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山西省目前披露的重组的制度设计看，此次煤炭经济大变脸，基本上等于封死了“煤老板”生存的基本空间，消灭“煤老板”不是这次煤炭经济转型的直接目的，但要实现煤炭经济转型，山西的基本路径选举就是消灭“煤老板”。首先，从数量上进行消灭。全省的矿井数量将会减少一大半，由目前的2600多口，减少到1000口左右，而煤矿企业的数量，则会从目前的2200多家，压缩到100家左右。这个力度都是前所未有的；第二，从产能上进行消灭。把煤炭企业的年产能规定为300万吨以上，把每一口矿井产能规定在90万吨以上，这比全国有些煤炭大省的标准提高了好几倍，而山西80%以上的“煤老板”拥有的煤矿的产能低于上述标准；第三，从时间上来消灭。山西省政府对于此次重组硬性规定了一个时间上限，就是必须在9月份之前肯定要全部完成。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煤老板”要进行腾挪，进行应对的一些后路基本上也被堵死了；第四，重组的主体确立为山西的五大国有煤炭企业。不仅民间资本实际上根本没有参与的机会，就是省外的其他地方的国企，亦没有染指的可能，山西煤炭重组本质上是一个山西省自娱自乐的游戏。

就以上的四个特点而论，山西在在做大做强煤炭经济的同时，基本意味着风光一时的“煤老板”作为一个副产品，在本次重组之后，将逐步地退出历史舞台。对于“煤老板”这个转型中国出现的畸形怪胎的退出，笔者毫无怜悯之心，并且认为是大快人心之举。这和“煤老板”奢华的生活方式无关，而是“煤老板”治下的山西煤炭经济基本和血腥、浪费、低效、不安全为伍。在世界产煤大国里，中国是唯一把煤矿卖给个体进行经营的最浪费的国度。“煤老板”不仅造成了对资源的枯竭式的开采，更是使得中国煤炭行业的产业集中度在产煤大国里最低，并且成为最不安全的行业之一，每百吨煤的死亡率高于美国上万倍。在国际上，中国作为煤炭生产大国，但整个煤炭产业的效益、安全、生产率等指标远远落后于美国、澳大利亚等国，这和以“煤老板”为代表的个体经济模式显然有很大的关系。

从任何一个层面而言，“煤老板”作为一个历史范畴，的确不该出现在中国经济的历史舞台上。但山西目前解决“煤老板”的退出的路径，显然引发了比“煤老板”本身的存在更大的忧虑：一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勒令”合法途径获得产权的煤老板限期交出产权，这种模式一旦成为未来政府对以前的制度错误进行纠偏的通行方式，则意味着改革30年来好不容易培育的一点依法行政和尊重私人产权的基本理念将荡然无存。无论煤老板多么可恶，其获取煤矿产权的合法性却不容置疑；二是让清一色的山西的国有煤炭企业接盘，这种关门来搞改革的做法不仅违背了竞争原则，更违背了多年来中国改革国资最终从竞争领域退出的重要共识。政策制定者以国有煤炭企业可以提高煤炭行业的安全为这种制度辩护，但要是考证现实，却发现，山西近年发生的重大事故，恰恰多数为大型国企所为。

我们不否认“煤老板”的出现是错误制度的结果，但以侵犯基本产权和行政命令的野蛮方式进行制度纠偏，很显然是用一个错误纠正另一个错误，制度的错误不能以更错误的制度来纠正。而国企天然的官、商一体的垄断身份无法不让民众对未来煤炭价格和行业安全抱有很大的信心。很显然，山西正在进行的这种“重组”，并没有为自己赢得制度“正当性”的声誉。

“煤老板”应该退出历史舞台，成为一个时代畸形的背影；山西应该提高煤炭产业的集中度，等等。的确，这些努力的方向都没有错，山西不仅应该为之，而且应该尽快、果断为之。但解决历史错误的前提应该是在尊重产权和市场规律的基础上，一方面按照市场定价补偿煤老板的退出损失，并且给煤老板转型给更多的选择，另一方面，山西真正要做大做强煤炭经济，形成“大煤炭经济”的格局，恐怕不能靠关起门来，完全靠山西自己的国有资本来重组。但错在这种改革一开始就没有尊重业已形成的产权的现状，更没有以开放和长远的姿态进行重组。其实，山西这种“肉烂在锅里”搞重组的想法不过是地方利益保护的本能反应，而真正要增强中国煤炭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恐怕要以更开放的心态，全国一盘棋的来搞兼并重组，特别是允许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组建大的企业集团为主要路径。按照目前的路径，则煤老板退出了，国企不过是另一个换了马甲的煤老板而已。

鉴于新的《保险法》自2009年10月1日已经开始施行，保监会此前也多次表态，保险资金投资房地产的具体管理办法最迟在10月份出台，此意味着，《保险资金投资不动产试点管理办法》的具体内容也将在最近几天揭晓，保险资金投资不动产开始进入倒计时。而部分媒体关于“保险巨头千亿险资将入楼市 或改楼市投资格局”的报道更是让人无法不去关注保险资金加入后的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未来走势。

其实，对于保险资金投资不动产，实属国际通例，而此前鉴于我国保险资金的投资渠道过于单一，致使保险资金的收益率长期低水平徘徊，反而导致保险资金的投资风险很大。因此，《保险法》修订的初衷只要是为中国的保险资金拓宽投资渠道，增加长期收益，而不是鼓励保险资金去炒作房地产。但是，从目前大家对此事的关注看，媒体显然已经误读了《保险法》的立法用意，将公众的注意力误导引保险资金炒房地产这个让公众忧虑的话题。这不仅和《保险法》的立法初衷背道而驰，更和即将出台的《保险资金投资不动产试点管理办法》的具体内容相去甚远。

根据笔者了解，证监会即将出台的《保险资金投资不动产试点管理办法》，鉴于保险公司在房地产投资领域的生疏和缺乏专业人员的现实，在制度建设上一切以有效防范和控制风险为前提。对投资主体、具体投资方向、保险资金可以投资不动产的比例比例以及投资模式都做了明确规定。比如，在投资比例上，和外界盛传的10%到15%的比例不同，《办法》将投资比例控制在5%，这在当下房地产火爆的情况下，这个比例的确具有防范风险的作用；再比如，在具体的投资方向上，保监会明确强调，保险资金投资不动产，只能投资于自用办公楼、商业写字楼、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和养老物业，不能直接参与房地产开发，更不允许直接进入楼市炒楼。

很显然，《办法》规定的投资比例和投资方向，和目前媒体热炒的“保险资金进楼市”完全是两码事。按照5%的投资比例，所谓千亿资金将投资房地产已经大打折扣，而按照投资方向，由于保监会的《管理办法》明确禁止保险资金参与房地产开发和不允许炒楼。很显然，《管理办法》出台之后，对于目前的中国房地产市场至多只会产生心理方面的效应，而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加入当前房价高企，房地产过热已经成为现实，在这种情况下，以安全、谨慎投资为宗旨的保险资金，究竟有多少真的会投资不动产，这个比例显然要比理论上可以投资的少很多。

就此而言，笔者并不认同媒体热炒的保险资金改变房地产格局的说法，保险资金的进入对整个房地产市场，特别是住宅市场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遑论格局之改变了。但是，此前无论是保险公司，还是房地产公司对保险资金投资不动产的热盼很显然并不满足于5%的投资比例和所限定的四大领域。在整个房地产市场，目前收益最大，同时风险也最大的就是被严格限定的房地产开发和炒楼这两个领域。而在《管理办法》出台之前，各大保险公司和房地产公司紧锣密鼓的进行布局，用意很显然绝对不会是《管理办法》指定的四大领域。就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甫一通过新修订的《保险法》，在《管理办法》尚在酝酿阶段，各大保险公司就开始抢先布局。如，今年5月，中国人保与金融街签下100亿元的地产合作项目；今年7月，中国人寿与信达投资公司签订战略协议，开展商业地产、酒店投资和物业管理等方面合作；8月和9月，中国平安借平安信托连续与金地集团、绿城集团签订合作协议，将用400亿元投资地产。等等，都意味着保险公司和房地产企业将不动产的开闸视为难得的政策盛宴。

因此，对于保监会而言，在《管理办法》出台之后，首先应该严格执行投资比例和投资方向的限制，对于违反规定的行为予以严惩；其次，要防止保险公司通过“创新”投资模式等方式规避《管理办法》的禁止性规定，给《管理办法》不断打补丁，防止保险公司变相投资房地产开发和炒楼的行为。如果监管不严，致使保险资金进入目前风险颇高的房地产开发领域，则保险资金会大大地不“保险”。

纵观近日各界关于《征信管理条例》的各种评述，如何确保个人信息的安全、保障信息主体的知情权成为热议的重点。从《征信管理条例》的具体规定看，虽然明确规定了征信机构可以收集的个人信息的范围，并将家庭住址和个人收入等信息明确规定为禁止收集之范围；在个人信息保护的具体程序上，明确规定征信机构获取个人信息必须依法进行，除了法律规定的除外情况，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必须得到信息主体的同意，对于个人信息的使用范围也做了明确的规定，这些具体制度，对于避免征信机构非法获取信息、利用个人信息牟利、损害信息主体的安全和隐私的确具有重要的法治层面的意义。

但是，考虑到我国长期以来缺乏尊重个人隐私的法治传统，个人信息隐私权屡屡被侵犯已属司空见惯，而一些机构更是将个人通讯等信息作为牟利的手段进行出售或者非法提供。而公民在接受银行、电信、医疗等服务机构服务的过程中，因需要提供的个人重要信息更是成为被泄露的重点，而这些信息的泄露，轻则妨碍个人隐私，重则被一些违法犯罪分子利用，成为诈骗等犯罪行为的信息工具。因此，通过法治的手段，对这些行为进行打击，确保个人信息的安全，成为信息时代个人权利法治保障的重要内容。

刑法被喻为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最后一道法治防线，对于侵犯个人信息安全的行为，通过损害赔偿等民事责任和警告、罚款、行政拘留等行政处罚手段，都远不及刑法规定的判刑严厉。特别是在这个全球性的信息时代，利用个人信息牟利、进行各种犯罪必将进入一个高发期，缺乏刑罚利剑显然很难给民众的信息安全提供最有力的法治保障。在此情况下，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规定：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上述信息，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从而将侵犯个人信息安全的行为入刑，使得刑责成为高悬在侵犯个人信息安全者心头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对于确保个人信息安全，显然是一种法治的进步。

