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是我很崇敬的文化学者，上周末与志明逛小寨万邦书城，特意寻找，却只见最近出版的几本，多有关台湾政治，我是不喜欢政治的，大概因为看书或者听说了些政治背后的东西，抑或美院读书五载，染得了一身不喜假面的臭毛病，可一本书封底上的一段话让我不由的翻看起来，写的是时年李敖退出台湾政坛演讲时最后的一句话：“重重的我走了，正如我重重的来，我挥一挥衣袖，带走了全部的云彩！”多么可爱的语言，多么狂傲的性情，多么潇洒的人生！

前几天两位大二的学生，曾经毕业展览时有一面之缘，相约美院旁茶舍闲聊，谈及中国文化的大写意，诚然，中华民族是一个写意的民族，中国是一个人治的国家，这要追溯到中国的古代生活和如同血液流淌在我们身上的民族文化，中国在不同行业不同层次成功的人无疑都是把中国大写意的文化展现的淋漓尽致，又谈及“悟”在中国写意文化中的重要，当然还有中国人特有的自信观和“气”的话题等等等等，越是这样谈下去，就越发现我们文明发展到今天很多被人们忽视的问题，便越觉得有趣了，由此引起了我写写总结一下这些问题的兴趣，可是读书太少，也仅能以点及面，全是自己的感想罢了。

1989年李敖的这本书，虽然少有偏颇，但还是把中国的某些看似没关系但又有很多关系的现实问题说的很是透彻。他帮助我们认识自己，再者是否果真偏颇，也不是我辈阅历所能评判的。观点是非的曲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评判。

我欣赏一个人的才华，却更喜欢一个人豪迈激荡的性情，中国大写意的性情，并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拥有的，那若不是天生丽质，想必难得心源。

对于生活和自我，谁也无法分得开，我很想尝试把生活和自我的问题找时间写个清楚，但发现生活本就说不清楚，中国汉字造字已经说的很明白，“活”，口饮甘露，有水则活，“生”，就是活着，所以生活是什么呢？就是活着，活着你便是在生活。或许人们迷茫于自我和生活，像自己一样的活着，你便找到了自己，也找到了生活，抑或我们想的太多，“此水本自清，是谁搅令浊？”

《独白下的传统》，我已至尾慢慢阅读过，昨夜翻开，竟心生激动之情。我们每个人首先应该尝试认清自己，首先应该认清流淌在我们身上的文化血脉。从中我感受到了文风中渗透着中国文人的那点“气”，我更愿意把这种“气”加上一个“场”字——“气场”。帝王之气宏大深厚，霸气之场；秀女之气如涓涓溪流，柔润之场；小人之气如贼人偷窃，苟营之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气场”。这气场是要感受的，并不是表面现象。然山崩于前岿然不动，气定神闲者，唯真自信之人可有。中国人讲究境界，又说回了前面的“悟”，一曰稚子之境，二曰醉鬼之境，三曰痴人之境，四曰得道之境。不懂事的孩子，不知道害怕也没有杂念；喝醉了的人也变的心无杂念，胆壮气足；痴人说梦，纯洁干净；得道之人，看破了生生死死无畏对错。我常想，若一个人从未感受过如此干净的心灵世界，理智顽于性情，琐碎顽于坦然，是多么可悲的事情啊！不写意的人生是多么的令人遗憾。

所以久经沧桑的人偶尔稚嫩，像个孩童；人生中偶尔酒醉，忘记世俗羁绊，推心置腹，放胆一狂，唯我独尊；为理想做个痴人，说说梦话；独处时静心思考，回归心灵，都是很美事情。能够做到这些的，我料想都是真自信之人吧？

我本想摘抄《独白下的传统》中的精彩部分，却发现难以取舍，仅以书中最后一段作为我这通小悟的结尾：“我深信的人生哲学很简单：能少一分懦夫，就多充一分勇气；能表白一下真我，就少戴一次假面；如果与覆巢同下，希望自己不是太狼狈的“坏蛋”；如果置身釜底，希望自己不做俎肉而是一条活生生的游魂！

由十三年来的沉思默察转到十三月来的文坛争战，我已经饱受攻击和诋毁，不管流弹和棒子怎么多，我还是要走上前去。两句改译的印度古伽拉德青年诗人的话经常在我耳边响起，那是——你已经吞了不少苦药，请再勇敢的喝下这杯毒酒吧！

像一个卖药游方的孤客，我走到这个社会里来。十字街头是那样晦暗，我打开背囊，当众吞下了不少苦药。观众们说：“恐怕药太苦了！”我说：“怕什么呢？我吃给你看！我还有一杯毒酒！”

转载：原文刊载于祝帅的博客

首先我对他们的勇气深表敬佩，毕竟，还有什么比选择死亡更有勇气的呢？他们给自己选择了一条永远自由的道路，又有什么比完全的自由更令人向往的呢？

可是宿舍封哥说的精彩：“连死都不怕了，还怕什么呢？”

是啊，连死都不怕了，害怕什么呢？既然什么都不怕了那还为什么要死呢？很辩证吧，呵呵

早上起来，发现西安下了很大的雪，鹅毛大雪，像去年考研那会的学，大大的飘下来，只是，2009年的第一场雪真的比以往来的更晚一些！从宿舍阳台窗户拍了张照片～

开学了，却总有那么一点点，说不上来

对未来的一点点向往，对过去的一点点怀念，对平淡生活的一点点厌倦～～～

好多一点点

好在春天要来了，暖和起来，身体舒展，要把我好这个春天

从韦谦谦校内看到的照片，我甚至都忘了我们还留过这样一张照片，这又让我想起宿舍的cs和流星蝴蝶剑！

大三的春末，设计系的“瘦子”足球队，哈

一段原杂志刊登摘录：

杂志名称：

《深圳青年》

  文章大题目：

“郑建平：没有大师光芒，小人物才能破土”。

深圳设计界有个奇特而蹊跷的“西安现象”

陈宏： 建平兄，你也是西安人吧，深圳设计界有个奇特而蹊跷的“西安现象”：

       几乎所有的平面设计顶尖高手都是来自西安。

郑建平：呵呵！比如陈绍华、韩家英、张达利、李克克这些真正的腕儿都是西安

       人。西安美院号称世界上最大的美院，学生达到好几千人，当地经济落后

       消费不了这些人才，人才就纷纷孔雀东南飞。一届投奔一届，“西安现象”

       从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就形成了。

陈宏： 我问的是“蹊跷”两个字：这些腕儿特别喜欢“窝里斗”，鸡犬之声相闻，

       老死不相往来，江湖是这么传闻的……

郑建平：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这些几乎掌控了深圳平面设计界话语权的人，自己

       之间不怎么维护自己的团结，今天不是你砸我，明天就是我扁你，比如说某

       人做了平协会长，另一人想当下一任会长，某人迟迟不让出这个位置，似乎

       要成终身制，所以另一人发起倒某运动，最后斗争的结果是两败俱伤，谁也

       没做成。

       ……  

查看陈绍华老师原文点击：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4473a80100c6od.html#cmt_1156877

海屁牛爷儿~~~~~春节快啰！！！

此为2003年先生在西安讲学时的照片

訃報　グラフィックデザイナー、福田繁雄さん死去　７６歳
1月15日14時7分配信 毎日新聞

 
　日本を代表するグラフィックデザイナーで「視覚の魔術師」と呼ばれた福田繁雄（ふくだ?しげお）さんが１１日午後１０時半、くも膜下出血のため死去した。７６歳。葬儀は近親者で済ませた。

　東京生まれ。１９５６年、東京芸大図案科を卒業し、味の素勤務を経て５８年に独立した。田中一光さんらと共に開いたグラフィックデザイン展「ペルソナ」で毎日産業デザイン賞を受賞した。

　７０年の大阪万博では、公式ポスターや迷子標識などの絵文字（ピクトグラム）を制作。瞬時に情報を伝えるシンプルな造形にユーモアや風刺をにじませた作品は、国内外で脚光を浴びた。

　７２年、ワルシャワ国際ポスタービエンナーレで金賞。７５年、ポーランドが開いた戦勝３０周年記念国際ポスターコンクールで、砲弾の向きを逆さに描いた「ＶＩＣＴＯＲＹ」が最高賞に輝いた。

　視覚のトリックを生かしただまし絵的な作風でも知られ、８５年のつくば科学博「ＵＣＣ館」などの展示を担当。彫刻や環境デザインにも活動の幅を広げた。

　８５年度の毎日芸術賞を受賞。８７年、ニューヨーク?アート?ディレクターズ?クラブの「名声の殿堂賞」を日本人として初めて受賞した。００年から日本グラフィックデザイナー協会会長を務めていた。

