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军进军新疆，确保了中国对新疆的控制(1943年)

　　二、两派宣慰使入新与盛世才争夺控制权

　　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沦陷，国人开始认识到西北的重要性，开发西北的呼声日益高涨，而新疆又是西北屏藩，地位更为重要，可实际上，国民党的势力尚未到达陇西，因此国民党政府急于实现对新疆的控制。1933年4月12日，新疆发生了驱逐金树仁的四一二政变，这给国民政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蒋介石和汪精卫两次策划了控制新疆的计划。

　　1、派黄慕松入新宣慰

　　1933年新疆四一二政变后，新疆省主席金树仁出逃。4月14日新疆临时维持委员会推举刘文龙为临时主席、盛世才为临时边防督办。4月24日金树仁在塔城通电下野。同一天，《大公报》报道:“政府对新乱事甚注意，连日汪与蒋往返电商，决将派大员入新，期就地解决，人选日内即可发表”（注:1933年 4月24日天津《大公报》。）。4月28日，国民政府发表“特派黄慕松为新疆宣慰使”的国府令（注:1933年4月29日天津《大公报》。）。5月2日，汪精卫主持召开行政院会议，通过致新疆省府各委员、厅长电，称“中央现正慎简贤能，勤求治理”；并发亦安抚新疆民众的国府命令，内称:“金树仁引咎辞职，中央已核准，正在慎选贤良，妥筹治理，并先特派参谋部次长黄慕松为新疆宣慰使，务期和辑军民，嘉靖地方。”（注:1933年5月3日天津《大公报》。）6 月7日，蒋介石自南昌致电汪精卫:“对刘、盛之电话拟定三案，请与汪院长妥商裁决:(1)刘、盛此电迟到太久，新省电报久已不通，拟仍暂搁置，俟慕松到新具报后，再为适当之处置。(2)先电刘、盛，不做复电，应加以奖勉，责成两人合力维持新省治安，暂不说及名义，并告以黄宣慰使即行赴新，一切新省善后问题，黄抵新当面详商，并嘱诸事商承黄妥办。(3)暂委盛以边防督办名义，但刘主政，而盛主军，恐有不妥，且如此处置，能否适合实情亦均属疑问。以上三项，究以何项为宜，或中央有无切合良策，统请妥商酌核为盼。”（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5)，第541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黄慕松“宣慰”的实质是以蒋介石和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中央政权和盛世才为首的地方势力争夺新疆统治权的斗争。据国民党新疆省党部特派员宫碧澄回忆: 蒋介石令他回新疆转告盛“好好听从黄宣慰使的指示，不得有格外行动”；汪则担忧黄慕松去新能否站住脚，让宫碧澄“通知新疆临时政府的有关人员要好好拥护黄慕松”（注:宫碧澄:《国民党在新的活动点滴》，《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58页。）。于是黄慕松带了一个庞大的宣慰使团，分批进入新疆。该团配备了党务、民政、建设、军事、教育、宗教、交通各方面的人才，大有准备一旦南京明令自己任新省政府主席及边防督办后，即可走马上任之势。

　　黄慕松在新疆的主要活动是拉拢各方，以图架空盛世才。他首先争取到了在新疆的东北军各部队长官“愿得中央编制名义始正，咸愿驰驱”（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5)，第545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他又争取到当时的伊犁屯垦使第五军军长张培元“表示受中央驱策”（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5)，第545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黄慕松又征得汪精卫同意，将金树仁废黜王位、当时在维吾尔中及南疆各实力派头目中有一定影响的哈密王白锡尔的“爵位如故”，财产“如已没收”“着即查明发还”（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5)，第545页。），以及给予“军事、外交悉听央主持，教育、交通、实业等事则由地方办理”（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5)，第545页。）的许诺。使得白锡尔领衔的南疆一带各实力派首领等在享有一定自治权基础上对南京政府表示归附。黄慕松还对新疆部分军界官员进行拉拢利用，比如省临时主席刘文龙、督办行营参谋长陈中、省政府秘书长陶明樾、航空队长李笑天（后三者还是策动四一二政变的功臣）等都围绕在黄的身边成为黄的智囊人物。另外，黄幕松还提出改督办制为军事委员会制。他的这一主张一开始就遭到盛世才的拒绝，但是黄仍然坚持，并且背着盛与陈中等商量改制的具体办法，拟将张培元、马仲英、和加尼牙孜等人委为军事委员、以盛为委员长。黄慕松的用意很明显，就是要弄垮盛世才。 

　　可是，盛世才在黄慕松的身边早已派人侦察和监视，而且黄慕松与中央的来往电报也被盛世才的电台截获，所以，盛世才对黄慕松的一切行动了如指掌。四一二政变后，盛世才由参谋主任一跃为临时督办，这一机会他是不愿意轻易放弃的，尤其是在击溃马仲英之后，他以胜利者自居，当然不同意黄慕松提出的改督办制为军事委员会制，何况当时还谣传黄慕松将主持新疆。于是盛世才在战场上与马仲英厮杀得胜后回到迪化，于1934年6月26日突然发动政变，将陈中、李笑天、陶明樾冠以图谋推翻现政权罪名枪决，并且软禁黄慕松，以此向国民党中央表示在新疆是他盛世才说了算。次日，刘文龙、盛世才致电南京政府说:陶明樾等人“趁隙勾煽后方军士，拟将现有之主席、督办同时推翻”，“秘举黄慕松为新省主席，另组所谓军事委员会”，“而黄使亦不无妄受陶明樾等蛊惑之嫌”，“请中央加派关心边局之大员如陈立夫、刘光、彭昭贤、张凤九等四员迅乘飞机来新疆，切实调查，以明真相。”（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 5辑第1编政治(5)，第574）黄慕松这时才发现自己根本不是盛世才的对手，不仅没有扳倒盛反而危及自己的身家性命。为了自救，他于6月28日以明码致电中央，内称“新疆僻处强邻，情形复杂，隐忧四伏，非定重心，难期安靖。查临时督办盛世才、临时主席刘文龙，辛苦维持，业经数月，拟请中央即予真除，庶名位既正，责任更专，有裨时局，殊非浅鲜，伏祈鉴核，迅赐发表，以定人心。”（注:1933年7月7日南京《中央日报》。）黄以明码发电中央，证明其用意明显。但是南京方面对刘、盛职位始终不予真除，这使得刘、盛寝食不安，害怕夜长梦多，于是策动各机关、团体致电国民政府要求真除刘、盛职位，电报就象雪片飞向国民政府各机关、报社。

　　不过这件事的确让南京政府大失颜面——堂堂政府宣慰大员却卷入一场旨在推翻现政权的阴谋中。这在盛世才给南京的解释中就是这样说的，而且当时迪化街头巷尾也是这样谣传的。当时国内各报纸也为此对国民政府责备甚烈。一时间传说纷纷，莫衷一是。南京方面自然要为自己圆场，挽回颜面。7月7日蒋、汪联名致电刘、盛说:“两兄维持秩序，巩固后方，中央良深嘉慰，黄宣慰使也屡电称扬，不遗余力。万不可自生携贰，致堕前功，黄慕松宣慰任务已完成，中央日前有电，促其回京报告，至对于新省善后办法，一经议决，当随时颁布施行，两兄务须体谅此意，共济时艰，是所至盼。”（注:1933年7月8日南京《中央日报》。）7月10日汪精卫在总理纪念周报告一周要政中提到新疆问题，主要解释了”政府为什么不早些发表刘文龙为新疆省主席，盛世才为新疆边防督办？”他说这是因为“新疆还有几件根本的善后工作要切实去做。应该交给谁去负责新疆的善后责任呢？就要看谁能做到这几件事。”这几件事是什么事情呢？“第一件是外交要统一于中央；第二件军事要统一于中央；第三件宗教要自由，民族要平等。是新疆善后的三大原则。谁能奉行这三大原则，就把责任交给他。如果刘文龙、盛世才能够奉行，我们便交给他们，否则便交给另一个。”（注:《行政院纪念周——汪报告一周内要政》，1933年7月12日南京《中央日报》。）

　　13日，新疆驻南京办事处处长张凤九也向报界透露蒋介石对新疆问题的意见:“中央对于边疆官吏的任命，但求苟能捍卫国土，绝对服从中央，爱护人民，巩固地方治安者，自可以付托。”（注:《张凤九由赣返京——谈新事件周内可解决》，1933年7月13日南京《中央日报》。）由此可见，蒋、汪不得不自找台阶下。为什么这样讲？首先，这三条原则，新疆方面早在4月14日的十大纲领中已经宣布过，对此南京应该知道；第二，既然有这三大原则为何不早些讲出来，或许会避免发生第二次政变；第三，此时的南京政府对新疆鞭长莫及，盛世才又势力高涨，他如果不遵守三大原则南京政府也奈何他不得。大概黄慕松的“铩羽而归”也使南京政府看到了这一点，因此，南京政府只好向盛世才表示妥协——只要你宣誓效忠中央，就给你正名。于是，7月19日，刘、盛联名致电行政院，一方面消除与黄慕松的误会，说陶明樾事件“皆系陶、陈、李扇动人心之一种阴谋，与黄使绝不相干”；另一方面，向中央表示效忠，“值此地方糜烂，几及全疆，尤非得援助于中央，必致无所措手。文龙、世才性非至愚，但能晓此，我中央如何彻底筹划，巩固边局，职等誓当竭诚遵从，以尽天职，此物此志，敢质天日。”（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5)，第578-579页。）7月26日，刘、盛再次致电蒋、汪，表明心迹:“当此糜烂纷扰之余，寇匪侵凌之际，非仗中央威信，何能自立，职等粗知大义，万无携贰之理，皇天白日，实鉴此心，一切措施，谨当恪守文训，不敢稍有逾越，致负谆谆之意，谨此电陈，伏祈垂察。”（注:1933年7月27日《大公报》。）这就等于刘、盛给蒋、汪递上效忠书。8月1日，行政院第118次会议决议:“（一）任命刘文龙、盛世才、张培元为新疆省政府委员，并以刘文龙为主席。（二）任命盛世才兼边防督办，张培元兼伊犁屯垦使陆军新编第八师师长。”（注:1933年8月2日南京《中央日报》。）这也等于宣告南京政府借黄慕松宣慰以控制新疆的计划失败了。

　　2、罗文干入新宣慰

　　虽然南京政府被迫承认了盛世才的统治地位，但是这并不等于国民政府就轻易放弃了对新疆的控制，因为蒋从来不允许地方势力做大，但派军队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国民党连河西走廊都没有控制住，最可行的办法就是借助新疆现有力量限制盛的势力扩大，以此达到控制盛世才的目的。当时的确也有这种可能，因为当时在新疆还存在着马仲英、张培元两股势力，分别控制着东部和西北部，而且南疆也不为盛世才所掌握，盛世才控制的地盘只是以迪化为中心，东至古城，西至塔城这一片，大约占有全省的五分之一。1933年8月1日行政院通过对刘、盛、张的任命，就是实现这一平衡策略的关键步骤。这一任命的政治用心是让张培元雄踞盛世才之西，默认马仲英实际控制盛世才之东，这样盛在张、马二人夹击之下也就不能有所作为。实施这一平衡牵制策略的前提是要将盛、张、马三方的关系相对固定下来，为此，8月17日南京政府宣布派司法行政部长兼外交部长罗文干，以中央代表身份去新疆主持刘、盛等人的就职典礼。据《中央日报》报道:“自宣慰使黄慕松回京报告后，中央以新疆地处边要，除任命刘文龙为主席，盛世才为督办，俾地方事务，有人负责外，关于中央政务，如外交，交通诸端，深觉有派大员前往视察，以期分别办理之必要。”“国民政府昨（十七日）命令，外交部长兼司法行政部长罗文干出巡新疆，所有外交部部长职务，以行政院院长汪兆铭暂行兼署 ”（注:1933年8月18日南京《中央日报》。）。

　　罗文干于9月2日到达迪化，主持完刘文龙、盛世才就职典礼，就着手撮合盛世才和马仲英之间的关系。盛世才表示如果马仲英听从督办公署的调度，退往哈密就任东疆警备总司令，可以委任他为省府委员。罗于是前往吐鲁番劝马仲英停止与盛世才武力对抗，盛世才为了表示和平诚意还派其弟盛成骐等人随行，实际上他是想把马仲英骗到迪化加以处置，所以后来由于罗文干没有把马仲英骗到迪化来，盛世才对罗不满意，并把随罗文干来到迪化的马仲英的和谈代表拘押，借此向马仲英挑衅，对罗文干也多方刁难，罗文干无奈，决定离开迪化去塔城，然后去苏联与中国驻苏大使颜惠庆会晤，可是，临行时盛世才以没有汽油为理由，打算扣留罗文干，罗文干只好通过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弄到汽油，匆促离开迪化。罗文干离开迪化不久，盛世才与马仲英就重新开火了。迪化当时有人说罗文干是被盛世才“吓跑”的，因为罗文干走时未带之行李，被盛世才以“逆产”没收，在1937年新疆财政监察委员会拍卖逆产时，“ 标有罗文干逆产一项，仅手提小皮箱一个，折扇一把，绸衫一件。”（注: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六），第3311页。）

　　罗文干与颜惠庆就整顿新疆省外交特派员公署、整顿驻苏五领事馆、在新西伯利亚添设领事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商定中苏商约及废止新苏协定（1931 年金树仁政府时签订，未经南京政府批准）、中苏划界、禁止新疆向苏购军火诸问题进行会谈后，于10月6日回到伊犁。7日，参加了张培元就职典礼。在伊犁期间，罗文干要张培元对盛世才“捐弃成见，不计前嫌”，“张培元的答覆，就只有斩钉截铁，全无回旋余地的两句话，‘我就不让盛世才当边防督办，其他的事情什么都好谈’”（注: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六），第3313页。）。如果联系到金树仁出走塔城时，曾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执行委员会推荐张培元任新疆省主席兼边防督办的话，可以理解张培元能有此情绪。但是张培元在1933年6月12日曾致电行政院请中央正式任命刘文龙为新省主席，盛世才为边防督办，其中对刘、盛颇有赞誉之词:“查二公德才兼备，众望所归，任职以来，和衷共济，秩序赖以恢复，军事渐告结束，……盛督办不避艰险，提师东征，所有将士因久蒙训练，皆奋不顾身。……此非刘、盛二公之苦心孤诣，曷克臻此？”（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5)，第 573页。）这就令人费解。

　　但是不管怎么说，罗文干所推行的平衡政策实际上破产了，因为盛世才、马仲英这时正在迪化火并。罗文干原打算赴新疆南疆宣抚，也因南疆正在大乱而未去，遂绕道苏联西伯利亚铁路到海参崴，然后乘船回国。本来，罗文干此行计划四个月，结果两个多月就结束了。南京派到新疆的大员再次“铩羽而归”。 