但是，很遗憾的，《征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对于征信过程中侵犯个人信息安全的行为的法律责任并没有上升到刑责的高度。在意见稿的“法律责任”部分，关于侵犯个人信息安全的法律责任只有两条：一是第57条规定“征信机构在其业务活动中因过错给信息主体或信息主体以外的其他主体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二是第60条规定：“信用信息使用者违反本条例第38条的规定，对信息主体造成损害的，应承担赔偿责任。”不但没有规定泄露、非法提供、非法获取、出售等不当手段侵犯个人隐私的法律责任，更是对《刑法修正案》（七）规定的罪名没有在《征信管理条例》中予以体现，这不能不说是条例最大的缺陷。

征集个人信息，用于个人信用评级等正常活动显然很重要，但保护个人信息的安危，确保个人信息不被非法出售或者滥用亦是当代社会公民权利的基本诉求。我们建议《征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能够细化非法获取、非法提供、非法使用、出售个人信息等不当行为的法律责任，并将严重情形的追责上升到刑法的高度。这样，才能在完善征信体系建设的同时，保护个人基本信息的安全。 

比如，央行就透露，在《条例》的基础上，今后个人水、电、气缴费情况、欠税情况等都将纳入信用记录。联想起之前中移动游说要将手机欠费纳入个人信用记录，交通部门要将酒后驾车纳入个人信用记录，本轮《条例》公开征求意见，料想有更多的企业意图搭个人征信体系之便车，从而使个人征信体系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万能体系。

从本源而论，个人征信者，即由法定机构按照法定程序收集、整理、保存、加工个人、法人及其他组织的信用信息，用于信用报告、信用评分、信用评级等信用活动。而举凡中外，证明个人信用的信息很显然无需搜集所有的证明“德智体美劳”都合格的圣人，而只是关于个人信用的很有限的信息，这部分信息的收集因为涉及个人隐私，因而在国外都采取严格的法定主义，对于征信机构收集个人信息的范围和程序的界定严格，并将滥用或者随意扩大个人征信的范围的行为视为严重威胁个人隐私和违宪的行为。

《征信管理条例》对于个人信息的范围的界定延续了各国的传统，对于那些信息可以收集，那些信息不能收集都以列举的形式明确，这无疑有利于个人隐私的保护，然而，对于那些机构有权增加个人信息的范围，《条例》却语焉不详，从而给一些垄断机构以可乘之机。意图将一些和个人信用无关，或者将一些因体制等客观原因而导致的个人行为纳入信用体系，这很显然是一个危险之举。个人征信体系是为了维护社会信用的，而如果一些机构挟私欲而假征信之名搭便车，会使得整个征信体系本身的信用荡然无存。

就中国的具体国情而言，水、电、煤气、手机费的迟延或者不缴纳情况有各种原因，加之这些企业本身处于垄断地位，如果他们可以将缴费情况纳入国家的征信体系这个“公共设施”，其他企业，比如电脑维修服务的、家政服务的等等的也完全有理由将客户的缴费情况纳入个人信用，这显然是个人征信体系不能承受之重。再比如，酒醉驾驶，完全属于个人道德，将这些东西也纳入个人征信，意味着个人征信似乎在承担着为这个社会塑造圣人的神圣职责。

个人征信不是筐，什么都想往里装。既然个人征信只是为了在信用机构证明自己信用的，那就让他简单一点，范围严格一点，否则，不仅失去了征信体系本来的意义，而且还会让某些机构假征信之名而念歪了经。

令人欣喜的是，对于如何厘清中奖者隐私权和公众知情权的边界，百度和央视调查的结论显示出中国网民在公共事件上的逐渐理性和成熟。截至10越13日晚6时50分，在接受百度调查的网民中，4675人支持“不应该披露中奖者的个人信息”，理由是“《彩票管理条例》保障彩民隐私权”。持这一观点的网民占投票总人数的57.4%；而央视“经济半小时”栏目联合网易调查结果显示，对于中奖者的隐私，41%的网民认为“非常有必要”保护。这种将中奖者的隐私权视为重要权利的调查结果，初步彰显出中国民众在一些重大事件中已经初步具备市民社会的基本素养和概念，这实属转型中国之大幸事。

其实，在笔者看来，无论是就安阳福彩巨奖的个案还是整个中国彩票业的全貌而言，中奖者的隐私权和公众知情权绝非非此即彼的一对矛盾，二者根本没有任何对立和冲突之处。纵观中国彩票业多年来爆发之弊案，其根源绝非是“公示”中奖者的情况供公众审视，而是在整个彩票的发行程序和监管模式上存在种种的跑冒滴漏现象，即使公布每一次中奖者的所有个人信息，并不能消除公众对程序的质疑，更不能就此确立彩票发行机构的中正形象。因此，彩票业挽救自己声誉的治本之策在于设计严格的程序和监管制度，保证程序的公开和公正，而不是将之建立在牺牲中奖者最起码的隐私权上，这在中外皆无二致。中奖者的隐私权和公众的知情权可谓彩票业赖以生存的两大权利基点，缺一即对整个行业会造成颠覆性的破坏。公众要知情的是整个彩票发行是否有舞弊，而不是知情谁中奖，中奖者的各种个人信息，这显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如果认为公开中奖者的隐私就可以证明彩票发行的公正与否，显然是开错了药方。

但是，对于如何完善程序和监管，有论者提出设立独立的彩票监督委员会的制度建议。此建议似乎有点道理，亦得到了很多民众的追捧。但如果我们将之放到转型中国的诸多 “这监会”，“那监会”进行制度和理性的拷问，真可谓不堪一击。诸君可以看看中国目前众多的所谓的监督机构，很多庞大的监管机构豢养无数的监管人员，花销巨额的经费，但又有多少真正履行起了监督之责而保护了民众参与的基本权利。诚然，今年7月1日才实施的《彩票管理条例》的粗陋自不待言，其将保证彩票公正诚信的监管之责授予财政部门更是在玩“自己监督自己”的游戏，众所周知，各地的福利彩票中心在编制上基本都是属于财政部门的事业单位，这在公共制度选择上犯了最基本的运动员和裁判员不能兼职的基本逻辑。

然而，我们假定设立了所谓的中立的“彩监会”，这首先意味着各地彩票发行的收入相当一部分要成为这些人日常开销的费用，显然会违背彩票发行用于公益事业的初衷；其次，就中国诸多的制度设计来看，名为中立，实为傀儡者可谓举不胜举，“彩监会”的人由那些部门的人组成，在经费、编制等无法独立的情况下幻想其中立显然属于臆想症和制度乌托邦；其三，福利彩票发行已经成为各地财政部门的重大利益所在，财政部门绝不会让这块肥肉落入别的部门之手，其博弈和争夺的结果必然使得所谓的“中立彩监会”成为被阉割的无用的摆设。

笔者认为，就中国制度改进的现状而言，没有任何必要设置华而不实切成本不菲的“彩监会”，要确保彩票业的公正和诚信，完全可以在现有的制度资源里面进行优化重组。可惜的是，粗疏的《彩票管理条例》并没有将制度设计的重心放在彩票发行的具体规则的完善上，而发行规则显然是彩票业保证不作假的核心程序，而公开、严格的发行规程必须体现民众的知情权，将之置于一个完全透明的环境中。这样的制度要求，在人类智慧日益精进的今天，很显然不是什么难事。只要公证机构真正履行起公证之责，只要将开奖的过程完全置于民众的眼睛下，只要对各种舞弊严惩不贷，则公众的知情又有何难，彩票业的公正指日可待，何必以牺牲中奖者的隐私为代价呢？

这个结果可谓爆出了今年诺贝尔奖的最大冷门。此前权威媒体和专家的热门人选，都集中在宏观经济学和金融领域，法玛与拉宾等金融学巨子更是被看好，而真正获奖的两位甚至根本不在预测的人选范围内，这也让诺贝尔经济学奖延续了一贯的最难预测和冷门迭出的传统。即使在由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学家获奖的年份，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很难被准确的“理性预期”。

尽管年年冷门，但经济学奖还有一个传统容易被忽视，那就是最终宣布结果的时候，大家发现获奖者都是真正的实至名归，今年也没有破坏这个传统，说明经济学神圣殿堂里真可谓星光灿烂，巨匠丛生。瑞典皇家科学院发表声明说：奥斯特罗姆因为“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分析，特别是对公共资源管理上的分析”获奖，威廉森则因为“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分析，特别是对公司边界问题的分析”获奖。联系到当前人们对金融危机的反思，分析政府和企业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得失，的确是压倒一切的大事。

除了延续冷门传统之外，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还创造了新的历史：一是奥斯特罗姆成为了196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以来首位获奖的女性，打破了男人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垄断；二是经济学奖首次由两个学派的人分享，在之前的获奖者中，同年份的获奖者的研究领域是一样的，而今年奥斯特罗姆是公共选择学派，研究政府的经济管理行为，而威廉姆森则是新制度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研究企业的制度安排。

从两位获奖者的学术贡献和地位来看，无疑都属于各自领域的大师级人物。中国读者对于作为首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奥斯特罗姆，可能比较陌生，但在美国政治学界和公共政策领域，奥斯特罗姆的学术贡献和大名无人不晓，履历不凡。奥斯特罗姆教授的学术贡献主要在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多中心治理、复合共和制政治理论、民主制行政理论以及公池类资源的自主治理理论等领域。1991年她被选为美国文化和科学研究院会员，2001年成为美国国家科学研究院的会员；是美国政治科学联合会的副主席，也一直担任公共选择权协会，中西部政治科学协会，国际公共产权研究协会的主席。奥斯特罗姆教授曾在2006年被授予密西根大学的人文学博士，国家科学院学报的柯萨瑞利奖，在2007年成为乌普萨拉大学纪念卡尔林纳的荣誉博士和洪堡德大学的荣誉博士。

奥斯特罗姆教授曾在无数的咨询处从事工作，包括国际警察局长协会，法律执行协助管理部门，国家公共管理学院，国家犯罪正义标准和目标咨询委员会，国家州长协会，国家科学基金会。她的《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等名著，成为公关政策领域的经典之作等，她和她的丈夫所建立的多中心研究网络已经遍及世界各国，他们建立的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在国际政治学界、行政学界以及经济学界都有重要的影响。奥斯特罗姆教授曾三次访问北京，最近的一次是今年8月。

