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结束时，戏里的孙先生亦眼噙深情泪花。

我想，我大致上明白电影院里的泪水所为何来，可却多少有些疑惑，孙先生的眼泪究竟为谁而流？

是这样的，《十月围城》的故事模式说白了其实并不怎么新鲜，就是：有一个惊天动地的重大任务，原定执行任务的人出了意外，所以只好临时“组团”，“来自五湖四海”的贩夫走卒三教九流，就“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于是好戏登场。不觉得眼熟么？

眼熟归眼熟，无可否认的是，这种模式自有其妙处，各路“英豪”本来就高矮胖瘦奇形怪状各有各精彩，轮番亮相然后再串成一根糖葫芦，当然就“甜里面透着股儿酸酸里面透着股儿甜”般地好吃那。何况，《十月围城》这回给如此这般模式加上的“母题”还是——革命，革命风云之中，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兄弟义重主仆恩深，滚滚历史车轮一路碾将过去，满手满眼的血，怎不令人荡气回肠肝肠寸断？

陈可辛尝云，其过往导演、监制过的所有电影皆多有遗憾之处，这次是遗憾最少的一次。自上映以来，《十月围城》诚然也赢得了如潮好评，“年度最佳华语片”云云，才高如宁财神，亦不免自称“哭了三次”，似堪佐证陈导之言。不过个人以为，以节奏之张弛、人物之丰满、制作之诚意而论，《十月围城》固然受得起“佳作”二字，文戏如报馆抓阄、武戏如街头追逐等段落，更是绝对可圈可点，可电影却也并非就全无遗憾可言。譬如个人就实在不解，孙先生赴港，何以非得事先张扬至此？又譬如，因为是巴特尔，所以打起架来就得抓个瓜就作灌篮状，还要被“群戳”两场才死透，保留后一场岂非就已足够？再譬如，甄子丹的打戏固然精彩，但真的不显得突兀？其跟着黄包车一路小跑、眼巴巴望着女儿却做声不得的一段文戏，当真演得极好，可是较真起来，其人之段落却也多见牵强，以李玉堂之身份地位何以会娶有夫之妇？冰冰MM在做了别人的N房姨太太之后，又回过头来要求前夫保护现任，开出的条件是“我会告诉孩子她的爹是你”，然后前夫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这样的段子不觉得别扭？是故，我想说的其实是，个人认可《十月围城》“年度最佳”之说，但与其说那是因为它好到了何种程度，莫如说是因为我们曾经差到了何种程度。

比故事本身更让个人动容的其实是，背后的内核。

孙先生最后一句，“欲求文明之幸福，必经文明之痛苦，而这痛苦，就叫做革命”，尤其妙到毫巅。就凭这一句，孙先生成功地把之前因他这个“大人物”而死的“小人物们”拔到了“重如泰山”的高度，也成功地给之前所有的欺诈之实找到了正义之名，然后当然也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把之后自己的眼泪算做是，“只因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那种。

可是，请恕个人直言，我不相信啊。抓阄那段，抓到阄的人要去做孙先生的替身，这个有死无生的阄偏偏就让自己朋友的独子抓到了，于是陈少白就无法大义凛然了无法“人人平等”了，他说他过不了这一关。怪道他终究只能是个“中人物”、做不了“大人物”，“大人物”是可以很轻松就过了这关的——哪怕已经欠了你爸爸太多，再欠他一个儿子又如何？“文明之痛苦”嘛。并非是要怀疑孙先生“为了四万万同胞”的诚意，只是，孙先生啊，您凭什么这么坚定这么郑重其事的相信，您所谓“文明之幸福”，果真就是“小人物们”所希求的幸福？就算是，您又凭什么这么坚定这么郑重其事的相信，所谓“文明之痛苦”，果真就可以带来“文明之幸福”？如果所谓“文明之幸福”、“文明之痛苦”，归根到底皆不过是您强加在“小人物们”头上的，那么，您的眼泪跟鳄鱼的眼泪，会有分别么？

——约翰•邓恩

梁羽生

众口相传，说他是开武侠小说一代新风的鼻祖、名士味极浓且一身正气的书生，所谓“金田有奇士，侠影说羽生。”

说起来，个人看过的第一本武侠小说恰好也是其人作品，叫做《七剑下天山》，至今记得书里有这么个情节：凌未风向一高手接连发出三根天山神芒，对方听风辨声，却没想到这三根神芒的妙处在于后发而先至，在已经相当接近高手时，最后发出的那根撞上中间那根然后再撞上最先发出的那根，力道、方向于是俱变，高手于是中招……当时看来，神乎其技。

后来才知道，江湖上还有损有余而补不足的葵花宝典，还有天上地下只有一把飞刀的李寻欢，甚至还有能在胸口突然开一个洞来避让对方暗器的诸葛小花，相较之下，凌未风的那点微末道行委实不值一提。那时候是90年代，一个风起云涌的年代，一个你好端端走在路上会有人过来毫无征兆地扇你一耳光的年代，一个上晚自习时会有人无端闯进教室来调戏你的同桌女生的年代，所以小虎队解散了、已经死了的黄家驹流行了，所以从梁、金、古三宗师到铁血江湖柳残阳、喻世醒人司马翎，从才子佳人的诸葛青云、非残即疾的陈青云再到魔种道胎的黄易、“几十年前的悲歌唱到几百年后会不会成了轻泣”的温瑞安，层出不穷各有拥趸。问题只是在于，看再多的武啊侠啊的也对你在大街上保护自己新买的西瓜并没有任何帮助，反而要付出惨重代价。譬如一个睡在我下铺的兄弟，某天在宿舍里把一本武侠小说包在化学书封皮里看得不亦乐乎时被班主任逮个正着，于是被一把从床上揪到了地上一顿拳打脚踢；我付出的代价要轻一些，由于上语文课时看武侠被逮住，在教室里的座位就被从第三排调到了最后一排，给班主任送了两麻袋梨才得以调回第四排。

从一根一根地发出的天山神芒到例不虚发的小李飞刀，再从超音速的“惊艳一枪”到可以在心灵的疆域跨空而去的魔师，武侠小说其实已经成了传说。如今，鼻祖去了，武不休，侠呢？

季羡林

按照官方“正史”说法，季先生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梵文巴利文专家、作家，所谓“国学大师”、“学界泰斗”、“一代国宝”。

老实说，浅陋如我，对季先生之学术成就委实不甚了了，倒是对一些“野史”饶有兴味，譬如很有名的那个：某年，一位刚刚考取北大的男学生到北大去报到，因为他从未来过北京，人地生疏，手忙脚乱中把自己的行李托给一位手提塑料网兜的路过的老者看管，也不管人家有事没事，自己东奔西走，待到办完了报到手续，已时过正午，这才想起扔在路边托人照看的行李，当即吓得不知如何是好，便一路狂奔着找回去，看见烈日下面那位光头老者仍呆立在路旁，手里捧着书本，悉心地照看着地上的行李。第二天，在开学典礼上，这位学生就看见昨天帮自己看管行李的那位老者，竟也慈祥地端坐在主席台上。后来找人一问，原来他是北大的副校长、大名鼎鼎的季羡林教授……季先生自己对这段故事是这么解释的：一位由穷乡僻壤乍到京城的穷学生的全部财产只有一个铺盖，能将自己的全部财产托付给素昧平生的我，不亚于以身相许，是对我的极端信任。对信任，得认真对待。

季先生去后，喧嚣扰攘之声不断，不配“国学大师”称号啦、藏画失窃啦、学生钱文忠欺师偷龟啦等等，报端详实，不赘。不过有一个少人提及的坊间传闻，颇富传奇色彩，说是“倒文怀沙”案其实也跟季先生有关：其时季先生尚在，但大限只是时间问题，故关于季先生之后谁来坐“大师”这把交椅的斗争已暗流汹涌；在野派“头面人物”文怀沙因长袖善舞颇得官方欢心，大有接掌之势，学院派对此当然不甘，遂派出李辉“枪挑”文怀沙，终成功使得文怀沙的接掌梦想成了一枕黄粱……

个人不明就里，对种种是非纠葛也无兴趣置喙，对世间举凡“大师”之说更是向来心存抵触，只是凡此种种，多少让人平生感慨：老人们终于凋零殆尽之后，也就是我们这个国家斯文扫地之时？

约翰·厄普代克

《纽约客》的编辑大卫·雷姆尼克曾在一份声明中说，“没有哪个作家的灵魂比约翰更纯正。我们崇拜他。这么长时间以来，他是纽约的精神标志，人们很难想象有一天会失去他。”可是，今年初，人们到底还是失去了他。

作为美国“最后一位真正的文人”， 约翰·厄普代克曾两获普利策奖、两获国家图书奖以及欧·亨利奖等十数次奖项，每年到了评诺贝尔奖的季节，文坛就充斥着厄普代克是否会获奖的猜测，而他何以一直得不到瑞典人的青睐，也被很多人视为是一个“不解之谜”。现在的问题是，不知是约翰·厄普代克该为自己到底未能“加冕”而不平呢，还是诺贝尔该为自己又遗珠了一次而遗憾？

按照国中作家邱华栋的说法，约翰·厄普代克是“美国生活的解剖刀”，“阅读他的作品，你完全可以得到一种照相写实主义的印象，像著名的《兔子四部曲》等，他给你展现的是美国20世纪下半叶美国社会中产阶级的全景观，你即使没有去过美国，通过读他的书就了解美国大部分人的生活状态”。 约翰·厄普代克的另一个“卖点”是，露骨的性爱情节，甚至有换妻派对啊群交场面啊什么的，颇受争议，保守的英国《文学评论》杂志就曾指责其“粗鲁、不得体或荒谬的性描写段落”，还授予他“糟糕性描写小说终身成就奖”。

老实说，这位“兔子之父”其实并非个人的那道菜，实在受不了他很多艰涩难读的句子和连篇累牍的画图式叙述。厄普代克还自称颇受海明威的影响，个人觉得这很扯淡，因为厄普代克之文句造作与海明威之简洁精练文风相较，多少有南辕北辙之嫌。后来看到一份厄普代克心目中的十个伟大作家榜单，分别是荷马、埃斯库罗斯、但丁、莎士比亚、拉辛、歌德、托尔斯泰、克尔凯郭尔、契诃夫和普鲁斯特，终于有些明白其人何以不对自己的胃口了，因为他所推崇的这十个作家，个个都不是个人所好……

列维-斯特劳斯

列维-斯特劳斯的“横空出世”始于1955年出版的《忧郁的热带》。当年，所有重要的评论家都长篇累牍地盛赞这本书，“如同一枚爆发力惊人的深水炸弹，掀起的波澜几乎捍动了整个法国思想界”，文笔也出色之极，“一部为所有游记敲响丧钟的游记”——弄得龚古尔委员会挠头不已，连称若非此书不属小说范畴，必赠之以龚古尔大奖。此前，萨特已经因存在主义成为明星级人物，人们以为列维-斯特劳斯会是萨特的继承者，没想到，不久后列维-斯特劳斯便与萨特展开了激烈辩论，这场辩论后来被认为是法国二十世纪下半叶最具重大历史意义的理论争辩，因为，本来萨特和存在主义正如日中天，但之后仅仅十年，列维-斯特劳斯和他的结构主义理论就迅速取而代之，占领了整个思想界。

