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委书记打断发言官员的话，并把他轰下台，在官场讲究一团和气的语境下绝对是一件惊世骇俗的事。被轰下台的官员肯定心里不好受，可公众看了拍手称快，那些在台上不怕浪费别人宝贵时间，滔滔不绝地说着空话、套话、假话的行为确实可恶。

说句实在话，相信大多数官员也和公众一样，不喜欢那些空话、套话、假话，可一旦到自己站在台上，还是照说不误，“一二三四”，天花乱坠。人人厌之，人人行之，这说明什么？至少可以说明这决不是个人品质问题。我想对官场空话问题进行经济学的考察和分析，或许会给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经济人”是经济学大厦的基石。这一理论认为，人类存在着尽可能增加自身利益的意愿，即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官员也是“经济人”，他们在行使公权的过程中，也希望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不幸的是，空话、套话、假话成了他们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之选——说空话、套话、假话，比干实事、说实话既节约成本支出，又降低风险——谁又敢说那些话不正确呢？更可以提高个人收益预期——“说得好”有时比“干得好”更受上级青睐，何乐而不为？上有所好，下必甚然，官场空话由来已久，积重难返，不是今天才有，亦不是个别官员的偏好。

官场空话，更是官员制造信息不对称的表现。在市场交易过程中，总有人喜欢制造信息不对称——隐藏自己的私有信息，提供不真实的信息以谋求增加自己的利益，譬如说卖方故意隐瞒产品缺陷的信息。从这个角度说，官场空话、套话、假话，正是官员故意隐藏自己真实的信息，给对方提供假信息的过程。任凭你有天才，你也无法从滴水不漏的空话、套话、假话当中发现有价值的线索。

官场空话的风险成本低，也是空话盛行不衰的重要原因。风险成本是指由于风险的存在和风险事故发生后人们所必须支出的费用和预期经济利益的减少。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只见那些说空话、套话、假话的官员飞黄腾达，而且吹得越大，升得越快，何时见到有官员因为说空话、套话、假话而受到惩处而“利益减少”？像文首那位因说空话被赶下台，已是闻所未闻的了。

官场空话，是官场话语体系的一个缩影，有着深刻的制度成因。可以想象的是，如果制度设计合理，迫使官员成为真正的公仆，惟人民的马首是瞻，相信他们也不敢成天自娱自乐，说官僚体系内才听得懂的空话、套话、假话了。因此，必须进行制度创新，转变官员的责任指向，才能对官场空话的顽疾有所触动，否则主席台上说空话的官员永远也赶不完。

12月24日，廉江公安局副局长陈锡照大摆筵席，庆祝乔迁豪宅之喜，上千人排队送红包。据估计，陈副局长的花园别墅造价不下百万。（见12月26日《南方日报》）

百万豪宅，千人排队送红包……新闻在网易新闻频道挂出来数小时，网友评论几近5000条，而戏谑式“祝贺陈副局长乔迁之喜”的“楼”就盖到50多层。其中以“周久耕发来贺电”最精妙，最有意思。

前事不远，“周久耕事件”正好一年。去年12月14日，有网友上传一张照片，时任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的周久耕开会的桌上放着一包市价150元的“九五至尊”极品香烟。一切就由这包烟开始，尽管当地官方极尽袒护周久耕，最后仍保不了他。网友之所以把陈锡照豪宅与周久耕相提并论，因为在网友眼中，副局长的百万豪宅就是周久耕桌上那包“九五至尊”！

“九五至尊”即使是极品，不过百来块钱一包，本与腐败关系不大，南京纪委也曾表示，“偶尔尝鲜未尝不可”。而舆论之所以揪住不放，步步紧迫，其实是另一个问题：天价香烟只是一个符号，是腐败外表化的一条线索，由烟及人。事实最后证明这种逻辑推理的可靠性。

一位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县级市的公安局副局长，拥有一座不下百万的豪宅说明什么？对于时下的公务员工资来说（注意，广东的东西两翼地区的工资水平远不如珠三角），百万元是一个什么概念，如果仅靠工资不吃不喝要存多少年……相信大家心知肚明。再加过“千人排队送红包”这一事实，其异样气味已相当明显了。

由“九五至尊”顺藤摸瓜，结果揪出周久耕这位潜伏已久的贪官。如果有关方面也从“百万豪宅”入手，多问几个为什么，或许也会有意外的收获。纪检、监察、反贪等部门不是经常要求公众举报官员腐败行为吗，今天这条“大线索”就摆在马路边，再显眼不过了，怎么做就看你们的了。事情发生了，如果你们不积极、主动介入，给公众一个交待，等到被网络、舆论推着走，重蹈“周久耕事件”覆辙，就不好玩了。

周久耕事败“九五至尊”，给当地官员一个做官秘笈：低调。可惜，远在广东西部的廉江市陈副局长不懂，百万豪宅已经够招摇的了，还要大摆宴席，大收红包……叫人说你什么才好呢？别以为“廉洁奉公”是说给人家听的，轮到自己就不当一回事，现在看你怎么收场。

新闻链接：http://news.163.com/09/1226/08/5REPLTD300011229.html

82.3%的受访者认为“腐败问题突破民众承受底线”，是一个危险信号。如果考虑腐败的“衍生效应”——导致第二挑战的“贫富差距”、第三挑战的“干群冲突”等，那么腐败的危害性更高，公众的怨尤更大。

无论从中国的历史，还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都告诉我们，比起外部的挑战，内部腐败是执政集团最难跨过的“坎”，因为它是从量变到质到的过程。毛泽东早在延安时间，就清醒地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在以后的岁月中一直在寻找能够跳出“黄宗羲定律”的路子。此后的几代领导人都对腐败有着清醒的认识，高度重视反腐工作。胡锦涛总书记更指出：“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历史任务。”

这么多年来，反腐工作虽然常抓不懈，也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毋庸讳言，反腐效果仍不理想，与公众的期望仍有相当大的距离，反腐问题历年都成为民怨之首。当今的腐败呈见几个显著特点，一是大面积的，不仅是经济领域，几乎所有行业、领域，都存在腐败风险；不但是大权在握的，连小官也分一杯腐败羹；二是隐蔽的，与当初明目张胆贪污公款，吃吃回扣，“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不同，如今的官员腐败已经非常隐蔽，有极高技术含量，没有专业人员根本发现不了他们的问题；三是深层的，如今的腐败已经到了足以影响公共决策的程度。公共政策被裹挟，这种腐败最为危险，对社会秩序的破坏最为严重。