　　但是，南京方面仍然试图控制新疆，于是先前的“平衡战略”便变成了“张马联手倒盛”。主要原因是，一方面罗文干之人新本来就是考察新疆的情况，如果平衡牵制政策在新疆能够实现当然好，如果不行就换个方式；另一方面中央不了解新疆情况，主要依靠黄慕松和罗文干带回来的报告来决定对新疆的政策，而黄、罗二人均受盛之刁难，对盛世才都没有好印象，尤其是罗更不堪盛之辱，于是罗在离开新疆前夕便向国民政府建议说“以弟所见，盛昔以骗诈取得任命，中央为求苟安，循其所请。今盛仍恶性未改，怨声载道，中央若不早下最后决心，处以祸国害民之罪，此后中央将威信无存。一切善后办法，明日启程回京呈报，望中央此时勿再为其所愚，予以任何之援助。”（注:蔡锦松:《盛世才在新疆》，第13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罗文干回南京后，曾讲新疆问题“其症结仅在吏治，故甚易解决，但具体解决方案，须俟与政府商酌，现尚不能发表。”（注:1933年11月14日《大公报》。）“本人自将巡视新疆所得贡献中央后，经过汪院长与各部会长官作深切商讨，大致对新初步方案，已有相当议决。”（注:1933年11月15日《大公报》。）“现在军事解决办法业令面陈鉴核在案。 ”于是“在国民政府和罗文干的促成下，1933年12月间张培元、马仲英反盛同盟正式形成，张已对盛采取行动。”（注:蔡锦松:《盛世才在新疆》，第 129-13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笔者赞同蔡锦松得出的这个结论，因为他的主要依据是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资料室藏两份外交部档案抄件。均是张培元给驻苏联大使颜惠庆的电报，其中有“培元遵照中央与罗部长计划，已出兵讨伐，将盛逆购得大批枪弹，业派兵截留”（注:蔡锦松:《盛世才在新疆》，第13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自奉罗部长转到中央忠密电令，着培元督师入迪，解决盛世才，肃清北疆，以除祸根，令与马仲英合作。 ”（注:蔡锦松:《盛世才在新疆》，第13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张培元死前遗书中有“一误于罗部长，再误于杨正中 ”（注:王恩溶:《张培元事略》，《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78页。）之语；况且蒋介石也承认有“属张罗特约专用”之电码本（注:《蒋介石致盛世才督办妥慎处理新疆事务电》（1934年9月26日），《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别录》卷37，第105页。）。南京政府没有料想到的是，盛世才会得到苏联的直接军事帮助打败了张培元和马仲英，巩固了他在新疆的统治地位。这样，南京政府失去了控制新疆的任何依托，第二次控制新疆的计划就彻底失败了。

　　分析上述两次失败，主要原因在于当时国民政府的武力控制还到不了新疆，在武人执政时期，没有军队作为后盾是万万不行的。而蒋介石正在全力“剿共”，此时，连河西走廊都没有控制住，派军队谈何容易？再者，国民政府在新疆又没有什么基础，仅仅派两个大员，千里迢迢去就能空手套白狼？没有非凡的手段恐怕不行，事实上，黄、罗二人都是文职官员，并无怎样的实力，而盛世才已在新疆三年，手中掌握着兵权，又是一个玩弄权术的高手。因此，黄、罗二人根本不是盛世才的对手。不仅如此，反而使盛世才与南京交恶，于是他竭力阻止南京势力进入新疆，举起亲苏的“六大政策”（反帝、亲苏、民平、和平、清廉、建设），做起“新疆王”来。南京政府鞭长莫及，只要盛表示“服从中央”，“永远使新疆为中国之领土”也就奈何他不得。但是一旦有机会南京方面是不会放弃的。没有想到这个机会居然在不久以后被盛世才自己送上门来了。 

　　三、国民党势力进入新疆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突然进攻苏联。同年9月至1942年2月，苏联首都莫斯科被德军围攻，苏联卫国战争正处在最困难的时刻。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盛世才认为苏联靠不住了，中国共产党也困难重重，他要投靠新的政治力量，于是他改变了叫喊多年的亲苏政策。他对被重新启用的“十大博士”直言不讳地说:“现在我的政策变了，要改信三民主义，如果你们能随我入国民党，我可以放你们，各个官复原职；如果不然，那你们就回去，哪一天放你们就不得而知了。”（注:郎道衡:《我所知道的“新疆王”盛世才》，《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3页。）显然，盛世才已经把继续维持新疆独裁统治的赌注押在了国民党蒋介石身上。对这一转变，盛世才在1942年7月7日给蒋介石的上书中解释为主要是受到苏联的欺骗，“现已澈底觉悟，苏联国家确实离开马克斯主义，走上帝国主义侵略道路，尤有甚者，即挂着马克斯主义假招牌，以援助落后国家与民族为名，暗中进行其侵略伎俩，其用心较之其他帝国主义者尤为毒辣！……是以职今后绝对不能再与此类假的马克斯主义者相合作，誓以至诚，拥护钧座与国民党之领导，效忠党国。”（注:《盛世才第一次上蒋委员长书》，中华民国外交部编印:《苏俄对新疆的经济侵略》，第56页。）这样，蒋介石再次盼来了控制新疆的时机。事实上，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从未放松图谋新疆，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变后，西北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曾向蒋介石提出辞去原职，蒋介石回答:“不但不能辞，而且要做长期打算。你放走了盛世才，有责任收服盛世才。新疆问题一日不解决，你一日不能离开西北。”（注:金绍先:《国民党反动势力进入和统治新疆》，《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21页。）可见，蒋介石一直在等待着插手新疆的时机的到来。由于盛世才的变化，国民党便趁机向新疆全方位进军，重点是政治上渗透，而关键是在军事上控制。

　　在政治上，国民党一面派大员与盛世才频繁接触，采取封官拉拢等手段，让盛世才死心塌地地反苏反共到底；一面不失时机地派大批人员入新，从党务、政务、外交等方面逐步取代了盛世才的势力。

　　为使国民党势力进入新疆，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先后5次出关到迪化。盛世才称:“在朱长官逸民将军五次出关中，随着他每次出关任务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收获，所谓不同收获，并不是别的，乃都是对国家民族，对抗战建国建新，对巩固抗战后方等事业上有特殊的贡献与莫大的帮助。”（注:晋庸:《四月革命的回顾与前瞻》，《新新疆》创刊号，1943年4月20日出版。）朱绍良为国民党图谋新疆立下汗马功劳，真“可谓边疆大吏中之首功者”（注: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九），第4909页。）。蒋介石还命令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主持制定了《收复新疆主权方略》。1942年8月29日，宋美龄代表蒋介石到新疆安抚和拉拢盛世才，随行中有吴忠信、朱绍良、梁寒操、吴泽湘等。宋一行受到盛世才的隆重接待。宋美龄代表蒋介石对盛世才表示:“中央坚决信任盛氏，将来新省各项工作需要中央协助与否，全由盛氏决定。”（注:吴忠信:《主新日记》，1945年10月20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政治(5)，第331页。）等于给盛世才吃了一个定心丸。最后双方协定:“(1)调派甘肃境内政府军由兰州进驻安西、玉门，钳制在哈密俄军；(2)委派新疆外交特派员，将外交权收归中央；(3)肃清新疆共党；(4)着俄国军退出新疆等 ”（注: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九），第4907页。）。

　　盛世才表示:“矢志拥护中央，尽忠党国，绝对服从领袖”（注:晋庸:《四月革命的回顾与前瞻》，《新新疆》创刊号，1943年4月20日出版。）。宋美龄等在迪化除在政治上收买盛世才以外，还谈起军事、外交、反苏、反共等内容，盛世才遵照指示，切实奉行。果然，当宋美龄一行离开迪化后半个多月，盛世才就向中共驻新人员下了毒手。中共人员被软禁、逮捕和屠杀。 

　　1943年1月16日，国民党新疆省党部成立。重建国民党新疆省党部，无疑是国民党控制新疆的一大要政。从此国民党在新疆的党务活动有了基地。组建的头几个月，省党部只有40多人，后来编制逐渐增加。国民党力图通过发展党员和建立各级组织来控制新疆，仅1943年就发展党员7224名，发展对象主要是公务员、青年学生、教员，还有商人和其他阶层的人员。这一年的6-8月，共成立县党部31个。全年成立区党部84 个，区分部461个，小组808个。省党部下属各级组织的建立，使国民党在当地有了一批力量，这表明国民党在与盛世才争夺地方干部的斗争中已经迈出一大步。

　　国民党不断地从内地往新疆调派外交、党务、政府、军事、特工、金融、文教等各类人员。1942年底，重庆集中了数百名青年进行进疆前的训练，还有5000多人报名愿意到新疆工作。官方宣扬进新疆要效仿张骞、班超，“献身边疆，开发大西北”。“到新疆去！”在当时的重庆成为一个时髦的口号。国民党中央制定了一个《派新工作人员待遇办法》，对派新工作人员继续支给原任党政职务的职级和薪水，同时根据派新后担任工作的职级支给新疆地方待遇，这对于当时濒于饥饿线下的重庆公教人员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因此在梁（寒操）、黄（如今）等去新以后，陆续一批一批地派去了不少干事、总干事（相当于县书记长）级的人员。除一部分在省党部工作外，在盛世才离新前夕，全疆成立县党部的县已超过半数，县书记长均以此类人员充任。”（注: 金绍先:《国民党反动势力进入和统治新疆》，《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30-31页。）调入新疆工作的还有蒙、藏训练班的学生。这是国民党专门培养的党务人员，到新疆后担任基层领导职务。

　　国民党不但从内地调派人员到新疆，还在新疆就地培养力量。1942年4月，国民党在迪化成立中央训练团新疆分团，它前后举办十期训练班，训练了数以千计的人员。仅当年就办了三期，训练出580余名干部，被分配到各级党部充当骨干。

　　在经济领域，国民党经济部工矿调整处处长林继庸调往新疆任省府委员兼建设厅长。林出发时带了一批公路、水利等方面的工程技术人员，还有一批教师、医生、新闻工作者等也陆续进入新疆。在金融、商业等方面，国民党当局毫不迟疑地插足新疆。1943年3月哈密成立中央银行哈密分局。次年元月，迪化也设立分行和中央信托局迪化分局，办理各种金融业务。2月，建立新疆海关，下设分关和支关，掌握了关税贸易大权。

　　国民党图谋新疆的另一手段是严密控制意识形态，在文化思想领域大肆传播国民党的宗旨、党义之类，宣扬蒋介石的反苏反共法西斯言论。他们控制宣传出版机构，用维、汉、俄等文字刊印宣传国民党所谓党义的各类书籍达16种、12.65万册。另一方面，查禁进步书籍，经过他们审查的332种图书，有71种被查禁。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连盛世才引以为荣的《六大政策教程》也在封存之列。对进步戏剧、进步电影也不放过，有12个剧本、22部电影被禁演。

　　国民党将控制新疆的外交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宋美龄在新疆与盛世才见面时，谈到的条件之一就是国民党委派新疆外交特派员，吴泽湘便充当了这个角色，在迪化建立了外交署。

　　由于有前次以黄、罗宣慰图谋新疆的教训，国民政府把军事视为控制新疆之关键所在，“中央军之入新，表示新疆真正属于国民政府。”（注: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九），第5129页。）1941年吴忠信劝说马步芳把河西走廊交给国民党驻防。马步芳为了自身利益，亲自到重庆向蒋介石表忠心，愿意让出河西走廊。次年春，蒋介石即派嫡系胡宗南部队进入河西走廊，从而控制了从内地通往新疆的通道。1943年朱绍良以第八战区的名义调六个徒手新兵团入新交给盛世才训练。同年9月，又派所属十八混成旅入新，1944年春，再将上年秋在武威成立的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部移到新疆哈密。乌斯曼在阿山组织暴动反对盛世才统治，国民党乘机以平乱为由派大批部队入新。

　　盛世才投靠国民党的目的是为了继续维持其对新疆的统治。而国民党的方针是要通过盛世才之手全面控制新疆。因此随着国民党势力在新疆不断增长、扩大，盛世才与入新的国民党势力之间矛盾也就随之尖锐起来。起初，到新疆的国民党人员还能够按照蒋介石的指示“事事秉承盛督办之指挥督导”，“处处小心谨慎 ”（注:《蒋介石对派赴新疆工作同志之指示》（1942年12月21日），《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演讲》卷19，第403、405页。）。但是没多久，就盛气凌人，自恃有中央为靠山，对盛多有抨击。盛世才对国民党人员也多方监视和限制，如1943年3月，成立了监督新疆政务的机构——新疆省监察使署，可是作为监察使的罗家伦基本无权过问政事，终日填词吟诗，看《新疆图志》。

　　1944年，国际国内形势迅速发展，在国际上，反法西斯斗争节节胜利，苏联军队把德军赶出国土；在国内，国民党在华中华南一再败退，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捷报频传，见风使舵的盛世才又想再次倒向苏联，继续依靠苏联的力量维持其在新疆的统治，保住“新疆王”的地位。于是他又玩起了惯用的伎俩，即制造所谓的“阴谋暴动案”，把重庆派来的人员绝大多数逮捕起来，对蒋说被捕者全是共产党人，对斯大林说是日本间谍、蓝衣社成员。但是，蒋介石和斯大林都不相信他，盛世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当时，由于盛世才为投靠蒋介石而迫使苏联势力退出新疆，从而与苏联关系恶化，激起苏联的怨恨，盛世才已成为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一个障碍。蒋介石决心彻底解决盛世才。1944年8月12日蒋介石在重庆黄山市官邸接见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告诉他准备去新疆接替盛世才。16日，朱绍良飞抵迪化，代表蒋介石要盛世才离新，去重庆当农林部长。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亦作好应变准备，若干架飞机集中于酒泉待命。至此，盛世才感到大势已去，不得不听从蒋介石的安排。

　　结束语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南京国民政府最终统一了新疆，结束了新疆长期的实际上的割据状态。蒋介石为此也十分得意，认为这是“国民政府自成立以来最大之成功。”（注: （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3册，第64页，（台湾）中央日报社1982年版。）也正因为盛世才将新疆完整地交给了国民政府，所以蒋介石才不计一切前嫌，对盛世才过去的过错全部宥免，并为之一保到底。比如，1945年5月17日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新疆代表麦斯武德在大会上控诉盛世才在新疆的罪行，翌日，蒋介石就在大会上发言，为盛世才开脱:“诸位同志，要知道新疆省在我国西北边陲，其面积十五倍于浙江省，自民国成立以来，中央与该省之联系似断似续，无权过问，盛同志卒能运用其力，将新省奉献于中央，功在党国，诸位同志，要明了此旨，顾念大体，勿再责难往事。”（注:吴忠信:《主新日记》（1945年5月18日），转引自蔡锦松:《盛世才在新疆》，第406页。）但是蒋介石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国民党势力进入新疆，国民党的腐败也到了新疆。1944年秋，新疆发生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三区革命，建立了与国民政府对恃的政权，虽然经过和平谈判，建立了联合政府，但是十分短暂，这样几十万国民党军队被牵制在新疆，不能开到内地配合蒋介石打内战。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新疆迎来了和平解放的曙光。

　　——摘自2009年第7期《百年潮》

　　寻找机会

　　我们终于打听到王光美的住址和电话。文艺部宋文郁主任非要我马上打电话联系，争取尽快登门拜访。我拨通电话，正好是王光美接的，我便自报家门，说，少奇同志生前一直非常关怀和支持我们《中国青年》，1959年我们还连续刊登过少奇同志秘书的长篇同忆录《跟随少奇同志回延安》。光美说：“我还有这个印象，你们找我有事吗？”我说：“我们一直很想拜访您，约请您为我们写写少奇同志……”我的话还没说完，王光美就立即说：“实在对不起，我现在确实很忙……”我知道这是在婉拒。便说：“这些我们都不写，只想专门写少奇同志在‘文革’中遭受的迫害，让全国人民知道历史真相。”王光美“啊”了一声，停了会儿问：“你们敢吗?”我说：“当然敢!这是我们编辑部的共同愿望和决心，我们领导想亲自登门拜访您，当面听取您的意见，希望您在百忙中见我们一面。”王光美停了停爽快地答应：“那好，你们来吧。”

　　1979年底的一个上午，宋文郁、陈汉涛和我从三里屯杂志社骑车，直奔木樨地王光美家，王光美热情接待了我们。宋文郁表明这次登门拜访，就是想请光美同志写写回忆少奇同志的文章。王光美表示，她的身份不宜写回忆文章，目前也没有这种心境。我们提出请她的子女写回忆父亲的文章，或者接受我们的采访也行。王光美还是有些犹豫：“孩子们都还年轻……”我们马上解释，《中国青年》本来就是青年人的刊物，由子女们来回忆最好。我拿出准备好的《中国青年》复刊第一期刊物送给她看，宋文郁则特意介绍了我们三人写的“天安门事件”英雄和刊登“天安门诗抄”引起的风波，以表明我们旗帜鲜明的态度和坚定的决心。王光美一边听，一边翻看刊物，沉吟了一会儿说：“这样吧，我愿意把你们的意见转达给孩子们，赞同你们和他们当面谈，至于孩子们愿不愿写回忆文章，愿不愿意接受你们的采访，那要由他们来决定。好不好?”

