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什么心思也没什么时间写博客。希望未来几个月像最近几天一样，甚至比这几天更好，希望你像天上星一样坚定，永不怀疑，永无绝望。

我自己呢，则是那个在球场上心不在焉的家伙。我总是在自己的史上最欠发达的大脑中沉思，点解一跑就累呢？

倘若你踢着踢着，突然充满了氢气，你就会在球场上升起，升到足够高，就可以有宇航员的视野，再高很多的话，没准儿就能进入无限空间和永恒时间，获得上帝的视角。那时你就会真正看清楚足球这类玩意是怎么回事。一个球，分两伙儿，90分钟，这是干啥呢？这就像你在一个悠闲的下午逛到了郊外，给蚂蚁一根肉丝，给狗一根骨头，然后就能瞧见它们惹事生非。

2001年的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我去看了第一场，中国队借此吉兆3比0赢了阿联酋。我国球迷威武，风展红旗如画，威风锣鼓喧天，不停地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蕞尔小邦慑于天朝国威，岂有不股战战汗津津之理？就有个阿联酋队员崩溃了，带球往人堆儿里钻，每次都被我们的强悍后卫连根儿拔倒，那裁判也聪明，根本就不理他。这么着天遂人愿，不久之后我再次亲临现场之时，中国队已攒够了出线积分。比赛一完，沈阳疯了，青年大街，市政府广场，人民摞着人民，人民爱着人民。我差点儿被挤怀孕，心里想，足球这玩意简直像忘忧草啊。它给了这城市一个神都给不了的貌似黄金时代。

其时国企改革余波尚存，下岗工人们谋生无门，太阳升起太阳落下，日复一日地照耀着城市的伤痕。可在那个晚上，沈阳人民乐坏了，没过几天就在五里河体育场前面弄了个“十强赛纪念雕塑”，国脚们得塑金身，整体造型还是个V字，就好像他们也在天空在地上在海洋中，在纳粹的轰炸中保卫了伦敦。又过了几年，市政府的高兴劲儿先过去了，就把那体育场给拆了。

体育场是1988年建的，后来在那儿开全国青运会，我妹妹还去跳高了呢。当时的沈阳那叫一个美，电视上报纸上恨不得见天儿说这体育场有多么了不起，兴奋得跟小孩买了个新手机似的。这体育场能装5万多人，阿森纳队的酋长新球场号称超豪华，才装6万人，老的海布里球场才38500人。可是5万多人的体育场才用了15年就炸成了渣儿，海布里球场用了93年，弃用之后还要改造成公寓。对比之下，你就知道了，老欧洲真是没落了，还是咱国家有钱。五里河体育场的那块地，拆完会改造成商业区，那就更有钱了。有了钱还踢个鸟球？

海布里废弃的时候，英国媒体说，这是英格兰足球一段历史终结的标志。五里河体育场拆除的时候可没谁这么说。没有荣耀闪烁，就算一万年，在这种语境中也没资格叫“历史”。其实那也是一种终结，只不过我没见到哪个体育媒体这么说罢了：它是寒风中聊以慰藉的日子的终结。

那么，我充满了氢气，冉冉飞升，我看见了啥？我看见一座座山，一座座山川，一座座山川相连，山川间生活着勤劳勇敢的人民，旌旗招展，号角连天，人民奔跑，狼奔豕突，有时为了这，有时为了那，有时为了一只球，根本来说则不知为了甚。我飞啊飞啊，满脑子都是本体论迷思：当人民玩球时他们在玩什么？抑或球玩了玩了球的人耶，还是人玩了玩了人的球耶？

(第一财经周刊专栏) 

我会买一本GQ以示支持。里面有我的一篇专栏，除此之外，我惭愧地发现，自己再没做过任何贡献。循例嘛，要回顾一下，那么回顾过去10个月，我看到自己是一个如此没谱的人，这个。。不从工作角度，也要从人生角度严厉地自我谴责一下。

这10个月倒是过得很愉快，GQ的同事都是好人，对我都很好。虽然我这么土，也没人歧视我。虽然我在工作上很不称职，诸君也还是那么宽容。还欠大家一顿饭，过些天补上。

工作机会们先别找我了，谢谢。我正在去火星的路上，如今已过平流层。秋风起而思莼鲈，好久没回去鸟。

很高兴认识困困，你也许有特殊的东西，也许没有，那么保持耐心，等等看，很高兴认识潘西、文靖、季艺、马骥、小萌、小松、李丹，等等。也很高兴与早就认识的朋友贾葭共事。我还从没跟这么多又时髦又开朗的帅哥美女一起工作过呢。大家那么轻松、有朝气，那么有感染力，让我受益良多，大家的浓浓善意和淡淡友情我也会长记心中。

最后，谢谢，王锋。

如今我揽镜自照，终于知道了人生没有“兴许”。不知道这世界上是不是真的存在着童话中的那种邪恶的力量，反正在漫漫岁月当中，我就像没被公主吻过的青蛙一样一点儿都没变样儿。另外我还发现自己我既不会抢篮板球，也不想抢篮板球，更糟糕的是我压根就不什么都不想抢。

这世界上总有一些人会是罗德曼的反面，性情上更接近于梦想家而不是行动家，我不幸亦忝列其间。有时候我会有一些很下流的想法，幻想有什么天大的好事儿落到自己头上，比方说突然有一天我就买了一艘游轮，我就把我的朋友都叫上，“穿上棉猴儿，咱上北极逮企鹅去！”另外一些时候，我则会有一点儿上流的想法，比方说我们这个国家能不能更好一点儿呢？

人类生活的奇妙之处之一就在于，空无的幻想与实际的行动可以同等珍贵。除掉一些最极端的个案之外，一般来说，梦想家们可以做一件很基础的事情，就是用更美好的世界的标准来监督现世。

在我看来，古往今来的伟大小说家们都干了同一件事，就是甄别这人世间何为SB。《红楼梦》指出了家长制度和实用主义的结合是个龌龊东西，《第二十二条军规》说出了战争中的崇高精神是个愚蠢的玩意，更现代一些的小说不愿意有太明显的批判色彩，可是在甄别SB方面更胜前人，很多作品可以一揽子至少指出了一百多种人性的污点。有时候新闻记者也干类似的事儿。对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完全没有想象能力的人也许会说：我管理的这个世界多好啊，小说家添什么乱，都给我死去！可是事实却是，尔曹身与名俱裂，小说家们还不朽着呢。

与新闻记者的入世倾向相对应，小说家们总是幻想家。读这些作品的时候你会发现，作家们以一种美好的尺度苛责着一切，而书中那可谴责的世界与你我置身其间的这一个并无分别。

我们这个世界在我看来实在不怎么样，人们在世故方面比较早熟，在廉耻方面则比较晚熟，十几岁的孩子就精明得不行，可是活到老了可能还不要脸。按博弈论的说法，这是“纳什均衡”，孩子出生时都是乖宝宝，可是在成长道路上，别人都操蛋，他不操蛋的话就没活路了，他又能怎么办呢？从理论上说，这就是令我们这里好多人痛心疾首的“国民性”的直接由来。

可是，疾不可为也？其实只要改变一下社会的奖励机制就行了。一个社会总是奖励坑懵拐骗偷怎么行呢？这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其实蛮壮丽的，古人讲“齐家治国平天下”，你要做这个就相当于“治国”了。不过治国也没什么可羞愧的，这个国是我的，我治一治也是当然之事。

梦想家们也可以做一些更高级的事情，不仅用更美好的世界的标准来监督现世，还创造美好的世界。比方说可以像海明威一样，描述雪白的群山，讲述一场冬天的冷雨，省思失败与死亡，后世的读者读到了，就会心驰神往，如沐君子之风。如果什么能耐都没有，也还可以做一点儿更朴素的事情，那就是独善其身，至少不像别人那么热衷于丢人现眼。起码你可以缩成一团，做自己的白日梦，没事儿呆在家里照照镜子。你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可真是又一个可以告慰我姥爷的冷酷又滑稽的故事：你等不到自己变好看，却能等到别人变难看。

(第一财经周刊专栏，大约100年前) 

这是前同事杨瑞春前些天发在她博客上的一张照片，我给转过来，图片说明是酱紫的：“还有张斗牦牛的，海鹏同学，姿势惊人地潇洒。2006年在纳木措。拿的是陈一鸣的冲锋衣。牦牛显然被拴着，面对此情此景有些不知所措。”从中你可以了解春春同学的一个侧面，照片拍得好，还夸人不带眨眼睛的。

那是在关于青藏铁路的采访路上。一路上我们跟葛剑雄老师、阿来老师等混在一起，很是开心，风景又美不胜收。可是最终真是歹势，我把报道做得一塌糊涂。我发现想把什么搞糟糕并不难，只要事先感到自信满满、清爽惬意、什么压力都没有就可以了。

我们在纳木错住了一夜，夜里我缺氧失眠，听到有一万条狗在叫，貌似要咬死我。

至于这头牛嘛，或是禅定中，或是被我雷得石化鸟，更可能的是看明白了我的好本事：话说此人真的会斗牛，还是跟海明威学滴捏！

“2008年，如果你曾参与抗议家乐福，曾参与抗议CNN，曾认为受到西方的迫害，那么，建议你不要阅读此书，以免引起不适”

南方雪灾，艳照门，拉萨“3.14”动乱，打架一般的火炬传递，汶川地震，然后是北京奥运会及其坎坷余脉。这是关军在《大脚印儿》一书中记录的2008年，它始于一个在广州火车站高空失足受伤的农民工赵宝琴躺在病床上，舔舐一只棒棒糖以缓解痛苦，终结于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对普世价值的批判。这一年的华彩段落，是一场被国际奥运会主席称为“不寻常的”但被新华社翻译成“无与伦比的”奥运会，如果你能理解它，那么就能理解中国。这是一部非虚构作品，记录了2008年诸多人所不察的细节——作者认为“真实的历史隐藏于细节中，隐藏于具体的人的故事”。它苛责地，又充满仁慈地回望着那场盛会的光亮，那些LED灯，带着一种雍容华美的白色，那徐徐展开的画轴和“和”字，表明中国古代传统以及儒教再一次被吸纳为统治思想的一部分，还有那最绚烂和最不真实的，在古老的都城上空次第升起的大脚印儿烟花。

2007年秋天，一次午间便餐期间，关军向《体育画报》执行出版人程益中请辞，准备集中精力用两年时间记录北京奥运年的历程。拥有在《南方周末》做特稿记者的经验，在《体育画报》的奥运报道的资源优势，他“端详镜中的自己”，暗示自己正是适合记录北京奥运的那个人。

这就是为什么在5月，他会与我一道出现在北川。无论是作为一个体育记者还是一位资深媒体人士，他没必要到那样的地方去确立自己的行业位置。他是去记录、感受和理解他的题材。

尽管早有预期，他还是惊讶于这一年如此值得写成故事。“没想到这会是如此跌宕的、无与伦比的年份。这一年，更像是一个过分迷信戏剧冲突的编剧的剧本，而不像一段真实的生活。”

《大脚印儿》捕捉到了这一年中的每个关键点。雪灾时关军在广州，地震时他在四川的断壁残垣之间，奥运会时他则在鸟巢体育场和它的隐秘的地下设施间溜溜达达。足够努力之后他得到了运气的青睐，火炬传递期间他恰好去到了两个可以成为一流素材的城市，旧金山和本溪，前者因为火炬的到来而引发“局部战争”，而且向来隐含着中美之间的民间纽带关系；后一个城市则在整套政府机器乃至全民紧张地准备了很久之后，突然被戏剧性地告知，火炬不来了。

市政府沉默以对，没有对传递临时取消做任何解释，据说是怕伤害市民的感情。可是一个市民已经受伤害了，“聘礼也下定了，是吧，七大姑八大姨也都通知到了，酒席也交完钱了，老丈人都磕了头了，完事新娘子跟人跑了，这叫咋回事？”

