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研讨会由香港大学/香港电影资料馆/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联合主办。

在香港大学，与张真/何思颖/汪朝光/三泽真美惠/卢伟力等在一起。

最高兴的，是遇到了北大艺术学院刚毕业不久在香港工作和学习的四位学生，并在一起品尝了“全港最好吃的虾饺”。

——   影片《清水的故事》观后

李道新

    《清水的故事》是程晓玲编剧、肖风导演的“现代乡村三部曲”第二部。影片的动人情愫与深刻意蕴，不仅出自所有创作者脚踏实地的真情实感，而且得益于影片编导者面向本土的人文关怀。

    这种面向本土的人文关怀，体现出编导者直面乡村、逼近现实、以人为本的创作理念。也正因为如此，《清水的故事》才会以如此真切而又令人感伤的方式呈现出现代乡村的尴尬处境，以及6岁儿童小三一代的悲剧生态，成为当下中国电影里极具情感力量与思想深度的一部优秀作品。

    事实上，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至40年代末期，中国电影里时隐时现的乡村叙事，便充满着为物质所困、被都市诱惑的无可奈何的心声泪影。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电影中的乡土，同样弥漫着一股历史的沉郁和现实的悲情。这是乡土中国走向现代世界的悸动和阵痛，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中国人都可触可感。但由于各种原因，新中国建立以来，在绝大多数电影作品里，乡村仅被处理成一种单一的符号化空间，失去了其本应具备的丰富内蕴和地域特性。这也是所谓农村题材影片始终难以突破创作观念的瓶颈，无法真正获得观众喜爱的主要原因。令人欣慰的是，在这方面，《清水的故事》没有重蹈覆辙。

    为了真正体会乡土中国的丰富内蕴和地域特性，影片编剧走遍了山东日照和辽宁葫芦岛，并与当地农民相处了三年，这种精神在当下电影创作界已不多见；影片中，除了女主角豆豆的扮演者之外，其他演员均为辽西农民，在导演的引导下较好地复现了生活的情态，传达了乡村的质感。更为重要的是，影片既没有站在高台教化的立场上行使劝谕讽诫之职，也没有放弃主观的视点任由乡村保持某种“原生态”，而是以一种理解之后的同情之感和尊重之心融入乡村以及乡村的人与事，通过编导者融感性与理性张力于一体的电影叙事，表现创作主体之于对象的独特感情和深入思考。

    为此，编导者不仅没有简化乡村的人物关系，反而是在逼近现实的前提下尽量呈现生活的毛边亦即其原本的复杂性与多义性。主人公小三虽然可爱、精明，也能隐隐约约地感受到自己的爸爸妈妈及其与姑姑一家的矛盾冲突，但他毕竟只有6岁。创作者没有让他做出一个6岁孩子不能做出的选择，其言行举止都在观众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不少表现甚至令观众心领神会、忍俊不禁；特别是在面对整日懒床、不思进取的爸爸时，编导为小三设计的许多言行颇有值得回味之处。例如：小三在外听了别人对爸爸的议论，生气了跑回家踢了爸爸一脚，然后赶紧溜出家门；后来，小三喝了因污染有毒的清水而生病，疲惫地躺在爸爸怀里，听爸爸讲要重新做人的话后，冷不丁地回了一句“吹牛皮”，等等，这些组合段和细节，无不极为符合小三的性格，并让观众发笑的同时内心里浮出酸楚。

    正是因为能够直面乡村、逼近现实、以人为本，影片在处理小三爸妈之间的关系时也没有落入单纯的道德评判的窠臼，而是以体谅的心态，力图照顾各自的性格与独特的境况，在此过程中让他们的儿子小三，事实上也让银幕前所有的观众不断改变情感的趋向与认同的观点，并做出自己的选择和判断；在这里，编导者倾向于赋予观者更多的自主权，多次放弃了以往同类影片惯常使用的伦理策略与煽情手段。这种尊重对象选择自由的乡村叙事，既因细致入微的影像刻画成功地切入到当下中国的现实，在同类影片中独树一帜；也因其“现代”触觉显露出不可多得的人文主义关怀和人道主义气息。

    其实，这种面向本土的人文关怀，不会因过于本土化的乡村叙事而显得琐碎狭隘，相反会使影片获得一种超越于本土的普世价值观。影片中，豆豆及其一家线索的引入，将城乡矛盾以及当代社会中遍布于城市与乡村的普泛的家庭冲突摆到了观众面前；小三喝了受污染的清水中毒致死的结局，也使当代社会中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得到了凸显。这样，《清水的故事》就不仅是一个可爱、精明如一泓清水却又在当代乡村家庭环境中缺乏有效关爱和悉心照料的儿童的故事，而且是一个普通的乡村儿童为无法设防的有毒的“清水”夺去生命的故事。

    在这样的层面上，《清水的故事》可以被当作一部充满了强烈的本土性与人文关怀，言志诉求超越了一般儿童片、农村片和伦理片的优秀的作者电影。尽管在当下的观影环境里，这样的影片需要主动地寻找和培养更多的普通观众，但以此为契机，可以期待中国影坛出现更多的能够从本土出发、有人文关怀，真正打动观众的好电影。

—— 中国早期电影接受史里的哈罗德·劳埃德

【内容摘要】    20世纪20年代前后，美国喜剧电影明星哈罗德·劳埃德（Harold Lloyd）以“罗克”之名风靡中国，跟查理·卓别林一起共享盛誉，并给中国观众带来了难得的“人生的欢乐面”；然而，1930年发生在上海、轰动全中国的“《不怕死》事件”，使“罗克”失去了中国市场的支持与中国观众的喜爱。本文从接受史的角度，梳理20世纪20年代前后包括《申报》、《大公报》、《民国日报》与《影戏杂志》、《电影杂志》、《电影周刊》等在内的大量中文报刊，较为全面地描绘中国早期电影市场与中国观众视野里的哈罗德·劳埃德；并以此为个案，在与查理·卓别林、大卫·格里菲斯等进行比较观照的过程中，较为深入地呈现20世纪20年代前后错综复杂的中外电影关系及日益尖锐的中外文化冲突。

【关键词】    哈罗德·劳埃德  罗克  中国早期电影  接受史  中外电影关系  中外文化冲突

    在北京青年宫，再一次见到这么多的老艺术家。还有孙羽、刘世龙、张勇手、袁霞等等。

    非常非常惭愧的是，本人竟然跟于蓝、田华、于洋等一起，获得了“关心青少年公益事业特别贡献奖”。于电影，于公益，我都做得太少，特别是无法跟老艺术家们相提并论。看来，这个奖，是对后来者的殷切企盼。我也只有努力的份了。

（照片转载自周星博客）

从政治的电影走向电影的政治

—— 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电影工业及其文化政治学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李道新

