的论文做出一个判断么？难道仅仅“业余”一说就足以打发一切，就足以判定它是“毫无价值的”了么？如此“吃里巴（巴结的巴）外”的“中国科学院”真该早早关门了事，中国人要它何用？是否中国的有志于科学的青年也应该全都出国算了，索性去做科学的世界公民？这个国家的“科学”为什么如此令人悲观？？？

我始终坚信，在数学问题上作“伪”是不可能的。在蒋春暄先生的“证明”“费马最后定理”的问题上，要么他对，要么他错，岂有他哉？在科学研究的历程之中，这原本就是非常正常的事情。被公认“证明”了“费马最后定理”的美国人威尔斯先生不就曾经并且已经“错误”过了么？难道蒋春暄先生始终坚持自己的“证明”是“正确的”也是错么？为什么“中国科学院”的“高人”就不能稍稍放下自己的“傲慢与偏见”？何必如此瞧不起自己的同胞？要不然，这里难道还会存在什么类似哥德尔的“不可判定”问题么？再说，即使真存在这种“不可判定”问题，如果能够发现这种问题，那也是，或许还更应该是一个多么伟大的科学贡献啊！蒋春暄先生的这个问题都已经拖了近二十年了，在如此一个涉及到国家荣誉的重大的科学问题上，中国人竟然没有能力去做出判断，或甚至根本就不愿意去做出判断，这本身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院的严重“失职”，更是国家和民族的一个巨大的耻辱！到了今天，该给出一个说法了。

万一仍旧不行，我建议应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出面，立即组织相关人士，甚或花钱请来西方专家，对此做出一个具有跨越世纪意义的重大的科学判决，既为了蒋春暄先生，更为了中华民族国家的荣誉。希望能够得到全国同胞们的支持。谢谢。（2009,6,27.）

    延宕了三百多年的数学难题——费马最后定理的获得“证明”，被誉为二十世纪一百年之中人类最重大的科学成就之一（见1999年1月17日《参考消息》），所以，这项成就究竟是属于美国人还是属于中国人，全世界应该有一个公正的说法。

迄今为止，世界近代三大数学难题的证明终于可以尘埃落定，尽管歌德巴赫猜想还留下了一个看似容易，其实艰难的“尾巴”。其“证明”的现状是：

歌德巴赫猜想：1973年中国的陈景润达到了（1＋2），离（1＋1）最近；

四色猜想：1976年美国的阿佩尔与哈肯利用两台高级电子计算机，工作了1200个小时，做了100亿次以上的判断，终于给出了证明；

费马最后定理：1993年美国的威利斯用了200多页稿纸完成了证明。

以上的说法是获得了全世界数学界认可的迄今为止最“权威”的说法。

事实是，关于四色猜想，中国人（比如笔者本人）利用人脑，只需一个小时，只需做不足二十次的判断，即可给予证明；关于费马最后定理，中国人蒋春暄只需四页稿纸就已经做出了证明。

关于蒋春暄先生的证明费马最后定理，我在这里要多说几句。

蒋春暄先生其实在1992年就已经发表了证明费马最后定理的文章（《潜科学》杂志，1992年2月），可是在中国，没有人承认这个成果，当然更说不上得到国际的承认。然而，在过去了17年之后的今年（2009）6月初，蒋春暄先生获得了意大利《特莱肖——伽利略科学院》2009年度金奖，获奖的原因之一即他于1992年对于费马最后定理的证明。

我深深地为中国遗憾。1995年，美国人威利斯宣告证明了费马最后定理的时候，人民日报，以及中国几乎所有的报纸全都加以隆重的报道，然而蒋春暄先生今天被西方人认可证明了费马最后定理，中国除了《光明日报》，几乎所有的报纸全都鸦雀无声。这是为什么？？？

有人能够证明蒋春暄先生的“证明”错了吗？请站出来说话。

再回顾当年可怜的陈景润先生，如果没有美国人基辛格到访，给当时的国家总理周恩来传来消息，中国人会知道有“陈景润”这样一个“大数学家”吗？在人们的眼里，陈景润先生只不过是一个“呆子”，甚至是一个“疯子”。

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儒家意识形态的国家，从来就蔑视真理，从来就蔑视天才，从来就蔑视一般人的命运，从来就只有面对“天命”、“大人”、“圣人”的下贱的附和之声，从来就只有面对“权力”、“金钱”、“名望”的“唯唯诺诺”的卑贱的“俯首贴耳”，然而，究竟有多少人敢于站出来，说一说真正出自自己“良知”、“良能”和“良心”的维护真理的真心话？中国人的“良知”、“良能”和“良心”，早就被崇奉孔儒的“狗”们吃掉了、消灭了、堵塞了。中国的“天才”们是多么地可怜，我为他们悲泣！！！

2009年6月21日上午，我参加了少数人庆祝蒋春暄先生获得国际金奖的会议，会上除了《光明日报》等极少数媒体参加之外，多数都是已经退休的科技人员，连年轻人都极少。

在会上我发表了我的讲话。如果说在其他领域尚存在“伪科学”的可能的话，那么在数学领域，还要坚持“伪科学”的说法，那就是蓄意的“陷害”。数学可以有对和错，但决不可能作“伪”，因为数学是一门纯粹演绎的科学，是一门检验其他科学的科学性的科学。在这方面，我请污蔑蒋春暄先生为“伪科学家”的人们自重，应该懂得什么叫做不知廉耻！

我于会后仔细阅读了蒋春暄先生证明“费马最后定理”的文章，我基本上认定，他的证明是正确的。我虽然不是什么数学“权威”，但我至少具有最起码的数学演绎的“良知”。

为什么西方的数学家需要数百页的稿纸，而蒋春暄先生却只需要四页？为什么西方的数学家需要两台电子计算机工作1200个小时（为证明“四色猜想”），而我却只需要运用自己的脑袋一个小时？问题正就在于“另辟蹊径”，更在于新世纪高度逻辑的力量。在这个问题上，一辈子只崇拜孔儒的中国人，是永远都不可能理解的，因为他们早就已经丧失了最起码的理解的力量；但是西方人和摆脱了孔儒思想禁锢的中国人能够理解，因为他们知道，大自然的（发现、发明和创造的）“道路”都是“人”走出来的，而这个“人”绝对不可能只规定为“某个或某些特定的人”——孔儒的符合“天命”的“大人”和“圣人”。然而在中国，孔丘及其儒家的两千多年催眠的邪说，却能够世世代代扼杀所有中国人智慧的“大脑”，摧毁他们的理解力，更摧毁他们坚持真理的意志和力量，这使得他们永远都只会自我糟践，更互相糟践，即使中国出现了“天才”，也早就被他们“诅咒”、“谩骂”、“诽谤”的“唾沫”淹死了。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悲愤的民族？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诅咒孔丘及其儒家对于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精神上的荼毒和陷害！！！

究竟是谁首先证明了费马最后定理？我认定：是我们中国人！！！（2009,6,24.）

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独尊”的“儒家文化”，实际上纯粹就是“折腾”中国人的“伪文化”，是的的确确没有给中国人带来任何真正人类智慧的假文化、毒文化、害文化。

首先让我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折腾”？

所谓“折腾”，即白费口舌的说、浪费精力的做、空费时间的想。说得具体一点，即说话尽说套话、胡话、乱话、毫无意义的话；做事尽做假事、烂事、坏事、毫无效益的事；思考尽思梦想、幻想、浑想、一厢情愿的想。俗话说“穷折腾”、“白折腾”、“空折腾”、“瞎折腾”、“尽折腾”、“死折腾”，便指的是：“折腾”必带来“穷”、“白”、“空”、“瞎”、“尽”、“死”。

孔儒的“儒家文化”即是一个世界人类文化之中最标准的“折腾文化”，它整整“折腾”了中华民族两千多年。它把中国人“折腾”成了永远不知“真理”、永远不问“真实”、永远不求“真诚（成）”的痴人、蠢人、浑人。两千多年来的中国人，老百姓是绵羊、是奴隶、是阿Q；统治者是豺狼、是恶霸、是骗子；中国人的“国”是不断“亡国”的“国”；中国人的“历史”是纯粹只有彼此相互杀来杀去、打来打去、骗来骗去、谎来谎去的“折腾”史；中国人的“学”是“学”古人、“学”大人、“学”圣人，是实质上的无学，而绝对只有浅薄的“术”；中国的“儒学”是骗学、是无学，中国的“儒术”是骗术、是不学无术……。

这一切的根源都起于孔丘“六经”以及后来“四书五经”的邪说，更起于汉武帝把这种“邪说”变成了千古不变的“独尊”之“说”。我非常遗憾，至今为止，我亲爱的同胞们还在迷信孔丘的邪说，人们最多责备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却依然认为孔丘“还是不错的”。我请问：孔丘究竟有什么“不错”？他追求真理了吗？他尊重真实了吗？他懂得真诚了吗？他为我们中华民族留下了什么“好”的“传统”？尤其是好的智慧的传统？

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历史，其实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的所谓“儒家文化”即是不折不扣的“折腾”文化，它把历代的中国人“折腾”穷了、“折腾”白了、“折腾”空了、“折腾”瞎了、“折腾”尽了、“折腾”死了。“一穷二白”即“穷了”、“白了”；脑袋空了、眼睛瞎了即“空了”、“瞎了”；精神尽了、肉体死了即“尽了”、“死了”。这种完全只能戕害中国人的所谓“儒家文化”，今天的中国人还要继续把它继承下去，那就是继续让它不断地“折腾”中国人，让它把今天和未来的中国人继续乃至永远全都“折腾”穷了、白了、空了、瞎了、尽了、死了。

从人类最高的智慧——逻辑的意义上来说，儒家是“逻辑”的死敌，因此也就是人类智慧的死敌。它要让中国人说话永远说不出具有发现性的真理，并且永远不讲理；它要让中国人做事永远做不出具有发明性的真实，并且永远发明不出真正最有成效的工具；它要让中国人思考永远思考不出具有创造性的成果，并且永远不允许自由地思考。我很遗憾，两千多年来，孔儒的的确确害苦了、害惨了、害死了中国人，而它的最关键的“毒”和“害”，即在它完全、彻底地屏蔽了、灭绝了在中国人之中产生“逻辑思维”的一切可能的希望，换句话说，正是因为有了孔子及其儒家在中国思想领域的“独占”的地位，所以中国人彻头彻尾地丧失了一切智慧成长的可能，也就是说，中国人就只能做人类之中永远的“傻瓜”、永远的“白痴”和永远的“阿Q”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的确确应该感谢西方人的“入侵”，我们更应该感谢“五四”思想先驱们的伟大的呼声：“打倒孔家店”。正是因为“打倒孔家店”，中国共产党才可能借助西方的马克思打倒中国国民党，建立了短时期让“孔家店”关张的“共和国”，令人遗憾的是，“孔家店”最初是偷偷地，而现在却是大张旗鼓地重新开张了。中国人又将重新走上“折腾”中国人、“折腾”中国人历史的死路。

我今天的使命，就是要把这个道理源源本本地告诉我亲爱的全部同胞。我们生来绝对不是只会“折腾”的人类，我们的脑袋也一点不会比西方人差，我们所有历史之中的“穷”、“白”、“空”、“瞎”、“尽”、“死”的“折腾”，全都是来自“儒家文化”对于我们的完全的、彻底的思想的屏蔽和灭绝。“儒家文化”的的确确就是一个永远都只会“折腾”的“文化”，它的的确确是我们中华民族智慧文化的“死敌”；还依旧看不到这一点的人，就只能算是中国“历史”的“瞎子”，更是贯穿宇宙、生命、人类、智慧的“逻辑”的瞎子。我是多么希望，我亲爱的全体同胞，能够尽快地醒来，能够彻底地从迷恋孔儒的漫长历史之中的梦中醒来。胡锦涛先生号召中国人不要“折腾”，然而当今大肆宣扬的“儒家文化”即是不折不扣的“折腾”中国人的“文化”。我多么希望，胡锦涛先生也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一点。（2009,4,29.）

