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中，就是广东。多盗，是指有很多犯罪团伙。

都有哪些犯罪团伙呢？我们翻翻明清笔记和广东方志，能瞧见一大批犯罪分子的身影：

一是山贼，在山林里结党立寨，劫掠商旅，时不时还下山骚扰周边居民。

二是水匪，藏身海岛之上或江船之中，抢官盐，杀私商，垄断码头，走私香料。

山贼，永安最多。水匪，顺德最多。这两种犯罪团伙，少则几百人，多则上万人，势力最大的时候，敢于攻城掠地，称霸岭南。

除了山贼和水匪，还有两种规模较小、组织较松散、但是流动性很强的犯罪团伙，它们分别是“凤阳帮”和“疯人帮”。

凤阳帮很有特色，其帮会成员清一色全是女士，而且全是来自安徽凤阳的女士。也不知哪年哪月，这帮女士从凤阳老家乞讨而来，在新会一带组成了自己的帮会，她们用乞丐身份做掩护，走州过县，拐卖儿童，给社会造成了很大危害。

疯人帮更有特色，其帮会成员清一色全是患有某种传染病的患者。具体患的什么传染病待考，反正这个帮派不偷不抢，也不用刀说话，只用身上的病毒威胁人家：“快给爷拿钱来，不然住你家不走，传染你们全家！”非常有个性。

以上四类犯罪团伙，都有相对固定的组织。比如说永安一带的山贼，规模较大的，通常每十人组成一“钱”，每十钱组成一“两”，每十两组成一“斤”，每十斤组成一“都”。钱、两、斤，都是白银的货币单位，就像我们现在说的分、角、元一样。山贼们拿货币单位作组织名称，有别于军队的班、排、连、营、团，很有创意。

我们看《水浒传》，那里面的梁山好汉是有组织的，下面是小喽啰，上面是众头领，最上面是大寨主，众头领又排座次：第二把金交椅、第三把金交椅、第四把金交椅，这样子。明清时的广东山贼与此类似，最底层是“散仔”，相当于小喽啰；散仔上面是“老”，相当于众头领；老上面是“老都”，相当于大寨主。作为众头领的“老”也排座次，分别叫二老、三老、四老、五老……一般排到十老为止。

按照今天的定义，凡是有着固定组织、长期从事某一种或者几种非法活动、以经济利益为主要目标的犯罪团伙，都可以叫作黑社会。咱们用这个定义去套，会发现上述四种犯罪团伙其实都是黑社会。要是换个好听一些的概念呢，也不妨把它们叫作“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

黑社会也好，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也好，一般都有一套属于它们自己的语言系统，俗称“黑话”。明清时，永安山贼把抢劫叫作“赶马”，把绑票叫作“打柴”，把偷窃叫作“牵白线”，把官员和官兵叫作“水”，把收买官员官兵叫作“买水”。如果您在明末清初的广东山道上行走，瞧见身后有两个手拿斧头和绳索的刺青汉子商量打柴，你可千万别以为他们真要去打柴，他们准是要绑您的票，赶紧逃吧。

山贼绑票，水匪也绑票，凤阳帮和疯人帮“生意”不好的时候，偶尔也会顺手绑几票。他们把您绑走，先暴揍您一顿，然后让您给家人写信要赎金。如果赎金如期如数给了，您能活着回去；要是中间出了岔子，那么您或者被撕票，或者被卖到海外做奴隶，或者被“尽屠而肝其肉”，让惨无人道的绑票者打了牙祭。

明朝后期的广东境内，还有一种黑社会是专绑死人票的。也就是说，他们不绑架活人，专绑架尸体：打听到某某老板死了，埋在某某墓园，就去把他挖出来，藏好，然后放话给他的儿子，让拿多少多少钱出来。咱们知道，古人讲究忠孝，父亲尸体被人偷了，无论如何得花钱买回来，于是死者的家人倾家荡产，绑架死者的黑帮日进斗金。

崇祯年间，永安有位黄让先生，父母双亡，他前脚刚埋了父母，后脚就被黑帮把尸体盗了，黄先生没钱去赎，只好写信给黑帮：你们把我爸我妈的尸体还回来，作为交换，把我给绑走吧。绑架者觉得这主意不错，就归还了尸体，绑走了黄先生。像这种事儿，放到今天简直是童话，因为不讲什么慎终追远、死者为大，儒家那一套礼法早就扔进了垃圾堆，管他是谁的尸体，被盗就被盗，报案都不必，更别说用钱去赎、用活人去换了。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现在的黑社会只绑活人，不绑死人。

黑社会除了绑票，还抢劫，平民稍有反抗，就有可能丢掉小命。从明朝万历年间到清朝乾隆年间，广东揭阳、河源、东莞、海丰、永安等地黑帮猖獗，常有矿主惨遭灭门、家产被洗劫一空。永安居民为了抵御黑帮，把小村庄并成大村镇，在村镇外面建起高高的围墙，称之为“围”。但是这样并不能保证家产和生命的安全，仅明朝隆庆年间，永安县就有将近八十个“围”被山贼攻破，“围”里的粮食、牲畜、钱财、布匹被山贼运走，约十几万平民被杀。

除了抢劫，当时的黑社会还插手矿山采掘、码头运输和香料贸易，靠垄断经营来牟取暴利。不仅如此，他们还插手乡村事务，用武力手段解决民事纠纷，并从中获得经济报酬。例如雍正五年，顺德一凌姓居民跟邻居争宅基，打了半年官司，花了不少钱，官府始终没有给出一个合理的判决，该凌姓居民就雇请黑社会出面，半夜在邻居家里放火，逼走了邻居，占了宅基地。

总的来说，黑社会给明清两代的广东造成了巨大创伤，既危及居民生命，又阻碍经济发展，更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地方政府的威信，所以官方经常开展打黑行动。当时打黑的手段主要是武力围剿，但是效果并不明显，为什么呢？

“欲发官兵而剿，官兵或即其党；欲募土兵而征，土兵或即其人。”黑社会无孔不入，每次开展打黑行动，都有官兵给他们通风报信。并且当时军纪腐败，兵匪难分，雍正九年惠州出兵打黑，“士兵乘机劫掠，指民为盗。”既强抢民财，又杀良冒功，比黑社会还黑社会。

另外，地方官在打黑方面并不真正出力。这里面有三个原因：第一，黑帮每年都向地方官进贡，贪官们“岁入千金，纵容不问”。包括一些基层干部，像“县之令史，乡之巡简，亦往往受其珠贝，多所包容”。第二，对某些官员来说，打黑成绩越大，越显得辖区内治安很坏，反而影响升迁，所以跟打黑相比，他们更倾向于欺上瞒下，粉饰太平，“内地有以被盗告者，官辄令改窃。”本来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抢劫案，他们给改成寻常的偷盗案，最后糊涂结案了事。第三，当时广东的大部分地区经济落后，老百姓没钱，政府征税有些难度，为了让纳税人乖乖地掏腰包，政府不惜借助黑社会的力量，用屈大均的话说，“今牧民者，以寇为利耳。”意思就是说，父母官已经把黑社会当成发财的秘密武器了。

附注：

此文参考了《广东新语》卷7、《南越笔记》卷6、《五山志林》卷1、《粤小记》卷1，以及光绪年间重修的《广州府志》卷81《前事略之七》。

“科场银”是清朝政府强制征收的、用来发展科举的专项税种，一般按契税的三分之一收取。比方说，您在清朝买一套房，总价五百两，过户的时候，要缴3%的契税，也就是十五两整。然后呢，您还要缴五两银子的科场银。当时红头文件是这么写的：“每契价一两，收税契银三分、科场银一分。”意思就是说，契税按合同总价的3%征收，科场银按合同总价的1%征收——科场银占契税的三分之一。

我手头有一份清代广东某地居民购房缴税的凭证抄本，摘录如下：

“业户刘上科，买受刘上贵田房，该税十亩四分，价银一十五两。该纳税契银四钱五分、科场银一钱五分。颁羊字十六号给业户刘上科。乾隆四十八年八月。”

从这份缴税凭证可以看出，乾隆四十八年，刘上科刘先生买到一处不动产，总价十五两，他缴了四钱五分银子的契税以及一钱五分银子的科场银。不管税种还是税率，都是按红头文件走的。

另外，光绪五年重刊的《广东府志》第70卷转引《广东赋役全书》，列举了雍正年间广州几个县的征税指标：顺德县每年契税五百两，科场银一百六十六两六钱六分七厘；东莞县每年契税三百五十两，科场银一百一十六两六钱六分七厘；从化县每年契税五十两，科场银一十六两六钱六分七厘。科场银征收指标都是契税的三分之一，雷打不动。

说完了清朝的科场银，再来看看我们今天的教育附加。教育附加是现代政府强制征收的、用来发展教育的专项税种。税率呢，一般是营业税的3%。营业税的税率又是多少呢？一般是房款的5%。所以教育附加实际上是按房款的1.5‰来收的。比方说，您在现代买一套房，总价五十万，那么您要缴的教育附加就是五十万的1.5‰：七百五十元整。

我估计您会犯嘀咕：我买房的时候并没缴什么教育附加啊？没错，您是没有缴，因为开发商已经替您缴了。一般来说，开发商每开发一亿元的房子，都要上缴五百万的营业税、三十五万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十五万的教育附加。这些税费，开发商都会一项不漏地计入房价，所以最后还是您掏腰包。

也有的开发商耍赖，早早把房子卖完了，却不去缴教育附加。那么好，他的开发成本下降了，您家小孩的教育成本却上升了——万一你们那儿的教育部门操蛋，就会借口开发商没缴教育附加而不让您的孩子进入公立学校念书。这就像清朝，凡是科场银征收指标没有完成的府县，都会被砍掉一批秀才指标。

二、光明日报。

三、环球时报。

四、北京晚报。

五、新民晚报。

六、文汇报（上海）。

七、河南日报。

八、河北日报。

九、山西日报。

十、西藏日报。

以上十家报纸，排名不分先后，全是我心目中的垃圾报纸。

我说它们垃圾，不是因为它们不付给我稿费，而是因为我觉得这十家报纸不再残存哪怕是一点儿良知，完全堕落成傻逼官僚的起居注、传声筒以及洗脑机器，致力于将广大受众的脑子洗白。

