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義的最大特點，就是它沒有固定的政治意識型態，可以左可以右。它的本質不是一組政治價值，而是一種情緒，一種壓惡精英，藐視既存制度的情緒。每當社會上積壓了許多不滿，就會有人跑出來告訴大家，這全是一小撮精英的錯，他們把持了體制，把屬於全民的東西異化成自己的玩具。這種人往往是在野的政客，他鼓動這種情緒，然後以改革者的形象上臺。如果他是右派，他要打擊精英就是龐大的官僚階層；如果他是左派，他要打擊的則是經濟上的壟斷階層。更妙的是，有些改革者本身就是握有政府的最高領袖，他認為自己和人民中間有一道巨大鴻溝，不顛覆那橫亙在他們之間的僵固體制，民情就不能上達，他就無法毫無阻礙地聽到人民的心聲。

民粹主義的問題在於它披上了民主的外衣，骨子裏卻癱瘓了民主的真正動力。因為任何種類的民粹政治都總是把政治領袖和人民設定在一種應答的關係上，要不是人民高聲呼救被領導聽到了，就是領袖發出號召被人民響應了，他們追求最透明最直接的連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心連心地站在一起。

這難道不是一件好事嗎？為甚麼要說它不民主呢？理由很簡單，因為它不需要人民變成公民，不需要公民的主動參與和積極創造。你要甚麼告訴我一聲就行了，一切有我，不勞你費心思索更用不著你賣力行動。你要的我都知道，你的心聲我都明白。你甚至不用透過議員和媒體說話，因為他們可能也是壞體制的一部分。取消一切中間組織，取消公民的動力，取消任何構成公民社的必要條件，讓公民變成被動的百姓，領袖自會滿足他們的願望。所以政策何以追求大快人心，政治卻不能以此為最高目的，因為大快人心這四個字裏的人心往往是很被動的，政府不應該總是以取悅人心為目標，人民也不應該把自己矮化成期待被人“大快”的一顆心。

真正的公民不是需要被討好的消費者，而是有行動能力的參與者；政府不只是瞭解他們的生產商，更是他們實行願景發揮權力的工具。我們如此習慣大快人心的說法，總是盼望著被人“大快”一場，卻忽略了民粹與民主。雖一字之差，其實大矣。

可他們不管，仍然固執地抱著一個飯煲上飛機，不能讓它連著其他物品打包海運，是因為他們很擔心身在異國的第一個晚上就吃不到米飯。

由此可見，我們中國人真是一個吃飯的民族。工作可以在海外，求學可以在異鄉，語言風俗也都能入鄉隨俗漸漸洋化，惟獨腸胃，雖有萬里之隔，依舊緊緊地系在自己的文化裏頭，不舍不棄。而且我們還充分意識到自己那米食的文化特點。雖然這個世界已經充分地全球化了，尤其電器，幾乎沒有甚麼文化差異，巴西人看的電視機和一個越南家庭裏的電視機不可能有任何顯著的分別。不過那一代的香港移民卻很清楚電飯煲是不同的，它是一種特殊的電器，附著在一種特殊的飲食文化裏面，東亞有的，北美不一定有。

所以我常常覺得日本人對現代東亞的最大貢獻之一就是發明了電飯煲。它是這麼地卑微普通，毫不耀眼，可它的影響實在要比 Walkman還大還深。我們不必隨時隨地聽音樂，但我們不能不吃飯。

我的意思當然不是說日本人在現代化（或者西化）的浪潮中挽救了我們米食的文化，我相信即使沒有電飯煲，大家也還是會照樣煮飯吃的，可是那種情景很難想像。煮過煲仔飯的人都知道，用火和瓦煲去焗飯是一件多麼困難的事呀。如果沒有電飯煲，生活節奏急促的香港人也許會少吃一點米飯，多一點外食。

香港大學日本研究學系的Yoshiko Nakano最近出版了一本研究電飯煲的專著《Where There Are Asians, There Are Rice Cookers》，它讓我發現電飯煲固然是一種具有地域文化色彩的電器，而且它還會隨著地區的分別再產生出不同的細微差異。

原來日本的電飯煲就和香港的不一樣，例如蓋子上有玻璃的那種飯煲是樂聲牌專門為香港設計的產品。因為電飯煲大王蒙民偉告訴日本的工程師，香港人喜歡在飯上蒸雞蒸臘腸，必須讓他們知道米飯是不是煮到了可以加雞加臘味的地步，所以蓋子上一定要有透明的玻璃。在日本人的眼中，這個做法是不可思議的，因為他們習慣了在米飯煮熟之前絕不開蓋，沒想到香港人竟然會在蒸飯的過程中再添材料。