　多くの海外の大学の客員教授なども務め、台湾の東方技術学院には０７年、「福田繁雄設計芸術館」がオープンした。長女の美蘭さんは画家として活躍している。

　◇アイデアマンだった

　東京芸大の同級生でグラフィックデザイナーの仲條正義さんの話　最近も海外を飛び回っていた。１週間ほど前に会い、「年なんだから、いいかげんにした方がいいよ」と言ったばかり。ショックです。昔からアイデアマンで、言葉が通じなくても理解できるのがデザインだと主張し、その通りに実践した。日本のグラフィックデザインのレベルの高さを海外に伝えた功績も大きい。

福田繁雄

国际著名设计大师
国际平面设计师联盟AGI会员
日本图形创造协会主席
国际图形设计协会会员
设计艺术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1932 生于东京
1951 毕业于岩手县立福冈高等学校
1956 年毕业于东京国家艺术大学
1967 IBM画廊个展（纽约）
1982年应耶鲁大学之邀担任客座讲师
1997 日本通产省设计功劳奖--紫绶勋章
1998 东京艺术大学美术馆评委
2006第7届金蜜蜂国际平面设计双年展国际评委

福田繁雄教授是世界三大平面设计师之一，他的设计理念及设计作品享誉

世界，对二十世纪后半叶的设计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现行的每一平面

设计教材中几乎都能发现他的作品。福田繁雄的设计作品在美国、欧洲及

日本等地广为展出，荣获多种褒奖，其中包括华沙国际招贴画双年展金奖、

第九届日本艺术节奖、21届奥运会国际纪念币设计竞赛一等奖、美国国际

招贴画展览奖等。多次获国际性大奖，包括：

1972年 华沙国际海报展金奖；
1976 年 教育部新人艺术促进奖；
1985年 莫斯科国际海报展金奖；
1995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海报展大奖；
1995年赫尔辛基国际海报展大奖等。
2005年台湾国际海报设计大奖等
　　
他创作的大量招贴画使他饮誉全世界，成了国际上最引人注目、最具有个

性特征的平面设计家。福田的每一种新观念都是他不断探索，尝试不同可

能性的方法的结晶。他总是弃旧图新，并系统地将各种创意、革新加以融

会贯通。每一批作品都反映出他主观想象力的飞跃以及他控制和营造作品

的匠心。他在看似荒谬的视觉形象中透射出一种理性的秩序感和连续性。
　　
福田繁雄 既深谙日本传统，又掌握现代感知心理学。 他的作品紧扣主题、

富于幻想、令人着迷，同时又极其简洁，具有一种嬉戏般的幽默感，并善

于用视幻觉来创造一种怪异的情趣。由于他在设计理念及实践上的卓越成

就，福田繁雄教授被西方设计界誉为“平面设计教父”。

在职研究生全体聚会，跟着“掺和”

第四届中国现在手工艺术学院展

参展：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承办：西安美术学院

地点：西安美术学院西部美术馆

时间：2009.1.6-2008.1.11

晚上听了个设计讲座，清华副院长杭间教授，张的很像张国立，哈，然后回到宿舍。

英语考完了，说不上来，有点轻松，因为考完了，有点不轻松，因为还得继续，关键是这个吧，这个英语吧，这个，为什么呢？哎呦俺就不说了，实在是不喜欢这种死了吧唧，死记硬背的东西，又没这语言环境，奶奶的，老子狠你，期盼物极必反的事情发生，我败了，哈哈

这两天秧田博客里很势大的歌，回来就开她博客挂在那听，干脆弄上来都势大一把，吼吼

明天政治，然后老查来，他考试，然后回家，然后过年，然后～～～～，吼吼吧，哈

上网闲逛，偶见表妹亓雯的词，不由慨叹她拿捏文字的功力，89年出生而今在山财才读大二年纪的她，一直在我心中仍是儿时哭着要东西的小家伙，而今写的东西，使人感叹不如。对于“词”，俺实属外行，但多少识得其中的行韵和结构，也早知她喜爱“词”，却不曾见其作品，不想竟文采潇洒，行笔酣畅，俨然艺术家气派，哈，写的好，写的好，特意转来收藏，亓雯若有意见，另当他论，呵呵。

转载亓同学文，哈：

希望有天看着自己填过的词……能看见进步吧……活在当下，毕竟如何也赶超不了古人，缺少了当时的环境，一切意境都是自己的想象，相比下，最喜欢的还是浣姬大人的词，像澜庭亲说的，我更希望自己以一个现代人的方式，写给我喜欢的那些活在小说与历史里的人，崔说，看我的词，确实缺少功底，整篇虽然完整但是没有非常出彩的地方，意境也不尽完善，不过值得称道的是，比起第一次填词，已经好了很多，当时写词都是用诗词东拼西凑来的，短短百子写了一天！现在好了很多，所以……之前写的都不好意思放来……虽然无论是我还是古风圈那么多写的好的，一般的，即使永远不能超远前人，至少，我们能深深感受到中国文字的美丽……写我所爱……随性就好

（念白来自于清朗原作）

————————仅此献给我最喜欢的清明记，献给我最喜欢的清明，写给那个不能选择的时代………写给终究葬送在玉京的血雨腥风中当时年少的惊鸿一见……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说这是纳兰最出名的词也不为过，可是我却更喜欢后两句，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

所以啊，试问，人生几度清明……

清明

词：佾湉

伴奏:桃花岛(前尘应念,云落的那个曲子哈)

念白:素藕抽条未放莲，晚蚕将茧不成眠。若比相思如乱絮，何异，两心俱被暗丝牵。
暂见欲归还是恨，莫问。有情谁信道无缘。恰似中秋云外月，皎洁。不团圆终不团圆。
——纷如今，你我已是生死相隔，过去种种事情，你无悔意，我亦无悔。
——是不是？我今生唯一的知已，清明。 能了？

少年竞风流 驭长剑轻王侯 一霎清明雨似愁
浮云一别后 待谁人来入酒 银光碎尽盈满瓯 月如勾
连环虎魄扣 依稀醉霸桥柳 云翻雨覆葬骨柔
无言登高楼 看珠玉落九州 江湖一步无归途 莫回首

念白:京城重逢，废园饮酒，,池畔烟花分飞如雪,瞬息绚烂.往事恍然如云烟过眼     ,回首早已隔绝千年.，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曾当百万师,,清明，只是清明
     生在阳间有散场，
     死归地府又何妨，
     阳间地府俱相似，
     只当漂流在异乡

漫漫浮生，谁再共烟花下酒，纵论平生？谁再能不计俗事，唤姓带名？
 而这一去,世间却再无清明
    
命若浮萍任沉浮
看雪灭残烛 寥落相思苦 绝笔青书 江山一局赌
谁 一身傲骨 谁 苍天不负 谁 千秋独舞 谁 笑看荣辱
谁入江湖 能有几回寒暑 千载相逢愿是 如初

念白:南园满地堆清絮 愁闻一霎清明雨

“我爱你”

“不，你只是喜欢我罢了。”他或她哀怨的说。

“爱我吗？”

“我喜欢你。”他或她略带歉疚地说。

在所有的近义词里，“爱”和“喜欢”似乎被掂量的最多，其间的差异被最郑重其事的看待。这时男人和女人都成了最一丝不苟的语言学家。

在崇拜者与被崇拜者之间隔着无限的距离，爱便是走完这个距离的冲动。一旦走完，爱也就结束了。

一切迷恋都凭借幻觉，一切理解都包含误解，一切忠诚都指望报答，一切牺牲都附有条件。

孤独源于爱，无爱的人不会孤独。

也许孤独是爱的最意味深长的赠品，受此赠礼的人从此学会了爱自己，也学会了理解别的孤独的灵魂和深藏在它们之中的深邃的爱。从而为自己建立了一个珍贵的精神世界。

人与人之间的理解或不理解是命运，误会却是命运的捉弄。我坦然接受命运，但为命运的捉弄而悲戚。

可是，何必表白呢？表白是理解的死亡证书。

知道痛苦价值的人，不会轻易向别人泄漏和展示自己的痛苦，哪怕是最亲近的人。

真实是最难的，为了它，一个人也许不得不舍弃许多好东西：名誉，地位，财产，家庭。但是真实又是最容易的，在世界上，唯有它，一个人只要愿意，总能得到和保持。

一个人为了实现自我，必须先在非我的世界里漫游一番。但是，有许多人就迷失在这漫游途中了，沾沾自喜于他们在社会上的小小成功，不再想回到自我。成功使他们离他们的自我愈来愈远，终于成为随波逐流之辈。另有一类灵魂，时时为离家而不安，漫游愈久而思家愈切，唯有他们，无论成功失败，都能带着丰富的收获返回他们的自我。