　　坦诚与信任

　　1980年元旦刚过，王光美打电话来，约我们和她的子女会面。我和宋文郁赶到王光美家，几位年轻人已在客厅等候，见我们进来，都很有礼貌地站起来。王光美向我们介绍她的大女儿刘平平、二儿子刘源、三女儿刘亭亭，还有一个小女儿潇潇，“文革”时太小，只有五六岁，就不参加我们的采访了。茶几上放着几本《中国青年》复刊第一期，看来他们反复研究过了。

　　我打量着这三位共和国主席的子女，虽然都不曾见过，也不知道源源和亭亭，但平平的名字早在当年清华大学红卫兵小报上刊登的《智擒王光美》中就知道了。他们跟想象中的“高干子女”不同，看上去非常朴素平易，气质不凡，谈吐不俗，既流露出残酷岁月的深深伤痕，又颇为乐观大度。我相信我们会合作得很好。

　　刘氏姐弟没有任何客套话，开门见山地说，听母亲转达了你们的意见，也看了你们的复刊号，今天想当面听听你们的想法和打算：第一，你们为什么要我们写回忆父亲“文化大革命”受迫害的这段历史?第二，你们敢不敢揭示和写出全部事实真相，有没有驾驭这些材料的能力?第三，文章写成后贵刊敢不敢、能不能全文发表?

　　刘氏姐弟很坦率，我们完全理解，能否做出满意的回答，是成败的关键。于是，我们也坦诚地回答：第一，党中央即将为少奇同志平反，这是大前提。少奇同志惨遭迫害是“文化大革命”最大冤案，是历史的悲剧。我们之所以要专门写这一段，就是要把这段历史真相告诉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从中展现少奇同志崇高品格，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让人们永远记住这血的教训，绝不能再让这样的悲剧重演。由少奇同志的子女来写回忆父亲的文章，比记者采访的文章更为亲切、真实和感人。第二，至于敢不敢写出全部历史事实真相，十一届三中全会已开过，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已深入人心。三中全会前，我们敢写出“四五天安门事件”真相，引起那么大的风波也没退缩，那么今天，我们更有直面坦陈少奇同志遭受迫害的全部真相的勇气。第三，文章写成后，本刊一定能全文发表。

　　震撼心灵的采访

　　采访从1980年1月10日开始，每天上午、下午都谈，连续长谈了4天。这是王光美和子女刘平平、刘源和刘亭亭姐弟3人坐在一起，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回忆和讲述那段真实的历史，憋了10多年的心里话，讲得那么坦诚、悲愤、热烈、奔放，就像江水冲开闸门汹涌澎湃。他们忍着深深的悲痛，讲述“文革”如何突然掀起，在北京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少奇同志浑然不知；讲述《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前后少奇同志的不理解和困惑；讲述少奇同志如何据理驳斥林彪、康生和江青一伙的诬陷，用生命捍卫宪法和保护干部；讲述少奇同志和王光美无私无畏地面对残酷批斗、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和折磨……

　　回忆是非常痛苦的。尤其是王光美一直承受着最大的心痛：听着孩子们哭述她伤心，自己讲起悲惨遭遇也伤心。尽管残酷的批斗和十多年监狱早已磨练出钢铁般的意志，她也强忍不住老泪横流，讲到伤心处摆摆手：“不说了!不说了!”捂着鼻子背过身去，或者到客厅和餐厅一角擦泪，由孩子们讲；—会儿又转过身，忍不住插话讲述起来。有一次潇潇回来，姐姐哥哥拥着小妹，讲起最后生死离别，向赵阿姨“托孤”，潇潇忍不住当着记者的面失声痛哭。当讲到少奇同志生命垂危时被押往开封一个秘密的“特别监狱”，含冤惨死时白发一尺多长，运往火葬场时双脚还在吉普车外面拖着时，这撕心裂肺的悲痛，使王光美再也忍不住，跑到房间里呜咽好一阵，稍为喘过气又出来一起回忆述说。

　　平平、源源和亭亭也讲述了他们被撵出中南海之后的悲惨遭遇，讲述他们和邓小平、彭真、杨尚昆等同志的孩子们都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到处东躲西藏，卖血为生；为了躲避搜捕，14岁的亭亭居然敢从5层楼的窗户钻出去，紧贴着墙翻上楼顶逃命；为了寻找爸爸妈妈，源源深夜逃出监督劳动的农村，靠一把炒黄豆，走了三天三夜赶上火车；而平平从流放的农场跑了几百里，赶到火车站，火车刚刚起动，她一把揪住车门拼命呼喊挣扎，被火车甩下来晕倒，装进吉普车往回拉，刚苏醒又拼命往外跳。他们无路可走，只有写信找毛主席，毛主席批示“父亲已死，可以见妈妈”。母子们这才得以在秦城监狱重逢。

　　接着，孩子们又开始寻找父亲的骨灰，由于“四人帮”的严密封锁，非常艰难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才找到最后一年多一直跟在少奇同志身边的原卫士长、警卫和护理人员了解情况；王光美出狱后，首先是要查找少奇同志“专案组”的有关材料，查阅到当时的原始医疗记录档案。从医疗记录里看到，少奇同志病重发高烧时，医护人员被迫一边高呼口号一边骂，一边打针，少奇同志两只胳膊和腿已经被针扎烂，“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少奇同志长时间疼痛难忍，双手乱抓。“专案组”不给止痛，却给他两个硬塑料瓶子捏在手里，瓶子最后已完全变成“葫芦”形了。这些真实而具体的记录，成了康生、谢富治一伙“迫害狂”的罪行铁证。

　　送审风波

　　采访全部完成后，宋文郁和我动手写初稿，连续奋战了一个多星期，共4万来字，排出大样送王光美和刘氏姐弟审阅修改。他们花了很大心血，非常认真仔细，字斟句酌，核对事实，补充修改，最后由源源定名为《胜利的鲜花献给您》。

　　大家都很清楚，这篇文章分量太重，必须送审。问题是怎样送审、找谁拍板，我们想走条捷径、打个“擦边球”。考虑到源源他们上面的“叔叔们”多，能不能由源源他们几个孩子出面，直接找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王任重同志，恳请他尽快审阅，能有文字批件最好，口头默许也行，再送团中央审就好说了。源源他们都赞成这个办法。

　　我们正准备送审，1980年3月1日下午2时半，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同志打电话来说：“听说你们又抓了一篇大稿子，是专门写刘少奇在‘文革’中的事，送来我们看看。”总编辑关志豪和宋文郁立即赶去汇报有关情况。启立同志是团中央老领导，干校时和中国青年杂志社人员在一起，大家都很熟。他和蔼而又认真地说：“要发表这样重大的文章我们要过问，立即送文章清样给我和(李)瑞环同志看看。”我们立即照办。当晚8时，电话又通知关、宋到团中央第一书记韩英处谈“刘稿”事，启立、瑞环同志在座。听取了我们情况汇报之后，韩英肯定地说：“书记处同志认为，青年社抓这样的稿子是好的，因为事关重大，一定要按规定送中央主管部门审稿。”并决定，由关、宋陪启立和瑞环同志一起亲自拜访王光美。

　　当时，毛主席纪念堂刚建好，少奇同志也还没有正式公开昭雪平反，特别担心这篇文章发表后，会引起群众对毛主席不满，怕出事。当晚9点半到王光美家，由启立和瑞环同志向王光美说明，团中央领导支持发表这篇回忆文章，因为事关重大，应按规定送中央主管部门审稿。王光美表示理解和赞同，同时也讲道：“我本人和孩子们至今都是非常崇敬毛主席的，写这篇文章是非常慎重、非常认真的，实事求是地告诉人民历史真相，不会影响对主席的敬仰，请大家放心。”最后商定由平平和源源出面送审。

　　我们急切地等待着送审结果。3月6日，源源打电话告知，任重叔叔已看过文章，基本通过。我们怀着满心喜悦赶到刘家，看到任重同志退回的送审清样，还有一封短信，全文是：平平、源源：

　　看了《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总的来说是好的，可以发表。一、文字找个秀才再压缩一些，重复的地方要删去。二、有个地方把事实再查清楚，我注上了。三、我边看边改了几字，供参考。最后请光美同志过目定稿即可。

　　祝你们化悲痛为欢乐。任重    三月二日

　　我们把批文抄件带回社里，大家都很高兴。编委会立即调整刊物版面，让摄影记者刘全聚去刘家拍摄照片，还专门设计了刊物封面，青年印刷厂的师傅们加班加点改样排版，确保这期刊物按时出版发行。同时，我们把任重同志的信和准备情况，及时报告给启立和瑞环同志，请他们放心。

　　就在我们连夜加班，正要签字付印时，情况突然有变!源源来电话说，刚刚接完任重叔叔的电话。任重叔叔说他看完文章后睡不着觉，反复考虑，这篇文章分量太重了，里边涉及的一些重要事件他都不知道，尚需仔细斟酌。为了慎重起见他请示了华国锋主席。华主席认为这样的文章还是缓发为宜，要考虑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要是把文章中少奇同志挨斗的残酷场面和去世时白发一尺多长的情景删去，还是可以发表的。

　　我们一听，全傻眼了。可是，既然是送审，已有明确指示，就必须严格执行。幸好我事先早准备好一篇文稿，是郭晨、裘之倬根据安源老工人回忆和有关资料编写的《少奇同志在安源》，我重新改写过，并请王光美为本刊写信，讲“文化大革命”初期，少奇同志驳斥一些大字报和文章歪曲安源罢工，表达对安源人民的深厚感情。因为《工人日报》也提出这个要求，当时工人日报社的社长、总编都是从中国青年杂志社调过去的老领导，两家关系一直都很好，便写给两家同时发表。

　　另辟蹊径

　　第3期付印安排妥当之后，我们又赶到刘家商量怎么办。大家一起分析华主席的意思，“缓发”缓到什么时候为宜?删改又删到什么程度方可?这篇回忆文章本来就是要写少奇同志在“文革”中悲惨遭遇的历史真相，如果删去挨斗场面和被迫害致死的情况，这篇文章就失去价值和意义了。我们不干，刘氏姐弟更是非常激动地表示：宁可不发表，也决不同意删改!要是删改了，以后还怎么用?!态度十分坚决。

　　可是，大家摧心剖肝，辛辛苦苦忙了整整三个月，难道就这样算了?不!不能前功尽弃。党中央准备在5月份隆重举行少奇同志追悼大会，我们提出再次力争全文发表，如果实在不行，就另辟蹊径，以记者采访少奇同志子女的名义，用访问记的形式重新改写一篇，既不影响以后全文发表，又能赶在追悼会前表达儿女们对父亲的缅怀和爱戴。源源想了想，觉得也只有这个办法较好，大家都赞成先试试。

　　此举成功的关键，就是必须弄清楚任重同志请示华主席的指示精神和他认为怎么做才行，而这只有亲自向任重同志请示才好。任重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经常给我们写文章，既是行家又平易近人。他和蔼而又无奈地表示，主要是这篇文章事关重大，尤为敏感，华主席也是从大局考虑，还是慎重一点缓缓为好。我们表示理解，提出改写“访问记”的方案，请任重同志指教。任重同志说，你们的建议不失为一种办法，可以考虑。他指着文章清样说，像回忆《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后，有关少奇同志批斗挨打的段落；林彪一号通令后，少奇同志秘密关押开封监狱，最后惨死的段落，的确是太悲惨了，怕读者一时承受不了，最好是回避为宜。

　　得到任重同志的支持和明示，宋文郁和我连续奋战好几天，顺利完成，标题采用少奇同志对孩子们最后的沉重嘱托“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副题为“刘平平、刘源、刘亭亭回忆爸爸刘少奇”，全文1.5万字。28日，宋文郁和我带着刚排好的访问记，向王光美和源源他们讲述了拜访任重同志的情况。源源还是明确表示，不赞成对文章大块删节，好争取以后有机会全文发表，同意我们记者写访问记。于是，我们拿出访问记小样，源源大致翻阅了一遍表示基本同意，还要请母亲过目才能最后敲定。宋文郁反复解释，这篇访问记只是涉及你们回忆文章的部分内容，不影响今后全文发表。源源笑了。

　　3月29日上午，源源来电话说，母亲看了小样后表示同意。当天下午，我们又赶紧交任重同志审阅。任重同志翻着小样笑道：“你们行动很快哟，我基本同意，还得仔细看看，还要给书记处同志看，你们再补送5份小样来。”我们立即照办。31日下午，任重同志批了下来。最后，按时付印。

　　我们到王光美家送刊物，他们正忙着少奇同志追悼会的事，这正好作为我们和全国青年敬献给少奇同志英灵的一朵鲜花!