因此所以，我拒绝，并将永远拒绝，给以上十家报纸写任何文字。

潘蓉的家是一幢建筑面积480平方米的四层小楼，位于上海闵行区，潘蓉和丈夫都在此出生。1994年，夫妇二人留学新西兰，之后取得新籍，定居奥克兰市。2007年3月，二人得知祖居面临拆迁，回国处理。

潘蓉夫妇的小楼位于上海机场集团兴建的“虹桥交通枢纽工程”征地范围内。动迁方给出的拆迁补偿包括每平方米761元的房屋重置补贴，以及1480元的土地补偿，加上其他补偿共计118万元。

上海市虹桥交通枢纽工程建设始于2006年9月，预计在今年底建成。包括闵行区华漕镇在内的1300万平方米的土地都在征地拆迁范围之内。据时任工程指挥部主任的吴仲权向媒体介绍，拆迁涉及5000多家农户，但大多数是协议拆迁，强拆的只有27家。

潘蓉就是其中的一个“钉子户”。在她看来，市价上千万的房子如此贱卖，太不公平，双方谈判一年没有结果。但是在动迁方看来，一切都经过了法定程序。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向闵行区房屋土地管理局申请仲裁，后者裁决张家撤离原址；张未撤离，闵行区政府下达强制执行，通知6月12日不迁就强拆。

2008年6月11日晚，潘蓉夫妇把汽油装入红酒瓶，用墩布条做成引线，做了几只燃烧瓶，又找到在奥克兰打野鸭用的弓弩。时隔一年之久，12月1日，张龙其向本报记者回忆当时的心情：“信心满满，在依法治国的今天，何况又是在上海，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强拆岂不是一个童话？”

次日来临，张龙其背着弓弩在屋顶上走来走去，潘蓉则拿着大喇叭和动迁方喊话。

“请你们按照法律办事！”拆迁队伍中有人喊着。

“中国的法律是这样的吗？你拿法院的判决来！”潘蓉回应，“你们违法在先，我要以暴制暴！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双方的喊话断断续续持续了一个小时。忍耐不了的挖掘机还是开了过来，潘蓉扔下第一个燃烧瓶，草地上蹿起一片火苗。随拆迁队而来的消防车将火焰浇灭；又一只燃烧瓶扔了下来，挖掘机继续前行，围墙坍塌了，接着是房屋主体。

潘蓉夫妇被迫下楼，拆迁人员一拥而上，将他们按倒在地。

2009年4月，上海中院一审判处潘蓉夫妇妨害公务罪，张龙其获刑8个月；潘蓉因要照顾5岁的儿子，取保候审后免予刑事处罚。7月二审维持原判后，按照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的要求，潘蓉夫妇离开上海回到了新西兰。

自拆迁威胁来临之前，潘蓉夫妇就向新西兰领事馆“求援”，领事馆一直对此案表示关注。

新西兰属于英美法系的国家，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法律观念非常强。涉及公民生命、自由和财产权的，必须由法律规定，由法院裁决。

张其龙的辩护律师夏霖表示，本应在法院手里的强制执行权力，由地方政府随意行使，这是典型的违法拆迁。夏霖说，反抗这样的拆迁，完全是正当防卫，因此为张龙其做了无罪辩护。

当天的庭审有新西兰领事馆的副领事旁听，还有华漕镇的另一些拆迁户。在潘蓉家被拆后，剩下的“钉子户”陆续被拔除。

法庭上控方播出了当天的拆迁录像作为证据，看到录像的潘蓉忽然失声痛哭，几乎晕倒。法官不得不召来医生，宣布休庭。录像是拆迁当天潘蓉的朋友拍下来的，之前潘蓉从未看过。

控方的录像剪掉了潘蓉夫妇被打的一段。经向法官申请，检方播出了这段录像。

张龙其在法庭上大声告诉法官，“我亲眼看着我的妻子被一帮人扇耳光，眼镜被打飞，人被按在地上，光着脚被强拆者拖行，我却保护不了。”

在新西兰生活了14年的潘蓉夫妇，对国内拆迁的信息知之甚少，他们的反应远比一般“钉子户”激烈得多。“我完全没有料到，保护自己的合法财产也会成阶下囚。”“拆迁居然有警察参与，当地政府参与，国家的法律就像写在纸上逗人玩的。”

2009年1月22日，除夕前两天，潘蓉来到看守所接丈夫回家。“我很吃惊，她的憔悴，和消瘦。”张龙其说。回家后，潘蓉没有问过这八个月他在看守所忍受的一切，也没告诉过她所忍受的一切。

法院随后又安排了一次潘蓉夫妇和拆迁方的谈判。潘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她不能接受法院的“好意”，“他们仍然强调拆迁是合法的，而我们还是要求强拆要有法院的裁决”。

惟一令二人感到温暖的是，强拆当天，两人被抓时，被拆迁户们高呼：“张龙其无罪！释放张龙其！”

在这些拆迁户中，至今仍有不少人在上访。他们想法拿到了大量的材料，包括土地储备动迁包干协议、拆迁委托合同、国家发改委关于该工程立项的批复、上海市政府对土地使用批复文件，以此质疑拆迁的合法性。

回国处理祖产的这段悲惨经历，让潘蓉夫妇悲从中来。拆迁参与者、闵行区华漕镇镇长高宝金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说，“所有的强迁程序，所有动迁的法律规定都给他们了，他们转不过弯来。”

潘蓉记得，这位镇长曾对拆迁户们说过更狠的话：“你们家里的财产损失，都是作为历史翻过去了，想赔偿是白日做梦，想都不用想。”

11月11日，张龙其的父亲向上海中级法院递交行政诉状，状告闵行区政府强拆违法。至今，法院仍未决定是否受理此案。

新民晚报的报道

为迎接中国2010上海世博会的重大工程之一，虹桥交通枢纽动迁接近尾声，5000多户居民搬入新家、2000多家企业得到妥善安置。但在去年6月12日该项目动迁中，闵行区华漕镇的潘蓉夫妇为了抗拒强制拆迁，将燃烧瓶扔向工作人员，发生了“不该发生的故事”。日前，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在社会上引发强烈反响。

昨天，记者采访了闵行区建交委主任吴仲权。作为这件事的亲历者，他对发生在去年的此事记忆犹新。

引发此事的房屋位于闵行区华漕镇吴家巷村陆家弄，这幢宅基地房屋的所有人是当地农民张全余。1994年10月14日，他的儿子张龙其、媳妇潘蓉，注销国内户口赴新西兰定居。同年12月26日，张全余经公证机构公证，将自己在闵行区的6间平房赠与其儿子，但没有变更产权所有人。

2005年1月，张全余以旧房陈旧需翻建为由，向闵行区华漕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按照规定，潘蓉夫妇及其子女当时已是外国公民，不应享受宅基地政策。但出于照顾，华漕镇根据闵华府建批[2005]1号文，同意他们在占地面积100平方米的原址，建造建筑面积200平方米的楼房，同时要求他们拆除3间老房。张老先生收到批复并签名确认，但后来却建造了一幢总面积为538.75平方米的4层楼房，其中违法建筑面积达到338.75平方米。

对于这部分情况，记者越洋电话联系到潘蓉，她承认当初公公确实在批复上签名，双方有过书面约定。

2006年8月，虹桥交通枢纽正式启动动拆迁。张家的房屋正好位于规划中机场航站楼的位置，也被列入了动拆迁范围。拆迁公司等相关工作人员曾先后20多次和潘蓉夫妻商谈，并提供了共计150万余元的补偿款及每平方米3200元购买3套安置房的补偿方案。

吴仲权为记者详细算了一笔账，闵一动迁公司根据《虹桥综合交通枢纽闵行地区农村居住房屋拆迁方案》，由动迁居民自行选择，经上海市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评估，潘蓉家有证面积为200平方米，但为他们照顾了阳台面积40.5平方米，合计240.5平方米。按照这个评估标准，共可补偿他们人民币150万余元（其中有证面积房屋补偿款67.3万元，装修及附属物补偿款、设备迁移费、奖励费、过渡费等其他补偿款83万余元）。

在方案中，除了这笔补偿款，还为他们提供了专门的配套房。根据张家的情况，可为他们安置总面积为240.5平方米的3套房屋，包括一套3房1厅、一套2房1厅、一套1房1厅的房屋，位于华翔路、天山西路附近的爱博家园，距离虹桥机场2公里左右。这些房屋均以每平方米3200元的低价配售给居民。也就是说，张家购买了3套安置房后还可余下73.87万元的现金补偿。

由于条件改善、大虹桥效应等因素，目前该地段房价每平方米已突破万元

因为和张家反复商谈不成，2008年，根据上海市政府城市拆迁条例，工程建设方——机场集团提出申请，闵一动迁公司整理材料，经过闵行区房地局调解、听证、裁决，最终闵行区政府依法批准对张家住宅强制拆除，并对此公示。

2008年6月12日，工作人员对张家住宅实施了强制拆除。目前潘蓉夫妻俩均已回到新西兰。记者询问潘蓉目前的要求时，她表示仍在考虑中。

一则关于动迁纠纷的报道，使闵行张龙其、潘蓉夫妇成了新闻人物。

如果要用最简单的话来叙述那则报道，可以这么说:这对夫妇的家是一幢建筑面积480平方米的四层小楼，动迁部门给的拆迁补偿是67.3万元。价钱实在太低，所以他们坚决不同意，结果，楼房被强拆。“480平方米，67.3万元”，就凭这两个数字，这对夫妇确实令人同情。

潘蓉对记者说:“那天我们还看了《物权法》，我说那个《物权法》非常好，然后我们还深信一点，就是《物权法》都出来，那肯定是按照《物权法》……所以我们就很理直气壮的。”听上去，他们很有法治意识，知道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

对这起引起广泛关注的事件，本报记者作了采访调查后发现，上述两个数字都站不住脚——

先说“480平方米”。事实是，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闵行区华漕镇批准张龙其之父张全余在其100平方米宅基地上，建造建筑面积200平方米的楼房。张全余在批复件上签过字。结果，张家造了总面积为538.75平方米的楼房，其中338.75平方米为违法建筑。对此，潘蓉也是承认的。

原来，张家的这幢洋楼，本来就是一栋违法建筑，或者说，其中大部分是违法建筑。潘蓉拿出《物权法》来，表示他们“理直气壮”。可是，他们忘记了一个基本常识，法律保护的，是公民的合法财产。而违法建筑，是不受《物权法》保护的。