[内容摘要]  从政治学与文化研究的视角观照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电影工业及其文化政治学，可以为阐释新中国六十年的电影历史获取一种整体性与批判性的学术立场。总的来看，从1949年到1979年亦即冷战时期和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电影，作为新中国政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一体化的国家统制框架里，呈现为一种集政治与文化、生产与消费、精英与大众于一体的高度透明的话语体系，使电影成就为新中国政治与文化领域最具代表性的象征符号之一；而从改革开放以来迄今亦即从1979年到冷战后期、后冷战时期和市场经济时期，全球化语境里的中国电影工业，正在逐步调整政治与文化之间此消彼涨的权力关系，力图从政治的电影走向电影的政治，以便有效地应对他者与自我、国家与族群、普遍与个体之间不断出现的矛盾冲突，并期望在产业发展与文化认同的交互平台上构建国家电影的主体性并真正融入世界电影的工业体系。

[关键词]  政治文化  文化政治  文化政治学  政治的电影  电影的政治  新中国  电影工业 

    在本届金鸡百花电影节的“中国电影论坛”，我的题目是：

主流大片的话语建构与中国电影的生态命题

以下为论文主要内容：

    从文化生态学或生态批评的视角观照当下中国的主流大片，无疑可以获得一种更为普泛的价值取向和较有成效的言说方式。也正是基于电影生态学或电影生态批评的理论前提，可以提出主流与非主流、大片与中小影片以及主流大片的生产与消费等等之间的话题，并有望在积极适应、协调互动和力图创新的层面上为主流大片寻求存在的合理性及其向前迈进的依据。

    一

    目前，主流电影话语已经日渐丰满，并获得了某种清晰而又自信的力量。当然，由于论题所限，以及其他各种原因，在建构中国主流电影的文化认同与产业体系的过程中，当下的主流电影话语不可避免地忽略了非主流电影与非商业电影之于主流电影和整个中国电影生态的价值和意义；并因产业诉求和文化疆域面向主流电影的充分开放，使得一些主流的商业电影无法被主流电影的文化认同所接受，造成主流电影内部的文化悖逆，有损主流电影的文化形象；另外，由于主流电影话语在短期内的高度增殖，也使得非主流电影或非商业的主流电影策略性地沦为绝对的边缘，进而失去了其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上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事实上，主流相对于非主流而存在。一个公正、平衡的中国电影生态，需要在主流与非主流的积极适应和相互转换中逐步构建。漠视或者清除了非主流，主流也会失去健康的肌体与创新的活力。从文化生态学或生态批评的视角来看，目前的中国电影，何谓非主流，以及如何有限度、有选择地容忍或培植非主流，同样成为一个亟待正视的课题。与此同时，主流电影与非主流电影之间的积极适应和相互转换，不仅仅是非主流电影，而且也应该是主流电影和主流大片获得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基本前提。

    二

    跟主流话语源自政治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认同的内在需求不同，大片话语主要源自中国电影面对海内外市场所经受的巨大压力而产生的寻求突围的强烈冲动。大片引发的讨论和批评，不仅波及当下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与文化等各个领域，而且成为中国电影批评史上存在着最大争议并最具发散性的话题之一。跟大片本身一样，大片话语已经并且仍将改变中国人的电影观念，进而提升民族电影的综合素质，改善中国电影的生态环境。

    总的来看，大片话语广泛吸引了文学、历史、哲学以及文化研究、电影批评等诸多方面的知识分子和从业人员，基本体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风气和自由思想、彼此商榷的言论景观。其中，一些较具影响力的大片话语，主要建立在形式与内容、产业与文化、民族主义与全球认同的二元对立的基础之上，从道德诘问、民族自省、美学反思和文化批判的角度将大片去魅，或者解构大片本身。事实上，在多元的全球化背景下，在独特的中国电影语境里，国产大片蕴涵着许多复杂的动因、具体的过程和丰富的细节，简单的是非论证和抽象的价值评判都是不太可取的；大片确实在价值导向与全球性策略上存在着一些必须予以正视或揭露的弊端，而对这些国产大片的生存境遇和生态状况进行较具针对性的分析和探讨，正是大片话语不可推卸的职责和使命。

    三

    主流大片的话语建构，作为主流话语和大片话语的自然延展，不仅跟2007年广电总局电影工作会议以及中共十七大提出的“新精神”、“新任务”、“新要求”联系在一起，而且较为顺利地满足了社会各界对《集结号》、《梅兰芳》、《建国大业》等一批新的国产大片的命名需要。也就是说，从一开始，主流大片话语就试图在主流话语的本土政治文化导向与大片话语的全球文化产业诉求之间，理顺一条可以相互沟通与平等对话的路径；进而通过生产与消费过程中的创新追求，为主流大片和中国电影寻找新的发展空间。

    主流大片话语不仅跟中国整体的电影文化环境联系在一起，而且需要政界、业界、学界与媒体、观众的共同对话和交流，并在此基础上创新中国主流大片的生产与消费，使中国电影走向一条良性发展的生态平衡之路。

歌 中 的 家 园

——解读东方卫视《民歌大会》的文化气质

李道新

    目前，荧屏上最受关注的综艺形式就是竞相赛歌，或曰“K歌”。东方卫视的《民歌大会》也不例外。

    但《民歌大会》的定位较为特别。它并不有意追求外在的热闹与激烈的竞技，也不重点考验歌者的勇气与评委的才智。按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SMG）总裁黎瑞刚所言，东方卫视不仅要新闻立台、综艺兴台、影视强台，而且要做有气质的综艺节目；现在看来，《民歌大会》的气质，便在于适当采用时尚元素和明星班底，力图发掘民歌的历史意蕴和文化内涵，使观众在歌声中体会归根的眷恋与怀旧的情感，进而传达一种社会需要的主流的核心价值观。

    民歌来自民间。民间与天空和大地更加自由、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个日益都市化的，物质充盈、电声弥漫的时代，跟大自然的风雨雷电、莺歌燕语保有同样旋律和节奏的民间歌曲，打动观众的不仅仅是自在的素朴和真诚，而且是那种发自内心的爱与生机。这是歌曲的发端，也是人文的根源。《民歌大会》的出现，有可能为中国的电视观众在古典与现代的声音之外打开一条歌的通道，使其须臾摆脱入耳的嘈杂与尘世的喧嚣，徜徉在茫茫戈壁、无边草场与山水田垄之间，伴随着天籁之音坚定地走向灵魂的家园。尽管为了吸引观众，《民歌大会》很少呈现民歌的“原生态”，演播大厅的时尚氛围也跟民歌唱响的陌野环境迥然有异，选曲方面更是主要集中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民歌红唱”部分，但这恰恰是民歌、民间精神以及新中国的红色记忆在都市空间、电视媒介与流行文化中得以传承的重要手段。当影视红星郭晓冬、张恒纵情高歌《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时候，当港台歌手赵传、容祖儿放声唱出《谁不说俺家乡好》的时候，观众们已经不太在意这些“歌手”的演唱水准，更不太会在意这些“民歌”本来应具的细致入微的民间表达方式，而是被这些彷佛来自高天厚土的自然的旋律和节奏所激动，一种恋家乡、爱祖国的内在情结被唤起，并集体认同了共和国那一段渐行渐远的历史记忆。通过这种方式，《民歌大会》再一次从精神上激活了民歌的自然天性，又较为成功地在“民歌”与“红歌”之间找到了重要的结点，将悦人的娱乐色彩、感人的文化情怀与化人的政治导向整合在一起，成为当下荧屏不可多得的亮丽风景。