不止如此，廣東人喜歡吃粥，把它當做日常的主食，所以樂聲牌還要適應香港人的傳統，特意發展出能夠煮粥的電飯煲。至於日本米和泰國米的不同就更叫人頭疼了，吃慣了泰國米的香港人需要一種獨特的電飯煲，工程師必須小心調整它的火力和溫度，使它能夠順利煮好比較幹身的絲苗白飯。

即使是一具簡單的電飯煲也能使我們發現一場技術的革命真不簡單，它在改變傳統的同時還要適應傳統，它統一了世界但又不能無視於世界的多元。我們今天煮飯只當它是稀鬆平常的一件瑣事，又豈料其來之不易？這個世界任何看起來很尋常的東西其實都是不簡單的。

今年的台北書展一切都好，入場人數創下新紀錄，全球各地均有華人作家專程趕來，熱鬧得不得了。我佩服主辦者的魄力，臺灣出版業的認真，可是我很驚訝他們居然告訴我：“市面上找不到《沉思錄》，大概是絕版了”。

我的聽眾竟然看不到這部經典？這本書在內地很紅，因為總理溫家寶說它是他的枕邊書。我明白，臺灣有自己的主體性，憑甚麼你們內地人喜歡，我就一定要跟著看呢？然而這是《沉思錄》呀，一本真正的經典，從北美到日本，幾乎每家書店都備有一個或以上的版本，它怎麼會在臺灣淪落為一部乏人問津的斷版書呢？假如連《沉思錄》都可沉沒在喧囂的書海之中，我們又何必為找不著《瘋癲與文明》而驚訝呢？後者曾是數年前臺灣翻譯學術著作裏的驕傲，因為他們比英語世界更早出版這部新經典的全譯本。可才不到十年，它就絕跡於書肆。

一間健康的出版社要靠兩條腿走路，一條是暢銷書，短期內牟取利潤，可以抵銷其他滯銷書的風險；另一條是常識書，長期穩定局面，同時還能樹立出版社的形象。要衡量一家書店的好壞，看的不是它能賣出多少暢銷書，而是它能容納多少常銷書，以及它對常銷書的數位定義(是一年賣50本算常銷，還是一年賣100本才叫常銷)。今天的臺灣書市卻處在常銷書不斷萎縮，暢銷書則排山倒海的畸形狀態。一本新書在大型連鎖書店裏只有不到兩周的考核期，兩周裏賣不到理想的數量就要立即下架，退位讓賢。難怪許多愛書人開始抱怨找不到書。

所以我說臺灣的書店喧囂，因為每一本新書都要在瞬間捉住顧客的眼球，它們看起來不再像書，卻像做成書本的廣告，爭奇鬥豔。腰封是必要的，名人列陣推介也是必要的，唯一不能要的，是昔日萬有文庫的樸素，與法國七星文庫的典雅。

到這地步，書店終於退去它那虛玄氣質的偽裝，還原到最赤裸的商場本質。故此，我不只不能在台北的書店找到正常書店所該具有的基本收藏，甚至不能在裏頭待得太久，因為它太吵了，就像一座大賣場。

如今的中國酒文明比諸從前還真是文明了不少，強摟著你逼你灌酒，不喝就要翻臉的情況已經非常罕見了。像我這樣每逢飲宴應酬一坐下來便說不的人，別人不會拿我怎麼樣，（我猜）也不至於傷了誰的感情。有時候人家為表尊重，甚至還會自覺地集體少喝或者乾脆不喝。本來我是不該再有怨言的了，可是說真的，我仍然很厭倦那種菜上了不到五分鐘就人人起座輪枱敬酒的風俗，他們是不會逼我喝酒，但我也得站起來以茶代酒呀。結果總是弄得我一邊滿嘴食物來不及吞，一邊勉力地從牙縫中擠出一句“多謝多謝，請！請！”，同時掛上榮幸之至的微笑。說有多狼狽就有多狼狽，一頓飯這麼吃下來，真是食而不知其味。

有一趟出差，我又遇到了這種場面，又要含著飯菜做那又站又坐的舉杯運動，忙亂間發現我那一群嬌滴滴的女同事竟然舉起酒杯面不改容，不止迎戰，而且主動進攻，頻頻向座上諸人敬酒，令我十分佩服。當地客戶解釋：“您這幾位同事在我們這幾個省已經喝出名堂來了，您不知道嗎？”當天夜裏，只剩下我們自己人吃飯，除了我就是這群女俠，大家推我點菜，我雖不飲，但為她們著想，恐怕還是得替她們叫酒的好。怎料她們立時勸止：“梁老師，其實我們不愛喝酒，今晚和你吃飯簡直是松了一大口氣。”搞了半天，原來她們也是為了業務需要才被迫成了酒桌女俠。那麼她們的酒量又是怎樣來的呢？於是她們示範了一個隻合女性使用的詐術，那就是每飲一口，便拿起毛巾假裝抹嘴，趁機把酒吐在毛巾上。這酒是中國白酒，毛巾是白色的濕毛巾，整個過程神不知鬼不覺，人家只覺你是女子作態斯文。

