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活越胆小

游宇明

常常觉得自己越活越胆小。二十多岁时碰到什么好吃好喝的，只要口袋里有钱（那时我一个月工资只能用二十天），我立马会将它买下来。现在呢，工资、稿费相加，不敢说小康什么的，至少也是早已脱贫了，但上街看到自己喜欢吃的东西，犹豫半天，却总是下不定购买的决心。害怕食品里有苏丹红、三聚氰胺、防腐剂、漂白粉，担心生产厂家故意标迟生产日期和保质期，担忧的事情多了，只好委屈嘴巴。

年轻时候特爱熬夜，打扑克、搓麻将、看录相、与朋友聊天、读喜欢的小说，都是熬夜的理由，动不动凌晨两三点才上床，如果来了特别的兴致，整夜不睡觉的情况也不稀奇。记得三十岁那年有个星期六，我先天晚上与人打了一个通宵的牌，第二天依然上了七节函授课，身体没有半点不适。如今，凡是晚上有人叫我打牌、聊天、跳舞、唱歌，我先声明晚上10点绝对回家，不是不够哥们，而是人到中年，一熬夜，肚子就会受寒疼痛，几乎没有一次例外，这种人为弄出的病实在把我搞怕了。

我是一个有些棱角的人，习惯于我行我素。年轻时只要不上课，就满世界瞎遛，有时办什么事出了这个城市，也没想到要跟领导说一说，单位有事找我，连影子也看不到。领导委婉地批评我，但我根本不当一回事。现在的我早已变成一个中规中矩的好员工，上班绝对准时到岗，工作一定认真负责，有事外出百分之百请假，原因很简单：活到了四十多岁，面子意识越来越强，生怕因为自己的某些忽疏再挨领导批评。

这种注重个人形象的心态也体现在工作之外的一些事情上。以前我的头发经常凌乱得象刺猬一样，夏季在单位院子里活动敢打赤膊，出外参加活动时穿西装短裤。这些年，出外之前总喜欢在家里先照一下镜子，稍稍整理一下头发；不管天气多么热，我都一定穿上长衣长裤。并非喜欢自我约束，而是由于自己多年辛勤码字，在社会上有了几分浮名，加上又在本地电视台露过N次脸，这个城市认识我的人很多，很怕伤害别人对我的感觉。

自己在乎形象，当然也开始理解领导。年轻时，单位开会，领导提出某个工作方案，我如果有意见，会当着大家的面提出来，不管领导高不高兴。现在我仍然不改向领导提意见的“恶习”，但会在私下里跟领导交换意见，领导听从了，我不会四处张扬自己的成功；领导不听，我也不会在背后批评领导的固执。领导也有自尊心，他们的自尊心也希望得到别人的维护啊！

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怎么喜欢教书这个职业，也曾多次联系过调动，有一次甚至想过放弃这个工作，去某个沿海城市做报刊编辑，只是因为愿意接纳我的单位开出的月薪低于我的期望值，才没有付诸行动。如今，我非常珍视这份平平凡凡的工作，我喜欢它的单纯，珍爱它的宁静，感激它让我有机会朝圣自己挚爱的文学，感恩它能给我一份稳定的收入养活一家老少。

我并不认为越活越胆小的生存状态就是一种理想的人生。事实上，我最向往的人生是活得本色实在、元气充盈、不管不顾、无拘无束。但我宽容着这样一种生活，我知道：这种生活虽然有着种种不圆满，但它却散发着人间的烟火气，体现着一个人的生存智慧和对他人的善意，标示着我们与世俗生活的某种和解。

最可怕的那个“神”

游宇明

一次开会间隙，与邻座讨论鲁迅，我提出一个观点，那就是 鲁迅先生的性格、思想中其实也有缺点，从性格上说，他过于较真，以至得罪了一些原本可以不得罪的朋友，比如钱玄同、顾颉刚等；从思想上说，他对旧事物的批判非常犀利，但并没有提出新的社会建设愿景。其实，这也是我去年发表在一家大报上的文章中的观点。我的话还没说完，立即遭到前排某个非常熟悉的“学者”的反驳，该“学者”说，你没有达到鲁迅的高度，没有资格批评鲁迅。