中国是一个神奇的国度，只要你真正挨近一个事实，它的戏剧性就会无心而慷慨地向你演出，直到令你目瞪口呆；中国也是一个凡事神秘兮兮却在本质上秘密漫溢的国度，在一个事件、一个人甚至一棵草上，你都可以找到秘密。这就是北京欢迎你，“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等你”，这里的秘诀只是挨近，挨近。《大脚印儿》与当下中国的秘密挨得很近，甚至已经是一次侵入。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8月8日，北京城里大致是一派祥和气氛。奥运会开幕当天，四架飞机在北京起飞，向多雨的云团发射了1104枚火箭，最终制造了一个无雨却令人难忘地闷热无比的晚上。这只是这届奥运会创造的多个奥运史上的首次之一。当日，俄罗斯军队进入格鲁吉亚南奥塞梯地区，双方发生激战。奥林匹克休战协议，在如此巧合的时刻遭到践踏。    一些小规模的麻烦不可避免地发生，但国内媒体保持沉默，境外媒体也没有狂轰滥炸。8月4日，有20多位北京市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附近表达对强制拆迁的不满；8月6日清晨，两名外国人爬上“鸟巢”附近的路灯杆，挂起藏独横幅；奥运幵幕后第一天，美国男排教练的岳父母及一名中国导游在北京鼓楼遭浙江男子唐永明持刀袭击，造成一死二伤，唐永明跳楼自尽。

这是典型的中*共行事风格，外松内紧。这是一种相信事情在小屋子里悄悄解决更为可靠的本能。中国代表团想夺金牌第一，但是官方从没漏过口风。没有谁听说过一个叫作“湍流与复杂系统实验室”的机构，但是从2005年起，它就开始为中国激流回旋国家队提供科技保障。

奥运场馆中心区，人们在地面以上观看一场接一场的精彩演出和比赛，在他们看不到的地下部分，迷宫暗藏，每天也是人如川流，熙熙攘攘。在深邃的地下，下沉式的环行通道连接着中心区的各个场馆，通道之宽大容得下两辆大卡车并排行驶，通道的重要功能是调配安保力量并应付突发事件，与此功能配置的地下屯兵室里，一支精锐之师中的100人配备了136件枪械和其他反恐装备。

开幕式演出前，2000多个击缶的战士伏在地下，就像邱少云在韩战中参加的隐蔽行动。最先表演的击缶的战士们趴了40分钟，后来，耳麦里传来张艺谋的声音：领导来看大家演出，这是大家的光荣，坚持住。

多少个中国人坐在电视机前，等待着这令他们多年以来一直期待也一直为之自豪的奥运会的开幕式。他们看到的是外在的盛大演出，几乎从没想过这一切从何而来。他们听不到那个“小屋子”里的指令。这指令不只操控着一届奥运会，而且掌握着一个又一个时代，像滴滴答答的电码一般，在中国的每一条道路每一片叶子每一个短句中回响，恒久、安静、强大、稳妥。

最终，吉时已到，大脚印儿在千年古都上空“走”过——几乎整个世界都被中国的盛大演出震撼了。

当时，在什刹海“奥运人家”金丝居的餐桌前，围坐着餐厅主人、大陆人、旅居美国的台湾人和两位在沪推广台湾药膳文化的台商。他们看着电视直播，击缶，太极，电脑程序般的整齐划一，于是台湾人曾女士赞叹说：“你们的国家真强大，没有谁能搞出这么大的场面。”

再以后，是三聚氰胺，日益风起云涌的群体性事件，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活动，经济危机，普世价值批判。到12月，平安夜的钟声如期敲响，这个西方最重要的节日没有在中国遭到抵制，相反，它获得的待遇似乎比往年更高。挂满礼品盒的圣诞树和圣诞老人的形象不再只是商家招徕生意的法宝，连这个国家最新的标志——“鸟巢”也加入到了对耶诞的纪念中。好像没有任何一年比这一年更繁荣、更自信、更西化。12月24日晚5点20分，北京市迄今为止最高的一棵圣诞树（高达38米）在“鸟巢”中央点亮了，足以让西方人那些小枞树相形见绌。奥运福娃、圣诞老人站在了一起。“鸟巢”的保安在这一天换上了英式礼兵服。

也没有任何一年比这一年更眩晕。一条关于经济危机的玩笑短信在流传，“只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

关军：

我滴同学（嗯嗯~），中国新闻周刊主笔兼特稿部主任，最有经验和能力滴非虚构作家之一，曾服务于体坛周报、南方周末、体育画报等媒体。

你可以在这里下载或在线阅读《大脚印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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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版 http://www.rayfile.com/zh-cn/files/c5ec09c7-831d-11de-a2f7-0014221b798a/

TXT版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5560830.html

附：《大脚印儿》受访者名录

李红  国际奥委会北京2008代表处首席代表，负责电视和市场服务的总经理

李柠  北京奥组委顾问，北京礼仪学院院长

刘爱杰  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

魏纪中  中体产业股份公司董事长，前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北京奥组委高级顾问

Susan Brownell  中文名包苏姗，美国密苏里大学圣路易斯分校人类学系主任，中国体育研究专家，北京奥组委顾问

肖阳  CCTV驻北京奥组委特派联络员，负责北京奥组委工作的影像记录

山田直稔  参加过1964至2008所有奥运会开闭幕式，在日本被誉为“奥林匹克叔叔”

石原慎太郎  日本东京都知事（书面采访）

田中修  日中产学官交流机构的特别研究员，中国经济问题专家

冬日娜  CCTV田径专项记者，刘翔的好友

关庆丰  《北京青年报》记者

Richard  美国《体育画报》资深记者

Christian  《西南报》（SUD OUEST）的高级记者，北京奥运会报道者

Jaime A. FlorCruz  中文名吉米，CNN北京记者站负责人，驻华首席记者

Adrian Geiges  中文名佳杰思，德国《明星》周刊（STERN）亚洲首席记者

王军  新华社记者，多年致力于北京古城保护、城市规划的调研

孙海平  刘翔的教练

博拉·米卢蒂诺维奇  著名足球教练，曾率领中国足球队打进世界杯

曹靖  孙海平的助理教练，曾是刘翔的队友

冯霖毅  前上海某体校跳高运动员，刘翔的队友 

伏明霞  连续三届参加奥运会跳水比赛并获得四枚金牌，也因嫁给香港金融巨子梁锦松而引人关注

桑兰  北京残奥会形象大使

郑黎明  中国激流回旋队副领队，北京体育大学教师

王卫星  博士生导师，中国知名体能训练专家

仲锁贵  上海管弄新村小学体育教师，刘翔的启蒙教练

金晶  前国家残疾人击剑队队员，奥运火炬手

张学锋  奥运火炬手

姚革  前残疾运动员，奥运火炬手

陈娜娜  奥运颁奖引导员

吴虹  北京市民，北京职工文明拉拉队成员

吴洪珍  北京市民，奥运治安志愿者

Eric Abrahamsen  中文名锁柱子，将中国文学作品译介给英语国家

方寿威  北京市民，曾因奥运口号的权益问题起诉北京奥组委

荆继昌  北京大金丝胡同四合院“金丝居”的男主人，该住所主要接待外国观光客，被政府命名为“奥运人家”

王志喜  荆继昌的妻子

周洪涛  前外交官（已退休），“奥运人家”主人

道格拉斯  美国人，专程到中国购买奥运门票并观看比赛

孙爱珍  道格拉斯的妻子

韩钢  包头市某国有企业工人

韩珂  职员，北京奥运门票现场发售盛况的亲历者

马景雪  奥运拆迁户

李玉奎  马景雪的丈夫，奥运拆迁户

马德云  奥运拆迁户

苏向宇  奥运拆迁户

孟凡华、阎胜玉  北京市民，选择在奥运开幕当天登记结婚 

那和利  新奥物业公司经理，奥运拆迁户，北京奥运火炬手

张艳群  奥运附属工程建设者，画作《他们》的原型之一

王社起  奥运附属工程建设者，画作《他们》的原型之一

于庆祝  奥运附属工程建设者，画作《他们》的原型之一

贠房只  奥运附属工程建设者，画作《他们》的原型之一

苏坚  广州美术学院教师，画作《他们》的作者

赵宝琴  农民工，雪灾期间广州火车站危难时刻的亲历者

魏二林  奥运安保参与者，雪灾期间广州火车站危难时刻的亲历者

覃爱玲  《南方周末》记者

罗布曲珍  拉萨某中学英语教师，藏族人

泽朗王清  “玛吉阿米”连锁餐饮企业的拥有者，藏族人

索朗  西藏邮区中心局业务员，藏族人

刘鉴强  旧金山火炬传递现场观众，加州伯克利大学中国籍进修人员

马元江  四川大地震亲历者，创造了没有任何补给情况下生存178小时的奇迹

陈颖（四川大地震亲历者，马元江的妻子）

尹春龙  四川大地震志愿者，2008年被共青团中央命名为“全国十大杰出志愿者”之一

孙立  舞蹈专业学生，四川大地震亲历者，参加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节目的排练

贺一民  武警指挥学院大校，先后参与汶川和北川的救援

梁欢  四川大地震亲历者，北川中学学生

张建芳  自由职业者，2008年一直在北京寻觅工作机遇，曾寄望通过北京奥运会改变个人职业和命运

张宁  体育经纪公司经理，2007年至2008年致力于发掘奥运商机

黄涛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奥运办公室主任

李宁  前著名体操运动员，李宁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奥运会主火炬点燃者

（注：另有少数受访者，要求隐去姓名）

浮士德说：“你多美啊，请停一停。”我想说的却是：“你多丑啊，请停一停。”这不是指飞机上的乘客们，也不是说我像一个虚无主义者那样讨厌经济发展和个人奋斗，令我深以为耻的是弥漫整个时代的贪嗔迷惘又一往无前的气氛。我会一再地想起孙处长当年的梦话，它之所以成为经典，恰恰是因为跟彼时最热闹的股票之类全无干系。有时他说没人听得懂的英语，有时他威胁说要敲掉阿童木的头，有天晚上，他则磨着牙说：“十年后中国文学将更加萧索。”

这话很怪，可你要理解我们是在中文系，我们是时代的逆流。我的同学们大多数对文学毫无兴趣，考法律、经济什么的没考上，就被发配到中文系来了，可是这也没能阻碍他们暂时地臣服于人类数千年来的文艺精华的魔力。沙漠里的贝都因人为什么不吃虾米？只是因为他们没吃过。虾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文艺亦如是。我记得一个家伙躺在床上读村上春树，主人公搞了一个失恋的姑娘，事后那姑娘说，“咦，还能见面？”他只是敷衍支吾了一句，可是回到家里却觉得寂寞，“吃了根黄瓜，小便，睡了。”那时一个故事中只有淫荡和自私是不够的，还得够凄凉才行，多少人喜欢塞林格，就是因为这个。不像现在，全是穿越啊挖坟啊种马啊什么的。

那时我更多地读那种沉闷的书，注意力一分散就看不懂，可是读完了你就会在春日傍晚里深深叹息。那时你还年轻，肾上腺素在血管里拥挤得像一袋跳跳糖。那期间我读过的最牛的一本书是娜塔丽·萨洛特《天象馆》，如今你给我一万块钱我都不愿意重读一遍。你可以想象一下读一本至少有3万个省略号的书是什么感觉，就像驾驶一辆每20米就熄一次火的老爷车。我拼了小命，竟把这辆车开到了世界尽头。那是历史的空隙，生活没有被填满，年轻人得以抬眼看看什么东西才是有点儿意思的。

从那时起到现在，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一种变化是明显的，直到毕业5年后，还有出租车司机问我，你念几年级？后来就没人问了，再后来人们不再因为我面相幼稚而轻视我。这说明我老了，不再显得又穷又满不在乎，虽然比一些狗屎晚了一点儿。这也说明往日光阴永不复回。还有一种变化是难以捉摸的。你感到这一生中所见、所闻，甚至未见、未闻的一切都变化了，可是很难归结出内里的逻辑。当我身在新闻业之中，我的职业责任之一就是记录历史，可是这历史总是像迷雾一般弥散不定。

往事萦怀并无意义，我亦不想美化过去，我只是觉得，今日生活本来可以有另外一些方向，但是它没有。我在感觉上而非理性上发现，今天的中国社会并没有像我们当年期许的那么好。

