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讲的是：

某公司或某政府准备在一块地搞开发，但发现该地有大批棚户居民，成为钉子户的潜力很大，就派某城管化装打入棚户区内部进行侦察。某城管学会了棚户区的粗言俚语以及练摊卖药踩三轮等各种谋生技巧，还成功地泡上了棚户区书记山杠爷的女儿，从而对此地此民产生了无比深厚的感情。城管成功地强拆了棚户区大院，一通拳脚打死了山杠爷，同时也把所有棚户居民变成了暴力抗拒拆迁的钉子户。某城管和其他几个良心发现的同事反上梁山，率领钉子户及其无数穷亲戚朋友伏击了气势汹汹赶来的城管车队，把一干城管打得鼻青脸肿落荒而逃。好人城管最后扒了自己身上那张狗皮，在棚户区安居乐业，生儿育女，载歌载舞，不在话下。

与《第九区》共同开创了一个新的好莱坞时代：拆迁大片！

显然，身份问题是极其复杂的。它的基本要素，一方面是个体的生理属性和心理状况，前者已经不容易区分，后者更是千变万化；另一方面，则是国家和社会对个体的定位，其基本出发点是政治统治和社会治理的需要。即便是在最重视个体利益的国家和社会，群的考虑和个体的诉求也很难完全一致，这给双方都带来很多烦恼，而大群体之中小群体的身份出现问题，负面影响就更大。个体可以通过转移自身来寻求身份的改变，从而争取幸福生活，所谓“树挪死，人挪活”。而小群体，尤其是人数较多的小群体，在全球土地已经基本划分完毕的今天，不再可能整体迁移，创造出埃及的神话。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通常是聚在身份的旗帜下，运用自身的政治、经济、人力等资源，向大群体发动或温和或激烈的抗争。凝聚这个群体的身份，最开始或许只是偶然而致，但经过政治统治和社会运动的双重强化，逐渐变成了一种心理真实。因此，身份（Identity）在学术英文中的另一个常用意义也非常有助于我们把握这方面的问题：认同。

不难想到，关于身份的研究，是一个非常重要，同时难度又很大的领域，广涉各个学科。身体带来最基本的认同感，因而要借助人类学、生理学、演化论等学科；语言也是身份基本要素之一，是故语言学不可偏废；认同主要是主观心理，由此心理学家大有用武之地；认同的建构离不开审美表达和理性思辨，所以文学、哲学向来是身份研究重镇；国家认同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石，也是实施统治管理的基本依据，因此政治学、法学、经济学当仁不让；身份又是一个社会性问题，故而社会学、人口学、统计学不可或缺；身份的建构和重构从来都离不开历史，是以史学永为身份研究之本……此外，还有各个学科的交叉。单个学者很难驾驭这么多学科而在研究中有效运用。身份研究的成果，非常明显地体现出人类智慧百川归海似的汇聚，也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哈贝马斯所倡导的“交际理性”。

虽然身份研究既有意义，也不乏智力挑战，但中国学术界对这个名目到最近才比较感兴趣。此中缘由，值得思索。身份有非常多的表现形式，在西方学界，关注的焦点往往在于性别和族裔。藉由身份研究，不同社会群体，尤其是那些弱势群体的利益得到了表述和声张，并在文化多元主义的社会思潮和运动中得到实现。就研究方法而论，西方学界尤其是美国学界的思辨倾向造就了不少抽象乃至诘屈聱牙的理论著作。这种思辨倾向，从学术史的角度说，又从属于二十世纪人文学术界的语言学转向，试图通过语言把握人的精神。当然，社会学层面的研究也不少。中国的情况与之有很大差异。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尤其是比自由化了的西方文化更强调家庭价值与社会和谐。性别问题，或准确地说妇女问题，在大的社会氛围中相应地受到更多压抑（这个问题在日本更明显）。而在汉族占九成以上，且大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多在边疆的中国，民族问题尽管始终存在，但也没有引起太大关注。

以下我以民族身份/认同为关注点，粗略考察一下中国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状况。

数据库：中国期刊网

1 标题中含有“身份”的论文

1980-2009 4342

2000-2009 3851

2005-2009 2851

2008-2009 1252

2 标题中含有“身份”和“族”的论文

1980-2009 156

2000-2009 147

2005-2009 116

2008-2009 59

3 标题中含有“认同”的论文

1980-2009 3970

2000-2009 3575

2005-2009 2760

2008-2009 1316

4 标题中含有“认同”和“族”的论文

1980-2009 659

2000-2009 590

2005-2009 461

2008-2009 216

对统计结果，我们可以观察到：

第一，2000年后，关于“身份”和“认同”的论文激增。近十年间产出的论文数量为前二十年的7.8倍和9.1倍。即使扣除“学术繁荣”的因素，这样的增加也是极为可观的。再以2005年为分界，发现仍在加速，后五年出产为前五年的2.85倍和3.39倍。

应该说，这个变化与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态势若合符节。整个社会的分化进入到更细致、更深入的阶段，同时随着经济发展和户口制度的放松，社会的流动性也越来越强。人们带着不同的年龄、职业、阶层、地域特性、方言/语言相遇，身份问题势必凸显。同时中国和中国人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社会的运行，也为身份问题带来了更为广阔的内涵。从论文标题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身份问题：“金融危机下中国国家身份的转变”、“台资医院身份困局”、“阶级、性别、种族与女性身份认同”，等等。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在汉语语境中，“认同”较之“身份”与主体心理关系更为密切，政治意味也更为浓厚，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这方面的论文数量增速更大。

第二，民族问题不是中国学术界身份研究的重点。

由于从整体上讨论中国人身份，主要是通过“中国人”、“华人”、“华裔”等关键词进行，所以涉及民族问题才会有“族”字出现。三十年来，研究民族身份问题的文章仅占身份研究论文总数的9.8%。的确，在学术中原，民族，尤其是本国的民族，并不是热点话题。这既是整体导向的结果，也和学人们的自我意识有关。事实上，冷战后的二十世纪最后十年，民族主义的兴起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在中国，一方面是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国族主义走上前台，另一方面是少数民族民族主义浮出水面，代表性事件就是民族分裂主义者在新疆制造的一系列恐怖袭击。前者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后者却是一个被压抑的话题，直到2000年后，得益于反恐的国际氛围和网络媒体的兴起，民族问题才出现在大众视野当中。

十年来，对民族/民族主义的研讨蔚为大观，研究民族身份的论文也随之增长，增速超过身份/认同的整个范畴：后十年较前二十年，增长9.4倍；后五年较之前五年，增长3.6倍。绝对数量也比较可观。进一步分析，以连续发生少数民族地区恶性骚乱的近两年为例，共有论文275篇，其中讨论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有136篇（“身份”部分28篇，“认同”部分108篇），占总数约一半，其余为讨论汉族、国族、华人、国外身份认同的文章，以及一些综论。但就此认为“虽然比例较小，然而也有不少积累”，为时尚早。因为我们再具体到国家认同问题相对明显的两大民族，就会惊奇地发现：关于藏族的只有4篇，关于维族的也只有7篇！

讨论实然之后，我们再转向应然。中国，作为一个在海外有三千五百万华人华侨（据2008年2月26日《环球时报》），在国内有占总人口近百分之十的五十五个少数民族，民族身份研究有没有必要呢？从学术界的实践来看，前一个方面似乎已经不用讨论了。一方面是中国在辐射软实力，海外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华人流散研究，越来越受关注。而在另一方面，无论是国族身份，还是少数民族身份，研究得都相当不够，特别是在少数民族身份研究这个方面，目前的研究主要还局限于进行调研，而且调研者为汉族研究人员。调研结果是否真确暂且不谈，至少在社会形势已经发展到国家认同亟待加强的时刻，相关研究可以说是滞后的。关于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既有较多扎实的研究，又有各级政府部门的实践经验，但民族融合、国族建构不仅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更是一个精神性的问题，是一个心的问题。心的问题就要用心去解决，这里并不是指处理民族问题时的善意和毅力，这是必要然而表层的东西，用心解决是说关注、研究各民族的心理状态、精神变化，弄清楚他们在想什么，怎么想，特别是他们对各项政策的实际感受。这样的研究可以用多种方式进行，如解读文艺作品（尤其是民间文艺），社会调查，深度访谈，民俗研究，宗教研究等等，同时与宏观的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思考相结合，从而使行政、司法、教育等方面的实践能够有的放矢，层层传递之后能够真正实现增进民族团结、加强国家认同的目的。这些研究，尤其是直接面对少数民族群体的研究，需要少数民族学者和通晓少数民族语言、熟稔少数民族文化的汉族学者共同参与。

有这样的疑问：民族问题是否是“不说还好，越说越大”？思想文化界的导向不怎么鼓励这方面的研究，恐怕也有如此这般的顾虑。的确，有时候差异仅仅是一种虚幻的印象，比如网上盛行的地域攻击，就充满了不同地方的人彼此的想象和编造。一些汉化程度较深的民族，与汉族的差异的确就只是身份证上的一字之差。但是，有三个因素，会造成不可否认的隔阂，即种族、语言和宗教。我所在的洛杉矶，是全美族群融合最好的地方之一，但在校园里，尽管极少种族歧视，大家相处甚好，语言一致，宗教上也没有大的冲突，学生们还是非常自然地按照肤色组成不同的群体。种族差异只是通过视觉印象造成心理疏离，而宗教不同就很可能制造隔膜，再如果语言不通，就根本难以交流。以藏族和维族为例，有各自所信奉的宗教，亦有各自源远流长的语言文字，在体貌特征上与汉族也有明显差异，沟通有困难是很正常的。为了巩固和发展我们的多民族国家，自然应该采取各种办法消除隔阂，如推广双语教育，让全体公民能够顺畅地沟通，但显然有些差异会长期存在，比如宗教和种族。此外，诸如地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本来不是民族地区特有现象，也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民族关系。有鉴于此，对于民族身份问题，鸵鸟政策不可行，鸵鸟心态不可取。

某人端坐，笔耕不辍。

忽然纱窗上有响动——松鼠来访。某人几月前偶然赏了些坚果给此松鼠。彼鼠念念不忘，此后多次造访，虽多次吃闭窗羹，但也总能撞上某人心情好的时候，得赏坚果若干。

某人正在笔走龙蛇，不想理松鼠。

但松鼠在纱窗上爬上爬下，时而停下，眼巴巴地看着某人。如此再三，某人不由得动了恻隐之心：洛杉矶一般风和日丽，今日风雨交加，松鼠虽然一身皮毛，谅不至于感冒，然而凄风冷雨，也着实可怜……

某人小时候看过一个传说故事，说书圣王羲之于某风雨交加之夜，正挥毫疾书，忽然从窗外跃进一只银色飞鼠，瑟缩一团，任由书法家爱抚。后来飞鼠成了书法家的宠物。后来飞鼠死掉，王羲之采其尾毛制成妙笔一支，从此书法更上一层。