什么是“皮肤”思维的历史时代？

凡是由孔儒主宰中国人意识形态的历史时代，都是“皮肤”思维的历史时代。从孔、孟、荀，到董仲舒，到二程，到朱熹，到王阳明，到熊十力，到冯友兰，到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到杜维明，到成中英，到蒋庆，到陈明，到等等等等，总之，从孔孟，到后来的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新儒家”，以及到今天所有他们的徒子徒孙们，他们的思维，全都不折不扣地均属于“皮肤”思维，换言之，他们均舍弃自己的“大脑”不用而惟一只用自己的“皮肤”去进行思维。他们根本就没有资格被称为“哲学家”，甚至都没有资格被称为真正的“思想家”，因为他们全都滥用了“皮肤”性的情感，而无论“哲学”、“思想”的核心无疑都应该是“真理”，可是他们全都离了“真理”十万八千里。正是因此，自古以来的所有孔儒们的思维的“成果”，均属于他们的“皮肤”性情感思维的“成果”，而根本就没有资格被称为人类“哲学”、“思想”的成果。说白了，只能是一堆人类“思维”的“垃圾”。

可以认定，这种“皮肤”思维的“成果”的“价值”，正面的“价值”几乎全都等于零，而负面的“价值”则巨大得“吓人”。为什么“吓人”？因为它们整整让两千多年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活过的几乎所有几十亿乃至上百亿的中国人的大脑，全都自动地“报”了“废”，也即全都跟着他们只能运用自己的“皮肤”去进行思维了。正是这种“皮肤”的思维，构成了中国《历史》的“巨大垃圾堆”的恶果，也造成了直至今天，绝大多数的中国人竟然还仍旧不知道，什么才是人类“真正的思维”。

我为什么要坚持不懈地“反孔”、“反儒”？其根本的原因正在这里，也即：中国人再也不能只会运用自己的“皮肤”，而根本就不能够运用自己的“大脑”去思维了。如此下去，中国人就将只会有“死路一条”：还妄谈什么“崛起”和“复兴”？只要不再以最快的速度去迎接全人类之中的民族最早的“崩溃”和“灭亡”就谢天谢地了（中国在历史上不是已经迎来了一次又一次的“汉民族”的“崩溃”和“灭亡”么？最后的一次，是日本的入侵和对中国人的大屠杀，中国人侥幸地遇到了全世界反法西斯的大联合。中国历史的真实不正是如此么？我请我的同胞们尊重历史的真实，再也不要盲目地自吹自擂了。再不告别根本就不会思维的孔儒们的“历史”，中国人的确没有希望了）。

为什么说孔儒们只有“皮肤”思维？因为他们的思维不仅没有逻辑，而且还竟然以没有逻辑为自身的“特质”，乃至还成为了自己“中国哲学”的“光荣”。近现代在台湾兴起的所谓“第三期新儒家们”（例如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及其众多的弟子们）即明显是如此。这股巨大的“新儒家”的“歪风”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即刮向了大陆，并迅即在大陆引起了巨大的响应。借助于国人对“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批林批孔”运动反感心理的“反弹”，逐渐在大陆兴起了“尊孔读经”、“大兴国学”的文化的“复古”思潮，这种“思潮”一直到今天依旧在一浪高过一浪。中国的“孔子学院”开遍了全世界，中国的所有大学，乃至中学、小学，全都在向孔儒的“学问”复归。这是什么？这是中国人的“自寻死路”。

关于孔儒的反逻辑、无逻辑，我在前面的文章之中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揭露。“逻辑”是什么？是人类语言、行为、思维的规律，人类的“大脑”正是为了发现这些“规律”而存在的最重要的“器官”，无视“逻辑”，无视上述的“规律”，说白了，即是无视人类自身“大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而无视“大脑”则是不折不扣地无视人类自身的“人性”。

正因为无视“大脑”的存在价值，孔儒们的“思维”不能不另寻出路，他们，例如孟子“发现”了“心”腹。孟子曰：“心之官则思”。把思考的功能归之于“心”腹，这也应该算是一种“发现”，只不过是一种“舍本逐末”的负面的“发现”。

说怪不怪，“心”腹还真是具有某种“思维”的“功能”，只不过它几乎完全倾向于“情感”性的“思维”。人类全身有三个部位高度地集中了“神经末梢细胞”，除了“大脑”之外，人类的“手”，尤其“手指”尖，以及人类的“小（心）腹”同都是“神经末梢细胞”高度集中的地方，因此在这两处也同样都具有一定的“思维”功能。正是因此，孟子说“心之官则思”并不完全错误，只不过不是“心脏”而是“心腹”。当然，人类最主要的思维器官应该还是“大脑”，但“手指”的接触性具象理性思维的功能和“心腹”的升华性（想象性）情感思维的功能也应该是不能忽视的。但是显然，孟子的舍弃最重要的“大脑”而惟一只取“心腹”的做法，自然更应是极端错误的。

凡阅读过儒家经典的人们都不难发现，儒家所有的观念：仁、义、礼、智、信、孝、忠、乐、和、诚、圣，尤其孟子的“四心”（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等等等，均是从“情感”思维出发的，也即均是从“心腹”的“皮肤”的思维出发的，而完全与（从“大脑”出发的）真理、（老子的）道、逻辑等等（抽象理性思维）无关。正是因此，孔儒对于中华民族意识形态的长期的垄断，的的确确是害苦了中国人，两千多年来的漫长的（孔儒的）“皮肤”思维的习惯，几乎已经使中国人的大脑发生了不应有的严重的（抽象性思维）功能性的萎缩。从中国的《历史》来看，上面的结论事实上已获得了雄辩的“验证”，有一点即非常明显：中国人迄今不擅长理论性思维，甚至都不知道“真理”为何物，而且习惯于不讲道理，甚至非常非常不讲理。中国人从上到下全都只擅长儒家的“皮肤”思维的虚情假意，然而最终起作用的却永远都只能是“权力”，尤其是抛开一切人性情感的肆意地进行打、杀、毁灭的凶残的武装“暴力”。正是孔儒的“皮肤”的虚情假意的“思维习惯”，严重地遮蔽了从来中国统治者们惯用“暴力”的凶残，甚至已经两千多年了中国人对此还仍旧不能醒悟，还仍旧对孔儒的“皮肤”的虚情假意，对他们助纣为虐地进行情感欺骗的“儒学教条”痴迷不悟，真是让我感到深深地深深地遗憾。

介于上面所述，所以我要坚持不懈、百折不饶地把“反孔”、“反儒”的伟大事业进行到底，这绝对不只是我个人的事业，它也应该是当今所有中国人的刻不容缓、义不容辞的伟大的事业。为了中华民族的光辉的未来，为了下一代中国人子孙的幸福，我庄严肃穆地呼吁：我亲爱的同胞们，让我们永远地告别“皮肤”（性虚情假意）思维的历史时代吧，让我们永远地告别孔儒垄断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的罪恶的历史时代吧！打倒孔儒，杜绝孔儒，解放中国人的大脑，实际即是解放中国！！！（2009,6,17.）

中国人最“健忘”么？是的。

为什么这样说？中国人儒家“文化传统”的《历史》使然。

中国人最“健忘”什么？最健忘自己的“历史”。

什么“历史”？“亡国史”、“亡国奴史”、“杀戮史”、“屠城史”、“自相残杀史”，等等等等。

中国人最擅长“自夸”，什么“大汉民族”，什么“礼仪之邦”，什么“历史最悠久”，什么“文化最昌盛”，什么历朝历代的“某某盛世”，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可是中国人（尤其其中的汉人）从来，甚至早都已经忘记了他们事实上，经常在“亡国”，经常在当“亡国奴”，经常在遭到“屠杀”，经常在遭受到“非人”的待遇，等等等等的“历史”了。难道中国人（尤其其中的汉人）的“历史”不正是如此么？过于古老的历史且不说，例如周取代商，秦灭六国，南北朝五胡乱华，隋唐攫取华夏，等等等等，其实也早就全都是周边少数民族对中央之国（中国）的取代；仅说宋朝之后的一千多年，直到20世纪前半叶，中国人的“历史”不正就是一部部连连不断的“亡国史”、惨遭“杀戮史”么？可是中国人（尤其其中的汉人）的确最容易健忘，例如，经过了满族铁骑“扬州屠城”、“嘉兴屠城”等等屠杀之后的中国人，乃至今天的中国人，不是仍又在继续歌颂伟大满清的“康乾盛世”么？这样的歌颂之辞还更广为播放在“中央电视台”呢，甚至中国的“历史学家”也都在帮助中国人“健忘”，“健忘”什么？“健忘”自己的“亡国史”、“健忘”自己的惨遭“屠杀史”。

最“健忘”的人往往也是最容易重犯老（历史）错误的人。

有一个“笑话”。说一个傻瓜在去丈母娘家的路上突然“内急”，就在路上随即“大解”行了方便。到了晚上他从丈母娘家回来，自己却踩上了自己的“大便”，于是乎便大声咒骂起来，“哪一个乌龟王八蛋，如此缺德，倒他八辈子祖宗！”他似乎已经忘记了，这个“王八蛋”正就是他自己。

中国人是这样的“人”么？我看真是太像了。

为什么中国人最“健忘”？因为中国人最缺乏“思想”，最缺乏拥有“思想”的“历史”，最缺乏“思想”的充分自由的“交流”；这是因为自古以来，中国人的“思想”交流、言论“信息”交流，早就已经，甚至永远都处于统治者所极力维护的封闭的、禁锢的、点滴不漏的“一滩死水”，乃至“酱缸”之中了。中国的“历史”永远都只记录（外族和本族）统治者的丰功伟绩，从这样的丰功伟绩之中，中国人能够看到自己的“亡国史”和惨遭“杀戮史”的痕迹么？甚至（外族）统治者的伟大的“光荣”也早就已经变成了我们“大汉民族”自己的伟大的“光荣”了，君不见我们的“历史学家”、“文学家”、“剧作家”又在吹捧我们的“康乾盛世”了么？

我亲爱的同胞千万不要误解，以为我要挑起历史上早都已经消逝的“民族矛盾”，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因为事实上我们今天的“五十六”个民族早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完整的伟大的“中华民族”了。我想说的是，我们绝对不应该再又重复过去历史上的“健忘”，因为“健忘”的人是永远都不可能有任何“进步”的人；同样，“健忘”的民族（社会），也是永远都可能有任何“进步”的民族（社会）。我们中国人的“历史”不是早就已经“踏步不前”了么？中国历史之所以长期以来“踏步不前”，停滞发展了两千多年，其中最关键的原因之一，即是因为我们中国人是一个最“健忘”的民族。

我们中国人为什么最“健忘”？我们中国人为什么最缺乏“思想”，我们中国人为什么最缺乏拥有“思想”的“历史”，我们中国人为什么最缺乏“思想”的充分自由的“交流”，……等等等等呢？

我来作出回答：

按照老子的理论，“正言若反”：“最健忘”的结果，恰恰就正是来自“最不健忘”的原因。我们中国人“最不健忘”的是什么呢？是孔子的伟大的“教导” 和他的儒家的伟大的“文化传统”，是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他的“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是他的最早“发明”的以“思想罪”、“言论罪”，以及更加无耻的“莫须有罪”残杀少正卯的永远对中国老百姓“禁言”的“文化传统”。正是因此，我们中国人心中永远都只有“天命”、“大人”和“圣人”，而根本就没有了普通中国人自己作为“人”的一切的位置和价值，而且还根本就分辨不清到底“什么是”、“什么真正是”、“什么应该是”，以及“究竟为什么是”（“天命”、“大人”、“圣人”？）等等等等的一切。正是因此，中国人丧失了“思想”的能力，中国人变成了“好了伤疤即忘疼”甚至“有奶便是娘”的“傻瓜”（到了后来，甚至连“无奶也都是娘了”），总之，只要有人倚仗强大的暴力自称，而且无视一切地自称，他或他们就是“天命”、就是“大人”、就是“圣人”，中国人就将都会乖乖地“捺头便拜”，而且“磕头如捣蒜”，高呼“万寿无疆”，甚至如同“牛马”一般，自觉自愿地让“天命”、“大人”、“圣人”给自己拴上“鼻子”，而决不会也决不敢运用自己作为“人”的自我意志的“眼睛”去看看，对方到底是蒙古人、是满族人、是日本人、是西洋人，还是咱们的自己人，以及到底是讲理的自己人，还是不讲理的自己人，等等等等。两千多年来的中国人，在历朝历代的形形色色的统治者的“天命”、“大人”、“圣人”面前，难道不正是如此地自觉自愿地“束手就擒”甚至“引颈入套”么？我们到底做出了多少真正“有效”的反抗、斗争，以及更尤其重要的是历史性的“思考”呢？中国的孔子及其儒家的文人们有过这样的历史性的“思考”么？他们连“思考”都不会，更何谈“历史性”的“思考”。他们本身即全都是一帮不会思考的“畜牲”——“骗子”和“白痴”。

