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华芳

2009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基调是“调结构、稳经济”，已经明显扭转了2008年的“保增长、促发展”基调下的宏观经济政策方向。调结构并非朝夕之功即可完成的，一年也不行，事实上中国调结构的宏观政策也已经实行多年，即便在2008-2009期间也是如此。经济刺激计划被要求向节能环保产业有所扶持，并且加大了在第三产业上的投入，尤其是文化产业和医疗服务领域。“调结构、稳经济”尽管表面上并没有触动经济刺激政策的方向，但或为退出经济刺激计划留了后路。

中央将会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贯性和稳定性，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但这一政策面临的财政压力不小。目前已经出现了地方政府在配套资金落实方面遭受困难而违规担保进行融资的现象，此前大规模的“城投债”也成为地方经济的隐忧。当然，地方依旧可以发行政府债，调整销售策略以增强政府债的吸引力，让更多地方的百姓成为政府债的持有者；如此一来，地方公众至少有机会可能获得部分对地方公共政策的话事权。

而地方自治与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之间有莫大的关系。目前以中央为主导地方辅助的经济刺激计划中，虽然也含有调整结构的部分措施，但这些措施的问题在于各地都要转向第三产业。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一刀切的产业政策是不合时宜的。各地的情况极为不同，需要由各地来选择合适的转型策略。简单来说，全国都搞科技创新，其结果可能就是另外一种科技大跃进，而全国都去搞餐饮业也是显而易见的荒谬。而各个地方的自治将会有助于地方选择合适自己的转型策略。经济学家对落后产业一直有不同的看法，产业的梯度转移表明在沿海发达地区属于夕阳产业的行当，到中西部地区可能就是朝阳产业并能解决大量就业。所以，调整结构需要因地制宜。

大量的证据表明中国经济的出路在于扩大内需，实现更为平衡的发展。但扩大内需要解决诸多消费者身上的负担问题。尽管民生政策加大了对教育、医疗和养老方面的投入，但内需不振和防御性储蓄并没有大幅降低的事实表明，居民依旧有后顾之忧。并且中国的消费群体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即少数人可能占了消费支出的大头，而大部分消费者仍维持较低的消费水平。因此扩大内需问题有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

这同样不是一个一刀切能解决的问题。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或者福利，通常的做法是通过政府征税之后进行转移支付。但在在中国转型的过程中，应该避免这种一刀切的思维。各地也通过鼓励慈善组织的发展实现民间的自我平衡，例如改革目前的慈善捐赠的相关制度，创设有利于富人行善的制度环境。中国是一个如此巨大的国家，以至于适用于北京的政策并不一定适合上海，而上海方面行之有效的同样不是全国的榜样。试点改革在中国改革的历史上有其积极和重要的意义，但改革进入到深水区，需要各个地方自己去摸着石头过河，而不再是统一步调。这意味着，不管是调整结构还是扩大内需，都需要因地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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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库报告》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出品的一份公益性电子刊物，以国际智库之思想，关照中国改革之现实。长期聚焦于中国公共政策的各个领域，采用跨学科研究的视角，为公共和私人部门的决策者提供了大量智识，成为与中国共同成长的思想力量。 更多内容请点击此处。

李华芳

2009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基调是“调结构、防通胀”，已经明显扭转了2008年的“保增长、促发展”基调下的宏观经济政策方向。调结构并非朝夕之功即可完成的，一年也不行，事实上中国调结构的宏观政策也已经实行多年，即便在2008-2009期间也是如此。经济刺激计划被要求向节能环保产业有所扶持，并且加大了在第三产业上的投入，尤其是文化产业和医疗服务领域。“调结构、防通胀”尽管表面上并没有触动经济刺激政策的方向，但已经为退出经济刺激计划留了后路。

事实上，如果要继续维持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可能会遭遇的困境就是财政压力，尤其是地方财政的配套压力。马光远在《地方债务恐成中国经济第一杀手》一文中就强调地方配套可能采用的措施，除了发行地方政府债之外，就是利用城投债等高风险手段融资，以及地方财政违规担保融资。这可能对地方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不利于中国经济的远景。

我同意如果不执行退出计划的话，地方财政将会吃紧。但我的解决方案却是继续鼓励地方发政府债。尽管目前地方债的销路其实不佳，但我认为允许地方继续发债将是一个重要的举措。理由是：如果维持经济刺激计划，城投债和违规担保的风险要大于政府债；地方政府债销路不佳的原因在于政府债的销售需要调整策略，让更多地方的百姓成为政府债的持有者；如此一来，至少可以部分促成地方百姓成为政府的债主，拥有债权。这意味着，通过购买地方政府债的形式，地方公众至少有机会可能获得部分对地方公共政策的话事权，而政府由于面临要紧的财政压力，将不得不出让部分权力。这里面的道理并不复杂，债主对借钱的，多多少少拥有点巴泽尔所说的“产权”。

而且即便宏观政策转向，为了调结构和防通胀而停止刺激计划，地方财政的压力并不会大幅度减轻。这是因为不论是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等领域的投入，地方都需要配套大部分的支出。地方财政同样会受到压力。不过，地方政府若能向地方举债，这种压力就会减轻。理由同样不复杂。一个地方的治理，如果能提高地方的资金的使用效率，将会有利于地方的经济增长和福利改善。并且调整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机构，同样需要更多的地方自治。

在中国转型的过程中，应该避免一种一刀切的思维。中国是一个如此巨大的国家，以至于适用于北京的政策并不一定适合上海，而上海方面行之有效的同样不是全国的榜样。试点改革在中国改革的历史上有其积极和重要的意义，但改革进入到深水区，需要各个地方自己去摸着石头过河，而不再是统一步调。从财政压力的角度来看，要实现结构转型同时不对地方产生过大的财政压力，应该允许地方政府千方百计动员地方资金，而政府债是一个不错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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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芳

