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光辉

                  ——我读杜光辉

    杜光辉是我关注已久的作家之一。他传奇性的人生经历，他对创作的刻苦专一，他为人的深思寡言，他小说的独特气质，都使我心仪。最早知道他，是因为他发表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中篇《车帮》（《新华文摘》1990年第6期）——后被扩充为长篇小说《西部车帮》；再后来，他的中篇《哦，我的可可西里》得了上海中长篇小说大奖，对他来说，多少是个意外收获。世纪之交，杜光辉主要以一个生态文学作家的姿态出现。他属于国内为数极少的、专注于写生态与环境保护的、富有现代意义的生态意识的作家，至今已发表中篇小说四十多部、短篇小说近四十篇，被《新华文摘》、《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等知名刊物转载的就有二十余部，创作数量堪称丰硕。但与他创作的数量质量相比，他似乎并不为人所知，也许这与他为人的低调，不事张扬有关。最近我又读到了他的一批新作，感慨良多，觉得应该给他写点什么。依我看，不论杜光辉写什么，都渗透着辛酸而温暖的人文关怀，闪现着朴厚的人性光辉。

    杜光辉出生在陕西，十六岁参军，有着在可可西里无人区执行特殊任务的经历，这成为杜光辉日后创作的不竭源泉，这也是杜光辉的小说十分独特且吸引读者的原因。当年可可西里对许多人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神秘的名字，杜光辉就已经写了多篇可可西里故事，形成了以可可西里为题材源的系列中篇：《哦.我的可可西里》、《可可西里狼》、《金蚀可可西里》、《可可西里的格桑梅朵》等。在他笔下，巴颜喀拉、可可西里遥远又神秘，人类最早进入这片无人区的情景雄浑悲壮，人类对它的破坏令人扼腕。可可西里无人区原本属于野生动物们的世界，它们在这里繁衍生殖，以生物链相依相克、相生相灭，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人类的闯入，打破了野生动物的平静，也破坏了可可西里的平衡。杜光辉在《哦，我的可可西里》中，把小说分成两部分，前半部标题为《侵入》，后半部标题为《毁灭》。小说通过王勇刚这个靠野生动物而成为该地区最大老板的猎杀者，揭示了人类的贪婪残暴才是生态环境破坏的根本原因。在《可可西里狼》中，王勇刚带领一群偷猎者，连续10多天在羚羊繁殖的小河边，设置包围圈，不分壮羚母羚幼羚，一律枪杀，成千上万的羚羊倒在枪口下。王勇刚用变卖羚羊皮所得美元，购置了两辆劳斯来斯豪华轿车。在《可可西里的格桑梅朵》中，偷猎者杀死还没有来得及分娩的母羚，剥去羚羊皮，使刚刚从娘胎里挣扎出来的幼羚一出世见到的首先是死亡的母亲。

    当然，若只是满足读者的猎奇心，未必是真正意义上的好作家。杜光辉的独特在于，他并不以怪异、血腥、荒蛮诱人，也不以外在动作的紧张吸引人，他在小说中非常注重精神性内涵，张扬的多是那种勇于担荷人类苦难，仁爱利他的牺牲精神，并由人推及动物。杜光辉并没有对人性绝望，他在揭示人类极度贪婪的同时，又塑造了人们为保护野生动物的善良、高贵的情操。李石柱、仁丹才旺为了保护稀有动物，宁可献出自己的生命（《哦.我的可可西里》）。桑珠的阿爸，为了救羚羊，冒着生命危险深夜往返一百多里；他自己没钱治病，却断然拒绝了偷猎者对羚羊的高价收购（《可可西里的格桑梅朵》）……。与此同时，杜光辉还提出了生态保护需要建立新的认识论，人类要用宗教般的虔诚保护生态，赞赏宗教中对生态保护的学说。他曾谈到：“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已经达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必须用新的认知论来约束人类自身的欲望，约束人类对大自然的掠夺和破坏，使人类和大自然和谐共存，现有的认知论显然无法达到这个目的。”（《杜光辉《环保需要新的认知论》《环境与生活》2009年4月号）

    最近我读到的杜光辉的新作，是《洗车场》《驾驶室的太阳》《稽莎莎的天堂》《仇县长的圈套》《陈皮理气》等中短篇小说，发现他又有了新的变化，他把关注的眼光从荒原转向了底层的小人物，转向了小人物的内心深处，最终，我们总能在一番担心或等待之后，感受到一种良知的存在与人性的温热。这里不妨重点谈谈《洗车场》（《新华文摘》2009，17期）和《陈皮理气》。

    《洗车场》里名为洗车场，其实不是场，是小得不能再小的洗车间，里面只有一个“老板”和两个工人，他们共同上演了最普通不过却又最令人心酸的故事。老板张富贵其实很穷，他是个下岗工人，把所有家当拿来才开了洗车场；洗车工刘狗顺拖着一条伤腿来洗车，为的是供儿子上大学；另一个洗车工黄天朝是技校毕业的年轻人，学电脑专业，一心想攒钱在西安城里开一家修电脑的铺面。他人很沉默，眼里射出的常是凶光。三个男人为了各自的最低微的人生理想，挣扎在一起。小说一开始就让他们在大西北奇寒的冬天出场，个个冻得瑟瑟，手上裂着很深的口子，但为招生意，三个人抢着到外面去拦车；为了把车洗好，他们洗车时连手套都不戴，以至于来洗车的人看了不忍。虽辛苦，相互之间还是充满关爱。中午，张富贵的老婆送来饭菜他们边吃边聊时，是一天最惬意的时刻。然而，洗车场并非封闭空间，各色人等在这里登场，在这一点上，《洗车场》的写法颇有点学《茶馆》的路子，狭小的空间里容纳社会人生之百态。其中有间接导致刘狗顺成为残疾人的一个农村干部——他来洗车时对刘狗顺进行了又一次心理的戏弄与伤害。刘狗顺只能在寒风中用沙哑的嗓子吼一段悲凉无比的秦腔……

    我们在这里读到的既有底层的艰辛，更有爱与坚韧，还有外在的冷漠与内在的热烈，平民世界的仁义和互爱，有时作者又赋予他的人物以理想主义的追求。但不可否认，杜光辉在观照他的人物时，也时时表现出无奈，软弱，甚至灰心。稽莎莎（《稽莎莎的天堂》）原本在一个普通居民小区过得不错，邻居们都很尊敬她，称她“干部姐”，当她搬到一个豪华住宅区后，却处处受气，最后又下决心搬回原来住的地方，小说这样写道：“民工们搬东西的时候，故意把号子喊得山响，故意弄出一些很大的声音，为他们的干部姐出气，也消除自己心理上的不平衡。”读至此让人备觉心酸，生活在底层的民众，除了故意发出一点大声外，又能如何？

   《陈皮理气》是一篇更加耐人寻味的小说。此作曾登上去年中国小说排行榜。一心治病救人不求回报的中医陈皮，偏又擅长使用“陈皮”，这里一名两用，颇为巧妙，突出了当今社会人心已患沉疴，亟待疗救。陈皮面对物欲横流的世界和冥顽不灵的人心，发现他一直以来擅长使用并认为可以理气的“陈皮”并不理气了，自己的医术再高明也是徒劳，于是长叹，人的元阳衰竭，人参可救；可人心的元阳衰竭，救治之物何在？在这部小说中，杜光辉把几个牢骚满腹的人串联起来，让他们在老中医陈皮的指点下，采取不同的精神治疗措施，结果是：放弃暴力报复者心康体建，而锱珠必较睚眦必报者，最终和腐败者同归于尽。这不能不说是在探究一种面对很多的愤怒和无奈时，人应该如何处世，如何合理地解决心魔之困的途径。

    杜光辉的近作暂且放下了他一贯的生态小说写作，写了一个平民世界，写出了这个世界特有的伦理，写出了辛酸，也写出了温馨，正义，友爱，奋争，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这一缓冲和转移，对作家也许是必要的，可能为他日后的生态小说创作蓄积更大的能量。但我同时发现，他的这些作品悄然间形成一种模式，大都存在正与反的对立，双方的人物又大都推向极端，人物也似乎随之缺乏了多面性；另一方面，精神性的内涵也需要深挖，不能表现为一般意义上的人性的善与恶，而应努力触及生死，永恒，人与自然等根本问题。如果克服了这些，他的小说恐怕会登上一个新的境界。我如是想。

生命力在民间的勃发与想象

    读罢浦子的长篇小说《龙窑》，难以释怀。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作品中那个精怪人物王世民。王世民让人联想到像《棋王》里王一生之类角色，他们身怀来自中华文明非同寻常之绝技，却又与我们今天的生活无法彻底割开。作者浦子在《龙窑》中进行了一次富有生命力的恢诡想象，他试图通过这次想象，在民间世界里找寻现代人久违了的勃发的原始强力。

    《龙窑》犹如一部节奏紧张、矛盾激荡的多幕剧。九龙山下所有人物纷纷登场，而主角则是王世民。王世民是九龙山下的一个奇迹，与一场漫天大雪一起搅和着降临到这个世界上的。那时，他浑身一丝不挂，冻僵在雪地上。寡妇翠香用一种极为特殊的性方式才盘活了他，却也因此失去了自己的清白。面对王家庄的族人的拷问，王世民倒泰然自若，他的苦恼不是来自他人施加的皮肉之苦，而是来自于自身的灵魂之痛：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族长以一种宽容方式接受了他，并赐族姓与名于他。

    正是这样一个从天而降的灵异，在不知不觉间改写了王家庄的历史。他化解了两个相邻村庄的世仇，他为王庄的村民们打井，并进行了一次公选，被选为王庄的村长。他几乎每天都在苦思冥想，自己能干些什么？终于，心中那一道光来了，他想起了自己最擅长的事——建龙窑、烧龙缸。颇富戏剧性的是，当他烧出第一批陶瓷后，被村人一抢而空。此后，王世民名气越来越大，他烧龙缸已经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事，知府也想借此讨好皇上，以求升官发财。可要烧出真正的极品龙缸并非易事，王世民顶着压力在苦苦撑持，未果，他的儿子传达却在玩耍中烧出了发着铮铮毫光的小物件，昭示了他烧制龙缸的希望曙光，但他仍始终摸不透要领。浦子对于龙窑这种民俗文化极为熟知，然而，当他进入王世民的内心时，又将这种传统文化的神秘之光无情剥去。他写道：制作龙缸不仅仅是梦想。让缸上的浮雕龙游走，一是釉色，二是太阳光，三是人的想象。他甚至说：“实际上，在故事发生的时代，西方科学界已经给这种现象有了科学的解释，那就是光在某种特殊物质表面折射由人的眼球搜寻到后在脑际引发的一种幻觉。”这样一叙述，龙缸的神秘感一消而光，这时候，我们方才明白，《龙窑》要写的，并不仅仅是龙缸，也不仅仅是一种传统的民俗文化，而是另有重心，那就是这个叫王世民的人。

    小说花了大量笔墨写王世民的另外一个超乎常人的异秉，那就是他的性能力。小说对此进行的描写几近夸饰失度。王世民九死一生之时，翠香以此救活了他，而村里所有女性都对他产生了崇拜和爱慕之情，纷纷主动示爱，他也是来者不拒，以至于后来村里的青年大都长得与他的儿子传达极为相似。他也因此染上了恶疾。为此，妻子翠香割断了他的脚筋，但他仍在夜间攀爬着飞檐走壁，寻花问柳。翠香把他锁在屋里，他仍能轻舒猿臂，将找他的女人拉进屋内。翠香又将其手筋挑断，以致他在观察窑火时烧伤，无奈被锯掉了四肢。这时的王世民开始了又一次潜心研究龙缸的制作。

    王世民于龙缸的制作呕心沥血，还请来了外国人一起探讨。这些外国人留下的书籍中，有英文的、日文的，王世民发现自己竟然非常熟悉这两种语言，于是他意识到，自己的过去不属于王庄，他又开始一遍遍地发问，问自己，也问别人：“我是谁？我是谁？”没有人能回答。于是，他如同一只哀伤孤绝的老狼对着残月嗥叫。他开始吃书了，开始了又一次的挑战。当他终于要制作出完美的龙缸时，只身掉入龙窑的火眼中，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刻，才猛然意识到，自己来自于火，原来是火。他终于找到了自己：“我是谁？我是火！”。思考了大半辈子的难题，此时幡然省悟。事实上，死去的不仅有王世民，还有他在王庄的后代，他们全部被烧死在屋中，与之同时死去的还有制作龙缸的绝世技艺。所以，我们不能把王世民看作一个传统民俗文化的象征，因为他显然还接受了外来文化影响，在更大程度上，他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遭遇到现代文明时的艰难处境的一个暗喻。

    小说至此似可结束，但作家浦子却让一个充满了叛逆精神的王庄女性——已经衰落并失去威望的族长的女儿开始了另一番生命的轮回。离家出走的玲娣回到王庄后，在清寂的大年初一早晨，在雪地中发现了一个浑身赤裸的男人，将他带回家中救治。他们的命运是王世民与翠香命运的重复和延续吗？不同的是，这一次，一切是在王庄人的哭声与炮仗声中开始的。新的历史又开始了。

    小说《龙窑》是浦子对生命力在民间的勃发的一次较为成功的想象，美中不足的是，小说中性的描写有些夸大其辞，读来既让人忍俊不禁，又失之于想象力的浪用。由于《龙窑》，我期待能看到更多张扬民间文化的好作品。

——读《风化成典——西藏文史故事十五讲》

雷 达

    不是谁都可以评论这本《风化成典》的。也许这是一本只有藏学研究者才有资格评论的书。我对藏学没有任何研究，只是一个读者，由于做文津图书奖的评委，幸运地接触到了这本书。但我愿意说出我的感受。在我看来，这本原来只是准备写给西藏青少年阅读的通俗性文史著作，或者如作者所言，只是准备写一部有关西藏历史的“故事书”，却由于作者长期的积累和才情的卓异，也由于作者作为诗人和散文家笔致的越轨，使得本书的写作超出了预定的目标，变成了一本集历史，传说，散文笔法于一体，把知识与考古，宗教与人情，远古与现代性杂揉到难以命名和分类的书。也许只能说，它是一本很好读的，广博，含情，时见幽默，想象力丰富，能打通古今，不断加入作者自己心性和理解，笔墨洒脱，可以与读者交流的书。

    从大的框架看，它确实写了青藏高原的形成史、“拓殖史”，历叙了新石器时代、金属时代、有文字记载的吐蕃王朝，直写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左右，而且不间断地使用交错、互动的叙述方法，写西藏历史的变迁不忘照应内地的文化演进。然而，我看作者无意于缩写严整的西藏文明通史，她只是想通过西藏历史上一些已成为文化密码式的人物、事件，来解读、来演绎西藏历史文化的底蕴。作者似乎受到梅里美“我只喜欢历史中的逸事趣闻”的影响，重视传奇成分，但又不敢轻忘原初的意旨，于是在纵览西藏地区数千年风云变幻的基础上，撷取了一个个精彩的人物和事件，它既是史地，又是传奇。

    作者马丽华说：“自然界的风以可感的流动，人世间的风以岁月的形式，那样一些曾经，曾经的曾经，登场又谢幕，风水轮流转，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大到历史经验，小到个人命运，这片高寒的土地上演绎过多少悲欣交集的鲜活剧目。在以岁月形式的风化过程中，大多成尘，不知何往；仅有少数人事，因其自身质地的缘故，沉积下来，风化成典——典故，典范，经典，名典。拂去尘埃，披沙沥金，才有了这样一本书的有限呈现”。这番话把她的沧桑之感，思古之情，择材标准，兴趣所往，说得再清楚不过。是的，她力图使冰冷的历史变得有温度，有灵性，有色彩，可以触摸。我之比较欣赏此书，根本原因即在于此。事实上，此书的科学性部分无非是在转述一些资料。它是以它的风格取胜的。

   作者处处显出独具的选择眼光，特别注意突出叙述对象的不同凡响或传奇性的一面。且看，家马的起源，象雄的覆亡，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法成，苦修者米拉热巴，桑哥的末日，萨迦寺里皇家僧，第二佛陀宗巴喀，仓央嘉措及其情诗，都是一些动人的章节。如叙述吐蕃时期的敦煌时，就突出了一个人物——从事佛经藏汉文互译的法成法师，陈寅恪先生曾将其与玄奘并列，并称为“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写萨迦家事秘闻，帝师八思巴并不总是正襟危坐，不苟言笑，他还有充满了人情味，甚至容忍叛逆性的一面。他理解同父异母妹妹尼玛崩追求幸福的私奔行为——这故事经由“松石宝串”的传递，进而“风化成典”矣。又如，作者对仓央嘉措及其情诗的叙述，由于仓央嘉措虽在世二十四年，但其人生的丰度，隐含的深度，复杂程度，则胜于常人百年，难以尽述，“故不妨截取三个镜头，表现其人生中有代表性的大逆转”。还如，刘曼卿小女子担大义；九世班禅被迫出走十四年，在汉地，在国难当头时的英勇表现，以及更敦群培其人，写来很有声色。

    鲁迅先生曾说，创作总根于爱。马丽华从23岁进藏，一待就是27年，对西藏，深荷热爱之情，感恩之忱，将自己最美的青春献给了西藏，也收获了无比珍贵的精神馈赠：她先有诗集《我的太阳》，散文集《追你到高原》，之后，开始了西藏自然人文地理之旅，推出《藏北游历》、《西行阿里》、《灵魂像风》、《藏东红山脉》等名作。她曾经用灵魂像风来表达她对西藏文化精神的感受。人类学家格勒博士曾称她为“在文学与人类学两座高耸的悬崖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的人。所以，我同意这样的看法：马丽华在走遍了西藏的高山大川之后，又朝向历史岩层的纵深进发，对于这位西藏的行者和歌者来说，此书自有其水到渠成的必然。

关于现实主义生命力的思考

雷 达

    纵观中国当代文学的六十年，不难发现，六十年来，真正有生命力的，经得起时间淘洗的作品，大都是坚持了现实主义精神，具有勇气和胆识的，努力维护了文学的自由审美品格的作品。这样说丝毫没有轻视其它创作方法，惟现实主义独尊的意思。但我在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主要还不是指文学对自然的忠诚，它的客观真实性原则，典型化原则，整体性原则等等定义性的东西，而是强调一种可称之为现实主义精神的质素，那就是，对时代生活，人民疾苦和普通人命运的密切关注，对人的生存境遇的密切关注，对民族灵魂的密切关注，为此它勇敢地面对，真实大胆地抒写，以至发出怀疑和批判的声音。

    比如在十七年文学中，左倾思潮确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于是被认为这个时期的作家的主体意识普遍沉睡甚至完全没有。然而，这并非事情的全部。现在看来，主体意识在一些作家身上不但存在着，且无时无刻不在寻求突围。一些作家早就在抵制直接的、短视的，配合式的创作，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坚持直面地，大胆地写出真实，塑造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物。由于作家坚持了现实主义的精神和审美的立场，于是对人性人道的思考就往往会逸出“政治”（时代）的堤坝，无意中与“时代”抗辩，达成了某种超越性。这些坚守和努力，仅从《人民文学》发表的作品来看，像《洼地上的战役》《我们夫妇之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在桥梁工地上》《改选》《红豆》等等，就都有突出的、鲜明的表现。

    这种具有主体性的，向着真正现实主义靠拢的声音，在当时的理论批评方面同样存在。《人民文学》1956年9月号，发表了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立即引发了对现实主义的争论。该文的中心议题是现实主义文学有自身的尺度、法则，不应该受一些外在附加值的限制和禁锢，但此观点遭到了猛烈的批判，最终作者被打成右派。但在那之前，就有过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的现实主义，在那同时，有过巴人的《论人情》，它们都在力图回归和扩充现实主义的精神内涵和人性人道的深度。尤其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以很大的理论勇气，通过有说服力的例证，缜密的思辩，描绘了深化的现实主义应有的境界，发人深省。所以，我们今天要重估现实主义的坚守者们，要看到现实主义一直潜在地发展着。

    但事物总是复杂的和缠绕的，现实主义生命力的奥秘也同样复杂。当时一些政治意识很强的、惟写工农兵和满足无产阶级政治需要的宏大叙事，其中一小部分成为了今天所谓红色经典者，在今天就依然拥有一定的生命力，有一些成为改编者的丰厚资源，当代人津津乐道的对象，甚至偶像，这该怎么看？这不禁使我们思索：当时的“政治视角”对艺术来说，是否具有既束缚又无意中成全了它的艺术生命的两面性？（新时期以来，“政治视角”几乎一度被作家们忽略或远离，事实上，政治是社会的焦点所在，要揭示一个时代的本质，不触及政治便是逐本求末。政治并非单纯地表现为国家制度、政党存在，在本质意义上它是一种文化精神的存在）。另外，当时确有不顾作家的风格、基因、个性和消化能力，一律赶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的做法，但这并不能改变生活是创作唯一源泉的真理性，事实证明今天深入生活依然是文学创新的根本性问题。当时把作家的生活体验性和亲历性强调到了极端，是否在造成拘泥原型之病的同时，“逼”出了大量真实鲜活的细节？

    现实主义精神应该是变动不居的，是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只有不断地更新和变化，才能保持它的活力和张力。应该看到，五、六十年代对现实主义的理解，较多地停留在呼唤写真实，直面现实，干预生活，反对直接的配合性写作上；七、八十年代之交，回归现实主义传统，先是把焦点集中在能否说真话，写真实上，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才进入了发现人，关注人，尊重人，人是灵魂的层面。新时期文学三十年，最大的成就，也得之于此。现代主义也关心人，焦虑人的处境，但与现实主义是不同的，它对现实主义不无启迪。正是围绕着发现人，尊重人，刘心武的《班主任》重新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重塑了知识分子的精英形象，我们在这里听到了新启蒙的声音。

    与现实主义精神相伴，民族灵魂的发现这一主题还在深入。我们看到，八十年代中期，现实主义文学仿佛又一次来到十字路口：是大胆的自我更新，还是固步自封，是开放吸纳，还是原地踏步，这是个考验。现实主义要不要在与现代主义的碰撞中丰富自己，要不要吸收域外的有益的哲学和文学观念，要不要在文化精神上向纵深拓展？回答是肯定的，因而有了一次腾跃。对于全国的文学界来说，一九八五年是不寻常的一年。这一年，《人民文学》发表了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韩少功的《爸爸爸》，阿城的《孩子王》等等。在全国其它刊物，还有许多重要的文本发表。《你别无选择》被有的理论家认为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派作品”，但我从小说所写音乐学院内在紧张的精神冲突中感受到的，主要还是五四个性自由精神在当代的回荡。《爸爸爸》回转身来，续接国民性批判的主题，沿着地域的河流，向着民族文化性格的根因追溯。而在莫言的《红高梁》里，作家有感于“种的退化”，重塑农民英雄形象，呼唤生命强力，复活民族的野性的游魂。对现实主义的发展来说，也许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是更为典型的文本，它作为文学上的柳青之子，可以明显感到它与十七年现实主义的血缘关联，路遥确实继承了不少东西，但是，他又有所扬弃，提供了一种内在的现代性视角，那就是对现代农民人格的呼唤和初塑。

    九十年代以来，特别是迈入新世纪的中国，市场经济和商品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卷来，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加入世贸”的重大影响，城市化、高科技化、网络化的急剧推进，正在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生存方式和就业、居住方式，改变着人们的时空观念、思维方式以至道德伦理情感。中国社会的精神生态更趋物质化和实利化，思想启蒙的声音在文学中日渐衰弱和边缘，小说大多走向了解构与逍遥之途，走向了世俗化的自然经验陈述和个人化的叙述。与之相伴，一个大众文化高涨的时期来到了。就文学来说，现实主义还能不能向前发展？与人的再发现密切关联。这本是二十世纪贯穿至今一个重要的不断深化的精神课题，曾有过人的三次发现之说，今天还有没有新的发现，对现实主义来说，将是决定性的因素。这也应该是衡量一个大作家与凡庸作家的标准。事实上，在今天，作家选择时代，其实就是选择“人”，发现“人”，发现一种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我们的时代有多少“人”还没被发现呵。有一种说法，认为新世纪的"人"既不同于1980年代的"理性"的人,也不同于1990年代新写实的“原生态”的人，或"欲望化"的人，而是"日常"化了的人。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依我看，近些年来，有一些作品之所以有所深化，就在于更加注重于“人的日常发现”，并以“人的解放“、“人的发展”作为“灵魂重铸”的内在前提和基础。然而，对人的深刻理解与表现，又与深切的生活体验无法分开。网络的海样的信息固然给写作者带来极大便利，但它永远不可能代替作者的亲历的感受和心灵的共振，因为那不是他身上的骨头和肉，而创作需要生命的投入。

    在今天，我们不能不关心文学的现实处境。我们现在常说，以往文学的轰动效应，多是借助于敏感的社会问题，承担了自身以外的任务，现在文学才真正回到了它应有的位置，现在的秩序才是文学的正常秩序，因而无须慨叹文学的边缘化。这样说当然是明智的，不无合理性，但也并不尽然。文学不能借此安于现状，看不到危机，满足于被动的生存。在今天，谁不努力展示自身的魅力，就没有谁的位置，这是很无情的。其实，世界上有些发达国家，纯文学的销量和覆盖面是非常可观的。现在，网络文学，市场化出版，青春文学，类型化写作，大众读物，在普通读者中拥有更大的份额，其销售量是一般纯文学无法想象的。这些作品当然有它们满足人民的需要，和它生存发展的必然性，而且这显示着文明的进步，全民文化水平的提高，令人欣慰。但是，它们确也造成了阅读的分化，比如传统文学读者稳中有降。（像《明朝那些事儿》，《藏地密码》，《鬼吹灯》，《诛仙》，《杜拉拉升职记》等大众文化之作，或一些带有较强消遣性，娱乐性，猎奇性的书，正在创造发行奇迹）。文学，这里指的主要是纯文学，传统文学，应该怎样选择和认定自己的角色呢，文学的审美价值和精神追求应该在一个什么样的向度上？究竟是向那些作品倾斜，为其所改造，所置换，削减原有的一部分功能，强化另一些实用功能，还是坚持原有的一贯稳定的精神价值，包括发扬现实主义的精神，就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尖锐的实践问题。