鲁迅先生对于“阿Q”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感的表达，难道不正就是对于历史上中国人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更复杂的历史情感的再现么？

同胞们，清醒地认识到您自己的“健忘”的历史的“劣根性”吧！清醒地看到两千多年来孔子及其儒家对于中华民族的“思想”的麻醉的“毒害”吧！对于“历史”，我们再也不能“健忘”了。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究竟我们“背叛”了什么？我们“背叛”了我们中国人自己作为“人”的最起码的良知、良能和良心！（2009,6,13.）

今天的中国，其实是一座很难自行生长“知识”的“沙漠”，各行各业的“知识”，绝大部分都来自“进口”，“绝大”的程度，决不下于百分之九十，有些行业几乎就是百分之百。这是事实判断。不相信的朋友，不妨自行做一些调查。这并不是什么秘密，更不宜装“鸵鸟”，东方的国家，大抵如此，日本人或许强一点。问题在于，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其实，问题就来自中国儒家的传统。中国儒家事实上即是最没有知识的一群，更糟糕的是，他们不仅没有知识，而且在方法论上更反知识。真正自古以来中国人的“知识”，尽管“浅薄”，但也大多数并不来自儒家文人，而是来自下层普通的农民、工匠，以及有着道家传统的贩夫走卒、方士郎中之流。很明显，中医中药的发生和发展，其理论的根据——阴阳五行，即来自黄老之学的道家。

我在前面曾讲到，孔儒之书全都是“死书”，这同样是事实判断。什么是“死书”？真知识的含量几乎为零的书，即是“死书”。中国人读了两千多年的孔儒之书，这实际上等于中国人读了两千多年的“死书”。一个只会读“死书”的民族，他的“真知识”从何而来？

中国人今天还又要“尊孔读经”，这种文化的“返祖症”，不仅逆潮流而动，更是自寻死路。

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为什么中国在孔儒的意识形态垄断之下，就只能是一座“知识的沙漠”？

人类的知识共分三大系统：物质（包括生命物质）知识系统；社会知识系统；精神知识系统。我们可以发现，每一个知识系统都是一座活的巨型结构，单个独立的“知识”都不可能成为有价值的“真知识”。这样一来，我们就不能不首先讨论，究竟什么是“知识”？

什么是知识？尤其什么是真知识？这是一个大问题。西方哲学的一个大的部门——认识论，即完全用来回答这个问题。今天在这里，我只能说最重要的，而且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我认为，知识即人类对认识对象（事物）的一切内在和外在“关系”的“理解”。说白了，知识即对“关系”的“理解”，认识的关键也正在“理解”事物的种种“关系”，特别是最重要的“关系”。

从逻辑的意义上看，一切事物的“关系”都可以归纳为如下的三种：因果关系、类比关系（又称并列关系）和包含关系（又称串列关系或系统关系）。而作为事物的本质的关系，往往都是因果关系。因此，能够真正抓住因果关系的知识才可能是真知识。

从逻辑“关系”和逻辑“模态”之间的对应来看，因果关系对应“必然性”，类比关系或并列关系对应“或然性”或“可能性”，包含关系或串列关系对应“应然性”或“系统性”。由此又可以断定，能够抓住必然性模态的知识才可能是真知识。而必然性则又带来客观性和普遍性。由此可知，凡具有事物对象的客观性、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知识才可能是真知识。这虽然不能说是真知识的充分条件，但绝对是非常重要的必要条件。只有符合这种必要条件的知识才可能是关于对象（事物）的真知识。

利用上述的关于真知识的“必要条件”的判据，我们立即可以发现，中国传统儒家所具有的“知识”，全都不可能是关于事物的“真知识”。且不说儒家根本就不关心任何涉及“物质（包括生命）”的知识，而涉及“社会”（其实是“天下”）的知识，儒家的全部根据都来自“礼”，而“礼”的形成与“必然性”完全无关，纯属统治者单方面的阶级利益所需要的“独断”。孔儒关于伦理的设想也依然是出自独断，例如什么“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之类。特别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说更是荒唐：父子关系属于必然性关系，而君臣关系属于或然性关系，把这两种不同的关系放在一起，是明显的一种骗局，拉中国人下水。老子早就看出孔丘及其儒家的包藏祸心（见《庄子》）。

再说孔儒之书的论述方法，纯属独断，即纯属包含关系的“应然性”，只讲“应然”，例如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教无类”等等，根本就不讲“必然”，孔儒们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必然”；而在修辞上，则是运用大量的“比喻”或“类比”，这属于“或然性”，例如中国大量流传的“成语”，基本上都是经典的“比喻”，例如“揠苗助长”（见《孟子》）、“苛政猛于虎”（见《礼记》）之类。

在儒家之书的影响之下，两千多年来的中国文人们论述事物的方法除了仿效孔子的“独断”之外，即是大量的比喻和类比，中国文人们的“文采”功夫，几乎全都花在了想方设法的比喻和类比之中，并通过运用大量比喻的“典故”来展示自己的“博闻强记”和“妙笔生花”。例如很多人能够背诵的王勃的《滕王阁序》，即是如此流传千古的“妙文”。美则美矣，可是它带给了人们什么样的“真知识”呢？其中有事物的“必然性”、“客观性”和“普遍性”么？这样的美文有一点当然没什么坏处，但如果全都是如此腔调的文章、书籍、文献，堆山塞海，大量形成中国人大脑中的“垃圾”，中国人的真知识还怎么生长呢？

孔儒的害人决不仅仅是它们的具体的世界观（天下观）、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害人，重要的还是它们的思维方法的更加害人。它让两千多年来的中国人全都变成了不可能生产真知识的废人，它让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变成了永远的“知识的沙漠”。中国人，尤其中国普通的老百姓，除了劳作、受苦、服役，吃、喝、拉、撒、睡，基本上就没有了任何“文化”的念想。而中国文人，除了拼命于“科举”，穷毕生之力谋取“功名”，捞个一官半职，再就是绞尽脑汁，尽写一些没有半点真知识含量的烂文章、烂诗词歌赋，或者更烂的“历史”，为帝王将相树碑立传，极尽拍马溜须的能耐，这也就算他们生命的“价值”。如此的中国人，活得如此地丧失了“人”的尊严。严格地说，没有真知识的人，一辈子能算什么“人”呢？

我请那些拼命歌颂孔儒的同胞们想一想，我们的“中国”，还要把“知识的沙漠”坚持到哪个世纪？（2009,3,28.）

中国号称“历史大国”，实际上，中国是个真真正正的“历史垃圾大国”，因为中国人真实的“历史”，事实上早就已经被中国的《历史》严重地误导了。其严重的结果，即是中国人真实的“历史”，两千多年来的漫长的生存的过程，基本上绝大部分都只不过是“打打、杀杀、骗骗、谎谎”的穷极无聊的“折腾史”，几乎毫无真实文明的进展，甚至直到今天，中国人还在继续盲目地运用文字的《历史》来“折腾”自己真实的“历史”。

首先要问，什么是中国人的历史？

我回答：目前，中国人有两个历史，一个是由历代中国人书写的《历史》，另一个是历代中国人走过来的真实的“历史”，其实，中国人还应当有一个历史，那就是中国人本来应该正确选择的自然、社会、精神的真正的历史。下面，我就来对这些历史，一一作出尽可能简约的解说。先谈什么是本来应该正确选择的自然、社会、精神（思想）的真正的历史。

万物都具有它自在客观的存在的过程，这事实上也即是它们真正的“历史”。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个万物历史时间意义上的比较表：

宇宙史：150亿年；太阳系史：100亿年；地球史：50亿年；

地球生命史：30亿年；

地球人类生命史：1000万年；

人类语言史：100万年；

人类社会行为史：10万年；

人类文字史：1万年；

人类文字记载的宗法思想社会史：5千年；

人类文字记载的宗教思想社会史：2千年；

人类文字记载的哲学思想社会史：5百年；（古希腊城邦社会史是一个特例）

人类文字记载的科学思想社会史：2百年。

从上面的列表中我们发现了万物真正的历史的一些什么样的特征呢？

我的回答是：

一，             越是先进事物的历史越短，相反，越是陈旧事物的历史越漫长；

二，             完全无人类、无生命物质的历史是如此；

三，             完全人类的历史也同样是如此，而且由于人类思想（智慧）的原因，还更加 

大了缩短时间的速度效应。

下面再对人类生命成长的历史作一简述：

人类在母腹中的胚胎史：10个月，这10个月的胚胎成长的历程高度浓缩了地球上30

亿年的生命进化的全部历程，从单细胞到多细胞，到节枝动物、到脊椎动物、到爬行动物、到哺乳动物、到灵长动物，最后到人类自身的完整胚胎，终于可以呱呱落地而成为人类的婴儿。

人类心理语言的发生、成熟史：8年，这从小8年与亲人们在一起不断咿呀学语的生活

经历高度浓缩了人类过去花了一百万年才逐渐变得能够运用语言的漫长心理进化的历程。

人类身体行为的成熟史：25年，这25年实际上高度浓缩了人类过去漫长的一千万年的进化历程。

人类心灵思想的成熟史：70年，这里其实应是人的一辈子，70年取的是现在人类的平均年龄，这70年实际上高度浓缩了人类过去漫长的思想进化的10万年的历程。等等等等。

上面所述说明了什么？说明了真正历史的意义、价值。真正的历史应该永远都在起着把过去发生的事物浓缩地变成后来更先进事物的极少部分的作用，这样一来，新的事物才可能始终永远超越陈旧的事物，并从而可能包含越来越多陈旧事物之中所没有的东西。历史如果起不到这种作用，它们就不是真正的历史。

物质的历史记忆在它们的原子分子的结构之中，生命物质的历史记忆在它们的基因密码的结构之中，人类的历史则记忆在由他们所书写的文字的《历史》结构之中。

我们现在再来看看中国人的《历史》，也就是历代中国人所撰写的历史。

中国人书写的《历史》很可能是世界人类中最庞大的《历史》，因为自从远古以来，中国人就只有《历史》，例如儒家的“六经皆史”，而基本上没有其他。从孔子的《春秋》以来，中国人基本上就没有改变过自己记录历史的模式：为“大人”、“圣人”做记录，并永远“使乱臣贼子惧”。司马迁的《史记》更是为此立下了永远《历史》的楷模：《本纪》写天子，《世家》写诸侯，《列传》写士大夫。从此，中国人书写的《历史》永远成了帝王将相们的传记，而且历朝历代，越写越庞大。司马迁的《史记》不过50万字，不久之前完成的《清史稿》至少有5000万字，再加上《民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总共曰：《二十五史》、《二十六史》，或《二十七史》，其总字数绝对在若干亿字以上。这若干亿字的中国《历史》能够具有“浓缩”中国真实“历史”的真正历史的意义和价值吗？

我的判断是：绝对没有。它们只能是一堆毫无真正历史价值的文字垃圾。造成这种情形的根本原因，即是毫无真正历史思想的孔子及其儒家的意识形态对中国人思想的长达两千多年的漫长而极其有害的垄断的统治。鲁迅先生把中国《历史》看作是“吃人”的记录，柏杨先生称中国《历史》是一个巨大的“酱缸”史，这的确都是非常形象而准确的比喻，但仅仅有这种比喻的认识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看到中国《历史》严重的实质。它的严重的“实质”是什么呢？即是用一大堆毫无真正历史价值的“文字垃圾”来充当中国真实的历史，从而严重地误导了中国人长期以来真实的历史，也就是严重地误导了中国人在漫长的时间之中的生命存在的历程，致使其中绝大多数人的生命的价值遭到了极其悲惨的剥夺。这种对千千万万人的生命价值的剥夺的罪恶，直到今天，我亲爱的同胞们还仍旧远远不能真正认识到，这真是我的极大的遗憾。很明显，这种“罪恶”的责任必须最终判给孔子及其儒家。因为长期以来，正是孔子及其儒家的意识形态，他们的经典和观念，完全垄断了中国人《历史》的写作。不仅儒家的“六经皆史”，而且中国人的所有文字书写的东西也全都具有“史”的性质，包括中国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等等等，几乎中国文字的一切。正是这所有的文字记录的一切，构成了巨大的文字的垃圾堆，垃圾的沼泽、垃圾的“酱缸”、垃圾的悬崖、垃圾的黑洞，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它们严重地阻碍了中国人文明的进步和发展。