财政部近日下发加标“特急”字样的文件，要求坚决制止正在发生的地方财政违规担保向社会公众集资的行为，严禁出现新的财政违规担保向社会公众集资的行为。违规担保、非法集资，本来就应该被制止，财政部的特急文件因此耐人寻味。

此事的背景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推行了规模巨大的经济刺激计划，在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中，新增中央投资共11800亿元，占总投资规模的29.5%，主要来自中央预算内投资、中央政府性基金、中央财政其他公共投资，以及中央财政灾后恢复重建基金；其他投资28200亿元，占总投资规模的70.5%，主要来自地方财政预算、中央财政代发地方政府债券、政策性贷款、企业（公司）债券和中期票据、银行贷款以及吸引民间投资等。地方财政要承担的比例不小。

所以各个地方政府有激励为缓解财政压力而施展奇招，以地方财政作为担保来筹集资金就是其中一招。当然，这的确是一个违规的做法。财政部的特急文件也指出：《担保法》第八条规定：“国家机关不得为保证人，但经国务院批准为使用外国政府或者国际经济组织贷款进行转贷的除外。”《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五条规定：“未经中国人民银行依法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设立金融机构或者擅自从事金融业务活动。”地方财政显然并不具备这一资质。

那么何以地方政府会明知不可为而为呢？并且地方政府可以选择发债而非财政担保融资，同样也可以满足融资的需求，为什么不发债呢？事实上，除了各个地方的政府债之外，作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城投公司发债在经济刺激过程中也是呈井喷式增长。发债的确是地方政府的首选。不过大量的“城投债”及隐含其中的问题，也导致监管层的担忧，从而收紧了监管要求，提高了发行“城投债”的门槛，这就导致地方政府难以进一步通过发债来获得所需要的资金。而政府债的规模是中央配给的，因此没有多大的腾挪转移空间。也正是如此，才导致了地方政府在财政吃紧的情况下，想出各种财政担保融资办法。

可想而知，如果进一步维持原有的刺激计划，同时在地方政府发债方面没有松动，那么就会造成两种后果，一种是地方政府违规融资，另外一种是地方政府通过其他手段与民争利。究其根本是因为经济刺激计划并没有正视地方政府的利益，而地方政府却又是整个经济刺激计划中的重要一环。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制度、财政支出体系以及权力分配结构，都造成了目前的地方政府无法缓解其财政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地方政府违规融资或者变相挤压地方民众，不妨考虑放开地方政府发债的规模，在加强监管“城投债”的同时，让地方多发“政府债”。这样做的好处是，在不增加中央财政负担的情况下，一方面缓解地方财政的负担，另一方面也使得地方政府因为负债而对地方更加负责。如此一来，不仅有助于增强地方自治的能力，也有助于减轻垂直监管的压力，财政部也不需要采用“特急文件”一类的监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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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库报告第254期

李华芳

1危机前的“危机”

2008年第四季度是经济危机肆虐的时刻，6.8%的GDP增长率也表明了这一点。而2009年前三个季度，中国的GDP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前三个季度的增长率分别为：一季度增长6.1%，二季度增长7.9%，三季度增长8.9%。GDP的统计数据表明，经济即便不算从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中复苏，也已经止跌了，这似乎是一个不错的消息。同时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平缓，从3月份的28.6%升至8月份的37.9%。此外工业增加值第二季度突破2位数，并且外商直接投资转负为正，都可以表明中国经济已经走出低谷。

但这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是不是一个好消息呢？实际上，我们需要区分不同类型的中小企业。按照盈利能力的不同，不管危机前后，都存在能力好和差的中小企业。而危机是考验不同中小企业盈利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实际上，从2006年开始沿海地区就已经出现中小企业倒闭的现象，但这一现象在危机中恶化，以至于2006-2007年间出现的中小企业倒闭苗头被忽略了。实际上，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信号。在危机之前，中国已经大幅度提高了环境标准，并且两税并轨和《新劳动法》的出台，减少了退税赢利空间的同时，也大幅度提升了企业的用工成本。值得说明的是，《新劳动法》出台之前就已经出现了长期被低估的劳动力开始升值的现象，其具体的表现是各地出现的所谓“民工荒”现象。

也就是说，实际上有不少中小企业在两税并轨之前其实是依靠退税的利润勉强维持。例如20%的退税，其所有的成本甚至已经占到了10%或者更多，而仅仅依靠这些退税差额企业才得以勉强生存，这一类企业主要是低附加值的出口导向型企业。在危机发生之前，各地区纷纷表示要实现产业升级或者结构转型，对于此类中小企业而言，已经走到了被市场淘汰出局的边缘。

2危机中的“机会”

当然，中小企业对就业贡献极大，尤其是此类劳动密集型的企业更是如此。因此一旦危机发生之后，保就业成为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目标。因为失业率的增长通常被视为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而决策者为了维持社会稳定，会将就业当成一个重要的政策目标。如此一来，在后续的经济刺激方案中，除了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外，要求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向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支持，其背后的原因恰是维持中小企业的运行，以便将就业维持在一个不影响稳定的水平。

从中小企业的角度来讲，也借此机会试图解决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不难发现不同地区中小企业的融资途径大相径庭。珠三角的中小企业对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的依赖性要高于长三角的企业，而以温州模式为代表的地下金融服务则成为支撑浙江地区中小企业继续维持运行的一个重要因素。但除去这种特殊的融资方式之外，中小企业的确面临贷款难的困境。而危机时期的经济刺激计划以及为了保就业进而要求保中小企业的政策呼声，恰恰给了中小企业不少的机会。甚至那些在危机前原定在产业转型中将被淘汰的中小企业，也借机寻求政府的支持，从而获得了进一步延续的机会。