在后来的漫长岁月里，跟列维-斯特劳斯同时代的萨特、波伏瓦走了，然后是追随列维-斯特劳斯的者罗兰·巴特、福柯走了，就连德里达、鲍德里亚前几年也走了。在一个个巨人纷纷“离席”之后，我们时代的思想领域剩下的仿佛只有回忆，无论西方还是东方，似乎都已进入了“思想的午夜”，只剩下一个列维-斯特劳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站在那里，扮演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午夜守门人”角色，成了一个孤独而无奈的象征。11年前，列维-斯特劳斯过90岁生日的时候，他说，“我没想到会享有如此高寿，这是一生中最令我惊讶的一件事。”4年前，他又过生日的时候，接受法国当地电视台采访称自己已时日无多，不过，反正这个行将告别的世界“不是我爱的世界”。1年前，他又度过了自己的100岁生日，法国总统萨科齐当天亲往拜寿，低眉俯首称“我来向您致敬，感谢您为法国人民所做的贡献。”今年，这位悲观、嗜古的法国“国宝”，终于在自己的101岁生日到来之前溘然离世。

继拿下戛纳评委会大奖之后，最新消息则是，这部电影又入选了《时代》评出的“2009年十佳电影”，理由是，“展示了迷幻、痛苦、血的流淌等”。

老实说，《时代》的说法其实有点不知所云。不过，个人的观后感是，这种不知所云完全可以谅解，因为《蝙蝠》本身确实就是部难以形容的诡异之作，充满了血腥与情色、情欲与罪恶、黑色幽默与怪诞癫狂，风格化得与其说是一部电影莫如说是更像一部舞台剧，纠葛重重又节奏混乱得让观影者除瞠目结舌之外就再无可为，甚至可能都来不及知道，自己是该恐惧、该怜悯还是该索性沧海一声笑？

或者可以这么说，《蝙蝠》既没像有些片子，明白的告诉你他想说些什么，也没像有些片子，坚决的不让你知道他想说些什么，事实上他说了，而且说得很多，你说他寓意深刻固然可以，但说是故弄玄虚其实也无不可。是故，个人多少有些不理解那个“全场观众起立鼓掌”之说，朴赞郁都肆意妄为至这种程度了，宋康昊连“那话儿”都裸了，几可说是完全没有理会观众的任何底线，观众居然没有“毁誉参半”，还“沉浸”在“敬意”中，这这这未免也太对不起他们了。

不过话说回来，得承认，假如当时我在场，那也绝对会“起立鼓掌”就是了。倒不是因为真的看明白了多少朴赞郁想要传达的信息，也不是因为演员们为艺术而“牺牲”色相的无畏程度，当然更不是因为“血的流淌”，甚至以为在这件事情上电影多少有些过分了，只是觉着，单是凭这份敢这么玩的胆量，然后竟然还能有鞋子那种灵光一现的细节，就足以让我充满敬意了。

我的意思是说，朴赞郁这次上的菜，某种程度上说，是属于果子狸那种级别的，鲜美生猛，但或有致SARS的可能，敢不敢吃、愿不愿接受，各人大可自行选择。问题只是在于，人家那边，也就是拿了本左拉的小说、添了点吸血鬼的佐料，就给料理成了这样，为什么我们这边，拿着科恩兄弟的《血迷宫》，生就给做成了《三枪拍案惊奇》这种窝窝头呢？

莫言说，不是的，只是借机跟年轻人多交流而已，“我相信，不管哪一代人，对人类的一些本质看法总还有一致性，我写得热泪盈眶的地方，80后读了也不会无动于衷吧。”甚至多少有些“老奸巨猾”地说，反正请郭敬明“助阵”无需给“出场费”，“人家在‘作家富豪榜’上名列前茅，给个几百块岂不是看不起他？请他吃顿汉堡包就得了。”

其实，当然连汉堡包也不需要就是了，人郭敬明也不吃汉堡包啊，他若是爱吃汉堡包，何至于奔三的年纪了还瘦小得跟个知了似的？不过，尽管瘦小得不免让人怀疑其放屁前得先找根电线杆抱抱牢，但人能混至今日之江湖地位，到底绝非仅“侥幸”二字而已，单是“接翎子”功力就非同凡响，要不咋叫“小四”呢，就是比“小三”还要更乖巧一级别嘛。人是这么说的，“我念书那会儿就读莫言老师的书了，他是我偶像。尽管我们年轻作家的创作还有很多青涩、不成熟的地方，但莫言老师对我们却一直持鼓励和期许的态度，我非常尊重他”， “莫言老师的新作《蛙》写的是我们80后出生那个年代的故事，是我们的生命没有记忆的盲区，所以会对我们充满神秘的吸引力”。

那么，莫言所谓因为《蛙》涉及到吾国吾民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所以 80后读了也不会无动于衷，郭敬明所谓因为《蛙》触及了80后没有记忆的盲区所以会对80后充满神秘吸引力，诸如此类说法，可信么？个人读后感，简言之就是，不可信。

说起来，人称莫言老师是“当代最具活力的中国作家”，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与之同时代的那些50后作家乃至晚一代的60后先锋作家们，近年来皆江河日下得几可说是惨不忍睹，但莫言却一直保持着相当水准。以《蛙》而论，笔力依然雄健甚至不失幽默，譬如有一段，妻子王仁美跟“我”解释曰，“肖下唇摸我奶子那把，真的是隔着衣服呢！隔着厚厚的棉袄，棉袄里还有毛衣，毛衣里还有衬衣，衬衣里……”“还有乳罩，对吗？”“那天我的乳罩洗了，没戴，衬衣里有一件汗衫。”笑倒我。再譬如还有那么一章，“姑姑”率领计划生育工作组在江上围追堵截“超生游击队”，当真是叙述的狂欢，那感觉，读来直似梁山好汉大败高俅水军于梁山泊般淋漓。

可是，诚如莫言自己所说，“伟大的长篇小说，没有必要像宠物一样遍地打滚赢得那些准贵族的欢心，也没有必要像鬃狗一样欢群吠叫。它应该是鲸鱼，孤独地遨游着，响亮而沉重地呼吸”，“只有差不多五十万字的小说，体积上才配得上‘鲸鱼’的比喻。《蛙》只有二十几万字，单从体积上来说就不够”。向来以汪洋恣肆著称的莫言，何以在写“姑姑”这样一个“自己自从事写作以来就一直想写的人物”、写计划生育这样一个“个人之痛，民众之痛，也是国家之痛”的题材时，连“体积”都没能写够，以至于终究不够“鲸鱼”不够响亮不够沉重呢？我琢磨着或许是因为，尽管莫言一再声称“作家就是要关注现实、关注人生、关注人性，不惧敏感”，但在奔花甲之年而去的年纪，下笔到底也顾忌颇多？

余秋雨《钟山风景区碑文》

　　华夏大地，美景无数，却有寥寥几处，深嵌历史而风光惊人。其中之一，在南京钟山之麓。此地山雄水碧，古迹连绵，徜徉其间，步步皆是六朝熏风，南唐遗韵；隐隐可见大明王气，伟人身影。每当清秋时节，重重悲欢归于枫叶，滔滔故事凝于静穆。山岚夕阳，明月林禽，真可谓中国文化之最高诗境也。

    钟山风景，美则美矣，无奈龙虎际会，风雨苍黄，历尽浩劫，日渐颓芜。所幸得逢盛世，重新打点江山，南京人民于甲申之年启动整治宏图，斥资五十亿，搬迁十三村，移民两万余，增绿七千亩，新建栈道，呼集物种，辟出诸多公园，重修两大陵墓，一时气象万千，如画卷新展，岭苑初洗，经典再现。金陵古城，自此更可俯仰岁月，迎迓远近；中华文明，由此增一聚气之谷，读解之门。主事者命余作文，方落数语，已烟霞满纸，心旷神怡。

范仲淹《岳阳楼记》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可个人却一直没怎么读过其人文字。早年，其人以一部据说“针砭时事、鞭辟入里”的《野火集》扬名立万那会儿，我还只是一个生活在苏北农村、成天就知道滚铁环掏鸟窝斗公鸡的小屁孩儿，所以任你烈火燎原也燎不着我一根毫毛；后来，其人声名之盛固然时有所闻，我也年岁渐长而初知人事，但到底也没对其提起多大兴致，皆因始终对“时政”二字不甚感冒，且多少有些偏执地以为，文人论政终不免有“空屁”之嫌。

直到最近跟三联的朋友聊起，才蒙赠《目送》一册。按照他的说法就是，已经很不“时政”，改“温柔纤细、深情动人”了，绝对值得一读。于是就读了，可结果不得不说，龙应台依然不是我的那道菜。

某种程度上说，朋友说得没错，“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这等文字，不可谓不精彩，且绝对“深情”得够可以。

但要说如此这般就有多么“动人”，却未见得，至少“动”不了我。据说很多人都是被“动”了的，所以龙应台自己都不免有些沾沾自喜的说，“很多人说，邮箱里起码收到十次以上不同的朋友转来这篇文章。”这话我信，可恕个人直言，这事儿其实没啥好喜的，须知，已沦落至要靠炒作“下跪”来搏眼球的《艺术人生》，多年来也是颇“动”过很多人的那。其实，龙应台“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的那个意思，几十年前朱自清就珠玉在前过了——尽管个人并不认为朱自清当年的那篇《背影》就有我们的文学史告诉我们的那么好，但到底真性情毕露，而较之朱自清的下笔之谦恭克制，不客气一点说的话，龙式“目送”文字，“温柔纤细”得距离《艺术人生》式煽情也就一步之遥而已。

更致命的是，或有草率乃至轻妄之嫌的说，这年头，其实几乎就没啥当真值得“深情”书写的，所以任谁一“深情”起来，就难免“矫情”。此纯属个人偏见。

当然，龙应台有言在先，这本书里，在大陆点击率和流传率最高的，本就不是她自己偏爱的《目送》一文，而是另一篇，叫做《（不）相信》。这话也我信，而且，关于大陆人何以独独钟爱此文，龙应台的分析也大有道理，“在大陆的集体心灵旅程里，一路走来，人们现在面对的最大关卡，是‘相信’与‘不相信’之间的困惑、犹豫，和艰难的重新寻找。”

但个人却尤其不喜这篇。撇开文章里那些老生常谈、了无新意可言的“高见”不论，单是那连篇累牍的“曾经相信过……后来知道……”式排比句，就相当吃不消。而类似的这种排比句式，恰恰是龙式文章的拿手好戏，简直就俯拾皆是。当然不是说排比句式本身有什么问题，事实上，作为一种“修辞手法”，按照早年我辈所受中学语文教育的说法，其是很强大很有气势的。只是很不幸，个人对这种句式从来殊无好感。个人的看法是，这种句式，即便真有所谓“强大气势”，那也只是外强中干之假象而已。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她只上过小学，可如今她的小说已成为美国哈佛、康奈尔、哥伦比亚等大学及日本东京中央大学、日本大学、日本国学院的文学教材；她在中国的读者群并不大，但却是作品在海外被翻译、出版最多的中国作家之一。更吊诡的是，尽管声名在外，但国内文学界对她却基本上是“不予评价、绕道而行”的“失语”状态，据说是因为“绞尽脑汁也看不懂”，倒是关于她的“传说”时有所闻，比如，因为崇敬卡夫卡，他们夫妇俩在家里的一切事务都是用爬行来完成的。

1953年生于湖南长沙的残雪，30岁之前做过铣工、装配工、车工，还做过赤脚医生，就是从未想过当作家，后来因为接触到越来越多的西方小说，结果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伏在缝纫机上写出了处女作《黄泥街》，一开始没有杂志愿意发表，也没有出版社敢出，怕卖不出去，直到1995年，10年时间里她总共只出过两本书。但现在，残雪平均每年都有五、六本书在国内外出版，自处女作发表至今已有400多万字作品，被美国和日本文学界认为是二十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文学最具创造性的作家之一。有人说，“正如人们在几十年之后才知道了四十年代有个张爱玲一样，再过几十年，人们会惊奇地发现我们这个时代有个作家叫残雪，只不过那时说这话的人已是我们的孙子辈了。”对此，残雪深以为然。而现在，一个既定的事实是，似乎每隔十来年，残雪便会重新成为一个话题，被文学圈议论一下。

