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我说就两个字：活该！

    这是抢钱呢吧！贵一倍甚至贵两倍还靠谱儿，三倍四倍地往上翻，这不是抢钱是什么？奥运会可以适当抢钱，但这么个抢法，活该抢不着。

    老外富裕（其实好多老外也不富裕），老外们一般住什么档次的？一般行市也就一百美元左右的吧。好，奥运了，紧俏，翻一番到两百美元差不多吧。北京的四星级合三百多美元。三星级的确是两百多美元，可咱们北京这些三星级够标准吗。请注意，前边我说的一百美元档次指的可是五星级。

    黑着心抢钱会遭报应的。这两年春节我都去三亚度的假，明显感到抢钱快抢疯了。去年五星级预订是两千多，生意好，于是今年普遍涨到近四千。嘿嘿，今天春节去过的人都看见了吧，一个字惨啊。价格随季节浮动正常，但上涨到明火执仗抢钱的程度，活该没人捧场。我想，这回也该让北京领教一下了。

    没错奥运很稀罕，该贵，但总不能贵到让人感到被打劫的程度。毕竟奥运只是个乐子，不是衣食住行，惹恼了老子不来了，我短了啥啊！不说酒店了，据我听说，很多房东都在逼房客6月份退租，好捞一把奥运，到时候房租都要抬到万元以上。不是我乌鸦嘴，你可千万别租不出去。

    这个倒也不必跟北京形象什么的联系起来，逢奥运抢一把天经地义，但我求你们不要太黑心，否则今年春节的三亚就是榜样。

    现在阿猫阿狗都会讲两句市场经济，什么价格应该在供需平衡点之类的。那好，真想找平衡点也好办，你搞拍卖啊。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咱们联网搞实名制投标怎么样？要是还怕投标竞价的顾客恶作剧怎么办，你可以先收押金或者保证金嘛，没竞上的到时候退给他。再比如说，为了给酒店一个最后确认和准备的时间，那就把截止日期放在6月30日好了。想要公平合理，总有办法的。像现在这样，一个个闭着眼喊天价做梦都想发笔横财，活该订不出去。活该。

    北京市政府说了，预订率再上不去，就出台限价措施。那我想说的是，你早干吗去了？早有办法早不想，事到临头终于又要回到价格管制的老路上去。我看不如索性不管了，放手，让这帮孙子摔个大跟头，从此知道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跟不管不顾地抢钱可是两回事。

    “还有人发现其实这些贪官在泡妞上有一个现象，大家都觉得他们泡的妞很丑……其实他们泡的都不是丑妞老妞，这些妞年轻的时候也很不错，只是他们泡的时间比较长，愣给泡老泡丑了而已。大部分贪官是在自己没有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泡的，当时这些女人也正年轻，姿色也不错。只是说贪官太痴情，一爱就是十年二十年，对感情投入太大，直到女人变老了还在泡着，这是一种情况。刚才我说的浙江那个情妇都五十岁了，其实是因为他们相处的时间已经在二十年以上了。贪官泡妞普遍有一个特点就是泡的时间久，把一个靓妞变成了丑妞；另一方面，你也可以看出这些贪官重感情的特点。”

    “另外一个问题，这些女人为什么会丑呢？因为领导身居高位以后，不像普通人有那么多选择的机会，往往都是别人主动，他们有时候很拘谨很矜持。很多情感故事发生在偶然的场合，比如开完会以后，或者是在走路过程中，或者是在酒店房间里说话当间，三四十岁的女商人往往都会很主动。她们通常心机多，目的性很强，虽然可能姿色差一点；而这些贪官有时候压力大，急躁、孤独，所以别人一主动，他也觉得救急、解渴、方便，很快搭上了。”

    原文很长，无法尽录。建议找书来读，真的是一本奇书。其实也都是些人情物理，但冯仑层次高阅历丰富，从他嘴里说出来就不一样。

    这些年抓了不少贪官，几乎每个贪官都有情妇，因此几乎每个写评论的家伙都想在这个话题上说两句。反正我没看见有说得好的。基本上都是三村学究议论朝政那个水平，道德上自然义正词严，就是不着调儿。其实也没别的，他们基本上没做过官，甚至很少接触官员，贪官的世界是他们无法想象的。他们无法想象人性的微妙，一概脸谱化为贪婪、不自律，这样议论出来的话着实令人生厌。

    冯仑算是发现了这些贪官一个特点：重感情。“只是他们泡的比较长，愣给泡老泡丑了而已”。他还举了个例子，成克杰临刑前说过一句话：“李萍待我情深似海，党对我恩重如山。”这话相当程度上是能够让人心生敬意的，你说他执迷不悟也可以，你说他忠于感情至死不渝也不为过。