做毛笔的事情太远，养个宠物好像还算靠谱……

某人一边想，一边打开窗户内侧的玻璃窗，拆掉外侧的纱窗。

松鼠跟以往一样，很快爬上了窗台。照例，先撒泡尿，搔首弄姿一番，然后看着某人：吃的呢？

某人拿过一个大塑料罐，取出榛子一枚，授诸鼠辈。这厮究竟是寻常蠢物一个，就知道吃，比不得书圣之鼠的灵性。

往常松鼠拿到坚果，要么在窗台上吃完后离去，要么衔着坚果跑掉。坐一望二时常发生，有时候也到桌上一游，留下一串串梅花脚印。

今天不同，吃完一个竟然跳下来，在地上东游西逛。

某人目睹此景，突然心生邪念：如果把玻璃窗一关，此鼠不就成了瓮中之鳖，不，瓮中之鼠了吗？

退路已断。松鼠浑然不觉，仍在浪荡。

终于玩够，想要原路返回。迎头撞上一面透明之墙，砰！

以为可以沿着墙爬上去，纵身一跃，半空中却无处着力，重重摔下来，叭叽！

如何是好？开始满屋子寻找出路，上床乱踩。某人赶紧把床上用具打包。

出口遍寻无着，开始发急，发狠，发现门是木头的——只要是木头的，还抗得住咱的牙口？咬！

咔咔几下，已然木屑乱飞。某人大惊，赶忙过去把松鼠撵到别处。

又回来撞玻璃墙。

某人想用食物收买鼠心，拿了一个苹果来。

松鼠闻了一下，不耐烦地跑开。你大爷的，老子被困在这里，找路出去才是王道，吃饭的不干！

跳上窗台，沿着窗根儿咬，撞，渐渐接近某人的电脑。

这鼠爪子挠挠屏幕，电脑就废了，可不能让他乱来。某人伸出手，拦住松鼠的来路。

竟敢挡你大爷的路？狠命一口下去。

哇！某人痛叫一声，手掌上鲜血直流。小样儿，咬我？！

伤口小而深，血一滴滴往下淌。某人气急败坏，怒目圆瞪，杀机已动。

转念一想，此事过不在松鼠。若非自己心生恶念，彼鼠不至走投无路，又怎会急怒欲狂？所谓恶有恶报，马上看到。

某人之忏悔属实。但，即使某人将歹意付诸行动，未必就能取松鼠之性命。君不见松鼠行走如飞，腾挪自如，兼有抓树之利爪，啮果之坚牙，岂是空有占优之蛮力的某人所能轻松搞定的？且房间内重要物什甚多，正有投鼠忌器之忧。交战一合，已然挂彩，即便最后格毙松鼠，亦非光辉战绩，倘若只是惨胜，更增笑柄。

长叹一声，认错，认栽。开窗送悍客。随后奔赴医院诊疗。幸而医者告之松鼠不携狂犬病毒，遂注射破伤风疫苗一支。其间多名好奇的医生护士赶来围观“被松鼠咬了的倒霉蛋”，问题总是以How开头，于是一个故事被讲了很多遍。跟祥林嫂不同的是，某人耻于承认扣留松鼠的不法行为，故事每次都讲得不一样，于是一个人制造了罗生门，不，松鼠门。

医者谆谆：

“不要喂野生动物，甚至不要靠近他们。野生动物经常携带各种病毒，而且性情凶猛。我从来不会把手伸给一只野生动物。你知道，洛杉矶这里有很多生活在城市里的野生动物，松鼠，浣熊，黄鼠狼……”

地球太危险了，还是回火星吧。

某人自己的Moral：

如果你一直做善人，那很好，仁者无敌。如果一直做恶人，那也不错，是真小人自风流。如果你先做恶人再做善人，那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如果你先做善人再做恶人……你会被咬。阿弥陀佛。

P.S.

网上查了一下。

几乎从未发现松鼠感染了狂犬病毒。在美国，还没有松鼠导致狂犬病的案例。被松鼠咬，除非那只松鼠本来就生病或者举止不正常（赖着要食物算正常吗……），并且你所在地区盛行狂犬病，才会考虑狂犬病的风险。根据2002年的美国狂犬病分布图，案例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加州的情况不严重，主要是蝙蝠造成的。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的数据，在美国，极少发现松鼠和其他小型啮齿动物（如老鼠、仓鼠、豚鼠、沙鼠、花栗鼠），以及兔类，患上狂犬病，或致人患狂犬病。

这个几乎从未发现，就是说仍然有极个别情况——2003年，匹兹堡一位50岁的妇女被松鼠咬伤，后经检验这是只疯松鼠。相关人士指出，从1950年到现在，记录在册的有八例。

                                                       ——《礼记·礼运》

互动百科：刘博士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互动百科！我们非常想了解中国植物分类及命名的情况，请您为我们阐述一下植物分类和命名的基本的情况。
刘夙：分类应该说是人类的一种本能，事实上我们生活中到处也充满着分类，比如说这个屋子里面的东西，我们很自然的会把这四个橙色的东西称之为椅子，这就是分类，是把四个不同的个体归为一类。四个椅子中间这个东西又可归为另一类，叫做桌子。椅子和桌子又可以进一步归为一类叫做家具。所以事实上我们日常生活是离不开分类的。
　　分类是人的一种本能，这也得到了进化心理学的证实。我们现在通过进化心理学研究发现，世界上所有的人群都有分类的能力，而且有时候他们对于一些自然物的分类都是一样的，比如所有的生物都是先分为动物植物两大类。
　　分类学之所以是一门很重要的学科，还因为你只有在分类之后才能更方便的去了解生物体，特别是能够尽快的找到它，搜到它。这就像图书馆里面找一本书，如果你不把所有的书用一种专门的分类方法进行分类编号，你要在成千上万的书里面找一本书是很不容易的，正因为有这种分类编号方法我们找起来才会比较方便。 
　　命名是分类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命名等于给每一个个体命名，你有了一个合适的名字之后才能够比较好的去指代这个东西。有一个童话，有一只母鸡很想生一只黄色的小鸡，她生了一只黑色的小鸡就很不高兴，只是简单起名叫小黑，后来终于生了一只黄色的小鸡，她非常喜欢它，起了个名字，叫“毛茸茸的头光闪闪的眼睛红冠子尖嘴巴小宝贝娇娇”，一大串。有一天狐狸来叼走了小黑，她就喊：“大家快来啊，狐狸叼走了我家的小黑！”大家一听就明白了，很快来帮忙。有一天狐狸又来了，这回叼的是黄色的小鸡，她又喊：“大家快来，狐狸把我家毛茸茸的头光闪闪的眼睛……”还没等说完这一串名字狐狸已经走远了。所以这个名字要有简洁性。
　　植物的学名还要符合一些科学标准，比如：两个东西不能叫同一个名字；这个名称必须在全世界都承认，不能说你这个地方用这个名字指代这个东西，在另外一个地方却用这个名字指代另外一个东西，这是不行的。不过虽然有很多规矩，植物的学名的构成还是很简单的，都是用双名法构成的。要理解双名法，最容易的办法就是把它比喻成姓名。双名法主要是针对物种而言的，它是说，一个物种的学名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属名，相当于姓，第二部分是种加词，相当于名，比如说银杏，它的学名是Ginkgo biloba，前面的Ginkgo是银杏属的属名，相当于姓，后面的biloba是种加词，就相当于名。

互动百科：中文有没有双名法？
刘夙：银杏这个中文名就不是双名法。这个名字本身指代的是这个种，如果要指代它的属，得加一个“属”字，变成“银杏属”。
　　不过有的植物中文名和学名有对应关系，这时可以认为有一种模模糊糊的双名法。比如蒙古栎，属于栎属，“栎”字可以算是它的属名，“蒙古”就可以算是它的种加词。只不过，属名在学名里是放在前面的，但是在这种中文命名里面就放在后面了。
　　植物的分类和命名，最传统的办法就是出去采标本，当然采标本有一些标准，比如说草本要尽量采全株，就是整个植物，木本不好采全株，那就撇一个枝条，但是不管什么标本最好要带花带果。回来烘干，做成标本，标本上要注明采集人、采集地点、采集状况——比如是有花有果还是无花无果。做好的标本存放在标本馆以后，分类学家就可以研究了。他们根据标本所显示的性状的差异，先进行鉴定，看看这个标本是不是符合已经命名物种的特征，如果符合的话，那就把它鉴定为已经命名的物种。如果不符合，是新物种，那就给它起一个新的名字。

互动百科：如果要起新名字的话，这个有什么依据呢？
刘夙：起新名字，首先看这个植物是属于什么属，一般情况下还是能把一个新的植物指定到一个已经命名的属，这样它的属名就定了，再给它起一个新的种加词就行了。也可能发现的植物太特殊，不能放在已有的任何一个属里面，我们就给它建立一个新属，这样连属名带种加词都要起新的。当然还有别的情况，不过上面这两种是最基本的情况：第一种是放到一个已知属里面，另外一个是起一个新属。属名和种加词在起的过程中都要遵守一些标准，不过任意性还是很大。

互动百科：我们国内的植物命名和国际上的植物命名都会用拉丁语吗？
刘夙：对，即使这名字是来自于其它语言，也要转换成拉丁语的形式。在国内命名也是这样，中国人发表的这些植物名称，学名也都是拉丁语。

互动百科：你们研究这个的都要懂一定的拉丁语吗？
刘夙：都得懂一定的，但是懂到什么程度差别很大，现在很多人做分类研究，自己不写拉丁描述，只好他请懂的人来写。但是现在懂拉丁语的人并不多。

互动百科：对这方面科研及从业人员要求会很高吗？
刘夙：实际上分类学是一个要求非常高的学科，分类学家没有任何数据，他所有的数据都来自别的学科，宏观的形态数据是来自于植物形态学和解剖学，而这些往往是跟生态学研究有关。现在应用比较多的DNA序列，那是来自分子生物学，特别是生物信息学的数据。所以一个分类学家要想很好地进行分类的话，他必须了解各个学科的数据来源，这就要能够理解这些学科、这些数据，他还要学拉丁语。所以当一个分类学家并不容易。这就像是做一名翻译，要做得好，就要理解各方面的文化，各学科的词汇都得懂。

互动百科：那么我们新中国在植物分类和命名这一块都有什么成就呢？
刘夙：我觉得最大的成就是《中国植物志》的编纂，事实上这个工作应该说是主导了整个60年的植物分类和命名的过程。《中国植物志》的编纂工作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就有人提议了，但是你知道，那会儿因为客观原因，这个宏大的工程一直没有正式开始执行。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科教事业得到发展，这个时候编纂《中国植物志》的工作终于提上了日程，也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这个工作从五十年代初开始启动，但很快又遭到了一系列的麻烦，像三反五反运动、大跃进等。