    诚然，只要人类还存在着良知和情感，文学就不会消亡，我们大可不必悲观；但究竟文学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深刻地表达什么样的情感，确也决定着文学的命运和存在的理由。现在作家的选择无疑宽广得多，自由得多，但这里仍有个对时代重大精神问题是否回避，仍然有高下之分和文野之分，厚重和轻飘之分。在我看来，最有份量和最有价值的文学，应该是关注人的存在境遇，展示民族的灵魂和心史的，直指人心的，具有形而上追求的文学。越是这样，在这个物化的时代，文学就越是不可替代，就越有生命力。

今天，我们面临一个社会、文化、道德大转型的时期，同样也是一个与世界文化碰撞、融合、重构的时期，这样一个时期在中国历史和人类历史上也并不多见。这不仅是作家创作的难得机遇，同样也是作家面临的最大困难。历史上，无论哪一个国家，在每一个转型期和文化的融合期，恰恰也是文化兴盛的时期，如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魏晋时期、隋唐时期、五四时期。我认为，现实主义肯定是我们的选择之一。但是，现实主义怎样发展，却是需要探索的新难题。

    当然，现实主义始终是一个争论不完的话题。我所谈到的几点也仅仅是就存在的问题而言的。我们应该更多地追问一些基本的问题：如什么是文学？什么是人民的文学？今天的人面临什么困境？我们应该怎样增大文学的精神性内涵？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等等。这些基本的问题可能会帮助我们廓清文学上的一些迷雾，对当下的文学的创新将是极其有益的。

文坛神话 惊世奇人

雷 达

    最近我得到一套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的《王丕震全集》，共八十卷，是抬进家里的。据介绍，王丕震，纳西族，1922年11月出生在云南丽江古城一个书香世家，从小受国学启蒙和多元文化启迪，五千年历史烂熟于胸，抗战时考进陕西宝鸡兵校炮科，曾从戎，1953年四川大学畜牧兽医系毕业任玉溪农校教员，反右时打成右派，在一农场当兽医，1982年平反后退休回家，1983年忽动念开始写历史小说，首部为《则天女皇》，其后18年间，共创作长篇历史小说142部，多由台湾秋海棠出版社出版。2003年病逝，享年81岁。   

    面对王丕震先生的浩瀚著作，没有人会不感到震撼，他的博大，神奇，坚毅，简直不可思议，近乎神话。从1983年起，已六十多岁的他，开笔写起小说，处女作《则天女皇》的出版给了他信心和激励，由此一发而不可收，十八年间，创作长篇历史小说142部，计二千六百多万字。平均每天以四千多字的速度疾进，而且，全部是手写，一次成稿。有人说，论数量的巨大，他是古今中外第一人，并无夸张，即使拼命写作的“法兰西书记官”巴尔扎克，单就数量说话，无法与他比肩。可以说他是有史以来，书写方法最传统，写作速度最快，字数最多，作品时间跨度最长的一位作家，中华历史上下五千年，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无算，皆在他的笔下复活，重现。对于他的博大与厚积，丰富之学识，坚强之意志，拼搏之精神，我是由衷的敬佩。

    望着照片上的丕震先生，高阔的前额，硕大的鼻子，线条有力的嘴唇，刚毅的目光，我想，这个人是不是有着超凡基因的“超人”，或有特异功能的“异秉”？他什么时候学习和查阅资料呢？他怎么可能只凭一张纸的提纲，就能一气呵成地浑洒出几十万字呢，那浩如繁星的历史细节他是怎么一一装进脑子里的呢？

    我认为，对写作者来说，创作上的竞争恐怕主要还不是比数量，比速度，甚至也不是比有多么刚强的意志，有怎样的吃苦精神，这些固然可嘉，可敬，但并不是最根本的。至于是否获得了吉尼斯纪录也不是很重要的。在我看来，重要的是，他写出了什么，他是怎么写的，他创造了什么样的艺术形象，他为人类奉献了怎样的精神食粮，他为人类的精神发展作了什么样的贡献？我隐隐有些担心，王丕震的历史小说会不会是粗制滥造的赝品？正是带着这些疑问，我详略不同地读了他的几部历史小说，阅后的感受是满意的，我对他的神奇和博大的敬畏之心仍然不减。

    我首先关心的是王丕震占有的史料够不够，可靠性怎么样，是离开历史真实的胡涂乱抹，还是基本有所本的艺术创造？我们知道，历史小说创作，第一步要做的工作就是弄清史实，占有大量史料，并能去伪存真，才有可能揭示历史生活的本质和规律性的东西，才有可能进而达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仅就他写秦始皇，金圣叹来说，我认为占有史料还比较丰富，比我们已知的常识要宽余一些，他还能从稗官野史里提取一些营养。关于尧与舜的历史记载是非常有限的，写长篇小说难度太大，但我看《唐尧与虞舜》，作者能在有限的史料中找到故事并生发开来，生动有趣地表现了禅让与世袭二种权力移交方式的不同，尧传位于舜，舜传位于禹，都是传贤而不传子，读来对尧舜时代的“大同”情景油然而起向往之情。有关金圣叹的史料并不多，他能写成这样，实属不易。

    我更关心王丕震的历史观有何特点，他评价历史人物的尺度和标准是什么，采取何种视角，评价的根据又是什么，他如何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因我所看有限，只能管中窥豹。就以我读得较细的《秦始皇》《金圣叹》二书和浏览的《唐尧与虞舜》——都是随手抽取的，太多，翻不动——而论，他的小说，既非演义式，也非戏说式，更无恶搞或解构之意，基本走的是正史路子，但偏于通俗化和故事化。我认为他的历史观基本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其中又渗透着很强的民本精神，同时汲取了某些民间的积极精神和善恶评价标准。对秦始皇的评价，历来存在分歧。一种是大力肯定其法家精神，肯定中央集权和郡县制，认为他是奠定了中华政体的具有雄才大略的“千古一帝”；另一种则偏重于批评他残暴专制，好大喜功，无视诸子百家的丰富思想而独尊法家，尤其是丢掉了夏商周三代的好传统，如分封制和周礼。王丕震怎么看秦始皇？他对秦始皇征服六国，统一天下，以及许多重大措施还是肯定的，称许的，对秦始皇苦难的童年，屈辱的少年时代写得较细，还是同情的，但对秦始皇的反复无常，刚愎自用，好大喜功，以及修骊山墓，搜求长生不老药，筑长城，建阿房宫，焚书坑儒，是持批判态度的。在这些问题上，作者更倾向于传统的、民间的观点。

    在《金圣叹》中，作者对金圣叹的怀才不遇，坎坷命运，寄予了深刻的同情和理解。描画了在明清转换之际，天崩地解，形势复杂，而作为民间知识分子的金圣叹，那种正义，正直，狂狷，怪诞，和敢于为民请命的大无畏精神。这曾长期被掩蔽和曲解，金圣叹甚至被认为是坏货，是疯子，是不值得同情的狂妄轻薄之徒，王丕震基本把这个案翻过来了。他笔下的真实的金圣叹，为人耿直，口无遮拦，坚持正义和良知，得罪了恶贪官和伪君子，最后被杀害，那是极度黑暗年代的一桩滔天罪恶。我认为他写金圣叹，虽略显粗糙，有时大段引述评点本的序或批点的诗，但仍抓得准，有深刻命意。写贪官任维初，朱国治之流，满嘴仁义道德，满腹阴险凶残，杀人不眨眼，可以想见当时吏治是何等暗无天日。写金圣叹，则通过科考受挫，顶撞霸道父亲，说西厢，讲易经，控贪官，闹公堂，批六才子书，代苦难百姓申诉，最后被构陷致死，有一系列生动情节，活画出一个特立独行，刚正不阿的狂士、才子形象，令人动容。

    作为历史小说，王丕震在文学性和语言表现力上到底怎么样，也是我非常关注的。读过几本后发现，他的叙事，颇有古意，贴近民间讲史和通俗化的一路，但朴实，并无夸饰，语言简明，紧凑，生动，清晰，多用白描法，短句子多，尤其擅长拟人物的对话，你来我往，各有个性，语气口吻，与人物身份符合，例如华阳太后与秦始皇的较劲，当面对质，现场气氛逼真，传神。作者刻划金圣叹，突出了一个“狂”字，写来栩栩如生。当然在语言上，有时出现太多现代词汇，口语，如“取得胜利”，“我对你有意见”啊之类，可能对历史感有所削弱。然而，不管从哪方面看，不管还有哪些不足，王丕震都是值得文学史记住的一个奇人。我不由感慨：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深山有卧虎，民间有高士。

《绿化树》主题随想曲

   从西北高原一个荒寂的被人遗忘的村落里，突然射出了一道强烈的、巨大的、照人肺腑的艺术之光。它受孕于六十年代初期的饥荒岁月，却辉映于八十年代初期的蔚蓝天幕。虽然横亘着二十余年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由于它揭示了具有哲理色彩的重大的人生主题，它的艺术力量依然像电流一样，迅速地通向了今天每个富于良知的心灵。但是，也由于它触及了至今仍然极其敏感的知识分子问题，也就造成了人们感受的空前复杂和认识的多种歧异。这就是张贤亮的系列中篇之一《绿化树》所产生的特殊的社会反响。

   它拥有奇异的艺术魅力：它充满着荒原气息和犷悍之美，它绝妙地描绘了难以忍受的饥饿感，也出色地描绘了如火烈烈的感情；它以准确的瞬间感觉涂绘出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的时代低气压，也以雄浑恣肆的笔墨传递出野性的灵魂的呐喊；它描写了知识分子精神跋涉的艰辛和马列主义灵智的光芒，也描写了一位带着“罪犯”镣铐的青年诗人从踽踽独行到在人民中寻求“超越自己”的根基……总之，它以现实的心灵化和心灵的现实化，带领我们到了一个陌生而又熟识的形象世界里。这个二十多年前的“世界”是畸形的、偏僻的，甚至是荒诞不经的，但人们不难从中寻求到某些典型的东西和时代生活的来踪去迹，不难进入一种苦难而又高尚的精神境界。

    难道不是吗？主人公章永璘假如不是一个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青年“右派”，他也就不会比别人更深刻地感到自己在当时存在的艰难；假如没有非人的待遇和可怕的饥饿，他也就不会一度意识到生存的虚茫和“悬空”；假如他不是被抛弃在严酷惨厉的境遇，也就不足以充分反映中国知识分子曾经遭受的不幸的巨大和特定时期生活悖谬的程度何等惊人……

    然而，今天的读者仍然有各种理由对这部小说提出分歧的看法。这种种看法无疑只能有助于加深我们对生活和艺术的理解。有人为之赞叹、倾倒；有人对之反感、嫌弃；感情脆弱的读者，陪着男女主人公一起流泪；冷静而克制的读者，则长于理性判断，指出漏洞；有人认为章永璘的“改造”是真实的、典型的；有人则认为章永璘的“改造”是人为的，是已被实践证明行不通的，不足为训；有人认为章永璘的苦难中包含着深刻的社会内容；有人则认为作者表现了对苦难的病态崇拜；有人认为作者概括了一类知识分子的追求；有人则认为作者贬低了知识分子的地位；有人认为是劳动人民拯救了章永璘；有人则认为作者盲目赞扬了体力劳动者的蒙昧；有人认为作者对极左路线极尽批判；有人则认为作者至今站在“左”的立足点上……如此分歧的看法，只能证明：《绿化树》是一部内容较为复杂的作品，它的主题具有相当的广阔性、多义性和丰厚性，同时证明，它是一部能够引起人们探索它底蕴的感情的作品。仅此一点，也足可使它的作者感到欣慰了。

   问题在于，张贤亮不是社会学家，而是诗人（广义的）。《绿化树》并不是用社会学的观点研究六十年代初期的社会生活特征，而只是以诗的方式再现了那个特定时期、特定地域、特定人物的生存和抉择、命运和情感。何必要苛求一个小说家没有以全面的严谨的逻辑方式总结那个时期的生活，分析那个时期政治、经济生活的全部根源呢？这样的要求，事实上已经超出了文学批评的范畴。遗憾的是，我们常常不由自主地把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概念，把政策和思想的一般原则，当成了文学批评的最重要的标尺。

    我想，还是让我们尽可能地少纠结在诸如“思想改造”（指曾经流行的专用名词）“知识分子是否是工人阶级的一个部分”“与工农兵相结合”“商品流通”之类的政治经济术语上，不要从定义，而是从张贤亮所创造的形象世界里，去领受他究竟通过艺术形象要感染我们一些什么，也尽量从美学的和历史的评价角度，看一看他的成功和失误吧！

悲怆而深沉的艺术批判

   “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章永璘，现在变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小说就从这里掀开了它的序幕。然而，劳动释放后的“右派”章永璘，真的自由了吗？是的，他现在可以在荒原上自由地跑来跑去，他可以为怀揣两个稗子面馍馍沾沾自喜，他还偶然地被指定为“班长”，但是，饥饿和罪犯，物质和精神，像双重枷锁，仍然沉重地压在他的肩头。“自由”在这里显得多余，他只有选择墙根面壁的自由罢了。阶级斗争的喊声由于饥饿引起的虚脱，已经变得喑哑而微弱，而“一切为了活”的“狼孩”式的欲望却加倍强烈地在章永璘身上突现出来。他曾是一位青年诗人，熟读古今诗篇，不乏幻想和联想的能力，可惜，在严酷饥饿和“右派”身份面前，这一切全化成了精神的碎片。一种人生的空漠感，或者如他所说的“像是悬浮在四边没有着落的空中”的感觉，占据着他的头脑。“万物之灵”的人，一时降到了禽兽的水平，哀呼着“祖宗有灵”，盼望着获得一小点充饥的食物。

    这难道不是令人痛绝的现象吗？读者盛赞作者写饥饿感达到心理氛围的高度真实，使人恍如身历其境。可是，透过这种饥饿的描写，作者自有其深沉的寄托。人之区别于非人，就因为人不是消极地、被动地适应环境，而应该是积极的、能动的、实践着的主体。可是，处在“改造”中的章永璘，这位“现实的个人”，早被剥夺了创造历史、改造环境、施展才能的权利；他的“改造”是赎“原罪”式的，他的劳动是无价值的。马克思曾这样说过：“吃、喝、性机能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他活动，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种抽象中，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4页。问题的实质正在这里。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章永璘的单纯的求生欲望则使他与自己作为一个人民教师的“人”暂时分道扬镳了。现在，他的可怜的知识和聪明，只能用来利用视觉误差多捞取100CC面糊，狡黠地用三斤土豆换五斤胡萝卜。他被抛出了正常的社会联系，丧失了人的本质特征——劳动的权利，他的灵魂怎能不严重扭曲、变形，带着精神奴役的创伤，向着自己的对立物靠拢呢？

    令人费解的是，有人认为这样的描写是在贬低知识分子，是忘记了知识分子理应是工人阶级的成员。理由是，权衡知识分子阶级性质的标准应该是经济地位和为谁服务；既然章永璘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那他就应该“以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本身身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昂首挺胸地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中”；而小说中的章永璘却“安于忍受不公正的待遇和受压抑的困境”，这岂不是一种自我“贬低”吗？显而易见，这是一种超越历史条件的苛求。持这种意见的同志如果不是过分热衷于逻辑推理，也是对六十年代整个社会气氛、意识形态特征和价值定向缺乏感性的认识。并不是章永璘不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而是社会不让他“服务”，并不是张贤亮在贬低知识分子，而是那个时期的“左”倾政治在贬低知识分子。章永璘暂时只能在当时历史条件和社会心理所允许的情势下，在他的认识能力所能够达到的水准上，来认识他自己的境遇和地位。因为，人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的，也就不可能随心所欲地认识自我。

    当然，有的同志批评章永璘以过度卑贱、忍从和忏悔的心理认识自我，也不是没有一定道理的。但是，细读小说将会发现，章永璘最初的思想里，缺乏明晰的通贯全局的主线，因而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文化以杂糅形态浮沉，——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造就的某种文化、心理结构的影响。这种文化、心理影响不是用一个“工人阶级一部分”的定性就可以消除净尽的。不管是谁，要消化吸收全人类的智慧，都必须经历漫长的思想历程。而他耽于幻想，内心生活丰富多变，像飘忽的云，还没有树立坚定正确的人生哲学观念。小说只是多次写到了他的怀疑和不满情绪，对“我何以落到这步田地”大惑不解，只能归之于家庭出身，对“批判”和“改造”消极地抵制而已。我以为这样的描写是比较切合“这一个”章永璘的心理真实的。否则，他就不成为章永璘了，而可能是某一个杰出人物——具有较为清醒的预见和超前的叛逆意识的“右派”也是有的。试想，如果作者离开章永璘的个性，他的骨子里的贵族意识残余和对不切实际的“自由”“民主”的玄想，以及他的脆弱的神经和自私自卑心理，而在他的自我意识中不断掺入今天的认识和觉悟——对知识分子正确评价的抽象原则，那就不但违背了性格的真实，还可能因“拔高”人物而使人物变成某种思想的“号筒”。

   是的，对一个社会主义作家来说，即使处理历史题材，也应该站在今天的思想高度，站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高度上进行重新评价。但是，我们切忌拿今天的思想方式改铸昨天的人；我们又要切记“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全集》第20卷，第401页）。

    章永璘啊，在你的心未被真理的光芒照亮之前，在你的躯壳未被旷野的风吹醒之前，你混沌，你迷惘，你不管熟读了多少诗篇，却不能理解自己和祖国的命运，你尽管有勇气偷糨糊吃，却没有足够的胆识发现生活的悖谬。历史还没有到让你真正发现自己的程度。可是，你的存在方式，你的扭曲的灵魂，你的年轻的却报国无门的心灵，还有你所在的荒村生产力的极端低下，这一切，难道不是对“左”倾错误最深刻、最痛切的艺术批判吗？

哲理化的严峻的人生主题

    如果认为《绿化树》的题旨仅仅是对“左”倾错误的深刻的艺术批判，那充其量只是接触了这部作品丰富的、有机的主题思想的一根重要支脉罢了。在我看来，《绿化树》的主题是由三条不可分割、筋肉相连的思想脉络构成的。这三条脉络是：对“左”倾错误的贯彻始终的批判锋芒，对“超越自己”的崇高人生境界的向往和求索，对蕴藏于劳动人民中的原始美和淳朴人性的热烈礼赞。正是这三股思想的合流，交融渗透，相补相生，形成了《绿化树》强劲蓬勃的思想冲击力。

    我不同意《绿化树》是描写“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这一提法。“思想改造”这一专门术语，是经过长期“左”的思想的曲解后所遗留的产物，也是一个曾经伤害和压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感情的用语。这个用语，有它特定的历史演变的含义，从五十年代后期以来直到它今天的消亡的全过程中，它意味着唯血统、唯成分论，劳动惩罚、不信任，永无休止的检讨、没完没了的赎罪，甚至“文革”期间被打上了宗教式的苦行主义的印记。对于这种“思想改造”，从它的内容到形式，就应该像对待两个错误估计一样抛弃之，淘汰之。

    可是，有的同志为什么总要把《绿化树》和这种所谓的“思想改造”联系在一起呢？从章永璘的客观处境来说，当时的政治生活所强迫他进行的，正是上述这种“思想改造”；而从张贤亮对章永璘的思想历程和心灵变化的具体描写来看，倒是恰恰否定了这种“改造”，而肯定了另一种真正的主观世界的净化和改造、人生境界的提高和人生信念的建立。这是一个重要的界限，必须划清。倘若张贤亮还是依着多年的陈规老例，大写所谓虚假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脱胎换骨”之类的呓语的话，那我也会同意某些同志的意见：《绿化树》在继续宣扬“左”倾思想，作者的双脚还深陷在极左路线的泥淖中不能自拔。

    然而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从小说的“题记”来看，作者要写的是一部总题为《唯物论者的启示录》的系列中篇，而这部书的中心内容则是“描写一个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甚至曾经有过朦胧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经过‘苦难的历程’最终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如果这也是一种改造过程的话，与上述所谓“思想改造”完全是两回事。我认为，在这些话里多少体现出作者的一种哲理追求。那就是，不论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还是任何一个处于具体社会联系中的个人来说，都面临着一种改造——在不断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主观世界；而最终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者，则是真正超越自己，获得了成为全面表现自己本质的人的一种完美体现。这样的“改造”和升华，岂不是比那种长期流行的“思想改造”的观念的内涵高得多，也深刻得多吗？所谓主题的哲理化也就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普遍性和相对真理性。正因为章永璘的生活道路中包含着某种永恒价值，才使它能够激动今天千百万不同职业、不同经历而思索着“活着为了什么”的人们。

   小说在写到章永璘借糊窗户打“糨子”做煎饼吃了之后，黑夜降临时，有这样一段“自我反省”：……白天，我被求生的本能所驱使，我谄媚，我讨好，我妒忌，我耍各式各样的小聪明……但在黑夜，白天的种种卑贱和邪恶念头却使自己吃惊……看到了我灵魂被蒙上的灰尘……可怕的不是堕落，而是堕落的时候非常清醒……活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活？……现在我是一切为了活……我这种家庭出身的人，一生的目的都在于改造自己……那等于说我不死便不能改造好……

    类似这样内省式的潜意识活动，大量充塞在《绿化树》的篇章中。章永璘忽而忏悔，忽而自责，忽而怀疑，忽而清醒，他在自我意识的深海里浮沉，在灵魂的广场上激烈搏斗。这样的描写不但造成了特殊的心理氛围，而且剖示了当年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的巨大精神苦闷，这种自剖式的方法，就像筇竹寺的罗汉撕开了胸前的皮肉，让世人来看清他的心一样。鲁迅先生曾经称赞陀斯妥耶夫斯基是“人的灵魂的伟大审问者”，说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真正的洁白来”《鲁迅全集》第6卷，第406—407页。。《绿化树》何尝没有这种严酷的“拷问”呢？

    那么，“拷问”出了什么呢？——这就是《绿化树》全篇结构转动的枢机。章永璘从对“狼孩心理”的否定发现了自己的“堕落”，从诅咒堕落到寻求“比活着更高的东西”；从“看着生命怎样如抽丝一般从我的躯壳里抽尽”到意识到自己是“被献在新时代的祭坛上的羔羊的悲壮感”。然而，这个时候，他还没有获得初步的“自觉性”。只有当马缨花、海喜喜、谢队长们作为一股生活的汹涌激流，马克思的《资本论》作为一股思想和智慧的激流，交织着、相互印证地冲激着章永璘的灵魂的时候，他才真正爬过了生与死的门槛，以仿效筋肉劳动者的自尊，以内省的智慧，以对自己软弱的“依赖感”的厌恶，迈开了“超越自己”的艰难的第一步，有所“顿悟”。精神的碎片重新凝聚，他开始了紧张的思考。应该说，在当时的条件下，不管是汇合着个人的家世体验阅读《资本论》，还是随着海喜喜的马车去领受旷野的风的吹拂，他对“必然和自由”的争取和认识都是极有限度的。从外界环境说，要想从被凌虐、被歧视中完全解脱是不可能的；但就内心世界来说，则有相对的自由天地，达到某种对“必然”的认识是可能的，也是可信的。

    我不认为作品描写章永璘的阅读《资本论》是矫饰的和牵强的。即使从知识分子须臾也离不开书本的“惯性”及当时允许阅读书籍的可能和范围来言，也是真实的。章永璘在弄通了一些原理之后，“像吃了兴奋剂一样”的愉悦心情，在读到描述资本家和工资劳动者的关系时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叔祖们的可笑形状时的忍俊不禁，特别是他由于读《资本论》获得了某种心理上的优越感，因而在其他“右派”不指名的批评他时，他倒产生了“外界对我施加的侮辱、嘲笑、蔑视，只不过针对我的躯体，与‘我’无关”的超然之感……这些都真实而风趣地描绘出内在的智慧的威力。当然，我们的文学传统还不习惯这种读书心得式的穿插，一般把它看做是小说中的赘疣。其实，在一些篇制宏大的作品里，放入这些片断是不奇怪的。

    是的，章永璘只能在苦难中追求灵魂的变化、上升、超越、否定之否定。这是一个极其复杂多变的、充满反复和迂回的过程。《绿化树》是系列中篇的九部之一，因而章永璘的“超越自己”也顶多是一个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而已。马缨花在目睹章永璘忍受住了海喜喜挑战似的“劳动”，并以维护尊严的、一反温文尔雅的姿态与之恶斗的场面后，戏谑地说：“你倒像是咱们的人！”这个评价出自马缨花之口，自然比当时的“政治审定”宝贵得多，可以证明这位“右派”的实际性质和价值。可是，马缨花毕竟看得太简单了吧。带有嘲讽意味的是，当海喜喜怀着情场败北的失落感，来与章永璘悲壮地辞别时，章永璘忽然萌生了这样的念头：“我和他，谁高尚？”这是一个极其尖锐和严肃的问题！这并不是评判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孰高孰低的幼稚问题，也不是受血统论的支配对劳动者的盲目称赞，而是关于灵魂的高尚和卑下的道德哲学问题。果然不久，章永璘继刚刚建立的“自觉性”之后，便产生了由衷的新的忏悔：“我的心里只有我自己，即使想‘超越自己’也是为了自己。”《绿化树》写到这里打了一个逗点，作为章永璘的思想历程的“中继站”而停下了。可以想象，今后等待着章永璘的思想风暴和灵魂洗礼还要远为酷烈和浩大。

    在《灵与肉》里，张贤亮写过一个许灵均；在《土牢情话》里，他写过一个石在；在《绿化树》里又写了章永璘。从这个形象系列里可以窥见张贤亮对受苦受难的知识分子精神探索的一贯性，也可看到这些人物精神上的相近相邻之处。当然，《绿化树》的思想艺术成就也可从这样的比较中认识。许灵均似乎更接近于章永璘，但许的思维处于一种定向结构，更多地用了“人民—土地—根”的单向线索；许灵均缺乏纵横交织的网络状意识层次，他的“出国”还是“回乡”，他的与李秀芝的感情纠葛，都缺少必要的充分的冲突，多少被简化了。而章永璘则大为不同，他更倾向于内省式的哲理思考，他的精神活动层次更丰富，他与马缨花的内在分化趋势同许灵均与李秀芝的融合无间加以比较，就不能不承认，章永璘的形象的涵盖力要更为深厚。