    三村学究的脸谱化评论给公众造成一个误解：这些贪官那么坏，完全没有是非观，是怎么上去的呢？我们想一下，一个人若本质不好，或能得逞一时，平步青云的概率总是很低吧！共产党也不是傻子。而冯仑抓住了一个本质，至少这些人重感情。日常经验中，我们说一个人重感情，是多好的评价啊，他重然诺，把你的意见放在心上而且能办就给办了，不提拔这样的人提拔谁？

    因此我希望我们能够从人性的角度，甚至从一个人优点的角度，去分析他怎么变坏怎么失败的。二十四史本纪列传何止千百，最好的一篇却是太史公的“项羽本纪”，就在于他讲了项羽太多的优点太多优秀的品质，因此最后的失败就显得特别有说服力特别令人唏嘘。

    遗憾的是，从揭露贪官的报道到评论，几乎千篇一律说那些家伙打一开始就坏得很。因此人们不免疑惑：这么坏的人怎会做到这么大官？是不是社会机制烂到根了？进而因此给予整个机制非常负面的评价。要我说，这些报道和评论其实是在帮倒忙。当然，贪污案的报道都是严格控制的，好像只有把贪官们说得特别坏，才能把他们跟体制撇清，才能还体制一个清白。要我看这可真蠢啊！那些试图“切割”（这个词是跟台湾学的，谢长廷大选前就要跟阿扁“切割”）干净的意识形态部门，由于故意抹煞贪官们的人性和优点，反而把愤怒和质疑引向了自己所要维护的体制。

    其实想想看，社会一路发展下来，取得今天的成就，岂是一个烂到家的体制所能够做到的？好人上位应该是比较普遍的原理，只不过有些好人由于人性的弱点，最终变成坏人了下来了，这才更令人深思呢。如果我们压根就是生活在一个坏人世界里边，那将是何等绝望，也是何等的不真实。

    冯仑这家伙太好玩了，最后我还是从“贪官的泡妞模式”里再抄一段跟大家分享吧：

    “有一个很奇怪的巧合：陈希同的女朋友叫何萍，慕绥新的女朋友叫乔小萍，成克杰的女朋友叫李萍，最近济南人大常委会主任的情妇叫江柳萍，湖南有一个叫蒋艳萍，胡长清的女人叫萍儿。所以我有时候开玩笑说领导干部千万不能碰带‘萍’字的女人。”

    读到这里，我想你一定很有兴趣知道，治理一个帝国和治理一个公司有多少相同之处。事实上，整本书都是讲这个，你可以找来自己读。我就引述作者一段话，那是讲创建者罗慕洛如何把乱糟糟的一大群人整合成罗马城时，作者以“一流组织的建立”为题写到：

    “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发现这样的情况：即便是那些最最铁石心肠脾气暴躁得无以复加的首席执行官们，也会时不时地写信给自己下属的家人以示问候；在圣诞节或者夏天的时候，即使是那些用度假制度来激励员工的企业们也还是会为员工组织晚会和野餐会，同时还会向那些错过机会的员工表示歉意；到晚上的时候，即使是那些成功企业中的高级领导者们，也会让自己的配偶们穿戴得整整齐齐、打扮得花枝招展，同自己那个工作团队的成员们一起到城里去享受夜生活，对于参与其间的每个人来说，那可都是对个人忍耐力的严峻考验。也许我们会对这些情况熟视无睹，但你是否考虑过其中的用意所在呢？其实，这里面包含的道理非常简单。那就是，一旦某个员工的家人也将自己视为这个组织里面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你就能在自己公司中建立起一种非同一般的纽带联系，能够把那些领工资的普通员工和主宰着他们生活的领导者们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一种水乳交融的人际关系网。”

    这段引文充满真知灼见，但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全是陈词滥调。那么作者接下来的评论，也许对你不无触动：

    “的确有些企业会打破这种管理模式，微软公司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就我个人的理解，微软的特点就是不允许员工保持那种正常的生活方式，从而让自己的员工队伍保持住了那种鲜明的特征：他们非常年轻，会一直工作到自己精疲力竭为止，个性贪婪，野心勃勃。对于那些更加传统的本国公司来说，员工们的养老年金是非常庞大的一部分成本支出，但对于微软这样庞大的跨国公司来说，这种做法却可以成功地将这一部分成本省下来。但与此同时，这种未能建立起类似于家庭成员之间那种友好联系的公司结构也会导致一些不良后果，虽然为了能够像罗马帝国那样在已知世界上建立起空前的霸权，这个公司的管理者也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努力，但实际上他恐怕很难击败自己前进道路上出现的那些真正强劲的对手。比如说，我现在就正用苹果电脑写作，跟微软没什么联系。”