对此君的观点，我不敢苟同。我一向非常崇敬鲁迅，读《中国小说史略》，我佩服他立论的严谨、眼光的独到；看《呐喊》、《彷徨》，我钦敬鲁迅的悲悯精神和力透纸背的人物描写技巧；品《且介亭杂文》、《准风月谈》，我喜欢他思想的深刻、文笔的犀利。不只是游某等凡人崇鲁，一些大名人也同样崇鲁。罗曼罗兰是文学大师，读了鲁迅的《阿Q正传》，他说自己永远忘不了阿Q那副苦恼的面孔。民国学人领袖胡适是鲁迅的论敌，鲁迅逝世后，苏雪林攻击他时，胡适替鲁迅辩护说：鲁迅早期的中国小说史研究和小说创作，都是上等工作。但鲁迅先生文学成就杰出，一般人跟他比有巨大的差距，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将他当成一尊神敬着，不能去研究他曾经有过的那些缺失，不能批评他某些做得不那么正确的地方，相反，我觉得对鲁迅先生最负责任的态度应该是：一边学习鲁迅，一边在某些层面超越鲁迅。

现在被一些人当神敬着的决不只是象鲁迅这样的“有定评”的杰出者，对一些没有“定评”的牛人也是如此。一个老百姓救助车祸受害者，并没有人特别当回事，但如果救助者变成有权有势的局长、市长，媒体立马会跟上去，把所有的赞美之辞搬出来；穷人们天天吃大白菜、喝盐水汤少有人关注，富人在大排档偶尔吃了碗三块钱的面条，立即会被追富族视作生活俭朴的典型……其实这些将名人、权人、钱人当神敬着的人未必能从当事人那里得到什么好处，只是他们对独立思想、人格平等这些功课比较陌生，习惯于让自己的灵魂跪倒在各种权威、权势面前。

在我们这个社会挑战“神”的地位注定是有风险的，这个民族太热爱各式各样的“神”了。我们在天上放了玉皇，在地下搁了阎王，神龛上供着列祖列宗，大节小节跪拜不停。膜拜看不见的神不过瘾，还要千方百计弄出看得见的神来，比如“文革”时的最高领袖，比如现在各路“明星”、名人、牛人。我们不需要怀疑精神，更天然地仇视批判性，一旦有人与一般人的做法相异，大家会本能睁大愤怒的眼睛，充当牛人们的精神马仔。

过分崇“神”会让我们迈不开走向明天的脚步。中国确实需要鲁迅这样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确实需要提倡领导干部的爱民、富人的节俭，但所有这一切，都只能通过良好的制度设计去推动，而不靠盲目的崇拜来实现。欣赏名人而不顶礼膜拜，对领导抱有善意却对权力保持应有的警惕，推动富人遵守财富伦理而不人为拔高其所做的某种生活小事的意义，这是公众应取的态度。

有一点，我们必须记住：伟大的鲁迅当年恰恰是反对造“神”的，不管是外在的“神”还是内心的“神”，都在其反对之列。

游宇明

创办于1851年的《纽约时报》是一份美国主流报纸，其创始人是亨利.J.雷蒙德和乔治.琼斯，该报一向特别关注全球政治，订户遍及全世界。1863年4月26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英国鸦片贩力阻清国禁烟》的新闻述评，100多年过去，这篇文章依然温暖着我们的心灵。

文章一开头就痛斥“文明世界”的罪恶：“这场可耻战争（此处指鸦片战争——游注）的结果正如某些人所期望的那样，文明世界终于在远东获得了贸易上的极大便利，而大清国却丧失了她控制毒品进入其国境的全部国家权力，尽管她是这样的痛恨鸦片。”接着它分析了英国强卖鸦片对清国的损害：“在人们的记忆中，以前的大清国上上下下都充满着战斗精神，拥有强大的国防实力，而现在，烟毒令它显得多么卑弱。国家的人口停止增长了，国家的财政也在急剧缩减。曾几何时，大清国还可以从自己的国土内发掘出大量金银矿藏以供使用，而现在，她那曾经是世界最富有的矿藏几乎消耗殆尽了，对外贸易也一直保持着高额的逆差。”随着国家的日渐贫弱，清国政治的稳定也很成问题：“来自远东的最新情报告诉我们，在鸦片交易的每个历史阶段，正象我们所预想的那样，出于对现状不满和抵制情绪而直接导致的叛乱和暴行正在大清国的领土上不断地发生和增长，如此发展下去，其必然的结果只能是大清帝国的解体和崩溃！”文章呼吁世界上的公众舆论阻止英国人的卑鄙行径：“既然我们有能力把世界文明的中心与它最遥远的边地都联结到一起，既然我们有能力让那些相隔最遥远的国度携手相交、紧密联系，那么我们的公众舆论对于清除鸦片的罪恶来说将会是强有力的，何况鸦片带给人类的是这样巨大的罪恶！”