那个在无尽的道路上追求着的人迷惘了。那个在无路的荒原上寻觅着的人失落了。怪谁呢？谁叫他们追求？谁叫他们寻觅？

无所追求和寻觅的人们，决不会有迷惘感和失落感，他们活得明智而充实。

刻意求真实者还是太关注自己的形象，已获真实者只是活得自在罢了。

                                                               ——周国平

后记：夜静独处时，我便愿意翻读先生的书，一本《人与永恒》也已经不知读过多少遍，却每每觉得可以从中得到启发和释然，幻想自己抽离人世，回到最本来的面貌。徐天进老师说：“在现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还有几个人愿意花时间来思考内心呢？”然而，精神的空乏和淡漠，却正是因为有思想才被称之为“人”的最不敢缺乏的东西。每每听人说：“有话直说，何必讲故事绕弯子”，我便言语梗塞，正如先生所言“何必表白呢？表白是理解的死亡证书。”但却不得已时时表白着。

然而若靠理解交流的话，也实在是“乌托邦”式的幻想，会把听的人和说的人统统累死？或总会产生理解上的偏颇。不敢忘记理解早已高于言语，只能在深层的需求上实现吧？人说一个好的艺术家和哲学家，最先考虑的便是生命的死亡和生活的本初，所以我喜欢真正的艺术家和哲学家。毕竟我们生来便走向死亡，生来就面对生活。其实从生活的角度来说，每个人都可能是艺术家和哲学家。

与我交好的朋友，便不愿意听诸如“谢谢”之类的客套话，若彼此心有交汇，只需微笑或者一个眼神，便创造了这世界上最美的交流。但这确实是理想化的。也正因如此，总不愿把话说得直白，喜欢彼此的“意会”和“感悟”。

聚会喧闹之后，摘些文字，以疗孤独之感。

柯老师研究生大团圆，吼吼

美教系张宝洲老师，油画系赵拓老师和柯老师

和他们在一起，会觉得生活这么的可爱，人也可以这么的可爱，我喜欢这样的感觉

大家海屁牛耶儿

年末，元旦将至，零八年的最后一天。多灾多难的08年，似乎有数不清的国家坎坷，身边的每一位朋友也都在这一年经历了很多事情，无论怎样这都是人生宝贵的财富。

祝大家在即将到来的09年一切顺利，无往不胜。

期末考试临近，博客暂停数日，在校的同志们别忘了抽时间去听听讲座，吼吼。

祝所有人新年健康，祝大家考试顺利。

还有补上：祝珂言成长快乐，要高兴啊

说说《海角七号》

先说说情节：电影在开头部分从多个角度叙述故事的人物，看似散乱并带有台湾本土搞笑风格的叙述其实在为后半部分的整合做铺垫。影片的两条线索在同时进行，即六十年后的恒春发生的故事和六十年前发生的故事，一者是恒春的表演准备，一者是六十年前未寄出的信件。两条线索都是在讲爱情，但在影片的前一小时的描写中，现实中的爱情并没有出现，出现的是信中的爱情。这样我们会出现两种联想，其一是在联想即将发生的故事，其二会将六十年前的“友子”与六十年后在恒春的这个“友子”在感觉上联系在一起。而在影片的结尾，两条线很好的交汇了。六十年前因台湾光复日本人撤离而分割天涯的恋人的书信讲述了委婉美丽的爱情，六十年后的恒春，同样是“友子”要离开恒春的爱情，但六十年前那样的离别没有出现。我们注意三个细节，其一就是阿嘉在演出前去给“友子”送信后独自面对大海的坐着，他在想自己的爱情，会不会像六十年前的故事？才有了“留下来，要么我跟你走”的有力的表达。其二就是现实中的年轻的“友子”在早上看到那些书信时已经是在电影的中间部分了，而书信的表现则是在阿嘉在电影开头部分就出现了，但是通过她对书信的阅读弥补的这样的时间差，让整个书信的内容贯穿到她的脑海里，让你觉得影片开始的对于书信中爱情的描写就是在描写她。其三，彩虹，书信的内容与现实的巧妙结合。

此外，影片在两条线索上采用两种节奏，一快一慢，交替进行，节奏变化舒展。影片的开头描写各种小人物的故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结，人生都不顺利（主角阿嘉的梦想没有实现，还乡，不是衣锦还乡，而是破衫还乡。老邮递员茂伯先是摔断腿，而后只能摇铃登台。大大被上帝赶出了教堂，鼓手水蛙对老板娘的爱，警察劳马已经离开的妻子和回来当片警，马拉桑总遭歧视和白眼的困窘），最后的演唱并没有直接进入抒情的部分，而是摇滚，用个词就是“疯了”，台上的每个人都疯了，抢唱，老邮递员茂伯用手铃砸地的动作很有张力，这是一个发泄的口，也是他们内心生活转折的口，快乐的口，发泄掉之前的不快和心结。这也是影片除了要表达爱情以外，另外表达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温暖和对生活的热爱，每个人在这一刻都可以肆无忌惮，未来很美好。

说说人物：

小人物的描写是影片很重要的着眼点，他们很平常，就是街角不同职业的小人物，但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悲伤和快乐，这是不容忽视的巨大的力量。大大的母亲是很重要的人物，她贯穿了整部电影的线索，结尾部分她与友子的谈话，将线索合并，找到了六十年前的友子——她的祖母。她与祖母的矛盾她伤害了祖母以至于她不愿去送信，她说“你们日本人也懂感情吗？”这部分并没有说清楚发生在她身上的故事，但其实已经说的很清楚了。由此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猜测，第一，她的祖母可能仍然对六十年前男人的离开耿耿于怀，不知道男人的爱，直至今天仍是个心结。第二，她独自带着女儿大大从日本回到恒春（前面部分鼓手水蛙和她在练习室里有交代），很可能受到感情的伤害，因而对日本人不信任，第三，她与祖母的不合，很有可能是她不顾祖母的反对跟随她爱的男人去了日本。

友子的形象从一开始的暴躁到后来的柔情，使形象亲和力十足，她与阿嘉的感情比起影片中的其他人显得含蓄，有点欲说还留的感觉。而相比之下，鼓手水蛙对老板娘的爱情，在某种程度上是直白的，但又是苦恼的。警察劳马对妻子的想念，从飞虎队到交通警察的无奈，劳马父亲对儿子无声的理解（酒席间他说他想唱歌）都使影片显得亲近温暖。马拉桑是个外乡来的推销员，很努力，很执着，看起来很开朗有时候甚至有些卑微，但他的内心也是有自尊和理想的，从影片中他每次被“代表”（阿嘉的继父）训骂后的表情便可以知道，他是有自尊的。开头描述他进电梯下地下一层，被骂后便没有进电梯，这说明了他的自尊，而正是这样的执着打动了前台的服务员，在得知婚宴需要60瓶酒的时候很高兴的去通知他。

老邮递员茂伯，做事很诚恳，从他对信件的要求就知，同时，他也有自己的理想，就是登台演出弹他的古琴，他很不情愿的推荐马拉桑。他表现自己的情绪时很直白，没有太多的晦涩和隐瞒，不高兴就骂就摔就说出来，使人物的表现既真实又亲和。这不同于阿嘉和友子。

大大是个很个性的角色，始终保持着自我的状态，演出第二首曲目，她说：“看什么？有什么好紧张的？”

这种直白更具人物内心的穿透力。

阿嘉的继父“代表”是个很棒的人物，有点小官员的架子，但是他很有爱心（电梯里听大大唱歌就可以看出）他很想让恒春自己的人登台表演，当然他也有自己的小算盘，就是选县长，但是他不藏着掖着，而是直截了当的告诉你，这也是人物可爱的地方，他与阿嘉的母亲之间的事情，也是他的心结。在影片前部分和阿嘉聊天的那段话说的很实在，他不是多么高尚和伟大的形象，他和阿嘉的母亲都是普普通通的人，所谓道德的底线是什么？违背的人性的本来，道德是恶毒的。

然而这一切的内心说不出的故事，都在后半部分“婚宴”酒席上得到了释然，海边大大的母亲抱着大大的歌声，劳马的泪水和诉说，劳马父亲想要唱歌，代表和阿嘉母亲手拉手的散步，马拉桑和水蛙的醉酒，阿嘉和友子的夜晚，都使他们得到了释然，温暖也深入人心。谁说酒有时不是好东西呢？

影片的结尾收的很好，将不同人的故事和两段爱情收回到六十年前的等待。

没有韩剧里的王子贫女，也没有公主贫男，没有死去活来，只有平静。

两代跨越了时间和国界的爱情，许多跨越了身份和世俗的感情，每个平常人的小理想和挫折，生活的美好和憧憬，善良的人互相理解和祝福，好听的音乐和缓慢读来的情书，都使影片变的温暖。