至少有一点是明确无误的，孙处长的预言早已成为现实。如今已经是“十年之后”的之后，至少你能看见我们的文化日益热烈而且痴傻。我到书店去，看见好多书；我网购，又看见好多书。我看见的是破书。我看见了繁荣，可是它是一旦抽掉了痴傻的沙砾基础便会崩塌消无的繁荣。你知道新闻业就意味着免费褫夺传统媒体的新浪网，文学就意味着粗鄙无品的起点中文网，电影就意味着贺岁片，电视就意味着湖南卫视的节目里有一帮小姑娘尖叫并泪光莹莹——他们之所谓参差多态，我则名之以单调乏味。更重要的是，乏善可陈的状况又何止出现在文化领域而已？当我们在十多年前投身于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再早四年考入大学，或更早以前在小学三年级写下第一篇作文“我长大了想当一名科学家”或任何一个曾经怀有苦涩梦幻的瞬间，我们想要的就是这个？

有人会说，这是必然的。好吧，没什么好苛责的。某种程度上我承认这一点，甚至某些时候我自己也这么说。可是别忘了，人能谅解历史，但不能让历史谅解自己。今天的一切，进步和衰败，美丽和丑陋，死气沉沉和光怪陆离，都是我们推托自己无力阻止却已经参与造就的。

在价值观和市场上，我们都是顺流而下，顺水推舟，宁为附骨之蛆，不做自由之蝶。任何一个行业里做出的不公正的、不善良的、丑陋的和没有品质的事情中都有我们的劳绩。我们这一代人得到了社会中坚的位置，也许也获得了社会中坚的利益，但是并没有承担起社会中坚的责任。我们油滑地绕过了历史责任的尖角，矢志奔向狭隘的中产之家。这不是谴责，恰恰相反，我只是遗憾地理解了一个人人得见的事实并且陈述了它。我们在利的面前太过自轻自贱，在义的面前又太过傲慢无礼，历史在拍照，我们则看到自己的姿势难看透了。

别急嘛，人们常常以一种中国人特有的耐心说，这是社会转型期。问题是，社会这辆汽车在往哪里转呢？有没有任何一个人，哪怕他是司机，可以说出答案？又有没有任何一个读书识字的人，坐在这辆在漫天迷雾的道路上的锁死了方向盘又大胆疾驰的汽车里可以说他毫不担心？

一切都没有答案。我只是看到了一个“姑且如此”的世界，而且它还要长久地“姑且”下去。它的一切都是“姑且”的而不能有长远的抱负。它是过渡性的，不知彼岸在何方。有一簇冷火囧囧地燃烧其间，无论是GDP，还是一首商业情歌，都在此火之中灿烂、繁荣和浮华，却没有真实的温度。昔日同学们在1990年代早期的虚光中投身股市，如今的人们则在虚火中劳碌奔波，可是此心安处在哪里呢，社会的灵魂安在哉？倘若我们宁愿如此，那么最世俗地说，商业环境也好不起来，发展红利亦近穷期，孙处长就该辗转卧榻再续新篇，“十年后中国经济将更加萧索。”可是在这冷火烈烈的时代晚上，一句半句呓语尚抵不过栗冽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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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财经周刊专栏，2009年4月某期。博客版加多1000多字。一般杂志版面能容纳下的1400字嘛，讲单口相声富裕，叹口气的话。。就不够鸟。）

如果你认为这么说太过傲慢，那么我想你忽视了这个世界可以有多么糟糕。比如说你知道，从黑龙江到四川，每隔一段时间就有那么几个地方的领导决定掀起一场打狗运动，于是文件一发，城管队员们就手持大棒，把狗狗们的天灵盖敲得粉碎。读到这些新闻时你会想些什么呢？

至少我会想，这个世界配不上一条狗。程颢说，看见毛茸茸的鸡雏，就看见了仁，可是有人看见什么都看不见仁。这个“看不见”实在是可怕。汉娜.阿伦特说过残忍是与什么联系在一起的。她举了纳粹战犯艾克曼的例子，说在某些世界里更广泛地存在着一种“平庸无奇的恶”，有些做恶者之所以作恶，并不是因为他们本性邪恶或者有施虐癖，或者他们有什么特殊之处，恰恰相反，他们之所以做出令人发指的恶行正是因为他们平庸无奇，脑袋空空如也。

我们常常误以为残忍的根源在于仇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爱的反义词不是恨，而是平庸。在高一上学的第一天，我和我的同学们就被叫去参加公审大会，被审判的有二十多人，一多半人的罪行是杀人。其中一个男人的岳父家有4口人，都被他倒栽葱仍进了水缸溺毙。如今对比想想，美国人那些关于凶杀的名著，比如《冷血》和《刽子手之歌》，跟这个比算什么呀？我觉得这个小故事可以提醒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从何而来——如今令我们沾沾自喜的现代文明的绿洲，其实还建立在爱的荒漠之上。如果拿一只试管解析一下此间的冷漠有多少，自私又有多少，你就会恍然大悟为什么如今会有人超速驾驶一辆名车，把行人撞死在斑马线上。

踢过球的人都知道，人的眼睛其实跟蜻蜓的差不多，更能注意到活动的目标而不是静止的，因此你倾向于传球给像无头苍蝇一样乱跑的队友，却不是一早就聪明地站在空挡里的那位。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总是相信“时代变了”的陈词滥调，因为你更容易注意到变化的部分。

作家徐星讲过一个故事，文革时期他目睹过一次枪决，枪响之后，一个验尸官负责检查被行刑者是否“死透”，他的办法是拿着一根铁棍，挨个儿枪眼儿捅一下。铁棍上有个环，从一具尸体走向另一具尸体的时候，他就把它套在手指上绕圈儿玩，吹着口哨。我的印象是这个人因为周围的人震惊而感到得意。我倒并不震惊，这只不过是又一个关于麻木不仁的的故事而已。

这往往就是那些令人恐惧的事情的起点：平庸无奇、麻木不仁和乏味。有时候我到一些地方去，不得已跟一些自认为有点儿权势的人坐到一个酒桌上，他们总会端起一杯酒说，“来吧，加大力度！”这意思就是该干杯了。我发誓没有任何事会比这个更令我厌憎。我烦得屁股都要爆炸了。他们的话语方式是如此程式化，幽默感是如此贫乏，主人翁的姿态是如此自在，其背后潜藏的灵魂是如此平庸和自鸣得意，让我意识到，这正是我不得不应付的令人惊惧的生活真相的缩影。

你知道一个配不上你的世界的最简单标志就是一些配不上你的人总想跟你共饮一杯啤酒。

我像讨厌尿一样讨厌啤酒。我也讨厌一个既无梦想也无悲悯的世界。这可以是一个严肃的话题，关于如何形塑一个国家，形塑我们的生活。这也可以是一个玩世不恭的话题。有人会说，就你们这些愤青啰嗦，这个世界配不上你们，你们死去呀！这正是我之所愿。我保证我不会永远活着。而且拿我自己来说，躯壳里就藏着一个小达摩，随时准备找个洞藏起来。我只是在一个像木星那么巨大而沉静的地方同情着那些没有洞可去却沾沾自喜的家伙们的人间烦恼。

（第一财经周刊专栏） 

一来呢，请各位随便骂，骂人是自由之一种，虽然我现在不使用这自由了；二来呢如果道歉能让你们满意，那我就道歉。

专栏文章是个人作品，既不代表杂志社立场，也不可因立场之故而被杂志社拒绝发表，因此此事跟作为载体的第一财经周刊完全无关。

再说中间儿的一句垫场话哪有什么立场。所以别去烦人家了。还以为谁都像我一样不觉得你们是一群傻逼还深爱着你们啊？

你们赢，回家吃饭去吧。

有了这两本书，我对于将来当个谁的爹就有信心多了。不过，我还准备教给那娃一些关于黑暗的道理。有一本小说叫《追风筝的人》，像所有畅销书一样传奇得过分又颇多陈词滥调，可是里面那位阿富汗父亲很高明，他说，“世界上惟一的罪就是偷，各种罪都是偷的变种。”

当我们目睹一些恶行的时候，常常说，畜生！可是我觉得，畜生也比没教养的人强。我不介意我的孩子是个啃泥巴的畜生，但我介意他是一个机灵得会加入某个自私自利、霸道无耻的组织的混账东西。即便我生的是一只猴子，如果他领会了前面说过的前两句话，就会懂得善与同情，领会了后一句，就会明白一个人活在这世上最重要的是行事正当，而最该反对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侵犯他人的苟且之事。

笼统地说，这就是教养的真义。可是粗鄙之行在我们的人生经验中多如天上繁星，今有在洗浴城里“强迫要求”姑娘陪他洗澡，古有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每当一个诸如柳州那样的地方有公车闯红灯，北京就必有一个特权阶层正在像野猪一样横冲直撞，教养如不文之言，总是行之不远。有句话讲得好：老子是吓大的！这还真是悲哀呀。从这个角度你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什么都有，就是什么都不怎么像样。

那么教养的核心是什么呢？要我说，不是行礼如仪，不是早上洗漱完毕先到长辈屋子里头请个安，而是这个：正义。

当人们的周遭不乏正义的说教，却缺少秋水漫溢般浸透生活的实体正义，一个社会就决不会有什么教养可言。正义不能昭彰，恶行就会得到鼓励，一个国家就必然指鹿为马，正邪混淆，人民也就必然一边抱怨一边堕落。温总理曾5次推荐的《道德情操论》中有言，正义和道德是两回事，正义是支撑一座大厦的柱子，道德则是这座大厦的装饰。连道德都无处附丽，教养就更是痴人说梦了。

这就是为什么在有些国家全民都很粗俗。当然主要是上面的人比较粗俗。大猪总是比小猪粗俗。偷民权，偷自由，是世界上顶没教养的事。天子之怒，伏尸百万，血流千里，这世界上没任何事比之更令人作呕。最终我们的文化也粗俗。厄普代克就弄不明白，“为什么苏童和莫言对性、生育、病痛和非正常死亡的生理细节那么津津乐道？中国小说是否缺少一个类似英国维多利亚时代那样的可以让作者习得礼仪的时代？”其实我们不是没有可以习得礼仪的时代，而是经过了泯灭教养的时代。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这个六月天，我又会想起久远的往事。历史的主角曾是我的哥哥姐姐们，可是如今回望过去，他们已经都是孩子了。你不能不感慨历史的变化是多么剧烈，历史又是多么容易被淹没。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可是究其本质，他们都只是一些知更鸟。他们很幼稚，很多时候不聪明，而且像任何人群中一样，他们当中也有自私自利者，可是作为一个全体，他们只是用心唱歌给这个国家听。那么年轻的脸孔，那么不甘于陈腐生活的灵魂，那么多的锐气和那么多的活力，此后的岁月中再没有过。

即便只为了此地更为宜居，正义和有关正义的往事也是值得打捞的。犬儒主义者会说，算啦。他们说，呔，汝算哪根葱，凭什么代正义而言？他们认为任何一个口称正义的人都是可疑的。这种话永远都会有人说，可是它是蠢话。因为答案从来都是简明的：一个可以问“凭什么”的社会就是正义的，一个不能问的就是不正义的；正义就是是谁的归谁，而各种不正义都是杀死知更鸟和偷去加害的历史的变种。

只需买一张2块钱的卡片就可以回到1985年，绝对物超所值，因此我很享受每个单程的40多分钟。我大幅度地提高了自己睡觉的本领，站着也能睡，而且决不会打趔趄。有时我也像别人一样玩PSP，打4局新手级的实况足球，即便率领阿森纳队对决中国国家队，胜负也殊难预料。大多时候我则拿本书看。我想我虽然沦落到地铁当中，只要坚持学习，就一定有晋升到更高阶级之希望。我发现从我上车那一站到大望路，《灯草和尚》可以看43页，《痴婆子传》就只能看36页。

倘若严肃地讲讲我的地铁见闻，那么我就得说自己看到的情形跟诗人庞德的名句完全一致，“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般显现/湿漉漉的黑枝条上朵朵花瓣。”没错，就是这种昏暗和缺乏生机的气氛，虽然还不至于幽闭恐怖。我下过两次煤矿，在那巷道里你才觉得害怕呢，因为你总是忍不住想：他妈的，我在地下600米啊。我以前只知道自己有恐高症，去了煤矿才知道还有恐深症。然后你就盯着那些瓦斯探测器看，可是毫无悬念地，它们一定亮着浓度超标的红灯。于是那些煤矿工人们走下矿车，在积水的巷道里PIAPIA地走啊走，一直走向恶龙的洞穴。