互动百科：很可惜中间中断了一段时间。
刘夙：我们可以看中国最主要的植物分类的刊物叫《植物分类学报》，它在三反五反和大跃进期间，都曾经中断出版，虽然说它的卷册号都是连着的，但是其出版周期在那段时间拉得非常长。大家都把功夫用到政治斗争上去了，没有安心从事学术。好不容易到了六十年代，大家都安下心来了，这时候《中国植物志》开始出版了，最早的三卷（册）就是这时候出版的。但是文革又开始了，这样就又停止了。直到文革结束之后，这才是真正的恢复了，而且开始以雨后春笋般的速度进行，一直用了二十多年——准确的说到了2004年——总算是出完了，历时45年之久。

互动百科：《中国植物志》之后还会继续再完善吗？
刘夙：之后会再更新，在《中国植物志》还没有完全出版完成的时候，被称为“第二版”的英文版《中国植物志》（Flora of China）也开始出版了，现在还没有出齐。这套植物志严格地说跟中文的《中国植物志》没有关系，但习惯上被称为“第二版”，因为很多编写者还是原来中文版植物志的作者，只不过是根据这些年的研究成果又重新更新了一下。

互动百科：国外有植物志这种类型的书吗？
刘夙：非常多。

互动百科：《中国植物志》主要是针对我们国家的植物的研究吗？
刘夙：是的。植物志是记载一个地区所有植物种类的书，《中国植物志》自然只会记载中国境内的植物。

互动百科：现在在国际上，包括在我们国内，在植物分类学这块都有哪些不同的地方，有没有一些差距？
刘夙：这个正是我博士论文研究工作的一部分，要比较一下这六十年来中国和国际上植物分类学的发展分别经历了怎样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背景资料里面说的，在五十年代初水平应该说差不多，但是后来就越来越大。虽然我们到八十年代已经条件改善了，但是仍然不断地拉大。
　　第一个原因当然是政治运动了，平白无故的耽误了差不多二十年。第二个原因：《中国植物志》的编纂是一件好事，因为它有助于我们摸清中国植物资源的家底，这个不光是对学术，对其它各个方面，不管是经济也好，环境也好，都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这个工作是非常有必要进行的。但是这个工作说到底，它是技术性的——就是说它更像一个技术工作。因为编纂《中国植物志》的时候，虽然并没有明确说明要用什么样的分类学方法，但是实际上大家心照不宣用的都是经典分类学方法，就是我前面说的，先出去采标本，采回来主要根据宏观的性状进行分类研究。基本上八十年代当时为了编纂《中国植物志》而培养的大批分类人才都是这样培养出来的，就是教他怎么采标本，怎么根据宏观形态进行分类，然后学点拉丁语。他们用的教材是一样的，连他们的博士硕士论文几乎都是一样的——如果硕士论文做的是一个科或者一个属的修订，那么博士论文就要做一小片地区的植物志的编纂——或者更专业一点说，叫区系研究。反过来，如果硕士做的是一小片地区的区系研究，博士就做一个科或者一个属的修订。这些人的培养过程几乎是一样的。很明显，这很像培养一个技术性人才，而不是要培养一个搞创新的科技人才，因为科技是要不断发展的，如果大家千篇一律都是这样培养，都是同样的方式，那肯定是会慢慢落后的。
　　所以我说，当时编《中国植物志》对各方面都有很大贡献，但是在编的过程当中这种培养人才的模式不是一个培养科学创新人才的模式。所以在90年代初，当《中国植物志》的工作进行到末期的时候，大家就开始意识到植物分类学培养人的方法有问题了。尤其是这时又引入了SCI评估体制，这就对植物分类学大为不利。因为分类学刊物的影响因子非常低。假如你做的是一个非常没有经济价值的植物，那么你做了半天最终也不会有几个人引用你的文章——除了分类学界会引用以外，生物学其它分支学科都不会引用你的文章。这样一来，很显然你这本刊物的影响因子就不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的文章质量差！
　　所以SCI体制不适合评价分类学这个学科。但是引入这个机制以后，这个学科就受到了重创，这个机制引入以后，各个大学的分类学人才都凋零了，本来分类学人才在一些大学都有——比如北大也有，南大也有，而且北大南大曾经是分类学的两个重镇——但因为这个SCI的问题，学校觉得不能再设这个研究方向了，因为它严重拉学校科研水平的后腿，所以就纷纷裁撤掉了。

互动百科：当时学界有没有调整这些问题？
刘夙：有些人就改变了研究方向；有的就离开了大学，到研究所工作；有的是已经职称拿到了，就退休了。但是他们退休以后，就彻底没有这方面的人才了。中国搞分类学的现在主要就只剩下几个研究所，一个是北京的中科院植物研究所，还有一个昆明植物研究所，还有一个广州的华南植物园，还有云南的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和武汉植物园。高校里面基本没有了，北大清华早就没有了，林大还有个别老师在做。

互动百科：那么国际上这个学科又是怎么发展的呢？
刘夙：国际上是这样，五十年代初的时候，主流还是经典的分类方法，但是五十年代出现了一些新的思想，最先出现的是数量分类学，又叫表征分类学，它的具体原理就不介绍了，只要知道是一种新的方法、要大量用到计算机进行处理就行了。到了60年代又有了分支分类学的新方法，从60年代开始，包括70年代，是国外分类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期，经典分类、数量分类还有分支分类可以说是三足鼎立，大家各自都认为自己的办法是最好的。但是进入八十年代之后，情况又逐渐发生转变。因为这个时候，分子生物学得到迅猛的发展，DNA测序技术在八十年代有非常明显的提高，这样就使得DNA的序列可以大量用于分类学研究，可以利用这个序列的相似程度判断物种的亲缘关系。先是在动物学界展开了分子生物学和分支分类的结合，称之为分子分支分类，到了九十年代植物学界也开始采用，这个时候大家就发现这个办法确实有效，一方面它有非常有说服力的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它的确解决了很多困扰了人们很长时间的难题。
      我举一个动物学的例子，很长时间大家不知道大熊猫是熊科，还是浣熊科，还是自己成立一个科，三派观点争了许久，结果到了八十年代这个问题通过分子生物学解决了：大熊猫是熊科，所以现在基本上就没有人再持另外的观点了。现在分子分类在动物学里已经是压倒性的优势，在植物学界这种压倒性优势，在本世纪也已经取得了。有一个叫APG的，它是“被子植物系统发育小组”的英文缩写。他们先后发了三个系统，对被子植物的分类从分子分支的角度进行了新的探讨，第三个系统是今年刚发的。他们的系统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接受，与此同时，之前的那些旧的分类系统就越来越没人用了。所以说，进入新世纪以来，分支分类就可以说是重新一统江湖了。在国外，基本上这60年可以这么说：是经历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样的过程。可是，当八十年代分子分支分类在动物学界几乎已经一统天下、植物学界也已经开始走上这条路的时候，我们国内却还在用经典的方法研究全国的植物。到九十年代分子分支在植物学界也一统天下的时候，我们才刚刚引入表征分类、分支分类的分类方法，才刚刚开始展开这方向的争论。

互动百科：当时有出国考察跟国外的交流吗？
刘夙：有的，但是当时跟国外的植物园这样的机构交流时，主要还是分享经典分类的经验，和分子、表征这些的交流就很少，这些交流是九十年代才明显增加的。但是到了这个时候，要转型就很困难了，因为这个时候还出现了一种新的问题，就是你要从事这种分子分类研究需要一些大型仪器，包括冷冻标本的超低温冰箱，做DNA扩增的PCR仪等等。这些仪器都很贵。你要做经典分类的话很简单，主要就是一个出差费，还有一个维护标本馆的费用，加上购买文献的费用，这就完了，看标本主要是用肉眼，最多借助放大镜，所以这样就不需要花什么钱。但是你用分子做的话就要提DNA，要扩增……这一套操作下来花的钱就很可观了。所以到这时候，经费就成了一个问题。

互动百科：出现这种情况时国家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刘夙：我觉得，国家还是比较照顾的，因为我们这边起码还是出了几个有影响力的院士，而且不管是自然基金委还是掌管科研经费的其他部门里面，也有几个人是分类学的同情者。所以分类学不能说特别糟糕，没有到弹尽粮绝的程度，但是总体上是越来越差。而且很多人有一种误解，总觉得我们的国家地大物博，光研究我们国家的植物就研究不完，但是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我们国家的维管植物种类占全世界的比例可能还不到十分之一，以前有点高估了，觉得有八分之一，现在看来有十分之一就不错了。这时候你要开展更多的研究，就需要更多的标本，特别是要有国外的标本。因为这种错误认识，加上经费不够，所以我们一直没有把钱花在送我们国家的研究人员出国采标本上。这种出国的考察在国外来说是非常正常的，英国、美国每年都会派出大量的考察队伍到像热带雨林这样人迹罕至的地方采集标本，他们每采一次回来都能够做出很多新的发现。但是我们的分类学家就是连中国的周边国家都没有钱去。这些年好一点，可以上缅甸、越南这样的地方。但是我们连日本的标本也不全，朝鲜的标本也不全，这些也都是离我们最近的国家。所以这个问题现在还是很严重的。

互动百科：我们希望有您这样的人才加入以后，参与这种情况以后，能引起国家的重视。
刘夙：我觉得我可能没有这个水平，因为我现在的研究方向是植物学文献和植物学史，成了冷眼看世界的史官的这样一个角色，那就很难影响到政策层面，你可以对这些事情置以褒贬，却没有力量去参与。

比如，上次把“身份与差异的辩证”解释为任何乌托邦政治的“态势”，就不合适，dynamic这个地方译成“动力”才是正解。当时我还是力图合理化詹姆逊的说法，现在对西方学界认识进了一步之后，却有些不以为然。身份、差异乃是西方左翼学术的关键词，文化多元主义的基石，在整个政治领域的确也相当重要，但以之为大旗，不免忽略了对“同”的追求。“同”当然也可以来自于identity的另一个译法“认同”，可按学术界用法，认的多是小同，少有追求大同之胸怀。事实上，人类文明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时代的到来和全球化的进程，在在指向四海一体的未来。（因此，普世价值的追求，原本是正理，然而一干人挂着该词的羊头，贩的却是美国价值或90%美国价值的狗肉，因此我暂时需与该词保持距离）有此时势，强调身份并不该抱残守缺，重点是在趋同的过程中护卫被趋同者的利益。现在讲区域化，主要从跨国来讲，实际上国家作为国际政治基本单位，也可以说是区域化的基本单位。把身份-差异和大同作为影响社会发展的基本辩证关系之一，思考方能周全。

注：詹姆逊指出，本书第一部分will deal mainly with those aspects of SF relevant to the more properly Utopian dialectic of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这便是本书的基调。

