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无论何方神仙下降的保驾护航品，终究要受人世的国家标准限制。既然有标准，就说明这东东吃多了，于人类健康不大好。可不吃还不行，这就仿佛自来水中的微生物，总得有点残留。水至清则无鱼，人类不吃点三聚氰胺，大概也不能茁壮成长。可有些企业，却不管不顾你的国家标准，非多加点不可，这就有些让人愤怒了。

幸亏是食品，多加点便多加点吧，好歹总能被人吃进肚子里。如若是航天飞机上出现一个超标准件，可就麻烦大了。奶粉及调味品中的三聚氰胺超标，固然不如航天飞机，但人命再便宜，总也不该经常性地毒杀。即使小白鼠，也得有时有刻，不能总盯着不放吧。何况人们花钱买的是充饥的食品，不是自杀的毒药。

要钱不要命。现在的人，也真是让钱给弄疯了。为了钱连杀头都不怕，三鹿奶粉事件刚刚门前冷落车马稀，便以为一切如昨日床事，干完没事了。又精神振奋，继续添加。这种用要别人命的方法增加自己的财富，保养自己命的道德，真也给五千年的文明抹黑。

五千年的文明，历来讲究的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可有些人的哲学就是，不择手段，抓着钱就是好家伙。这种只看结果，不管程序的法则，大概也就是三聚氰胺屡禁不止于食品中的哲学源头吧。然而这种哲学带来的祸患，却在岌岌可危于中华民族几千年积淀起的民族特性和民族文明。以至于有些食品的邮寄，也受到了国外的限制。

这种麻烦是不是一种羞辱，由权力者界定。但三鹿婴幼儿奶粉事发后，中国的食品在与国际接轨中，屡屡受到诘难，确是一定的。然而和三鹿奶粉一起跌倒的高官，最近又都纷纷出现于官场，却也真实。于是三聚氰胺便也乘机要求平反，既然风已过，你们都没事，我也要解放。于是，上海熊猫乳品公司奶粉及调味品，便又被查出三聚氰胺超标。

不见棺材不掉泪。上海熊猫乳品公司，是非要弄出点与三鹿婴幼儿奶粉齐名的事不可。于是有关管理部门，便又要依法奔波劳碌，一查到底了。总不能让我胡汉三又回来了的剧情，在食品安全上也演出吧。民以食为天，食不安全，天就要坍塌。哎，食品安全的办法，在中国也真难。

以中国人的智慧，连对付世界性的经济危机都有办法，找到解决食品安全的办法，大概不应当难。但倘若要让经济一叶障目，还真难免盲了双眼。

网络上张春江的履历，历任辽宁省邮电局副局长、信息产业部办公厅主任、电信管理局局长等职务之后，1995年1月起任邮电部移动通信局局长、电信总局副局长、办公厅主任。2000年初出任信息产业部副部长，主要负责电信监管事务。2003年5月张春江被任命为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的职务。2008年任命为中移动集团公司新任党组书记、副总经理。

在这个履历中，张春江每个职务的收入，大概都会让郑少东馋得流哈喇子。以郑少东公务员的职务饷银，很可能和通信行业的一个市级的老总比，也得哭。好在他的管辖范围广，权力所及的范围大，而通信企业的领袖，却大多只能活动在本企业，与社会交往，占上风的时候，不会多。

张春江在出任中国网通集团党组书记、总经理时，完成了对小网通、吉通公司的融合重组，并成功在中国香港和美国上市。那时候他的薪金。没有公布。但2008年5月张春江调入中国移动担任党组书记和副总裁其间，中国移动公告显示：张春江在上市公司中领取的报酬为月薪10万港元，折合年薪120万港币，此外还包括每年18万港元的花红。这样的薪水，大概比郑少东官大一点的看见也得懵。

虽然这样的薪水有点令人眼馋，但按照上市公司规定，却也拿得心安理得。通信行业本是盈利大户，红筹股公司，无论如何也不缺钱，但却特别热衷海外上市。善良的人们以为在海外上市，能圈到外国人的钱。明白的人却知道，国际市场更重视保护出资人的利益。给他们分点钱，尚可；圈钱，门也没有。企业海外上市后的经济拮据，唯有内部职工能够痛感。从中国移动公告显示的张春江薪金上，似乎能明白一点，他们热衷海外上市的原因。