2007年，残雪出版了一本《残雪文学观》，在文坛引发了一阵不大不小的震撼——王蒙、王安忆、格非、阿城等一批当代文坛名家在书中成为反面教材，被她逐一批判。她说她不喜欢文坛的那种风气，“唱赞歌这么些年，完全没有不同的意见”，她只想“作为内行”，“把一些真相告诉读者”。

最近，残雪又出版了新作《辉煌的裂变》，继评论卡夫卡、博尔赫斯之后，尝试对卡尔维诺进行解读。这一个性化尝试被认为是，“在细致阅读了卡尔维诺的基础上，进而探索了艺术生存和人性根本等抽象命题，引领读者欣赏灵魂的舞蹈，聆听精神的低语。”

谈新书：“王小波远没有达到卡尔维诺的层次”

刘放：您的新书《辉煌的裂变》是关于卡尔维诺的，您是怎么开始关注卡尔维诺的？此前大家都知道您一直推崇卡夫卡和博尔赫斯，在您看来，卡尔维诺的创作较之卡夫卡和博尔赫斯如何？

残雪：我这本新书系统地分析了卡尔维诺的大部分小说，我用的方法、我的观念都是走在时代前面的，这种分析在国内还没有过。我2002年以后才开始读卡尔维诺的书，但我认为他的文学理念同我完全合拍，那就是要描述人的深层本质。我认为他、卡夫卡和博尔赫斯这三位是上世纪最伟大的作家。

刘放：您个人最喜欢卡尔维诺的哪部作品，为什么？您觉得，研究卡尔维诺对您乃至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意义和影响何在？

残雪：我个人最喜欢的有《在冬夜，一个旅人》、《宇宙连环图》、《看不见的城市》、《零·时间》、《困难的爱》等几本书，这些在我的评论集里都有分析。卡尔维诺非常深刻，他所涉及的审美问题和精神现象在中国文学圈子里还从未得到过启蒙，所以我认为我这本书不论对读者也好，对中国文学也好，都非常重要。

刘放：国内普通读者知晓卡尔维诺，很大程度上源自王小波，王说过类似卡尔维诺是他的老师之类的话，您看过王小波的作品么？如何看待他的创作？

残雪：王小波的作品看过几篇长的。他的确受卡尔维诺影响很深。但在我看来，他的文学创作还远远没达到卡尔维诺的精神层次，也没有涉及卡尔维诺所涉及过的审美问题。王小波基本上还是现实主义，只是有些变形。我认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杂文作家，像王蒙这样的作家应多看他的杂文，不过他现在恐怕已看不进去了。

谈自己：“我就是在把西方审美观念整个搬来”

刘放：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您一直属于非常独特的存在，独特到了国内无论是普通读者还是专业评论家几乎都对您处于“失语”状态的程度，您觉得是什么原因？较之国内，您在国外倒是更受重视，有说法认为，这跟您刻意迎合西方审美习惯有关，您自己怎么看？

残雪：我不是什么迎合西方经典审美习惯，我干脆就是将他们的审美观念整个搬来。为什么不能搬？我们根本就没有！几千年都没有纯文学，抱着一部《红楼梦》啃老祖宗，真不知羞耻。最近我将我学习西方文学的经验整理成长篇论文，返销美国，引起了美国文学研究者的重视。他们还专门为我设了一个网站，同各高校文科的学生直接交流。我认为东西方的作家都应像我这样做。他们看我的作品和论文时，都认为我有东方文化的优势。

刘放：青年作家张悦然曾谈及过您身上的“矛盾”状态，一方面是精神的苦修者和文学圣徒，一方面却也会因为起印数和出版商理论。您自己怎么看这种“矛盾”？较之您这一代的作家，现在的新一代作家在商业上无疑要成功得多，譬如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等，您怎么看待他们的创作？

残雪：这是因为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人们所说的那种天才。从前我是一个有知识的家庭妇女，小业主，现在我是一名职业作家。我要苦修是我个人的信念所致，但我也要吃饭、养老等等。从一开始写作起，我就想成名，那主要是因为我想存在，想扩大自身影响、让更多人读我的书。我坚信我的作品对读者非常重要，所以需要名气。不成名，很难达到那个效果。我也从不否认自己的虚荣心，虚荣心也给了我创作的动力。要跟有的人一样，从来不管这些，还离群索居，住到老山洞里写，我没那么崇高。

至于新一代的年轻作家，我现在不想去议论，因为实在是没有时间。大浪淘沙，过二三十年再来看吧。

谈文学：“文学的转机一定会来”

刘放：您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很低，其实持类似看法的人不在少数，譬如德国汉学家顾彬曾说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譬如王小波的妻子李银河曾表示中国当代作家较之王小波都太小儿科。在您看来，中国当代文学水准低的原因何在？

残雪：我并没有一直对当代文学评价很低。我提出当代文学滑坡的问题，是希望引起文学界的反省。至于顾彬，我读过他的一些言论。我感觉这个人完全是文学的门外汉。这种人在中国最好混了，他看准了这一点。我们的媒体也好，某些研究人员也好，水平都比较低，在文学方面还是小学生，所以对这样的汉学家特别有兴趣，想利用他来制造“话题”，以逃避对自己不出成果，或不懂文学的质疑的声音。中国人也是最善于浑水摸鱼的。李银河女士是个很好的学者，她的研究在中国也很需要。不过她的关于文学的话也不必太认真，因为她根本就不是研究文学的。看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研究文学的，要看他的阅读积累和所下的功夫。当然，自身的才能是第一位的。中国的研究者很多都是像顾彬这样的门外汉。

刘放：您的创作基本上传承自西方现代主义，但现代主义本身在经过一系列思潮更迭，摧毁了传统叙事的时序规则、情节和故事、把小说变得越来越玄深莫测之后，似乎也在走进一个死胡同，西方很多作家也在一边承袭现代主义的同时一边尝试挣脱，您怎么看待这种变化？您好像说过您的创作是属于未来的，可是从目前来看，整个世界都在往更肤浅而不是更深刻里活，您觉得您所说的“未来”什么时候才会来？

残雪：你说到的这种看法是社会上一般的看法。我一贯主张青年多读书，尤其是西方文学、哲学书，这样才不会盲从，人云亦云。我的创作既属于未来，也属于现在。我在国内也有不少读者，每年都要出五六本书，印数至少是一到两万。日本还把我的一本书收入世界文学经典。美国正在出第六本书，日本是第七本。这些书都到哪里去了？难道人家买了不看吗？不能因为一些当官的，一些急于赚钱的不看纯文学，就说文学没市场。尤其不要相信某些赶潮流的人的话。

跟往届一样，上榜作家们多对这份“作家富豪榜”不以为然，譬如今年凭借《风声》大火而榜上有名的麦家表示，“作家还是应该离钱远一点，最起码该有点矜持和距离，要不谈何创作！”但也有“异类”，譬如以300万版税收入名列榜单第10位的石康，他的说法是，“这个榜单不是在露富，完全是在露穷！作为‘富豪作家’前十位才有300万版税，实在可悲，随便弄一个收破烂的富豪排行榜都比作家收入高。这样揭短，以后有谁还会当作家呢？”

刚刚推出《奋斗》续篇《奋斗乌托邦》的石康，最近可谓话题不断，尤其是一副“我为财狂”的架势备受争议，按照他的看法，“如果连赚钱这件事都是个问题，就不适合当作家”、“跟钱绑一块儿才能激励写作”……

“姑娘还是爱坐奔驰”

说起来，石康掉进“钱眼”里其实是有理由的。据说，石康大学里本来是学计算机的，研究生读的则是技术经济，可以说是一个纯粹的理工生，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编程，不过一年之后就辞职了，呆在家里没事干之余就决定把自己的生活回忆一下，于是趴在桌上三个月写成了他的第一本书《晃晃悠悠》，然后就走红了、拿到了几十万元稿费，买了辆捷达、游历全国。石康说，那时候自己不习惯宣传、不配合采访，“交了一批特清高特别甘于清贫的朋友，他们让我觉得，作家就该在家里写书，不要出去跑。结果傻在家里两年，回头一看，哪个作家不宣传啊？你看我开捷达的时候姑娘就不爱坐，现在开了奔驰就有姑娘爱坐。”

按照石康的说法，2007年电视剧《奋斗》的热播让他想明白了很多事，尽管写作《奋斗》让他得到了80万元的收入，但他认为这是非常低廉的回报，“一个作家苦熬两年写出一个小说或剧本，却只拿到那么少的报酬，这是社会对智力劳动者的蔑视。”所以，写续集《奋斗乌托邦》时，石康的架势就完全不一样了，小说拿了100万元的预付版税，电视剧还没开拍，就已经谈妥了三个品牌共900万元的赞助。“财大气粗”还体现在了各种小细节上，《奋斗乌托邦》的出版方工作人员介绍说，为了准备自己的新书宣传活动，石康要求出版公司向某高档品牌服装借了30套各式服装，“那家店里他那个码都被借断了货”，还“配套”借了辆价值百万的保姆车给他中途换衣服，此外，助手得是复旦的大学生、宣传人员拍照得用单反相机……对于自己的种种“苛刻”要求，石康理直气壮：“我现在做的是畅销书、是大热的‘奋斗’概念，配套的各项工作当然都要向这个标准看齐，不能马虎，这其中穿着更显示出品位和档次，什么人穿什么样的衣服，尤其在摄像机前，衣服的好坏会被看得一清二楚。 ” 他甚至还抱怨出版方借来的服装品牌不够“大牌”，“作家得尊重自己，这样别人才会尊重你嘛。”

“郭敬明是我的伟大对手”

石康毫不讳言自己“我为财狂”，他认为，保证更高质量作品的东西就是钱，作家得首先有一笔钱保证生存权，再有一笔钱来保证发展权，“财富是一种缓冲，它使我们的生活拥有一种弹性，不使我们处于极端。文学作品为什么不能用财富去衡量？你看现在国家之间的排名不也主要看经济总量么？在中国当作家，你的作品帮别人赚成千上万元，如果要提出多分点，好像大家还看不起你，这是什么逻辑？这样的观念对版权拥有者是一个伤害，这样的环境能吸引到优秀的人才投入到写作中么？因为写作不赚钱，优秀的人也不愿在这方面去冒险。”

石康说，王朔当年坚持要版税不要稿费，这个先例令今天很多作家受益，因为拿稿费的话，写一部作品可能连一年也管不了，拿版税就可以让你好几年衣食无忧，“但我认为这个社会最好的定价模式是，一个作家推出一部超级好的作品，他就可以一辈子衣食无忧，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人来冒险”，所以，石康希望自己的成功能为这个行业树立一个标本，“让作家们看看，其实还可以这样的”。不过他同时强调说，“全中国能进行这样运作的作家可能还不到10个。所以作家应该都把郭敬明当作伟大的对手，有很多人说郭敬明抄袭，可是自己作品销量又没郭敬明那么高，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写的还没人家抄的好。”

1、  周立波

2、  斗罗大陆

3、  潜伏

4、  走西口

5、  许宗衡

6、  Renren

7、  变形金刚2

8、  武林英雄

9、  国庆阅兵

10、              dnf官网

首先是，看来个人实在OUT得够可以的，十大关键词里就有2、8、10三个全然不晓为何物，4听过没看过，5也没关心过，6则只是看过广告，也就是说，过半于个人而言都属于“陌生人”……