然後她們還向我介紹了幾種避免酒醉的法門。聽著聽著，我又想起那個老問題，為甚麼我們一定要這麼喝呢？明明男的女的都受不了，這是何苦？

這個千古謎團早有不少解答，我且貢獻另一個心得，那就是醉酒能令人釋放平常不敢釋放的自大。不止一次，我看到一桌酒醉大漢高聲談笑，還要和我討論嚴肅的思想問題，結果愈談愈糊塗，你怎麼解釋，他都聽成相反的東西。當我放棄投降之後，他們自會順著自己的路子說下去。說到最後，完全變成一群男人自吹自擂的遊戲。某甲說：“你這算甚麼，我當年說要搞誰就搞誰，連 XXX都搞得定”。然後某乙桌子一拍：“你這就叫牛逼？算了吧，我如何如何……那才是真牛逼呢！”如此幾個回合，到了最後，說不定有人就要發誓胡錦濤認過他做乾爹了。

這種事從來沒有人當真，也不必當真，反正第二天沒有人會記得前晚說了些甚麼，也不想記得。重點在於那一刻大家都爽了，都把自己捧到了平時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度，都說了想都不敢想的大話，都把自己心裏最受壓抑最想釋放的自我放到了極大的程度。只不過，身為舉座唯一一個不大喝酒的人，我為自己旁觀者的身份感到特別尷尬，更為他們清醒之後意識到我沒有共醉的難堪感到尷尬。世界如此荒唐，清醒令人不知如何是好。

人人都說掛爐烤鴨是新派做法，便宜坊的燜爐烤方是原始正宗。其實最早的北京烤鴨是“杈烤”，用杈子叉住鴨身直接就著火燒，所以那時的烤鴨其實只是燒鴨，是後來才有了六合坊和便宜坊等燜爐窯烤。全聚德創于同治年間，別以明火炮烙之術打出名堂，自此之後，掛爐烤鴨的食風大盛，今日竟成了主流。所以嘛，你說它是新式也沒甚麼不對，只不過從清朝數到現在，它也新了快二百年了。

吃了這麼多年的新派健康鴨，我還是和劉健威兄一樣，喜歡傳統的肥鴨。因此我始終記掛著前門鳳翔胡同的利群，只是那一帶近年拆遷得厲害，不知她有沒有受到影響？說起利群，一般人有兩種印象，一是她環境擠迫衛生不行，二是她專門呼悠外國遊客。這兩點我都要替她一辯，但還是先說她烤鴨烤得怎麼樣。

這家店的最大賣點是一進門就讓人先碰上個烈火熊熊的烤爐，旁邊是橫放地上的果木與吊列待烤的鴨胚。俗話說“鴨胚要幹，果木要陳”，講究的其實是火候。鴨胚不幹，那皮就不脆，果木不陳，殘存的濕氣便燒不出旺火。利群先給客人瞧瞧這兩樣東西，外行覺得熱鬧好玩，內行便能觀出門道了。

可重點仍然是鴨。我記得利群切鴨的法子是薄片縱切，皮上總還帶著點肉。這手法片不出時人所喜的那種單薄脆皮，不過我卻喜歡它的民間鄉野氣，皮、脂、肉，三者卷餅同時入口，質地特別豐富，再加上這鴨養得油滋脂嫩，給人的滿足感實非時下皮是皮，肉是肉，徒具火香卻沒有一絲肥酥味的瘦鴨可比。

很多北京本地人並不欣賞利群，他們在網上論壇說她環境次服務糟，不如大董和全鴨季等新派食肆那麼優美可人。這我都同意，想是現在的北京白領有錢了，不屑老一輩做餐飲的方法，所以您要是喜歡服務員多過鴨子，我不反對，還是趕快都去君悅大酒店長安壹號門外排隊的好。可是說利群以破胡同裏的簡陋風味騙老外，我就絕對不同意了。沒錯，利群上過 Lonely Planet上過 Discovery，堂內鬼佬多過人，但這只能說明懷抱獵奇心態的外國遊客要比我們珍惜老派風格，不像我們這麼追逐想像中的摩登裝修和多鬼餘的服務程式。所以活該你吃到皮包骨的無趣健康肉，人家才嘗著兩百年來的北京絕活，這叫做禮失求諸野。