    有的同志指出，张贤亮“有一种对苦难的病态崇拜”，而“那种通过受苦而净化灵魂的观念实质上的一种宗教心理”。这的确是抓住了张贤亮创作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但缺乏分析和鉴别。我也觉得，强调苦难中的超拔，刻意发掘“伤痕上的美，痛苦中的欢乐”（张贤亮语），倒也确是张贤亮重要的审美追求和创作着力之处。我想，问题不在于是否写了苦难，而在于划清“苦难的历程”与虔诚的宗教心理的界限。所谓宗教心理，是指人们不敢正视或不能理喻自己的痛苦的根源，因而认定痛苦的产生乃是自己犯了罪，只有忍耐、赎还，才可脱离苦海。这自然是病态的。但是，假若正视忧患，同忧患斗争，成就为一种伟大的人格，则是一种反宗教心理的积极姿态。我不否认章永璘最初具有病态的宗教心理，但我认为张贤亮对章永璘的这种宗教心理除了不无悲悯，更重要的还是否定和批判。

    苦难，对于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并不陌生，多少年来，不公正的歧视，人为的“苦难”和压抑还少么?不是应不应该描写“苦难”，而是苦难已经接连不断地发生过。虽然不能推论为“越是遭受不公正的歧视排斥反倒越激发革命意志”，但也不能不承认，中国知识分子假若没有受到如许的苦难，也就不会像今天这样愈益成熟和清醒了。所以，描写“苦难的历程”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对于“苦难”也要分析：打成“右派”是“难”，不被信任是“难”，精神压抑是“难”，“左”的毒害是“难”，思想禁锢是“难”……九九八十一难，都是“苦难”，都是客观事实。所以，章永璘的道路是特殊的，也是典型的。他的道路之不同于林道静，《绿化树》之不同于《青春之歌》，乃是因为章永璘与林道静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而绝不是如某些论者苛责的：说它“很难像《青春之歌》那样能够概括当时青年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的一般的规律性的历史”。可忧的正是这种拿着“一般的规律性”尺子的评论。须识，典型也是多种多样的，并非一种。即使是林道静，也不过是民主革命时期知识分子的典型之一；那么章永璘呢？作为六十年代初期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之一，难道没有存在的权利吗？

“人民意识”与野性的赞歌

    直到现在，为了在思想倾向的最根本之点上划清评价《绿化树》的界限，我们还没有顾得上正面地、仔细地端详马缨花呢（虽然在前面已多次提到过她）。然而，我们怎能稍稍遗忘这位飞扬流动、奔放不羁、情如烈火、性如野风的女主角呢？离开了她，一部《绿化树》将会黯然失色。如果说，章永璘是九部系列中篇的贯穿着的中心人物的话，那么局限在“这一部”《绿化树》来看，马缨花则是它的主人公。她不仅体现着该部作品的思想底色和根基，而且以她为中心，由章永璘和海喜喜共同构成鼎足而三、缺一不可的人物关系。难怪作品要以她来命名了。

    在“这一部”里，章永璘像一个在荒原上冻僵了的迷路人，是马缨花把他搀扶起来，温热了他的躯体，恢复和激发了他求知的欲望和继续生活的勇气。章永璘，这当时最卑贱的灵魂，在接过了当时最昂贵的白面馍馍的时候，不由流下了两行清泪。从此，“宝石般的指纹溶进了他的血液”，他在这位富于伟大同情的野性女子面前，怀着无限感激之情，低下了他沉重的头颅。

    仅仅是感激而已！章永璘曾经苦恼而困惑地自问：“我和她，目前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我认为，弄清这种“关系”同样是理解《绿化树》的核心问题之一。许多文章都把章永璘和马缨花的关系称为“爱情”，对此，我在感情上不能接受。我认为这至少是对“爱情”的一种滥用。当我看到章永璘说“她对我的感情使我很困惑”的时候，当我听到章永璘的“她和我两人是不相配的”内心自问的时候，当章永璘突然产生要把马缨花让给海喜喜的念头的时候，我几乎不忍卒读了。马缨花啊，如果你知道了这一切，你的心会碎的！

    你对章永璘是一种之死靡它的烈火般的爱。他要拥抱你，你说：“还是念你的书吧”；他不能克制性欲的冲动，你说：“那会伤身体”；他怀疑你的忠诚，你说：“你把它拿去吧”；你发出过这样令人战栗的誓言：“就是钢刀把我头砍断，我血身子还陪着你哩！”然而，你并未真正理解章永璘，就像他并不真正理解你一样。你的爱不过是“一个古老的传统的幻想”；他的爱则“不过是一种感恩，一种感激之情”，是“我过去读过的爱情小说，或艺术作品中关于爱情的描写的反照”。你并不是他的“阿哥的肉”；他也不是你的“狗狗”。尽管章永璘出于感恩、“义务”和改变血统的自我劝慰，表现出尽可能高的热情向你“求婚”（这“求婚”因你尖刻而清醒的笑声而变得多么可笑），但可悲的“差距”依然无情地横在你们之间。这样的描写，的确达到了严酷的毫不容情的真实，或表示激赏。但或还是要回到那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上来：章永璘和马缨花，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

    其实，质言之，这是一个受难的知识分子与筋肉劳动者之间的血肉联系，这是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关系。有人说，《绿化树》描写的不过是被张贤亮多次重复过的“一个并不新鲜的‘落难’知识分子与一个善良、多情、没有文化的劳动妇女的爱情故事”罢了。这未免说得太轻松了吧！读了《绿化树》，我们难道不会感到我们过去对劳动人民的认识太肤浅了吗？难道不觉得过去对于人民创造历史这个千古不移的命题缺乏真正深刻的感受吗？难道不会遗憾于我们对人民中蕴蓄的非凡耐力和韧性认识不足吗？资产阶级的“优生学”家们总是斥责人民群众是最不讲理的、疯狂的、野性的，因而也是智力低下的。他们甚至认为“个人一到群众里面，他的知识程度就不能不骤然降低”。事情恰恰相反。章永璘正是来到“农场一分队”，生活在这个靠“捎日子”计算日月的荒村以后，他那麻木钝化的心才得到了复苏。这自然只能发生在特殊年代里像章永璘这种特别身份的人身上。但是，正像吕叔湘在《文明与野蛮》一书的后记里所说的：“所谓文明人有时很野蛮，而所谓野蛮人有时候倒很文明……文明不是哪一个或哪几个民族的功劳，而是许多民族互相学习，共同创造的。”《文明与野蛮》，第299页。

    读者想必记得小说开篇不久，海喜喜的民歌给章永璘的心灵震撼力吧。“我可以说，没有一首歌曲使我如此感动。不仅仅是因为这种民歌的曲调糅合了中亚细亚的和东方古老音乐的某些特色，更在于它的粗犷。这种内在的精神是不可学习到，训练不出来的。它全然是和这片辽阔而令人怆然的土地融合在一起的；它是这片土地，这片黄土高原的黄色土地唱出来的歌。”——这议论也精辟。显然，作者在强调劳动者与大自然的血缘关系这个美学问题。可是，有的论者却指责作者“对这种毕竟是不文明的、落后的东西加以无限赞美能是适当的吗？”这恐怕是迂阔之论。文明与诗意毕竟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狄德罗痛恨贵族的虚伪矫饰，就曾经说过：“一个民族愈文明，它的风俗习惯就越没有诗意”，“诗需要的是一种巨大的粗犷的野蛮的气魄”。大画家高更自称是“幼稚而粗鲁的野蛮人”。这些话自然经不起社会学家的“逻辑推理”，但你能说，作为一种美学见解，这样的说法就没有一定道理吗？

    事实上，张贤亮完全无意于从社会学的角度辨析马缨花们的“智商”和文化水平，他要发掘和赞美的是那种带着原始色彩的、与披着“左”的革命外表的虚伪“革命”相颉颃的人民的伟力。用别林斯基的话来说，这叫做“人民意识”——“文学是人民的意识，它像镜子一般反映出人民的精神和生活；在文学中，像在事实中一样，可以看到人民的使命，它在人类大家庭中所占的地位，以及从它的存在所表现出来的人类精神历史发展的契机。人民的文学源泉可能不是某种外在刺激或外在的推动力，而只是人民的世界观。”别林斯基：《一八四○年的俄国文学》。

    正是这种“人民意识”不但恢复了章永璘的筋肉，而且启发了他的智慧和生活信念。就拿马缨花来说，她是作者在荒凉的边陲，在人们目力不及的地方，所发现的一个奇异的存在，通过她展开了一个陌生的、充满诗意的道德世界。虽然她有个“私生女”，她是个轻浮的风尘女子吗？虽然她开“美国饭店”，她牺牲过自己的人格吗？有许多人对她挤弄着贪婪的目光，但她不是西北高原上的“宝贝儿”，她的唾弃和峻拒也是令男人们畏惧的。她似乎很天真洒脱，其实机智果敢。她的生存方式和手段都带着野性的真诚和洞察人情世态的机警。最妙的是作为劳动者她却又瞧不起同是劳动者的海喜喜，她更喜欢读书人。她没有“政治觉悟”的偏见和等级观念的尊卑意识，她由于地域和民族的关系，由于撒马尔罕后裔的血统，也没有内地女子的宗法观念，她是一株“喜光、耐干旱”的野性之花。她的意识和生存方式，不就是一种对抗吗？如果拿她和张贤亮笔下的“卡门”（《吉卜赛人》）、乔安萍（《土牢情话》）、李秀芝（《灵与肉》）、韩玉梅（《河的子孙》）加以比较，我们要说的话也许就更多了。至于海喜喜的野蛮、粗豪、重义、慷慨，谢队长的骂声中的“良心”……这一切，都绝妙地体现出如上所说“人民的世界观”。

    表现强烈的“人民意识”，讴歌淳朴的野性美、畸形美，可说是张贤亮美学理想的基调，也是形成他作品的雄奇深沉、刚健浑脱、悲怆婉转的“高原风格”的重要基因。在小说里，他说过这样一段话：“在我们的文学中，在哺育我的中国文学和欧洲文学中，这样鄙俗的、粗犷的，似乎遵循着一种特殊的道德规范，但却机智的、智慧的，怀着最美好的感情的体力劳动者，好像还没有占上一席之地。”这个看法，至少对中国当代文学是适当的，至于欧洲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则不尽然。但不管作者自己怎么说，就《绿化树》来看，马缨花的确如巨大的底盘，支撑着章永璘踏上崎岖的人生之路。

“自我限定”与“左”的胎痕

    也许，读者会认为我对《绿化树》过分地偏爱了。其实，在阅读这部作品的过程中，我时时感到，张贤亮一面在不断痛切地批判着“左”倾思想的危害，一面无形中流露出他身上残留的“左”的胎痕。这几乎是任何一个从五十年代走到今天的作家都无法完全克服干净的精神负担，这并不奇怪。如果要穷根究底，“左”的思想根源与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不无关系，是一种“胎痕”。例如，张贤亮更多地强调了章永璘的“内省”，而回避着对外界的批判剖析；他否定流行的“思想改造”的悖谬的一面，却又在整体构思和人物布局上，逃不出这个大致的框架和途径；他充分描写了章永璘的精神一度崩溃，却忘记了这个新中国的青年教师不可能不保留建国初期所受的革命教育和争取投身革命（哪怕他理解得很单纯）的冲动；他赞颂人民的淳厚和不怀偏见，却忽视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左”倾思想也不可能在人民中毫无反应——到处都是温情；他描写了《资本论》对章永璘个人精神的启迪，却忽略了假如真正对《资本论》心领神会的话，章永璘的反抗意识和怀疑心理要比现在大好几倍。何况，正如作者也写到的，脱离了对外在世界的改造，内在世界的改造也是靠不住的；他既然要写一个“苦难的历程”，章永璘的“超越自我”的“自觉性”诞生得是否仍然轻易了些；他写的是劳动人民对章永璘的感召，但在具体描写中章永璘真正接触的似乎太限于马缨花的小屋了……总之，章永璘的心理过于阴郁了些，我们有理由要求章永璘哪怕葆有一点儿像王蒙《青春万岁》里的青春气息的残痕也好。

    关心张贤亮创作的同志可能早就注意到了。张贤亮对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感兴趣，并在其他作品中多次引用，这无可厚非。问题是，黑格尔的“美是理念在感性事物中的显现”的美学原则，他的“艺术清洗论”——“概念完全贯注到符合它的实在里”的原则，实际上对张贤亮的创作有着一定影响。他很强调理性在创作中的作用，这一面固然增强了哲理意识，另一方面也致使作品中壅塞了较多的抽象概念。这就不时出现艺术形象与自我概括的矛盾，心理描写与哲理表述的矛盾，其结果，反而限制了现实主义的艺术形象的广阔内涵和外延，变成了一种“自我限定”。因为任何“理性”都不可能完全数清生活之树究竟有多少叶片。当然，我们不会也用不着受他那越来越多的谈玄说理的眩感，重要的还是看他描绘出了什么，而不是说明了什么。

   《绿化树》已不仅是作为系列中篇之一的片断意义存在着，且已成为新时期文学的独特现象，留给人们以众多的话题和有价值的争议了。也许这是历史和现实、时间和空间的“视觉误差”造成的吧，那么，就放它回到时间和空间中再受检验吧。

                                        一九八四年国庆假日写于京郊

《平凡的世界》：给行进者以滋养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9月24日14:17  中国广播网

　　为了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新浪网、中国广播网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共和国文本》，深度解读曾经凝聚人心和鼓舞时代的经典作品。今天我们邀请雷达老师(Blog)解读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以下为访谈实录：

最平凡的生活隐含着真正值得记住的东西

　　主持人：各位亲爱的网友大家好，一部《平凡的世界》影响和感动了不只是一代人，不同时期阅读这本书会有不同的感悟。今天，有请作者路遥先生的好友雷达老师为我们解读这部小说。

　　雷达：《平凡的世界》本身有一个特点，就是把历史进程命运化，把人物命运历史化，形成一个横纵交错的骨架，带有全景化和整体性。

　　这部小说描述的是1975到1985，这10年时间，陕北双水村三家人，孙家、田家、金家，三姓人家的历史。实际上作者写的远不止这些，而是乡村、中等城市、省城、煤矿、学校等等非常广阔的画面。今天读的时候，很可能要加入一点东西。书中描述的是30年前的人物，那时候人怎么样生活，小县城是怎么样的氛围，什么样的含量和气氛，当时人们更关心的是什么，人和人之间的冲突，主要是因为什么发生，那是历史的交替时期。这种历史的视角使今天的读者可能发生的兴趣，对我们曾经走过的道路的兴趣。

　　主持人：路遥的这部小说写法上如您刚才所说，是把历史进程命运化，把人物命运历史化。除了这一点，您觉得《平凡的世界》创作上还有什么样的特点？

　　雷达：还有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关心普通人，小人物的命运，所以才叫《平凡的世界》。路遥多次跟我谈过，在最平凡的生活里面，隐藏着动人的诗意和丰富的社会生活的内容。当时他也批评过，人们宁可关心一个小演员毫无价值的琐事，也不愿意关注一个普通人生活艰难的追求，这是一个颠倒的东西。他就是想在平凡的世界里面，平凡的生活里面，平凡的人里面，发现一些真正值得记住的，带有历史意义的，或者是带有时代意义的事情。这是《平凡的世界》在美学上一个很大的追求，关注普通人，普通人的命运。

　　此外，第二个特点是写城乡交叉地区。路遥和贾平凹不一样的就是，他写的不是纯粹的，完全封闭的农村，他也写农村，但更注意写县城、省城。城乡交叉在他看来是信息量最大的地方，既是基层又有上面的，既是封闭的又是开放的，他的作品，如《人生》中的高加林所待的地方就是城乡交叉的特点，他当时是县报记者，原来是村子里面当民办小学的教师被人顶替了，他气不忿就起来抗争，后来他回到县城里面。一个是普通人，一个是城乡交叉地带，这是他写作的特点。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从文学上讲，就是一种开放的现实主义。坚持一种朴素的现实主义的写作，这种手法不算新，但是路遥的特点。路遥写《平凡的世界》的时候是1985年前后，84、85、86是现代派文艺，先锋派创作、前卫艺术最活跃的时期。路遥也读，但是他认为最能影响读者和最有价值的还是现实主义。

　　不能简单说他是封闭的，而是他坚持这个思路。他特别相信现实主义的生命力。所以他作品的面貌给人感觉朴素、传统的写实的方法。实践证明这部作品本身确有生命力。

　　主持人：可以穿越时空的？

　　雷达：可以穿越时空的生命力。他的文学的渊源和来路，最远俄苏文学对他的影响，整个现代文学对他的影响，肯定是有的，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柳青对他的影响非常大。他跟我讲过，自己最崇拜的两个老师，一个是柳青，一个是秦兆阳。

　　路遥祝在文革期间和文革后期，经常背着一个挎包，挎包里面永远装着《创业史》，有些段落他能背。《人生》开头，前面有个卷头语，引的是《创业史》的话，开头就是说在人生关键的地方紧要处往往只有几步路，人生的十字路口对人多么重要，不管在政治上、事业上，或者在个人家庭生活上，爱情生活上多走一步和少走一步可能要影响你的一生。

　　主持人：他在《平凡的世界》里夹带一些感觉像是主人公自己说的，比如说“多么可爱的家人”、“多么可爱的金波同学”等等，算不算蛮独特的写作手法？

　　雷达：这个写作方式是柳青擅长的，夹叙夹议，甚至加入作者的感叹。但是这个叙述方式在今天要从两方面看，基本上用得不多了。现在一般作家不太夹入自己的评价和感情。这与当时文化的教化性有关系，强调教化作用，加强了评说性，对读者也许是需要的。但是经过这几十年，后30年文学，一般读者不是特别喜欢接受教化性的语言，应该说这种语言风格有它的时代性，有它产生的背景。在路遥，可能说运用这个方式正好，但是这个方式显然已经过时了。因为现在新的叙述语言，叙述话语，包括把叙事、对话、环境的描写融合在一个叙事链里面去，那样新的叙事方式也早都出现了。

　　《平凡的世界》最能代表路遥主观世界的矛盾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路遥的小说里面有现实主义，特别关注现实，他也确实都是一直在这样做，有的小说里面都会浓缩个人经历一部分，比如他亲自下煤矿，跟煤矿工人生活在一起，个人的经历对他的小说也是有很大影响的。

雷达：有很大影响。他在写完《人生》之后就着手《平凡的世界》的写作，而且跑铜川煤矿很多次，他跟我谈过，当时他讲最早题目叫《黄土地》。他问这个题目如何，我说不错，挺凝重的，很厚重的。后来电影用了这名，他改成《平凡的世界》了

　　《平凡的世界》出版的时候，在当时的氛围下，在理论批评界和文学界没有受到太高的赞扬，因为当时整个是观念更新的时期，而这部小说的面貌比较朴素，手法比较传统。但是它显示了一种强大的生命力，这也是一个谜。

　　主持人：但在读者中的反响很大。

　　雷达：学术界没有得到很高的评价，我认为也是可以理解的。《平凡的世界》在艺术上也含有不足的方面。但文学现象是非常复杂的，是很难用一个函数和平均数来衡量的。

　　这部作品为什么这么受到欢迎，另外一个就是说，它有非常强的精神追求，这是今天很多作品都无法和《平凡的世界》相比的地方。主人公有特色，都是外在的贫穷和内心的高傲的结合，有很强的理想色彩。

　　为什么《人生》主人公叫高加林，我觉得其实是路遥自己。在一个冬天的夜晚，天上有个卫星在转，上面有一个人在卫星上面，那就是加加林少校。他记下了这个名字，并把最有理想色彩，最能代表他的，给了他的主人公高加林。高加林也有路遥的影子。他小说中的人物经常吃的是窝窝头，过着非常贫穷的生活；但看的是参考消息，想的是在联合国干轰轰烈烈的事，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所以我们解析《平凡的世界》一定要看到强烈的精神追求。

　　另外有一种内在的现代性和现代意识，这是第二点。

　　主持人：这个怎么理解？

　　雷达：内在的现代性和现代意识，怎么说呢？他写的背景是坚忍的、朴素的中国农民的形象，他写的主人公往往是农村生活方式的叛逆者，精神上的叛逆者。他写的这个人，包括高加林和孙少平更接近路遥个人的精神史，他的美学观：他们都有特别强烈的实现个人价值的欲望。不仅仅像过去唱高调讲的，只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全人类，主人公首先是强烈改变自己处境的欲望，非常的强烈。

　　这里面我觉得有一定的现代性，为什么叫现代性？我们五四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发现了人，发现了为自己活着的人，那是当时很有名的观点。所以我们近现代到现代以来，我们三大意识的革命，哪三大？第一个晚清时期，我们进入了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五四时期前后，个体和个性自由的崛起，20年代末到30年代，阶级意识的觉醒，主宰了我们100年的思想史和精神史。所以我们过去写农村，往往就是说缺乏了一种个体意识。

还有一种，我刚才讲的传统的背着因袭重担的农民，过去我们写农村题材的模式，有三大模式，一个模式是启蒙模式，就是比较多的是闰土式人物，阿Q式的人物，我们需要启蒙他们，他们被压得抬不起头，他们身上有那种传统的重担。还有一个阶级意识，农民挺起摇杆来了，要翻身求解放。还有一个田园模式，歌颂一种自然人，和都市相抗衡，张扬生命的强力。而农民里面像路遥写的高加林具有强烈个人意识的农民是不多的。新的精神个体在农村的诞生，是价值所在。

　　我们有时候不知道说，这个作品看起来面貌很朴素，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就是和我们的读者心心相印。改革开放开始，粉碎四人帮之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以来，也产生了人的自觉，人的解放。这个作品和当时的时代合拍了，所以大家喜欢看。大家在里面可能会找到自己，找到自己希望得到的东西，引起共鸣了，引起共振了。

　　因此，路遥作品包含强烈的精神追求，对农民现代性的发现，对农民现代人格的发现，所以它受欢迎不是没道理的。

　　主持人：雷老师您在读这部作品的时候，您印象中最深刻的情节，或者是某个人物是什么？

　　雷达：《平凡的世界》特别能够代表路遥自己主观世界的矛盾。路遥一方面非常赞赏、理解，甚至是拥抱中国农民的坚韧、艰苦、温厚、博大的情怀，中国农民身上的传统美德。另一方面，路遥身上有野性的、叛逆的、不驯服的、不安分的东西，就是现代个体意识的萌动，就是要改变命运，干轰轰烈烈的事业，走向世界，改变父辈们的生活方式。

　　这两个思想在他头脑经常打架。在《人生》里面就打架，一方面歌颂高加林，另一方面也歌颂刘巧珍，这两个美他都喜欢。最后这两个东西怎么糅合，高加林回到土地上，抓了一把黄土，说了一句忏悔的话，还是回到乡土来了。这是他的这两个矛盾打架。在《平凡的世界》里面同样，这两个思想在打假，打架的极端以后就没法处理这个问题，把主人公分两个，一个叫孙少安，一个叫孙少平。孙少安扎根农村致富了，他更多是代表传统农民的固守乡土，不离开乡土的传统的这个特点。孙少平是个远行的做梦者，把这两个东西放到兄弟两个人身上，双主人公，实际上是一个人的两面，把一个人分成两个人，这两个人是精神上的孪生兄弟，是一个人分开的，这是他很重要的一个在艺术构思上的特点。

　　主持人：听您这样讲之后，以前没太注意到这点。但是就觉得不管他讲主人公，像孙少平出去之后，内心是永远眷恋故土的。

　　雷达：是的。孙少安也不是没动过出走的心，包括在爱情方面。还有一个问题，在整个路遥的思想里面，他是把农村比较理想化的，都很强调劳动身上的人情美和人性美，长幼有序、父慈子孝，还是特别倾向传统美德，把苦难诗意化。路遥还有一个特点，他对官敬畏，这一点很多读者没发现，这实际上是路遥他描写的农村世界是文化的乌托邦，描写的政治世界对官有点美化。

　　主持人：有人说，路遥的小说里面，不论是孙少平也好，还是高加林也好，他们这种奋斗历程，是中国落后青年悲剧式的发展，对这个您怎么看？其实我觉得高加林这个人物读到最后蛮悲情的，更多是他自己个人的选择上面出了一些偏差，但是孙少平和孙少安他们个人其实努力了，最后落得一个可能会有一些悲剧的色彩，是不是更多是时代的因素？

　　雷达：是，我是比较同意这个问题。不过说所有的奋斗者、叛逆者都只能是悲剧性的结局的下场，我倒不完全同意。我们时代好像不一定是个悲剧时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但是我承认这些人物，这些人物他们决定要割断和传统的脐带。他们面对的东西是曲折的，复杂的，有的时候甚至是风险的。今天这个世界毕竟不是原来的世界的，不是原来中国的封闭的世界。现在中国也是全球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人们的机遇、道路和命运还是有更多的多样的选择性，我们承认中国文化的沉重、守旧，打破某一种环境，改变某一种东西的艰难，我们承认这一点，但是另一点我们承认新的可能性在不断产生，新的成长点在不断的产生，简单说是悲剧性的挣扎和道路，也不完全如此。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开放式的具有多种可能性的一个道路。

　　主持人：我看到有一个调查，03、04年，对大学生信仰的调查中，印象最深得就是推崇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今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对今天的年轻人有着怎样的意义？大家为什么会用到信仰这个词？

　　雷达：我是觉得对一切企图改变现状，改变命运的人们来说的。《平凡的世界》在他们身上起的作用一直还在。生活中的矛盾、阻力和困难，包括每个人的人生都会面临很多新问题。有些社会的物质条件，包括社会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都有很大提高。但是人所面临的困境，人们所面临的自我的灵魂安顿问题，我觉得这个是永远存在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像《平凡的世界》，当然不会直接回答这些人生问题，但是《平凡的世界》会给读者一定的启示，和一定的鼓舞，特别是他的真善美，对真善美的追求，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孙少平这个人物，虽然提不出特别完整、清晰的人生哲学，提供不出来这个东西，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人物行为身上得到一种启发。看孙少平没有揭发郝红梅偷东西这段，我非常感动，这件事情要暴露出去，郝红梅一辈子就完了，他从这种爱出发，这个爱是大爱，不是小爱，不为了自己，他保护了这个女孩子，不能让的名声这么受影响，她还小，还年轻啊。

　　主持人：大学生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是信仰缺失的年代，路遥的小说里面，他的主人公奋斗的精神，对我们这一代人可能来说也是一种信仰。

　　雷达：当然是了。

　　主持人：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也好，或者是他的《人生》也好，这些作品，包括作品中的主人公身上的东西，可能是我们今天这一代人身上缺少的，能在那里面成功找寻？

