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接连看到几篇抨击作协体制的文章，中心的意思是说，全国的专业作家只有200余人，而中国作协和各省作协都是正部、正厅级机关，国家每年要投入作协几个亿养着作协的公务员，于是怀疑作协存在的必要性。我不知道那几个亿的数字来源是否准确，我想说说作为一名新进入作协的工作人员对作协体制的真实体会。

首先，作协并非那几篇文章中提到的，是个“受着国家行政的高额经费”的单位，作协真的是像传说中的那样，就是个清水衙门，它一年的经费少得不好意思说出来，更加没有办法和其他同级的厅局比较。虽然机关也参照公务员待遇，但除了工资，没有任何的津贴和额外收入，这在一般厅局都是难以想象的。原因是作协底下既没有能产生经济效益的单位，也没有任何行政职能，它就是一个服务机构，几乎等于公益性单位。

说到为了200多位专业作家，财政高额投入养庞大的公务员队伍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个错误命题，首先，作协不是纯粹为了养专业作家而设置的，一般专业作家编制都隶属于作协下属的文学院，他们都有工资，创作也是个体劳动，作协不但是他们的单位，也是为他们服务的机构。就我的体会，从中国作协到地方作协，作为为作家服务的机构，不但是为专业作家服务，更是为近万名全国作协会员和各省数万名省级会员服务，更可以说，是为所有从事文学的人服务。这种服务从有形的创作资金扶持、重点作品扶持、提供体验生活条件、各种出版扶持、文学奖励扶持，到无形的学习、交流等等，最显见的就是文学刊物，虽然文学刊物各省情况不同，有的财政有经费，有的完全断奶，但无论有钱没钱，没有作协勉力维持的刊物，名家作品也好，新秀新作也好，从哪里提供给读者呢？网络的发达也是近些年的事情，而文学编辑们发现并扶持了多少精神产品的生产者啊。无论是刊物的编辑部，还是参照公务员的业务部门创作研究部、创作联络部，服务专业作家、签约作家、青年作家的文学院，这些人也需要人事管理，于是有了人事处，也需要后勤，于是有了办公室，也需要发工资，于是有了财务处，这样以来，它就是一个机关的样子了，但有哪一个部门设置是因人设岗、可有可无的呢？没有。作协机关只是个基本的单位构成，比起其他厅局，简陋而寒伧，不值得羡慕和眼热，更不值得去抨击莫须有的高额经费。

再说说文章中提到的，说其他机关考上公务员是个25级，要熬30年之上才有可能到5级，而作家成名后几年内当选主席或副主席就是个3到5级，很不公平。我觉得这是混淆了概念。首先，考进作协的公务员也是个25级或27级，他要熬到5级同样得30年以上，除非他同时也是作家，能贡献出巨著来当选主席。但这种可能性是几乎没有的，因为考到作协机关的公务员不是作家，而是为作家服务的，他就是给作家搞联络，为作家组织研讨会、为大家搞后勤、发工资的工作人员而已。而作家，对作协多少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专业作家都是事业编制，不是公务员，除非你进了党组成了领导，但这也是特例。而不驻会的作家们，他们都是属于别的单位的工作人员，即使当选了副主席，也只是个名誉，不会兑现什么行政待遇，更不会变成3到5级高干什么的。也就是说，公务员就是公务员，作家就是作家，不能混为一谈，更没有可比性。

作协的经费，也就勉强维持日常工作，想组织作家们出去采风，想给有成就的作家开个研讨会，想给有潜力的作家开个改稿会，就得另外要钱。基本上国家给的钱，都投到了各种文学活动。我觉得基本上作协不是在养作家，而是在养文学，就我们的现状来说，如果没有各级作协积极提供的各种聚会、交流、开阔视野的机会，在这样紧张的生活压力中，作家们很少能频繁而大面积地聚在一起，能直面碰撞思想、交流心得、丰富信息、调动激情，毕竟过去骑着毛驴游历山水的时光已经成为古代，当下的时代和生活，作协充当了很好的“诗人幸会更无前”的渠道和纽带。就目前来说，有作协比没作协对文学对作家都只有好处，毕竟我们的社会财富还没发展到可以由作家们个人出资组成完全沙龙性质的写作学会，并且长久的支撑和存在下去。

某省作协出了个滥竽充数的女人，这只是作协作为机关和其他厅局一样存在的情况，全国会员中有几个受贿落马的家伙也不假，可是作协是看你的作品的，调不来你的政审材料啊。现象就是现象，平心而论，作协这个清水衙门它就是个服务机构，自己内部都觉得有点官僚就很可笑。这个领域，比花花事情不如演艺圈，比滥用权力不如任何一个部局，比经费投入不如一个最小的基建项目，真的没什么好抨击的。作为作家的服务机构，作协为无数的作家提供着力所能及的服务和付出，而作家们笔下的产品，滋养着全人类一代又一代。这个说法，一点也不夸张。

《十月围城》：尊重、担当

    先是香港足球点杀日本，让人觉得国足名不符实；然后港片《十月围城》震撼内地，让号称大片的《三枪》、《花木兰》、《刺陵》捉襟见肘。陈德森，一个名头并不是太响的香港导演，让国际大导演张艺谋的审美情趣“真的没有”了。

    《十月围城》的成功，从技术上就不说了，我想说说它的内因。这些年，我们的大导演们热衷贺岁大片，热衷视觉震撼，一切都奔商业利益去，越拍越俗，没有文化，没有担当，作品都像没有灵魂的华服行尸。港片的导演回过头来，却玩腻了娱乐，宣扬起对国家民族的担当。这种担当，是一种伟大的情怀，这才是永远不过时的永恒主题。谁不爱国？谁没豪情？谁没情意？你想当舍身取义的大丈夫，还是哗众取宠的小丑？

    话说回来，演小丑的小沈阳未必“有罪”，让他演叶问他也不是那块料不是？我要说的是导演对演员的尊重，以及对人物的尊重。《十月围城》里那些义薄云天的人物，其实都是些小人物，但导演要把他们灵魂深处的大义都激发出来，让大明星们去演绎这些小人物的伟大，而不是让明星去当行尸和花瓶。而无论腕儿的大小，演员们理解并尊重人物，所以演惯帅哥的黎明、谢霆锋才能把下里巴人演到血肉丰满，给观众以新奇的感受。

    即使《十月围城》票房再好，观众也不会觉得它是商业大片，因为它从理念上摒弃了娱乐，选择了民族大义。而相较之下《三枪》真是跳梁小丑，令人不忍提及。

蒋峰、马中才、马小淘、水格（摄于江西）

     蒋峰的葵花宝典

     收到阿才特快寄来的蒋峰新作《恋爱宝典》，52万字啊，巨著。知道蒋兄弟闭关修炼，没想到他真练成了葵花宝典。

    《恋爱宝典》应该是马中才的公司出版的，哥俩一个写一个出，配合的还是那么好。其实他们是哥仨，还有水格，水格兄弟据说离开了春风文艺，也去了北京，不知现在何处。倒是上半年在尔雅看到水格出的新书了，和李锐、蒋韵老师的千金笛安是一套书，估计也是他们几个策划的。给水格发了个短信，这小子一个月后才回复说：虎哥，我的号码没换啊？——真是玩大了，谱这么大！不过哥哥我心里高兴，我这个“伪八零”后在鲁院期间，是靠他们几个罩着混的啊。

    其实他们是三男一女的小群落，还有马小淘啊，现在是《人民文学》的编辑，我给起个外号叫“小马过河”，似乎没叫出去，小淘现在很忙，出了个长篇，我还没找到。

    言归正传，说说蒋兄弟的葵花宝典，在我的印象里，他的嘴和马小淘的嘴一样的“损”，曾经把我们班的美女们都用他东北人的嘴形容得都像“如花”一样漂亮。他这本书里除了用真名的人物之外，把其他女性都用很蒋式的幽默悄悄损了一把，比如说“卡住了啊”什么的，笑死他老哥了。

    说句卖老的话，蒋峰是个很善良的娃娃，外表桀骜不驯，内心温良敦厚，阿才和水格、小淘都是这样的小孩。阿才啊，连我们白院长和小陈班主任都叫“才哥”，不得了啊。

    绕来绕去，我要说的是蒋兄弟的葵花宝典冒的全是坏水儿，但让你看到的是一个纯净水亮的心灵。他们哥儿几个全是这样，小淘也是这样。

    很想念你们，我的八零后兄弟！

            

         “盛大文学”必将成为时代文学的坟墓

    一部《刺陵》，除了林志玲秀色可餐，曾志伟还算有点看头的电影，故事俗套中还有点意味深长。倒胃口的是开头和结尾恶俗的广告：盛大文学起点中文网、百度搜索、G3笔记本，把这个时代的商业利益特征集中体现。

    影片一开始，女主角蓝婷就是起点中文的签约作家，用G3笔记本写作时，被催稿，还特写地在百度搜索中键入“起点中文网”。

    其他无所谓，一笑了之，看到盛大文学的起点中文网这样牛逼，直接参与了最豪华的精神消费品电影大片，仿佛看到一把鲜嫩的青春悬在毛驴的脸前，这个毛驴叫作家或者网络作家或者写手什么的，一边拉磨，一边蒙着眼睛生产精神消费品。

    与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不能同步的是，我们的文学一直在萎缩，因为她丧失了精神的探索，我不相信太平盛世就不需要精神支撑，我也不相信娱乐消费能够满足人的精神需求，但作家们显然沉不住气了，为了生活质量能跟上这个时代，变成了毛驴。

    网络文学豪门盛大文学，继而成为出版巨头，搜罗明星一样将名家们网罗到自己旗下，成为赚钱工具。我们能看到的是，谁谁成为了“盛大一哥”，谁谁成为了“盛大一姐”，娱乐界的称号开始移栽到文学界。——如果那些人还能称为作家的话。

    我们得承认，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恰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足球。今天最大最年轻的读者群，疯狂膜拜韩寒、郭敬明，恰如我们当年疯狂膜拜战神巴乔、巴蒂斯图塔，盛大文学把韩寒和郭敬明豢养，间接地把时代文学和一个时代的读者豢养，让娱乐致死取代了精神至上。

    盛大借助网络进入出版再进入娱乐，巨大的利益把本来很有前途的作家们都变成了盯着眼前着青草的毛驴，娱乐心态，商业利益，取代了文学的精神资源。

    既然作家们都变成了毛驴，这个时代的文学已经没有指望，盛大必将把文学深深埋葬。

                    十本书  十句话

1、《亲爱的提奥——凡高自传》  （荷）文森特·凡高  著  平野  译

  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7月第一版

伟大的艺术家凡高写给胞弟提奥的几百封书信，以与他激烈的绘画风格不同的沉静笔调将他对人生的体验，对人间真情的挚爱娓娓道来，我们由此知道伟大的艺术灵魂是相通的，他的文学修养一样高超。

2、《巨匠与杰作》  （英）萨姆赛特·毛姆  著  李锋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8月第一版

   小说大家毛姆心目中的世界上最好的十部小说，你可以知道伟大的作品不一定是由伟大的人格写出来的，伟大的作家也不过是一个真实的人而已。或许你从中学不会做人，但你能学会如何写出优秀的作品。

3、《卡拉马佐夫兄弟》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耿济之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8月第一版

   陀氏最好的一部巨著，因为写这部作品时他不再为生活所迫，不必为了还债匆忙交稿。可惜，天不假年，没写完就去世了，一部本该是另一副面貌的书，就成了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这本书。

4、《白鹿原》  陈忠实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年5月第一版

新时期以来惟一值得研究的一部小说巨著，瑕不掩瑜。这个版本是目前装帧和内容最相得益彰的一本，建议收藏。

5、《围城》  钱钟书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10月第一版

可以让你变聪明的智慧之书，别具一格的世相小说，一般人写不来。

6、《沈从文小说选》（上、下卷）  沈从文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10月第一版

大师的每一篇作品都是代表作，人无论怎样活着，都能获得美，都能体验到真。

7、《庄子諵譁》 南怀瑾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第一版

国学解读的范本，真正的大家就是这样举重若轻，通俗有趣地告诉你天地玄黄哲学奇妙。《百家讲坛》的各位和他一比，那就是寒鸦比鸾凤。

8、《悲惨世界》 （法）雨果  著  李丹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5月第一版

你不相信人间现实，就像你不相信人类能写出如此伟大的神性之书。李丹的译本是最传神的译本。

9、《德伯家的苔丝——一个纯洁的女人》（英）哈代  著  张若谷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10月第一版

   人之于社会，人心之于自然，你熟视无睹的伟大力量。

10、《惊异是美丽的》  铁凝  著

作家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

读铁凝的小说，读的是她虚构的世界之美，读铁凝的散文，领略的是她的心灵世界之美。

     很欣喜地收到铁凝主席的签名赠书，散文集《惊异是美丽的》，“李骏虎闲读。铁凝2009.11.19”。在这个清冷的雪天里感受到一位前辈作家对青年作家的关心。

    想起在不久前庄重文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第一次见铁凝主席，她的雍容和得体给我留下美好印象。她和乔叶、李美皆两位女作家亲切拥抱，像姐妹一样随意，笑容让人感到温暖和舒服。

    回来翻看现场照片，我注意到每位青年作家领奖的时候，她都在后面恬静而温婉地笑着，注视着你的背影，眼神里充满着友情和关爱。

    铁主席能记得我，并寄赠她的作品，很令我感动和鼓舞。

       《惊异是美丽的》  铁凝  著  作家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

程和平问福元催要秀娟的回信，福元大咧咧地胡说：“咱村里不兴城里那酸不拉几的一套，我姐说了，让你该去家里还去，有话当面说。”可是秀娟再没给过程和平两个人独处的机会，两个人见了面，秀娟以前怎么对他，现在还怎么对他，程和平像自己和自己打架，想哭都找不见个地方，更加摸不透她的心思，寝食不安，一个秋天过去，人瘦得眼睛都大了。

那年冬天，大雪不止，南无村的人连续吃了两个月的土豆，把胃都吃坏了，一张嘴就顺着嗓子眼往外冒酸水儿。程和平一心要让秀娟吃顿肉，他决定去打只兔子。晚上，程和平冒雪去了民兵连长双锁家，借出了一支半自动步枪。秋天的时候，程和平曾被抽去看青，跟双锁一个组，在黑漆漆的庄稼地里巡逻，两人对脾气，混得很熟稔。双锁受过部队军训，能打飞行中的野鸡和奔跑中的兔子，程和平得他真传，枪法精进不少。程和平来借枪打兔子，双锁就给枪里压满黄澄澄的子弹，又抓了一把给程和平装兜里说：“凭你的枪法，这些子弹不会全放空的，够用了；这段日子雪没停过，兔娃子肯定饿坏了，它们会去啃草根，你往河滩上灌木多的地方找；兔子耳朵长，听见脚步声就会人立起来，你要在它的眼睛露出灌木前就开枪，打耳朵根子，叫它看见你，就晚了。”

这都是双锁作为民兵连长的经验之谈，程和平牢记在心，第二天一早，就抱着枪出了村子。

连日的大雪，让南无村空荡荡的野外变得笼统，一切都不易分辨。程和平抱着枪走了一阵，回头看看，脚印已经被大雪抹得浅浅的，再远一些的，已经消失了。足迹的消失，让程和平忽有隔世之感，仿佛自己是个天外来客，雪光让他产生了幻视，看哪里都是秀娟的脸，呆立了半晌，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后来雪渐渐小了，视野开阔了些，程和平继续往前走，凭着往日的经验，他还是到了河滩上，望见了被雪覆盖的灌木丛。再往前走，就看到被雪雕琢成浪花般的灌木正在扑簌簌地抖动，程和平轻轻地站下来，听到自己沉重的心跳声，下意识地屏起了呼吸。他看到一团灰黄色的短尾巴，那个不知死期已至的家伙正翘着屁股挖灌木的嫩根呢。程和平举起枪，等待着它探出两只长耳朵，从灌木抖动的幅度来判断，他确定那家伙一定是个老得黄了毛的老兔精。兔子老了肉会糙，但煮出来的肉汤一样香喷喷的，让人垂涎欲滴。老兔精可能老得耳朵都背了，一门心思地埋头苦干，没有朝四面看看的意思。程和平有点坚持不住了，不是因为冷，也不是枪的分量越来越重，是因为馋，他的肚子开始“咕咕”地沸腾酸水，这声音在清晨空旷的雪野显得异常夸张，无疑向老兔精发出了警报。它太精了，没有像傻小子们一样竖起耳朵，后腿蹬地前爪并拢在胸前给人当靶子瞄准，它直接挺起屁股，准备逃之夭夭。程和平识破了它的阴谋，没有再等它的长耳朵出来，直接冲屁股开了枪。老兔精应声倒下。清脆的枪声在雪野上回荡了好久，待余音散尽，程和兴奋地大叫一声，一歪一斜地向战利品跑去。他的眼前，已经晃动着喷香的兔肉和兰英热情的招呼了。

一脚踏进灌木丛，程和平觉得自己深深地陷了下去。原来这片灌木丛后面全是土坑，是困难时期南无村的人挖芦苇根挖出来的，程和平来到的这个地方，正是十几年前矮子七星捉那两条白鲢的地方。程和平仰面朝天摔倒在灌木丛中，望着一条条被震落雪后在灰蒙蒙的天空织成网的灌木，一阵不祥之感袭上心头。接着，他听到了一声微弱的呻吟，是人发出的声音。程和平霎那间浑身冰冷，他挣扎着爬起来，看到曾经借给他水烟袋抽的老会计克敏躺在一片黑红的雪上，头上的兔皮帽子被穿了个洞，冒着缕缕青烟。程和平嘟囔道：“妈呀，我是在做梦吧？！”在他茫然的注视之下，老会计的面色越来越黄，最后变得金灿灿的，像刚蒸出的窝头。程和平费劲地爬到他身边，发现老头已蹬了腿，骨节粗大的手里握着一把砍刀，身边不远处是一捆荆条。程和平不甘心地摘下老会计的兔皮帽子，看到那颗干巴的光脑壳上，有一个深深的黑洞，脑袋底下，正缓缓地涌出白色的流体，在黑红的雪上冒着腾腾的热气。程和平一屁股坐到雪上，扬手把那顶逼真的兔皮帽子抛向天空，破口大骂：“我操你妈的兔子！”

程和平觉得天都塌下来了，老会计可是支书金娃的亲爸，就算金娃不孝顺，那也是他亲爸啊！在雪地里躺了不知道多长时间，程和平头脑冷静下来，首先想到的是跑，到公社扒火车回城里，要不就上霍山去躲一躲，——他有一条枪和二三十发子弹，可以防身和取得食物。他站起来走了几步，又想到，我和老会计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相信别人不会认为我谋杀他，这只是误伤人命，顶多判几年刑，总比当逃犯和野人的日子好过吧。出于这种侥幸心理，他把老会计留在河滩上，背起那捆荆柴回到了村里。

程和平先去找双锁还枪。双锁见他面色发灰，背着一捆荆条，笑道：“你娃兔子没打下，倒砍下一捆柴？来来，给我放下半捆，正没烧的哩。”程和平放下柴禾，木然地说道：“双锁哥，我误杀了老会计。”双锁先是愣怔了一下，然后一把攥住程和平的膀子，瞪着眼睛喊：“什么呀？你再说一遍！你杀了谁啦？”

程和平说：“我打死了老会计。”

双锁提着程和平喊：“你怎么能弄下这怂事情哩？！”

程和平喃喃：“他戴着顶兔皮帽子。”

“嗨——，”双锁放开程和平：“哎呀哎呀，你怎么能弄下这怂事情哩？！”

程和平说：“不关你的事，就说枪和子弹是我从你家里偷的。”

双锁咬着牙说：“那顶个球事，人命关天，你打死的是金娃他爸啊，他能饶了你？！”

程和平说：“我是误杀，他钻在灌木里砍柴，我把他戴的帽子看成了野兔子。”

双锁说：“那也不球行，打死人就不是小事情，我得先把你捆上，送派出所去，我去跟金娃说这事，要不，金娃见了你直接就把你就崩了！”

程和平乖乖地背过手去，让他捆上。双锁端着枪在雪地里连滚带爬地叫起来两个民兵，看着他们押着程和平出了村子，转身赶紧去了支书金娃家。

天还尚早，雪又大，路上不见人走，梅子早起倒尿盆，提着裤子瞄见村街上跑过一个面粉捏成的雪人，也瞅不清是怎么回事。到了支书家，双锁喘得像个火车头，推开栅栏门，拍门叫道：“金娃哥，金娃哥你快起来！”

金娃隔着窗户问“谁呢，这么早？”

双锁说：“我，你起来，有事哩。”

金娃问：“下雪哩，什么球事这么早来搅人的觉？”

双锁说：“你快起来，人命事。”

金娃说：“人命个球哩，你要了我的命吧。”

支书金娃披着褂子拉开门，看见双锁提着枪，笑道：“这个球娃，提个枪吓唬谁呢？”双锁说：“这是凶器，有人拿他打死了人。”金娃一下来了精神：“谁，谁打死人了？”双锁满脸懊丧地说：“金娃哥你别太着急啊，是知青程和平打兔子误伤了老会计。”金娃瞪起眼睛问：“哪个老会计？”民兵连长说：“就是我伯伯。”

“死了？”

“说是死了……”

金娃瞅着他愣了半晌，劈手夺过枪来喊：“那鸡巴娃在哪，我一枪毙了狗日的！”双锁拼命抱住他：“金娃哥你别着急啊，我已经派人把他押到公社派出所去了，眼下我伯伯还在河滩里，咱得赶紧给他老人家准备后事啊！”金娃“哇”一声哀嚎起来。

死在外面的人是野鬼，丧事不能在村里办，双锁带着人把老会计抬到打麦场。死人已经冻得硬梆梆的了。他女子银银哭得昏死过去，银娃更是哭嚎着要一枪打死程和平。噩耗很快传遍全村，梅子跑到门口大呼小叫说老会计死了，叫兰英快去看。跛子和福元都跟着跑去了，秀娟不爱凑热闹，坐在家里只觉得心惊肉跳。

兰英回来后眼睛红红的，秀娟赶紧问怎么回事，兰英铁青着脸说：“说的是和平用枪把老会计打死的，这娃这是怎么了？”秀娟问：“那和平呢？”兰英说：“绑着送到公社里了。”秀娟就定定地望着她妈不说话了。

金娃、银娃停尸不办丧事，弟兄俩跑到公社去，一心要让毙了程和平。因为案情重大，派出所把程和平押送到县公安局，两人又跟到到县里去，找门子哭诉，死活要程和平的命。县公安局经过详细审问，传询了提供枪械的民兵连长双锁，收缴了枪支证据，派法医到现场进行了鉴定，认定确系误杀致人死亡，把程和平移交到县法院。法院判了程和平有期徒刑16年。

后来兰英听人讲，金娃兄弟到县里告状前，聋子妈把两个儿子叫到跟前说：“你爸属兔，今年又逢九，该着是个劫数年，人已经死球了，能给活着的人赚点什么才是正事。我看那个知青娃人材不丑，你妹子年纪也不小了，你弟兄托人问问那娃，他要愿意和银银结婚，咱就不告他了，也算一命换一命。”兄弟俩知道这是妹子银银的主意，正在气头上，就顶撞了亲妈：“你糊涂了，杀人偿命，国有国法，你寻思咱不追究了国法能饶了他啊，他照样得死，照样枪毙！”在这件事情上，兄妹之间就有了隔阂。

程和平一口咬定枪是自己从民兵连长家里偷的，法庭就没有追究双锁的法律责任。双锁回村时设法探望了程和平，问他去监狱服刑前还有什么没了的心思，程和平沉默了半天才说想见见秀娟，要是秀娟不想来，能带封她写的信也行。双锁回村后，硬着头皮来到兰英家，说了程和平的意思，秀娟低着头不说话，兰英翻了脸，冷生生地说：“他见我们女子干什么？我们和他有什么瓜葛？我见这娃恓惶，才让他经常上门，早知道他对秀娟安着心思，就不让他进门了！”双锁点着头笑，转脸问秀娟：“你能给和平写封信吗，他要在监牢里过半辈子，恓惶哩。”秀娟还没说话，兰英说：“不写，我女子不识字！”

南无村最后一名知青就是这样离开的，带着他美好的爱情梦想去服刑。然而，金娃、银娃不服宣判，向中院提起上诉，被驳回维持原判，不得再提起上诉。为了讨个说法，兄弟俩给老人办过丧事，不下葬，就在自家的老院子里垒了个砖窖，把死了的亲爸丘了起来，又跑到省里去告状，还找人给中央写信，要求重新审判，枪毙杀人犯程和平。信批回省里，省里派人调查后，认为判决合理，就批示县革委会做好上访者的思想工作，安心抓革命促生产，不要扰乱社会秩序。县革委会主任给公社革委会主任打电话，公社主任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工作组。工作组的老王胖墩墩，是个秃顶，逢人三分笑，不笑不说话，凡他待过的村子，男女老少都很喜欢谈论他。

老王在金娃家吃过早饭，提出去看望金娃妈。金娃很激动，觉得很有面子，腰杆很壮，领着老王到了银娃家。进了门，金娃妈正和银娃家的女子在院子里听广播，听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岳飞传》，婆婆子坐在屋门口的广播下，还是听不见，见金娃进了门，就说：“金娃，你到水瓮里舀碗水，浇到喇叭的地线上。”金娃不耐烦地说：“浇了水你也听不见！”拧着眉头去了厨房。老王把黑瘦的小女子抱起来，亲热地叫“小人儿”，圪蹴到婆婆子跟前和她说话。婆婆子耳朵聋，把手掌围在耳朵后面，嘴巴张得像城门，好像用嘴听。老王蹲在那里，把婆婆子的脸看了又看，看得婆婆子用手直在脸前扇，嘟囔着：“你这个人，我一个婆婆子有什么看头！”老王就站起来，把端着空碗的金娃拉到一边，神神秘秘地说：“你妈和这个小女子的印堂都发黑，家里怕是有什么不好的东西，你最好找个风水先生看看。”金娃扭头看看他妈，又看看侄女，忧心地说：“我不懂这些。”老王说：“我在董村驻村的时候，认得一个会看的先生，他教了我点本事，路远，今天不行了，明天你就赶紧到董村把这个人接过来看看。”金娃送走老王，回来和自己婆娘一说，婆娘就慌了。

第二天，金娃骑着“永久牌”自行车，揣了两瓶酒一条烟去了董村。

进了村，问十字路口晒暖暖的老人们打听到先生家里，进门放下烟酒，先生打量打量他说：“你家老院子里有亲鬼。”金娃的头发就竖起来了，问先生：“你还没去怎么能知道？”先生哼哼两声说：“你脸上写着哩。你爸不是善终，到现在不能入土为安，天天黑夜到你弟兄俩家里打看，多亏你家还有个老人挡着，要不你弟兄俩肯定有一个要出事。”金娃点头像鸡啄米：“对对，我妈还在哩。”先生说：“多亏你妈是耳朵背，要不你爸早把她的魂叫走了。”金娃没想到先生连他妈是聋子都能算出来，连连说：“先生真神，就是神！”问先生该怎么办，先生说：“你来得及时，七天内你爸不下葬，你弟兄俩都有血光之灾。”金娃说：“我回去就埋。”先生拿出一张黄裱纸来，用毛笔在上面画了个图，交给金娃：“这是你们南无村的风水图，你把你爸葬在我画圈的地方，老人家就安然了。”金娃接过来一看，先生画的那个土山正是村里的坟地，有一颗大酸枣树的地方，可不就是他家那片祖坟？金娃觉得真是遇到了神仙，后悔没有捉只老母鸡来孝敬先生，就要让先生跟他回村里吃顿饭。先生摆摆手说：“你的面相上有官气，我知道你是官身子，管得起我饭，可我今天还有大事要办，你只记住我一句话，你妈在一天，你弟兄俩最好不要出村子，出了事情可别怪我话没说到。”金娃还想再问点事，先生闭上眼睛入了定。先生的婆娘就打手势示意金娃快走，金娃慌慌张张地出了门，才发现出了一身的汗，里面的衣服都贴到了肉上。

金娃回到村里找到银娃，把事情一说，弟兄俩赶紧找人打下墓穴，赶在七天内把亲爸埋了。从此金娃再不出村子，公社开会，他就叫主任代替去。公社主任不见金娃来告状了，问老王用了什么法子，老王笑眯眯地说：“我能有什么法子，那是人家金娃觉悟高。”

