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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巴黎起飞的法航飞机载着各国旅客到达一些西非国家，这些乘客有欧洲人、北美人、日本人、韩国人、印度人等等。他们带着行李，总能顺利通过目的地国的边境，而很少受到盘问和搜身。但机场边境警察每每遇见疑似中国人模样的着陆客，就把他们叫到一旁，要求他们出示护照。当确认这些人确实不是欧、非美、日、韩、印人，也非持有外交护照的中国人时，警察经常要求开包检查这些“等外”中国人，告诉你的理由是检查行李是否携带毒品。往往此时，一些国人为省得麻烦，一般塞给警察两三千西法，也就免却了开包检查和被搜身的“麻烦”。 
 
    这样，时间长了，边防警察也就越加习惯于叫住中国人模样的着陆客，依照习惯要求开包检查、搜身，而他国国民则携带各自行李，畅行无阻地入境。 
 

    我曾几度遭遇这等待遇。与具有类似经历的同胞聊起此事时，他们中有的表示懒得受那番折腾，认为塞点钱也就过去了，还将此当作经验，给我"出招"；有的个别同胞和我一样，每每遇到开包、搜身要求时，也就接受其开包、搜身，而无视警察要求塞钱的暗示，往往耽误几分、十几分钟，对方查不出可扣留之物，一般也就放行。 

    在西非的中国人群体中遇到被盘查的，可以说在十之八九。谈论此事的人也就多起来，在边境的类似遭遇也越加频繁。也有人曾发出过呼吁，即大家坚持一个姿态，拒绝塞钱，认为这样可以改变这种被盘查、骚扰的恶性循环，以获得其他国民的那种平等待遇。 
 

    但是，根据我几年来的亲身体会，这种被盘查的遭遇有越演越烈的势头。可见我们这个中国人群体在非洲是怎样苟且偷安。只要能省心、省事，掏一个小钱，免招一些“麻烦”。 
  
    殊不知，这种麻烦已经成了一种顽症，每次航班下来一百多名各国乘客散去之后，就剩那么几个中国人在那里继续接受盘查。看着离去的他国国民，我不得不感到中国人已经沦为非洲的世界二等公民——成了所谓查验“毒品”的特殊对象。 
 
    我每次坚持拒绝塞“小费”，因而往往遭受行李被搜查的那种无赖。 

    最近一次是我接应同事，他初次到非洲，我也告诫他拒绝塞小费，搜行李就让搜。果不其然，同事经历了同样的遭遇。两个警察将行李挨个打开，“慢条斯理”地把里面所有零七八碎的东西翻来覆去地倒腾——给你一个“领悟”其意图的机会——我的同事按我的建议坚持让对方搜完。这样折腾了20几分钟，警察依然没有搜到任何可疑物品，无赖之余，也就把我的同事放行了。 
    我为同事因被搜查而感到有一丝“内疚”，或许他会选择给“小费”而免去“麻烦”，早一些到酒店解除长途旅行的疲乏。但事后我还是向他解释我更在意尊严。为了尊严，有一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 
 

    既然中国人已经沦为二等公民的境地，要享有与其它国民同等的待遇，还得靠中国人自己努力。悲哀的现实证明，在非洲的中国人群体仍如一盘散沙，严重缺乏个体的自发协调意识、默契和协调能力。或许，他们不太在乎这个二等公民的待遇，也没有将之上升到尊严的高度；或许他们认为要改变这个集体行为很难。因此，干脆就这样烂下去。 
 

    你一个中国人，掏点小钱，看似获得了那种“平等的”国际待遇，但恰恰是因为中国人掏惯了小钱，才沦为这二等公民的待遇。靠掏小钱来过关的行为把“自尊-自践”对立因果、逻辑关系颠倒了。我们号称泱泱大国的尊严也就被这个群体的经年恶习所糟蹋了。 
 