　　雷达：我觉得是精神追求。可以这么说，我们今天是理性，信仰、理想比较缺失的一个时代，又是欲望、物质比较膨胀的时期。我觉得在这个时期里面，要真正使人有一种追求，使人变得高尚，使人变得有一种精神动力，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不光是《平凡的世界》，一切真正有建树的文学作品，能够帮助人类摆脱精神困境的作品，都可以给我们提供滋养，所以我觉得《平凡的世界》的人物不在乎外在的贫穷，内心的追求，强烈的内心追求是永远需要的，今天的年轻人也一样，尤其是生活在一个物质时代，物化的时代，在这个物化的时代里面，《平凡的世界》里面年轻人，包括《人生》里面的高加林的追求，都是可贵的，都是我们匮乏的。在这一点上它具有永远的价值，永远的意义。

　　刚才我也谈了缺点，它也有一些缺点，还有一些问题。

　　主持人：他有一些局限性？

雷达：还是有一些局限性，我觉得有一点文化的乌托邦，把农村过于理想化了，农村有很多矛盾，写的农村基本上是父慈子孝，个个都是好人，整个是非常讲究道德有序的这么一个环境，这个环境我们当然觉得很理想了，实际上这里面有作家理想化的成分。他还想到官，田福军，乔省长，不是说一定要写不好，可以从字里行间感觉对官有一种敬畏的东西，也是有一点理想化。

　　对社会矛盾，也涉及到官场矛盾，很多尖锐的矛盾，解决的时候轻易了一点，多多少少有一点廉价的乐观。在这个方面，作者过于乐观了，对问题的解决比较乐观，而不是那种更加现实主义的严峻。

　　我作为一个路遥的朋友，我替路遥感到高兴。刚才你讲到信仰的问题，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感觉到一个最难的东西，包括我自己，就是超越自我的困难，在精神上超越自我非常难，我们都被物质的锁链锁着，欲望、感官、物质的占有，实惠化的享乐，这些东西在生活中占着比较主要的地位。

　　我们觉得我们的肉体很沉重，想飞飞不起来，想跳跳不起来，这个是很大的困难。不是说路遥提供了多么高的超越性，但是他有这个东西，人活着有味，有劲，有精气神，就需要有一种超越性的东西，《平凡的世界》有自我超越的努力，和自我实现的追求。这些都是可贵的因素。

　　主持人：所以今天我们可能还是应该从这里面再去寻求一些精神的给养。我这两天再读的时候和初中时会有不一样的感受，那时候确实对我人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重新读的时候，读到激动的时候，依然是泪流满面的。

　　雷达：这部小说一开始是写到食堂去打饭，这段就使我很感动。我也是在西部学校出来的，到食堂吃大锅饭出来的，确实是欧亚非三种，欧是白面馒头，亚是玉米馒头，非是黑馒头，高粱面馒头，5分钱的菜是清水熬白菜，1毛钱有点粉丝，1毛5的菜带点肉片，那个挺真实的。郝红梅和孙少平最晚去打饭，他们不吃菜的，这些东西都经历过，我从西部贫困地区来，一看这个就抓住我了，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很感动，一开始就带着很感动的心情读这个作品。

　　主持人：读他的书，除了刚才谈的激励人的东西，另外就是感动，很朴实的文字，朴实的感情。

　　雷达：但是在文学成就方面，可能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意见的。文学描写的手法，他是比较传统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也很扎实。但能不能更精髓地揭示人类精神的存在，能不能借助更多样的艺术手法更加丰富地表现人的生存，和我们现实生活的丰富性，我觉得这些方面还是可以分析的。《平凡的世界》其实起到了一个新旧文学中间承前启后的作用。

　　主持人：非常感谢今天雷老师，能跟您一起在重新回味这部作品，也听您给我们解读了背后更深的含义。

http://news.sina.com.cn/c/sd/2009-09-24/141718718732.shtml

心灵的挣扎

——《废都》辨析

雷 达

    盛夏已经过去，书摊上的“《废都》热”却还不见降温，从北国到南方，尽管物候、风尚、方言、服饰大异其趣，但就《废都》的畅销而言，却没有两样，它那熟悉的封面到处在招摇，好像妖冶的女子哪里都不会拒绝。它甚至悄悄地把王朔从书摊上挤了下来，同时似乎不无讽刺地告白着，文学的轰动效应并没有过去。据可能不准确的统计，此书发行已逾百万，盗印本也四面出没，至于读过这本书的人究竟有多少，那就谁也说不清楚了。这可真是新时期以来，甚至整个当代文学史上的一大奇观。

    奇观之奇更在于，人们不但争相阅读，而且意见决不一致，其分歧之大，争执之剧烈，虽未到“几挥老拳”的地步，也已激昂得空前。在读者和评论界，有人说它堕落，有人说它变态，有人说它是明清艳情、狭邪小说的仿制品，并无创新价值，有人说它是狡猾的商业策略，一笔早就预谋好的赚钱生意，当然，也有人对它推崇备至，视为深沉之作、传世之作，几近绝响，因而听不进批评意见。

    面对《废都》，面对它的恣肆和复杂，我一时尚难作出较为准确的评价，也很难用“好”或“坏”来简单判断。我对上述每一种看法似乎都不完全地认同，但也不敢抱说服他人的奢望，我知道那将是徒劳。我只想将之纳入文学研究的范围，尽量冷静、客观地研诘它的得失。我将循着作家创作个性的线索、作品人物和结构的线索、文学传统的线索，说一说我初步认识的《废都》。

一

    这本书为什么要叫《废都》呢?从这个书名可否透露一些作者创作心态和倾向上的消息呢?贾平凹是很钟爱这个名字的，他先前的一部中篇小说即以此名之，现在的长篇仍用此名，可见寄托之深。看到这个名字，我立刻想到了新感觉派大师川端康成，想到了他的《雪国》《千鹤》《古都》三部长篇。在语词结构和命名方式上，《废都》确乎与之相近。诚然，《废都》的内容与川氏的小说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在作家的气质和情调上呢，就不能说没有沟通和默契了。贾平凹崇尚川端康成是众所周知的，但与其说在创作手法上崇尚、借鉴，不如说更多的是一种心灵的感应。川端康成是以写女性、写颓废美而著称的，由于身世的不幸，他离群索居，落落寡合，气质阴郁，常常深陷在世事无常、人生幻化的精神危机之中，终至自杀。贾平凹当然没有感伤得这般严重，但他创作个性中的孤独、自卑，他那极其敏感、极其脆弱的性格，实与川氏心有灵犀，所以，《废都》的取名，未必没有川端康成颓废美的影子，未必不是一种连作者也不自觉的偶合。

    由书名而提到川端康成，并不是出于索隐的兴趣，而是想探知贾平凹何以会突然写了《废都》。有人说他走火入魔了，无法理喻他创作此书的动因。的确，《废都》在贾的创作中前所未有，这倒不在他首次描写了都市知识分子的生活，而在于剖露灵魂的大胆，性描写的肆无忌惮，由审美走向审丑，由美文走向“丑”文，以及那透骨的悲凉，彻底的绝望。我倒不认为作者自言的“痛苦”有何矫饰，或竟以痛苦为幌子诲淫诲盗，更不以为作者是被金钱煎熬，早早打定了赚钱的主意。这些都不是真实的贾平凹，真实的贾平凹确实被痛苦的重负折磨着，无法解脱。他在《后记》里说，这些年来他的个人生活可谓大故迭起，灾难接踵，疾病、父丧、亲亡、离异、官司、流言……使他深怀悲抑，觉得“只剩下了肉体上精神上都有着病毒的我和我的三个字的姓名”。其实，关于他的名人之累、本能之困、找不到精神归宿之苦，他还没有细说。像丧亲和离异之类，倘若放到平常人身上，大多自认晦气罢了，放到脆弱而感伤的贾平凹身上，就可能影响和触动他对整个宇宙人生的情绪反应。我们推想他因自身遭际的不幸特别能品尝川端康成式的悲凉，特别沉溺于颓废美，大约不是毫无道理。

    其实，这些终究只是外在的、直接的诱因，真正深刻的根源早就存在于他复杂的创作个性中了。他的创作从来都在两种倾向之间摆荡，《废都》不过是其中一种倾向的走向极端罢了。这两种倾向是：积极进取与感伤迷惘、注重社会现实与注重自我精神矛盾、审美与审丑、温柔敦厚与放纵狂躁、现实主义的执著与现代主义的虚无等等的对立。就他的小说而言，十多年间走过了一条曲折多变的历程。早期的《山地笔记》，单纯稚嫩，清新流丽，追求的是乡野的自然美、心灵美；后来，他阅历渐深，流露出困惑、迷惘的情绪，遂有《好了歌》《沙地》《二月杏》等作；八十年代中期，他以《商州初录》发端，以长篇《浮躁》为其总汇，中经《腊月·正月》《鸡窝洼的人家》等作，积极投身改革大潮，介入政治经济变革，以强烈的时代感和文化精神为人称道，将现实性与文化寻根巧妙融合；八十年代中后期，他由热情转入冷静，由关注外部世界转入探索人性的复杂，悲剧意识增长，连续发表了《冰炭》《黑氏》《古堡》等作；近年来，他的心态有些紊乱，笔致飘忽无定，既有《太白山记》式的诡谲神秘，又有《美穴地》《五魁》式的土匪系列，到了中篇《废都》再到长篇《废都》，他的精神逐渐被一种面对现实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沉沦感、悲伤感所左右。从这样的简约回顾中，不难看出他的摇摆幅度之大。这使人真想提出一个问题：到底哪一个贾平凹更真实?窃以为，写《废都》的贾平凹比写《浮躁》的贾平凹，要更真实，更接近他的本来面目。事实上，《废都》式的悲凉和幻灭，早就在他的心胸中潜伏着，若注意他的散文《闲人》《名人》《人病》诸篇，可发现《废都》的雏形和胚胎。当他晚近的创作中出现了以生存意义的追寻为核心、以性意识为焦点、以女性为中心的突出特点以后，其悲剧意识和幻灭感就愈发浓重，终以《废都》的方式来了个总爆发。所以，平心而论，《废都》的创作实为贾平凹创作发展的一种必然。

    除了外在的刺激，内在的积聚，还有一个因素对《废都》的创作也至关重要，那就是贾平凹有股自我作古的勇气——不管这种勇气正确与否、理智与否，他所怀抱的这股勇气毕竟是真诚的。他在《后记》中说，他看不起他以前的作品，也失却了对世上很多作品的敬畏，他发现哪里有他过去的书，就“赶忙走开”，“脸烧如炭”，深愧自己不过是“浪了个虚名”。他说，往日企羡的什么辞章灿烂、情趣盎然、风格独特，其实正是阻碍着天才的发展。而真正称得起“千古事”的文章，并非作家的杜撰，而“属天地早有了的”，不需要雕琢，也不需要机巧，如冬雪夏雷、四季转换般自然，如上帝无言般大朴。《废都》，似正属于他向这种境界挺进的作品，故贾平凹称为“唯一能安妥我破碎了的灵魂的这本书”。贾平凹的见解有无道理姑置之勿论，仅从作品来看，他确实在大力扫荡“杜撰”“雕琢”“机巧”，让生活与灵魂尽可能本色地袒露，尽力追寻“天地早有了”的境界。

    曹雪芹批评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才子佳人小说，决心“按迹寻踪、不敢稍加穿凿”地写“半世亲见亲闻的几个女子”，是出于一种潜在的使命感；贾平凹虽无法与曹公同日而语，但他的自我否定，是否也是一种类似的冲动?“洗尽铅华悔少作，屏却丝竹入中年”，《废都》之作，不仅是为了宣泄一时的苦闷，对于时时梦想着走出商州，写出高境界大作品的贾平凹来说，他自有其内在的信念。他做好了“任人笑骂评说”的准备，对他揭示的心灵真实充满自信，他不顾忌家人会怎么看，朋友会怎么看，人们会怎么看，大有豁出去的决绝。一向胆怯、羞涩、淡泊自守的贾平凹，执著到这等程度，真不知鼓了多大的勇气。

二

   《废都》的整体精神特征，有人名之曰“废都意识”，这不失为一种简明的概括，只是需要具体深入的剖析。

   读《废都》，我确乎感到惊讶和震悚，它那大胆、赤裸、彻底、毫无顾忌的暴露笔墨，实为多年来文学中所仅见，就像筇竹寺里有位罗汉，撕开了胸膛亮出心脏让人看其形状。贾平凹的创作，向来以举重若轻、挥洒自如见长，颇得温柔敦厚之旨，其悲剧意识比较外在，更多的是乐感文化的自足，在这小说开始的部分，看他点染人物，铺排场景，熏染氛围，看他写酒席应酬，男女斗嘴，请客闲谈，很是叙次井然，且不时闪跳着幽默，以为贾平凹还是贾平凹；可是，越往后看就越难受、越压抑、越阴郁，前面欢愉、调侃的气氛迅即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一种毁灭的悲怆和窒息。书中的大多数男女，虽也谈笑自若，虽也自寻乐趣，但像一些虚幻的影子，或像一群乱撞的没头苍蝇，或为眼前的微末利益驱使，或深陷在物欲肉欲中不能自拔，大家都像丢了魂儿似的，不知明天干什么好，谁也腾不出空儿思索一下生存的意义。因为灵与肉分了家，灵魂还留在昨天的残梦中，躯体却不能不加入变动了的世事，于是只能听凭外物的裹胁和刺激，做出条件反射似的被动反应。为了感恩，就去写吹捧文章；要吹捧，就要媚俗，就要添油加醋，添油加醋就惹出了官司；惹出了官司就要设法平息；要平息就不能不贿送字画，捉刀代笔地写文章；捉刀代笔就不能不作假，作假就不能不惹出新麻烦……这可真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人一旦进入了这种连环套、怪圈，就欲生不得，欲死无门了；可是，你能拦得住谁不进入这种连环套呢?是飞蛾就必然要扑火。这里的人们，头上没有理智的星光，脚下没有插足之地，大家都从原先给定的价值体系和文化背景中抛了出来，一个个晕眩、浮躁、迷茫、狂乱，变得互相不认识对方，自己也不认识自己了。这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之风甚炽，大家都忙于动作，终止了思考，只好把思索人的退化问题留给那头奶牛，把思索阴阳两界的神秘现象交给行将就木的牛老太太。这样，我们面对的就是一片物欲膨胀、精神荒凉的废墟。

    它之所以出现如此悲凉的情景，是与《废都》中的特定的文化环境分不开的。有人批评《废都》中的人物环境缺乏现代都市意识，没有大都市的豪华景观，没有霓虹灯、高速公路，没有架着金丝眼镜的留洋博士，也少中西文化的交汇冲撞，因而近乎城镇而非大都，庄之蝶也不像观念簇新的当代作家，腿脚上的泥巴还没有洗干净呢。这当然不是没有一定道理，但多少有些误读，还是用虚悬了的现代都市题材作品的要求来衡量之故。在我看来，《废都》的写西京城，写庄之蝶，主旨并非写现代都市文明的困境和世界性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而是写古老文化在现实生活中的颓败，写由“士”演变的中国文化人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西京城的土里土气，庄之蝶的偷香窃玉，大约都与这种绝对中国化的传统有关。

    在作者笔下，西京城像个大博物馆，同外界有种隔离感，街上不时可捡到汉砖，快要拆除的民房的门楼上，竟是郑板桥字画的砖雕；老百姓家里的两把矮椅、一个香炉，可能是唐代遗物；破破烂烂的院落，也许正是簪缨之族的故居，真所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有人从杨玉环的坟丘挖了一兜土回来，居然长出奇异的四色花，旋即花儿枯死，人儿病倒；有人在城墙上吹埙，声调呜咽，如泣如诉，等力气用完，那声音像风撞在墙角，无力地消失了。这是一种谁也逃不脱的精神气候、人文氛围。如果说，这种氛围终究是外在形态的话，那么，可怕的是，浸渍在这种氛围中的几千年的人们，渐渐在他们的心中也有了一座废都生了根。这心中的废都，集纳了大量的古传丸散、秘制膏丹，集合着修炼千年的人格理想、行为模式、审美趣味、佛玄道秘，致使人们的外在环境虽已巨变，内在的心理结构却纹丝不动。庄之蝶一看到古玩就两眼放光，为之入迷；孟云房钻研《邵子神数》时一只眼瞎了，却偏说因为泄露了天机而“一目了然”，为之入魔。至于谈玄说道、巫医星相、品女人“足”、赏女人“态”之类的描写，比比皆是。这些废都里的文化人，由文人而闲人，由闲人而废人，哪一个不是怀着文化上的黍离之悲、丧家之痛、畸零之感呢?如此看来，《废都》像一个现代寓言。

    事实上，渗透全书的“废都”意识，主要还不是对于古玩、丰臀、小脚之类的迷恋，而是被传统文化浸透了骨髓的人们，无法摆脱因袭的重担，无力应对剧变的现实，在绝望中挣扎的那种心态。这是一种心灵的挣扎，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或在传统与现实的夹缝中惶惑莫名，无所适从；或由禁欲而纵欲，狂躁不安，自寻毁灭；或投机钻营，聚敛财富，重温财主缙绅的旧梦；或一腔旧式文人、破落贵族的傲气，作困兽之斗。书中所谓四大文化名人者，以及书商、农民企业家、编辑、研究员们，大多如此。书法家兼赌鬼的龚靖元之死，就很典型。他最后：“抱了那十万元发呆，恨全是钱来得容易，钱又害了自己和儿子，一时悲凉至极，万念俱灰，生出死的念头。”他们究竟有多大的代表性可以商量，他们所表现的这种种意识、心态，不论叫废都意识也好，叫世纪末情绪也好，却不能不说反映着转型社会典型的精神特征的一方面。

    我说过，贾平凹以往作品中的悲剧意识比较外在，这部作品中“牛”的思考者形象也仍然是外在的、表面的，可是，庄之蝶们缘于生命的颓废，却不能说是表面的。一般人只看到社会上的腐败现象、混乱现象而看不到颓废，尤其不能从知识分子的精神价值矛盾中发现颓废。其实这种颓废包含着严肃的悲剧性，它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无力跟上这种要求的冲突。

三

    我揣摩贾平凹的写《废都》，最初一个重要的意图是：毫无讳饰地展示这个光怪陆离的浮躁时代、晕眩时代的生活本相，尤其是世俗化、民间化的本相，留下一部珍贵的世情小说。从穿插其间的那个唱民间谣曲的老头，可以见出此种意图。作者未必不知道今天的人看这些谣曲并不怎么新鲜，但后世人看它们，就大有兴观群怨的喻世价值了。可是，写着写着，主调发生了微妙变化，主观化压倒了客观化，自剖灵魂的倾向压倒了展现世情的倾向，多少冲淡了它作为世情小说的品格，也缩小了它对社会历史内容的涵盖。从根本上说，问题出在作家与庄之蝶这个人物缺乏必要的距离感，庄之蝶的角色经常被作家自己代替，以至无法分解。

    然而，尽管如此，《废都》关于世情的描绘仍是极为出色的。鲁迅先生言及“世情小说”时说：“这种小说，大概都叙述些风流放纵的事情，间于悲欢离合之中，写炎凉的世态。”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废都》的写法，正复如此，《废都》的结构很巧妙，貌似信笔所至，漫无边际，实乃精心结撰，细针密线，它以庄之蝶为中心，如蜘蛛结网一般地展开一层层世态风景；且联络自然，浑整一体，无生硬铺排，人为垒砌之病。庄与其他几个“文化名人”，如钟主编、景雪荫诸人，形成文化圈子；与孟云房、夏婕、京五、洪江、周敏诸人，形成社交圈子；与牛月清、唐宛儿、柳月、阿灿、汪希眠老婆等，形成男女圈子；与市长、秘书、农民企业家、人大主任等，形成政治经济圈子；与牛老太太、刘嫂、惠明、阿兰、黄鸿宝老婆等，形成民间圈子。这些“圈子”其实是我们划分出来的，在作品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流水般无法分切。

    在这里，细细品味作者怎样描写世态是没有篇幅的。我只想指出，作者写世情，一不是孤立地写，而是完全将世情化入艺术肌体；二不是冷静的旁观，而是带着浓厚的废都意识来看世情，往往看得深刻。譬如，钟主编的命运可谓惨矣，无疑反映着一代知识分子的苦难坎坷，如牛负重。他最惨者何在?在于得不到应有的爱，得不到视若生命的某些寄托物。他渴望收到“梅子”的信，孰不知“梅子”本属子虚，那些情书，不过是别人不忍看他痛苦而编造的假信。他一直苦求高级职称，不料到死也没有得到；只因死后火葬场规定高级职称者可提前火化，他才总算得到一纸空名。这不是黑色幽默吗?但又未必不是世情的烛照。同是评职称，阮知非就轻松得多。他头顶着“文化名人”的桂冠，其实不学无术，唯一的本钱是从父亲那儿继承的“耍獠牙”的舞台特技，也早忘光了。他要庄之蝶为他代笔一篇如何“耍獠牙”的论文，作为晋身之阶，并且声言，“我是活鬼闹世事，成了就成，不成拉倒”。他自然不会不成功。与不幸的钟主编相比，阮知非才是浮躁世事中的当代英雄，他不惧怕名实相违，只怕缺少欺世盗名的胆量。此人后来发了横财，却被人捅瞎了眼睛，马上换了一副狗眼，从此看人看物总要低上几分。这不也是黑色幽默吗?但透过滑稽，正可看到世事中伪劣和浮滑的部分。

    人情世态就是这样从作者的笔底浮现出来的。鲁迅先生谈到《金瓶梅》等“世情书”时说：“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152页。我虽不认为《废都》已臻此境，但贾平凹写街景，写市风，写女人勾心斗角，写闲汉说长道短，真是着墨无多，跃跃欲生，他确是取了真经，得了神韵。他写黄鸿宝家的庭院小景，能让人想见一切乡村暴发户的气焰，他写“鬼市”的人影幢幢，交头接耳，能让人想见西京古都正在被“商品”这个怪物闹得夜不成寐。这样的世情，这样的氛围，才会有庄之蝶这样的人，否则，废都也就不成其为废都了。

四

    庄之蝶的大名，出自庄子的《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那本意并不悲凉，是个自适其志、无拘无束的美梦，同属“物化”，变蝴蝶比变大甲虫要愉快得多。可是，当庄之蝶发现，自己很像旅游点上披红挂绿任游客戏耍的那匹大红马后，这名字就成了反讽。证之于《废都》，庄之蝶让人联想到“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李商隐)的迷惘，“长恨吾身非吾有，何时忘却营营”(苏东坡)的无奈，庄之蝶三个字，无他，“吾非我”而已。

    从经典现实主义重视典型性格的眼光来看，庄之蝶并不棱角分明，有些模糊，有些虚飘，但是，若把庄之蝶看做一个精神载体，典型心理的寄寓体，甚至符号化的人，那就很富于底蕴。庄之蝶是个精神上的集合体，是个极端，是个超负荷地承载着文化人的复杂矛盾心理的人，通过他，作品把特定时代一部分文化人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揭示得淋漓尽致。当然，像庄之蝶这样性欲泛滥的毕竟不多，倘说这就是当今文化人的模样，不但社会要鄙视，知识分子说不定也要抗议。可是，超过性欲狂疾的表象，他的自我迷失、无着无落，他的背负传统、无力超越，他的灵魂无寄、困于外物，能说没有一定的典型性吗?只是一切被推到了极端，推到了颓废和沉沦的极端，这就不免引起骇怪。

    应该看到，庄之蝶终究是个缺乏使命感的知识分子，正如一些批评者指出的，他缺乏现代性，更像一个被突然捧上声名高位的乡土知识分子，他的活动太多地陷溺于声色玩乐，与几个女人的关系也有点闹剧化、轻薄化、感官化，这就不免刺激有余，灵性不足，感性的狂潮淹没了精神的求索，全书也就缺乏更为深邃的人文精神，以至伤害了整体的艺术品格。但是，即使如此，庄之蝶的苦闷和颓废，仍不无深意。

    有一次，周敏对庄之蝶的苦恼很不理解，曾说：“我不明白，你现在是名人，要什么有什么，心想事成，倒喜欢这埙声?”周敏的不理解，也是一般人的不理解；但不理解庄的苦恼，也就无法理解《废都》全书。据书中介绍，庄之蝶是档次高、成就大、声名远播的作家，是个不大缺钱又不大爱钱的主儿。他不乏善良和同情心，为了安慰孤苦的钟主编，不厌其烦地炮制假情书。但他又善良得近乎懦怯，周敏胡乱吹捧他，他体谅周敏一是为了报恩，二是为了立足，也就默许了；景雪荫大闹，他于心不安，就写信道歉，说了实话。不料，这些善举、让步恰恰成了自掘的陷阱，给他招来无穷的祸患。书中写到庄之蝶，常用一个词，叫“泼烦”，此乃西北土语，意谓并非因一事引起的纷至沓来的烦恼。庄之蝶精神状态的总特征，正可有“泼烦”喻之。这“泼烦”包含三层内容，一是社会性烦恼，二是生存性烦恼，三是形而上的烦恼，而核心问题在于，不断丧失本真性的悲哀。

   庄之蝶不是不想保持自己的本性、个性、独立性，做到我是我，不是物；我是我，不是他；我是我，不是“名”，但在现实面前一一崩溃了。作为名人，大家众星拱月似的包围他，需要他，他不愿别人以名人待他，却又意识到自己是名人，处处迁就角色，限制自我。市长利用他，制造假农药的厂长愚弄他，他最信任的洪江出卖他，全都离不开他的名人之“名”。他终于悟到，他其实是“名”的仆役。这可说是社会性烦恼。作为“作家”，我们几乎看不到他写什么正经东西，他的几桩宏伟文事，无非是写有偿的报告文学，写假情书，写假论文，写挽联，替法院某人之子代写文章之类，捉刀代笔，李代桃僵。结果他没有了自己的“时间性”，也没有了自己的“空间性”，找不到自己了。但正像唐宛儿说的，他又是个需要不停地寻找新刺激的人，既然作为生命存在的形式的创作已不存在，怎么办呢?只好到性欲狂潮中去发现自己的生命和力量。这可说是生存性烦恼。