    写完《用镰刀割草的男孩》，心情很好，不仅仅是因为它是我今年完成的唯一的短篇小说，还因为找到了写短篇的感觉。

    这几年，我不大弄这“雕虫小技”。早先，在我的阅读经验里，短篇小说并不是现在我们的文学权威给出的这个标准，所以我还能写出《解决》和《流氓兔》这样率情率性的短篇。

    但是后来不行了，发现大师们和权威刊物给出的短篇小说的标本是针尖上的艺术，我就不会了。

    写了几年长篇，主要是阅读了很多巨著，学会了一点东西。当《母系氏家》交稿后，阅读梵高的自传，看到他的名画《用镰刀割草的男孩》，调动了我的经验，于是用两天时间写完了同名短篇小说。

    觉得，把长篇的经验用进了这部短篇，基本解决困扰我的不会写“中国式短篇小说”的问题。

    所以，高兴，所以，自鸣得意。

    好与不好，心情好！

    周日晚和太太一起去影都看《花木兰》，戏里戏外很有意思。

    我悄悄准备了一包面巾纸，准备计算太太被催泪的次数能否达到宣传的十次。

    于荣光一出场，我就觉得好笑，真委屈啊，一个那么能打的人，被安排演一个病怏怏的老头，从头咳到了，导演的用人太浪费。

    花木兰用赵薇，显然不合适，那么多中性化的女演员，哪个也比她像男人。我觉得史实中的花木兰一定是个假小子，不然不会十二年不穿帮。让一个大眼睛的女演员操着女中音去演花木兰，观众要想进戏，首先得骗自己觉得那是个男人，这不符合艺术创作追求真实的第一要求。

    其实导演如果用新人演男女主角，也许陌生感会产生真实感，还能发现新人。

    导演还有几处穿帮，一处是花木兰和文泰第一次在马厩见面，互相用名字称呼马，那种调侃明显是男女调情，而那时文泰并不知道花木兰是女儿身。

    第二处是把一个野心和气势都很雄壮的门独，当上单于的第一仗就变成了个纨绔，不是歪在马上就是躺在床上，这也太歪曲草原上的英雄形象了。其实你就让他还那么英勇，反而更能衬托花木兰的英雄啊。这个导演太嫩。

    全片拍得最好的我以为是那首军歌，还有最后那场战争思路很清楚，其他没亮点。

    倒是每到可能催泪的地方，我都扭头看看我太太，发现她有泪光十次以上。

    唉，这破片，也就骗骗女人。

第八章

福元只上到七年级（初二）就辍学了，成天和一群猴娃蛋子们疯玩，爬到村口最高的树上去折树丫，绑上剪成条的车内胎做成弹弓打鸟；翻墙跳到驻地部队营房里，在垃圾堆上捡烟盒，叠成长条往地下甩，翻过就算赢，赢回一子弹箱烟盒来。滚铁环、打陀螺，他都是好把式，大些了又开始眼馋大城市来的知青们穿的军装，勾结上一伙子人跑到公社的集市上去闲逛，趁人家不注意，跳起来抢上头上的军帽就跑。也到部队营房去偷晾晒的军装，看到窗户开着，就把窗纱掏开个洞，伸进手去偷桌子上的钢笔，好些回被人家捉住关在黑屋子里不让回来。为这没少挨兰英的打，一打他就跑，天黑了才回来，几天不让吃饭，也没改变了他顽劣的性格，当妈的心里就犯嘀咕：难道真是个“土匪种”的过？因为这帮半大小子，村里和部队的关系变得紧张，后来两个新兵偷村里的西瓜被捉住，被村里人打得鼻青脸肿，公社武装部出面交涉才让部队把人领回去。

一次福元和海峰把部队营房的墙掏了个洞，钻进去打量有什么可顺手牵羊的东西，碰见一个年龄相仿的家属小男孩，小男孩骂他们，两个人就把人家给打了一顿。挨打的是副团长的儿子，部队上不答应，来了一个排的战士到村里来要人，福元和海峰不敢回家，钻进村头知青程和平住的磨房里避难——银娃丈人一家搬走后，磨房院的两间偏房就空着，后来就给知青们住，这两年就只住北京知青程和平一个人了。当兵的找人没找到，村里谁也不承认是自己的娃娃打了人，排长把支书金娃和民兵连长双锁批评了一顿，叫他们管住村里的小孩，不要老是到部队上搞破坏，就撤走了。村里哪些娃娃爱到部队上去闯祸，金娃心里很清楚，要不是因为有本家的娃娃海峰，他就把福元交给部队了。把当兵的打发走，金娃让双锁捎话给兰英和跛子，说福元再要闯祸，村里就不管了，部队上想咋就咋吧。兰英是个要脸面的人，被仇家金娃说到脸上，很挂不住，双锁一走，她就满村子找福元。福元不敢回家，让海峰捎话给姐姐秀娟，告诉他自己在磨房里。

晚饭时秀娟悄悄剩下两快煮熟的红薯，衣兜里装了，打着去问梅子婶借鞋样子的幌子，来到村头的磨房。这两年，村里年龄相仿的女子都嫁出去了，秀娟除了上工，不怎么出来，跟知青们更不熟，正在门外犹豫，听见身后有人问：“你是福元姐姐吧，快进去。”知青程和平刚从别的知青那里回来，望见有个身影站在门口，猜想是福元的姐姐。秀娟有点慌乱，进了门回头问：“福元在哩嘛？”程和平笑着说：“在我这里一天了，进来说吧。”星光下打量了一眼秀娟，程和平心里就是一动，几年来光听说这村里最美的姑娘是矮子七星的闺女秀娟，平时碰上只见她低头拉车，看不清楚脸，又听说这姑娘有点古怪，不愿意嫁人，没想到竟然真是这样的美：秀娟穿着土布衣服，梳着剪发头，鹅蛋脸，大眼睛，长睫毛，挺直的鼻子，圆润的下巴，神态安闲，宛然处子，没有丝毫一般乡村姑娘的粗笨和做张做势，静静地像一泓山泉水。程和平发现，这不正是自己心目中《第二次握手》里丁洁琼的的美好形象吗？他的心第一次乱了。

秀娟本想让程和平把红薯给福元捎进去，心里又想看一眼福元才放心，就站在外面喊：“福元，福元你出来。”福元把门开了一道缝，张望一眼问：“姐，你和谁呢，不是咱妈吧？”程和平抢着说：“你姐和我，你妈没来。”福元这才钻出来，嘿嘿笑着说：“姐，你不敢告诉咱妈我在这里啊，她要剥我的皮！”秀娟心疼地骂：“你真不要脸，让全家跟上败兴！”她掏出红薯来，塞给福元，转身要走。福元在后面嚷嚷：“你别害怕，咱妈明天气就消了。”秀娟转回头说：“你跟我回去，我保证妈不打你。你别老在这里麻烦人家。”程和平赶紧说：“不麻烦，不麻烦，我俩关系好，福元正好和我做个伴。”秀娟这才望了一眼程和平，看到他眼睛亮亮的，两条眉毛立着挑到鬓角去，比福元要高出半头，身上散发着部队上那些人才有的香皂的味道，而且人也笑模笑样的，不像人们说的那样不合群。秀娟早就听说过这个姓程的知青，她那些女伴嫁人前经常谈论他，说那个北京娃人长得精干，就是不合群，别的知青都住老乡家，他非要一个人住磨房院里的偏房，也不嫌钢磨响得呱噪。秀娟脸上有点发热，还好天黑看不出来，对他笑笑，不知道该说什么，就瞪了福元一眼说：“迟早妈要收拾你！”

秀娟从磨房出来，迎面碰上银娃的老妹子银银，自从当年兰英和金娃、银娃打了架，秀娟和银银就再没说过话。银银是晚饭后来磨房淘洗明天要上磨的麦子的，看到秀娟从里面出来，愣了一下，冷笑一声。秀娟没搭理她，径直踩着月色回家去。

进了门，不见妈在，问她爸，跛子说去海峰家找福元了。秀娟知道海峰一定会把福元招出来，赶紧也去了海峰家，在巷子口看到一个人影从海峰家出来，秀娟站在那里等她过来，果然是兰英，叫了声妈。兰英对闺女说：“走，到磨房找那小龟孙去！”秀娟怕兰英在磨房打福元，就说：“妈，我看到银银在那里磨面，你别去了，我去把福元叫回来就是。”兰英听见银银在磨房，就说：“我还怕她个小母货啊？谁不知道她对那个知青娃的心思！”秀娟说：“妈，你别胡说人家行不行！”硬把兰英推得转了身，自己又去了磨房，想到又要去和程和平说话，心下也有些难为情。

程和平见秀娟又回来了，喜出望外，叫她进屋坐。秀娟看到机房里亮了灯，知道银银在那里，就对程和平说：“你让福元出来，我妈已经知道他在这里了，要来找他，我给拦住了。”福元听见了大叫：“鸡巴海峰，叛徒！”害怕挨打，死活不跟秀娟回去，和秀娟在梧桐树下绕圈圈。秀娟抓不住他，急的要死。程和平拦住福元说：“福元，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要不我陪你回去，和你妈说说？”秀娟看他一眼，程和平不好意思地说：“我想有外人在，你妈不至于打你吧？”福元见没有好办法，只能这样了。秀娟不想麻烦人家，又心疼福元受皮肉之苦，只得前面先走。

兰英早准备好了笤帚疙瘩，坐在院子里等着福元回来，和跛子商量，福元一回来，跛子就关大门，非把这小龟孙打折一条腿不可。听见脚步声响，一看秀娟进来了，黑夜里后面跟着一个人，两口子都站了起来，跛子准备关门，兰英把手里的笤帚疙瘩甩了出去，正砸在后面那人身上。兰英正要发作，听见“哎哟”喊疼的声音不对，再一看，是那个住在磨房里的知青娃。兰英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哎呀，娃，怎么是你，我还寻思是福元哩，快过来坐下，坐下。”程和平揉着肩膀说：“大婶，你扔得真准。”巷子里有“踏踏”的跑步声，福元听见声音不对，三十六计走为上了。

几个人在院子里的小桌边坐下来，兰英是个明理的人，不再说福元的事情，只问程和平家里还有什么人，今年回去看望父母没有，表示着一个长辈母性应该有的关心，同时借着罩子灯灯光打量着小伙子的人材相貌。程和平礼貌地微笑着，一一回答，最后他劝导兰英和坐在一边的跛子：“大叔大婶，男孩子都有这么一个不听话的阶段，过了这两年就懂事了，你们也别着急，更不要打他，有时候体罚会增加他的逆反心理，会起到反作用的。”兰英说：“咱这村乡里的娃，不能跟你们城里人比，就是皮痒痒哩，不打不记心！”程和平被逗笑了：“大婶，城里娃和村里娃一样的，该淘气的年龄都淘气，我在家的时候也是老惹爸妈生气。”秀娟拉个小板凳凑着一盏小油灯，坐在堂屋门口纳鞋底，程和平不时打量一下她的剪影。福元偷偷摸摸地进来了，兰英假装没看见，继续和程和平拉呱。秀娟给福元使个眼色，福元箭一般蹿到他住的角屋里，从里面插上了门。

程和平看见问题解决了，时候也不早了，就起身告辞，临走又看了秀娟一眼。兰英是个什么人，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心里既喜且忧，喜得是程和平人材好，要是秀娟也愿意，倒是去了她当妈的心里的一块病；忧的是程和平是个知青，都知道这些城里娃娃迟早要回去，到时候怕把秀娟甩下。送走程和平，和跛子坐在那里说闲话，夸这个娃仁义，真会说话，其实是要给秀娟听，看她的反应。跛子不解风情，煞风景地说：“我听说克敏家的银银和这个娃有心思，就是为了他到现在都不嫁人。”兰英冷哼一声说：“她那是剃头挑子一头热！”跛子说：“不清楚，反正克敏和金娃、银娃都不愿意，说女子不能嫁外乡人……”兰英打断他：“你别和我提这一家子！”秀娟坐在那里一直不吭气。兰英就站到福元门外去，隔着门把崽子骂了一顿了事。

第二天，福元为了报答程和平，很义气地把秀娟给自己纳的一副鞋垫送给了他，谎称是他姐姐让送给的。程和平激动得头发晕，他像个要下蛋找不见窝的老母鸡，在屋子里转来转去，不知道该拿什么回赠秀娟，最后，找到一个新的“为人民服务”的军挎包，让福元捎给他姐姐。结果，福元自己藏起来了，他娃娃家图个高兴，哪里知道，他那一双鞋垫，带给程和平的是福还是祸。

正在这段时间里，下来两个招工指标，程和平被莫须有的幸福冲昏了头脑，让给了其他知青，他打定主意要留下来，跟农村“丁洁琼”发展他们纯洁美好的爱情。因为秀娟除了上工一般不出门，程和平上工的时候利用自己记分员的身份，跑去和秀娟说几句话，晚上又借口找福元，来家里坐一会儿。秀娟心无芥蒂，更不会伤害人，她不多说话，只是静静地对他笑。程和平第一次体验到爱情的滋味，都要燃烧了，要疯狂了，她也不知道，热心地给他倒碗水喝。程和平和这一家混的熟稔，有时候兰英或者秀娟会给他补缀衣服上掉了的扣子，他都视作这是丈母娘和爱人的关怀，自己幸福得发抖。兰英从年轻时就喜欢人样好的小伙子，并不反对程和平这样有事没事来家里，虽然因为程和平的严词拒绝，银银把秀娟恨到了骨头里，在村子里散播她和程和平的闲话，兰英听到了只当猫放屁，——她从来就不是个怕闲话的人，相反，她觉得秀娟打败了银银，多少给她出了一口气。

每天黄昏队里的菜地分蔬菜，各家一堆儿，都摆在打麦场上，下工的时候拿回家。程和平一个人吃不了，就给兰英家送来。那天他来送菜，跛子和福元不在家，兰英在茅房，秀娟在厨房里烧火。和平把菜放到灶台上，转身看到秀娟正在水瓮里舀水，苗条丰满的腰身暴露无遗，他的心跳得像悬挂在胸膛外面，鬼使神差就走到了她身后。秀娟直起身来，正好贴在程和平的怀抱里，程和平喉头滚动着，发出一声呓语，伸出手臂把那柔软的身体抱在了怀里，一刹那，他觉得自己像风中的灰烬一样飘散了。秀娟吃了一惊，水瓢“咣当”掉进了水瓮里，她挣了挣没睁开，回头哀求程和平：“我妈……”这时兰英听见响动，叫了一声，程和平低声说：“吃完饭你到磨房来，我有话和你说……”放开秀娟，踉踉跄跄地走了。

兰英出来，看到秀娟脸色煞白，问刚才谁来了，秀娟慢慢地说：“和平。”兰英瞅她一眼，没再问下去。

晚饭秀娟一点也没吃，早早回屋去睡了。跛子问兰英：“你女子怎么了？病了？”兰英说：“着上鬼了！”跛子问：“你嫂子给说的那个人家怎么样？”兰英不耐烦地说：“你女子什么时候让媒人进过门？”跛子暗暗哼了一声，显然他把秀娟的不愿嫁人这笔账记在兰英头上，他对兰英的怨气在骨子里。

程和平也没吃晚饭，天一黑他就把耳朵支楞了起来，听见外面有脚步声，赶紧就跳了起来，梧桐树的叶子掉地上，也把他惊得心“突突”地跳。秀娟来还是不来，这个困扰着哈姆雷特的问题一直煎熬着他，直到后半夜，他才长叹着倒在铺盖上昏昏睡去。

——十年流水账

在北京出差，顺便去看我弟弟马顿，弟媳给我泡了杯茶，坐在旁边的小凳子上听我们聊天。马顿开心地说，正好正好，孟槐要移民到欧洲去，今天晚上在凯瑞豪门食府请饭，向大家辞行，你一块儿去吧。我一时转不过弯来，望着他脸上讥讽的笑容问，孟槐？马顿看看他媳妇，嘿嘿地笑着对我说，他姐是你的老……嗨呀，就是孟桃弟弟么。我被点醒的同时诧异了：“就是孟小坏呀！他要到欧洲去讨饭？”我们兄弟同时大笑起来，弟媳望望他老公，也跟上微笑着。

我往沙发上靠靠说，那年他姐给我打电话，说她弟弟在北京混不下去了，问我在北京有没有熟人，给弟弟找个工作；我说我弟弟也在北京，就把你的联系方式告诉了孟桃，让她给孟槐的么。

那是个浪荡公子，驴粪蛋儿外面光。我补充说。

马顿睁大眼讲，嗨呀，你不知道，我把他介绍给李巍的杂志，他写不了东西，李巍就让他去跑企业拉广告，混了几年混不下个样子，正打算回咱们省里去找工作呀，你猜怎么啦？——去一家华侨合资公司拉广告，正好女老板夫妻感情危机，谈业务谈着谈着谈起了感情，那小子长得帅，嘴又甜，女老板也在感情真空期，被他迷住了，两个人就成了情人。马顿哈哈笑着说，女老板给他买衣服，买车，上次他叫我吃饭，穿着一身名牌，手腕上带着劳力士，——草鸡变凤凰了！

我也乐了：“那小子是挺合适当小白脸的，他为什么非要移民？”

弟媳插话，女老板老公是北京人，不愿意离婚，老找她闹，还把孟槐打了，估计是要躲开一段时间吧。

我笑道：“你也认识孟槐？”

弟媳望望马顿说，跟上马顿和他吃过两次饭。

马顿，现任中国某学会秘书处副处长，之前系该学会所属杂志的记者，就是他后来介绍孟槐去的那本杂志。上文提到的李巍时任主编，现在依然是主编。李巍和马顿关系铁，后者给他介绍过不少打工的人充当编辑、记者。马顿给李巍当打工记者期间，曾经跟随会长采访过多次，其文笔深得会长赏识。三年后，学会会长的秘书被提拔安置了，会长就向李巍把马顿要去当秘书，又三年后，提拔了秘书处副处长。

马顿是2001年冬天去北京的，之前并不认识李巍。其时马顿的女朋友考到了北京某大学读硕士研究生，马顿就辞去了省城都市报记者的工作，跟随她去北京打工。因为马顿之前从没去过北京，他在都市报的同事李广就把他介绍给李巍，——李广回省城前，曾是李巍主编杂志的编辑部主任，他们很铁。李巍的杂志总是在招兵买马，就接纳了马顿，发现他文笔很好，渐渐开始倚重马顿，后来两人关系变得很铁，马顿被会长要去后，又给李巍介绍了孟槐。

作为哥哥，我当时并不主张马顿跟着女友去北京冒险，因为那是2001年，我妹妹大学尚未毕业，我们兄弟俩每月要挤出三百块钱给她寄去做生活费，大哥二百，二哥一百，——马顿一去，一百没了，反过来我还得给他寄一段时间生活费，负担明显加重。加之，我的婚期已定，尚未攒够拍婚纱照的钱，而准岳母和未婚妻几乎已经坐上了来省城拍婚纱照的火车。可是马顿主意已定，父母的苦劝和大哥的冷脸并不能阻挡他追寻爱情的脚步。

走之前，我设宴请李广吃饭，感谢他为我弟弟介绍工作，同时为马顿践行，我们共同的朋友董杰作陪。李广、马顿、董杰其实是一个办公室的同事，他们是同一时期应聘到我所在的报业集团的都市报工作的，原本并不在一个部门工作，——李广和马顿在一个部门，董杰在另一个部门，李广和董杰却是大学同学，上学的时候就形影不离，这时候更像两块磁铁的南极和北极，互相感受着对方磁场的强大吸引，非常心痒与焦躁。找了几次主编，主编只是不许。就在那样的情绪之下，董杰遭遇了第一次恋爱，当然是办公室爱情了，偏偏董杰有些书呆，旖旎了一段时间，把那段保持美感的距离缩短后，看清了女方的种种小毛病，于是厌弃，故意不见人家，整天跑到李广和马顿的部门来泡时间、聊大天。那伤心的小女子拉不回他，就罢工，此时趴在办公桌上饮泣，彼时找岔子和同事吵嘴，发泄着女孩子惯有的失恋情绪。同事受不了，反映到主任那里去，主任劝不下，就把问题递交到主编那里去，主编江一明很多情啊，怎么能眼见着自己的美女部下乱爱别人，就顺水推舟遂了董杰的心愿，把他调到李广所在的部门去，平息了风波，也赢得了爱戴。

董杰于是和李广、马顿形影不离，成为挚友，而他的恋人很快又获得了新的爱情，并再次失恋，最后迅速嫁为人妻，并于数月后请了产假。而李广三人也没有闲着，在我的参与策划下，他们联合部门其他同事把不具备领导能力的主任（女性）变成副主任，并由李广成功地接任，创造了一个时期的业绩辉煌。该女主任其实面容周正、身材也颇有性感之处，而且心地良善，后来离开报社，临走前，把她的亲妹妹介绍给了满腹诗书的董杰，也即现在的董嫂。

李广、马顿和董杰，都是由我引荐给都市报江一明主编的，江出任都市报主编之前，曾是我所在的晚报的常务副主编，我深得其赏识，并参与了都市报的创办，只是后来因故没跟着他过去，留在了晚报。当时都市报处于草创阶段，正式招聘之前，当然要暗暗搜罗精英，说白了就是暗地里去挖当时省城各报的精英人才，招贤纳士，许以高官厚禄，功成裂土封侯。我向江总推荐了三个人才：李广、马顿和董杰。董杰是法制报的台柱子，李广刚从京城归来，马顿尚在校，兼任校文学艺术联合会副主席、校文学期刊主编，因为江总的求贤若渴，他七月份才能毕业，四月份就应聘到都市报做了副刊编辑。

李广初归来时，长发披肩，一袭风衣，长发飘飘，衣袂飘飘，如神仙中人。董杰去车站接到他，正要领他去坐公交车，李广已经招手拦了辆出租车。当时省城出租车起价七元，未满起价里程，下车时，司机要找零，李广说，算了，不要了。直到进了饭店，落座品茶，董杰依然耿耿那三块钱。董杰为李广接风，订的是一家特色小饭店，下车后李广一眼看到小饭店旁边的四星大酒店，径直往里走，董杰小跑着拦住他说，李广李广，错了，不是这家。李广一笑：“行了，就它，今儿我先请你，你丫回头再说吧。”当时我不在场，每天听董杰念叨李广的名字，却没有谋过面，尽管董杰先知般预言我和李广会成为好朋友，那时他去接李广的时候并没有叫上我。

关于李广回省城的原因，只有一种，就是他这几年一个人在北京混，而李嫂一直在省城上班，其时她身怀六甲，就抖了抖手里的风筝线，把正在风中飘摇的李广拉回来洗尿布。李广回到省城，租下一套房子，简单买了几件家具，把太太从岳母家接了过来。搬家那天，除了亲戚，依然只有董杰一个人帮着招呼，搬家公司的车拉着七八个工人到后，李广先拆了条“中南海”给每个人发了一盒，搬完后，费用之外，又给了领头的一张老人头，说明每位兄弟十块钱的小费。然后，和亲戚们并董杰一起去大饭店喝酒祝贺乔迁。其人豪爽大致如此，京派文明令董杰很是接受不了。安顿好生活，工作却不好找，于是坐吃山空，日渐拮据，馆子照常下，却从星级酒店而特色饭店，特色饭店而路边饭馆，最羞涩时这样邀请董杰：“走，去我家，我给你煮挂面吃！”

都市报树起招兵旗，我去策反法制报名编董杰，董杰觉得他在该报打拼到当时那样的位置不容易，对我嗫嚅，大致意思是他父亲在村里务农，以前常被村里恶霸欺负，自从他到了法制报，与当地公安联系密切，恶霸已经对其父肃然起敬，如果离开法制报，恐怕老父又要受辱。这般孝心，令我无言以对。董杰则极力推荐李广，我才知道李广已经回来数月，于是托他带李广来报名。那天我坐在报业集团一楼大厅的报名处，等得很是心焦，终于看见董杰搓着手闪进自动门，身畔相跟一个长头发的高个子，一袭风衣，衣袂飘飘。董杰美滋滋地介绍我们认识，握手寒暄，互相打量过后，坐下来问了问李广的近况，我赶紧带着他们坐电梯上楼去见主编江一明。

我早就知道江一明会喜欢李广，因为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以貌取人，认为人的形象是第一位的，我数年前从县里来赶考，其时其人正是晚报的常务副总编，见我身穿土黄色的棉夹克，大头皮鞋，手提过时的公文包，立时呵呵笑着问我是不是民工。而李广长身玉立，昂然一伟男子，操着麻溜的京片子，江一明就很严肃地坐在老板椅上扶着桌子跟他一本正经地交谈，——他要对着你笑，就是觉得你可笑；反之他要严肃，那就是肃然起敬。一进门我就介绍：“江总，这就是我常跟您提起的李广和董杰，文笔非常好，都是名编名记。”告别的时候江总却特意叫住我们，笑着对我说：“我同意聘用他们俩，不是因为你的推荐啊，那是他们自己有水平嘛，是人才我都要重用的。”

无论他怎么说，李广、马顿确实是我举荐给他，并成为他欣赏的得力干将的。我和董杰不属于他喜欢的漂亮人儿，我知趣，没跟他去都市报，董杰后来经不住我和李广的苦劝，以及报业集团优厚的条件，权衡再三，还是来了，但后来直到被母报选拔走，他熟练的编辑业务和独特的采访思想也未能使自己成为江总跟前的红人。

一度，李广、董杰和马顿因为文笔好、形影不离，被称为都市报“三剑客”；马顿去北京后，我和李广、董杰成天在一起谈文学、说名著，又被誉为报社文坛“三剑客”；而最早的校园诗坛“三剑客”，却是李广、董杰、乔三皮。此三人，是大学时代的挚友，文学上的同道。三人中，我最早认识的，是乔三皮。

乔三皮和我是同乡，大学毕业经亲戚介绍到县报实习，当时我是县报副刊编辑，在地方上薄有文名，而马顿还在上大二。我热爱文学，却不得其门而入，在实习女生（后来的太太）的帮助下办起文学社，社刊就是《文学爱好者》，麾下社员累有二百余众。乔三皮第一次出现在县报社，是在编辑部每天的早会上，总编把他安排在政教科实习，我还以为他是哲学系毕业生。他比我略高些，不像李广、董杰般高大，穿着深蓝色的运动衣，方框眼睛，头发乌黑浓密，微微蜷曲下了衣领。跟董杰的聪明和李广的潇洒不同，乔三皮给人的第一感觉很傲慢，他听说了我的名气，找我来谈文学，列举出很多串大师的名字和名著来考我，令我这个中专毕业的理科生毫无招架之功，只得强词夺理。

没几天，乔三皮就暴露了家境的贫寒，我适时地发给他一箱方便面，把他收编为我的文学社的编辑部主任，他褪去了傲慢的螺蛳壳，坦露了一个软体动物的善良本质。我们成为好朋友。他把马尔克斯介绍给我，跳着喊着给我复述《百年孤独》，并很大方地把这本书借给我看（不像董杰，你借他本书好比扒他的皮）。乔三皮给我讲，他有两个好朋友，李广和董杰，他们是如何相识的，他们有多么迷恋陈染。于是，一个下班后的黄昏，我想办法让资料室的胖姑娘走的时候没锁门，人去楼空后，我和乔三皮守着资料室里全报社惟一的那部电话，等着董杰从法制报偷偷打来的长途。我和董杰有了第一次通话，我觉得他的声音像没过变声期的儿童，而他后来告诉我，我的声音给他的第一印象是个老头子。

之后，董杰就开始给我寄他在学校时自办的手写报《当代文坛》的复印件，我和老乔也给他寄《文学爱好者》，我们暗暗引为知己。

虽然我蓄谋已久，命运的改变还是突如其来的，省报要办一张晚报，面向全省招聘。我以为机遇真的垂青有准备的人，一看条件就傻了眼，学历必须是大本才能报名，而我不过是个中专生。好在他们还招聘专栏撰稿人，要求是一年六十篇文章，报酬是一万二千元。我当然想挣这一万二千块，——其实我的经济情况比老乔好不了多少，那点稿费除了吃喝，还要省点补贴马顿和妹妹的生活费。1999年元旦前夕，星期五白天我还在编稿子，吃过女朋友偷偷从她家带来的晚饭，听着她欢快的脚步声下了楼，我提起我破旧的公文包，兜里揣着几百块钱，奔向夜色里的车站。