又如，上次说到欧洲和美国科幻传统的分别值得注意，那么把目光转向东方，又何尝不是此理？日本科幻传统，具体如何我尚无力言说，感觉与欧美又有很大不同；而在中国，以1904年为起点，科幻产生与发展的社会语境显然是很有特色的。例如，科学之于社会，从一开始人们的关注就超越了简单的器物或制度层面，“救国”主题是核心的焦虑，那些未来中国自强世界或称霸全球的幻想越是狂野，叙事者回顾昔年贫弱之时的感慨就越发能够暴露现时中作者的苦闷。由于汉唐盛世迟迟不能重现，从未泯灭大国之志的中国人也就不断在科幻小说中书写这个主题。那些中国当老大的YY作品不论，就算是墙倒众人推中国惨遭灭顶的小说里面，也有豪情流布。九十年代中国民族主义初盛之时，“附逆”的科幻常遭耻笑，十多年之后，国势与世局大不相同，民族主义也与时俱进，与天下主义有了更多的互动，科幻中的大国梦也就有了更多的内涵与意义。从《月球殖民地小说》到现在，中国科幻小说中大国意识从未断绝，足资有心人探讨。

詹姆逊在分析乌托邦的无力时写到，for that very distance from its social context which allows it to function as a critique and indictment of the latter also dooms its interventions to ineffectuality and relegates art and culture to a frivolous, trivialized space in which such intersections are neutralized in advance. 他这说法诚然不错，但也可以从积极的角度来想。在前一篇札记里面，我提到远未来乌托邦不可能实现精准预测，这一方面是说此类乌托邦，尤其是那种蓝图式的，缺乏实际意义，另一方面既然明知此路不通，就不该赋予它这样的使命。理性有效，但也有限，我们不妨做好明天的计划，近期的设想，中期的展望，远期的瑰梦，用想像的大胆和实践的谨慎，凝华一条有意义的思想光谱。就远未来乌托邦而言，可能任务不在于为今日事业提供指导，而是提醒我们人类幸福的基本构成。

老詹一方面点出社会思想领域乌托邦主题的复归，同时也不讳言乌托邦的困境。在他看来，the slogan of anti-anti-Utopianism might well offer the best working strategy. 也就是说，我不能担保任何一个乌托邦的有效性，但我誓死捍卫乌托邦的可能性，（从而维系历史的开放和进步的可能）。对此，Nathaniel有一个非常精彩的评论。一如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所言，“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

加州大学作为全美最有名气的公立学校群落，受美国经济衰退影响之大，也是最为引人瞩目的。其实在加州之外，因为教育经费削减而陷入动荡的学校多的是。我一个师兄曾在北部学校念过书，他告诉我像密歇根大学这种公立名校，早在2001年左右就开始忍饥挨饿，拼命勒裤腰带：先是大批解雇职员，然后兼职的教授悉数走人，继而拿有tenure的教员开刀，工龄较短的教授不少被踢出学校……说起来，出现这种窘境，中国也不无“功劳”——芝加哥的钢铁、汽车制造等产业在中国的同行业竞争对手逼迫下，损失惨重，因而以芝加哥为中心的地区经济很不景气，州政府能拿给学校的教育经费自然也一减再减。

不过加州大学足有23万学生，其中还有加州伯克利、加州洛杉矶等世界名校，闹起学潮来能量显然更大。从文化环境上来看，左翼氛围浓厚的加州文化界对学生们也更为同情。全美国都在金融风暴中苦苦挣扎，这点学生们也很清楚，但下一年学费要涨32%，实在是忍无可忍。学生的愤怒主要集中在如下几点：1，涨幅太高，达到三分之一，足有2500美元之巨；2，全美公立学校学费的平均涨幅才6%，加州大学居然在这个方面哭傲群雄；3，在如此艰难的时世，加州大学管理层裁员、降教职工薪水、增学费，却没有与大家同甘共苦，自己的高薪照拿不误。其实前面倒好说，毕竟黑手一目了然，阿诺州长终结了那么多教育经费，校董们也没有印钞机。最后一条是真的说不过去，不光是学生，老师也大蚀其财，年薪四万八千美元以上的降8%，以下的降4%，职员也“享受”了“无薪假”，而高高在上的校领导却捂紧了自己的钱包。

五月份校董就决定涨学费，但暑假的时候风传还要再次大涨（如今已经是事实），所以抗议活动在夏天就如火如荼地展开。这次教职员也深受其害，所以参加革命斗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我们系的一个年轻教授，从六月到现在，给我们发了七八次群体邮件，呼吁大家团结起来向当局发起挑战。不过声讨万恶的资本主义主要是在学术层面，在群众集会的场合主要是造势，引起媒体关注，把希望寄托在舆论压力上。在这个时候，美国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弱势暴露无遗，别看知识分子平时指点江山意气风发，关键时候除了跟着学生一起喊喊口号，对政界决策根本就没什么影响力。师生们在镜头前面固然能够义愤填膺侃侃而谈，但这与其说是怒吼，不如说是诉苦。

其中微妙之处，从学生们制作的各种口号就可管窥一二。多数口号只是情绪的宣泄，如“谁的学校？我们的学校？”（其实公立学校应该是全体加州人民的共产）“不要涨学费！不要无薪假！”“教授、职员、学生，团结起来！”。除了愤怒情绪之外，失望乃至绝望也随处可见，如“美国公立教育完蛋了！”UCLA的吉祥物大熊，在海报上四脚朝天，作倒毙状。还有学生制作了一个大大的棺材模型，讽喻学校的衰亡。漆黑的棺材加上盖子上惨白的骷髅，陡然出现在平时一片祥和的青青草坪上，格外狰狞可怖。这块草坪十分宽阔，本来是集会的好场所，但校方怕学生闹事，让工人用铁丝网把整块草坪封了起来，于是不得其入的学生把整个一圈铁丝网变成了宣传栏。

这事深究下去，显然会延伸到对体制和文化的质疑。加州公立教育苦不堪言的根本原因是教育经费的削减。以前经济好的时候，加州公立教育的规模不断扩大，等到经济滑坡的时候，由奢入俭难，偏偏向来以薄赋闻名的加州很难加税。重视教育，在教育领域大力投入本来是美国的优良传统，可惜这从根本上说还是精英们的远见卓识，一般老百姓对教育的热情有限。更重要的是，即便小老百姓承认教育很重要，要他们为这种公益事业掏腰包，那可是难上加难。政客们都盯着选票，只要现在不得罪选民就OK，至于教育质量下降这种长远问题，“我下台后，管他洪水滔天”。学生们闹得再起劲，没了普罗大众的支持，究竟掀不起多大波澜。在这个问题上，“有限理性”这个长期困扰民主制度的幽灵再次浮现。当然，精英们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也不一致，因为在保守派看来，加税这种动美国人奶酪的大政府行为根本就是bullshit，而且也不应该提供那么多价格便宜量又足的公立教育。靠加税来拯救教育以及其他公共事业的提案，在加州州议会通常会遭到主要来自共和党议员的强力抵制而失败。大学师生记恨在心，于是左翼思潮在学校越发地大行其道。

小本科生没有那么深远的思虑，但绝不缺乏行动的激情。九月二十四日的集会还比较平和，十一月十八日参加十校联合抗议的学生就有点革命小将的风采了。伯克利人最猛，占了一座教学楼，在警察冲进来抓走一名教授和两名学生后，二楼的学生成功地用自行车等杂物封锁了这一层的入口，并在窗口打出横幅，与闻讯赶来的其他学生遥相呼应。在洛杉矶，加州大学校董投票决定涨学费的黑会在UCLA举行，愤怒的学生包围了会场，大喊马克·尤道夫（加州大学总校长）下课，把校董们堵了几个小时。在圣克鲁兹、戴维斯分校，激动的学生也纷纷攻楼掠地，继而纷纷被捕。

周五，我教的学生给我看了一张颇为震撼的照片，摄于十八日。这张照片洋溢着新闻图片的气息：一名全身披挂的警察，举枪瞄准学生。这立刻让我想起了发生在1970年的肯特州立大学枪击案。殷鉴不远。尽管，我想，加州大学校园里的这把枪应该装的是橡皮子弹，但两张图片所各自具有的象征意义使这种跨越时空的关联意味深长。一个是动荡的六十年代，抗议种族歧视的自由民权运动和反对越战的学生运动此起彼伏，在那一代年轻人的心中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迹，而同样以“穷兵黩武”为关键字的今日之乱局，以及学生们愤激而又无奈的抗争，同样会深深影响这一代人的思想。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古典学教授安东尼·朗特意安排的一堂课——在十八日这天，坐在草坪上和学生们探讨以“公民抗命”为主题的柏拉图对话《克里特篇》，标示着一种文化精神的隔代遗传。

2008年11月18日，一名警察举枪瞄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示威学生

1970年5月4日，美国国民警卫队与肯特州立大学示威学生发生冲突，开枪打死4人，打伤9人

同系的美国同学对我说，你正在见证一个帝国的衰落。见证历史，这无疑是宝贵的体验，以后写回忆录或者史书有了第一手材料。可叹的是，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时刻，我来美国不是打酱油的。学费上涨，研究生也不能幸免，据说非加州居民学费在涨价之后多出来的那几千美元，要我们自己交（！）。这是下一学年，那再下一个学年呢？倘若美国经济持续低迷下去，难说加州大学不会再涨学费。当历史见证者的代价可不小啊……

我们是早上九点钟出发的。实际上，基地七点钟就开放了。真正的军迷，半夜就出发了——要抢占最佳观看位置。有些从较远的地方或外州赶来的军迷，则住在基地附近的汽车旅馆——他们宁肯守在基地门口，在车里打盹。而我们则和大多数看热闹的美国老百姓一样，在通向基地的狭窄道路上堵个严严实实——太多车了。也只能开车去，基地又不通公交。我于是想：要是中国空军基地也办航空秀，交通是个大问题。作为军事要地，基地一般在偏僻的地方，不通公交是常态，但中国人怎么也不可能像美国人那样家家户户都有车，到时候政府还得出面安排大巴接送。

沙漠景象（非中国概念）

在沙漠的烈日下炙烤了两个多小时，我们总算是蹭到了基地里面。路上，远远地看到C-130在基地上空慢条斯理地盘旋，车流动得却比蜗牛还慢，心里那个不爽啊：“好看的都错过了……”

盘旋的运输机

B-2隐形轰炸机

汽车长龙

不过航空秀最先震撼我们的不是飞机，而是——汽车！在停车场——其实是荒原中临时圈出的一块空地——中停好车，出来一看，好家伙！举目四顾，全是大大小小、各式各样、五颜六色的车，大概有数万辆。在一篇新闻里看到，据基地统计，每天的航空秀观众都超过十万。也正是因为人多车多，停车场离主展场地还有一点四四英里，基地安排了十余辆大巴来回接送。不过，很多携家带口的美国人也懒得挤大巴，说说笑笑地自己向机场走去。这样的大场面看似混乱，实而有序——各处都有穿着迷彩服的美国大兵维持秩序，有的负责等候大巴的队伍，有的执行安检，有的引导到达的车停到合适的位置。然而，在万千车辆之中，朋友这辆其貌不扬的白色思悦“落入车丛便不见”。我们记下了停车处的经纬度，把GPS带在身边，试图借助高科技避免要回家时找不到车，但后来证明这是徒劳——车太密了，GPS分辨率没那么高。最后是朋友灵机一动，不断地按车门遥控器，使得喇叭嘟嘟叫，这才消除了“只在此阵中，车深不知处”的尴尬。