   “人之生也，与忧俱生”，但并非所有的人对忧烦都具有清醒的自觉。有人没入物质和世俗的无物之阵，人云亦云，只能感觉世俗的烦恼，不能感觉精神的烦恼，更不能感觉形而上意义的烦恼；庄之蝶则不同，他极度敏感，随时随地地追问着，我是谁，真正的我到哪里去了？加上他头脑里塞满了《素女经》《闲情偶寄》《浮生六记》之类的劳什子，硬要到现实中寻找他所谓的古典美，他能不恍兮惚兮吗?有一次，他在太阳下发现自己的影子没有了，惊骇不已；他和唐宛儿在宾馆里胡搞，丑态百出，不一会儿又在大会的主席台上就座，泰然自若，他自己也不明白他是个怎样的怪物，或人是个怎样复杂的怪物。对庄之蝶来说，存在有如牢狱，自我去而不返，“性”也拯救不了灵魂，他便日甚一日地走向颓废。他的频繁的性生活，从最初的性爱逐渐转化为动物性宣泄，由确证自我转化为体验死亡。小说接近尾声前，他与唐宛儿有过一次疯狂的自虐和施虐式的性行为，自始至终还有哀乐伴奏，这很像三岛由纪夫在《忧国》里，剖腹自杀前的武士用性交来告别人世，性变成了死亡的象征。庄之蝶与唐宛儿，终于像“两块泡了水的土坯”一样颓然无力。

    还有比这更颓废的吗?庄之蝶的所作所为，实在不足为训，与许多并非不存在的意志坚韧的、信念坚定的献身者和殉道者型的知识分子相比，庄之蝶显得多么羸弱和可怜。如果说，他也有价值，也有醒世意义的话，那就是，暴露了一个夹杂着污秽和血的、毫无遮饰的孤独而病态的灵魂，让人们看到，传统文化培植的某一种人格，怎样在这急遽变革的、世纪末的、浮躁的时代里，走向沉沦的精神悲剧。

五

    性的描写在《废都》里所占的重量是毋庸讳言的，庄之蝶不断变换和扩大性对象，如患狂疾，到后来几乎陷在肉欲和感官的世界里不能自拔。问题是，这一切究竟为了什么?若说作者就是存心炮制性文学以宣淫，倒也不尽然；若说作者像劳伦斯一样，认为肉欲是使人从机器文明回到自然人的宗教，也不是。我的看法是，庄之蝶的沉溺女色，一是为了逃避现实，二是为了拯救灵魂，三是为了安全感，四是觉得轻松——人们不明白，堂堂大作家的庄之蝶为什么不与有才学、高智商的女性往来，偏偏与文化层次很低的女性纠缠，其原因就在试图卸下沉重、麻痹灵智，寻找片刻的轻松和麻醉。这并不奇怪，这是脆弱、胆怯、敏感，却又封闭、保守、充满封建士大夫情调的庄之蝶的行为必然。庄之蝶通过性活动所暴露的灵魂的复杂，比之他在现实活动中的流露，要多得多。他的软弱，他的窘迫，他的不无恶谑的情趣，他的自相矛盾的女性观，他的本想追求美的人性却终于跌落在兽性的樊笼的尴尬，全可从他的性史中看到。

    就拿庄之蝶与唐宛儿的关系来说，很难说是谁最先勾引了谁，庄之蝶早就不堪虚无和烦躁，面对是是非非的世界，不知逃遁到哪里去。他在所有的地方都找不到人生意义之后，只有到温柔乡去找寄托，寻刺激。像他这样的人，自然是相信女人是水做的骨肉，而且想在现实中印证他的古典梦，找个风情万种、仪态万方的“尤物”。他突然发现了唐宛儿，焉能不一见倾心?唐宛儿呢，早就是个不安分的女人，她从乡下私奔出来，固然一方面是不堪忍受丈夫的肆虐，另一方面则在于对都市生活的艳羡和改变处境的强烈欲望。她有极强的虚荣心，从她对庄夫人牛月清地位的歆羡来看，她对幸福的理解可知。与其说她遇上了庄之蝶，不如说她早就等待着庄之蝶。为什么庄与唐一拍即合，一发而不可收拾呢?因为他们满足了各自的需要。唐宛儿心目中的幸福就是依附，不是依附粗俗，而是依附虚荣，而要依附得牢靠，就又必须色相出众，善解人意。她的注重修饰姿容和“态”的训练，正出于这样的目的。庄之蝶把他们的狂欢视为生命力的证明，找到了自己；她则认为是她能不断调整出“新鲜感”，激活了庄的艺术思维。他们共同认为“喜新厌旧是一种创造欲的表现”。他们的看法似乎很有些“现代性”，但我敢说，庄没有逃出“士”的美梦，唐也没有跳出“妾”的理想，他们的关系带有浓厚的中世纪的陈腐气息。如果一开始庄之蝶不无自我拯救的动机，那么到后来，颓废的享乐主义就占了上风。还是伶牙俐齿的柳月说得痛快：“是你把我、把唐宛儿都创造成了一个新人(这话值得商榷)，使我们产生了新生活的勇气和自信(这也值得商榷，“新生活”指什么)，但你最后却又把我们毁灭了!而你在毁灭我们的过程中，你也毁了你，毁灭了你的形象和声誉，毁灭了大姐和这个家！(这话有理，但究竟是怎么毁的，根源何在)”“哀莫大于心死”，毁灭的根源当然在于，在物欲的压力下，灵与肉的极度分裂，生命力和创造力的衰竭，人性的彻底失落。

    需要指出的是，庄之蝶绝不仅是我们时代独有的产物，他的家谱源远流长，他的血管里至今滞留着诸如元稹、李煜、柳永、李渔、冒辟疆、沈三白们的血液，只是他所依靠的文化城堡到了二十世纪末的今天，已崩坏如废墟，他也就成为这个家族的末代飘零子弟。仅从唐宛儿的形象就看出(这里没有篇幅分析牛月清、柳月、阿灿等人)，作者把多少封建士大夫的、男性中心主义的观念加到她的身上。应该说，唐宛儿的性格不乏率真、热烈、坦诚的一面，也不无令人同情的一面，但后来就显得芜杂，不少恶谑的成分是硬添上去的，使之失去了统一性。例如，希望她痴情，就不时堕泪；希望她曼妙，就精通“态”学；希望她善淫，就花样翻新；希望她放荡，就满嘴亵语；希望她工愁，就望月伤怀。总之，她时而野性勃勃，时而贞静自守，一切以庄之蝶的需要为转移。她甚至“努嘴儿”暗中怂恿庄去占有别的女性。这当然是损害人物的。也许作者意在表现一种不止是物欲至上，而且肉欲至上的世风(从龚小乙的幻觉中可以看出)，但却暴露了自私而陈腐的女性观。像庄之蝶这样的文化人，带有浓厚的士大夫气本不足怪，也可说是刻画人物需要吧，可是，抱着玩赏的态度津津乐道，那就是拿肉麻当有趣，视腐朽为圭臬，丧失了起码的美感和道德感。

   《废都》中的性描写，各处笔墨不尽相同，但不少地方确有堕入恶趣之嫌。文学史上写性的名著，有《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式的写法，有《西厢记》式的写法，有《金瓶梅》式的写法等等，就我个人的眼光来看，我不喜欢《金瓶梅》式的写法，它太阴冷，太生物化，太注重于性器官和性行为，像中世纪的暗夜令人窒息。具体到《废都》，我一直在想，可否换一种更蕴藉的方式来写呢?

六

   在小说的叙事形态和风格类型上，《废都》与我国古典小说确有极密切的血缘关系，它不止在表述方式、语感和语境上，而且是在内在神髓、美学精神上，完成了令人惊叹的创造性转化。不错，由于作者对古典小说烂熟于心，潜移默化既久，他在创作中不自觉地露出了一些前文本的痕迹：例如，送奶的刘嫂自言“一个庄户人家能认识你们也是造化”，让人想到刘姥姥；汪希眠的老婆把浸了她的汗和肉体味儿的铜钱摘下来郑重送给庄之蝶，让人想到晴雯咬下指甲给宝玉；由牛月清让人想到吴月娘，由唐宛儿想到潘金莲，由春梅的嫁守备想到柳月的嫁市长儿子；再如，阿灿的肉香之类，偶尔跳出的“上床戏耍”之类的用词等等。如果还要继续找蛛丝马迹，《废都》的架构与张春帆的《九尾龟》还有几分相像呢。《九尾龟》的中心人物章秋谷，是有名的流氓加才子，所谓万斛清才，一身侠骨，花柳惯家，温柔名手。他的母亲临死时这样对他说：“你平日间专爱到堂子里去混闹，别人都说你不该这样，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你的意思，无非为着心上不得意，借此发泄你的牢骚，所以我从没说过你一句。”这不是和庄之蝶也有点相通么。

    我认为，能找到这么一些影影绰绰的痕迹是不足为怪的，古人评《红楼梦》还说它“深得金瓶壸奥”，至于一些杰作脱胎于前文本的事，更不鲜见。在我看来，《废都》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独立创造，它表现的是我们时代特有的某种情绪，它写的是当今的日常生活，它的语言，主要是采自日常生活中活泼泼的语汇。像“阿灿笑了一下，笑得很硬”“人晦气了，放屁都砸脚后跟”“你是红得尿血的人”“蚊子也是知识蚊子，我们来了叮叮我们，也知识知识”之类，俯拾即是，哪本古书里何曾有过?作者把古典小说中有生命力的东西与当代生活巧妙化合，把叙事艺术提到了一个新高度。说它炉火纯青，说它浑然天成，并非溢美。

七

   《废都》是一部这样的作品：它生成在二十世纪末中国的一座文化古城，它沿袭本民族特有的美学风格，描写了古老文化精神在现代生活中的消沉，展现了由“士”演变而来的中国某些知识分子在文化交错的特定时空中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透过知识分子的精神矛盾来探索人的生存价值和终极关怀，原是本世纪许多大作家反复吟诵的主题，在这一点上，《废都》与这一世界性文学现象有所沟通。但《废都》是以性为透视焦点的，它试图从这最隐秘的生存层面切入，暴露一个病态而痛苦的真实灵魂，让人看到，知识分子一旦放弃了使命和信仰，将是多么可怕，多么凄凉；同时，透过这灵魂，又可看到某些浮靡和物化的世相。

    然而，由于作者怀着苦闷之心来写苦闷之人，与人物缺乏必要的距离，虽能写之，却不能超越和洞观，故而削弱了批判的力量和悲剧的力量；另一方面，感性乃至感官的泛溢，淹滞了灵性的思考，也在阻滞作品的人文精神的深化。

                                                                 1993．9 写于北京

古镇、土匪、文明史

——读《青木川》断想

雷 达

    在我看来，读一部长篇小说倘若可以作为一种愉悦的欣赏过程的话，那这个小说必然成功了一半，其思想艺术价值尚可随后细加斟酌。叶广芩的《青木川》正是这样一部思路跌宕，兴味绵长，能让人陷入沉思，遐想的小说。这部小说，以现实与历史的碰撞为起点，以几个外来者的游历和寻访旧梦为引线，以秦岭山地深处的青木川古镇的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史事为背景，以一位乡绅兼土匪的复杂人物魏富堂的传奇命运为主线，发掘沉埋已久的历史文化及其精神遗存，如同撩开面纱，浓墨半个世纪前的生生死死，恩恩怨怨，文明与愚昧的纠缠；又如层层递进，终至挖开一口记忆的深井。这里的内涵是比较丰厚的：有被遮蔽的历史真相；有阶级之间的搏斗撕杀及反思：有一个“土匪”乃至一座古镇对山外文明的向往和不可思议的实践——漫长百年中国寻找现代文明的历程中的一朵奇异的浪花：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全书总体上含有对复杂的历史功过的沉思和吟哦。但作者把一切诗化了。

    叶广芩写景状物，举重若轻，笔下常带沧桑感，人情味，这形成了她的文章特有的魅力。我最欣赏她把历史写“活”了，可以感受对历史的气息，体温，魂灵，情绪——如果有的话——那种执着的追寻、还原和想象的能力，我认为这对一个作家是至关重要的。这才是属于作家的空间和领地。《青木川》是有原型和本事的，“一脚踏三省”的青木川实有其镇，“大土匪”魏辅堂也实有其人，一切是在真人真事的基地上建造的，稍一失手，就只能变成一部纪实作品。但现在的小说，并不受、或者不完全受到本事的束缚，找到了自己的书写空间和路径。此中奥妙何在，值得研究。正如作者所写，小镇的旧事比任何武侠警匪都精彩生动，先人们留下的气息还没有散尽，在日日走过的石板路上滚动着，时或地会在墙根砖缝，影壁背后传出一声惊恐的呐喊，几句模糊的言语，祖先还没有走远。好一个“祖先还没有走远”！不经意中道出了作家创作的奥秘。

    为了把魏辅堂及其相关的深山小镇故事充分小说化，叶广芩是动用了很多技巧的。比如，把老干部冯明与几个外来人的来访作为引子，并贯彻始终，实在很妙，不但打通了现实与历史，而且便于时空推移，前后照应，不致陷于交代性的沉闷。几个外来人也是各有所好：冯明的焦点当然是他的初恋情人，被匪婆刘芳以开膛破肚的残暴杀害的烈士林岚，由此引出革命年代的血与火；冯小羽的关注点则在谢静仪，那个神秘的现代女子，帮助魏富唐大建校园，整饬古镇风气的人，也就由此指向了魏富堂其人；而钟一山的关注点，似在杨贵妃，实乃青木川的生态变迁史。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一直在用现代视角和眼光追寻这一页风雨沧桑，虽没有沿袭阶级斗争思维，却并不掩盖阶级斗争曾经严酷而血腥的存在。如今，冯明与魏富堂的女儿魏金玉面对面时仍不无对峙，一个抱着膀子，一个背着手，但毕竟，历史已从对抗走向了对话，从你死我活走向了你活我也活。结尾处，谢和林的碑同时而立，意味深长。

    我认为，作者不但用现代眼光看过去，也用过去的眼光看现在；不但写出魏富堂的恶、赖、狠，更写出他内在的善、智和追求文明之心。魏富堂无疑是一个从类型化模式挣脱而出的具有多重内涵的奇特人物。他生性顽劣，不喜读书，却勒令、奖掖全镇子弟必须读书，并修建了高大气派的西洋风格的校舍；他种大烟发大财，却自己不抽也不准镇子上任何人抽；他一生未走出大山，却在40年代从山外购来电话、留声机，汽车；他不准男人嫖赌，女人骂街，甚至不准随地大小便，一时间治理得青木川商贾云集，安定繁华。当然，与此同时，他作为大土匪在别处的抢掠和仇杀行为，一刻也未停，并行不悖。此人于1952年被镇压，1986年经臻别撤消原判，是个极富传奇色彩的怪杰、枭雄。魏富唐有六个老婆，小说也还写了其他女性，不但写出各位女子的不同风姿和命运，而且通过她们的美丽、牺牲或毫无价值的死，折射出了一些人生韵味和沧桑之感。

    任何成功的创作都有一个双向寻找的过程：作者时时在寻找适合他的题材，而题材也在等待它的意中人；这里，不但作者庆幸自己找到了青木川，而青木川也会庆幸找到了叶广芩这个修史人。这是一种缘份。并不是谁都会得到这个缘份的。为什么作为贵族后裔，北京知青，叶赫那拉氏的后代，具有满族文化背景，擅写优雅感伤的贵族旧家故事（《采桑子》《梦也何曾到谢桥》《黄连厚朴》）等等的叶广芩，却能够写出并写好陕南山地、秦岭深处的《青木川》，并为青木川人所认可？这仅仅因为她采访的次数多吗？仅仅因为她有创作热情吗？叶广芩不是万能的，并非什么都能写。我认为奥妙在于，叶广芩与青木川之间存在着某种生命感应，青木川的老宅子与《采桑子》的老宅子之间，未必没有某种相通之处，比如，对兴亡之感，家国之愁，忝离之悲，文明之思的敏感。这部小说是由接触史料，因对大土匪魏辅堂发生了兴趣而由采访进入写作的。采访的方式曾被质疑，看来不可一概轻看。当今作家太需要撞开记忆之门，太需要触发灵感，太需要打开并扩大库存。这需要外在的媒介的擦火和点燃。在我看来，《青木川》正是一次触发和解压——作者对社会人生历史文化的诸多情感积累，借青木川喷涌而出，完成了一部赏心悦目之作。

铁凝小说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与其身份无关   日期：2009-07-02 作者：夏琦 来源：新民晚报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辑正式编就出版，其中最受关注的当属长篇小说卷——7部小说完整入选，25部节选收录。日前，长篇小说卷主编雷达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解释了编选的过程，并表示不担心引起争议。         名单圈定有反复         完整收录的7部小说分别是古华的《芙蓉镇》、张炜的《古船》、白先勇的《孽子》、王蒙的《活动变人形》、陈忠实的《白鹿原》、铁凝的《玫瑰门》和王安忆的《长恨歌》。雷达表示，从25年近3000部小说中挑选作品，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选择的标准是有历史性、文献性、权威性，又要有深刻思想内涵与完美艺术形式。         这7部作品的选择也经过数次反复，光是雷达电脑里存有的淘汰掉的目录，就有十几个版本。雷达透露说，在节选篇目中的阿来的《尘埃落定》、贾平凹的《浮躁》等多部作品，都曾经在全选的名单中。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也曾经在全选篇目中，但后来发现《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四辑中已经收录了金庸的《笑傲江湖》，就放弃了《射雕英雄传》。         只看小说不看人         中国作协主席铁凝的《玫瑰门》入选，令人难免有所联想。对此，雷达表示，长篇小说卷完全针对作品，不按人分配，不附加外在身份条件。作品挑选参考历年的作品排行以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结果等，但是不会完全一致。7部完整入选的小说中，只有3部是曾经得过茅盾文学奖的。         “铁凝的《玫瑰门》对中国女性的体验探究得比较深刻。铁凝是很有风格的作家，《玫瑰门》是她最好的作品，外界有联想不奇怪，但是真正熟悉新时期文学的人不会奇怪。”雷达再举例说，《长恨歌》是比较成熟的都市文学文本；《活动变人形》虽然写于上世纪80年代，但对知识分子的刻画比现在很多作品要深刻；而《孽子》是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结合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大家有不同看法很正常，我对争议有心理准备。”         敏感作品也收录         相对于完整收录的7部作品，雷达表示，节选收录的25部作品更注意多元化、包容性，对敏感作品也不回避。这25部作品中，有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莫言的《酒国》等风格完全不同的作品。雷达表示，以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为例，作者发现了王二这个人物，写他以性爱作为对抗外部世界的最后据点，性爱在他的身上表现得既放浪形骸又纯洁无瑕，通过他辐射到性与政治、社会、革命的关系，揭示了极端荒谬情景中生命的顽强存在。《酒国》并不是莫言最知名的作品，但是莫言本人认为是最好的作品。《在细雨中呼喊》也是余华最有现实性的作品。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辑30卷囊括25年成果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辑30卷囊括25年成果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辑明年完成     《中国新文学大系》长篇卷选秀难     《中国新文学大系》长篇卷选秀难     《中国新文学大系》将告完成 《射雕》落选引发猜测，对金庸需“另设标准”？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辑）昨天正式对外公布。原本要收入该辑中的金庸《射雕英雄传》在最后一刻被放弃。作为中国级别最高的现代文学选集，《中国新文学大系》的这一做法引起了不少猜测。

　　昨天在接受采访时，《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辑）长篇小说卷主编雷达表示，金庸的落选主要是因为，他的《笑傲江湖》已经被收入了第四辑之中。

　　长篇小说千里挑一

　　3000部里选7部

　　由王蒙和王元化担任总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辑），负责选录的是1977年至2000年的中国文坛精品之作。一共30卷，其中分给长篇小说的篇幅有5卷。份量虽然是最重的，但由于长篇小说篇幅本来就很大，而且据雷达昨天说，在这2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多达3000部，所以能够入选，实属千里挑一。

　　作为老资格的文学评论家，雷达是这23年中国文学的亲历者，对那些长篇小说精品如数家珍。但是要在3000部长篇里选7部长篇小说，全文收录，雷达觉得这实在是一件得罪人的事。

　　“在和王蒙等专家商量过之后，我们确定了‘深刻的文化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也就是‘诗与史完美结合’作为挑选作品的标准。”最终雷达硬着头皮选中了古华的《芙蓉镇》、王蒙的《活动变人形》、铁凝的《玫瑰门》、张炜的《古船》、白先勇的《孽子》、陈忠实的《白鹿原》和王安忆的《长恨歌》。“我已经做好了被骂的准备，但我仍有一定自信。”

　　《玫瑰门》入选

　　和铁凝的地位无关

　　可是也有人注意到，这7部长篇的作者名头都不小，王蒙本身就是《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辑）的主编，铁凝是中国作协主席，王安忆是上海作协主席，张炜是山东作协主席，陈忠实是陕西作协名誉主席。主席们的作品纷纷入选，多少给人一点“撒胡椒面”的感觉。

　　对此雷达断然否认。他昨天告诉记者“选铁凝与她的地位没有任何关系”，“我固执地认为《玫瑰门》是铁凝最好的作品，尽管没有得到茅盾奖，但她对女性的挖掘是别人无法比拟的。”雷达表示，他总是试图去选择那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比如《活动变人形》是刻画知识分子的精品，《长恨歌》是都市文学的典型等等。

　　《射雕》落选，因《笑傲江湖》曾经入选

　　去年雷达曾向记者透露，他将选择金庸《射雕英雄传》的部分章节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辑），但昨天发布的新书中，并不见《射雕》的影子，这让人困惑不解。对此雷达的解释是，的确原本想选，但在最后一刻，他们突然发现，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四辑）中，已经选入了金庸的《笑傲江湖》。“重复的作者我们一般不选，《李自成》也是这个原因，第四辑已经选了《李自成》的第一部。”

　　雷达拒绝对金庸作品做更多的评价，只是表示，用“诗与史完美结合”的标准，很难评价金庸的武侠小说，“必须对他另设一些标准。”

　　据悉，节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的长篇小说有贾平凹《浮躁》、余华《在细雨中呐喊》、莫言《酒国》、王小波《黄金时代》、阿来《尘埃落定》、韩少功《马桥词典》等等。

　　据上海青年报

　　新闻背景：

　　《中国新文学大系》是中国最早的大型现代文学选集。《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辑（1917-1927），由良友图书公司于1935年出版，赵家璧任主编，其他编辑包括鲁迅、茅盾、胡适、郁达夫等。“文革”之后，《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辑（1927-1937）于上世纪80年代末出齐，1990年代又相继出版了第三、四辑。加上即将出版的第五辑，《中国新文学大系》将以100卷面世，荟萃了我国20世纪新文学精华。

来源：今日早报    作者：编辑：鞠长明

 附节选本共26部目录：

《尘埃落定》《浮躁》《酒国》《平凡的世界》《少年天子》《东方》《第二次握手》《隐形伴侣》《钟鼓楼》《一个人的战争》《黄金时代》《务虚笔记》《曾国藩》《南渡记》《南方有嘉木》《日光流年》《羊的门》《在细雨中呼喊》《旧址》《私人生活》《大漠祭》《马桥词典》《战争和人》三部曲《突围表演》《香港三部曲》《白门柳》三部曲

《一句顶一万句》到底要表达什么

雷 达

    小说的线索是写了跨越七十年的两次寻找——“姥爷”杨百顺和“外孙”牛爱国各自都曾寻找背叛了自己的妻子及其奸夫以报仇，一个出延津，一个回延津，但那只是一种“假找”，后来发现，他们真正要找的，是一句贴心窝子的话。为了这句话，他们宁可流浪天涯，踏遍异乡；他们或出走，或回归，但这句话居然没有找到，或找到的并非他们想要的。小说写的就是这个，你能不感到惊异吗？

    比如，杨百顺找到了仇人，但他发现，妻子和奸夫偏能说得上话——“咱们再说些别的”“说些别的就说些别的”——何其亲昵！于是他明白了，相互说不上话是人生最大的失败，亮出的刀子掖了回去。再比如，曹青娥与拖拉机手候宝山之间的默契，话不多，却心心相印；曹说，我从没遇见过像侯宝山这么会说话的人。于是私奔的失败，成为曹青娥一生最大的憾恨。又比如，牛爱国寻找战友陈奎一。在部队时陈是厨房大师傅，陈使个眼色，他俩便聚在一起吃凉拌的猪肝猪心，然后相视嘿嘿一笑，什么也不说。牛爱国寻找陈奎一找得好苦，失望之余，落脚澡堂，却在灯影里发现了搓澡的陈奎一，那十块钱的势利，写尽了陈的潦倒与不堪。看到这里我很感慨，眼睛发酸。刘震云常常能描画出别人无法表现的人生的无言或无名的情景。

    尽管小说的人物为了一句话，为了找“说得上话的人”而奔走，而流浪，但作为一部四十万言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到底要表达什么，仍是一个必须进一步探究的问题。大凡真正的好作品，有独特发现的、有深邃意味的、或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的作品，总是很难归纳和命名的。《一句》也是如此。在我看来，这部作品其实是表达了人的无法言传的，却像影子一样跟着人的孤独和苦闷；表达了人的精神上的孤立无援状态；于是人希望说得上话，希望解除孤独，希望被理解，希望得到人与人的沟通和温暖的抚慰。就像趋乐避苦是人的本性一样，世上人人都孤独，永远都处在摆脱孤独的努力之中，以致不惜人为地制造某种虚假的响动和声音。

    孤独，这不是好多名著都表现过或涉及过的吗，这一部小说有何稀奇呢？依我看，不同的是，它首先并不认为孤独只是知识者、精英者的专有，而是认为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引车卖浆者们，同样在心灵深处存在着孤独，甚至“民工比知识分子更孤独”，而这种作为中国经验的中国农民式的孤独感，几乎还没有在文学中得到过认真的表现。在这一点上，小说是反启蒙的，甚至是反知识分子写作的，它坚定地站在民间立场上。它的不同凡响还在于，刘震云发现了“说话”——“谁在说话”和“说给谁听”，是最能洞悉人这个文化动物的孤独状态的。说话是人的心灵秘码，深奥难测啊。曹青娥说了一辈子的话，终于不说了，让百慧来说；牛爱国能解读母亲的心愿，但他买手电的解读又是错的；最后他在床下找到了一封信。“牛爱国一开始没哭，但后来因为没明白母亲的最后一句话而自己搧了个嘴巴，落下泪来”。所以，《一句顶一万句》用一部长篇小说的巨大篇幅来表现人的这种渴求和热望，不能不说是一大奇观。