然后是，研究了一下才晓得，除5和9关乎时政外，另外八个皆属娱乐范畴，准确点说，人们对5和9的关心，其实很大程度上也带有娱乐色彩，可见国人对娱乐这件事情之需渴，何其旺盛。国人终于“娱乐至死”了，上帝该为此欢欣，还是悲伤呢？

大致无非有二：一就是，很多年前那句著名的“我不相信”，好是好的，但也未见得就绝顶高明，至少个人更偏爱年轻的食指的那句“相信未来”；二就是，其如今几乎年年成为博彩公司眼中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之一，何以候选，则懵然不晓。

对了，还有一小点儿来着，就是尝在ROMY的书架上看到一册北岛作品，书名好像是叫“时间的玫瑰”，信手翻了几页，看到的是，其条分缕析绿原译的里尔克，这里那里多有不妥帖之处，如何如何就更妥帖了。可个人愚钝，到底也没看出什么感觉。

直至最近，才一口气从《青灯》看到《蓝房子》又看到《午夜之门》，始有惊见天人之感。

这三本书其实可以一起视为是一本书，内容一脉相承、如出一辙，用大名鼎鼎的孟悦在《午夜之门》的序言里的说法就是，都是“流浪者写流浪者，流浪者找流浪者，流浪者认流浪者”的书。

按照孟悦的看法，北岛“记载勾画的是那些以生命穿越当代全球风景而又不能为这片风景所收留容纳的人”，从中可以读出“一种人文精神，一种和当前被推向功利极致的个人主义、自我解放、成功理想相反的、对于自我与他人之关系的体认”，包含着“一种以全球风景的边缘为基点，重新书写人类、自我、他人，以及己他关系的高贵尝试”。

之所以要大段原文引用孟悦的话，是因为，诠释、解读至如此高深、繁复的程度，当然早已远非浅陋如我者可望其项背。或者也可以这么说，就是，凡俗如我，根本就不敢、不忍、也不想，进行任何程度上的诠释、解读，事实上也对这种事情，并无兴致。

我想说的是，我相信世界上每一种文学语言都是有种筋骨在的，或低沉压抑、沉痛无比，或回肠荡气、如黄钟大吕，譬如中国的古诗就有平仄，古文也自有韵律，但后来与之决裂后的白话文学，还有没有筋骨、该怎么写才有筋骨，就成了问题，方块字倒固然还是方块字，但骨子里其实早被侵污得面目全非、神韵全无，以至于我一直有些疑心，或者是白话文本身就过于苍白，所以不可能玩不出什么花儿来，而北岛的文字终于让我觉着，其实不是的，可能性真的还是在的，莫如说，其下笔之洗练、文字之韵感、叙述之平地惊雷，皆为个人多少年来所见之最佳白话文学。或者可以夸张一点地说，白话文到了北岛手里，终于达到了即便较之璀璨辉煌的古诗古文也未必逊色多少的程度。

李敖尝自称为古往今来“白话文第一人”，那是扯淡，以文字功力而论，较之北岛，他的水准恐怕只能算是贫瘠而又乏味的那种。而个人偏爱的陈丹青，文笔固然出色，但到底属于千年文脉余韵那一系，并非彻底决裂的纯种意义上的那种白话文。

此外就是，北岛实在叙述了太多的精彩的人。有的是在个人听来曾经如雷贯耳的名字们，譬如艾伦·金斯堡譬如苏珊·桑塔格譬如艾略特，北岛写来却亲切得如同刚刚如厕归来、身上尤带厕味或者酒足饭饱之余、或剔牙或抠脚丫的肮脏的同学；有的是没有名字、仅以一个字母称之的不知何方人士，却干的却净是些牛逼得令人瞠目结舌的事，拥有的是强悍得足以让蝇营狗苟于无外名利二字的世人汗颜无地的，那种叫做“精神”的东西。

但2006年之后，如果你再问同样的问题，貌似几乎所有人都会回答说，那个说“海派清口”的上海男人嘛。

事情是这样的：2006年12月1日，有着一张生动的脸、一头一丝不乱“头势”的上海男人周立波，以一个人、一张嘴、120分钟说讲唱跳的表演形式，在上海登台亮相，旋即以惊人的速度蹿红，几十场演出，场场座无虚席；去年12月，借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推出《笑侃三十年》，前后演出三十一场，观众28000人次，票房总收入近650万元；今年5月又推出《笑侃大上海》，同样早早就场场售罄，380元一张的的门票，极端黄牛价竟然炒到高达3000元，800到1500元则是常态；据说，其人其演出的受欢迎程度，已经超过了近年上海滩上任何形式的演出和演讲……

最近的新闻则是，这个取代了同名作家、更加为国人所耳熟能详的周立波，也出书了，而且还是一本“词典”，叫做《诙词典》。

新书要“打捞”海派方言文化密码

这年头，人一出名就出书，似乎已经成了一个惯例，周立波也没能例外。不过周立波自称，其实他没想这么快就出书，因为在他看来，“如今出书的人比看书的人还多”，所以尽管成名以来已经有很多出版方“盯”上过他、催促他出书，但他始终对这个事情抱着谨慎的态度，用他自己的“名言”来说就是，“做人头势要清爽”，不好随便就出书的。

但到底还是出了。关于这本书何以最终能够“出炉”，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人邵敏透露说是，通宵聊天聊出来的。他还说，“海派清口”的演出背后蕴藏着严肃的思考命题，周立波本人也把这一点作为他“四十而立”之后回归艺术舞台的执着追求，所以，书名里“词典”的说法固然有玩笑色彩，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工具书，但这本书也确实透露出，周立波想通过打捞海派方言的文化密码来传承海派文化的“野心”。

书里收录了100多个上海话关键词，每一个词条周立波都用正说、诙解和闲话三种视角加以解读。对于这本有关上海话的词典会不会因语言不通的障碍而在外地读者那里受冷遇的问题，出版方也并不担心，甚至调侃说，“百分百看懂，侬是‘模子’；半懂不懂，侬是90后‘小赤佬’；一点不懂，而且笑不出来，侬是火星人‘奥特曼’。”

走红是因为时代需要这样的人？

事实上，早在出书之前，周立波就俨然已经成为海派文化的“代言人”。 周立波的演出海报上就这样介绍道：“周立波以‘噱’而出名，有别于传统噱头的笑料。他的噱头别具一格，简单而潇洒，表演亦庄亦谐，台词充满丰富的想象力……勾勒出上海大都市的活力以及新上海人的生活风貌。”

而周立波自己的表演中，也向来毫不掩饰身为“海派”的优越感。在谈及有关方面有意撮合他和郭德纲同台演出时，他声称，“喝咖啡的，怎么能和吃大蒜的摆在一起呢？”还说，“吃大蒜只管自己吃得香，不管别人闻得臭；喝咖啡是把苦自己吞下，把芳香洒向人间。”对于坊间“北有小沈阳，南有周立波”的说法，他更明确表示“不乐意”，讥讽说“一个大男人怎么穿着苏格兰裙”，走路怎样，说话怎样，真想问问他“你这是为什么呢”。这些说法引起了极大争议，而周立波则回应称，社会是多元的、立体的，谁说提“吃大蒜”就是贬低？“喝咖啡”就高级？非洲卢旺达的，一天至少喝六杯咖啡呢，这当中没有褒贬。

周立波认为，小沈阳、郭德纲和自己好比是同一经度但不同纬度，经度是一样的，都是搞笑，但“纬度”不同，喜欢直白的可以看小沈阳，喜欢既直白又含蓄的看郭德纲，偏爱含蓄的看周立波，“如果从北半球往南看，我是最后一名，反过来看，我就是第一名。没有谁好谁不好，只有受不受用。”他还坦承，“海派清口能够引起整个城市的骚动，是我始料未及的。我能够红，并不因为我有多强大，而是因为这个时代需要我这样的人。”

“人生就是不断地用错误去交换正确，然后再用正确去消费错误”

在对于周立波一片叫好声中，最有名的莫过于余秋雨那句“100年才出一个”。不过，这个“100年才出一个”的“上海活宝”，却并非一直都活得一帆风顺的。

少年时代的周立波，就梦想要做“风光”的人，“当年看样板戏，觉得做演员很风光嘛”，于是就考入了上海滑稽剧团，一开始倒是挺顺，师从上海曲艺界暨滑稽界元老周柏春，19岁时就已经在上海滩小有名气，可23岁那年，却因为误伤女友不同意他俩恋爱的父亲而锒铛入狱，获释后遂转身跳入了商海。生意场上，得意过也失意过，在周立波自己的“口述历史”里，他曾在1992、1993年做投行赚过多达六七亿财产，但是，“易于开拓，不易于守财”。兜兜转转，直到2006年7月，京剧演员关栋天的一席话说动了他：“回来要趁早，现在老一批的观众还记得你。”快40岁的周立波终于决定复出。

是年12月1日，上海兰心大剧院，周立波第一次亮出“海派清口”的招牌。首场演出，他掉泪了，为那些头发半白的观众“还记得我”；严顺开上台来，说“浪子回头金不换”，也哭了。如今，谈及过往种种，周立波说，“没有悬念的生活，我是不要的。人生，我们可以把它归纳为，不断地用错误去交换正确，然后再用正确去消费错误。我们人生的主要任务就是，把今天变成昨天，把明天变成今天，然后人，也就上了天。就这么回事。”

是非：“所有成功都是要付出成本的”

人红，是非就多。今年7月，周立波遭遇了走红以来风波最大的一场是非：“周立波太太张洁的博客”突然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富婆包养、抛弃糟糠、吸毒劣迹、家庭暴力等一系列难堪字眼，与周立波联系在了一起。当年正是因为爱这位女子，周立波打伤阻挠相爱的长辈，度过了205天牢狱生活，并从此作别舞台，十余年后，重新登台的他走红了，而跟他两次结婚又两次离婚的昔日爱人，却已怒目相向。

据周立波自己后来的回应称，整个事情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要挟的过程，“三年前我们就在谈离婚的事情了，理由是我想要孩子，但是她没有做到，或者我们都努力过，但是没有办法”，“今年1月12号，我们签定离婚协议，赔偿50万……到了今年6月，她派了律师找我，说我现在很有名，从前给的太少了，现在要500万，否则就‘爆你的料’”。谈及两人从相爱到最终反目成仇，周立波表示自己并不伤感，就是“觉得蛮遗憾的”，他认为“博客门”事件是“群体行为”，“她连打字都不会的人，也不可能有那样的描述能力。这不是一个人的贪婪，是一群人的贪婪。贪婪是人类无法打捞的苍凉。”而对于是否担忧这个事件会让人对他的人品产生质疑，周立波则回应称，“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事，一种事无需解释，一种事解释不清。所以何必解释呢。”

他说，自己从这次事件中其实感悟了很多，“过去学艺的时候，没人知道我，那时候很羡慕别人出名，而当你也达到了这个境界时，就知道所有成功都要付出的，都要成本的。”

对话周立波：

“不是每一滴水都有必要融入大海”

提问：你的新书号称要“打捞海派方言文化密码”，此前市场上关于上海方言的书并不鲜见，你的书有什么不同？

周立波：这么说吧，跟其它关于上海方言的书相比，我并没有往学术方面去深究，我的书仅仅是为了好玩而好玩，为了流传而流传，纯粹属于娱乐大众那种。

提问：听说你最近婉拒了春晚的邀请，为什么？上春晚会给你的“海派清口”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你会不会后悔拒绝春晚？