更可怕的是，反腐工作出现倒金字塔结构，即基层反腐效率低，查办的腐败案不多，而大量的案子留给了中纪委。别说市、县一级，主动反腐案子微乎其微，就连省一级纪检、监察、反贪等职能部门，成绩可圈可点的并不多，甚至连省纪委书记本身都有问题（如王华元）。哪怕中纪委的人有三头六臂，恐怕也理不完全国的腐败案子。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旧话没有再提的必要了，腐败到了今天这种状态，我想任何的等闲视之、盲目乐观都将是不负责任的，甚至是对人民的犯罪。无论出自哪个阶层的利益需求，社会稳定都是第一位的，谁都不希望民怨累积到缺乏理性表达的哪一天。因此我们必须正视腐败现象，不回避，不遮掩，拿出破釜沉舟的勇气，同时给公众一个反腐的时间表——什么时候达到什么程度，什么时间基本扫除腐败，作为公众监督的依据，也作为执政集团努力的目标。

新闻链接：http://news.163.com/09/1224/12/5RA545910001124J.html

原以为废止旧《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像当年废除收容条例一样，对拆迁乱局有革命性改变。殊不知，“拆迁主体”这个灵魂性纲领在新修条例中最终收归政府囊中，让人忧心忡忡，高兴不起来。

要使政府作为拆迁主体，比过去开发商、政府，或者“开发商＋政府”的模式更好，其前提必须是政府要严格遵守《物权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做到依法行政，否则就毫无意义，甚至更糟。事实上，在过往的拆迁中，对被拆迁人利益侵害更大、被拆迁人更无力抵御的往往不是地产开发商，而恰恰是地方政府——政府手握公权，可以动用各种专政工具，武警、公安等等都出动，荷枪实弹参与强拆的现象比比皆是。在这种现实语境下，把拆迁主体定性为政府，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地方政府更加有恃无恐，拆迁矛盾将更加突出。

将拆迁主体定义为政府，其弊端远不止此。拆迁，应该是一个民事行为，行为主体间应该秉承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守法的原则进行协商，任何的不平等、胁迫都是有违民法精神的。而政府主导拆迁，必然导致政府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角色，必然会出现以强凌弱的“丛林法则”，必然违反《物权法》《民法》等法律，这在当今的中国几乎是不证自明的。数天前，黑龙江东宁县县长就在动迁大会上警告“钉子户”：“不要以卵击石”，“卵石论”令公众哗然。

我们的政府过于强势，无所不包的职能导致效率低下等诸多“政府病”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而“大市场小政府”、“政府应‘守夜人’、‘裁判员’”等现代政府理论也渐渐成为上下的政治共识，政府主导拆迁在某种意义上说恰恰是对这一潮流的逆反。拆迁是一种市场行为，政府作为拆迁主体，直接与另一市场主体面对面，必然导致政府对经济介入过深（更要命的是政府成为拆迁最大的利益主体），由此引发的种种问题已毋需论述。

因此可见，政府作为拆迁主体，未必比过去有改善，甚至相反。拆迁作为一种市场行为，最终还得“把撒旦的还给撒旦，把上帝的还给上帝”，“市场化＋法治化”才是它惟一可靠的、可持续性发展的出路。

新闻链接：http://news.163.com/09/1220/07/5QV8IPL10001124J.html

公众一唱低俗歌曲，监控系统立亮红灯、报警，执法部门立即出动……此情此景，让人恍若隔世，那应该是我们父辈年轻时代可能发生的事，21世纪再发生，未免令人诧异。以“低俗”之名限制公众某方面的精神生活，必须经得起三重拷问。

低俗与否，如何界定？《现代汉语辞典》对“低俗”的定义是“低级而庸俗，与‘高雅’相对”。 对于文艺作品，何谓“低级”、“庸俗”，什么才算“高雅”，不但辞典付诸阙如，也没有任何法律、法规详细定义。“低俗”是主观性极强的价值判断，不可能用科学的标准对此进行实证的表述。在价值选择领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趣，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完全可能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你认为“低俗”，他认为“高雅”，该怎么说？

谁有权充当“文化判官”？既然“低俗”不存在客观标准，就只存在话语权——谁说了算的问题。那么，文化需不需要“判官”，谁又有权充当“文化判官”？自由意志是个人自由的一个组成部分，只要他的自由意志没有对他人或社会的公共利益构成危害，没有超越法律底线，就不应受到限制，这是现代社会的共识。政府没有必要老是胸怀“父爱主义”，放心不下“孩子”，非得包办“孩子”的一切不可。事实上，政府充当“文化判官”，干预社会成员的意志，也不可能实现“去俗存雅”的初衷，“文革”期间对文化的管制造成文化凋敝、道德颓废就是明证。

公众有没有低俗的权利？回答应该是肯定的。文明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多元文化的并存，既有“高雅”的，也可以有“低俗”的，西方歌剧与中国“二人转”在某种意义上说并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各种文化现象的争奇斗艳，多重不同旋律的协同合奏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全社会只有一种声音，哪怕这种声音再高雅、再正确，也是危险的。可以说，低俗无疑也是公众的一种权利，是社会生活的一个维度，甚至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退一步说，就算某些文化真的低俗，谴责是可以的，打击却是不可以的，因为用道德理由定罪，是公权力的滥用。

也许那些有秩序偏好的管理者应该明白，多元文化的重要性，源自人类多样化的精神需求。政府不应当以一种既定的标准对所有人的精神需求同质化，更不应以主观的标准去定义多元价值，应该把文化供求的配置权还给市场，让每个社会成员根据自己的意愿自主抉择。

新闻链接：http://news.163.com/09/1219/01/5QS3B0NC000120GR.html

深圳市西乡交警中队的内部人士爆料称，该警队队长与领导在酒楼应酬，因喝大量洋酒轩尼诗而醉亡。警队随后将其上报因公牺牲和烈士，称主要是想从名誉上弥补他，为家属多争取一些抚恤。(      见11月14日《环球时报》)

估计深圳市西乡交警中队因为忙于与其家属计算工龄及补偿（家属提出要补偿从38岁到75岁的工资，一共要480万元），无暇顾及碑文一事，不才不揣冒昧，为“酒烈士”拟一碑文，如有不恭，罪在我。碑文如下：