相对于奥斯特罗姆，威廉姆森的大名对于中国读者而言要显然熟悉很多。由于中国香港学者张五常在新制度学派领域的卓著贡献，使得新制度学派在中国具有很高的知名度，而科斯、威廉姆森因此而沾光。威廉姆森在新制度经济学崛起中居功至伟，很多与新制度学派相关的一些概念和原理，如科斯定理、交易费用等等，如果没有威廉姆森的巧妙诠释和大力推广，可能仍然淹没在众多的理论和概念里尘封。因此，威廉姆森被誉为重新发现科斯定理的人，他的大力宣传，使得科斯的交易费用学说成为现代经济学中异军突起的一派，并汇聚了包括组织理论、法学、经济学在内的大量学科交叉和学术创新，逐步发展成当代经济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并且使得企业理论在现代经济学领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严格地说，威廉姆森获得获奖，绝非什么冷门，而是一份早就应该颁发的奖品。加上之前已经获奖的科斯和诺斯，这已经是新制度学派第三次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了。

另外，正如前述，瑞典皇家科学院今年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两大学派的学术巨匠，开创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新的先河。而这种巧妙的安排后面的良苦用心则显然是在回应人们对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反思，对于究竟是市场还是政府应该对这场金融危机负最终的责任，各界争论不休的情况下，瑞典皇家科学院最终选择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似乎是在平息人们的争论，告诉我们：对于这场金融危机，政府和市场都应该承担各自的责任，任何偏颇的结论都可能将人类的经济管理活动再次引入歧途。

于是，笔者看到各界评论者一如既往的质疑悍马是否是好资产以及腾中是否有实力养得起这匹“洋马”。然而，如果回到企业并购的基本逻辑，就会发现，这个事件本身远没有上升到回答上述质疑的地步。因为，从并购的角度而言，腾中与通用之间所谓的“最终协议”，根本就算不上一起收购。

其实，早在今6月3日，媒体第一次曝出名不见经传的四川腾中要收购悍马的消息之时，从事并购工作多年的笔者就没看懂腾中与通用之间交易的内涵，而这次所谓“双方就通用旗下高端全路面悍马车业务的出售签署最终协议”，如果仔细推敲，更是看不出腾中与通用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交易。

腾中网站披露协议的核心内容无非四点：一是悍马原有的经营团队等3000个工作岗位得以保留，这是奥巴马和美国人最关注和欣慰的；二是腾中将获得悍马品牌、商标和商品名称的所有权，同时，拥有生产悍马汽车所必须的具体专利的使用权；三是收购方为腾中与神秘富豪李炎专为本次收购成立的一家投资公司；四是根据协议，在一个约定的过渡期内，悍马将委托通用汽车为其组装整车、提供关键部件以及商业服务，也就是说，悍马的生产基地将仍然选择在美国。

如果单就这几点所谓的协议，就判断腾中收购悍马达成了“最终协议”，有悖于公司并购的基本常识。从以上列举的协议的要点看，除了保留了3000个工作岗位明明白白之外，作为并购基本要素的“谁来并购，并购什么，以什么价格并购”则都语焉不详，闪烁其词。特别是并购的核心内容——并购标的更是让人看不懂。比如，腾中披露，此次交易得到的是“悍马品牌、商标和商品名称的所有权，同时，拥有生产悍马汽车所必须的具体专利的使用权，买方还将承接悍马与现有经销商签订的经销协议”，但稍有并购常识的人知道，一个真正的并购无非获得两种东西：一是股权，一是资产。前者意在获得企业的控制权，后者意在获得企业的单个优质资产。但很显然，腾中并没有获得悍马的股权，而且，需要点明的是，他也不可能获得悍马的核心技术，因为这个核心技术仍然保留在IMG手里，当年通用从IMG转让的时候，这个核心技术也没有转让过去。腾中买到的仅仅是“品牌、商标的所有权”等。也就是说，腾中买到的仅仅是这些没有任何实际价值的“无形资产”。这些无形资产，一旦悍马倒闭，根本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而所谓“生产悍马汽车所必须的具体专利的使用权”，也是IMG将悍马转让给通用的时候，转让给通用的一项“专利授权许可”，并非生产悍马的核心技术。这样，还没有仔细解剖，这起炒得沸沸扬扬的交易的本质已经和传说中的并购风马牛不相及。腾中获得的既不是股权，也不是核心技术，不是实物资产，而是具有极大估价风险的一些无形资产。

至此，基本可以判断，腾中与通用之间的交易，起码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并购交易。对于这起全球关注的交易，甚至连中国的审批部门都搞不清楚。商务部此前对于腾中所谓的“收购”悍马的申请未予受理，理由是，腾中的申请书根本没有说清楚是要收购股权，还是技术，商务部希望腾中提供更详细的说明，而根据笔者的常识，在给商务部上报申请是需要提交协议文本的，如果商务部连协议都看不懂，内中的玄机就太令人寻味了。同样的困惑，国家发改委也遇到过。因为根据中国的相关法规，中国企业到海外收购必须要到发改委预备案，涉及引进项目还要进行审批。而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面对媒体表示，腾中与通用之间，似乎是一种服务贸易协议，而不是资产和股权的收购，不属于发改委审批的范围。再看看当事人一方的说法，悍马的CEO吉姆在6月份这个事炒得最热的时候表示，腾中对悍马是一种“投资行为”，但很显然，目前腾中的最终协议并非如吉姆所言。

一起好的并购，交易结构都非常简单明了，明明白白我的心。既然全球关注，为什么故作神秘？腾中究竟有什么难言之隐？据和笔者熟悉的媒体朋友告知，腾中“收购”悍马的每一步都是在专业公关公司的设计下进行的。经过几个月的热炒，在达成“最终协议”之后，我们仍然雾里看花，搞不清其中的机理。在我们搞不懂腾中买到的究竟是什么东西的时候，讨论1.5亿美金究竟是不是捡了大便显然没有意义，再进一步讨论能不能腾中养得起更是无稽之谈。

事情至此，笔者不妨揣测三种可能：一是腾中当时本来只想做一场公关的炒作，但在外界的质疑下搞得骑虎难下，只好硬着头皮继续演下去，以挽救自己的声誉；二是在海外投行的蛊惑下，腾中真的买到了一些不值钱的“品牌”而上当受骗；三是腾中明知商务部等不会批准，发改委更不会批准悍马国产，所以将计就计做了一场广告盛宴而已。

如果真的是一场广告的盛宴或者炒作也就罢了，令人担忧的是，在海外无良投行的怂恿下，我们的企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买到的不是悍马，而只是一根“悍毛”，海外并购的环境之险恶，绝非我们想当然认为有多“法治”那样简单。如果腾中的行为如同吉姆界定的是“投资”，面对悍马江河日下和巨亏，则很显然是肉包子打狗，而如果腾中获得的只是那些没有多大价值的品牌外加养活别人的3000工人，则每年的养人成本就高达4亿多美金，这个广告的成本也太大了点。单不说悍马本身的前途如何，就是单纯从一笔交易考虑，不管从那个角度看，这显然都不是一笔好买卖。

但是，很显然，这场戏还得继续演下去。现在腾中唯一可以被拯救的，也许只有寄希望于商务部把这笔交易给否了，否则，真的像他们自己宣传的，继续投资个10亿20亿美元进去，恐怕连裤衩都会赔光吧。

《意见》对中小企业面临的基本形势的判断是实事求是的，《意见》指出，虽然在国家政策扶持之下，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出现了积极变化，但发展形势依然严峻，主要表现在融资难、担保难、企业负担重等很多方面。很显然，这些问题都属老生常谈，但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这些老问题的负面效应被放大，导致中小企业的困境空前加剧。有两个数据可以佐证中小企业形势的严峻：一是中国社科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6月份的一份报告称，有40%的中小企业已经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倒闭，40%的企业目前正在生死线上徘徊，只有20%的企业没有受到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二是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表示，尽管有国家政策的扶持，目前仍有30%的中小企业处于亏损或者严重亏损状态。

考虑到中小企业的工业总产值、销售收入、实现利税分别占总量的60％、57％和40％；提供了每年新增90%以上的就业、占据了60％以上的进出口总额和贡献了经济增长的60％，据此基本可以判断，中国经济的困境，其实就是4300万家中小企业的困境，循此逻辑，中国经济走上复苏的必由之路就是真刀真枪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没有中小企业的复苏，任何关于中国经济复苏的预判只是望梅止渴。

但现实无疑很残酷，尽管“官、产、学”各个层面对中小企业的认识都非常一致，然而，上半年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空前盛宴和中小企业关系的确不大。就信贷的走向而言，上半年投放的7万亿之巨的货币，只有不到20%流向了中小企业，在金融机构的授信额度中，中小企业得到的授信额度不到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零头；就产业振兴而言，“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基本就是一个“大企业”规划；中央为此投放的200亿技改项目，绝大多数仍然流向了大企业。也就是说，在金融危机的特殊背景下，相对于大型国企的狂欢，中小企业在生存环境方面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更加恶化。而这种逆势的做法，无疑是拿中国经济的未来进行赌博。

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出台专门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意见》，不仅及时，而且具有强烈的政策纠偏的意义。《意见》的内容博大精深，涵盖了中小企业发展的方方面面，从政策法律环境，到融资难，从财税政策优惠到技改，从管理到对中小企业工作的领导机构。可以说是对近年来中小企业扶持政策的一次全面汇总和创新，而且，的确不乏一些突破性和实质性的举措。比如，鼓励民间资本入股村镇银行，2010年减半征收小型微利企业的所得税，并对中小企业的进口关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进行减免。提出要一律取消未按规定权限和程序批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政府性基金项目；成立成立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等等。这些举措，的确抓住了中小企业发展中的诸多政策空白和软肋，相信对于中小企业走出困境，促进发展大有裨益。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意见》的绝大多数内容尽管丰富，但很多只是重复以前多次证明毫无实效的政策，在操作性上难言进步。以老生常谈的中小企业融资难为例，《意见》提出的全面落实支持小企业发展的金融政策、加强和改善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进一步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等要点，除了创业板快要落地之外，大多数内容，既无落实的时间表。亦无对责任机构的量化指标，好似年复一年无力重复的口号而已，没有真正的让人耳目一新的实质性的举措。很显然，中小企业的融资难并非之前没有类似的政策，而是这些政策根本没有落实。再比如，在对中小企业的减负举措方面，政策显得颇为吝啬，只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3万元（含3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收所得税，而且时间要从明年才开始，让很多期待减免税负的中小企业感觉远水不解近渴。如果我们对中小企业的绝大多数扶持政策要么没有量化的指标，要么毫无力度，则这样的政策很难获得民众的认同，《意见》发布后网络民意的冷淡反应也印证了此点。