    是的，奇就奇在，这是一部用极端形而下的写实笔墨来传达极端形而上的精神存在状态的作品。形而下不但表现在写了大量小人物，吃和住的繁琐，亲和疏的烦恼，爱与恨的缠绕，写了杀猪的，打铁的，剃头的，卖馒头的，耍猴的，喊丧的，卖豆腐的，传教的，形形色色人物，而且直面众生。像杨百顺，他不断地改名为杨摩西，吴摩西，直到罗长礼，这其中包含的辛酸和无奈，几乎可以看作北中国农民的一部流浪史，悲怆命运的缩影。但它更是形而上的，它写了无言的憋闷，人与人的难以“过心”，写了寻找寄托，寻找朋友，寻找友爱，挣脱困境的千古难题。我们也可以说，它写了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像“面子”是中国人的性命般要紧的东西一样，能否说得上话，能否说得着，也是带根本性的一大发现。在经验的无物之阵中，虽看不见，摸不着，却无处不在的威压下，人为了寻找说得着的人而活着。也可以说，亲情、友情、爱情，支撑着一个人的精神，自古而然。但它历来难求，至今尤甚。现今常说的诚信缺失，友爱难求即是。有时，你把别人当朋友，别人并不拿你当朋友，何其痛哉！刘震云就是这样探索着中国人的精神存在方式，尤其是探究平民，黔首，苍生们的精神存在方式，更深层地揭示乡土之魂。

    我一直认为，刘震云是一个对存在，对境遇，对典型情绪和典型状态非常敏感的作家。他不长于刻划单个人，而善于写类型化的人，写符号化的人。他和一些人的创作扩大了典型的意义，也可说扩大了现实主义在中国的疆域和边界。比如，“头人”，“官人”，“单位”，都是带有文化象征意味和寓言化的概括。但是也可以说，刘震云不仅是现实主义的，更有存在主义的意味。写人的孤独，写人的灵魂状态，写符号化的人，大体属于现代派文学范畴，从刘的创作，也可看出中国文学逐步在实现现代转型。这个“现代”不是指时间意义上的，而是指现代派文学意义上的。这里，存在主义的特征很明显。刘的作品不是模仿，而是他对中国现实（有历史渊源的现实）的深刻体察与感悟——中国人的孤独有着与人类性孤独相通的一面，更有着中国的现实历史的血肉和民族个性。故事情节虽不复杂，但刘震云抓住了这一中国式的精神意象，发掘较深。

    我熟悉的刘震云，是《塔铺》，《新兵连》，《单位》，《一地鸡毛》时的刘，作为新写实的扛旗手的刘。那时他的每部作品我都写过文章。到了《故乡面和花朵》《故乡相处流传》的刘，我觉得我们相距远了，我找不到自己的言说话语。而《手机》、《我叫刘跃进》与影视又贴得太近。我看，到《一句顶一万句》才真正回归了，丰富了，发展了。如果说《白鹿原》以其“文化化”的中国农民叙述，《秦腔》以其无名状态的生活流的滚动，那么《一句顶一万句》就以其对中国农民的精神流浪状态的奇妙洞察和叙述，共同体现了中国当代乡土叙述的发展和蜕变姿态。

    刘震云的叙述是富有魔力的，不凭依情节，故事，传奇，而是凭借本色的“说话”，即是一奇。小说始终让人沉浸在阅读快感中，拿起放不下。语句简洁，洗炼，却是连环套式的，否定之否定式的，像螺丝扣一样越拧越紧的句法。比如，七个月前逃回山西，是怕出人命；现在就是出人命，为了这句话也值得；问题是现在出人命也不能了，过去的关节都不存在了。又如，说她去了北京，也不知是否真去了北京；就是去了北京，也不知是否仍在北京；北京大得很，也不知在北京的哪个角落。如此等等。这种言说不是颇有魅力和吸力吗？但我又想，这里有无缺乏节制的问题？有无话语膨胀的问题？作者是不是也沉浸在这种言说的快感中，自失而不能自拔？当这种连环套式的言说本身成为目的时，有些章节是否会显得空洞？但无论怎样，我都认为这是一部当代奇书；刘震云绝对是一个有着独特而尖锐的个性风格的作家。

    最后我想坦率地说，我喜欢这本书却不喜欢这个书名。这不仅仅因为它让我想起林彪呀、“红宝书”呀之类的如麻的往事，以及那些渐成语言的丑陋化石的很难更改的东西；主要还是因为这个书名与小说的深湛内涵和奇异风格没有深在的关联。如果有一个纯正的，葆有文学神圣感的，又与其美学风格保持一致的书名就更完美了。

“包揽”是一个不明智的错误口号 

雷 达

    中国在横滨世乒赛上又一次实现了男女单打双打混打的全面包揽。我已经记不清这样的包揽有多少回了。我给一位球友发短信说：我希望有外国选手能战胜中国选手甚至夺冠，可惜没有；我知道“包揽”一语是反辩证法的，但它似乎颠扑不破；我觉得马琳并不比松平健太高超多少，但他偏能死里逃生，连运气都站在他一边；我又看见轮番上演的熟面孔和那无不奏效的一招一式，而求新求异求变的渴望又一次落空了。我无话可说。

    我这样说是否要遭骂我不知道。我认为，“包揽”的反复成功实现，固然能证明中国乒乓球的强大，却并不能证明“包揽”这个提法本身是正确的。 “包揽”一语曾写在我国的大小报刊，新华社消息，体育官员的鼓动，主教练的承诺，电视主持人的号召，甚至奥运会的大目标里，被大量使用过，它已变得理所当然，理直气壮，没有人觉得不对。有谁敢说不对，也许会被视为异类，“不爱国”，紧接着大包揽的实现还会给他一记耳光。在足球、篮球、排球、网球、田径诸项上饱尝失落的我们，难道包揽一下乒乓球还有什么错吗？但我还是要说，“包揽”是一个不明智的、甚至错误的提法和口号，尤其不应该奉为高于一切的“终极目的”。

    包揽一词最早是谁提出的，已不可考，但国人产生这种想法却不奇怪。我们对国球的资金投入之多，我们拥有的优秀球员，优秀教练员队伍之庞大和层出不穷，以及现在作为一种职业的乒乓人和乒乓官员的越来越多，都是国外人想都不敢想的。国外运动员，包括奥运冠军，多为业余人士，他们从小都得自己掏腰包参预训练，成名了也只能在俱乐部存身，国家不会全包下来。我们在球艺上，更是琢磨透了，每一关键球的输羸，每一落点，每一打法，都是反复分析，精确计算，找替身模拟，直到各个击破，外国人似乎很少有这个耐心。试想，我们下了这么大的功夫，怎能不把“包揽”当作目标呢？包揽一旦成为功利主义的单一追求，就会无视文化的多元性，包容性，共赢性，也就必会带着独断论看问题，很少想到奥林匹克精神和在竞争中和谐发展的问题。把包揽当成终极目标，一旦包揽受阻，或只输了一场球，就会痛哭流涕，失魂落魄，好像天塌下来一般，把问题看得严重到极点。郭跃上次失球后泪流满面。张超这次输了一场，教练，记者，评球的，他本人全都跑出来说叨，表面上都在说“不要紧”啊，实际上这种“众说纷纭”的阵势，谁也承受不住。人不是神，输一盘又能怎样？当然，我决无要“让球”、“放水”以维持和谐竞争的假象的意思，那比“包揽”要可憎一万倍。问题在于，当你一门心思为包揽而包揽时，你就赢得起输不起，你这人也就不好玩了。    

    我说包揽是个错误的提法，还因为，事实上谁都不可能永远包揽下去，就像“顶峰论”，“长生不老论”一样的不可能。但马上有人会批驳我说，我们不是包揽了很多次、很多年了吗，还将继续包揽下去，你能怎么样？是呵，我们经过苦熬苦撑，惨淡经营，的确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段里维持了包揽，就像网球界的费德勒，纳达尔们一样的长。可是，想想乒乓球史，日本，匈牙利，德国，瑞典，韩国等，不是都曾扮演过主角和要角吗？谁能保证今后没有新人和新兴力量异军突起呢？谁能永远保证金身不坏呢？即以本届而论,我看也不无侥幸成分,正遇上欧洲各强青黄不接,阵容不全，韩国状态低迷,更巧的是,波尔伤退了,萨姆索洛夫,吴尚垠,柳承敏,科贝尔,奥恰洛夫,佩尔森，水谷隼诸位,仿佛中了魔咒似的,一个个提前落了马,于是八强中中国就占了五席（张超若不失手还会多达六席），这还不是在一片空草场上驰马吗,能不包揽吗?其实，乓兵球是一种技巧性，精密性、情绪性，偶然性极强的、得失常在微妙的毫厘之间摇摆的极诡异的运动，尤其在男单方面，外国和中国之差距并没有到鸡蛋碰石头的地步，基本在同一水平线上，我们略好些，好在应变的机警上。所以，包揽不可能永世长存。

    我说包揽是个错误提法，更因为，强行包揽只能使一种运动的多样功能被异化，变质，失去活力和趣味，甚至走向孤绝和灭种。现在人们普遍觉得老是看自己人打来打去，一点悬念没有,世乒赛变成了国内赛，很是无趣。其实，内行人还会看到另外一层危机，由于把得分看成了惟一目的，会使乒乓球的趣味性和游戏性损失许多，在有些球员那里,赢是赢了不少, 可打法却日趋单一化，刁钻化，实利化，我国有几位我很敬佩的、轮番获得世界冠军的杰出球员中，个别人在打法上已渐成固定套路，一望便知，其审美性、观赏性有可能会不同程度的下降。有人说，千万别把国球变成了中国武术噢，此言引人深思。

                                                      写于2009、5、5日，横滨世乒赛闭幕之际

李承鹏的怪、野、狂

——读《李可乐寻人记》有感

雷 达

    看某些小说匠和专业写手的东西，会觉得哪里都合辙，哪里都舒服，可就是有一种怎么也去不掉的似曾相识感。有时会觉得现今的小说已山穷水尽，一切都试过了，演练过了，禁区也都突破了，再怎么装神弄鬼，也玩不出新花样，吸引不了多少眼球了。这样说也许过于悲观。读李承鹏的《李可乐寻人记》却有些不同感受，扑面而来的是一股子狂气，野气，怪戾之气，生猛之气，许多段落句子让人觉得来自未开垦的生荒地，新鲜，剌激。随手可摘这样的句子：青青第一次主动地挽着我的手，柔软之极的身体紧贴着我，顿觉人生坚强起来，连被挎着的肱二头肌、三角肌统统都粗了一圈，终于明白为什么说女人是水，而男人是泥，因为，水加泥才会形成坚强的水泥。又如，我没有了爱情，可我有了金钱，没有金钱的爱情抛弃了我，没有爱情的金钱选中了我。再如，大家活得太没安全感了，上床戴安全套，上车系安全带，做爱算安全期，睡前吃安眠药，好不容易挣点钱去看房，还得戴安全帽……，如此等等，不胜枚举，虽说有点话语膨张，语词爆炸，有时还失之油滑，但痛快淋漓，好像野牛闯进瓷器店，把语言规范撞倒了一大片。他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怎么舒服怎么说，意想不到的词汇往外蹦。这就是一种有破坏力和想象力的语言。

   现在过于悲惨的东西没人爱看，启蒙话语渐渐失效，甚至成了精英知识分子的自拉自唱。可是真正的喜剧精神也没有建立起来，我们很少能读到真正意义上的幽默。赵本山包揽和统治了人们的笑神经已经不少年了，他也够厉害的，把民间智慧和草根幽默开发到极致，但他唤起的大多是官能的笑，有被胳肢之感，顷刻之间拉动笑神经，但这笑不长久，生活中和文学中还有没有稍稍长久一点的幽默呢？李承鹏小说开头写李可乐大雨中开奔驰接桑青青一节，有新鲜感。而被拥为“英雄”的李可乐在回答记者时张口结舌，“觉得他们说的不是我李可乐”，他含糊地说，修学校是为，为那个仁爱，为去爱人，哦骨气，其实没什么骨气，赌气倒有一点，带食品是为了逃生，我一直在想怎么逃跑，我妈的飞鞋也追不到，最好连地震也追不到——这话怎不让人哈哈大笑呢。

    某些小说之所以在今天丧失吸引力，是因为在精神上和语词上，都提供不出更有生命力的、哪怕是怪野不文的因素。我发现，陈旧的意象，钝化的感觉，萎缩的叙述话语，老掉牙的故事，不管用怎样优雅的方式讲述，都不会动人了，人们迫切需要当下的、来自底层的，无法言传的感觉，瞬间，欲望，也可以说需要那种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的东西。谁能讲出一点点，谁就可能成功。这里主要看创作主体有无足够的吸纳能力，捕捉能力，能否洞达人心，能否把今天城市人未加整理的新冒出来的观念和时尚，意志和欲求，新习俗和新语汇，带着尘土味儿一古脑儿饱满地表达出来。直到现在，我还是不能不佩服王朔，作为一个小说家，他并不特别擅长讲故事，但他却代言了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新兴市民文化及其价值观，审美观的某些特征，把他们的语言，意志，活法儿，连同亵渎神圣，戏谑崇高一起拿来，解构原先的价值。他一时成为最受欢迎的作家。有人引用柏拉图的话说：“大家都很不幸，走运的只有一二个”，形容当时冷落了一大片作家的情景。当然，没有新兴市民文化的崛起，也就没有王朔。

    我说李承鹏这部小说有些“怪野狂”，除了指语言上的恣肆，结构上的不按规矩出牌，主要还是表现在对现存流行价值观审美观包括英雄观的怀疑上，而一旦怀疑起来，神圣的，崇高的事物就有被颠覆感。比如“脸皮厚，发毒誓，装浪漫”的李可乐，究竟是混混，骗子，痞子，甚至坏人，还是英雄，或“被动英雄”，很难界定，但他阴差阳错的成为英雄，就很有一种荒诞感。我认为能表现出这种感觉不错。荒诞感是一种智慧，毫无怀疑精神和形而上思考的人，是无从产生荒诞感的。有道是，人并不是一种目的论的存在物，人不过是偶然地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他的存在没有任何先验的依据，也没有任何先验的目标。而在我们的文学里却有一种否认偶然性和不确定性，非要把人看成是某种本质和目的的工具，或者注脚的倾向。这就损伤了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马克思早就说过，历史往往走错房间，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中国的古话说，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塞翁得马，焉知非祸。人生是没有解的。 

    在僵硬的英雄观看来，英雄是天生的，不可企及的，超凡入圣的；以为英雄只能是见义勇为，大义凛然，挺身而出，毫不利已，专门利人，千钧一发，惊天动地，为常人所不可及，甚至从娘胎里一出来，就不同凡响。在这里，英雄被固化了，先验化了，神秘化了。事实上，人皆可为尧舜，人皆可成佛，甚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在今天，英雄的概念在起大变化。我看，能战胜自己的脆弱的人，能战胜顽疾的人，貌似柔弱，其神经的韧度，内心的强度过人，能处理他人无法处理的难题的人，皆可称为英雄。英雄也不是终生制的，凡人与英雄会常常互换。我们要反对把英雄神化，僵化，但也要反对把英雄廉价化，泛化，庸俗化。

    我不是说李承鹏的这部小说多么了不得，但认为它提供了某些新的元素，它的命运很可能像所有前卫小说的命运一样，要较早牺牲的；至于李可乐这个人是不是英雄，我实在说不准，还是留给大家争论吧。

                                                                 2009，4，16

    这是一本用特殊生命体验换来的书，一种敢于与死亡对视的自由无畏的表达。它倒是真的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透过一颗孤独痛苦灵魂的自我剖析，完成了一次对人在病态境遇中的被忽视和被伤害的重要发现。书的后记援引惠平的话说：“我们身边原来有这么多抑郁症患者，但我们了解得是那么少，因为不了解，世界不宽容：因为不宽容，世界缺乏尊重；因为缺乏尊重，这世上有多少生命在扭曲中痛苦地挣扎着”。的确，全球每40秒钟就有一人自杀，而百分之八十是抑郁症患者，内疚，焦虑，烦躁，失眠，绝望，深深折磨着无数不幸的人。我们只知道张国荣，三毛，顾城，阮玲玉，戴安娜，玛丽莲梦露等等，那是因为她们太有名，而不知名的芸芸众生呢，他们不也是值得尊重的生命吗，我们知道多少他们深隐的痛苦？在这本书中，作为癌症患者和抑郁症患者的双料病人，李兰妮对自己孤立无助困境的大胆披露，对难言之隐的吐露，使人动容；她对抑郁症的家族根源和遗传基因的追问，令人不寒而栗。

    我们的文化历来对人类潜意识关注甚少，注意力过分集中在社会表面的纷争上。我们提倡以人为本，却只会从人与社会的角度，极少从人与自我，人与自然的角度出发和深挖，甚至讳疾忌医。一般说来，公认的深度模式有这么几种：一是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也即现象与本质论，二是弗洛伊德和荣格精神分析学说，本我自我超我与集体无意识，三是存在主义哲学，四是结构主义符号学等等。我们似乎只专注于“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一说。

    这本书的另一价值是对现代人身体、精神、灵魂困境的深入揭示。现代人的境遇是需要多角度多方面观照的，卡夫卡开了先河。这本书则从一个极为特殊的角度——内在疾病的角度，通过作者独特的表述方式，深刻地揭示了现代人的在身体、心理、灵魂乃至病理上的巨大困境。以前的文学对此比较忽视，至少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是颇为匮乏的。所以，我不认为这本书仅仅是一部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不仅仅是为了一种自我疗救的需要，仅仅为了抚慰同是抑郁症患者的人。当然这是它最初的起因，但它一旦触及了作者自身的精神创面，心灵隐秘，和生不能生，死不得死的无限痛楚，也就是在用文字戳挖自己的心，把自己彻底“打开”，解脱和释放之，展开了一个潜意识的广大海洋。是的，真正的痛苦是无法描述的，这是上帝造人的秘密。比如，李兰妮做好了离去的准备，开始逐渐切断与外界联系，但她仍不忘把信件，文件，合同，物品全都撕掉、扔掉，把手稿和电脑存盘也扔掉，这是否害怕引起误会和污蔑？谁知道她心中的隐忧？一个人连死的决心都下了，按说什么都不怕了，可是活着时的担心还不肯放过她，读至此，我心悲哀，原来是死也难，活也难。

    李兰妮对时代性的焦虑很有感觉：“一眼扫去，我看到的是，急迫，躁动，焦渴，肉欲。这是一个急于求成的年代，也是一个过于紧张的年代。人们追求最少时间办最多的事，在争分夺秒与时间赛跑”。这里包含了作者对现有文化语境的批判，一种对物压倒人，和人的被忽视和被伤害的发现，她在寻求抑郁症普遍化的社会心理根源。这是贯穿全书的。比如，报销窗口的冷眼，办公室里冷漠的领导者，她想起了圣经里所多玛，蛾摩拉之城的毁灭。

    李兰妮把自己彻底打开，把一切公之于众，把自己融入平民中，让一切抑郁症患者读这样的文字能感同身受，唤起共感，相濡以沫，激起共同战胜病魔的决心。她宣称她写的是自我疗救之书，也是写给病人，穷人，孤独的人们的书。在她最痛苦的时候，发出了这样的呐喊：李兰妮，你为什么要活？我（你），一个被边缘化的落魄病人，一个衰败的、晦气的平民，一个没有利用价值，呆在世上只是一个负数的人，一个没钱，没权，没有名利地位靠山背景，没有利益交换的任何资源，只会成为累赘的人。我找不到为什么要活的理由。我为什么要为别人而活？惟一令我低头沉默的，是信仰道德。但我终究悟出，活着比死要艰难。我所有的精气神都用在坚持活着。她研究过自杀，那各种死法的优劣，她常琢磨的十二种死法让人触目惊心。她主张，自杀的时刻其实最终是可以熬过来的，二是自杀者且不可祸及他人。

    李兰妮说，她一直生活在三个世界里，现实的，梦中的，幻想的。她分裂得厉害，如一个人同时生活了三辈子。她说，如果没有这种感觉，她是不可能写出这部书的。《旷野无人》具有一定的独创性，创新性，是一次令人感动的生命写作。它是边缘性文体。在抑郁旷野的无边黑暗中踽踽独行的李兰妮，注意搜集有关抑郁症的书，但大都是国外病人或心理咨询师写的。她自己在写此书时，无时不在抑郁症患者与作家双重身份两种角色的冲突中。几个栏目中，“认知日记”是抑郁病患者的自我陈述。“随笔”是作家的言说，寻找病因踪迹。“链接”是文本佐证。“补白”是补充。前者需要理性，科学，权威，后者要求感性，直觉，丰富性与复杂性，需要融会贯通，需要言人之所不能言。举个例子。正如作者所言，抑郁和暴力，是同一事物的两个面。抑郁是向内的暴力。她由观看一出《剌客》，由士为知已者死，女为悦已者容引出了沉痛的“知已在哪里”的追问，士在哪里，尊严何在？由士可杀而不可辱，引出了人的尊严话题。由广东每年有近二万人自杀，抑郁患者占绝大多数，引出了我们的爱是脆弱的，有时付出的是爱，收获的却是恨。“在一个缺乏道德信仰，充满虚伪贪婪冷漠的环境里，死亡在加速。癌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癌的环境，癌的人心”。真痛语也。

    总之，这是一部直面灵魂，干预灵魂，由自我的疗救推己及人，疗救所有不幸者的书，一本敢于袒露自我，袒露病情的书。这是抛弃了一切形式规约的写作，任性的流淌，没有“做”的痕迹，回到原点，回到原生态，回到切肤感受，反抗外在的压力，反抗抑郁，敢于与死亡对视，与灵魂对视。其中，一个是生命的尊严感，一个是对大爱的呼唤，都很突出。

                                        （4月8日，在李兰妮《旷野无人》研讨会上的发言）

置身西西里

    清晨六点从北京出家门，一路上不断换乘飞机，由北京到法兰克福，由法兰克福转罗马，再由罗马转赴巴勒莫，记得机舱里总是不肯移动的刺目的阳光，不管怎么折腾，天总是黑不下来，我们仿佛逐日的夸父，时间仿佛凝固了。晚上“十一点”，总算抵达了目的地巴勒莫。这一天可真长啊，严格地说，我们还没吃到晚饭，北京那边的家人却该到了第二天刷牙洗脸，拎包上班的时辰。掐指一算，整整奔波了二十四小时。山东作家李贯通，累得眼袋耷拉下来，领带也歪了，丰采顿减，打着哈欠说：伙计，这辈子飞机坐够了，我想躺在地上睡觉。

   到巴勒莫的夜班乘客颇零落，我们几个便很显眼，一进检票口，我只觉头皮一麻，陡地一惊：只见意国警察手牵大狼犬，斜挎冲锋枪，腰里还别着短枪、匕首、报话器，大皮靴格登格登地，一步步向我们迎来。我们倒躲不及，乖乖地僵立着，任由警犬嗅了个遍。所幸狼狗态度平和，点到为止，警官气质不俗，一副公事公办的漠然。这似乎并不在意料之外，黑手党的故乡嘛，不久前大法官法尔考内被炸死，五千警察云集西西里的消息已有所闻，而当年著名的墨索里尼圆顶礼帽失窃案，闹得满城风雨，发生地不也是巴勒莫吗!旋即乘车入城，在一拐弯处，翻译王焕宝教授说，这里就是炸死大法官的现场。我伸头向窗外望去，只见附近第勒尼安海上几点渔火鬼眼似的闪烁，便有一股莫名的恐惧掠过脊梁。我忽然觉得，我们几个很有点像抛到海滩上的鱼，没着没落的。我还想到，如此紧张不安的气氛，不知道文学奖之类优雅的活动怎么个举行法，绅士淑女们谈文学还能谈得起来吗?

    然而，第二天一觉睡醒，奇迹发生了，昨夜的噩梦荡然无存，童话般的仙境冉冉而起：所居伊捷阿别墅面临大海，推开窗户，听到慢节奏的潮起潮落声如深呼吸，衬托得周遭分外静谧，空气是多么清新，透亮、淡蓝、明丽，透过棕榈树和廊柱的空隙，是横卧着几艘船舶的懒洋洋的海湾。这大约就是地中海式的澄澈气候和旖旎风光吧。但我总觉得这景物是不真实的，似梦似幻，好像只在电影、画框或者梦境中才会有。时近九点，下楼到庭院独步了一圈，竟未遇一人。后来才知道，意大利人浪漫而优游，早晨七八点，不少人尚在温柔乡中做梦。

    吃罢早饭，将要全程陪同我们的罗贝塔小姐来了，深深的眼窝，漆黑的眉黛，蜡人般的小巧鼻子，据说是典型的意大利南方女郎的面庞特征。因传说这里的男女黑手党成员甚多，我不由多看了她几眼，当然不可能看出什么。上午无事，罗小姐带我们来到闹市中心。不想，刚刚松弛下来的神经又紧张起来，只是另一种紧张罢了。应该说，在我们面前铺开了三股滚滚潮流。一股是街道两边密匝匝的商店流，鳞次栉比，目不暇接：汽车商店、摩托商店、皮鞋店、时装店……好像没个尽头似的。大橱窗里的时装模型，尤为新异，那举手、投足、扭臀、回眸，自有种现代派的怪诞和神秘味儿，似更增添着这座城市的深奥难测。其实，西西里岛属于农牧业省份，经济比北方诸省落后得多，巴勒莫市也不过一百万人光景，但我敢说，单就商场的密集程度而言，它超过了北京。可是，这么多商店，货物卖给谁呢?转思，它作为地中海的最大岛屿，连接欧洲和北非的要冲，又用不着操心了。在一十字路口，看到四个街角上各有一座带喷泉的雕塑，褐绿色的斑斑铜锈，说明年代之古老，它们各标志着阿拉伯人、犹太人、罗马人、以色列人聚居的四个老居民区，可见商贾汇聚的历史由来已久。

    最让人眩晕的是迎面扑来的汽车流，一辆接一辆源源不绝，且速度极快，真不知这么多人要到哪里去，在追逐什么。我还发现，每当红灯显示、车流暂停的间歇，路旁就飞出几个扛刷子的小伙子，闪电般地擦拭汽车玻璃，可得一点小费；有的车主摆手峻拒，他们也不愠不躁，另觅主顾，干得颇有章法。由此细节似可见出意大利经济在欧洲不算太景气的迹象。记得昨天看到各个机场的公用电话，档次也不一样：法兰克福的最高级，镀银色的或镀金色的电话机身闪光，配以漂亮的大玻璃圆罩；罗马的就差一级，也是金属配罩的，但较陈旧；巴勒莫的更差，窄窄的塑料机身，颇显寒碜，这是否也反映着意大利经济与德国经济的差距?