    看来，到西非的同胞们还得继续受辱，直到没有中国人掏“小钱”为止，才能改变二等公民的待遇。对于这个期待，目前看来基本上不可能。
 
 
    中国人在涉及维护个人自尊和平等的问题上，为什么就这么难？为什么就这么急功近利？看来，我们更在乎的是短视的取利和便利，可这个换来的却是一个个体和一个族群集体尊严的丧失。我因之想起许多年前国内一个相声小品，说的是一个警察抓来一个违章驾驶者，该驾驶者给警察赔了个笑脸，说，“哥哥，我给你赔个不是，你就把我当个‘屁’给放了吧”。看来，这种奴才相今天又和西非的警察合上了拍子。国人就这样获得了在非洲的“屁”的自由进入。悲乎哉！ 
 
    这种二等公民的劣根性之养成，可见一斑。
 
    中国在经济、军事上作为一个世界强国，已是不争的事实，但中国国民的尊严和形象因其陋习却依然未脱掉二等公民的标签。这个在国弱民穷的时代，或许有其它原因，但今天，我们的劣根性的延续太不可思议。 
 

    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怎么就总落在国际旅行队伍的后面而让人盘查？国人对此有深刻反省的必要。 
 

    这个“掏小钱”的“软实力”将继续使我们深陷二等公民的境地而难以自拔。中国人在自尊问题上的群体不协调与今日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很不相称。 
 

    只要国人仍继续在以掏钱换“通融”的时候不觉得羞愧、不觉得是对自己也是对对方尊严的冒犯，那我们则将长久享有“屁”的“自由”和“尊严”，直至我们把自由和尊严当作生命的一个部分那一天为止。

9月中国食品行业再爆丑闻，知名品牌三鹿毒奶粉致全国数百数千甚至数万儿童患上肾结石病，据说还可能有非常危险的后遗症，已经出现了一例死亡事件。

其实这不能称之为新闻，因为其实早在今年的3月份南京就有该病例报告，而且从6月份开始有大批的病例出现，并有湖南病例投诉到了国家质检总局的网站上，7月份甘肃省卫生厅再接多起病例报告，所有矛头都直指三鹿毒奶粉。然而我们在8月份一个月都没有看到三鹿和有关部门的任何动静，直到9月2日中央电视台爆光后迅速传播。虽然卫生部长高强在新闻发布会说事件的处理延迟与奥运会召开无关，但似乎正合了那句“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古语，人们还是不能不怀疑卫生部门的行动效率和处理手法和相关态度。

近年来中国食品卫生事件频发，2003年的非典风暴、2006年的福寿螺事件等无一不是和这次的三鹿毒奶粉事件一样，早有病例发生却因有关部门延误处理而造成更大的传播和危机。2003年的非典风暴最终更以高官下岗新官王歧山上台来收拾局面，而福寿螺受害者则以北京卫生局延误一个多月通报导致他们患病为由将北京卫生局告上法庭，虽然因种种原因没能胜诉但也令北京卫生局难堪了不少，脸面大失，让网民拍手叫好。

在人命关天的事件前，我们的有关部门的麻木不仁的官僚做法令人感到不齿，如果能早在三四月份哪怕六月份就迅速发出警告，提请消费者注意三鹿奶粉可能致病，避免食用该产品的话,将有很多孩子可以避免此噩运。但我们的有关部门居然从三月份拖延到9月份才处理，这中间过去了近半年，相当多的悲剧就在这期间发生的,这难道不是渎职行为吗？

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无疑是重大的民生问题。但如此多的食品卫生事件，不禁让发问，我们的职能监管部门平时做什么去了，除了发卫生许可证收费外你们都还做了什么？“是人民在养着你们”，但你们却没有一丝对人民负责的责任感！你们的良心何在？如何对得起纳税人付你们的薪水？

还有我们的企业，顶着中国500强的荣誉称号，三鹿公司在出事之后却百般狡辩，非但不及时向上级汇报，反而置消费者的食品安全于不顾一再推诿责任，更没有及时地如回问题产品，反倒放出混淆视听的声音（数次公开宣称自己的产品是合格的）以维护自己所谓的市场，其社会责任感和良心何在？这种无德的企业和我们平时常说痛恨的为富不仁者何等相似，有何区别？这种500强的企业又有何用？！

强烈希望司法介入这次三鹿毒奶粉事件，彻查此案件,追查责任人的刑事民事责任和相关人员（包括三鹿公司和监管部门的）的渎职罪行，还给天下百姓一个说法！补充一句:说法很重要!