陈警长者，青年才俊也。英年早逝，山河同悲。

某日晌午，为不拂领导之意，为联络群众感情，陈警长慷慨奔赴酒桌。惟见席间，推杯换盏，觥筹交错，群众频频举杯相邀，句句真情呼唤，盛情难却，奈何领导不胜酒力，面似关公脸，腿若棉杆。危急关头，豪气冲天之陈警长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只见他，敞开胸怀，来者不拒，杯杯见底，痛快淋漓，其为领导勇于献身之大无畏精神，不怕牺牲之英雄气慨，令全场折服。昔刘伶“死便埋我”，何如也。

高山顶上一棵松，男不喝酒非英雄，喝七八盅不算会，三瓶五瓶不醉翁。吾陈警长，虽有海量，亦不乏慷慨，奈何人非酒桶，初微醺，继脸紫，再呕吐……复不省人事矣。虽经急救，回天无力。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呜呼哀哉！

陈警长以盛年之躯殉酒，既为之惜，且为之悲。以身拯领导于水火，山河可鉴，日月可表。单位拟报烈士，坊间破多微词，实不该也。“服务就是收费，工作就是喝醉”，谁言陪酒不是工作？醉死不是殉职？昔有云南泸西某女，“因公陪酒”身亡，单位立碑旌表，铭曰“永垂不朽”；后有郭世忠，河南信阳人氏，计生官员，酒后猝死，追记“三等功”。陈警长苦若某女，功比郭高，同为猝死，理当以“烈士”礼之。

国务院颁著《烈士褒扬条例》，曰“堪为后人楷模”者方为“烈士”。陈警长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为领导挡酒，视死如归，义薄云天，岂非“后人楷模”？

安息吧，烈士！

                                                           深圳市西乡交警中队

                                                           2009年12月14日

新闻链接：http://china.huanqiu.com/roll/2009-12/659277.html

“90%以上的干部群众认可了广东制度防腐工作”，不知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队是怎样得出这个结论的，也不知广东省政府敢不敢领这个荣誉。作为小百姓，我只能叹一句：又被代表了一次。甭说把群众纳入调查范畴，即使仅在公务员甚至是官员中进行反腐败满意度的调查，恐怕也不可能达“90%以上”吧？公务员对腐败牢骚满腹也者大有人在。

别以为笔者属于10%的行列，质疑调查结果是诛心之论，就事论事说“制度防腐”吧，且问：广东在预防公务员职务犯罪方面有什么制度创新？权力有效制衡、独立腐败调查机关、官员财产申报制、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舆论自由监督……这些被普遍认可的防腐举措哪一项在广东率先实现了？恕我直言，一样也没有。既然如此，“90%以上的干部群众认可广东制度防腐”又从何谈起？

自2008年6月以来，广东省和出自广东省的省部级官员先后被中纪委查处的有：郑少东、黄松有、陈绍基、王华元、许宗衡等。如果再降到厅局级，数量将更加可观。连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今年6月针对许宗衡落马怒斥贪官时也提到广东的“腐败问题，绝不是一般的严重，而是十分严重，十分严峻”（见今年8月2日人民网）。如果广东的制度防腐真的管用，九成以上公众满意，哪来那么多的贪官，汪洋书记还发什么火？

曾经有人把“批评与自我批评”改为“表扬与自我表扬”。平心而论，“表扬与自我表扬”并非都是坏事，关键要看“表扬与自我表扬”的是否实事求是，而且要有所节制，不要胡吹海吹。在我看来，“90%以上的干部群众认可了广东制度防腐工作”不但是典型的“表扬与自我表扬”，而且有“注水”、“掺假”之嫌，这就有点离谱了。

许多官员老想不通，为什么群众对官员总是产生信任危机，官员说什么群众都不信。试想想，你们经常罔顾现实、强奸民意，毫无节制地“表扬与自我表扬”，怎么让“被代表”的群众相信你们呢？此外，低估腐败的严重性，高估反腐的成就的虚假信息，就像一剂精神鸦片，给决策者带来的只是片刻的、虚幻的兴奋，而改变不了严峻的现实，这对于党和政府清贪反腐，整肃吏治，实现自我革新是十分不利的。

对政府表现的评价，政府部门组织的问卷调查，无论结果如何，都难以避嫌，都不能让公众信服。只有独立的、第三方调查机构介入，从程序正义上保障，才有可能得出接近事实的结论。

新闻链接：http://news.qq.com/a/20091214/000943.htm

“学习革命”、“洗脑风暴”，从这些“文革式”语言足以窥见昆明公务员培训力度之大、规模之巨，再见“仇和风格”。不独昆明，近两年来，公务员集中培训成为一股强劲的“飓风”，自上至下都搞，规模之大为历年罕见。因为秉持某种近似正义的逻辑——提高公务员的学识与修养，转变他们的观念，从而提高他们的执政能力，增进公共利益——而不容置疑。无论是不是公务员，加强学习、提高学识总归是好事，问题在于，公务员大规模培训是否需要？公众有没有责任为公务员培训埋单？

我们不妨先从成本与效益角度审视其必要性。成本包括两方面，一是直接成本。公务员集训，吃喝拉撒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如果进省城、京城，更加惊人，试想昆明一市就有2.6万人次参加培训，需要花纳税人多少钱？全国统计，又需要多少？恐怕无人能道其详；二是简接成本。公务员大规模脱产培训，必然导致缺岗、缺勤现象，牺牲为公众服务时间，从而增加社会成本。其收益又有几何？教育学常识告诉我们，“逼你学”这种被动学习效率最低下。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公务员培训，逼上梁山，是没有什么效果，至少与公众付出的巨大成本不成比例。许多公务员把培训当作是公费旅游，甚至是拉关系、搞交际的大聚会。

再从权利角度剖析其正当性，公众到底有没有责任为公务员的培训埋单？我想这个答案是否定的。公众纳税聘请、供养公务员，就是为了向他们赎买公务服务，而不是像“包二奶”一样包养他们。一些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公务员，安享公众所提供的、优厚的薪金与福利，就是要付出自己的综合技能（包括学识、技术、能力等等），给公众提供与自己待遇相当的服务。而学识属于公务员个人综合技能的组成部分，是获得报酬的“固定资产”，如果公务员因为学识不足、不能满足公务需要和公众要求，必需付出成本提高个人学识，那也是公务员个人的事，理应花个人时间，由个人付费。叫公众为公务员提高个人学识埋单，就像我们购买某种产品时，还要为工厂的机器折旧、工人福利等另付款项一样不公平。