凡我讀者，皆知我不願冒認食家評介某某食店。可世風若此，以歧路為正道，奉別子為家宗，遂不得不有感而發是也。

那天，我還聽到一位創意產業專家告訴大家，一瓶頂級法國葡萄酒與一瓶土炮的分別，就在於前者背後有一個凝煉數百年的傳統故事，而後者只有平白粗簡的生產，於是造成了百倍千倍的價格差異。又如i-pod與一般mp3的差異，在於設計的手腳帶來了形象和感官體驗上的巨大鴻溝。也就是說，在這個美學經濟，創意經濟(又或者體驗經濟等任何你喜歡的叫法)的時代裏頭。最重要的價值皆來自于消費者主觀的感受，情緒上的反應，與抽象思維上的認知，多於產品本身的素質。

即便是手工上好的傳統工藝，也需要華美的形象包裝並突出那精良手工的形象，否則消費者就沒有能力準確感受那個皮製品裏頭的一針一線，那個玻璃器皿背後的老師傅身上幾十年來的經驗及技巧。也就是說，如果沒有刻意的形象營造，不經設計的操作，再好的產品都是無意義的。

自從創意產業的概念興起以來，這類說法就開始蔓延滋生。一開始大家談的還只是音樂、電影、服裝和建築等等傳統上的創意產業。但是漸漸地，一個接著一個領域被模糊，一種接著一種產業被征服，幾乎經濟領域裏的所有行當都被創意征服了。

可是你若仔細追問下去，便會發現所謂創意竟然是一團無法界定、玄之又玄的話語迷霧。為甚麼“無印良品”受到歡迎？為甚麼“Nobu”能夠吸引那麼多食客？為甚麼東京這麼好玩？答案的關鍵竟然全在創意。

由於創意太難說得清楚，所以我們只好去舉出無數的故事，而那些故事又總是涉及到一些傳奇的人物，通常不是設計師就是建築師。沒錯，設計師和建築師是這個年代的英雄，他們第一次得到明星般的待遇，登上雜誌的封面，環球飛行演講，無論在哪里都受到大家的膜拜。和他們有關的書是暢銷書，介紹大家欣賞建築與設計的書同樣是暢銷書。且看臺灣書市，十多年前最有創意和創作欲望的年輕人都會以寫作入門，如今最有創意最想創作的年輕人則想設計一把椅子甚至一座房子。

這是創意產業的故事，這是美學經濟的故事，說了十年，越說越好聽，越說越可信。然後，金融海嘯來了，由遠而近，你可曾見故事的背景漸漸夾雜了一些噪雜的浪聲嗎？它們洶湧強悍，嘶啞低沉，逐步逼近……

就拿北京的“七九八”來說吧，香港特首去年才專門探訪取經，想看看有沒有值得香港參考模仿的地方。但上個月我去那裏工作，就已經目睹到一片哀敗景象，許多原本高在枝頭的藝廊如今門庭深鎖，街上如過江之鯽的外國經紀也被三兩好奇的背囊客取代了。諷刺的是，一周後我卻在臺北看見一本日本作家談“七九八”的新書，筆調興高采烈，渾然不知在中譯本面世的此刻，他說的那個創意中心早已搖搖欲墜。

仔細想想，紐約和倫敦那創意文化之都的地位，其實與它們是世界金融中心的身份是分不開的。恰如近世的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藝術還不是它們得以繁華的原因，而是結果。

建築大師的居家設計，造形奇特的椅子與喇叭，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油畫和大理石像，安藤忠雄和MarcNewsono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倫林布蘭與米開朗基羅。他們的名聲廣為人知，他們的作品深受崇拜，然而，他們卻不是大部分人能親近的。

誰能請得起庫哈斯為自己設計房子？誰能把雜誌上推介的傢俱一一抱回來？當然，我們也許可以去LV的旗艦店親身體會大師空間魔術，也可以收集那些精美的傢俱模型（甚至只是它們的圖片）。

難道就沒有人想過，為甚麼全球貧富差距在過去10年間不斷拉大，但流行刊物卻越來越熱衷於高級旅遊消費的資訊？從《Wallpaper》到《Monocle》，我們不斷看到嶄新的精品酒店在世界各地落成，但有誰能花上一晚300美金的價格去享受那種“充滿生活品味”的旅遊方式呢？以前我們以為只有衣服才談得上時尚潮流，有換季的必要，如今我們卻發現，關於米蘭傢俱展的報導快要追得上巴黎時裝秀了，難道我家客廳的沙發也開始要換季了嗎？