星期六早上，我在省城的大街上给董杰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已经到了。董杰详细地告诉了我法制报在哪条街多少号，应该坐哪路车在那里下。我打了个车去找董杰，路过省报崭新的大楼，啧啧，太新潮了，看惯了小县城的“火柴盒”，一时不能记住它的怪异的形状。在一条搭满早点摊子的巷子里，找到董杰的单位，问到他办公室，他正穿着一件很宽大的白毛衣，身材魁梧，要不是不停地眨眼，在他的脸上根本找不到眼睛在哪里。我说明了来意，董杰也知道省报要办晚报，向全省招聘的事情，告诉我他应聘到法制报之前，曾经在省报总编室实习了半年，主任对他非常好，因此他可以带我去找找主任，让他帮着问问怎样应聘专栏撰稿人的事情。我们穿过下水道味道浓重的巷子，一起去大街上坐车到省报，董杰腿长，步幅很大，我跟不上，他也不等我，有时候我就在他身后十几步的地方跟着，小心地避开窨井篦子上的不明秽物，直到他扭头要和我说话的时候，才会慢下来，一旦说完话，又昂首向前，一蹿一蹿地远去。

省报的大楼是当时南城最高的，直到现在它的设计依然领先潮流：一本书，一支笔，一个墨水瓶，构成一个蓝白相间的玻璃建筑，因此我根本就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进入大楼的。董杰说的那个主任，果然对他非常好，也对我很客气。主任说他和筹办晚报的主编关系不错，因为我是董杰的朋友，发表的作品也不少，可以带着我去见见主编，试一试运气。我跟着董杰，董杰跟着主任，进了电梯，又出了电梯，来到主编的办公室。主编正靠在老板椅里，打着手势对站在他办公桌前的一个部门领导讲话，看到我们进来，镜片后面的眼睛眯成两弯小小的月牙儿，跟主任打招呼。主任说要给他推荐一个人才，主编马上瞪着眼睛喊起来：“好啊好啊，我现在需要的就是人才。”我抹抹鼻尖上沁出的汗珠，打开公文包，拿出我的作品复印件，除了几篇短篇小说，还有发表在国家级报刊上的一百篇言论文章，恭恭敬敬地递过去。主编只翻了翻前面那几篇发在《人民日报》上的杂文，就盯着我叫起来：“你是马开，你真是马开，把你的身份证拿出来我看看！”我把身份证找出来给他看，主编就拍着桌子站起来对大家叫道：“能在《人民日报》发这么多言论文章，省报前无古人！”又指着我的鼻子吼道：“你说说你，当什么专栏撰稿人，为什么不报名考我的记者和编辑？！”我说我学历不够，只是个中专生。主编马上拨通楼下大厅里报名处的电话，喊着：“那谁，有个叫马开的，马上下去到你哪里报名，不要看他的学历证明，先报上名再说！”在场的人都夸主编不拘一格用人才，主编不屑地说：“像这样的人才，根本用不着考试，我已经录取了。马开，你回去把县里的工作交接一下，星期一就来上班吧。”我听见了，但不敢相信是真的，大家都恭喜我，我更是晕头涨脑，不知今夕何夕。

我在董杰和别人合租的平房里住了一夜，盖着那床应该是白色的被子，被他眨巴着小眼睛上的睫毛灌输了半夜余华和朱文，（我清晰地记得他站在那满满一柜马赛克般炫目的书前，很自负地说，他早就看出朱文了不起了），星期天回到县里。仿佛是腾云驾雾回来的，我把乔三皮叫出来吃大盘鸡，迫不及待地给他讲述我的奇遇，想让他帮我印证一下这一切都是真实发生的。我怎么也收不住自己翻动的嘴皮子，滔滔不绝，乔三皮听得头疼欲裂，张开双臂靠在饭馆的破沙发上，近乎瘫痪。

多年来，我念念不忘带我去见主编的那位主任，他和主编都是我命里的贵人。而对董杰却不用客气，我后来引荐他和李广到都市报，而今我们都住上了报社分的高层住宅。那天我们从中午一起喝到晚上，追忆似水年华，互相恭维是命中贵人：董杰引荐了我，我引荐了他和李广还有我弟弟马顿，李广举荐了马顿去李巍的杂志，而今马顿已经是北京的副处长。李广和董杰不知道的是，马顿引荐给李巍的孟槐，早就移民到欧洲，如今是侨商了。

我们碰着杯，为乔三皮而遗憾，在我和董杰的鼓动下，乔三皮曾毅然决然地应聘过农民报，并且考了第三名，但他终于没有来省城，如今是一个乡镇的副镇长，脑满肠肥，实际上还是无产阶级。我至今纳闷的是，那三个人转着圈的佩服到五体投地，乔三皮吹嘘董杰如何如何了不起，董杰当面宣布李广最有才，李广则认为乔三皮没成大作家太可惜了，他常慨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李广说起自己毕业后回到老家，呆不住，背着一个包儿随意上了一趟火车，听天由命，哪里是终点就在哪里落脚。董杰说他那个时候正在家里帮父亲开垦四百块一年承包的山沟，当时，父亲正托在省城工作的表哥帮他找工作。

关于董杰的那位表叔，现在我们都知道了，他并非像自己宣称的那样在省报印刷厂当厂长，而是在那条街上摆着个书报摊儿。董杰毕业的那一年，弟弟董浩刚结束高考，董浩对父亲说，要么上本科，要么就务农，专科不考虑。他们的父亲就想到了在省报印刷厂当“厂长”的表哥，托他跑一跑董浩录取到本科院校的事情。当时状况下，那位“厂长”正衣锦还乡荣归故里，享受着亲朋好友的恭维，乘兴满口答应了下来。回到省城后，他也的确跑到几家大学校门口探头探脑地张望过，但人家不让他进去，只好回去接着卖他的报纸。

有一位律师，家住省报附近，每天要到董杰表叔的报摊上买份晚报和文摘报，表叔仰慕人家的仪表和气度，总要客气地攀谈几句，有时候律师忘记带零钱，报纸就算赠阅了。这天律师有闲，问了那表叔几句家常，表叔就说，这么辛苦到省城卖报纸，实在是为了挣点钱供孩子上大学，可是，孩子（他顺嘴把董杰按自己家里了）大学毕业了，工作也不好找，只好在家帮着种地，学都白上了。律师很同情他，就说：“现在工作确实不好找，不过，你要想让孩子先适应一下社会，我倒可以帮忙，我表哥就是省报的总编室主任，我和他说说，你的孩子可以先到他那里实习。”表叔当时该是怎样的心情，怎样的表情，董杰没有讲，后来大家都知道的是，凑巧那一天晚报刊登出来高考一本的录取名单——这个名单要比录取通知书的到达要早一两个星期或者更久，——表叔惊讶地在名单上看到了董浩的名字。于是，表叔跑到旁边的公用电话亭，给董杰的父亲去了一个电话。

当董杰的父亲被一个孩子从地里叫回去，气喘吁吁跑到有电话的邻居家里，他的表哥在电话里责怪他跑得太慢了，表哥说：“前两天我把省报的总编和教委的主任叫到一起吃了个饭，给人家意思了意思，都是老熟人，挺给面子，把你的两个娃的事情都办好了。老二的大学已经定了，本科没问题，通知书过些天就寄到村里了，你天天去取信的地方看看，可别让人弄丢了。老大你给娃装点钱，到省城买身像样的衣服，他要上班的是省报，当记者形象很重要。”

于是，董杰去镇上的向阳澡堂洗了个澡，坐上火车到了省城，在省报总编室实习了半年，应聘到了法制报。那是1998年，乔三皮介绍我通过电话认识了他。1999年，我到太原找他，他带我找到总编室主任，主任带我见了晚报主编，我破格调到了省报。2000年，都市报创办，我引荐他和李广以及马顿给主编。2001年，李广举荐马顿到北京他曾供职的杂志。2002年，乔三皮应聘农民报未遂。2003年，马顿被上调到主管学会，成为会长秘书。2004年，李广荣升都市报总编室主任。2005年，马顿举荐孟槐到他曾供职的杂志。 2006年，董杰被抽调到母报评论部。2007年，马顿荣升学会秘书处副处长。2008年，孟槐移民欧洲。2009年，我调省作协做了专业作家。

这十年的流水账，大致如此。

    有一年秋天，金娃来找老支书，说：“叔，银娃丈人家在磨房住了好几年了，也不是个长远办法，村里给他们批块地基盖几间房吧？”老汉抽着旱烟说：“这事情要早些办就好了，公社刚刚开会传达了上级精神，叫学大寨，建设新农村，集体建房哩。”金娃一摊手：“那也行，就让集体建吧，建好了分给他们几间就行。”老汉笑笑：“好我的侄子哩，你也是队长，你还不清楚，大队里穷得叮当响，别说盖房子，集体连个羊圈也垒不起啊。”金娃就有点恼：“反正银娃丈人一家现在也是咱村户口了，不批地基不合理，叔你给想个办法吧。”老汉说：“让他们先住你家老院子不行？”金娃摆手：“那不行，他们住上，让我爸去哪里？再说，老院子是留给我妹子银银的，不是给银娃的，他丈人怎么能住？”老汉笑呵呵地说：“不难，我和你爸说，让他跟你们两口子住，把老院子先让老二丈人家住上，盖下房子再让他们搬出来就是。”金娃急赤白脸地说：“不行不行，叔，我爸和我婆娘处不来……”老支书拧起眉头，批评金娃：“你就是个不孝顺，你娃要后悔的！”金娃闷头不响。老汉叹口气，琢磨琢磨，在鞋底上磕掉烟锅里的灰，低声对金娃说：“看来只能这么办了，以建集体房的名义批下地基，再以这个名义把房子盖起来，先让他们住进去再说，你看呢？”老汉瞅着金娃，等他回答，金娃瞅瞅老汉说：“叔，你就是有办法，从来把你难不住。”出来去找银娃说这事去了。

老支书来到大队部，打开了扩大器，召集开全体社员大会，传达了全公社大会精神，具体到两件事，一是推广大寨的玉米丰产经验，玉米棒子成熟后不能像往常那样急着往回掰，要等霜降后玉米棒子自己垂下来再掰，这样才能把秸秆里的营养充分吸收，达到增产的目的；二是学习大寨模式，批出一块地基来，盖集体房，建设新农村。这两件大事老支书是总负责，大队长柱儿具体负责秋收的事情，一队队长金娃负责集体建房的事情。有社员问：“盖集体房，是不是要拆自家的房子？”老支书大声说：“两回事，好好的房子拆什么！根据我们村的实际情况，盖下集体房，先给没房子的人住。”大家就吵吵开了：这分明是给河南那一家子盖嘛。因此二队、三队的社员都不愿意参加，盖房子又成了一队队长金娃和他弟弟银娃，还有他们那一大家子人的事情。

八月十五一过，社员们都沉不住气了，眼见得玉米棒子早就熟了，挂在地里不让收秋，个个心里像揣着块火炭，最关键的是，收了秋要赶紧赶上牲口扶着犁把土地翻过耙磨好，拌上农药摇耧播种冬小麦呀。大家伙儿吵吵半天，都来找队长柱儿，柱儿也正在自家院子里打磨剜玉米秸秆的头哩，二话没说领着一群人到了老支书家，进门就喊：“好我的叔哩，你种了一辈子庄稼，怎么能死板硬套？人家大寨收了秋不种冬小麦，咱还要种一季麦子哩，这让玉米棒子在地里挂着，把地耽搁上一季子，明年咱吃个啥呀！”老汉不吭气，抽了半天旱烟，才说：“这个理我比你们明白，可是公社张书记专门强调了的，必须学习推广大寨经验，哪个村子也不能在霜降前掰棒子，等着全公社大会战。”社员们嚷嚷：“听他的！等到霜降后，吃屎也赶不上热的了。”老汉看看大家，在鞋底上磕掉烟锅里的灰，低声对柱儿说：“看来只能这么办了，晚上你带着人，把离公路远的地块先收了，凡是公路和村里大路两边的地块，都别动，这样不耽搁种麦子，也不会被公社抓了反面典型。”社员们都夸奖老支书办法多，柱儿当下安排了分工，大伙儿都嘻嘻哈哈地回去准备农具和车辆了。

矮子回来对兰英说：“老支书就是有办法，怪不得村里那些光棍儿都害怕他。”兰英鼻子哼一声说：“还不是照样被那家人耍得团团转，他迟早要吃他们的亏！”矮子知道她说的是谁家，就不吭气了。吃过晚饭，扛上小头，和大伙儿一起趁着月色下地去收玉米。从各家门里出来的人，从巷子里汇聚到村街上，出了村子又分散开，跟着队长到各自生产队的地里去。不像往常在地里干活儿那样大声说笑，只听一片“嗵嗵”的小头砍在玉米根上的响声，女人们跟在后面，跪在放到的玉米秸秆上，“吱吱嘎嘎”掰下玉米棒子，扔到边上的空地，就有人提着麻袋往进装，装好麻袋等着后半夜把车赶进来拉走。虫鸣和蛙鼓此起彼伏，一轮满月被云彩托着，刚刚从东方的果园里升起来，夜风抚在皮肤上，一股热，又一股凉。

老支书没有下地，点着马灯在大队部里思谋盖集体房的事情，社员们都不愿参加，靠金娃一家子打土坯，猴年马月才能打够三间房子的土坯，再说，那也不能体现是集体建房啊。直到月上中天，老支书还在队部里想事情，社员们连夜收秋，老汉也不好自己回家去睡觉。毕竟人老了，倦意一阵一阵袭来，电话铃猛然响了，抓起来一听，是公社紧急通知，张书记连夜召开各村干部大会，要求支书和生产队长都参加。

老汉把马灯挂在自行车把上，披着褂子骑上去，一片昏黄的灯光晃晃悠悠来到了地里。队长柱儿正挥汗如雨地抡着小头剜玉米，屁股后面婆娘喊他，指着那边小路上低声说：“你看，有鬼火飘过来了。”柱儿扭头一看，也吓了一跳，幸亏干活的人多，还不是很害怕，杵在那里看着那团飘飘悠悠的火光近了，原来是老支书，柱儿心里就是“咯噔”一下：怎么月光明晃晃，就看不清他个人？路上连个草叶都能看见，老汉点个马灯干什么？他心里觉得怪，可没有吭气。老支书下了车说：“快，柱儿，公社紧急开会。”柱儿二话不说，披上衣服，接过车把来骑上，老汉坐在后面衣架上，车子歪歪扭扭，向着公路驶去。

进了公社大门，通讯员说会场在露天舞台院子里，两个人又赶到那里，一看各村的支书、队长都到了，张书记和公社的领导已经坐在了舞台上。舞台顶上点着几盏电石灯，这种尖嘴铁壳子的灯，把几块电石泡进水里去，就从尖嘴喷出“嘶嘶”的白光，味道比化肥还刺鼻，像焊光一样亮，照得一片雪白。他俩刚找条板凳坐下来，主席台上的扩大器就发出尖利的哨音，张书记连个开场白也没说，先厉声喊着老支书的名字，叫他上台去。老支书没听清，问左右的人：“叫谁呢？”柱儿赶紧推推他说：“张书记点名叫你上去哩！”老汉就觉得不大事不好，抖抖肩头披的褂子，走上舞台。雪亮的电石灯刺得他的老花眼睁不开，只听张书记大声喝道：“站好，说，你想干什么！”没等老汉明白过来，一阵下雹子似的批评劈头盖脸砸下来，夹杂着电闪雷鸣，老汉羞愤难当，咬紧牙关把头低下来。原来南无村的社员趁夜收秋，被邻村巡田的民兵发现了，回去给本村一汇报，那个村也组织社员连夜收秋，南无村的人以为很秘密的事情，小半夜时间方圆几个村庄都开始照猫画虎。有人向公社打了小报告，张书记一听雷霆震怒，竟敢破坏全公社“学大寨大会战”，这还了得！马上通知紧急召开各村干部大会，要杀一儆百，抓南无村的反面典型。张书记把火气发完，天就亮了，散会后，老支书站在台上连腿都迈不开了，柱儿上去搀他，小伙子哭着说：“他们这是干什么呢，理由也不让说，这不是开批判会哩嘛！”老汉闭起眼睛说：“先回，先回吧。这一夜秋也收差不多了，只要不耽搁种麦子，死了也值得。”

连气带累，老汉躺了一天一夜，第二天一早矮子来挑水，老支书披着褂子站在屋门口说：“七星，你去趟柱儿家，把他叫来我有事。”矮子刚把桶挂在辘轳上，搁井台上就去了。柱儿腿长，先来了，老支书说：“咱俩去趟部队，跟团长、政委说件事情。”柱儿说：“你歇歇，有啥事我去跑。”老汉说：“你骑车子，带上我就行。”

从部队回来，两人又去了大队部，老汉让人把金娃叫来说：“盖集体房之前，先要把土坯弄下，知道你们人手不够，我和柱儿找过团长和政委了，人家同意把营房外那个顶子漏了的大库房叫咱拆了，木料、土坯都还能用；反正眼下嘉成他们几个人赶着牲口翻地，劳力都闲着，咱抽空盖集体房吧，你回去召集人，咱们今天就去卸仓库的土坯墙。”金娃走后，柱儿说：“叔，你回去歇着吧，我和金娃带人去就行。”老汉抽着旱烟锅摇摇头：“我跟上去看看，你们娃娃家没经验，怕出什么事情。”

银娃带着人搭着梯子上爬上去，先顺着两根长竹竿，把仓库顶上的瓦片都溜下来，再把椽子都撺下来，把木料堆在一边。又提着铁镐去挖山墙根，打算刨出一道凹槽来，站一排人过去推住墙悠，用巧劲让墙倒那边去，再把完整的土坯一块块町起来。银娃提着铁镐刨出凹槽，几个人扶住墙悠着，老支书在一边指挥，看到他们人手不够，老汉就过去帮把手。也许是库房山墙太高了，正悠着，下半堵墙向外倒去，上半堵墙却弯了回来，有人大喊一声：“塌啦，快跑！”大伙儿都跳开去，老支书腿脚不好，只见一片阴影像捉鸡的鹞子翅膀从天而降。

“轰隆”一声巨响，腾起漫天烟尘，等尘埃落定，露出灰头土脸的一群人，柱儿发现不见了老支书，叫声“哎呀”，就坐到了地上。

老支书的死，成为南无村前后一百年来，最令大伙儿震惊的事件。

老支书死后，公社提议生产队长柱儿接任，没想到柱儿夜里中风成了个憨憨，最后一队队长金娃出任了南无村新的党支部书记。

后来，南无村流传着一个老支书的聪明故事，说是合作化之前，老支书和金娃他爸老会计克敏到自家的田里干活。晌午，两个老汉都没回家，聚在地头就着大叶茶水吃带来的干粮。老支书带来的是金黄色的窝窝头，老会计带来的是油榨麻花。两个人都没急于开吃。喝了半天茶，老会计蠕动了蠕动牙齿松动的嘴，望望老支书碗里的窝头说：“我看，你吃我的麻花吧，我吃你的窝头算了。”

老支书一口钢牙，爽快地说：“行，吃饱为原则。”

老支书把麻花吃完了，看着老会计把窝头掰成小块块往嘴角塞。

到底也吃完了，老会计自我解嘲地说：“这牙，没口福。”

老支书说：“克敏，要是我，就不和你换，把麻花在茶水里泡软了一样吃。”

老会计一声没言语，站起来，扛起锄头下地干活了。

来年夏天，屋顶漏雨，矮子叫了几个村里人帮忙给房子换新瓦。兰英给他们烧好茶水，坐在院子里用碎布给福元拼接准备上幼儿班的书包，就听到村街上一阵闹哄哄的人声。房子上的人站得高，就看到村街上一队红卫兵涌进对过的巷子去了，叫一声：“抓‘黑五类’啦！”都跳下来跑出去看热闹。兰英仰头问矮子：“又抓谁呢？”矮子边顺着梯子往下爬边说：“我个子低，看不着。”下来对兰英说：“走，看看去。”兰英没来由得一阵心慌，扔下手里的活儿，手按在心口，跟在矮子脑袋后面出了门。

远远看到红卫兵们捆着一个人从对过巷子咋咋呼呼上了村街，那个人低着头弯着腰，胸前挂着一个写着大字的马粪纸牌子，只看见牌子上打着血红的大八叉，看不清是个谁。兰英胆子不算小，毕竟是个妇道人家，见不得这样的场面，一阵腿软坐到了前排屋檐下埋的磨盘上。矮子小碎步走走，一回头不见兰英跟着，就自己跑去村街上看，一会儿又跑了回来，气喘吁吁地站在兰英面前，有点眉飞色舞的意思。兰英看矮子的表情古怪，就问：“抓的谁？”矮子卖关子说：“你猜。”兰英说：“不说拉倒。”站起来往回走。矮子赶上两步，吞吞吐吐地说：“人太多我挤不进去，没看太清，听别人说是土匪长盛。”兰英脑子里“嗡”一声，扭脸盯着矮子问：“抓他干什么？”矮子笑嘻嘻地说：“抓就抓了，抓他他就该抓……”兰英轻蔑地看看他说：“抓了人家，把你高兴的，人家捆成了个双曲，也比你高些，你张狂什么？”矮子顿时哑了炮，蔫蔫地跟在兰英屁股后头往回走。

一会儿帮忙的那几个回来了，对他两口子说：“原来长盛真是个特务，真没看出来，这土匪！”有意无意地看看兰英的脸色。兰英不动声色地问：“凭什么说他是特务？”矮子突然两眉倒竖嚷道：“还能冤枉了他？没有文化还戴个眼镜？一看就是个‘黑五类’，不是特务也是土匪！”兰英看都没看他，说：“谁问你了！”

帮忙的里面有个年纪大些的说：“这狗日的刚到咱村时不戴眼镜，说他当过土匪，后来戴上了眼镜，还天天刷牙，又说他是特务，都是他自己说的。现在被银娃告发了，自讨苦吃。”又一个说：“到底是不是咱也拿不准，长盛是外来户，咱不知道根底。银娃告他，也许是报私仇，他们打过架。”有个年轻娃说：“呀，会不会崩了他啊？”年纪大的那个成心在兰英跟前替矮子打抱不平，故意说：“说不下个样样，崩就崩了，特务还有好下场？”兰英听不下去了，扭身进了厨房，手抖得端不住水瓢，眼睛都直了。她想豁出脸去不要，把长盛为什么戴眼镜刷牙都跟红卫兵说了，不能把人命害了啊！又没有这个勇气。正犯难，福元从外面玩回来了，兴奋地嚷嚷：“妈，妈，抓了个特务，我跑到大队看去了，是小生他爸！”兰英看着崽子没心没肝的样子，真想告诉他：“别美了，特务就是你亲爸！”不能说，甩手给了福元脑袋上一巴掌，呵斥：“跑，跑，一天到晚不在家，野死你个小龟孙！”矮子在房顶子上听见，嚷道：“你有气冲我撒，打娃娃算什么本事！”矮子今天很气粗，脸上像当年戴着红花光荣复员一样英气勃发。

吃饭的时候，大队部的高音喇叭里传出支书金娃试音的“喂喂，喂——”。估摸一村子人都支棱起耳朵了，金娃在喇叭里清清嗓子，开始广播：“全体社员注意啦，全体社员注意啦，吃了饭，都到大队里来开会，家家都要来，人人都得来，男人女人都得来，娃娃家从今天开始放假，也得来。今天的会很重要，是咱村第一回开批斗大会，公社革委会梁主任要来参加咱的大会，指导我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工作，谁要不来参加的，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下一个就批斗他……全体社员注意啦……”

矮子对兰英说：“看来，你还得去？”兰英骂道：“放屁哩，我和别人不一样？”

福元娃娃家玩儿心重，早早跟上矮子去了，兰英洗涮过，把自己拾掇了拾掇，拉上秀娟来到大队院里。全村人乱哄哄挤在这里，嘻嘻哈哈说闲话，批斗会还没开始，革命气氛就不太高。

一到会场兰英就发现自己还是跟别人不一样，总有人拿眼睛偷偷瞟她，脑袋碰脑袋地嘀咕，见她朝这边看，马上就不说了，心虚地冲她笑。兰英脑子里马上冒出一句话：“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些雪亮的眼睛像探照灯照在她身上，太阳一下子毒起来，晒得兰英冒了汗，脑袋有些发懵。她拉拉秀娟的手，想回去，就见一辆绿色的吉普车开进了会场，从车里钻出来一个穿草绿军装、戴眼镜的瘦高男人，红卫兵们带头鼓掌，革命群众就跟着鼓掌。

穿军装戴眼镜的上台子上坐好后，金娃支书说：“大家欢迎公社革委会梁主任讲话。”革命群众拍完巴掌，那个梁主任扶扶眼镜，就对着扩音器开始讲话。兰英在台下人群里打量打量梁主任，只觉得心里一阵晃悠，那会儿这个人一下车，兰英就看见他眉眼熟悉，现在他一张口，一个人就在兰英心里复活了，他虽然瘦了些，喜欢皱眉头打手势了，兰英还是认出来他就是十几年前的公社秘书，秀娟的亲爸。认出这个人来，兰英不出汗了，身上开始发冷，真是冤家路窄啊，自己好过的两个男人，两个娃的亲爸，碰到了一起，一个是干部，一个是特务，这不是冤家是什么？老天爷让他们在台上一个批斗另一个，让自己和两个娃在台下看，还要喊口号，这是惩罚自己造的孽啊。兰英怎么也想不通自己怎么就造了孽，她手里握着秀娟柔软的小手，以为自己会后悔，感觉了一下自己的心，却一点儿也不后悔。然后，一个念头就让兰英打了个寒颤，她想拉着秀娟从人缝里钻到吉普车那里去，偷偷藏在车后面，叫司机把那个人叫过来，让他看看秀娟，再向他说明白长盛戴眼镜刷牙就是自己让学他的，长盛不是特务，是他亲闺女秀娟的弟弟福元的亲爸，求他看在秀娟的面上放了长盛。兰英想他不管多大的官，总是个人吧，是人就不能不认自己的亲闺女，可是兰英又怕他万一要带秀娟走可怎么办？因此犹豫不决，迈不动腿，一个女人家在场面上还是没胆子，实在没那个胆量去找人家。这个时候她又想起了老金菊，如果婆婆子在这里，或许能给她拿个主意，可是自从老支书被砸死后，婆婆子就再也不出自家大门了。偏偏自己也来迟了，寻不见梅子在什么地方，这也是病急乱投医，梅子这几年也不是那么和她贴心了，从金娃当了支书，梅子就和银娃媳妇荷花好得不行，虽然和自己也不赖，总是脚踩两只船。一边胡思乱想，一边盯着台上那个人看，那个人，让她觉得又亲切又陌生，说不出来的滋味。

梁主任拧着眉毛作了三个指示，一是分析了挖出潜伏在革命群众中间的敌特分子的重要意义；二是指出批斗“黑五类”的革命行动还要进一步推向深入，最好当场再揭发一名出来批斗，哪怕向一些工作做得好的村学习，再抓一名破鞋呢；三是强调开批斗大会时要注意革命热情高涨，喊口号要大声，尤其妇女同志不能在会场上纳鞋底子，更不能解开怀奶娃娃。做完指示，梁主任带领革命群众喊了几句口号，说还要去另一个村讲话，大家就鼓掌欢送。兰英眼睁睁看着那个人上了吉普车走了，心里倒松了一口气，也寻思过来，当干部的经见的女人多了，有些人“村村都有丈母娘”，不能保险人家还记得自己，还是没找他好，不能因为自己的私事给领导脸上抹黑啊。后来兰英就再没见过那个人，也许升官到兰英去不了的地方了，也许死了，反正再没见过。

公社革委会梁主任一走，台子上就推出了特务长盛。长盛先是嘻皮笑脸，他个子本来就高，戴个纸糊的高帽子活像个无常鬼，台下笑成一片，连兰英都憋不住笑了。红卫兵叫他交待反革命行动计划，怎么跟海外联络，潜伏的特务头子是谁。长盛骂道：“老子是特务，你爷爷也是老特务，你爷爷戴着老花镜，他就是特务头子，你不信问他去。”红卫兵见他不老实，就给他开“开飞机”，长盛火了，人被按着，屁股撅起老高，还挣扎着用脚朝后踢人。支书金娃火了，喊一声：“还尥蹶子哩，把狗特务‘法办’了！”