    民歌是民族的声音。新中国建立以来，包括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朝鲜族、赫哲族、壮族、瑶族、白族、黎族、佤族等在内的各个少数民族，正是主要以民歌为载体，强化了本民族的身份意识与文化认同；特别是在《翻身农奴把歌唱》、《吐鲁番的葡萄熟了》、《敖包相会》、《乌苏里船歌》、《壮族人民歌唱毛主席》、《阿佤人民唱新歌》等民歌声中，充满着各民族团结在新中国的欢快感与自豪感。这些浸润着民族生活方式与民族精神文化的民族歌曲，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歌曲的民族风格，既是新中国建立以来音乐发展的丰厚资源，也是提高民族自信心与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宝贵财富，需要在任何时候、以各种方式发扬光大。《民歌大会》正是一种倡扬民歌的“大会”，力图借助民歌的美丽与魅力，在荧屏上复现各个民族的精神和气韵。无论台湾艺人王思懿演唱的《阿里山的姑娘》，还是马羚母女表演和讲述的佤族歌舞，都能给观众带来别一种心领神会的感受和体验。尽管在此过程中，没有彻底消除调侃甚至恶搞的成分，但观众已能通过明星们的作为，对相应的民歌产生一定的兴趣，进而开始关注与欣赏各个民族的文化特质及生存状态。如此看来，与其说《民歌大会》是电视节目针对民歌进行的音乐层面的演绎，不如说是在利用民歌表现一种丰富多样的文化情趣与和谐共存的民族观念；这样的动机，既能满足主流意识形态的需求，也能契合大多数电视观众的心理。

    诚然，为了调动电视观众的兴趣，提高栏目本身的收视率，《民歌大会》在明星选择、节目设计与互动环节等方面，还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为了“趣味”放弃“品味”的现象，这是栏目发展中必然出现的问题，但不能成为继续存在的理由。只有以民歌为主体，才能使《民歌大会》摆脱目前大多数综艺节目的急功近利，并拥有某种超凡脱俗的气质；也只有紧紧抓住民歌的文化内涵与历史意蕴，才能使电视观众获得心灵的慰藉，回到歌中的家园。

——“第一届华语电影优质大奖”致辞

李道新

    关于电影，已经有了很多的评奖。如果你是一个具备足够的经济基础和心理承受力的“影展狂”，那么，你的电影每天可以在世界各地参加两个以上的电影节；如果你的沟通能力比较强，你也至少可以得到或大或小一两个奖项。电影评奖是电影活着的理由，也是观众存在的原因。

    我评奖，故我在。因为对电影的热爱，你义无反顾地推出如此之多的影片，前赴后继、甘苦自知；因为对电影的热爱，我风雨无阻地赶往门可罗雀的影院，不离不弃、乐此不疲。你我之间，也就是电影和观众之间，是一对患难与共的兄弟，在这个非常物质的世界里，打造着梦的江湖。

    在这个梦的江湖里，你是纯粹的，我是率性的。无论影评人，还是读者，都不会也不愿拉扯更多电影以外的东西。这样的愿望酝酿已久，但付诸实施需要勇气。就在做出选择的那个瞬间，我们将会幻化成江湖里的侠客义士，用独自行走的孤单体会，用刀剑一样的锐利表达。

    “第一届华语电影优质大奖”的启动，让影评人与读者第一次以评奖的方式存在于电影这个梦的江湖之中，成为了自己的英雄。

    附：华语电影优质大奖简介

    “华语电影优质大奖”由《看电影》与《香港电影》杂志合办，奖项分为影评人票选2008年度十大华语电影和年度最佳导演、编剧、男女演员、男女配角、男女新人，以及读者票选2008年度十大华语电影，其中影评人票选部分分为内地影评人票选榜单和港台影评人票选榜单。就奖项设置而言，我们希望让大家不仅知道去年的最佳电影和最佳影人为何，也让大家知道二到十名的电影是什么，从而让更多的电影在电影史上有它自己的位置，也通过两个榜单的设置，彰显出内地影评人和港台地区影评人不同的评判口味。就评选过程而言，我们不设提名片单和名单，而只提供参考片单和参考名单，我们也不设评审团，近百名影评人完全独立地根据自己喜好做出评判，我们只是对最后的结果进行统计和公布，最后我们会把每个人影评人的选择和理由全部刊登在杂志上，充分尊重每个影评人的意见。

1、就像以“美国梦”为代表的美国价值观一样，您是否可以根据目前中国的现状，畅想一下未来中国向世界输出的价值观是什么样的呢？

李道新：根据目前我所感受的中国的现状，如果非要不顾后果地“畅想”，未来中国向世界输出的价值观，跟现在美国向中国输出的价值观肯定没什么两样。

2、中国电影近年来高速发展，我国电影人也有了越来越多的机会在世界电影的舞台中展示自己，那么未来的60年中，有没有那样一种可能，世界争看中国大片呢？

李道新：但愿有这样一种可能。到时候，每一个中国人都会笑得合不拢嘴。可惜的是，我要活到100岁，才有可能等到那一天。所以，我是不会等的，也不会做这样的梦。我只愿意相信，在未来的60年中，可能会有那么几部“中国大片”让世界“争看”；但世界“争看”得更多的，恐怕还会是好莱坞大片。因为美国人一直在努力，甚至比我们更努力。上帝不会让这么努力的好莱坞电影衰落的，除非天崩地裂，只剩下中国这一片大陆，让中国大片一枝独秀、笑傲江湖。

3、您认为在未来60年中，中国会怎样塑造自己的国际形象？60年后中国的国际形象会比现在更好吗？

李道新：我不是国际关系研究者，因此可以更加大胆、更加率性地预测。未来60年，中国有可能向全世界全方位地打造中国的“大国”形象。如果现在中国的国际形象为“负”，那么，未来60年应该会更“负”一些；如果现在为“O”,那么，未来60年可能为“负”也可能为“正”；如果现在为“正”，那么，未来60年应该会更“正”一些。也就是说，未来中国的国际形象，似乎取决于现在的状况。我不知道，现在中国的国际形象到底怎么样。美国的国际形象是更好的吗？朝鲜的国际形象是更坏的吗？是谁在制订标准？是谁在说呢？

4、您作为北京大学的教授，怎样看待我国现行的高考制度？您认为在未来，上大学还会像现在这样，一次高考就几乎决定了终身吗？

李道新：在我看来，现在也不是“一次高考”就“几乎决定了终身”。任何一个考生走到高考考场上，都是高考前若干年所有原因的结果；另外，“一次高考”也不可能“决定了终身”，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一次高考”便左右命运的情况正在变得不太可信。作为北京大学教授，我仍然从原则上认可我国现行的高考制度。除去各种偏向权钱关系的“显规则”和“潜规则”之外，高考仍是目前中国选拔人才最公正、最公平、最公开也最有效的考试制度。退一万步来讲，至少也是最不坏的。我不知道那些试图取消高考或向所谓欧美看齐的“改革家”们，他们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他们了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呢？

5、 清华北大在未来的几十年中有希望与牛津哈佛齐肩甚至超越他们吗？ 

李道新：没有希望。高等教育与科技文化是最需要历史传承与循序渐进的。在这方面，任何有关“大跃进”或“跨越式”发展的想象都是自欺欺人。清华北大与牛津哈佛之间，不存在超越或被超越的可能，只存在着差距到底有多远的问题。