碧空如洗，万里无云，正是观看航空秀的大好天气。但见六架老式螺旋桨战斗机在秀场上空盘旋，然后轮番俯冲“轰炸”，一时火光熊熊，浓烟滚滚。我惊奇地发现，这些战机的翅膀上竟然是日本的太阳徽！看了一下路边的节目时间表，发现此时的表演名为“Tora!Tora!Tora!”（日语：虎！虎！虎！）于是明白了：珍珠港对于美国人，尤其是对于美国海军、空军，都是刻骨铭心的创痛，至今在表演中仍要复原一下当日情形，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珍珠港”

乘上大巴，发现车上很多美国小朋友穿着蓝色的制服，上有baptist boys的字样，原来他们是浸礼会学校的学生。他们基本上都是白人（我没看到其他肤色的），而带他们来看秀的父亲们都给我一种red neck的感觉。代表美国主流传统的，正是这些虔信上帝、恪守诸多宗教规程的基督徒，而他们对于实力、强权的信奉与依靠，也使得尚武精神深深扎根他们的心灵。在其他种族中，拉美裔来得很多，总数上似乎与白人堪堪相当。而黑人和亚裔相对较少。

并非每个人都是怀着敬仰和崇拜的心情来基地的。证据是，许多精彩的表演还没上场，大队人马就班师回家了。对于家住洛杉矶或附近小城市的居民来说，也就开车一两小时的路程，周末来看个热闹，兜兜风，也就心满意足。说起来，这里的太阳虽然还说不上毒辣，但也晒得人发昏。欧罗巴人种毛多，通常是怕热不怕冷——看，因为中暑躺在临时医务室的那位，就是白人。

基地辟了一个机库作为服务大厅，里面停了F22、F35、B1以及NASA的科研飞机，还有问询处、纪念品销售摊位、征兵处、医务所等等。而在机库外面的太阳地里，则排着一列列购买午餐的长龙。像这种大的展览，提供的食物无非热狗、三明治、汉堡之类，乏善可陈，好在价格只是比平常略高。另外，机场上还放着许多充气蹦床等游乐设备，小孩子们在里面玩得十分开心。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美国节日或大型露天嘉年华的场面。

展览厅

长相古怪的无人预警机“全球鹰”

充气蹦床

飞行员训练体验

当然，航空秀的目的肯定不是让你来消费热狗。随着时间推移到两点四十，高潮到来。世界上最猛的战斗机F22——号称跟第三代战斗机对抗时创下144：0这样的不可思议纪录，外号猛禽，名副其实——闪亮登场！人群中顿时欢声雷动。这架战斗机时而平飞，时而翻转、打滚，表现出极佳的机动性能，不愧空优王牌。它更多的高明手段，没法展示给大众，只能任你发挥想像力了——当然，以前西方人YY苏制米-31“火狐”（Firefox）时幻想的所谓“思维武器制导系统”，大概在F22身上也还没有变成现实。随后又有空中加油表演、四机编队飞行表演。航空表演的收尾极其壮观，参演的所有飞机，分成数个楔形横队，从秀场上空缓缓飞过，接受数万观众的检阅和欢呼。但见那些平时只在电视上出现的凶猛飞机，F16，F22，B-2隐形轰炸机，C-130“大力神”，A-10 “雷电”……荟萃一空，列阵而行。基地的解说员不失时机地大赞空军之神武，并和观众一起尖叫。目睹此景，我这外国人都感到一股浩瀚磅礴之力，而美国民众，无论是何种族，亲眼看到头顶的蓝天有这么一支精锐之师守护，如何不心神舒朗，豪情顿生！

余不多言，但请诸位借我之眼，近距离观摩一下美国空军这些蓝天鹰隼。

空中阅兵式

（图片、视频陆续添加中）

感想：基本赞同饶毅的观点，最后一句可谓点睛之笔。不过，断言中国文化传统一定优于西方，不如说，我们应当能承继自己五千年的光荣与梦想，走向新的幸福之境。“中国梦”的内容，似乎也可以改成，团结所有对这个国家怀有深厚感情、希望她能为人类文明做出更大贡献的中外人民，共同努力建设一个群体幸福的中国，以中国的实践为世界提供新的幸福模式。

福柯名著。

II A Mighty Fortress: A New History of the German People

哈佛大学教授Steven Ozment所著德国人史。

III Beyond the Dictionary in Italian

常用辞典外的意大利语。未来会有用。

IV Frankenstein

科幻小说开山之作。

V 民間信仰

日本民俗学家堀一郎名著。

VI The Coming of French Revolution

法国大革命史名家Georges Levebvre著作。

VII 台湾移居美国侨民长期连续第五（2007）年调查报告

VIII The End of Modernity

意大利哲学家Gianni Vattimo名著。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哈贝马斯、德里达等欧洲知识分子发起新欧洲运动，Vattimo是联合发表宣言的七君子之一。

IX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1945

Barbara Tuchman名著。1972年普利策奖。

X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瑞士文化史家Jacob Burckhardt的杰作。

XI Paradise Lost

XII Guide to the History of Science （2002版）

XIII Earthly Powers: The Clash of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Europe, from the French Revolution to the Great War

英国史学名家Michael Burleigh著作。

XIV A Handbook of Greek Art

英国艺术史家Gisela M. A. Richter名著。精装本，四百余页，全铜版纸印刷，插图数百幅。此人出身艺术史世家，父母和姐姐都是研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大牛。

总共耗资：$4.5

雪盛五峰联伟，
月冷双潭叠翠。
本土异他乡，
留客不须一醉。
明睿，
明睿，
早定睦和为贵。

    2005年3月6日，在美国纽约艺术博览会上，展出了一幅名为《2008-北京》（见上图）的油画。这幅油画原名《搓麻将的女人》，系加拿大华裔画家刘溢所作。刘溢的太太把他这幅作品称为《达芬奇密码》中国版，并改名为《2008-北京》。整个作品运用古典绘画技法结合超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立意独特地表现了五个女人搓麻将的画面。 

    刘溢,1957年出生于天津，1972年-1976年就读于天津工艺美术学校。1978-1982年就读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获文学学士学位。刘溢是78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的,属于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艺术类大学生。当时符合报考中央美术学院资格的考生有2,000多人，经筛选800人进京参加三天的考试，最后只录取了12人。他们的老师是著名的油画大师靳尚谊，即现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和刘溢一同考入该班的还有现活跃在画坛的著名画家陈丹青、杨飞云、王沂东、曹力、朝戈、夏小万等。刘溢学习刻苦，他在美院一年级时画的炭条大卫像，曾被录入当时全国美术教材的范本。刘溢现在旅居加拿大，是活跃在世界各地画廊和博物馆的中国优秀画家。评论为超现实主义与波普主义——两极之间的探索者。

    2008年，将在中国举办奥运会。为这一盛会，刘溢特创作了一幅题为“2008-北京”的油画。该画面展现了在一个乌云密布的河海之畔，在一个开敞房间里，有5个女孩在玩中国的麻将牌，其中牌桌上的4个女孩中有两个是明显的外国人，而左边女孩可能是日本人，背对的和站在旁边的是明显的中国女孩，因为，背上纹的是中国传统凤凰图案，穿的是中国传统花兜。这5个女孩中有的穿有衣服有的没穿衣服。左面墙上有一幅挂像，像貌由孙中山的胡子蒋介石的光头毛泽东的脸面组合而成。5个女孩体态各一，对面女孩好象在解衣服，左边女孩的正准备推牌，背对的女孩则以三个东风碰胡，右面女孩却少了一张牌成为“相公”，而少的这张牌是因为和背对的女孩偷偷换牌所致，旁边的小女孩端着水果站在石头地上看着四人玩牌。

    关于此画的构思，作者刘溢介绍说，2008年奥运会将在北京举行，西方人把奥运会叫做 Olympic Games，这幅「2008-北京」画的也是Game。他说他近来一直醉心研究中国近一百年的历史，为了表现这段历史，他选择了传统的麻将Game。画的左上角，最隐暗处是一幅似是而非的毛泽东标准像，但画着孙中山的胡子和蒋介石的光头，也是这段历史的组合。他认为从八国联军用枪炮打开中国的大门，到以后的中国对外开放，中国一直都不是主动的，而是被迫地接受着外来的一切，且一直都抱着抗拒的心理。国际间一种公认的游戏准则，叫做「Fairplay」(公平竞争)，但中国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做好准备按照这一规则行事。正如画中的一个东方女子，开了一个东风明杠，这象征着中国在崛起的事实，但那个女子还是明显有些不规矩的小动作。相反画中那个外国女郎，虽然也来掺和中国的游戏，却信心全无躺在那里，因为她少抓了一张牌，这在麻将中被叫做“相公”、“配打”。这说明外国人虽然进入中国了，但对中国的游戏规则还不理解，因此她们难免会有失手。

    刘溢认识的一些到中国做生意的老外便常抱怨会迷失在中国的一套特殊社会政治系统中。

    在这幅作品中，刘溢最得意的是背对女孩的头发。 

    就这么一幅油画作品，因为每个人的不同角度而有着不同的解读。普遍认为，左上角的混合标准像，象征着中国上一百年的历史，乌云密布为2008年扑朔迷离的台海局势；4个成年女孩分别代表中国、美国、俄罗斯和日本在亚地区的赌盘上博弈，中美是对家, 日俄是配角,另一个小女孩是台湾，台湾不是参与者；4个人身上的衣服代表实力, 美国女孩上衣齐全, 下身裸体,在台面上实力最强,而台下一丝不挂, 中国女孩在台面上一丝不挂,而台下实力却最强, 日本整个一丝不挂, 没任何实力, 而俄罗斯女孩只穿有一个小内裤；中国女孩背对, 看不出神态，但最专注于赌局, 她开了一个东风明杠，这象征着当前中国的崛起，既是有些不规矩的小动作。也有人认为，中国的上下家是日本和俄罗斯,美国只是对家而已。中国只能和日本、俄罗斯发生直接的利益冲突，美国却是隔岸观火，但是也有放炮的可能。不过,赢家是美国,因为她们订的规则是,谁输了谁就要脱下一件衣服，日本已是输到没有衣服了，如果再输，就彻底退出比赛，赢了，还可以继续留下来，俄罗斯只能自保，输了还能打一场，也就是说还有机会，美国和中国有优势，但只要其中一个输了话，剩下的哪一位却是最强的了，而输的一方和俄罗斯相比，是同样的档次了。有人说，台湾的衣服是中国式的, 暗示台湾才是中华正统，而大陆只是在上身有凤凰的纹身, 下面却是西方衣服, 代表大陆外在西化的趋象。台湾手里是一把餐刀，一是表示不管谁攫取了台湾的利益，台湾都只能乖乖地为之切水果，二是联系到小姑娘的表情，那把餐刀代表她的最后的一点防卫能力。还有人认为，中国女孩碰了东风胡牌并不意味就崛起，只是表示"做东"的意思.而俄国女孩也并不是信心全无的"相公"，她是在趁日美不注意，和中国女孩偷偷换牌，正是换牌的瞬间她桌上的牌少了一张，同时，她把手脚左右逢源的伸向中美，而旁边那个拿刀的小女孩，明显发现了这一切.她的视线停留在正准备把牌偷偷塞给俄国女孩的中国女孩脸上，美国女孩，似乎已从小女孩的表情中发现了么，事实上画面里中、美、俄都在参与作弊，只有日本女孩不知情，所以博弈的四方中日本才是陪打。盆里的水果代表台湾的地区利益。也有人认为，四个女孩喻意为日本、中国、俄罗斯、美国四个国家,这四个国家都在亚太地区。值得注意的是，牌桌上四个人加起来只有一套衣服，这一套衣服是怎么分配成现在这个样子的，不得而知。