三鹿毒奶粉事件回顾：(以下资料来源于网络)

3月份：南京率先出现了肾结石病例。三鹿集团称，3月中旬接到消费者投诉：说孩子尿液发红，有结晶现场，我们公司立刻派人到消费者家了解情况，根据反映的产品批次，请求地方有关部门对产品进行了检测，同时到国家有关部门检测，结果显示产品符合国家标准。
　　
6月30日：在国家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的“留言查询”版内，有消费者报料，在湖南儿童医院，有5名婴儿得了肾结石病，其中一个6个月，一个8个月，一个10个月。而且这些患病婴儿长期吃的是同一个品牌奶粉。该投诉者在留言板上还急切地说:“请尽快查清奶粉是否有问题，为避免更多婴儿得此病。”记者查询到有编号为“20080630-1622-25262”的投诉。不过，该投诉的内容已被隐藏。
　　
7月16日：甘肃卫生厅接到了多起患病的报告，“三鹿”就在此时开始“动作”，自称送检的产品都是合格的。
　　
9月2日：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播出特别节目“中国制造”首推三鹿!文字版：http://news.cctv.com/society/20070901/101815.shtml 视频版本：http://www.cctv.com/video/wwwwxinwen/2007/09/wwwwxinwen_300_20070902_4.shtml 
　　
9月6日、9日：在国家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的“留言查询”版内，记者发现均有消费者向国家质检总局反映有婴儿因长期服食奶粉而患肾结石。该消费者还表示:“强烈希望你们能检验此品牌奶粉的质量，以免更多的孩子再受其害!”当时，国家质检总局回复称，该局正在严重关注此事，并联合有关部门积极调查处理。同时，该局还建议消费者，“请你也将详细信息向卫生部门反映”。 
　　
9月9日：甘肃14名婴儿同患肾结石 疑因食用某同一品牌奶粉。
　　
9月10日：全国数十婴儿患肾结石,罪魁指向“三鹿”奶粉。甘肃上报59例 死亡1例。陕甘宁6例。南京10例。豫赣鄂等也有同样病例。患儿家长反映婴儿食用的是“三鹿”牌奶粉。
　　
9月11日10时：三鹿集团回应奶粉事件：严格按国家标准生产。三鹿集团委托甘肃权威质检部门对三鹿奶粉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质量是合格的。
　　
9月11日17时：三鹿称本公司没有18元价位奶粉。三鹿集团传媒部崔彦锋部长告诉记者：“作为具有60多年历史的国家知名企业，三鹿几乎成了我国奶粉的代名词，因此我们具有极高的社会责任感，……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没有问题的”。
　　
9月11日21时：卫生部提醒：立即停止使用三鹿受污染奶粉。
　　
9月11日22时：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1日晚则发布产品召回声明称，经公司自检发现2008年8月6日前出厂的部分批次三鹿婴幼儿奶粉受到三聚氰胺的污染，市场上大约有700吨。 三鹿集团公司决定立即全部召回2008年8月6日以前生产的三鹿婴幼儿奶粉。
　　
9月12日10时：三鹿集团称在8月1日，已经查出是不法奶农向鲜牛奶中掺入三聚氰胺造成婴儿患肾结石，不法奶农才是这次事件的真凶。警方正抓捕不法奶农。
　　
9月12日11时：卫生部要求各地统计三鹿奶粉致婴儿患病情况。国家质检总局发出通知，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奶粉专项检查，凡发现三聚氰胺等质量安全问题的，立即责令企业停止生产、停止销售、查封成品。