《物权法》第一章“基本原则”中第七条说:“物权的取得和行使，应当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但张家这栋楼违法超面积部分，已经损害了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本该拆除。他们却以此楼的总面积向动迁部门开价，这样的无理要求，怎么可能满足呢？

再说“67.3万元”。据闵行区动迁部门透露，政府部门按规定提出的补偿款是150万余元，而且张家还能以每平方米3200元这样远低于成本价的价格，购买三套总面积为240.5平方米的房屋，算下来，还可余下73.87万元。这样的条件，是否合理，应有公论。这个情况,张家似乎没有向媒体说清。当然，张家仍可提出不同意见，但毕竟不能说成动迁部门只给67.3万元，用这一数字误导公众。

市政动迁，事涉群众利益，一定要千方百计保护群众的合法权益，不能让群众吃亏，这是动迁工作的首要原则。每一位被动迁的公民，都可以提出合法、合理的要求，与动迁方博弈。但是，我们切切不可忘记“合法”二字。只有合法的权益，才受法律保护。可是，常常有人试图借动迁之机大捞一票。在获悉动迁消息之后，大造违法建筑，以此作为筹码，漫天要价的，也大有人在。这样的事，外地有，上海也有。最新的例子，就是上海迪士尼项目获批后，个别人就抢建违法建筑，试图在动迁时捞一票。

如果挟违法建筑要价、甚至采取不合法行为抗拒动迁可以得逞的话，损害的不仅是动迁部门的利益，同时也损害了绝大多数依法办事的群众的利益，于情于理于法，都不合。对违法建筑，动迁时不能补偿，而且，早就该依法拆除。

虽然运气没那么好，但老李还是由衷地祝大伙圣诞快乐，万事顺心，在XXXXX制造的这个逼仄且变态的环境下，努力过好自己的小日子，既能免于做混蛋，又能免于做笨蛋，是为圣蛋。我估摸着，这大概就是圣诞的真正寓意吧。

鉴于以上祝福是在我生日前发出的，所以它是生日前的祝福，简称生前祝福。

希望大伙已经收到了我的生前祝福。

话说西汉建元二年，汉武帝为了扩建上林苑，在首都南边画了一个圈，“举籍阿城以南，盩厔以东，宜春以西，提封顷亩及其贾直。”（《汉书》卷65，东方朔传。下同）他把长安县城以南、秦岭山脉以北、盩厔县城以东、蓝田县城以西，上述范围内的农田、民房、山岭、河流、森林、坟墓都划进了拆迁范围，然后让有关部门统计人口、评估地价，准备来一次大移民。

我手头有一套《中国历史地图集》，翻到西汉地图，发现汉武帝画的这个圈几乎覆盖六个县，横跨京兆尹和扶风郡两个中央郡国，东西长达二百公里，南北长达一百五十公里。再查《汉书·地理志》，当时京兆尹常住人口是六十八万人，扶风郡常住人口是八十三万人，汉武帝计划拆迁的人口占这两郡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将近四十万人。

让四十万居民给汉武帝一个人腾地方，应该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首先，你得做好补偿安置工作，让被拆迁者有饭吃、有房住，跟拆迁之前比，生活水平只能更好，不能更坏。其次，中国人一贯安土重迁，尤其老年人，总觉得金窝银窝不如家窝，你补偿给的再高，他（她）们也不愿搬家，所以还得做好劝解说服工作。

汉武帝要拆迁的六个县是当时土地最肥沃、人民最富裕的发达地区，《汉书》上说，“丰、镐之间号为土膏，其价亩一金。”一金相当于当时的主要货币三铢钱一万枚，是基层公务员好几年的工资。所以汉武帝要是制定补偿标准的话，每占用农民一亩耕地，至少得补偿一万枚三铢钱，六个县的农田不下三千万亩，一亩地一万钱，三千万亩就是三千个亿，而把汉武帝在位时铸造的三铢钱全都拿出来，也凑不够二百个亿。也就是说，他手里的钱远远不够给农民支付耕地补偿，更别提建房费、迁坟费、过渡费、搬家费了。补偿既然困难，劝说工作就更难做了，本来人家就不乐意搬家，你还不给人家钱，傻子才配合拆迁。

这事儿要是放到一个民主国家，或者让一个没有“魄力”的领导来办，估计就黄了。幸好汉代中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汉武帝更不是一个没有“魄力”的领导，这厮号称雄才大略，再难处理的事情对他来说都是小菜一碟。他是怎么完成拆迁的呢？“诏中尉、左右内史表属县草田”，“以偿鄠、杜之民”，在其他地区划了若干荒地，让大伙自己开荒、自己盖房，一分补偿都没花，就把六个县的四十万百姓全给“安置”了。

《汉书》上说，被安置者很不高兴，“幼弱怀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年轻人郁闷得要死，老年人哭得要死。但是，没见一个人说不。

我觉得这个历史场景非常奇特：四十万被拆迁者受了汉武帝的欺负，竟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抗议，除了哭鼻子抹眼泪以及背地里骂娘之外毫无作为，这说明当时的汉朝人还是好欺负的。既然好欺负，那汉武帝就忍不住去欺负欺负他们——看到手下有这么一帮好欺负的子民而忍住不欺负，这对领导的道德要求未免过高。

“待诏”就是等着皇帝召唤，“公车”负责接待的单位，合起来讲，这个岗位就是让你在国营招待所里待着，什么时候想起你来了，什么时候给你活儿干。汉武帝的意思很明显——东方朔太狂，先让他在一边凉快凉快。

东方朔在招待所里待了几个月，憋得要死，想见见汉武帝，让这位看不起自己的大老板亲自面试一回。怎么才能见到汉武帝呢？他想了一条计策。当时宫廷里养了一帮小矮人，主要负责给汉武帝演戏唱歌说笑话玩杂技以及表演魔术什么的。东方朔找到这帮小矮人，吓唬他们说：“知道我是谁吗？我是东方朔，我嘴皮子动一动，就能让你们人头落地！”小矮人们信以为真，求汉武帝救命，说是一个叫东方朔的家伙要杀他们。汉武帝很奇怪，传东方朔进宫。

汉武帝说：“东方朔，你小子为啥要吓我的小矮人啊？”

东方朔说：“陛下圣明，那帮小矮人身高不到一米，每月却能领一袋小米和二百四十钱，吃不完花不完；我东方朔身高一米九，每月也是领一袋小米和二百四十钱，既不够吃又不够花。小矮人们撑得要死，我东方朔饿得要死，这世道太不公平了。您要觉得我是个人才，就给我涨工资；要是认为我连一戏子都不如，您就让我卷铺盖回家，省得在这儿挨饿。”

汉武帝大笑，给东方朔换了个好一点儿的岗位，涨了他的薪水。

这个故事见于《汉书·东方朔传》，原文中，东方朔提到自己薪水，说的是“俸一囊粟，钱二百四十”。一囊粟，是指一袋没有脱壳的小米；钱二百四十，是指二百四十枚三铢钱（三铢钱是汉武帝前期的主要货币，后来改铸五铢钱）。二百四十枚三铢钱加上一袋没有脱壳的小米，就是东方朔刚参加工作时一个月的所有薪水。

我们知道，西汉公务员分为近二十级，最高级别是丞相，其次是御史大夫，再其次是中二千石，再其次是二千石，再其次是比二千石，再其次是千石……直到百石、斗食、佐史为止。所谓二千石、比二千石、千石、百石，是每年名义上能领的粮食数量，汉朝时通常用这个指标来指代行政级别。当然，实际发放薪水并不一定发粮食。东方朔最开始做“待诏公车”，属于百石以下级别的斗食或者佐史，相当于现在机关里的小科员。

丞相、御史大夫、二千石等高级公务员的薪水构成比较复杂，有货币工资，也有实物补贴（如粮食和布匹），还有可供收取田租和赋税的采邑。而像东方朔这样百石以下的低级公务员，就只有货币工资和粮食补贴两项薪酬了。东方朔的货币工资前面说过，每月二百四十钱，粮食补贴是多少呢？由《居延汉简》所载汉武帝晚期低级官员的工资单据可知，凡百石及以下级别的公务员，每月小米（或麦子）三石。东方朔说的“一囊粟”，是指三石小米。

“石”是容量单位，汉朝一石约等于今天二十公升，三石即六十公升。一公升不脱壳小米大概能出净米一斤二两，三石不脱壳小米能出净米七十多斤，一个月发这么多米，平均一天两斤还要多一些。现代正常饭量的成年男子，即便一日三餐全吃米，每天也吃不完两斤，东方朔却说这些米不够吃，大概因为他是大个子（一米九），又是山东人（齐人），饭量超常。当然也有可能他此时已经成家，他那点儿薪水除了养活自己，还得养活老婆孩子，一家人几张嘴，“一囊粟”自然紧张。

前面还说过，东方朔除了一囊粟的粮食补贴，还有二百四十钱的货币工资。为了便于估算，我们不妨把这二百四十钱也换成粮食。据《史记·平准书》和《居延汉简》卷1所载西汉粮价，武帝时丰年粟米十五钱一斗，二百四十钱能换十六斗，加上已经补贴的三石（三十斗），每月共有四十六斗，能出净米一百多斤。一百多斤小米，放到现代市场上卖三百元左右。所以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单按粮价折算，东方朔每月薪水只有三百来块钱。

补贴和工资加一块儿，一个月才领三百元左右，汉朝公务员的薪水是不是太低了呢？您可千万别这么说，拿低薪的只是东方朔这样刚参加工作的小科员，像丞相、御史大夫、中二千石等等高干，薪水高得吓人。就说丞相吧，每月仅货币工资就有六万钱（《汉书》卷10注引：丞相、大司马、大将军，俸钱月六万），加上粮食补贴和采邑租税，实际月薪是东方朔的九百倍不止。

高级公务员薪水高出这么多，基层公务员自然不满，所以在汉武帝以后，基层公务员的薪水也开始上调。《汉书·宣帝纪》载有一条涨工资的诏令：

“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禄薄，欲其毋侵渔百姓，难矣。其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

翻成白话就是说，难干的活儿都让基层干部去干了，政府却只发给他们极其微薄的薪水，要想不让这帮人去掏群众的腰包，难啊。为了减少贪污，凡百石以下公务员，薪水上调十分之五。