各位熟悉麻将的朋友，期待你们更有趣的解读……

我的报告除了美和外，还有近十位听众。就这次大会的情况看，来听这个Panel的人已经不少了。对此，我一方面喜出望外（交流嘛），另一方面心里压力也不小。因为报告平易近人，内容又新鲜，我发完言后提问和走过来继续面对面交流的人不少，幸好问题都不太难。正要脚底抹油，一位花白头发的老先生又来挡驾。

“我觉得你刚才有个用词不对。”

“哪一个？”我诚惶诚恐。

“你说中国在非洲是expansion，这不对。Expansion有侵略的意思，中国在非洲不是侵略。”

第三世界人民发话了，中国不是侵略扩张！自我检讨一下，用这个词是受到了西方媒体的影响。说中国在非洲进行expansion是好的，不少人骂中国是新殖民主义呢，《经济学人》还出过一期特刊。非洲的确有部分人，主要是头脑较西化的人士，附和过这种论调。反过来，同样具有大国强国思维的中国人，对这样的批评有时不以为忤：风水轮流转，俺就是扩张，又咋了？在一方愿打，一方愿挨的整体氛围下，我对expansion这个词缺乏警惕性，就堂而皇之把它用在了自己的报告中。

这位名叫Vinesh Hookoomsing的老先生是前国立毛里求斯大学副校长，国际知名学者，大会图书奖评委之一，堪称德高望重。他的意见，我自应洗耳恭听。

“中国给了我们毛里求斯很多真诚的帮助，对我们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胡锦涛主席能来毛里求斯（注：2009年2月，胡锦涛对毛里求斯进行了国事访问），我们非常荣幸。毛里求斯只是非常小的一个国家……非常高兴中国最高领导人能到我们的国家访问。美国总统就从来没有来过。”

（注：近十年来访问过毛里求斯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级人物有李鹏（1999年11月）、李瑞环（2001年4月）、贺国强（2008年7月，过境）、胡锦涛）

“中国有自己政治上的考虑吧。”我提出一个老生常谈的看法。

“不不，中国对毛里求斯的支持和援助是一贯的，长久的，并不是仅仅在政治上需要的时候才对我们友好……”

那么，“如果不用expansion，用什么比较好呢？”

“这倒是个问题……”

“Involvement？”我说了一个，随即在心里就自我否定了。这不也有“卷入”的意思么。

Hookoomsing先生果然也说不妥。“那development呢？”我又提议。

“也不好，development一般是指国内。”

两个人暂时都想不出什么合适的词。后来我又考虑了engagement，也不对，engage in有“参与”的意思，但engagement就没这个意思了。拥有语言学博士学位的Hookoomsing先生说要回去再仔细想想。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在这样的“关键词”上，“一名之立，旬月踌躇”乃情理中事。而要立一个合理之名，看来，少不了非洲人自己的感受！

附：Hookoomsing先生今日来信（仅录讨论措辞的部分）

Dear Guangyi,

……

I haven't forgotten my promise to you concerning your research title. After much thinking, I didn't find a better title, but I still believe the word 'expansion' is not neutral, so I propose to you: China's global expansion. The word 'global' means at world level and also in all fields: trade, economy, political, geographical, but also cultural and scientific.

……

Best wishes in your studies
Vinesh

九月初，故地重游，到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寻找一篇晚清科幻小说。

这篇小说题为《蝴蝶书生漫游记》，日人木村小舟著，茂原筑江译意，蛟川王本祥润文，载于1903年出版的《科学世界》杂志。小说文笔灵动，趣味盎然，虽为译作，也有研究之价值。2005年夏天我在为硕士论文写作搜集材料时，曾在文献情报中心读到这篇，但因为与我的选题没有直接的关系，就没有拍照，只是把相关信息告诉了台湾朋友林健群。健群兄是晚清科幻小说研究的开创者之一，闻讯自然非常关注，托在北京的其他朋友去查阅、复制这篇小说，却屡次无功而返，都说找不到这篇小说。这事蹊跷，我记得当时没费多大力气就找到了这篇小说，难道文献情报中心的刊物搬家了？此外，对这篇小说感兴趣的，除了几位晚清科幻研究者之外，还有别人么？

解铃还须系铃人。出洋两年后，我回到北京，访友之余，决定再去一次中心，把小说找出来。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从外观上看没什么变化，依然气势恢弘。在一楼大厅存了包之后，只要有第二代身份证，不需要换临时阅览证就可以去各个阅览室查阅资料。这个便民措施，得益于科技的小小进步：读卡机可以提取第二代身份证内含的信息。设备是进步了，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却没有长进，一个个拉长了脸，说起话来都是天王老子的口气，好像每一个读者都欠他们一百万而且三十年没还。

“您好，我想看一个晚清的刊物……”

“登记！”

于是填好各项身份信息。

“哟，这光绪年间的啊？你哪儿的啊？是中科院的吗？”

“我清华的。”（身份证上还写着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倒省了不少事）

工作人员大姐或大妈用“谨防敌特”的眼光看了我一眼，接着没好气地说：

“那刊物在上一层书库，你在这儿等！”

“晚清刊物不是开架的么？上次我来还进去自己找呢……”

“这多少年的事了！三年前就闭架了！”

这倒真是时过境迁风景异。屈指一算，上次查刊之后，匆匆岁月流转，尔来四年矣。

等了好一会儿，上去的一位怒气冲冲地下来嚷嚷道：“你找的什么刊物啊，根本就没有！”她把找到的两种同名刊物扔在柜台上，一看大小版式就知道不是我要找的。

“不会吧？我上次看过的……”我心里一惊，心想难怪来找的同学说找不到，也就是这样不得不打退堂鼓吧。但我毕竟是读过这篇小说的，不会就此善罢甘休。“我真的就是在这里看的，那个刊物什么样子我都记得！还拍了照的！”

“那好吧，”她想了一下，“你跟我上去找找。”（总算还有点同情心和专业素质）

上去的时候她又絮絮叨叨地说，我上次来拍照，是不符合规定的，应该付版本费……我说，一张两块，对吧？我付了的。这才清静了。

走到过刊库里面，一切景象如旧，唯独少了来查阅刊物的读者。我先走到放《新小说》那个架子，印象中似乎在那里。工作人员急了：“你到那儿找什么找！‘科学’开头的不在那个地方！”走过去一看，的确没有。怎么办？茫茫刊海，旧日曾见之刊无影无踪。即要捞针，却无从捞起，旁边这位催命女史也不给我机会：“快点儿！找不到就下去，我可没功夫陪你在这儿慢慢找。本来这就违反规定的，要不是你说你见过……”

交困之际，灵感爆发。既然过刊库格局未变，又没有送刊物去做缩微胶卷，收藏品当不至于遗失。有些刊物没有装订成册，既然如此，也许是放错了地方……我走开几步，转向另外一个书架，拿起几本零放着的十六开刊物——下面赫然躺着近十册三十二开本的《科学世界》！一击中的！

女史大吃一惊：“嘿～你还真找出来了！喔哟，这刊物怎么放在哪儿呢？这放错地方了啊，谁干的，真是的……”

于是拿下去拍照。这个小小的奇迹在几位馆员之中引发了骚动：“真厉害，放错地方的刊物也能被他扒拉出来！”

我则心中暗自得意，偷笑不已。所谓吉人天相～

有人想打击一下我的嚣张气焰：“喂喂，你可不能全部拍啊，照规定一本刊物只能拍三分之一！”

“没办法啊，”我装出苦瓜脸，“这刊物不知怎么搞的，好像收藏进来的时候重新装订过，把各期刊物拆散了，相同的栏目各自订成一本。像这个小说，本来是连载的，现在都收在这一本里面了，您说我这虽然是拍了一本，其实不过是每期拍一点儿，对不？”

再无他话。拍照，交费，走人。困扰我们多时的一个文献难题，靠我的经验+灵感+运气圆满解决，其喜洋洋者矣～

多年前就买了这书，一直想看却没看成，现在终于得偿夙愿。

一

郭颖颐在书的一开头回顾了科学在二十世纪前半叶逐渐得到全面赞赏的历史进程。这段历史，无非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上升到思想层面的表现，熟悉中国近现代史的人都是清楚的。二十年代“科玄论战”中，科学家们得到了吴稚晖、陈独秀和胡适等非科学家的支持，而科学之所以深入人心，恰恰得益于上述思想界领袖们的大力宣传。此时，我们看到的不是“两种文化”的冲突，而是科学界与人文界携手合作，积极推广科学思想，尤其是作为其核心部分的实证精神。在这样的情况下，科学在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中取得了全胜。从二十年代末起，“关于历史、社会及西化模式的争论，所有这些争论在根本上都是用科学的术语展开的。”例如，“1928年关于中国社会史的大论战，完全是严格沿着马克思主义路线进行的，参战的每一方都尽量表明自己是根据不变的物质力量来解放社会问题的科学家。”

有趣的是，在中国共产党当仁不让地弘扬唯物实证主义时，国民党也想来分科学这杯羹。

国民党的理论家则倾向于一种一般称之为“唯生论”的主张，他们也认为必须用科学的名义，来强调其对柏格森、倭铿生命哲学和王阳明直觉主义的综合，以削减唯物论实证主义的哲学地位和影响程度。

然而正如作者所评，国民党的唯生论是“伪科学”。其真实目的，是“披着科学的外衣而回归儒学的道德”。事实上，科学并非不能为儒学背书，只是必须遵循科学自身的方法论，而儒学中经不起科学检验的说法，则需要考虑修正，或用史学、社会学（同样要遵循实证原则）的思路来支持。由此，共产党的胜利似乎又有了一个哲学上的理由。

在近代中国，唯科学主义有两种表现形式。一为唯物论唯科学主义，相信物质是宇宙现实的惟一的和最终的组成，思想和意识只是其副产品，所以在物质以外再无任何现实。此即唯物科学一元论。另一种是经验论唯科学主义。经验主义依靠经验观察，分析观察资料，然后形成假设，再用进一步的观察和实验来检验假设。这种思想的现代鼻祖培根主张，只有通过自然科学方法获得的知识才是惟一真实的知识。而在中国，其代表人物则为胡适（“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