中国人大量记载的《历史》究竟是属于什么性质的历史呢？由于垄断它们的意识形态的东西惟一的只是孔子及其儒家的意识形态，而孔子及其儒家的“主义”明明白白是“天命的血缘的宗法的人治的等级的专制主义”，所以中国人的《历史》基本上记录的就只能是中国人宗法思想的社会史，是属于人类文字记载的历史类型之中层次最低等的历史，这种历史的寿命在人类的各种历史之中是最漫长的，按照前面的说法有五千年，而中国人还仍然在以坚持孔子及其儒家“学说”的方式继续这种人类之中最落后最不文明最没有人人平等观念的历史。这怎么能让我不感到巨大而深深的遗憾和忧虑？

在中国，到底有没有真正有思想的历史学家呢？我真是感到极大的怀疑。如果有，他们为什么没有对中国如此劣等的《历史》进行应有的批判呢？或者，他们还在按照儒家意识形态的方式继续撰写《二十八史》、《二十九史》？这样一来，中国人书写的《历史》就只能继续“吃人”，或继续“酱缸”下去了！

为什么中国人一直到今天也拿不出一本像样的《思想史》？更不要说什么像样的《哲学史》了，因为一直到今天，中国人之中也没有出现过一位像样的“哲学家”，虽然古代的老子、墨子等一些人是有资格称作是“中国古代哲学家”的，但他们的哲学思想，早就在中国儒家的漫长而巨大的“酱缸”之中被践踏得毫无踪迹了。我请网友们说说，我们中国人长期以来竟然活得有多么冤枉？

一个没有像样的《思想史》的民族，怎么可能会有真正合格的《历史》呢？中国人没有合格的《思想史》，所以中国人也就不可能会有合格的《历史》，所以迄今为止的所谓中国的《历史》，绝大多数只能成为误导中国人真实“历史”的文字垃圾历史。我请同胞们记住，人类历史的灵魂是人类的思想，而人类思想的灵魂是人类不断创新的观念。中国人已经有两千多年没有观念的创新了，这是因为中国人赋予了孔子及其儒家观念的“永恒性”，让它“万岁万岁万万岁”。中国人丧失了观念创新的历史，也即没有了思想的历史，他们就只能拥有文字垃圾的《历史》，所以它就将一定要误导中国人类真实的历史，而把中国人类不断地引向低文明、不文明乃至反文明的邪路。

中国人书写的《历史》就正是如此没有思想的历史，所以长期以来它就把中国人真实的历史引向了低文明、不文明甚至反文明的邪路。中国人在19世纪中叶之前的历史就基本上是这样的历史。今天的中国人不能不渴望出现真正的历史学家来重新记录中国过去和现在的历史，但是，只要中国的文人们继续把孔子及其儒家的意识形态当作自己永远的“传家宝”，让它的观念成为中国人“永恒”的“万岁万岁万万岁”的观念，中国人就将永远也产生不了真正有思想的历史学家，从而中国人也就活该只能拥有自己的低文明、不文明乃至反文明的倒霉的《历史》。（2009,1,27.）

一部“历史”有没有思想，就如同人有没有灵魂相似。一个人的“灵魂”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这个“人”有没有关于自我的意识，例如我要说话，我要做事，我要思考；进一步，我要说什么，我要做什么，我要思考什么？再进一步，我为什么要这样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为什么要这样思考？诸如此类，这里的所有涉及“说”、“做”、“思考”的行为，全都是在“自我”的意识的支配之下进行的，这样一来，我们即认为，凡是具有如同上述的关于“自我”的“意识”的人，我们即认为他是有灵魂的人。简言之，一个人的灵魂，即该人的支配其“说”、“做”、“思”的所有行为的“自我意识”。

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整体历史意识的记录，在这部“历史”之中，具有中国人整体的“自我”意识吗？

在中国孔儒文化传统的严控之下，中国人“自我”的意识——灵魂事实上早就丧失了，同样，在中国孔儒文化传统的严控之下，中国“历史”，作为中国人整体“自我”的意识——“历史”的“思想”也随之而早就丧失了。

正是因此，中国的历史记录，基本上就已经几乎完全变成了所有政治上的既得利益者——专制统治者们的起居录，说穿了，即是他们的已经获得了“成功”的打打、杀杀、骗骗、谎谎的“生活”流水账。中国“历史”具有几乎关于“人”的一切外部活动也即现象的“记录”，惟独没有关于人的“思想”——精神、意识、灵魂的论述。中国人直到今天也没有产生过一部真正像样的“中国思想史”。中国人，包括中国“历史”，惟一具有的“思想”，即是孔子及其儒家的有关“天命的、血缘的、宗法的、人治的、专制的极权政治及其体制”的种种教条，是根本就没有任何演绎、推理、分析、归纳、综合需求的文字、章句的固死的教条。它们全都总汇于所谓儒家的“大藏”之中，其核心即是“四书五经”，或更又扩充为“十三经”。

最近中央电视台主办的“百家讲坛”，讲的几乎全都是中国的“历史”，演讲者把“中国历史”讲得口沫生花，娓娓动听，可是有谁认真地讲到过关于中国历史的“思想”呢——中国“历史”应该是什么？中国“历史”应该做什么？中国“历史”究竟是为了什么？有吗？没有，这些演讲者口中的中国“历史”全都只有有趣的“故事”，而并没有真正有意义的“思想”。只讲“故事”而不讲“思想”的中国“历史”，是误导听众的中国“历史”，而绝对不应是真正的中国“历史”本身。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在今天的中国，谁又有能力把中国“历史”的“思想”说得清楚呢？中国的今天，连一部真正像样的“中国思想史”著作都没有，自然也根本就没有关于中国“历史”“思想”的真正事实上的关注，这原本应该是让中国人自己感到非常惭愧的事情，然而中国人，甚至包括那些所谓著名的“历史家”们，竟然一直到今天，还依然缺乏这种历史“思想”的“自觉”。

中国“历史”是一部没有“思想”的历史，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其根源即在于中国人没有“灵魂”——自我意识、精神，而中国人的没有“灵魂”的根源，又在于中国“历史”之中惟一只有孔子及其儒家的关于“天命的、血缘的、宗法的、人治的、专制的极权政治及其体制”的种种固死的教条，正是大量的这些固死的教条完全充塞了中国人全部的心灵空间。这就是中国“历史”，也包括中国人，没有“思想”和“灵魂”——自我意识、精神的最充分的答案，造成这种没有“思想”的历史和没有“灵魂”的个人的严重后果的根源，即在被中国人长期“独尊”的孔子及其儒家的徒子徒孙，原本就是一群根本就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精神“白痴”。中国人，我亲爱的同胞，醒醒吧！每一个您的“自我意识”的醒来，也正就是中国历史的“思想”的醒来！！！（2009,5,27.）

汤立先生电告，汤文选先生于2009年5月25日逝世。惊闻之后，作挽联如下：

                天地神韵，唯尚尔汤；

            驾鹤仙去，华夏共殇。        

晚生者黎 鸣敬挽于己丑年五月二十六日。

据说“上面”有人发话，清华北大的研究生，“四书”是必读书，就像一直以来把马列主义“哲学”列为必读之书一个样，这就是中国官办教育的特色。

“四书”是什么“书”？是两千多年来把中华民族的大脑读成了“死脑”的“死书”。所以，“上面”对清华北大研究生的要求，就是明显逼令清华北大带头读“死书”。

什么是“四书”？《论（沦）语》、《孟（梦）子》、《中庸》、《大学》，各取一字，即是：“沦”（陷）于深深“梦”（魇）之中的“中”（国）“大（学）”之“书”。如此强调读“死书”的中国大学，而且还是中国首屈一指的最著名的大学，怎么指望它们能够进入“世界一流”呢？

“四书”有真理吗？有真知吗？有真诚吗？有逻辑吗？有思想吗？有普世价值吗？根本就全都没有，也不可能有。那么为什么要求青年人学习它呢？“上面”究竟要求青年人学习它的什么呢？

《论语》是孔子弟子多人拼凑的“你言我语”，根本就是一堆不具有任何完整“学术意义”的“杂碎”，“礼乐”第一，“忠恕”第二，然后，就是只有臆想却永远都不可能真正实现的种种“仁义”“君子”之类的第三，这就是《论语》内容的全部。然而，按照“礼乐”做成的“君子”，中国历史严重地证明，全都只能是“伪君子”。

《孟子》自吹是“养吾浩然之气”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也是把话说得最动听的仅次于孔子的“二圣”；孔子的“君子”，孟子的“大丈夫”，后来全都“奠基”于孟子的违背人性发展逻辑的“人性本善”（这些“思想”贯穿于《三字经》），如此这般最终历史的结果，不仅孔子的“君子”是“伪君子”，孟子的“大丈夫”也是“假大丈夫”。君若不信，就请自问：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之中究竟产生过多少真正的“君子”和“大丈夫”呢？他们是谁？

《大学》其实就是八句话：“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说到底，无非是把“学而优则仕”、“当官从政”的“价值”美化、吹捧上了“天”，如此匮乏人类真精神追求的“卑鄙”的人生“价值”，何来中国真“文化”？

《中庸》更是一篇充满了严重逻辑和思维方法错误的古代“论文”。什么“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这完全是毫无逻辑思维能力的儒家文人的一厢情愿的乡愿之论。“诚”是人的情感，这种情感的“诚”能够成为“天”——自然之“道”——“真理”吗（真情感居然成了真理！！！）？有了真诚情感，就一定能够认为具有了在社会之中作为“人”生存的“道”——“真理”吗？人的主观的真情感始终都会具有某种随着环境变化的偶然性，而事物的客观真理则必须具有某种不随着环境变化的必然性；把偶然性的（真诚）情感视为具有必然性的（天道）真理，这只能是无知或蓄意骗人的儒家文人才会有的论调。持有这种论调的人，要么就是自称“真诚”的“骗子”，要么就是一味（一厢情愿）真诚而屡遭他人暗算的“傻瓜”、“白痴”。孔儒的“中庸”真是把两千多年来的中国人全都“骗”了、“害”了。如此的《中庸》绝对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更是成人不足，害人有余。

以上就是我对所谓儒家名著“四书”的总的概评，这种烂“书”根本就不值得现在的中国人去读，尤其不值得今天的中国青年去读，它们绝对是把青年人引向“死路”的“死书”，《四书》即“死书”，汉语读音亦显示如此，这真是天意。清华北大带头读“四书”，实即带头读“死书”。

中国最著名的大学——清华北大竟然带头读这种骗人、害人的“死书”，中国的“教育”真是彻底完蛋了！“上面”能够给出要求青年人读这种“死书”的正当（政党）理由吗？请讲！并请“宣传”，让我们大家全都洗耳恭听！然后，也应该并必须允许公民，进行公正、公平、公开的理性辩论！因为这毕竟是决定中华民族未来历史命运的大事情。（2009,5,27.）

——从卢武铉自杀事件所想到的       黎 鸣

本文题目是中国汉语中的三个成语，这三个成语非常准确地反映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儒家文化传统。第一个成语反映了中国儒家文化传统之“因”，或称“本质”，后面两个成语则反映了中国儒家文化传统之“果”，或称后果。

世界上有三个本征的文化传统，一个是古希伯来的宗教神学的文化传统，一个是古希腊的自然哲学的文化传统，第三个即是古中国的自然和反自然的人学的文化传统，自然人学的文化传统是老子道德的文化传统，反自然人学的文化传统是孔子儒家的文化传统。在中国，老子自然人学的道德的文化传统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被孔子反自然人学的儒家的文化传统遮蔽了，所以事实上在中国，真正盛行的就只有孔子儒家的反自然人学的文化传统。