答案其實很簡單，這一片創意繁榮的景像其實來自金融資本主義的贏家，以及他們的附庸。沒有那些趕搭飛機“高來高去”的銀行家和專業人士，設計大師與品味達人就不可能水漲船高，在媒體裏贏得巨星的地位。我無意否認“蘋果”的跨階級成功，也不會反對許多報告的樂觀預期（Nesta近日就指出創意產業是未來數年英國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可是，我們必需搞清楚踏踏實實地開發軟體和製作影音信息，與虛無飄渺的創意時尚的分別。後者不是實質的經濟動力，它只是金融資本主義自戀的鏡子。

曾幾何時，人人膜拜傳說中的CEO，使得與CEO對談成了最受歡迎的電視節目。現在，那批曾經坐擁千萬花紅，人人稱羨的精英突然變成難堪的過街老鼠。身為這批精英鏡像的大師們還風光得下去？

社會本來就很不公平，只是嘗到甜頭的人不知他人口中的苦味。如果連原有的既得利益者也要開始精打細算地過日子，你還會只憑一段好聽的故事和動人的包裝去買一塊工本不到5塊錢的肥皂嗎？

美國警匪片裏不老有這種場面嗎？正義朋友好不容易逮到了殺千刀的壞蛋，卻只能惡狠狠地瞪視後者，冷冷道出指定台辭：“你有保持沉默的權利……”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佈《國家人權行動計畫》，希望全國各級媒體多推廣，開設專欄，好普及中國人的人權知識。其實，老百姓早就從電影和電視劇學到不少人權常識了。儘管這些常識粗糙，不夠系統也不夠深入，而且還說著洋文，很像舶來贗品，但它們卻實實在在地喚起了感性上的回應，使人覺得具體有用。

面對員警，保持沉默，以免無意中說錯的任何一句話都成了呈堂證供，這一招聽起來有理，感覺上也很像一種不證自明的神聖權利，難怪會成為日益普及的常識了。一切人權教育要想成功，總得讓人感到學者們大談特談的那些權利是自然的，而且切實可行，不能只是字面上的玄虛概念，實行起來卻處處碰壁，甚至還會惹上牢獄之災。內蒙古的大牢裏關了一位叫做吳保全的中年男子，他之所以坐牢，正是因為他實行了兩項書本上常常提到的人權。

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市政府曾以一畝人民幣250元的價錢向牧民徵收土地，最後在上頭蓋成了最高一畝82萬人民幣的別墅用地。當地居民對整個收地過程的不透明感到疑惑，也很不滿其中45座別墅居然是要留給市領導的，於是屢屢抗議討說法，結果4年裏先後有28人被捕（當然是居民被捕）。吳保全在網上揭批此事，因而獲罪，罪名是誹謗政府，危害了社會發展秩序。

近幾年來，中國頗有一些地方官員喜歡用誹謗政府的名義治人以罪，從以前只針對媒體，到現在開始擴及到一般線民身上，隱約讓人感到這裏頭似乎有一個類似平民從電視學人權的學習過程。

這麼多不同層級的政府，這麼多不同的地方，他們是怎麼想到這一招的呢？他們怎麼會不約而同地利用誹謗政府的罪名，去控告那些揭示自己行為，然後批評自己的人呢？

這些官員當然知道中央政府日漸鼓勵輿論監督，也一定聽過領導人要求幹部向人民負責的言論；他們明白記者也好，普通公民也好，都有權知道政府決策的過程和施政手法，並且對此提出他們的意見。他們應該很清楚中國已經逐步邁向法權社會，人權常識正在普行，法治正在建設。所以他們不能不問情由師出無名地以強權壓制自己的眼中釘，他們需要一個名義，一個聽起來很像一回事的名義。

於是他們找到了誹謗罪，一種大眾媒體裏面常常見到的管用名堂。世界各地都有許多名流精英用這條罪名控訴記者和評論人，就算最後不能入罪，起碼也能纏擾被告好一陣子，令他在法律程式上傾盡家財。

更何況那個被誹謗所傷的名譽權，被誹謗的說法可以去控制人民知的權利和表達意見的權利，可以說是以人權治人權，十分進步。最妙的地方是，它還能把自己變成姿態上的受害者，不只沒有以強淩弱的感覺，反而還拉近了官民在法律面前的距離。

儘管學者早就說過無數遍，政府不是個人，根本不擁有甚麼名譽權，可是這類政府告民間誹謗的消息仍陸續有來。難道那些地方法院不曉得官方不得以誹謗之名治公民以罪嗎？假如全國媒體響應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號召，廣設人權推廣專欄，情況又會不會好轉呢？