法办就是拿细麻绳五花大绑，绑起来一提背后的绳子头，坏人就低头弯腰认罪伏法了。别看一根细细的麻绳，一绳子捆下去身体弱的就剩半条命，身体壮的也像剥层皮。“法办”后，长盛就软下来了，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他冤枉，说戴眼镜刷牙都是为了妆晃，为了勾引小媳妇，不是当特务，自己那年确实对银娃说过“当特务比当土匪有文化”的话，可那是吹牛哩。金娃想想长盛的鸟样子也不像那电影里演的特务，可是既然抓了就不能轻易放了他，再说梁主任指示叫现场抓个破鞋，都是一个村的邻居，肯定没人出来得罪人，干脆让长盛揭发个破鞋，这样天天晚上就有两个被批斗的，也显得热闹。想到这里，支书手里提着长盛背上的绳子说：“不是特务也是土匪，你娃说戴眼镜刷牙是为了勾引小媳妇，好媳妇谁上你的钩？一定是破鞋才跟你胡搞哩，你说，谁是破鞋，说了就解开绳，不说难受死你个狗日的！”

台下就开始起哄，显然大家对斗破鞋比斗特务更有热情。长盛龇牙咧嘴地笑着说：“我睡过银娃家媳妇，这事嘉成最清楚，”他冲台下的嘉成喊，“嘉成，你看过我的‘希古景’，你得给我作证。”这些事情南无村的人心里都有底，于是“轰轰”地笑成一片，银娃媳妇自己也笑，一边朝长盛吐口水。嘉成望望身边怒视着他的银娃，皱皱眉头说：“我不知道，没见过。”银娃蹿上台去一脚把长盛踢了个趔趄：“我日你妈，狗特务打击报复贫下中农！”金娃见长盛出弟媳妇的丑，厉声喝道：“再胡说把你牙拔了，谁还不知道你和谁？老实说，不要嘴不给皮作主！”

长盛就拿眼睛往台下的媳妇子、女子身上扫，年轻的媳妇子都红着脸低下头骂长盛，连那些半老太太也嘟嘟囔囔不敢抬头。兰英心里在打鼓，看到长盛这副样子像条准备咬人的狗，一点过去的男人样儿都没有了，不让人心疼，只让人恶心。兰英对秀娟说：“咱回娃，不看了。”拉起秀娟往出挤，挤出来忍不住回头看，却看到很多双眼睛扭过来望着她，兰英心里骂：“瞎了你们的窟窿子吧！”拽着秀娟急急地往回走。

金娃看见兰英走了，就提提手里的绳子头儿，长盛鬼叫一声：“啊——，那不是走了！”台下革命群众“哄”一声笑了。金娃说声：“抓回来！”几个红卫兵跳下台子来追兰英，很多人跑着跟在后面瞧热闹。

长盛说的那句话，通过高音喇叭传到兰英耳朵里，兰英恨得牙都快咬碎了，听见金娃让抓人，背后脚步又急又乱，脸也吓白了，拉上秀娟往家跑。进了屋，把门插上，抱着秀娟直发抖，又不敢哭，怕吓坏娃娃。红卫兵“咚咚”地踢门，兰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打算好了，只要敢把自己拉到台上去斗，就从台上倒栽下来撞死算了。秀娟吓得直哭，兰英左右看看，想找把菜刀豁出来拼了，正情急间，只听房顶上有人高声骂道：“日你们先人哩，欺负到地头儿了，老子是真当过兵、杀过人的，谁不怕死再踢一脚门试试！”嗓音因为激动而变调，听不出来是谁。

红卫兵们后退几步，抬头看见矮子七星手里握着一把瓦刀，凶神恶煞地站在房顶上。原来矮子见红卫兵追兰英母女，气不打一处来，抄近路紧跟兰英进了大门，见兰英、秀娟进了屋，他就顺着梯子爬上了房顶。红卫兵们看清了人，都笑了，看热闹的也笑了，银娃嘲笑道：“哟，七星啊，你什么时候成有种的了！”那几个穿绿军装的小伙更是笑得七扭八歪，围观的革命群众也嘻嘻哈哈等着看热闹。矮子大叉着腿，擎着瓦刀的手剧烈抖动，脸涨成了猪肝色，突然间大吼一声，像鹞子扑鸡，从天而降。谁也想不到他来这手，银娃和几个红卫兵都傻了眼，抱着脑袋就跑，围观的革命群众嘴巴张开合不上：真小看矮子了！

矮子从房顶跳下来，斜斜地跌倒，又爬起来，眼珠子血红，挥着瓦刀“呜哩哇啦”一阵乱砍。矮子疯了，谁也怕被他砍上，纷纷夺路逃命。

听不见院子里有人声了，兰英从门缝里瞄瞄，阳光白花花，不见一个人毛儿，想不通发生了什么事。打开屋门一看，地下躺着一个人，正傻眼，秀娟早从身后扑过去喊爸了。矮子侧躺在地上，手里握着瓦刀，口吐白沫，浑身抽搐，像发了羊角风。

矮子腿摔断了，怕再有人来抓兰英，也不去看病，每天坐在大门口的椅子上，手握瓦刀，像个门神。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兰英到底没被抓了破鞋，矮子却耽搁了治疗，一辈子成了跛子。兰英心里过不去，顿顿给矮子做好吃的，矮子平静地说：“你不用巴结我，我这么做不是为了面子，我是为了娃们有个像人样的妈。”兰英盯着这个更加不像个人样的男人，才发现他早把自己看扁了，但兰英没有因此恨矮子，她把长盛恨了，一恨就恨了二十多年。

               ——短篇小说《焰火》的一种解读

                渤海大学教授  文学博士  韩春燕

原载《芳草》文学杂志2008年第四期

中国作家网http://www.chinawriter.com.cn/56/2009/0408/7219.html

《焰火》看似平淡，甚至平常，它的情节既不跌宕起伏，更不曲折离奇，甚至都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故事。

《焰火》的主人公是个副县长，照常规推算，这篇写县官的小说即使不是写官场，也肯定写的是与官场有关的社会现状，然而，李骏虎却让自己这篇《焰火》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他仅仅写了一个人内心的动荡，只不过这个人的社会身份是个副县长而已。小说以副县长宋凯春光中返乡始，又以他在春光中再次返乡结束。小说中，宋凯的返乡是一次回归，而这回归，不仅是身体上的回归，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回归。

宋凯返乡的过程是他的心灵渐渐剥离官场尘垢，一点点苏醒的过程，当然，也是他反观内心，进行自我审视，自我辨识的反省过程。

应该说，作者李骏虎在《焰火》中，通过副县长宋凯在元宵节焰火晚会前后的心灵动荡，燃放了一场善与美的心灵焰火。

李骏虎作为一个年轻作家是自信的，有勇气的，这种打破常规叙述，不靠故事来吸引读者的叙述路线，很是考验一个作家的写作功力，从小说文本来看，他以素朴丰腴的日常性，细细碎碎的情绪情感，确实也绵密细致表现出了生活的质感和温度，成功地进行了一个人的心灵叙事。

小说的主要场景是乡村，元宵节宋凯回乡看望父亲尽孝是明线，而小说还有一条暗线，这暗线才是小说的主线，那就是副县长宋凯情绪和情感的起伏变化，是他内心隐秘世界的渐次洞开。应该说，小说很简单，公开上演的只是宋凯和他父亲的对手戏，实际上他父亲也不过是个道具，小说真正表演的是宋凯一个人，是他自己和自己的对手戏。

当然父亲的角色不是可有可无，人活在关系之中，作者也确实是要通过关系的变化来写人的变化，而关系对小说文本的丰腴，人物内心世界的展露，也是必需的。

父亲的形象很成功，他要脸面，讲人情，却又木讷固执谨慎务实，明明内心很在意儿子，却又表现出几分冷漠，在县长儿子面前他多少有些羞怯拘谨，有些放不开，这很是影响了父子间的情感交流。为了揭示父亲真实的情感世界，作者在小说中为父亲设置了三个重复出现的台词，第一次是在门球场宋凯要骑父亲的电动车带父亲回家，父亲“坚决地”说：“不行，你骑不了，我带你。”第二次是到家后，宋凯替父亲把电动车推进院子，打算放南墙边的厦屋里，父亲说：“你放不好，我来吧。”宋凯说：“我能支好。”父亲还是接过了车子说：“不是那样支，我知道，我来支。”第三次吃饭前洗碗，宋凯对父亲说“我能行”，而父亲说：“我来吧，你洗不好。”三次拒绝儿子，都是要亲历亲为，这其中固然体现了父亲这个人物的固执，同时他的怜子之情也昭然若揭。

在这场明里是宋凯与父亲，暗里是宋凯与自己的对手戏中，母亲、姐姐和弟弟并没有真正出场，他们只是作为以父亲为标识的亲情一份子跑了跑龙套。小说有三个主要场景，宋凯与父亲的关系在这三个场景中展开：乡下门球场旁的对话，乡街电动车上的意识流动，煮食汤圆时的家庭场景。期间不断嵌入父子亲情之外的枝枝蔓蔓，有官场风云，有世态人情，使文本涵盖的生活更广阔，内容更丰富。

父亲是爱儿子，在意儿子，重视儿子的，儿子对父亲也算得上孝顺，并渴望着回到从前他们父子敞开心扉的日子，然而，他们之间却有了猜疑有了隔阂，而且这种猜疑和隔阂挥之不去。父亲记得去年儿子放完焰火后回家住了，并且能描述出儿子回来时，“地都下白了”，儿子却记不得去年的元宵节自己是否回来住过；父亲因为儿子关注电视上的本县新闻，儿子却懒得和父亲探讨自己的想法和抱负；儿子坐车走时，父亲站在夜里，一句“路上慢点”又有着怎样的牵挂和惦记，而儿子则心不在焉，连吃了几个汤圆，怎么吃的都记不得了。亲情的渐渐陌生，渐渐远去，渐渐丢失，让以孝心和良心为自豪的宋凯开始了对自己的怀疑和追问。

对主人公宋凯这个副县长，作者既没有脸谱化地把他写成一个贪官，也没有典型化塑造成一个廉洁奉公的好干部，他避开这些，只是写一个有乡土背景的知识分子心底里对自然和亲情的渴望，写这个有些浪漫有些多愁善感的知识分子干部，他心底里的淳朴怎样被春天唤醒，而这些美好品格和情怀的上面，又落了怎样一层官场的尘埃。

当了副县长后，一切都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环境和身份不由得你不改变，他开始挑剔父母，觉得父母没有把他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而对父母的不满导致他的孝心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出自于爱，而只是出自一种道德需求，是他“做”出来的，是为了满足一种道德上的自我完善——他也确实常常陶醉于这种道德成就之中。

小说里，宋凯说到底只是一个“人”，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副县长无关。这个“人”虽然被官场逐渐异化，但仍不失原初的善良和淳朴，还怀有警觉，能够反省，还能够对自己进行道德评价，还在以孝心侍亲，以良心做人，他身上有着深深的乡土自然和传统文化印记。

《焰火》这篇小说表现的都是生活中最平凡普通不过的内容，在传统叙事文本里这些内容因其平凡和普通，往往是要被作者删剪掉的，而李骏虎偏偏就把它们当作自己文本中的主要材料，他就是要通过这些材料来完成自己的创作，来达到自己写作的目的，这种选择显示了他独特的创作理念以及审美取向。

通过最日常最平庸最波澜不惊的生活场景来表现一个人内心微妙的变化，来完成对一个人心灵密码的解读。这，有些象把清水白菜煮成美味，应该是件富有挑战性的事情。

《焰火》这个题目很鲜艳很耀眼，但小说除了焰火晚会那一小段文字外，其他文字的颜色几乎和它所描写的生活一样，清水白菜。

李骏虎用一种颇有节制的慢叙述方式和素朴的文字，在最日常的生活断片中，酿出了韵味悠长的文章。应该说，《焰火》这篇小说具有独特的中国气质，有中国水墨画的神韵。

以静写动，以淡写浓，以平常写奇崛，这些中国诗文和绘画经验的总结，在李骏虎这篇《焰火》里得到了恰到好处的运用。宋凯的返乡以及父子间的相处看起来平静又平常，而这种平静和平常却掩盖着内心情绪情感的不平静和不平常；小说文本内容和文字素朴淡白，而这种素朴淡白的里面却有着人性和情感的绚烂绽放。

墨分五色，中国水墨画讲究“墨韵”，“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在传为王维的《画诀》里有这样的文字：“夫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清人张栻也说：“右丞谓画以水墨而成，能肇自然之性，黑为阴，白为阳，阴阳交媾，自成造化之功”。水墨画的特殊趣味与韵致百世不衰，显然有着非常深奥的哲理依据。

而宋代《宣和画谱-墨竹叙论》里也说：“绘事之求形似，舍丹、青、朱、黄、铅粉则失之，是岂知画之贵乎有笔，不在夫丹、青、朱、黄、铅粉之工也。故有以淡墨挥扫，整整斜斜，不专于形似，而独得于象外者，往往不出于画家，而多出于词人墨卿之所作。盖胸中所得，固已吞云梦八九，而文章翰墨形容所不逮，故一寄于毫楮。”

可见，用赤橙黄绿青蓝紫描绘出的班驳世界仅仅是个表象世界，而代表艺术家心灵幽韵的黑白二色便可写尽世间一切绚烂。李骏虎深领中国水墨画精神，他用空表现满；用素表现彩，使自己的小说淡白生彩，素朴生味，温润绵长，余韵袅袅。

肇自然之性的水墨画是需要品的，小说也是如此，写得热热闹闹的小说，里面往往清冷萧索，无味可品，而有些小说粗看上去平淡无奇，但越品越是能看到里边那种素朴的绚烂，听到那种寂静的喧哗，无声的挣扎，发现这平淡无奇中竟蕴藏着别一样的惊心动魄。

《焰火》是篇耐品的小说。

《焰火》中，自然、村庄和亲情具有着某种寓意，比如根，比如本性，比如善和美，他们对宋凯的意义非比寻常，宋凯的官场生涯是一种远离，是对这些东西的遮蔽，甚至背叛，随着他生活场的变化，整个的人，以及这个人对一切的判断和应对的态度都在静悄悄地发生变化。

开篇，作者写“宋凯感到身心舒泰”，“心情久违的好”，连“车喇叭和人声都有些心潮起伏的意味”，也“被他看出来也听出来了”，这种好导致他对自然有了感觉，导致“他的心有些放纵了，步子踌躇着，拿不定主意去哪里消遣这呼之欲出的春光。”当然，这种好最终导致了他的返乡。那么，他的心情为什么好呢？心理依据是什么呢？我们从小说中不难发现，宋凯是因为上一届领导班子因为出事几乎全军覆没，而“前年，宋凯刚到任的时候，是资历最浅的，只两年不到，撤的撤免的免调的调，他就成了政府班子里资历最老的了。”马上要主持元宵节焰火晚会的宋副县长，正是因为春风得意才会发现初春蠢蠢欲动的春光，春天是因为得意而被感受到，而这隐约着，但呼之欲出的春光，却也反过来点燃了他内心的美好。人与自然相互契合。

而结尾春天渐渐浓了的时候，同样“站在县政府办公楼前的台阶上”，他却感到“心情烦闷”，“需要抽空回村里走走，放松一下，调节调节情绪”，说明宋凯在对自己的内心进行扣问和反省后，已经无法忍受原来的副县长生涯。而这时，那个乡下的村子和亲情就凸显出了意义——这是他心灵的救赎地。

小说对宋凯这个年轻的知识分子干部那种半生不熟的官场状态表现得很到位，给父母交电话费时，“他心里微微有些尴尬，别的副县长肯定不会和司机一起来交电话费的，有失身份，可是自己还免不了亲自逛超市。为什么不能和别人一样呢？因为自己年轻，根基浅，围在身边抢着替自己安排日常琐事的人还不够多，有些事情必须自己拿主意，甚至还得自己亲自动手。”宋凯“是最年轻的副县长，要论年龄，比同僚的儿子大不了几岁，他没摆谱的条件，也没摆谱的必要。摆谱的条件包括年纪、资历、人脉、权威等等复杂因素，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摆谱，难免捉襟见肘遭人耻笑，宋凯没有冒这个险的必要，有些事情是水到渠成的，到了人家那般年纪，你想不摆谱别人也得把你架起来。”

这说明作为一个官场中人他清楚官场的规则，心里其实是很希望自己具有摆谱的资格的，而当一个比宋凯年纪稍大的看门妇女与他打招呼直呼其名时，他“感到有些惊奇，同时也觉着亲切和熨帖。”因为“自从当上副县长，很多从前的老师、同学和朋友都不再叫他的名字，改称呼宋县长或者领导了，尤其那些有个一官半职、哪怕只是村干部的人，政治觉悟总是太高，殷勤得让宋凯觉得不自在。宋凯被这些人举到半空中，脚不沾地，感受不到人间真情的温暖——这时候有人还能喊他宋凯，让他觉得感激，觉得在这个农妇的眼里自己是个人而不是顶帽子。”这又说明他作为一个乡下孩子，一个读书人，还是保留着一份清醒和淳朴的。

这种矛盾也体现在他和家人的关系上，他总是怀念从前，渴望回到从前，可父母一旦仍象从前那样对待他，他又觉得愤懑不平满腹委屈无法忍受。也就是说那种“悬在半空”的状态，在他，其实既失落又受用。

宋凯自己也意识到了自己的不成熟：“宋凯不由感叹，真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啊！但就是这感叹，也是说明了自己的不成熟，真正洞悉了官场炎凉的人，自然是见怪不怪认为一切都平常不过，最多用鼻子哼哼，断然不会发什么感慨的。”

作者将这个还没被官场生涯磨成老茧的心，层层剥开，展示出一个具有乡村少年、知识分子，以及县府官员多重文化构成的充满张力的人格世界。

总之，《焰火》是一篇彰显作者功力的小说，李骏虎用沉稳踏实的叙述，生动地描画出了一个人的心路历程，像为读者缓缓打开一轴心灵山水，那上面清淡的水墨之中，竟蕴涵着别样的绚烂和斑斓。

可以说，李骏虎在他的《焰火》中为读者燃放的这场心灵焰火，是颇具中国艺术精神的水墨焰火，如果作者能够更好地处理小说的结尾部分，使之与整体含蓄蕴藉的水墨韵味相宜，那么这场焰火将会燃放得更加美丽。

韩春燕，女，辽宁锦州人，文学博士，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心博士后。现为渤海大学教授，渤海大学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常务副所长，辽宁省作家协会特邀评论家。主要从事中国乡土文学和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研究，出版著作《风景颗粒—当代东北地域文化小说解读》，另一部《文字里的村庄——当代中国小说的村庄叙事》即将出版。

6

编辑部的规矩，新来的除了扫地打水，还要积极跟上业务熟练的老记者出去采访。采访回来交稿，写稿时，为了真正达到锻炼的目的，新人写初稿，完了请一同采访的“老同志”修改。发表的时候呢，还要把老同志的大名署在前面。如果系重大事件，编辑部的领导也去了，署名就要按领导、老记者、新人的顺序来排列。张亮办公室那几位大姐每人带她采访过一次后，都不乐意再带她出去了。据那些大姐在主编宋江跟前反映说：“那小丫头采访的时候像个聋哑人，不听也不问；回来叫她写稿，她又说写不了，明摆着是个花瓶——中看不中用。”这一点在我与张亮的交往和谈话中也有所觉察，我觉得张亮并不笨，就是有点懒散，对正经事老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幸好张亮长得漂亮，别的办公室的男同志还肯带她出去，她在男老师们跟前表现得很乖很听话，可还是不肯写稿子，偶尔写一个豆腐块，还老忘署别人的名字。搞得后来谁也不肯带她出去了。如果张亮爸不是我们杂志主要赞助单位的领导，我想她早被炒了十八回了。后来张亮就只能跟着我出去采访，因为我这个人天生认真，责任心过强，总是抢着干活——其实我是不信任别人能干好——，采访的时候张亮想去哪里我都不管，好在她买上几只雪糕就跑回来了，而且在座每个人都有份。那些被采访者吃了人家的嘴软，总想说几句好听的，就对我说：“这姑娘要是你的对象就好了，郎才女貌。”我听了自然满心欢喜，还要哈哈大笑，张亮却狠狠地在我后脑勺上拍一巴掌，叫道：“下辈子吧！”采访回来我通常连夜写稿，第二天一大早就把张亮叫过来，让她仔细地看一遍。张亮一目十行地翻了翻说：“很好，不愧是大才子。”我说你看了没有？她说看啦！每当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张亮很可怜，真是不学无术的典范，整个一没心没肺的主儿嘛！就强迫她说：“你再认真地看一遍，知道以后怎么写。”张亮嬉皮笑脸地说：“不用看了，我都明白了。”我不甘心，像她姥姥一样耐心地劝她：“你现在不认真地学习，往后怎么独立采访？”张亮故作调皮地说：“谁说我要独立采访，不是有你吗？”我忍不住从心里开始鄙视她了：真是个绣花枕头！我下意识地冷哼了一声说：“你再这样，我也不领你出去了。”张亮看了看我的神情，脸色大变，啪地把稿子甩在桌子上说：“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个当个记者吗？大不了我不干了！”一拧身走了出去。当时还有别的同事在场，我正在众人面前无法下台，她又回来了，一脸客气地对我说：“李老师，谢谢您这段时间的指导，刚才是我不对，我以后改正。您别生气。”然后她眼泪汪汪地对大家笑了笑，扭头走了。我坐下来，心里很不好受，我知道我们的友谊破裂了，我有点自责，觉得自己为人太苛刻了，但还是有点生她的气：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不上进的女孩子。

下班后，郭芙来找我，我心绪不好，没怎么理她。她坐到我对面嘲笑我：“玩什么深沉呢？真虚伪！”我说你最好别惹我，烦着呢。郭芙的脸色一刹那晴朗起来——这可是我不多见的——，她欢喜地对我说：“哎呀，三天不见，变得这么幽默。”听她夸奖我，我有点窃喜，但表情还是缓不过劲来，像是下巴上吊着一个秤砣。郭芙把小手伸到我面前的桌子上，轻轻地拍着说：“晚上别写稿子了，陪我看电影去吧。”我终于招架不住了，抬头问她：“什么片子？”

“红河谷。”郭芙笑眯眯地说。

那天晚上空前愉快，虽然我还是不敢握郭芙的手，她也依然没挽我的臂，但我明显地觉察出郭芙快乐了许多。我从前对她那么殷勤，她都待答不理的，今天我不想搭理她，她反而做出一副小鸟依人的样子，看那样子快乐得简直能长出对翅膀来飞走。——女人有时候真的很贱！要不就是我过于鲁钝，不知道领会女孩子的心思。

看完电影，我送郭芙回家。我们骑着自行车并行在马路上，又说又笑，那一会儿工夫比我们认识近两年来说的话还多。在她们公司门口告别后，郭芙刚走进去，我不知为什么喊了她一声。郭芙转身走过来，眼睛在星光下亮晶晶的，用仿佛不属于她的温柔的声音问我：“有事吗？”我嘟哝了半天说：“没事，我，我先回去了。 ”

走到半路上，我终于忍不住大叫了一声，像挨了刀子的猪一样，──其实，刚才我是想吻她！

我想如果我做了的话，她是不会拒绝的，那或许是两年来她一直期待的，但我又一次放弃了让我们的关系明朗化的机会。——我不明白，我到底有什么顾忌和隐衷？

7

郭芙第一次到我这里来，是找她小姨。那天鲁小曼把与我的亲密关系表现得很夸张，让郭芙始终抬不起头来。后来她找机会剜了小姨一眼，用唇语告诉她：“讨厌！”我看见小姑娘皱眉头，就问她：“你找你小姨是不是有事？”郭芙看也不看我，客气而有点顽皮地笑着回答：“没事没事，是她打电话叫我来的。” 鲁小曼朝她瞪瞪眼，然后两个女孩就对视着大笑起来。我觉得她们俩都有点怪，鲁小曼本来我一眼就能看透，跟郭芙坐在一起，也变得高深莫测起来。后来郭芙终于肯看着我说话了，她笑眯眯地问我：“我该叫你什么？”我说随便，叫名字就可以了。她认真地解释道：“我是问你有多大了，叫你哥行不行？”我说行啊，我比你大不了几岁，叫哥正合适。然后郭芙若有所思地看着鲁小曼问：“我叫你小姨，他该叫你什么？”鲁小曼心领神会地大笑起来，眼神羞涩地望着我。我愣了半晌，才明白中了郭芙的圈套，自我解嘲地说：“你小姨比我大几岁，可我最多叫她个大姐呀。”郭芙很乖巧地笑了，鲁小曼却黑下了脸，冷冰冰地说：“正经一点好不好，别哥哥妹妹的。”然后她用喝叱小孩的口气对郭芙说：“没事了，我们走。”郭芙就听话地挽上鲁小曼，两个人头也不回地走了——真是奇怪的“母女俩”。

后来我把这事讲给张亮听时，还是弄不明白那天鲁小曼为什么要打电话叫郭芙来。张亮笑着猜测道：“一定是鲁小曼老在郭芙面前提到你，郭芙想见一见她‘小姨夫’。”我认为张亮分析的有道理，因为那天我一直跟鲁小曼坐在那里说话，没注意她给什么人打过电话，更别提她叫个女孩子来见我这样让我不安的事了。这个问题我后来又求证过郭芙，郭芙鄙夷地哼了一声：“她想炫耀呗，跟你这个大才子是朋友呀！”但那时候郭芙已经跟鲁小曼势同水火，她的话也就难免有失公允。

以上问题本来是我和张亮共同研究的同类话题之一，这类问题无论经过多少轮艰难的讨论，我们最终都会得出一个令双方都信服的结论来。但是没等这个问题水落石出，我跟张亮就因为写稿子的那件事闹了别扭。那以后，张亮就很少到第一室来，每天都泡在第三室跟那帮真正有朝气的年轻人说笑，碰见我则不冷不热地打个招呼。那个阶段我正穷困潦倒，好长时间没来一笔像样的稿费了，幸亏经常光顾的那家小饭铺肯赊账，否则我真要把嘴吊起来了。即使这样，我也经常每天只吃一顿饭，皮带在最后一个眼上还松松挎挎，不使劲努着肚子，裤子就会掉下来。在那种状况下，我像一个吸毒者进入了迷幻状态，拼命地喝水，发了疯地写作，抽屉里只要有几袋方便面，就可以一个星期不下楼。出去采访时，人家设饭局，我就提前溜到厕所，把皮带再松开一个眼儿，双手插在裤兜里提着裤子走上宴席，准备来个大报仇。但是往往事与愿违，吃不上几口，就犯恶心——我的胃已经不肯接受大鱼大肉了，我成了一只草食动物。最后我只能拼命地喝汤，包括各种酒，反正能撑圆肚皮就行——我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峰骆驼，一顿饱饭的机会必须积蓄下往后数天所要消耗的热量和营养——于是逢场必醉，总是歪歪倒倒地走回单位，病狗一样爬上楼梯，成了十足的东亚病夫。我每次头昏眼花摇摇晃晃地路过第三室，总能听见张亮快乐的笑声。我感慨地想：纯洁又怎么样？有钱人家的千金小姐，终究和我这个泥腿子出身的不是一个道上的，彼此保持分寸时，还可以作朋友，一旦撕破脸皮，铁一般的隔膜和冷酷的不屑就原形毕露了。

后来主编安排我和张亮一道去采访，申公豹总是一块儿去，他是摄影记者，想跟谁去都有充足的理由。我跟他们一起还算快乐，因为我一旦不在意什么了，就很能放得下——正是有这点冷酷的个性，我还觉得自己不失为一个男子汉。我根本就不去考虑是不是张亮叫申公豹一块儿去的，因为已经没什么必要了。

8

郭芙每次来找我，总是摆出一副来不来都无所谓的样子，与鲁小曼做作的兴奋形成很大的反差。郭芙就在和我们单位隔两条街的寻呼公司上班，近水楼台，因此比鲁小曼更频繁地来我这里，但跟我说话时，言词之间总是要让我觉得她是面对着“小姨夫”——外甥女常来姨夫单位玩，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呀。刚认识郭芙后的那年春节，她甚至打电话说要来找我要压岁钱。我以为她又在我开玩笑，就以牙还牙，用单位的复印机复印了一张百元大钞——我身上难得有这样一张大家伙——虽然黑乎乎的，但还算逼真。那天郭芙跟着鲁小曼一起来的，她假模假样地纠缠了老半天，我也就做出一副长辈的样子，语重心长地教训了她半天，然后把那张“黑钱”晃了晃，郑重其事地放到了她的手掌里。郭芙看清楚后，笑嘻嘻地说：“太好玩了，跟真的一样，我给你涂颜色吧，那就更像了。”她拉开我的抽屉找水彩笔——我在大学曾经选修过美术，经常向别人标榜自己是“弃画从文”，所以手头残存许多作画的工具。谁也想不到鲁小曼猛不丁地扑上去，一把把那张“钱”夺了下来，狠狠地揉成一团扔到了地上，冷冷地说：“大过年的，给一张鬼票子，吉利不吉利？”然后她拉上郭芙就要走，我赶紧陪上笑脸说是闹着玩的。但她很不给面子，最终还是气冲冲地走了。我很奇怪郭芙为什么看上去并不那么听鲁小曼的话，但只要她小姨说走，立刻就跟上走了。她们走后，我对鲁小曼如此不解风情有点失望，她平时挺会调情的呀？我叹口气，把那张“钱”捡起来，在桌子上展开抹平了，放进了皮夹子里。我告诫自己：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些事情破坏了读书和写作的心绪，一定不能。