有一个普遍的误解是在危机中，中小企业遇到了融资难困境。这并不正确。实际上，早在危机产生之前，中小企业融资难就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这里面主要的理由是，国家对金融服务的监管和限制，使得银行并不愿意将钱贷给中小企业。因为对于银行来说，选择长期基建和大型国企的风险要远小于中小企业，尤其是在经济不景气情况下的中小企业。尽管央行和银监会都表示应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扶持，但如果政府不对银行进行最后的担保，承担银行的损失，那么银行就会向中小企业惜贷。可以这么说，中小企业先天就遭受了信贷歧视，而不是危机发生之后才有的现象。解决方案是让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例如小额贷款机构等，但这又因为监管方面的严格限制，使得准入门槛过高而将一部分民间治本挡在了门外，不能为中小企业利用。

不过政策上的扶持以及巨额经济刺激计划的外溢效果，使得其中有部分好处为中小企业获得。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由于危机救助计划带给中小企业的好处却不一定被中小企业有效利用。不少统计都观察到一个重要的现象，即新增贷款中只有很小的比例流入了实体经济，而不管是大型国有企业还是中小企业获得的贷款中有相当数量进入了楼市和股市。2009年以来企业存款增速也表现异常，根据估算的企业活期存款数据，呈现出快速上升的态势，而自2006年4月以来，企业活期存款和A股市场的相关度较高，而且资本市场的几个拐点变化，均在企业活期存款数据上有所体现。也就是说，信贷有很大一部分流入股市。

这对中小企业的未来而言，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的确有部分中小企业在股市和楼市的投机中获得了较为丰厚的回报。但本质而言，这并非中小企业原先的专长。不是说这种投资一定不可取，但这并不是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困境的出路所在。并非所有的中小企业都可以转型为投资公司，其中当属凤毛麟角。这不仅因为技能上不匹配，更因为其在政策取向上并不符合保障就业的思路。因此可以预计此类投机性行为在下一阶段将会受到更加严格的监管。

3危机后的“出路”

那么中小企业的出路到底何在呢？需要明确的是，后危机时代产业转型必然会重新排上议程，同时随着经济形势好转中小企业承担的保障就业任务也会减弱，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小企业如果不能事先选择好出路，将会在生存空间收窄之下步履维艰。

目前在后危机时代出现一个“国进民退”的趋势，对中小企业而言也并非好消息。尤其是近期山西煤改过程中，中小煤矿的出路就是被国有化。这当然可以有许多争论。但有一个问题也不容忽视。山西省之所以非常强硬，也的确是抓住了此前这些中小煤矿在合规方面的漏洞，尤其是在税收方面的问题。如果一开始的中小煤矿完全是合法经营，将一切放在阳光之下，那么就会有底气对抗此番国有化的进程。恰是因为一开始中小煤矿多多少少存在法律上的问题，对于山西给出的要么低价被国有化要么按照法律处理此前的问题，中小煤矿主能获得的谈判余地并不是很大。这其实揭示出对于中小企业而言最为重要的一个问题，即合法经营问题。在企业创立伊始，中国高昂的法律成本往往使得中小企业不得不行走在灰色地带，这也是所谓民营企业的“原罪”问题。不过初始阶段的非法行为可能会在后期带来更高的成本以及法律风险，因此对于危机后的中小企业而言，合法经营将是十分重要的一条。

其次，之前不少中小企业获得融资之后并没有用于扩大市场、或者升级技术、或者改善经营管理，甚至也没有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被用于投机或者其他的用途。也就是说，不少中小企业其实是陷入了低水平均衡的陷阱。这也是何以政府会将中小企业当成六千万农民工就业的主要落实点的原因所在，因为中小企业留给政府决策者的印象其实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代名词，而不是创新企业或者高科技企业。而中小企业被认为是推动创新的一个重要来源，尽管大企业也会支出高额的研发成本来完成企业内部的创新，例如微软或者谷歌等公司的做法就是如此。但大企业也可能害怕承担失败的风险，而给了中小企业创新的机会，例如Twitter这样的公司就有了发展的空间。我们较少听到中国的创新型中小企业，或许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小企业在这方面的不足。这当然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跟合法经营是一回事情。

事实上，后危机时代解决中小企业的出路问题，答案并不复杂，也早在危机之前就已经清晰存在了。这并不是简单期待欧美消费重新起来，扩大对低附加值出口产品的需求，增加订单，进而就可以解决的中小企业难题，而是中国的中小企业与生俱来的缺陷。在一方面推动法制转型以降低中小企业的合规成本的同时，另外一方面需要的是中小企业自身的努力和转型。尽管体制性的问题值得诟病，但企业自身的努力同样不能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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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芳

最高法院拟在近期出台一项司法解释，对拒不执行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的“老赖”，采取“限制高消费”的严厉措施，试图以此破解法律执行环节中的“执行难”问题。这些限制高消费的措施，包括对乘坐交通工具、文化娱乐消费、度假旅游、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购买高额人身保险等做出的限制，能真正解决“执行难”的问题吗？

在回答此问题之前，不妨先回答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法律执行起来很困难，需要不断追加解释？或者说为什么法律仅仅是“纸上作戏”，在文本与实践之间何以会有巨大的鸿沟呢？常理上来说，如果法院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能够被有效执行，那么就不应该出现所谓“老赖”现象，债权人将得到法律保障，获得相应的补偿。而老赖是说“拒不执行法院已经判决并且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那么追加一些文书条款解释，又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呢？无非也就是再多加一些被老赖们“拒不执行”的文本而已。