这道诏令是汉宣帝颁布的，该皇帝愿望甚好，但无情的现实会告诉他，不管他怎么给公务员上调薪水，都不可能减少贪污。这一点，我亲眼目睹。

事实上，个人卖房也要经过政府的许可。最新版本的《房地产管理法》、各省颁布的《房地产管理法实施条例》，以及部分县市建设局和房管局颁布的部门规章规定，民间转让房产，得先向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相关责任人在申请材料上签字盖章之后，才能进行交易，否则不给过户。

关于这一点，各地的政策细节有所不同。像我们老家，豫东平原的一个县级城市，居民出售自家房产，需要和买主一起到房管局填一份《房地产交易申请审批表》，写上卖方姓名、买方姓名、所售房产的位置、面积、四至、结构以及成交价格，并拿出房产证、土地证（如果有的话）、草签的合同书。如果填写正确、权证合法、合同也符合要求，工作人员——包括初审人和复审人——会在申请审批表的第二页签字盖章。而有的城市是不要求买主到场的，卖主一方填表即可。另外有些城市没有房管局，只有建设局、国土局或者土地房屋管理局，在这样的城市里，卖主自然需要到建设局、国土局或者土地房屋管理局填写申请表。还有的城市并不印制规范的申请表，卖主去申请，只给一张白纸，让写一段声明，保证自己出售的房产权证完整且合法，不存在任何法律纠纷。更有的城市为了简化程序，申请和过户是一块儿办理的，也就是说，买卖双方可以先达成交易，然后再去房管局或者建设局或者土地房屋管理局办理手续，申请和过户一次完成。

以上这些规定，没有售房经验的朋友未必熟悉。事实上，即使有售房经验的朋友也未必熟悉，因为现在中介发达，大伙买卖房屋，尤其是买卖二手房，通常交给中介公司去打理，那些繁琐复杂的申请手续和过户手续都不必亲自经手，必要的时候，无非交给中介几张身份证复印件，在一些材料上签签字罢了，以至于很多买主以及卖主直到交易结束，连房管局的大门开在哪个方向都不知道。

好了，说完了现在，再说古代。据我所知，在古代中国的一些朝代，例如唐朝、宋朝和元朝，凡居民出售房产，也要先向政府提出申请，也要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就跟我们现在一样。

我们先看唐朝。唐朝大中五年（851年），首都长安皇城外朱雀大街东面有一座寺庙，名叫安国寺，安国寺很大，但是僧人不多，寺僧想把一部分空闲房屋转售出去。问题是，这安国寺跟当时其他多数寺院一样，土地、房屋都是国家划拨的，属于公共财产，僧人们想卖掉一部分公房，自然得跟国有房屋管理部门打个招呼。当时的国有房屋管理部门分为两家，一家是庄宅使司，负责管理政府房产；一家是内庄宅使司，负责管理宫廷房产。安国寺的前身是唐睿宗做太子时的府邸，后来唐睿宗即位，把它舍为寺院，所以这安国寺属于宫廷房产，所以安国寺僧人出售空房之前，需要向宫廷房产管理部门也就是内庄宅使司提出申请。售房申请书递上去，内庄宅使司很快下了批文：

“安国寺一所，庄居东道并菜园，西李叔和，南龙道，北至道，舍三十九间，杂树四十九根，地一亩九分，计估价钱一百三十八贯五百文。牒：前件庄，准敕出卖。”（《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唐大中五年敕内庄宅使牒》）

什么意思呢？从“安国寺一所”到“计估价钱一百三十八贯五百文”，是安国寺僧人所提交卖房申请的原文，这几句话描述了待售房产的位置、四至、间数、面积，以及准备出售的钱数。“牒”后面的文字，是内庄宅使司工作人员给的批复，意思是你们的申请已经审查过了，这些房子可以出售。

以上是出售公房时提出申请的事例，出售私房是不是也需要提出申请呢？需要。唐朝法典《唐律疏议》卷13规定：“依令，田宅无文牒辄卖买者，财没不追，地还本主。”所谓“文牒”，就是指政府出具的批准书，按照唐朝法令，无论卖地还是卖房，都得向政府提交申请，等拿到批准出售的文书以后，才可以达成交易，否则没收出售所得，并将已经出售的土地或房屋从买主手里强行夺回来，原封不动还给卖主。

这样解释有点儿绕，咱们打个比方。假设我们家有一所老房子，要价五十万，卖给您了。咱们交易之前，我并没有向我们这儿的县政府提出申请，更没有拿到本县房管局允许我卖房的批文。然后呢，这事儿被居委会王大妈发现了，王大妈往县政府办公室打了一电话，第二天，执法局的人马就会杀上门来，让我把那五十万售房款上缴国库，同时他们还会动用十几个城管，把您从我们家老房子里扔出去。

表面上看，您白掏了五十万，而我却没有什么损失。其实没那么简单，因为您不傻，马上就会明白您的损失是我这个卖方造成的——我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在卖房之前向政府提出申请。好了，您会找我麻烦，让我把那五十万购房款赔给您。如果我赖着不赔呢，您就会把我告到法院。如果法院不支持您，您就有可能请黑社会，哦不，是请那些具有黑社会性质的流氓团伙，向我讨债。我害怕那些具有黑社会性质的流氓团伙，把钱赔给您了，然后越想越不忿，喝完一斤二两酒，拎起杀猪刀直奔那个告发者王大妈而去……通常情况下，流血事件就是这么发生的。

本来只是一宗普普通通的民间交易，最后却演变成了不该发生的流血事件，真遗憾。可是，这能怪我吗？我不过是少写了一份申请书而已。当然更不能怪您，您不知道我少写了一份申请书。甚至我们也不能怪王大妈，你知道，她那种人写了一辈子申请书，最受不了别人不写申请书，通过检举揭发来配合政府工作，本来就是她的爱好或天职。

那么我们该怪谁？只能怪《唐律疏议》里那条法令，更确切地说，只能怪制定那条法令的人。

不过类似法令并不只在唐朝存在，在宋朝法典《宋刑统》第13卷《户婚律》之《典卖指当论竞物业》章，也有如下条文：“其有质举卖者，皆得本司文牒，然后听之。若不相本问，违而辄与及买者，物即还主，钱没不追。”意即出售不动产需要先拿到当地政府出具的批准书，否则没收房款，并把已经售出的房子从买家手里夺回来。

另外在元朝政令汇编《通制条格》第16卷《田令》之《典卖田产事例》章也有两条法令。

其一：“诸私相贸易田宅，即与货卖无异，拟合给据，令房亲邻人等画字估价，立契成交。”

其二：“僧道自相典卖，并买民田纳税地土，依例于有司给据关防。如违，依例追断。”

前面一条是说，凡老百姓卖地卖房，需要向政府提出申请，同时呢，政府有关部门对于这些申请也不能推诿不办，只要是合法的、没有纠纷的房产，都应该批准出售。后面一条则特别强调，即使是出家人出售房产，也需要先拿到有关部门出具的“关防”，即批准书。

元朝至元二年（1336年），福建省晋江县居民麻合抹想卖掉老宅的花园，按照法律规定，他向当地衙门提了申请：

“泉州路晋江务，据录事司南隅住民麻合抹状告：父沙律忽丁在日，原买得谢安等山园、屋基、山地，辟成花园，于内栽种花木，四围筑墙为界，及有花园外屋基地一段，俱坐落晋江县三十七都东塘头庙西保。递年立例，麻合抹通纳苗米二斗八升。原买山园屋基，东西四至，该载契书分晓。今为路远，不能管顾，又兼缺钞经纪，欲将上项花园山地出卖。未敢擅便，告乞施行。”（《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至元二年晋江县务给付麻合抹卖花园公据》）

这份申请描述了待售花园的来历、位置、税负，以及出售原因。如果再加上电话，做成表格，就跟今天某些县市房管局要求售房人填写的《房地产交易申请审批表》差不多了。

晋江县衙收到麻合抹的申请，做出以下批复：

“从公勘，当得：上项花园山地，委系麻合抹承父沙律忽丁原买梯己物业，中间别无违碍。出到各人执结文状，缴连保结，申乞施行。得此，除外，合行告给又字九号半印勘合公据，付本人收执。”（同上）

意思是申请已收到，经过政府工作人员的实地调查，认定该申请书中描述的情况基本属实，特此发给批文（批文以千字文编号，编为又字第九号），允许出售。

行文至此，有朋友就会问了：为什么古今政府都要求大家在卖房之前先交申请呢？

个中原因倒并不复杂，我总结了这么三条：

一、为了避免公共资产流失。您知道，古今房屋都有公房和私房之分，即使是私房，下面的土地也可能是政府无偿划拨的。如果是私房私地，怎么卖掉都无所谓；如果是公房或者在公地上建造的私房（例如经济适用房），那就不能被某个人或者某个单位不声不响地卖掉。卖房人在交易达成之前提出申请，有助于政府“过滤”掉一些私自出售公房公地的非法行为。

二、为了避免交易双方将来闹纠纷。比方说，我卖房给您之前，有可能已经把房子抵押给了银行；或者因为我欠下巨债，这套房子已经被法院查封；或者这套房子的所有人并不只是我一个，还有其他共有人，我卖房之前并未征求共有人的同意；或者我提交给您的房产证、土地证是假的；或者我们双方签订的合同很不规范，在法律上属于无效合同；或者我把房子卖给您之前，已经把它卖给了另一个买家。俗话说的好，买家永无卖家精，说的就是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现象，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您只要不借助其他力量，就不可能对以上种种情形完全调查清楚。这时候政府出面帮您来了，它让我写申请、拿权证，在我们交易达成之前，先把所有必要的手续过一遍，一旦政府发现我这套房子有问题，就会驳回我的出售请求，这样您自然就可以不上当了。

三、为了把握房地产交易的数量，减少契税流失。不管古代还是现代，都有买房不过户的现象，不过户，就不用缴契税，不缴契税，政府的税源就会流失。政府强求（尤其是像唐、宋、元三代那样用没收全部购房款的严厉惩罚措施来强求）买卖双方填写申请，等于提前给这宗交易备了案，倘若收到申请并做出批复之后很长时间都不见买家来过户，那就证明买家在逃缴契税，这时候政府派人杀上门去就是了。

主演：Robert Burke、Nancy Allen

这个片子讲述的是一宗暴力拆迁故事，发生在美国底特律，带有科幻色彩。

大意如下：

日本某地产商跟美国某企业合作，计划在底特律市卡迪拉克区开发一座三角洲城。卡迪拉克区的原住民不愿搬离，那家美国企业就成立了一支拆迁队伍，采取武力逼走原住民。

大多数原住民都被迫搬走了，剩下十几个人做了钉子户。跟我们这儿的钉子户不同的是，这些美国钉子户都持有武器，他们不上访，不请愿，也不上网发帖，而是直接拿起枪来，奋起保卫自己的家园。