那个时候张亮还没来杂志社，她是又过了一个春节后的七月才来的。我对张亮的历史不怎么了解——从认识到闹翻的不足一个月的时间里，她全听我讲了苦恼的罗曼史了——只知道她毕业于上海或者南京的某所大专院校，大概学的是档案管理，也可能是物资管理或者统计一类的专业吧，但肯定不会是文科专业——她的中文功底太差了，偶尔写点东西简直不知所云。这都是我不经意中了解出来的，总的来说张亮除了漂亮和爽快外，几乎一无所长，与她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反差巨大——我刚开始还以为这位标致大方的姑娘一定气质高雅、谈吐不俗呢，闹了半天，也不过一位千金小姐！我那个时候还没读过几本哲学书，对事物的思考是纯感性的，对人性更是缺乏深入的了解和研究，看到张亮跟那些真正有朝气的年轻人混在一起浪费青春，就把她看作没有脑子的人，很看不起她。这事放到现在我就不会这么武断了，我会从另一方面理解张亮，比如她的成长环境的左右，接受文化的影响，甚至会想到她或许受到过什么严重的打击，或者有过足够改变她的世界观的遭遇，总之，这一切使她的人生观和行为方式改变了，但她美好的心性一定不会改变，那宝石般光华的心灵，是被外来之物层层包裹了。如果我当时能想到这些，就不会鄙弃她、远离她，而是要千方百计走近她，帮助她涤清蒙蔽心灵的灰尘，让可贵的美好心性重新放射出迷人的光彩来。可惜的是，我那个时候又简单又幼稚，空有一腔热情和满腹雄心，却往往被傲慢和偏见左右，失去了挽救一个人和与她相关的人的幸福的时机。

无论如何，张亮毕竟从来没有跟着那班帅哥嘲笑过我，因此上除了看不起她，我并没有憎恨过她，——事实上我谁也没有憎恨过，我的骄傲使我不把自己跟任何人放在一个天平上衡量，我的内心从不给任何身边的人与我平等对话的机会。即使申公豹背着我给鲁小曼打电话调情，甚至把郭芙骗来和罗成反锁到第三室，我都没有发作，——无论鲁小曼还是郭芙都不值得我跟帅哥们大打出手，虽然他们的做法相当于当众吐了我一脸口水。打架我肯定不是他们的对手，但我从不把怒气形于色，我不卑不亢不露声色，时间长了，就给了他们很大的心理威慑——有些人就是自找失败，本来大家相安无事，乐得平等相处，他偏偏要挑衅滋事，但心理素质又不好，对峙之下，发现自己才是软弱的家伙，连原有的优势都失去了，成了一个彻底的失败者。后来的结果是，首先沉不住气的是罗成，一反常态地找我聊天，努力地摆出一副友好的样子来；申公豹则是个永远自以为高明的人物，典型的粗中有细的家伙，总把自己摆在戏弄别人的位置上。他不肯对我表示妥协，但我更加可怜他，因为无论把戏多么高明，一旦被人看穿了，耍把戏的人就成了可怜虫，如果被人看穿了还不自知，就是不可救药了。萨特说：他人是你的地狱。我则认为，自己才是自己的地狱。人最大的失败是不能战胜自己，人生最大的悲剧是坠入自己的地狱。

9

张亮后来又单独跟着我出去采访了。她有一辆漂亮的米黄色山地坤车，如果在附近采访，就用这辆车驮着我——我那辆花二十块钱买来的老二八实在是吵得很，我们并行着去采访，哗啦哗啦的声音吵得说话都听不见，张亮就主动提出当我的司机，——开始我说我是男的，我驮你吧。张亮听了笑得快岔了气，好容易平静下来，挺着胸往我跟前一站说：“得了吧，你比我矮了一个头，哪有力气驮我？”她怕我脸上挂不住，又故作认真地说：“你看我笨得连个稿子也写不成，空长了个大个子，还不给你老人家当当车把式？”其实我根本就没往心里去，我要把高矮看得那么重要，岂不跟那帮真正有朝气的年轻人一样了？

跟一个比我高出一头的如花似玉的女孩子出入于大庭广众之下，我既没有臭美也不再自惭形秽，作为一个为自己的理想鼓舞着奋斗的年轻人，我如果想获得成功，首先不能与世俗的价值标准同流合污。事实上之所以能和张亮坦然相处，是因为我们都不是遮遮掩掩之辈，那次闹别扭的疙瘩自然解开后，我们的相处就像消除了猜忌的好兄弟好伙伴一样更加痛快舒心。并且我们一直没有讳言那次闹别扭的事情，坐在车子后面，我每天都在教训她努力一些。有时候我想别的事情，忘了和张亮交谈，她就会不断地扭过头来看我，催促我说：“你跟我说点什么吧，别光顾自己想事情。”有一次我对她说：“人应该有所追求，才会活得质量更高一些。”我举了罗成和申公豹的例子，认为他们整天把精力放在吃喝玩乐上，有限的聪明才智都用来捉弄人了，是纯粹的浪费生命。

“我觉得他们活得挺快乐的呀？”张亮毫不讳言地说出她的真实感觉。

“他们的快乐是建立在浪费宝贵青春之上，等到有一天终于发现光阴虚度一事无成了，就会尝到空虚和懊悔的滋味了。”我不屑地说，同时冷冷地补充了一句：“人只能活一次，世上可没有卖后悔药的。”

“他们说钱够花，能过上好日子就是成功，还瞧不起你的穷困潦倒呢，你反倒可怜人家，真是与众不同。”张亮有点讥讽之意地说。

“他们说的没错，”我不禁大声说：“从他们的价值标准看，只能看到钱财和享乐这一个层次上，只要实现了这个短浅的目标，他们就兴奋得忘乎所以了。但是，对高层次的快乐，比如追求真理和艺术创造所带来的愉悦，他们是永远尝不到了。是呀，我现在一贫如洗，甚至吃了上顿没下顿，可我并不以此为苦，我还认为这是对精神和意志难得的磨练呢，不经过大琢磨、大痛苦，哪能领略到大快乐和大满足呢？！”

我的谈兴一上来，话语像泉水一样从心田涌出，滔滔不绝一吐为快，我接着说：“追求大境界、大智慧的人，是不畏惧世俗的艰苦的，梵高一辈子饥寒交迫，穿他父亲和弟弟的旧衣服，甚至靠弟弟的接济生活，但是他并没有被世俗的困苦压倒，反而更加坚定了。看看梵高写给他弟弟的那几百封信吧，无一不平静而深邃，作为读者的我们被他激奋外表下内在的快乐深深感染。这就是艺术的快乐，人生至高境界的大快乐，世俗的人根本不知道有这样的好东西存在，更别说去追求和最终拥有它了！”

张亮骑在车子上一声不响地听着，直到我不说话了，她才小心地说：“虽然我没看过梵高的文字作品，也不大能听懂你的意思，但我觉得你讲的有道理。”

我被她逗笑了，问：“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你那么相信我？”

“因为你说的和做的是一致的。”她回头看了我一眼，目光明亮。

这些话我也对郭芙说过，不同的是她笑眯眯地听我讲完后，把一边的嘴角向下弯去，做出一副尖酸的表情说：“哟，想不到我面前坐了个伟人，怎么早没看出来？”然后突然收敛了笑容说：“你能不能说点别的？真没意思。”但是有时候她也做出一副热情的样子听我讲话，完了积极发言说：“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怎么就不会说呢？”我搞不清她是不是真能听懂，我之所以一遍又一遍地给她讲，是因为我需要说，不管听者是谁。但是对鲁小曼就又不同了，我宁可对一头牛讲也不会对她讲，而她也根本不给我机会说这些话，总是在关心地问：“听说你们办公室小罗结婚了，给她媳妇买的‘三金’是不是足金？摩托车买的国产的还是进口的？”要不然就搔首弄姿地用手指捋着她耳根的短发大惊小怪地说：“呀，快看看，我脸上是不是长了一个小疙瘩！”

而我当时之所以能忍受所处的环境和鲁小曼此等俗艳之人，是因为我自己也正徘徊在高尚与庸俗之间经受着煎熬。翻翻我那个时期的日记，有这么一段很能说明我的精神世界中正在进行的反省和探求：

我现在还看不到，我追求的至高境界是平和还是疯掉。在人群里，我时而高尚，时而庸俗，飘乎不定。高尚时，我打击一切人，让他们知道自己比一条虫子还头脑简单，让他们在我高深的见解面前一败涂地，我不但要打败他们的顽固观念，还要让他们感到那种让他们耽乐的生活是卑鄙的、不值一提的；当我庸俗时，我又去迎合一切，力求去接受一切，并为自己的堕落而窃喜和感到无尚光荣。然而，只有独处时，我才是单一而纯粹的我。这个时候，我对整个世界都不满意，我焦躁易怒，一件比头发丝还小的事情都让我压抑不安；别人的一点小错误，就让我恨得牙根痒痒，发誓要进行彻底和加倍的报复——虽然我最后总是反其道而行之。艺术，唯有艺术，她像毒品一样让我获得强烈的创造快感。我不敢想象，假如没有写作的释放，我是不是会犯罪、会杀人，是不是会自虐——我已经开始自虐了！我不知道，没有什么可拯救我的，我只有毁灭？！

10

我和张亮在杂志社一矮一高地出双入对，骑着一辆车子在大街上招摇过市，并不是人人都看得过去。有一天上午，我们打算去采访一个展览，下楼推车子，发现车篓里有一张纸条。张亮抢着拿起来一看，脸刷地红了，狠狠地揉作一团，扔到了远处。我赶紧跑过去捡起来，展开一看，是一首打油诗：

水浒小说万口传

至今已觉太一般

蛤蟆吃了天鹅肉

金莲武大谱新篇

字写得杈杈丫丫的，显然是左手所书。我骂了一声无聊，故作轻松地对张亮说：“下三滥的伎俩，别往心里去，哪有闲工夫跟这些人计较。身正不怕影子歪……” 张亮斜了我一眼说：“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还当真了？”

从前张亮骑上车子后，总要简短地冲我喊一句：“上车！”那天却不声不响，我跳上去后，她侧脸看了看我，似乎还轻轻地皱了皱眉头。我的自信心在那一瞬间倒了个一塌糊涂，坐在高大的张亮后面，怎么怎么都觉得她是上幼儿园接孩子回家的妈妈，而我就是她的宝贝儿子。——你不把世俗放在眼里，它却无处不在，照样让你不得安生。一路上，我心乱如麻，不知道该对张亮说些什么好。

就这样沉默了一会儿，张亮突然发了言，口气显然是开导我，她这么说：“你别闷闷不乐的，别人开个玩笑你还当真了，怎么看咱们也不像谈恋爱呀。”我赶紧表示支持说：“对对，可不是，咱们是哥们关系，不能让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影响了咱们纯洁的友谊。”但是张亮却不吭声了，踩了几圈，她突然说：“你先下来。”我跳下车，像个做错事又不明就里的孩子一样抬头望着她，她头上是浓密的梧桐树冠，树冠之上是青白的天穹。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张亮靠在车子上，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天，无可奈何地笑了笑说：“李乐，你看，再怎么说你也是个男的，我也是个女孩子，你能不能骑上车子，让我坐在后面？”我说行呀，我总不至于驮不动你吧。张亮把车把交给我，就在我的手扶上车把的那一瞬间，她飞快地放开了手，生怕我碰到她似的。我假装没看见，准备上车。但是张亮又把衣架拖住了，她不放心地问我：“合适吗，你驮我？”我笑着说：“怎么不合适，男的骑车女的坐，天经地义呀。”

“可是你那么矮，我这么高……”张亮有点难为情，不好意思地笑了。

我故作幽默地说：“你没学过动物学吗？昆虫里面一般都是雄的小，雌的大……”

张亮大概没想到我打了这么个比方，瞪着我呆住了。我赶紧补充说：“不过，昆虫都是雌的背着雄的跑，人就不同了……”

“讨厌！”张亮涨红着脸打断了我的话，一把夺过车子，回头问了我一句：“没看出来，你怎么这么流氓？！”然后自顾骑上车子扬长而去了。我追也不是，不追也不是，丧气透了。好在过了不一会儿她又回来了，虽然看也不看我，到底还是让我坐了上去。

张亮这姑娘就是这样的好心肠，但我却天生记吃不记打，回来后上楼梯，张亮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我的脑袋正好跟她的屁股在一个水平线上。她可能有点累了，腰扭得厉害，但两条结实的长腿依然弹性而有力，我跟在她后面，无意识地陶醉于眼前的风景，一时连置身何处都忘了。后来她可能察觉到有点别扭，回头问我：“你干什么呢？”我昏头昏脑地回答：“看你扭，你扭得真好！”张亮的脸今天第三次涨红了，眼睛瞪得老大，奇怪地盯着我，好像我脸上长了条尾巴。但这次她没有骂我，而是手足无措地呸了一声，慌慌张张向楼上跑去。那一刻，我心里空落落的，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悦，简直不知今昔何昔。

从下午开始，我就精神恍惚地坐在办公桌前，无所事事，脑海里有个刻薄的声音不停地在喊：“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癞蛤蟆……”这声音男不男女不女，毫无感情色彩，无休无止，十足讨厌。我不知道我的理性哪里去了，但还能感觉到体内在剧烈地斗争，是什么在斗争，我却不能指出来。我枯坐到天黑，渐渐明白：我是感觉到性欲了，成熟的男性对异性美好的的渴望和崇拜。我开始惊讶地嘲笑自己：这么多年来像柳下惠一样坐怀不乱，对风流的鲁小曼和俏皮的郭芙都无动于衷，却在对一个明知和自己根本不般配的女孩的偷窥中完成了性觉醒，真是没脸没皮，狗肉上不了桌面呀。

那天晚上，我写不出东西来，也看不进去书，连晚饭都没吃，一个人到大街上遛达到半夜。明暗错落的建筑，忽有忽无的夜风，都让我感物伤情，我发现自己是一个敏感和脆弱的家伙……

内容提要(以书会友图书城广告词)：

 无论是达官显要，还是街巷游人，哪一个不是奋斗着融入城市的成功者或未来的成功者？由是，当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作家李骏虎的长篇小说《奋斗期的爱情》，我不由得想到，这不就是奋斗在城市中的农村人（凤凰男）的真实写照吗，能和李乐（作品主人公）的思想和生活轨迹产生共鸣的，何止一个人，又何止一代人。

 本书中塑造了李乐、张亮、鲁小曼、郭芙等几个鲜明的文学形象，读后都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李乐大学毕业后被分到距城市不到二十公里的一家杂志社，从此便开始了他奋斗的履迹。他酷爱文学，几乎就是要以文学立命甚至为文学献身的那一类人。但他在那个小小的杂志社和那个并不繁华的远离城市的郊区，除了时有文章见诸报刊而小有名气外，其身其心都并没有真正融入其时其境的主流社会。他是一个并不甘心的小人物，也是一个志存高远的平凡的文学青年。虽然他不曾一刻拥有那真正的、刻骨铭心的爱情，但他却不同程度地感受过四个青春女孩所给予他的不同方式的爱。李乐正是靠着对文学的不懈追求，和仅仅是洋溢着青春冲动的爱情的朦胧牵引，一步步走向了文学的殿堂。他也是在品味了四个女孩各自不同的爱情表白之后，才发现他的爱情追求其实还只是一个美丽的过程，他的归宿还在那不懈的奋斗中。《奋斗期的爱情》正是为我们这一群城市中的农村人提供了形象的写照和精神共鸣的载体。李乐、张亮、鲁小曼、郭芙等等，其实他们就生活在我们的身边，甚至就是我们自己，这样的小说不由你不看。                                             

编辑推荐（李新华）：

这不是爱情，只是一种特别意义上的寻找，从女性的视野和需要，寻找自我的价值所在，在女性的温柔里，寻找奋斗的勇敢和力量。如饥似渴，亘古如此。

早期青春励志长篇小说修改本

奋斗期的爱情

李骏虎著

虽然我的血液里几乎生来就燃烧着肉欲的烈火，但直到最冷静、最迟熟的素质都发达起来的年龄，我始终是守身如玉地保持住纯洁。

——[法]卢梭《忏悔录》

第一章

1

二十世纪的最后四年，我在一家杂志社上班，和很多女孩子有交往，可是直到离开那里的时候，我仍然是个处男。我不认为这是多么羞耻的事情，相反，我感到了高尚。并非如传说的那样：我是一个生理或心理不健全的人，真实的原因，我觉得卢梭在《忏悔录》里说的很明白：“虽然我的血液里几乎生来就燃烧着肉欲的烈火，但直到最冷静、最迟熟的素质都发达起来的年龄，我始终是守身如玉地保持住纯洁。”

虽然如此，在我最青春的岁月里，我并非没有爱过，只是没有追求结果。我把这归罪于我的晚熟，我把这份遗憾当作最美最珍贵的东西来珍藏和回味，我愿意讲述我的故事，只是为了寻找一份安慰，祭奠我小鸟一般一去不回头的青春。

那家杂志社所在的小城，距离我现在工作的大城市不到二十公里，杂志的状况，那个时候比现在稍微景气一些，也就对我那样的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多少有点吸引力。我在那里生活和工作了四年之久，直到两年前终于离开。凭心而论，那本杂志对我的文学事业和人生的发展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是指我在杂志社四年之中所学到的一点微不足道的处世哲学和一段难以下定义的体验，包括和女人调情以及亲热。但要问我对那段生活有什么留恋之处，那就是，我的生命曾被天使和她赐予我的爱所照亮，当我意识到应该拥有它时，已经永远地失去她了。有的时候，遗憾是最美好的回忆，但在人性造成的这种必然结果面前，要做到一笑置之是多么的不容易呀。

那个时候，我经常一文不名，心理素质也不好，见了漂亮的女孩子就脸红脖子粗，不停地擦鼻尖上冒出来的虚汗，还管不住自己的表情，露出近乎好色的倾慕的微笑。我在离杂志社十五公里的农村租了一间房子，房租每个月六十块，另外花二十块买了房东一辆漆皮掉光了的老二八加重自行车，早晚骑着它上下班。刚从学校进入社会，闯一闯的心劲和发展的欲望很大，美好的新鲜感和膨胀的自信心时刻鼓舞着我。我通常早上七点从住处出发，伏在车把上一路狂踩，四十分钟就可以赶到杂志社；晚上下班后从同一路线往回走，当然也要四十分钟才能到家，不过总觉得回家时比上班时用的时间至少短一半。后来我觉得回家睡觉的意义不大，因为我那间小屋子里的破桌子和四十瓦的电灯泡，远远不能跟编辑部的办公桌和天花板上的六根日光灯同日而语，而我每天晚上都至少要看三十页书，写两千字的文章，因此我有时候就在办公室过夜。在办公室住还有一个好处是上厕所方便，而农村的大茅坑黑更半夜常常很危险。我把两张办公桌拼在一块儿，铺上几层报纸，搬过本字典来当枕头，一闭眼就是黑甜一梦。后来办公室配了一条旧的长沙发，我干脆把铺盖搬了来，以社为家了。

我是从我现在所在的大城市毕业后，应聘到郊区小城的杂志社的。我觉得大城市的郊区跟大城市的差距就是要坐半个小时的公共汽车，想去就去了，所以家里打电话问我工作单位在什么地方，我就毫不犹豫地报上大城市的名字。我是农民的儿子，并且家在距离这座大城市数百公里外的农村，我父亲是一个小镇办公室的秘书，快五十岁的人了。父亲是四十二岁上自修完大专课程，由一位农村党支部书记变成端公家饭碗的小秘书的，他两个星期准时从小镇上的邮局给我打一次电话，时间是星期五的晚上九点，因为第二天是周末，回到家里母亲要问起我的近况。这座大城市是我们的省城，父亲十年前买蘑菇菌种时来过一次，而母亲只听说过它的名字，连确切的方位恐怕也不知道。对于乡下人来说，能来一次省城可以在村里人眼里保持半年的高大形象，因此我能在这里工作，很给父母的脸上贴金。也正是这个原因，我从师范大学毕业后，宁可在大城市的郊区打工，也不愿回家乡去当教书先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省会城市是文化交流中心，生活在它的附近，除了拥有更多深入其腹地的机会外，我觉得离我的文学梦想也不会太远。因为有这个梦想，在我当时没有娱乐没有朋友（同性知己）的单调生活中，我总能看到美好的东西在未来闪耀，就像灰蒙蒙的云层后努力发射光芒的太阳。就是那一轮水中的铜盘般淡黄的影子，使我每天都信心百倍，精神抖擞。

2

张亮是１９９７年的夏天应聘到杂志社的，她比我晚来整两年。因为我是在香港回归后的那几天第一次见到她，所以能确切地记得她是１９９７年７月来的，就像我能准确地记得我是１９９９年１０月离开杂志社，是因为我是在澳门回归后的第二个月调来省城上班的，是在秋天。我见到张亮时，她已经上班快一个星期了。其实从她来的那天我就一直在编辑部，只是因为当时我正沉迷在一段烟瘾般欲罢不能的畸恋里，精神上受尽折磨，托病不去参加每天早上的业务碰头会和政治学习，所以主编在早会上把张亮介绍给大家时，我不在场。而且后来张亮没有分到我所在的办公室，我在楼道最西边的第一编辑室，她在最东边厕所旁的第四编辑室。再说，从名字上推测，谁都会以为她是个小伙子，即使上厕所时偶尔看到她坐在第四编辑室，也会以为是个来送稿件的漂亮女作者，而我当时，见了漂亮的女作者就像被蛇咬过的人踩到了井绳，必定退避三舍，尿急一样地逃开。

像我初次领略那些有意思的新玩意一样，注意到张亮，也是第三编辑室那帮搞美术和摄影的帅哥们的引导。关于那帮真正有朝气的年轻人，我说不上来什么看法，跟他们在一起，有时候有意思，有时候很无聊。因为都是同一批招聘进来的年轻人，有时间我也和他们一块儿喝酒打闹，但我心里清楚他们打心底瞧不起我，最主要的原因是我是从农村来的，属于高晓声笔下的陈奂生一类人，或者干脆就是进城淘金的民工；而他们来自二十公里外的大城市，来自省城，属于有教养的文明阶层子弟，因此从省会城市来到郊区小城上班，就有梁晓声笔下下放知青般的玩世不恭和冲天怨气，并且在谦虚礼貌的外表下透露出固执的狂傲个性。我成为他们的捉弄对象，还因为我当时是个柔弱的矮子，身高一米五八，体重四十五公斤，而他们都是可以当男模的帅哥，有一两个像我一样瘦的，也都很高，属于风流缔傥的靓仔。有时候他们蓄意地陷害我，是因为我的文学功底好，脑子活络还敬业，属于业务骨干而且颇受领导的赏识。还有一点连我自己也不能理解的，是我很讨女孩子喜欢，尤其是漂亮女孩子——她们并不在意我会不会脸红和鼻尖上冒汗，而且对我的豆芽菜身材仿佛也熟视无睹。

我在如此不乐观的处境中能够保持乐观心态，完全是因为我对文学的追求，还有对未来的信心。帅哥们对我不屑，我有时也以牙还牙，但从不因为他们的捉弄而自卑，而是把这都看作难得的动力。同时我明白，我对他们的不屑，却是致命般坚硬的。这使我能够以强者对弱者的宽容来对待他们，和他们一起纵情地谈笑而毫无做作和拘束。那天我们正站在第二编辑室门口谈论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取笑英王储查尔斯拘谨得像个被捉住的小偷，我背向楼梯口，开心地欣赏着美编罗成惟妙惟肖的模仿，其他人也都笑得七歪八倒。但是罗成突然定格在那里，眼里放出光来，我甚至能感觉到两道很强的电磁波从我头顶破空而过，那些观众几乎就在同时朝那个方向望去。我站的位置不好，加上平素对他们的夸张举动不怎么感兴趣，因而回头慢了一点，只看见第四编辑室门口有个黄裙子角晃了一下，进去了，留给我的印象是第四室的门口开了一朵大南瓜花，又飞快地被伸出来的一只手摘去了。我回过头来，看见摄影记者申公豹表情夸张地叫道：“神，真神，又换了一身衣服！”罗成打趣地说：“每天不待重样的，咱们每天站在这里等着看她上班，看她到底有多少套衣服可换。”我问是谁，罗成咧着一只嘴角笑着说：“咱们杂志社来了一位绝代佳人，你这位‘袖珍情圣’一点也不知道？”帅哥们一阵哄笑，我平静地想，真不该问他们什么正经问题。同时感到这次不同，分明有什么东西让他们兴奋得像发情期的公驴一样坐立不安得意忘形，才拿我这个不足一米六的身材来再次取乐。

我刚回到办公室，一个女孩子踩着我的影子就进来了。她的眼睛很大，乍一看还以为脸上有三张嘴；一头乌黑的长发，眉毛像男孩子一样浓，要不是皮肤白净，黄色连衣裙并不适合她的气质——故意穿别人不敢穿的花色，可能也是有自信心的一种表示吧。她很大方，像个男孩子一样咧嘴笑着走到我办公桌前，用柔和的女中音问我：“您是李老师吧？”我想自己肯定又脸红了，下意识地用手背抹抹鼻尖说：“不敢不敢，你是哪个单位的？”她愣了愣，忽然爆发出一声大笑，马上又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赶紧跺了跺脚，用手捂住了嘴。这女孩子把笑意勉强咽下喉咙，脸上红潮未退地正色说道：“我是刚来的，在第四编辑室，我叫张亮。”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是什么叫罗成他们摇头甩尾巴的，暗笑了一声，反而镇定下来，伸出手去说：“你好，非常欢迎，叫我李乐就行了。”张亮握住我的手，又笑起来，这次分明还带着点羞涩，她再次说：“请李老师以后多多指导啊，听他们说你的文章写得非常好。”我有些失措地谦虚着，看到我们俩的手握在一起很像两个女人的手，我的甚至还要比张亮的纤细一些，这使我身上有点发热。我猜张亮的感觉一定也很别扭，因为我始终坐在椅子上，握手时她不得不弓着腰尽量向前探着身体，这个姿势对穿高跟鞋的女人来说，必定腰部又酸又痛。我不能站起来，是因为看到张亮太高了，保守的估计也在一米七十五以上，——我从不把高个子男人放在眼里，但女人就不同了，尤其是高个子漂亮女人，总是让我自惭形秽——站在她面前，我会难为情的。更重要的，我不想让我的身材把张亮吓一跳，有见面不如闻名的失望，刚见面就弄出一脸尴尬的表情来。这就是我和张亮初次见面的情形，后来谈了些什么我不记得了，只记得我始终没离开过椅子（有一会儿我就快站起来了，又就势脱了鞋蹲到了椅子上），还有就是那帮帅哥在张亮和我谈话的不到半个小时内轮番跑进来，跟我们说上几句不咸不淡的话，并且表现得彬彬有礼，形迹可疑。

3

在这个古怪的地方，我的快乐和苦难总是前脚跟后脚，我猜都不用猜就敢肯定，就在张亮从我办公室回到第四室时，那几位真正有朝气的年轻人已经等在那里了——他们要绘声绘色地向张亮讲述我正泥足深陷的“有趣的恋爱”。我猜的一点没错，因为没过几天张亮就找了个机会问我那件事，我本来觉得没必要告诉她，但是几天来我已经发现张亮是个心无芥蒂的女孩子，她问我那件事，只是因为感到好奇，并不像其他人那样为了嘲笑和幸灾乐祸——甚至因为嫉妒，况且，我当时正需要一个倾诉的对象，以免把自己煎熬得神经错乱。我就原原本本地说给她听。后来我甚至对张亮产生了倾诉的依赖，凡是有关那“该死的恋爱”的情况，我都要及时告诉她，听她的意见；而她也很乐意担当起“知心姐姐”的角色。我们因此建立了纯洁的友谊，就像是兄弟般亲密无间。这是罗成他们没有料到的结果。