9月13日下午6时:国家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调查组认为，这是一起重大的食品安全事故。河北省人政府已经做决定对三鹿集团立即停产整顿，并对有关责任人做出处理，对奶牛饲料、原料奶、乳品原料、奶料加工等各个环节进行严格审查，对不法分子和相关工作人员依法、依纪做出严肃处理。截止9月12日，各地向卫生部报告泌尿系统结石病患儿432例,但全国潜在受害者将超3万人。

二.毒奶事件暴露什么？

当中国的成年人用三聚氰胺心安理得地毒害着自己的孩子，“以人为本”和“和谐社会”从虚幻了的现实退回到遥不可及的理想。德国之声记者潇阳认为，毒奶粉事件反映出中国社会与人的失范，说明中国还远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国家。

毒 奶粉事件是危害中国全社会的食品安全事件，从而也是一起严重的公共安全事件。如果把国家理解为公共服务的权力结构，那么公共安全事件也就是国家安全事件。 中国当政者为了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用铁腕政策对待政治敌对势力、政治异见者、民间抗议群体和大众传媒时，殊不知颠覆中国长城根基的恰恰是那些非政治性毒 药。

面对天灾如四川汶川大地震，中国人 表现出爱心、信心、力量和团结；面对人祸如三鹿毒奶粉，中国人愤怒的同时，却感到无能为力，特别是当你感到你每一口吃喝都可能是一剂毒药时。矿难事件、食 品毒害事件和环境污染事件发生之频繁，已经成了中国社会的一种常态。像孟学农这样的"倒霉蛋"两度因公共事件而辞职固然有偶然的因素，也是"官员问责"制 度正在生效的一种进步，但是一再发生遵循着同样的逻辑和模式发生的人祸，说明中国的问题已经不是处理几个官员就能解决的。惩前而不能毖后，回收了毒玩具， 却漏掉了毒奶粉。

有关毒奶粉事件的讨论 中，很多人都看到了背后的制度问题。问题在于，仅仅用一句"这是制度问题"来归结所有的类似事件，并不会带来认识上的进步，更不能提供具有当下现实意义 的"解药"。中国官方推动的政治制度变革如果目前已经有迹可寻，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是一种低社会成本的"以独裁结束独裁"式的渐变，而经济学家更多的是 一厢情愿地在尝试用制度创新理论来诠释和沙盘推演中国的经济制度改革所带来的政治与社会制度改革。而中国的问题是，在现有制度不能一夜废止、新制度还没有 孵化出现的情况下，中国人还能够做些什么来杜绝类似毒奶粉事件的发生？

毒 奶粉事件固然有制度上的深层原因，但它的直接参与者却不是体制中的政治权力垄断者，而是各个层次上的社会利益集团和个人。这一事件原因链中，有个体奶农， 有奶站，有奶粉加工厂的各级主管，有行业潜规则的制定者，也有食品安全与检验部门和地方官员。相信这些人当中的多数在私人关系和空间中应该不乏爱心，但是 当他们以一个社会角色发挥一种社会职能时，却表现出惊人的道德沦丧、麻木不仁、自私冷漠、唯利是图。就在他们以集体犯罪的方式用毒奶粉毒害着成千上万的婴 幼儿时，他们自己的孩子可能也在被别人用毒面粉毒害着。

当 人们讨论什么才是好的人类社会生活秩序时，制度主义者往往从人性本恶出发，只相信制度的刚性约束力，不相信道德的自觉作用；道德主义者则看到的是任何制度 有它的局限性，而道德教育才是唤醒人心向善从而社会向善的黄金之路。但是无论是不妥协的主张制度改革者还是道德信仰说教者，在中国的复杂现实面前似乎都拿 不出一个哪怕能说服自己的能够杜绝毒奶粉的良方。毒奶粉事件并不能用一个简单的制度上的或者道德上的因果关系来加以解释。只要不解决制度性约束(如政府权 威和法律权威)和道德自律的双重失效问题，中国就还不是一个一个"可持续性发展"的现代化国家。反过来说，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国家，必然是一个有 着能够整合制度与道德双重规范的价值体系作为基础。