我欣赏《纽约时报》当年的那种正义感，这种正义感不是所有的媒体都拥有的。《纽约时报》其时之所以发表如此爱憎分明、对清国十分友好的评论，当然有因为英国强迫清国进行鸦片交易极大地损害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贸易利益的因素，文章对这点并不忌讳，它说：“可怕的鸦片烟瘾不只是消耗了这个国家的劳动力和财力，从而直接导致了这个国家的贫穷，而更抑制了她对其他商品的进口，进而使所有期望从事正当贸易的工业国家蒙受了损失。”然而，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这篇报道背后的博爱精神。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它的许多州都曾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人不仅随意屠杀当地的印第安人，对北美殖民地上的白人也进行了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制，正因为同样受过英国人的欺凌，知道这种欺凌会让人的肉体和精神感到怎样的痛苦，美国媒体从业者才会对不幸的清国人寄予如此深切的同情。其次，美国是一个按照当时最先进的政治理念建立的国家，一些具有理想情怀的公民一直希望用自由、民主、人权、尊严这样的普适价值建设国家、关怀人类。以这个标准衡量当时英国人所进行的鸦片贸易，自然很容易发现其中的无耻和罪恶，“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也就成了《纽约时报》的一种必然选择。

不管所处的是怎样一种时代，也不论面临哪种政治体制，一份媒体只要秉持内心的良知，充满真正的人文情怀，关注那些处于被剥夺状态的人的生活和精神困境，它就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抵达人类精神的远方。这是当年的《纽约时报》告诉我们的一个真理。

那些没有成名的美石

两个柏杨

游宇明

假若你问一个大陆读者，台湾作家柏杨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猜想他一定会回答：柏杨是一个真正的思想者，他在自己发表的大量杂文中，深刻反思政治独裁体制的罪恶，并进一步剖析造成这种体制的传统文化根源，批评国人的不觉悟。他的杂文时时给人以痛感，让我们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柏杨当得起“台湾的鲁迅”这个神圣的美称。

不能说读者的理解不对，但我必须指出：这只是后期的柏杨，早期（“大力水手”案出狱以前）的柏杨思想非常复杂。

提到前期的柏杨，不能不说“大力水手”事件。刘继兴《历史上那些牛人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一书介绍：1966年，柏杨当时的妻子倪明华主编《中华日报》家庭版，她请时任平原出版社社长的柏杨负责该版“大力水手漫画”专栏。1968年1月13日，柏杨在该专栏刊出一幅漫画，内容是父子两人购买了一个小岛，然后建立了一个王国，并由父子二人竞选总统。这幅漫画极大地触怒了台湾当局，官方认为柏杨是借漫画讽刺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家族统治，当年3月4日，以“侮辱元首”、“通匪”等罪名逮捕了他，最初判处的是死刑，后来改为有期徒刑，实际上坐牢9年零26天。对这件事，大陆读者的解读是柏杨早期就有非常明显的民主思想，发表这组漫画，目的就是向蒋氏专制宣战。但这种理解与柏杨当初的想法相去甚远。柏杨在晚年出版的一部回忆录（柏杨口述，周碧瑟执笔）中说：他当年刊出这组漫画“心中并无丝毫恶意，只是信手拈来”。柏杨口述回忆录的时候，已经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台湾的政治言论环境比较宽松，而且柏杨在华人世界的影响也日益巨大，何况，如果他顺着读者的思路说话还可以为他增加光彩，他不太可能故意隐瞒自己的内心真实。