　　1980年12月初，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犯罪集团的时候，源源来电话告诉我们，为了配合公审，中央决定全文发表《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我们正要欢呼，他又说，中央没有说要你们刊物发表，指定给《工人日报》发。我们一听，又傻眼了!我们赶到刘家了解情况，想再力争一下。源源说，是总书记耀邦同志批准全文发表，考虑到少奇同志是我党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由《工人日报》发为好。我们无话可说了。

作者：孙兴盛

     “四人帮”集团彻底垮台后，面对着全国人民的一片欢呼声，叶剑英始终保持着异常冷静和谦虚的态度。每当人们向他竖起大拇指的时候，他总是将胜利的功劳归于党和人民，特别令人敬佩的是，当党内外一些领导人要求叶剑英主持党中央工作时，他总是婉言谢绝说：“我是军事干部，搞军事的，如果那样做，不就让人说是‘宫廷政变’吗？”
     这一年，华国锋五十五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在粉碎江青集团的斗争中功不可没，自然也试图结束“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但令人遗憾的是，他始终未能跳出“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的框框，因而不可能开创一个新的时代。就在这个时候，叶剑英开始了与华国锋渐行渐远的历程。
     叶剑英同华国锋发生了分歧，尤其是在关于邓小平复出和平反冤假错案、“两个凡是”、真理标准讨论、“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上发生了原则性的分歧。
     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在真理标准讨论和“两个凡是”的问题上做自我批评，还针对有人对他搞个人崇拜提出的批评，作了回答，表示今后“不要宣传我个人”，向上和下发文件的抬头“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只写党中央就可以了。也不要提英明领袖，称同志好”。
     华国锋的能力、经验和水平，特别是“左”的思想决定了他未能与时俱进，而且总以坚持错误的立场观点开始，以无可奈何接受批评告终。1980年8月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建议，决定华国锋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同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和批准了向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更动方案，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

三、在中央会议上，叶剑英主动承担责任
     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连续开了九次会。叶剑英对会议的圆满成功起了任何人无法替代的特殊作用。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二十一人，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人，中央书记处七人列席了会议。出席会议的二十九人都作了会议发言，除了华国锋之外的二十八人都在肯定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斗争中的历史功绩和随后做了一定有益的工作的同时，又分析和指出他的错误的表现，以及严重性。在大家看法一致的情况下，华国锋作了许多解释和辩护，使会议不得不延长了时间。
     在这次会议山，叶剑英作了不少插话。针对华国锋过多的辩解，不肯承认错误，不敢承担责任，叶剑英说：这次政治局会议确实开得很热烈。华国锋同志犯错误，我也是有责任的。当初刚刚粉碎"四人帮"，我的头脑里也有愚忠愚义思想，有时明知华国锋同志的意见不对，但给他提出来后，他一拒绝，我也没有坚持，就这样酿成现在的局面。所以，这种情况，我也有份。他还说：“如果国锋同志不愿意承担责任，那就由我承担好了。所有中央这四年来的错误都是我造成的，你们怨我，批评我都可以。我早就提出要辞职，今天在这个会上我再提一遍，我请求党中央让我离休。这是我雷打不动的意见。”经过叶剑英这样一说，华国锋表示不再辩解，愿意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接受批评。
四、叶剑英挥泪回忆毛泽东临终“托孤”
     叶剑英在发言中还做了自我批评，检讨自己在宣传华国锋中说过过头话，作了过高的赞誉，有“周公辅成王”的封建思想作怪。他说：“据《三国志》第35卷《诸葛亮传》里记载，刘备在白帝城临终托孤时，对诸葛亮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之后，诸葛亮并没有照刘备的话去办，而是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毛主席临终的时候说，我不行，快完了。政治局的全体同志到毛主席那个房子，排队一个一个见主席。那时，他的心脏还没有停止跳动，看完后，退回休息室。过了一会，护士又把我叫到主席面前。当时主席看了我一眼，说不出话来，我又退了出来，不久，主席心脏就停止跳动了。当时我就想，主席为什么要第二次叫我呢？还有什么嘱托？”叶剑英讲到此处，心情很激动，不由得流下了眼泪。他擦了擦泪水，继续说道，“我剖析毛主席在世时自己的心情，我确实把华国锋同志当做‘后主'看待，尽管我自己精力不足，水平不高，还是想尽力扶助他。我对他还讲过一些过誉的话。这是一种旧的封建思想在作怪。借此机会，我应作自我批评。”
五、华国锋始终对叶剑英表示崇敬和尊重的心情
     叶剑英严于律己，光明磊落。他这种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感动了每一个与会者，也感化了华国锋。华国锋提出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华国锋提议由叶剑英担任这两个职务。叶剑英坚决推辞，再次提出批准他离休。叶剑英和其他同志一致提议由邓小平担任这两个职务。邓小平提议了一位人选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他自己愿意担任中央军委主席。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于1981年6月下旬在北京召开。鉴于这次会议事关大局，高龄有病的叶剑英仍坚持参加了开幕式和投票，并亲自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全会写信，表示赞成中央的人事更动和对华国锋的批评帮助。叶剑英在信中说：“我和小平同志谈过，我觉得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主席、副主席名字排列，还是胡邓叶赵李陈华。这样更好些。”“对于华国锋同志的批评、帮助以及对他所担负的职务调整，我认为中央的处理是妥当的。”当全会开幕式首先宣读叶剑英的信时，全体报以热烈的掌声。
     晚年的华国锋深居简出，勤练书法。从他晚年言谈中可见，华国锋对叶剑英也是很崇敬和尊重的。

     八年抗战中，74军几乎参加了所有正面战场上的重大战役，在各次战役中均有上乘表现，尤其是在德安、上高、常德三次战役中表现最为突出，以其英勇顽强的战斗意志，“抗日铁军”称号当之无愧，连美军顾问团也曾有过“中国只有74军能打”的赞誉。由于74军在抗日战争中的赫赫战功，所以抗战胜利后，74军是首批进入国民党首都南京的军队，号称“御林军”。
     可惜的是，在解放战争中，这支英雄部队（被改编为整编74师，师长张灵甫）追随蒋介石参加反人民的内战，走上了与人民对抗的道路，最终在1947年5月，被我华东野战军全歼于鲁南的孟良崮。该军被歼对蒋介石打击极大，蒋介石好几天打不起精神，衷叹道：74军的覆没是最痛心、最惋惜的一件事。

　　一、抗战期间军衔最低为国军少将(对不起副团长谢晋元了,谢晋元牺牲后才被追晋为陆军步兵少将)

　　二、CCTV抗日英雄谱(或CCTV抗战纪念馆)和人民网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收录的国军将领,人民网在登载新闻时冠与“抗日名将”的国军将领孙立人、张发奎、孙元良

　　 三、生还且获得国民政府抗战青天白日勋章或美国总统二战抗战勋章的国军将领和牺牲于战场后被国军追晋军衔的国军将领

　　入围名单：薛岳、李宗仁、张自忠、卫立煌、孙立人、傅作义、戴安澜、冯玉祥、张发奎、宋哲元、马占山、李家钰、蒋光鼐、杜聿明、蔡廷锴、郑洞国、孙元良、佟麟阁、赵登禹、饶国华、王铭章、郝梦龄

　　 第一节：薛岳、李宗仁、卫立煌

　　薛岳、李宗仁和卫立煌三名战区司令长官不但是国共双方公认的抗战名将,也是民间公认的抗战名将,都曾获得国民政府抗战青天白日勋章,美国总统二战金质自由勋章,国民政府首批抗战胜利勋章三大勋章；也都被大陆CCTV抗日英雄谱和人民网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收录为抗日名将。

　　 1、抗日战神---薛岳

　　 1896-1998,广东,抗战时为国军陆军二级上将

　　 抗战时曾任国民党五、六届中央监察委员,湖南省主席,第九战区司令长官

　　 国民政府抗战青天白日勋章,美国总统二战金质自由勋章,国民政府首批抗战胜利勋章

　　薛岳公认为抗日战争中歼灭日军最多的中国将领,指挥其部先后歼敌十四万.1938年秋时任第九战区第一兵团总司令的薛岳指挥抗战最大的战役--武汉会战之万家岭大捷全歼日军一个师团,是抗战八年绝无仅有的,叶挺盛赞此战与平型关、台儿庄三足鼎立;1941年冬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薛岳指挥第三次长沙会战歼敌五万六,被称为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盟军方面获得的第一个胜利,并因此获得青天白日勋章,被网民称为中国抗日第一战将,时有抗日战神之称,张治中将军曾称其为百战名将。

　　 2、台儿庄大捷的指挥官----李宗仁

　　 1891-1969,广西,抗战时为国军陆军一级上将

　　 国民政府抗战青天白日勋章,美国总统二战金质自由勋章,国民政府首批抗战胜利勋章

　　抗战时曾任国民党五、六届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委委员,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军委汉中行营主任(负责指挥第一、第五、第十战区)

　　抗战初期,1938年3月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李宗仁以及国军参谋次长兼军训部长白崇禧指挥的徐州会战之台儿庄战役是国民党自抗战以来正面战场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

　　 3、忻口战役中立下大功的民族英雄----卫立煌

　　 1897-1960,安徽,抗战时为国军陆军二级上将

　 　国民政府抗战青天白日勋章,美国总统二战金质自由勋章,国民政府首批抗战胜利勋章

　　 抗战时曾任国民党五、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军委委员,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同盟国中国战区中国陆军副总司令

　　在蒋介石的五虎将中,卫立煌通常被认为是唯一名副其实的虎将,1937年10月时任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指挥忻口战役的卫立煌被朱德称为“在忻口战役中立下大功的民族英雄”,美国盟军史迪威将军曾称之为“百战百胜将军”,卫立煌部阵前重伤日军第三十五师团长前田治中将导致其不致而死是国民革命军(含八路军和新四军)抗战中阵前消灭的三名日军中将以上将领之一(另外两名是被八路军杨成武部和杨勇部阵前消灭)。

　　 第二节：张自忠、傅作义、戴安澜、孙立人、杜聿明

　　 张自忠、傅作义、戴安澜、孙立人、杜聿明通常被大陆民间列入国军十大抗日名将之列

　　张自忠和戴安澜战死疆场,都得到国军的追晋,都被大陆CCTV抗日英雄谱和人民网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收录为抗日名将;

　　傅作义曾获国民政府抗战青天白日勋章,杜聿明曾获美国二战银质自由勋章,都被大陆CCTV抗日英雄谱收录为抗日名将;

　　孙立人曾获国军抗战青天白日勋章和美国二战银质自由勋章,虽没有收录在官方纪念网站,但是大陆官方媒体在登载新闻时冠与“抗日名将”称号。

　　 4、抗战牺牲的最高将领----张自忠

　　 1890-1940牺牲,山东,追晋国军陆军上将(生前为中将加上将衔)

　　 国民政府抗战青天白日勋章

　　 抗战时曾任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

　　中国历史上不乏忍辱负重的汉子,如明朝的徐阶,如张自忠,尽管1933年3月时任第三十八师师长的张自忠参加喜峰口大捷曾获得青天白日勋章,但随后张自忠曾一度被称为华北特号汉奸(被宋哲元安排留守华北和日本忍辱周旋时曾任察哈尔省主席兼北平市市长),1940年5月在枣宜会战中捐躯疆场不但雪洗了汉奸的罪名,也赢得了全体国人的尊重,甚至连凶残的日本军人都为之折服,民间有人称为抗日第一名将。

　　 5、五原大捷的指挥官----傅作义

　　 1895-1974,山西,抗战时为国军陆军二级上将

　　 国民政府抗战青天白日勋章

　 　抗战时曾任国民党五、六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七集团军总司令,抗战末结束前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1936年冬时任第七军团总指挥的傅作义领导的绥远抗战被认为是“揭开民族历史的新页”“中国人民抗日的先声”,1940年春时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傅作义指挥的五原大捷创国民党战区收复失地之先例,并因此获青天白日勋章。

　　 6、中国远征军的抗日民族英雄----戴安澜

　　1 904-1942,安徽,追晋国军陆军中将(生前为少将)

　　 美国军团功勋章

　　 抗战时曾任第五军二00师师长

　　 1942年3月远征缅甸指挥的东瓜保卫战被媒体“无论在中国抗战史或世界大战史均有其不朽的价值”,被美国称为“所有缅甸保卫战所坚持的最长的防卫行动,并为该师和他的指挥官赢得了巨大的荣誉”,被蒋介石赞为“中国军队的黄浦精神战胜了日军的武士道精神”,牺牲后被美国总统追授美国军团功勋章。

　　 7、东方隆美尔----孙立人

　　 1900-1990,安徽,抗战时为国军陆军中将(后在台湾晋升为二级上将)

　　 国民政府抗战青天白日勋章,美国二战银质自由勋章

　　 抗战时曾任新一军军长

　　 Burrjiang按：1945年1月时任新一军军长参与滇西战役获青天白日勋章,后曾获美国二战银质自由勋章,有“东方隆美尔”之誉,被打败的日军尊称为战神,不过没有收录在大陆官方纪念网站,故排名靠后。

　　 8、声震昆仑关的抗日将军----杜聿明

　　 1904-1981,陕西,抗战时为国军陆军中将

　　 美国总统的抗战银质自由勋章

　　 抗战时曾任国民党六大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42年底担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

　　 1939年时任第五军军长的杜聿明指挥的昆仑关战役是中国军队对日军攻坚作战的首次重大胜利,大陆官方媒体收录为抗日名将时称为“声震昆仑关的抗日将军”,曾荣获美国总统的抗战银质自由勋章,不过令burrjiang奇怪的是,杜聿明的青天白日勋章竟然是因为内战而获得的,与抗战无关。

　　 第三节：佟麟阁、赵登禹、蔡廷锴

　　佟麟阁和赵登禹战死疆场,都得到国军的追晋,蔡廷锴曾获抗战青天白日勋章,三人都被大陆CCTV抗日英雄谱和人民网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收录为抗日名将;

　　 9、抗战中最早捐躯疆场的副军长----佟麟阁

　　 1892-1937,河北,追晋为国军陆军上将(生前为中将)

　　 抗战中曾任第二十九军中将副军长

　　 10、抗日爱国将领----赵登禹

　　 1898-1937,山东,追晋为国军陆军上将(生前为中将)

　 　抗战中曾任第二十九军第一三三师师长

　 　毛泽东曾称南宛牺牲的佟麟阁和赵登禹是“给了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

　　 11、淞沪战役的民族英雄----蔡廷锴

　　 1892-1968,广东,抗战时为国军陆军中将(内战时晋升为上将)

　　 国民政府抗战青天白日勋章

　　 抗战时期任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

　　 1932年时任第十九路军军长兼副总指挥的蔡廷锴协同蒋光鼐指挥一二八淞沪战役功勋卓著而获青天白日勋章,被海内外誉为“抗日名将”、“民族英雄”。

　　 第四节：冯玉祥、宋哲元、马占山、李家钰、饶国华、王铭章、蒋光鼐、郑洞国

　　 (排名按照军衔、军职从高到低)

　　 冯玉祥、蒋光鼐、马占山、郑洞国被大陆CCTV抗日英雄谱收录为抗日名将

　　 宋哲元、李家钰、饶国华、王铭章都被大陆人民网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收录为抗日名将

　　 生还的都曾获得国民政府青天白日勋章,牺牲的都得到追晋

　　 12、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冯玉祥

　　 1882-1948轮船失火遇难,安徽,抗战时为国军陆军一级上将

　 　国民政府抗战青天白日勋章,美国总统二战银质自由勋章,国民政府首批抗战胜利勋章

　　抗战时期曾任国民党五、六届中常委,国民政府委员兼内政部长,军委副委员长,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第三、六战区司令长官

　　 1933年5月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被推举为总司令,指挥所部将日军驱逐出察哈尔省,1937年淞沪会战初期的最高指挥官。

　　 13、指挥喜峰口大捷的抗日名将----宋哲元

　　 1885-1940,山东,追晋国军陆军一级上将

　　 国民政府抗战青天白日勋章

　　对日作战时期曾任国民党五大中央监察委员,军委委员,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河北省主席

　　 夫人常淑青,子宋华玉,女宋景昭,宋景宪,宋景文,宋景蕴,宋景云,宋景孚

　　 Burrjiang按：1935年时任第二十九军军长的宋哲元指挥的喜峰口大捷被称为是九一八以来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首次胜利,因此而获得青天白日勋章。

　　 14、打响武装抗日第一枪的民族英雄----马占山

　　 1885-1950,吉林(祖籍河北),国民党曾决议以陆军上将待遇(未授衔)

　 　后曾获抗战青天白日勋章和首批抗战胜利勋章

　　 对日作战时期曾任国民党六大中央候补委员,军委委员,第十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东北挺进军司令

　 　1931年11月时任黑龙江省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的马占山奉张学良之令指挥的嫩江桥抗战被称为是打响武装抗日第一枪,嫩江桥抗战也被民间称为是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军首次受到的重挫,毛泽东称之为民族英雄,中共称之为“打响武装抗日第一枪的爱国将军”。

　　 15、抗战中牺牲的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

　　 1892-1944牺牲,四川,追晋陆军上将(生前为中将)

　　 抗战时期曾任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

　　引用汶川地震时激昂的一句话“川人从未负国,国人怎可负川”,抗战64万伤亡川军将士约为全国的五分之一,李家钰是其中最高级别的军人,也是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牺牲的两名最高将领之一(另一名是张自忠)。

　　 16、不驱逐倭寇,誓不还乡----饶国华

　　 1894-1937,四川,追晋为陆军上将(生前为中将)

　　 抗战时曾任第二十一军一四五师师长

　　 17、誓与孤城共存亡----王铭章

　 　1893-1938,四川,追晋为陆军上将(生前为中将)