毒 奶粉事件暴露出的是当下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制度上的缺陷，是社会普遍的诚信道德的缺失，是法律制度与法治文化的缺位；它同时也急功近利的经济主义和投机主义 泛滥的结果，是权力精英与经济强势团体、社会财富与资源垄断精英阶层达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潜规则被全体社会成员复制和学习的结果，是"摸石头过河"时 早晚绕不过的暗礁。当前，中国政府的权力合法性主要是来自经济上的持续发展和一定程度上的关注民生政策，但这样的合法性并不能保证长治久安。能保证长治久 安的只能是"可持续性的软实力"，而软实力只能通过文化重建和价值重建才能获得。中国已经不大可能重返极权主义时代的老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自生文 化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在价值上支撑一个现代化的中国，以世俗化为特征的现代社会更不会容忍用一种宗教信仰整合社会的局面。如果说有一种价值规范能给转型 中的中国提供一个稳固可靠的支点的话，那就是将维护个人尊严作为一切秩序与制度设计的最根本价值。只有将这一最根本的价值作为政治体制和社会规范的准绳， 中国才有希望发展成为一个"可持续性发展"的现代化国家。

毒奶粉揭露中国社会深层弊病

　　新加坡《联合早报》9月19日载文《失速的增长与缺失的诚信》，摘要如下：

　　在至今造成6000多婴儿患病与4名婴儿死亡的中国毒牛奶事件中，集体沦陷的不只是中国的22家牛奶企业，还有地方政府的诚信。

　　至今，这起事件中最让中国难堪的地方，是由一个外国政府来揭出地方部门隐瞒真相。持有三鹿集团43%股份的新西兰恒天然集团，在一个月前要求河北当局召回奶粉，但地方部门试图掩盖真相，最终由新西兰政府出面，绕过地方直接与中央政府交涉，才迫使三鹿承认奶粉受污染，幷由此暴露出涉及整个中国乳业的大丑闻。

　　随着调查的深入以及更多报告的问世，外界发现，在原奶中掺水、植物蛋白、三聚氰胺等物质赫然是中国乳业的“潜规则”，属于业内皆知的秘密。这一恶劣现象背后原因，是奶业过去几年里超负荷过快扩张。

　　发改委官员管理农村经济的副司长方言昨天上午说，2000年，中国牛奶产量800多万吨，随后乳业在7年间快速发展，奶产量的增速是25%。根据9月初中国奶业协会年会上的数字，2008年上半年中国奶类产量已达到1915万吨。

　　然而，整个奶业生产的链条，其实无法支撑如此飞速的扩展。相较于发达国家的规模化奶牛饲养方式，在中国，20头以上的规模饲养比例仅占28.9%，5头以上的占76%。中国奶牛饲养方式普遍落后，还有奶农将奶牛当肉牛养，结果产出的牛奶蛋白质含量不达标，于是就有奶农、奶站等在鲜奶中添加假蛋白。据说这个做法从2005年即出现，但是乳业企业顾着跑马圈地粗放扩张，打广告占领消费市场，没有顾及奶源建设。

　　今年初，全球粮价与饲料价格上涨，鲜奶的收购价与市场价却未被允许相应提高，结果更多处于生产链条下端群体铤而走险。

　　美国《基督教箴言报》在其报道中称，毒奶事件暴露了中国社会的深层的弊病：当国家在急于建立市场经济体时，一个已超过政府监管的市场经济被创造出来，对私人利润的追求，往往胜过对公益的关注。