“隐恶扬善”这个成语说的正是孔子儒家的文化传统的“因”，或“本质”。“臣为君隐”、“子为父隐”，这是《论语》中的两句名言，正是这两句名言中的“隐”字，形成了中国儒家文化传统“隐恶扬善”的“文化本质”。为了比较而言，我在这里不妨也谈谈古希伯来宗教神学的文化传统和古希腊自然哲学的文化传统的本质：前者是“诫恶信善”（来自“摩西十诫”，实质上是以信仰为善），后者是“知恶为善”（来自柏拉图的哲学，实质上是以知识效益为善本身）。顺便指出，老子的自然人学的道德的文化传统的“本质”，恰恰是上述三者的有机的“合成”，只不过要扬弃孔子的“隐”字而改成“抑”字：“诫恶信善、知恶为善、抑恶扬善”，老子的道德观是最完备的“真善美”全息的人性“善”，这是后话。

比较上述的四个“文化传统”，最好的应是老子的自然人学的道德的文化传统，而最坏的即是孔子的反自然的儒家的文化传统，说白了，即在上述的四个文化的“本质”（“诫恶信善”、“知恶为善”、“隐恶扬善”、“抑恶扬善”）之中，最坏的即是“隐恶扬善”。为什么？最关键的即在其中的“隐”字，正是这个“隐”字，包含了两千多年来孔子及其儒家对中国文化所酿造的全部罪恶的实质。

最近发生的韩国前总统卢武铉自杀的事件震动了世界，更震动了东亚的中国。孔子虽然说过“知耻近于勇”，然而在中国的统治者之中，真正能够做到“知耻”的人却极少极少，甚至可以说根本就不可能有。为什么？因为在中国，“隐恶扬善”的儒家传统实在太浓太厚太顽固太长久。所以，卢武铉的故事绝对不可能发生在中国，连台湾也不可能，陈水扁即明显是一个不“知耻”的家伙。

什么是“知耻”？“知耻”是知道、明白、懂得坏事传千里之后所给予作坏事者本人的名声的耻辱。

什么是“耻辱”？是作坏事者的消息贯穿众人的“耳朵”和“心灵”（“耻”字的原意），并从而必然引起众人对于他的谴责、唾弃、鄙视之“辱”。

为什么中国的统治者竟然会永远都不可能“知耻”呢？俗话说，中国统治者的“脸”有“城墙”护着，或甚至他们的“脸”本身即比“城墙”还要“厚”，说得更明白一点，他们的“作恶”始终都被“城墙”遮蔽和防护着，所以，中国的统治者永远都不可能“知耻”。

什么是“城墙”？“城墙”即是武装暴力的“护卫”，更加上对老百姓思想言论的严厉的“禁锢”，凡有传播任何有背统治者消息者，坚决格杀勿论。这样一来，中国统治者所做一切坏事的消息就均不可能有“贯穿”老百姓“耳朵”、“心灵”的可能，而纵然老百姓有可能会知道一点什么，也绝对会噤若寒蝉，甚至装聋作哑，而口不能言，这是因为时刻都受到了“格杀”和“死亡”的严重威慑。这就是孔子所主张的“臣为君隐”的“文化实质”：统治者行为不“知耻”，老百姓言说必知止；更严重的是必然会跟着出现题目中后面的两个成语：“恬不知耻”和“怙恶不悛”所描述的情景。

什么是“恬不知耻”？即不仅不知耻，还更以耻为安、以耻为能、以耻为乐。

什么是“怙恶不悛”？即明知作恶，还倚仗作恶，不仅不悔改，还更肆意妄为，以作恶为乐、为贵、为显、为（淫）威。中国成语说：“指鹿为马”、“肆无忌惮”，即此谓也。

说到底，正是孔子及其儒家的“臣为君隐”、“子为父隐”的“隐恶扬善”的文化本质，造成了两千多年来的中国统治者的“不知廉耻”，甚至永远的“恬不知耻”，并更永远的“怙恶不悛”。很显然，孔子及其儒家的“隐恶扬善”：“隐”的永远是真恶，从而放纵了中国统治者的永远的“胡作非为”、“怙恶不悛”；“扬”的永远是伪善，从而装扮了中国统治者的永远的“道貌岸然”，“恬不知耻”。永远的真恶更加上永远的伪善，其实质即是永远的“胡作非为”、“怙恶不悛”和永远的“道貌岸然”、“恬不知耻”。这就构成了中国两千多年来全部“文化”之中罄竹难书的罪恶。请问，这样的中国“文化”，其历史想要“不停滞”，还有可能吗？

再用“隐恶扬善”的“文化本质”来检验中国现代的“文化”：为什么中国文人“喜欢”告密？为什么中国文人“喜欢”拍马？为什么中国文人不敢、不会、不能“讲理”，而却擅长花言巧语、飞短流长、搬弄是非？为什么1959年“庐山会议”讲真话的彭德怀反而丢了官？为什么“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了数千万人的“事件”竟然当时的媒体鸦雀无声，看不到半点消息？……为什么到了今天网络的时代，我们的新闻媒体还严格地受到官方“人治”的管制？什么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闻、出版事业能够经过“公民自办”而法制化、而社会化、而公共化、而市场化？我们今天的犯了巨大贪渎罪恶的“官员”能够（像韩国前总统卢武铉那样）“知耻”吗？我们今天上层人物之中的“怙恶不悛”者能够被“绳之以法”吗？……

孔子及其儒家的“隐恶扬善”的文化传统的“本质”，真是把中国人害苦了；它已经害了中国人两千多年，中国人还要继续任它为害多久？（2009,5,26.）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我非常执著：因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人只会读“死书”，读孔儒的“死书”。而近代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到今天，我们实际上已经大大得益于西方人的“活书”了，可是不少中国人还在想回过头去读“死书”，他们说什么孔儒能够给中国人带来“和谐”。我的天啦，两千多年来，中国人完完全全都是从读孔儒的“死书”过来的，它给中国人带来过“和谐”吗？中国历史之中曾经有过什么样的“和谐”呢？看来，我不仅要与一些愚蠢的人们辩论“哲学”，还得与他们辩论中国人事实上曾经有过什么样的“历史”。一般人们的愚蠢固然可怕，然而当政者、教育者、宣传者、媒体人的愚蠢则更可怕，要更可怕一千倍，一万倍，甚至一万万倍。

比较西方人类，两千多年来的中国人其实是个真正无知的人类，是根本就停止了创造和生产真知识的人类，这才是中国人的历史为什么会一直严重停滞发展了两千多年的最根本的原因啊。什么是人类文化和文明的“进步”？这种“进步”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我告诉大家，它就是知识，真知识，正是全方位真知识的不断增长才可能真实地推进人类文化和文明的“进步”。一个没有能力创造新的真知识的人类是决不可能会有文化和文明的真实“进步”的。而中国人，在始终读孔儒的“死书”的两千多年之中，事实上就已经成为了一个严重地丧失了创造和生产真知识能力的民族了。

孔儒们不仅无知，无能，更无耻（欺骗），他们的无知、无能和无耻更蔓延到了全民族的无知、无能，甚至无耻。造成这种恶劣后果的不仅是其错误的目标、错误的出发点，更是其错误的思维方法。正是其错误的思维方法彻底败坏了中华民族的创造和生产真知识的基本能力。不少人不理解我为什么要“揪住”孔儒不放，他们没有看到，孔儒实际上是蛰伏在全民族每一个人心灵之中内在的“毒蛇”，它使得每一个人永远都只能看到眼前外在的“敌人”，却看不到蛰伏在自己心灵内部的更可怕的“敌人”。正是因此，中国人最缺乏自我反思的精神，最不能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无能，甚至无耻，而只一味怨天尤人，指责别人、咒骂别人、怨恨别人，甚至恨不得杀其人、食其肉、寝其皮，尤其是咒骂、痛恨现行的一切既得利益者，而一切既得利益者们更是乐得加大力度褒扬孔儒的无知、无能和无耻，因为无知、无能和无耻的人们将永远都不可能会有力量撼动得了现行的既得利益者的“权力体制”。这正是可怕的无知、无能、无耻者的孔儒社会历史的恶性循环。

如此的恶性循环，造成了中国人永远的相互指责、谩骂、诅咒，甚至打打、杀杀，然而就是不讲理，而且也根本就没有能力讲理，甚至更不允许讲理，而这种不讲理、不能讲理、乃至不允许讲理的劣根性，正就是孔儒的“死书”给予所有中国人的最恶毒的“诅咒”、最恶毒的“循环”、最恶毒的历史后果的“伟大遗产”。正是因此，我们中国人就只有永远都不可能创造和生产自己的真知识了，我们中国人就只能永远是一个不讲理、不能讲理，乃至索性不允许讲理的世界上最劣等的民族了。中国人讲理吗？历史上的中国人什么时候讲过理呢？中国人有过讲理的真实历史记录吗？这样不讲理的民族是谁造成的？是早就该死的孔儒啊，可是它在中国却长寿了两千多年，直到今天它还能够继续向我们中国人严重地示威！

上个世纪英国人李约瑟曾提出过一个世界著名问题：为什么近代自然科学只能诞生在西方，而没有诞生在东方的中国和印度？这原本就是对中国人的警示，而大量中国人却误认为李约瑟是在对中国人进行歌颂。很显然，李约瑟本人并没有能够对他自己的问题作出最本质性的回答。真正最本质地回答了李约瑟问题的人是英国的哲学家怀特海：因为西方人不仅能不断地发明工具，而且更不断地发明了发明的工具——人类思维的工具。正是人类思维工具的不断地发明，使得西方人能够源源不断地创造和生产出大量越来越新的真知识。而只会读孔儒“死书”的中国人，连最起码的发明工具的能力也都渐渐丧失了，更遑论发明发明的工具——人类思维的工具了。

当今世界人类的三大知识体系：自然知识体系、社会知识体系和精神知识体系，西方人几乎是百分之百地垄断了前面的两大知识体系，而精神知识体系也占据了其中的绝大部分。中国人在这三大体系的真知识之中究竟占据了多大的分量呢？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万分之一？……？？？我请同胞们真正认识清楚自己的家底！！！千万不要发狂地自吹自擂，说什么“中国的过去一直领先于世界”。我请问：什么叫做“领先于世界？”您知道“领先”的意义是什么吗？事实上是，中国的“大汉民族”，就像一大群“蚂蚁”，长期以来被周边的少数民族杀得人仰马翻，他们不像是在杀人，而更像是在杀猪宰羊，在屠杀蚂蚁：从元到明（有迹象表明朱元璋是回民）到清，到近代西方大大小小的列强，到北方的俄国，再到日本，所谓的“大汉民族”哪里是“人”的民族，简直就是一大群让人屠宰的“猪羊”，甚至是一大群让人屠杀的“蚂蚁”。被孔儒整整愚弄了两千多年的“大汉民族”，我们到底有什么理由再又去崇拜那个始终把我们自己弄得虚弱不堪、挨打挨杀，最终竟然都完全不成其为“人”的“孔儒”呢？

中国人，我亲爱的同胞啊，不要再指望去读孔儒的“死书”了，那里绝对不会有任何“和谐”在等待着我们，因为那里惟一只会有无知、无能，甚至无耻，尤其“死书”之中的思维方法，更是教你永远成为不会创造和生产真知识的活“死人”。

如果说今天的当局“有罪”的话，那么它的最大的“罪行”，即是利用权力在中国重新鼓吹毒害了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尊孔读经”，而这一点，即使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以及“五四”时代的思想先驱们（胡适、鲁迅、吴虞，等等等等）在世的话，他们也都会深恶痛绝的。长期以来在中国，“权力”和“讲理”是完全不相容的，而在今天新的世纪，当局利用“权力”重又鼓吹“尊孔读经”，明显是在继续支持传统不“讲理”的有害的思想倾向，何况这还是在中国经过了两千多年历史严重证实的传统病态的思想倾向，这决不是在促进中国当代的文化和文明，而是完全相反，是在严重地阻碍中国当代文化和文明的发展和进步。

传统的中国人长不大，难道到了21世纪今天的中国的“精英”们、中国的“领袖们”也依然长不大吗？我请我亲爱的全体同胞们深思！！！更希望兴起全面“讲理”和辩论的文化常态，这才是达到真正“和谐”的正常之路啊。（2009,3,18.）

小标题本应是“西方哲学与中国儒学”，但“儒”实在没有资格被称为“学”，因为“儒”之中连最起码的“学”的要素都不具备，例如最起码的概念、范畴和逻辑的观念，而历来所称的“儒学”，其实是一大堆有关“天命的宗法的血缘的人治的专制主义政治”的教条，所以，本文的小标题就只能改称“西方哲学与中国‘孔儒’”了。