　　 抗战时曾任第四十一军一二二师师长

　　 18、淞沪抗战的总指挥----蒋光鼐

　　 1887-1967,广东,抗战时为国军陆军中将

　　 国民政府抗战青天白日勋章,国民政府首批抗战胜利勋章

　　 对日作战中曾任国民党六大中央监察委员,第十九路军总指挥,第七战区副司令长官

　　 1932年时任第十九路军总指挥的蒋光鼐指挥淞沪抗战而获得抗战青天白日勋章,后曾获首批抗战胜利勋章,中共亦收录于抗战名将谱上称之为“淞沪抗战的总指挥”,也是一名国共双方公认的抗日名将。

　　 19、名震缅北的抗日将领----郑洞国

　　 1903-1990,湖南,抗战时为国军陆军中将

　　 国民政府抗战青天白日勋章

　　 抗战时曾任中国驻印军副总指挥,新1军军长

　　 第五节：郝梦龄、张发奎、孙元良

　　 郝梦龄牺牲后被国军追晋,被大陆CCTV抗战纪念馆收录为抗日名将

　　 张发奎、孙元良曾获抗战青天白日勋章,被大陆人民网登载新闻时冠以“抗日名将”称号

　　 20、抗战殉国第一将----郝梦龄

　　 1898-1937,河北,追晋为陆军上将(生前为中将)

　　 抗战时曾任第九军军长

　 　郝梦龄是抗战殉国的第一名军长

　　 21、北伐名将兼抗日名将----张发奎

　　 1896-1980,广东,抗战时为国军陆军中将加上将衔(抗战结束时晋升二级上将)

　　 曾获国民政府抗战青天白日勋章,美国二战金质自由勋章,国民政府首批抗战胜利勋章

　　 北伐战争时期曾任军委委员,“铁军”第四军军长,第一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

　　抗战时期曾任国民党五、六届中央监察委员,第四战区司令长官

　　 Burrjiang按：张发奎被民间称为军事家,爱国将领.作为北伐战争中的铁军军长,被称为北伐名将;曾获抗战青天白日勋章,美国二战金质自由勋章,首批抗战胜利勋章,成为著名的抗日名将,不过没有收录在大陆官方纪念网站,故排名靠后。

　　国共两次合作时期同时担任过北伐军和抗战高级指挥官的国军将领有蒋介石、冯玉祥、程潜、何应钦、李宗仁、张发奎和参谋次长白崇禧七名,不过只有张发奎被中共官媒称为北伐名将兼抗日名将。

　　 22、抗战飞将军----孙元良

　　 1904-2007,四川(原籍浙江),抗战时为国军陆军中将

　　 曾获国民政府抗战青天白日勋章,国民政府首批抗战胜利勋章

　　 抗战时期曾任第二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兼二十九军军长

　　 1944年时任第二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二十九军军长的孙元良将日军赶出距重庆一百余公里的贵州独山,解陪都之危,获抗战青天白日勋章,不过没有收录在大陆官方纪念网站,故排名靠后。

　　由于burrjiang的标题是国共双方公认的抗日名将,故还有很多抗日名将没有收录,如大陆民间和国军都评价很高的王耀武(曾获青天白日勋章,美国二战金质自由勋章,首批抗战胜利勋章,且常常位居民间排行榜前十名),最后,burrjiang把曾荣获过三个勋章的国军将领资料整理如下：

　　一、国民政府抗战青天白日勋章、美国总统二战金质自由勋章、国民政府首批抗战胜利勋章三大最高抗战勋章获得者：

　　顾祝同、李宗仁、阎锡山、何应钦、张发奎、薛岳、刘峙、卫立煌、余汉谋、孙蔚如、汤恩伯、王耀武、萧毅肃、胡宗南、

　　二、国民政府抗战青天白日勋章、美国总统二战银质自由勋章、国民政府首批抗战胜利勋章三大抗战勋章获得者：

　　 程潜、冯玉祥、张治中、徐永昌、黄琪翔、白崇禧、蒋鼎文、关麟征、何成濬、

　　 三、国民政府抗战青天白日勋章、美国总统二战金质自由勋章两大最高抗战勋章获得者：

　　 李品仙、孙连仲、廖耀湘、俞大维、陈诚、俞飞鹏

　　 四、国民政府抗战青天白日勋章、美国总统二战银质自由勋章两大抗战勋章获得者：

　　 李玉堂、孙立人、商震、胡濂、王凌云、周福成

　　 五、美国总统二战金质自由勋章获得者：卢汉、杨森、何浩若

　　在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burrjiang在纪念为中华民族自由而做出贡献的共产党先辈之时,仅以此文也纪念同样为中华民族自由而做出贡献的国军将领。

由来2:可能是东北的对人的一种藐视的称呼,后来抗日从东北到内地,这种称呼也传到内地.

由来3:传说在很久以前，有一座很高很高的山峰叫子虚峰，在这子虚峰上生活着一群丑陋的猴子。由于山峰太高，高入云端。这群丑陋的猴子，就可以常常去天庭走走，一来二去的，一些不守清规的天庭猴子就跟这群丑猴勾搭上了。继而生下了一群更为丑陋的猴头人身的猴子，触犯了天条，玉帝下令霹雳神将子虚峰劈成无数的、杂草不生的小岛，将这群丑陋的和更为丑陋的猴子放逐到这这些岛屿上，让它们自生自灭。为了在天庭的历史上有个记载，经众神提议说那些岛屿是在太平洋之东，就把这群丑陋的和更为丑陋的猴子取名东洋鬼子了。

     从此，这群丑陋的猴子为了生存，不得不人立而行，慢慢就演变成今天的小日本了，人模猴样的大摇大摆起来了，忘了自己祖宗的起源了。所以叫他们日本鬼子喽!

由来4:想当年武大郎被潘金莲和西门庆毒死后，抛入黄河中漂入大海。大郎命不该绝。冰冷的海水使他醒过来。 这时游来一只大乌龟，托起了大郎。“我现在救了你，你以后一定要报答我”。大郎应之。

乌龟托着大郎到了一个岛上。这个岛上全是一些矮个子的渔民，渔民看见了大郎大喜，奔走相告，说是岛上来一个高大、英俊、威猛的男子。 渔民们开会，商量着：“咱们的祖祖辈辈都这么的矮，要利用这位的身高优势来改良咱们的人种，就推举他为咱们的国王吧。”于是武大郎就当了国王。三宫六院七十二妃，武大郎很快就有一群王子。这些王子散落到民间与平民女子通婚，于是从此以后当地的居民的身高都有了显著的提高。

     武大郎当了国王以后仍然不忘对西门庆的仇恨，每天想着：“西门庆真可恶，日来日去，日到本人头上了。”

     正好一大臣前来求赐国名，大郎随囗道：“日本鬼子。”另一大臣拿出白布求画国旗。大郎随手摸出一块炊饼大力拍去，想到西门庆，羞怒交加，喷出一口鲜血在炊饼上。就成了日本的国旗。大郎又想，“西门庆和潘金莲想害死我，然而我的运气不错，挺长久。”立即下诏，在国旗上写：武运长久。意思就是：武大郎运气长久。又想起当初对大乌龟的承诺，下令全国视乌龟为神物。大郎是卖炊饼出身，见人就大鞠躬为本色。全日本见国王如此，无不仿效。

     武大郎作为国王，开头还相当勤勉。每天都是“有事出班早奏，无事早早退朝”。但过了一些日子，他觉得很没劲。官员们鸡毛蒜皮的事都要讲大半天。于是他说：“你们以后把事情的重要内容写成奏折，交给我看。”大臣们很惊奇的说：“什么叫做写？我们不识字，不会写。”武大郎说：“好吧，我给大家办个补习班，扫扫盲。”于是武大郎凭自己有限的知识给大臣门开了个扫盲班，学习文字。但武大郎是个卖炊饼的人，只认识很少的字，很多字他只记得一些边旁部首，大臣们在学习及往外传播的时候，又忘了一部分字，于是这就是形成一种“假”文字，平假名、片假名之类。这是东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一天，大郎发现臣民没有姓。于是他又说：“这可不行，得有名有姓才行。这样吧，你们住在哪里就姓什么吧。”于是就有了“田中”、“松下”、“山口”之类的姓氏。至于名字，就一二三四五六七的排吧。但老大不能叫大郎，那是我的忌讳，只能叫太郎；老二不能叫二郎，那是我弟弟武松武二郎的忌讳，只能叫次郎，其余的你们就按顺序叫吧，我没有意见。”于是这个国家就有了山口太郎，田中次郎、山本五十六等等名字。

     武大郎当了国王后，老是吃山珍海味，吃都吃腻了。他想起当初在海上漂流时，没有东西吃，只能捉生鱼吃，现在回想起来那味道还是相当不错，于是他叫厨师做鱼时一定要生做，不用做熟。这道菜推广开来，得到人们的欢迎，从此成为该国的一大名菜“生鱼片”。武大郎还发现，他们象中国人一样，睡觉都睡在床上。他很生气，想当初潘金莲和西门庆搞*，西门庆经常到自己家里，搞到自己没有地方睡，只好睡在地上。既然我当国王的都要睡在地上，你们也只能睡在地上！这样子才能不忘夺妻的耻辱！于是他按照这个意思又颁布了一项法令，从此以后他们只能睡在一张席子上，这就是所谓的“塌塌米”。

武大郎在中原时被人称作“三寸丁”，有自卑感，他在日本怕被人看扁。便下令全国比自己高的男子都处死。很多家庭为了让儿子不死，将儿子打成罗圈腿。所以日本鬼子矮而且罗圈腿多。大郎因为潘金莲而痛恨女人，下令日本女子只能在家伺候丈夫，而且要跪着伺候，已示惩罚。漂亮的女子全部处死，所以日本的丑女极多。

     武大郎当了若干年的国王，无疾而终。他临死之际，仍然为打不过西门庆、报不了夺妻之仇而耿耿于怀，于是留下遗训，要子孙后代找西门庆报仇雪恨。后来他的子孙们日夜操练，跑到少林寺偷学了几招功夫，为了纪念国王武大郎，取名“武氏道”，后来因为日本鬼子的文化程度低，加上该国的文字是假文字，结果被传成了“武士道”。因为武大郎白手得天下，这些功夫又被称作“空手道”。

     到了明朝，武大郎的后人便开始派人登上中国领土，寻找西门庆报仇，被中国的英雄戚继光赶下了海，那就是历史上的“抗倭”。进入了二十世纪，日本鬼子在中国自北向南，自东向西跑遍了中国大半河山，还是没有寻到仇人西门庆。于是他们居然要中国人学习他们的“假文字”，要中国人取他们那样的名字，要中国人在“炊饼旗子”下面实行“大东亚共荣”。这真是让中国人笑掉了大牙。

     最近，武大郎的后人据说有可靠情报，怀疑西门庆躲藏在台湾一带，于是在台湾对面的钓鱼岛，好像整天有人在那里卖炊饼了。

由来5:相传，日本人原本是一群没有爹娘的饿死鬼，饿死后到了阎王殿还不罢休，他们还张开大大的嘴巴，对着阎王殿上的木头柱子乱啃，阎王爷非常生气，把木头柱子变成了石头的，结果就一个个被柱子叉住了，口上加了一个柱子，阎王爷看了好笑，说口字加一成了日字，RI木头，木头倒了也成了一，就叫他们日本鬼吧，不过，死后还有胆到我这里来啃木头，为了表示对他们的尊敬，就加一个子字吧，全称就叫日本鬼子吧！

由来6:日本人都是鬼生的杂种，所以叫日本鬼子

由来7:他们每日每日的做一些鬼鬼祟祟的事情 大都是见不人的事情 他们私心很重,非常贪婪,生的小孩都是象鬼一样的后代,所以就叫鬼子了,连在一起就叫日本鬼子!! 应该是这样的吧!!他们可以获得这样的名字也真的不容易啊!!也真难为这些人间垃圾了!!!

由来8:战时日军的平均身高1.54m，后来兵力不足，放宽年龄限制允许青少年参军，平均身高仅1.44m，是言鬼子！

由来9:在很久以前，洋人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叫“洋鬼子”。为什么？因为那时没人见过洋人，而洋人长得又不好看，像神话里面的鬼，所以叫“洋鬼子”。意为鄙视~~哈哈。后来日本人来了，烧杀抢掠无所不用其极。人民恨之~~就像恨鬼一样（因为鬼一向都是反派），所以就称之为“日本鬼子”~~不知我解释得对不对！

由来10:记得以前看过的书上写过日本原来叫做东瀛,来的都是和尚和浪人(就是落魄武士),到了明朝王直勾结日本人袭击中国沿海,中国人称他们为倭寇(因为实在是很矮),但是鬼子的叫法应该是从清朝时候从关外传来的.因为那个时候俄罗斯人金发碧眼,第一次看以为见了鬼.而且那个时候哥萨克骑兵又到处劫掠,所以被人们称为鬼子.到了清朝末年,各个国家的军队来中国侵略,那个时候人们统一把外国人叫做鬼子.到后来人们都改不了口了。干脆叫日本侵略者为日本鬼子了.应该是习惯的由来吧.

     以上10种解释,你最支持哪一种?

    甲午战争期间，外交官宋育仁曾提出一个奇袭日本本土的计划，如果他的奇袭计划能得到清政府的支持，甲午中日战争的结局或许会是另一个样子……

    宋育仁(1858～1931)，清末著名维新思想家、活动家，时人誉之“谈新政最早，治经术最深，著作等身，名满天下”，其思想涉及政治、法律、经济、文化教育、出版、军事外交等诸多领域。1886年，宋育仁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在反思和批判洋务运动基础上，宋育仁于1891年完成《时务论》的写作，全面阐述其维新变法主张。

    1894年，宋育仁随公使龚照瑗出使欧洲。在欧洲期间，宋育仁锐意考察和研究外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况，接纳社会名流，还经常出入英国议院、学校、工商各界，写成《采风录》四卷，介绍西方的政教、风俗，进一步阐释和丰富了他的维新变法思想。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宋育仁正在伦敦，任中国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参赞。因公使龚照瑗回国述职，宋育仁暂时代其职务。宋育仁上书清廷，指出“倭兵少财乏，持久足以困之”。在获悉清军平壤溃败，黄海海战失利后，宋育仁情急之下产生了一个大胆设想，希望能出奇兵反败为胜。当下，他立即与使馆参议杨宜治、翻译王丰镐等密谋，购买英国卖与阿根廷、智利两国的兵舰五艘，鱼雷快艇十艘，招募澳大利亚水兵两千人，组成水师一旅，托名澳大利亚商团，以保护商队为名，自菲律宾北上直攻日本长崎和东京。此打算看似异想天开，可也具有相当程度的可行性。因为“澳大利亚为英国的属地，西例商会本有自募水师保护商旅之权，中倭战起，澳洲距南洋最近，颇为震动，商会发议，举办属地水师一旅，以资保护，(英国候补议绅)庵洁华特暗联议院同党主行其议，而以此谋所购一旅驾名(假名)于澳洲商会所为，仍挂英旗出口，则局外无嫌，而踪迹不露”(《借筹记》)。

    谋既定，宋育仁等一面报请朝廷批准，一面又与两江总督刘坤一、张之洞等人联系，以取得这些封疆大吏的支持。同时，宋育仁与美国退役海军少将夹甫士、英国康敌克特银行经理格林密尔等商定：由中国与康敌克特银行立约借款200万英镑，另战款100万英镑，以支付兵船购买费用。经过一系列的努力，其所购舰只，备齐了枪弹武器，各级战斗人员，也已经募集妥善，组成了一支有力的海军，准备交由前北洋水师提督琅威里率领。