周立波：嗯，这次我面子大了，春晚的总导演、总策划、语言类节目总导演和我谈了4个小时。但因为实在没有档期，我只好谢绝了。

我不会对此后悔。不是每一滴水都有必要融入大海，我就做一滴黄浦江里的水，挺好。我不认为上春晚的就是艺术家，不上春晚就不是艺术家，况且我已经过了要证明自己价值的年龄。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不在乎春晚，春晚愿意邀请我，当然是一个很高的荣誉，只是因为技术原因，实在不能成行。

提问：有一种质疑说，你多年的积累已经在《笑侃三十年》和《笑侃大上海》里挥霍得差不多了，以后在素材来源方面会有困难？

周立波：我不觉得自己在创作方面有任何瓶颈。我的“海派清口”是基于时事、历史和文化来创作的，可以说，只要有“时事”，就会有“海派清口”。这个月底我就要推出《我为财狂》了，加上之前的《笑侃三十年》、《笑侃大上海》，一年之内我做出了7个小时的语言类节目，这种事情也只有我的海派清口能够做到。

提问：很多人认为，你的成功得益于“豁边”（出格），得益于对时事政治分寸拿捏精准，你自己怎么看？你如何把握火候？

周立波：我是在谈时事，并不触及政治，我对政治不感兴趣，但对时事感兴趣，至多不过时事之中有政治而已。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也没接到任何来自外部的压力。

至于分寸和火候，我的看法是，调侃和讽刺有别。前者完全是善意，后者可能有尖刻。总的说来，我作品的内核都是很严肃的。观众笑起来，对我来说太简单了，要他们笑就可以马上让他们笑，但是我希望他们在笑声中承载一种反思。人是需要反思的。我希望在商业里面有自己的主观愿望，我是纯市场的，但是我不想把它搞成闹剧。

提问：你会像赵本山、郭德纲那样收徒弟来进一步发扬、传承你的“海派清口”么？

周立波：基本上我这辈子是不会收什么徒弟的了，我很反感磕头烧香的那套。我觉得，“传承”这种事情吧，只要社会有需要，自然就会有接棒人，而不是你想“传承”就可以“传”得了的。我想，将来除了我之外，如果还有人说“海派清口”的话，那也不会是我的徒弟，而是我的朋友，有自己的经历、经验的那种，比如，哪天郭广昌觉得做生意太累了，说不定就想来说“海派清口”了，哪天刘翔觉得跨栏跨累了，也有可能就来了。

提问：说起海派文化，前一阵关于上海禁止穿睡衣出门的事情很热门，你怎么看上海人穿睡衣出门的这种“文化”？

这头衔当然不是我说的，我说了也不算那。话说10多年前，法国一家报纸向作家、评论家发出了一份“谁是在世的最伟大小说家”的问卷，后来所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加西亚·马尔克斯名列第一，翁贝托·埃科和约翰·厄普代克并列第三。如今，约翰·厄普代克已撒手人寰，加西亚·马尔克斯则早在2006年就已封笔归隐，也就是说，翁贝托·埃科就成了“在世的最伟大作家”。

老实说，假如我说了算的话，决计是不会把这个头衔给埃科的。几年前，《波多里诺》引入国中时，冲着其鼎鼎盛名第一时间就买了来读，读了10多页后就打死也读不下去了，实在是不知其所云。惶然良久，直到听国中最早引进埃科作品的严搏非老师说起，埃科的作品他其实也没一本能读过20页以上时，才多少有些释然。按照严搏非老师的说法，埃科的东西其实本来只是写给最多5、6个人读的，只是一系列阴差阳错机缘巧合才导致了其意外走红。所以呢，国中“埃科迷”貌似众多，其实九成九都属叶公之好，《波多里诺》卖出了3万5千余册，但真能读懂的怕是不足百人。

当然，那也没什么要紧，就像埃科自己曾经说过的那样，“今天，我们也在翻译中国作家的作品，但又有谁知道我们是不是真正能够理解他们的想法呢？不过这并不重要，我们知道此刻彼此在说话也就足够了。”

倒是新近引进的埃科随笔集《密涅瓦火柴盒》，好歹算是没啥阅读障碍。尽管多为时评，难免会因时空距离和人们对时事的遗忘速度而显得于国中并无多大意义，但其人评时事如说八卦，传说中的慧黠机巧犀利调侃，到底可见一斑。

其中一篇谈论“如何能够妙笔生花”的，饶有意趣，节录之如下：

“……

4、像吃饭那样自由地表达。

……

9、永远不要使用概括性的语言。

10、使用外来词汇并不会显得你很有风度。

11、尽量少引用他人之言。正如爱默生所说：别跟我引经据典，用你自己的语言跟我说话。

12、比喻常常会流于俗套。

13、不要废话连篇；不要把同一个内容重复两遍；重复是一种肤浅的行为（所谓废话连篇是指把读者心知肚明的内容再枉费心机地解释一遍）。

14、只有他妈的王八蛋才会使用脏字。

……

24、尽力做到文笔简洁，言简意赅，避免使用长句或插入句（尤其是当插入的信息毫无价值或并非不可或缺之时）——这样会打断某些注意力容易分散的读者的思路——从而使你的文章不会造成信息污染——毫无疑问，这是媒体膨胀时代的悲剧之一。

……

27、语气不要过分强烈！节约使用感叹号！

……

34、不要过于频繁地换行。

至少，在不必要的时候。

……

39、不要啰啰嗦嗦，但也不要只说一半就。

40、无论如何，句子要完整”

2009年金马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原著剧本、年度台湾杰出电影。豆瓣得分高达8.4分，5星率39.8%，4星率45.6%。

可是，没有想象中那么好。优点很明显，从容克制、不事渲染，缺点也同样明显，缓慢沉闷、松散脱节。说白了，这就是一用父女亲情去撞冰冷的体制之墙的“温情+控诉”片，这种套路其实并不新鲜。较之许鞍华去年的《天水围的日与夜》、今年的《天水围的夜与雾》，戴立忍无论是讲故事的能力还是看世界的方式，都还逊色得多。饶有意趣的是，很多人说《不能没有你》的黑白影像对冰冷现实构成了有力冲击，而戴立忍回答说其实是出于成本考虑。

说起来，上一次看戴立忍作品，好像是2002年的事儿，《台北晚九朝五》。当年那部电影里声称“人与天之间只有头发”的沉沦性欲的发型师、以爱护天下女孩为己任的女同性恋、用身体谋取明星梦的单纯女孩、白天教幼稚园晚上HIGH翻天的女教师等等在迷幻药和喧嚣的音乐中消耗青春的年轻人，以及电影本身对爱和性的讨论，曾让刚刚走出大学校园的我看得眼睛发亮。光阴流转，转眼间七年就过去了，这七年，我买房、结婚、生女、蝇营狗苟，如今女儿都已五岁，早已对关于爱啊性啊的话题了无兴致。而七年后的戴立忍，镜头所向也从欲望都市变成了脆弱边缘。让个人好奇的是，这七年，镜头之外的戴立忍都发生了些什么，促成如此这般的方向性变化？

《鬼狗杀手》

1999年的老片，有“美国独立电影教父”之称的吉姆·贾木许的代表作之一。在美国杂志《MAXIM》今年的一份“12位最致命的好莱坞职业杀手”榜单中，这片里的杀手“鬼狗”名列第8位。

据说，吉姆·贾木许本人其实并不认可自己的那个“教父”头衔，他说，卡萨维茨、埃德·伍德、安迪·沃霍尔他们才是独立电影的先驱，自己只是拍了些自己想拍的片子而已。这话当然有谦虚的成分，但某种程度上说，有些誉词也确有虚夸之嫌。比如那个杀手榜单里，《喋血双雄》里的周润发、《这个杀手不太冷》里的让-雷诺、《杀人三部曲》里的班德拉斯、《老无所依》里的贾维尔·巴尔登等等，个人都还比较认可，但“鬼狗”其实并不怎么靠谱，杀起人来固然也干脆利落，但一个黑人大胖子，耍日本刀耍得笨拙不堪，还玩飞鸽传书，还号称“忍者”，贾木许无非是借点东方元素来虚张声势，表现其一贯的对美国主流文化的异化和疏离主题而已，他自个儿也许压根就搞不清个中来龙去脉，致命个鬼啊。

吊诡之处在于，《鬼狗杀手》的故事外壳其实怎么看都属于乏味、老套那种，为答谢恩人从前的救命之恩，不惜为之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什么的，这种故事即便拍得再悲壮、再惨烈，怕是也难称一流，可贾木许还真的就玩出了一种所谓“金属般的低沉和些微的冷感”，有种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带着点沙哑的忧伤。这事儿有点像是古龙写武侠，恁庸俗的作料也能玩出别样的味道。最酷的还数片中鬼狗与一只狗的两次对视，也就是定定的拍而已，却似“别有忧愁暗恨生”，或者这就叫做，电影的力量？8分。

《无耻混蛋》

很血腥很怪诞，很夸张很恶俗，很昆汀很塔伦蒂诺。

首先得承认，这是一很不错的片儿。昆汀·塔伦蒂诺把属于自己的种种标签式风格，玩得前所未有的纯熟。个人尤其钟爱的是其人天马行空得让人哭笑不得的无厘头手法，譬如开篇不久那段，农夫拿一个小烟斗吸烟、气氛正营造得压抑紧张时，邪恶的大反派竟然优雅地慢悠悠地拿出一个大得吊诡的烟斗，那种强烈的对比和荒唐感实在让人抓狂，再譬如最后那场高潮戏时，竟然用绝对儿戏的鬼画符式圈圈啊箭头啊的“隆重”介绍接连登场的纳粹“大腕”们，简直让人喷饭。此外，其人凌厉的剪辑风格和重口味电影配乐，也很对个人胃口。

但是，这片儿也再度证明，昆汀终究不是个人真正偏爱的菜：整个电影看下来，绝难说得上爱不释手。事实上，昆汀过往的任一部作品，个人观感皆大致如此，好玩是好玩的，但就是喜欢不起来。问题可能就出在昆汀的另一个显著标签上，太话痨了——很多唠叨固然挺出彩，但按照形式主义的猫的看法，个人其实属于那种挺啰哩吧唧的人，而一个话痨通常是很难喜欢上另一个话痨的。

是故，个人评分是，7分。

《阁楼》

2008年的比利时电影，从导演到演员，一个都没听说过。

之所以竟然下载了来看，一则是因为这个片名，足够暧昧，二则是因为如此这般的剧情简介：“五个已婚男人合租下一间阁楼，以供他们偷情时使用。一天，他们意外地在床上发现了一具女尸，而凶手肯定就在他们之间。五个称兄道弟的朋友陷入了互相猜忌和怀疑的深渊……”貌似香艳刺激。

事实也确实如此，美女不少且多见限制级镜头，更妙的是，够跌宕、够悬疑。前一阵子说《风声》，以为其委实尔尔，作为典型的“密室推理”类型片，漏洞百出，但很多人不同意我的说法，在豆瓣上，《风声》的得分竟然也在7分以上。可是，恕俺直言，较之《阁楼》的结构和悬疑设置，《风声》绝对属于中学生水准。

只是，当所有的谜底揭开之后，《阁楼》的故事内核，也不过就是俗套而无聊的“为情所困”而已，说到底，并没多大意思，如此也就反衬得之前的跌宕起伏多少有故弄玄虚的炫技之嫌。7分。

《打，打个大西瓜》

传说中的华人最牛原创动画短片。

有人疑心，这个片名，作者的本意其实是想叫做“打，打个逑啊”的，但粗口显然不够和谐，所以才改称“西瓜”的。就门当户对来说，“打个逑啊”当然题更对文一些，但个人其实更喜欢“打个大西瓜”这种口感，你可是大声吼几遍试试，“诙”得很解馋得很。前两天女儿5周岁生日，我开玩笑说要给她开个“5周岁画展”，让她自个儿给取个题目，她信口就说，那就叫“晒被子”吧，妙得紧，口味好有一比。