如果读者觉得柏杨在回忆录中说的话份量不够，我们不妨引用柏杨的另一段话作为他前期思想的注脚。1968年8月4日，柏杨这样说：“（我）对‘总统’有一种婴儿对尊长的依恋之情，至于蒋‘部长’，只举一件事，……，有一个蒋‘部长’住过的一个不知名的地方，我特地定名为‘甘棠植爱’，这份钦慕的心情，唯天可表。”对蒋介石有一种“婴儿对尊长的依恋之情”，给蒋经国住过的地方命名为“甘棠植爱”，对蒋氏父子如此一往情深的人会发表漫画讽刺他们吗？

前期的柏杨对蒋氏的专制统治并没有太清醒的认识，甚至对蒋氏父子顶礼膜拜，这与他接受的“党化教育”、他的生活经历关系极大。柏杨中学时曾参与中国国民党下的青年团体，1937“七七事变”，投考河南省军事政治干部训练班，1938年加入国民党。东北大学政治系毕业后，又从事国民党文宣工作，曾任东北《青年日报》社长。去台后，曾在反共救国团任职，“大力水手”事件前，还曾写过一些“反共”小说，比如《辩的天花》、《天疆》、《异域》等。而当他遭遇了莫名其妙的文字狱，饱尝家庭破裂（1969年第四任妻子倪明华提出离婚）、肉体人格被凌辱的痛苦，他才真正发现台湾社会的问题，也才想到用自己的笔去揭露、批判这些不正常的现象。我们既不能因为后期柏杨的思想独立姿式否定他前期对专制政治的依附甚至迷恋，也不能因为他前期跟专制政治的牵牵绊绊而否定他后期的思想觉醒和其杂文的精神品位。

                                             游宇明

    最近,广东郑少逵先生在中华杂文网发表了一篇题为《速成学问的速成方式》的文章，指责本人发表在2009年10月30日《杂文报》的《别样的苏雪林》“运用了时髦的学问速成方法：挖掘另一面，另辟蹊径。” 将本人当作做速成学问的“专家”代表之一予以批判。

    真是要感谢郑少逵先生。首先，他把我“提拔”成了专家。在此以前，别人都是把我当成一个普通的大学教师和写了些文章的散文、杂文写作者，我从来没有获得过专家这个神圣的称号。

    第二，他让我大开了眼界,充分领略了"六经注我"式的速成批评（这个概念是跟郑少逵先生学的）的魅力。我是个大学当代文学教师，所教的区段是1949年以后的文学，真正研究的项目是两个：一是长篇小说《白鹿原》；二是新时期散文、杂文，当然偶尔也写过有关北岛、卫慧、棉棉等人的评论，但我所有的研究都是集中在1976年以后的中国文学，不知郑少逵先生用怎样的“火眼金睛”认定我用速成的方法做有关鲁迅和苏雪林的学问。我想《杂文报》编发这篇文章的编辑李恩柱先生大概也不会认为我在做有关鲁迅和苏雪林的“学问”，因为人家的版面就叫“读书札记”，说白了就是让你读了书之后谈点自己的感想，而我此文的缘起也恰恰是读了张昌华的《曾经风雅》一书产生的一点感想。郑少逵先生应该也是个读书人，我想对“读书札记”与学术文章（学问的载体）的区别一定是了然于胸的。既然我根本不做有关鲁迅和苏雪林的研究，又怎么谈得上是做鲁迅、苏雪林的“速成学问”？

    再一个，我说的“别样的苏雪林”，首先是我感觉中的，至于郑少逵先生感觉不到“别样”，那是郑先生自己的事。一千个读者心目中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一篇文章中的观点不能得到某个读者的认同也是非常正常的。我想郑少逵先生大概也不敢保证他批评我的那篇文章能得到所有读者的认同吧！

    我喜欢真正面对文本的批评，不过，对那种先在脑子里想个观点，再找些例子生搬硬套的所谓"批评"却不是特别欣赏，不知郑少逵先生以为然不？

 《中国当代杂文二百家》（1949—2009），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年10月版，上下卷，定价68元

   下面是书影、下卷目录、正文

我的绿色“宠物”

游宇明

人对树木的感情，一如人对同伴的感情，有着明显的亲疏之分。人与人的亲疏，源于是否拥有共同的血源或相近的性情；人与树的亲疏，则来源于人能否从某种树木身上发掘出一些精神的东西。换句话说，尽管所有的树木都有益于人类，但只有一部分树会成为我们内心的“宠物”。