觉得秋仅仅过了几天，冬就来了，我喜欢北方的冬天，干干的寒冷，立在道路两旁干干的树，若来点雪挂在枝头自然更加有味道，小时候对春天格外偏爱，可以爬到山大家属院的梨树上，可以脱下厚重的棉衣准备穿上短衫，却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冬天，厚厚的衣服，说话时会从嘴里带出热热的气，路上的人都是胖胖的，各种样子的棉衣，手套和帽子。我怕冷，却总觉心是暖的，北方寒冷的冬天，是浪漫的季节。

                                            二

已经习惯了一个人，独来独往，所以思考的更多，想的更多，难道说思想源于孤独就是这个意思？哈

                                            三

转眼又是一年，去年的现在正在被英语政治折磨的要死要活，今天却坐在宿舍继续着大学的生活，享受这难得的安逸。远方的同志们都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忙活着各自的事情，要加油！我不知道是不是都会在寒冷中想起各自脑海中的季节，家乡的冬天，西安的冬天，或者其他。

                                            四

我常常做一样的梦，梦到自己使劲一跳，身子变的轻盈，竟飞了起来。

                                            五

无论学什么先学做人，无论知什么先知历史。

                                            六

又想起来父亲那话：“是千里马就要跑起来，让伯乐发现你，不跑起来，和普通的马没什么区别。不是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而是知道要跑起来的千里马不常有。”

                                            七

一部电影《海角七号》，忘了从谁那里拷来的下载版，看了三次才看完。刚出的时候，听碟店老板介绍，买来dvd，在宿舍翻了两下觉得实在无趣，竟拿回去换了别的。我对港台的所谓爱情剧有些抵触情绪。

昨天看完了，今天和晓夫又重新买了回来。

女主角开始的暴躁给了后面的描写最大化的感染力，小人物的热情让人觉的温暖，这唯独是电影镜头才能整合出来的温暖，每个人都很美，很善良很可爱，弹钢琴的小姑娘很cool，邮递员老大爷很潇洒，交警其实歌唱的很好，马拉桑很执着，鼓手很樱木花道，代表很二，每个人都很性格，演唱会很成功，演员都很好，角色的质朴使它不同于韩剧的套路，抒情的并不俗气。

俺看到大街上张灯结彩男男女女好不热闹，虽说比较不怎么对圣诞这个洋节感冒，但作为大家聚会的理由，平时上班上课啥的没时间出来转转，聚聚，也挺好的。

俺喜欢北方的冬天，今天这感觉才够有味道。

回来去澡堂洗澡，把俺乐坏了，就俺一个人，有点不习惯。哈

祝大家节日快乐，准备考研的璇儿，某人，老大要加油啊！

出门在外的小刘，贤，洋子，珂言，张峻，伟哥，云逸，小朱，吕杨，段小毛，老左等等等等所有的朋友们（人太多俺就不一一列举了）都要高兴啊，注意冬天的寒冷。

得金奖的秧田田童鞋，祝贺祝贺，要请客啊～～

放首快乐点的歌，吼吼～～

快乐的都来顶啊，呵呵

古时候朝中为何要所谓的“谏臣”？就是这个意思，政治开明的国君喜欢直言不讳的大臣，喜欢有人格和责任感的人，需要这样的批评和提醒。当然也有很多故事说的就是这直言不讳的下场，那是因为有两个原因，一是国君的荒唐，二是这“谏臣”的傻，忘了顾及皇权的威严和统治的艰难，但即便是傻，傻到丢了性命也算得一条真汉子，傻的让人爱。

拿艺术说说，艺术批评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中央美术学院教师，现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祝帅在国内举起“设计批评”的大旗，我个人认为这是好事情。也曾在《装饰》杂志上看到一篇题为《批评设计批评》一文，作者已经记不清，但文章内容一看题目便知，乃是批评之批评。互相批评是好的，鲁迅先生和很多认真批评他的人成了好朋友，这样的例子当然还有很多，但前提是“批评”，不是“骂”。

想说的是什么呢？即批评不等同于骂人，骂人是人身攻击，比如说前一阵子宋某某说谢导演的可算作“骂人”，不是批评。还有很多骂家，大概为了寻找噱头，憋坏了想出名想被关注，管他三七二十一出口便骂，你越有名我越骂你，骂的好的没有脏字，骂的不好的粗话连篇。而批评，则是客观的阐述观点。

但是问题在于很多人分不清这“批评”和“骂人”的区别，将两者混在一起。打个比方，家长教育孩子：“你怎么这么傻，说多少回不听，滚一边去站着想想”，老师“批评”学生：“你是不是有多动症？，你怎么这么笨？”等等，这是骂，是人身攻击，就不是批评。但我们无数的家长和同学们扪心自问，我们是不是一贯把这看作批评？这是个大问题，多少孩子被骂被攻击，却得不到好的教育和“批评”。教育教育，何为教育？某某学生吃个苹果说谈恋爱了被开除，就要高考的学生（大家都知道在我国高考的重要性）两条活生生的性命就因为一个苹果。荒唐的没话说。某某同学在宿舍用电多了不发学位证等等等等此等事情多如牛毛，我们来看看现在这些教育者们都做了些什么？学校不是在教人，也不是在育人，不是在批评，我看来就是在骂人，在对好好的青年人进行污辱和谩骂。

太多太多的人什么事情都看习惯了，没感觉了，从小到大乖巧惯了，心字头上一把刀，忍得听得，时间长了，什么就都看的惯了。陈丹青先生说：“我是在认真批评，不是骂。今天的媒体和舆论会将一个批评者说成是“愤青”，说他在“骂人”。也难怪，除了媒体要制造耸动，一个集体沉默，不敢说话的空间，会自动以“愤青”、“骂人”之类消解批评，嘲弄说话的人——大家巴望听傻逼站出来叫骂，解解闷，同时耍弄批评者，以便集体性置身事外。”

这话说的一针见血，社会责任感的缺失，也是集体人格的缺失。集体的沉默等同于骂人，而这被“骂”的人，就是所谓的这愤青，这用责任感捍卫真实的人。

我们知道“愤青”一词的意思吗？就是愤世，受到不公平待遇的谩骂指责。“埋怨”呢？重在一个怨字，找客观借口，立足点不是提出问题改变现状，而批评则是站在客观的角度提出问题并引发普众性的思考，目的则在于解决问题。这之间的差别显而易见。

从小朱博客上看到浙大高分子物理学教授的一篇演讲稿，（原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5aa8e80100bmmv.html）算得上一篇批评，但后四段像是在骂，难免有失公允，我不愿赞同，观点有三，第一，文中提到关于博士学位问题，有些偏颇。我们假定读书是为了什么这样的一个根本问题，若回答是读书目的就是为了找工作，我觉得根本就不用读什么博士硕士，连本科都不用读，这种态度读也读不好。读书就是为了找工作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实在是我们教育的问题。那他说的就难免显得轻率了。第二，日本那个峨眉山的骨折的农民，中国派人去救他，我觉得这是件做的正确的事情。他举例中国人在日本受的遭遇，我觉得那才是日本做的不正确的，难道我们做对了也是错吗？这是个导向问题，为了报复也不管那日本人？这是不对的，也不是中国人做事的传统。
第三，“如果杭州有什么灾难,我就首先把杭州的老百姓安排在香格里拉,让外国人在外面排队!(掌声!)”

这是什么？我看这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精神，只是图一时痛快之话，对于听讲座的学生们是不负责任的，他忘了下面的是根红苗正习惯了听话的学生，我料想学生愿意听这样的东西，但作为老师还是要客观对待这样的问题，这算得批评吗？我看不是。若我在场，是绝不会鼓掌的。

西安美院博士生导师，中国重量级美术评论家彭德先生前几日在题为《读书心得》的讲座上说：“什么书是不能读的书？比如教科书中的一些书，有些就不能读，因为他们落后现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最近十年出版的书，基本上不能读。有的人，写的书比看的书都多，这样的书就不能读。”，这是批评。

中央美院，西安美院博士生导师靳之林先生说：“全国美展好多的作品，看似创新了。但你去法国，德国等等西方国家一看，全是这个，放到里面就平庸了，咱们的艺术创新，其实是技术创新。诺大的中国，有着这么深厚的民族文化和哲学传统，竟然要学西方的“没文化”的东西，实在是可悲。越接近学院，离文化就越远了”，这是批评。

西美博士生导师，享有国际声誉的考古学家周晓陆老师在上课时说：“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没有年轻人的朝气和胆量，对于导师，人格上要尊敬，学术上要大胆的质疑。在坐的研究生博士生要有敢于挑战的胆量。老子崇拜你，老子就要超过你！”