里面有位女钉子户说了句精彩台词：“还有什么能比我们家园更重要的呢？”这种话咱们这儿的钉子户也讲过，而且不止一次。

钉子户们保卫家园，毫不让步，开发商就收买政府，借公权屠杀钉子户。你知道，这是个必然规律，《铁甲威龙3》所讲的故事大致上没有违背这个规律。

但是，片子里也有些细节处理得比较反常，至少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有些反常。

反常之一：开发商没有收买底特律市的市长、议员（我们这儿似乎可以叫做市委常委），只收买了警察局。事实上，连警察局他们都没有收买，因为在片子当中，底特律市警察局本来就是那家美国企业的分支机构。

反常之二：警察局面对收买，居然并不动心，从局长到警员，纷纷摘掉警徽，拂袖而去。前去收买的家伙问：“你们这一走，高额的薪水和退休金统统都没了，你们就不怕回去无法面对你们的家人吗？”那警察局长愤然说：“我要是帮你们这些人渣去对付那些可怜的钉子户，才真叫没脸回去见我家人。”中国大陆有这么反常的警察吗？

反常之三：开发商污蔑钉子户是叛军，是恐怖分子，是破坏安定团结大好局面的一小撮居心叵测的坏蛋，还写成新闻通稿，送到电视台（大概他们也收买了电视台），让主持人照着念。女主持人刚念了开头，就把稿子扔了，站起来对男主持说：“这种屁话你相信吗？”然后节目中断。中国大陆有这么反常的主持人吗？

嗯，也有一个不反常的地方：开发商收买警察局没有成功，又收买了一帮流氓，给他们“一个赚钱的机会”——对坚守在卡迪拉克区不愿搬离的钉子户进行屠杀。

用流氓来逼迁，本是我们中国大陆的成功经验，没想到好莱坞的编剧也学会了这一招儿。 

上周一，读的是《观无量寿佛经》。这本经很薄，只有一卷，开头是一故事，说某国王被想篡位的儿子关起来了，还不给吃饭。王后呢，也就是这个倒霉国王的老婆，获得儿子允许，每天都去牢里探望丈夫。这王后有点儿小聪明，她怕国王饿死，每次探监之前，都要洗个澡，然后在身上涂满米粉、炒面、蜂蜜和乳酪，然后再罩上轻纱，然后把狱警、管教什么的都支出去，装作跟国王说私情话，其实呢，她是要给国王喂饭吃。

在日本定居的aki提到过上述故事，aki老师浮想联翩，认定那王后探监不光是喂饭，还会跟国王发生一些应该发生的事情。您想啊，王后关上牢门，脱去轻纱，躺倒在地，让国王舔遍全身，在这个过程当中，俩人岂能完全没有想法？因此所以，她和他肯定是要出一阵子汗的啦。

而我想的是，人体盛大概就是这么来的。换言之，最近十几年饱受指责的人体盛，其实滥觞于佛经，堪称源远流长。

接着往下看。

国王在监牢里关了个把月，他儿子以为他肯定已经饿死了，兴冲冲地打开牢门，想看到老爸的尸体，结果呢，老爸满面红光、珠圆玉润，简直比坐牢之前还要精神。儿子气坏了，着手调查这件事，查到是王后在搞鬼，于是他把王后也关了起来——关进了另一所监牢，不让她跟国王见面。

国王没饭吃了，饿得前胸贴后背，绝望之中，只得做祷告，向释迦牟尼求救。王后见不到国王，也开始做祷告向释迦牟尼求救。释迦牟尼正在耆阇崛山中给一千二百五十名比丘和三万两千名菩萨上大课，课堂上听到国王和王后的呼救声，他不上课了，施展出绝顶轻功和江湖上失传已久的分身法，在刹那之间同时出现在国王和王后面前。

国王和王后说：“佛祖，求您施展法力，搭救搭救我们吧。”

释迦牟尼说：“别急，你们听我讲一段经吧。”

然后释迦牟尼开始讲经。讲的什么经呢？十六观经。所谓十六观经，也就是十六种冥想方式，计有：

一、日想观：正坐西向，谛观于日，令心坚住，专想不移。见日欲没，状如悬鼓，既见日已，开目闭目皆令明了。

二、水想观：见西方一切皆是大水，再起冰想，见冰映彻，作琉璃想。

三、地想观：观想下有金刚七宝金幢擎琉璃地，地上以黄金绳杂厕间错，一一宝各有五百色光等。

四、宝树观：观极乐国土有七重行树，七宝花叶无不具足，一一花叶作异宝色，又一一树上有七重网。

五、宝池观：又作八功德水想、池观。观想极乐有八功德水，一一水中有六十亿七宝莲花，摩尼水流注其间演妙法。又有百宝色之鸟，常赞念佛、念法、念僧。

六、宝楼观：作此观想即刻成就以上五种观法，故又作总观。亦作总观想、总想观。观想其一一界上有五百亿宝楼，其中无量诸天作伎乐。又有乐器，悬处虚空，不鼓自鸣。

以下略。

释迦牟尼说，按我传授给你们的这些办法去冥想，你们就能看到西方极乐世界，看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坐牢的痛苦也就不是痛苦了。

他始终没有出手帮他们逃出牢狱。

我对“水想观”很感兴趣，准备试着修一下，但是《观无量寿佛经》里对水想观的修行方式说得太简略，所以需要再读一读天台智顗法师的《观无量寿佛经疏》，找到更明确更便于操作的冥想步骤。

据说瑜伽也教人冥想，只要冥想得法，就能把整个精神世界从种种烦恼当中拉出来。从这个角度来看，释迦牟尼只讲经不出手的搭救方法也许并不变态——跟外在的牢狱比起来，人的精神牢狱更加危险，更需要逃离。

又，今天读《瑜伽师地论》之《本地分》，才知道唯识宗也有瑜珈冥想，并不像我原先理解的那样只重名相辨析。唯识宗的中土鼻祖是玄奘老师吧，不知道玄奘是否也练瑜伽？是否也修过十六观法？

宋人笔记《清波杂志》记载：“蔡京罢政，赐邻地以为西园，毁民屋数百间。”意思就是说啊，蔡京退休以后，皇帝赐给他一片宅基，让他修建花园，他嫌宅基不够，又拆迁了几百间民房。蔡京拆迁民房有没有给人补偿呢？也许有，不过史书上说：“西园人民起离，泪下如雨。”可见即使给了补偿，那补偿也很低，要不然待迁户决不会“泪下如雨”。所以蔡京这次拆迁民房是强迫性的，不是出于待迁户自愿。最后蔡京有没有受到处分呢？没有。

再举个例子。唐德宗在位的时候，河南省安阳市有个市长叫李世哲，这人在安阳“多有非法，逼买民宅，……细民诟詈之，则白刃相加” （《册府元龟》卷658）。就是说，李世哲李市长在辖区里多次搞暴力拆迁，老百姓气得骂他，他就拿刀砍人家。后来有个叫高恭之的御史写了一本奏章，对唐德宗说：这个李世哲太不是东西，民愤极大，应该查处。奏章到皇帝那儿，李世哲倒是被查处了，“发其赃货”而已，只把他贪污所得充公，没动他的乌纱帽。为什么不动他的乌纱帽呢？因为李世哲他爹很厉害，是当朝宰相李崇，唐德宗为了巩固皇位，正处处仰仗李崇，他可不愿因为查处李世哲而失去李崇的支持。

蔡京的权力很大，所以他强拆民房而不受处分；李世哲的权力不是很大，但他跟权力很大的人关系密切，所以他强拆民房也不受处分。我们是否能够得出一个结论，凡是强拆民房且不受处分的人，都有权力做后盾呢？

才举了两个例子，就敢归纳出这么一个结论，似乎不太严格。不过我们联系一下现实，就会发现这个结论还是蛮靠谱的。 

唐传奇中比较神奇的还有个聂隐娘，隐娘给人做警卫工作，能把自己变小，钻进被保护人的肚子里放哨，真正意义上的贴身保镖。

吃人头吐李子以及钻别人肚子这类剑术，在清代侠义小说里就见不到了，在民国武侠剑仙一类的书中也没有，清代和民国的文人描写剑客只有模式化的两套：鼻子里喷出两道白光，千里之外取人首级；或者道一声“疾”，在众人面前骤然消失。事实上这种境界不是剑客也能达到，比如说我吧，在论坛里跟贴跟累了，道一声“闪”，也能在众人面前骤然消失。唐传奇里的剑术就没这么单调，红线总是有红线的绝招儿，隐娘总是有隐娘的绝招儿，从虬髯客白昼杀人到李靖呼风唤雨，唐传奇对每一位剑客的描述都充满了想象力。因为这个缘故，我不佩服清代的侠义小说，也不佩服民国的武侠小说，只佩服唐传奇，以及撰写唐传奇的唐代文人。

现在我又发现，就连唐传奇也不应该佩服，因为它们涉嫌抄袭了佛经。吃人头吐李子的故事，在《佛说譬喻经》里就有；女保镖钻人肚子的故事，简直是《佛说腹中女听经》的再加工。《佛说譬喻经》是唐朝义净翻译的，在大唐颇为流行；《佛说腹中女听经》是东晋昙无谶翻译的，在唐朝被编成变文。因此，我有理由认为，唐传奇不只是取材于前朝志怪小说和文人的艺术想象，还从佛经里剽窃了不少有趣的情节。

即便是隋唐以前的志怪小说，也有不少是抄袭了佛经的。比如说六朝志怪小说《阳羡鹅笼》，情节大体上是这样的：

李四请张三吃饭，张三嫌两个男人在一起吃饭太单调，李四就从口中吐出一个美女，陪两人吃饭。后来李四睡了，那美女又从口中吐出一个帅哥，陪自己和张三吃饭。再后来李四醒了，那美女赶紧把帅哥吞进肚里，而李四又把那美女吞进肚里。然后张三、李四分手回家。

而《旧杂譬喻经》第十八品中早有类似情节，说的是太子进山游玩，遇到一个和尚，和尚从嘴里吐出一酒壶，酒壶里蹦出一个姑娘，姑娘陪和尚及太子喝酒，等和尚睡了，那姑娘又吐出来一小伙，让小伙陪自己及太子喝酒。后来和尚醒了，姑娘把小伙子吞进肚里，和尚又把姑娘吞进肚里。然后太子与和尚说再见，各自回家。