所以，限制高消费对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帮助有限。这并非全然否定限制高消费可能会产生的积极作用，但有一个问题也必须指出，即谁来监督“老赖们”是否高消费的问题。在征信体系不健全现金交易的情况下，几乎很难盯住具体的老赖。因为如果盯住老赖是可行的，那么作为最有激励来盯住老赖的债权人们就已经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了。而债权人之所以选择司法途径是因为个人无法盯住老赖，或者盯住的成本太高所致，因此才寻求法律的帮助。所以不能将执行难的问题再踢回给债权人。

经济学家贝克尔和施蒂格勒曾经合作过一个BS模型来解释司法制度及其执行的问题，结论是除法庭外的执法体制同效率不相关。这意思是说，一个好的司法体系只要有法院执法就足够了，寻找其他的执法方式没有意义。当然这有几个前提条件，首先是法律要清晰定义什么是违法行为，进而设计最有惩罚。其次是法律是由独立的法院执行的。通俗点来说，就是法律条文清楚、法院地位独立，那么执法体制就与执法效率不相关。

而现在“最高法院拟出台限制老赖高消费的司法解释”这一行为其实表露出中国的执法体制与执法效率紧密相关。问题出在哪里？让我们从前提条件说起。对于“法律条文清楚”这一点，并没有多大的疑议，问题的实质是即便法院判决了，老赖“拒不执行”。这其实也表明了“拒不执行”法院的判决对老赖而言的成本不高。但有意思的是，“拒不执行”法院判决本身又是一个违法行为，而司法体系的应对方案是再出台限制这一违法行为的司法解释。这种循环的怪圈并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司法独立的问题，法院地位不独立是造成今日这种窘境的一个重要原因。

姑且不论限制老赖高消费应该由谁来监督以及监督成本的高低问题，单说“老赖”这一行径本身就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属于刑事犯罪。《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中明确指出：“人民法院的判决”是指人民法院依法做出的具有执行内容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之一是指被执行人隐藏、转移财产，致使判决无法执行。把这个法言法语转化成日常语言，就是“老赖”。所以不是限制高消费的问题，而是应该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问题。

当然限制高消费的做法在其他的司法体系中也存在，不过对象也并不是所谓的“老赖”，而是破产的个人。如果最高法院是希望借此来探索《个人破产法》的可行性，倒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情，但其针对的对象也不应该是“老赖”。老赖，这一名词的出现就已经证明了现行司法执行效率的低下。当然法院可以说自己已经做出判决，老赖有能力而拒不执行触犯《刑法》是公安机关的事情。那么应该追问的是公安机关何以没有激励处理相关的“老赖”案？实际上也不难理解，因为如果破案，最大的功绩其实是法院的；为了此类案件，基层公安又需要投入较大的精力和成本，而基层的警力资源本来就很有限。

除了法院不独立造成的效率低下之外，整个司法系统内部的协调的交易成本高，或许也给了老赖空间。老赖的问题并不仅仅是限制高消费就能解决的。事实上，经济领域的改革进行到现在，已经对政治领域和法律领域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后两者若不能与时俱进，就无法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老赖现象仅是这种不协调的冰山一角而已。要解决老赖问题，需要法院独立地位的提升来改善执行效率的问题，而这又需要深化体制改革来实现司法与行政的权力制衡问题。

汇率——无视短期争论，直面长期机制

李华芳

奥巴马访华，人民币汇率议题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但是短期内，争论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是无意义的，

汇率是牵一发动全身的问题，太多因素使得寻找最优汇率政策变成了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对于中国而言，

重要的是直面长期的人民币汇率机制。

经济和政策展望

伯南克

这是伯南克在纽约经济俱乐部上的发言，他认为美国近期的复苏反映的不仅是单纯的临时因素，明年经济

很可能会继续保持增长。但是，复苏之路依然存有障碍，尤其是银行贷款紧缩和疲软的就业市场。以此为

据，美联储也会相机决策，平衡就业、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

公积金支持保障住房建设需相关政策护航

陈杰

住房公积金必须为保障性住房的建设、收购、维修和管理提供（有偿）融资，否则就很可能会失去其立足

之地和存在价值。但住房公积金对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支持，需要有足够的法律规范，高度健全的管理监控

机制。在实施之前，要在不损害缴纳人利益的前提下，做好足够的组织制度再造和建立配套政策体系。

通过市场选择来为网游市场出清

傅蔚冈

文化部一纸通知，力求建立一个可以健康发展的网游市场，有何错？错就在其中一些具体的措施已经涉及

到企业内部经营问题，这折射出了我国市场经济建设三十余年依然没有解决的问题之一：政府对企业不是

限于提供基础性竞争环境和基础设施，而经常性地干预企业的具体经营。市场的，还是要回归市场来选择。

水价形成机制亟须公正透明

马光远

近期我国各地水价上涨难获正义，归根到底绕不开公正和透明四个字。在价格机制本身扭曲和残缺的情况

下，“价格机制”可能成为既得利益者转嫁成本和重新划分利益格局的最好借口。当务之急是供水企业形

成公正透明的成本评价和约束机制，公开相关信息，并在定价过程中真正纳入民众参与。

《思想库报告》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出品的一份公益性电子刊物，以国际智库之思想，关照中国改革

之现实。长期聚焦于中国公共政策的各个领域，采用跨学科研究的视角，为公共和私人部门的决策者提供

了大量智识，成为与中国共同成长的思想力量。

——评梁文道《读者》

李华芳

韦伯“以学术为业”的讲演激励过学生时代的我，但真要把读书当成事业来说，我还过于年轻，不好随意妄言自己的未来。因为沙叶新说过一句，要每天为你的事业流一斤汗。读书，怎么读才能到流一斤汗的地步啊，我心有惴惴。尤其是每日要面对纷繁复杂的世俗世界，努力挣扎抵抗以维持体面的生活，读书似乎已经不在其列了。说老实话，我现在“每周一书”的阅读速度在上海滩竟然还算得上快，连自己都觉得讶异。这也是我跟一群朋友一道推动【读品】项目的原因所在，试图鼓励“阅读融入生活”，用以抵抗世俗的侵袭，避免阅读被生活流放。