    有的省市早有自己的电影家协会，但北京电影家协会刚刚成立。

    北京会议中心，北五环边超大会议中心，据著名学者王一川所言，此处以前名曰“天安门招待所”，可见其地位之彰显。这回进去散步，领教了里面的山水花鸟。

《建国大业》：国庆献礼的主流大片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李道新

    新中国建立以来迄今，中国电影的发展几乎始终与国庆献礼的行动联系在一起，可以说，以电影的名义，向国庆献礼，构成新中国电影发展的重要节律，并在一定程度上调整着中国电影或五年或十年的政策与规划、生产与消费格局。

    从建国初，到建国十周年、三十周年、三十五周年再到五十周年，新中国电影的许多经典作品与华彩乐章，都是在国庆节前后或献礼片的热潮中隆重登场的。《白毛女》、《钢铁战士》、《林则徐》、《青春之歌》、《林家铺子》、《五朵金花》、《小花》、《人生》、《开国大典》、《巍巍昆仑》、《横空出世》等，不仅以雅俗共赏、风格多样的中国气派吸引了广大观众的目光，而且在银幕上成功地呈现出共和国的坎坷与新生、光荣与梦想。

    无庸讳言，由于各种原因，在制作态度、舆论口碑与经典品质等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的献礼片，还无法跟建国初期特别是1959年建国十周年的献礼片相提并论。总有一些献礼片因运作不当、营销不力而为观众所不知，也有一些献礼片因急功近利、图解政策而为观众所不喜。到今年，随着数量的大幅度提升，献礼片也将面临着更大的考验与批评。

    总的来看，在今年的献礼片中，最受关注也最被期待的自然是《建国大业》。这不仅是因为这部献礼影片的题材直接取自波澜壮阔的建国大业，并拥有当前中国电影最强的制作班底与最大的明星阵容，还因为这部主旋律影片使用了一切类似商业电影的营销手段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宣传和推广。如此生逢其时、强强联手而又高调推出的电影行为，无疑最大限度地增强了影片的票房号召力。在60年来的献礼影片中，《建国大业》确实将主流意识形态、思想艺术追求与商业运作手段第一次较为成功地整合在一起，不仅推动了正在起步的国产主流大片的向前发展，而且成为今年中国电影向国庆献礼的大好方式。

    作为一部全方位史诗性的献礼片，《建国大业》力图以当代性的视野重新面对20世纪40年代后半叶跌宕起伏、错综复杂的中国现代史，并以更加具有普适价值取向的理想主义激情与英雄主义信仰重新叙述新中国开国元勋们的丰功伟绩；在此过程中，以更加精彩的情节与更加生动的细节，刻画出以毛泽东与蒋介石为代表的国共双方各色人等的言谈举止与独特性情。国家的命运不再是抽象的过程和既定的结果，人的内心也从可有可无的注脚变成了历史的正文。尽管由于题材本身的原因，影片没有更多地展现国共双方尤其毛泽东与蒋介石之间的正面冲突，但在对比性的电影时空里，仍然努力地挖掘人物性格，强化人物关系，使主旋律电影进一步从单纯的政治宣传走向复杂的审美体验，也因此能够获得大多观众的普遍兴趣，并激发社会各界更加广泛的共鸣。

    正因为如此，影片中，共产党一方出现了“摸黑开会”、“胜利醉酒”与“躲避空袭”等饶有兴味的情节和细节。听到淮海战役的捷报，身在西柏坡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毫无顾忌地醉酒高歌，便突破了以往主旋律电影的拘谨和节制，颇有主流大片必须彰显的气势和自由狂放的神采；而在国民党一方，也安排了蒋氏父子情深、在家乡席地而坐以及副总统选举结束后蒋介石拒绝与李宗仁握手等被各种舆论津津乐道的段落。在主旋律电影和献礼片中，对蒋介石的人性化处理，以及对蒋经国的着墨之多，至此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饰演蒋介石的张国立与饰演蒋经国的陈坤摒弃外在的“形似”，极力追求表演的“神似”的结果，更是得到了观众的一致首肯。

    其实，无论韩三平和黄建新在业界的影响力如何强大，还是张国立和唐国强以及许晴、陈坤、王冰、姜文等在表演上如何称职，甚至陈凯歌、冯小刚、成龙、李连杰、刘德华、章子怡、赵薇、黄晓明、胡军、苗圃等几十位名流与明星在影片中的短暂出现如何令人兴奋，都不是《建国大业》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建国大业》的真正突破，还是体现在观念层面上。亦即：通过对主旋律与献礼片的重新阐释，《建国大业》有望使中国电影走向一条打通政治与艺术、精英与大众、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沉重壁垒，在政界、业界、学界与媒体、观众之间进行有效对话的主流大片之路。

    在许多不同的场合，韩三平都表达了自己对主旋律电影的独特认知。他甚至认为“主旋律影片”这个概念是不确切的，应该称作“主流意识形态影片”；并坚信张扬“爱国主义”、“励志主题”和歌颂“美好生活”等主流意识形态的影片将会成为中国电影的“主流”。黄建新也表示，“主旋律”应该是一个国家的“精神旗帜”，是这个国家的“主流思想”，但在此前往往被叙述得有点狭隘，造成大家一说主旋律就想起讲道理的、以教育为目的的电影。为此，黄建新特别指出，《建国大业》就不是一部单纯宣传的影片，而是要拍成一部“理想主义”的作品。应该说，正是由于对主旋律电影和献礼片进行了独立的思考并达成了基本的共识，《建国大业》才会蕴蓄着一股难得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激情，才会以如此大气磅礴而又生动细腻的风格征服观众的心灵。

做 有 用 的 人

——  在北京大学艺术学院2009级迎接新生大会上的发言

李道新

    25年前，我也是一名大学新生。今天，我用43年的人生阅历和经验教训告诉你们，你们非常幸运，你们的未来有多种可能。

    但我最想说的是：懂得珍惜、学会感恩、爱自己的专业、做一个有用的人。

    能够坐在这里非常的不容易。2009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超过1000万，招生人数超过600万，最后进入北大的不到3000。只有万分之三的考生才能来到燕园，在“一塔湖图”、人文鼎盛的环境中度过人生最难忘的四年。懂得珍惜，因为你已经幸福的拥有。从现在开始，让自己含英咀华、吐故纳新，争取学富五车、才高八斗。

    能够坐在这里非常的不容易。你有付出最多、也最成功的父母双亲。从今天开始，拿起你高考答题的那一只笔，在白纸上写下你的感激，寄给因为你的远行而怅然若失的亲人。他们会一遍一遍地阅读你的字迹，就像小时候抚摸你的脸。中秋节回到家，为他们拖一次地板，数一数他们突然多出来的白发和皱纹。

    能够坐在这里非常的不容易。爱自己的专业，等于尊重自己的选择。在这样一个充满着权力和金钱，弥漫着无知和物质的时代，艺术是一种美好的生命。尽管身处喧嚣的现世，但你的天空总有宁静。穿过沼泽，你听到的是发自深广灵魂的天籁之音，看到的是令人目眩神迷的生命之舞，感受到的是动人心魄的声色光影。最是艺术的引领，让你的未来风生水起、波澜壮阔。