由此看來，最需要系統人權教育的，可能還不是早已邁入啟蒙階段，懂得實踐自身權利的一般公民，而是這些跡近法盲的公務人員。更進一步說，徒有權利意識恐怕也還不濟事，有沒有一個足以舒展權利的環境，恐怕才是最要緊的。

吳保全在網上揭批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市政府徵收土地過程不透明，因而被送進了監獄。那些把他送進監獄的官員，或許瞭解名譽權的局限，但他們的名譽權在現實上，卻往往能夠戰勝一般人的知情權與言論自由。也就是說，他們根本不擁有的權利，反而是最管用的。

英國人喜歡福建茶，很早就把大茶（Bohea）和工夫茶（Congou）奉為桌上珍品。於是我們就能瞭解福州這麼小的一座城市，歷來都不算是貿易重港，為甚麼偏偏會在清末列入通商五口的理由了。

“三坊七巷”，如今是福州的勝地，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才四十公頃的面積，大不過故宮。但它卻絕對當得上地靈人傑四個字，幾百年來不知出過多少人才，至今還能在那石板路上感到前朝的履痕，古房的簷角裏嗅得時間的黴味。到了近代，三坊七巷就更是不得了，裏頭的鄰居全是叱吒風雲的人物，戲臺上你方歸來，我這頭就預好登臺亮相。林則徐、沈葆禎、左宗棠、鄭孝胥、陳寶琛、嚴複和冰心，全是這裏的街坊。

還有林覺民，他的《與妻訣別書》曾是唯一同時出現在兩岸中文課本的名篇。其故居自然也是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陳列了那方有名的手帕複製品。臺灣的老兵來了，眼睛不好使，看不見上頭的蠅頭小字，可是他們都會背：“吾愛汝至，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卒不忍獨善其身，嗟夫！紙短情長，所未盡者尚有萬千……”一邊背他們一邊流淚，才二十多歲的大好青年，就此絕命黃花崗。而這座老宅，香港愛國商人李嘉誠本來要拆幹拆淨（他已經買下並且毀了三坊七巷整條老街），只是他要轉移資金開發睥睨故宮的北京新東方廣場，才留下了拆剩的兩進房。中國呀，從來都是一個老人埋沒年青人的國度。

往事太沉重，國事太傷心，我們還是說回茶吧。話說英國本來也和歐陸一樣，歡迎咖啡多過茶。直到十八世紀初期，荷蘭人在爪哇廣植咖啡田，價格遠遠低過英國東印度公司行銷的摩卡咖啡，搶去後者絕大部分的市場。英國人這才轉移焦點專攻茶葉，使得茶葉價格下降，銷量大增，成為英國國飲。十九世紀中葉，福州取代廣州，是中國茶葉貿易第一大港。那時候的三坊七巷商埠林集，大茶莊之外，還有洋行銀樓櫛比鱗次，頓時多了一座座西風洋樓。或許是華洋雜處的緣故吧，福州才出了這麼多洋務重臣，才有嚴複這批中國第一代留學生。要等到英國人在錫蘭和印度開的茶園成了氣候，福州的華景才稍稍色淡。據說，印度茶葉的味道更濃厚，適合加糖加奶，相比之下，武夷山的茶還是淡了點。

他們的茶寡？福建人可不這麼想。英國人來了又走了，曾經遠達澳洲美國的最後一班快船也早已停航。他們為力挽狂瀾的中興名臣而驕傲，也為推倒清廷的殉難烈士而心碎。但這盅茶，始終是要喝的，並且愈喝愈講究。今天的福建人喝茶如喝葡萄酒，有賽茶大會。這個嘗一口，說得出是哪一座山的名品，那年七月雨水多；那個試一啖，沉吟半響，探問該不會是盧師傅炒的茶吧？神乎其技，令人嘆服。我曾經問過友人，茶味極品是甚麼，他們答曰：“觀音韻”。何謂觀音韻？只見爐火香煙嫋然，朋友放下茶杯輕輕搖頭說：“說不清，道不明，言語無法形容”。

那年夏天，我第一次遭遇藝術與革命之矛盾，創作自主與社會責任之優次的困境，很切身地遭遇。那年我十八歲，正要參與人生第一部劇場創作，正想把積壓了十幾年的青年鬱悶和剛剛學到的青澀理論全都嘔吐到黑色的台板上。但是所有那些比我年長也比我成熟的夥伴卻在爭論這台戲還該不該演。