以张春江的收入，大概不可能在把手伸得很长。倘若是伸长，怕是给人家送钱时，够不着。网上只说他“涉严重经济问题”，至于怎么个“涉”法，只能且待下回分解。郑少东却有点问题了。以堂堂一个公安要员的身份，光拿那点公务员的饷银，不要说和张春江共饮，和一个稍微体面一点的人物在一起，也有点寒酸。当真买单时捉襟见肘，也实在掉价。因此有时候，把手伸得很长一点，也是需要吧。

但是这样的需要，却很有可能把当官弄成高危职业。用高薪养廉的办法解决，似乎也有点过时。当今官员的数量已不似当年，能发出现在的饷银，尚且有点费劲，再高薪一把，不是不行，就怕纳税人抗不住。当然，如果能从屁股下面的轮子上节省一点，再从别的方面挖点潜，也许能解决。

把郑少东和张春江弄到一个桌，是因为他们的消息，碰巧在12月31日，出现在一个网络的页面上：“中移动党组书记张春江涉严重经济问题被免职”，“公安部原部长助理郑少东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从那标题上看，郑少东的结局有点透亮，张春江还需时日。看来一时半会他们坐不到一起了。

原来有“牛棚”，可写杂记；现在有“监狱”，可写记实。但不知两相比较，哪个能好点。

消息传来，便引来一片惊愕的脸孔，纷飞的口水。骂洋人忽悠的，骂自己人不自重的，从文化上找原因的，从商业道德上斥责的，各有各的说法，各有各的道理。然而说归说，骂归骂，这市场一定还会存在，甚至还可能繁华。取经的人群依旧奔波不惜，拿回大奖的笑脸依旧绽放。

中国人爱听好话，所以从小学就讲究赏识教育，奖励教育。所设奖项也依据学校和班级不同而名目繁多。三好学生奖、百优小学生奖、礼貌待人奖、助人为乐奖等等，甚至按所学科目，也有分门别类的数学奖、语文奖、绘画奖、书法奖、唱歌奖。甚至，升旗有“光荣升旗手”，扫地有“热爱劳动奖”。这样的表奖从小学到大学，一直要跟踪到投身社会。

社会上的奖项，更是让人眼花缭乱。什么电影奖、戏剧奖、文学奖、剧本奖、摄影奖、导演奖、演员奖，各个企业内部的奖项更是不胜枚举。甚至盖座楼，也要能评出奖项。学生时代的评奖也许是一种正面引导，社会上的奖项却有些变味。据说那座臭名昭著的“楼歪歪”，也曾获得过“江苏优秀住宅”奖。至于楼塌塌、楼脆脆、楼倒倒、楼垮垮、楼歪歪、楼裂裂……大概也都有获奖的准备。

至于这奖变味到什么程度，似乎从那些怪异的名称上，便能知晓一二。最近爆出的“上海市苏州河和河南北路新桥”桥墩表面突然开裂。“武汉天兴洲大桥”在对外宣传中称，该大桥创造了同类型桥梁中的四项世界第一。然而就在3个月前，一名细心的65岁老工人，贾满生却发现，在公路桥青山引桥的伸缩缝施工中存在问题。

最具讽刺的是，那个曾要了许多孩子命的“三鹿婴幼儿奶粉”还曾“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由此可见，中国没能获得世界级科学奖，也就不奇怪了。奖项不仅繁多，而且越整越大。连城市也整出了森林城市、清洁城市、文明城市、最具幸福感十大城市。就差没给国家颁一个奖了。最近电视总叫唤，要找一个支点撬动世界经济，给世界一个惊喜，看来有门。

奖是颁发了，获奖者也是眉开眼笑把奖金拿走了。唯独社会公信体系，有点晃荡，不知什么时候也能像“楼倒到”一样。追奖求名、获奖有利。在这样的氛围下，有些个人、企业，到外国去“跑奖”、“要奖”也就不奇怪了。去的人多了，蔚然成风，也就给世界制造了一大景观。外国人由此发现了商机，注点水、挣两钱，也是人家的经营之道。