    这事眼看就要成功了，当时已是“炮械毕集”，整装待发了。因时间紧，清廷还未通过正式渠道获得他在欧洲的活动，而此时，公使龚照瑗已经返职。龚照瑗查知此事，遂以妄为生事电告清廷。因为清廷已打定和日本媾和的主意，李鸿章坚决反对宋育仁等人的做法，而慈禧也认为宋育仁“妄生事端”，立即下旨将购船募兵等事，一概作废，同时电召宋育仁速速回国。1895年3月，清廷与日本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以海外募集水师奇袭日本的计划胎死腹中。宋育仁因“潜师谋废”，败局已定，只能“抚赝私泣，望洋而叹”，着实伤心了很久。在回国途中，他写成了《借筹记》，详详细细地记了这事的经过，以表壮志未酬之情。

    战后清廷本打算对宋育仁作进一步的处理，但这一惊人壮举，牵连涉及的人确实太多，有朝廷重臣，还涉及到外国人士。知晓此事的人对他的遭遇更是深表同情，所以，朝廷处理这事也有所顾虑，没再深究，只是收缴了他出使时所赏赐的二品顶戴，仍降回四品原职，回翰林院供职。

戚继光画像

戚继光庙

    庙在台州市椒江区东山西坡，明初时为海门城隍庙，戚继光在台抗倭时多驻于此，后人为纪念这位民族英雄，必祀戚继光，现为戚继光纪念馆。

    戚继光，祖籍河南，嘉靖七年生于山东鲁桥(今济宁市东南)的一个军人世家。戚继光的父亲熟读兵书，精通武艺，治军有方。戚继光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熏染，怀抱忠心报国之志。当时，倭寇对中国东南沿海的侵扰越来越甚。日本武士、浪人、海盗等，在日本官府的支持和怂恿下，与中国沿海的地方官僚、土豪、奸商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在中国万里海疆大肆烧杀抢掠、为害百姓。长期生活在沿海的戚继光对此十分痛心。

    嘉靖二十三年，17岁的戚继光承袭父职，担任登州卫(今山东蓬莱)指挥佥事，负责山东一带的沿海防守，从此开始戎马生涯。上任伊始，戚继光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南倭”，他立下雄心壮志:“封侯非我愿，但愿海波平”。

    嘉靖三十一年，戚继光参加了山东的武举考试，在数百名考生中脱颖而出，一举考中。第二年夏天，戚继光被提拔为山东都指挥佥事，开始全面参与防海抗倭。此后的十余年间，从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再到广东的万里海疆，哪里有倭患出现，哪里就有戚继光的威武身影，就有“戚家军”的猎猎旌旗。

    戚继光率军之初，同僚和敌人都不把他放在眼里。一次，一支800余人的倭寇窜到浙江慈溪一带沿海，将数倍于自身兵力的明军打得大败。戚继光率军救援，他跳到一个高处，弯弓搭箭，一连三箭，把三路倭酋一一射倒。贼首束手就擒，敌人作鸟兽散，明朝将士连连称赞。

    鸳鸯阵是戚继光在抗倭战争中独创的一种阵法，此阵法以十一人为一队，居首一人为队长，旁二人夹长盾，又次二从持狼筅，复次四从夹长矛、长枪，再次二人夹短兵。阵法可随机应变，变纵队为横队即称两仪阵，两仪阵又可变为三才阵。

    戚继光虽然以三箭退敌，但他深感明军存在严重问题，整肃军纪、加强装备、提高战斗力才是致胜的关键。原先世袭的旗军战斗力太差，戚继光多次上书请求招募新军。他说:“现在的官军，平时不训练，行军不带粮，打仗时没有统一号令，驻扎时不会安营扎寨，这样的军队，绝不可能抵挡身经百战、有必死之心的倭寇！”在戚继光的一再坚持下，他终于被获准招募新兵。经过几个月的严密筛选和艰苦训练，他建立起一支以义乌农民和矿工为主的新军。戚继光还创造了“鸳鸯阵”战术，统一编组、统一口号、严肃军纪，大大提高了作战能力。

    戚继光对属下士兵要求极其严格。一次，有官员到前线视察军队，突然间大雨如注，其它官兵一阵骚乱，有的甚至离队避雨，只有戚继光的军队纹丝不动，军容整齐。戚继光对军队严格要求，自己同样以身作则。有一次，戚继光率军到浙江乐清，恰逢天降大雨。当地的士绅百姓邀他入室避雨，戚继光说:“士兵们都在外面淋雨，统帅怎么可以独自进屋避雨呢？”戚继光治军有方，培养了严明的军纪。他领导的这支军队英勇善战，屡立战功，受到老百姓的支持和爱戴，被誉为“戚家军”。

    嘉靖四十年，戚继光率军在浙江台州迎击来犯之敌，救出上万名被俘百姓，打出了戚家军的威风。浙江倭寇被消灭后，戚继光又转向福建，成功地捣毁了倭寇的老巢。凶残的倭寇心惊胆寒，畏之如虎，他们称戚继光为“戚老虎”。

    此后几年，戚家军驰骋海疆，所向无敌。嘉靖四十五年，在中国沿海横行200年的倭患终被肃清。

    隆庆元年，刚刚平定“南倭”的戚继光奉命北上抵御“北虏”。他先被任命为京军神机营副将，后被任命为蓟镇总兵，负责从山海关到京师的军政事务。这一时期，戚继光做了两件大事:练兵、修长城。

    戚继光在抗击倭寇时，已经摸索出一套练兵的成功经验，但在关系复杂、积弊尤重的京畿地区，推行这套经验却实属不易。戚继光认为，要建立一支勇敢善战的军队，必须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把普通百姓训练成有纪律、听指挥、技艺精、战术强的士兵；二是把军人培养成卫国保民、爱卒恶敌、谙韬略、习武艺的良将；三是改善武器装备，充分发挥其威力和作用。

    在戚继光任蓟镇总兵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明朝北部最强劲的敌人、蒙古贵族俺答汗就放弃了敌对态度，接受明王朝的封贡，并表示永远不再南下骚扰。戚继光知道，俺答汗放弃对抗愿意合作，原因之一就是蓟镇的强大军事压力。所以，他一刻也没有放松对军队的操练。

    隆庆六年，兵部官员汪道昆到蓟镇巡视。戚继光组织了一次有数万士兵参加的军事演习，步兵、车兵、炮兵等多兵种联合参与，既有基本技能的表演训练，也有各兵种之间的协同作战。规模之大，气势之伟，令观看演习的戚继光本人都深受感动，相信“边事真有可为”。

    戚继光在蓟镇做的第二件大事就是修筑、加固长城。明代长城是中国历史上费时最久、工程最大、防御体系最完善，也是保存最好的长城，而戚继光所修的蓟镇长城则是整个长城的精华。著名学者、长城学家罗哲文先生说:“现在北京八达岭、慕田峪、司马台、古北口，以及天津黄崖关，河北山海关附近的老龙头、角山等处长城的雄姿，均是经戚继光改进之后留下来的”，它们代表了古代长城的最高建筑水平。

    在修筑山海关长城时，戚继光发现长城东端与大海接合处防御薄弱，敌人很容易乘机而入，必须想办法堵塞漏洞。他与参将吴惟忠彻夜商量，决定建造“入海石城”，将长城一直延长到大海深处，这就是今天人们看到的老龙头。

    入海造城的难度极高，投资也很大。消息一经传出，一些实力雄厚的商人都想获得修造权，从中牟利。有位商人想方设法找到戚继光，送上一大笔贿赂。戚继光沉思良久，留下了银两，让商人先回去，然后请参将吴惟忠前来商量。不一会儿功夫，吴惟忠走进戚继光的营房，却见后面还跟着一个军卒，也挑着担子，竟然也是那商人送来的贿赂。两人相视，哈哈大笑:“这些银子分明是毒呀！如果咱们将帅贪财，必然造成千秋工程质坏命短，祸国殃民。太可怕了！”戚继光和吴惟忠把贿赂银交给财务管理部门，并以此事教育部下，要求各级官员不得“吃拿卡要”，必须高质量地修好入海石城。老龙头长城完成后，戚继光亲题“天开海岳”四个大字，并刻石立碑以示纪念。

    蓟镇长城自昌平至山海关，长达1200里，戚继光在此增筑空心台1017座；在险要地方修筑复线长城，增筑烽墩。今天人们看到的如同天梯般的倒挂长城——三道关长城，就是戚继光督建的。身处其间，人们惟有惊叹设计者和建造者的聪明智慧，三道关堪称长城建筑史上的奇迹。

    长城的修筑大大增强了京畿重地的防御能力。隆庆和议后，对明朝北边构成较大威胁的只有蒙古族土蛮部。万历二年，朵颜酋长董狐狸和他的侄子长昂企图入京骚扰，被戚继光打退。第二年，董狐狸又率部南下，戚继光俘虏了他的弟弟长秃。董狐狸等人见戚继光兵强马壮，长城防线固若金汤，就率部属亲族300人叩关请降，“北虏”问题最终解决。明代北部边境，出现了少有的太平景象。

    戚继光在北边巡防驻镇16年，修边垣、筑关塞，整训马、步、车三军，有效地保护了京畿和华北地区的平安。

    成也张居正，败也张居正

    戚继光能创造盖世伟业，固然与其卓著的才干有极大关系，同时也与当时统治者的知人善任密切相关。戚继光南征北战、屡立战功的20年，正是一代名相张居正当国之时。张居正的提拔与赏识给戚继光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但他们过密的私人关系也注定戚继光只能以悲剧收场。

    想当年，戚继光初到北京，人生地不熟，多受掣肘。而此时当国的张居正正在寻找文韬武略过人一等的戍边武将，他先是写信给戚继光的上司，让其从中斡旋协调关系。后又破例任命戚继光为蓟镇总兵，戚继光既拥有镇守的行政权，又拥有统领三镇的练兵权。

    张居正爱惜人才，当然是出于为国用才。而戚继光虽然性骄气傲，但对张居正还是报以知遇之恩，二人一直保持着非常亲密的朋友关系。在张居正的父亲去世，张居正回家奔丧时，戚继光派出自己最精锐的护卫官，配备最精良的武器，为张居正保驾护航。军中大事，皆派快马直接报告给张居正。

    这些举动在张居正当国时并无不妥。然而，万历十年张居正逝世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随着张居正的倒台，有人诬蔑戚继光是张居正的同党，到处散布流言，对他恶语中伤。加之此时，北方边防已经平定，戚继光似乎变得可有可无。万历皇帝于是同意把戚继光调任广东，实际上是降了职，将他闲置一边。

    失去了知音，戚继光对官场也无心顾恋。在广东的两年，毫无用武之地的戚继光开始集中精力整理自己的军事著作和诗文集。长年的劳累和精神忧郁让戚继光的身体每况愈下，他犯了严重的肺病，只好回家休养。朝廷则乘机罢免了他的军政职务。万历十三年，戚继光凄然回到故乡山东。两年后，他在清贫与寂寞中与世长辞，终年59岁。

    此书有两种版本，一为十四卷本，是戚继光驻防宁、绍、台、金、严时的练兵纪实之作。

    对自己的一生，戚继光在一首题为《马上作》的诗中这样写道:“南北驱驰报主情，江花边月笑平生；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刀马上行。”至于自己的战绩，他则这样写:“游子三十年行间，先后南北水陆大小百余战，未尝遭一劫。”30年的军事生涯，在戚继光的笔下，被如此的轻松简捷地带过，但在话语的背后，又是何等的沉重和悲凉！

    戚继光死后不久，崛起于白山黑水间的另一支少数民族——女真族，迅速发展壮大，并成为明廷最大的威胁。此时，大明王朝又有人想起那个“未尝遭一劫”、所向披靡的“戚老虎”，可惜，一切似乎已经晚了。

影视中的刘武

    西汉时期，开封被封为梁国，刘武任梁孝王。当时，刘武和梁国极受尊崇，天下侧目，曾经有过辉煌的时代。

    西汉建立后，刘邦铲除异姓诸侯王，分封同姓诸侯王。不料，同姓诸侯王却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严重威胁着西汉的中央政权。汉文帝时，诸侯王叛乱已两度发生。贾谊等大臣提出“削藩”，主张逐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汉文帝并未坚决执行。汉景帝刘启即位后，采纳大臣晁错的建议，着手削藩。然而，削藩刚开始，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个诸侯国联合反叛，气势汹汹杀奔京城，史称“七国之乱”。叛乱爆发后，叛军首先攻击梁国的王城开封，企图从那里打通一条通道。刘濞率领精锐军队大举进攻，刘武率领开封的军民死守抵抗，三个月，开封城固若金汤，未失寸土。因此，开封犹如一道屏障，成为汉朝对抗叛军最坚强的据点。刘武的坚守对于稳定战局、平定叛乱意义很大。这时，汉景帝派名将周亚夫统领大军，扭转战局，“七国之乱”得以平定。

    刘武在平叛“七国之乱”中立了大功，他的母亲窦太后对他的期望更高。刘武对母亲窦太后非常孝顺，只要听说母亲有病，自己就吃不好睡不好。窦太后对刘武也格外偏爱，总是让他享受像皇帝一样的尊荣。刘武的哥哥汉景帝刘启对刘武也非常抬爱，刘武每次进京，汉景帝都和他同车同饮，恩宠无比。

    有一次，汉景帝设宴款待刘武，饮酒时，汉景帝说自己死后要将皇位传给刘武。窦太后和刘武听后，都非常高兴，但汉景帝说的只是醉话，后来，汉景帝立自己的儿子刘荣为太子。不久，太子刘荣被废，窦太后希望汉景帝立刘武为太子，大臣袁盎等坚决反对，窦太后的愿望落空。刘武听说后，派人杀了袁盎等人。汉景帝大为震怒，从此开始疏远刘武，刘武在郁闷中死去。

    刘武死后，汉景帝把梁国一分为五，把刘武的五个儿子都封为王。刘武的长子刘买虽然继承了梁王的爵位，但梁国疆域已大为缩小。

    以后的几十年间，梁国屡遭削夺，逐渐衰落，西汉末年，梁国所辖的地区只有几个县。后来，梁国被废，不复存在。

　　新四军第3师10旅特务团班长，1945年9月6日在两淮战役中，他背插红旗，攀登淮阴城南门城墙时身负重伤，陷入昏迷状态。醒来听到敌机枪在叫，马上咬牙冲上前，用腹部堵住敌人枪眼，掩护突击队登城。淮阴被攻克，伪28师被全歼，徐佳标却壮烈牺牲。3师指挥部和师party委追授徐佳标为“淮阴战斗英雄” 称号生前所在班被命名“佳标班”淮阴城南门被命名“佳标门”。

　　2.王正同：

　　东北野战军1纵某团2连排长。在兴隆岭与国民party王牌新1军的战斗中，大部队受阻2连突击排仅剩下几人，敌碉堡还喷出烈焰。为了给大部队打开通道，王正同数次爆破都没有成功。最后，他用胸膛堵住敌人枪口，用生命换取了战斗的胜利。战后追授为“战斗英雄”，突击排被命名“王正同英雄排”。

　　3.陈勤：

　　第3野战军31军92师274团2连战士。1949年10月15日夜，在登陆福建省厦门市北部海滩时，他的枪被污泥沾上打不响，敌人机枪又猛烈封锁，给登陆部队造成很大的伤亡。在这紧急关头，陈勤挺身而出，用身体堵住敌人机枪口，掩护部队登陆成功。

　　4.万守叶：

　　第4野战军40军119师357团5连1排副排长。1950年4月17日凌晨，我军登陆海南临高角的滩头战斗中，他指挥1班剪敌铁丝网、排地雷。前进中，敌地堡一挺重机枪阻挡大部队的前进，万守叶立即提着两个手榴弹扑向堡，不幸中弹，但仍顽强地用胸膛堵住敌人枪眼。

　　5.肖国宝：

　　解放军西南军区140团1营2连2副班长。1950年11月13日贵州长顺县苗岭深山围歼国民party“反共自卫救国军”的战斗中，先后三处负伤，仍顽强战斗，击毙敌参谋长后，又扑向敌机枪，用身体堵住敌人机枪口，掩护部队冲击，以生命换取了全歼敌军的胜利。所在部队追授他为“特等战斗英雄”称号，2连被西南军区命名为“肖国宝英雄连”.