二

接下来，作者讨论了几位唯科学主义的思想界代表：吴稚晖、陈独秀、胡适以及丁文江、任鸿隽、唐钺等三位科学家，分别考察了其“科学概念”、“对传统文明的批判”和“以科学为基础的人生观”。全书的最后一部分是1923年科玄论战及其余波。这些人物在近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因而将其作为典型来讨论是合理的。但有关这些个案的叙述仅仅是该人物有关科学论述的整理和分析，与人物自身思想发展过程的联系还不够紧密。随后对科玄论战及其延伸虽然有不少精彩评述，但大体上局限于唯科学主义本身的发展。郭颖颐这部著作毫无疑问是富于开创性的学术成果，他在文献上下的功夫、评述的准确清晰、论断的公允持中，都值得后来者学习。然而要真正剖明唯科学主义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传承和影响，以及科学思想对这个阶段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此外，唯科学主义在新中国的曲折遭遇，也是非常值得书写的，在此诚待杰构于来哲。

三

吴稚晖无疑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物。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唯科学主义者——1908年，他在一封信中说：“足以当教育之二字之名义者，惟有理化机工等科学实业也。”亦即，科学之外，别无教化。他要整个中国都忘掉所谓的精神文化，以完善科学工业知识来取得“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60岁时，吴稚晖在《科学周报》的发刊词中写道：

以往的人们，受自然威权的制限太多了，因此而生出神权黑暗的时期。得科学来淡下神权的崇拜，人们的思想，遂得一大解放。独立自尊的观念，未来的理想世界，都仗着它造因。欧美各国的兴盛，除了科学，还能找出别的原动力吗？

他对科学的伟力如此崇奉，以至于提出了著名的“摩托救国论”——“自蒸汽机发明而世界一变，自油轮机发明而世界再变。19世纪，蒸汽机所莞领之时代，20世纪者，油轮机莞领之时代也。神哉摩托；圣哉摩托。”（1933年《新中华》杂志特刊号题词）在构建理想世界时，吴稚晖也表现出迥异于道家原始自然主义的现代精神：

到了大同世界，凡是劳动，都归机器……每人只要作工两小时，便已各尽所能。于是在每天余下的二十二小时内，睡觉八小时，快乐六小时，用心思去读书发明八小时，……到那时候，人人高尚纯洁优美，……全世界无一荒秽颓败之区，几如一大园林。彼时人类的形体，头大如五石瓢，因用脑极多之故，支体皆纤细柔妙……这并非“乌托邦”之理想，凡有今时机器较精良之国，差不多有几分已经实现，这明明白白是机器的效力。（《机器促进大同说》，《新青年》第5卷第2号）

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在谈到中国何以自强时，却又并不唯科学马首是瞻。在名文《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1923）中，吴稚晖表示：

我们中国已迎受到两位先生——‘赛先生’、‘台先生’——迎之固极是。但现在清清楚楚，还少私德的迎受。（止零星的拣些较可作恶，或胜奇，或细小者，偷偷摸摸，大家拉点扯点，未曾正式的鼓乐迎娶）。这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可以迎他来做我们孔圣人续弦的周婆的，叫做穆勒儿（Moral）姑娘的便是。

穆姑娘治内，

赛先生请他兴学理财，

台先生请他经国惠民

这个妙喻不仅丰富了我们对社会改良的理解，而且意味深长。德先生与赛先生固然各擅胜场，然追根究底，二位猛士之间实有大矛盾，如添一“穆先生”，无非三国演义，不若“穆姑娘”，以其柔和细腻斡旋其间，使德赛和平共存，兴家旺国。社会的正常运转，究竟是少不了道德。

（然则，我想起了许地山的《春桃》……）

四

科玄论战最后以科学派的胜利而告终。这体现在科学精神在思想界的流行，如1928年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中，双方都以唯物论实证主义为思想基础。某些较为独立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如叶青的论述，也值得重视。叶青指出，“新物理学底新理论，也是爆发其他科学以及社会科学、思维科学（认识论、方法论等）之革命的信号。”这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中国，无疑是敏锐的见解。

就两大政党而论，国民党借用科学来鼓吹“唯生论”的尝试遭到了惨败（用郭颖颐的话说，他（陈立夫）对科学的滥用乃是“一种粗劣的唯科学主义变态”）；而在共产党方面，弘扬科学世界观、唯物实证论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但也有不妥之处，如把马克思主义提升到科学、普遍真理的程度加以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证的支持，但作为一种分析、解释历史与社会的学说而言，其实证性并未达到自然科学的高度，在具体的论述和实践中甚至与科学的唯物一元论矛盾。比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价值”，就不是一个实证的概念。又比如，如果承认物质性为世界基本属性，则心理活动也属于物质世界的一部分，每时每刻都在参与这个世界的运行。因此，如果我们试图全面理解世界，就无法认同经济决定论。经济决定论作为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固然不是马恩的原意，但二位祖师爷究竟没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对于某些中国后人误入歧途多少有些责任。

郭颖颐在书末指出：

许多现代中国的思想领袖都未能把批判态度和方法论权威、科学客观性与绝对理性、科学规律与不变的教条区别开来。……而这有助于开启另一个时代，即一种超级思想体系的一统天下。

据说自由派知识分子常用六经注我的方式运用这个论断。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本书所介绍的那些历史，未必真的能够支持他们的主张。

（《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郭颖颐著，雷颐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第一版）

美国的人文学界，给人的感觉是理论不少，思想不多。因此，读到拉塞尔·雅各比教授的这本《乌托邦之死》，颇感欣喜。由于要和诸多学院派同道论战，雅各比不能不广征博引，使这本书粗看起来也充满了晦涩模糊的术语，文风也不甚清晰，但通观全书，其思想和观点仍是清晰的。雅各比对现在宰制美国人文学界的思潮进行了大胆甚至是肆无忌惮的批判，不少观点深得我心。

一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现在已经臭了大街。然而，至少在美国，表面上没有终结的意识形态斗争在学院中即便没有真正终结，也僵化、停滞了。文化左派（往往也是某种程度的政治左派和经济左派）打着“多元主义”的旗号，赢得了广泛的支持，自由主义左派和传统左派大都归入麾下。应该说，作为一种反对精英论的思想，多元主义在扶助弱势群体、增加社会活力等方面有贡献，但其局限性也很明显。其一，文化多元主义仅在文化上大行其道，对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形成的挑战微乎其微，因此，当这种结构对民众利益的侵害浮出水面时，文化多元主义者除了叫骂之外束手无策。其二，不少多元主义者有相对主义倾向，无法有效地判断是非曲直、水平高下，或出于“政治正确性”拒绝进行此类判断，这就使得自己的主张缺乏真正的批判力量（在我看来，这跟他们缺乏实证主义的思想基础，不能以科学的、历史的态度和方法去考察社会有关系）。从支撑君王统治的精英思想，到倡导民主的多元主义，反映了民众主体意识的觉醒、增强和民众力量的不断增大，是历史的进步，但现在的问题是，主要活跃在文化层面的多元主义好像成了终极的目标，对社会更深层次的反省却遭到边缘化。于是，如雅各比所说，乌托邦死掉了。

这个地方的乌托邦需要加以辨析。雅各比指出，需要辨别两种乌托邦，一种是蓝图派乌托邦，一种是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所谓蓝图派乌托邦，即立足于现有认识，制定出非常详细的乌托邦之规划，并照此实践的乌托邦主义传统。从二十世纪的乌托邦实践看来，这类乌托邦的致命伤在于，制定者对世界的认识是不完全不充分的。恩格斯将他和马克思开创的社会主义思想传统称为“科学的”，与“乌托邦的”相对，但这个脉络未必有他们标榜的那样“科学”。马恩当时还至少做出了让自己的学说建基于科学的努力，是有《自然辩证法》之作，而继承其思想的人们与时俱进、根据二十世纪科学的新发展调整自身理论的工作远远不够。把不完全不充分的认识说成是“科学真理”，并作为实践之依照，必然是要出大问题的。而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基本上是量力而行，对远未来的期望只有几个基本价值取向，如社会平等、集体安全、较高的生活质量等。对于近未来，则围绕这些价值取向，思考立足于现实的改革或改良方案。无论改革还是改良，改变不会仅仅在于文化领域的多元性，如黑人出任美国总统这种符号变革，而必须是针对整个社会、尤其是政治经济结构的调整乃至重组。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雅各比回避了革命一词。不过，革命并不一定是血腥而暴力的，也可以是和平演变。就雅各比身处其中的美国而言，重构政治经济的内在动力近乎于零，但如果将正在沧桑巨变的大世界纳入考虑，则一切皆有可能。

二

在第三章，雅各比对大众文化的当代研究者进行了严厉批评。大众文化曾经被认为是商业经济操纵人民之体现，现在却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正面评价。相反，对大众文化的平庸、低俗表示不满的知识分子，被作为精英论者、反民主论者横加指责。到底是谁脱离人民呢？雅各比笑言：

像麦克唐纳这样的老一辈精英分子写出的都是干脆有力、清楚明白，任何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能够读懂的句子。但是，一般而言，文化研究的拥护者们拿出来的都是支离破碎的英语、行话和句子，这足以让一个十年级的英语教师欲哭无泪。

他所嘲讽的，就是美国学界的“文艺腔”，也许比中国同行的问题更为严重。因为，抒情表达至少还能让人明白作者的情绪——一目十行扫过去就好，而黑话集合就让人不忍捧卷、想摔书了。

雅各比更有力的批判，来自于他对马修·阿诺德的重新解读和援引。阿诺德被视为捍卫高级文化（high culture）的精英论鼓吹者，文化左派眼中的反动派。在雅各比眼中，左派和右派都误读了阿诺德：

保守主义者从阿诺德那儿抽离出单一的观念，即高级文化的重要意义。同时，他们一点都没有吸收阿诺德就大众教育和社会平等所作的咄咄逼人的捍卫或他对市场的抨击，所有这些都强化了他对高级文化的辩护。与之相反，自由主义者和左翼人士则让渡了阿诺德的一个至关重要而又非常激进的观念，即他对个人主义的批判以及对大众文化的含蓄批评。在对阿诺德的搁置中，他们抽掉了支撑其思想的乌托邦梦想。

阿诺德的特异之处在于，“他使得对流行文化毫无妥协的批判同毫不妥协的民主主义使命联姻了”。事实上，这的确是精英论，然而却是一种左派精英论。基于人类社会已经达到的复杂性，现代民主主义在社会发展领域对理性有非常高的要求，非个体或民众的简单集合所能实现，这就要求精英集团来掌理性之舵。到这里，阿诺德与保守主义者还是一致的。但是，保守主义者所鼓吹的精英集团及其文化，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概念，与大众及其文化形成尖锐对立。而阿诺德所赞赏的精英，用中国化的表述方式，是来自于人民，又复归于人民。他相信，民主政治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是精英的一部分，他反对私人的或个体的解决之道，认为文化必须是普遍的（universal），否则它什么都不是。由此可见，阿诺德也赞赏“普世价值”，但这种普遍的价值观并非精英集团立足“天赋人权”之类非实证理念建构出来并灌输于民众的东西，而是品质得到提升的大众文化之凝结——在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中，大众和精英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界限。