    我们几乎没看到一辆自行车，但摩托飞车却是一大景观。车手们一般长得高大、英俊，穿着帅气，尤注意发型，大背头梳理得如钢丝网罩，真是油光可鉴，根根风流，足使苍蝇蹉跌。他们的车技惊人，在车海中钻营，如浪中飞鱼，如花中蛱蝶，有时会突然在你面前来个“立正”，很礼貌地让你先通过。说实话，巴勒莫的街头秩序井然，你断难相信，这里会发生凶杀和枪战。当然也有令人咋舌的事。听老王说，有一年有一中国出访者正在马路边闲荡，呜的一声，身边擦过一辆摩托，他的提包就不见了。这位同胞还算反应敏捷，又会意大利语，便追赶着大喊：“里面没有钱，只有护照。”话音未落，他的提包在空中划了一个弧线，又飞了回来。老王感叹说，这真是万幸，丢了护照和机票，可不得了啊。听了这故事，我们都没有笑，倒是下意识地更紧密地团结在王翻译的周围。也许大家都在思忖，倘若老王被绑架，我们跌落在言语不通、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中，恐怕再西装革履、衣冠楚楚也没有用，那才叫寸步难移呢。

    还有一股广告流，也令人眼晕。虽然巴勒莫不是大都会，但我们已感受到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广告流的包围了。巴勒莫的广告有个特点，同样的画面一贴一长溜。有一广告，画一女郎弯弓搭箭，欲发未发，我们的汽车跑起来，就有一支支箭迎面射来的动感。还有一种六条腿的狗的广告，到处都是。起初不明白，以为是什么宗教标志或图腾徽记，后来才弄清楚，那是意大利石油公司的广告，意谓：加了我的油，你就变成六条腿了。还有一种汽车公司的广告，也是别出心裁。画的是三条跷起的女人大腿，在三条腿的根部汇合处，则是一眉飞色舞的女人头像，意思也是：你只见过两条腿的人，买了我的汽车，即可领略三条腿的女人跑得有多欢势。后来还听说过一种电视广告，更加匪夷所思：每晚定时在电视上出现一绝色女子，她脱去大衣然后宣布，第二天她将脱去上衣，第二晚她果然脱去上衣，后又宣布，第三天她将脱去长裤，就这么依此类推；谁也不知道她要宣传什么，只觉得有趣，就紧追不舍。果然最后一天她如约脱得精光了，来了个人体艺术摄影。此时，屏幕上打出一行醒目大字，曰：“某某某保险公司，说到做到!”众皆粲然。做广告不但夸示产品的优良，还要运用象征手法，启发你的想象力，或制造悬念，吊你的胃口，也真挖空心思了。难怪这块国土上早就产生过威尼斯商人夏洛克式人物，以及他那充满灵感的“割一磅白肉”的借据了。

    不知为什么，站在熙来攘往的异国的街头，我有些怅然。昨夜还在为黑手党的肆虐担心，现在却被新的疑虑代替：在这商品化的社会里，精神的位置在哪里?文学还有地位吗?人们还会光顾文学奖一类的活动吗?国内的纯文学尚且被经济大潮挤到一边，也被文学内部的通俗潮挤到一边，一再地失落，圈子愈缩愈小，何况这里乎?说不定所谓蒙德罗文学奖也就是几个文化人聚到一起，如小型沙龙，冷清清自拉自唱一番罢了。我甚至已想象出即将出现的场面有多么尴尬了。

   我知道，我所看到的一点东西，不过是这座城市皮毛的皮毛，距离她的心脏和灵魂，真不知有多么遥远。我不断自问，你跑到这里来是想看什么，寻求什么?仅仅是为了所谓的“一开眼界”吗?并不。我一向有种探究人的内心奥秘的欲望，现在面对着肤色、面目、行为方式、文化背景均极悬隔的人们，这种欲望就益发强烈。我想窥知，这些匆匆的男女过客，心里想些什么，最关心什么，他们的信仰、良知和渴求是什么，他们怎样看待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是怎样的历史文化血脉孕育了他们特殊的文化性格。诚然，政局不稳，黑手党猖獗，是实情；人人为赚钱奔忙，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巨大的商业化机器，也不虚妄，但这些终究是表象，文化传统和精神根基才是更稳定、更深层的支撑力。在短短的几天里，我固然不可能找到答案，但我要寻求。路易吉·巴尔齐亚在他轰动一时的《意大利人》一书的卷首语中，引述过奥登如下的话：“在欧洲有哪个国家，其人民的性格受政治变动和技术进步的影响会像意大利人这样小呢?”这话是很耐人寻味的。如此看来，什么商品呀，广告呀，并非西西里人的特色所在，只因我初涉西方社会，备感新鲜罢了。他们的特色，也许正在不受外物影响、变动甚小的方面吧。

    精神的存在有待一双精神的眼睛去发掘。果然，在以后的几天里，我更多地看到了传统文化的庞大身影无处不在，至今仍力图主宰人们的心灵。如果说我一开始便看到了“真”，那么现在就时常感到“善”和“美”的包围了。在市中心广场附近，有一长方形的巴洛克风格的古建筑，已是褐绿色，屋顶上的青铜骑士雕塑群像，一个个跃马昂首，伫立于苍穹，别有一种古风余韵。这建筑是马西莫歌剧院，建于十八世纪初，曾是欧洲第二大歌剧院，地中海最大歌剧院，因上演维尔第的歌剧，名重一时。真所谓繁华过后成一梦，如今它是这般老迈、式微，但人们并未遗忘它，它周身围满脚手架，据说因经费原因，修修停停已多年。我注目良久，眼前幻化出薄暮时分，华灯初上，穿着夜礼服和百褶裙的贵族男女纷纷步入剧院的情景，他们之中，也许有痴恋烧炭党人的少女法尼娜，也许有《牛虻》里的亚瑟和琼玛，也许还有皮兰德娄讲述的凄伤故事中的主人公，那手捧西西里柠檬的青年密尔库和思断情绝的乡村女歌手苔里娜，一种沧桑之感忽地涌上我的心头。但歌剧艺术并未在意大利稍衰，至今仍是人们最喜爱的，与足球共称意大利人的两大骄傲。我想起国内为振兴歌剧呼吁多年，成效甚微，倒是赵本山们的“小品”畸形发达，我不知道这究竟是民族欣赏习惯的差异，还是文化境界和审美水准的距离。其实，何止歌剧，作为古罗马文明的故园、文艺复兴运动的发祥地，意大利的建筑、雕刻、绘画、音乐，无不精美绝伦。在这些方面，巴勒莫与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地相比，自然是小巫见大巫了，但即便如此，你仍会深深感到，这里是黑手党的渊薮固然不假，但它更是艺术的王国，艺术精神已沁透了城市的躯体。看路灯辉映下的“羞耻喷泉”，你会为裸体石雕的美妙叫绝，抬头看山顶上残阳斜晖中的古堡，你会为历史的庄严神往，甚至在街角你看到老百姓自发地保护的一小块方尖碑，也会为人们珍惜文明成果的情操所感动。从本质上说，艺术乃是自由的象征和人类力图超越自我的表现，它具有天然的解毒作用。很难想象，一个幽暗的罪恶灵魂或者一个只知数钞票的经济动物似的人，会真正倾心于艺术。

    参观最多的还属教堂。尝听到有出访者抱怨说：“一天到晚看教堂，真没劲!”说这话的，可谓只知看热闹，不知看门道。意大利的教堂之多，绝不亚于国内的佛寺，所不同者，佛教在我国已近衰落，而天主教虽几经变迁，教廷对教义的阐释虽迫于科学的发展一改再改，但它作为精神象征的地位并未改变。一个人从生到死，哪件大事能离得开教堂呢?教堂不仅是精神堡垒，而且是搜集艺术珍品的殿堂，它倒是集认识、教育、审美功能于一体。我常在想，倘若没有教会这块沃土，西方艺术还能如此绚烂吗?反过来说，没有艺术魔力的张扬，宗教的神圣感和神秘感还能如此久长吗?为了提高宗教的感化力，各种艺术家们真是殚精竭虑。蒙特利教堂的穹顶画也许还不算最有名，但那巨大的耶稣的一双永远追踪着你的勾魂摄魄的眼睛，会让你战栗。且不同的角度耶稣有不同的神情。新的科技手段也开始进入教堂，如复杂的现代声光设备代替了管风琴。在一教堂，我们想细看壁画，苦于光线不足，经人指点后将五百里拉硬币投入一黑箱，只听咔嗒一声，立刻光明大放，一室辉煌，可惜好景不长，刚到两分钟，它就很客气地熄灭了。

    我不止一次地看到一队队儿童在教堂里围着牧师听讲的场面，不由得让我想起我们参观历史博物馆或阶级教育展览会的情景。看来，他们的“思想工作”也抓得挺紧。我注意到，各教堂都设有多座“忏悔室”，那是个小木屋，三个门，中间是教士席，有小窗通二厢，教士安坐中央，可倾听跪伏者低诉自己的罪愆。记得我国最早走出闺门、走向世界的知识女性钱单士厘(晚清人)，在她的《归潜记》中也曾详述“忏悔亭”的形状，所谓“中室与旁室不相通，唯有铜网一小方(亦有以不透明玻璃代者)漏达声浪而已。旁室无门，无座位，有小几，为诉忏者跪久倚手之用”等等。一百多年过去了，这忏悔亭倒毫无变化。我没见到一个人忏悔，便怀疑它是否已沦为观赏物了。但据罗贝塔说，自有人忏悔，但要在指定时间进行，她又笑着补充说，是不是真心忏悔、毫无隐瞒，那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了。

    印象最深的是建在海岸高岩上的罗萨尼亚教堂。罗萨尼亚是位女圣徒，十二世纪人，终身不嫁，把一生献给慈善事业。我看到她的一尊卧像，周围撒满了供奉者的钱币，她的神态既痛苦又甜蜜，似正进入一种“神圣交感”的境界，与贝尼尼塑造的圣女苔列莎很相像，确有股令人既惊讶又感伤的力量。听说她最灵验，类似中国的海神。我们看到神台下堆放着一些旧轮胎、铁锚、救生圈之类，不解其意，经打问才知道，那是海上遇难的水手有幸苟活下来，奉献给她的。更奇特的是一面大墙上，挂满了银制的人的各种器官的影型，举凡手、脚、心、肺、肾、眼睛、耳朵，应有尽有，如挂了一墙小首饰。原来是病苦之人为祈祷解脱痛苦而奉献的。究竟是病愈后的感戴，还是病苦中的希冀，就不得而知了。

    在教堂外的台阶旁，我们见到一个乞丐，是一中年男子，穿粗呢西服，样子不怎么褴褛、可怜。地上铺一张纸，经翻译，知道上书：“请帮帮我这穷人吧。”我想此人堪称心理学家，因为他能抓住人们步出教堂悲悯情怀被充分激发的瞬间化缘，但那盒子里的收获似乎并不丰盛。王宏甲热衷于搜集民俗，就硬要抱住乞丐的肩膀合影，但相机出了故障。谁知这乞丐竟示意我上卷并扳动一小部件，果然障碍排除，照片拍成了。如此乞丐，倒也罕见，我们不禁面面相觑。

    出了教堂，在一海岬上，看到了罗萨尼亚的另一尊铜塑像。她面对大海，一手高举十字架，一手紧握权杖，神色冷峻，狂风飏起她的长发，不复那尊卧像的温柔。我定定地望着这位狂风中的圣女，刹那间似乎明白了许多。任何一个民族，要在历史长河的惊涛骇浪中前行，就必然有它的文化根系。精神动力和宗教信仰，这些东西沉埋在集体无意识的深层，虽然时移事迁，它那基本的框架却不会改变，向真向善向美的精神不会绝灭。

    第三天下午，我们接到通知，当晚十点去参加一直等待中的蒙德罗文学奖授奖仪式，这也是我们此行最主要的活动项目。会议在哪里举行，将出现什么情景，我们都在心中暗暗悬揣着。汽车又一次路过炸死法官的现场，又一次穿过火树银花、光怪陆离的商业中心，终于在一座叫玛丽亚的教堂前停下来。我们有过各种猜想，但谁都没想到会在教堂举行。门口已停了很多车，男女警官林立，有的在用报话机联络什么，气氛似乎又紧张了。

    但是，一踏进教堂，仿佛进入避风的港湾，我们立刻感受到一种高雅、温馨、安详的情调，似乎屋外汹汹的商品潮，抑或黑手党的阴影，全都远遁敛迹了。眼前确是一块超凡脱俗的空间。平时做弥撒的地方，摆上了观众席，主教大人的讲坛，成了评委们的座位。来人不少，约三百多人，除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领奖者、特邀代表，大多是当地的文化界人士。真没想到，这座动荡不安的城市，还蕴藏着这么多彬彬有礼的文人雅士。

    蒙德罗是巴勒莫海滨一个风光迷人的小镇，文学奖即由此得名。自一九七五年设立至今，已历十八届。它设有处女作奖、翻译奖、意大利作家奖、外国作家奖、特别奖等多项，评奖范围是该年度的作品，对象则以本国为主，兼及世界五大洲，评委均由教授专家组成，旨在促进世界文化交流和文学繁荣。中国作家王蒙和翻译家吕同六，曾经获过此奖。这项奖的骄傲是，有四位获奖者后来或同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据我国驻意文化参赞李国庆先生说，目前意大利最有影响的文学奖，就是它了。它的发起人是兰蒂尼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兰蒂尼先生曾是西西里的著名法官，仪表堂堂，魄力非凡，他的热衷于此道，完全出自对文学的热爱。此刻，这位总导演静静地坐在一角落里，正心情激动地观看他操劳的成果的展示。

    这确是一次别开生面的颁奖会。国内的颁奖会，大都是领导出席，分宾坐定，然后宣读名单，获奖者鱼贯上台领奖状，再推举一名代表上台念发言稿，说些感谢领导、感谢评委、继续努力之类的套话，最后演些小品歌舞之类结束，未免板滞。这里则是由电视节目主持人手握话筒，全权主持仪式。获奖者上台后，当即有评委一人起立，宣读对其人其作的书面评价，并颁发证书。证书素朴大方，不见大红大紫或钢印图章之类，乃一白纸，除印上作品作者名字，下面全是评委的亲笔签名。然后主持人提问，获奖者即兴回答。由于获奖者的年龄、性别、个性殊异，常常妙趣横生，颇不单调。墨尔本的提麦因女士，研究但丁有成就，她却幽默地说“我没有研究但丁，我只是读但丁”，突出一个“读”字。台下报以热烈掌声，想必人们为她的谦逊和真诚鼓掌。那种不认真读原著的研究者还少吗?小说《十一月的飓风》的作者，捷克作家哈巴尔，据说名气不在昆德拉之下。他是个老人，一生经历复杂，受过不少苦，他不修边幅地倒披一件毛衣上台，站久了就自己搬一把椅子来坐，惹得台下爆出一片善意的大笑。我团代表杨牧，即席朗诵诗歌，他动作夸张，带表演性质，女士们不断掩嘴吃吃地笑，笑得我们心里发毛，生怕砸锅。原来这是文化差异所致，等到翻译了内容，台下的掌声又十分热烈。这里，不同种族、国家、肤色、语言的人们汇集一堂，却毫不隔膜，气氛是那么友好、轻松、活泼，好像有股热流在每个人心头激荡，那就是文学。不记得是谁说的：一个民族没有了文学，就意味着精神的死亡。

    梦幻般的长笛声轻扬起来，泉水般的钢琴声滑过了大厅，会上穿插的文艺节目，一律是阳春白雪，绝无杂耍闹剧的地位。我望着圣母塑像慈祥而严肃的神情，环视周围典雅的圆柱，穹顶壁画中翱翔的天使，听着仿佛只有天上才有的音乐，有种灵魂飞升的感觉。这哪里是一次普通的文学颁奖，这是人类文明成果的一次辉煌展示，是美的骄傲的炫耀，在这样一座不安的城市举行，尤其显示着文学艺术顽强的生命活力。

    明天我们将告别西西里，前往罗马，那里会有更多的艺术瑰宝可观，但我仍依恋着这块诡异的土地。歌德说过：“不亲眼看看西西里，便不能真正了解意大利。”西西里把传统与现代，古代英雄的美德和现代都市的罪恶，深固的家族观念与商战技巧奇妙地交错在自己身上。不是说它“变动最小”吗?这一方面固然是它背负着传统的沉重包袱，另一方面它又无时不以人性之光、理智之光反抗着物欲的压迫。再见吧，西西里，我此生大约无缘再踏上你的土地了，但我会永远记住你的启迪的。

                                                   （这篇游记为旧作，现应博友之约，帖于此）

    近年来，王松给我们提供了一组富于深度的、可作多种解读的文本，也不妨看作是对批评者审美判断力的一种挑战。这组作品大致包括《双驴记》《眉毛》《秋鸣山》《哭麦》《后知青的猪》等等中篇，我认为它们具有恶魔化，荒诞化，极致化的倾向。所谓恶魔化，并非贬义，只是在神性与魔性，人性与兽性，人性善与人性恶之间偏向于魔性的一种表现态度。鲁迅先生的《摩罗诗力说》中的摩罗如果偏于狂飚突进的浪漫派含义的话，那冯至先生在《浮士德里的魔》中的魔，就更倾向于人性恶的恶魔性了。

    王松从多年前的《红汞》开始，即演绎着一个个关于仇恨与报复不断循环的故事。有意味的是，这些故事并不一定来自阶级、政治、道德层面上的伤害，而是来自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深层的，人性深处的伤害。如果不是生活本身提供，似乎很难想象出如此怪异又如此真实的惨烈故事。在这里可以看到灵魂的能量，看到仇恨的种子埋得有多么深。这显示了文学对人的认识的某种深化。在表现人的问题上，像他这样的作品，由单一到复杂，由显意识到潜意识，由理性到非理性，由有名状态到无名状态，由一般的社会性、道德性到特殊情境下消极文化对人性的虐杀。

    现在的评论者，多称王松的这些作品是“后知青文学”，我看他只是把知青生活作为一道背景，作为展示人性恶的一个平台，而他一贯的创作格调和审视生活的角度，并无太大变化，只是来源更丰富，取用起来更方便，施展的余地更大了。他的作品让人看到，在某种特定环境中，人会变得多么可怕，具有多么大的破坏力。这使我们对人性有一种更清醒的认识。《双驴记》就是一个出色的例子。犹如一面镜子，虽通过人与驴的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较量，其驴性也是借动物体现出来的极端化扭曲的人性。这就照出人性恶的影像，但又不是一般的镜子，是哈哈镜，有变形和夸张，荒诞和恶魔化的成份，从而比较深刻地写出了对人的尊严的蔑视，以及冷漠，无动于衷，怎样导致了人性的丧失，怎样使被伤害者变成了伤害者。另外，他的拍案惊奇式的写法，为常人所不知的作恶手段，关于动物的，科学的，药物学的知识，有些已涉及到犯罪心理学，丰富了小说的表现技巧。

    但是，不能忽视，在王松的作品中，有大量变态，残忍，冷血，丧失良知的、灵魂被扭曲的故事。他的人物，比如在残害一头无辜动物时，也在泯灭着自我的人性，良知，可惜对这样的悲剧缺乏反省，有时沉醉在血腥报复的快感中。问题还在于，他的人物在作恶时，没有不安感，犯罪感，于是也就没有了忏悔的基础。仅靠最后的一两句话，如多少年后，“泪如雨下”，是不够的。《哭麦》就很典型。我隐约感到，王松对人性恶的理解中，是否认为，人性恶是一种潜藏在每个人身上的本能、本性式的东西，人性中有兽性，兽性中含人性，它们是与生俱来的，到适合的温度和条件下便会大量释放出来。我认为，发现恶的真相是极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这个世界需要爱，拯救，同情，以及深切的反思，如果能渗入这样的思考，是否会更合理，也更有力呢？

                                                                          （一个发言提纲）

古老儒家帝国的现代性蜕变

——读《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

   《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是一部大书，不仅因其框架和规模大，长达八十万言，跨越四百年，更因为它的气魄，叙事风格，以及涵括力处处都透示出大气。此书自1970年在美国出版以来，已五次修订，销行世界多国，达数十万册，欧美学界对它的评价之高，异乎寻常。比如，说它是“公认的中国近代史的经典之作”，“目前还没有一本近代史的著作能超过这本书的成就”，“这是一本极具深远影响的经典力作”等等。

    此书作者徐中约（1923——2005）自194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后，一直生活在美国，且终生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早年曾获哈佛大学博士，是这个领域在海外的权威学者，著作宏富。但尽管如此，我在拿到这本书时仍然信疑参半，因为现在即使是严肃的学术著作也掺杂着过度包装和过分夸张的成分。我现在也不能完全接受以上美国出版商的评价，我想用我的眼光来鉴定它。一路读下来，总的感受是，明彻，通透，底蕴较深厚，有一种清晰而深刻的风格，一些段落，其赏心悦目不亚于黄仁宇。至于它是否就是迄今“没有一本近代史的著作能超过这本书的成就”者，因所知有限，未敢妄下结论。但我想谈几点看法。

    首先是，在徐中约笔下，近代史是主动史而非被动史。也就是说，它不像许多教科书所描绘的，只是一部任人侮辱，宰割，蹂躏的血泪史，而是努力回到历史现场，发现并突出我们的许多历史人物曾经作出的积极回应和悲壮的失利。肯定这种主动性在现代转型中的作用。徐中约强调说：近代中国历史的特征并非是一种对西方的被动反应，而是一场中国人应付内外挑战的主动奋斗，他们的力图更新并改造国家，起了一定效力，使之从一个落后的儒家普世帝国，转变为一个在国际大家庭中拥有正当席位的近代民族国家。

    此书的客观性，广涵性，折中性，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里的折中性并非贬义，而是在复杂的历史问题面前不贸然下结论，客观地引述多方意见，让读者自己去求寻可靠答案。例如，究竟是从鸦片战争，还是从1600年即揭开了近代中国的序幕，作者就持有非常谨慎和新颖的见解。作者不忽视难以把握的历史潜流，不回避尖锐矛盾，坚持正面的从容的剖析，让史实说话，不轻下结论，是它的又一特点。在我看来，它吸引我的还有一个长处是，作者能对一系列重要历史人物的性格和行为动机，展开一种机智的、暗含幽默感的、富于独见的陈述甚至于刻画。黄仁宇的魅力在于此，而徐中约也以其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风格擅长于此。

    当然，给这部书带来巨大声誉的，也许是欧美学界对它的“超越意识形态，阶级，党派、种族和文化的眼光”的称赞。但我认为，他也许并不可能彻底做到这一切。应该肯定的是，徐中约确实基本做到了对各色历史人物抱以宽容、同情，善意之心，尽可能公平公正，客观冷静地看待历史。这是他取得成功的根本。所以我们可以说，它是“以中国人的身份对近代中国发展进程的看法”。另外，这本书是用英文写的，译者的译笔比较精良，流畅，灵动，在很大程度上扫除了中文读者的阅读障碍，也很值得一提。但后半部删节过多，长的长短的短，常有接不上气的感觉，这可能会使总体评价大打折扣。

我在埃及拜谒法老

    近日得一机会去了埃及，从12月23到12月31，共九天，但往返都在迪拜转机，前后逗留近二十小时，实际在埃及的时间也就七天。

    23日晚八时半，乘国航CA941，飞行八个多小时，抵阿联酋之迪拜。机上人满为患，几乎没一个空位。先上来的人企图占座，准备睡大觉，等人上齐了，无不失望地各归各位。乘客基本都是国人，看上去都像去打工的，我惊奇于到中东地区的打工者何以如此之多。旁座是一中年女性，长春人，自言在科威特卖服装，收益还不错，但须时常回国进货。我说科威特人那么有钱，能看得上咱中国的服装？她说，中国货便宜，谁不喜欢便宜货，何况有些款式在科国也流行。我问你们的孩子呢，教育呢，她说只能放在国内。我说不能拿到绿卡之类吗，她说不可能。其间有一深目鹰鼻的男子不时从后舱跑过来看她一眼，就又走了。我问这是谁，答科威特人，一块做生意认识的。遂无言，各自斜倚睡去。

    迪拜是阿联酋第二大城，近年来名声鹊起，仅次于阿国首都阿布扎比。阿国约八万平方公里，比我们宁夏略大一点，由七个酋长国组成，除了迪拜，还有沙迦什么的，富得流油，或者说，因流油而骤富，平均每天有1、6亿美元进账，真是芝麻开门，财源滚滚。提起阿布扎比，言之者对其豪华和富丽无不称羡。而迪拜，却是一座以闪电般速度建设，用金钱堆塑起来的新城。它是亚非欧的一个咽喉要道，集散中心，以它为轴心，四小时之内，海湾诸国无不可达。其新航站楼设施高档，滚梯宽，大厅阔，不锈钢的巨柱甚是雄伟，听说还有真金包装的器具，我没看见。总的感觉是，不及我们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那样心旷神怡，但用料之精良却在我们之上。听说还在造一座世界最大的新航空港。我们一下机，早有国航“接站人”候在那里。“接站人”大约是一种新职业，专门安排转机者的吃住行。他们在高喊，去喀土穆的跟我来，去科威特的排好队，去阿曼的往边上站，去开罗的取了行李跟我走。接我们的是位新疆姑娘，大学毕业，来自克拉玛依，我问她话，回答很迟慢。她已没了我们的新鲜感。

    迪拜全城近一百六十万人，百分之八十是外来者，分新旧城，一水之隔。新城摩天大楼鳞次栉比，多作哥特式建筑的冲天状，绵延不绝，新建清真寺的圆顶点缀其间，风格独异。这里被称为“世界建筑师的乐园”，有世界第一室内滑雪场，正在搞的还有水下酒店，硅谷，世界七大奇迹的复制等等，钱多得不知道怎么花。“迪拜塔”有多高没人知道，说是保密。著名的帆船酒店在人工岛边，七星级，仅参观门票就要一百美金；恰逢圣诞节前，不让参观，我们也省了，就是让参观我也不准备掏这钱。总统套房一晚一万八千美元，最低的房也得一千五百美元，听说有纯金马桶呢，不知道有没有纯金牙床？我看啊，该便秘还是便秘，睡不着还是睡不着；就是睡着了，金床银床还是铺板土炕都一样。难道在这里睡一晚能成仙？看着一片白帆样的高楼在云雾中明灭，我不禁慨叹：人啊，人！