    能够坐在这里非常的不容易。十年后，你们已经去到了世界各地。二十年后，你们中的一部分应该渐露峥嵘。三十年后，有的同学必将成为政坛领袖、学术翘楚或业界巨子。但不管怎样，做一个有用的人，是我对你们的期待。无论何时何地，一定要自食其力，用自己的劳动换取收获。在此基础上，贡献自己的才华给这个生生不息的民族与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还有这个动乱频仍、兵戈不止而又渴望美好与和平的世界。

    欢迎你们来到北京大学，来到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我为你们的选择感到骄傲。在这样一个随波逐流的时代里，选择艺术意味着不妥协。已经有一种激情在你们的心中燃烧，那就是艺术的光芒。在我的想象中，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将会是艺术的思想库；艺术学院的莘莘学子，将会是中国新艺术的开拓者。在漂泊无根的暗黑之中，你们就是精神的火把，在人类的风雨之夕闪耀。

    受《当代电影》张煜与中影董事长韩三平之邀，在中影影院第二放映室看《建国大业》。

    无论是张国立、陈坤饰演的蒋氏父子，还是在影片中只露了一面或者两、三面的诸如成龙、刘德华、黄晓明、姜文、章子怡、赵薇、陈凯歌、冯小刚等影界明星名流，都显得超乎寻常的称职。看着看着，观众可以不必在人堆里找人了。导演的功力、明星的努力，由此可见一斑。

    以电影的名义，向国家献礼，《建国大业》是最好的方式，甚至比1990年的《开国大典》还要生逢其时。电影人赶上了这么一个好机会，我们这些以看电影为业、写电影为生的人也有得忙活了。

    李道新：这部片子还是挺感人的。即便只在电视里看，也会被深深地打动，而且能够得到情感上的升华。这是银幕上的战争悲剧带给观众的一种心灵的净化。新媳妇与她从未谋面的丈夫之间的关系的处理，能够在日常生活的写实与诗意的影像语言之间形成一种比较好的关联，给观众带来难得的审美享受与崇高的精神体验。比如说，新媳妇回娘家，恰好丈夫也从部队回转家来，两人仿佛心灵感应，彼此奔向对方却又无法相聚以致抱憾终身的蒙太奇处理，借助独特的时空手段，既造成了强烈的情感冲击力，又为整部影片铺陈着一种动人的悲剧氛围。还有“浮桥”一段，当战士们从沂蒙姐妹用孱弱的身体搭成的人桥上行进，主创者那种美好的情怀就非常好地体现出来：仿佛在不经意间，浸泡在河水里的新媳妇回过头来，眼光从战士的队伍中掠过，她仍在寻找自己的丈夫。这几乎是一种无望的寻找，但通过摄影机镜头，已将这种寻找升华为沂蒙姐妹对所有战士生命的一种永远的关切。在此之前，影片讲述新媳妇与丈夫未能见面的那一段，当她站在高地上朝着远去的部队苦苦地观望，其中，一个无名士兵慢慢地回过头来，似乎在应答她的牵挂，也跟她形成了一种内心的对话，这便是非常诗意的呈现，同时又是非常动人的情感表达。正因为如此，相对于一般战争片，这部影片无疑是一次较为成功的个性呈现。还有，整部影片中，音乐设计比较突出，将观众熟悉的沂蒙小调用在影片的关键处，使之充满了浓郁的地方特色与不可多得的怀旧感；尤其是在影片最后，“满门忠烈”时发出的苍凉男声，通过沂蒙小调的重新改编和演绎，把战争悲情及主创者对战争的理解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再加上结束字幕，都能起到震撼人心的效果。

    李道新：这部影片的编、导确实体现水准。故事一共设计了六个姐妹，六姐妹又分属不同的家庭，从剧作和导演的角度来说，也是力图让这六个姐妹都能够有自己的性格，有自己的情感，有自己独特的事迹。事实上，在这么短的篇幅里，能把这些东西都表现出来并要让观众印象深刻，确实不容易，但从总的来看，基本上还是达到了目的。例如，兰花和那个不太积极的小伙子之间的爱情关系，还有童养媳的线索等，都非常明晰，对性格的挖掘也较有新意。童养媳跟小男孩之间感情的描写，给人印象深刻。在我看来，刻画最好的还是新媳妇。在她身上，编导力图赋予其美好的诗意元素，尽量让她在普通的生活中形成一个特殊的亮点，利用她作为新媳妇所穿的红衣服而形成的独特色彩，在六姐妹中予以强调。整部影片就是以新媳妇为主体，分层次地展现出沂蒙六姐妹不同的性格、情感和命运。

    李道新：作为主旋律电影，《沂蒙六姐妹》能够达到这种水准，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但还是有不完美的地方。整部影片必须从头到尾看下来，才能够给予观众强烈的情感冲击力，不能够在10分钟、20分钟、30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内把观众牢牢地钉在电影院里。当然，这不仅仅是《沂蒙六姐妹》一部影片的问题，而是大多数主旋律电影共同面对、迄今也没有真正解决的难题。至于这部影片，它的题材这么动人，创作班子的态度又这么严谨，影片中民俗的考证、文化的渗透等都这么准确、深刻，要是拍出来不吸引观众确实感到可惜。然而，如何让这些优点，通过叙事与画面不断地吸引一般观众，让他们耐心地看下去，还是需要做更多的工作。真正做起来很难。就我个人的观影体验，这部影片必须让人慢慢进入，到了最后才达到一个情绪的顶点。但是前面怎么办？这种情况的出现，当然是与叙述者视点的游移联系在一起的。对于这部影片来说，除了需要视点的一致性外，还需要一种结构的力量能够让它始终吸引观众。这真的是很难做到，但必然是对主旋律电影提出的要求。因为主旋律电影最终也还是要面向市场的。

    李道新：这部影片可以看作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叙事。这种叙事本身，对特别有兴趣的观众或者有相当艺术鉴赏力的观众而言，是可以从中体会到快乐及观影的享受的；但对一般观众来说，可能就无法体会这种感觉，他也没有义务去体会。一般观众只有在看完全片后，才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令人震撼的传奇性故事。比如终身守寡的新媳妇，已经摆脱了封建社会的三从四德观，既体现出一种中华民族延续至今的内在美德，又具有一种普遍人性所创造的传奇性的力量，到最后能够撞击我们的灵魂和情感。但是在此之前，观众都不知道这个结局。

“美国制造”的冲击有多大

                               2009年09月01日16:25  《环球》杂志

　　在全球文化产品市场上，以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美国制造”强势地位早已形成，中国文化市场，特别是正在起步的电影业是否经得起“美国制造”的冲击呢？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影视艺术系教授李道新认为，美国文化产品的力量不容小视，“这种力量如果不予以一定程度的遏止，一旦大量放开，它对咱们本国的文化还是有相当大的冲击的。”而且从世界范围来看，“很多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力图抵御美国产品的介入，同时更多地发展自己的本土文化创意产业。各国政府都在采取各种措施提高自己国家产品的份额。”