“藝術的目的到底是什麼？”他們問：“難道不就是為了回應時代，甚至呼喚那未來的世界嗎？如今，世界就在這黑匣子外邊，時代已然降臨。我們竟然還要演戲？這豈不是太過自私！”也有人主張，如果政治是為了實現個人的自主，我們憑什麼要在巨大的熱潮前彎身讓步？始終不懈地實踐自己的藝術追求，恐怕才是體現自由的最佳選擇。畢竟，在屬於史達林的夜晚，連唱一首情歌也是政治的。

就是這樣，兩幫人爭論了幾個日夜，到了演出的那天，有人留在劇場，有人上街尋找更大而且更真的舞臺。

那年夏天，連劇場的常客也都不見了，他們一一隱身於街頭的人海洪流。很多年後，我在已故臺灣學者吳潛誠的書裏讀到愛爾蘭大詩人希尼（Seamus Heaney）的《契訶夫在薩哈林島》（Chekhov on Sakhalin），乃能逐漸逼近這個問題的核心。契訶夫和魯迅一樣，是位醫生作家。不同的是，這位短篇小說的王者不只以文字診治俄羅斯，而且從未放棄過行醫救人。饒是如此，他仍深深愧疚於自己的失責。世間苦難深重，他卻放縱自己的藝術才華，這實在無異於一種輕佻的冒犯。於是他決定走一趟薩哈林島（也就是今天的庫頁島）。那是沙俄時期的監獄島，囚禁的全是政治犯和暴亂分子。

契訶夫要為島上的犯人寫一本書，描述他們的故事，傳達他們的聲音。很明顯，這是一趟贖罪之旅，而且是非常艱苦的旅程。因為從莫斯科到遠東，中間是西伯利亞的苦寒荒涼，行程至少六個月。起行之前，朋友贈他一瓶頂級法國白蘭地。他就把這瓶昂貴的瓊漿放進行囊，一路搖搖晃晃，在登陸島上的第一個晚上，他才終於打開了這瓶白蘭地。

希尼如此形容那一刻：“作家正在享受琥珀色的白蘭地。在周圍彌漫著迫害氣息和殘酷音樂當中，他品嘗著濃郁的醇酒和奢華放縱”。那瓶酒，不只是朋友的禮物，也是一位藝術家的天賦（gift）。契訶夫在腳鐐撞擊的聲響中，盡情享受創作的快悅，釋放自己天縱的才情。因為這一刻他心安理得，他的贖罪之旅已然結束（也同時開啟）。在兩座險峻的懸崖之間，他找到了最細微精巧的平衡。

由於潔淨是茶道的必要條件，所以打掃清潔也就不能不跟著藝術走了。比方說茶室裏最幽暗的角落，縱使客人根本無暇它顧，主人也必須拭抹得一塵不染，可是仲夏之際，一株白合花無意滴落在地板上的水珠，卻應任其留存，因為它暗示著水一般的純淨與清爽。

日本美術史之父岡倉天心在他的經典《茶之書》裏還說過這麼一則故事：茶道史上最偉大的人物千利休曾經讓他的兒子紹安打掃茶室外的庭徑，當他依言完成父命之後，利休卻吩咐他再掃一次。於是紹安很聽話地又掃了整整一小時。

然而，利休還是不滿意，他說：“這還不夠乾淨”。紹安很無奈地回報：“父親大人，已經沒有東西再好清理的了，小徑已經刷洗了三次，石燈籠跟樹梢上都灑了水，苔蘚和地衣看起來都生氣勃勃，洋溢生機，哪怕是一根小樹枝，或者是一片落葉，都不能在地上找到”。孰料利休竟然斥道：“蠢蛋，庭徑不是這樣掃的”。然後他步入庭中，抓住一棵樹幹搖將起來，園內登時灑滿紅黃落葉，片片皆是秋之錦鍛。這個有名的故事不僅象徵了茶道那落葉飛花皆可賞玩的精神，還被人當做是日本美食之道的唯美體現。

就以日本菜上碟的擺飾來說吧，我們不是常常在上面看到一枝枯得只剩下葉脈的楓葉，又或者幾朵含苞待放的櫻花嗎？它們的作用就和千利休故意搖下來的樹葉一樣，一方面是用人為的方式刻意營造出一種自然的意趣；另一方面則是要提醒客人季候的變化，把節令推移的神工納進創作者的巧心佈局。

然而，這一招卻常被只得其形未得其神的庸人用壞。他們會在盛夏之際為一尾冬季才當大造的燒魚配上黃葉，不止忽略了魚料本身的天然期限在不對的時期硬性按照菜譜找來不對的擺飾，也漠視了室外天氣對客人觀感的影響。這類人似乎是看著照片學盤飾的，怎麼好看就怎麼擺，違背了日本美食精髓而不自知。