在公务员制度比较规范的国家，公务员干得好可以提升，获得更好的个人收益（包括政治与物质），而不称职的公务员如果不想办法提高自己的能力，只有走人，别指望用纳税人的钱来进修，以增加个人资本。官员用公款读书，会被视为以权谋私甚至贪污的表现。

无论从哪个角度说，用公款为公务员培训埋单都是一个错误，哪怕培训最终提高了公务员的素质，增进了公共福利，实质正义也因程序的不正当而变得不可接受。

新闻链接：http://yn.yunnan.cn/html/2009-12/13/content_1008862.htm

去年地震后，四川灾区建立了一所“四川烟草希望小学”，不仅屋顶上有明显的“中国烟草”的标识，楼下的一块石板上还写着“立志奉献社会，烟草助你成才”。 据调查，我国以烟草冠名的希望小学还有不少，如中南海爱心小学，红云集团菜园希望小学，红塔希望小学，等等。（见12月13日新华网）

一进校门，便见“烟草助你成才”标语，这个“烟草希望小学”果然有特色，“中国烟草”有创意，“烟草进校园”够成功，应该给它颁个“社会责任奖”嘛！可是作为家长，看了“烟草助你成才”的标语难免纳闷：烟草能助咱们的孩子成什么“才”？卷烟人才，还是吸烟人才？

对于吸烟，有两点是世界共识，一是“吸烟有害健康”，二是“青少年吸烟比成年人危害更大”。对此，全世界都非常重视并严格控制青少年吸烟，我国的法律也规定不准向18岁以下青少年售卖烟草，但由于法律执行力差、烟草价格低廉、获得容易等原因，我国青少年吸烟率是比较高的。据卫生部2008年控烟报告显示，我国现有13－18岁青少年1.3亿，青少年现在吸烟者约1500万。1500万是个触目惊心的数字，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烟草”借希望工程，把形象广告做到校园，让孩子们每天生活在烟草的氛围中，居心何在？

“烟草助你成才”拷问烟企社会责任。或许在某些人看来，烟草企业捐款修建希望小学，是企业回馈社会、尽社会责任的表现。一分为二地说，如果是无条件捐款助学，做好事不留名，或许可以这么说。但是，做好事要留名，而且是“臭名”——“烟草助你成才”，难免让公众对其的初衷产生质疑——究竟是尽社会责任，还是“吸烟从青少年抓起”？

“烟草助你成才”同时鞭挞希望工程。希望工程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改善贫困地区的办学条件的宗旨没有错，错在饥不择食。有奶便是娘，对方什么条件都答应，烟企给钱就是“烟草希望小学”，公墓、殡仪馆给钱是不是可以称“公墓希望小学”、“殡仪希望小学”呢？稍有责任感和常识的人都知道，“烟草希望小学”与文明社会格格不入，希望工程的主事者咋就不明白呢？“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阴”是最起码的道德要求，为人如此，为事亦应如此。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打”者与“挨”者都有问题，“烟草助你成才”才会出炉。哪怕一方还有点责任感或者骨气，便不会发生这种事。借善之名，行恶之实，哪怕“善”看起来多么光鲜诱人，都是应该诅咒的。如果非得挂“烟草”之名，烟企才肯捐建希望小学，那就收起你们的伪善吧！

新闻链接：http://post.news.tom.com/s/8C0009191619_2.html&2720979=1900037385

与去年的“变”相比，今年的“新”更令人振奋，体现了日本民众对未来的信心。由是我想，假如我们也评选2009年度汉字，哪一个有幸入闱？

“黑”、“被”、“牛”等在即将过去的一年都非常耀眼。“黑”，重庆的高调打黑，犁庭扫穴，一时间黑恶分子、腐败分子纷纷落马，群众拍手称快，山城河清海晏，一时成为全国舆论焦点，再到千载难逢的日全食；“被”，“被增长”、“被代表”、“被就业”、“被自杀”……“被”字的用法与内涵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广博，公众的无奈与愤慨从一个个用“被”作前缀的新词中透露出来；“牛”，显然不是今年才流行，但后劲十足，方兴未艾，12个1的“最牛身份证”、要关新华网的“最牛宣传部长”、“我拉屎要不要告诉你”的“最牛官话”，“最牛团长夫人”、“最牛门面房”……说句老实话，“牛”都快成网络恶俗，让网民反胃了，但仍然频频现身，皆因这社会“牛”事实在太多。

还有网友力推“具”字，杯具（悲剧）、洗具（喜剧）、餐具（惨剧）、茶具（差距）……“具”字倒具备网络话语风格，戏谑、诙谐又不失严肃。在我看来，似乎总有点“隔”的感觉，不够写实。如果要我推荐2009年度汉字，我选“拆”字。

“拆”字，公众都不陌生，无论在城市、乡镇，还是偏僻的农村，我们都可以在建筑物的墙上看到外加一个红圈圈的汉字：拆。“拆”总与另一个汉字“迁”组成联合结构，说明有“拆”就有“迁”。虽然“拆迁”属于联合结构，但“拆”与“迁”并不平等，“拆”的总是处于强势地位，或是经济，或是权力，因此才有“强拆”、“暴力拆迁”一说；而“迁”多半是无权无势的老百姓。“拆”与“迁”的不对等，导致“迁”的一方利益受损，引发剧烈的、深刻的社会矛盾。

近年来，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拆迁速度也在加快，由拆迁所引发的矛盾此起彼伏，成为和谐社会最大隐患。2009年也不例外，即使到了岁末，有关拆迁引发的新闻事件仍层出不穷：上月13日，成都金牛区一位女企业主唐福珍面对强拆，把汽油泼在自己身上，点火自焚事件。事件再次发起全社会对拆迁的关注与声讨，尤其当唐的行为被当地政府定性为“暴力抗法”之后，一时舆论哗然。暴力拆迁的合法性从未如此广泛地受到质疑。