我也有自己的绿色“宠物”，桂树就是所爱之一。桂树的姿容其实并不美。叶子长得太“温柔”，不到一枚书签大。树冠也很小家子气，我家住在一栋公寓楼的三层，楼下的桂树长了二十多年，它的枝叶居然还没高过我家的窗口。桂花的样子有些对不住观众，它们簇生在叶腋下，每一朵只有米粒大小，一个人近视一点，还真的得戴放大镜才能看到。然而，桂花的香味却使你无法不对它产生敬意。它香得浓郁，我住的小庭院里只有十来棵桂花树，可是到哪里都可以闻到它的香气，它的香味绝不象玉兰花一样单调、坚硬，而是浓郁中带一种湿润的甘甜，使你不由得生出生生世世枕它入眠之心。

这座城市行人道上的法国梧桐也让我开心。法国梧桐知道自己不是这片土地亲生的，因此对生活的要求特别低，田间地头、山坡庭院、河边崖畔，你随便将它种在什么地方，它就在那儿撑起一片绿荫。它的树冠形状有点类似于摩托车头盔，叶片大得象男人的手掌，一般有五至七裂，有的叶裂深至叶子的中部，阳光一照，洒在地上的影子变幻着各种几何形状，实在美丽至极。法国梧桐的树干常常斑斑驳驳，没有脱皮的地方是黑色，脱了皮的地方是柠檬般的淡黄色，加上其叶片到了冬季也变得黄黄褐褐，颇有一种沧桑感。

我非常喜欢枫树。老家在湘中山区，山上到处是松杉栗枫，从小就感受着那一抹清新而又悠远的枫香。枫树是一种夏绿乔木，它的叶片初秋转黄，深秋变成朱砂一般的红色，叶子的面积有饭碗口子那么大，一片叶子开两个叉，叶柄细得象一根小小的尼龙线。也许是因为叶柄太秀气吧，只要有一点微风，枫叶就会使劲摇曳，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活似冬夜打在屋瓦上的砂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湖南师大中文系读书，校舍背后就是中国四大红叶观赏地之一的岳麓山，每到深秋晴好的日子，我一定会去岳麓山的枫树底下读书。读书倦了，就抬眼望天。读着头顶那一片片象是尽情燃烧着的朝霞般的枫叶，听着一阵紧似一阵的悦耳的枫涛声，心里充满了一种跟枫树说话的欲望。大学时我执着地爱上了写作，如今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依然痴心不改，原因当然很多，其中一个心理隐因是：我曾在湘江之滨、岳麓山下领悟了无数大自然的诗意，这种诗意使我在一种心灵的“场”里久久无法自拔。

我的绿色“宠物”还有不少，比如我喜欢樟树，它的树姿特别优美，使人想起那些身材魁梧的北方男子；比如我偏爱榕树，榕树满身都是气根，每一条气根都扎进大地，你可以从中体会到孩子对母亲的依恋；比如我欣赏雪松，雪松的枝条有点象波浪，令我产生进取、信心之类的联想。这些绿色“宠物”丰盈着我的情感，充实我的生活，美丽着我笔下的文字，我爱她们，就象爱自己的生命。

树与人在灵魂深处其实是息息相通的。

  附2000年以来进入权威年选的作品篇目

    小说《情人节的礼物》入选《2000年度最佳小说集·小小说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散文诗《游泳（外一章）》入选《2000中国年度最佳散文诗》（漓江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

杂文《背景意识与权力走私》入选《2001中国年度最佳杂文》（漓江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杂文《我们遗漏了什么》入选《2002中国年度最佳杂文》（漓江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杂文《耶鲁的底气》入选《2003中国年度最佳杂文》（漓江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杂文《哈佛的“绝招”》入选《好看散文随笔精选》（2004年度选集，华艺出版社2005年1月版）

杂文《哈佛的“绝招”》入选《2004 中国散文排行榜》（中国散文学会评选）（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第1 版)

杂文《泪水里的人格》入选《2005中国散文排行榜》(中国散文学会评选）（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第1 版）

杂文《我跟前人比性情》入选《2006中国年度杂文》（漓江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

杂文《脱离新闻的自由》、《不一样的身后事》、《政治纷争中的独立精神》入选《2007中国杂文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1月版）

杂文《两种鲁迅》入选《2008中国杂文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

杂文《建立“第四权力”的一种努力》、《梅贻琦的操守》入选《2009中国杂文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