地铁里则是安全的，人们怏怏不乐，只是因为要纯然地浪费一小段时光而已。作为一个具备生理特性的人类，我曾有很多次坐出租车而感到快乐，因为那是美好的日子，微风吹佛着你身边的小小世界，而阳光像无边的红色星云一般浮漾在你闭起的眼睑周遭。你有机会与自然融合在一起。至少你可以看看街边的树木在空气中摇摆的样子。可是在地铁里你从来不会感到快乐。你看到车厢里灯光灰白，色彩单调，人们坐着或者吊着，总是表情呆滞。你也会看到有人沉浸在遐想之中，幻想到了什么好事而突然展露奇怪的微笑，甚至不出声地嘟哝了几句。你看到有人试图打扮得衣冠楚楚，可是皮鞋上积满了灰尘。你听到旁边的几个小女孩抱怨这个月的奖金太少，上个月还有50块哩，然后你瞥过去一眼，发现她们果然不怎么好看。

总的来说，我发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遇到的各色人等都有一个共同的本质，而这本质在地铁中尤具显性，那就是无论快乐还是烦恼，人们都沉浸在梦幻之中。我没有遇到过任何一个人过着完全明智的生活。你知道一个坐地铁的在幻想自己开宝马，开宝马在幻想自己住一栋有15亩草坪的别墅，住大别墅的呢，机关算尽太聪明，不成想还是免不了得罪人，进去了。我们每个人都挺事儿的，可是每个人都会在有些时候出神，幻想点儿什么莫可明之的事物。我不能说这激起了我对人类的怜悯之情。怨憎会，求不得，生活大抵如此，没什么新鲜的。我只是在有一天发觉，我这么想事情，跟释迦牟尼也差不多嘛！佛祖35岁悟道，恐怕还没我早呢。

可是我觉得“觉悟者”没什么稀奇的，悲悯与善良一样，只是中年觉悟的题中应有之义罢了。与此相反，我发现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在走向恶龙的洞穴之前是否干过点儿什么真正的精彩的、有劲的、别样的事情。解构地说——至少我得学会倒立着睡觉，让一号线里的人们以为我是蝙蝠侠呀。

(第一财经周刊专栏)

啊，C罗总是酱紫贴心。

啊，看得安德森好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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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冠军奖杯塞屁眼去吧！

下面是我那一小部分。还是去年夏天写的呢。

1

头一天睡得很晚，5月12日下午我才起床，没开电视也没上网，只听朋友说四川地震了，没当回事儿。晚上，同事潘晓凌打来电话，说她想去四川做地震报道，说是“四川的朋友都联系不上，特别担心。”我就问了一下情况，得知震中在汶川，已死亡人数上百，就跟她说，你就别去了，这事儿肯定有成都记者站的同事去跟。几年前我去九寨沟玩儿，曾经路过汶川，知道那儿离成都挺远的，有个山高水长、地广人稀的印象。当时我脑子里想的是，这就是荒野中的一次地震，跟年初的新疆地震差不多，震级很大，伤亡不多。另外那会儿我代班编调查版和观察版，晓凌正在为我的版面做深圳高速公路摄像头被用于监视民居的稿子，她去四川了，版面怎么办？这个电话打完，我打开电脑上网，然后就发现我的判断完全不对。

当夜的新闻具体怎样，现在我已经记不大清了。印象很深的是，有条新闻说，“死亡人数估计将达3000-6000”。我由此意识到这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死亡人数一旦达到3000这样庞大的数字，也就肯定会达到几万——地震要么发生在无人区，就会很少伤亡；要么发生在人烟稠密之处，就肯定不是几千人的问题。我有一种特别悲哀的感觉，就是觉得这是怎么了呢？当然也很震惊。以前我做过几次灾难报道，每一次都是这种感觉，跟参加葬礼差不多，觉得心里很悲凉，世界很暗。

再有，就是觉得中国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厄运，这个国家必须体现出海明威所说的“重压之下的美质”。汶川被阻隔在一个完全不通音讯的世界里，人们在努力找它。解放军战士正在雨夜中前进，路已经断了，有余震，有滚石。一下子，我觉得自己突然挺能理解解放军的，当兵的也都是孩子。

夜里，第一财经周刊的执行主编伊险峰给我打电话，要我帮他们写一篇稿子。他们次日出刊，当天派了不少记者在北京、上海采访公司白领们逃生和惊恐的故事，后来发现四川状况严重，原本的编辑意图就太轻了，想让我为他们的专题写一篇开篇文章。当时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9000多人了。我写了一篇《在这痛苦的时刻，我们向文明求解》给他们。伊险峰是我的大学同学，好朋友，这是我给他们写稿子的原因。不管怎么说，我认为，我们只能依靠文明的力量自我拯救，文明当然包括现代社会动员能力、组织技巧、专业技能和设备等等，也包括人们的同情心、善良等等，总之是一个符合现代文明标准的复杂系统，中国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它。

用口语转换一下，这篇文章的内容要点是：

1、大家赶紧捐款；前阵子大家很爱国，可是爱国不是基于对别国的敌视的基础上的，而是基于本体的爱；

2、状况复杂，后续问题多，比如水库；汶川县有40多座梯级电站；

3、恐慌是正常的，政府不要一味打压“流言”，信息开放、新闻开放对救灾非常重要；

4、用现代文明的思维来救灾，千万别用旧思维，不要做表面文章，不要政治挂帅；

5、人类的生存总是处于“挑战”和“应战”的循环之中，期望中国能够做出最好的应战。

后来，在发表在南方周末上的“记者手记”中，我写道：“我一个人在家，看着网站上不短刷新的死亡数字，不免哭哭啼啼。”这就是当时的状况。当时我的感性和理性都是普通水平，跟任何一个记者没什么区别。我还在北京，对遥远的四川的状况充满关切，又感觉很遥远、很模糊。

至于后来我和陈江写出了相对于别的媒体来说“更理性”一些北川报道，那是事实使然。

2

第二天，我给向熹、伍小峰、李红平分别发去短信，说我想去四川采访，如果需要的话可以随时出发。回复是，广州编辑部正在开会，稍后给我消息。向熹好像还给我打了个电话说这个意思。他不常给记者打电话，因此我觉得，编辑部肯定蛮激动的，要有点儿什么大的动作。

下午等到了消息，让我出发去成都或重庆——飞机能降哪儿就去哪儿。正这当口儿，袁蕾打来电话，说她的一个朋友的朋友正在组织民政部下属的救援队，想联系南方周末在北京的记者。我联系了一下，最终决定跟他们一起出发。这一等就等到晚上9点多，那会儿时间多紧张呀，我就打电话过去，说不等了。这期间按广州编辑部的要求，我去买了两部卫星电话。定了次日早上7点去成都的机票，准备睡觉，可是报社的电话又来了，要给评论版写篇文章。写了一夜，写得乱七八糟不成样子。期间跟在成都的曹筠武在MSN聊了会儿天，我感觉到他很累，情绪也紧张。编辑部希望他和别的同事徒步开进汶川，他压力很大，又觉得实在没法完成任务。当时他们连卫星电话都没有，一应徒步装备全无，只靠体力和精神在支撑，先从都江堰往映秀方向走半天，然后往回走半天，再回成都写稿发稿。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这句话：“那山高得！”

当时南方周末想暂时做成日报。出了一期号外，又早又好，我们的首批记者一共才4个人好像，做得非常棒，可惜号外发行总是不如正报，看到的读者不多，他们的工作的影响力也打了折扣。

早上5点钟我去了机场。成都双流机场正在不时被用于军机降落，因此我们的飞机直到上午11点左右才从北京起飞。那是我见过的最繁忙的航线，数次见到飞机在云层的另一端与我们擦肩而过。在摆渡车上，有个中年男人说，他的家人住在都江堰，他在北京打工，这次买了机票之后，又买了很多饼干和水带在身上，身上就只剩下14块钱了，他准备到了成都之后徒步走回都江堰。饼干和水他一点儿没动，准备带给家人，“不知道啥情况，也许活着，也许全死了”。

对我来说这一天已经泡汤了。到成都市区是下午2点多，当天又恰好是周三，南方周末的截稿日。

3

到成都，跟同事们汇合。当天晚上开会，邓科组织，在宾馆旁边儿的一个茶馆的露天座位上。总归是这几个事儿：去过灾区现场的同事通报情况；设计什么报道方案；怎么执行；谁去哪里执行。

我有一个建议大家觉得不错，但在事实上没被采纳，至今我仍觉得蛮可惜的。这个建议就是在前方做报道的同时，也多报道一点儿后方的事，比如医院，比如民间力量的参与等等——这些后来也报道了，不过那是后来了，跟随式的现场报道的机会永远不会再有。我觉得这么大的一个事件，不能一个劲儿地去抢现场，信息应该立体起来，有条理有层次，要不然大家就看不清楚整个事件了。当时大家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可是落实到每个人，又都对前方报道特别有冲动，觉得后方的东西不够劲儿。私意以为，这又一次证明了一个真理：任何时候人们都不该削弱自己的理性。靠感性行动一天是可以的，一周就不成了。地震报道哪里是一天的事儿。

然后是定地方，谁去哪儿。很显然的是，每个记者都想去汶川，只不过南方周末记者大多面薄，不大好意思明说罢了。可是哪能都去呢？比拟地说，我自己的选择跟阿森纳俱乐部的主教练温格一样。他曾经在联赛杯的决赛中派上了全部替补队员而不是主力队员，出发点是公平：“此前我们就是靠这批队员打进了决赛的，如果这时候派上别的队员就是对他们不公平。”为了公平，他宁可冒输掉比赛的危险。说到这一事例并不意味着我认为我们的团队中谁是主力谁是替补，而是说，公平是应该优先考虑的一点。我想，最先到达的几位同事应该得到去汶川的机会，因为在我们还没到达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做了很多的贡献和付出了很多辛苦。

因此我和陈江申请去了“北川-茂县”一线。目的地是茂县，路经北川。当时我们了解到的信息是，茂县灾情似乎并不特别严重，但是当时很神秘，没有太多的消息传出来。我的想法是，地震这么严重，随处都会有新闻，茂县不是焦点，但同样值得去。报社的报道将是个整体，我们干点儿次要的工作，做块拼图吧。

向郢帮了好多忙。她在成都，一直帮我们联系军队、政府。第二天要是通行有问题，我们就找她。

4

5月14日，还没到北川，我们就已经知道茂县是去不了了，路不通。我们没什么好犹豫的，立刻就决定留在北川采访。一是我们必须做出点儿稿子出来，二是北川其实是个很值得关注的地方。当时的信息是，北川有7000人遇难。7000人是什么概念？任何记者都不会愿意错过这里吧。我们是乘成都记者站的车去的，搭便车的还有体育画报记者关军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方玄昌。午后，我们站到了北川山口，接受武警盘查。好说歹说，总算让我们过去了。

面前是一块三角形的视野，两边儿是山，中间的山谷里就是北川县城。我可以看到下面的楼房全是歪的，有大片的灰白色废墟。站在山冈上的公路上俯视下去的感觉特别奇怪，就好像这个县城是非常渺小的，恍如一只小小的沙盘，有什么力量完全冷酷地毁灭了它，又特意给了我们这样一个高差，逼迫人们一清二楚地俯瞰毁灭的全貌。当我们穿过一片泥泞的树林往下走时，我看着薄雾笼罩下的北川，阳光灰蒙蒙的，断壁残垣越来越近，那就是世界末日的感觉。

印象最深的当然是那些尸体了。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有些记者愿意把自己塑造成路上漂泊的男子汉，可是我得说，如果只有到了北川还不感到恐惧才叫男子汉的话，我才不愿意自己是呢。我的眼光匆匆从尸体上扫过，尽量少看他们的脸。没有人是被砸死还很安详的。我没有真的害怕起来，或者说我已经是成年人了，有克制恐惧的能力，但决不愿意再次经历那样的场面。在老城和新城的交界处，我们同行的几个人分成了各自行动的两拨儿。我和陈江沿着禹龙干道往里走，在巨大的石头中间穿行，有一块石头陈江说有“三室一厅那么大”，我则说有“俄亥俄州那么大”。当地人说，地震对于北川来说就像“包饺子”，很形象。北川县城完全是在山谷中建造，离山太近了，我们完全可以依照目击的场景来还原地震时滚石如雨的场面。