虽然很难说这样绵薄的努力真就能让一些人以读书为事业，但不以为事业，做做“日课”却是可能的。我常常出没于各种公共交通工具，这个时候往往百无聊赖，随身带本书就是最好的旅伴。大部分书，我竟然都是这样读掉的。前一段时间，陪几个朋友一起去普陀山，那里的大佛古庙风景海鲜都停留在我的记忆里，没大变。新感触的是“日课”。几位在游客熙熙攘攘中安然入定的僧人，到了时间，就做“日课”。这“日课”一词朴素真挚，一下道出了读书如恒的真谛。读书可以不是事业，但可以成为“日课”。

做“日课”的读书人不少。【读品】的撰稿人严飞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香港还有个读书人》，说的是梁文道。梁文道的日课功夫，可以从他的《弱水三千》和《读者》这两本书评书话集子中看出来。《读者》最近在大陆出了简体字版。比起港版，梁文道坦承“少了一些东西，但也加了更多”。但总之是不同的，一国两制的出版事业造就了有中国特色的《读者》。

我跟梁文道算是网友，只是近一年来才开始线下的“饭局革命”，在饭桌上纵横捭阖过自由主义和香港小姐，当然，还有读书。梁文道和我的朋友梁捷一样，都是书丛里的杂食动物，他们读书的日课似乎都是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编目法。在《弱水三千》里，梁文道已经展示过一回。这次的《读者》又分出七章，虽然有内容编排上的巧合，但我还是认为那是故意去凑《七略》之“七”的。这本书里收录的，大部分是梁文道的急就章，所以也不会字字珠玑篇篇华章。作为一个老实的《读者》的“读者”，我会告诉大家，这本书的大部分文章即便不读，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损失。

理由有二：首先，你可以谈论你自己没有读过的书，例如梁文道在开篇就教会了我们这种“书皮学”技巧，在《你读过<红楼梦>吗？》一文中，梁文道暗示中文系没读过曹雪芹的也不是没有，但他们还是可以大谈特谈一番。而他这篇文章其实又是评论《如何谈论你还没读过的书》的，但梁文道也没有读过这本《如何谈论你还没读过的书》。梁捷和王晓渔曾经在《读品2006》中辩过书评和书话是不是一定要读过书之后才能写的问题。两人都不以为然，梁捷认为书评本身首先是文章要好看，晓渔也同意书评作为文章是独立于书的。更为理直气壮的，应该是陆兴华了，陆在假惺惺地说自己非常惊恐的想起那么多名著没读过，结果读过一两本向博学之士请教后，发现那些人也不过是把名著当成装饰品来用而已，最终得出结论：名著就是那些总是被人谈起但其实没人阅读被束之高阁的作品。

其次，好在梁文道的《读者》不会成为名著，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我坐了两趟公车的时间，读完了这本《读者》，老老实实从头到尾，绝无落下的部分。阅读是一个艰苦的日课，可能有人会这样说。但从读《读者》的体验来讲，无需此种担忧。如同一个以读书为乐的人，笑嘻嘻对你慢慢说他读到听到经历到的事情，你会被这种温情脉脉打动，效果和你阅读《读者》杂志可能也不会有很大的差别。我当然无法将这种感受强加给其他的“读者”，没准你可以像陈智德一样从梁文道的书话里读到令自己感动的部分，比如说梁文道兢兢业业的“日课”，百科全书式的编目阅读等等。

上述两个理由是我用来说读者可能不会有太大的损失的，但如果我不说自己从中获得的益处，读者看完文章之后，依旧会有损失的风险。我这个老实读者从《读者》中获得的乐趣也有两个。一是阅读日课其实对体力的要求远远超过智力，不同时代的阅读材料所要求的阅读方法，对体力的需求完全不同。《读者的身体》一文中，梁文道就指出阅读需要锻炼脚和手，村上春树天天跑步是一个很精明的做法；二是阅读应该变成一项运动，而不是听说谁是读书人，大家都很敬仰，那就意味着读书还只是个小众分享的事情，而不是大众都参与的运动。如同梁文道在《当阅读成为一种运动》一文中写的那样，凯瑟琳·泽塔琼斯碰到汤姆·汉克斯，汤姆问凯瑟琳：“你买了本什么书？这么厚。”凯瑟琳轻描淡写回：“是本拿破仑传记。”汤姆当然也没有一脸惊讶，只是淡淡讨论两句了事。所以我万分期待在公车上遇见一位手持《读者》的读者，然后两两相望，会心一笑，各自下车，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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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避土地制度的结果——无解的三农问题” 
【读品】“三农问题”系列沙龙之一 

地点：季风书园陕西南路店（地铁一号线陕西南路站内） 
时间：11月28日 周六 14：00 

主讲： 
文贯中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 

嘉宾：
胡景北 
同济大学中德学院教授、原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主办：【读品】 季风书园 
协办：互动百科（http://group.hudong.com/dupin） 

活动简介：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农业生产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然而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光鲜相比，内地农村的凋敝、破败如此触目。城乡收入差在快速恶化，农民的收入增长以及农村的内在活力在迅速丧失，令人忧心。 

如何解决种种困境？如何帮助他们，哪怕大部分地获得全国平均收入？如何令他们享受到更多的公共服务？如何真正落实义务教育、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 