西方哲学，是西方人经过了两千多年的努力才最终完成的一项具有完整体系的学说，这个学说，可以说是西方文化中的最集中的传统精华，正是因为有了它，后来才有了更繁华、更庞大、更复杂的门类众多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心理科学、伦理学、工程技术学、文化艺术学，等等等等。它们共同形成了西方文化和文明的道路和成就。历史证明，这是一条全人类都在跟着走的智慧的“活路”，也即真正全人类文明共同发展的路。

中国孔儒，是中国人同样经过了两千多年的折腾才最终留下来的一堆具有完整体系的政治教条，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中最集中的传统“毒瘤”，正是因为有了它，后来的中国人基本上与人类文化和文明的“真理、真实、真诚”的逻辑的主旋律完全绝了缘，从此，中国人不仅创造不了真正的科学，而且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才是人类的真知识、真道德、真伦理。说白了，大自然给予了每一个中国人与西方人以同样珍贵的大脑，却全都因为孔儒“死书”中的政治教条，而几乎完全地报废了，中国人，尤其汉人，全都自动地变成了“蠢人”、“废人”。受孔儒所毒害的中国人，尤其数量庞大的汉人，在近一千年的漫长而连续的时间里，全都变成了任由周边少数民族宰杀的羔羊，从元（蒙族）到明（回族），到清（满族），到从西方远来的大大小小的诸多列强（拉丁族、日耳曼族），到周边的俄国（斯拉夫族），再到一衣带水的日本（大和族），我请亲爱的同胞睁大自己的眼睛认真地瞧一瞧，这一段连绵不断整整近一千年的历史。中国人，尤其受到孔儒严重蛊惑的数量庞大的汉人，他们还曾经是“人”吗？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祖先早就已经沦为了只会读孔儒的“死书”、走孔儒的“死路”的“废物”民族了。正因为它已经变成了“废物”，所以全世界任何民族，无论大小，全都可以到中国来揍它一拳，踹它一脚，砍它一刀，扒它的皮，抽它的筋，屠它的城，抢它的宝，割它的地，操它的女人，最终，把它的子孙变成自己随意宰杀的羔羊。事实是，我们已近千年连续地成为了失去“人”格的“亡国奴”了。我亲爱的同胞，你们真正看懂了中国历史吗？你们凭什么居然说，中国的“文化”曾经有多么多么强大、多么多么富有、多么多么“先进”？请问，我们究竟因为什么而强大、而富有、而先进？尤其是我们所谓的“大汉民族”？我们连自己的脑袋都报废了，人格都丧失了，还怎么去强大、去富有、去先进？

从泰勒斯、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到奥古斯丁、阿奎那，到笛卡尔、牛顿、莱布尼茨、洛克、休谟、康德、黑格尔，等等等等，西方自古到今，所有的哲学家都参与了西方哲学的这项巨大的人类历史的工程，他们不仅为西方人类建立了伟大的功勋，也同时为全人类建立了伟大的功勋。他们从“绝对”到“客观”到“必然”到“相对”到“主观”到“自由”，为全人类建立了一整套有效的开发人类大脑的伟大的（二元论）逻辑“软件”，虽然也留下了不可避免的过去时代重大的“缺陷”。这个过去时代重大的“缺陷”，将由受益于西方人的新世纪的中国人来加以最后的克服并获得划时代的改善，因为在中国人的古代祖先的伟大文化遗产之中，具体言之，在伏羲、老子、墨子的伟大的文化遗产之中，已经为解决这些“缺陷”做好了预期工作的铺垫。未来的光荣应该属于永远告别了“孔儒历史时代”的新世纪的中国人。

从孔子到孟子，到荀子，到董仲舒，到二程，到朱熹，到王阳明，到第三期的新儒家，全都参与了“孔儒政治教条”的极其有害的折腾，他们无论有意抑或无意，全都成了中国人读“死书”走“死路”的“帮凶”，铲除他们的影响，封存他们的“死书”，拒绝他们的“死路”，应是21世纪中国人的重要的责任。我亲爱的同胞，说不说在我，听不听在您，千万不要错过了当下中华民族伟大的历史机遇。我尤其寄希望于我亲爱的青年同胞。（2009,3,22.）

跟着孔丘，中国人真是白活了，不是一般地白活了，而是整整白活了两千多年，中国人的两千多年的漫长的“历史”之中，几乎只有假恶丑，而极少真善美。两千多年的“文化”，其中的垃圾起码占了百分之九十九以上。

我说上面的话，网友们决不要以为我仅仅是在发感慨，或是胸中完全充满了文学家甚至诗人们的“悲天悯人”或“呼天抢地”的情绪。绝对不是的，我这是在对中国两千多年“独尊儒术”以来的儒家文化传统“历史罪恶”的最终的宣判。

可以预料，将有不少同胞，即使他们心中同样反对孔子及其儒家，也决不会赞同我今天如此“绝对的”结论。可是我要告诉我亲爱的同胞，我的这个结论也是在经过了多少年内心痛苦的斗争之后才终于不能不得出来的，这只要看看我的著作即可以证明。仅仅在2005年之前的我的著作之中，我还依然对孔子的“仁爱”精神抱有某种“吸取其精华”的希望，但是经过了愈来愈深入的寻根究底的研究之后，我终于发现，这完全都只能是我的一厢情愿的毫无根据的臆想，是彻底无视历史真实并违反逻辑真理的个人良好的愿望，其根源仍不乏长期以来对孔儒的盲目的迷信。我今天不能不说，孔子及其儒家确确实实是中国历史绝对的“祸害”。

俗话说，“羊群走路靠头羊”，中国人两千多年来的意识形态的“头羊”就是孔子，即使其间有人不想跟他也不成，因为那样还可能带来更“惨”的结局。然而正是这个“孔子”，把两千多年来的中国人的“历史”带向了一条完完全全的死路。下面，我就来解释，为什么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历史之路，是“一条完完全全的死路”？

在解释“死路”之前，首先还是让我来给大家解释：“什么是白活了？”以及“为什么中国人真是白活了？”

人活一辈子，究竟是“活”一个什么呢？

我的回答：大脑，活每一个人自己的大脑，人活一辈子，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要让自己的大脑在一生之中获得尽一切可能地智慧上的开发，这同时也是与人们自身的长寿、健康、幸福等等切身的利益密切相关的。

为什么是“大脑”呢？

宇宙的物质创造了地球上的“生命”，地球上的“生命”创造了人类，人类以其大脑的价值凌驾于其他所有的“生命”之上，而人与人之间，也因为他们各自大脑的至高无上而必须公认“人人生而平等”的社会真理。

人类的大脑，在大约三万年前就已经基本上完整地诞生了。而大脑本身“进步”的责任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基本上完全地交给了人类自身。

我们不妨利用“电脑”的知识来类比地认识人类自身的大脑。宇宙或大自然为人类提供了大脑的全部完整而成体系的肉质“硬件”，但是人类想要运用自己的大脑，还得自己努力创造性地去为它提供合适的“软件”。这样一来就显然可以看到，谁首先为自己的大脑创造性地提供了正确的“软件”，谁就首先发展和进化了自己的大脑，从而他的大脑就没有“白活”。由此可见，大脑没有“白活”其实也就是人类自身没有“白活”。

历史事实证明，人类大脑真正获得开发的显著的时代是在最近的三千年，而在这三千年之中，又特别集中在最近的三百年。可以说，如果以今天人类大脑所有的“软件”功能为相对完整的“１”的话，那么，其中的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在最近的三百年之中完成的，而且还显然，其中的百分之九十九又都是由西方人完成的。东方人的贡献，尤其中国人的贡献，基本上小于百分之一。毋庸讳言，在创造人类大脑的“软件”方面，中国人的成就非常小，而孔子及其儒家的成就尤其小，根本上就是零，不仅是零，而且由于他们的完全反其道而行之（因为他们无逻辑、反逻辑、反真理，尤其反“人人生而平等”的社会真理），反而更是巨大的“负数”。

什么是人类大脑的“软件”？

我的回答：哲学、逻辑、真理，以及按照逻辑和真理而逐渐建立起来的人类生活中一切方面的理论：自然科学理论、社会科学理论、心理科学理论、伦理学理论、美学理论、人文价值学说理论、工程、技术、艺术理论，等等等等，总之，一切领域有关其结构、程序、功能等方方面面的理论。

翻遍孔子及其儒家的所有经典，以及与其相关的大量历史的文献，其中没有丝毫哲学、逻辑、真理，相反的是，他们反哲学、反逻辑、反真理，他们在全部中国的历史之中惟一只讲礼，而从来就不讲理，也根本就无理可讲。由于“独尊儒术”，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富有哲学、逻辑、真理的伏羲、老子、墨子的精神遗产全都被歪曲或毁灭了。一切真正为中国人大脑“软件”服务的创造性的工作全都被孔儒们的伪学说排挤到了毫不足道的边缘，甚至根本就没有人敢于或有能力去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中国的思想家、哲学家、理论家早就死得光光的了，中国大量产生的就只有阴谋家、谋略家、纵横家、权力野心家，崇尚暴力的帝王将相，再就是空徒哭嚎、哀怨、感伤的诗人，以及更大量庸庸碌碌实际上毫无任何真实用处的儒家文人。

三万年来，尤其三千年乃至三百年来，迄今为止，人类的努力基本上都集中于开发人类大脑中的左脑，正是因此，人类中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属于“右撇子”，而且现代电脑的诞生，也基本上是人类的经过了开发的左脑的延伸。这是因为，正是人类的左脑主要控制人类的语言、逻辑、运算等等特别涉及“时间”因素方面的思考，而涉及“空间”因素和意义因素的人类直觉思考的人类的右脑和内脑，事实上目前还只是刚刚获得了人类的关注，关于这方面的“逻辑”理论研究今天尚处于非常匮乏的状态，基本上是一片空白。我的关于《西方哲学死了》的著作，以及最近西方人关于“右脑革命”的呼唤，基本上都是针对这种情况而发。

过去的两千多年，由于孔子及其儒家对于中国意识形态的垄断，从根本上就阻断了中国人对左脑进行革命开发的一切可能。造成的后果，即是今天明显的，几乎所有涉及哲学、逻辑、理论的成果，基本上都是属于西方人的，而中国人就只有空白。从这个意义上，我的确只能说，两千多年来的中国人真是“白活了”，而“白活了”的根源，明显即在完全垄断了中国人意识形态的孔丘及其永远不断的徒子徒孙的儒家“伪学”。这就是我对于今天文章“标题”的解说。

事实上，孔子及其儒家的“学说”，不仅是对于中国人左脑的危害，也同样是对于中国人右脑和内脑的危害。关于这一点，我在前面的文章之中已经说了许多，以后，还会继续加以彻底地揭露。说白了，什么是孔子的“儒学”？孔子的“儒学”就是尽一切可能阻止中国人运用自己的大脑去从事思考，就是永远不要让中国人知道自己有一个能够思考一切问题的大脑。如果直到今天，中国人还看不到这一点，那就只能说迄今为止的中国人全都瞎了眼，全都因为迷信孔子、迷信儒学、迷信大人、迷信圣人，从而完全迷瞎了自己的眼睛。明明中国人的大脑（无论左脑、右脑、内脑），两千多年来都被孔儒的“伪学”糟蹋了、败坏了、报废了，中国人迄今也没有为自己的大脑，特别是左脑创造出任何像样的“软件”来，我们中国人的大脑始终还都是处于最原始的无软件甚至毒软件的状态，而中国人今天却还依然在叫唤要“尊孔读经”，这到底说明了什么？我请同胞们不要忘记，我们中国人今天的大脑（左脑）所运用的“软件”——逻辑、理论等等，全都是西方的“舶来品”。

由此也可知，为什么说孔子及其儒家把中国人的历史带向了“一条完完全全的死路”。这是因为，孔子及其儒家既不能为中国人的左脑的革命开发做出贡献，还拼命地反革命，而且也同样反对中国人右脑的革命。对于中国人的大脑来说，孔子及其儒家简直就是彻头彻尾的完全的反革命。如此完全反对人类大脑革命的历史之路怎么可能不是“一条完完全全的死路”呢？