　　“文化产品从来不是一种单一的纯粹市场化的产品，美国可能特别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个方面完全开放，但是事实上中国政府做不到，很多其他国家政府也做不到，这是由文化产品的艺术形态特质、民族文化特质决定的。”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尹鸿则认为，文化循环全球化的趋势是必然的，我们不可能“闭关自守”。

　　“中国不大可能靠完全没有自信心的消极保护方法使大国建立起来，从长远来讲开放度肯定还要提高，只有在交易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文化才能找到跟世界交流的方式，否则你永远不懂如何跟世界文化去交流。所以从长远来讲它一定会促进中国的文化及贸易发展；短期来讲，我们要感受到这个压力，但又不能让它过大，使得中国本土的民族文化工业来不及发展。”

　　尹鸿教授强调说，“适度的保护是必要的，但不能过度”。各个方面的改革，在“一定的外部的压力之下才会加速” ，从这个角度来看，是“有好处的”。

　　在接受《环球》杂志记者采访时，电影导演陈国星也表示了类似的观点，市场“可以打开”，但不能“完全打开”。 “应该在爱护国产电影与电视的前提下，按部就班地进行。如果无限让步，华语电视剧、电影就会死掉。”

　　知名编剧柏邦妮甚至悲观地说，中国的电影文化已经被好莱坞文化吞没了。“看到美国大片，有相当一部分中国电影人或电影观众认为‘这是唯一的生产方式，是我们唯一的范本，这样做才是商业片’，但是我认为那是错误的……中国电影需要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此次或许是一个契机。”

    受联盟影评廖旭与导演何平之邀，在北京电影洗印厂内华龙制作公司5层放映厅看《麦田》。

    对《麦田》是有期待的，其实是对何平有期待。相信同去的戴锦华、郝建、张卫、赵宁宇诸君都出于同样的理由。

    记得曾在2005年的《新京报》上写过一篇重评《双旗镇刀客》的文章，本博也有登载。

    我要说的是：从《双旗镇刀客》到《麦田》，何平始终没有改变。近20年来，何平一直用独特的“类型”或“大片”策略，在银幕上书写自己的电影诗。这是何平独有的方式，也是中国电影独有的人文情怀，需要透过喧嚣的刀光剑影，才能抵达内心深处的那一种美善。   

    喜欢影片结尾范冰冰怆然离去的身影。

    喜欢影片中不断出现的那一片无边无际的麦田。

    其实，影片的主角就是麦田，那种蓝天之下的金黄，纯粹得一如大地的无言。

—— 红色题材影视剧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在我们的话语体系中，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毫无疑问地铺陈着红的底色。

    正因为如此，从1949年开始，我们便通过大量的影视剧作品反反复复地讲述着红色的故事。从《翠岗红旗》、《红旗谱》、《红色娘子军》、《红日》、《烈火中永生》、《闪闪的红星》、《今夜星光灿烂》、《祁连山的回声》、《开国大典》、《大决战》、《太行山上》、《八月一日》、《夜袭》等红色影片，到《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小兵张嘎》、《亮剑》、《八路军》、《历史的天空》、《人间正道是沧桑》、《我的兄弟叫顺溜》等红色电视剧，无一不在历史的底色中浮现着革命与战争，显影着血与火。在我们的影像记忆里，红是一代革命者和先烈的名字，也是共和国国旗的颜色。

    这是由信仰书写的无数个人的命运，更是由影像构筑的一个国家的历史。有关爱与恨、生与死、肉体与精神。这些故事曾经感人肺腑，现在仍然令人遐思。故事的主角已经远去，但共和国的历史还在红色的往事中寻找那种须臾不可或缺的灵魂，也就是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会始终渴望的那种执着，那种义无反顾的激情和百折不回的理想主义。

    影像是历史的症候，历史在影像中凝聚。从历史的人到人的历史，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红色题材影视剧，已然走过了60年，经历过巨大的话语转型。迄今为止，我们非常清楚，任何个人，都是独特的、复杂的、多维的生命复合体，不再是抽象的符号，更不是历史的人质。人在历史的底色中显影，多了喜怒哀乐、七情六欲，反而更加神采飞扬、感天动地。尽管由于各种原因，我们无法重建这种历史的底色；面对主动或被动的集体失忆，故事讲述者更是无能为力。但在庄严肃穆的大殿中把人从历史的捆绑状态下解救出来，无论如何也是值得期待的事情。

    《潜伏》、《人间正道是沧桑》和《我的兄弟叫顺溜》等都是在各地卫视或中央电视台播出并拥有较高收视率和较好舆论口碑的红色题材电视剧，也都是在历史的底色中不约而同地通过影像显影着人的历史。

    从整体的历史观来看，这些电视剧均站在国家意识形态的立场上，尽显主流话语的主导动机，因此可以被当作别一种更有趣味的中国革命史的影像教科书，在满足观众的历史认知方面，这些电视剧无疑具有不可多得的价值和意义；而从具体的叙事脉络和人物形象进行分析，这些电视剧则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突破了此前影视剧因过度受制于主流话语而产生的简单化、扁平化态势，走向了一种更加复杂、丰富和多元的人文景观；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批电视剧还通过一些颇具票房号召力的影视明星，将此前已经被程式化甚至口号化的国家理念和政党意识，表述为一种更能为一般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所接受的精神价值，亦即对执着的信仰、生命的激情和浪漫的理想主义的想象和向往。

    在这方面，《人间正道是沧桑》可谓集大成。电视剧以令人感佩的精神气魄，以极具历史质感与厚重情怀的情节和声画，通过最具民族特色与观众认同的家国叙事，在纵横捭阖的历史时空与令人唏嘘的人物命运中，在加重历史底色的同时还原了人的历史。红色题材影视剧的历史穿透力及其彰显的人性力量，由此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准。

    中国历史本来就是家国叙事。中国电影也在一以贯之的家国叙事中流露民族电影的韵致，抵达中国观众的内心。从20世纪30年代的《渔光曲》、《马路天使》，到40年代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电影中的国破与家亡便联系在一起。1949年以来，大陆、台湾和香港电影分别在以国为家的政治话语、以家为国的道德关怀与无家无国的漂泊意识中体会共同的历史文化与家国梦想。这种内在的身份认同与归根主题已经浸透在迄今为止大多数国产影视剧之中，包括当下的红色题材影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正是以50集、近35个小时的播出长度，将这种曲折隐幽而又大爱无言的家国叙事发挥得淋漓尽致；尽管在拍摄手法、演员表演以及叙事节奏、作品主旨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但该电视剧已经具有一种令人期待的史诗气质。

    实际上，通过杨家一家及其相关人物从1925年到1949年的沧桑，《人间正道是沧桑》所要表现的正是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巨大变迁。值得欣慰的是，尽管坚守了内地的主流历史观，但电视剧没有太多照搬历史教科书或官方历史的编年，也没有采取纯粹虚构的讲述方式，而是选择了一个既不过于宏大也不太显琐细的故事框架，在时代的横断面和历史的纵切面相互交汇的区域，以杨家一家及其相关人物的命运为主线，展开了迄今为止最全面也最立体的家国叙事。在此过程中，国共两党从分到合、从合到分的宏大历史与杨家兄妹各人殊途、分分合合的家庭关系形成颇有意味的同构。在这里，无论以国为家，还是以家为国，剧中人物都在各自的选择中寻找着并坚持着，以自己的执着、激情与理想，为家付出，为国奉献。