    迪拜出租车司机对人很客气，多为印巴劳工，每月弄好了可得五千美元，但租房极贵，占去一大半。他们谨小慎微，力图捧住金饭碗。迪拜城很安静，其法律规定，只要发生打架，不管谁对谁错，全都关起来再说，所以人们都很克制。纯种阿拉伯人已很少，物以稀为贵，他们是真正的贵族，他们享受的与生俱来的待遇是一般人不能比的。白头巾上有个圆箍压着，下面是一张轮廓分明的脸，一双黑而明亮的眸子，再配以白袍，拖鞋，何等飘逸和潇洒啊。对我来说，这是一种陌生的美感。他们神色宁静而略含傲气，有的还盛气凌人，我们办手续时就着实领教了一回。有个国航小姑娘，山东人，气哼哼地说，我就盼着赶紧把他们的石油抽光了，那就老实了，到时候要饭还不如我会要呢。哈，一定是平时受气多了。但应该承认，一般情况下，阿拉伯人是自尊而礼貌的。

    算来中国与埃及两国作家之间的交流互访，已中断了十四年，这回是首次续接了传统。25日在开罗，我们先是参加一个文学翻译会议，在有名的萨拉丁城堡举行。阿里清真大寺和有名的兵器馆也在这城堡里。意外的是，城堡内还有埃及作家协会的一个活动场所，颇独特，古堡、文物与办公室同在，古典家具极考究，辟出空间来，展示近现代著名作家的笔迹手稿，用过的器物，配以陶罐，名画，别有一番高雅。大概相当于中国的现代文学馆。据说是由政府拨款300万美元装修的，可见埃及对文学还是重视。我只知道埃及作家马哈福兹，198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以擅写开罗城市的人情世态闻名，便在他的馆里留了个影。

    当日要求着正装，注意风度，却忘了温度。此时正值埃及隆冬，如北京的深秋光景，冷起来也够呛。我为了配西服，不敢穿厚牛仔裤，光腿穿薄西裤，尤其不该听信有人说开罗比迪拜还热，结果冻惨了，寒风凛洌中，惟瑟缩而已。实在扛不住了，曾要求回宾馆加衣，一时无车，只能忍着。我们赶快钻进城堡内的阿里清真大寺，稍暖些，此寺高拱顶，气象肃穆。我因为冷，没认真看。后来才知道这天寒流来了，第二天却又热得反常，埃及的冬季让人捉摸不定。但埃及的与会者并不太讲究，有的穿得厚厚的，有戴围脖的，也有西装革履者。开起会来，完全没有仪式化的庄严，连来宾都不怎么介绍，更不提官衔，发不发言随你。顺序一般是他们自己先发，再是阿拉伯人发，后来才点来宾，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若过于郑重反会显得有点滑稽。我们完全听不懂，干坐着。这是民间的学术会议，国家级大会大约不是这样。

    以后的几天发现，埃及人比较闲散，一点不紧张，说八点半来接，九点半左右才能到，但肯定到，而且非常和气，不急不躁，不紧不慢。在埃期间我没看到过一次吵架场面，激烈的大声喧哗似也没有。但他们显然缺乏紧迫感，更无“时间就是金钱”之类。张健先生幽默地总结为“漫不经心”，我有同感。依我看，这既是缺点，也是优点。

斯芬克司之谜

    26日晨参观吉萨金字塔，就在开罗城的边上，包括胡夫和他的儿子，孙子三个法老的塔，但并不如想象得伟大。东华说，比头一次见到长城时的震撼力差远了，此语可谓表达了大家的共感。任何事物，一旦名气过大或炒作过甚，亲临者便会失望。不过壮观还是蛮壮观的，胡夫塔石块坚硬而大，石与石之间严丝合缝，一根头发也插不进，由230万块石头组成，每块重达2、5吨。据说是10万人奋战了20年才完成的，塔高146米，现因风化缩了，也还136米。只要多花点钱是可以进入塔内的通道，看法老棺椁的。那就进吧，体验一下盗墓的感觉。谁知一钻进去，想退都退不出来，如爬山路，匍匐弯腰近乎膝行，与下行的男女摩肩擦踵，身后不断涌上来的人顶着后腰。我忽感大事不妙，甚至恐怖，想撤，但卡在中间，憋闷难当，头上冒汗，哪里撤得了啊？只能豁出去与法老共舞了。几番蹭蹬，我辈最终上达一空室，见一平台，仅一残缺空石棺耳，没什么宝贝，也没有木乃伊。

    法老是很神秘的。有位法老的墓室刻着这样诡异的话：“我能看见昨天，我还知道明天”。据说发掘这位法老墓室时，围观的人后来一个个得怪病死了。前几年在胡夫塔搞过一场“机器人破解古埃及法老咒语”，操办者保证不会让围观者受伤害，于是从现场观众到全球视屏前，都睁大了眼睛看，结果啥也没有发现。但专家立即站出来说：“什么也没有发现，就是伟大的发现”，堪称妙语。从塔顶下行，我手扶栏杆，不料被栏杆中暗藏的旧铁丝戳破了虎口，顿时鲜血直冒，我躲到一空隙处，掏出随身带的热茶水冲净了手，再用手纸强力包捏，总算止住了。同行者戏称我“血洒胡夫塔”。不知主何征象。

    下午转到开罗西南方的萨卡拉陵墓区，出城时，看到了开罗老城区，无数清真寺塔像浮在海上，在雾霭里明灭，这才悟出开罗何以叫“千塔之城”。节目仍是看金字塔，大家已无太大兴趣，倒是博物馆有点看头。这一带，西边是墓地，东边是神庙，高地是沙漠，河谷是绿洲；沙漠与河谷之间的界限，好象是上帝挥舞利剑劈出一条直线，万里黄沙与无垠绿色划然分明，只几步之隔。一眼望去，田里有麦子，卷心菜，茄子，西红柿，还有羊群，中间点染着椰枣树，棕榈树；田土呈黑褐色，是淤泥形成的肥沃。不见工业区，地表水却有污染。烂尾楼是一大景观，很多房屋都是钢筋根根冲天，不封顶，而住者自住。原来烂尾楼与逃税有关，官方睁只眼闭只眼，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也。

    尼罗河差不多养育了整个非洲，她纵贯埃及大地，其河谷地带丰饶美丽，百分之九十的埃及人聚居于河谷地带，而其它百分之九十是漫漫黄沙。我看，举凡伟大的文明，必有一条或数条母亲河为其摇篮。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就各有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恒河，黄河，长江在日夜不息地哺育着。面对尼罗河田野，我不由自己地念诵起泰戈尔赞美恒河的句子：

 顶礼！顶礼！顶礼！

   美丽的母亲孟加拉大地

恒河岸边柔和的风

是你轻轻的呼吸。

我站在尼罗河谷的田野上

    开罗与北京时差六小时，开罗晚饭开得很晚，饭后想与家人联系，一看，北京那边都下半夜四点了。宾馆晚上无任何娱乐活动，既不洗脚也不OK，更无任何骚扰电话，服务生一律男士。忽闻大厅举行婚礼，大家好不兴奋，都跑过去看。但见，鼓手，敲得响，黑管，吹得欢，气氛热烈。新娘子个儿高，落落大方，显得很有主见的样子，她舞姿婀娜，闺密们环绕着她，如众星拱月，新郎举手投足进退有度，博得所有在场者的好感。双方老父母都来了，有的极胖，有的老态龙钟，都挪着身子旋进圈子跳舞，他们是那样活跃，忘情，决不是装的，是心眼儿里冒出来的快活。听人说，埃及人活得单纯。那一刻，我觉得生活很美好，我看到了埃及人性格的又一面。

    27日按埃方安排，去米尼亚省，还是去开一个会。从开罗到米尼亚，须五小时车程，全是沙漠，路过法尤姆，分上下行道，柏油路面，左为阿拉伯沙漠，右为利比亚沙漠，与新疆和河西走廓的地貌相像，但风小，沙流小，不然公路早被掩埋了。沿途可见运棉花，土豆，西红柿的车子，未免单调。忽发现前车有一阿拉伯婴儿，粉都都的，可爱至极，冲我们笑，我们全向他招手，他居然知道还礼，两车人遂大笑。此时两车司机为了凑趣，展开了超车战，你追我赶，各显身手，颇不寂寞。

    米尼亚是尼罗河边一个小城，安详，静谧，躺在河湾里。我们在河边吃了一餐饭，羊肉烤得不错，“耶素”饼裹茄子酱好吃，蔬菜鲜嫩，汤好喝。埃及饮食起初你可能不惯，越吃越有味，我是吃牛羊肉长大的西北人，更能适应。还曾坐在躺椅上吸过几口水烟——埃及人特有的一种享受，气味甚佳。黄昏，落日下，泛金的尼罗河，四起的祷告声，在小城上空震荡，传得很远。这是米尼亚给我最深的印象。埃及人每天要祷告五次，即使开罗这样现代化的大城市，祷告声仍随处可闻，并通过扬声器，笼盖全城。你会觉得自己完全生活在一个宗教的世界里。

    值得一说的还有黑提王子墓。墓主KHETY，习惯叫黑提。在尼罗河的西岸，太阳落山的地方。它古老，公元前2000年的。墓形为长方形，墓穴与其妻通，下深20米，木乃伊在底部。墓室有六根石岩柱，断了几根，基座还在。壁画确实出色，近四千年了，朱颜未凋。画狩猎，猎狗生动；画武功，擒拿格斗齐备，黑提王子喜武艺，此可谓之埃及功夫；还有舞蹈，捕鱼，所叉双鱼鲜美。那时男女一同劳作，一撑船女子，弯弯的腰，像弓弦一样有力的身姿，给我印象极深。介绍者说，像这样的墓室，在尼罗河沿岸还有。

    又回开罗。29日夜使馆安排我们观赏尼罗河夜景，看东方舞，也就是“肚皮舞”。不知者一听“肚皮”二字，以为其舞多么情色，多么剌激，其实不是，它只是放浪而热烈，就像那年我在埃塞俄比亚看的“抖胸舞”一样。在阿拉伯世界，能看到这样的，就算是最开放的了。转裙舞也很妙，也是单人舞。席间，与李参赞和他的夫人，北大教授，现在也是使馆人员的顾老师聊了不少。

    顾老师说，埃及是个宗教国家，超稳定，犯罪率低，小偷小摸在有些旅游点有，但少。每年国人来埃及的很多，丢东西的极少。这里离婚率也很低，第三者的事情不能说绝对没有，但很少。一个男子是可以娶几个太太的(具体数我忘了),但从财产,住房,每件首饰的价值,亲近的程度,直至遗产,必须一视同仁,否则法律不予支持；一般人，特别现在的年轻人，不堪其累,其烦，均打消此念。斋戒期间，无论穷人富人，都得要忍受饥饿的滋味。当然，专制感与压迫感，贫富之间的悬殊，同样困扰着这个国家。我想起大街上，办公室，到处都有穆巴拉克的像，还有他美丽妻子的像，这似乎让我想起了一些熟悉的往事。有一天我把手机忘在餐厅，回到房间好一会才发觉，以为肯定没了，冲进餐厅一看，它竟在老地方安然无恙，有个人面对手机吃东西，对之“视而不见”。这场面让我很感动。出发前，我曾把美元，证件等要紧东西装在一个皮包里，告诫自己不管发生什么，这个包再重也不离身。现在看来我的警惕性高得有点多余了。    

    不知该怎么说呢，这次埃及之行，也许因为经费，卢克索没有去，阿斯旺没有去，亚历山大没有去，红海也没有去，从旅游角度讲，甚感遗憾。到过埃及者无不笑话我们去的地方之少。他们说，不到卢克索，等于半个埃及没有去。是呵，那是上埃及的都城，有世界上最壮观的神庙。作家黄尧说，这就好像看一部大片，只看了个片头，此言睿智。但我在抱憾之余，有个阿Q式的慰藉，我认为在时间面前，看得多看得少都没有太大关系，如果不是为了炫耀见识之广，不以游踪之多骄人，那任何一种生活都有它的意义，就看能不能感悟到一点人心的真实和生命的韵味。

    我知道，我对埃及的了解是很浮面的，或者说，我还谈不上了解。我想再好好读点有关的书，包括翻翻可兰经和圣经的出埃及记，温习一下摩西的“十诫”。毕竟，有信仰的人是幸福的，哪怕它只是一个美好的幻象。

                                               2009年1月24日记（文中照片为黄尧所摄）

    一、《生命的呐喊》，张雅文著。一部自传。她出身于黑龙江只有一户人家的小山沟，她后来成了一名速滑运动员，她最后成了一个作家，她写的是自己六十年来的血和泪。都说现在是个物化的平庸的年代，没什么可动人的，但这部书里有风暴,心的风暴。生命可以承受无尽的苦难和付出，却承受不了太大的不公和轻蔑，因为尊严是不可辱的。作者九死一生。蘸着几近枯竭的生命之墨，写下了近乎绝笔的这本传记。有人问，现在哪里还有生命写作？我看这就是。

    二、《白虎关》，雪漠著。长篇小说。在去年所有的排行榜和评奖中，都没有这部小说的踪影，但我认为它是08年最好的小说之一。比作者自己的《大漠祭》高出了不少。仍写西部农民，仍写生存的磨难和生命力的坚韧，但细节饱满，体验真切，结构致密，并能触及生死，永恒，人与自然等根本问题，闪耀着人类良知和尊严的辉光。一部能让浮躁的心沉静下来的书。

    三、《推拿》，毕飞宇著。长篇小说。我怎么也没想到毕飞宇把笔伸到了盲人的世界，他有那么多的观察和积累，听说他在聋哑学校当过老师。这里没有好看故事，只有心的悸动，作者不是靠面对面，而是靠心贴心，带我们到了一个黑暗而明亮的世界。这世界绝对值得写，好像还没人好好写过。

    四、《那一曲军校恋歌》，陈华著。长篇小说。听说它是“世上最纯净的爱情小说”我才找来读的。果然，军校六女子的情感路，叙述极纯朴，动人之力来自内心的诚实。久违了的“清纯”，久违了的“羞涩”，久违了的“朦胧美”，让我们领略了。甚至，把“爱情”这个早已变色变味的词儿，扳回到了原位。

    五 《因为女人》，阎真著，长篇小说。单就故事来看不免平庸了点，随便翻开《家庭》《知音》一类杂志，比它奇异，剌激的性爱故事有的是。但是，作品却大有新意，今天还有没有娜拉，或者比娜拉更不幸的女人？今天还有没有玩偶，或者明明是玩偶却不知道自己是玩偶的女人？女性的价值，除了躯体和性别还有没有更大的来源？在贞操淡薄，道德滑坡，享乐主义盛行的背景下，女性该怎样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利益？

   六、《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徐中约著。八十万字，一般人不会问津，我因参加国图文津奖才看到的。作者2005年就去世了，燕京大学出身，一直在美国哈佛。有三点突出：近代史是主动史而非被动史，过去总是一部任人侮辱蹂躏的历史，作者突出积极回应和悲壮的失利，二是客观性，广涵性，折中性。三是善于展开一种机智的，暗含幽默的，富于独见的陈述以至刻画，在这一点上，似不亚于黄仁宇。

欲望时代的女性出路

——读阎真《因为女人》兼及其它

雷 达

    读完阎真的《因为女人》，我深深感到，作品正视了一个隐蔽而尖锐的时代性问题：女性实现自尊自强和自我解放的出路究竟在哪里？这当然不是一个新问题，但这部小说却含有新意；其新意在于，虽然时代的布景换了，不再是封建的氛围下，不再是专制的淫威下，而是在现代的、开放的，看起来男女平权的社会里，女性却遭遇到了新的有时是难以启齿的困境。质而言之，在今天这个欲望化的时代里，女人仍然在男人的阴影下没有找到出路——不是生活的出路，而是精神的出路，性别尊严的出路。就社会保障系统来看，女性的地位在提高；就男女双方的身价优势来看，女性的地位是否反而有所跌落？在文明的表相下，在一派融融乐乐之中，是否正掩藏着许多女性作为弱者的屈辱的泪水？

    1879年易卜生发表了《玩偶之家》，一个名叫娜拉的女子终于不愿再做男人的玩偶而勇敢地从家里出走了。这是几千年来男权话语背景下女性意识觉醒的一个转捩点。不管这部戏剧在西方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单就“五四”之后的中国而言，是很受其鼓舞的。“易卜生主义”在胡适倡导下，曾大行其道。五四个性解放的声音曾与女性追求自由自强的潮流一时在中国兴起。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做了著名的《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随后还专门写了《伤逝》进一步展开形象化的探索。似乎是为了回答鲁迅提出的问题，郭沫若在为纪念秋瑾而写的《娜拉的答案》中说，“我认为秋瑾所走的路正是《娜拉》的答案”。据说，曹禺的《雷雨》、《日出》和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记》都是受到过“易卜生主义”影响的杰作。女人的道路到底应该怎么走？这无疑是现当代社会和文学一直在苦苦思索的问题。

    应该说，对女性的命运、自由、爱情、幸福的探讨与书写不仅是中国百年文学重要的主题之一，而且是世界文学两百年以来的重要主题之一。它给我们的启示是，虽然我们追求两性价值的平等，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时时刻刻都生活在因袭的庞大的男权文化的阴影之中，也即菲勒斯中心主义的阴影之中。诚然，与八十多年前鲁迅先生提出的命题相比，今天的女性已经拥有了基本的政治经济权利，也享有与男人同样的受教育权利和结婚离婚的自由权利，但是，女人的命运到底如何呢？今天还有没有娜拉，或者比娜拉更不幸的女人？今天还有没有玩偶，或者明明是玩偶却不知道自己是玩偶的女人？女性的价值，除了躯体和性别还有没有更大的来源？在贞操淡薄，道德滑坡，享乐主义盛行的背景下，女性该怎样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利益？我认为，这些问题不但是现实的，而且是迫切的。

    恰在此时，我读到了《因为女人》。小说描写了女主人公柳依依从十九岁上大学到她成家生女直到三十五岁这一段人生的经验与波折。除了结婚之后的叙述较简明外，其它每一段情感纠缠都写得丝丝入扣，细腻有致。出版者认为阎真是写女性的高手，“在男性作家中，能把纯情女生终成旷世怨妇的女性悲剧演绎得如此精致细腻的，恐怕只有阎真教授了。”，此言不无道理，但“旷世怨妇”一语未免夸张失实。事实上，柳依依的遭际纵然不是最普遍的，也是相当常见的，作者本来就是将其作为一个普通女性来写的，惟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也才具有了警世意味。柳依依起初是纯情的，同宿舍的女生都在谈恋爱，她偏能持守得住，默默等待爱情的降临。大款欲纳她做情妇，要好的女同学苗小慧就做了，她偏能想到父母的感受，拒绝了。然而，她终于又因为追求爱情和受不得外在压力而成了别人的情妇。她有过惊愕而后悔的一夜情。在爱情的“感觉”上一错再错，而在情人背叛，青春将逝，心灵疲惫之时，糊里糊涂地嫁了人。然后生活，生女，在无聊的日子里，仍怀着莫名的冲动去寻找“爱情”，与往日情人藕断丝连，直到对方倦怠淡出。不久，原先在丈夫面前颇为高傲的柳依依发现，丈夫也已有了情妇，而且再也“不碰她了”，久久地闲置了她。她有一腔说不出口的怨愤。她试图反抗，报复，但都没有用，青春容颜的衰败使她自己都抬不起头来。她发狂地美容，减肥，健身，想能“留住一分是一分”。她在镜子前面寻找自信，收获的总是失落。丈夫的出轨让她恼怒，但女友告诉她，最高明的策略是“隐忍”：想不开又能怎么样，希拉里是何等人物，克林顿犯了错，她还不照样得想开点？她也曾升起反叛的念头，有过“出位”， 旋即发现女人出墙不是件容易的事，近乎自取其辱。最终一切都烟消云散了，虚无填满了她的心胸。作为信仰的“爱情”已死，只有以冷血对之，才不致受到太大伤害。她惟一恐惧的是女儿在一天天长大，她在心中默念着，琴琴啊，你千万不要长大。这声音是惨厉的。她感到四面都是高高的墙，往哪个方向走都没有路。要找到一条路，需要破壁而出的勇气。她没有这个勇气。

    柳依依的整个情感历程不免令人黯然神伤。与鲁迅笔下的子君相比，柳依依先前没有独立的经济能力，成了秦一星的情妇，但她始终没有像娜拉和子君那样顽强地走出来，而是沉迷在“爱情”的幻象中被动地生活着。还是秦一星的背叛和诱劝，使她与并不相爱的宋旭升结了婚。我一直在想，她与秦一星之间的关系能算是爱情吗？柳依依崇尚“爱情”，并作为她的信仰，但她理解的爱情是抽象的，实质就是是否得到宠幸，没有更广阔的社会含意。秦一星是个精明而自私的男子，由记者而提拔为“副总”，很能代表当今某些成功男士的性爱观和行为方式。他对柳依依的“包养”，始乱终弃，是把一切退路全都设计好了的，可谓深谙风月之道。婚后的柳依依发现，丈夫很快也有了外遇，自己仍然是附属品，“她越来越感到自己被边缘化了”。她想离婚，现实因素又使她最终打消了念头。如果说，易卜生和鲁迅笔下的人物，都有一种悲壮的抗争之美，那么阎真笔下的柳依依，则缺少了一种决绝性，显得懦弱，迷茫和忍从。从柳依依的遭遇来看，当性和欲望压倒一切的时候，当女性被作为性的符号突现出来的时候，当身材，容貌，年龄成为最大资本的时候，女性在“解放”的同时，就很可能遭遇最大的危机，一旦身体因衰老而背叛她的主人，她的价值就会急剧地滑落。这是很残酷的。旧道德在压抑妇女的同时，或许还有维护母性妻性的一面，但在欲望化的语境下，连这一保护层都失去了。所以作者自言，对女人来说，欲望的时代是一个悲剧性的时代，她们在人道的旗帜下默默地承受着不人道的命运。如果说，母系社会的解体是女性具有历史意义的失败，也许欲望化社会的出现是女性又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失败。

    然而，作者把一切归诸欲望化时代，归诸男权中心，并不能完全解释问题的本质。作者对柳依依呵护备至，过于迁就柳依依的“金屋藏娇”生活和越来越钻牛角尖的怨妇心态，舍不得批评她一句，并借她提出女性在今天的精神出路问题。其实，必须看到，柳依依是个具有很深的依附性的女子，她的根本观念是女人的价值要由男人来确认。她承认自己贪图享受，喜欢好衣服好房子，她怕穷日子，在秦一星的照顾下，无忧无虑地过了几年，习惯于跳操，美容，逛商场。她潜意识里欣赏并安于玩偶角色，一旦失去了玩偶的地位，便痛不欲生。在她看来，失去了男人的欣赏和爱恋，女人就自然枯萎了。她也曾试图“开辟新生活”，但依附性始终不改，我们既没有看到她在术业上有何进取，也看不到她对社会世事有何关心，她的眼界跳不出与身边几个男人的恩怨纠缠。

    阎真观察女性问题有这么几个角度：一是爱情已死。爱情已经成了不可期待之物，“这两个字我都有点说不出口了”。二是男女在生理上、躯体上，从来就是不平等的，这是女性不能得到真正解放的根源之一。作者用反讽的口吻说，在这个欲望的世界上，“一个女人，如果她已经不再年轻漂亮，她又有什么权利要求男人爱她、疼她，忠于她？”作者还站出来说，男人失去了爱情，收获了欲望；女人失去了爱情，收获的是寂寞。讲欲望讲身体，女人当然是输家，因为青春不会永久。当欲望的无限性成为可能，爱情就成为不可能。作者还借一个人物的口说，女人能有几年青春，这几年是金色年华，金子般的价值，你让他拿出金子的价格来，不然你就太亏了。上帝啊，你不公平不公平。所以阎真把他的这部小说命名为“因为女人”。这里阎真对女性的呵护和怜惜之情固然难得，但是，欲望仅仅是属于男性的吗？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切有关男女的事情，都是由男女双方共同完成的，双方应该都有责任。一个时代的道德水准不可能只体现在男性身上，女性也不例外。事实上，女性并不都是被动的受害者。在书中的女性看来，为女性呐喊的波伏娃，其本人的生活才是彻底的悲惨和失败。书中的阿雨甚至说，正正经经找一个好男人是找不到的，只有到另一个女人手中把她的丈夫抢过来，这是生死搏斗啊，不但是抢丈夫，也是抢一个孩子的父亲，要准备付出滴血的代价。我们无法否认，这些也是当今某种道德混乱现状的表现。书中一个年轻女子甚至连自己怀的孩子的父亲是谁也不能轻易确定。

    整个看来，《因为女人》在艺术上的特色突出，写人物体贴入微，写细节生动鲜活，拟对话妙趣横生，阎真的笔，时有让人叫绝的呈现。墙上照片松动的秘密，手机的短信的动静，向夫人告密后的心虚，做爱后的心理战，都让人忍俊不禁。我在谈到《沧浪之水》时曾说，它有一种泄露天机般的感觉，我看《因为女人》也有同样品相，也有道破红尘中男欢女爱及其难言之隐的机智和犀利，不时让人发一声叹。

    但是，阎真写作的突出缺点仍然是过于理念化，问题化，偏执化。作者撇开了生活的广阔性，进入一个相对狭窄的卿卿我我，恩恩怨怨的男女性爱世界，行思坐想无非“性爱”，作为一部长篇来看未免单薄了。作者的形象世界全部奔赴一个目标，那就是铨释“因为女人”的理念。为了这个目的，作者一心为女性申辨，倾诉，代言，不惜成了对男性的讨伐者，这里的男性没有一个不让人失望的，但他忘了，这世界毕竟是男女共构的世界。女性的世界本来就有扩大的必要，但在这里，似乎缩得更小了。但无论怎样，作者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新时代的悲剧女性形象，通过她道出了这个时代需要也必须回答的问题：女人的精神出路到底在哪里？她寻找的爱情幻灭了，她的婚姻和家庭只是一个假的盆景和空壳，她又不能离婚，那么，她到底去哪里呢？在某种意义上，这个世界只有两种人，男人和女人，当女人失去目标时，事实上也是男人失去目标之时。不仅女人需要寻找出路，男人同样也需要寻找出路。这个出路同样是我前面讲过的，精神的出路，性别尊严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