说真的，至今我也不能完全理解自己当时看到的场面。我说的“理解”，指的是“完全明了某事究竟意味着什么”。那感觉真是是“恍如梦中”。事隔两个多月之后，我觉得那一切都非常不真实。我完全不能用“悲伤”、“惨烈”之类的词来概括自己的见闻，因为现场的状况远没有字词这么简单。那么抛开新闻稿件，单讲我自己的探究心的话，该如何描述我的感受呢？

倒是几天之后，5月19日哀悼日的上午，我在绵阳市的九州体育馆找到了答案。当时我采访了一些灾民，其中一个是从北川以北的村镇里撤出来的村民，他平静得近乎木讷地讲述说，他的老婆死在了北川，女儿也死在北川新城的一所中学里，他如何从村子里跑到北川，如何扒废墟，等等。可是当我问到地震时发生了什么时，他突然不再平静了，很近地很近地靠近我，几乎把脸贴到了我的脸上，食指弯曲地在空气中点动着，告诉我地震时他都遭遇了什么，其中一个细节是，他抱着一棵树，然后跟着这棵树“不知不觉就走了”。这时候我在他的表情和声调中明白了地震带给他的最强烈的感受：震惊。不是恐惧，不是悲痛，不是绝望——这些也许要稍后才会真的来到——而是震惊。我意识到，这也正是我几天以来在北川县城中的感受。

采访的结果，基本上都体现在我们最终的报道《灾后北川残酷一面》中了。有些内容在发表前被删除了，另外一些是经过修改的，还有一些事我根本就没写。我想它们也并不适合在这里出现。我们只是想尽力向读者报告那里发生了些什么。我相信新闻业的最高道德就是尽量去了解真实的信息并传达给读者。

后来我看到了一些关于北川的很煽情的新闻作品，说真的，我很不喜欢。我觉得，止于哭泣和感动是非常廉价的行为，它太容易了，糟糕的记者会天然地喜欢这个路数。对此我想说的就是：北川死了将近2万人，难道我们真的意识不到这是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可怕的事情吗？

我会想到我和陈江在六、七层楼高的废墟上攀爬时，脚下的瓦砾中肯定有着层层叠叠的人，活的，死的。我以前做过一些灾难报道，神经还算是比较大条的吧，可我仍然有点儿忍受不了这种事。在一些外国小说和电影里，人们遇到悲剧时会愤怒地质问：如果上帝是仁慈的，它为什么做这种事？我不信宗教，当然会觉得这种质问离我很远，但当我想到这些事时仍然就像看到世界中有一个黑洞，其中有着绝对的黑暗，我既庆幸这黑暗离我很远，又觉得它太可怕了。想想在北川看到的地震场面，那种巨大的毁灭，再想想自己接触到的世界上美丽轻柔的东西，不是在哲学层面而是在直观层面，我觉得人类生活有着一种巨大的、本体的分裂。

5

还有一点儿或许值得说的事情，大多已经写在了下面这篇小文章里了。它是在地震之后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发表在《南方周末》上的“记者手记”，原题是《万里无云如同我永恒的悲伤》。题目也许确实悲伤了些，可是就我个人而言，并没有因为地震采访的经验而对任何事情失去信心。我觉得生活从来都是我理解的这个样子，它可以是平缓的，但仍然是激流，我们都将逆流而上，寻找自己未曾了解它是何物的事物。就新闻来说——作为一名记者我终归是要把话说回来，真是有点儿乏味吧——在地震报道中，我们也是在寻找我们未曾了解的事物。

写完《北川灾后残酷一面》的那天晚上，在成都的一些同事聚在一起喝茶，我对同事邓科表达了这个意思：稿子做得不好，有点儿沮丧。喝完茶，他回去把稿子看了一遍，然后就打来了一通热情赞美的电话。后来发生的事儿就有点儿怪，很多人都说这报道不赖。我至少做过20篇好过这篇的报道，可是哪一篇也没这一篇受到的业内肯定这么多。我觉得大家都忽略了一件事情：我们遇到了什么。我们遇到的是如此重大的新闻，本该做出一些更了不起的作品。

我相信，好的新闻总是会对人们有所助益。假如有人指责说：那么大的灾难面前，你竟然还想着“作品”！我倒是会反问一句：那你觉得我该想啥呢？就像你不能要求一只兔子像青蛙一样游泳，要求一个记者不以他的职业方式去帮助人们而以你认为合适的方式是一种愚蠢无知。

我们最初的想法是做成一篇“北川启示录”，就写“末日与拯救”。事实证明，我们没那能力，只能写“一面”。其实“一面”这个词也不准确，应该是“多面”，报道里写到了辛苦的解放军战士，写到了相对专业的消防武警，也写了中学生、寻亲者等等，还有被网民们注意到了的“张书记”。对于他们就此而说的“史上最牛官腔”，我可不能同意，尤其是“最牛”二字。网络语言固然生动有趣，传统媒体的逻辑却与之相去甚远。我们的报道逻辑特别简单：知道些什么写什么就是了。现场报道嘛，我们只是要求自己的视力好一点儿，对自己诚实一点儿。

北川报道结束后，我回了北京。在成都双流机场，我喝了杯什果宾治，循着它古怪的味道我又重回了今日中国的常态城市生活。经历了灾难现场，心理上多少有点儿受冲击，不过问题不大。后来听说有一些同行情绪波动剧烈，我觉得也许他们也该去喝点儿什么，任何对自己来说标志着“好了，结束了”的东西。

如果没有这次地震，我本来会去做另一篇与灾难有关的报道。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沙兰镇水灾”曾经淹死了100多个孩子，今年6月份是3周年，我想再去一趟，看看3年来发生了什么。得知地震造成重大伤亡的消息后，我的第一反应是，沙兰镇的报道做不成了。即便我的工作日程安排得开，做了报道，可是谁还会关心一个“仅仅”死了100多人的陈年旧事呢？

5月13号上午，我一个人在家，看着网站上不短刷新的死亡数字，不免哭哭啼啼。可是在沙兰镇水灾那会儿，我哭的可比这次厉害多了，倘以嘲讽语气来说就是：有那么几秒钟这个记者泪如泉涌，把好多年的各种压力疏解出去了。那时我还年轻呀，常常想的是“怎么可以这样？”现在我常常想的则是：“算球。”不算球能怎么样呢？事实就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不再记得沙兰镇了。都说中国人一旦人到中年就变得缺乏锐气，我看这事儿你不能怪中年。

在北川，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那些灾民们背着什么东西。从山上下来的乡民们有不少背着竹篓，里面装着各式物品；有的人看来家境不错，背着液晶电视机；更多的人背的是倘若以常态生活的逻辑去猜测便很难理解的东西。我见过一个浑身尘土、疲惫不堪的中年男人，徒步行走一昼夜，背着一台洗衣机。在靠近老城的断桥那儿我遇到了他，同路走出了北川山口。我忙着找新闻，没空儿跟他搭话，可是心里一直琢磨着他为什么要背这台洗衣机出来。几年前我在北京卖过一台二手空调，50块钱，那么一台半新不旧的单筒洗衣机能值多少钱？

如今大家都在讲“感动”，好像大家都很童稚，我可不可以岔开话题，讲讲悲伤？当时与这个背着洗衣机的男人同路而行，躲避着路边的一具具残尸，多年以前海子的一句诗在我头脑中萦绕不去：万里无云如同我永恒的悲伤。如果你有很多激情，却没得到机会去到灾后的北川，那么我觉得你有另外一种幸运。灾难是很真实的事。

不过此间亦有异数，我就独爱着下面这一封——

该同学的主题：味同嚼蜡

您的文字如标题

观点也是以一个高姿态对读者

而不是商榷的口气

牛什么啊？

这是我的意见

万望哥们您的文字多一点美感

而内容多点商榷

哦，对了，您文字风格还真貌似80后

看到这样切中肯綮的来信，我自然不胜欣喜之至，遂回复如下——

回复：大逆不道

您的文字如标题

观点也是以一个高姿态对作者

而不是商榷的口气

牛什么啊？

这是我的意见

万望哥们您的文字多一点崇拜

而内容多点商榷

哦，对了，您文字风格还真貌似80后

痛何如哉？痛何如哉？这位同学竟再无音讯，留我渺然一人在这孤寒星球上。

我想我们都在遗忘中生活。早上我脑袋空空地起床，晚上我脑袋空空地上床。也许你不是这样，那么我祝你始终有此错觉。每个月的薪水会打到我的工资卡上，然后被划入另一张银行卡，这张卡会自动按时还贷。我享受着前所未有的便捷，不过我可不愿意像惠特曼歌唱美国一样歌唱我们这个时代。

生活已经向我演示了它充满奇迹。我的表姐从一个辍学女孩变成了亿万富婆，我的堂哥则从一个英俊医生变成了卡车司机，而他本来是她少女时代的偶像。在同一个家族当中，人们的地位浮浮沉沉，没个一定。早先我看过自己的家谱，在年少虚荣的时候，我曾像别人一样希望自己出生于一个值得夸耀的家族，可是我找到的只是一些最普通的名字，我的祖先甚至连有钱纳妾的都很少。如今，我过着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生活。我有一台随身携带的小机器，可以用它来跟千里之外的人说话。别人也可以通过它随时让我变得烦闷，这在以前可是需要咒语才能做到。我们拥有祖先们十辈人也不可能拥有的物质和他们在东北的寒冷土地上所说的“娘们”。我们靠一种证明自己比别人强的愿望活着。我们还可以喝到千里之外的一头牛的奶，虽然因此会有尿尿不畅之虞。乏味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就像滑水运动员穿过惊涛骇浪，过的是一种闪亮的生活。是的，它闪亮，闪亮：无情又美丽的闪亮。

在这个国家，经过经济飞驰的30年，好像有无数的曾经遥不可及梦想都已经实现。我们的父辈曾经致力于“车子化”，就是给运输工具都安上轮子。在电子游戏《帝国时代》里，轮子也被看作是一个伟大的发明，但那是青铜时代的事儿。我们则总是致力于现代化。每当我去上海出差时，都会忍不住暗自惊叹，那些摩天大楼可真高啊。现代主义诗人阿波利奈尔在100年前曾经说：一座水电站代表了最高级的美！这么说，如今的中国比哪儿都美。

可是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人们似乎都缺少点儿什么东西。在早前的某个幽暗的日子里，我家买了一台苏联产的电子管电视机，圆角的。当天晚上我们看的是《马背摇篮》，八路军战士庇佑着孩子们，穿过了坏人的枪火。电影演完了，它已经热得像个炉子。后来我在这台电视机上看了不少电视剧，有一年看了一个香港的，看完了也就忘了。可是二十多年后，我却常常想起这个电视剧主题歌里的一句歌词：未怕罡风吹散了热爱。我偶尔会想：真的好像是有一阵莫名所以的晚风，已经悄悄地吹散了我们莫名所以的热爱。我也不记得消散的是什么，但是我记起了有什么东西消散了。

我想起了当年看那电视剧时窗外的沉沉暮色。在不远处，受到污染的黑色的河水正在汩汩流入稻田，到了秋天人们就将收获乌黑的的稻米。硅酸盐厂的工人们散了工，带着他们沉重的尘肺，慢吞吞地走在去喝散啤酒的路上。那时我曾感觉到空虚，却无法形诸言语，现在我已经足够成熟，明了那空虚从何而来：我是一个少年，有很多梦想，可是在日复一日的光阴中却无所依托。我们匮乏一种令人心安的事物，有时人们叫它信念，有时则称之为人类之爱。那时我们在街边的暮色里，现在我们在一间把自己打扮成东南亚或者西班牙风格的酒吧里，孤独是永远不变的。

因此我倒是想打磨一下自己莫扎特般的音乐天赋，等哪天不再五音不全了，就去朗声K歌那么半句。对我这种神性全无、人性尚存的家伙来说，这一句已胜过了古今全部的圣咏。问题是，人生而自由却无往而不在窠臼之中：你有深挚心声，却不能婉转歌唱，生活中仅仅因为微小就被看做没所谓的无奈概莫如是。 