　　6.黄继光：

　　志愿军15军45师135团2营通信员。52年10月20日拂晓牺牲。

　　7-8。陈开茂、蔡朝兴：

　　同是志愿军60军179师535团9连战士，1953年1月5日朝鲜东线鱼隐山无名高地反击战中，突击部队被敌暗堡的集团火力封锁，陈开茂、蔡朝兴在爆破未果的情况下，先后用身体堵住敌人机枪口，保证了部队攻克高地，全歼守敌。战后被志愿军领导机关追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9.赵永旺：

　　志愿军60军180师540团2连班长。1953年2月12日晚，在朝鲜鱼云里东南无名高反击战中，他连续摧毁多个火力点后，弹药打光，身体多处负伤，毅然扑向敌地堡，用胸膛堵住敌人枪口，为部队打开前进道路而壮烈牺牲。志愿军领导机关追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10.许家朋：

　　志愿军23军67师200团9连战士，1953年7月6日晚，在朝鲜涟川西北石岘洞反击战中，部队向主峰进攻受敌火力所阻，许家朋两腿重伤，仍坚持爬到地堡前，在de-tona-tor包受潮爆破未果的情况下，用身体堵住敌人机枪口，以壮烈牺牲保证了部队全歼守敌。志愿军领导机关追授他“一级战斗英雄”称号，并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 称号及一级国旗勋章、金星英雄奖章。

　 11.李家发：

　　志愿军67军199师595团1连战士，在1953年7月13日朝鲜金城反击战之轿岩战斗中，我攻击部队在116号阵地被敌地堡火力所阻，李家发廷身而出，执行爆破，在身体7处负伤，炸毁了小地堡的火力孔后，又向大地堡投掷手雷。弹药用完后，以胸膛堵住敌军最后一个机枪口，以生命保证了部队攻上主峰。志愿军领导机关追授他“一级战斗英雄”称号，并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 称号及一级国旗勋章、金星英雄奖章。

　　12.李曙荷：

　　志愿军24军72师215团7连副班长。在1953年7月13日朝鲜金城战役注字洞南山进攻战斗中，他率一个班开辟道路。在全班战士相继伤亡、自己3处负伤右臂被打断的情况下爬到最后一个地堡前，奋不顾身堵住敌人枪眼，保证部队攻上阵地。志愿军领导机关追授李曙荷“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13.张学栋：

　　解放军第28军82师244团2连2排5班长。1953年7月17日在反击福建省东山岛国民party军战斗中，2排向东山岛东北角柯塘山214高地冲击两次受挫，全排只有9人能战斗，全被压制在一块大石头后，不能动弹。这时，张学栋挺身而出，用机枪边扫边冲，胸部和腿部受重伤，仍顽强冲到地堡前。子弹打光了，用身体堵住敌人机枪口。以生命换来胜利。53年8月25日，华东军区追认张学栋为“华东一级人民英雄”，生前所在班被命名为“张学栋班”.

　　14.张映鑫：

　　解放军某部9连2班长。62年10月20日，在边境自卫反击战攻克沙则战斗中，他率领2班炸毁2个地堡。正当准备冲向第三个地堡时，第二个地堡火力点复活了。全排战士陷入两地堡前后夹攻的困境，张映鑫将最后一个手榴弹投入地堡，却又被敌人反投出来，在这紧急关头，他一跃扑向枪眼，双腿堵住射孔。手榴弹炸毁了地堡，张映鑫因伤过重而牺牲。战后，国防部追授其“战斗英雄”称号。

     日本现在有八个出版社在出版中学历史教科书：

     东京书籍

     清水书院

     教育出版

     帝国书院

     大阪书籍

     日本书籍新社

     日本文教出版

     扶桑社（右翼历史教科书，采用率只有0.38%）

     日本各出版社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南京大屠杀：

东京书籍：

     战火从华北扩大到华中，日本军于同年年底占领了首都南京。在这一过程中，杀害了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大量中国人(南京事件(注 1))。蒋介石把政府迁移到汉口，之后又迁到重庆，继续抵抗日本军。

(注 1)这一事件被称为南京大屠杀受到了国际性的谴责，但是日本国民没有被告知。

清水书院：

     日本军的物资供给体制极不完备，他们在占领地征用物资和劳动力，获取粮食。所以掠夺物资、放火、虐杀等行为屡有发生。特别是在占领南京时，对俘虏和放下武器的士兵，及包括老人、妇女、儿童的民众进行了无差别的杀害。推算当时的死亡人数包括战死的士兵达到了许多。外国各国强烈谴责了这一南京大屠杀事件，但当时大多数日本人甚至不知晓这一事实。日本军的这些行为更加强了中国民众对日本的抵抗和憎恨。

教育出版：

     同年12月占领了中国的首都南京。这时，日本军在混乱之中杀害了众多俘虏以及居民，受到了国际性的谴责（南京事件）（注 2）。

     (注 2)此事当时没有告知国民。国民得知这件事情已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事了。

帝国书院：

     日本军还进攻中国南部，占领了上海以及当时的首都南京。在南京不仅士兵，还杀害了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众多的中国人，各外国指责“日本军的蛮行”（南京大屠杀）。但是，这件事情日本国民并不知道。

大阪书籍：

     日本军队虽然在各地遭到顽强抵抗，但是战线仍然不断扩大。1937年12月占领了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杀害了包括俘虏，妇女儿童在内的多数市民（南京事件）。

     （注）日本国内不知道南京事件的事实，在战后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南京事件的规模及牺牲者的情况首次被公开。关于南京事件虽然进行了各种调查及研究，但被害者人数尚虏及市民，暴行及掠夺不断，遭到了国际舆论的严厉谴责(南京事件)（注 1） 。 未得到确定。

日本书籍新社：

     日本军在年底占领了首都南京，届时杀害了据说达20万人的俘(注 1)对于被杀害的中国人数存在各种说法。

日本文教出版：

     日本的战线以中国的主要城市为首扩展到各地。日本军占领南京时，杀害了大量的中国民众（南京屠杀事件），遭到国际性指责，但这件事没有告诉日本的国民。

扶桑社（右翼历史教科书，采用率只有0.38%）：

     日本军队认为只要攻下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蒋介石就会投本各出版社中学历史教科书的近代、现代部分中文译本：

     日本众教师胜诉国旗国歌案

     2006年09月22日

     来源：山西晚报

     据新华社电 数百名日本教师集体控告东京都政府强制学校升太阳降，于是在12月占领了南京。但是，蒋介石把首都迁移到内地重庆（注 2），继续抗战。

     (注 2)在这期间日本军造成大量中国军民死伤(南京事件)。事件中牺牲人数等真实情况在资料上出现有疑点，见解各种各样，争论持续至今。

     以下地址，是由株式会社JAPAN ECHO社节选、翻译的日旗并齐唱国歌一案21日胜诉。

     401名原告中,绝大多数为教师。2003年10月,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通过都教育委员会规定,所有公立学校教师在学校典礼上必须起立向国旗致敬,并齐唱国歌,违者将受到严惩。教师们2004年1月将石原慎太郎和东京都教育委员会告上法庭。

     “你们不能否认历史事实,国旗和国歌推动了过去的军国主义”,原告律师团一名成员说。东京地方法院21日对原告表示支持,认为被告侵犯了受宪法保护的思想自由权利。法官还支持每名教师索赔3万日元(约255美元)。

     日本《朝日新闻》25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约85％的日本国民认为应当反省日本的侵略和殖民史。

     节选自：《日右翼导演拍片否认南京大屠杀遭批》

     来源: 中国日报

     网易新闻中心

     “日本国内主要媒体调查显示，对中国战争的态度，认为是侵略战争的占７０％，只有１０％的人认为不是侵略战争。受调查的人７０％都是战后出生的。”步平说。

     节选自：《“七七事变”70年：为了正义与和平的纪念 》

     来源：新华网

     1972年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时，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以书面形式表示了谦意。即，在《中日联合声明》上写着“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日本首相村山富士1995年在纪念“日本二战投降50周年”上的讲话(摘要)：

　　 “在过去不太遥远的一个时期内，错误的国策使日本走上了战争道路，日本国民陷入了存亡的危机。由于进行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和痛苦。为避免将来重犯这样的错误，我毫不怀疑地面对这一历史事实，并再次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的歉意。”

     村山首相书面答复《人民日报》采访时写到：“在战后50周年之际，痛切反省由于我国的殖民统治和侵略对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害和痛苦，在此表示衷心的道歉。”

     2001年10月8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参观位于卢沟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之后发表谈话称：“今天我有机会参观了这个纪念馆，再一次痛感到战争之悲惨。我对遭受侵略而牺牲的中国人民感到由衷的歉意和哀悼，怀着这种心情观看了这里的许多展览。”

     有人统计，截至2005年4月，公开见诸媒体的日本领导人向中国道歉，共有22次。

     关于日寇“百人斩”的历史资料

     1937年11月30日付朝刊（第１報）

     （見出し）百人斬り競争！／両少尉、早くも八十人

     （本文）[常州にて廿九日浅海、光本、安田特派員発] 常熟、無錫間の四十キロを六日間で踏破した○○部隊の快速はこれと同一の距離の無錫、常州間をたつた三日間で突破した、まさに神速、快進撃、その第一線に立つ片桐部隊に「百人斬り競争」を企てた二名の青年将校がある、無錫出発後早くも一人は五十六人斬り、一人は廿五人斬りを果たしたといふ、一人は富山部隊向井敏明少尉（二六）＝山口県玖珂郡神代村出身＝一人は同じ部隊野田毅少尉（二五）＝鹿児島県肝属郡田代村出身＝銃剣道三段の向井少尉が腰の一刀「関の孫六」を撫でれば野田少尉は無銘ながら先祖伝来の宝刀を語る。

     無錫進発後向井少尉は鉄道路線廿六、七キロの線を大移動しつつ前進、野田少尉は鉄道線路に沿うて前進することになり一旦二人は別れ、出発の翌朝野田少尉は無錫を距る八キロの無名部落で敵トーチカに突進し四名の敵を斬つて先陣の名乗りをあげこれを聞いた向井少尉は奮然起つてその夜横林鎮の敵陣に部下とともに躍り込み五十五名を斬り伏せた

     その後野田少尉は横林鎮で九名、威関鎮で六名、廿九日常州駅で六名、合計廿五名を斬り、向井少尉はその後常州駅付近で四名斬り記者等が駅に行つた時この二人が駅頭で会見してゐる光景にぶつかつた。

     向井少尉 この分だと南京どころか丹陽で俺の方が百人くらゐ斬ることになるだらう、野田の敗けだ、俺の刀は五十六人斬つて歯こぼれがたつた一つしかないぞ

     野田少尉 僕等は二人共逃げるのは斬らないことにしてゐます、僕は○官をやつてゐるので成績があがらないが丹陽までには大記録にしてみせる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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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譯文

     ‘东京日日新闻’报道记事

     1937年11月30日的日报（第1报）

     百人斩竞争！两少尉，很快已经达到80人

     [廿九日浅海、光本、安田特派员发于常州] 用了六日时间踏破常熟、无锡间四十公里的○○部队在同一距离的无锡、常州之间也只用了三日时间就快速突破了。真正的神速，快攻。在最前线的片桐部队里有两名青年将校发起“百人斩竞争”。在从无锡出发后很快就一人斩了五十六人，另一人斩了二十五人。一人是富山部队向井敏明少尉（二十六岁）＝山口县玖珂郡神代村籍贯。另一人是同部队的野田毅少尉（二十五岁）＝鹿儿岛县肝属郡田代村籍贯。在剑道三段向井少尉腰间的是一把名为“关の孙六”的名刀，野田少尉的刀虽无名但却是一把祖上传下的宝刀。

     在向无锡进发后向井少尉随着二十六、七公里的铁道线做大移动，野田少尉沿着铁道线前进。两个人暂时分开，在出发后的第二天早上野田少尉在距无锡八公里的无名村处冲进敌人的碉堡斩了4名敌人先扬威名。听到了这个消息后向井少尉奋然而起，在当天晚上冲进横林镇的敌阵和部下一起斩了五十五名。

     在这以后野田少尉在横林镇九名，威关镇六名、廿九日常州车站六名、合计斩了二十五名、向井少尉在这之后常州车站附近斩了四名。记者等在到车站的时候看到他们两人在站头会面的光景。

     向井少尉：照这么下去别说去南京了，到丹阳的时候我就可能斩了100名左右了，是野田的失败呀，我的刀砍了五十六人只有一个缺口。

     野田少尉：我们两人都不砍逃跑的人，我又是个副官所以成绩上不去，到丹阳之前一定创下大记录给你看。

     1937年12月13日付朝刊（第４報）

     （見出し） 百人斬り〝超記録?向井 106－105 野田／両少尉さらに延長戦

     （本文） [紫金山麓にて十二日浅海、鈴木両特派員発] 南京入りまで〝百人斬り競争?といふ珍競争を始めた例の片桐部隊の勇士向井敏明、野田巌（ママ）両少尉は十日の紫金山攻略戦のどさくさに百六対百五といふレコードを作つて、十日正午両少尉はさすがに刃こぼれした日本刀を片手に対面した

     野田「おいおれは百五だが貴様は？」 向井「おれは百六だ！」……両少尉は〝アハハハ?結局いつまでにいづれが先に百人斬ったかこれは不問、結局「ぢやドロンゲームと致さう、だが改めて百五十人はどうぢや」と忽ち意見一致して十一日からいよいよ百五十人斬りがはじまつた、十一日昼中山陵を眼下に見下ろす紫金山で敗残兵狩真最中の向井少尉が「百人斬ドロンゲーム」の顛末を語つてのち

     知らぬうちに両方で百人を超えていたのは愉快ぢや、俺の関孫六が刃こぼれしたのは一人を鉄兜もろともに唐竹割にしたからぢや、戦ひ済んだらこの日本刀は貴社に寄贈すると約束したよ十一日の午前三時友軍の珍戦術紫金山残敵あぶり出しには俺もあぶりだされて弾雨の中を「えいまゝよ」と刀をかついで棒立ちになってゐたが一つもあたらずさこれもこの孫六のおかげだ

     と飛来する敵弾の中で百六の生血を吸った孫六を記者に示した。

     （写真説明）〝百人斬り競争?の両将校／（右）野田巌（ママ）少尉（左）向井敏明少尉＝常州にて佐藤（振）特派員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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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譯文

     东京日日新闻’报道记事

     1937年12月13日的日报（第4报）

     （题目） 百人斩超纪录，向井 106－105 野田／两少尉延长战

     （正文） [十二日浅海、铃木两特派员发于紫金山麓]以南京为目标的“百人斩竞赛”这样少见竞争的参与者片桐部队的勇士向井敏明、野田巌两少尉，在十日的紫金山攻略战中的对战成绩为一百零六对一百零五。十日中午，两个少尉拿着刀刃残缺不全的日本刀见面了。

     野田：“喂，我斩了一百零五了，你呢？”向井：“我一百零六了！”……两少尉：“啊哈哈哈……”结果是谁先砍了一百人都不去问了,“算作平手游戏吧，再重新砍一百五十人怎么样”。两人的意见一致了，十一日起，一百五十人斩的竞争就要开始了。十一日中午在接近中山陵的紫金山追杀残兵败将的向井少尉谈了“百人斩平手游戏”的结局：