我给张亮讲述那“该死的恋爱”时，她听得很入神，浓黑的眉头微微皱着，眼睛水亮水亮，好像西施心口痛的模样，惟一不雅的姿态是她双肘支在桌子上，两只手的食指和拇指分别捏着自己的一边耳垂，这使她显得很傻，——可当我指出来时，她探身在我脑门上打了一巴掌说：“没关系的，咱们是兄弟，在你面前我从来没想过自己是个女人，保持什么淑女形象呀！”我好不沮丧，但习惯地认命了，——在她面前我也从来没意识到自己是个男子汉。实在地讲，那个所谓的恋爱被我讲出来时，并不完全真实，因为我免不了像其他人讲述自己的经历时一样，不自觉地就把自己的形象美化了。或多或少地让自己化腐朽为神奇，这是什么人都克服不了的坏毛病，因此要真实就不能开口，一开口就难免失真。我所讲出来的那件事，与事情本身虽然重合，也存在着天壤之别。为此我曾经感到羞愧，真到后来看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的电影《罗生门》，才发现自恋是人性中不可摧毁的一面，甚至做了鬼也会不自觉地替生前的自己擦脂抹粉，而人性，几乎是不可救药的，因此我又释然，并且像创作戏剧一样更努力更兴奋地吹嘘自己了。我惊讶地发现，当痛苦被渲染到一定程度时，竟然会产生一种奇怪的快乐！

既然打开天窗说亮话了，我就毫不隐讳那件事的缘起其实又庸俗又流俗，——那不过又是一个男编辑和漂亮的女作者的故事罢了。并且故事的女主角之一鲁小曼还说不上十分漂亮，只是稍有姿色而已。关于我们是怎么认识的，我一点也记不得了，可能是她陪朋友来编辑部送稿子，也可能是她打电话找我讨论过我的某篇文章，或者我在邮局寄信时跟她聊过几句——鲁小曼是我们区邮电局的营业员。后来她就频频地给我写信，那段时间几乎我每天都要收到一封信封上印有“邮电公事”字样的信。我不记得鲁小曼是不是会写其它文章，更不记得给她发表过什么东西，总之我看过她好几万字了，几乎全是一些调皮的玩笑话——她把这种东西叫做信，每天写满一页３００字的稿纸，然后洒上香水，再装进那种方头方脑的“邮电公事”信封里，饶有兴味地给我寄来。最不可思议的是我竟然一封不拉地都拆看过了，并且装订成册，还卖弄地亲笔题上“小曼小札”几个蹩脚的毛笔字，在鲁小曼过生日的时候当做礼物送给了她。因为这件事，申公豹曾在一次政治学习会上指责我丢杂志社的脸，不维护当编辑的形象，我则以“人人平等才是正常社会”来替自己辩驳。其实我也暗恨自己不争气，几次下决心不再与鲁小曼来往，结果却是偶有一天没收到“邮电公事”，忍不住就要打电话过去问问鲁小曼是不是感冒了。我想我是生活得太单调了，想寻求一些乐趣来作为调剂，况且我这样的（生理）条件，能有个像样的女人喜欢（这个词不一定准确，应该换成“感兴趣”吧）总不免要失控，要受宠若惊投桃报李。否则我是不足以解释当鲁小曼花枝招展地来找我时，为什么我恨不得自己能再高上那么一点点，以便和这位窈窕淑女般配一些，走在街上时不至于太滑稽。我知道自己迷失了，但又无能为力。

假如只有一个鲁小曼也就罢了，一句“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就应付得过去，但另一位女主角郭芙显然不可忽略。假如郭芙和鲁小曼素昧平生也便罢了，但后者却是前者的亲小姨：郭芙小我四岁，而鲁小曼大我四岁。最让人恶心的事情是，后来我和郭芙谈起了恋爱，却无法断绝和鲁小曼的暧昧感情。这种事情假如发生在风流倜傥的罗成或者申公豹身上也算一段佳话，偏偏我是个不足一米六的“豆芽型”，难免被人看做是一桩古怪的丑事。我自己也感到不大光彩，但像一个想戒烟却有心无力的人一样，从没认真考虑过真正把自己解脱出来。我把这件事详细地给张亮讲完后，头痛欲裂地总结了一句：“我是个无能的人。”而张亮白了我一眼，简短地说了两个字：“有病！”一拍桌子，站起来悠闲地走了。

4

把那件事讲给张亮的第二天，我正趴在办公桌上重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著《罪与罚》，听见罗成在楼道里喊了一声：“情圣，你的林妹妹来了！”然后从所有的编辑室里爆发出的哄笑像海啸一样在楼道里汹涌。虽然我没怎么留心，却清楚地听到里面也有张亮的笑声。与此同时郭芙满脸通红地站到了门口，她噘着嘴走进来，把手里的牛仔包甩在我办公桌上说：“那个罗成，真讨厌！”我说算了，别跟他计较。郭芙就一扭身坐到了沙发上，老半天一声不吭。这小姑娘长得跟她小姨一点也不像，鲁小曼是传统的鸭蛋脸大眼睛，留着齐耳短发，只是左边齐耳垂，右边齐耳朵眼儿，只要不开口，眼波流转之间颇显风情万种；郭芙圆嘟嘟的脸盘，小嘴长得一点点，虽然单眼皮，睫毛却很长，睁眼闭眼时像挥动两把毛刷子，一低头，就只能从浓密的长发中看见一颗日本女孩式的翘鼻头，而她的整体形象，也像极了日本卡通片中的人物：樱桃小丸子。鲁小曼爱笑，郭芙爱哭，这是她们最终留在我记忆里的印象。

无论是郭芙还是鲁小曼来找我，或者她们一起来找我，都没什么具体的事情，我一直很搞不懂她们为什么对我这个小挫子那么依恋，有空就来看一看。但如果是郭芙一个人来，她一般不多跟我说话，偶尔才看我一眼，要么一声不吭地翻看我桌子上的东西（我不记得她读过我的任何文章，她只是乱翻一气），要么一个人举着份报纸在我的破沙发上坐很长时间，然后突然站起来就走，仿佛她的到来只是履行一种仪式。像那天来时一样，碰上编辑部那些真正有朝气的年轻人开她的玩笑，她总是勇敢而固执地走到我的办公室来，然后坐在沙发上生气，情绪刚调整过来，马上就跟我说再见。

那天郭芙只对我说了一句话：“你这人除了文学什么也不懂，真没有意思。”她是站起来准备离开的时候说这句话的。后来我送她下楼，路过第三编辑室时，瞥见张亮坐在罗成的桌子上和帅哥们说笑，很快活的样子。——郭芙依旧只顾走路。送走郭芙，我心情有点烦躁，大步上楼。再一次路过第三室时，申公豹从门里伸出手来把我拽了进去。他殷勤地请我坐到沙发上，又像演戏一样双手送上一杯水，故作正经地说道：“情圣，怎么美女都喜欢找你啊，你要是忙不过来说一声，咱哥们儿随叫随到。”靠在椅子上的罗成和坐在桌子角上的张亮以及其他人都开心地大笑起来。我哼了一声说：“有空赶紧去你丈母娘家倒垃圾去吧，闲吃萝卜淡操心。”申公豹佯怒道：“你小子是不是不想活了？”我说你别吓唬我，我身边美女如云，才舍不得死呢。我这样巧舌如簧其实是说给张亮听的，看到她跟这些真正有朝气的年轻人打成一片，我很后悔给她讲我的那些事。——勿庸讳言，我肯定是嫉妒了。在和他们说笑的同时，我一刻也没有停止思考，我想，像张亮这么单纯和漂亮的女孩子，不和帅哥们在一起，难道应该和我这样的四体不勤的书呆子是一路人？我甚至能从张亮的笑容中看到健康潇洒的罗成和申公豹对她的吸引力。我还觉得，体态风流卷发披肩的“艺术家”罗成和瘦不露骨曲线优美的时髦姑娘张亮很是般配。不知出于什么心态，我把这个看法附耳告诉了虎背熊腰钢筋铁骨的申公豹，他一口茶喷了出来，笑得东倒西歪。但是他没把我这个说法宣布出来。倒是张亮感觉出点什么来，她冷漠地看了我一眼说：“我回办公室去了，你们聊吧。”张亮一走，大家都感到没趣——只有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快感。冷了几十秒钟的场，申公豹蹿过去咬着罗成的耳朵嘀咕了几句，罗成哈哈大笑，一拍桌子指着我叫道：“情圣，承让了，晚上请你吃饭。”

晚上吃饭时张亮也去了，总共六个人。我们在大排档喝了一通扎啤，申公豹又请大家去唱歌。因为张亮在场，这次他们没有要小姐。张亮一直不怎么跟我说话，却没命地跟申公豹神聊，我看见罗成在桌子底下猛踩申公豹的脚，后者却仍然能够谈笑自若。后来罗成用摩托车送张亮回家，申公豹和其他人骑摩托把我送到杂志社大门口，他们去路口会合罗成，然后星夜赶回省城去。我一个人慢悠悠地上楼，因为酒喝多了，写不成稿子，抱着《罪与罚》躺到沙发上，眼睛老是在那几行字上下不去，只好把书盖在脸上，一阵致命的疲倦袭来，很快就睡着了。

5

为了不使张亮把我看成个下三滥——我可以不在乎帅哥们的态度，但绝不想让他们把张亮蒙蔽了，我的哲学是：可以被混蛋瞧不起，绝不能被一个正直的人看扁了，尤其这个人还是朋友——，我斗胆对她说：“其实我无论和鲁小曼还是郭芙都很清白，我没有对她们任何一个人做过那种事，请你相信我。”张亮听完瞪着我研究了半晌，最后说：“你真恶心！”说是这么说，她还是很够意思，帮我出主意说：“这样下去不行，你必须在她们当中做个选择。”我说她们各有所长，又都对我很好，怎么个选择法？张亮用白玉般的牙齿咬着右手食指的骨节，用心想了老半天，一本正经地对我说：“我看你应该这么办，跟鲁小曼在一起的时候严肃一些，跟郭芙在一起的时候浪漫一些。”见我一脸鲁钝，她又支丫着两个手掌，好像捧着一个不存在的大西瓜，解释说：“据我观察，你跟鲁小曼在一起时油嘴滑舌像个小流氓，两个人还不停地动手动脚；跟郭芙在一起时就像换了个人，说话结结巴巴，手脚都不知该往哪儿放。两下作个对比，可以看出你跟鲁小曼性格相投，但对郭芙更用心一些。所以……你明白了吗？”我其实很清楚自己在鲁、郭二女面前的表现，也正是因为她们给我孑然不同的感觉，才让我举棋不定哪一个也放不下，假如她们俩性格相近，我们也不会形成这种让人难堪的格局了。因此我问张亮：“你出的主意一定能赶走一个吗？”张亮煞有介事地点点头。我出神地看着张亮，她可真是一个可以交心的好朋友呀！——对待朋友真诚到帮他设计恋爱模式，可谓知心。这位知心朋友很有责任感地继续给我出主意：“你也可以采取排除法，比如想想她们的缺点，哪一个更让你受不了，就痛快点跟她说清楚。比如说鲁小曼，她有什么让你不舒服的地方吗？”我想了想说：“鲁小曼很虚荣，也很庸俗。”大概是我回答得太干脆了，张亮的眼神里有个念头莫名其妙地闪了一下，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然后她接着问：“郭芙呢？”我正在猜测张亮的心思，犹豫了一下，吞吞吐吐地说：“郭芙……你可能看出来了，她有点傻，脾气也很古怪。”张亮这次大笑了，她用一只手掌扇着鼻子前面的空气，好像我刚才放了个狗屁，搞得我很不自然。好在她马上就意识到了举止的不妥之处，但笑得更厉害了，并解释说：“不好意思，你别多心，我这人就爱笑。对了，你说说她们吸引你的地方吧。”我已经心绪全无，勉强动了半天脑子说：“没有，她们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那你跟她们纠缠什么？”张亮写了一脸的问号。

我说我也不大明白，可能是排解寂寞吧。

张亮白了我一眼说：“无聊！”

沉默了半晌，我认真地对她说：“我想我是在寻求一份自信，没有自信是实现不了我的理想的。而自信，更多的来自于异性的青睐……你明白吗？”

张亮问：“ 理想？什么理想？”

我告诉她：“成为作家，伟大的作家，像雨果那样！” 然后我盯着张亮问：“你现在明白了吗？”

五月端午，青黄不接的日子就要过去，南无村的田野像斑秃的脑袋，黄一片绿一片，低矮的麦子仿佛受过了大惊吓，毛发直竖，麦穗很小麦芒老长。已经有那手脚不老实的人干活儿的时候假装到麦地里去拉屎，蹲下来把连着麦秆的麦穗放掌心里，另一只手掌压上去搓，搓出几颗麦粒来，把麦壳吹掉，一粒粒捻起来放到嘴里去嚼，吃完了一放手，麦子杆又直了起来，麦穗还在，只是没麦粒了，看上去就像是被鸟啄了。

银娃的媳妇竹子和妇女们拿着用“八号铁丝”砸成的小镰刀，去麦地里拔“甜韭菜”——那是一种灰色的开着小黄花的植物，花茎却是几近透明的紫色的空管，这种锯齿叶子的野菜吃起来水甜中夹带着苦涩——，准备交给集体食堂，用开水缲过后撒上盐给全村人当菜吃。竹子跟人说去尿尿，跳过那道水渠，钻进那一排新栽的小树林子后面，四顾无人，脱了裤子蹲下来，拉过麦穗就在手掌里搓，搓出来麦粒吹干净放嘴里。正嚼巴得高兴，听见背后有人“嗤嗤”地笑，回头一看，一个身胚高大的男人正蹲在自己身后打量自己的屁股，银娃媳妇认得他是兰英的相好“土匪”长盛。长盛正蹲在那里拉屎，嘿嘿地笑着问：“竹子，这么大地方，你哪里也不去，非要和我蹲成一排？”长盛已经满嘴南无村土话，银娃媳妇听不出他也是外乡人，翻他一眼笑了起来：“我图这树下凉快哩，你还不是一样？”

长盛准备着她会像当地妇女一样提起裤子大呼小叫地笑骂着跑开，没想到她跟没事一样，他是个走过江湖的人，知道有些山里人不开化，男女之间的事情一点也不避讳遮羞，跟猴子没什么分别，就放心了，用一只嘴角笑着说：“我是屙哩，你是吃哩，怎么能一样？”

竹子又翻她一个白眼问：“你不给队里打我的小报告吧？”

长盛眨眨眼：“那可不一定！”

竹子手里没停，嘴里也吃着问：“你能不能别打报告，行吗？”

“行，怎么不行？”长盛的眼里盛满了笑，望着她的眼睛：“你让我弄一下，我就当什么也没看见。”

银娃媳妇蹲着转过来，一翻身躺下，压倒了几垄麦子，把私处黑白分明、很鲜艳地呈现在长盛眼前。她不慌不忙从身下拽出几个麦穗放在眼前搓着说：“你慢慢弄，我多吃一会儿。我吃我的，你弄你的，两不耽搁。”

长盛深吸一口气，捡起个土疙瘩，放到屁股后面擦了擦，双膝跪地往前爬了几步，两只手就把她的裤子扒了到了脚腕。那个时候，兰英正和老支书的儿媳妇梅子朝这边望，她们在说竹子的闲话，生怕她这会儿返回来。

梅子“咕咕”地笑着告诉兰英，银娃媳妇大白天在院子里给银娃洗衣服，只穿条裤子，上身不穿衣服，两个圆滚滚的奶子晃荡晃荡，招惹得南无村的男人有事没事从银娃家门口过，银娃爸吓得也顾不上银娃妈了，一个人搬到村头老院子里住去了。兰英评判道：“不够数，辱没人！”梅子赶紧辩解：“不是不是，听人说她们老家的女子都是这样，天气热了下地干活，和男人一样光着脊梁，干完活男男女女都到一个泊池里脱光了洗澡。”兰英吓得张大了嘴，半晌恨恨地说：“畜生！”梅子说：“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风俗，你少见多怪。”两个媳妇子叽叽咕咕着，一会儿看见她们正讨论的那媳妇子从树林子里出来，跳过水渠，一扭一扭地回来了，这才住了口。

竹子走到近前，兰英觉得她的脸红得蹊跷，心里不知怎么的就有些不安，朝她刚才去的地方望了一眼，远处麦地里那两排杨树苗的叶子在五月的风中纷纷翻动，也看不见有什么。

兰英弯下腰，看到紧贴着一株麦子长着一颗麦石榴草，就把它拔了出来，夹在腋下，她腋下已经有一小把麦石榴，这种生长在麦地里的叶面粗糙的草，枝杈上都举着一个葫芦状的小果实，里面是细密的小籽，娃娃们喜欢连“葫芦”一起放进嘴里，是土地赐予他们的香甜的零嘴。兰英这一把麦石榴准备带回去给秀娟吃，但是她在望着竹子的时候，已经揪得吃了好几颗了自己也不知道。

车把式嘉成赶着胶皮轮大车去西山给村里拉炭，驾辕的枣红马下的那头八个月大的骡驹跟着车跑，嘉成也是想让骡驹跟上练练腿，熟悉下它将来少不了要跑的这条路。装炭正忙的当口儿，骡驹撒欢儿乱跑，被矿上的解放卡车压断了一只前蹄。结果，矿上派那辆解放卡车把买的炭送回来了，第二天，嘉成才用大车拉着骡驹回来。接下来的几天里，那头骡驹右前腿上打着石膏，垂头丧气地被拴在马房院里的木桩边。车把式嘉成心里烦躁，就想让银娃去帮自己赶几天车。

嘉成背着手仰着下巴走过街巷，进了银娃家的大门，在院子里喊了一声，也没听见人答应，就撩门帘进去了。堂屋里很昏暗，先撩开东间银娃妈住的屋门帘，看见婆婆子正盘腿靠在被子垛上打盹，嘉成叫了几声婶子，银娃妈是个聋子，听不见，就转头去了西间银娃的屋。窗帘没有拉，阳光把窗户外面石榴树的影子照进炕上，嘉成看到银娃媳妇白花花地躺在炕上歇晌，赤条条一丝不挂，两只鼓鼓的大奶一只立着，另一只咧在一边垂在炕席上，媳妇子双臂伸展，一条腿曲起来立着，另一条腿伸着，脚后跟在炕沿外面。嘉成让媳妇子身上的汗息熏得只想打喷嚏，他揉揉鼻子强忍住，站在炕下笑眯眯地看个没完。正美着，听见堂屋门帘底下挂的木棍打得门框响，以为银娃回来了，赶紧转身往外走，迎面撞上一个大个子，抬头一看，是土匪长盛。嘉成骂道：“土匪，吓死我了，你个吃鸡巴的货！”长盛笑模笑样地扒着门框探头朝里屋望了一眼。

嘉成问：“你干什么来啦？”

长盛笑道：“你能来我就不能来？你比我头上多只角？”

嘉成说走走走，把长盛往门外推，长盛不愿意，两个人就在堂屋里摔起跤来。长盛身大力不亏，把嘉成压在身下，膝盖顶住他的胸脯，两个人喘得像两头上坡的老牛。嘉成喝道：“长盛，你孙子放开我！”

长盛说：“不放！”

嘉成没办法，只好说：“你还不抓紧时间进去看看，等那媳妇子醒来想看也看不上了，——快着，没穿裤衩儿。”

长盛得意地说：“有个屁的看头儿，早睡过了。”

嘉成瞪大了眼睛：“你就吹吧！”

长盛说：“儿子才吹，不信打个赌。”

嘉成说：“今天你就睡睡，让我看看你们的‘希古景’，你娃要真有那本事，说啥就是啥。”

长盛放开嘉成，坐在他身边说：“我今天就让你看看，看完了，你黑夜把那头蹄子断了的骡驹杀了，让全村人吃了。”看着嘉成的眼睛，见他半晌不吭气，站起来说：“不行算了，我走呀。”嘉成一骨碌爬起来说：“日你妈，我今天还就不信你的本事，你真敢睡，我就杀骡驹，反正三条腿的牲口也不能留着白吃草料！”长盛二话没说就进了西间，嘉成跟在后面。长盛一把握住媳妇子的一只脚腕子，回头对眼珠子快瞪出来的嘉成说：“别光顾看，放着哨！”嘉成催促着：“你快着弄吧，一会儿银娃回来弄不成了！”

媳妇子迷迷瞪瞪一睁眼，看见长盛站在炕下，她脸朝天，没看见嘉成，嘴里嘟囔着问：“带吃的了没有？”长盛把她的两条脚腕子都捉住，像拖猪一样把她肥壮的屁股拖到炕沿，边解裤带边说：“弄完了黑夜让你吃骡驹肉。”

嘉成看了半晌，顶不住，捂着裆蹲在地下，强忍着不笑出来，脸都憋成了猪肝。就听那媳妇子哼哼唧唧问长盛：“哥诶，我好还是兰英好？”长盛忙着说：“肯定是你好！”媳妇子还问：“我哪里比她好？”长盛随口说：“你比她肥实。”嘉成憋不住，“扑哧”笑出声来，捂着裆弯着腰一溜烟跑了出去。

这年月，再好的牲口断了腿也只有一个下场，何况是头还没上过笼头的骡驹，老支书和生产队长柱儿都同意杀了。指派民兵连长双锁带着人去驻军炊事班借来两口褪猪毛的大锅，就在打麦场上用几块大石头上支起来烧火；金娃带着另一拨人套上牛车，把骡驹拉到六里外曾经以屠宰出名的迎里庄杀好，按规矩把全套下水留给人家，把肉和骡皮赶天黑前拉回了打麦场上。连夜煮熟了，每家分了六两肉。

娃娃们天没黑就帮着来拾柴禾，追逐、打架、哭闹，煮肉的时候，全村男女老少能跑动的都来了，围着两口大锅里三圈外三圈坐满了打麦场，锅底熊熊的火光让每个人脸上都跳跃着兴奋的阴影，越来越浓的肉味把人们心里搅得不安，全村的人都聚在一起拉呱更夸大了这种亢奋的氛围，人人都像喝上酒一样忘乎所以。车把式嘉成自然成为中心人物，他高高坐在一个青石碌碡上，低声地给围着他的几个光棍儿讲述中午看到的“希古景儿”。恰好那边矮子七星正和银娃蹲在一起说话，光棍们就冲他们喊：“喂，你俩‘连襟儿’真亲热啊！”矮子是老实人，软弱，不惹人，银娃二杆子，却搞不清怎么回事，就都没理他们。光棍儿们又喊长盛：“土匪，土匪你过来！”长盛假装板着脸走过来呵斥他们：“再胡叫唤，把你们的鸡巴都割了！”光棍们指指矮子和银娃，问长盛：“那俩人叫你哩，你不过去？”长盛装糊涂：“多会儿叫我呢？我过去干啥？”光棍们说：“你们三个是挑担啊，交流交流经验么！”起哄要把长盛往那边推，长盛抬起脚作势要踢，吓退他们，看嘉成一眼说：“别胡说，这可不是开玩笑的，闹不好要出人命！”

娃娃们争抢着把捡到的树枝、秸秆都丢到火里去，熊熊的火光把头顶的夜空都烤红了，锅底的火星纷飞，慢慢地飘上天空，变成了满天星斗。部队营房吹熄灯号前，前几年管食堂的鸿福老汉迈着罗圈腿过来，把烧着的两根大劈柴抽出来，塞到死灰里面去。木杆子上挑起了两盏马灯，要分肉了，说闲话的人都站了起来，向着两口大锅和剁肉的木墩聚拢，各人带的五花八门的家伙事儿，锅碗瓢盆，都叮叮当当地敲成一片。汉子家保持身份，除了锅边帮忙的，都远远地站着，排队的都是妇女和娃娃，梅子后面是兰英，兰英后面是银娃的媳妇竹子。梅子是老支书的儿媳妇，端上肉盆不走，小声叮嘱鸿福老汉：“叔，兰英家里有奶娃娃，肉里别有骨头啊，汤汤从锅底舀。”鸿福老汉没吭气，但是照做了，——他原本就和矮子的爹是结拜兄弟。竹子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兰英还没转身，她就把一只铅铁盆戳到鸿福老汉脸前，用半生不熟的当地话说：“我和她一样！”鸿福老汉嘴上说：“一样？你要奶谁家的娃娃？”一疙瘩肉扔到她端的盆子里，锅里撇勺汤叫她快走。竹子一眼看到肉里有块骨头茬子，就势一反手，“咣当”又倒回锅里去，汤水溅了鸿福老汉一脸，老汉一下直起了驼背，吹着胡子瞪着眼骂：“哪里来的外乡蛮子，跑到南无村来撒野，想吃吃，不想吃爬得远远去！”老汉用手里的马勺把大铁锅的锅边敲得“当当”响。那媳妇子一着急，当地话也不会说了，家乡话也不会说了，扔下盆子就去解裤带。暗地里冲过个人来，一把推倒她，骑在身下一手揪起头发，一手“噼噼啪啪”抽起了耳光，媳妇子像杀猪一样嘶叫起来。大伙儿看清是银娃打媳妇，七手八脚把他拉起来，银娃不依不饶地骂自家媳妇：“日你妈就知道解裤带，就知道脱裤子，老子娶了你个南蛮子，跟上你把先人都丢尽了！”

那媳妇子滚来滚去撒泼，弄到浑身是土，头发里缠着麦秸梗，突然止住了哭声，一骨碌坐起来指着兰英叫：“你看什么热闹，你们干部家的穿一条裤子，汤都要比别人喝得稠一些，不是我你们谁能吃上这肉？！”嘉成和长盛听见媳妇子要露底，紧着从人群里往后缩，幸好大伙都听不明白竹子的河南话是个什么意思。兰英压根没想到她会冲着自己来，一时觉得脑袋里一片空白，“嗡嗡”作响，她气得浑身发抖，指着竹子质问：“你说谁是干部家的？我要也算干部家的，你大伯子金娃是不是干部？”竹子站起来，冷笑道：“不是干部家的，搞什么特殊化！”梅子帮腔骂她：“你有良心吗，干部怎么惹你了，不是人家七星，你们这些流窜能留到这村里？！”竹子到底理亏，也不敢太招惹支书儿媳妇，却无理强三分，指着兰英说：“拔麦蒿那天你偷麦穗了，我看到你了，你偷着搓麦穗吃，还在胳肢窝下夹了一把回去，——你敢说没有吗？”她这一溜儿话完全是家乡方言，但是这回在场的人都听懂了，兰英哪里受过这样污蔑，瞪着她说不出话来，抱着汤盆只是发抖。梅子抱住她骂竹子：“你别胡放屁，兰英那天夹的是麦石榴，给秀娟带的。我一直和她在一起，我没看见她搓麦穗吃，你在什么鬼窝子里看见的，你哪只眼睛看见的？”这时兰英缓过劲来了，挣开梅子，把那一盆连汤带肉都给竹子身上扣了过去，竹子鬼叫着蹿起来就跑，兰英闷着声在后面追。

众人拦不住，眼看要追上竹子，银娃赶上来，一拳头砸在兰英背上，兰英毕竟是个妇道，哪里能吃住这一下，站在那里手弯回来摸着背，身子后仰发不出声音。矮子七星滚过来抱住银娃的腿，被他压在身下朝头上猛抽，矮子双手抱着头“呜呜”叫。银娃把矮子打到不会动弹，又骂骂咧咧地冲向兰英。这个时候谁也不知道人高马大的“土匪”长盛躲在什么角落，梅子喊了几声长盛，不见人，恨声骂了句：“没种！”看到银娃哥金娃也冲上来，两个男人打兰英一个女人，那么多人都拉不开，梅子一时发急，瞥见肉墩上的剔骨刀，冲过去掂在手里，从人墙里挤进去，眼前撅着两个男人的大屁股，也不管它是金娃的银娃的，一下就扎了进去。金娃一声哀嚎，热闹的打麦场顿时恢复了夜晚应该有的寂静，四野的虫鸣和远处河水的声音清晰地传到每个人的耳朵里，北边部队营房里响起了悠扬的熄灯号。

一灯如豆，兰英披散着头发，围着被子靠在炕上的条柜上，福元在旁边的睡得很香，秀娟昨晚在家里看着弟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依偎妈的身边，看见妈不停地擦眼泪，也哭个不住，问：“妈你怎么了？”兰英怕吓着娃，笑笑说：“妈病了。”想起受的这气，又勾起心病来，长盛真要是自己的男人，谁敢这样欺负到头上？偏偏自己就嫁了个半截子人，老天爷真是瞎了眼！