之所以说阿诺德思想是左派精英论，另一个依据是阿诺德对经济不平等持久的批判。

正如他在《论平等》这篇文章中所解释的那样，几乎每一个英国人都捍卫“法律面前”的平等。而困难在于“社会平等”，这是人人都反对的，因为英国是“信仰不平等”（religion of inequality）的故乡。阿诺德认为，“财产的巨大不平等”，源自中世纪的“阶级和财产的巨大不平等”，这种阶级和财产是在家族中传递的；这种“遗赠的自由”赞成不平等，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欧洲的许多国家对此一直就有严格限制，但是在英国并没有这样。这是为什么？因为，从原则上讲，英国人并不相信抽象的或自然的平等权利。阿诺德对此表示赞同。

“下面这一点无论如何重复都不为过：农民和工人没有自然的权利，一个也没有。只不过我们应该立即加上这一句，国王和贵族也都没有这种权利。”这句话的要旨非常简单：“财产是由法律创造并维持的”；它不是一项抽象的权利。因此，财产是可以调节的。“从实践上来说，对财产的处置权力应该是不受限制的（unlimited），因此不平等就应该是罪大恶极的（enormous），或者说在一个时候被认可的不平等程度不应该总是（always）被认可，这绝不是铁板一块。”

阿诺德继续争辩说，为了缩减不平等，改良社会，我们应该严格地调控遗赠的权利或转让财产的权利。首先，“我们应该追求大多数人的福利”——这不仅仅是为了福利本身的缘故，而是要为个体追求，这是因为，如果大家都置身贫困之中，谁都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繁荣、幸福和平安。

没有经济上对平等的追求，文化上精英与大众的对立就不可避免。这里引述的阿诺德观点只是零星珠玉，把握其体系还需要后续研读。但即便是这样的断片，也体现出与美国文化左派不同的思想特质——这在当代英国文化与社会体制中都有所反映。

四

著有《最后的知识分子》的雅各比，对数十年目睹之知识分子怪现状，也有深刻剖析。知识分子曾经是左派和右派共同的怀疑对象。在革命队伍中，知识分子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同情者或逃避者。比如，在中国革命中，青年学生被归入“小资产阶级”之属。在欧洲，波兰裔俄罗斯籍无政府主义者扬·马查斯基（Jan Machajski）认为，知识分子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追求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与其说他们是革命的领导人，不如说他们是利用劳工运动来为自己获利。在政治光谱的另一侧，知识分子也不受待见。准确地说，是那些试图保持独立性、对社会进行持续批判的知识分子，遭到了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的抨击。他们或珍视宗教，或珍视传统，或珍视政府，同时“指控知识分子颠覆了文化与社会”。在保罗·约翰逊看来，知识分子（事实上这个词在这里的意义近于西方左派）私生活往往混乱不堪，而这严重影响了其思想的正当性和可靠性。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大概会赞同约翰逊的看法。

那么，现在的情况如何呢？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已经进入了体制，即大学、学院和各类研究机构，获得了更加令人满意的收入和地位。对于这种变化，常以“批判的知识分子”自居的知识分子怎么应对呢？

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欢迎这种变化，但是有些人则假装不满，宣称一种他们并不具备的边缘性。把这句话说得更加尖刻一点就是，曾经是局外人的知识分子想要成为局内人；如今他们已经是局内人了，却又假装是局外人——这是一种只有通过将边缘性转变成一种姿态才能得到证实的主张。这还不是此一故事的全部，但可能是它的一半。故事的另一半是他们获得了作为职业专家的新局内人士地位的入场券，甚至是庆祝会。

其实，据我的观察，这种令许多知识分子尴尬的边缘性是存在的。他们通过任教于学术机构，把握文化领域话语权，进入了社会精英的阶层，但对政治经济的影响非常有限。美国另有一大批工作于政府或民间研究机构、与政府关系较为密切的知识分子，以积极的报国态度为美国的内外政经运作出谋划策，其论述具有较强的实证性和较高的实用价值，与前一类知识分子，或曰“学院人”（布尔迪厄语）玩的理论很不一样，但在实践领域的影响要大得多。“学院人”经常认为后者“保守”，看不起这些“帝王师”（东西方皆然），但真要考察一下在民众中的支持率，后者人气未必就逊于前者。另一方面，不少久居象牙塔的知识分子，在民众运动中也处于边缘。事实上，如果要时刻保持一种所谓的批判姿态，而又舍不得放弃职业化、学院化和体制化带来的种种好处，则边缘化不可避免。于是问题就来了：“批判的知识分子”（critical intellectual）是最为“政治正确”的吗？知识分子与政府合作，就是堕落吗？要批判现有体制，是堡垒外的进攻更有效果，还是堡垒内的反抗更为有效？一个有时批判、抗争，有时赞认同、赞美乃至捍卫批判对象的知识分子，能否称为“批判的知识分子”？

五

雅各比继续指出，审美主义（aestheticism）和本土主义（nativism），是当代知识分子两大误区。

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茨这位“名士”，不幸成为审美主义的代表。吉氏赞同“厚描”这个术语。什么是厚描（thick description）呢？它“赞许对单一事件进行层叠式描述。它贬低处理宽泛问题的种种雄心勃勃的理论，反而尊重描绘细小事件的谦虚观察；它鼓励一头扎进日常生活的材料之中，使得历史学和人类学有了更多文学，而非冷酷的科学的感觉。”然而，吉尔茨的厚描，使得人类学就像文学一样，成了一种阐释活动，甚至是一种想象活动。貌似多重、厚实的描绘，事实上常常只描出了生活最浅薄那一部分。如吉尔茨的批评者所说，审美主义浸透了一切。但“不管求助还是不求助‘厚描’，文学的模式和审美的模式都在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领域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在人类学、历史和英语中，话题都是关于阐释的壁毡、文本的想象力、作为主体和诗人的作者、对话体的方法。”于是，这些领域都与实证方法分道扬镳，充斥着知识分子自己的呓语。

本土主义的范例是西方左派在拉什迪事件中的暧昧态度。拉什迪对伊斯兰的批评或者攻击是可以商榷的，也许他该为自己的不慎道歉，以促进多元世界之和谐。但在原教旨主义者杀害了数十位拉什迪著作的翻译者、编者和其他民众之后，左派学者们关于拉什迪事件的著作仍然谨小慎微，生怕违反了什么政治正确性，写的文章总是模棱两可，这就引来了雅各比的嘲弄：“无法写出完整的句子同无法做出坦率的政治判断或许是互相关联的。”

还有更加走火入魔的例子。在文学领域，对“普遍性”的挑战经常是正当的，但“将这种批评从艺术延伸到政治、哲学及科学，这是很成问题的。虽然从文化上来看，音乐或诗歌或许是独特的，但是，对于科学公理和哲学原理来说，这一点就不那么真实了。”

一位警惕的反帝国主义学者攻击“西方的数学”（western mathematics），认为它是“文化帝国主义的秘密武器”。他所运用的这种推理人所共知。尽管西方的数学主张普遍性，但是它的确是一种支配和控制的工具。西方的数学一直都在“用普遍性和文化中立性的假设强加于种种本土文化之上”。不过，世界也产生了其他的，而且同样有效的计算体系。

“所有的文化都产生了数学观念，这正如所有的文化都产生了语言、宗教、道德和亲属关系体系一样。”按照教育学教授阿兰·毕肖普的看法，存在着“可选择的数学体系”，例如，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已经有人报告了大约六百种计算体系，包括手指计算法、身体计算法、结绳计算法、念珠计算法等等。这就意味着我们应该将“种族的数学”（ethno-mathematics）视为主流数学之外，或反对主流数学的一套“更加本土化，而且更加特殊的数学观念”。

“种族数学”的另外一位拥护者公然抨击“欧洲中心的”方法，因为它假装具有普遍性。数学教育家马瑟罗·C·波巴认为，欧洲的数学是“一种历史的建构”，体现着西方学术界的“符码和理解力”。事实上，世界人口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使用它。“因此，‘学院的’数学不是普遍的。”多样的文化所发展出的“种族数学”要好得多；本土的算术超过了学院的数学，“因为由给定的一个文化团体发展出来的种族数学同这个团体中出现的障碍是密切相关的。”

这个例子真是令我终身难忘。有这样的荒诞怪论在先，索卡尔事件就一点也不荒诞了。事实上，索卡尔在他那篇千古奇文的结尾，“提倡”的正是一种“解放的数学”，支持那些公开指责西方数学是“资本主义的、家长制的、军国主义的”的女性主义思想家。

六

最后一部分是对乌托邦的辩护，这是较为薄弱的环节。在雅各比教授另一本力作《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中，他对乌托邦应有更为有力的论述。

对于本书的翻译者姚建彬教授来说，这部著作的翻译显然不是一项工作，一个任务，而是宏大事业的一部分。在他的许多个既提供了丰富的背景资料（意味着大量的文献工作），又包含了自己的感想与思考的“译者注”中，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他“对乌托邦研究的热情”和“对乌托邦的信念”——不仅仅是对于研究对象的激情，也是对于社会和生活的热爱，而这正是当代许多知识分子缺乏的东西。

（《乌托邦之死：冷漠时代的政治与文化》，拉塞尔·雅各比著，姚建彬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12月第一版）

裘毓麐：

大抵文人好名而性复诡诈，其对于后进钦风慕名而向之请益者，则必广举艰深宏博之书多种以告，又复恍惚其词，玄之又玄，令人无从捉摸。其实彼所举之书，或仅知其书名，或得其梗概于书目提要中，其书固未曾入目也；或涉猎之而未得其大意，犹之未读也。然在初学，震其高论，贸然从之；始为好名喜功之心所歆动，尚能振奋一时；迨钻研不久，久无所得，锐气一消，颓然废学，犹以为彼自高明，我则昏昧，无由趋步；不知被其所欺，误尽一生而不自知也。又凡人治一种学问，其入手之处，大抵得力于浅近之书；惟因其浅近，往往近俗，每为通人所不屑道。故在好名之人，虽最初得力于浅近之书，往往终身讳莫若深，虽亲友亦不轻泄。设有人问入手方法，则决不肯告人以己最初所读之得力者，必别举一艰深之书；听者不察而深信之，始则扞格不入，继则望洋生叹，终亦必至甘于自暴自弃而已。余近年读书稍多，见理稍明，觉今昔文人所说，大抵夸而不实，高而不切，欺世之意多而利人之心少，自炫之意多而作育之心少。……

（转引自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

惜建业，颓靡满城楼。风雨钟山苍黄后，金陵王气黯然收。才俊怎淹留？

赠友

光景异，英爽却如昨。玄武一湖千顷水，较君宏量不为多。岁月莫蹉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