一切的解药，是短效津贴、政府补助，还是土地制度改革？ 

文贯中教授曾指出：“经济学理论指出，作为市场经济的前提，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及其派生的各种产权必须明晰界定。唯此，要素才能在市场顺利交换，完成自由流动和组合，实现本身价值和国民生产总值两者的极大化。土地作为生产的三大要素之一，当然和其他要素一样，必须服从要素配置的基本规律。否认土地的要素属性，以杜撰出来的所谓中国特殊国情，否认土地的流转和配置应该服从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不但完全无视中国本国的长期历史经验，而且无视２７年来土地集体所有的实践结果。” 


【读品】“三农问题”系列沙龙简介： 

何谓“三农”？ 

农业，农村与农民合称为“三农”。农业生产和乡镇企业生产的增加与增长，农村的乡镇化或城市化，以及提高农民收入或者改变农民身份，使之由农村户籍成为城镇户籍，这三个问题合称为“三农问题”。 

“三农”为何重要？ 

中国转型始于“三农”（农业生产领域中的农地），但目前看来，中国转型最大的约束和阻碍也是“三农”。 

近年来中央与地方政府尽管对此多有举措，如取消农业税、提高农民收入、放开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转让、推进城市化等，但在户籍制度改革、农地产权制等三农问题的核心未有丝毫动摇。随着中国改革的推进，这些核心问题将无法回避，但问题是，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学术流派和各级政府，对未来三农问题的走向和解决方案存在严重的分歧，抛开利益纷争不谈，对基本情况和根本问题的认识混乱是产生这一局面的重要因素。 

我们要做什么? 

透视当前三农领域的种种现象，了解过去和现在发生的种种现实，在此基础上追问为什么？这才是学术界、决策层和三农相关利益群体的当务之急。为此【读品】延请在三农问题卓有建树的专家学者，由文贯中教授挑梁主持，探讨中国“三农”的历史演进过程、核心问题、未来政策的可能走向以及应然出路。

更多详情：http://www.douban.com/event/11273284/

【关于读品】  【捐助读品】

【读品】公益图书馆项目，正在筹集第一期（2009.2.14-2012.2.14）3年共50000RMB的经费，至2009年11月15日已筹集9003.18RMB。欢迎一起来帮助这个项目成长。

李华芳

围绕山西煤改的主要争论，说穿了就是要国有还是要民营。这也是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领域反复出现的争论，而三十多年的改革历史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异常清晰，“在中国特色的国情下”，民营化和市场化是出路所在。从乡镇企业的有限度尊重产权，到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进程，就是一个产权界定逐渐清晰的过程。也许有人质疑说，国有企业也可以是产权清晰的。但通过张维迎和周其仁等的研究，我们又发现，这不过是另外一个看起来很美的故事，因为此前的国有企业找不到最终负责人。当然，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有限度的明晰了部分产权，其结果是促进了企业绩效的快速增长，尽管这可能得益于其垄断地位和整体经济的发展，但依旧表明产权的重要性。

在改革三十年之际，浙江模式或者更精确的“温州模式”是被反复提到的概念。浙江大学的史晋川教授和金祥荣教授等对“温州模式”做出了一系列开创性的研究，其大致的结论是：在一个资源稀缺、环境恶劣、制度不全、道德水平较低的区域，如果政府对市场活动并不进行严格管制，相反还有所鼓励的话，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尊重民间的产权，那么民间的企业家精神就会通过各种形式动员资本和劳动力，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温州商人的故事多种多样，但归根结底有一条是尊重民间自己的产权，尽管在法律和道德基础都不完善的情况下，尊重产权是通过其他一系列令人啧啧称奇的制度来保证的。例如说，温州人使用其独特的方言来维系信用由此促成了庞大的民间金融体系，也正是由于这种金融服务使得温州商人在山西投资了大量的煤矿。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则对山西煤改政策对浙江和温州民间资本的影响进行的一项调研，其相关报告显示：投资山西煤矿的温州民间资本大部分为矿老板及股东成员的自有资金，约占总投入的70%，其余30%的资金来源为民间集资和民间借贷等两种形式。

不需要重复诸如“产权清晰、企业家精神、经济增长”等相互关联的改革经验，我们就能看出此次山西煤改过程中“国进民退”的不合理之处。正如研究企业的学者反复强调的，大未必强。人民网雇佣了很多人规模很大，但其价值远远不及人数更少的Twitter。而山西煤改的逻辑似乎就是做大就是做强，因此国有化之后就能提高效率、减少污染、降低事故率，得益于安监总局片言只语全无统计的网站信息，我们只能说，尽管目前披露的所有消息中的确能表明国有重点煤矿的万吨煤死亡率最低，但没有证据表明地方煤矿和民营煤矿的万吨煤死亡率有何差别，同样也没有证据表明大型煤矿会有效率和污染上的改进。也就是说，即便从安全生产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而言，山西煤改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可能改进对中小煤矿的监管，而不是做大，对于上述目标的实现而言是更有效率的。事实上，回顾历史就会发现吊诡之处，2004年，山西推进以产权制度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煤炭新政时，时任省长张宝顺已经明确强调了产权问题对安全和资源利用的激励作用。

那么有意思的问题是，何以山西煤改会出台明显与改革经验不符的政策。其实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或许就会清楚很多。黄章晋在解释山西模式的逻辑时提出对当下的山西决策者而言，重大安全事故问责机制已经构成对行政官员的约束，这一约束的力量甚至超过了GDP导向的激励。因此由国企完全代替民企对地方官员而言的好处是，在分布于山西各地煤矿的管辖权上收的同时，事故的责任也被一并上收，国企煤矿事故的责任与地方基层政府完全脱钩，这或许才是山西煤改背后的原因。