    除了杨立仁、董建昌、范希亮等国民党人物在性格塑造上取得了许多突破并令人耳目一新之外，《人间正道是沧桑》还着力于瞿恩、瞿霞、瞿母和杨立青等共产党人物的性格塑造并力求有所创新。在此前的红色影视剧中，共产党人正面形象往往不如国民党或其他反面形象生动活泼，也因此不太具备应有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而正面形象的塑造，恰恰是红色影视剧的最大软肋，并成为制约着红色影视剧向前跨越的重要瓶颈。通过努力，《人间正道是沧桑》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的缺陷，使剧中的共产党人充满了应有的生活气息与相当的个性特质。

    如果说，电视剧对国民党人物的塑造，主要在于细腻剖析其性格的复杂性、丰富性和多元性，那么，对共产党人物的刻画，则主要在于充分展现其人格的魅力。从一开始，杨立青就比哥哥杨立仁更受到父亲的看重；在广州和上海，瞿恩也对杨立青赞赏有加；特别是跟杨立青有关的所有女人，包括瞿母、姐姐杨立华与瞿霞、白凤兰、林娥等等，都会垂青杨立青。瞿恩也是如此，他不仅跟自己的母亲和妹妹一起去法国留学干革命，使自己一家成为传奇性的红色家庭，而且在黄埔军校使杨立华、杨立青先后成为自己的仰慕者和追随者，还吸引了自己的崇拜者林娥加入党的队伍之中，并秘密地结为伉俪。尽管电视剧主要还是通过剧中人物的言行及其具体的选择来展现共产党的人格魅力，但观众能够通过移情，与剧中人物产生认同和共鸣，进而感受到共产党人独一无二的精神感召力。

    当然，在中国的红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同为红色的中国共产党人反而最易同化于历史的底色而无法识别，《人间正道是沧桑》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这也是该剧予以观众的最大遗憾。然而，无论如何，通过雄心勃勃的家国叙事，也通过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刻画，人在历史的底色中逐渐显影，人的历史正在成为中国红色题材影视剧的焦点话题。

 2009年7月24 

影视剧说不说方言  谁说了算

中国电影研究专家李道新教授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毛泽东”不能说湖南话了，“邓小平”也不能说四川话了，近日，广电总局的一纸禁令让全国上下“从头做起”，在影视剧中全面推行普通话。其实早在2005年广电总局就做过类似的批示，但并没有浇灭制片商们在各类影视剧中大量应用方言的热情，但在本项禁令颁布以后，四川方言版《潜伏》停播、《决战南京》回炉重新配音，让人感到广电总局这次要来真的了。
    我国地域广大，不同地区方言千差万别，这个“一刀切”的禁令到底为我们带来了什么，本报记者连线对话北京大学艺术学院中国电影研究专家李道新教授。

 
    方言是了解不同地域文化的良好介质 

    谈到此次广电总局禁令的用意，李道新教授认为，正如广电总局发言人朱虹所言，是为了规范影视剧中语言的使用，履行国家推广普通话的政策。
    对记者关于此项规定对治理影视剧中方言失度现象作用的疑问，李道新教授表示，我国的影视市场受政策的约束还是比较强的。针对影视剧中方言不断增加的趋势，此规定无疑能够产生实实在在的作用，对其有所遏制然而，针对有些专家认为方言的泛滥会使汉语的纯洁性受到影响，李教授并不十分苟同：“我认为在当今人口流动性增强，文化日渐多元的背景下，方言是了解不同文化一种良好的介质。 ”

    方言不是决定电影成功的唯一要素

    “方言”在近年来似乎成了影视剧的一个创意要点，《疯狂的石头》等作品中的方言用特殊腔调赋予了电影独特的风格。但方言是否是一部影视作品成功的决定要素，李道新说，“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影视作品可以吸引人的要素很多，但不是每种都起作用，有时只是某一个方面。比如《我的兄弟叫顺溜》里三营长说的湖北话，对这个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就有很大帮助，使得人们对他的关注度甚至超过了顺溜。领袖人物说方言，这是我们都已接受的了，突然改说普通话，大家可能都不习惯。 ”“方言反映了一定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否定方言，势必损害有些影视剧的原生态特色。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既要强调全球特质，又要强调地域特质。 ”李道新教授补充到。

    影视剧语言的最终决定权在观众

    那么，电影和电视剧的语言到底应该由谁决定？是应该由广电总局给出一个全国标准，还是他们管得太多？李道新教授表示：“市场会自动做出选择，影视剧语言的最终决定权还是在观众。”只要语言中的方言不超过一个界限，使得人们都听不懂，都会被市场所接纳，并给出相应的评判。

                             见习记者 郝元义

第四届华语青年影像论坛11月开幕

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电影艺术杂志社等单位承办，第4届华语青年影像论坛将于11月1日至6日在北京举行。秉承“电影工业从青年开始”的宗旨，第4届华语青年影像论坛将以创新、务实、专业的标准，更为准确和深刻地把握当今华语电影创作的思想与脉动，推介华语电影新人、鼓励华语电影原创作品。

华语青年影像论坛成功举办三届，业已成为华语地区青年电影新人新作的盛典。第4届华语青年影像论坛将在前三届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继续扶持青年导演，扩大青年导演影响力，并更深入地为青年影像工作者提供了优质的展示才华的平台。本届华语青年影像论坛的主题是：两岸青年影像文化的新世纪与新视点。论坛将邀请海峡两岸近年来最活跃、最重要的青年电影导演、制片人、发行人共襄盛举。本届论坛仍由五大主体活动组成：华语青年影像论坛开幕式、闭幕式、华语青年影像论坛高峰会、华语青年影像论坛圆桌会、华语青年影像观摩周、北京电影计划融资会2009。担当本届论坛主席的也将是两位两岸电影界重量级艺术家。

“北京计划2009”和“影像观摩周”作为华语青年影像论坛的两个重头内容，现已开始接受报名。“北京计划”自2007年创始以来，已成为国内最重要的青年电影融资会，得到了包括港台等许多华语地区近百家影视专业投资、制作、发行机构的青睐。往届入围北京计划的项目有多个已拍摄完成，如《完美新娘》、《欠我十万零五千》、《马文的战争》等。“影像观摩周”作为论坛的品牌活动，举办三届以来已推出了一百多部最新、最具原创性的青年影像作品。“影像观摩周”被业界誉为最具有专业性和包容性的青年作品展。

“北京计划2009”报名请登陆：http://www.filmart1956.com/bjplan_zgqs.asp

“影像观摩周”报名请登陆：http://www.filmart1956.com/hyqn_zpzj.asp

 

聚焦海峡两岸电影良性互动

本报记者　王国平　发布时间： 2009-07-13 07:10　来源：光明日报

　　7月11日,在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上,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田进在专题研讨发言时透露,内地主管部门正在着手制定并将适时出台惠及台湾电影业的政策,鼓励台湾业者经批准在大陆参与合拍影片,建设、改造电影院,发行大陆影片等。此前,台湾方面宣布大幅放宽两岸电影交流,内地演员将可正式前往台湾拍摄电影。