　　2005年，我曾经在内蒙古采访中国最大的乳业企业，伊利总公司，记得负责人提到中国奶业的主要问题是奶源不足、利润难提升。中国有10亿人口才刚刚开始喝牛奶，新富裕起来的城市人对于优质营养品的消费能力与欲望增长迅猛，奶业市场巨大，但是企业一没有那么多奶可卖；二卖奶的盈利增长空间有限。当时我没想到上述结构性矛盾，原来是行业集体沦陷的诱因。

　　不过，“结石门”放在整个中国环境里，也仅是又一个被挤破的脓包。

　　超速、超承载力、罔顾安全的扩张，岂止存在于中国乳业？只要市场需求旺盛、监管缺失的领域，总是不断爆发安全事故或行业丑闻。其中，市场经营者集体性无意识的贪婪，官员监管迟钝，认为能“捂住”事实的侥幸心理，以及官商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都是问题难以遏制的主要原因。政府对媒体的管制，显然也是为失职官员提供了保护伞，助长侥幸心理。

　　一种同情中国的说法是，它所处的早期工业化阶段，也是矛盾多发期。但成功举办奥运以后，这种表面现代化，内里隐患重重的吊诡会让人越来越难接受。“结石门”估计不会全盘抹掉中国通过奥运建立起来的国际形象，但它恐怕还是需要反思发展的合理速度，加速政治体制改革，以向国内外说明，那场光彩夺目的盛会不只是涂脂抹粉而已。

    文章摘录如下：

    今年8月格鲁吉亚与俄罗斯的军事冲突(其规模相当于一场小型战争)，在为数不少的国际观察家中激起了兴奋的想象，比如有一种代表性观点就是格鲁吉亚战争标志着新冷战的到来。

    今年8月格鲁吉亚与俄罗斯的军事冲突，在不少国际观察家中激起了兴奋的想象

    这场战争的后果还在发酵过程之中，但历史也许将证明它是冷战结束之后体现国际秩序新格局形成的最重要的标志性事件。然而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格鲁吉亚战争所折射的，也许并不是大国对抗加剧威胁世界和平的冷战时代的重新浮现，而反倒是全球化时代大国冲突和对抗所面临的困局和约束。

    由于以下几个原因，可能发生于大国之间的大规模的、恶性的冲突日渐受到种种强大因素的制约，甚至成为“不可能的任务”。

    第一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核武器极端残酷的毁灭性以及其在各强权(指美欧中俄)的广泛分布，消灭了传统的安全界限，使得没有任何国家处于不受攻击的地位。

    这种局面之下，可以肯定拥有大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大国之间不会发生成规模的直接军事冲突，因为这种武器一经使用，就必然带来互相毁灭，连中途收手停战求和的可能性都没有。这实际是冷战期间“恐怖平衡”局面的延续。

    第二是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今天的国际形势与冷战期间最大的不同在于，世界经济已经真正地实现了程度深入的全球化，各主要经济体和所有的大国都已经卷入到全球经济，形成互相依赖的局面。

    冷战期间，美俄奉行“两个世界，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经济上互相孤立，近乎“老死不相往来”。然而在今天，美欧中俄四大强权彼此之间的经济依赖度，已经达到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彼此是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在投资、劳工和金融借贷上也有密切关系。

    美国前财长萨默斯就说过，中美之间是“金融恐怖平衡”，可以确保在经济上互相摧毁。俄罗斯的轻工业不甚发达，但俄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储备和生产国之一，是欧洲石油和天然气的最主要的供应来源，可以说是掐着欧洲的能源生命线。英国《金融时报》9月5日的一篇报道指出，欧洲目前30%的天然气来自俄罗斯，而这种依赖局面在未来20年内不仅不会削弱，反而会增强。

    第三方面的制约来自现有的国际法和国际组织体系。国际法在当今国际世界的存在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政界甚至是很多法律界人士都认为国际法不是法，充其量是一系列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国际协议，并没有必然的执行力，违反之后也无法加以制裁。