另有进入其他种类年选的作品若干，不赘述。

图一：与著名小说家、《沧浪之水》作者阎真教授在一起

图二：与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大学同学汤素兰教授在一起

图三：与老师的公子舒欣博士在一起

图一：跟常宁市旅游局美女局长的合影

图二：常宁印山景致——仓颉造字

图三：常宁印山景致——名人印章

图四：常宁印山景致——袁世凯的皇帝印

当秀才遇着权力的“兵”

游宇明

中国人在骨子里还是希望大家都讲道理的。我的老家在湘中山区，那里的人文化素质并不高，一个初中生就算是高级知识分子，但从小大人教育我们的不是如何跟人吵架，而是怎样讲道理，我当年听过的格言有“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有志不在年高，有理不在声高”。大人们之所以这样做，是怕我们长大后不讲道理，在社会上吃亏。

然而，有时候讲道理却让人弱势。

上世纪七十年代，著名学者 张中行先生被驱赶到干校劳动改造。有次挑水时水桶脱钩掉到井底，他费了老鼻子劲也没捞上来，不得已领了一只新桶。排长姜某却将其上纲上线，认为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召开批斗会批判他。1970年清明节前后，一天他刚刚上床睡觉，突然听到窗外有人喊：“看慧星！看慧星！”慧星现形，百年不遇，张中行自然爬起来看了。有人将此事密报上去，上面认为这也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启发大家发言批斗要“击中要害”，最后定性为“想变天”。张中行再也忍不住了，回了一句：“我不至于这样无知”，结果被斗得更厉害。

1957年春，刘少奇陪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参观全国农业展览会，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外事活动，随行的中外记者很多。人员太多，秩序自然不好，负责现场秩序的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时常站在刘少奇和伏罗希波夫前面，挡住镜头，让很多原本可以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精彩画面拍不成。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记者韩德福请左叶让开一点，左叶坚决不肯远离贵宾左右，双方因此发生争吵。争吵之间，左叶脱口而出，说了“你的工作重要还是我的工作重要”和“再挤就叫你们滚出去”之类的话，引起在场记者的强烈不满。《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洪克写了篇《部长助理和摄影师》登在报纸上，披露了此事。消息一出，舆论大哗，各大媒体纷纷发表文章，批评“部长助理辱骂摄影记者的粗暴、错误行为”。1957年7月，邓拓主持了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的一次专门的座谈会，左叶在会上承认自己的工作态度急躁，但否定说过“再挤就叫你们滚出去”这样的话，农业部的官员也纷纷为左叶作证。最后出席这次会议、参与报道这一事件的媒体全部作了检讨。“左叶事件”被定性为“……这件事是被新闻界右派分子加以夸大渲染，借以发动反对人民、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政治进攻的一个导火线……影响很坏”，许多人因此被打成右派，粉碎“四人帮”后才得到平反。

张中行的领水桶、看慧星，洪克等人的批评官员的粗暴态度其实都不是了不得的大事，跟一个人的政治动机没有任何关系，他们自己也很讲道理，然而，在极左时代，某些手里握有权力的人却将这样的无关全局的小事无限上纲上线，当成政治上的大是大非，对当事人残酷打击、迫害。有句俗话叫“秀才遇着兵，有理讲不清”，其实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兵”们未必不懂得秀才所懂的道理，只是手中拥有的枪杆使他们习惯于强辞夺理。掌握了不受制约的权力的“兵”也是这样，一般的道理他也懂的，但无限扩张、可以轻而易举自利的权力让他们觉得没有必要讲道理。与手握不受制约的权力的兵打交道，秀才们除了缴械投降，别无他法。

我们现在的政治越来越理性，动不动将一个人的言行上纲上线的事越来越少，但自我膨胀的权力的兵在秀才（此处可用“公民”一词替代）面前不讲道理的现象时有发生，如何让权力变得老实，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那些遥远的真性情

游宇明

假设我问你：有人借了你一百块钱，说好一个月归还，如今一个月过去很久了，他依然没有还你的意思，见到你就象无事人一般，让你很不高兴，你准备去讨吗？估计你会回答：没准备。也不只是你如此，换了游某，一样会作出相同的选择。在一些国人看来，欠债不还似乎不算一个怎样的道德污点，讨债反而让人觉得不地道。