这才是批评，才是教育。为何批评，因为有问题存在，真正的质疑和批评，才是好的教育。

说来说去为了说说这“批评”二字，个人观点，看了小朱博客上的文章便说说，同志们可多多批评。但万不要骂。

【人物志】陈丹青，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画家。1953年出生于上海，17岁到农村插队，期间开始自习油画。1978年被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班录取。1980年毕业留校，任教于油画系；同年以油画《西藏组画》一举成名。1982年移居美国纽约，为职业画家。2000年回国任教于清华大学，后因不满招生制度而辞职。近年来在绘画之外，陆续推出多部著作，均一纸风行。

先做一道选择题。陈丹青是：A.海归，B.教授，C.画家，D.作家，E.公众知识分子。
    只要你知道这个人，或者根本不知道，但你做了这道题。任意选项，或者全选，都会有人告诉你：恭喜你，答对了！但陈丹青显然不愿意接“公共知识分子”这顶帽子，他说：“中国连真正的公共空间还没出现，哪里来的‘公共知识分子’？”
    2001年，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是“公众人物”的陈丹青，在一个公开场合，激扬地说：“我们小时候在弄堂口，要是看见如今长得像谢霆锋这样的小白脸，二话不说过去就是几个嘴巴，不为别的，谁叫他看上去那么小资产阶级呢。”
    2008年，这个身份复杂机智而敏锐的人，在接受《怀尧访谈录》独家专访时，依然口无遮拦：“在国外，我们都是奴才，望不到边的奴才。”
    多少年过去了，陈丹青还是那个陈丹青吗？他的多重身份，仍在决定着公众面对的选择题：他是多面的。

                                    海归
   1982年初，即将迎来而立之年的陈丹青移居纽约，在异国他乡度过了18年的“洋插队”生活。他曾表示，自己在国外的生活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我第一天到美国，就面临一个生计问题，我必须卖画讨生活。”

    吴怀尧：1978年你考上中央美院油画系研究生，两年后毕业留校，工作一年。这是一部分知青的典型经历。这些人日后分成两拨，一拨留在本土，另一拨出国。你们这一代海归相比民国时期的留学生以及五十年代留苏学生，有哪些根本差异？对于现在大学生出国热怎么看？跨过门槛，意味着创造与超越。你的出国，是不是一次跨过门槛的过程？在国外，让你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陈丹青：我对出国热没有看法。一个现代国家的国民本该出入自由，改革开放只是将事物恢复应有的状况。在国外，最深的感触：我们都是奴才，望不到边的奴才。

    吴怀尧：这种说法让人诧异，能否阐述一下？

    陈丹青：中国有老百姓，但没有公民，有人口，但没有现代人的概念，此外，各阶层全是无比严密无比细腻的奴主关系：主子原先就是奴才，奴才则巴望有一天当主子，你仔细想想，不是这样么？

    吴怀尧：我很好奇，为什么从纽约回来之后，你的胆子变得如此之大？是什么让你口无遮拦？你如何平衡艺术家与公共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

    陈丹青：我少年时就口无遮栏。可那时没人找我说话，文革时哪有媒体啊，即便有，凭什么找我？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胆子。和纽约市随便哪个说说写写的家伙比，全中国的人差不多都给摘除了胆囊。我从不自称艺术家，更不是知识分子，用不着“平衡”。中国连真的公共空间还没出现，哪里来“公共知识分子”？

    吴怀尧：那你对自己的定位是什么？

    陈丹青：我从没想过给自己定位。“定位”这俩字也是近年回国后才知道。为什么要定位？定了位，人生就安稳、就有价值了么？我听不少人动不动就说“我是作学问的”，“我研究这一行一辈子”，我就心里想：傻逼！

    吴怀尧：如果说你的愤怒是一种高兴，那么幸福是什么？

    陈丹青：到我这年龄，活着，没病，就什么都好。我不会去想：啊！我的生活与精神最近怎样怎样……不会的。我只是活着。

    吴怀尧：我注意到，五月汶川地震后，你为赈灾所绘的油画《中国的山川》在一场慈善竞拍中以165万元拍出。有媒体报道，这笔善款将全部捐助给汶川地震灾区，用于建立多所希望小学。这些小学，你会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吗？

    陈丹青：为什么要用我的名字？我从未想过。我也不知道这些钱会不会拿去盖小学，甚至不曾指望钱会用在灾民那里。只是我得做些什么，不是为了灾民，只为心安。

    吴怀尧：一个人用什么名字，或者接受什么样的名字，自有其特殊含义。从字面意思来看，“丹青”是红色和青色的颜料，借指绘画。我很好奇，你的名字的来历——是父母取的吗？如果是，那他们太有先见之明了。

    陈丹青：我的名字是父亲取的，弟弟名叫“丹心”。父亲是抗战那代过来人，相信“精忠报国”，信奉“留取丹心照汗青”，所以父亲给我们兄弟俩起这对名字，当时哪料到我喜欢画画。

    吴怀尧：据我所知，你的父母经历过战争，逃难，你的祖父是黄埔军校的军官，打了半辈子仗，你的岳父也是军人，也打了半辈子仗。你虽然生在和平年代，但所受的教育都和战争有关。小时候看的电影都是战争，然后经历“文革”，这样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对你性格的形成和人生道路，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陈丹青：我对苦难会敏感。但“苦难”这个词现在被说滥了，惹人讨厌。当我说对苦难敏感，意思是说：苦难是美的，假如进入艺术的话。我喜欢画悲剧主题。孟德斯鸠说过，人在苦难中才活得像个人。

    吴怀尧：你是上海人，上海曾经经过很多年的殖民文化的熏陶，经过风月流水的涤汰，你觉得这样一座历经过苦难的城市会产生什么样的艺术？或者说，什么样的艺术会适合上海？

    陈丹青：除了殖民时期的建筑，“殖民文化”对上海曾经有过的“熏陶”早已被淘洗干净了——不论这种熏陶是负面还是正面的。民国的上海艺术家作出了全中国最“洋气”的作品，七十年代上海给出全国最左的无产阶级文艺——八个样板戏有四个是上海创作的——现在上海的艺术，整体上既不洋，也不左——我甚至不清楚上海提呈给全国哪些作品。譬如现在上海没有一部惊动全国的电影。这种情况已延续十年以上了。可是在三四十年代，包括七八十年代，全国都在等待上海出品的电影。

    吴怀尧：前几天我倒是看了一部电影，叫《海角七号》，台湾的片子，看完后宝岛是个美丽温情有梦想的地方。最近你也写了篇《日常的台湾》，说台湾人情好，早期时定居纽约，不以为珍贵，而今居住北京近八年，忽然置身台北，就处处看得稀罕。在地理面积上，台湾算是弹丸之地，但是却接连出了不少厉害角色，诸如李敖、柏杨、侯孝贤、邓丽君、白先勇、周杰伦等。如果我说，台湾是目前中国最有文化或文化氛围最好的省份，你会同意吗？

    陈丹青：一个省份不能和整个中国的“文化”或“文化氛围”比较，但台湾出人，不是因为文化氛围，而是相对大陆，比较自由，比较地没有遭遇文化上的毁坏与劫难。你去问问台湾有头脑的文化人，都对台湾不满意。

    吴怀尧：在评述王家卫的时候，你说他“一看就是一个流氓”，很多人奇怪你为什么这么说。你平时喜欢看什么类型的电影？能否为大家推荐三部你觉得必看的电影？

    陈丹青：媒体喜欢耸动，在我全部讲演中只摘取这句话，并予夸张。那是形容词，表示一种泼辣大胆的影像风格。事后家卫请我吃饭，我说媒体只用这句话，他说对啊，不是流氓你怎能拍电影！即便从电影故事看，事实上欧美多少电影以黑帮流氓作主题。
    我喜欢各种类型的电影。没有一种类型是好的或不好的，要看拍得好不好。我很难推荐“三部电影”，那样会对不起其他好电影：好电影太多了。

     2000年，作为“百名人才引进计划”的一员，陈丹青被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聘为教授及博士生导师；2005年，因对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不满，他愤然辞职，由此受到各界广泛关注，同年杂文集《退步集》出版，在读者中产生巨大影响。

    吴怀尧：你25岁时考上美院，其时正好是“文革”后各地高校全面恢复招生的1978年。据说在考大学的前几天，你突然被取消考试资格，真有这事吗？坊间还流传一种说法，那年你以外语零分、专业高分被录取。你在外语考卷上写下“我是知青，没有上过学，不懂外语。”随即交卷，离开考场，真是这样？

    陈丹青：具体情况就像你所知道的一样。但考试前几天忽然被取消资格，完全没这事。那时国家拼命鼓励所有年轻人考试，每个县委公开发放申请表，谁都可以填表申请。国家十年不招生，急坏了。