　　“实现两岸电影交流的良性互动,是两岸几代电影人的共同心愿。”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道新表示,这样的消息令人振奋。

　　6月底至7月初,《囧男孩》、《态度》、《练习曲》等6部台湾电影登陆京津两地,这是由中国电影基金会和台湾两岸电影交流委员会共同主办、万达电影院线独家承办的首届两岸电影展·台湾电影展的主要内容。此前的6月17至23日,首届两岸电影展·大陆电影展在台湾举行,7部内地电影相继在台北和台中展出。

　　专程来京出席影展开幕式的台湾知名导演李行今年80岁高龄,在致辞中他期待两岸电影交流不断走向常规与深入,最终实现“你喜欢看我的电影、我喜欢看你的电影”的目标,“因为只有这样,中国的电影才有前途”。

“不交流,无以立”

　　李行简单回顾了两岸电影交流史:1993年,两岸举行了双向交流影展活动,但没有了后续;1999年,他和谢晋在上海、台湾互办影展,如今谢晋溘然谢世,已成绝唱;2000年,国家广电总局领导携6部电影赴台展出;2002年,电影表演艺术家于蓝率电影团到台湾访问;2007年,苏州金鸡百花电影节期间举行了李行个人电影回顾展……

　　断断续续,难成规模,是两岸电影交流的基本特征。其结果是双方对彼此电影风格、电影语言的陌生。

　　在筹办首届两岸电影展·大陆电影展时,内地方面也挑选了6部电影到台湾。但李行强烈要求再加一部《非诚勿扰》,让这部在内地反响热烈的电影到台湾“试水”,结果台湾电影观众给出的答案却是“水土不服”。

　　“《非诚勿扰》在内地票房过亿,拿到台湾放映却票房惨淡,都说两岸文化同根,但存在这样的反差,原因到底在哪里?”

　　在致辞时,李行停下手中驱热的小扇,紧蹙眉头,发出这般疑问。

　　而台湾方面在挑选参展影片时也是煞费苦心,他们难以把握内地观众喜欢何种类型的台湾电影,于是爱情片、儿童片、纪录片都选,“有些忐忑,算是‘投石问路’。”

“我想关键在于两岸电影缺乏充分的实质性交流。”李行作出了这样的判断。

　　“大陆电影‘长’这样啊!”台湾知名影评人焦雄屏和台湾年轻人一起观摩内地电影《疯狂的赛车》时,该片的高水准让他们大为感叹。

　　台湾电影事业发展基金会董事长朱延平则把羡慕的眼光投向了香港电影。由于不断加强与内地的联系,香港电影正在逐步摆脱不景气的局面。《窃听风云》、《机器侠》、《麦兜响当当》等五部香港电影将抢滩今年内地暑期电影市场。“现在,内地有活干,香港电影人背个包就北上了。不像台湾电影人,左想想,右想想,就放弃了。”

　　曾经拍摄过《大灌篮》等影片的朱延平被邀请和台湾知名导演侯孝贤合影时,顿时生发感慨:“在内地,很难同时见到两位台湾导演的。”

　　“不交流,无以立。”李道新说,这应该是新形势下两岸电影人共同的心声。

“合则两利,分则两伤”

　　在李道新看来,大陆电影与台湾电影的关系,比香港电影更为紧密。

　　他认为,由于文化的同质性,台湾电影进入内地没有语言和文化上的障碍;同时,台湾电影的精神世界和文化追求与大陆电影有共通之处,彼此更容易感同身受。而香港电影更加注重商业化,在电影观念、电影文化上稍逊一筹。

　　这样的判断得到内地青年导演宁浩的认同。这位拍摄过《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的新生代导演说自己在上学时,喜欢的电影就包括台湾导演杨德昌的《麻将》,侯孝贤的《童年往事》、《风柜里来的人》等。

　　对台湾电影的偏爱,曾经是大陆电影人的一股风潮。李道新说,内地“第六代”导演以个人化风格登上电影的舞台,最直接的影响就来自台湾,“当时,内地年轻的电影人‘言必称杨德昌、侯孝贤’。”而台湾电影人对大陆电影也有着浓厚的兴趣。首届两岸电影展·大陆电影展在台湾举行时,《疯狂的赛车》放映前就有许多民众提前索票,放映现场人潮涌动,映后更是佳评如潮。这样的阵势让参演此片的台湾演员高捷也大感意外。

　　焦雄屏认为,两岸电影人可以取长补短,成就更完美作品。“比如叙事方式,大陆电影注重‘以文载道’,通常显得厚重、深邃;台湾电影讲求情调、气氛,往往带有个人主义倾向。互相吸收借鉴,对两岸的导演尤其新生代导演是很好的。”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影视学系副教授孙慰川表示,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台湾电影业陷入低迷,人口基数较小是其难以实现产业规模升级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内地拥有13亿人口,是全球最具发展潜力的电影市场。两岸在语言、文化等方面也没有障碍。因此,加强与大陆电影交流与合作的力度,与大陆电影人共同开发两岸电影市场乃至全球电影市场,是振兴台湾电影最切实可行的道路。当然,台湾电影较早建立了海外的发行体系和销售网络,在拓展海外市场等方面具有丰富的人才资源和宝贵的经验积累。“两岸电影是‘合则两利,分则两伤’的关系。”他说。

“有机会,一定来”

　　首届两岸电影展·台湾电影展举行时,北京酷暑难耐。“但炎热的气候热不过两岸电影人为推动两岸电影产业繁荣发展而深化交流、加强合作的热心和热情。”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喇培康在致辞时说。

　　事实是,侯孝贤、宁浩都是从片场直奔开幕式现场,“带着片场的气息”,为两岸电影良性发展“站台助威”。

　　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李前宽高兴地看到,内地青年导演代表宁浩和拍摄了《海角七号》的台湾青年导演代表魏德圣紧挨着坐在了一起,“这是一个标志”。

　　《囧男孩》的小演员李冠毅对北京的第一印象是“路好宽”,当被问到是否有兴趣来北京拍电影时,他爽快地答道:“有机会,一定来!”

　　对于他而言,机会将越来越多。

　　李前宽透露,下届两岸电影展的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包括举办大型电影论坛等,未来将有更多的尝试,例如举办两岸大学生电影节、两岸大学生短片比赛等。

　　另外,内地导演高群书和台湾导演陈国富合作的《风声》近期杀青,预计将掀起观影的热潮。

　　电影人正在受益于两岸电影政策的良性互动。吴宇森的下部电影《1949》有一半工作人员来自内地,原本担心无法赴台拍片。电影的制片表示,吴宇森得知两岸电影界交流最新进展后感到非常开心,“我们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

　　侯孝贤对两岸电影合作的前景充满了期待,“如果内地方面每年拿出一定的配额,允许台湾电影在院线和电影频道播映,无疑将大大推动台湾电影的发展”。

　　“假如华语电影切实地融合进了内地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台湾的艺术与美学风格,再加上香港的技术手段和商业运作,它将无往而不胜。”李道新如此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