反思近年来我们在中小企业扶持上的公共政策，可谓年年讲，月月讲，任何一届的政府工作报告都离不开对中小企业的强调，然而，令人痛心的是，或者雷声大，雨点小，或者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或者隔靴搔痒，或者只是为了应付外界的质疑，鲜有动真格的，让人感到很过瘾很痛快的举措，即使金融危机导致大量的中小企业倒闭，动摇了经济增长的根基的情况下，由于既得利益阶层的干扰，对中小企业的扶持仍然难言亮点。笔者曾多次强调，判断中国经济是否真正好转的最重要的指标绝对不是GDP是否达到“保8”的目标，而是中小企业是否真正告别了寒冬。

因此，笔者再次呼吁对《意见》进行细化和量化，增加操作性。特别是在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和减负方面，一定再也不能继续“王顾左右而言他”，必须拿出真金白银的举措。鉴于下半年信贷盛宴不再，应该硬性规定绝大多数的信贷指标应该给予中小企业，所谓的继续宽松的货币政策，应该明确为针对中小企业。而对于中小企业的负担重，一定要拿出清理不合理、不合法收费的时间表，在所得税等的减免方面，应该立即下决心进行税收的大幅减免或者缓交，而不是等到2010年才实施。如果在这个特殊时刻，再在政策方面不动真格的，危及的是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微观基础。

我们注意到，在经济增速放缓、企业效益大幅下滑、实施结构减税和出口退税等“减税主义”政策的宏观背景下，全国财政收入1到8月份却实现了正的增长。以8月为例，分析财政收入的主要结构就会发现，对8月份财政收入增长贡献至伟的首先是消费税，增长贡献高达75%，这显然和前期烟草、白酒、成品油消费税的政策调整不无关系；营业税增长了10.8%，在企业利润大幅下滑和居民收入的预期不确定的情况下，企业所得税却仅仅下降2.9%，而个人所得税逆势增长了2.8%。

很显然，即使扣除成品油税费改革一次性增收的因素，这种税收增长的态势和当前企业利润下滑、经济增速放缓、结构性减税、外贸萎缩以及物价整体下降的基本逻辑不相符的。财政收入的增长的主因显然不在于经济的复苏。如前所述，前8月份对财政收入增长贡献最多的是消费税、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等流转税，而这些税种恰好又是税务部门今年查税的重点。

我们看到，在财政部门面临增收的压力下，其行为方式已经由年初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结构性减税”悄然演变为千方百计的搞增收，试举几例：其一，6月，税务总局大幅调整烟产品消费税，而调整直接给财政部门带来的收入是600亿；其二，8月，白酒消费税计价政策调整，堵塞白酒企业避税的漏洞；其三，9月，查税风暴开始从大型企业向中小企业蔓延，刚刚赢得喘息的温州等地的中小企业已经感受到了税收风暴的寒冬。税务局官方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税务机关共查补税款413亿元。

站在财政部门的立场，这种以严格税收征管曲线加税的行为的确无可厚非。首先，在企业效益大降的情况下，完成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财政收入增长8%的目标难度很大，前7个月财政收入依然没有摆脱负增长的困境；其次，上半年的天量信贷导致银行系统的风险提升，下半年要继续刺激性政策，很显然要靠财政收入来支撑，这使得预列的9000亿赤字捉襟见肘，财政收支矛盾突出；第三，开征新的税源难度很大，无论是物业税，还是资源税的改革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远水不解近渴。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严格征管，曲线的进行加税就成了最好的选择。这使得在金融危机下休养生息的减税政策悄然被“加税主义”所替代，在企业利润高达20%的降幅的情况下，变相的增加了企业的真实负担。

查税的确无可厚非，然而考察一下中国企业的真实税负，则这种行为的正义性无疑受到很大的质疑。根据权威机构的研究，中国的宏观税负超过32%，远远高于18个发展中国家宏观税负水平。今年全国工商联企业家执委问卷调查就显示，85%的民营企业认为，当前税负偏重。在这种情况下，税收征管中的一些漏洞，反而成为企业在现行体制下赖以减少税负的非正规通道。这种漏洞或者税收黑数的存在无疑属于良性的制度残缺，税收漏洞亦成为减轻企业税收负担的可行的制度选择。

而且，从当前的经济数据看，尽管宏观经济复苏的迹象较为明显，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不仅之前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一直没有解决，一些行业和企业的困难状况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善。特别是中小企业依旧在困境中挣扎。财政部门出于本身政绩的考虑，通过严查行为变相增加企业的税收负担，显然是在他们的伤口上撒盐。实事求是地说，目前以中小企业为代表的企业生存困难，乃至于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和以前国家 “取之过多”的重税政策有很大的关系。重税政策不仅使国家成为经济增长的最大受益者，而且使得国、民财富分配格局完全失衡，挤压了民间消费的空间，从而导致产能过剩等深层的结构性问题。因此，度过难关的关键不是通过挤压企业的生存空间，确保政府增收，而应该让企业休养生息，帮助企业度过寒冬。

不可否认，下半年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但如果考虑到通过大规模的支出刺激经济的财政政策下半年将不再持续，财政支出的压力要比上半年小很多。而且在我国财政赤字并不高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通过赤字做加法的方式来解决，未必非要通过加税的手段。因此，对于税收部门的严苛执法，高层一定要意识到其中的危害，中国经济要完成结构的调整，本身就包含着对过去“重税主义”政策的修正的要求，这也是平衡国、民财富格局的应有之义。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政府的理性选择绝不应首先考虑自己的“收益”，而将危机的成本完全由企业承担。

对于突如其来的订单和不可思议的“民工荒”，乐观者认为这是经济复苏，特别是外需复苏的强烈信号，而谨慎者则认为，这种订单的增加并不能和经济的回暖简单等同，而主要是因为国际订单的长期停滞、企业库存耗竭和季节性需求旺季等周期性因素导致，就珠三角外向型企业的生存环境而言，暂时还不能简单地依靠周期性的“民工荒”而轻言全面复苏。

的确，自下半年以来，全球经济回暖的步伐好于一些权威机构的预测，中国经济的诸多数据如果从环比看更是呈现明显的向好趋势。这说明半年以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天量信贷支持的宽松货币政策的效应日益显现，但不可否认的是，一些关键数据如果从同比来看，依然在低位运行。拿外贸而言，前7个月从环比来看，进出口已经连续5个月反弹，但就同比的数据而言，1至7月份,我国对外贸易累计进出口总值11467.1亿美元,同比下降22.7%。其中出口6271亿美元,同比下降22%；进口5196.1亿美元,同比下降23.6%。累计贸易顺差1074.9亿美元,同比减少12.4%。8月份的数据近几日将公布，机构的预测也比较乐观，比如，路透调查显示，8月出口同比跌幅将为19。6%，较上月的23%明显收窄，贸易回暖的迹象愈加明显。

笔者认为，目前在珠三角和浙江等外贸型企业出现的“民工荒”的确让人看到了进出口复苏的希望，但对于这种明显带有季节性的现象一定要谨慎分析，切勿盲目乐观。对于中国外贸依然在低谷运行，处于负数区间的事实要有清醒的认识，对外贸企业的严峻态势不可掉以轻心。中国海关副署长李克农在本周一就表示，8月出口数据将环比回升，同比下降幅度会减小，但外贸何时重回正增长依然很难预测。因此，在外贸数据本身负增长的情况下，切不可由于季节性旺季对订单的需求而轻言外贸回暖，考虑到欧美等国依然不确定的复苏前景，对于因圣诞节等明显周期性需求导致的订单回升必须有个正确的研判。

这次全球经济危机下在珠三角和浙江温州等地出现的“民工荒”和2005年爆发的“民工荒”比较，如果说2005年出现的“民工荒”很大程度上属于农民工对于自身生存环境的自我抗争的话，则本次“民工荒”带有明显的周期性特点：一是自2008年伊始，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珠三角外向型中小企业的大面积倒闭、裁员等使得大量的农民工另谋他途，珠三角不再是农民工的首选之地；二是春节过后，中小企业生存依然严峻，较少了实际用工需求，大量农民工在当地政府的引导下，或者在本地创业，或者将选择的目光转向一些内需型的企业，导致农民工的绝对数量减少；三是企业对今年出现的季节性的旺季准备不足，在去年大量裁员而库存消耗殆尽，订单突如其来时则面临用工的缺口。如果以这种季节性的“民工荒”作为判断外贸全面回暖的关键指标，则很可能误判形势，从而误导政策。

就目前大量外贸型中小企业的真实生存状况来看，相对于2008年大面积倒闭，生存困难的情形而言，依然没有很大的改观。首先，社科院等机构之前的调查结论显示，即使在前半年政策盛宴的刺激环境下，因为资源基本流向了大企业，目前依然有一半以上的中小企业生存状况严峻；其次，即使在目前旺季的情况下，浙江温州等地很多中小企业的实际产量仍不足产能4成，大部分订单依然集中在大型企业；第三，在生存都难以确保的情况下，大量的中小企业的转型远远没有完成，对外需仍然具有很强的依赖，而在外贸增长仍然处于负数区间的情况下，中小企业的回暖显然还不是时候。而8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出台了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六大政策建议更是从侧面印证了中小企业发展形势的严峻。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珠三角和浙江等地出现的“民工荒”，当地劳动部门一方面要帮助企业解决暂时出现的用工困难，另一方面，企业要对这种周期性的订单要有正确的预判。同时，金融危机下的“民工荒”将农民工再次凸显了依靠低廉劳动力发展外贸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忽视农民工合法权益、依靠压榨农民工的生存权益建立的中国制造的竞争力不具有任何抗风险的能力。面对本次出现的“民工荒”，珠三角和浙江等外向型的企业切不可盲目乐观，一定要坚持走痛苦的转型之路，特别是对于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包括他们的最低工资给予足够的保障。如果将产品的竞争力依然寄托在挤压农民工的最起码的生存权上面，“民工荒”等怪象将不会走入历史。