数天前，北京大学法学院的五位学者公民建言的形式致函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废止或者修改已经实行8年之久的《拆迁条例》。虽然建议暂时未得到全国人大的回应，估计马上被采纳的可能性也不大，但随着拆迁的合法性被学者注意，并形成意见向最高权力机关施以影响，相信未来的情况将会有所改善。随着这一事件的发生，“拆”无疑是2009年最显现、最有意味的一个汉字。

相关链接：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9-12/12/content_12634732.htm

“万封举报信”，如果摞到一块，也怕是一座小山了。每一封举报信，背后都有一段“悲情故事”，“万封举报信”便堆成一片民意的“山”，民怨的“海”。我想，重庆方面在处理完举报所揭露的问题，还举报人一个说法之后，应该为这“万封举报信”辟个纪念室，成为党员干部的教育基地，让所有官员都来参观、品咂，什么叫民意，什么叫民怨。

在我看来，“万封举报信”既是对黑恶势力的血泪控诉，对某些与黑社会组织狼狈为奸的官员的严重不满。黑恶势力之所以能够从最初的街头小混混，发展到最后成为兵强马壮的黑老大，其头上都罩着大大小小的“保护伞”，且呈现黑恶势力规模与“保护伞”大小成正比的关系。“万封举报信”有多少官员涉案，想想都害怕。

更加沉重的得思考的是，重庆这些黑恶势力是在怎样的一个土壤中成长的？从前究竟存在着怎样的漏洞，导致重庆黑恶势力如此疯狂？一个重庆尚且如此，全中国有多少“重庆”还笼罩在“黑云”之中？更多的百姓，又靠谁来扫除天空的“阴霾”？需要多少薄熙来、王立军才够用？再进一步，一次铁腕“扫黑”，能够玉宇澄清多少日子？谁来替我们回答这些问题？

“万封举报信”，而且大多数是实名举报，同时是对重庆铁腕“扫黑”的支持与无限信任，从中透露出两个善治信息：只要政府真正情为民所系，为人民服务，人民群众永远都会站在政府这一边；只要政府干出成绩，人民群众永远都会投政府的信任票。试想，如果不是薄熙来不是动真格反贪，铁腕“扫黑”，公众怎敢真名举报腐败分子、黑恶势力吗？看看网上对重庆近期行动的如潮好评，更加理解上述两点。

重庆是这样，全国也是这样。官员们不必天天喊“执政为谁”口号，参观一下“万封举报信”，再看看重庆纳民意、得民心的善举，就知道应该怎么做才算执政为民了。

相关链接：http://news.163.com/09/1203/04/5PJ73UBU0001124J.html

74.4%的受害者不报警，主要原因是“破案机会不大”，舆论容易很容易把公众的“火”引到警方身上。当然，当然，任何习惯的形成，任何路径的依赖，都是多次的试错的结果。公众受到犯罪分子的侵害之后不愿报警，与警方的破案率有直接的关连——与其增加自身的麻烦又破案无望，干脆哑巴吃黄连算了。但是，在批评警方，呼吁其提高工作效率，增进公众信心的同时，作为受害者一方难道就没有责任吗？我看未必。

公众一方面对警方提出高标准、严要求，希望警方更有效地打击犯罪，提升城市的安全感，另一方面，当自己的权益受到犯罪分子的侵犯时，却因担心“破案机会不大”或者“怕麻烦”等原因而不愿报警。你不报案，警方又怎么知道你受害？又怎么知道犯罪分子是如何害人的？你不报案，又怎么要求警方破案、打击犯罪呢？

你不报案，不但对警方开展工作、有效打击犯罪不利，更糟糕的还在于：受害人不报案意味着放弃对犯罪分子追究的权利，放弃追究在某种意义上说便是对犯罪的纵容，使之继续犯罪成为可能。因此，社会常常出现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警方辛辛苦苦抓到惯犯，缴获赃物，却找不到受害人，因此也无法对犯罪分子的罪行进行界定。

在我看来，权益受到犯罪分子的侵害而不举报，是公共精神缺失的表现。合格的现代公民，应该具备一定的公共精神，有公共责任意识和公共参与精神。具有公共责任意识的公民，不仅关心自己的权利与利益，还普遍关心和尊重他人及他物，自觉关心公共生活秩序和维护公共空间的纯洁，对公共价值和公共利益表现出积极的认同和支持。在秉持公共责任意识的基础上进行公众参与，对偏离和损害公共价值和公共利益的行为自觉进行批评、抵制和打击。

公共精神与公民责任的缺失，对于建构民主自治的公民社会是极为不利的。我们成为受害者的时候，都漠不关心，还会关心谁的利益？从这个层面上说，无论警方能否破案，自己的损失能否挽回，从公民责任与公共参与的角度，受害人都应该积极报案，除恶务尽。

http://informationtimes.dayoo.com/html/2009-12/01/content_783016.htm###

在西方还在“打寒颤”的经济冬天，“中国留学生浩荡而来”，令他们感到了久违的暖意。但遗憾的是，中国学生也同时救了一些泥沙俱下中颇不规范的学校，留学生上当受骗的，有时竟像农民工在国外受骗的情况一样严重。（见11月29日《环球时报》）

就在本月初，澳大利亚就有5所学校倒闭，造成3000多人失学，其中中国留学生竟达1200多人！这5所学校，几乎都是私立的“野鸡学校”。而且这决不是第一例，近年来，中国学生出国留学受骗的情况层出不穷，愈演愈烈，以至教育部经常就中国留学生受骗事件发布预警信号。

钱钟书小说《围城》的主人公方鸿渐在欧洲游学多年，临回国时向一位爱尔兰人购得莫须有的“克莱登大学”博士文凭一张。于是，“克莱登大学”便成了“假留学”、“假文凭”的代名词。想不到当年的小说成为今天的现实，中国留学生“钱多人傻”，正成为外国“克莱登大学”觊觎的肥肉。不少家庭节衣缩食，付了巨额费用，把孩子送出国留学，望子成龙，不料却上了“克莱登大学”，成为“方鸿渐”的校友，令人痛心！

近几年，中国一直是世界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占全世界的15.2%。据教育部门统计，2008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达20万。每位留学生费用少则数十万，多则数百万，数千亿的经济规模，怎么不让外国人垂涎欲滴呢？据英国边境及移民事务大臣菲尔·伍勒斯今年6月透露，英国“野鸡大学”无处不在，专家估计多达 2000所。单英国就有这么多，全世界有多少，恐怕无人能道其详。