到了这里，我相信大多数我的讲理的同胞将都能够真正理解，我为什么要竭尽全力地反孔、反儒？这决不仅仅是因为孔子及其儒家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罪人，而更重要的是，他们是中华民族所有成员的大脑迄今为止乃至未来永远的敌人，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大脑在其成长的道路上的最有害、最顽固、最具有杀伤力的敌人。我亲爱的中国同胞们，为了今后全中国每一个孩子的大脑的健康，我请求你们，让我们的孩子们永远离开该死的孔儒吧！！！

21世纪是全人类必将开始右脑革命的伟大的时代，实际上也是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将应该进行全脑革命的时代。西方人已经光荣地实现了迄今为止的全人类左脑的革命，其标志即是电脑和网络的诞生，而我们今天也基本上完成了接受西方人左脑革命成就的工作，虽然还有待更深入地普及，然而，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应该把右脑革命并从而全脑革命的新的伟大历史的使命承担下来。在这方面，我们将具有伏羲和老子的伟大思想遗产的优势，关于这一点，我将还会有专文加以介绍。中国人，我亲爱的同胞，彻底抛弃孔丘及其儒家的完全阻碍中国人大脑开发的历史垃圾和鸩毒吧，让我们高举伟大的伏羲和老子的思想旗帜，力争完成我们在新世纪的当仁不让的右脑乃至全脑革命的历史使命！！！（2009,3,7.）

人类的大脑是宇宙—太阳—地球系统精炼了一百五十亿年之后才终于产生的宝物。说得更清楚一点，直到三万年前后，人类的大脑才真正最后成型。从此之后，人类大脑的造化，就基本上要靠人类自身的努力了。

终于在三千年前后，人类大脑的自我运行才真正发生了巨大的转机，这个转机就是人类文字和逻辑思维的起源。人类大脑是大自然给予人类的伟大的肉质计算机的“硬件”，而它所需要的“软件”，只能由人类通过自己的创造性的努力去进行适宜的“配置”。

首先必须“配置”软件的大脑部分是人类大脑中的“左脑”，因为正是左脑控制着人类的语言、逻辑和运算的思维功能，这是为人类提供发展、进化的“楼梯型”（递归、递进、通讯、联结等）工具的重要的大脑部分，另外的部分即是“右脑”和“内脑”，右脑提供“空间透视直观”的功能，内脑提供“深刻记忆和动力情感”的功能，它们同样也需要软件配置，这是后话。

人类左脑的软件开发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工作是由西方人在最近的三百年之中完成的。迄今为止，全人类的大脑几乎全都只有运用由西方人开发出来的大量左脑的软件（哲学、科学、伦理、人文等，尤其是逻辑工具）才能正常地工作，其中也包括事实上已经接受了西方软件的现代中国人；然而在中国人自己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软件，基本上就只有孔子及其儒家对于中国人左脑所“配置”的剧烈病毒。历史雄辩地证明，孔儒给中国人“配置”的脑病毒严重地阻止和妨碍了中国人左脑的进化和发展。两千多年来，中国人不知道什么是真理，不知道什么是逻辑，因此也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理论，什么是人类的真知识，什么是“人”说话、行为、思考的最起码的可作为判定标准的人格平等的权利（伦理、道德、法律），等等等等，关于这一切，我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揭露。

尽管在三千年前后的时间里，中国人之中也曾出现过像伏羲、老子和墨子等努力开发逻辑、真理、真知等等重要人脑“软件”工作的伟人，但令人非常遗憾的是，孔子及其儒家的对于中国人大脑的“病毒”却在事实上几乎完全占据了中国人大脑的“软件”领域。这种“历史”的明显的结果即是，中国人在两千多年的漫长的历史之中，几乎就毫无左脑开发和进步的任何一点成就的可能。由于孔儒的“病毒”对于中国人大脑“软件”的垄断，中国人没有真理，没有真知，没有逻辑，总之，在理论性思维的领域，中国文人几乎全都是孔儒的白痴。即使一点点“阴阳五行”的思考，也只能借助处于边缘地位的道家“黄老”思想的挣扎。中国人的大脑，尤其是最基本的左脑，几乎完全被孔儒的大脑病毒糟蹋了。这就如同今天的电脑，软件坏了，根本就不可能正常地工作一个样。中国人理论思维的薄弱，理性追求能力的被压抑，以及长期以来对于自身基本人权的无知，等等等等，均与孔儒为中国人提供的大脑“病毒”密切相关。

中国人两千多年的“独尊儒术”、“尊孔读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其严重的历史后果，即是全体中国人的左脑事实上的瘫痪：语言中毒，没有逻辑，没有真知，丧失了文化和文明进化发展的“楼梯型”的软件工具，中国人的所谓“历史”彻底地陷入了严重的停滞状态，除了打打、杀杀、骗骗、谎谎，中国人根本就看不到具有半点文化和文明发展的真理之光。说白了，中国的所谓文化，绝大部分都是假恶丑，极少看到真善美的光芒。中国人文化的“高光点”全都集中在哪里？全都几乎惟一地只集中在地上帝王的皇宫里，或集中在地下帝王的陵墓里，总之，集中在所有为帝王将相们服务的行当里。除此之外，中国人何来“文化”？尤其中国人理性思维领域的文化，基本上就是一片空白。

我真不知道大量无知的文人们，他们盲目地赞美孔子及其儒家，究竟是为了什么？他们到底想赞美孔儒的什么呢？赞美孔儒的对于中国人左脑的剧烈“病毒”的功能么？赞美他们的让所有中国人的左脑全都陷于瘫痪状态的历史上“伟大”的“功绩”么？赞美他们的让所有的中国人的（大脑的）生命全都“白活了”么？他们何曾为中国人提供过任何一点真正作为平等的“人”的文化的智慧？只有白痴才会完全盲目地去赞美那么一个只能为中国人的大脑提供剧烈“病毒”的古人及其同伙。

今天，他们还又继续在坚持，要让中国的青少年们去“尊孔读经”，难道他们还要继续向中国广大的青少年们灌输大脑（尤其左脑）的“病毒”么？我亲爱的同胞们，我提醒你们注意，千万不要让您的孩子们去背诵儒经，那是让您的孩子的大脑，尤其是他们的左脑染上剧烈的“病毒”啊，他们的大脑如果坏了，将如何在未来剧烈竞争的世界中生存下去！？（2009,3,8.）

第三期新儒家们为孔子、孟子等孔儒的“教主”们戴上了许多现代化的“光环”，诸如“民本主义”、“人本主义”、“人文主义”，我今天就来戳穿他们的极其无学无理无知无信的谰言。

无论“民本”、“人本”、“人文”，其中全都具有一个最共同的东西，即重视“民”或“人”作为“人”的最高的价值。我们现在即首先来讨论，“什么是人的最高的价值？”

人是“万物之灵”。人作为“万物之灵”的最重要的“高光点”，即在于每一个人都拥有一颗大自然所赋予的蕴涵着无穷无尽智慧可能性或潜能的“大脑”。几千年来人类文字记载的历史，全都充分地说明了，人类所有一切的活动，实际上都是围绕着人自身的“大脑”潜能的充分地发掘、发展、发现、发明和创造服务的。例如，人类自然欲望的满足、社会需求的追逐，以及精神理想的追求，全都在尽一切可能地为人类自身“大脑”的充分地发掘、发展、发现、发明和创造的活动提供最重要的能源、工具、信息、目标、方向等等等等的服务。

说白了，人的最高的价值即是人类大脑自然、自主、自由地发展的价值，其实这也应是大自然、大宇宙、大文化的最高的价值，而人类的所有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以及全部一切方面的东西，实际上也全都是为了人类的“大脑”硬件能够正常地持续地具有高效率产出地发展的需要，而为之提供能源、信息输入输出的辅助性工具、设备，以及工作软件等等等等全方面的服务。而人类所谓的社会文明、文化的程度或水平的高低，也即完全表现在这种“服务”水平的高低。

由上所述，我们明显地看到，人类的全部价值，最终也都是在于为了实现人类大脑的最充分地发挥其潜能所期望的最高价值服务的。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更明确地提出人类全部的“价值（递进）表”如下：

第一层，人类肉体获得最基本的“食、色、性”的欲望满足的自然价值；

第二层，人类交往获得最基本的“权、钱、誉”的需求满足的社会价值；

第三层，人类思维获得最基本的“信、知、爱”的追求满足的精神价值；

第四层，人类大脑获得尽可能的“发现（真理）、发明（真实）、创造（真诚）”的最高期望值的终极价值。

为了实现上述所有的价值，第一层自然欲望的满足必须要求的自然价值真理是“人人生而平等”；

第二层社会需求的满足必须要求的社会价值真理是“自主”或“民主”，即一切社会中人与人交往的事宜，都必须在“公正、公平、公开”的意义上做到人人“自主”；“平等”是“自主”的前提，“自主”是“平等”的自然升华。合乎“人人生而平等”真理的社会中的人人自主即是“民主”。

第三层精神追求的满足必须要求的精神价值真理是“自由”，即一切社会中人类的精神活动，必须享有完全的自由。只有在“平等”、“自主”或“民主”获得了实现之后，才可能达到精神活动的完全的自由。

第四层人类大脑追求的满足必须要求的终极价值真理是“平等、民主、自由”的“全息真理”，什么叫“全息真理”？即是指所有各个层次的真理，例如自然价值层次的平等真理、社会价值层次的自主（民主）真理和精神价值层次的自由真理三个真理，均按照全息逻辑规律运行所形成的总真理。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后面的文章中继续讨论。

现在我们再回到前面讲到的“民本”、“人本”和“人文”的话题。什么叫做“本”？“本”就是“根”，就是“民”、“人”所有价值的“根”，或赖以存在的“本体”。什么叫做“人文”？“人文”即是人类文化的所有价值的总称。有了对这些概念的总的认识，我们再来看孔子及其儒家的所有的观念主张。孔子及其儒家的“本”根本就不是“民”或“人”，而是“礼”。在《论语》之中，再没有比“礼”更具“本体”意义的概念了，而且正是从这个概念出发，孔子获得了“仁”，即所谓“克己复礼为仁”，并进而有“礼之宜”为“义”，“礼之知”为“智”，“礼之用”为“和”，等等等等。在坚持最本体的概念为“礼”的前提条件之下，事实上便只能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便只能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便只能有“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便只能有“亲亲、尊尊”、“三纲五常”、“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人者食于人，治于人者食人”，等等等等。如此的孔子及其儒家的信念哪能有半点“民本”、“人本”、“人文”主义的影子呢？新儒家的文人们完全是在自欺欺人，自骗骗人，自愚愚人，自蠢蠢人。

两千多年来的儒家文人，除了有读“章句”的能力，根本就没有读“思想”的能力，或者也可以说，自古以来的中国，由于“尊孔读经”的原因就极少出现真正有“思想”的著作，而孔子留下来的“五经”以及他的弟子们的“四书”，就基本上是属于没有思想的“著作”。魏晋时期的陶渊明先生在其《五柳先生传》中说到“五柳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其实说白了，中国的儒家古书根本就不可能有“甚解”。正是因此，听中国文人们讲“书”、解“文”，讲到“章句”、“轶事”时，他们可以手舞足蹈，口沫横飞；然而要想分析“思想”、涉及“理论”之时，他们就只能草草了事，东拉西扯，言不及义。所以我可以告诉我亲爱的网友，听第三期新儒家文人们讲孔子、孟子“圣人”如何如何具有伟大的“民本主义”、“人本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想之时，你就完全可以认为他们其实都是在“胡扯”。

什么是“思想”？“思想”是以逻辑为中轴的观念系统。如果谁的“著作”之中连最起码的逻辑的“中轴”都没有，你就可以完全肯定，它是无“思想”的著作，根本就不值得你去读。孔子及其儒家的“四书五经”，到了今天的21世纪，即是这种根本就不值得去阅读的“著作”。它们里面怎么可能会有“民本主义”、“人本主义”，甚至“人文主义”的“思想”呢？我们只需要问一句：它们赞同“人人生而平等”的最基本的“人文”真理吗？如果连这样一个最基本的真理都被它们否定了，甚至以种种花言巧语加以遮蔽和拒绝，它们的“民本主义”、“人本主义”、“人文主义”的思想究竟从何而来？我虽然痛恨孔儒骗子们的“欺骗”，但却更为绝大多数抱着“尊孔”不放的普通中国人的“愚蠢”而感到深深的遗憾，甚至无望的痛苦。（2009,2,15.）