    作者这里对比的是微软和罗马帝国，后者的开创者无疑把“员工们”安顿得更好，使他们能够在组织内部安身立命，进而形成在此后千年间横扫全世界的动力和激情。或许罗马帝国的例子太遥远了些，我们可以想想Google，他们对待员工跟微软有什么不同。我们知道，李开复、唐骏都是从微软叛逃出来的，微软里边到底存在一种什么文化，使这些出色的职业经理人最终选择逃离，李开复还直接跳槽到了Google。关于Google善待员工，今天已经成为某种神话，而今天微软不能打败的最大对手，也从苹果变成Google。就在今天早晨，我还看见一条新闻，Google打算建设覆盖全美国的无线网络――天哪，这是怎样的雄心壮志，如果你是它的竞争对手，你是否从骨头缝里向外渗透出恐惧？而这种从骨头缝里渗透恐惧的感觉，罗马帝国的对手们早就深切体会到了。

    当然，作者不仅仅教你好教你正道，他也教你邪恶、权谋、机诈，而这些在罗马公司的千年运作中同样屡见不鲜。道德是一个标尺，绩效也是一个标尺，而后者往往是一个更现实的衡量标准――不择手段但是有效。为了本文保持一个良好的基调，我就不引述了，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读。

    有一种说法，未来统治世界的可能不再是国家，而是跨国公司。尽管作者没有明确提出这个观念，但他的总体思路却相当契合。有谁想过罗马帝国是一家最早的全球跨国公司，有谁想过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审视罗马帝国，有谁把罗马帝国的执政官和行省首脑比喻成企业里边的首席执行官和中层管理者，并从中总结出整整一本书？如果你在企业里边做事，我特别建议你阅读。历史是一面镜子，但镜子里边并不只有水煮三国或者明朝那些事，因为这些东西并没有能够真正换个角度――至少，它们过分关注个人感受和业绩，而未能把个人真正放在一个组织的框架里边去审视，从而得出一些真正有益的经验和教训。试想，我们哪个人不是在各自的组织里边，我们的成败得失怎么可能离开这些组织呢？幸运的是，罗马帝国或者说罗马公司，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好的组织案例。

    最后需要澄清的是，我并非公司万能论的鼓吹者。我手边同时还有一本书名字就叫《公司》，副标题是“对利润和权力的病态追求”。公司这个东西，从它现代意义的开始，就一直没有逃过反思和批判。因此，我只是帮助作者推荐这一观察问题的视角，并不含有道德评判。

    职业场上，有人升得快些有人升得慢，有人机遇好些有人机遇差。我两者都不很突出，所以现在我的领导都比我小好几岁。经常遇到向我咨询职业前景的朋友，他们比较不能接受领导比他们小，不知道怎么相处。我回答说，这年月资历不值钱，关键是你的态度。如果你是抱着去做事的态度，能开心做事便好，管他领导比你大比你小。终究你是去做事的，不是去处人的。我们都会有一个漫长的职业生涯，领导永远比你大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迟早总有一天你要接受比你小的领导。我对他们说，现在我的领导是70年代的，但我必须准备好将来80后甚至90后做我的领导，那时候我最担心的是我还能够奉献什么有价值的东西给他们，而不是他们是否接纳我。

    跟年轻同事谈心，他有点迷惘，因为他以前有一个好领导，职业场上的领路人，手把手教他，鼓励他发挥才能和创造力，而现在不是这样了。他说那是他人生最开心的一段。我对他说，如果你觉得那才是开心，那我也有过跟你一样开心的时候啊。我刚出道时候我的领导也是这样的，我们甚至崇拜他。可是，很快他犯错误被调开了。当时我们那叫难过，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可是天终究没有塌下来，我们都走过来了，成长了，渐渐开始独当一面。我承认，最初职业生涯中遇到一个好领导是多么幸运，可我们总要走过来的呀。拿我来说，即便那是一段开心时光，可难道以后就都不开心了吗？正因为我失去了好领导，我才必须自己走出来，才有可能经历更多开心的时刻。

    有一次跟一个基层团队管理者谈话，他抱怨管辖的业务边缘化不受重视。我说，你是否想过，你越这样抱怨，你就越边缘化不受重视？先不要讲你的业务对于部门很重要，即便真的不那么重要，为什么你不努力让这块业务让你自己越来越重要起来呢？那次我跟他聊天的主题就是“让自己重要起来”，只有你自己真正理解这块业务觉得自己重要了，你和你的团队才有可能真正重要起来。我的建议是主动多承担一些责任，多揽一些事情，多想一些如何变革和管理。年初，我很高兴看到这个兄弟成为比例很少的优秀管理者之一。他的确让自己让他的团队让那块业务越来越重要起来了，而这首先是一个态度问题。