中国学生出国留学屡屡受骗，值得我们警惕、反思。回顾中国留学生史，人们对留学生一直心怀敬意，如当年清朝政府首次派出百余名留学生，不少日后都成为国之栋梁，如詹天佑之类。新中国成立之后，留学归国人员更成为新中国科技之精英，如刚刚仙逝的钱学森。但到今天，留学正在异化，在大学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今天，许多千方百计把孩子送出国外留学的家长，并不是希望孩子学有所成，回国之后为国效力，而是希望他们能在异国求生，赚美金，即使不得不回国就业，有了“洋文凭”，找份好工作也容易一些。

当出国留学异化为就业教育、混文凭之后，便容易舍末逐末——只重留洋经历、“洋文凭”，而忽略学习质量、学校声誉，于是便给了“克莱登大学”可趁之机。对于中国留学生屡屡受骗的现象，教育部门要做的工作很多，如信息公开提醒家长防骗，规范留学中介防止内外勾结，帮助受骗学生维权等。不过，这些都是权宜之计，要避免学生盲目外流，减少留学生上“克莱登大学”的当，最终还是要多练内劲，提高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留住人才是根本之计。

新闻链接：http://post.news.tom.com/s/80000B012087.html

(题目出错，“留学生”打成“留生学”，真够粗心的了。可怕的是，《燕赵都市报》用此稿时居然照出不误，老天啊，给人骂死。)

“卖血告官”，是一页基层群众维权的血泪史，一出正不胜邪的苦情戏。在我看来，鲜血有现实意义，可以卖钱，卖了钱作上访的费用；血，更有象征意义，血是一个人最后的“财产”，最后的“本钱”。当一个人、一个群体，不惜用鲜血来捍卫某种价值，或者换取某种东西的时候，将会一往无前，义无反顾，置生死于度外。如当年的革命先驱，为了自己坚持的真理，敢树起“砍头不要紧”的大旗，他们还惧怕什么？同理，当民众不惜抽出身上的热血去告官，他们还会怕什么？所以，“卖血告官”散发出危险的信号，对于社会和谐决不是好事。

村官腐败，倒卖村民土地，侵害村民利益，已成蔓延态势，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已成为中国现阶段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成为大国之痛。陆丰市“卖血告官事件”的浅表原因是村官不民主，以权谋私，无法无天，外加地方政府的不作为。但是，深层的原因恐怕不止这么简单。

村民自治，本来就是要让农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一项基本社会政治制度。村民自治的核心内容是“四个民主”，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村民自治最终实现村级民主选举、村级民主决策、村级民主管理和村级民主监督。可是，实施多年后我们发现，效果并未达到制度设计者的初衷，选举走样，村霸、黑恶势力“当选”村官现象比比皆是；人没选对，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就更无从谈起。这种状况在陆丰这种地方、宗族势力本来就非常强悍的地区尤为如此。

村民自治为什么走样？这是许多专家、学者试图论证的大问题，相关论文汗牛充栋。就事论事，局部修正，恐怕永远无法为村民自治的根源问题找一个良方。窃以为，村民自治之所以走样，原因固然有很多，但最主要原因是局部与全局的矛盾——如果没有全局的改善，局部的民主是没有意义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简单的道理，村级之上还存在着巨大的权力，可以用种种非民主、非法的方式干预村级事务（如《村民组织法》第四条规定，“乡、镇的人民政府……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但在现实中这一规定并没有做到很好的遵守），村级民主如何能独善其身？许多村官正是通过贿赂上级，与相关官员分享腐败收益，从而获得“保护伞”的。

在解决村级民主所遇到的种种问题时，执政者应该思考：村民自治了，下一步该怎么走？

新闻链接：http://news.163.com/09/1126/02/5P0UCH2G00011229.html

孩子的遗书

一位出身寒门、因交不起189元考试费而不能参加考试的李金川，带着当地官方给他的“抑郁、厌世、逃避生活而自杀”结论永远离开了这个曾经让他留恋的世界。不管李金川这个父母眼中的乖孩子是不是因“抑郁、厌世”而轻生，他的8页遗书中所揭示的沉重的问题，都值得全社会的关注与追问。

“送礼就调好座位，不送礼不请客就坐最后一排”、“好老师得不到重用，而会行贿的老师却占据高位”、“老师在办公室看黄色录像”、“副校长开北京现代轿车从何而来”、“打学生耳光”……交不起考试费不给学生考试，这种学校早就沦为“学市”，哪里还像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学校？不给老师送礼就没有好座位、教师在办公室看黄色……如此教师，焉能为人师表？还有校领导的收入……

更可怕的是，李金川遗书所提到的问题——教育官员腐败、学校管理不民主、不以人为本，唯利是图、师道不存、师德颓丧……等等，不独在新密、郑州、河南，几乎全中国存在这些现象，只不过程度不同罢了。政府教育投入不足（全国统计数字表明，2008年全国教育投入占GDP总量3.48% 仍未达到4%目标），教育产业化，教育市场化，直接导致学校、教师唯利是图，无心向教，甚至师德沦丧；社会贪腐成风，权力广泛寻租，校园也概莫能外；社会二元结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三农问题”使得教育投入成为农民“不能承受之重”……这些问题随着近年免费义务教育的实施而有所改观，但仍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尤其是教育腐败。教育改革，整饬纲纪，恢复秩序仍然任重而道远。公众对此心情之切，从新任教育部长上台，舆论关注之大，足以窥斑见豹。

中国历史上有“尸谏”一说，忠臣为了让昏君改变主意，为国家大计着想，在言谏已不奏效的情况下，只能在圣前一死，陈尸殿前，以期让国君醒悟，亦成就个人忠义名节。李金川用年轻的生命“尸谏”，能否警醒天下的教育者，多为国家着想，多为人民着想，做一个合格的人民教师，无愧于“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光荣称号呢？能否警醒教育官员，中国教育已到了危险边缘，再不能坐视不理了。

北大推出中学校长推荐学生上北大本想使一些偏才、怪才能上北大，然后从各地实际操作来看，推荐已变成一场考试分数的大比拼。重庆南开中学校长感慨，因为受到诸多限制，他不得不采取以分数来作最后定夺。（见11月22日《重庆晚报》）