    吴怀尧：对任何一位想当艺术家的青年，今日的考试制度是不折不扣的荒谬与侮辱。要改变这种考试制度，关键点在哪儿？对此你是否抱有希望？

    陈丹青：我对制度的改变与否，不抱希望，那是许多人的饭碗，不能随便改动。我对出人才不绝望。人才是挡不住的。

    吴怀尧：你小时候是乖孩子吗？学习成绩如何？有没有翻墙越界手腕子给大人捉牢了的经历？在你的成长过程中，有没有打架与被打的经历？

    陈丹青：我小时候很乖，听话，又很顽皮，叛逆。我想现在也差不多。媒体夸张了我的判逆。许多记者一见我，发现完全不像他们想象的样子，他们大概以为这家伙是个疯子。

    吴怀尧：有人问毕达哥拉斯，女人是否值得尊重。毕达哥拉斯说:她们有三个神圣的名字:起初被叫做女儿，接着被叫着新娘，然后被叫着母亲。能否说说你对女性的看法？

    陈丹青：上帝创造男女。我对女性谈不出什么要紧的话，太多人已经发表过意见了。我也谈不出对女性的“看法”，一个男人对女性不是抱有看法，而是被吸引，或不被吸引——这要看你面对一位怎样的女性。我不会对太宽泛的词语发表意见：“女性”一词什么都没说出，一位八十岁的老太太和一位五岁的女孩，都是女性，但你希望我回应的显然不是这俩年龄段的“女性”。

    吴怀尧：那我们来谈男性吧，今年11月23日晚上，在北大的百年世纪大讲堂，你和贾樟柯围绕电影《小武》展开对话，台下座无虚席，掌声和笑声此起彼伏。学生们提问也很踊跃。退场时，我看见有个男同学冲着台上大喊：“我爱你！”看得出，不少年轻人对你很是崇拜，不少听上去 “很深刻，很哲学，很迷茫”的问题，你也面带微笑，耐心作答，你当时内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陈丹青：我喜欢小孩，喜欢看见年轻人。中老年人要么对年轻人讨厌——年轻人处处提醒他们，你老了，快死了——要么看见年轻人会高兴。我属于后一种吧。我年轻时，凡是对我们笑的，善意的中老年人，我也会喜欢。

    吴怀尧：既然这么喜欢年轻人，那你有生之年，还会参与体制内的教育吗？

    陈丹青：体制不变，我不会参与。

    上个世纪80年代初，陈丹青曾被国中同仁认为是最具才华的油画家。直至今日，油画圈仍存在着“陈丹青情结”。他的“西藏组画”被公认为文革后划时代的现实主义经典油画作品，在美术界及文艺界引起轰动，并获得持久广泛的关注、评论、研究与影响。所以，无论何时何地，他的画家身份都不会被忽略。

    吴怀尧：1979年你在拉萨画的《西藏组画》共计七幅，由于它们意识形态，以写生般的直接和果断描绘出藏民的日常生活片段，画作公开后，轰动一时，被誉为文革后划时代的现实主义经典油画作品。现在回头看，你自己如何评价《西藏组画》？它们的命运如何？二十多年来，说起你，大家总会想到《西藏组画》，这让你感到得意还是尴尬？

    陈丹青：我觉得人不应该评价自己的画。

    吴怀尧：去年你的油画《国学研究院》以1200万元落槌；不久，《牧羊人》以700万元人民币起拍，经过几轮叫价，最后以3200万元卖出；这种价格，很多明清时期的画作都达不到，对此你怎么看？很多人都以为艺术家一天到晚在数钱，实际情况如何？

    陈丹青：我对太过疯狂的事情，说不出看法。疯狂不需要看法。目前不少幸运的艺术家可能是在数钱，但我自己知道，艺术家并不是天天在喝咖啡。真的艺术家几乎都是工作狂，而且独自工作。有谁会看见艺术家独自工作的情形呢？工作是不能展览的。艺术市场问题的误区之一，是媒体总要问艺术家，完全错了，应该问买家和卖家，那是商场的事物，作品只是货品，理论上和一双皮鞋或一支口红一样。

    吴怀尧：相比国画，油画毕竟是舶来品，但什么国画就是卖不过油画？

    陈丹青：国画被认为是纸本的，油画是布面的，物质，以及保存的久长，似乎是价格的一个理由，当然，那是西方给出的理由。问题是中国在太多事物上认同西方的准则。董其昌与委拉斯凯兹(编者注：Velasquez,又译委拉士开支。1599—1660，十七世纪巴洛克时期西班牙画家)同代，可是董的作品在拍卖行的起价甚至不如今日哪位中年画家。而委拉斯凯兹要是有作品流入市场，可能数倍于我们一次拍卖赢利的总和。

    吴怀尧：画家黄永砯称美术馆为坟墓，他说美术馆展出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僵尸，不可能在美术馆里学到艺术。对于这种观点，你怎么看？请说说你对美术馆的理解和定义。

    陈丹青：美术馆的确是坟墓。一个没有坟墓的文明是不可想象的。黄永砯认为学不到东西，我没意见。没有一个场所能够让你学到或学不到“东西”，只看你想不想学。我喜欢进美术馆，但不会想到学什么，只是喜欢走进去看，发呆。我对美术馆无法给出定义，我只是看见，一个有美术馆的社会与没有美术馆的社会，大不一样。就目前而言，我们没有美术馆，现在的国家美术馆只能叫陈列场所，不是真正的美术馆，更没有“美术馆文化”，那是一个专业，“美术馆学”就像“图书馆学”一样，一整套观念和方法。现在的中国美术馆就是轮流租场子付钱，画马马虎虎挂起来，大家热闹一场，就算玩儿过了。

    吴怀尧：美术界近十多年来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画家村”现象。先是圆明园画家村，继而是798艺术区，还有现在已经受到海内外广泛关注的京郊宋庄画家村、上苑画家村，这些“画家村”村你关注吗？你觉得它们的崛起和衰落，和艺术有关系吗？

    陈丹青：自从资本主义兴起，画家不再受雇于王朝、贵族、教宗，个体的自由的艺术家出现了，于是变成波希米亚人。北京艺术家群体和窝点再对不过，这种动物自会寻找栖息聚合的区域，然后创作。一件创作能否成为艺术品，能否被确认为艺术品，前提是你得持续创作。

    吴怀尧：你认为齐白石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中国画家。那么吴冠中呢？这位对中国美术界影响深远并享有国际声誉的画家，在央视《大家》上谈艺术时说，“艺术只有两条路：小路，娱己娱人；大路，震撼人心。300个齐白石抵不了一个鲁迅。”对此说法，你作何评价？

    陈丹青：我的私人意见，以为齐白石是过去百年最重要的中国画家，我的理由是：百年来的西画家固然有杰出者，但和欧洲人比，还差得远，国画家更多，但和历代古人比，也差得远，但齐先生的花鸟画独树一格，比清的吴昌硕更清新、更出趣。论高雅，齐固然不及宋元人，但宋元没有他那样的类型和风格。

    吴冠中先生被全国美术界关注，是在文革后，因为那时文艺一片凋零，我们忽然发现还有一位留学法国的前辈。你要知道，从1949年到1979年，整整三十年，没有一位中国人到欧洲留学，这时，吴先生独一无二。当时刘海粟林风眠等前辈都很老了，而且被文革摧残，不可能发生影响，而吴先生在七十年代末才五十岁出头。

    吴怀尧：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吴冠中有个观点，“美协和画院就是一个衙门，养了许多官僚……从中央到地方，养了一大群不下蛋的鸡；（人事派别之争）导致几十年里中国美术实际上没有什么发展和创见，美术成了政治的工具，艺术活动就跟妓院一样；在这样一个泥沙俱下、垃圾箱式的环境里，艺术家泛滥，空头美术家、流氓美术家很多，好的艺术却出不来了；现在的问题，不光是艺术教育，还有艺术场馆、大赛评奖、市场，全方位都有问题，而问题的背后，其实就是一个体制问题；中国当代美术水准落后于非洲……”这些观点你赞同吗？

    陈丹青：我不清楚非洲目前的艺术是什么，但吴先生说出了大家都看见的状况。这种状况并不是最糟糕的，而是几乎谁都明白，但不说。

    吴怀尧：你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假如伦勃朗或毕加索坐在你的正对面，你会目不转睛看他们，假如能够，你愿为他们捶背，洗脚，倒尿壶，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在很多文艺工作者都喜欢以否定前人来体现自己，对此你如何看？

    陈丹青：如果否定前人能体现自己，那就请否定前人吧。我热爱“前人”。上个月我去了维也纳，特意去了莫扎特、贝多芬和舒勃特的故居。非常感动的经验。我不能想象我活着，可是没有这些“前人”。