然而，当年的吴宓绝对不是这样。某次，中文系一位教师借了吴宓五块钱，说明一周内归还。一周过去了，此人并没有还钱，吴宓走到他家里，向其讨还了欠款。那位教师很愤怒，在外面说吴宓小气，吴宓向别人解释说：“我不是为了五元钱，我是在帮助他提高道德修养”。

有人也许不相信吴宓的解释，认为他把钱看得很重，而把友情看得太轻，那么，请您耐心一点，再看几个故事。吴宓有个习惯，每月发工资那天都要上邮局汇钱，收款有他的亲友，也有他的学生，有时不够还向邻居借钱。某学生考取美国留学，但家里没有这么多钱，吴宓一次就给了他三百大洋，使这个学生终于如愿以偿，而且再三声明：这笔钱是送给他的，不用偿还。“文革”后期，西南师范学院一位女教师看到吴宓孤苦伶仃，顿生同情，给他编了一双毛线袜子，吴宓回报那位女教师1001元钱。在那个时候，1000多元钱是一笔巨款，可以买许多贵重的东西，旁人觉得吴宓给得太多了，吴宓回答：“多乎哉？不多也。我是把袜子的成本费、劳务费，还有无价的感情都算在里面的，我给她的不算多。”

我们的时代在向前发展，各种吃的住的玩的都比以前丰富得多，但人的性情似乎越来越萎缩，吴宓式的人物早已成为一种绝响。一个人说自己想说的话，做自己想做的事，尽情展露自己内心的意志，非但得不到旁边的人和整个社会的鼓励，反而感到步履维艰。在政坛上，领导会认为你不成熟，你很难得到提拔；在专业领域，别人会觉得你太固执、缺少变通，因而，评奖、评职称方面往往会吃亏。所谓“会来事”、“会做人”，从正面的意义上说，是做事讲究方法、不轻易得罪人；从反面的意义说，其实就是掩盖自己的内心，按照社会的一些潜规则去运作，是城府、世故的代名词。

我欣赏吴宓式的真性情，但我深知，要让真性情在社会上生存下去，就必须去掉我们的文化中那种急功近利的因子，必须消除我们灵魂中的虚伪和庸俗。

林增平晚年的遗憾

游宇明

1992年逝世的林增平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著有《辛亥革命史》（三卷本，与章开沅教授合作主编）、《中国近代史》（上、下）、《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等重要著作，他在辛亥革命史、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湖湘文化等方面的研究蜚声海内外。林增平先生晚年有个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写出想写的学术专著《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

林增平先生没有写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不是因为学养问题。事实上，林先生学识非常渊博，他的论文动不动就是一万多字，专著一般都是好几十万字。也不是因为没有人出他的书。此书还未写出初稿，已被湖南教育出版社列入1990年的出版计划。唯一的原因是他担负了太多的行政和社会工作，这些工作使他没有足够的时间投入自己一生钟爱的历史研究。

1980年前有段时间，林增平先生曾担任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湖南省政协委员。该年年底，他就向上级提出希望解除自己这两个职务，以便专心投入教学、科研工作。然而，到了1981年2月，历史系主任、省政协委员的职务是被解除了，省里却任命他为湖南师范学院副院长，担负的行政工作更繁重。1982年林增平先生在所写自传中再次表达了希望“能在花甲之后摆脱一切行政职务，专门从事学术工作”的愿望，1983年，省政府却再次任命他担任湖南师范学院院长（1984年11月后任湖南师范大学校长）。1986年春节刚过，林增平向省政府写了请辞校长的报告，推荐时任党委书记兼副校长的张楚廷接任，并且保证不离开湖南师大，省里才批准他的辞呈。卸任校长后，林增平依然担任许多社会和学术职务，有的职务有非常明显的官方背景，仍然需占用大量时间。他的学生周秋光教授在一篇文章中介绍：1986年，林增平先生的社会兼职有全国第七届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委员、湖南省第七届人大常委、湖南省文史馆馆长、湖南省社科联副主席、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等十三个；学术兼职有中国史学会理事、孙中山基金会理事、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委员会历史学科组成员、中南地区辛亥革命研究会副理事长等十九个。