这样，A股自从2008年10月28日上证指数创下1664点的最低点以来，在2009年8月4日达到本轮反弹的3478点之后，数次暴跌，使得8月份上证综指的跌幅达到了21%以上，由全球表现最佳股市变脸为表现最差股市。

对于本轮A股的这种“非理性”下跌，很多投资者表示看不懂，原因有三：一是在7月29日，沪深两市双双天量暴跌，沪指收盘跌5%，出现了近8个月来的最大单日调整。而就在当天晚上，央行通过官方网站再度表态，将继续执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而这是央行在6天之内第三次做出此番表态。央行选择在股市暴跌的时候及时出来表态，对市场的呵护之心昭然；二是中国宏观经济回暖，上半年GDP增长7.1%，全球表现最佳，很多指标从“环比”看，都在好转，在宏观经济向好的情况下，股市却再一次与宏观经济背离；三是六十周年国庆将至，政策面将维护股市稳定视为己任。但就是在三重合力下，股市仍然单边向下，投资者看不懂，似乎亦有道理。

然而，笔者认为，相对于看不懂的下跌行情，更看不懂的应该是本轮超乎想象的反弹，从1664点反弹至就本轮最高点3478，指数翻了一番，成为上半年全球表现最佳股市。而令人颇为疑惑的是，这种反弹与实体经济本身的严峻态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一，从宏观经济的基本面看，上半年，是中国实体经形势最为严峻的时刻，一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只有6.1％，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4.5个百分点，二季度增长7.9%，都低于改革开放30年的平均值，各项经济指标率创历史低点；二是从上市公司的业绩看，上市公司半年报已经全部结束，1637家公司上半年共实现净利润4810.59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虽然小幅下降14.79%；三是从政策面而言，高层一直强调要防止信贷资金违规投向股市、楼市，也就是说，在实体经济仍然处于低谷的时候，高层并不希望股市、楼市提前抢跑，制造新的泡沫。以此而言，A股上半年的火爆行情完全就成了一个“三无概念”行情，无实体经济支撑，无业绩支撑，无政策面支撑的单边上涨行情。投资者可能没有意识到，事实上，自2008年10月18日开始算起，A股连续上涨9个月已经悄然创造了中国股市连续最长的上涨记录，而这种记录更是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特殊时期。

上涨看不懂，下跌看不懂，这才是中国股市真正的特色。事实上，对于8月31日的大跌，笔者在7月29日大跌之后就呼吁投资者清醒，应该从股市的基本面和下半年宏观政策的调整慎重看待下半年的行情，对即将开始的调整一定要有所准备。就是在8月初，很多投资者谈到刚刚开始的下跌的时候仍然表示，没有征兆。如果投资者克服贪婪，不要被所谓的“维稳”等噱头迷住智慧的话，本轮股市的调整，不仅有征兆，而且征兆非常明显：首先，从技术面而言，股市在连续上涨9个月，指数翻番的情况下，在技术面上随时都面临调整的要求，上涨了1倍，而下跌不过21%，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数字；其次，本轮股市的上涨，将中国股市“资金市”的本质演绎的淋漓尽致，如前所述，在宏观经济严峻，公司业绩大幅下滑的情况下，依靠上半年7.37万亿的天量信贷，硬是撑起了中国股市的一片晴天，而到7月份，信贷投放3500多亿，比环比下降了77%，尽管央行多次表态货币政策会继续适度宽松，但这种货币量上的紧缩引起的恐慌是显而易见的；其三，宏观经济的向好，对股市事实上是一种利空。宏观经济向好首先意味着不会出台新的刺激政策，还意味着政策面上肯定要进行微调，不会再进行粗放式的，单靠大的投入来支撑的政策环境。这三点其实意味着，连续上涨9个月的单边行情正式宣告结束，股市进入调整成为一种必然。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单纯的考虑股市自身的涨跌周期，对于中国股市的涨跌，还是很容易看懂的。中国股市之所以看不懂，是因为很多预期都是违背股市本身的周期的，在股市周期之外，又认为设置了很多逆周期的预期，比如，对国庆行情的预期，对政策维稳的预期，如果没有这些预期的干扰，投资者对于股市的涨跌是可以理性看待的。比如，在7月29日本轮第一次大跌之后，如果央行不在第一时间出来表态，其实很多投资者在当时是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的，而正是因为政策的干扰，让投资者总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其实，对于任何股市而言，暴涨暴跌都不可怕，可怕的是这种暴涨暴跌并非基于基于股市本身的周期调整，而完全是人为的政策因素扰乱股市自身的周期所导致。当某一天，中国股市的分析语境非常单纯，投资者不再将主要精力放在猜测政策走向或者维稳措施上的时候，中国股市就可以看得懂了。

面对房价的非理性暴涨，政府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控制房价的政策周期。从大量保障性住房的入市，到打击囤地，从公开地价房价比到收紧二套房贷，从打击捂盘惜售到增加土地供应。这样，在经历08年底拯救楼市的政策急转弯之后，房地产调控政策又幽默的回到了08年之前。当初拯救楼市的举措让政府在房地产公共政策上的公信力遭受重创，以致于目前各地政府对房价的表态和采取的调控措施在民众的心中再也换不来一点喝彩。

不论这次政府调控房价是真是假，就各地调控房价的措施而言，很多依然是诸如打击捂盘，在网上披露违规开发商的名单等乏善可陈的老政策。比如，江苏省即将出台“房价备案”制度来限制开发商随意调控房价，规定开发商在首次开盘定价时，必须提前15天到物价部门备案。正如很多评论所言，在开发商垄断信息和定价权的情况下，诸如备案制之类的措施不过是隔靴搔痒而已。

是政府真的拿房价没有办法，还是压根就不想让房价跌，这的确是一个攸关公共政策声誉的重大问题。实事求是而言，本轮房地产的逆周期上涨，已经让政府在房价上的信誉备受公正性的质疑。毋庸讳言，如果没有货币政策的极度宽松，如果没有银行违规配合，私自放行二套房贷，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绞尽脑汁的救市，房地产本来可以完成本身的调整周期，回归健康。因此，本轮房地产的泡沫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非法泡沫”。既然是违规导致的结果，要扭住房价非理性上涨的笼头，恐怕用过去的“打击捂盘”等办法恐怕只是敷衍民意之举。

其实，如果政府想要房价理性回归，除了打击囤地、增加土地供应之外，笔者认为，控制房价上涨其实非常简单。

首先，关住信贷的龙头。既然货币政策导致了房价的非理性繁荣，首当其冲的就应该严格房地产金融政策。让大量的违规进入楼市的资金撤出楼市，严格二套房贷政策，而不是给出更进一步的误导信号，放出诸如“二套房贷利率下降”的错误信息。历史证明，只要严格信贷政策，提高普通商品房的资本金比例，房地产将应声而落。

其次，真正公开房地产市场的信息。房地产信息的混乱已经成为了中国统计信息的最大耻辱，目前关于房地产供应、价格等关键信息基本垄断在利益集团手中，他们通过有选择的释放信息，调控市场，让普通民众随着他们的指挥棒翩翩起舞，房地产市场的最大不公就是信息的垄断，而在全国房价暴涨的情况下，国家发改委居然统计房价只上涨了1%，何其滑稽。

第三，彻底废除公务员福利分房。很多官员之所以对房价上涨置若罔闻，完全是因为他们通过福利分房可以规避房价上涨的痛苦，才可以心安理得的为了地方利益而鼓吹房价，如果让绝大多数的公务员不再享受福利分房的特权，房价暴跌将成必然。

但考虑到房地产复杂的利益博弈，要想真正做到以上三点，的确很难，中央期待房地产带动经济，地方期待房地产的繁荣增加财政收入，而银行期待房地产金融带来巨额的利润。在房地产承担诸多重任的情况下，政府显然不会采取以上任何一个措施打压房地产，除非政府在其中没有利益诉求，做一个公正的政策执行者。控制房价对政府而言，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回顾力拓“间谍门”以来中国态度的悄然变化，期间中澳的角力绝非“法律问题”所能涵盖和承受。7月9日，力拓间谍案正式爆发，上海市国家安全局的对外口径将其定性为：胡士泰等人采取不正当手段，通过拉拢收买中国钢铁生产单位内部人员，刺探窃取了中国国家秘密，对中国国家经济安全和利益造成重大损害。外交部当天对国家机密的定性和损害中国经济利益和安全亦予以确认。但是就是这起一开始就被高调定性的案件，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8月11日，窃取国家机密的间谍事件“硬着陆”为普通的“商业秘密“案件。期间的考虑和得失，的确令人深思。

其实，这次中方一开始很高调的处理力拓“间谍门”给外界释放的最大的信号是，中方肯定掌握了十足的证据。而事实亦证明，案件爆发不久，被有关部门带走的力拓上海办公室办公电脑已被“拿下”——数十家与力拓签有长协合同的钢企资料藏身电脑。这些资料涉及了企业详细的采购计划、原料库存、生产安排等数据，甚至连有的大型钢企每月的钢铁产量、销售情况也非常明晰。而且事件恰逢铁矿石谈判停滞不前，力拓态度强硬的关键时候。通过力拓案的高调处理，为中方在谈判中增加“道义”和“法律”的筹码，达成有利于中方的协议，似乎可以解读为力拓案的最真实的目的。但是，现在力拓案在理直气壮的中方这里转了一个法律的急弯，分析原因，不外乎三点：其一，西方媒体的集体抹黑，将力拓事件提升到影响中国投资环境的地步。在此期间，包括《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澳大利亚人保》在内的多家海外媒体采访笔者，都是诸如“此举是否意味着未来中国安全部门将介入对外资的审查”等恶毒预设陷阱的问题；其二，中澳关系的牵制，在澳大利亚国内复杂的政治博弈中，力拓案完全成了政党争取选票的工具，在野党肆意渲染力拓案，使得本来一起单独的司法个案演化成了中澳未来政经关系的试金石；其三，在铁矿石现货价格急剧攀升的情况下，铁矿石长协价降价40%的可能空间再次被压缩，拖延谈判，中方的损失远大于力拓。