北大甘冒众议、非议（甚至来自官方的批评），逆势强推“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是为了冲破病入膏肓的“唯分数论”泥沼，用“不拘一格降人才”重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偏才、怪才、大师云集北大的盛景。可惜，残酷的事实再次打破北大的“春梦”：“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仍然逃不出“唯分数论”这个“如来佛掌心”。

如果抽空其他客观因素，单就“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所展示的美好愿景——中学校长最了解自己的学生综合素质，如果他们能秉持公心，为国选才，肯定最真实、最权威——而论，还是值得期待的，对北大，甚至对高考改革都有善治意义。但是，“种善因”未必可以“得善果”，“善因”必须在恰当的条件下才能转化为“善果”，所谓因缘转化。而北大此项改革受挫就在缺乏必要的、恰当的客观条件，或者说外部条件不许可。

我们不妨设身处地，替那些受北大重托的中学校长想一想，即使可以排除一切外界干预（包括公权、金钱、美色等），放手推荐，在目前这种社会现实下，你够胆把上北大的名额不给考试分数排名第一、二名的学生，而给那些成绩一般而某项素质特别突出的“偏才”、“怪才”吗？即使你自觉问心无愧，你不怕被公众的唾沫淹死吗？不怕公权找你麻烦吗？在社会对高考公平非常关注，对以权谋私非常敏感，社会信任度非常低下的情况下，“唯分数论”，用最原始的公平——卷面分数说话，是惟一可行的选择，对推荐者来说也是避免瓜田李下之嫌的“最安全”的选择。当然，也最容易被公众接受。此外的任何尝试，在这种语境下都难逃“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厄运。

九九归一，和其他许多缺乏制度跟进的高考改革尝试一样，“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最终也逃不过“唯分数论”这个怪圈也就再正常不过了。我们必须看到，高考中的“唯分数论”其实“一果多因”，是错综复杂的社会原因之综合反映，既有教育本身的——如教育目的、教学方法、师资水平等，也有社会的——如腐败风气、社会公平、社会诚信、人才标准、就业困难等等，还有儒家文化传统的教育观、人才观……它们盘根错节，长成参天大树；它们相互牵制，组成滚滚向前的战车。任何的局部努力、小修小补，都将是蚍蜉撼树，螳臂当车。

高考改革需要改革，但高考改革是一项综合工程，必须通盘考虑，综合治理，单从高考本身的着力，是远远不够的。

新闻链接：http://news.163.com/09/1122/05/5OMV651L0001124J.html

侯耀华代言十个虚假广告被曝光后，他通过博客表示了道歉，但在央视《经济半小时》记者采访时，他又说了一番这样的话：“可以说全世界的广告，都有夸张的成分在里面，因为要不夸张就不叫广告，就是说的希望大家别光偏听偏信广告……”（见11月20日《华西都市报》）

自从被曝代言虚假广告之后，侯耀华先是表明有人冒用自己的形象做广告，在无可抵赖的情况下由师律操刀在博客道歉，今天又再次抛出“不夸张就不叫广告”雷人的论调，可见他迄今为止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有错，错在哪里。

“不夸张就不叫广告”有一定的盅惑性，放眼开去，广告都有夸张成分，即使是一些全球播放的广告也然，如穿了某种运动鞋之后人可以飞起来做漂亮的扣球动作。但用这种论调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显然是苍白的，无力的，令人反感。

或许侯耀华应该躬身自问：为什么观众看穿了某种品牌运动鞋可以飞起来的夸张广告，不但不反感，反而被它的美感所吸引，心甘情愿买他们的产品，而对自己的代言行为如此反感，紧揪不放？答案很简单，那就是你不是在夸张，而是在做虚假广告，为无良厂商蒙骗消费者推波助澜！

按辞典解释，夸张是一种修辞手段，指为了启发听者或读者的想象力和加强所说的话的力量，用夸大的词句来形容事物。像他的父亲、相声大师侯宝林，就经常用夸张来制造“包袱”，逗乐观众。但是，夸张也是有底线的，有限度的，不能无限延伸，否则便会成为虚假。譬如说，你说某人脸色苍白像死人，是夸张，而说某人脸色苍白是死人，便是虚假了。

侯耀华的“不夸张不叫广告”论调，无疑是在偷换概念，为自己参与弄虚作假，蒙骗公众的作为狡辩。作为一位艺人，面对广告商的金钱诱惑，要求其洁身自好，拒绝代言做广告是不可能的，但是可以做到的是，做人要厚道，代言要严肃，不能明知产品有假，仍然收钱代言，不管公众上当受骗，罔顾社会责任。更不应该在被揭发虚假代言之后，仍千方百计狡辩，作无辜状。见钱眼开，为富不仁，不惜牺牲公众对自己的信任，是一种忘恩负义的短视行为，决不是一位德艺双馨艺术家应该做的。

日，上海2009年首期市人大代表计划预算审查专题培训班开班。上海计划在2009年内将为相关领域人大代表展开两轮集训。此外，培训人员还将赶赴4个区县人大举办计划预算审查监督专题讲座。（见11月19日《21世纪经济报道》）

就在不久前，公民李德涛向广州和上海提出获得年度本级部门财政预算的申请，上海市的答复是，政府财政预算属于“国家秘密”不能公开，一时舆论哗然。经过舆论接连炮轰之后，上海随后表示要在网上详细公布政府年度预算报告，今天又培训人大代表，希望他们能看懂政府财政预算报告。

从“国家机密”到网上公开，从公开到主动培训人大代表读懂财政报告，上海也算是从善如流，闻过即改的典范，值得嘉扬。人大代表都读不懂财政预算报告，遑论普罗大众？报告都看不懂，人大的审议与监督又从何谈起？无法监督与约束，政府焉能不乱花钱？培训人大代表读懂财政预算报告，无论从工具理性——监督政府，还是价值意义——促进民主，都是非常有益的。

但是，如果从更大范围的民主层面剖析，让人大代表读懂政府的财政预算报告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当让普通的公众看明白。从政府伦理来说，政府是人民的“管家”，替人民保管和使用公共财政，政府开支的每一块铜板，都是纳税人的钱，人民对此享有天然的、完全的知情权和决定权；从纳税人权利上说，现代社会中，强调纳税人权利的意义至少有二：一是推进财政民主化，提高公共部门经济的效率；二是制约政府的公权力，维护纳税人自身的权益。