（第一财经周刊，较早前）

我佛慈悲，长这么磕碜也能当主编

2009年04月17日19:37 　 腾讯嘉宾访谈　 　

嘉宾简介：林楚方，《vista看天下》杂志执行主编，资深记者、著名媒体人。曾在南方周末主持时政版面报道，瞭望东方周刊担任北京采访部主任。

访谈要点提示>>>

>>>我一直觉得中国应该有一份发行量超过100万，有这样一个伟大的新闻杂志或者是新闻周刊，我们这个国家也是应该有这样一本杂志的

>>>看天下呈现的央视大火的报道绝对是另外一个角度，但是这个角度又是多年来大家对这个大楼感兴趣的东西。CCTV，一个国家电视台的大楼今天着火了，但是我们好像突然想到这个大楼里面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构造呢？那么多的传说是不是真的

>>>让你的时政报道轻松趣味起来，就不要让政治变得面目可憎，也不要让政治变得那么专业。其实很多时候当你懂得这个东西的时候，你绝对不会把它阐述得很专业；那个专业可能也不是真正的专业，而是因为你不懂

>>>有多少人是在做时评之前好好去研究它或者是做了采访，去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的真相究竟是怎么回事，再去下笔评论的。对这个事实理解到什么程度。我刚才批评很多的评论家，他根本就不懂，但是他就可以开药方，掌握了几条原则就可以给中国任何问题下结论。当我们还经常能看到他们的名字出现在我们身边，那么高产的作家，他是神仙吗？他能够对中国的每一个问题都那么了解吗？两三天发表一篇长篇意见可能吗？是超人？我觉得不是，他没有去了解，没有去读懂中国，但是他有可能读懂了他坚持的一些教条

主持人：各位腾讯网友，大家好！今天我们有幸请到《看天下》杂志的执行主编林楚方先生。 
林楚方：大家好！

中国新闻杂志市场的竞争比较初级

主持人：林先生以前是《南方周末》的资深记者，后来又去过《瞭望东方周刊》，现在是《看天下》杂志主编，下面先请林先生介绍一下这本杂志。

林楚方：《看天下》杂志在市场上的名字叫《vista看天下》，杂志已经有4年历史了。我们现在发行到第100期，有很多非常忠实的读者，它本质上是一个新闻杂志，应该说在目前杂志市场上，它四年来上升态势被很多人认为是走得是非常快的，超常规，甚至有些是奇迹。

主持人：发行量怎样。  

林楚方：我们在去年底的时候BP认证蹬上了40万的台阶。  

主持人：这个量在中国新闻期刊或者是中国新闻杂志来说是什么样的概念呢？ 

林楚方：这个量在目前的新闻杂志里面——我们对同行也是比较了解——应该是在很靠前的位置。 

主持人：现在主要的竞争对手是哪些杂志。  

林楚方：我感觉可能一般来说在客户里面新闻杂志会有，南方人物周刊、中国新闻周刊或者是瞭望东方周刊等等。我觉得我们进入到杂志市场以后，对于我们来说，无论是操作形态还是市场开拓，好像我们没有把任何一家人当我们的竞争对手。

主持人：为什么这么讲？

林楚方：可以这样说，目前中国的杂志市场尤其是新闻杂志市场的竞争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初级的。

尽管这么多年以来，大家好像发展得还可以，但总的来说，整体市场还是处于比较低级的。

如果把这样一个低端的竞争市场当作我们的一个竞争基本起跑线的话，那你的长远目标就很难实现或者是很难把目标设得更长远或者是更远大一些。

主持人：你在心中是怎么样的一个长远规划？

林楚方：我一直觉得中国应该有一份发行量超过100万，有这样一个伟大的新闻杂志或者是新闻周刊，我们这个市场的容量是许可的，我们这个国家也是应该有这样一本杂志的。

我觉得不一定是谁，但是我想，我们是把这个当做一个目标，就是把它当做一个目标去完成，一步一步走的。  

主持人：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份杂志？  

林楚方：这和我们整个媒体这么多年发展的状况有关。毕竟我们讲中国媒体的竞争应该是在最近的10多年，我们的媒体才开始出现这种相对充分的竞争。竞争的时间比较短，市场发育的程度也比较低，这一点我们和其他已经走在前面的发达国家或者是和西方的一些新闻、媒体比较发达的国家是有很大差别的。 

市场发展的时间就这么短，操作理念没有那么先进。  

主持人：那么怎样才能够达到你所说的高级阶段？ 

林楚方：我觉得首先要有整个媒体市场操作理念的巨大进步，还有媒体操作观念、内容的观念的一种调整和革新，没有这两方面，整个市场是很难的。  

我以前在其他一些媒体做过。我们都懂过一句话叫“经营为王”，什么是“经营为王”，可能大家在说的时候是非常多，但是在操作的过程当中是很难把这四个字落实到你具体的操作规划中的。 

尤其是我们更多的媒体从业者对于内容的制作可能比较精通一些，但是对于媒体的经营、管理往往相对在内容方面的特长是弱很多的。  

同时尽管你觉得你在内容方面有些特长，觉得你还可以，但如果你没有在市场的反馈中迅速去把握市场的能力，那么你的内容经常可能会面临着闭门造车，自我感觉良好的这种情况，两者真的是非常非常紧密的。

这本杂志应该是一群很年轻，很聪明的人去办的

主持人：我知道《看天下》现在还是属于自采新闻比较少的。您怎么看待这个内容制作模式？  

林楚方：我们首先是以文摘来起步的，根据有关的规定，我们是可以做到一部分的自采文章的，我们会把我们的优势的采编力量拿到我们认为特别值得做的原创选题上。  

我们最近半年多来，还是做了一些不错的、和媒体同行区格比较大的自采报道。我们总是讲，一方面要发挥我们曾经通过文摘媒体的特点能够达到的一种优势，同时我们基于对于采编，对于新闻的独特的理解来开发我们认为值得去大规模投入的新闻产品。 

我始终觉得，我们的杂志，内容是一个产品。我们的杂志是靠一本一本读者去买的，我们没有行政力量，所以你如果不把你的产品质量完善得很好，不去把你的优势开发出来，读者是不买帐的。 

主持人：现在目前我所了解到的，新闻类杂志，有《中国新闻周刊》，《三联生活周刊》等。《看天下》怎么样和他们区分？或者是借鉴他们已有的模式？ 

林楚方：第一我不会把别人的方式当作我们克隆的目标。第二就是你刚才提到《中国新闻周刊》或者是《三联生活周刊》，都是我们很尊重的同行，他们在这些年里可以说做得有自己的特点和市场号召力，有很忠诚的读者群。我一直把他们当作很好的一种同行，我会经常去看他们。但我们走的路如果是去照抄别人的路的话，我们是不可能走到现在，有现在的营销的影响力、我们的发行量和对客户的吸引力。 

主持人：你们的内容特点在哪里？  

林楚方：我一直想，我希望看到《看天下》的时候，读者应该觉得，这本杂志应该是一群很年轻，很聪明的人去办的。我不是说我们很聪明，但是我希望能够让读者有这样的感觉，是一群聪明人做的杂志。 

而且我们提供的产品的特点它一定是非常的轻松去阅读的。我们不提供那种大段的长篇意见，我们要提供最轻松的新闻故事，所以我总结了几句话就是“我们没有沉重的表达，没有反击的面孔”，我们只提供最轻松精彩的新闻故事和有质地的信息，这是我们产品的一个底色。  

主持人：这个在你们当中占很大的比重。 

林楚方：这个也是我们产品的特点，应该讲这个特点不完全体现在时政报道上，体现在我们对于新闻事件的把握上。

作为一个杂志来说，我们比大多数的网络媒体反应是慢很多的，但是我有我的后发优势。同样一个热点事件，你用什么样的角度去阐释它，你可以去看我们的封面报道。 

我前两天刚刚去上海直接跟我们的读者面对面的交流，他们给我们的反馈意见正是我们希望达到的反馈意见，就是一件新闻发生了以后，那么他们可能会关注《看天下》会用什么样的角度来阐述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每次都需要绞尽脑汁，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角度来阐释同一个新闻，我们不能回避重大的新闻，但是我们的角度一定要与众不同。  

主持人：请您为我们网友介绍一下你们操作的案例吧。  

林楚方：比如说前不久的央视的大火，作为日报和网络媒体，随着这个事件的逐步透明，大家都去报道，都拥到前面去。可能很多杂志的特点比较鲜明，就是要追问这个原因，要还原这个事件的过程。  

但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就换了一个角度，当然我们不排斥要还原事件的过程，甚至也要提出，我们代表公众发问的一些问题。但是我们更多的角度可能是体现了这个大楼究竟是什么样的，虽然烧的是配楼，但是主楼，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大裤衩”，那么里面的格局是什么等等。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看天下》杂志呈现的央视大火的报道绝对是另外一个角度，但是这个角度又是多年来大家对这个大楼感兴趣的东西。CCTV，一个国家电视台的大楼今天着火了，但是我们好像突然想到这个大楼里面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构造呢？那么多的传说是不是真的，这个时候我们都在这个报道中体现出来。

不要让政治变得面目可憎

主持人：我知道你擅长时政报道，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国内的一些时政报道有些枯燥或者是不够深入，《看天下》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操作呢？有没有一些经验呢？  

林楚方：我觉得你说的时政报道的问题都存在。从02年开始，我开始在市场化媒体做时政报道，我讲的市场化媒体的时政报道诞生是针对于传统的时政报道的落后来奠定自己的地位的。所以当时我们做时政报道提的是新语态，后来度过了这个新语态阶段又发展到了提供核心信息阶段，到最后更先进的理念是趋势性报道阶段。目前来说，整个市场化媒体里面的时政报道的趋势，标准的清晰化还没有完成。  

对于《看天下》来说，我们还要做时政报道，同时作为一个有文摘优势的媒体。那我们怎么去做时政报道呢？  

我们只能是通过我们产品的要求来做时政报道，而不是说通过其他的标准。比如说人们对于政治信息的需求是很大的，但是对于《看天下》这个渠道来说，我们的时政报道一般来说都是比较轻松的。  

还是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特点，同样是一个报道，《看天下》的角度一定是从另外的角度来做。我们不回避任何的热点问题，但是我们选取的文章和安排采访的文章一定是轻松的，有故事的，一定要讲故事。讲故事可能在其他媒体来说，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口号，但是在我们这里不是口号，它是产品标准的一部分。  

对于我来说，我签版的时候，如果我发现没有这样一个部分的话，我就讲，这是一个不合格产品。轻松悦读，喜悦的悦，让读者有喜悦的感觉，这是我们须臾不能放弃的特点。  

主持人：这个跟时政报道娱乐化还是有区别吧？  

林楚方：我们国家目前还不能提供时政报道娱乐化的基础，但是时政报道娱乐化的方向和它所追求的目标，是应该往这个方面去努力的。  

让你的时政报道轻松趣味起来，就不要让政治变得面目可憎，也不要让政治变得那么专业。其实很多时候当你懂得这个东西的时候，你绝对不会把它阐述得很专业；那个专业可能也不是真正的专业，而是因为你不懂。

经营为王不光是理念

主持人：看天下杂志的受众的定位对象是哪些呢？  

林楚方：我们有一个年龄的描述，25岁到45岁，总体来说是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有消费能力。很多杂志都会把自己的媒体的定位描绘为中产阶层还有中高收入群体，有影响力的人，但我想，尽管我们有自己的定位，但是我想这些定位可能都不如一个标准来得更直接。  

主持人：哪个？  

林楚方：价格，《看天下》杂志是一本定价为9块钱的一个新闻杂志，那么这个价格它所圈定的读者比任何的面向市场的描述都更准确。  

我们的读者是一个能够习惯于花9块钱在机场，在一些高端场所，在那些比较好的报亭去消费这个产品。消费这样的产品是这样一批读者，这个读者用价格描述，这是我的一个想法，但是大家都习惯于描述成一个概念。其实价格是最好的概念。 

你买一块钱的报纸，你买两块钱的报纸和你花9块钱去买一本杂志的读者，我觉得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不是说轻视买低价格产品的读者，而是我们说我们的产品的受众是什么样的人，我是这样来理解的。  