又扯远了。关于这个动画短片，网上几乎一致的意见就是，画面效果上佳、故事创意一般。这个评价很中肯，中肯得很完美，但也中肯得很老套。个人的看法是，首先，形式和内容，并不是每次都要并列着拿出来说事儿的；其次，一个16分钟的片儿，纠缠于“故事创意”多少有些苛求；最后是，《打，打个大西瓜》从立意到细节，其实都已经有看头得够可以的了，咱也不能老干“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事儿。

所以结论是，8.5分。9分也无不可。

《天水围的夜与雾》

许鞍华关于天水围的“第二弹”。

如果说在去年的那部“日与夜”里，许鞍华玩的是无招胜有招的“独孤九剑”，那么在今年的这部“夜与雾”里，她使的就是刚猛无铸的“降龙十八掌”。较之“日与夜”的温情如水，“夜与雾”里杀机四伏：取材自轰动全港的灭门惨案，中年港男李森从大陆娶来年少美貌的“川椒鸡”晓玲，靠政府援助一家四口在天水围生活，晓玲白衬衫黑胸罩去酒楼做服务员，就此埋下忌妒种子，由妒入虐之后，一家就通往了一个时代的宿命。

尽管题材本身足够生猛，但许鞍华的优秀之处在于，却没有让电影就此沦为一个简单的奇情故事，而是不动声色地通过倒叙啊插叙啊的多元视角叙事“拼凑”出了一个惊心动魄的真相。叙述和节奏的掌控堪称如火纯青，“投枪”所指更直迫冷冰冰的体制之墙。

就个人喜好来说，许鞍华的这一部固然水准一流，却多少有点因过于想要表达而显得用力过猛，所以反不及前作哀婉动人。但放眼华语电影，早已近乎万马齐喑，有一个如此这般的许鞍华，实在已值得我们全体起立、为之鼓掌。8.5分。

《意外》

银河映像出品，郑保瑞导演。

在银河映像的鼎鼎盛名面前，郑保瑞的名气无疑要小得多，尽管也曾拿出过诸如《狗咬狗》之类剑走偏锋的惊人之作，但莫说是较之大佬杜琪峰了，较之韦家辉、游达志、游乃海乃至罗永昌等一众银河猛将，郑的江湖地位恐怕也多有不及。若仅以此而论，郑此番出手倒是真的有点让人“意外”，说是惊喜或者也不为过。尤其是开场五分钟，在路人看来不过是一起某人点子背、活该倒霉的意外，其实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意外式谋杀，先声夺人的效果较之最高水准的杜琪峰也未必逊色多少。

是故，已经有人在替郑保瑞忧天了，忧他加入银河映像未必明智，忧他“一入银河深似海”，事实上，在《意外》里，郑曾经的激烈、暴力、污秽到极点以至由此产生某种奇特魅力的风格，已经几乎无迹可寻，倒是“银河”印记已无比清晰。其实，《意外》的这一口气里到底有让人觉得微弱的地方，苛刻一点说，甚至是有些空洞的，还远不能与《神探》之类的作品相提并论。而且，《意外》毕竟还只是郑保瑞加入银河后的第一份答卷而已，所以现在就开始“杞人”，大可不必。综合评定7分。

《杀人锦标赛》

比较烂。

故事空洞无聊，场面俗套乏味。那也不是就无可救药了，从前有部《赶尽杀绝》来着，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故事只怕还要更加不知所谓一些，但人家的动作啊特技啊的到底要爽利得多有新意得多，以至于刻薄如韩寒，也不免为之唱了赞歌。所以呢，其实你如果索性撇开故事不论，摆明了就一门心思往某个方向整，好歹也会有值得一看之处的。

导致这个片子显得比较烂的更致命的问题在于，美女不够露也就罢了，竟然还装纯！此外还有一个不伦不类的神父角色，憋屈到让人甚至有些恶心的程度。都说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可见本来就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可这片子却生生给树出了两个如此惹人厌烦的主角，绝对属于失败中的失败。

给5分，也许还多了一点。

《和莎莫的500天》

说到底也就是个俗套的爱情故事，轻喜剧，深度当然欠奉，但真的不那么滥俗。

在500天的时间跨度里随意跳跃闪回的叙述方式，花哨而有趣，难得之处在于，居然不显凌乱，反而恰好跟整个电影的活泼风格配合得天衣无缝。

男女主角的设置也很有意思很“非典”，男的够帅够讨喜，可是很不MAN，倒是多少有些怨妇般地一直处于感情的劣势地位，女的其实长得委实一般般，却极理智极有控制力又变化多端天马行空，除非是《天使艾米丽》结尾那个开摩托车的古怪男，一般男人怕是绝对消受不起的。

电影配乐相当之精彩，几乎每首歌都动听得够可以的，很有些六十年代的味道，尤其是女主角在片子里唱的那首，好像是叫“here comes your man”，据说已经有很多人满世界找这首歌下载了。

旧瓶新酒，能装成这样委实难能可贵，8分。

《第九区》

多少有些古怪的外星题材片。

古怪之处在于，从前的外星题材片，基本上地球人是处于弱势一方的，外星文明通常都是比我们的文明要先进的，但这回反过来了，地球人欺负起外星人来了。或者是因为21世纪了，地球人的自信心也就比上世纪强悍了？

其实，地球人的文明进步速度真的一般般啦，小时候我们念书那会儿，书上经常有21世纪就会怎么怎么样的描述，每天起床后就会有机器人帮你穿衣梳洗之类，事实却是到现在还是没影子的事儿。更要命的是，文明的进步还一天比一天地以文化的僵化、同质化为代价，越来越显得了无意趣。

扯远了，说回电影，以类型片而论，相当不赖，也给8分不为过。

《独立时代》

这个倒是一部典型的杨德昌式电影。

典型的杨德昌式都市题材，典型的杨德昌式现代困惑，人人乍看上去衣着光鲜实际上焦虑、虚弱得不堪一击。个人以为，在讲述现代人要比以往历史上任何时期的人都富裕却也比饿殍遍地的岁月里的人还要焦虑这件事情上，没几个人能及得上杨德昌。问题只是在于，很多时候，他的电影里那种激得你想要猛捶自己、最后却还是颓然垂手的感觉，实在过于让人难以忍受。说到底，他自己毕竟也是一个厌恶平庸却无力振拔的现代人。

这部电影拍摄于1994年，《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之后，《一一》之前，较之前作，《独立时代》把很多东西说得更白，白得或者有些过了，以至于多少显得有些说教的意味。他自己也许也知道，所以后作才收敛了一些，也要更好一些，但归根到底，他的片子，说得其实都是一回事儿。

所以，结论是，如果看过《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也看过《一一》，那么这片不看也没什么损失，看了你也不见得就能活得更明白一些。7分。

《新天堂星探》

老片，1996年的，但是，是吉赛贝·托纳多雷的。

较之大名鼎鼎的《天堂电影院》、《海上钢琴师》、《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三部曲”，这一部的名气要小多了，但实际上，这部才应该是关于西西里的“三部曲”之一，《海上钢琴师》反而因导演本人的野心太大而较少真正的吉赛贝·托纳多雷灵魂深处的东西。

忘了谁好像说过，这是“史上最让人绝望的电影”，这个概括可谓精准到位：一个叫做乔的男人，来到西西里，自称来自罗马、去过美国，说是要招聘一些具备天赋的演员，去罗马和伟大的导演合作拍摄伟大的电影，过上一年挣个一亿里拉的美好生活，人们迟疑着相信了，迟疑着交费试镜了，迟疑着面对镜头倾诉了，结果呢？被诱惑了、被点燃了，因而发现了自己的生活有多么千疮百孔多么难以忍受的人们，结果其实是被欺骗了，整整一岛的期待和希望，破灭了、沉没了，无声无息。本来在铁屋子里沉睡的，被叫醒了，却发现铁屋子绝无打破的可能，还有比这个更残忍更让人绝望的事儿么？

电影最后，面对曾经惊艳如莲、如今呆滞地生活在疯人院里的女主角的眼睛，那种痛，绝对属于撕心扯肺级别的。9分。

《的哥》

国产纪录片。国中故事片的整体水准糟糕，纪录片倒是屡见佳作，这部又是一例。

是这样的：2007年，导演范俭把一台摄像机搁在了一个30岁的北京的哥的出租车的后搁物板上，然后呢，教师、医生、学生、生意人、嫖客、妓女、教徒等等等等，就都“在没有察觉的前提下以背对或不出画的姿态”，轮番呈现在了观者的视野里。

春去秋来，四季流转。出租车上上演的是，的哥和各色人等的各色话题，涉及天气、环境、历史、金钱、养老、住房、婆媳、婚姻、信仰、生死、性欲、股市、励志、友爱……林林总总；背景则是，出租车里的收音机和出租车外马路边上的各种喧嚣，譬如奥运倒计时，譬如手机促销，再譬如胡锦涛主席新年致辞……诸如此类。就是这样，诚如剧情介绍里所说，“把这个急剧现代化的城市中人的梦想、欲望、绝望、逃离感无限放大”，难得的是，看上去居然行云流水而又包罗万象。

这事儿也就只能搁北京吧，一个比一个能说，要是搁上海如法炮制，出来的一准儿是史上第一闷片。

人类毁灭自己，会需要几天呢？《浪潮》给出的答案是，不用多，也七天就够了。

是这样的：一个德国中学老师给学生们上关于“独裁统治”的课，自由散漫的学生们对这个题材毫无兴趣，且认为“独裁已经远离我们了，不可能再发生，因为没有民众基础”，有啥好讲的呢？所以老师别出心裁地打算做一个实验，在班上建立起一个“独裁统治”式的集体，他的本意只是想让学生们切身体验以引发学生的兴趣，没想到“纪律”、“团结”的魅力竟然势不可挡，学生们如此轻易地就放弃了人类花了万年时间才说出的那句“人人生而自由”，如此轻易地就臣服乃至享受起了“服从”、“效率”。事态很快扩散出了这个班级而成了“浪潮”，众多学生在通往被奴役和奴役他人的路上一路狂奔，当老师意识到这一点并试图解散这样的团体时，一个狂热的学生因无法忍受这种“背叛”而枪杀了另一个学生，然后自己也绝望地吞枪自杀……一切只发生在短短的一周时间内。

就是这么一个故事，老实说，整个电影的节奏和层次掌控得并不算好，叙述也多有突兀之处，且多少有些概念先行的嫌疑，但却依然赢得了如潮好评，一举拿下了2008年德国电影杰出剧情片奖。而在国中，这部电影更是备受追捧，豆瓣上的综合得分高达8.7分，46.9%的人给出了五星，43.3%的人给了四星。为什么呢？原因或许也很简单，就是因为，即便只是图解概念，这个概念也委实足够触目惊心。

电影其实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不过原型不是发生在德国，而是在以自由女神为象征的美利坚：1967年，加州，一位高中生向老师提出疑问，纳粹是如何炼成的？德国人又为什么声称对于屠杀犹太人毫不知情？老师一时无法回答，于是开始实验，过程跟电影如出一辙，稍有差异的只是，真实事件的结局没有电影呈现的那么残酷，老师最后控制了局势，他给学生们播放了一部关于第三帝国的影片、呈现了那个集体在纪律和服从名义下的恐怖和暴力，然后回答学生们一开始的疑问说，“和德国人一样，你们也很难承认，在过去的几天里竟然做得如此过分，你们不会愿意承认被人操纵，你们不会愿意承认，参与了这场闹剧。”事情就此戛然而止，不知所措的学生们此后再无人愿意提及这场实验。

