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以此次赈灾捐助为例，我们是为了三个目的。什么样的行为方式，1.能够达到既充分地表达了自己的同情与悲悯之心，2.能够尊重他人的表达，3.同时还促进社会福利的提高。

同时解决三个问题，才能使得捐助这一善行获得圆满的善果。

总结网络的观点，三点：

第一，不当地探听别人的隐私，是犯忌的，侵入了他人生活的自由空间，是一个善行因其 损害另一个至少与它具有同等价值的伦理准则而成为恶行；不应当去评价他人的数目是否合适，更不应当以此为由，对其进行道德批判；

第二，被打听者有可能捐款， 也有可能没有捐款，可能捐得多，也可能捐得少，当他被猝不及防地问及，他要是捐得多的人，可能就坦然回答了。而一旦他并没有捐款，他可能不打算捐款或者出于种种考虑， 还在观望，这时被问及，就会很厌烦，甚至会抵触。——捐款不是本人的义务，是本人的权利。而在别人的问话中，捐款仿佛瞬间变成了义务，变成了压力，此时被置于一个道德审判的境地。总之，这时候会处于一个非常不舒服的境地。这样压迫下的善行，还能叫叫发自内心的善吗？

行善未必是人人都会的事情，行善尚需能力，行善是一种高尚，但不是必须。只有对各个方面的伦理价值有比较清晰的基本了解和体贴之后，知道善本身在行使过程中有 自己的伦理界碑，越过界碑的善即可能为恶，唯有明了这一点，行善才是真正可能的。

第三，不必去问别人做了什么，也不必去问别人做了多少，做好自己，做自己想做的，做 自己愿意做的，做自己有能力做的。除了对政府和那些卷入此事业的慈善机构之外，真正 要问的，而且唯一能问的，是自己能不能为赈灾救济贡献自己的能力。 当前，在如火如荼的赈灾捐助中，大量的捐款无疑是捐款人自由自愿捐助的，

但是，我们也看到、听说不少地方又开始了新的摊派，这真是将善转成恶的典范。在中国的体制下，单位捐款，往往还必须领导先捐，个人的数目还不能超过领导，而必须根据你自身的职位大小，乘上一定比例。（这当然不是明文规定，这是中国办公室存在的潜规则，不存在，但是无处不在）。这样的捐款，由道德摊派之嫌，所以在我看来。我理解王石的做法。

古人的智慧：

鲁国有一条法律，鲁国人在国外沦为奴隶，有人能把他们赎出来的，可以到国库中报销赎金。有一次，孔子的弟子子贡（端木赐）在国外赎了一个鲁国人，回国后拒绝收下国家赔偿金。孔子说："赐呀，你采取的不是好办法。从今以后，鲁国人就不肯再替沦为奴隶的本国同胞赎身了。你如果收回国家的补偿金，并不会损害你的行为的价值；而你不肯拿回你抵付的钱，别人就不肯再赎人了。

而另一位学生子路救起一名落水者，那人感谢他，送了一头牛，子路收下了。孔子说：“这下子鲁国人一定会勇于救落水者了。”孔子从小事情能看到教化的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
　　
　　 “子贡赎人”自损财物做了一件好事，本应该被树为道德典范，夫子为何反而要批评他？其实鲁国那条法律的用意是为了鼓励每一个人只要有机会，就可以惠而不费地做一件大好事，那怕你暂时没有预付赎金的能力，也应该去借来赎金为同胞赎身，因为你不会损失任何东西。子贡的错误在于把原本人人都能达到的道德标准超拔到了大多数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如果鲁国君主为子贡之举树为典范---大肆通报、嘉奖、宣传乃至全国推广，会有什么后果？（大陆不常常这样吗？这也是我反对道德评判各个奖项的理由，包括榜样cufe的道德风尚奖，还有对于道德人物的推崇反倒成为他们生活的压力，如刘亚斌的同学洪战辉 ----）

一、社会表面的道德标准提高了，人人都表态向子贡学习；

二、道德水准的实际状况其实滑坡了，因为头顶已经高悬了子贡这样的道德高标，谁若赎回同胞后再去领取国家的赎金就会被认为是不道德的，然而又有几个人有足够的财力可以保证损失这笔赎金不至于影响自己的生活呢？跳高跳不过，只能选择不跳。

　　违反常情、悖逆人情的道德是世上最邪恶的东西。这是佛家的悟道之言。因为无数的教训已经告诉我们：把道德的标准无限拔高，或者把个人的私德当作公德，两种做法只会得到一个结果，这就是让道德尴尬，让普通民众闻道德而色变进而远道德而去！！
　　综上所述：道德其实应该是一个人人都能够做到的无损于己而又有利于人的。

我倾向于的对策：

我的观点：
1.反对对于捐款的一切道德批评态度，盲目拔高道德和搞道德批评的结果反而是道德缺失和伪道德泛滥。

中国隔一段时间就会陷入这个怪局。若干年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绝对道德高标，使当代中国人的道德水准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最彻底的滑坡，几乎滑到了中华民族最近两千年历史的最低道德低谷，以至于在这一口号停止使用的二十年之后，还无法恢复到文明社会的正常水平，很多国人更沦为"利己必损人"乃至"损人不利己"的道德败类。这种惨痛的历史教训，是中国人乃至全人类都应该深刻记取的。

2.归根到底，国家应该在政策上进行优惠。企业和政府应该是捐款的大头，而不是民众。

日本的一个制度－－对拾获他人丢失物品并归还者，失主应该给予１０%的酬谢。乍看之下，似乎不合适，拾金不昧居然没有得到提倡，可是，仔细想想，是在日本丢失东西的人挽回损失的可能性大呢还是在我国？对企业来说，维系其企业生存和长期发展是第一位的，如果国家早日出台相关政策以捐款方式抵消部分税务的明细政策（虽然也可能造成另外的空子腐败阻尼稀疏的诞生）。

3.建立政府、慈善机构与公众之间的信任，降低资金传递链条的损耗。慈善资金，进行审计和公开。

行善是不应该给其他人造成困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