利休這個舉動更深一層的意義在於製造瑕疵，於無瑕的狀態中打開缺口。這種追求是茶道的特色，也一樣貫注在食物的味道之中，如秋刀魚的苦，多一分就不堪入口，差不點則平凡無奇；又如魚生之鮮，壽司飯之酸，幾乎就要呈現出腥腐的感覺，卻停在不可增不可減的那一點，永遠不是完整的肯定或否定。

把茶道視為日本藝術甚至東方文化最高體現，不止是日本人自己固有的想法，也是許多外國人的印象。例如茶室的尺寸，如此狹小，只有四迭半榻榻米，相當於十平方英呎。大家都說這是佛教精神的體現，非常有禪意。因為維摩詰居士就是在這麼小的房間裏接見前來探病的文殊菩薩以及其他佛門弟子八萬四千人。看似不可思議，卻是納須彌於芥子，真正打破了俗世空間概念的限制。

例如茶室的入口，如此低矮，只有三英呎高，任何人都得跪下來屈膝弓身而進。哪怕是武士，也要先解下佩劍，才能獲准入內。他們又說這象徵了東方文明裏的平等思想，在茶道面前，不分貴賤，人人都要謙和克己。

又如進入茶室的時機。客人要先在外頭的“待合”裏靜心稍息，培養品茶的情緒。直到主人召喚，才按照順序魚貫入室。這個過程必須儘量安靜，以不發出任何聲音為妙。所以最講究的主人會用最靜謐的方法通知客人時候到了，那就是點香。聞到空氣中開始飄來一股似有若無的清香，客人便知這是主人的信號。他們覺得，這個狀態實在是太美了，除了檀香與海潮般的沸水聲外，一切沉靜，乃東方特有的優雅情調。

相比之下，中國人用茶的方式未免太粗太野了。且不說大陸常見的那種大茶缸，以及汽車司機必備的玻璃瓶，裏頭胡亂撒一大把茶葉，再倒進熱水泡上一天，即使是福建人潮州人的功夫茶，也都是講究口味多於情調，不夠唯美不夠雅致。有人甚至認為，由此可見，日本要比中國更東方。然而，同樣是東方國家，為甚麼日本的東方才叫東方？大家都喝茶，又憑甚麼說日本的喝茶方式才是真正的東方呢？

岡倉天心，除了是日本第一個美術史家之外，也是第一個用英文寫書介紹茶道的日本人。他在出版於1906年的《茶之書》裏就提出過日本是東方代表的主張。他和那個時代的許多日本文人一樣，一方面非常尊崇中國古典文化，另一方面則慨歎中國的衰落沉淪。他說：“對晚近的中國人來說，喝茶不過是喝個味道，與任何特定的人生理念並無關聯。”因為“長久以來的苦難，已經奪走了他們探索生命意義的熱情”，所以雖然中國人的茶仍然散發香氣，卻“再也不見唐時的浪漫，或宋時的禮儀了”。言下之意，反倒是日本繼承了真正的華夏文化，他們就連制茶的方式也和宋朝一樣是抹茶。

“禮失而求諸葉”，這也是今天不少中國人去過日本之後的感受。他們會認同岡倉天心的想法，覺得唐宋的建築、禮儀乃至於一切傳說中的高尚品味，全都保留在日本那裏了。儘管他們會嫌茶道太過儀式化，也許還有點“扮嘢”，可是茶室中的擺設與氣氛卻不斷提醒他們：這才是真正的中國，古代的中國。

把日本看作古典中國的活化石，當然是種很大的誤解，完全無視文化的殊象與發展，以為日本自唐宋以後就一成不變地呆立至今。此外，這種誤解還產生了一個很危險的後果，那就是為日後的侵略找到了理據。

岡倉天心對茶道傳承的解讀與江戶時代以來的日本主流意識形態如出一轍，以為中華精髓過海東移，正統在日本，相對地，經過成吉思汗和滿清的入侵，中原早已不復舊觀，傳統的漢文化也早就滲入了蠻夷的血液，污染得不成樣子。於是源出中土的茶道在日本發揚光大，來自唐宋的文明在東瀛還其真貌。這就是日本比中國還中國，日本能夠代表正統東方的真正原因。順著這個邏輯推下來，侵略中國根本不算侵略，而是保護，是把中華文化帶回中華大地的義舉。岡倉天心沒有說過這種話，可是他的同代人說過，岡倉天心只是愛茶，可是他的同代人卻想讓中國人像日本人一樣喝茶。二戰期間，好些文人之所以成了漢奸，理由也是為了保存中華文明的精華。或者，他們也以為自己能在那場風波裏品嘗到想像中的茶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