《旧杂譬喻经》是三国时期天竺僧人康僧会翻译的，此经流传到南北朝，大概有人从经中摘取第十八品，改装成了志怪小说《阳羡鹅笼》。

魏国看重战斗力，齐国看重战斗结果，这俩国家干仗，只要投入的兵力相等，使用的战术相似，魏国肯定打不过齐国。为啥？前面说了，魏国士兵的功劳主要是从演习中得来的，他们更喜欢比武夺帅，不喜欢战场杀敌，所以他们身体倍儿棒，却打不过齐国兵。

齐国兵也不是天下第一，他们打不过秦国兵。秦国的军功制度跟齐国相似，也是按杀敌数量记功，但是要比齐国详细得多，也合理得多。齐国奖励军功的方式很单一，数着脑袋给钱，砍一颗给一万，砍两颗给两万，士兵的腰包越来越鼓，作战的勇气却越来越小（越有钱越怕死，这是个规律），当兵的挣得差不多了，一上阵就想脚底抹油。而秦国搞的是综合型奖励，每砍一颗人头，政府分给其家人一百亩耕地、九亩宅基、一个奴隶，再从其家属当中选出一个人来，安排到行政机关吃官饭。对立功的士兵本人呢，一分钱不赏，只赏爵位，斩首一颗，进爵一级，这士兵要是死了，他的爵位就让他家人来继承。这样一来，士兵立功越多，后顾之忧越少，杀敌积极性越高，所以秦国士兵一到战场上，就跟打了兴奋剂一样，只要敌人的命，不要自己的命。

秦国吞并六国前后，逐步形成了二十级爵位制，为国家立功最多的人，封为彻侯；其次，封为关内侯；再其次，封为大庶长；再其次，封为驷车庶长；……一直封到最低爵位公士。唐朝人编写的制度汇编《通典》一书写得很详细：“秦制爵二十等，以赏功劳，二十彻侯，十九关内侯，十八大庶长，十七驷车庶长，十六大上造，十五少上造，十四右更，十三中更，十二左更，十一右庶长，十左庶长，九五大夫，八公乘，七公大夫，六官大夫，五大夫，四不更，三簪枭，二上造，一公士。”就是说，第一级的公士是最低爵位，第二十级的彻侯是最高爵位，其他爵位介于两者之间。

假如您是秦国士兵，刚刚入伍，没有爵位，突然有一天，您上战场，杀敌一名，把人头砍下来，上交给国家，那么战后论功，您就会封为公士。如果您杀敌两名，交给国家两颗人头，那么战后论功，您就会封为上造。总而言之，您上交给国家几颗脑袋，国家就回报您几级爵位。关于这一点，秦国政治家商鞅老师在《商君书·境内篇》中有一个经典总结：“斩一首者，爵一级，……斩二首者，爵二级。”一颗人头换一级爵位，公平交易，童叟无欺。

在秦国，爵位这东西相当值钱。一般来说，每进爵一级，都会伴随着土地、房屋、奴隶、官职等等赏赐。此外，爵位高的人，种田不用缴农业税，经商不用缴流通税，每年不用服劳役，还可以指派那些没有爵位的人为自己服劳役。爵位高的人死了，坟上还可以种树——当时平头百姓去世，坟上是不能种树的，有爵位的人才能享受这个特权。秦国风俗，死者爵位是多少级，就在坟上种多少树，别人从坟旁经过，一瞧坟上有很多棵树，会很羡慕地说：“好家伙，里面埋的可是个大人物啊！”死者地下有知，听了这话也会在棺材里笑出声来。您想，活着时受到种种优待，死了还能如此风光，秦国的士兵能不看重爵位吗？能不争着抢着杀敌立功来换取爵位吗？

有朋友会问：这普通士兵的功劳按人头来算，那军官的功劳怎么计算呢？按《商君书·境内篇》记载，秦国军官的功劳是根据指标完成情况来定的，比如“百将”这种军官，麾下有一百个士兵，每次攻城，他都得想法设法让手下的兵完成杀敌三十三人的作战指标。这一指标完成了，那么好，百将进爵一级；如果没有完成，打百将三十军棍。当然，究竟杀敌多少人，还是按人头来统计，秦国军队里都有会计，负责给每个士兵上缴的人头数建立台帐，台帐建完一汇总，军官们有没有完成作战指标也就一清二楚了。

前面说的这些军功制度，主要是商鞅设计的，商鞅为了避免当兵的虚报人头数，也为了避免那些会计搞小动作，又制定了三天公示制。具体讲，就是人头台帐建好以后，一定要写成大布告，在全军公示三天，在三天当中，只要有任何一位士兵或者军官对统计结果持有异议，都可以直接向将军投诉，将军下令核查，发现有弄虚作假现象，处罚责任人，奖励举报人。公示结束后，将军把没有异议的台帐上报给朝廷，朝廷根据台帐，分别给立功将士籍贯所在地的县官下文，让县官们去给立功将士进爵，并给其家人分地分房分奴隶以及安排工作。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秦国法律《中劳律》载有“劳论赐”制度，“劳”的意思就是统计人头数，“论”的意思就是把统计结果公布出来让全军去评议，“赐”的意思就是让地方政府给立功将士的家属颁发赏赐。“劳”是第一步，“论”是第二步，“赐”是第三步，三步合起来，就构成秦国军功制度的主要骨架。

乍看上去，上述军功制度非常完美，既有明确的激励机制，又有透明的公示程序，实施的时候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不然，这一制度在给秦国带来强大战斗力的同时，也催生了一些变态现象。

首先，该制度让多数秦国将士都成了疯子，每次攻破城池，他们都大肆屠杀，不但杀守军，也杀百姓，不但杀成年男子，也杀妇女和儿童，连襁褓里的婴儿都不放过，见了就是一刀砍下，拿着血淋淋的小脑袋去找会计报功，惨无人道到了极点。您翻翻《史记·秦本纪》，秦昭襄王十四年，“左更白起攻韩、魏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这场战役中，韩、魏联军加一块儿也不过十几万，秦军居然能砍下二十四万颗人头，不用问，平民的人头占了一半。《史记·鲁仲连列传》注引中有一句记载：“秦人每战胜，（敌方）老弱妇人皆死。”说明这帮秦兵为了多上交一颗人头，不惜上演一场又一场古典的南京大屠杀。

其次，该制度有时候还会让秦军自相残杀。《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载有一个例子，说某次战役结束，生还的秦兵都回营去了，有两个秦兵受伤掉队，其中一个秦兵已经砍了一颗人头，在腰上拴着，另一个秦兵作战不太勇敢，没有砍到人头。俩人走着走着，没砍到人头的那个秦兵突然一剑砍下另一个秦兵的头，然后把他五官剁烂，然后拿着该秦兵的头、以及该秦兵在战场上砍下的人头，去军营报功去了。这个秦兵之所以杀掉同袍，就是为了虚报战功，给自己换取可观的爵位和财产；他之所以又剁烂同袍的脸，则是怕报功时被人认出来。不巧的是，他杀人抢头被人看见了，于是公示时被人揭发，于是也被砍了头。像这种荒诞情形，在秦国肯定不是一例。

自相残杀会削弱秦国的战斗力，这个不言自明。大肆屠杀敌方平民呢，也不利于秦国的整体利益，因为秦国的最终诉求是占有更多的土地和人民，杀敌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秦军砍杀敌方平民越多，越让人家同仇敌忾。

作为主要的制度设计者，商鞅也不想让秦军动不动就屠城，据野史记载，他曾经制定过一条补充政策：“割一首，必割其势，以为一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以后大伙再报军功，不能光靠人头，还得割下敌人的小鸡鸡，你拿一颗人头再配上一根小鸡鸡，我才能给你进爵一级。如果这条记载属实，那么我想我能推测出商鞅老师的意图：他是想避免秦军再为了战功而多杀女人和孩子，毕竟女人没有小鸡鸡，孩子的小鸡鸡又太小，报功时可以很轻易地检验出来。

即便商鞅真的制定了这条补充政策，也不可能完全消除制度的弊端。举个例子，某场战役中，秦军甲砍下五颗人头，然后阵亡了，跟他同一个排的秦军乙、秦军丙、秦军丁、秦军戊见状，完全有可能窃取秦军甲的功劳，私自瓜分这五颗人头。假如有秦军己瞧见，他们或者会把秦军已杀掉，或者分给秦军已一颗人头，堵住他的嘴。这样每个人都有了好处，攻守同盟建立起来了，战功报上去，公示多少天都不会有人来揭发。结果呢，没有功劳的士兵得到了爵位、土地、房子、奴隶和荣誉，真正有大功而且为国捐躯的士兵及其家属却什么也没有得到。

还有一种弊端更难避免，那就是秦军内部会出现转卖人头的现象。咱们前面说过，秦国军官都有作战指标，完成指标则进爵，完不成指标则受罚。假设有两个军官，都是百将，他们参加同一场战役，军官甲指挥麾下百名士兵砍下了三十四颗人头，不但完成了指标，还超额了；军官乙指挥无方，或因作战位置不利，麾下百名士兵只砍下三十二颗人头，差一个指标没有完成。军官乙怕受罚，极可能去找军官甲求情，从他那里买走一颗人头。对军官甲来说，超额完成指标也没什么奖励，与其多上交一颗人头，不如把它卖掉。对军官乙来说，他买下这颗人头就不会受罚了，不但不会受罚，还能再进爵一级。俩人交易达成，堪称双赢。吃亏的是谁呢？是整个秦国，它为此多支付了一个爵位和若干土地。这种现象决不是商鞅愿意看到的。

我相信商鞅在设计军功制度的时候，一定是殚精竭虑，力求它完美、清晰、没有漏洞，但他最终会惊奇地发现，竣工验收的成果和他的设计图纸大相径庭。这不是他的错，因为任何制度一经确立，只要给予一定的时间，总会有人找到获取好处的捷径。套用经济学的术语，就是在各种现存的制约条件下，每个决策单位都必然要运用其产权来寻求最大利益。我们要想确保整体利益不受损失，除了一次又一次的改革，没有别的路好走。