真实事件里的美国学生只是“差点成了优秀的纳粹”，并没有如电影的结局那样戏剧色彩，所以，电影结局的剧烈冲突多少遭遇了一些批评。其实，电影里的那个结局又算得了什么啊，差不多是在美国那个中学进行实验的同一时间，地球背面的一个国家，整整十几亿人恰好也曾被投进过几乎一样的“实验”中，而结果之残酷之惊人，较之电影，又匪夷所思了何止百倍那。

于国中的观影者来说，这个电影真正的可怕之处在于，你会发现，那个实验中的很多说辞、方式，其实跟我们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模式如出一辙，由此必然会产生的疑问是，一直浸泡在自由主义中的人，被征服被奴役仅需七天，那么，一直就在集体主义教育下长大的我们呢，几天？

有一种意见认为，我们反而不那么容易着了道儿，事实上我们这儿不就没“浪潮”么？宁财神的说法很有代表性，他说，“我们都是在集体主义教育下长大的孩子……那种教育方式是不可能让我有那种力量的，因为早已免疫……但是，在那种制度下长大的孩子，忽然被集体一下，顿时跟打了鸡血一样，欢呼着终于找到组织了。”但个人以为，这种说法其实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若真如他所言，那整整十年的浩劫就不会发生，而今时今日我们之所以没看到如电影里那么明显的“浪潮”，绝非因为大家都已“免疫”，而仅仅是因为没有第一根火柴去点那待燃的火药堆而已。真实事件中的美国老师在实验之后接受采访时的一番话，格外令人警醒，他说，“这个实验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我们中的很多人孤独、缺乏家庭的温暖、集体的关心，缺乏对一个群体的归属感。即使把这个实验放在今天，也会得出同样的结果……”是的，人性之恶之脆弱永无终结，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暴君，每个人都是独裁的种子，一不小心就遍地开满恶之花。

    最近有武汉的大学生给很多中国人一个似乎是“惊世骇俗”的道德判断：白毛女应当嫁给黄世仁；只要有钱，年纪大一些不要紧。于是乎，在中国引出了一场具有道德高度的争论，无论是在传统媒体还是在互联网。中国道德衰微的状态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了，很多人对此不满，借这个机会出来说些话可以理解。但是，也同样令人惊讶的是，参加争论的人的倾向性非常一致，那就是指责年轻一代；他们的结论也同样具有一致性，那就是年轻人没救了。

　　中国人具有根深蒂固的从来不检讨自己而只会指责别人尤其是下一代的传统。每当有这样的不符合传统道德价值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总会有道貌岸然的出来发表道德高论，似乎他们就是道德的代表和化身。但指责下一代的人往往有意或无意地忘记了提这样一个问题：谁应当对道德的衰败负责？

任何人的道德价值观不是与生俱来的。道德是社会化的结果，是社会灌输的产物。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中间盛行权钱崇拜和道德虚无主义的现象也是事实。但同样重要的是要意识到，年轻人是被“培养”出来的。换句话说，年轻人对“权”和“钱”的崇拜意识是他们生长的环境所给与的。

　　权钱崇拜和道德虚无并不是新现象，从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了。在改革开放前，中国搞“贫穷社会主义”，人民的生活水准极其低下。当时的人们尽管维持着在今天的人看来一种较高的高德水准，但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道德水准，因为“贫穷”并不符合人性。因此，改革开放后，已经难以承受“贫穷”的一代开始了致富的过程。中国的改革开放似乎没有遇到很大的阻力，和当时中国人的普遍“贫穷”状态有很大的关系，即穷则思变。金钱很快就取代了往日的道德作为人们价值的坐标了，金钱主义毫无困难地盛行起来。道德没有了，有了钱就可以为所欲为。于是乎，人们有了金钱崇拜。

　　在尝到了初步富裕果实之后，中国人马上接受了以金钱为核心的“利益”概念。中国社会的基础很快就从意识形态转移到了利益。官方的很多政策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一个主要的角色。最明显的就是“GDP主义”，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经济的增长成为了衡量各级官员的唯一重要的指标。GDP主义已经高度制度化，尽管最近几年中国政府想努力扭转单向面的GDP主义，但成效并不大，可见各级官员的金钱主义概念根深蒂固。（应当指出的是，GDP主义是通过牺牲下一代人的利益来满足这一代人的利益的。）

　　官员的腐败更显得道德的解体。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海外，中国官场的腐败是不需要作任何解说的。可以说，说到中国官场，给人的第一个概念就是腐败。从金钱腐败的数量来说可见一斑，已经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几千、几万到九十年代的数百万发展到今天的数千万甚至数亿。权通过腐败转化成钱和财富。在这样的环境下，要下一辈不产生权力崇拜的心理实在是非常之难的。更为严重的是，在历史上，中国的政府不仅是负责治理的，而且也承担着教化的功能。今天中国的官场既然这样腐败，其自然成为了道德衰落的最主要的力量。不是也不时有小孩长大了立志“当贪官”的案例吗？

    权和钱各自驱使着道德的衰落，而权和钱之间的互相交易功能更是加速着这个进程。对年轻一代来说，无论是“权”也好，“钱”也好，只要能够得到其中的一个，或者和其中的一个靠上边，就有了自身的价值。

    除了权和钱之外，也同样严重的是中国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在迫使年轻人的权钱膜拜。在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社会里，道德的主体是个人。要一个个单独的个人变成道德人，就要给他们予希望。如果个人可以通过自己正当的努力，实现自己的希望，那么这个社会必然具有一定的道德水准。但如果个人失去了这个希望，或者说无论通过自己怎样的正当努力也实现不了这个希望，那么道德概念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从很多方面来说，中国的年轻人正处于这样一个道德的困境。

　　例如住房问题。住房是一个人的基本生存空间。古人把“居者有其屋”和人的道德联系起来是很有道理的。如果人没有一个基本的生存空间，道德又能基于什么呢？而中国的房屋政策在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里，非常有效地扼杀了年轻人的这个“空间”希望。有关方面始终没有有效的具有长远眼光的房屋政策，任由“权”和“钱”操纵，主宰人们的居住空间。对今天中国的大多数年轻人来说，在飞涨得毫无止境的房价面前，光靠自己的努力是很难得到一个体面的生存空间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可以责怪他们对权钱的崇拜，因为权钱是他们得到生存空间的工具。

    教育也是一个例子。前段时间，人们发现大学毕业生和农民工的工资和收入水平有拉平的趋向，甚至也发生农民工的水平较大学生高的情况。这和从前的“脑体倒挂”的情况不同，因为那时这种情况的产生是因为人为的控制。在今天市场机制调节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下，这种情况的产生只能说是中国教育体制的问题。人应当接受尽可能的教育，这应当说一个基本的道德判断。但当接受教育者和不接受教育两者的工资和收入水平拉平甚至更低的情况下，道德就必然要被虚无化。而对年轻所接受的教育不是年轻一代本身所能控制的。

　　实际上，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的年轻一代面临越来越大的困境。中国的改革开放曾经造就了一个开放的体制，给年轻人予希望。但现在整个社会似乎被各种既得利益所分割，他们把持着各个领域，社会的开放度较之改革之初越来越小。从前是控制扼杀年轻人的希望，现在则是自由扼杀着他们的希望。年轻人很自由，不过就是没有机会。尽管也不时会有年轻人为自己找到一条出路（正当的手段和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里主义，包括对权和钱的依附和屈从），但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希望则是越来越少。

　　在此情况下，道德从何而来？不能说有关当局对道德不够重视。中国方方面面的话语仍然充满着各种道德说教，但对年轻一代来说已经毫无价值。道理很简单，他们所读到的道德教条和他们所看到的现实，两者的差异实在太大。高不可及的道德教条和毫无道德的现实生活反而加深了年轻人对道德的怀疑和价值虚无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说，年轻一代是幸福的，但也是悲哀的。他们生活在一个自由和物质主义的社会，但这个社会同时也是一个价值混乱、毫无道德标准的。

　　提出价值和道德衰落问题绝对是好事情。但要意识到，出现这些社会现象不仅仅是道德价值的问题，而是有其更深刻的社会环境和制度背景。从更高的层次来说，这个问题关乎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是否可以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道德来自希望，对未来的希望。抱怨、指责和谴责新一代毫无用处，如果要对下一代负责，那么就要为下一代营造一个能够使得他们感觉得到希望的社会和制度环境。而这又是谁的责任呢？

有多贯呢？贯到形式主义的猫坚决不同意让我先看。

是这样的：从前我基于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原则，总是试图跟形式主义的猫一起看片子来着。可是呢，说好这天看吧，她这天写稿子一写就写到深夜一两点，于是歇菜；说好那天看吧，她那天看电视从频道一挨个扫过去直到频道六十然后再扫回来再扫回去周而复始无穷匮矣，于是又歇菜；说好再那天看吧，她再那天就哼哼歌洗洗澡吹吹头发做做面膜涂涂抹抹磨磨蹭蹭唧唧歪歪没完没了，于是还是歇菜。

无数个明日复明日之后，我开始无法忍受这种“寒候鸟”式的等待，遂与形式主义的猫展开艰苦卓绝之谈判，终于勉强达成协议，由她正式授予我“审片”的光荣权力，即，在她无暇而我有闲时，我拥有自行看片的权利，但如看到佳片，则有加精存档、今后务必陪她重看一遍的义务。

可是，她说，《风声》例外，无需我“审”。

其实是她错了，风声虽大，雨点其实很小。

全片几乎就只是在一座黑不溜秋的孤堡里进行，那也不是不可以，问题在于，这座孤堡里并没有什么足以满足观众好奇的东东，来来回回就那么几个场景，昏暗单调，貌似还不及粗糙的港台电视剧里，小龙女和杨过的那个古墓里花样多。失败。

场景简单也不是不可以，珠玉在前的“密室推理片”多了去了，问题在于，打着“谍战”的旗号却又悬疑得漏洞百出，既缺乏吸引力且经不起推敲，统共就那么五个怀疑对象，一会儿就死了俩，剩下仨里有两个还早就对上了暗号，其中一个最后还要跑出来把话说得倍儿白。据说原著不是这样的，严密得完美无缺，电影给改成这样，是怕观众看不懂。这事儿往严重里说，简直涉嫌侮辱观众智商。失败。

悬疑得不够好，也不是就无可救药了，如果演员表现能让人眼睛一亮的话，问题在于，几大主角，有的是从头到尾只会皱着眉头、动辄扯开衣服让人看胸大肌，有的是始终神游物外、说是有全裸戏来着其实还没沐浴乳广告里面露得多，有的是发嗲纠结贞烈得固然游刃有余、可毕竟三十好几了装嫩装得多少有些辛苦。倒是几个配角，勉强算得准确到位，但毕竟不足以挽救整体水准。失败。

倒是确实有不少刑具酷法来着，把女人双腿分开、凌空架到既粗且糙之麻绳上来回搓拉那个，尤让个人头皮发紧，可是较之曾经在种种文字里出现过的我泱泱大国上下五千年里花样百出之酷刑，其实也不过小巫而已。更重要的是，拿这事儿来作为电影的“看点”，其实就是变态。失败中的失败。

或曰，国产电影嘛，能这样就不错啦。

这么说当然也不是不可以，您愿意给国产电影们“这样就算不错”的权利，那是您的自由，宽容是种美德。

4年前，他又过生日的时候，接受法国当地电视台采访称，自己已时日无多，不过，反正这个行将告别的世界“不是我爱的世界”。

1年前，他又度过了自己的100岁生日，法国总统萨科齐当天亲往拜寿，低眉俯首称“我来向您致敬，感谢您为法国人民所做的贡献。”