世界各国，公开政府预算已是常例。如美国，政府向社会公布和向国会递交的预算信息不但包括预算报告、联邦政府财务报告，还包括政府各部门的绩效报告，大到国防开支，小到官员的年薪，都十分详尽。可惜，他山之石，难以攻玉。在我们国家，即使《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明文规定，国家预算是政府信息公开最重要的内容，是政府的责任和义务，施行起来却举步维艰。公众想看到政府详细的财政预算报告，简直是难于登天。

广州开始在网上“晒账本”，上海培训人大代表“看账本”，这些是政府财政预算公开的破冰之旅，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作为普通公众，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不但人大代表可以拿到并读懂政府财政预算，我们也可以在网上、报上，轻易找到政府详细的账本（而不是一项“其他开支”就数千万的那种），并且通俗易懂，不需要深奥的专业知识。

相关链接：http://news.163.com/09/1119/14/5OG6OLU70001124J.html

湖南怀化近日起在全市3865个自然村配备“村级纪检员”，防止个别村官“一手遮天”侵害村民利益，将反腐的前线延伸至农村基层。据悉，这些“村级纪检员”的报酬将由上级财政拨发。（见11月16日《成都商报》）

新闻让笔者想起了钱钟书在《围城》所讲的一个小故事，“三闾大学”为防师生谈恋爱，规定未结婚的男教师不得做女生的训育导师。辛楣调侃道：“哈哈，假使不结婚的男先生训导女学生有师生恋爱的危险，结婚的男先生训导女生更有犯重婚罪的可能。”如果说村官有“一手遮天”的可能，多派一个“村级纪检员”监督之，岂不成了“两手遮天”？如果说“一手遮天”村民遭罪，“两手遮天”村民遭的是二茬罪。

事实上有没有这种可能性？答案是肯定的。“村级纪检员”与村官虽然职别不同，但都是普通人，都有趋利、贪婪的天性，谁不比谁更高尚，更耐腐蚀。虽然“村级纪检员”的报酬由上级财政拨付，表面上看是避免了与村的利益纠缠，减少了腐败的动因，但没有实质上降低受腐蚀的机率（对于村官来说，贿赂一个人的成本并不高）。受不受贿，还得靠“村级纪检员”个人的自觉性，而个人的自觉性靠得住吗？

弄得不好，下派“村级纪检员”，对于那些腐败的村官来说，只不过是多了一位“下山摘桃子”的人罢了，而对于深受村官“一手遮天”之害的村民来说，无疑又增加了一只硕鼠，又将付出更多的进贡。谓予不信，且看许多身居高位的纪委书记、纪检干部频频落马便可验证。

增设机构、增派人手去加强监督、防止腐败，以人制人、以人管人是时下许多管理者朴素的思维方式，并乐此不疲。实践一再证明，此路不通。增设机构、人员，打人海战术不但减少不了腐败，反而造成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公众的负担雪上加霜，社会矛盾更加深化。现在已设了纪检、监察、反腐、检察等等，比起许多国家来说，反腐的部门还少吗？人员还少吗？而反腐成果如何？有目共睹，不必言明。

无论从降低监督、反腐成本，还是提管理高效能考虑，都必须摒弃以人制人的旧思维，而应该从制度管人角度着力，只有这样才是管理的最优路径。回到文首，从制度角度说事，如果下派的“村级纪检员”不固定，从3865个“村级纪检员”中随机抽取临时下乡进行监督，这样就可以大大提高村官的贿赂成本，真正降低被腐化的危险。当然，这只是一个转换思维方式的分析，最佳的状态当然是有良好的制度设计，使得不必下派“特派员”而村官不敢“一手遮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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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从下周起全市将落实禁止户外设置各类横幅标语的规定，除了市委、市政府组织的全市性重大活动外，相关部门今后不再受理横幅标语宣传设置申请，包括党政机关的横幅。（见 11月15日《广州日报》）

生在中国，孩子出世，第一眼看到的或许不是妈妈，而是医院墙上的标语，如“母乳喂养好”之类的。有外国学者称，标语和“长城”、“熊猫”一样，为中国另类符号。其实，标语在中国的政治内涵，决不像“长城”、“熊猫”那么单一。它可以是提示、警示，亦可以是告知、告诫；可以是宣告，宣誓；亦可以是恐吓、威吓……

别的不说，就说计划生育宣传标语，就有不少类型——宣传型，“一胎放环，二胎结扎”；鼓励型，“想致富少生孩子多种树”；温情型，“朋友，你计划生育了吗？”；开导型，“生男生女都一样，女儿也是传后人”；强硬型，“通不通，三分钟；再不通，龙卷风！”；恐吓型，“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

一个领域尚且如此丰沃，全社会之盛可想而知。要是哪位有心人，作个专题研究，足可以写出《中国标语史》之类的巨著来。可以说，标语是政府思维口语化，政治话题通俗化，复杂表述精简化，红头文件街头化。哪怕初入某地，只要你流连街头，仔细品味各类标语口号，对当地的政治风情也就猜个差九不离十了。

标语，作为一种直截了当、简洁明了、通俗易懂的宣传方式，还是有用的、需要的，怕就怕过了火。标语泛滥，“祖国河山一片红”，首先是一种视觉污染、环境污染。不少标语有立无毁，新年到了，“五一节”的标语还高高飘扬，让人不知今日是何年。有些标语横幅年长月久，日晒雨淋，破烂不堪，有妨观瞻，甚至漏字缺字，让人莫名其妙；

标语崇拜更是一种“政治污染”。它助长了形式主义，凡事要张标语，非标语不足表示重视，“标语依赖症”是典型的形式主义；它有害公序良俗，像“喝药不夺瓶，上吊就给绳”之类的计生标语，让公众读到的政府形象有多恐怖，多冷血！它浪费资源，别以为几条标语横幅浪费不了纳税人几个钱，但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全国数千个县，数万个乡镇，统计起来就不是小数目了。更何况，还有人蠢到仅“封禁治理、美化汉江”八个大字标语，就跨越三座山、全长两公里呢（湖北省郧西县）。

珠海开创了这个先例，严格控制标语横幅，还老百姓一个洁净的环境，虽然它还留有尾巴（除……外），但仍然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希望有人跟进，遏制一下标语依赖、泛滥成灾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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