像秦国那样残酷的军功制度，改革是永恒的，它永远不会没有漏洞。

附注：

1.除文中所引文献外，本文还参考了《韩非子•定法篇》、《睡虎地秦墓竹简·效律》。

2.秦国军功制度被汉朝部分继承，汉朝贫民为获得一个免税的爵位，有人砍下已故父亲的首级去报功，该事例见于《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东汉延熹八年侍中刘瑜奏章》。

3.“首级”一词就是源于秦国“斩敌一首，进爵一级”的军功制度。在我阅读范围内，该词最早见于《后汉书·耿弇传》，也许在秦朝就已经有这个词了。

4.按人头数量记功，秦以后历朝战时都有施行，故此杀良冒功和炒卖人头也出现于其他朝代。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6载有某宋兵出售人头给上司以换取金钗的事例，《天盛律令》第3篇第29条载有西夏朝廷为制止士兵虚报和炒卖人头而制定的几条军律。

5.明朝时，曾有军人杀死蒙古妇女，砍掉脑袋，粘上胡子，冒充瓦剌士兵的人头去请功。我前年写过《GDP的后脑勺》一文，提到了这种现象。

6.有仨问题，我不得其解：一、统计完的人头怎么处理？是埋掉？还是洗净腌干做干粮？您知道，我们华夏将士吃人肉已成经典，张巡吃过，岳飞也吃过。二、一场惨烈的战役打完，只剩有限几个士兵，他们会不会不分敌我，把战场上尸体的头颅全部砍下，用小车推着去请功？三、统计过程加上公示程序，得好几天才能弄完，倘若战事发生在夏天，人头必定腐臭，很不卫生，会不会给全军带来瘟疫？

当然，您未必喜欢看电视，更未必喜欢看讲坛节目，我现在只是请您做个选择。

譬如说吧，现在有广电总局的傻逼用枪指着您，非让您打开电视机，非让您在各种讲坛节目当中做一选择，您会选择哪种节目？

是于丹老师论语鸡汤那种？是易中天老师水煮名著那种？是王立群老师说正史那种？是阎崇年老师说秘史那种？还是袁腾飞老师趣说大宋那种？或者您更喜欢听人讲稍微神秘的玩意儿，譬如风水术、算命术、炼丹术、房中术？抑或以上所有选择您都不满意，想听听别的题材？

这算是一个小范围的调查吧，希望看到的朋友愿意参与。

一个是六十卷本，东晋时天竺国僧人佛驮跋陀罗翻译的；一个是四十卷本，唐朝时劫宾国僧人般若翻译的；一个是八十卷本，武周时于阗国僧人实叉难陀翻译的。

这三个版本都讲到一位小神童。

八十卷本《华严经》里说，善财童子向文殊师利菩萨学佛，学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还不满足，还想学菩萨行、修菩萨道。文殊师利告诉他：“别跟我这儿学了，我建议你往南走，去问问一些善知识，他们会告诉你怎么学菩萨行、怎么修菩萨道的。”于是善财童子往南走，一路上，先后碰到五十五个善知识，每个善知识都给善财童子讲了自己对菩萨行、菩萨道的理解，使善财童子大有收获。

说到这儿，咱们插几句名词解释。

所谓“善财童子”，可不是《西游记》里那个红孩儿，他本是印度摩揭陀国伽耶城的人，出生之时，种种财宝自然涌现，所以大伙叫他“善财”；他学佛时年龄很小，所以大伙叫他“童子”。佛经里凡说“童子”，一般都在八岁以上、十五岁以下，相当于我们俗世所说的“少年”。

“文殊师利菩萨”就是文殊菩萨，为密宗四大菩萨之一（另外三大菩萨分别是弥勒菩萨、普贤菩萨、除盖障菩萨）。据说这厮跟释迦牟尼一样，出生时不走正路，“由其母右肋降生”。法力也很广大，仅次于释迦牟尼。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巴利语，意思是无上正等觉、智慧之极致，学佛之人所能达成的最高觉悟。

“菩萨行”和“菩萨道”意思差不多，都是指修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之后，以大愿心普度众生。

“善知识”，就是相信佛法、修习佛法的人，包括居士和比丘。

解释完这几个名词，接着往下说。

话说善财童子一路向南，碰到的五十五位善知识当中有一个年龄很小的修行者，人称“自在主童子”。八十卷本《华严经》没说自在主童子的具体年龄，但既然是童子，估计跟善财童子一样，也是小孩。

俩小孩一见面，先谈学习心得。自在主童子说：“我也跟文殊菩萨那儿学过佛，他教了我很多知识，譬如怎样看相啦，怎样看病啦，怎样盖房啦，怎样治理国家啦，都教。他还教我数学，教我解很难很难的题。”

善财童子说：“我对数学也很感兴趣，可惜文殊菩萨没教我。你能教教我吗？”

自在主童子说：“你听好。一百洛叉为一俱胝，俱胝俱胝为一阿庾多，阿庾多阿庾多为一那由他，那由他那由他为一频婆罗，频婆罗频婆罗为一矜羯罗；广说乃至，优钵罗优钵罗为一波头摩，波头摩波头摩为一僧祇，僧祇僧祇为一趣，趣趣为一谕，谕谕为一无数，无数无数为一无数转，无数转无数转为一无量，无量无量为一无量转，无量转无量转为一无边，无边无边为一无边转，无边转无边转为一无等，无等无等为一无等转，无等转无等转为一不可数，不可数不可数为一不可数转，不可数转不可数转为一不可称，不可称不可称为一不可称转，不可称转不可称转为一不可思，不可思不可思为一不可思转，不可思转不可思转为一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为一不可量转，不可量转不可量转为一不可说，不可说不可说为一不可说转，不可说转不可说转为一不可说不可说，此又不可说不可说为一不可说不可说转。”

您知道，“洛叉”是梵语，指10万；“俱胝”是100个洛叉，指1000万；“阿庾多”是“俱胝俱胝”，也就是俱胝的乘方，那就是1000万个1000万，是10的14次方；“那由他”是“阿庾多阿庾多”，即阿庾多的乘方，是10的28次方。接着往下，“频婆罗”是10的56次方，“矜羯罗”是10的112次方，“优钵罗”是10的224次方，……“不可说不可说”是10的939524096次方，“不可说不可说转”是10的1879048192次方。

我用VB写了一个小程序，想把“不可说不可说转”这个数用直观形式表达出来，结果很失败，那程序运行了十五分钟，数没出来，我的电脑死机了。由此可见，自在主童子说的数字是多么庞大，这小孩在数学方面又是多么有天赋。

掌握这些很大的数有什么用呢？自在主童子说，他可以用这些数来推演并解决很多看似无解的问题，比如说，撒哈拉沙漠里共有多少沙粒，整个宇宙在空间上有多宽，在时间上有多远，以及一切众生都有多长的寿命，它们吃什么喝什么，都喜欢跟谁交往，以后若干年后的天气会有什么变化，等等等等，我都算得出来。

自在主童子的话可不是完全不靠谱。您知道，数学是很功利的学科，它从出生到现在，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而生存，那就是更好的模拟现实世界。只要现实世界模拟得好，我们就可以对已经发生的事情做出靠谱解释（例如统计分析），对尚未发生的事情做出合理预测（例如天气预报）。牛顿老师用微积分来模拟天体运行，成功地预测出行星运行的轨道，这就是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对不对？所以只要自在主童子掌握了足够多的数学知识，并具备了足够强大的计算能力，他是可以解决很多看似无解的问题的。

很多时候，我们面临的难题倒不是数学知识不够多，而是计算能力不够强，一碰到很大很大的数，不光人脑不够用，电脑也不够用。一个很现成的例子，刚才我想让电脑用直观形式把“不可说不可说转”这个大数表达出来，它不是很快就死掉了吗？我的算法无误，它的内存不行。

但是很奇怪，善财童子求法的时候，连最低级的电脑也没有发明出来，自在主童子是怎么算出那些大数的呢？我们只能说，他是数学神童，有不可思议的计算能力。

刚才我们说的是六十卷本《华严经》，提到的数学神童是自在主童子。在四十卷本《华严经》和六十卷本《华严经》里面，也各有一位数学神童，分别叫“慈行童女”和“释天主童子”。

慈行童女是个小女孩，她对善财童子说：“我唯知此一切工巧大神通智光明法门（指数学），如诸菩萨摩诃萨，能知一切诸生寿数，及知一切诸众生名，能知一切法品类数，及知一切法品类名，能知三世诸时劫数，及知三世诸时劫名，能知一切诸如来数，及知一切诸如来名，能知一切诸菩萨数，及知一切诸菩萨名，亦能算知一切世界染净成坏相续次第，一切时分日月年劫相续次第。”

所谓“一切日月年劫相续次第”，大概就是指所有天体的运行规律。我们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计算了几百年，才算出了离地球较近的几个天体，这慈行童女一小丫头片子，片刻之间就能把所有星系所有天体算得明明白白，不是神童又是什么呢？

在六十卷本《华严经》里，另一位数学神童释天主童子对数学有过这么一番赞叹，照录如下：

“善男子，我唯知此巧术智慧法门，……发明境界，赞叹诸力，显正直心，说功德具，说诸大愿，显现清净诸波罗蜜，说功德藏胜妙智慧。”

善财童子听了这番话，“欢喜无量，得未曾有”，高高兴兴学数学去了。

也就是说，孔乙己是绰号，不是名字。这一点，鲁迅先生写得很清楚。

如果我们再问一句：“上大人孔乙己”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问题就不好回答了，因为鲁迅先生没写，他只告诉我们，这句话是鲁镇的人从描红纸上看来的。

“描红纸”是什么东西？就是过去雕版印刷的字帖，大大的纸上，印着空心红边的楷体字，让私塾里的小朋友在上面一笔一笔地描。可以想见，给孔乙己取绰号的那些人大概去过私塾，而且在私塾里见到了一张一张的字帖，每一张字帖上都印着鹅蛋大的几个字：上、大、人、孔、乙、己。

照道理，我们应该去请教给孔乙己取绰号的那些人，譬如咸亨酒店的老板啦、短衣帮的顾客啦、穿长衫的阔人啦，问问他们字帖上为什么要印这么几个字。但是鲁迅先生说了，他们对这几个字的来历也是半懂不懂。

明朝有一位倒是自认为懂，他叫祝允明，号枝山，是唐伯虎的铁哥们儿。祝允明写过《前闻记》，写过《志怪录》，有很多杂学，他认为“上”就是写给，“大人”就是父亲，“孔乙己”是个人名，合起来，“上大人孔乙己”就是“写给我父亲孔乙己”的意思。祝允明说，“上大人孔乙己”是孔子写给老爸的一封家书。