                                          作家

    近年来，陈丹青著作颇丰，从《纽约琐记》《多余的素材》，到《退步集》《退步集续编》，一直到《与陈丹青交谈》，作品出版后均一纸风行。于是，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陈丹青，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画画的陈丹青，而是一个写作的陈丹青。对于这一种角色变换，他表示，“我并不是要抢作家的饭碗。”
    吴怀尧：身为画家，你屡有新的文字作品问世，回国至今，出书六本；因为写作，你成为跨专业的学者明星，在更广阔的领域发出声音。对于那些让你的生活出现新地带的文字，你自己如何评价？

    陈丹青：我无法评价自己的文字。我只是保持写。

    吴怀尧：近年来，你对你的老师木心推举有加，称他是“唯一衔接汉语传统和五四传统的作家”，《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因观点与你相左且毙掉了记者关于你《再谈木心》的访谈，还引起过你的口诛笔伐。你评价文章好坏的标准是什么？能否以巴金和木心为例，作一次具体的分析和阐释？

    陈丹青：我与朱伟一来一去，那年居然在媒体上算一点小热闹，实在可怜。中国还不是言论自由的国度，而中国的多数国民会吵架、会叫骂，但不会辩论，不会争议。这一层，我们远远不如巴今与李健吾们年青时代。将巴金与木心比较，令我难煞。无论如何，巴金是中国现代白话长篇小说的初期实践者，他的位置会在那里。

    吴怀尧：杜尚说只有艺术家，没有艺术。艺术家和艺术之间谁更重要？在你看来一个艺术家最重要的价值是什么？你如何看待自己的生活？

    陈丹青：我认同杜尚的话，只有艺术家，没有艺术，贡布里希说过同样的话。但福娄拜说过另一句话：呈现艺术，隐退艺术家，我也十二分认同。我最爱委拉斯凯兹的画，他在作品中完全隐去自己的性格和任何私人印迹，你看到的只是那幅“画”。一个艺术家最重要的价值是什么？这等于问阳光、风、花朵或月光的“最重要的价值是什么”。你能够想象没有艺术的文明么？我活着，但不会问自己“怎样看待”这种“生活”。相对我曾活过的阶段，我对目前的生活很满意.

    吴怀尧：2005年底你开通了博客，2007年元月你关掉博客，能说说开关博客的缘由吗？你平时上网多不？上网会关注什么？

    陈丹青：开博是被动的，我当时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博客，关博是主动的，很简单，我时间有限。关博时我正离开清华，要画画，现在我回到纽约时期的生活，天天画画。我不上网，也是时间有限。朋友会转来各种有趣的网络文章，我每天开看邮箱。

    吴怀尧：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无论网络还是纸媒，官方还是民间，都在做一些总结和盘点。事实上，中国真正变化最大的，还是最近十年。这十年你正好人在国内，耳濡目染，你最大的感受和改变是什么？

    陈丹青：我说不出“最大的感受”，我也不会这样去想问题：改革开放，或过去十年，我有些什么感受呀？没有，我不会这么想。中国自然是在变化，不少事情越变越象样了，更多的事情越变越离谱。

    吴怀尧：《东方艺术》杂志曾经登过一篇文章《我不喜欢陈丹青》，作者列出了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你现在所画的画，语言过于直白，观念过份简单，就其视觉给人的感受而言，已经无法满足当代人丰富的心理期待与视觉要求，对年轻人更是难以再像他以前的作品那样提供出营养；第二，写生活琐记，作怀旧文章，不温不火地挠痒痒，是流于表面的玩味。第三是你在接人待物方面所表现出地那种左右逢源的乖巧。对此观点，你怎么看？

    陈丹青：这篇文章我读过，附有作者的照片，一个小伙子，相貌蛮好看。我没有意见，希望他是对的。常有年轻人表达对我的不屑与愤怒，我参加奥运会开幕式团队，并写文章肯定他们，立刻有年轻人痛斥，说我无耻之尤、被招安——我瞧着这些批评，就像看见我年轻时。

    吴怀尧：既然提到奥运，能否说说你对奥运在中国举办的感受？

    陈丹青：我对奥运会在中国举办没有感觉。这是一项超级政治任务，它被出色完成了。我们国家不鼓励智力活动，对体力活动的鼓励，也出于政治目的，不是吗？当然，它也满足了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情绪，对此我说不出什么意见。

                                   公共知识分子  

2005年3月初，时为清华大学美术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的陈丹青，因连续5年考生外语成绩未能及格而招生落空，毅然辞职；同年3月23日，《中国青年报》刊出其辞职报道，此后一个多月，这一辞职事件引发各界有关高等教育问题的热烈讨论，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陈丹青也藉此在艺术圈外赢得了广泛的尊敬。

    吴怀尧：今年上半年，你与韩寒在一档电视节目中就阅读与小说进行讨论，当韩寒说：“老舍、茅盾他们的文笔都很差”时，你表示赞同并且补充：“还有巴金，写得很差的。冰心的完全没有办法看。”节目播出后，舆论激奋，毕竟，在很多人看来，你是公共知识分子，发言需谨慎；在网络上，因为“炮轰文学大家”，韩寒更是遭受广泛的质疑与批评，在此期间，你基本保持沉默，这是为什么？另外，对于公众的激烈反应你是否预料到了？如何看待他们的声讨？

    陈丹青：我认真写了回应文章，投给时常催稿的南方周末评论版“自由谈”栏目，被退稿了。我体谅他们。节目制作方湖南电视台也给上级作了检查——在那篇回应文字末尾，我写到茅盾是建国后第一任文化部长，巴金是全国作协名誉主席：你明白那是什么意思么？ 上海作家陈村，我的一位老朋友，也在自己网站中批评韩寒与我。我对他的批评逐句回应，承陈村大度，贴在他的“小众菜园”论坛上。
    我一时想不出对这次集体声讨有什么意见。我不知道12年前王朔撰写长文质疑鲁迅后，舆论如何。那时没有网络，纸媒也不像今天这么多。我想不出有什么特别要说的。倒是有朋友告诉我，1935年，巴金好友李健吾曾公开为文批评巴金的小说，互相打了将近一年“笔仗”。他俩此后是终生好友，文革前后两家家属还曾有过艰难的物质支持。
    我还记得鲁迅发表小说集之后，二十多岁的清华学生李长之即写出《鲁迅批判》一书，评析鲁迅哪几篇写得好，怎样好，哪几篇不够好，怎样不好，然后寄给鲁迅。鲁迅回信，还送自己的照片给他。
    文学魅力的久暂、阅读趣味的差异、作者之间的好恶，原极复杂而微妙，这次争议的善道，应是进而探讨“文采”的是非，但问罪者的痛点哪里是关于文学，而是点了威权的名姓。
    韩寒的书我并未读过，也不在乎茅庐初出的写手是否文采斐然，他不过是如巴金所愿，讲了几句平凡透顶的真话。说来惭愧，我与韩寒只是聊天，根本算不得文学批评。

    吴怀尧：你回应陈村的帖子我在论坛上看过，你说过一句话，“我从未读过70后80后的任何一本书，此后也未必会读。我读书很少很少的。”你读书少的原因是什么？你是不信70后80后的能写出好作品？

    陈丹青：哪一代人都能写出好作品、滥作品。可是80后、70后、60后、包括我辈50后作者写的书，我读得很少很少，或几乎没读。年轻时读书，因为不上学，有得是时间，中年至今，读书时间越来越少，书却越来越多，包括杂志报纸网络，哪里读得过来。画家堆里，我读书大约算是略微多的，和真的读书人比：作家、学者，则我读的书少得可怜。    

    吴怀尧：读书不如经历重要吗？你如何看待一个人的学历？

    陈丹青：读书、经历，都重要，也都不重要，还看书本和经历遭遇谁。至于学历，也看人。王安忆与我学历相同，初中毕业，至今没上过高中大学，可是她在复旦中文系当教授，还是作协主席。阿城初中毕业，至今也没上过大学，可是王安忆也佩服他。
    学历对我是不起作用的，我看人只看他那个“人”，那张脸，如果有趣，我就发生兴趣。我一点不想贬低学历，你瞧陈寅恪，学历多么齐整，可是他在欧美上学，不要学历，学得意思到了，就走开。蔡元培请陈独秀去北大当文科头目，陈学历不够，蔡帮他伪造学历。