矮子端着熬好的药进来，偷偷在昏暗的灯光里看看兰英的脸色，说：“喝药吧？”兰英接过药来喝了，哑着嗓子说：“不是你个没种的操好心，那年他们一家能留下？”话没说完，眼泪又滚滚而下。矮子懊悔地站在那里说：“好心没好报，我瞎了眼了！”兰英说：“要不是人家梅子，我早被那俩龟孙打死了，看你怎么养育我这俩娃。”拉住秀娟的手，泪流满面。矮子由衷地说：“真看不出来，梅子真行！”

从此，兰英一家和金娃、银娃一家结了仇，金娃有个老生子妹妹叫银银，只比秀娟大两岁，本来在一个年级，自从两家打了架，秀娟和银银也不再说话。

梅子把金娃的屁股上钻了一个窟窿，再没睬这件事，金娃养好了伤跑到老支书家来说事，见了梅子笑着说：“嫂，你又给我捅出一个屁眼来，以后屙着更方便了。”梅子“嘎嘎”地笑：“没捅死你个死娃娃，便宜你了！”一件事就像没发生过，来看兰英的时候，梅子还是说：“我见了那一家子，理都不理！”兰英笑笑，知道当不得真，金娃、银娃敢打自己，全是因为矮子不算个男人，这件事之后，她也不那么把长盛当自己人了，一心巴望着福元快长大，顶起门户来。

长盛没脸见兰英，等到秋庄稼起来，在一个民兵巡秋田的晚上，找了个茬子把另一组巡田的银娃按在水渠里打了一顿，第二天金娃在村街上拦住他算账，又被长盛骑在身下打得直喊他妈。长盛打完这两架，算是暗暗给“娃他妈”出了口气，就此再不和银娃媳妇有瓜葛。兰英没和他计较，毕竟是福元娃的亲爸，无论如何，心里对他比对矮子要宽容很多。

竹子和兰英不一样，压根没把长盛当一回事。后来和车把式嘉成在马房里鬼混，被银娃知道了，差点没把她的皮剥下来。之后就得了一种怪病，多少年躺在床上，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三十多年后又出来走动，不知怎么就成了一个什么土教会在南无村的“教母”，人称“娘娘”，每到她们认为很重要的那些节日，南无村日子最艰难的几个婆娘，就会去她家帮着洗衣服、扫院子，她自己坐在那里闭目养神，活儿都干完后，就领着那些恓惶女人拉着悠扬的调子“唱经”。这也是后话。

冬至前，天气有几天回暖，母亲就逼着要回一趟老家。我请了一天假，合并到双休日有三四天的空闲时间，就开车拉上父母和妻子、女儿一块回到洪洞县甘亭镇南李村。近些年，我总是贪恋乡村的宁静和松弛，想在自家院子里多呆呆，再去巷子口站一站，和我小说里那些人物搭搭话，享受他们热心的询问或者信任的诉苦。但是院子里荒草已经长满砖缝，奶奶的灵魂能够守护院落，却不再能打扫庭院。两岁多的娃娃要按时睡觉，家里却尘土遍布，父母心疼孙女，逼着我们抱上孩子驱车先回县城安顿。

我心里一直痒痒着要回老院子里去拔草，却被朋友们圈住打了两天麻将，直到在电视新闻里获悉北方即将连续降雪，这才赶回村里去接老人和孩子，赶在寒流到来之前要回到太原。上车的时候才发现，两天时间，远亲近邻送给父母的玉米面、小米、花生、南瓜、红薯、老咸菜等土产已经堆成了山，我把越野车偌大的后备箱塞得满满的，还是装不下，心疼车，又不忍把乡亲们的热情和好意扔下，只好又往车轿子里塞，脚下的空挡填得满满的，还占去了后排座很大的空间。隔壁的爷爷帮着我倒腾了个把小时，才把东西都塞进车里。我向老爸诉苦说：“你们把我的车当卡车了，载重超出一吨了都。”父亲说：“有些东西是给你的，你介绍帮村里那些没劳动能力的人办了残疾证，老百姓表个心意。”我失笑：“没有我人家也能办了，现在是挨着村子普查，再说，那能有几个钱？”父亲说：“你别小看，现在政策好了，残疾的、丧失劳动能力的，国家每年补贴的钱不算少。”

重新锁上了大门，上车前，母亲回头望望我们家的老房子说：“人家谁家和谁家，国家每间房子补助五百块钱的危房款。”父亲打住话头说：“走走，先走，人家都在车外面等着呢。”和左邻右舍的叔叔伯伯大娘婶子招手告别，拐上村里的大路，却被一大堆石子堵住了去路，只好从巷子里绕行出去。我抱怨：“怎么能把几车石子倒在路当间。”母亲说：“那是谁家动工，两三天就用了，现在他家日子好了，盖了一圈新房子。”于是接着说危房补助的事情，我问母亲什么条件的房子给补助，母亲说：“只要是土坯房子，每间补五百块钱，那谁家五间房子补了两千五百块；还有那谁家，又有低保，又有残疾证，又有危房补助，可得了国家不少钱。”逗得我大笑，我去年才结束在县里的挂职，当时还没听说过这项补助，应该是才有的项目。父亲说：“现在针对村里的补助挺多的，危房补助就是让你翻修房子，这事以前没有。”我说：“中央财政有钱了，就往农民身上花，盖不起房子也管了，还有，粮食直补的政策就是好，种粮还给钱。”

这话题又勾起了母亲的操心事，她说这两年跟上我到太原带娃娃，把地都包给了谁家谁家去种，原本说种地也不赚钱，每亩象征性地收十块钱就行，可是现在国家不但夏粮每亩补助一百多，秋粮也补一百多，那天包种地的两家听说母亲回来了，就来说继续包地的事情，母亲是个认真的人，就对她们说：“地你们可以白种，可是国家补的钱那是按户主给的，这个你们不能拿。”母亲种了一辈子的地，她那跟小姑娘一样认真的神情逗得我们哈哈大笑，父亲说：“只有种麦子和玉米才给补贴。”粮食直补的事，我很清楚，我在挂职期间夏收下乡时深有体会这政策的好处，我对父亲说：“要是村里人手里再有些钱，不发愁娃娃上学就更好了。”

父亲说：“别的村我不知道，就咱村，日子比以前好得不行了，昨天你妈想在村里买点白皮鸡蛋带回太原……”母亲插话说：“村里（每斤）三块二，太原四块三。”我说那还是便宜些。母亲说：“我在十字路口买鸡蛋，那谁走过来说，嫂子，现在很多人家都买乌鸡蛋，你不买点乌鸡蛋回太原？”我问乌鸡蛋多少钱，母亲说八块多。我说那老百姓能吃起啊？父亲说：“现在不稀奇，村里那谁家下的乌鸡蛋供不应求，买的人多了。”我确实惊奇了：“好家伙，咱村有钱的人不少了。”父亲说那当然。

说话间上了高速路，我望着远处棋盘般的田地，由衷地对父母说：“这些年我经常想到地里去干干活儿，我是受不下劳动的苦才拼命地要考学校的，可是十几二十年后每回看见土地都那么的亲，想去锄地、拔草，就像发了烟瘾。”我告诉父母，等将来赋闲了，我就把村里的老院子重新盖一下，把地要回来，一边种地一边写作，歇歇心，养养心。母亲又提起了给我们家看老院子的本家叔叔，说他命里有“土运”，在河滩里开了十几亩地的荒，这个秋天打下了几千斤玉米，还栽了好几排树。父亲也说叔叔日子过殷实了，然后父亲漫不经心地给我叔叔算了一笔账，说他这一年下来，夏粮、秋粮乱七八糟可以收入两万块。我联想到那些年求学时家里的困窘，不太相信地说：“到不了吧？”父亲说：“少说也有一万七八。”而母亲又说起了叔叔几个月大的孙子多么胖，多么聪明。

我只觉得胸中豁然开朗，压抑不住的兴奋，这次回乡真的觉得新鲜：乡亲们的日子真的好起来了。我愿意说一句很主旋律的话：现在国家的政策真是亲民，越来越好了。

我惟一担忧的是，绝大多数的乡亲们会因为政策好而更加有心劲奔生活，但也会有那习惯了好吃懒做爱捡现成的人，会为了各种补贴保持他们的恓惶光景，出现以前的扶贫款那样的现象，——我的乡亲，谁家勤劳，谁家“泥腿”，我太了解了。还有，公粮虽然不交了，但农民的公民意识却要加强，日子过好了，更要爱国，热爱自己的祖国，是每个人基本的精神需求。

但愿是我多虑，愿我的家乡，乡亲们世代生活在那希望的田野上。

 我愿意把这篇因为冲动而丧失文采的短文附在我即将出版的新书《母系氏家》的后面，告诉我的读者，让那些关心这个小村子和小说里的人物的人们知道，故事里的那些人们，他们的日子，如今过得还不错。

           用小说探索人的精神世界

——专访第十二届“庄重文文学奖”获得者李骏虎（图）

                 本报记者 朱 慧

           时间：2009-11-09 03:58

           来源：山西日报　山西新闻网

           http://www.daynews.com.cn/sxrb/cban/C1/858902.html

2009年10月26日，第十二届“庄重文文学奖”在京举行颁奖典礼，我省青年作家李骏虎荣获该项大奖。这是继1988年张石山，1993年李锐、张平、吕新4位作家获奖后，16年以来我省作家再次获得此项全国青年文学大奖。

记者：作为全国最权威的青年文学大奖，“庄重文文学奖”至今已经举办了12届，奖励了铁凝、贾平凹、王安忆等170多名成就斐然的当代作家，这些当年的青年作家如今正处在创作的旺盛时期，为中国的文学事业和广大读者贡献了很多优秀的作品。作为新一届获奖者，你认为得奖最大的意义在哪里？

李骏虎（以下简称李）：这是我获得的第一个全国文学奖。对于我来说，获奖并不意味着有多么大的创作成就，重要的是对我的创作路子的一个肯定。这个奖对于我来说很关键，因为自从开始文学创作以来，我就有意识地让自己的创作和当代文学的潮流保持一定的距离，关注时代，但不关注时代文学，更不关注所谓的文学权威给出的这个时代的好作品的标准；文学是我的精神需求，阅读和创作都发自本心，不刻意追求发表，也不追求进入文坛关注的焦点，更不去跟风凑热闹。雷达先生曾对我说过，他认为我的创作是有实力的，但是在全国的影响力还不够。一直以来我的创作并不为评论界和名刊大刊关注，有时候我也为此而产生动摇，对自己的文学观念产生怀疑。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能和几位全国一线的青年作家一起获这个奖，说明我的路子还是得到认可的。“庄重文文学奖”对我最重要的意义是坚定了我的文学自信心。我想这个奖同样对你提到的那些前辈作家产生过这样的关键作用。

记者：刚才提到你的文学观念，你能具体阐述一下吗？

李：说文学观念太宽泛了，我说说我的小说观吧。我一直觉得当下的小说创作过于快餐化和功利化，作家的创作丧失了对艺术品格的追求，更多的是复述现实、制造故事。其实小说应该警惕故事，对于小说来说故事不过是一个“核”，而小说的力量更多的来自于细节。我觉得作家应该重拾重视人物的老传统，学习雨果、哈代这些大师在人物塑造上不偷懒、不讨巧的“笨”办法、“笨”精神，敢于直面人的精神世界，并甘于用最笨、最费劲的方法去展示他精神世界的全部和与之相关联的外部世界。好的小说作品，往往通过一个人的眼睛和心灵去看世界，通过对一个人生命轨迹的表现，去展现整个人类的命运，比如说《悲惨世界》《德伯家的苔丝》等。从中国小说的源头来说，重传奇、轻命运，重人物、轻人性；后来我们学习了西方经典，会写命运了，也会写人性了，但是，我们还是没太学会写人，写人的精神世界。在世界文学大交流的今天，我们要学会在保持中国气派的前提下，加强作品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索。

记者：你为读者所熟悉的长篇小说《奋斗期的爱情》《公司春秋》《婚姻之痒》都是2005年之前的作品，似乎带着某种自传的性质，你可以谈谈这几部书和自己的关系吗？

李：郁达夫说过，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自传。文学的想象，应该都是来自于现实生活或者现实生活的精神反应。作家总是习惯于把自己的经历改头换面，用另一种面貌重新呈现出来。我个人觉得这三部长篇小说是伴随着我成长的 “三部曲”。很简单，《奋斗期的爱情》就是一个年轻人刚毕业进入社会，对前程和爱情都充满热望的阶段。而《公司春秋》比较复杂些，那些看上去很诡异的事情不可能是现实当中发生的，是我根据自己做的12个梦写成的，所以我还有个博客叫“小李做梦写小说”，包括很多短篇小说，比如《解决》《存在与虚无》都是从梦中得来的灵感。《公司春秋》就是一个人进入城市，开始发现社会的复杂和人心的叵测之后的精神反应。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白天看不透、想不通的事情，夜晚就通过梦境的形式呈现出来，这时候如果抓住了，就是很好的灵感和素材。《婚姻之痒》写的是普遍心理，是进入婚姻的围城之后，大家都要经历的历练和成熟。这部书能成为2005年的畅销书，说明这个话题大家都感同身受，而且你看现在依然有那么多以“婚姻”为标签的畅销书在热卖，说明大家对构成社会的最基本细胞单位“家庭”是很关注的。这三部书不能说是我的自传，但的确是我的心路历程。它们为我赢得了广泛的读者，成为我文学自信心的一部分。

记者：2005年你挂职到基层体验生活，那段经历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你是否开始用这段素材写小说了？

李：挂职岁月对于我来说非常珍贵，可以说它改变了我的人生观念。那段经历是美好而又刻骨铭心的，我经历过热火朝天的建设，也目睹了苍凉的落幕。挂职对于我对社会和人心的认知是深刻的，对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对人间冷暖的体验是切肤的，同时我对现实也产生了很多的思考。但是我没有动笔去写，我还没想好怎样去表现它，就像一头牛，刚吃了一肚子的草，需要时间来进行反刍才能消化。我想把它藏在心里搁上若干年，等着岁月去让它发酵，把它酿成美酒，然后再让它从心里自动倾倒出来。

记者：挂职之后，你的小说风格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从对城市生活的个人体验转入到对中国乡村风俗画卷的抒写，去年发表在《十月》上的长篇小说《母系氏家》和今年发表在《山西文学》上的中篇小说《五福临门》，可以说是你的代表作，是什么促使你的作品风格发生这么大的转变呢？

李：这其实一点也不奇怪，一个作家在文学上探索多年，在年龄和阅历、学养上都接近成熟期的时候，目光、心灵和笔触都回到生养自己的魂梦所系的故乡，怀着一颗质朴的感恩之心去描写生养了自己的水土，描写伴随了自己出生和成长的人们的音容笑貌，他们的生存状态和他们的精神世界，这是很自然的一种回归。对于作家来说，回到故乡就是发现了富矿，就是获得了强大的气场。福克纳永远在描写家乡那块邮票大的地方，马尔克斯始终在写马孔多小镇。那里有他们最熟悉的死去了的和依然活着的人们，刻画他们是一种心灵的皈依，更是作品的升华。只有脚踏实地的写作，才能使作家的精神高高飞翔。当代作家里比如苏童的枫杨树故乡，葛水平的太行山，还有我鲁迅文学院的同学鲁敏的 “东坝”系列，都是很成功的例子。

从另一方面说，当代的中国小说，实际上还是以乡村小说为主流，作家的灵魂一直没跟着身体进了城。要想写出好东西，还得向农村去找。而我开始写乡村题材的小说，其实和挂职无关，是2007年在鲁迅文学院学习时完成的不自觉的转变。因为那里写作环境好，时间充裕，就想给自己2005年写成的一个乡村题材的中篇小说写一个续篇，就是《前面就是麦季》。很感谢《芳草》的主编刘醒龙老师，要在杂志上给我开一年的作品专栏，第一篇发的就是《前面就是麦季》，头题，没想到反响不错，《小说选刊》和《中篇小说选刊》都转载了。然后就以此为基础，完成了长篇小说《母系氏家》，《十月》的主编王占君老师说好看，就拿去发到了《十月》长篇小说的头题。调到省作协后，对门办公室是《山西文学》的主编朱凡老师，她约我写个小说，我就写了《五福临门》，也是头题发的，后来《小说月报》转载了，我有些惊奇，想不到这样纯粹写风土人情的乡土小说也能被转载。

当然，我不会丢弃自己擅长的风格，以后写城市题材还是乡村题材，都顺其自然。

记者：你怎样评价“山药蛋派”？

李：我从心底认为“山药蛋派”是一个伟大的文学流派，是一个深入人心的文学流派，也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独一无二的文学流派。如果从其奠基人赵树理最早开始文学创作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算起，直到仍然对山西文学创作产生潜在影响的本世纪第一个十年，那么这个流派先后横跨两个世纪，历时近百年，这样绵长的生命力，在文学史上也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其实我的文学启蒙就来自这个流派的作品。上世纪80年代，我父亲也是个农村文学青年，他风雨无阻地从临汾城里买回每期的《汾水》杂志，后来叫《山西文学》，因此我上小学的时候就捧着这本杂志阅读，它伴随了我整个童年到少年的精神世界。后来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清早的阳光》也是在《山西文学》发表的。“五老”里面我熟识马烽老和胡正老，并且做过他们作品的编辑，给他们写过评论文章，能得到他们的教诲，我觉得是非常幸福、非常骄傲的事情。能在山西这样的文学环境里搞创作，同样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老作家们留给我们的宝贵东西太多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记者：最后谈谈你目前正在进行的创作吧。

李：最近正集中精力补充修改《母系氏家》，因为有家出版社要出版单行本，我想趁此机会对小说的时代风云和自然风物进行一个大规模的补充写作，学习哈代小说里人心与自然浑然一体，用自然风景烘托人心，又用人心去考量风景的笔力，并借鉴中国古典小说刻画人物的简约传神之美，目前进展顺利，年内可以交稿。很多乡村题材的小说，其实作者并不了解乡村，农民嘴里说的不是农民语言，思维逻辑也只是作家自己的想象，因此，我想呈现给读者一个真正的乡村世界。我想，我需要一部代表作来证明自己是个熟悉中国乡村社会和风貌的作家。

结 语：李骏虎是一位具有强烈命运感和怀疑精神的青年作家。他用写作对人性和生存进行无休止的追问。他的小说题材广阔，但无论是创作初期的对现代都市人的精神状况和情感内因的探究，还是成熟期的对乡村自然、社会与人的关系的美好展现，都体现了他敏锐的文学感觉和深入的哲学思考。他的小说以丰富的心理描写和生动的细节见长，文学性、可读性、哲理性兼具，早期的长篇小说《奋斗期的爱情》，反映了上世纪70年代生人的理想和精神世界，中期的《婚姻之痒》探讨了现代人的情感问题，转型后的长篇小说《母系氏家》，用善意的关照、广阔的心灵和淳朴的挚爱，展现了与其生命血脉相连的乡村世界的社会、自然和人的矛盾和谐的诗意画卷。他的乡村题材写作，在一定意义上延续了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山药蛋派”的现实主义精神和立场，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发展。

饥饿同样绊住了春天的脚步，已经是四月天了，该是竹竿上绑个铁钩子勾下嫩黄的榆钱，用面粉缠了，蒸滑嫩的“裹乱”吃的时节了，南无村各家院子里那些幸存的大树却连一片叶子也没有，光秃秃张牙舞爪地丑到不能看，就像满天都是作势要取人命的鬼爪子，——树叶早在刚一露头的时候就被人搭着梯子掐去吃了。杨树皮太苦，槐树皮太硬，桐树皮都说有毒，还能体面地站在那里，榆树最恓惶，早被剥了个精光，赤条条白花花站在那里，像个脑子有病的女人一样展览自己的身体。村外的树干脆都没影了，早被伐倒拉到西北边的山里去，塞进了炼钢的土高炉。野地里再没能吃的草，味道熏人的洋蒿和阔叶的“刺疙瘩草”披着灰尘倔倔地长得茂盛，浑身毛刺的蛇蔓子一条根就可以长出半亩地的叶蔓，覆盖着所有的沟渠，成为这饥馑的年月里大牲口赖以糊口的草料。

偏偏这个时候，还有人到叫花子门前哭恓惶，大清早，十字路口的井台上就站着三个外乡人——一看就是外乡人，本地人别说大清早出来了，大天白日一家子都把脊梁贴在炕席上不敢动，一动胃里就难受得要命，——一个老汉，一个婆婆子，还有一个大闺女。老汉弓腰驼背，傻子似地站着，旧军装的背上已经晒成了白色，绕着一圈一圈地图一样的汗渍子，两只袖口都烂成了条条缕缕，不知道是荆棘挂的还是遇上过吃人的恶狗，旧军帽的帽圈已经被头油浸成了黑色，帽檐像一片干枯的梧桐树叶一样向下卷曲成筒状，看不见眼睛和鼻子，帽檐下就是几层褶子，褶子接着是一蓬浓密的胡子，胡子里布满了不知道是虱子还是草籽的星星点点，胡子下是上翘的尖下巴，明显还是个“地包天”。婆婆子在地上坐着，头埋在肘弯里，看不见脸，头上包着棕色的头巾，那头巾的包法，是河南人才会的样式。大闺女蹲在他妈身后，脸上全是黑垢，看不见模样好坏，只见胸脯饱满把衣服前面的扣子都要撑开了，肥满的屁股下压着的大腿也很壮硕，在土地上所有的东西都干瘪灰暗的年月，她的健壮让人觉得触目惊心。他们一家三口在南无村的井台上一直站到太阳把身上晒得燥热发痒，才看到一个小娃娃慢腾腾从空荡荡的村街上走来，在阍无人迹的村落里比夜晚坟地里的鬼影还瘆人。那女娃子瞪着眼睛盯着那身影越来越近，到了跟前一看，不是个娃娃，是个矮子，她忍不住“嘎”一声就笑了，这笑声惊醒了她的父母，两个老的都睁开了眼睛，老汉像诈了尸，径直迎上去搭话。也是他运气好，矮子七星在部队当过兵，战友里河南人很多，河南话还能听个七七八八，仰着头眨巴了半天眼睛，听出来这个老汉是逃难过来的，要找村里的“干部”落户。矮子是个热心人，这要搁在平常年月，他肯定会告诉老汉自己就是“干部”，还会亲自领着他去找老支书，可是现在自家炕上两个娃娃还在饿得哭，媳妇子兰英旗杆高的人硬是挤不出一滴奶来，矮子是硬从炕上爬起来，拖着两条软绵绵的腿，心急火燎地要去河边的土圪塄上挖芦苇根，——这个季节有种小个子的旱地苇草的根鲜嫩甜蜜，回来捣成糊糊娃娃很爱吃。实在是心里有事情，矮子就把自家住的那条巷子指给老汉，告诉他老支书就是巷子口第一家。

河圪塄上早被挖满了坑，让矮子想起在部队的时候拉练时挖的单兵掩体，矮子没有真正上过战场，现在走在遍地是坑的河沿上，就觉得这里一点声音也没有，却比枪炮轰鸣的战场更瘆人。挖出的土堆上被太阳晒出了白色的盐碱花，他弯下腰，几乎把脸贴到了土上，寻找着带刺的灌木下可能漏网的草芽。这时他听到背后的水面上“啪”地响了一声，赶紧直起腰回过头去朝下面望，一层鸡皮疙瘩从后背直滚到黝黑的两颊，那些不能吃的苇草站在河底，用锋利的叶子划开柔软的水面，阳光在水波上跳跃，跳进人的眼睛里生疼生疼，岸边漂浮着墨绿色的“蛤蟆被子”——腐烂的藻类。矮子知道那些饿死的小娃娃都被裹个油布扔到了河里，他们已经死了，更加没有力气在河面上跳跃，他把脑海里浮起的一个侥幸的念头摇了出去，又弯下腰来。还没低下头，他又听到一声，这声音在空旷无风的河谷里被放大了几万倍，冲击得矮子鼓膜发疼，他再次回过头去朝下望，同时听到一连串“啵啵啵”的泡沫破裂的声音。矮子的心快从嘴里跳出来了，他连滚带爬地从十几米高的土圪塄上溜到了河滩上，刚刚站起来，就借助阳光的反射看到了那条正在稀疏尖锐的苇草叶子下的黑色淤泥上拼命向河水跳跃的白鲢，同时他闻到了浓的呛鼻子的鱼腥味，矮子扑过去，向那条白鲢伸出两只爪子，把它和一把淤泥一起抓起来，死命地摁到胸前的衣襟上。那一刻阳光寂静明亮，矮子觉得这条鱼就是一个没穿衣服的女人，不由全身都起满了鸡皮疙瘩，他看到脚下不远处有一个面盆大小的深水坑，里面的水在冒着细密的白泡，小时候的捉鱼经验告诉他，这条白鲢不是老天爷给的，它原本藏在这个水坑里逃过了饥饿的人们对这条河的洗劫，可是时间长了，坑里的水被雨水带来的泥土和草叶弄得浑浊不堪，它无法呼吸，就想跳出来回到河里去，没想到劫数难逃，让矮子捡了个便宜。矮子知道白鲢一般都是一对一对的，就把脚上的鞋踢掉，光脚在泥里踩了个窝窝，把这条不足一拃长的白鲢放进去，拾起鞋来反扣住。矮子蹲在温暖的淤泥里，脚趾头无比舒服的感觉让他想到跟兰英结婚第一天晚上的美好经验，他已经记不得自己有多久没碰过她了，好在“土匪”长盛也饿得贴在炕上动不了窝，他俩有阵子没在一起鬼混了，矮子觉得兰英还算有些良心，他重重地叹口气，似乎原谅了她带给他难以言说的羞辱。他蹲下来，把两只袖子挽到肩窝，双臂都伸进深水坑里，给家里那三个命比自己金贵的人打捞着活下去的希望。

坑并不太深，可矮子的胳膊太短，他摸不到另外那条白鲢，太阳晒得头发上像着了火，矮子怕家里等得心急，索性脱下另一只鞋，用鞋壳往外淘水，直到那条白鲢露出刀刃一样的脊背，他把头钻进坑里去，捉住了它。就在准备起来时，脚下一滑，把半个人都载了进去，世界一下子变得黑暗而狭窄，阳光仿佛只是刚才梦中的事情，矮子心说坏了，这回要跟着去地下孝顺爹妈了。知道叫人也没用，只能拼命挣扎，心里感到了绝望带来的无比巨大的寂静，浑身的血都向脑袋上灌，眼珠子都要憋出来了，心里咒骂着：“日你妈我还不能死，家里好几口子哩！”好在还有一只手在外面，坑也不是太宽，半只膀子卡在外面，在坑里转了不知多少圈，矮子就势翻了个身，竟然出来了，躺在那里，背上单薄的衣服被草尖刺透了，像针扎一样，但是接着淤泥就传递来阳光的温暖，淤泥里死鱼化成的银色鱼油花泛着紫光，像扭动的光环围绕着矮子的身体，他手里死死地捏着那条扭动的白鲢，望着浅蓝的天空，那里正有一片云，像是两条巨大的白鲢头尾相连在无边无际的水里游着。巨大的河谷在蓝天下壁立千仞，两岸被挖得千孔百疮、伤痕累累，让矮子领略到它原始的宏阔和苍凉。从小到大，矮子都没在人前觉得自己多么渺小，他的心里其实是很自尊的，但是此刻躺在这数百米宽数十米深更不知多么长的河谷里，矮子觉得自己比一粒尘土还要轻，还要小。