     不知不觉双方都超过了100人是很愉快的事。我的关孙六刀刀刃的缺口，是因为把一个家伙连钢盔一起劈成两半造成的。等战斗结束后已经说好将这把刀送给你们报社了。十一日凌晨三点友军的奇袭迫出紫金山的残敌时，我也被逼出来直挺挺站在弹雨中扛着刀大叫“阎王哟”，尽管这样还是没有被子弹击中。这也是我这把孙六刀的功劳。

     在飞来的敌弹中把吸了一百六个人生血的孙六刀展示给记者看。

     (照片说明）“百人斩竞赛”的两将校/（右）野田巌少尉（左）向井敏明少尉＝佐藤（振）特派员摄于常州。

管仲

    在浩瀚的中华古籍海洋里，分布着无数个科技文化绿洲，最引人注目的首推《管子》；西方哲人李约瑟，就是读着《管子》步入中华科技文化殿堂、进而首创《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无疑，《管子》堪称中国古代科技文化之宗。

    鲜明的求实精神
    
    实事求是，为汉语语境中最经典的科学话语：“求是”是人类智性的终极目标，而求是的必要前提是“求实”；《管子》显示着鲜明的求实精神。其脍炙人口的第一警句：“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即精神文明是建筑在物质文明基础之上的，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这是天下大治的第一要件，在此，《管子》的精辟概括，是诸子百家所望尘莫及的。春秋诸侯蜂起，群雄逐鹿；管子为何能辅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首先，在于其始终高扬着求实图强的精神旗帜。管子所强调的治国方略：“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怎样才能富民呢？国家须运用经济杠杆，提高粟价，刺激农业生产，粟多则民富国强。《管子》云：“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兵强”。其次，《管子》的求实精神，还体现在“言实”关系上，强调臣对君不得“言过其实”，一定要实事求是地反映民情；明君主要以法按其言而求其实，“言而无实者诛”——言过其实即为杀头之罪。反之，明君对百姓的“圣心”，也应该是“实也、诚也、厚也”；且明君“公信力”也是建立在“求实”基础之上的；好虚名则无其实，“无实则无势”，即无实，失去百姓信任，就失去了君王的威势。再次，《管子》还注重一般“名实”关系，强调名实相生，按实定名，名副其实；“名实当则治，不当则乱”。在诸子百家中，《管子》求实、务实精神是十分突出的，所以其不仅敢大胆言利，且还积极利用市场经济的杠杆来刺激生产；那些重粟、煮盐等富民强国的求实之举，使齐国具备了坚实的经济基础，雄踞五霸之首也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管子》——先秦首部“实学著作”。
    
    丰富的科技知识
    
    李约瑟为何能捧着《管子》而步入中国古代科技殿堂？因《管子》中蕴含着丰厚的中国古代科技知识矿藏，此为其求实精神外在的知识形态化。首先，令今人赞叹不已是《地数》篇中记载的矿藏知识：“上有丹沙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上有赭者下有铁，此山之见荣者也”。“山之见荣者”，就是不同矿藏在地表显示出不同矿苗，是矿苗与矿物、表里共生现象的最早记载，也是关于“磁石”最早记载之一。其次，在农业生产方面，已有了五谷、桑麻、六畜的有序记载；“四种而五获”(四年五熟)的复播记载；农业生产五害(水、旱、风雾雹霜、厉、虫)的明确记载；尤其对农业生产工具的详细记载(耜、铫、镰、耨、椎、铚)，说明当时农业生产工具已相当完备。再次，《地员》中还载有极为宝贵的植物生态学知识：“凡草土之道，各有谷造。或高或下，各有草物。”由于山地高度不同，温度各异，水分分布各异，而造成了植物垂直分布现象，由低到高依次为十二类：叶、郁、苋、蒲、苇、雚、蒌、荓、萧、薜、萑、茅；对植物生长与地理环境的对应关系作了深入观察与较为科学的说明，与当代植物学相吻合。最后，对生命起源的认知，《水地》认为：“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水为生命之起源，且认为“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人是父母精气合成的，而精气的物质存在也是液态，生命初始态似水流而成型。另外，在《地数》中记载：人的饮食是“无盐则肿”，这是关于“缺碘人体会浮肿”的最早病理学记载。以上载于《管子》中的科技知识，在世界科技史上均占有独特的首创地位，《管子》——先秦唯一的“科技全书”。

    清晰的数字化思维
    
    科学的核心就是实验与数据；《管子》中的数字化思维尤为突出，其治国安邦的大政方略，有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清晰数字化思维基础上的：用数据筹划，用数据分析，用数据说事。数学起源于应用，《管子》可谓古代“应用数学”之祖，数字化的表达比比皆是。正如《七法》篇所云：“不明计数而欲举大事，犹无舟楫而经于水险也……举事必成，不知计数不可”，即要成就大事业，不懂得数字计算是不行的。如《揆度》说明天下地势是“水处什之七，陆处什之三”，天下水占到十分之七，陆地占到十分之三。《地数》又云：“地之东西28000里，南北26000里；其出水者8000里，受水者8000里；出铜之山467山，出铁之山3609山”。固然这些数字化表达还不甚准确，但在当时能有如此清晰的数字化思路的确难能可贵。又如其对“国有余藏，民有余食”的数字化论证：农民年耕30亩土地，就可解决吃饭问题，按丰歉年景平均计算：一亩地一年收获一石，则此人就有30石的粮食，瓜果蔬菜收获相当10石，糠秕六畜相当10石，此人一年就有相当50石的粮食收获，粮食就有了相当的积蓄，社会稳定就有了坚实基础。又如其对农业生产季节的把握：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春之计在于雨水后25日；冬至后60日为惊蛰，75日为雨水，而最佳的春播时间，不能超过冬至后的100天，只能在雨水后的25日适时进行；故君王在这25日内绝不能扰农。另外，《管子》中除有大量整数计算外，还有不少分数、倍数、比例的表述，还有大量度量器、度量单位的表述；更可贵的是，《管子》是先秦典籍中引用乘法口诀最多的，共8条之多；故《轻重戊》云：“伏羲作九九之数，以合天道”；提出九九乘法口诀是伏羲创制的，虽不能算科学的结论，但“九九之数”的概念，为《管子》首创。《管子》——先秦最重要的数学文献之一。
    
    明确的分类说明
    
    分类说明，是科学传播有效方法之一，它可较准确，条理地传播型态化的科学认知，给读者以清晰、深刻的接受印象。《管子》中此类说明文字颇多，准确地抓住事物“同中之异”的表征，根据一定标准，对事物作出原创性科学认知与分类说明。如《度地》篇根据水的源流、归宿不同，在人类认知史上，第一次把水分为：经水、枝水、谷水、川水、渊水五类。即出于山而流于海者叫经水，从它水分流入于大水者叫枝水，从山沟里流出来的水叫谷水，从山沟里流出又汇集在一起的水叫川水，从地下涌出而汇聚一起的水叫渊水。以上对不同水流的划分，虽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分类，但在先秦典籍中实属首创；其对水流特征宏观上的把握，标志着人类对水的科学认知迈出了理性的一步。又如《地员》篇对土壤的认知，将土壤划分为上、中、下，然后根据其地势、肥力、土性、地下水位的不同，分别说明上土有粟土、沃土、位土等；中土有壤土、垆土、壏土、沙土等；下土有犹土、殖土、凫土等。不同的土壤可生长不同的树木花草，可种植不同的庄稼与经济作物，因地制宜，才能地尽其用。再如，依据山地高度不同、地下水位深浅，将泉分为悬泉、復吕、泉英、山之材、山之侧。凿地2尺可至于泉水的叫悬泉，其上可长樠树；凿地3尺可至于泉水的叫復吕，其上可长柳树；凿地5尺可至于泉水的叫泉英，其上可长杨树；凿地14尺可至于泉水的叫山之材，其上可长格树；凿地21尺可至于泉水的叫山之侧，其上可长榆树。2600年前，作者在对客观事物的认知，已经具有了如此清晰的分类思维趋向，这在人类科学认知史上也是值得大书一笔的。《管子》——先秦类化认知的标本。
    
    纵观先秦典籍，《管子》是蕴含科学思想与科技知识最丰富、求实精神最突出、数字化思维最鲜明、分类说明最清晰的一部，集中体现着管子2600年前行之有效的治国理念，被称为“中国古代科技文化之宗”当之无愧。

    丹药又称仙丹，是古代方术之士用铅砂、硫磺、水银等天然矿物做原料，用炉鼎烧炼制成的药物。相传吃了丹药就可以百病不侵长生不老。因此，中国古代不少皇帝对丹药的追求乐此不疲。特别是到了唐朝，由于道教的兴盛，炼丹活动更是登峰造极。然而，由于丹药毒性很大，一些皇帝追求长生不成，反而掉了性命。唐朝从建立到灭亡290年间，一共有21位皇帝。这21位皇帝中，至少有5位因服用丹药中毒丧命，他们是太宗、宪宗、穆宗、武宗、宣宗。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明君，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年轻时曾嘲笑秦皇汉武迷恋方术和寻求丹药，但到了晚年由于身患重病，也开始服用丹药，最后因服用了中天竺方士炼制的“延年之药”，导致病情加重而死，享年仅50岁。中唐时期的宪宗本来也是一位不错的皇帝，曾力图唐朝中兴，可才活到40来岁就遍找长生不老的偏方，寻方士给自己进仙丹。由于服用丹药中毒，数月不能上朝。虽然他最后是被宦官害死的，但如果不被害死，估计也活不了多久。唐穆宗即位后，惩办了为宪宗炼制丹药的方士，但他自己后来重蹈覆辙，服用丹药中毒，30岁就死了。唐武宗也是在30多岁的时候服丹药毒死的。唐武宗服丹药后，毒热难忍，脾气变得喜怒无常，临死前连续十天不能说话。唐宣宗是晚唐时期一位比较有作为的皇帝，有“小太宗”之称。他即位以后，立即杖杀和流放了用金丹毒害武宗的道士赵归真、轩辕集等人。但后来他也鬼使神差，开始服用仙丹。唐宣宗服用丹药后的症状与武宗相似，燥热不安，时值隆冬不敢穿衣。由于中毒太深，背上还长出了脓疮，最后带着金丹之毒踏上了黄泉路。

    除以上5位外，还有几位唐朝皇帝也曾迷恋过丹药，只是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如唐高宗曾于开耀二年服食丹药；武则天晚年服用过道士胡慧超的丹药；唐玄宗也曾命道士在嵩阳观炼丹，安史之乱退为太上皇之后，仍念念不忘金灶烧炼丹药之事。晚唐时期的文宗也曾服用过丹药，不过文宗服食了江湖术士出身的郑注炼制的金丹之后，不但没有像其它帝王一样被毒死，据说病情还有所好转，不知道是真是假。

    唐朝皇帝前仆后继迷恋丹药，除了追求长生不老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为了治病。李唐皇族有一种叫“风疾”的遗传病。史籍中明确记载患此症者有高祖、太宗、高宗、顺宗、穆宗、文宗、宣宗。风疾现在通常被称为中风，发病急骤，死亡率高，常留有后遗症，很难治愈。高宗时期，皇后武则天之所以能掌握朝政，就是因为高宗患有风疾，长期风眩头重，目不能视，难于操持政务，所以将朝中大事都交由皇后武则天处理，最后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惟一的一个女皇。

    唐朝皇帝用丹药治病，同当时的医学知识水平有极大的关系。因为炼丹在古代也属于医学探索的范畴。唐朝以前著名的医学家葛洪、陶弘景、孙思邈都同时是炼丹家。葛洪的医学著作《抱朴子内篇》中，有“金丹”“黄白”二卷专门记述和总结如何炼制金丹仙药。陶弘景一生中进行了长达20年的炼丹试验，写出了《合丹法式》和《集金丹黄白要方》等多部炼丹专著。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中也包含了不少炼丹法。由于这些名医在历史上声望极高，所以许多人对丹药深信不疑。

    古代名医炼制丹药的理论依据是“假求外物以自坚固”。他们认为，人是脆弱的，要长生不老，必须找一种不朽、无变化、具有稳定性的药物作为支撑。草药虽能治病，但其本身会干枯、会腐烂、不耐烧，所以无法成为不死之药。而用铅砂、硫磺、水银等天然矿物炼制的金丹，入火百炼不消，入土千年不朽，入水万年不腐，如果能被人体吸收，就能起到坚固人体的作用。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确实很容易蒙蔽人。

    中国传统医学是通过长期的经验积累逐步形成的，而经验积累基本上又是一个反复试错的过程，神农尝百草一日之间遇七十二毒就是典型的试错。皇帝们服用丹药，实际上是方术之士拿皇帝们的身躯试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皇帝们的死对提高古人的医学认知还是起到了一点作用。正是通过他们的死，证明了“此路不通”，才使炼丹术后来逐渐没落。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炼丹在医学上是误入歧途完全失败，但长期的炼丹活动，却促进了古代化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少意外收获。如驰名世界的火药，就是唐代炼丹家发明创造出来的。炼丹家通过硫磺、硝石与炭混合燃烧现象的观察与实验，制成了黑色火药。唐代《铅汞甲庚至宝集成》关于“伏火矾法”的记载，是世界上最早的制造火药的实验记录。

第三位：“做不了人间之王，便做个词中之帝”的南唐后主李煜。
     李煜(937-978)，在位十六年，政治上庸驽无能，开宝八年，国破降宋，俘至汴京，被封为右千牛卫上将军、违命侯。
     李煜的“异类”之处在于他非凡的艺术才华，工书法，善绘画，精音律，诗和文均有一定造诣，尤以词的成就最高。李煜的词天真本色，浑然天成，不加雕琢，感慨悲凉的人生苦难，摆脱了五代词充满脂粉香气的狭窄境界，使词从娱乐的工具变为抒情的手段。王国维《人间词话》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周介存置诸温、韦之下，可谓颠倒黑白矣。”
     既然做不了人间之王，便做个“词中之帝”吧！

第四位：创造“瘦金书”的皇帝宋徽宗。
     北宋后期，重文轻武，积贫积弱，内忧不已，外患不断，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宋徽宗却整天画他的画，写他的字，穷奢极侈，荒淫无度。等金兵逼近汴京时，宋徽宗颇似搞笑的说了一句话：“没想到金国人这样对待我。”
     然而就这么一位失败皇帝，却创造了我国书法史上有名的“瘦金体”(也有“鹤体”的雅称)，这是楷书的一种，笔迹瘦劲，至瘦而不失其肉，转折处可明显见到藏锋，露锋等运转提顿的痕迹，是一种风格相当独特的字体。
     在中国画史上，宋徽宗还是位杰出的画家。他自创的《瑞鹤图》、《芙蓉锦鸡图》、《听琴图》等作品，均可以看出他用笔精细，充分表现艳丽富贵情调，对画院画家影响很深。
     宋徽宗，当真“异类”。

第五位：“中华帝国”的短命皇帝袁世凯
     提起袁世凯，人们津津乐道的不是他作为北洋军阀鼻祖的叱咤，也不是他年过不惑仍喝奶娘之奶的荒诞，提起他，人们总会说：“哦，就是那个83天的短命皇帝。”
     袁世凯的“异类”，在于他逆历史潮流而上的荒诞做法，在中国的千古历史中扮演了一个“小丑”的角色，现在提起他，“只增一笑尔”！

守卫卢沟桥的战士在掩体后面准备战斗

20世纪30年代的卢沟桥 

驻守宛平县城的中国军队出城抗击日军 

日军炮轰宛平县城 

守卫卢沟桥的国民党第29军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