可是，这位悲观、嗜古的法国“国宝”，到底没能迎来自己的101岁生日。

上周五，他在巴黎家中因病去世，今天下葬时他的儿子对外公布了这个消息。他被埋葬于巴黎东南部科多尔地区的一个小村庄，他的儿子说，“他表达过想要个慎重和冷静的葬礼的愿望……他喜欢到森林里散步，现在他的坟墓就在这片森林的边缘上。”

早在列维-斯特劳斯“离席”之前多年，和他同时代的萨特、波伏瓦就已经走了，然后他的追随者罗兰·巴特、福柯也走了，就连德里达、鲍德里亚前几年也走了。在一个个巨人纷纷离席之后，我们时代的思想领域剩下的仿佛只有回忆，无论西方还是东方，似乎都已进入了思想的午夜。只有列维－斯特劳斯，或许是由于年轻时候做田野考察锻炼出了一副好身子，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在那里，扮演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午夜守门人”的角色，几乎成了一部人类学的活历史，一个孤独而无奈的象征。他的存在，让我们觉得我们的时代离那段思想的群星璀璨的岁月还并不遥远。然而，终于，他也走了。以后呢？谁还能扮演这样一个角色？谁还能在那扇沉重的门前默默守候？

1908年11月28日生于比利时一个犹太人家庭的列维-斯特劳斯，在巴黎长大，被公认为卢梭以来法国最博学的知识分子。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他广涉哲学、人类学、音乐与艺术领域，建树惊人，影响深远，尤其是其人类学研究，对蔑称亚非拉部落“原始”的文化沙文主义施以重大打击，彻底改变了西方看待其他文明的方式，几乎以一人之力重新界定了整个人类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构建了人类学历史上最为复杂、深邃、坚固的智力大厦，很多人走进去，却几乎没有人能够找到出口”。2008年10月，《泰晤士文学增刊》曾就此刊文，大标题直接写作“列维-斯特劳斯的世纪”。

列维-斯特劳斯的成名，始自1955出版的随笔集《忧郁的热带》。这本讲述南美丛林深处的部落的书，甫一发表就“如同一枚爆发力惊人的深水炸弹，掀起的波澜几乎捍动了整个法国思想界”。意义重大之余，文笔也出色之极，被称为“一部为所有游记敲响丧钟的游记”——弄得龚古尔委员会挠头不已，连称若非此书不属小说范畴，必赠之以当年的龚古尔大奖。饶有意思的是，很多年后，巴西人类学者弗尔塔莱萨重访丛林深处的“穿耳”部落时，打探是否还有人记得70年前有个白人，大老远地跑来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一个穿耳族老头回答说，“当然记得，我们处的挺好。他对我们做的任何东西都有兴趣。”

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萨特和存在主义曾如日中天，谁都没有想到，仅仅十年之后，列维-斯特劳斯和他的结构主义理论就迅速取而代之，占领了整个思想界。作为结构主义的创立者之一，列维-斯特劳斯晚年在谈及追随他而起、后来纷纷投入“后结构主义”的罗兰·巴特等人时，是这么说的，“预感失业在即，一些民族学家便去敲别的学科的大门。他们去哲学、精神分析或文学那里找活干，不顾把后者的学科变成大杂烩的风险；由于找不到一个正面的定义，这大杂烩便被叫作，后结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

个人起初的排斥当然是有理由的。发端于欧洲的启蒙运动早在数百年前就曾断言，现代社会是一个以人本精神为主体的理性主义运动促成的成果，世界已经成龄且日益自治，宗教和信仰虚妄而不合时宜，并且责难说，人类从古至今承受过无以胜数的苦难和不幸，上帝却高高在上、冷漠无情，难道饱经沧桑的人类还要去信仰上帝而不是控告上帝？人类的理性已能判明一切，还要信仰做什么？

但问题在于，事实却好像并非如此。诚如作者安伦在书里所说，启蒙运动宣称“上帝已死”迄今已过去三个世纪，可宗教非但没有像预言的那样消失，反而仍然为这个星球上绝大多数人口所信仰，“在美国这样科学和知识最发达的国家……美国总统在就职典礼上都必须手按《圣经》对神宣誓，以迎合绝大多数选民的期望……宗教信仰仍然是人类意识形态的主导力量”。

而今日之国中，“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之类的感慨更是时有所闻。著名导演田壮壮曾在一次访谈中坦承，“我老有一个感觉，这个国家一天一天繁荣起来了……但是老觉得没有在一些发达国家里的那种安全感、安定感……什么原因呢？就是觉得没有一个束缚力量，人的自我无束缚……这是很悲剧的”。据说，也正因如此这般的焦虑感，国中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去信佛、信教以求排解。可国中之信佛、信教的根本荒唐之处在于：寺院里香火鼎盛，教堂里人声鼎沸，却熙熙攘攘皆为利来皆为利往，与其说是信佛信神，莫如说是信“利”信“运”而已。以此而论，《理性信仰之道》直言不讳地指称“经过百年社会动荡的中华民族，正面临着信仰缺失、社会道德衰败、精神世界空虚等社会危机，亟需一种新型的理性信仰的救助”，诚为逆耳良言。

《理性信仰之道》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诸神其实同一、诸教其实同源，在全球化人类趋同的背景下，各宗教交汇融合成人类宗教共同体将是势不可挡的历史必然，也唯有如此，才能给人类带来真正难以估量的巨大利益”；所以，他力倡“宗教共同体”理念，并断言“宗教共同体”的融合共存理念与中华民族的传统宗教理念不谋而合，“或正可首先植根于中国，成长壮大进而普及世界”。

连看四个片子，如连中四记七伤拳。四个回合下来，心肝脾肺肾胃脑，俱似遭到了大幅度损毁。

第一个叫做《气喘吁吁》。老实说，本来是冲着这个多少有些暧昧的片名，决定一看的，没想到，当真会看得人“气喘吁吁”：那个混乱不堪六神无主不知所以啊，以至于，看完电影后大约有整整十分钟，我瘫在沙发里既不想动也动不得。

后来到豆瓣上看了一下才知道，是这样的：蝉联“烂片之王”称号多年的《明明》，得分4.7，一星率22.5%；被誉为“烂片界的一朵奇葩”的《精舞门》，得分4.7，一星率20.4%；而这个《气喘吁吁》，得分4.0，一星率竟高达43.8%……

第二个是《大内密探灵灵狗》。倒是本来就没抱什么期望，纯粹只是因为，多少有些欣赏王晶的那种反精英、反文化气质，这个形容猥琐的矮胖子，在整个香港电影辉煌灿烂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用屎啊尿啊屁啊的给了我们多少没心没肺的欢乐啊。

可是，就像往事随风都随风一样，王胖子上演的基本就是一出每况愈下再逾下，每次都让人觉得，不会吧？还有比这更烂的么？偏偏他下一次就真的还能更烂。

第三个是《皇家刺青》。是这样的，一MM跟我说，她看了《风声》和《皇家刺青》，《风声》一点都没劲，《皇家刺青》笑得她肚皮痛。所以就看了一下，可是从头到尾，我一声都笑不出来。

结论是两个。一是，很多时候，长得好看的女人，智商啊笑点啊的确实就会相对低那么一点点。二是，理发店里的一温州小伙尝八卦曰，你知道乡下谁最能打么？答案是，泥瓦匠，为什么呢？因为其手掌成天在泥瓦里打滚，绝对强似武林中传说的“铁砂掌”。起先我还将信将疑来着，没想到《皇家刺青》证实了这一点。

第四个是《同门》。这个是冲着导演邱礼涛去的，在接连拍了两部全景式扫描香港性工作者生存状况的电影之后，听说这次他拍的是，黑白两道如何争夺“红灯区”的控制权，想来应该是让人期待的吧？

结果却是，没有丝毫想象力，无非对过往香港黑色电影的弱智的模仿、拼贴、再组合而已。整个电影，一网友一言以蔽之曰，一帮人晚上不睡觉纯粹在捣糨糊。看得我一直在疑心，前面那两部关于性工作者的“十日谈”，真的是邱导拍出来的么？

所幸这四部之后，看了《窃听风暴》。才算爽了一回。

怎么说呢，那感觉我琢磨着，跟《功夫》里星爷被终极杀人王打得七零八落之后任督二脉反被打通终成绝世高手的感觉，或有一比。

题材其实并不新鲜，东德的极端专政，功利的秘密警察。跟几年前那部《再见列宁》多有相似之处，以故事张力、戏剧性冲突而论，或者还多有不及。但胜在整个故事的讲述方式委实高明，冷静、省略，颇得海明威式文艺理论的精髓，不事渲染，言犹尽而意无穷。

电影最后，秘密警察在书店里买书，店员问他，要包装一下送人么？他说，不，这就是送给我的。这功力、这效果，已直追海明威当年经典的一次死亡描述，他的主人公开车送伤员：开始时我觉得有什么东西滴了下来，摸来又黏又凉，流滴的速度快了，后来又慢下来，再后来不滴了，停车的时候，我对来抬伤员的医护人员说，他大概死了。

他说，前几天，你在一篇谈及东野圭吾的博文里说，人家日本的作家是“散养的鸡”，我们的作家是“圈养的鸡”，就如同散养的鸡总是比圈养的鸡好吃一样，我们同人家的差距是整体性的。你的言下之意是，较之日本，我们现在就真的，连一个好作家也没有？

哦，误会，绝对是误会。

我只是说“整体性差距”而已，个人视野狭窄、品位所限，断不敢言，国中就一个“好”作家也没有了。认真说来，若以个人喜好而论，窃以为今日之国中至少有这么几位活着的，还是当得起“好”作家这个称号的：

其一，韩寒。是这样的，个人其实并不认可韩寒的小说，从《三重门》到《长安乱》再到《光荣日》再到《他的国》，基本上俱为三流作品，韩东所谓“野路子”；但却绝对欣赏他的“杂的文”，以为简直就是古龙笔下的“圆月弯刀”，锐利、诡异、妖媚，几无对手堪当其锋，惟剩体制之墙尚堪供其抚弄。近年来同样当红的李承鹏，所修炼路数多少也有些近似此道，但或者是天资所限，相形之下究竟山寨、混不吝得多，不在一个层次上。

其二，陈丹青。尽管陈老师一再自谦，称自己写字为文只是“不务正业”，是“退步”乃至“荒废”，但是，谁说名字叫做“丹青”了之后，画画就一定得是其“正业”呢？事实上，陈老师自承“议论琐碎而重复”固然没错，但其文笔之“雅达”之“坦荡”之“奇崛”，难得地犹见华夏千年文脉气息，以此而论，就个人目光所及，国中能与之一较短长者，当真也没有几个。

其三，阎连科。个人以为，阎连科的文字，当然算不上才华横溢的那种，莫如说是粗糙更合适些，但胜在够种够血性够担当。刘再复尝言，阎连科的作品，无论是想象力、表现力、艺术技巧和思想深度，都达到了当今中国作家的最高水平。个人谨慎同意他的说法。坊间还一直有传言说，阎连科迟早会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窃以为，如果哪一天当真传闻成真，阎连科也并不辱没诺贝尔。

其四还得算上，郭敬明。老实说，除了翻过几页《小时代》之外，其人的其余文字，个人一概没看过，倒是其“斑斑劣迹”，还略有所闻。但个人还是倾向于将其列为，“好”作家，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好”，标准其实不同于前面提及的三个，纯指商业上的成功。《纽约时报》尝称郭敬明为“当今中国最成功的作家”，一度引发争议无数，其实根本没啥好争议的，因为那根本就是事实。至于其何以能至斯，请恕我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