而至于中国法律界一些人士将力拓案降格为“商业机密”归因于法律问题则不值一驳。将铁矿石谈判视为完全的商业谈判的人，基本可以视为对铁矿石谈判的基本规则和常识无知的法律专家。无论是谁代表中国钢铁企业谈判，事实上代表的是整个中国钢铁产业的利益，在欧美等国将产业安全视为攸关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今天，无论是政策的制定，还是国际贸易领域的谈判，都绝非“商业谈判”这么简单。胡士泰等人窃取的情报，受损的是整个钢铁产业，而不仅仅是某一个钢铁企业的商业利益。在我国的《保密法》和《刑法》里，定性其为涉“国家机密”的案件，有完全的法律依据。而最后上海检察机关以“商业秘密”定性，绝非法律之错，只是法律又一次成了角力和博弈的牺牲品而已。有些人甚至幼稚地认为，将力拓案定性为“商业秘密”而非“国家机密”，可以撇清国有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欧美等国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如果最终将这个案子定性为损害国家安全，实际就是承认了别人的指控，授人以柄。何其天真的想法。

力拓案的“硬着陆”，已经昭示铁矿石谈判的前景更不乐观。在力拓案爆发伊始，笔者就多次强调，力拓案无助于中方在铁矿石谈判中的地位的提升，不管力拓案的最终结果如何，中方最终将不得不接受日韩已经达成的33%降幅的首发价。铁矿石谈判的屡屡败北，和铁矿石巨头在中国肆无忌惮的寻租和刺探情报行为，根子在扭曲的利益链条和体制。国有大型钢企的谈判和进口特权，民企的歧视待遇，政府公权力在铁矿石谈判中的无处不在，给国际三大巨头巨大的可乘之机。因此，不改变这种扭曲的利益体制，不会从根本上扭转铁矿石谈判中的不利局面。力拓案即使证明力拓窃取情报是事实，力拓也绝不会在铁矿石谈判中让步，这是一笔很简单的帐。

因此，力拓案一开始就无助于铁矿石谈判，但力拓案的法律定性大变脸，对铁矿石谈判的负面影响却不容低估。这一方面事实上等于中方承认之前高调定性的错误，本来理亏的力拓可以将此视为反击的绝佳时间窗口；另一方面，目前铁矿石现货市场价格暴涨。据联合金属网提供的最新信息，品位63.5%的印度粉矿到岸报价为110美元/吨至112美元/吨，继7月底突破100美元关口后再度攀升至110美元以上，比日韩钢企所签订的长协价高出近40%，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达成40%降幅的难度越来越大。而力拓案的屈辱性转向，事实上等于提前宣告铁矿石谈判结束。

的确，力拓案发轫之时，诸多人士对案件本身能否成为中国在铁矿石谈判中的历史性拐点抱有厚望。但中方在法律定性上自摆乌龙的行为，却成了最大的败笔和笑话。力拓不胜而胜，中方不败而败，理直者备受质疑，而理屈者却暗自窃喜，这种结果，恐怕大多数人都没有想到吧。

从《意见稿》的效力范围而言，尽管有诸如“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在价格方面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适用本规定”等反行政垄断的条款。但毫无疑问，《意见稿》的重点显然并不在于行政垄断和公众最关注的成品油、水价、邮电通讯等焦点领域。比如，对于价格垄断协议，《意见稿》将其分为横向垄断协议、纵向垄断协议、招投标和拍卖中的垄断协议等，并对每一种垄断协议进行了细致的规制，但这些价格垄断协议，针对的无疑都是市场化的价格垄断行为。而《意见稿》中所谓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无论对市场支配地位和相关市场的认定，都建立在市场竞争充分的基础上，显然并非针对邮电通讯和成品油等领域。

诚然，从中国价格垄断的真实生态看，《意见稿》所列的各种市场化的价格垄断行为的确都存在。比如，就价格垄断协议来说，今年4月20日，几大航空公司通过所谓的订票系统的“升级游戏”，悄然提高了机票折扣的变相涨价行为，就是一起典型的在价格方面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的协同行为。而在2008年物价飞涨的情况下，行业协会，行业巨头之间协同的调价行为更是屡见不鲜。加之中国转型期的特点，市场的不完善和各地的地方保护主义导致的各种价格垄断行为亦屡见不鲜。对这些价格垄断行为进行规制，无论对于维护健康的价格秩序，还是呵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都是必不可少的制度设施。

然而，众所周知，中国价格垄断的乱象，不仅仅在市场化的领域，甚至可以说，重点不在竞争市场。看看近年来价格领域民怨重大的事件，大多和行政垄断及公用事业服务价格等有很大的关系。在反垄断法立法的时候，对于行政机关及事业单位的垄断行为，是给予规制的。但是，反垄断法亦规定：“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国家对其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予以保护，并对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及其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依法实施监管和调控，维护消费者利益，促进技术进步”。这意味着，对于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事实上不受反垄断法的规制。这意味着，在价格垄断领域盛名显赫的邮电通讯、成品油、烟草等领域的价格垄断行为，不仅不受《反垄断法》的限制，反而得到了法定垄断的地位。而依据《反垄断法》制定的《意见稿》，自然不会规制中移动、中国电信、中石化等的垄断高价行为。

而对于水、电、煤气等资源性价格，由于近期纷纷看涨，亦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就“支配地位”而言，这些行业在各地自然属于垄断地位。对于这些行业利用自己的天然“垄断”地位随意提价的行为，虽然《价格法》要求其通过“听证”等程序形成与民众在价格上的博弈规则，但事实上，作为消费者的民众对于这些仍然处于垄断地位的公用事业的价格基本没有话语权，所谓的“听证”等体现参与的程序已经异化为价格上涨的前置信号。对这些公用事业的价格垄断行为进行规制，显然也是《意见稿》的应有之义，然后，从《意见稿》的具体内容看，很显然，这些资源价格的垄断行为也不在《意见稿》的管辖范畴。

这样，尽管《意见稿》洋洋洒洒规定了诸多的价格垄断行为，并援用《反垄断法》的相关条款给予惩戒。然而，很显然，对于一部根本不涉及邮电通讯、成品油、水电煤气等与老百姓的生活最相关的价格垄断行为，其在制度设置上的残缺可想而知。这样，《意见稿》本身的意义和价值显然打了很大的折扣，成了一部名副其实的“只打蚊子，不打老虎”的反价格垄断的法律文件。而网络上几乎一边倒的“唱衰”正是对这种残缺不全的规章的直接民意表达。

鉴于该《意见稿》尚在征求意见。我们建议《意见稿》扩大价格垄断行为的范畴，不仅要规制市场化的价格垄断行为，对于所谓的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行业的价格垄断行为，亦必须进行规范。邮电通讯、成品油、天然气等已经成为戕害正常价格秩序最严重的领域，而不是将国家安全当成垄断巨头逃避价格监管的避风港。而对于资源价格，一定要启动资源价格改革，尽快将其纳入市场化的价格管制轨道。否则，无论《意见稿》规定多么华丽，如果让垄断巨头们享受法外特权，再好的规定也不会赢得民众的支持和喝彩。

从香港证券监管部门和法院的指令内容看，资产被冻结的理由是黄光裕、其妻杜鹃及他们的控股公司违反香港法律禁止证券欺诈或欺骗证券交易、期货合约或杠杆式外汇交易等规定。至于具体什么事项涉嫌证券欺诈，尚不得而知。但在笔者看来，香港监管部门的这种举措，与其从道德层面解读为“墙倒众人推”的逻辑，毋宁从制度层面解读为香司法部门与内地“配合”肃贪和净化两地资本市场的法治之举。

香港监管部门采取此严厉举措之时机，恰逢国美电器配股，贝恩等外来资本与黄光裕家族争夺国美电器控制权的关键时刻。在黄光裕2008年底被内地司法部门拘查以来，尽管案情至今扑朔迷离，但国美的一贯策略就是从各个层面做着“去黄光裕化”的努力。事实上，要真正完成“去黄光裕化”，必须完成三个层面的工作：一是管理层面的“去黄光裕化”。这个制度层面已经基本完成。2009年1月18日，国美电器公告确认，黄光裕辞去公司董事职务，其董事局主席一职也自动停止同时，陈晓被正式任命为国美电器董事局主席兼总裁，自2009年1月16日即上周五已生效。二是舆论层面，将黄光裕与国美电器切割，这个工作，自黄光裕出事伊始，黄光裕家族与诸多博弈方对此的认识是一致的，只是需要时日。但最难的在第三个层面：股权“去黄光裕化”，这是黄光裕家族与各方角力的重点，也是分歧的最大所在。在黄光裕辞去国美电器的董事局主席之后，仍持有国美电器35.55%股权，为其第一大股东。影响非同小可，即使身陷牢笼，作为实际控制人依然操控着国美电器的一切。

但黄光裕事发之后国美面临的资金链危机，让贝恩资本等外来者有了控股国美的机会。但6月22日公布的贝恩资本的最终32亿港元的入股方案，让这种悬念一直留到了7月31日。根据入股方案，贝恩以18.04亿港元，认购国美新发行的7年期可换股债券。完成向贝恩发行可换股债券及悉数换股后，贝恩投资将持有国美扩大后股本的9.8%。另外，国美将向符合资格的现有股东公开发售新股。按此此计算，新可转换债发行及公开发售完成后，贝恩投资在国美的持股比例将介乎扩大后已发行股本的9.8%至23.5%。黄光裕家族险守第一大股东的地位，其未来的持股比例将保持在25.3%-32.9%之间，最终结果，当然取决于未来配股双方认购的比例，而黄光裕并没有承诺放弃公开认购的权利。至此，言国美已经进入“贝恩时代”显然低估了黄光裕的影响力。

而7月31日国美电器的公告印证了黄光裕作为创始人的掌控力。公告显示，黄光裕出资5.49亿港元(约合4.83亿元人民币)，认购国美8.16亿新股，全额参与国美配售。而以国美电器昨日2.57港元的收盘价估算，身陷囹圄的黄光裕单靠此次“高卖低买”的配股行动，账面盈利已达15.48亿港元。而黄光裕的此举，显然与内地司法机关彻查黄光裕的努力背道而驰，而其通过“法外资本”的威力，高卖低买的努力亦给了香港监管部门和法院最佳的口实，通过冻结黄在港资产，配合内地司法部门办案，成了最顺理成章的逻辑。