    吴怀尧：在媒体笔下，你一天到晚开骂，凶巴巴的样子。你说，“其实是媒体把我变成这样，媒体就像是蟋蟀草，引诱我跳出来斗。”你真的是一只容易引诱的“蟋蟀”吗？

    陈丹青：我是在认真批评，不是骂。今天的媒体和舆论会将一个批评者说成是“愤青”，说他在“骂人”。也难怪，除了媒体要制造耸动，一个集体沉默，不敢说话的空间，会自动以“愤青”、“骂人”之类消解批评，嘲弄说话的人——大家巴望听傻逼站出来叫骂，解解闷，同时耍弄批评者，以便集体性置身事外。

    吴怀尧：最后一个问题。在做这次专访之前，我看了很多关于你的访谈以及相关著作，我注意到，早些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你是有问必答，而且热烈真诚。但最近几年，你变得游刃有余，成为各种观点的生产者，让人多少疑心你的思考是否真诚和严肃。诚如你所言，很多媒体喜欢耸人听闻，但并非所有记者都如此。如果你觉得自己被误解了，为何不选择彻底拒绝媒体？

    陈丹青：好问题。刚回国时，八年前，国内媒体对我好奇，我也对国内种种好奇，凡事初打交道，双方新鲜，自然比较“热烈真诚”。近年采访太多了，不免应对不暇。

    我沮丧的是近十年来遭遇的记者、学生、同行，问的问题，提问的方式，开口的话题，几乎一样，几乎没变，南北各大学，不管名牌还是杂牌，除了极个别例外，所有学生的思路和话语方式都是一样的，递上来的条子，连字迹和错字都相似——你想想看，这样折腾八年，怎么持续“热烈真诚”？
    但我自以为是真诚的，严肃的，不然我不会计较这些，彼此糊弄，彼此敷衍，多容易啊。你假如希望我“彻底拒绝媒体”，很好，但首先我得拒绝你这篇访谈，你乐意么？一个人老是处在被要求的状况中，怎么弄都是不对的，因为他被假定必须满足所有人，你觉得有这样的家伙能满足所有人吗？——我不会彻底拒绝什么，或接受什么，杜尚说得好，拒绝或接受，其实是一回事。

注：原文刊载于 http://user.qzone.qq.com/622002081/blog/1228870698

我对姥爷产生客观的印象大抵是在念初中时，中午下课骑自行车回山大吃午饭，印象中不只一次在山大家属院门口遇到姥爷，他那时大概已经退休，由于科研项目的需要，山大特许在生命科学院保留了老人家专用的实验室，而我的印象全不在这些，而是每次的“遇见”，他骑着破旧的自行车，几乎慢到少蹬一下车子就要停下来了速度，慢慢的骑，鼻上架着他们那代学者特有的棕色大框的眼镜，我几次与他并骑，将车把与他的平齐，有时甚至可以骑到家门口，他竟没有一次发现我在他旁边。我轻声喊他，却不见回应，于是我猜想他又沉浸在思考之中，这使我觉得格外有趣。

如果说至今以来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我料想除了父亲，就是他了。

刚入小学时，家里来了澳大利亚的肯尼迪教授和他的家人，我在一旁玩耍，第一次见到外国人，倍感新奇，那时的孩子傻的很，不知他们互相说了什么，总之很新鲜，而后才知他们是同行间的互访，当然还记得那时姥爷头上的伤疤，九十年代电视台为他拍专题片时，头上就顶着这结成干血块的小疤痕，母亲至今常提起，像是玩笑话，那疤是老人家走在路上被头顶的树枝划伤的，这划伤的原因，也大概与“骑自行车”相同，全神贯注的走，忘了看路。诸如此类事情实在不少，过年时我与姐姐妹妹在屋里玩耍，叫喊着，门开着，他在书房写东西，姥姥呼他吃饭，一连几次不见回应。于是进屋呼喊，他摘下大眼镜，轻声回应道；“没听见”。

闲时去他的实验室，屋外几块水泥砌成的方块快，里面种满的各种植物，当然还有不请自来的动物，老鼠，刺猬什么的。屋里则是大大小小的试管，标签，显微镜，当然还有小白鼠。他细心给我讲述这显微镜的用处，我便到院子里随便取些东西，放在下面看，滴上现在已经记不清的液体细细的看。当然还有发生在实验室的故事，比如有一天他进屋看到了小白鼠的笼子上面出现的蛇这种动物，告知我什么样子的蛇有毒，什么样子的无毒等等。我当然也愿意去那，蔬菜成熟时可以去采摘，木耳菜，扁豆等等。我若将东西放进嘴里，他便说这东西不净，要好好洗。我说已经洗过，他很认真的说：“眼睛看着干净了，可不一定干净，肉眼很多是看不见的。”哈，多有趣的事情，这大概就是我儿时最为深刻的印象。

他那个年代的人，经历了很多事情，这是我们无法知道的。母亲说姥爷祖上是所谓的资本家，好多的儿子。姥爷是老大，他那时要上学，老母亲不让，姥爷便自己偷卖了自行车，自学考进了山大，这实然是令人佩服的事情，我常有感于这样的精神，孝和顺，本就是两码事。

而今姥爷已年近八十，已经不做试验了，但他还在研究，研究什么呢？研究画和诗，每去家里他第一件事便招呼我过去看画，讲述他的画和诗，画是自然科学的画，诗是共产主义的打油诗，可他自己乐在其中，他的确是有艺术天赋的，当然也少不了文人的那点傲气和酸腐，觉得他早先若是画画，也堪比个齐白石。看到电视广告里的不通语法的新词汇，看到大学大动土木修建校舍，气得骂现代人的浮躁和败坏社会文化，现代的大学不管育人不重视科研只会盖房子。实在是可爱的人。

他常说，他这把年纪了，不怕得什么病，就算是癌症，他自己也治得。（他因研究了十几年的癌症，成果却因得不到经费的支持无法应用于临床。）他若再活个十年，他的画也有十年的功力了，现在画画一点也不晚，好不好要走着瞧。我猜想他已参透了生死，早已经看清了生活的意义。

他是典型的中国式科学家，不通世故，不善交际，如今他还常聊起他以前的研究：“诺贝尔奖没有农业奖，不然我的成果，是可以得的。”

今年夏天，老人家在专心画画

附：网上搜来的简历：

聂延富，男，1931年出生，山东省莱州市人。山东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1957年山东大学生物系本科毕业。1958年至1994年先后在山东大学生物系生物物理专业工作、泰安农学院生物系工业微生物专业工作；后在山大微生物系农业微生物研究室工作。1989年至1993年为中、澳、法三国非豆科作物固氮合作研究中方主任。1993年被特邀为在埃及召开的第六届国际非豆科植物固氮新会首任主席，同年在山东大学任首次非豆科作物固氮国际会议主席及其论文集主编。1969年至1971年为原济南第二制药厂解决了用薯干粉直接酶法生产口服、针剂葡萄糖新工艺。自1979年至今从事非豆科作物固氮及抗癌新探索研究。

前者在1988年由中国微生物学会及土壤学会联合召开的全国首次非豆科作物固氮研讨会的纪要中肯定他的工作为开拓性的，国际领先的；后在1990年底至1991年间的参考消息上多次反映国际上对他的评价，认为培育出固氮小麦是八十年代国际上十大重大成绩之一，属国际性突破，把20年来世界科学家的梦想变成现实等。他的方法已被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埃及、俄罗斯、巴基斯坦、比利时等国采用。专著有《绿色革命的曙光》、《抗癌新探》、《农业增产新技术》等，先后发表重要论文50余篇。

发现盐酸氯丙嗪，一些植物激素和一些中草药有选择性快速触杀多种癌细胞效果。至2003年他与有关单位合作，仍用台盼兰染色法（T.B.D.V）从千余种中草药中筛选出近百种能快速体内外触杀多种小鼠腹水癌、瘤细胞及人体组织培养的舌鳞状上皮细胞等癌细胞，并经移植性小鼠腹腔癌、瘤及前肢腋下接种的实体瘤治疗实验（以口服加腹腔注射的给药方式）证明这些药的多数能治愈患癌小鼠，有的且能雌雄正常生育，而不用药的对照均在20天左右腹大、或最后瘤大死去。近来，发现一些药物预先给健康小鼠腹腔注射一定次数后，间隔一定时间不注射，以后向此小鼠腹腔移植腹水癌细胞，结果未曾用药的对照组均在20天左右腹大死去，而因药者一直存活下来，二次、三次注射癌细胞也不得癌；也曾发现被某些药物治愈的小鼠，再次注射癌细胞，也不再患癌。

后经深入研究，发现上述被治愈好的小鼠，不似患过天花或被治愈的肺结核患者那样，可对天花和肺结核终身免疫，即不是被药物杀死的癌细胞引致的特异性抗体的产生，而是被有效药物导致的非特异性免疫力的作用（死癌细胞不具抗原性，其抗原性右弱），故对此癌称为“防癌药苞”为宜。

这有望在临床上得到高效预防和治愈抗癌重大新突破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