俗话说，“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羹。”而我现在要说，一个人败坏了一整个民族。这个人就是孔圣人，这个被败坏了的民族正就是我们的中华民族。

对于中国，中国的文化，中国国家的态势，我们中国人总是缺乏一个真正客观的估价。什么现今世界上的“第三大强国”，什么世界上惟一拥有连续历史的“文明古国”，什么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什么世界上文明最“丰厚”的“礼仪之邦”，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反正，在自己身上“贴金”的事情，中国儒家文人总是特别“擅长”的。

其实，谁的肚里都非常清楚，无论多么“强”、“大”、“丰厚”，等等，只要一但被总人口的数字之“多”一“除”，就全都“垮”下来了。中国问题之“坏”，正就表现在这里。

人是万物之“灵”，原本该人“多”不应是“坏”事，为什么到了中国，这人“多”，偏偏就反而成了“坏”事了呢？这正是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我认为，正是这一个人——孔圣人，败坏了我们这一整个民族。因为正是他，而使得本该是“万物之灵”的人，在中国不仅变得不“灵”了，最后反而倒成了国家贫穷、落后、挨打的累赘和祸根了。

中国人比较情绪化，好骂人。过去是骂贪官、骂衙役（警察）、骂帮闲的文人，但绝对不敢骂皇帝，因为一旦被告发，那可是杀头的罪，不仅死自己一个，还要株连九族；后来经过了“马克思主义”化了的中国人，终于也敢于骂皇帝了，因为引进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念，思想确实有点不同了，但仍然不敢骂共产党的“皇帝”，同样是怕告发，也同样是怕杀头；到了现在，网络时代化了，或许是由于“匿名”，人们对于当今的“总书记”、“总理”也敢于骂了。这或许是一种时代的进步，但骂人本身毕竟不是什么好事，如果能够把“骂”转变成自由地讲理、批判、质疑、辩论，那就是真正的进步了。

我发现，虽然现在人们敢于“骂”几乎一切人了，包括从秦始皇、汉武帝，到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甚至到当今直接的最高“领导”，但总离不开某种事态的直接性，也就是毫不拐弯的眼前情绪化的直接性的咒骂。我认为，这是非常缺乏思维能力的表现。而缺乏思维能力，我发现，恰恰正是源自孔圣人的长期以来儒家“教养”和“毒害”的结果。正是因为缺乏思维能力，尽管现在的中国人几乎可以咒骂一切人，但真正回过头去“骂”孔子及其儒家的人们却少之又少，或者虽然也骂儒家的徒子徒孙，却从来不骂孔子，仍旧认为孔子是好的，是“没错的”，应该依然是中国永远伟大的“圣人”。不要说一般的老百姓，一些所谓著名的文人们也都是如此，甚至还有一些非常无知的文人反倒更加极力吹捧孔子，认为只有孔子才能够“挽救”当今世界“道德沦丧”的“颓势”。

看到这种状况，我真是既感到非常的滑稽、可笑，然而同时也感到非常的悲哀、痛苦。我的同胞们殊不知，两千多年来中国人遭罪的祸根，恰恰正就是孔子及其儒家，长期坚持对中国人所进行的“天命血缘宗法等级的专制主义”的“教养”的“毒害”所致。如果说历代强权的统治者固然可恶，然而坚持“天命血缘宗法等级的专制主义”却戴着“万世师表”面具的孔子则尤其可恶，他连续地“教养”和“毒害”了中国人两千多年，而让中国人彻底地丧失了正常人的思维能力。

对于我的批判孔子及其儒家，现在真正有能力理解我的人们非常少，在全国，纵其量也不足一万人，尤其在所谓的“名人”、“精英”之中就更少，不仅左派不支持，所谓“自由派”的“右派”也同样不支持，至于中间派，赞成的人们就更少。为什么会是这样？我认为，这恰恰是我的同胞们缺乏思维能力的最一般的表现。我的同胞们永远都只能看到自己最直接的眼前的“敌人”，例如谁最直接地剥夺了自己的“权力”，谁最直接地剥夺了自己的“财富”，谁最直接地剥夺了自己的“荣誉”，等等等等，这些人似乎就是他一辈子的“敌人”，可是却没有谁能够真正更深入地问一问自己，这所有一切“剥夺”的背后的根源究竟是缘于何处？我来告诉我亲爱的同胞，这一切的根源均缘于我们自己的缺乏最根本的思考的灵魂——自然的灵魂、自主的灵魂和自由的灵魂。而我们所有的这一切的灵魂，早在我们自己的“权力”、“财富”、“荣誉”被他人“剥夺”之前，早就已经被孔子及其儒家的长期以来的“教养”和“毒害”所“剥夺”完了。一个人连“灵魂”都没有了，其他人不“剥夺”他还“剥夺”谁呢？

孔儒不是早就教导你要“修己安人”、“克己复礼”么？所以你被他人剥夺了“权力”、“权利”，你还能怪谁呢？孔儒不是早就教导你要“天人合一”、要“畏天命”么？所以你被他人剥夺了“财富”，你还能怪谁呢？孔儒不是早就教导你要“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么？所以你被他人剥夺了“荣誉”，你还能怪谁呢？既然孔儒早就“教导”从而“毒害”你，让你早就丧失了你自己的自然的灵魂，让你早就丧失了你自己的自主的灵魂，让你早就丧失了你自己的自由的灵魂，你连自己的“灵魂”都被孔儒们骗没了，你还有什么资格去咒骂那些原本就是自然、自主、自由、自私的“皇帝”、“将军”、“主席”、“书记”、“某长”等等等等的人们对您的“剥夺”呢？你首先即应该责怪您自己的愚昧啊！你是因为什么而变得愚昧的呢？因为孔子及其儒家的意识形态对你的深深的“教养”和“毒害”啊。你现在不去责备孔子及其儒家的有害的“教养”，却去咒骂那些原本就只不过是为自己谋权、谋利、谋名的人们，你不是非常的愚蠢吗？谁叫你满脑袋全都是孔儒所教导的迂腐的愚蠢观念呢？这就是你们崇拜孔儒的必然的下场！你们何必再去咒骂别人呢？

一切的祸害都应该冤有头，债有主，这个“头”，这个“主”，正就是两千多年来在中国永远“香火”不断的“孔大圣人”，而不要去不分青红皂白地乱骂一气，只顾情绪的发泄，而忘记了自己的脑袋的真正有益的理性的思考。偏偏受了孔子及其儒家毒害的中国人根本就不会理性思考，所以才造成了中国人除了乱咒骂，还是乱咒骂。如此永远的“乱咒骂”，能够“咒骂”出中华文明的进步来吗？

网上有不少的网友们不能理解我的对孔子及其儒家的批判，认为我是在“骂”孔子及其儒家。我吃饱了饭撑得，我“骂”孔子如此一具僵尸干甚？我不是“骂”，我是认真地进行思辨性的理性的“批判”。“批判”与“骂”的不同，关键即在，我的批判不仅要指出孔子的错误，还要指出孔子之所以错误的根源，以及最后纠正这些错误的方法。此外，批判的目的也不像“骂”那样，让批判者自己解气，宣泄一通，也不必一定要置对方于死地，而重要的是要让更多的已经受到对方欺骗、毒害的人们清醒过来。而长期以来，所有的中国人其实全都是孔子及其儒家意识形态的受骗者和受害者。这正是我要把对孔子及其儒家，并特别是对孔子的错误的意识形态的批判坚决进行到底的最重要的原因。“擒贼先擒王”，这个“贼王”即是孔大圣人。

此外，我想告诉我亲爱的同胞，您只骂那些眼前直接害你们的人们的价值是非常有限的，以其去骂他，不如诉诸法律去告他。如果您连告他都缺乏根据，那您何不从自己的身上去寻找受害的原因，以便吃一堑，长一智，让自己的智慧在艰难困苦之中逐渐壮大起来呢！？所以，以其去咒骂权力的统治者、财富的剥夺者、荣誉的诈骗者，还不如去深入地反思自己愚蠢的原因，乃至反思中国人之所以两千多年来为什么会变得如此愚蠢、如此缺乏思维能力的历史根源。而这个根源，正就在孔子及其儒家那里，并特别首先在孔子那里。说实在话，秦始皇、汉武帝、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等等等等，所有这些人都只不过是一时的风云人物，若干时期之后，谁也不会去再想到他们，然而孔子则不然，《四书五经》、《十三经》、《三字经》、《孝经》，等等等等，以及铺天盖地的儒家文人们的历史文献、诗词歌赋、散文小说，两千多年来孔子的鬼魂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它就像固死在中国人身上永远使之愚昧的符咒。我亲爱的同胞们，您只想到去骂实在的“帝王将相”、“恶霸贪官”，却没有看到固死在自己身上永远使您愚昧的孔子的“符咒”，您根本就没有想到，其实他比那些“帝王将相”、“恶霸贪官”对您还更有害、更恶毒、更害您一辈子，甚至还更害你的子子孙孙。因为他害得你根本就缺乏了最基本的思维能力，害得你的大脑报废。这才是真正最恶毒的“毒害”呀！！！

我的批判孔子及其儒家，且特别批判孔子的原因正在于此。孔子及其儒家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之中，确确实实是造成中国人普遍缺乏思维能力的最重要的根源，因此，实质上也就是造成中国人的永远低素质的最重要的历史根源。中国人的永远低素质正就表现在中国人的传统的缺乏思维能力。正是因为中国人的普遍的低素质，所以即使中国人口在全世界最多，可是他们作为“人”却并不“灵”，他们的总的创造文化的能力却仍然处于全世界的最低。很显然，就拿我们刚刚在GDP上超越的德国来说，人家的总人口是多少？不足八千万。然而我们的总人口是多少呢？几乎是十四亿。如此的世界上的“第三大强国”，我们还有底气去自夸吗？

看不到中国人缺乏思维的能力，这就是最大的光眼瞎子。而为什么中国人缺乏思维能力？根源即在两千多年来的孔子及其儒家，且首先是孔子的传统的错误的思维方法的顽固的“遗传”，顽固的错误观念的遗传，顽固的错误的思维方法的遗传，顽固的愚蠢的思维“基因”的遗传。

我为什么要坚决地把批判孔子及其儒家，并特别是批判孔子的有害的传统意识形态的工作进行到底？这就是最根本的原因。

我亲爱的同胞们，以其拼命发泄自己“骂”人的本领，不如多从自己的身上看看，究竟自己受到了孔子及其儒家的多大的毒害，害得自己缺乏正确的思维能力，缺乏正确地认识自己、正确地认识世界、正确地认识一切事物的能力，以至更缺乏正确地发现、发明和创造新事物的能力。

孔圣人如何败坏了中华民族？他的败坏中华民族正在于他和他的徒子徒孙们几乎彻底地摧毁了中华民族正确思维的能力，进而更摧毁了中华民族发现真理、发明真实、创造真诚（成）的能力。总之，正是这个孔圣人，正是他的“六经”，以及关于他的《论语》、《四书五经》等等等等一系列极其有毒的“教导”和“灌输”，彻底败坏了一整个中华民族，败坏了所有中国人的正常的思维能力。我的这种说法，不仅恰如其分，更是点中了两千多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长期以来倒霉至极的最深刻的历史根源。

就凭当今中国依然拥有那么多的蠢人在继续叫嚣“尊孔读经”，就明显可知中国未来的路仍旧有多么艰难。有时我真是想鼓动一次如同犹太人的文化“大逃亡”，中华民族的子孙全都到西方去“留学”吧，尽快逃离这个永远“尊孔读经”的“大圣地”，或许中华民族还能更快地获救了。如此情绪化的说归说，但真正要做还得按照理性的思考去做。所以说到头来，我仍旧坚信，我亲爱的同胞们绝对最终会彻底清醒过来的，因为不会思考的亏已经让我们中国人吃了两千多年了。让我们尽快彻底地忘记那个早就已经僵死了的孔大圣人的假仁假义的呓语吧，让那个永远不会思考的陈旧的中国从此成为博物馆里的“古董”吧，我们将进入一个善于进行理性思考的中国，彻底埋葬毒害中国人思维的“孔家店”里的所有“毒品”，解放中华民族的大脑！！！（谢谢。2009,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