这样，在黄光裕案至今没有定论，黄光裕的所有资产权属未名的情况下，香港司法部门的介入，等于为国美电器“去黄光裕化”嵌入了一颗最致命的司法的钉子。一度扑朔迷离的国美电器的未来似乎有了很大的转机。如果香港法院最终的禁令，对于参与博弈的各方而言，结局也许会明朗的更快一点。但也应该看出，黄光裕案直至今日，司法部门依然没有向外界公开黄涉案的事由及原因，这是导致香港监管部门和司法机构难以配合内地办案的最大障碍，也是黄案最大的短板，无论对于国美，还是对于国美的投资者，最好的“去黄光裕化”是公开事由，让投资者自己选择，让黄光裕理智的选择取舍，而不是让投资者在各大利益方的“黑箱”中猜谜。希望内地司法部门能够尽快公开案情，安抚投资者的焦虑，让国美的未来不再扑朔迷离。

但是很显然，外界对7月份数据的之所以异常关注，在于7月份作为2009年下半年的“开局之月”，经济关键数据表现如何，直接决定宏观政策的走向和实体经济的基本运行态势。而相关部门对7月份数据的慎重从推迟一日发布可见一斑。由此我们认为，7月份宏观经济的关键数据基本可以为下半年宏观政策选择和实体经济的大方向定下基调。

简单对7月份的关键数据进行分析。

其一，CPI和PPI虽然连续6个月在负的区间运行，而且PPI的降幅较上月依然在扩大，但考虑到2008年的较高的技术和环比数据，并不能据此以西方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判断中国经济已经进入通缩状态。从CPI和PPI的环比数据看，7月CPI与上月持平，而PPI环比上涨1.0%，已连续4个月上涨。据此可以判断，CPI和PPI基本处于触底反弹的态势。这一方面说明，工业生产和经济回暖的迹象日益明显，另一方面说明，通缩的魅影似乎离中国经济越来越远。

其二，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7月份增长32.9%，比上年同期加快5.6个百分点，但比上半年回落0.7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回落，说明单纯依赖投资拉动增长的救急任务已经提前完成，中国经济开始悄然释放前期政策猛药聚集的风险，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但如果从结构看，国有企业投资增长40.1%和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11.6%成为了近期投资的热点和主力。这强烈地预示着，民间投资回暖尚待时日，而房价上涨带动的房地产热有可能成为宏观经济下一个风险的引爆点。

其三，从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看，7月份同比增长15.2%，但比上年同月回落8.1个百分点，比上月加快0.2个百分点。1-7月份，同比增长15.0%，比上年同期回落6.7个百分点，与上半年持平。对于15%的增速，大家一定不要误读为消费在回暖，在GDP增长中的贡献在提升，从近年看，尽管消费在GDP增长中的比例一直在下降，但其增速基本保持在20%左右。所以，前半年尽管有15%的增长，但因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36%以上，这意味着，消费在GDP增长中的比例可能进一步下滑，消费尚未真正启动，仍然处于探底的过程。

以上三点分析，基本可以解释并涵盖官、产、学乃至民众对下半年政策关注的重点和经济未来态势的判断。就下半年而言，宏观政策的着力点和经济热点基本事实上集中在五个方面：一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如何“微调”；二是政策目标如何从保增长转向调结构和促民生；三是房地产与股市等虚拟经济出乎意料的大热对实体经济祸兮福兮；四是是否会发生物价的恶性上涨。

首先，笔者认为，尽管管理层出于呵护前期政策效果的考虑，多次表明了对“适当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坚持的态度，但事实上，为了释放前期救市的风险，宏观政策本身的“拐点”已经到来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果说前半年宏观政策重在“放量”，而下半年则会适度的转向“结构”上来，而投资在完成了前期维稳的任务之后，很显然会将接力棒交给启动消费上来，这都是下半年政策“微调”的重点；其次，关于未来物价的走势不可掉以轻心，我们目前采用的政策带有很明显的“以毒攻毒”的痕迹，用天量的信贷赶走了通缩这个狼，如果不适可而止，恐怕会带来恶性通胀这个更可怕的老虎；第三，房地产和股市的复苏与实体经济本身背离的走势说明，在实体经济回暖步伐缓慢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过度宽松”助推的不是经济实体，而是泡沫，而房价的过度上涨更是形成了对消费的“挤出效应”，下半年如何防止泡沫对经济体的冲击，亦将成为政策的主要关注点；其四，调结构，促民生离不开关键领域的改革，而社保立法的再次推迟，资源价格改革依然没有时间表，这已经成为下一步消费、民间投资和中小企业复苏的最大制度瓶颈。

由此，笔者认为，在下半年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的大方向不轻易改变的情况下，政策本身的“微调”应该未雨绸缪，具有前瞻性。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为了保增长而依然采用成本过高的政策措施，对已经出现的风险视而不见，对存在的政策软肋不能及时应对。我们建议下半年重视政策的“集约化”效果，注意信贷和财政政策扶持对象的变化，警惕物价的恶性反弹，采取措施防止楼市和股市非理性上涨引发的风险，并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启动民间投资、民生消费和中小企业等攸关经济未来大计的领域上来。

抛开任志强、董藩等人这些刺痛国人心肺观点的正确与否不论，一个必须承认的事实是，董藩所言“房地产的复苏取决于政策”的观点可谓击中了房地产兴衰的最大真相。的确，这一轮房地产的不正常复苏，不仅和经济复苏无关，甚至和房地产本身的供求也没有多大关系，而完全是政策的紊乱所导致。在历经四年对房地产的调控，中国房地产即将回归理性和进行自发调整的前夜，金融危机的到来却成了房地产复兴的最后一根稻草。面对保增长的压力，各级政府放弃了多年对房地产调控的努力，在房地产没有真正进行调整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政策对房地产进行逆周期的干预，特别是在天量信贷和大幅度调低房地产资本金政策的威力下，房地产的复兴拐点提前到来，楼市中毒暴涨，国人震惊，公共政策尴尬，金融系统被房地产战车捆绑的更加紧密，而开发商在政策的盛宴下“羽扇纶巾”，开始指点中国经济的江山。

毋庸讳言，这是一次提前夭折的调整。在欧美楼市仍然跌跌不休的情况下，中国房地产和中国股市却一枝独秀，走出了一轮与经济基本面完全背离的牛市行情。国家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已经失控的信贷和对未来通胀的预期成为本轮行情的最大诱因。任志强等人一再强调，房地产正在拯救中国，其理直气壮的根源就在于房地产的支柱产业地位，在于赌定国家不会放任房地产的风险向金融系统传导，他们的确赌对了。公共政策在关键时刻站在了他们一边，而从中国房地产市场近20年的历史看，政策永远都是房地产市场阴晴的决定性力量，前所未有的宽松政策，人为左右的供求信息和基于对银行系统风险的担忧，让本应深幅调整的房地产成了本轮中国经济中最大的赢家。如果要说以4万亿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刺激计划真正成的产业，很显然，不是中小企业，不是民间投资，不是民生，甚至不是“铁公基”，而是房地产。

房地产是复苏了，但房地产显然并没有拯救中国，反而随时可能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复苏的最不确定力量。有关部门和开发商都在强调房地产对经济的带动作用，但他们却有意无意回避了房地产对其他产业的“虹吸效应”。这种“虹吸效应”表现在：其一，由于房地产价格与居民收入的严重背离，购买房地产的乘数效应使得居民的消费能力几何指数下跌，其他产业因消费能力不足而萎缩；其二，大量的信贷资金流向房地产，导致流向其他产业的金融资源不足，对其他产业的复苏造成了很大的挤出效应；其三，由于政策摇摆导致的政府信用破产，在民众担心房地产价格再次暴涨的情况下，对未来消费的预期不再乐观，进一步延缓了经济的复苏。

我们不否认房地产的“支柱”地位，因为这是中国经济畸形最典型的表现。但也不可否认，即使在房地产对GDP贡献最大的07年，其对GDP增长的贡献也没有超过1%。这意味着，我们现在是竭尽了我们所有的政策资源，不惜代价挽救的只是对GDP增长贡献不到1%的一个产业，而对GDP增长10%以上的其他产业则成了牺牲品，这就是中国经济在支付了高昂的成本之后，为什么企业利润继续下滑，很多产业萎靡不振，政策效果和支付的成本不匹配的主要原因。不是房地产挽救了中国，而是房地产的非理性暴涨影响了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复苏的步伐。

房地产的复苏不等于经济的复苏，本轮房地产的暴涨并不意味着调整已经远房地产而去。人类永远战胜不了商业周期，这是上百次的金融危机告诉我们的朴素真理。没有经历真正调整的房地产，在积累了更大的泡沫之后，必将成为中国经济未来最大的一颗地雷。摩根斯坦利经济学家罗奇最近撰文《我开始担心中国经济》，他担心的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说实话，这个已经不是本人担忧的事项了，因为房地产本轮可耻的复苏，已经让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早已流产。

央行在6天之内三次重申“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会改变，这种对市场的重视程度极为罕见。对于央行的这种密集型的表态，究竟是在安抚谁，出于什么样的权衡与考量释放如此明确而密集的信号，如何解读央行下半年对“适当宽松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在当下股市、楼市火爆，实体经济的走势并不明朗的下半年，的确值得玩味。

其实，外界下半年以来之所以担心货币政策的调整，有大量的事实和数据支撑。其一，今年上半年，在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经济滑坡的背景下，新增信贷已达7.37万亿，是2008年同期2.45万亿元的3倍，远远超越了年初政府制定的全年新增贷款下限目标5万亿元。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完全演化成了“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其二，春节以来，股市、楼市逆宏观经济的基本面，走出了一轮牛气十足的行情。上证指数从去年的最低点1664点反弹至本轮的3400点，指数已经翻番，而楼市更是提前结束调整，重回量价齐升的巅峰表现，而股市、楼市背后的推手，各界普遍认为是信贷资金违规进入所导致；其三，信贷的大量派放，使得对宏观经济陷入通缩转化为对通胀的担忧，货币政策亦可能从防通缩转为对通胀的关注。

在这种情况下，结束货币政策“过度宽松”的狂热表现，对货币政策进行微调，让其回归理性，给资本市场和楼市降温，既符合逻辑，也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健康和复苏。而且我们看到，无论是监管部门、专家学者还是政府一些高层官员，都对货币政策进行微调表示了期待和预判。首先我们看到，早在3月份，很多学者就指出，大量的信贷资金可能违规进入了楼市、股市，而在上半年结束之后，这种担忧基本变成了现实，大家对信贷资金流入楼市和股市已经没有任何分歧；其次，作为银行系统风险监管者的银监会多次重申要严防信贷资金违规进入楼市、股市，在六月份要求商业银行不能把信贷发放作为业绩考核指标。7月27日，银监会更是发布《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要求确保固定资产贷款资金真正用于实体经济的需要，防止贷款被挪作他用，以及防范贷款快速增长形势下的银行风险。其三，在经过前一阶段“救急式”的政策猛药之后，宏观经济虽然仍然具有不确定因素，但基本已经企稳，进入了调养阶段，在政策上不必继续下猛药救治。