今时不同往日，张宝顺的强调产权改革和如今的强调推卸责任，构成了鲜明对比。如果目前的山西模式得以维系并且持续运行下去，与围绕着煤改的效率、环保、安全等问题，其实已经毫无关系，煤改不过变成了官员卸责的一个工具而已。也就是说，其实煤矿的效率高不高、污染大不大、够不够安全并不是地方官员坚持的利益重点，其核心的着眼点是让安全问题的责任由别人担去。从这个意义上说，山西煤改不但违背经济领域的改革方向，造成对地方经济的损失；同时也没有促成官员向中央和地方公众更多负责，减弱了中央威权对地方的控制，是一个两头不靠谱的方案。

是以，毫无疑问，下一步的改革自然不能采用“山西模式”。我们认为，对于经济领域的企业行为，政府规制的限度是不干预合法经营，对于违法企业自然应该监管查处，但对于企业之间正常的并购重组，下一步的改革应明确无误坚持“温州模式”。经过三十多年改革的发展，各地经济落差较大，因此每一个地方的公众所追求的目标也不尽相同，尤其是在政治领域更是如此，而促成官员更多向地方负责，推动地方事情地方办，或是未来地方政府改革的方向所在。

李华芳

重庆市政府最近组成工作小组，筹备出租车股份公司，公司股东为主城600多位个体出租车经营者。这是对2008年重庆出租车司机罢工事件的一个回应。从政府管理的角度来看，此举符合重庆市政府对出租车行业这一公共事业公司化、集约化、规模化治理的思路。但此举是不是有利于出租车司机增加收入，是另外一个需要讨论的话题。

重庆市出租车司机罢工事件的根源在于司机收入低，而导致收入低的因素包括：一是出租汽车公司对挂靠的个体出租车收取过高的管理费用，实际上就是司机要交的“份子钱”太多，平均一辆出租车每月的份子钱在7000-8000元左右；二是运价低，重庆当时的起步价是5元人民币；三是重庆的道路运输管理部门对黑车整治不力，使得黑车泛滥，对出租车业余产生冲击。

而目前提出的出租车股份公司方案，在新公司成立之后，五辆有经营权的出租车，可申请增加一个经营权指标。当然享受这个政策的前提是以“公司”为单位，个人即便有5个司机，同样无法联合起来申请增加的经营权指标。而众所周知，经营权指标因为其稀缺，实际上是出租车市场上价格最高的资源。以至于相对于经营权或者牌照而言，车价反而并不是那么重要。

重庆主城区现有个体出租车经营户600余人，拥有出租车805台。按照新方案，如果新公司成立可新增162个出租车经营权。原来805辆出租车的产权，仍属个体经营者所有，但新增162辆出租车产权则归属于公司。经营者将自有车与新车称为“母子车”，前者的经营权期限是25年，后者是8年。“母子车”均纳入股份公司统一管理。这样一来，即便按照8年比25年经营期限折算，126辆也相当于原来的52辆左右。这意味着谁拥有新车，谁就会成为新成立公司的控股者。而目前并没有披露具体的管理模式，还尚待公司章程确认。

不过迹象却显示出，这一新公司将会变成政府控股的股份公司，并且可能会掌握公司的话事权。这对司机来说，并不是一个十分有利的安排。正如许多司机担心和观望的态度表明的那样，如果加入新公司，固然可能因为自己变身股东而降低份子钱，也有可能提高运行价格，并且由于公司的统一形象在硬件配置和服务质量等方面超过黑车，从而获得收入的增加。但同样面临的风险是，在政策要求下，将所有权过户到公司头上，最后导致作为小股东的司机被大股东挟持。不仅在具体经营上没有话事权，而且还将失去自己的指标和车子。

这种担心当然并非全无道理，重庆市2004年的出租车改革所面对的就是上述问题。不过，如果出租车司机作为股东能够在公司章程中确保其一定的优先权，包括投票和转让等，如此一来，即便政府是控股方，如果司机觉得不利于自己的利益，可以动用优先权来保障自己的利益。

另外，要求全部的805辆主城出租车一次性组建一个公司，这更像是一个政府管制行为，而不是一个市场自发设立公司的行为。不妨给予出租车司机更多的选择空间，例如可以选择在保证优先权的情况下加入新公司，也可以选择不加入。对于“五配一”方案不以公司成立为基础，如果有5个司机愿意自己联合成立公司的，同样按照此比例配置经营权。这样对于出租车司机而言，其可以选择维持个体经营，也可以选择加入新公司，还可以选择组建其他的公司。而对消费者而言，多个出租车运营者总比一家要好。

因此，应该允许出租车司机自己来选择，政府多提供的运营权和出租车可以作为原始的吸引新股东的一个基础，然后愿意加盟的司机就加入公司，而不愿意的维持个体经营或者组建其他公司。这对市场来说是更好的。假设公司化经营确实是更加有效的话，再增配一部分股份来吸收那些未加入的司机，那个时候公司化会更加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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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库报告》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出品的一份公益性电子刊物，以国际智库之思想，关照中国改革之现实。长期聚焦于中国公共政策的各个领域，采用跨学科研究的视角，为公共和私人部门的决策者提供了大量智识，成为与中国共同成长的思想力量。 更多内容请点击此处。

李华芳

奥巴马访华重新将被冷落了几个月的人民币汇率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但短期内对于是不是应该升值的争论是无意义的，对于中国而言，重要的是直面长期的人民币汇率机制。目前的事实是清楚的，根据中方的统计口径，2009年前十个月，在基本维持1美元对6.8人民币左右的汇率下，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下降了18%，而美方的统计口径则显示美对华贸易逆差下降了15%。尽管双方数据不吻合，但双方的统计都显示中国的贸易顺差是呈下降趋势的。如果中国对美顺差是一个需要被指责的主要因素的话，那么2009年的数据表明，在维持目前的汇率政策下，中美双方可以朝贸易平衡的方向迈进。这给了“汇率无关贸易平衡论”一个重要的支持。