    美在“新欧洲”成员的支持下，北约东扩、东欧反导等行动，屡屡触及俄罗斯国家安全的底限

    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讲，认为国际法和国内法有同等的效力确实是一种天真的态度，因为无可否认并没有一个超国家的权力机构来制定和执行国际法，而国内法则至少在理论上是由一个统一的具有合法性的国家权力机构体系来制定并由国家机器保证实施。

    然而这并不是说人们可以对国际法采取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现代国际法的存在已经有几百年，其基本原则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当今国际体系也是在一套国际法原则之下进行运作的。没有国际法，国际社会就会陷入“人人为敌”的丛林世界和原始社会，这是无人愿意看到的局面。

    虽然各国基本依本国利益行事，但是没有哪个国家会明目张胆地说自己不会遵守国际法。比如在这次格-俄冲突中，双方都坚称自己的行为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谴责对方违反国际法搞种族清洗，并且已经将官司打到了国际法院。抛开别的不说，这种行为就表现了对国际法权威性的认可。

    第四方面的制约，来自各方在防止各种重大传统和非传统威胁方面的进行协作的需要，主要包括防止全球变暖、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反恐等等。这些事项关系到全人类的未来，缺乏任何大国的合作都无法解决。

    就反恐而言，这在美国仍然是至高无上的战略任务，美国不可能为任何国家的利益使本国暴露于恐怖主义的威胁之下。在几乎所有主权国家的高度支持下，美国至今仍未搞定阿富汗和伊拉克。不妨想象一下如果俄罗斯撤回对美国的在全球范围内反恐行动的支持，美国将如何应付来自大范围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威胁？

    综上，在列强并立并且可以确保相互摧毁或造成重大伤害的局面下，加上经济和其他方面的互相依赖以及国际法律制度的制约，大国之间会竭力避免进行直接的军事和经济冲突。鉴于此，虽然格俄战争在国际关系中引起了轩然大波，但绝不会导致美俄之间直接冲突，甚至连冷战的局面都不可能再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这种格局反倒有利于某些大国在“利益关心不对称”的情况下，以实力和意志实现自己的核心利益。所谓的利益关心不对称局面，是指某个利益只对某个国家而言是核心利益，对其他国家来说，属于锦上添花，利益之失去也不会威胁根本的国家安全和利益。

    当一国为捍卫本国核心利益时，有着更坚强的冒险意志，可能会全力以赴不惜代价，至少不会害怕冲突规模升级，甚至愿意为此面对全面战争。而其他不涉及核心利益的大国则不具备同等的冒险意志，认为不值得为此类事情伤筋动骨。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的大师基辛格在其发表于1957年的成名作《核武器与对外政策》对美国面临的这种战略困境做过精辟论述：

    “在政治家需要作出的决定中，最困难的一个就是是否发动全面战争；除了威胁国家生存的直接进攻之外，一切压力都将使它踌躇不决。在任何其他情况下，由于战争的代价和争论中的目的不相称，他便不敢贸然行动……”

    这个理论框架可以用来解释今年8月格俄之间的5日战争之中及之后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的反应。格鲁吉亚事关俄罗斯的核心利益，俄罗斯根本承担不起格国“失陷”于北约的代价，因此俄罗斯会果断借助萨卡什维利一时的失策出动大军入侵他国，不惜承担骂名裂人国土，但是有效地捍卫了本国的地缘战略利益。

    而对美国来说，虽然利用格鲁吉亚来包围和遏制俄国是一件“看上去很美”的事情，但遏制俄罗斯也并非缺少格鲁吉亚就不行，还有其他的替代手段，因此为了格鲁吉亚和俄罗斯刀兵相见导致重大伤亡则绝对不值得做。

    同样的理论也可以用来解释台湾问题。台湾事关中国的根本利益，中国领导人已经多次表示为了反对分裂将“不惜一切代价”。相较之下，美国对台湾则绝对没有这样的冒险意志，这实际上使得美国在此问题上处于不利的战略地位，而某些台独分子对美国干涉的期望也肯定是梦想多于现实的成分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