主持人：你前面所描述的受众群跟你以前供职的媒体《南方周报》的受众媒体基本上是一样的？  

林楚方：我觉得他们跟我们不一样，他们是一个走了那么多年的有影响力的报纸，他们有他们的追求。  

主持人：刚刚你谈到了看天下历史是四年。  

林楚方：我们从05年到今年，4年。  

主持人：已经到40万份。  

林楚方：刚刚我拿到的100期的发行量是超过50万。  

主持人：我所了解没有一本新闻杂志能够在四年达到这个量。  

林楚方：为什么我说我们整体杂志市场的竞争还不是很充分或者是市场发育的程度不好，这可能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比如说《看天下》杂志，刚才我说经营为王，我们有非常棒的经营团队，可以说我看到的媒体中最棒的一个经营团队。他们在这个平台上经营了4年，做得非常好，在全国的各个地方都可以看到我们《看天下》。我指的是一线城市，二线城市的报亭，基本上都能够看到《看天下》杂志的出现。无论在任何的机场，任何一个一线城市的报亭。  

主持人：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林楚方：我刚才还是重复经营为王的概念，经营为王不光是理念，还有一个至少把经营当做一个很扎实很扎实的工作。

我们有数据库，就是我们每期的这种发行的反馈，而且我可以很轻松的调出来我上一期的发行的数据。比如说郑州某一个学校旁边的那个报亭，那么我想看一下我们上期的发行数据和这段时间的波动，我看是卖10本、15本还是20本。这个基础工作我们是做得很好的。

做成一个轻松阅读的新闻杂志

主持人：渠道已经铺下去了。但关键是你渠道铺下去了，你上了报摊，怎么样让人来看它，怎么样让人看到它后决定买它。就是说你已经有这种渠道，但还要激起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林楚方：那就是我们内容的产品，我们这个产品这么多年做得还可以，很大的程度是因为产品的定位还不错。 

我们现在把这个定位的特点确实是发挥得还可以，轻松悦读，同样的新闻不同的表述。我们操作是严格按照这些去执行的。

基本上来说，尤其是最近这一两年，我们做的内容，我们渠道深到哪里，我们的杂志就能卖到这里，这确实是一个良性循环。  

有的时候有些媒体我们看到它，过两天可能没了，可能渠道深入到里面去了，但是产品放在那里没有人动，没有人去买，慢慢的好像进入坟墓的感觉。
主持人：所以是什么原因促使呢？是你们办刊有这种信念支撑呢？还是说这个团队？  

林楚方：我觉得我们的产品的定位是在对市场的充分理解基础之上来完成的，从文章做起来，做成一个轻松阅读的新闻杂志，这个定位是不错的。  

那么我们现在又加入了一些新闻技术，然后又增加了一些对于传媒传播的一些基本理念的注入，把这个产品的优势确实更大的激发出来了，随着我们渠道往外的延伸。我们的销售，我们的读者就越来越成这种几何数的扩大。每期看到杂志的量往上走的时候，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这跟以前做编辑，做记者还是不太一样。  

主持人：作为一个公司，一个企业，壮大了之后，还要不停的扩大它的业务，《看天下》销售量直线上升，口碑也不断的提升，你们的业务有扩大的那种想法和趋势吗？  

林楚方：我不知道你说的扩大业务指的是什么，比如说我们会建立新的媒体还是说我们在渠道上的拓展，我想我们现在最主要的功夫还是要把《看天下》做好，能够对得起我们说的，我们想走向百万大刊的目标，这是我们最主要的工作，目前。 

主持人：有增加原创性的比重甚至是全部原创性想法么？  

林楚方：我为什么一直强调我们是一个产品，就是产品做很多时候，用市场的眼光来看就是一个性价比的问题。

尽管我们在做文章的时候，我们的稿酬的标准远远高于国家的标准，但是一旦你去转成原创或者是原创范围过大的话，投入产出比例就需要你去权衡。  

但是长远来说，最终的目标还是像你刚才说的，他会成为一个意见平台，就是我们原创会达到一个很高很高的比例，但目前的话，我还是讲，我们会集中我们最优秀的采编力量会做我们认为值得原创的东西，应该是《vista看天下》做的东西。  

主持人：我问这个问题，可能很多网友也比较关心，你们的原创增加的话，肯定会招人了，那有很多网友可能有这方面的才能也是想加入你们的团队。  

林楚方：你是从刺激就业的角度来问的这个问题是吗？（笑）  

林楚方：如果我们增加规模的话，我们真的能够解决就业问题的话，我愿意借你吉言。

时政报道最大难度是找到合适的人

主持人：我知道你从《南方周末》过来，还包括有好几名《南方周末》的记者也跟着你一块儿过来。在不同媒体流动，你有什么感觉？  

林楚方：有一次我去一个地方做过一次讲课，然后人家问我说，林先生，你两年会动一个地方。我想也是，按照简历来看确实是这样的。  

我的一个判断是，首先确实这是一个可以流动的一个市场环境，我觉得无论在任何一个地方，我都会非常的忠诚的去履行我在那个地方所赋予我的职责，就是我要做一个职业新闻人。无论你是在南方周末也好，《瞭望东方周刊》也好，还是目前的这个工作，我都是把自己定位为一个职业新闻人。  

我在这一天，我就会忠诚于这里，我离开他的时候，我可能也不会讲它的什么，因为它已经给我很多了，都是这样来判断的。  

主持人：你在《南方周末》操作时政报道是非常擅长的，你有满意的作品吗？  

林楚方：应该说在《南方周末》这段历史对我影响是非常大的。对我新闻价值观的形成还是对我现在工作的一些思想的形成都是非常大的。  

那段时间当然主要我是做时政报道，其实我最满意的还不一定是我当时做记者时候的报道，我觉得我后来做编辑之后，主持南周时政报道，那个时候我们的一些报道比较满意。  

当时最满意的是一个系列，就是我们做了前文化部部长，也就是前中宣部部长刘忠德的访谈，中国当的官怎么当；第二个是前中组部部长张全景张部长的访谈；还有一个湖南省纪委书记的访谈，我觉得这三个是我最满意的一组时政报道。  

因为我们做时政报道的都知道，目前信息相对流动速度比较慢的体系，一个是意识形态部门，还有一个是组织系统，还有一个是纪委系统。  

这么多年来，我们这个方面实际上进步是非常快的，相关部门都进步很快的，我们是从一个市场化媒体的角度来说，来促进这个透明的过程，跟国家的进步的大趋势融合到了一起，这三件报道是我认为最满意的，因为以前没有人做过，可能以后也没有人再做了。  

主持人：做下来难度最大的一点是什么？  

林楚方：最大的一点是你能够找到合适的人，比如说谈高官管理，我们这么多的中央委员，省部级干部，怎么对他们进行监督管理的，你要找到最合适的人，你我说都不行，谁说合适？中组部部长说合适。  

我们想张部长说更合适，因为在位的同志也不便于讲这些话题。那些报道的反响也不错，这种反响是除了在市场上传播，还有社会反响，很多人看到这个报道，还是觉得这个国家在进步。  

很多事情，老百姓想的其实领导同志也在想，这样一个效果是我们比较接受的一个效果。不能够传播社会对立的情绪，而是让这个社会，用胡总书记的话讲要和谐。你媒体用什么样的办法让社会走向和谐，可能你的这种有机参与，同时把握自己的媒体立场，是更能够实现你的这个决策的定位的。 

媒体从业者应提高专业化和职业化操作水平

主持人：中国媒体在做时政报道方面，您怎么评价。到现在，比如说地震当中，中国的媒体有一些表现，地震过后，奥运以及像今年见过60周年报道，中国媒体表现怎样或应该怎么表现？  

林楚方：我刚才说，我们的时政报道总体来说有进步。但是在操作理念上的革新的速度落后于技术的进步，尤其是信息传播技术的进步。  

我们以前做时政报道，比如打开《南方周末》，记者写一篇文章我们就去看，相对于以前的时政报道，因为它有话语的优势，它的边际效益非常大。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人们通过网络，通过很多的渠道都可以获取信息，获取信息的渠道方式变化了，那么你的产品的特点，产品的构成有没有跟着改变？比如说我们强调，我在《南方周末》的时候也强调要“逼近核心事实”，尤其是时政报道，我们提出这样的一个口号其实挺不容易的。  

总的来说，这一块的产品更新还是落后于信息技术的传播的速度，这方面是落后的。 

主持人：为什么落后呢？  

林楚方：我觉得这个落后有客观的原因，我想很多人能找着很多很多客观的原因。《新闻法》没有，或者是新闻管制，这个原因是不是呢？也是，但是有时候也不是。  

那么你作为新闻从业者来说，你自己的原因有没有去挖掘？比如说你是不是在报道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去很理性的来介入它，你能不能在报道之前，能够充分的研究这个问题，研究懂？你能不能去有效的探究这个问题背后的一些利益上的东西？还有就是能够让这个问题的走向有作用的这些人，比如说我们体制内的这些人，你跟他们的交往、交流够不够？你对这之间的了解知道的多不多？我觉得，这方面差得还挺多的。  

说白了，就是我们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操作没有跟上来，技术进步你是阻挡不了的，但是你专业化和职业化操作水平的提高是你自己能够完成的，也是你应该完成的。  

所以我说，不能过多强调客观原因，包括我觉得，我个人也是，主观方面因素还要占了很大的位置，往往我们以前忽视了这一点。  

就好象我经常讲，比如说我们的评论，我们看到现在的时评基本上千篇一律，有多少人是在做时评之前好好去研究它或者是做了采访，去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的真相究竟是怎么回事，再去下笔评论的。  

但是我们看到更多的评论，你看到它的标题你就知道它要说什么了，用几条原则去概括一切中国问题，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目前时评界最该警惕甚至是严厉批评的地方，这个体现在媒体的操作上来说，也有这样的问题。

网络太累了

主持人：我想问一下，你也可能比较感兴趣，网络兴起过后，但你似乎对报纸杂志传统媒体信心很足的。  

林楚方：我有很多朋友都在网络，也曾向我招过手，但是我没有去。  

你说现在网络是不是强势媒体，这个毋庸置疑。现在很多人说，纸媒将死去，我前两天看了一个漫画，德国明星杂志上的漫画。那个漫画很有意思，是在一个咖啡馆里面，很多人都在敲着键盘，中间有一个人，拿着一份报纸在看，所有的人都怀着奇怪的目标来看着这个看报纸的人。  

我想可能这个趋势，就是纸媒相对于网络媒体的劣势从目前看的话，它的趋势是还没有遏制的迹象。但是我把纸媒是一分为二的看，怎么讲呢？纸媒一方面是报纸，还有就是杂志。  

如果你去研究这个市场的话，你会发现，近年来报纸萎缩的速度是比较大的，当然有影响力，有公信力的报纸还能够继续很好的生存，因为公信力是稀缺产品。  

但是杂志市场这些年的成长的速度也是非常非常快的，我们熟悉的一些新闻杂志，它的发行量在过去的三四年中，翻了一倍甚至两倍，更不用说我们目前市场上那么多的娱乐，时尚类的这种杂志，还有包括像这种旅游类的杂志，比如国家地理这样的杂志，它的影响和它的发展速度都是非常快的。  

不能笼统了说，纸媒的末日怎么怎么样，当然不是说我不做报纸就说报纸的末日到来了，但是至少从杂志的角度来说，它的放量还有很大的空间。  

主持人：您看到这个空间…  

林楚方：在网络太累了，网络是一个蛮累的工作，我不知道你觉得是不是这样，每天是不是很辛苦？  

主持人：你们的工作量呢？能描述一下吗？  

林楚方：我们内部以流程管理为核心，我们不用坐班的，只要你定时定点的把工作完成，你编辑的稿件完成，然后完成了主版审稿的流程就没有你的工作了。这一点倒是充分借鉴了网络，我们只用一根电话线来工作。  

主持人：借用了技术的进步，让工作更轻松。  

林楚方：让工作更环保，少用很多纸。  

主持人：你平时爱好什么？  

林楚方：平时最大的爱好，上网算不算爱好。因为网络是离不开的，最大的爱好可能是看看书，这个算不算爱好。经常会走路的时候都会拿一本书，今天还有同事说我是行为艺术，我觉得一本书好看的时候就会一直拿着它。  