矮子人短脚长鞋够大，把两条白鲢都塞鞋壳里，捂在胸前，光着脚从小路飞奔回村，饥饿和虚弱让他眼冒金星，脑子里怎么也甩不脱白鲢那圆鼓鼓的绝望的死鱼眼，心里却是压抑不住的兴奋。路上并没有碰见人，家门还是他出来时虚掩着的，他轻轻用膀子推开门，先跑回屋里叫兰英赶快给脸盆里舀凉水：“快着快着，摸下两条鱼，这下你娘们三个有吃的了！”又跟着兰英跑到厨房里，看着她舀了半盆凉水，就把鞋壳翻过来把那两条白鲢倒进去。兰英掠着耳际的散发惊叫道：“你从哪里变出来的？”矮子一头虚汗，喘着说：“别问了，我去关大门，你赶紧烧火，等下先把一条鱼熬了汤，你和秀娟喝了，后晌让福元也吃口奶。”兰英经过短暂的惊愕，又恢复了瞧他不起的脸孔，叱道：“把你成了南无村的光棍了，大天白日谁家的烟囱敢冒烟？”矮子说：“有办法，就在这屋里立两块土坯，架上那个小铝锅烧水就行，——大铁锅炼钢了，小铝锅你还藏着啊。”兰英说：“村里人看不见咱院子里冒白烟？闻不着香味？人都是瞎子，没鼻子呀！”矮子愣了下，跑了出去，从腌咸菜的瓮后面掏出几只陈年的烂布鞋，“嘭嘭”扔到院当中，荡起一阵呛鼻子的老尘土味道。他低声对跟出来的兰英说：“把这个点着，谁看见烟了要问，我就说烧烂布鞋熏蚊子哩，——这臭味还盖不住鱼的香味？”兰英翻他一眼，忍不住笑了：“还说你是个老实人！”转身进了厨房。矮子回味着兰英刚才的笑容，觉得胸腔在膨胀，个子也在“噌噌”地拔节，——自己真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矮子关了大门，把烂布鞋点着，回屋找出兰英做活儿的剪刀，蹲在院子里的梨树下把鱼鳍、鱼尾都剪掉，挑开鱼肚，把肠子和鱼鳔拽出来，再把杀好的鱼放在铅铁盆里用清水涮干净，正忙活，兰英一掀门帘又出来了，端着一盆水浇到烂布鞋上，“哧——”一声灭了火，回头指着矮子低声骂：“你就是个没苦胆的，自己在河里滚了一身泥，不知怎么瞎猫碰上死老鼠抓了两条烂鱼，又不是偷他队里的，烧火冒烟怕他谁？！”矮子不敢看她那双斜瞪着的眼睛，只觉得两条膀子往胸口抽，眼前一阵发黑，等他的眼睛恢复明亮，瞅见厨房的烟囱冒起烟来了。毕竟巷子口就是支书家，矮子心里没底，把杀好的鱼拿到厨房交给兰英，出来走到屋檐下，一手提起扁担，一手拎起两只水桶，悄悄溜出大门去到支书家挑水，打算着站在支书家院子里看看是不是能望见自家烟囱里冒出的烟。

矮子把大门反锁上，先站在巷子里抻着脖子望望自家的烟囱，烟很轻，不专门看看不见，放心地走到支书家门口，就听见老支书在院子里发火。矮子心直，从来不避麻烦事，径直走了进去。院子里正立着早上在十字路口井台碰见的那一家三口，老支书赶不走他们，气得正在那里跺脚：“跟你们说过多少遍了，怎么这个理儿也醒不下？村里这几百口子我都养不活，你们来凑什么热闹？这不是笑话吗？！”那老两口仗着脸上的一层脏垢遮脸，缠着老支书喋喋个不休。支书婆娘金菊气鼓鼓地怒视着他们，不说话，偶尔把眼珠子朝那大闺女瞟上一眼。矮子凑过来，被那女娃子看见，像找到了救星，一把拉住，那意思要让他和支书说句好话。矮子赶紧挣开，叫了老支书一声叔，再不敢说话。

老金菊看在眼里，眼前就是一亮，对老支书说：“他爸，你也别着急，人家也不是讨饭的，立在这里半上午了，我去倒碗水让女子喝上口。”又对那两个老的说，“你俩也先坐下。”那两个早没气力了，听了这话立马就坐到了地下，老汉抱着膝盖，婆婆子盘起了腿。老金菊进了厨房，把老支书也叫了进去，半晌出来，端着一碗白水，递给女娃子说：“女子，你端上到那边喝去，我和你妈说句话。”把婆婆子拉起来，一直走到茅房口那里去，先看她一眼，又把手在她手上轻轻搭了一下，才说：“老妹子，你要是真不想把娃饿死，我教你一个办法。”那婆婆子脸上眼皮和嘴皮一起张开，一把捉住她的手：“老姐姐，你说，你开恩！”金菊说：“在这村里给娃找个婆家。”怕婆婆子翻脸，警惕地望着她嘴角上边的黑痦子，那婆婆子却很痛快：“老姐姐，你做主，人不饿死，在哪里不是扎个根？”金菊有点怀疑，扭头看看远处坐在地上的老汉，低声问：“你不和你掌柜的商量商量？”婆婆子咧开满嘴稀疏的黄牙说：“闺女的事情他不管，他只和男娃亲。”金菊瞪大了眼睛：“你还有儿啊？”婆婆子不以为然地说：“我四个儿，一个闺女，——老姐姐你放心，他们都没跟来——，要不是黄河发大水，我们一家倒还能过活。”老金菊听了，不由忐忑地望了一眼正披着衣服和矮子说话的自家老汉，她似乎也预见到了将来会有没完没了的麻烦。

农村最不缺的就是光棍汉，人家儿后晌就找下了，金菊把女娃子照顾了和自家老汉搭过班子的老会计克敏家的老二银娃。银娃妈要来看看人样儿，金菊舀了小半盆水让那女娃子洗洗脸，洗下的脏水能上二亩地的肥，洗完脸把一院子的人都惊了——黑灰下竟然掩盖着一张满月般的大白脸，浓眉俏眼，好像年画儿上走下来的人儿——，老金菊瞅着“啧啧”不绝:“怪不得，怪不得呢，怪不得她妈要给她脸上抹锅底灰，这女子就跟那画儿上的一样，这可真是便宜了银娃了，也不知道鸡巴娃几辈子修下这福分！”那时兰英也在场，心里就有些酸酸的，自信不比这女娃子差，可是到底生了两个娃了，年纪比人家大上一把，连饿带娃娃吸咂，脸皮早黄了，不比人家黄花闺女奶膘美。不知怎么的，她总觉得这个女子和矮子那两条没来由的白鲢一样让人心里怪没个底，她不知道，就是这样一个外乡女娃子，几十年后，却在南无村里称了王，这是后话了。现在，这一家三口暂时在队里磨房院的两间空屋里安顿下来，等着办过喜事再找房子。

就算是饿死人的年月，新鲜事儿也长了腿似地，没半天就跑遍了南无村的百十个家户，于是就有人说出不好听的话来，自然是说吃饭问题，没有理由在这样人命关天的年月从半天空里掉下三张嘴来吃大伙那点塞牙缝的粮食。来找麻烦的人多了，老支书又火了，埋怨了金菊几句，婆婆子不受这个，跟老汉吵，老汉跑到大队部去，打开扩大器喊人：“全体干部注意啦，全体干部注意啦，马上到大队部来开会，全体支委，各生产队队长、会计都参加！”连喊三遍，架在光秃秃的梧桐树杈上的高音喇叭发出尖利的哨音，关上了。

矮子支着耳朵在院子里听过广播，就要去开会，兰英说：“可把你也算个人了！”矮子没骨气地说：“不去不好，肯定是讨论那三口人的落户问题。”兰英看也不看他：“你拉下的屎你自己舔，金菊说是你把人领进她家的，我看你有什么本事收拾！”矮子说：“去了再看，现在说什么也迟了。”不等兰英回答，逃也似地出了家门。

进了会场，矮子找个角落蹲下，生怕有人说破是他招来的人。老支书拧着眉头站在主席、总理画像下面，褂子披在肩头，打着手势讲话：“现在开会，咱们今天集体处理河南那一家三口的问题，大家说落户就落后，落了户谁也别再闲话淡歌地说；大家说撵走，那就撵走，又不是谁家的亲戚！就这事，大家发表意见。”生产大队队长柱儿烦躁地嚷嚷：“不用讨论，讨论个什么？——山东棒槌河南贼，留下来肯定是个祸害，不信都看着！”有几个人跟着起哄。一队队长金娃是银娃哥，不想让弟弟风里来的媳妇水里去，脸色难看地说：“我是银娃哥，也是干部，我看女子和银娃结婚后，就是咱村的人，户口问题自然就不存在了；那两个老的不能留，不能给集体增加负担，叫他们回河南去算了。”三队队长反对：“金娃你想得美，你把人家女子的父母撵走，人家女子肯定不跟银娃了，不信你走着瞧。”金娃不吭气了。二队会计是个没结婚的光棍儿，说落户就落户，反正是个吃不饱，也不在乎多个三两张嘴。马上就有人拆穿他：“你小伙儿是看见人家女子长得好了吧，我跟你说，你想也白想，你当你是土匪长盛啊，天底下哪来那么多的好事情！再说，银娃也不是七……”大概意识到矮子七星在场，赶紧吐吐舌头，住了嘴。矮子的脸已经烧成了火上的鏊子，恨不得把脸装裤裆里去，往下别人说什么，他都听不见了。上过高中的二队队长眨巴着眼睛一本正经地说：“我说两句，不一定对。”他分析来分析去，听起来头头是道，大家听得很认真，可是分析了半天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老支书碍于和老会计的老交情，不好自己决定让他到手的儿媳妇飞了，见讨论不出个眉目，就用烟袋锅子敲敲桌子说：“行啦，时分也不早了，表决吧，少数服从多数，都利索点。”同意落户的先举手，有六个人举手，大都是和银娃沾亲带故的；不同意的举手，依然是六个人。老支书有点懵，明明在场只有十一个人，怎么同意的和不同意的加起来十二个人？正要骂人，三队队长揭发：“鸡巴七星举了两回手，”笑着问七星，“你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矮子的脸红得像个鸡冠，刚才晕头耷脑举了两次手，现在被人问到当面，没主意的人心里越发慌了，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眼下成了那定盘的星——他说同意，同意的人就是六个，反之，不同意的人就是六个，那一家三口的命运再次和他产生了关系。一屋子的人都望着矮子，老支书不耐烦了：“七星，人就是你鸡巴引到我家里的，装什么蒜哩！你也是个带把儿的，说话利索点，同意还是不同意，说句话，就看你这一票了。”矮子的后晌饭偷偷让闺女秀娟吃了，现在只觉得饿得前心贴后背，支书一问，他下意识地站了起来，只觉得眼冒金星，眼前升腾起一圈黑黄色的雾气，那雾气形成一个圆圈，把老支书黑瘦的马脸套在里面，矮子赶紧拿手扶了扶墙，没有底气地说：“能留就留下吧，恓惶人。”老支书提高嗓音问：“你说话利索点，留还是不留？”矮子说：“留，留么。”

方圆村里都说南无村是个“善人村”，那些年把各村放狗咬出来的人都收留了，不只是那个叫竹子的河南女子一家三口。那一家三口是矮子七星一句话指引到老支书家的，也是他一句话才落了户的，这事情人人都知道，但那个时候到后来的几十年日月里，矮子没有得到过他们一句感谢的话，那一家人从开始就装作不知道这件事，并且很快就像村里其他人一样把矮子不放在眼里，矮子嘴上不说，心里很不痛快，尤其后来发生的事情，让他挺后悔留下这一家人。

读名著  品人物

——11月1日在万象文化沙龙上的讲稿

感谢冯英利先生和万象书城；李建华老师和山西女作家协会； 续小强先生和《名作欣赏》杂志社共同举办这次沙龙，给我这么一个机会，和各位老师和朋友交流一下文学心得。感谢王春林老师、王瑞庆老师、周同馨老师、刘宝华先生以及到场的各位老师和朋友们，尤其是外地来的朋友们，你们冒着寒流和大风来听我班门弄斧。刚才来万象书城的路上，我看到大风把好几个骑自行车的都吹倒了，我心里就很不安，希望朋友们少来几个，但还是来了这么多人，我在这里向大家深深鞠一躬，谢谢大家。

在发言之前，我先声明两点，求得大家的谅解：

其一，我个人认为作为一个作家，应该尽量多地阅读名著，这样他才会知道什么是好作品，但我反对作家尤其是小说家能明确地给出一部好小说的标准，尤其是说明一部好小说的创作方法和要素，这些都是评论家和学者们应该干的事情，作家不能同时站在作品评判者的角度上，因此，我要声明我今天的发言仅仅是个人的创作体会，是当下创作中思考的问题，不算演讲，只是发言，更不是讲座，只是交流。

其二，本次沙龙的主题虽然是“读名著，品人物”，我要重点围绕的作家作品其实只是陈忠实的《白鹿原》，和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人物就是《白鹿原》里的朱先生和《苔丝》里的苔丝。

作家尤其是小说家，应该更多地阅读古往今来大师的杰作，比如郁达夫，在留日期间，喝花酒之余，阅读了一千多种欧洲和日本的小说，当时对他来说只是爱好和消遣，但是却使他成为和当时国内的大作家们孑然不同小说家，后来郁达夫说过：没想到要靠小说吃饭。郁达夫的小说对当时的时代和青年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的与众不同的忏悔录式的写作，和激情澎湃、不断追问灵魂的作品，激发了很多人的爱国热情。虽然后来海内外著写文学史的人由于对创造社的成见，较为贬低郁达夫的小说艺术水准，但郁达夫博览经典而集大成的作品，是绝对不可忽视的。大家有时间可以读一读他的中篇《迷羊》，那样的感染力，可以让读者的情绪很长时间恢复不过来，这正是我们时下跟风式的、快餐式的小说作品所严重欠缺的。

冯英利先生和我商量这次沙龙的时候，我正在修改长篇小说《母系氏家》，这部小说发在08年第四期的《十月》长篇小说，不到十万字，今年因为航海路老师的推荐，陕西人民出版社要出版单行本。我就想利用这次机会做一个大的修改和补充，把原本打算的三部曲，合成一部。这一修改，收获很大，发现原来的故事比较单一，缺乏对时代背景的渲染，故事节奏过快，缺少闲笔。一部好的长篇小说，要把人物命运放到社会时代背景上去，既要把风云变幻写出来，也要把风土人情写出来，而且，在故事进行的过程中，要有意识的慢下来，或者干脆跳出故事，去谈点题外话，或者写写风景，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节奏，让小说离故事远一些，靠艺术近一些。虽然我们无法想雨果一样，在冉阿让跳进修道院之后，突然用数万字的篇幅去阐述他对宗教力量的认知，用来铺垫冉阿让从一个罪人到一个圣人的嬗变，但是这样可以防止我们的小说堕落成故事。

小说要有故事，故事是作品的“核”，作者就是围绕这个核对故事情节进行巧妙的构思，但是，好小说并不是因为故事好，而是因为讲得好。也可以说是细节铺排得好，小说的力量，就来自于作者对细节的描写的字里行间，那种直击灵魂的力量，来自于细节，而不是故事。没有故事，单纯的世相描写或者情绪铺排也可以写成小说。因此，对于小说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故事，而是人物。人物立不住，小说从艺术上就失败了。我最早意识到这一点，一方面是从自己作品的失败中慢慢体会出来的，另一方面是看到了丁玲的一个创作谈。这篇创作谈发表在2004年10月9日的人民日报副刊上，是丁玲的一篇佚文，是1952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得斯大林文艺奖金后，丁玲访苏回国后的一篇创作体会讲话，其中有这么一段话，我念一下。

整风以后，我又下去了，开始注意训练如何描写新人物，每每考虑从何处下笔，怎样下笔，怎样使得文章简练，有力量。

……

我觉得中国的古典小说有个好处，就是故事性特别强，很能抓住人，令人看了放不下。《水浒》、《红楼梦》、《三国演义》，之所以那么能抓住人，就是人物写得特别好。我那时就研究过，为什么这些人物会写得这么活呢？后来我发现了，因为它有着一连串的小故事，人物就在这些小故事里贯穿着，作者就通过这些小故事，把人物的性格、活动，具体地表现了出来。

丁玲的小说观念，就是故事为人物服务，人物写好了，小说就是好的。我们在经历过无数的流派和主义之后，在无数作品无人问津的惨痛教训之后，半个世纪之后，忽然在丁玲的轶文里重新发现了人物的重要性。不知有多少作家读到丁玲这篇讲话，在她去伪存真的质朴的小说观面前感到汗颜。

一部再好的小说，如果人物的塑造出了问题，作品就变得可疑起来了。我想以当代为文学界的权威和广大读者都认为最好的一部长篇——《白鹿原》来说明这个问题。

2007年我在鲁院学习的时候，常务副院长、著名评论家胡平老师常讲过一句话：茅盾文学奖想不给《白鹿原》都绕不过去（大意）。的确，在当代长篇小说里，这样雅俗共赏深入人心的大作品可谓凤毛麟角，像四大名著一样拥有众多研究者的现象更是独一无二。陈忠实说《白鹿原》是一部将来躺在棺材里可以当枕头的书，这话一点都不过分。我总共读过三遍《白鹿原》，是陈忠实的忠实“粉丝”，第一遍是刚出版时读的，没读完，因为后半部分不如前半部分“黄”；后来为了学习重读了一遍，觉得真是史诗手笔，陈忠实巨笔如椽，能呼风唤雨；最近又读了一遍，发现了一个大问题，就是“朱先生”这个人物太假了，是一个明显的败笔。

下面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败笔的问题出在哪里。

朱先生这个人物，是整个《白鹿原》的精魂和思想主线，同时，他是陈忠实的代言人，作家是要把他塑造成关中文化的灵魂载体的，然而，却最终让朱先生变得“非人类”。我不是说作家加于朱先生身上的那些神仙故事本身有问题，那些未卜先知的神秘事情，其实对整部作品的文化内涵和可读性有很大帮助。

我要说的失败是，陈忠实把朱先生塑造成圣人的失败。

朱先生，是儒家文化的最后一个信徒，你看他替妻弟白嘉轩拟定并书写的那个《乡约》，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就是“仁者爱人”，你再看他平时的的言行，和他给白嘉轩、鹿兆海等人题的字，也是这个体系，绝对的儒家观念。可是，在陈忠实的笔下，他却还擅长占时问卦这类为儒家所不齿的事情，众所周知，儒家遵从 “子不语怪力乱神”，那么，这就使得朱先生的形象很滑稽，不伦不类，或者说旁门左道、不纯粹，——有时候像那么回事，大儒的样子，比如说，白嘉轩和鹿子霖给村里建了学堂，朱先生竟然给他们下跪；有时候又成了江湖术士，热衷于打卦问卜，解决村民“丢牛遗猪”之事。最为奇特的是，作为关中大儒，朱先生不但能预知自己的死期，还能知道身后几十年发生的事情，专门雕刻了自己的墓门砖来吓唬后世的红卫兵：“折腾到何时为止”！

我们读过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知道有能预知未来的羊皮书，看到俏姑娘蕾梅苔丝白日飞升，都觉得合情合理，因为它本身就是一本神秘色彩浓厚的书，而《白鹿原》不是，陈忠实要塑造的是儒家文化的最后一个圣徒，那是很现实很用世很功利的文化，那么，朱先生那些神仙事迹，就显得不伦不类。

硬要把圣人形象和神人形象合并在同一个人身上，最后，朱先生给人的感觉只能是四个字：装腔作势。

朱先生的可厌之处还不止于此，举一个例子，在第一个神仙故事里，日头如火、万里无云，庄稼人都在凉晒麦子，朱先生看出很快要下雨——这个技能其实经验丰富的老农也具备——，但他却不告诉大家，而是穿着双泥屐（就是雨鞋）跑来跑去和大家打哑谜，最后害得“好多人家的麦子给洪水冲走了。”朱先生不告诉大家要下大雨的惟一理由只能是“天机不可泄露”，泄露了对本人不利，所以他就装腔作势一番，希望大字不识的农民能领悟他的高深，这里他就不遵循“仁者爱人”的儒家宗旨了，也忘记自己给妻弟白嘉轩题写的“学为好人”几个大字了。

而陈忠实写道：

人们过后才领悟出朱先生穿泥屐的哑谜，痛骂自己一个个蠢笨如猪，连朱先生的好心好意都委屈了。

——好一个“好心好意”，我就奇怪，民以食为天啊，他们竟然不恨他！

最不可理解的是那么热爱土地和庄稼的白嘉轩，把这样一个在龙口夺食的要命时刻，眼睁睁看着老天爷糟蹋粮食的人物“断定那是一位圣人”。这对白嘉轩这个形象来说，也是个“愚昧”的败笔。

朱先生一面以占时问卜，用“丢牛遗猪”的事情造神，一面却“为了排除越来越多的求神问卜者的干扰，于是就一个连一个推倒了四座神像泥胎，对那些吓得发痴发呆的工匠们说：‘我不是神，我是人，我根本都不信神！’”这样言行矛盾的人物，难以给读者树立一个大儒的形象，更别提“圣人”了。最不可理解的是朱先生作为儒家礼仪的信徒，竟然当面把他的恩师方升老大人夹枪带棒地讽刺辱骂，而对方也竟然更加对这个学生尊敬有加，好像全然不讲究儒家的尊卑长幼观念，或者是个完全没有自尊心的受虐狂。

然而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就是这样一个有些不伦不类的人物，所到之处无论封疆大吏、军阀党棍还是下里巴人对他一致的尊崇，仿佛他就是上帝，是所有人都要无原则地景仰的一个人，让人觉得莫名其妙。陈忠实一再强调和提醒读者朱先生的诸多事迹和功绩，然而越是这样，越让人觉得不自然，失真和做作。我们看雨果在《悲惨世界》里塑造的狄涅的主教米里哀先生，他从一个破落子弟流亡海外，多年后回来成为了教士，这个过程有大革命背景，有家庭从繁华到破败的变故，提供了一个人精神转变的先决条件，而不是一出场就设定为圣人。米里哀先生把他每年的一万五千法郎的年薪和三千块的车马补助费，几乎都捐献给了穷人和福利院的孩子们，他自己骑着毛驴去巡视，这个人物塑造得踏实、有人性，很风趣，他跟朱先生不同的地方就是不愚民，不作秀。而朱先生这个人物从一出场就先入为主地成为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而从他一开口说话就让人觉得起鸡皮疙瘩，直到他像唱戏一样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地走到即将告别人世的时候，还是做出了一连串让人身上发冷的事情。

纵观朱先生一生，那些被美化为返璞归真的轶事，与他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而形成的思想和素养是不一致的，作者的“造圣”行为刀砍斧凿、牵强附会的痕迹过于明显。给人的感觉是补丁上面摞补丁，支离破碎、非我族类。

我总结一句话，朱先生这个人物，需要咬着牙才能读下去。

朱先生，是《白鹿原》最大的破绽，并且因为他在整部书中的地位，无法更改，无法删除，这对于一个有志于大作品的作家来说，是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我注意到，因为《白鹿原》书前引用的巴尔扎克那句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许多评论家都从民族和秘史的角度去评价它的文学价值，我认为这是一个误区，同时，这种现象说明了我们在继承中国小说传统和学习西方名著时，发生的消化不良。从中国小说的源头来说，重传奇，轻命运，重人物，轻人性，后来我们学习了西方经典，会写命运了，也会写人性了，但是，我们还是不会写“人”。

《白鹿原》是传奇，也写出了人在种种天灾人祸面前的微不足道和不屈服的抗争，通过个人命运折射出了大时代的风云变幻，但是，它里面的人物，比如说小娥，形象塑造得那么好，那么鲜活，仿佛有体温、有肤色，但还是戏剧化的一个人物，是没有精神世界的。

怎样才是写人？什么是写人的小说？几句话很难说清楚，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文化和传统，也不从这个角度去审视一个个体的人，更很少去表现他的全部的精神世界。据我的西方经典阅读经验，所谓写人和写人的小说，就是通过对一个人和他的命运的描写，展示他精神世界的全部，和与之相关联的外部世界。也可以简化地说，通过一个人的眼睛和心灵去看世界，通过一个人的生命轨迹去展现人类的命运。这样的经典名著很多，我们熟知的有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梅里美的《卡门》，勃朗特的《简·爱》，小仲马的《茶花女》，非常多，因为今天的沙龙以女作家协会的会员为主，我举的全是“女人的名字”，但是，几乎所有以人名为书名的著作都属于这个范畴。

这里我依然举一个以女人的名字为书名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

《德伯家的苔丝》，有一个副题，叫：一个纯洁的女人。最好的译本我觉得是1957年人民文学版张谷若先生的译本（就是我手里拿的这一本），这些年又有五种以上的译本，但是都不能表现哈代的那种人与自然浑然一体的力量，有兴趣的朋友一会儿可以到书城里找一找。这个副题，一个纯洁的女人，说明了哈代对苔丝这个人的看法，同时也说明，如果他不强调一下，读者会误解苔丝。据我所知，在很多年里，《德伯家的苔丝》或者《苔丝》，都是被当做“黄书”来看待的。我看过一篇文章，说当年看“内部电影”，有个妇女干部看完电影《德伯家的苔丝》，回来愤怒地大骂：什么纯洁的女人，苔丝根本就是个娼妇，什么人组织看的这种电影，拉出来批斗他！

那么《德伯家的苔丝》讲的是什么呢，书很厚，我把故事简单叙述到我需要的地方：

苔丝是一个马勒村一个小贩的女儿，有一天他的父亲德比碰到了一个牧师，这个牧师从事的研究偶然考证出德比的祖上是显赫的德伯氏，而德比正好是长房。于是，这个像虫子一样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德比和他贪婪的太太，就打算让大女儿，健康美丽的苔丝，去纯瑞脊（山名）围场那里，找那个同样姓德伯的阔老太太认本家，中国话说叫“打秋风”。这样的事情，苔丝是反感的，但是一方面她可怜父母和弟弟妹妹，另一方面由于他父母酗酒误事，她深夜替父亲送货的途中，出了车祸，把家里赖以维生的老马给死掉了。因为内疚和自责，她就打算违心地去上一趟。她不知道，那个所谓的本家其实并不姓德伯，是一个外地的商人为了改变身份，从博物馆查到“德伯”这个姓氏，改名换姓搬到这里来，那个老太太，就是这个商人的遗孀。而苔丝去到那里，不幸碰上了老太太的纨绔儿子亚雷，亚雷垂涎苔丝的美色，安排她给母亲养鸡。后来苔丝就被亚雷诱骗失身，她坚决地离开了他，回到了布蕾谷的马勒村。苔丝回家后，发现自己怀孕了，她陷入父母的失望，乡亲的风言风语和世俗的鄙视之中，也就是说，她陷入生活的泥沼和精神的困境。

故事先说到这里，按照一般小说家的方法，要描述苔丝重新鼓起面对生活的勇气，可能会用很巧妙的语言带过，比如说“时间是最好的疗伤药”，或者干脆设计一个故事来说明事情，比如说苔丝又和另外一个好小伙子发生了爱情，忘却了从前的痛苦。但是哈代没有，作为一个大师，他具有所有大师同样的、敢于直面人的精神，和甘于用最笨，最费劲的方法去书写一个人的精神自救过程。

我带了这本书，我把这一段念给大家听：

她好几个月以来老躲在家里……有时也敢抬头见人，毫不羞怯。（原文约一千字，此处略去）

在我们通常的阅读经验里，这么费劲、而又这么卖力的表现方法是不多见的。《白鹿原》那么好，也没有这样极端老实的写作态度，很多人物的观念转变过于轻描淡写。

比如说国共合作时期，白灵和鹿兆海用扔铜圆的方式决定入“国”还是入“共”，虽然有些儿戏，却也可爱，但是后来白灵改“国”为“共”和兆海改“共”为“国”，却明显缺乏正面铺陈，不具备说服力。鹿兆海的改变过程没有叙述，白灵的改变也过于仓促和简单。一般来说，人物的思想观念受到足够的理论影响或者事件的刺激，才能够变换信仰和道路，尤其他们各自的信仰变现得那么坚定，应该说白灵和兆海后来的改变才是各自道路慎重选择的开始，这时要让读者接受，首先要说服读者。再比如《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他从一个罪犯嬗变为一个大善人，一个名声极好的市长，这中间是经历了很痛苦和漫长的被感化，和脱胎换骨的过程的。我们信，是因为被作者耐心地说服了。然而，对表达关中本土文化和农民思想游刃有余的陈忠实先生来说，却不具备这样的理论素养，或者说政治哲学的广度和高度，所以他的人物在进行意识形态的对话或者说交锋时，只会围绕农会的“铡刀”和国民政府的“填井”来绕圈子，扩展不开，也深入不下去，这样的交谈当然不是说服，而是抬杠。这就是为什么《白鹿原》后半部明显不如前半部有味道、更厚重的原因，也正是这个原因，作者只能迁就于自己身处的时代的论断，使他笔下的人物在谈及“国”与“共”的时候，明显被强加上了20世纪90年代的烙印。

会讲故事，能成为大作家，会写人，才能成为大师。因为只有不畏惧，不偷懒地直面人的精神困境，把人物和他身处的世界写透，才能完成超越。这个超越很关键，完不成写得再好也是大作家，完成了，就成了大师。

以上是个人在创作中思考的一些问题，也可以说是我当下的创造主张和路子，非常浅陋，利用这个机会和在座各位老师和朋友做一个交流，抛砖引玉，希望听到大家的指导和教诲。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