应该承认，有关领导确实有爱才之心，他们对林增平非常尊重、关心、欣赏，否则，就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不顾其本人意愿给予他如此高的官位，这些官位对于某些大学里的政客可是求之不得。但同时我们也不能不说正是这种好心耽误了林增平的学术事业，使他有志向学却分身无术。我们的领导们没有搞清一个道理：越是现在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学者，越有可能在未来获得更大的成就。假若我们不是一味地给这些优秀学者升官，而是为他们提供一个良好的从事学术研究的环境，他们在专业上的造诣一定会比我们现在看到的高得多。

当然，要让我们的领导不把升官当成奖励有成就的科研人员的手段，光靠领导本人的“觉悟”是不够的。谁都知道，在现有体制下，同样的级别，当官和做学者待遇相隔天壤，学者做出了成就不给个官做，领导会觉得亏待了人才。真正有效的莫过于破除官本位观念，下决心提高学者的待遇，让他们实际享受的收入和福利不低于同级别的行政人员。这样，学者出了成绩，领导是否将他提拔成官员，都不会影响学者的实际利益，领导以给官作为奖励的心态自然会放淡。

林增平先生晚年学术上的遗憾，实际上折射了我们某些体制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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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背后永远有人

游宇明

我有一个习惯，喜欢研究走在前面的人的背影。我发现每个人走路时的背影除了高矮胖瘦等大相径庭，跨步的大小、双手摆动的方式、身躯扭动的程度、走路的缓急、留下的足音各各有别，通过背影，我可以轻而易举地认出张三、李四来。

人不仅有生理的背影，还有社会的背影。你是一个老师，你与同事相处得如何，对学生是否慈爱、教课水平怎样，这是你留给别人的直接印象，家长和社会舆论对你的人品学识作何评价，这是你留给别人的背影；你是导演，你调动演员创作才华的能力如何，能否得到制片人的充分信任，算是你的直接形象；你拍的影视剧质量是个什么样子、其他导演对你的艺术水准认不认可，则可归入你留给别人的背影。你是一个医生，你问诊是否认真、检查患者身体是否仔细、治疗时做没做到按照操作规程行事，是你给别人的直接感觉，你在医学界的影响如何、在社会上有不有某种号召力，则是你的背影。

如果从更大的范围考察，人活着时留给别人的印象应该是直接形象，死后别人的评价则是背影。对于如何创造自己的形象，世界上永远有三种人。一种人非常关心自己的人生的价值和对社会的意义。他们做官清正廉洁、关心民众，为了公众的利益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他们经商，遵守国家的各种法律，不打所谓的“擦边球”，不坑蒙拐骗、偷税漏税，赚了钱，就投身于慈善事业；他们当艺术家，就认认真真创作，不做“电视明星”，不被权力、金钱左右。这种人的背影无疑很美丽。一种人也想给世人留下良好的形象，但他们喜欢投机取巧，以“会来事”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为官喜欢制造政绩工程、热衷于DGP的膨胀，而不乎环境是否受到污染、民众的生活水平是否有实质上的提高；他们经商喜欢跟官员勾结，用“聪明”的手段化公为私；他们从事艺术创作，对炒作情有独钟，媒体上不时有他今天跟谁私会、明天与谁拥吻的消息。这种人在世时也许有他们的粉丝，但其背影很难走向长远。还有一种人既不在乎现在的直接形象，更不在乎背影，他们做官必为贪官，经商必为奸商，做艺人往往用出格的行为做卖点，他们的行为可以用一句名言概括，那就是“只要我多捞一把，哪怕他寸草不生”。

人应该在乎自己的直接形象，直接形象关系到我们在社会上能否获得足够的人气去成就自己的事业，获得生命的辉煌；人也必须关心自己的背影，背影代表着民意，代表着一个人精神的高度。背影很优美，我们短暂的人生才会显出更多的光彩，我们也才可以超越动物性抵达令人向往的神性。

美好的背影也能让我们的后人在世人面前挺起胸膛。人都是爱自己的子女的，都是希望自己的子女出类拔萃的。俗话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如果仅仅从物质的意义去理解，这句话当然是有缺陷的，但假若从精神的意义去理解，它又充满着人生的睿智。我们在看到某一个人的后代时，往往会不由自主地将对其前辈的感觉附加上去，从而对这个人的后代生出亲近或疏远之心。

记住一句话：你的背后永远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