这个结论不值一驳。大家都知道，孔子的父亲并不叫孔乙己，而是叫叔梁纥。叔梁纥老先生不姓孔，甚至也不姓叔梁，他真正的姓是“子”，名字呢，就叫纥，叔梁只是他的字。假如孔子真给老爸写家书，该写“上大人叔梁纥”或者“上大人子叔梁”才对。退一万步说，即使孔子老爸真叫孔乙己，孔子也不会把“孔乙己”这几个字写在家书上，因为他懂礼，知道子喊父名是大不敬。

到了清朝，出了一位梁章钜先生，很清楚地论证了“上大人孔乙己”的来历。梁章钜查考古籍，发现从唐朝开始，字帖上就经常出现“上大人一乙己”、“上大人壬乙己”、“上大人丘乙己”、“上大人孔乙己”等等组合，历经唐宋元明清，小孩子入门写字的字帖上都这么印，成了惯例。换言之，它们就像是现在大陆小学一年级语文课本上的“人口手上中下”一样，只是因为笔画简少、容易学会，所以每每印在教材前头，除了这个，没有任何特殊含义。

所以我们的结论是，“孔乙己”不是孔子的父亲，也不是其他任何一个人的父亲，它只是被偶然放在一块儿的几个汉字罢了。

历经唐宋元明清，每个朝代的老百姓卖房，按照惯例都得征求一下亲邻的意见。什么叫亲邻？就是亲人和四邻，包括亲哥亲弟堂哥堂弟亲叔亲伯堂叔堂伯以及族长老大爷，还有对门王奶奶和隔壁张大妈。谁家想卖房，先得问问这些位，他们首肯了，每人签字画押，您才能卖；万一他们中间有谁不同意，只要能给出不同意的理由，譬如说，您卖的是祖产，属于败家，给老一代丢脸了，那么您就是卖不成。您不服气，只管卖去，好，就可能会有某位亲邻吃错了药，把您一纸诉状告到衙门，然后您就等着挨板子吧。

唐宋元明清等朝代之所以会定下这么变态的规矩，主要是为了保护宗族利益，不让家族中某一家的房子转给外姓旁人；另外呢，也是为了减少民事纠纷，避免官老爷们累坏了身子。您想啊，同族同姓以及几辈子的老街坊住在一块儿，有点儿争端也是人民内部矛盾，老族长一发话，什么事儿都给平了，不至于动不动就给政府添乱；这要是某家卖房给外人，新业主进来定居，土著和新移民之间发生磕磕碰碰，族长的威权就使不上了，必然去走法律程序，父母官的负担自然增加。

为了族人，为了父母官，我卖房前就先征求一下亲邻的意见，这也行，可以理解。可是，这还不够，在唐朝，尤其在唐朝前期，咱老百姓卖房之前还得写份儿申请书。申请书写给谁呢？政府。这申请书的大意是：报告政府，我叫某某某，因为什么什么原因，想把家里房子卖掉，那房子坐落何处，面积多少，已经住了多少年，现在什么样子，以及准备卖个什么价钱，等等等等。当地政府派人对这份卖房申请书进行审查，如果合乎规定，就批示同意，如果不合乎规定，就把申请书发还，意思是不能卖。

唐朝法律管这种卖房申请书叫“田宅投状”。什么样的田宅投状才是合乎规定的呢？分这么几种情况：

一、房子不是国家分配的，房子下面那块宅基也不是国家划拨的，这样的房子允许出售。

二、房子不是国家分配的，房子下面那块宅基虽然是国家划拨，但是房主可以保证自己卖房之后决不再申请宅基地，这样的房子也允许出售。

三、房子不是国家分配的，房子下面那块宅基也是国家划拨的，而且房主只有这么一套房，卖房之后可能还要申请新的宅基，但是他们家确实有必须卖房的重大理由，比如没钱安葬父母啦，没钱缴税啦，欠国家很多债务需要归还啦。像这种情况也可以卖房。

假如以上三种情况都不符合，那么对不起，按照法律规定，有关部门会禁止您卖房。

附注：

1.此文参考了《通典·田制下》、《唐律疏议·户婚中》；

2.《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收录有唐大中五年敕内庄宅使牒，可以证明卖房先报官的规定不是具文。

一、更好的休息。据说禅定是比睡眠更好的休息，睡眠是昏沉定，效率很低，而禅定是正定，效率很高。禅定一小时对体力和脑力的恢复，要胜过一夜普通睡眠。

二、更好的集中注意力。修习禅定也好，观想念佛也好，都讲究摄心不散；

三、享受法喜和禅悦。法喜就是听经的快乐，禅悦就是禅定的快乐。据说法喜的快感很强烈，而禅悦的快感尤其强烈，子璇和尚著《起信论疏笔削记》，说禅定所生快乐是无上之快乐，其快感强度和持久度都远超性爱。

学佛是为了出世间，而我所求的上述三种果报全是世间欲，既非度人之大乘，也不是自度之小乘，所以我将永远徘徊在佛门之外，就像南怀瑾那厮及其广大信徒那样。

这是我学佛的第二年。两年来，读经读得头昏脑胀，打坐也只能初住，全不开悟，究其原因，还是不懂佛法，而要想懂得佛法，首先得懂得佛经中常常涉及的各种名相。

我制定如下宏伟计划：

一、从唯识宗入门，学习佛法的基本名相，进而了解佛法的基本道理；

二、有了这些理论基础，然后去修习禅宗的初禅定；

三、修成了初禅定，再回过头来修习净土宗的观想念佛。

这也是达摩说的“二入”：先求理入，再求行入。

二力：自力和他力。按净土宗的说法，自力指自身修行之力，他力指弥陀开示之力。华严宗也有二力，分别指思择力和修习力。我现在写读经小识，以图辨别名相，正是在修炼思择力。

二方便：世间方便和出世间方便。按我的理解，帮他人完成世俗欲望且不侵犯第三方之权利，是为“世间方便”；帮他人去除贪嗔痴三病，是为“出世间方便”。又，《景德传灯录》记有某狂禅之说，把二方便解释成大小便，很好玩。

二禅：色界四禅定的第二层禅定，一如乾坤大挪移神功的第二层神功。

二入：这是初学佛法的一个原则，即先学基本佛理（理入），再按基本佛理去修行（行入）。

三藏：经、律、论。经是佛说的道理，律是佛定的规矩，论是对经和律的解释。

三病：贪、嗔、痴。据叶曼女士讲，人贪念起时，入饿鬼道；嗔念起时，入阿修罗道；痴念起时，入畜生道。

三宝：佛、法、僧。

三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

三摩地：禅定的一种境界。我的愚蠢想法，三摩地当为四禅八定之灭尽定，因为佛经中观世音入定时，常入三摩地，而灭尽定是观世音的禅定境界。

三昧：即三摩地。又，神佛小说中的三昧真火跟这个三昧没有关系。

四大：地、风、水、火。印度人觉得物质世界是由这四种元素和合而成。佛家常说“四大皆空”的四大，就是指这四大。

四无量：慈、悲、喜、舍。

四圣谛：苦、集、灭、道。

五蕴：色、受、想、行、识。“五蕴皆空”就是指这五蕴。

五事：修行人应该常做的五种事情，包括转法轮（即把佛法传给别人）、与父说法、与母说法、与世间众生立菩萨行、授菩萨记。

五戒：居士应持的五种最基本戒律，包括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喝酒。这五戒我持不了，所以我只学佛理，不做居士。

六道：人道、天人道、阿修罗道、饿鬼道、畜生道、地狱道。地狱道最不好，天人道最好，但是天人道里的天人也有生有死有烦恼，也摆脱不了轮回之苦，所以学佛的终极目的是跳出这六道之外，进入佛道。又据叶曼女士讲，阿修罗权欲甚重，行恶甚多，很像即将堕入地狱道的某个政党（叶曼原话）。

六欲：有两种解释，一、指眼欲、耳欲、鼻欲、舌欲、身欲、意欲；二、指色欲、形貌欲、威仪欲、言语音声欲、细滑欲、人相欲。

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

八正道：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我的愚蠢想法，密宗是邪道，因为密宗以咒术断念，且钻研种种满足世间欲的法门，既非正业，也非正命。

九禅：自性禅、一切禅、难禅、一切门禅、一切行禅、善人禅、除恼禅、此世他世乐禅、清净禅。

到了道光十八年（1838年），天津又出了位个体开发商，姓任，叫任秀坡。任老板比丁老板精明，他花200两银子，把丁予范在刘家胡同二道街开发的这套四合院接了下来，加盖1间客座、1间门楼、3间书房、3间板房，院子中间用一道月亮门隔开，本来一望到底的低级四合院，变成了前后两进的高档四合院。任老板为改造这套四合院，花了150两银子，加上当初的购买成本，总共投资了350两，可他最后卖了多少钱呢？整整600两，净赚250两。

更厉害的一位个体开发商是同治年间北京宛平县的缪子集缪老板。缪老板慧眼识珠，在同治十年（1871年）农历八月，瞧中了北京城区西坊二铺大马神庙西头一套四合院，当机立断，花150两买了下来。然后他一不翻建，二不装修，只在大马路口贴了很多张小广告，就拉来很多买主。他让买主竞价，最后竟然按600两的高价卖了出去，不考虑税费的话，净赚450两，利润是成本的3倍！

有人说，这个缪子集缪老板并没有真正去开发，不过把房子倒一倒手，所以不是开发商，是炒房客。其实过去没有大规模的开发企业，开发商们既不注册，也不需要办公地点，跟炒房客常常是一体的：开发赚钱时就开发，炒房赚钱时就炒房，一个人，两种身份。

有句俗话说得好：形势比人强。房产开发这一行是赚是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和时局。一个典型事例：民国时候，天津英租界的房子原本供不应求，一些开发商赚了大钱，忽然有一天，咱们中国人占领了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天津英租界跟着人心惶惶，洋人也跑路，遗老也跑路，这儿的房子马上没人要了，房价大跌，入局较晚的开发商都赔了个血本无归。

用民国人冯文洵的《丙寅天津竹枝词》结尾：

寸土休夸值寸金，盛衰消长系人心。

忽然买卖声沉寂，为鉴前车汉与浔。

这首竹枝词说的就是当年天津英租界房价大跌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