主持人：体育运动什么的多吗？  

林楚方：乒乓球，台球算不算体育运动，如果算的话，也算一个爱好。 

主持人：台球打得很好吗？  

林楚方：还好，因为我办公室旁边就有一个乒乓球，还有一个台球，包括在休息的时候可能会跟同事去打一下。  

主持人：你最近阅读什么呢。  

林楚方：我最近阅读没有什么特别新的书，可能会重温一些书，经济学的书看得比较多一些，以前我可能看的政治学的历史的书比较多，最近几年我对经济的问题确实是兴趣越来越大。

还有你对这个事实理解的能力

主持人：你们现在杂志里面经济类的比重呢？  

林楚方：比较大，有将近20个P的比重，但是《看天下》的经济报道肯定是相对来说，我们有个概括，可能更有江湖味。  

主持人：这个江湖味是什么意思？  

林楚方：就是它的故事，它可能会将时政报道，社会报道很多的技术，新闻学的技术用到经济报道中去。当然我们必须强调我们还有一个很强大的专业支持，在坚持专业支持的基础之上，我们的这种报道，它的产品还是跟我们的其他的网络产品的特点是一样的，轻松去读故事，同样一种新闻，《看天下》怎么表述，我们经常会问这个问题。  

主持人：有没有你从《南方周末》过来，把《南方周末》的一些理念带过来了？  

林楚方：应该说，我觉得我走过了很多的媒体，每一段都对我有很深的影响。 

其实我觉得这种影响更多的是从大学以来就开始了，《南方周末》是我曾经工作过的媒体，我很尊重这家媒体，它给予了很多。我觉得你走的哪个地方都有你以前的影子在你的身后折射，这个很正常。  

但是你刚才说的一些理念，我觉得《南方周末》有一个理念可能很多人没有去理解，就是它是要不断的促进中国的进步，而且是要让国家平稳的理性，因为《南方周末》非常强调理性和建设性，我觉得这个理念作为我职业新闻的角度来说，走到哪里都会带着这个理性和建设性。  

我们不应该就做一个破坏者，很多人可能忽略了理性和建设性，对于《南方周末》来说，因为我不在这里工作了，我可能概括也许不准确。  

主持人：我其实想问的是你们杂志的理念是什么？ 

林楚方：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基本理念，要服务于读者。就是我们要让读者觉得花9块钱买了这样一本杂志，它很值，他觉得这个产品是物有所值的，得让读者看着它很轻松、快乐。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蛮焦虑的，我们国家发展这么快，很多人都是有一种焦虑的状态，我们提供这些产品其实缓解大家的这种状态。  

主持人：以快乐为口号的媒体也不少。  

林楚方：我们不是以快乐为口号，而是我希望让读者能够相对轻松快乐的去接受一些东西，现在我们说，信息爆炸，海洋信息轰炸，越是这样的时代越需要有人去很专业的，很精到的整理信息，做信息加工的工作。 

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新闻杂志，尤其是新闻类周刊它的市场空间就来了，我们说我们发展的速度很快，很大程度上和我刚才提到的这个趋势是相吻合的。但是你怎么让读者去很轻松的去接受这些东西，这个大家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我刚才已经总结了我们产品的特点，我就不讲了。  

服务读者，这是我们的一个最基本的坚持。第二个，我想我们不会传递违反国家法律的东西，这是基本的了。但是具体的理念上，比如说对于信息公开，信息透明，监督权利，这些东西不是说《看天下》要不要坚持，而是大家都应该坚持的东西。  

主持人：杂志，包括新闻类杂志，做文章的深度性会更要求强一点，怎么来平衡深度性与刚刚讲的阅读感受？  

林楚方：你觉得什么是深度，怎么理解深度？深度不等于长度，你说这个文章，我写了8000字和写了4000字，可能写2000字就已经很有深度了，这是我们对深度的理解。而且我们不特别的强调这个文章有深度，我觉得一个文章也好，一个报道也好，关键是要言之有物。比如我们写一个报道，可能材料都是一样的，那你怎么去用这些材料建构你的逻辑，怎么用事实来建构你的叙述，这些东西可能更重要，比简单的强调深度更重要。你要表达什么，能不能有效的表达？如果你能够完成有效的表达，那就是可能是有深度的。但是这个可能让别人来评价。  

主持人：对文字功底的要求很高。  

林楚方：对。对文字功底的要求，还有你对这个事实理解的能力的要求，你理解到什么程度。我刚才批评很多的评论家，他根本就不懂，但是他就可以开药方，掌握了几条原则就可以给中国任何问题下结论。当我们还经常能看到他们的名字出现在我们身边，那么高产的作家，他是神仙吗？他能够对中国的每一个问题都那么了解吗？两三天发表一篇长篇意见可能吗？是超人？我觉得不是，他没有去了解，没有去读懂中国，但是他有可能读懂了他坚持的一些教条。  

主持人：这样的话，对于记者编辑的要求特别高了。  

林楚方：是挺高的，这个行业本来是要求很高的行业，只不过我们现在这个行业门槛比较低，充斥着很多很多的，这样就进来了，进这个行业了。  

主持人：我们今天先聊到这里，非常感谢林先生能够参加我们的这次访谈。  

林楚方：也谢谢广大腾讯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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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了最后一个小标题，原来的的不对）

这个问题也可以有另外一种理解。从个人角度说，生活当中有两个议题是最重要的，一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想做什么，二是来到这个世界遇到了什么。我想做什么呢？我想住在一个像日本那么干净又说汉语的地方，跟一帮聪明又有品格的人为伍。我遇到了什么呢？我遇到了我想做的事几乎没可能做成。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假如有人给我几亿块钱，我会不会变得满意起来呢？

惟一正确的答案是“谢谢，不要，请滚。”一个自尊的人不会接受不属于他的钱，更不会允许自己被购买。你不能把这叫作乖戾，二十多岁时我的脾气比现在坏，但心中杂念可比现在更多。单纯不一定与青春同步，恰如鲍勃.迪伦所说，“那时我是多么的老，现在我比那时年轻了。”

不管人们愿意与否，品格会把他们划分为上等人和下等人。比方说，冲小孩子吼叫的人肯定是下等人，只想上某个女生却对她说“我爱你”的肯定是下等人，最重要的是，不诚实的人一定是下等人。粗略地说，列举下等人的50条特征，全都不符的就是上等人。不过甄别两者的最好标准却在于，下等人的“来到这个世界想做什么”是可以赎买的，上等人的却无可替代。

庸俗经济学常说“一切都有价格”，只有生命除外，一个就此设计的问题是：要是有人用一百万块钱买你妻子的一夜，你愿意不愿意？如果不愿意，那么一亿块怎么样？要我说，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下等人出的问题。“妻子的一夜”的附加值来自什么呢？这“一夜”是与“贞操”关联呢，还是与“自尊”关联，甚或与“信念”关联？倘若与自尊什么的相关，价值倒是可以无限倍增，但是对于卖方就有个问题了：您确定自己不要脸了？对于买方也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要买别人的自尊，你自己没有吗？

倘若“一夜”只是一夜，问题就更简单了，我看任何人的妻子的一夜都不值一百万，供需关系决定价格，免费还差不多。研究这类题目的同学们不仅太把钱当回事儿，也有点儿太把自己老婆当回事儿了。这有点儿像一户不开眼的人家在院子里挖到了一个流线型器物，暗中嘀咕，城里的富翁们会花多少钱来买这个古董呢？后来一鉴定，这东西超市里有的是，是一可乐瓶子。

小时候，我姥爷问我：“你这辈子想干啥？”我说：“吃冰棍！”他就说：“不对，老爷们儿要闯天下，见世面。”从此我下定决心，在这一生中一定要闯天下，见世面，吃冰棍。如今我才发现，世界上对我来说最好吃的冰棍，一种是沈阳的皇姑雪糕，一种是北京的北冰洋双棒，都是一块钱一根儿的。另外我也算见过了一点儿世面，不是在旅行和交际中，而是在人类的智识边缘。年复一年，世界万物的价值在我心中不断重新排序。我领略了功利之外的事物如何令人快乐。我读过了华莱士.斯蒂文斯的两句诗，它描述了无用之用如何战胜了现实秩序：

这就是一首诗，逐字逐句地，

替代了一座高山的位置。

我想它说的是人类的精神确有其事，可以如同山阿一般真实存在。也许这就是一部分上等人的“在这个世界上想做什么”。让他们对我们这个庸俗的世界满意？永远别想。他们也许有某个信念，也许只是尽力在做西谚所称之“抬头”。我可以汇报给我姥爷的就是：这就是我见过的世面。

(第一财经周刊，较早前)

那会儿我就发现，自己对当状元和当流氓都毫无兴趣。要是让我去抓周，我必定要抓一块红烧肉。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那说的是少先队员，我自己的兴趣可全在于永不间断的进食。

我觉得书是用来撕的，爷爷的眼镜是用来摔的，这个世界就是用来品尝的。我遇到什么都想塞进嘴里。我吃起杂拌糖来像甜菜上的一条象虫甲，吃起猪大肠来像一个食人生番，假如世上真有小红帽的话，我就要一口吃掉她的奶奶。当我妈送给我一只小猪形状的扑满当作礼物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元气淋漓的婴孩，脑子里没有任何你们这个世界的破道理。我站在学步车后，顶天立地，觉得漫无边际的自由是天经地义的，而最狂野的梦想就是第一时间花掉每一枚抓到手里的硬币。因此拿到这只扑满，听说了它的功用之后，我的太阳穴位置就出现了一只网球大的汗珠：这是什么反动东西？

成年人总是倾向于给孩子买不适当的玩具，那只扑满就是一个例证。我猜想，大约是某种文化范式促使我妈认为每个幸福的孩子都该有一只扑满。在这个世界上，幸福的想象权当然是属于家长的，如果你有家长的话。有时候这想象权也归领导。有一年的有一天，午夜时分，我坐在上海外滩的石凳上望着浦东的璀璨灯火，心里想：这水晶之城啊，就是他们对幸福的想象？其时我刚刚去过青海。我设想，要是用一个瞬间移动机器，把我在青海见过的那些乡民弄到这儿，看看什么叫作车如流水马如龙，他们会不会晕掉呢？他们会不会发觉自己是些被屏除的家伙？

我总是认为，老百姓口袋里的钱比嶙嶙大厦重要，就像硬币比扑满重要。每次经过一幢银行大厦时，我都会在心里暗想：好大一只扑满！这扑满里也装着我的钱，因此我希望央行不要超发货币，免得我的本来可以买俩糖球的钱变得只够买一个。经过另一些威严的大楼时，我同样会想：好大一只扑满！这扑满跟我没什么太直接的关系，我只希望它的消化功能不要太好，吃冰棍拉冰棍就再好不过。

孔子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我觉得这不对。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那些最小的小民的幸福感。有什么事情，国家不必瞒着他们，国家对于幸福的想象也该与他们分享。

有时我格物致知，感到我们的国家治理结构常常可与家庭生活类比，我们这儿的权力怎么对待民众，恰如大人们怎么对待孩子。如今我们的教育和政治事业都有了些进步，但仍然不够。为何如此呢？一个可参照的故事是，在赠我扑满的多年以后，我妈退休在家，开了个幼儿园。作为一名优秀又严谨的教师，她让那些小孩子们过着一种地狱般的生活，不是学习“最大的两位数是99”，就是背诵“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有一回，我终于忍不住跟她商榷：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小王八蛋惟一的兴趣就是满地打滚呢？结果却是她至少三天没跟我讲话。

我意识到，当一个人的人生价值就维系在某个观念上之时，这个观念无论多么错谬也是不可质疑的。

这就是为什么让这个世界变得美好总是困难的。对此我总是同时有两种态度，第一种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尽力促进它变美好；第二种则是留个后手：如果它能变好，我就对它好一点，假如它不能，我就去它娘的。我不觉得我们该过形为物役的生活，更不觉得该过形为意役的生活。我曾经站在学步车后，顶天立地呀，如今为什么不能回到人生的原点呢？小时候我的梦想只是吃江米条而已，如今我可以买无数的江米条，从北京排到沈阳，一路喀嚓喀嚓吃过去，岂不快哉？我一会吃成S形，一会吃成B形，我对世界的贡献就是喀嚓喀嚓吃过去，令沿途君子无不惊诧：这是什么混帐东西？

（第一财经周刊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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