基于以上几点逻辑，根据宏观经济基本面的情况，对货币政策进行微调，防范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对中国经济真正走上复苏之后大有裨益。然而，央行的这种表态，无论是时机，还是密集程度，却又给人们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笔者认为，央行之所以如此作为，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第一，正如央行副行长苏宁所表示的，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仍然很多，经济回升基础还不稳固，国际国内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为了避免政策的调整对经济复苏的影响，需要继续执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其二，尽管有大量的信贷资金的确违规进入了股市、楼市，但因为有关方面将楼市的复苏视为了目前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明知如此，也不得不继续为之，以求得房地产的复苏拉动经济；其三，前期宽松的货币政策尽管执行效果有偏差，但就下半年而言，大量的民间投资和中小企业的复苏仍然离不开信贷资金的支持，如果收紧，受影响最大的将是这些前半年并没有分享到政策盛宴的“弱势群体”。

在这种情况下，很显然，央行的这种表态就多少有了“被迫”的成分。但笔者认为，在前半年货币政策本来已经过火的情况下，央行的这种表态事实上缺乏理性，容易引发市场的误读，导致货币政策的失控。比如，央行最后一次表态的时机是在7月29日股市大跌之后，给人以人为托市的感觉。这种时机的选择很容易影响货币政策的公信力。很显然，无论从实体经济的复苏需要，还是从防止信贷风险而言，货币政策在下半年已经面临“拐点”，虽然政府重申坚持宽松货币政策不动摇，但这只是政策的策略，货币政策下半年收紧将成为必然。下半年货币政策不能再追求“放量”，而应该追求政策的执行效果和集约程度。货币政策可以不动用准备金比率、加息等猛药，但一定要控制量。如果再货币供应量上不给予明确的控制信号，担心打草惊蛇，祈求面面俱到，恐怕不仅无助于实体经济的复苏，而且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弗里德曼在《美国货币史》中认为1929年的大萧条是货币政策失败的结果，令人深思。如果不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弗里德曼所言“货币的祸害”的恶果必将出现。

（东方早报）

对于山西GDP出现负增长，笔者看到媒体上正面评价颇多，认为这是山西下决心与“红（带血的）”与“黑（高污染）”GDP决裂的重要一步。不可否认，这样善意的猜测的确有一定的数据的支撑。比如，山西为了告别“带血”的GDP，通过兼并重组减少矿井1300多个，2009年上半年各类煤矿共发生生产安全伤亡事故下降了38.46%；另外，就GDP能耗的降低速度而言，曾经能源消耗占全国的比重远远大于GDP占全国的比重的山西，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同时，山西也针对自己过于依赖煤炭、钢铁、电力等行业的特点，暂时牺牲漂亮的数据，主动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很显然，这些的举措比有些省份纯粹为了GDP短期增长，而不惜代价、不顾风险的人为提升数据要可取很多。

但如果将山西上半年GDP负增长主要归结于结构调整和“科学发展”，对其积极意义和示范效应过度拔高，给山西带上科学发展观典型的帽子，恐怕有点言过其实，也是山西官员“不可承受之重”。“山西现象”有结构调整的因素，但结构调整绝不是山西GDP负增长的主要因素。事实上，GDP负增长恰恰说明，山西的经济结构之畸形已经到了何种程度。

首先，看看山西的产业结构，基本可以称之为重工业经济和煤炭经济，重工业占９０％，煤及与煤相关产业占工业产值８０％，占财政收入的７０％，煤炭调拨量占全国７５％。在全球经济衰退和中国经济滑坡的大背景下，大宗商品价格的跳水和外需的减少导致四大主导行业“煤、焦、铁、电” 产量和价格双双高台“跳水”，１至５月份，全省工业增加值下降２２．５％，出口总额下降７２．７％。。这四大天王，曾经带动山西GDP连续7年13%以上的奇迹增长。而在他们全部熄火的情况下，山西GDP出现“负面现象”就成了必然。可见，不是对煤炭企业的关闭和重组成为GDP下滑的主因，而是价格和需求的下滑导致，对此如果没有清醒的认识，或者人为去刻意解读，会延误山西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

其次，在上半年举国以投资带动GDP增长的热潮中，山西也没有置身投资大潮之外。上半年，山西政府投资带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升温，共完成投资1547亿元，同比增长35.5%，超出全国平均值，依然成为拉动经济的最主要力量，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只有18.4%，比去年同期差幅扩大了13.7个百分点；在就业和民间投资上，两个数据可以说明山西和全国的情况大同小异，一是一季度全省中小企业数量同比减少８０００多个，二是从业人员减少５０万人。这说明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仍然是中流砥柱，消费没有起色，而出口大幅滑坡，山西就是全国的缩影。

第三，在全国都追求保增长的氛围下，山西肯定坐不住。在山西GDP出现负增长之后，山西统计局的官员表示，山西依然会完成保8的目标。但是，在煤炭、电力、钢铁等产业的回暖不可预知的情况下，我不知道山西统计局的官员何来的底气和豪情。我们看到，一些指标特别是主要经济指标仍在低位运行，GDP、工业增速仍在负增长，6月份，全省38个工业行业大类中，还有15个行业增加值在负值区间；284种主要工业产品中，近六成产品产量仍下降；下半年山西要真的完成8%的全年目标，意味着下半年经济增长至少达到12.4%，而这是山西经济最好的时期才有的表现。如果山西在压力下将业已关闭的矿井重新开工，也许是一个最有效的选择。

数据显示，山西上半年GDP比第一季度回升了3.7个百分点,回升的幅度高出国家同期水平2.7个百分点。特别是，5、6月山西省煤炭产量环比上升。而山西省煤矿安全监察网公布的信息显示，上半年，山西省各类煤矿复产、复工矿井共633座,占到全部生产和建设矿井的1/4。业内人士表示,这表明山西正在加速复产。随着煤炭企业逐步复产，6月份山西省工业首次实现9个月来的正增长。这一切都表明，山西似乎并不愿意戴上“结构调整”典型的这顶帽子。

其实，在一个上上下下都唯GDP至少的语境下，期待个别省份“科学发展”的确不现实。笔者之前也曾对上海、广东等经济发达省份的领导不追求“数据漂亮”的豪言壮语而颇为兴奋。但是，现在看来，要真正抵制住GDP的诱惑，不去搞点好看的数据，的确缺乏一个宽容和理解的环境，而山西统计局官员的表态，也给我们的期待泼了一瓢清醒的冷水。

对于国家统计局的这一数据，似乎并没有得到民众的认同，很多人认为，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高达11.2%的收入增幅和个人的实际情况有很大的出入，在企业利润下降，农民工大量返乡，很多单位降薪和裁员的情况下，收入却出现了大幅的增长，的确不符合正常的统计逻辑。而此前央行公布的调查数据似乎也印证了民众的这种直观感受：央行的调查显示，今年二季度城镇居民当期收入感受指数为-8.6%，比1季度大幅下降20个百分点，是1999年开展调查以来的最低水平。居民对未来收入预期也不乐观，并认为物价较高的消费者有所增多。

对于这种数据与居民真实感受的反差，首先我们从收入增长的具体结构进行分析。我们看到，上半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9667元。在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中，工资性收入6394元，增长11.1%；转移性收入2273元，增长16.0%；经营净收入778元，增长3.9%；财产性收入222元，增长9.1%。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2733元，增长8.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1%。其中，工资性收入954元，增长8.4%；家庭经营收入1512元，增长5.5%；财产性收入78元，增长9.9%；转移性收入189元，增长31.4%。这些数据表明，上半年拉动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主力是工资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这和中央一直强调的工资收入占居民收入的比重应当提高的分配方向是吻合的，而转移性收入里面，离退休人员的退休金占了很大的比例，人保部的数字也表明，在2009年大幅提高了离退休金发放的数额。就农村居民的收入而论，在大量农民工就业问题尚未解决之前，工资性收入却有高达8.4%的增长，这个数字非常令人生疑，但很显然，最主要的增长依然来自国家财政的转移支付，农民的转移性收入高达31.4%,成为收入增长的第一主力。

这样，我们看到，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都成了上半年拉动收入增长的第一动力。这说明，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上，国家开始重视向居民倾斜，这是一个很好的苗头。然而，统计数字与居民真实感受的偏差，很显然不能仅仅用转移性支付来解释。国家统计局恐怕不得不面对至少两点质疑：

一是个人所得税下降而工资收入却增长，这显然是一个无法自圆其说的悖论。根据财政部的数据，上半年个人所得税完成2136.73亿元，同比增长0.7%，比去年同期增速回落了26.5个百分点；

二是平均数字掩盖了收入差距拉大的事实。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5，而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指出，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2008年8月，美林集团等发布的《2008亚太财富报告》也指出，截至2007年底，中国共有41.5万位个人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富人。而2009年中国上市公司的薪酬也表明，尽管遭受了金融风暴的冲击，但金融等垄断行业高管人均薪酬高达60.46万元。在收入差距拉大的情况下，居民平均收入增长超越GDP增长也许因为财富的过度集中而失去解读的意义。

事实上，解决财富回归民间的问题是破解当下中国经济诸多困局的关键，改革开放3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７.２％；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７.１％。，都远远低于GDP年均增速。这一方面说明经济成果大部分归于国家，这从财政收入最近几年高达20%以上的增长可以说明，“国”与“民”收入分配严重失衡，居民购买力低下导致产能过剩和结构失衡。由于消费能力的缺乏，中国近十年来消费在GDP里从60%下滑到目前的36%，这个结构失衡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另一方面，普通民众与既得利益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从1997年～2007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降至39.74%；资本收入占比持续上升，企业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从21.23%升至31.29%。

正因为如此，在正常情况和数据没有水分的情况下，居民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长，绝对可以视为中国经济从“积累型”到“分享型”的一个拐点，对于经济本身而言具有不同凡响的意义。然而，在疑点重重，数字和居民真正的感受冰火两重天的情况下，的确不可高估这个数据所透视出的宏观层面的意义。

（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