值得解释的是，为什么中国会维持目前的人民币汇率政策。截至到十月份，中国的出口已经是连续第12个月下降。由于内需疲软一直是中国的痼疾，在短期内没有办法解决医疗教育和社保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十分有限。所以在出口下降的情况下，预期今年超过8%的GDP增长大部分要靠投资驱动，这也得到了前期数据的支持。今年前三个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占到了对GDP增长贡献的95%。其中，根据世界银行的一项估计，有政府背景的投资在其中接近一半。也就是说，对中国经济而言，在确定增长势头可以持续之前，人民币升值的议题不会进入决策议项。或者说，这件事不那么要紧，可以以后再说。

但有意思的是，中国人民银行在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报告中去掉了保持人民币“基本稳定”的承诺，被认为将会允许人民币升值。当然，这种短期的升值或者贬值的争议，更多是为了应对紧要的政治压力，并不是关注长期的经济发展。余永定指出，美国中期选举期间失业率上升产生的政治压力、实现经济增长和保持美元稳定两大政策目标的冲突，很可能诱使美国政府采取更多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因此，2010年很可能成为中美贸易摩擦年。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声音也是对此的一个呼应。

当然，克鲁格曼在之前的研究中表明，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并不是一个发挥比较优势的自发结果，而是中国管制人民币汇率对贸易结果造成了影响。这种管制汇率的政策可能还会引发进一步的问题。隐藏在人民币汇率背后的经济结构问题会在长期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这始终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未来不管是美国通过强势美元修正失衡的“中美国”模式，还是在金融危机影响下欧洲减少对中国产品的需求，都会进一步恶化中国的出口，尤其是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而中国长期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影响下的产物，需要通过缓慢的产业转型来提升其出口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同时更为关键的是扩大内部的需求。

所以，实际上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面临的短期挑战是如何在出口下滑、内需不振条件下，寻找到最优的人民币汇率政策。但这其实是一个牵一发动全身的问题，太多因素使得寻找最优汇率政策变成了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增加政策的灵活性和操作空间，朝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方向迈进，这不仅有助于避免人民币汇率问题再度成为一个政治上的“议项”，也有助于在未来通过市场机制来锚定人民币的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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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芳

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里，描绘了中国民营经济艰难起步的历程。政府始终是以不太友好的面目出现的，或者在民企发展初期加以压制，或者在民企成功后试图攫取果实等，不一而足。这种现实的中国背景，当然需要被放置于理解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但不能否认的是，即使制度环境恶劣，中国民营经济还是取得了进步。

东莞清溪的金卧牛实业有限公司，曾经是沃尔玛全球最大的烧烤炉供应商。这表明其实只要有一点点制度的缝隙，民营经济的顽草就能茁壮成长。但这家一度辉煌的企业，现在已经破产，等待清算。有人称之为金卧牛的悲剧，试图为之涂抹一色悲壮的情怀。但这种道德上的关怀可能并不是市场经济所必须的。

回头来看，金卧牛之成功，天时地利人和各方面的因素都有，但其曾经的员工说出一条朴素的道理，也就是创业初期虽然很艰苦，但老板从不拖欠员工工资。祝善保或许没有想到，其实自己的企业成功，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对员工好。民营企业在创业初期多少都具有一些草莽色彩，这些草莽色彩里极其重要的一点就是所谓的“义气”，换成现代的商业语言就是“诚信”的代名词。

在市场需要大量烧烤炉的情况下，金卧牛的成功尽管有草莽色彩，但更多的应该归结为一份幸运。烧烤炉是不是需要很大的技术创新和改进，或者金卧牛应该开拓其他的新市场，甚至在大规模负债之前的现金流还比较稳定的时刻考虑转型等，都是祝善保在企业破产之前就应该考虑的问题。不过，从事后的结果来看，祝善保还是过于倚重单纯的市场规模扩张，做量上的重复，这在市场逐渐趋于饱和的情况下，企业很难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而这或许才是今日金卧牛破产悲剧的根源所在。

祝善保在后期开始拖欠员工工资，尽管对于临时有急用的员工，祝还是千方百计筹钱应急，但这显然是一个疲于奔命的做法。事实上，在这个时候，企业已经泥足深陷。祝试图引入其他的投资方以解决这一困难，但法院已经依法判定其破产。接下来要做的无非就是依照法定程序进行破产。

这实际上是正常市场经济中极其普通的案例，企业经营不善，然后破产。我们需要避免的一种偏见是，自由市场上没有民营企业破产，事实是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也有大量民企在市场上失败。有意思的是，祝善保在得知企业破产时的确希望通过政府关系来延缓法院的判决，不得不说，这才是一种不合时宜的想法。如果祝的设想成功，那才是“政府干预”，不仅干预市场行为，而且干预司法过程。总而言之，不是每次破产都是政府作怪，企业如果不能主动进行创新，被市场淘汰恐怕是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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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未艾自有其“群众基础”：免费、方便、多元、参与感等都是其中元素。因此没有“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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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其实是货币政策发力的结果，试图依靠终止优惠政策为房地产降温，恐怕仍然是一厢情愿。

房地产市场的症结不在于有无优惠政策，而在于政府能否摆脱卖地生存的利益模式，以及能

否真正在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回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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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利益均衡机制，理想的模式自然是利益相关者通过充分的协商达成的方案，但更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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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业竞争中取胜，就必须澄清关于中国商业的三个误区：中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中国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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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委间部门利益之争往往“殃及池鱼”，阻碍企业乃至一个行业的发展，以最近魔兽代理

权事件为例，出现了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三部委在网游的市场准入的前置审批权

上的相互争夺，以此为鉴，部委之间应该明晰责任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