    米卢曾经说过态度决定一切，我觉得这真是职业场上的金玉良言。想好了你出来是做事的而不是处人的，努力做你的事少想其他什么，其实你完全不必为自己的职业生涯担心的。相反，哪怕只是为了做事而去处人，多半可能人处不好事情也做不好。领导对你好这当然很好，但也不必当个事儿似的放在心上。你们首先是为了一起做事，做事之余是不是还能做朋友，其实那是很不重要的。

    大家都忙，有时候难免忙得内心火冒三丈。我就经常在即时通上遇到这种朋友，一边抱怨忙一边冲我发脾气。我心想，你忙就忙啊，干吗要烦呢，烦能解忙吗？前天又有一个朋友在即时通上向我抱怨她太忙了。我说我送你一句话吧：用闲心去做忙事。她好像很有感触，立刻把我这句话放到签名档上了。

    用闲心去做忙事，好像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其实难吗？仔细想想，你有多少机会遇到这种情形：今天做不完明天就要丢饭碗，你做不完天就要塌下来别人都帮不上你，达不到你内心的标准将来外面的评价就一定很低……老实讲，我认为这些情形是相当罕见的。你又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的领导和同事又不全是不通情达理之辈。心里烦着忙和心里闲着忙，到时候不都是把事做完吗，为什么要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呢？我们都有压力，但实在来说，很多时候压力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很多时候不过是自己吓唬自己、自己烦自己。你烦，只能说明你不享受那份忙碌，说到根儿还是态度问题――你喜欢自己做的这份工作吗？

    有次跟同事在楼梯间吸烟聊天，他问我在忙什么。我想了半天不知道怎样回答，最后只好说我没忙啥，闲着呢。啊？他很夸张地看着我。当然我不好意思跟他讲，其实我蛮享受这份工作的，所以虽然每天要做很多事但并不觉得忙碌。如果我们觉得忙碌是一种劳苦，也可能是因为我们真的还没有找到合适自己的职业吧！

    海明威说老兵不死，我想他并不是说老兵有什么永葆斗志的秘诀，而是社会永远都有老兵存在的土壤。这也是我对崔健的评价。

    崔健这些年在玩Hip-hop，不说也罢。他真正存世的还是那些老歌。崔健老歌表达了什么，当年为什么激起人们共鸣？一句话，他呐喊出社会不公环境下人们的心声――是的，一无所有；是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红旗下的蛋、最后一枪……那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官倒、腐败、特权阶层……面对社会不公，旧体制下弱势者失去体制的荫庇，年轻一代在社会转型期陷入迷惘。我还记得那种感觉，当时我正在读大学，“我没有钱没有地方也没有过去，我想得多看得多却越来越没主意”。在一个社会商业化的起步阶段，还没有后来这么多小资写手和自恋狂，我们只有诗人，只有愤怒型歌手，呐喊、诅咒、嘶鸣。

    快20年过去了，在这里我必须解释，为什么崔健仍然引爆了工体。答案其实不在他本人，也不在谁去了现场，而在于我们社会，特别是当下社会，那种强烈的不公平感，那种强烈的被剥夺感。固然社会又进步了20年，但是那种不公平感和被剥夺感在蛰伏了20年后，再度强烈地唤起人们的共鸣。崔健并不是爆竹，他只是引线。甚至，他并不是喇叭和扩音器，他只是那个开关。真正的激情真正的声音，其实它就在人们心里，只不过那两个小时它被激发出来。

    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提得如此贴切和及时，恰恰因为我们社会正处于一个不和谐的临界点上。贫富差距基尼系数权力寻租乃至畸形商业社会下的世态人心好像已经不怎么有人提了，并不是不存在了，而是它们被新的更显著的问题给覆盖了。通货膨胀、房价飞涨、对股市的失信的干预……如果是在去年初，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引起最广泛的共识和共鸣，那时候如果崔健开演唱会，我想也就是一场普通的演唱会而已，娱记们也会挖空心思报道一些所谓盛况，但本质上无非也就是怀旧者重温侏罗纪公园那个层次。但是今天完全不同了，人们不是为了怀旧去的，而是――“眼前的问题很多，无法解决”。

    这件事情，再次向我们强调了偶像的文化意义。我们依然需要批判型或者说愤怒型的偶像，因为我们还远没有生活在一个歌舞升平的社会中。遗憾的是，我们被畸形的商业社会异化得太久了，我们曾经以为，偶像无非是六块腹肌或者有意无意暴露的底裤颜色。而崔健再次告诉我们，偶像他所肩负的道义和良知。

    倾听来自侏罗纪公园的呐喊吧――其实，我们仍然生活在侏罗纪公园，不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