中国人的词典中，早就有崇洋媚外，仰人鼻息一类的词汇。然而这些年的接轨教育，在改变了人们观念的同时，也改变了一些词语的褒贬。以经济为中心，别管猫狗，弄到钱就是好样的，早已深入人心。从小就树立市场观念，也已经深入到孩子们的校园。婊子因有钱而立牌坊，黑手因有钱而洗白的现象，已经成了让人羡慕的社会现象。在这样的氛围下，再死要面子，就有点活受罪，愚不可及了。

何况现在的市场，是为洋品牌主导的。品牌的力量尚且巨大，获洋人颁发的“国际奖”自然力度更大。于是到外国去，走猫道学鸡叫，花两个钱，弄一个奖，也就给自己的产品，贴上了一个标签。狗仗人势是遗传的生物现象，挟洋自重是新兴的文化观念，到外国去混一个“国际奖”，哪怕掺水，在国内也毕竟能提升忽悠力度，也是一种经济发展的需要吧。

“国际奖”再怎么掺水，也毕竟是一纸奖，与那些实实在在引进的假冒伪劣产品和所谓的先进技术比，纯属小菜一碟。检查一下这些年的引进，大概不会少于掺水的“国际奖”。在经济的佛光普照下，出现什么怪现象，也都不必惊诧。“国际奖”市场，所以能出现购销两旺的景象，不是什么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那样的命题，古老而又难缠。没有旺盛的需求，就不可能有市场的形成；有市场而刺激不来消费，也就只能萧条冷落。

无需惊诧“国际奖”掺水严重的现象，没有挟洋人大奖自重的国内需求，也就很难形成这种经营大奖的市场。别没事自以为高明，骂洋人忽悠。子不教父之过，总整那些孩子不好怨邻居，“孟母三迁”的事，没意思。别总骂自家兄弟不自重。自重便挣不来钱。笑贫不笑娼的社会，贫穷压到谁身上也难受。

从文化上找原因，也许能给权力解脱，但并没有说服力。因为中国的古来，便没有挟洋人大奖自重的文化基因，即使几十年前，也没有接受这样的基因遗传。至于从商业道德上斥责人家“国际奖”掺水，更有些可怜。“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你自己不自尊自立自强，怨人家岂不自讨没趣。

说归说，骂归骂，掺水的“国际奖”市场依旧会存在，“跑奖”、“要奖”的蔚然成风，也不会冷落。注水猪肉不是连打带骂许多年了吗，可谁能保证自己的餐桌上没有。经济学家给中国众多的社会问题诊脉的结果，不是因为市场化不彻底吗，也许彻底一下便能好吧。

也许这样的境况，超出了举办者的预想。他们明知道民工们的情况，也会想到这样的相亲，不会引来女性多大的兴趣，但一个不来的尴尬，大概也始料不及。来的民工们也不会傻到不知天高地厚的程度，他们到这里来，只是希望找到一个能与自己相伴，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至于对相貌、身材、经济条件都绝不会有奢望。然而，结局却是一个女性都没来。

联想到富人的相亲，不仅有如云的美女大学生，甚至还有“海归”美女。这些美女先要经过百里挑一的海选，才能步入相亲的大门。农民工相亲没有这样的挑选，来者不拒，门票也只是20元，而富人相亲的门票，而在北京举办的一次富豪集体相亲，门票每人十万。这样的价格定会让民工咂舌，然而美女的蜂拥而至，却更会让他们咂舌。

两相比较的结果，农民工的这次相亲，似乎有点闹剧。然而这就是现实，一个令人心酸的现实。当一个社会的良知都集中到经济这个中心上来的时候，娼妓是不会受到耻笑的，而贫穷却会受到嘲弄。民工恰恰就是贫穷的象征，廉价劳动力的代名词，他们的相亲也就只能冷落。

民工尽管有宽厚的臂膀，粗壮的双手，却擎不起哪怕最小一片遮风避雨的天。擎得动天的是资本，是经济。这些年精英的教育是“知识改变命运”，而不是“劳动改变命运”。空有一身力气的民工，甚至不如一文不名的大学生，因为他们毕竟能给女孩子们带来了未来的企盼。

结婚总要有个安身立命的地方，但在一个南京市长尚称“10年工资难买房”的时代，农民工除了一身力气，既无无受贿的条件，也无发横财的机会。想买一套房子结婚，无疑天方夜谭。要饭还要需要有个放棍子的地方，租房固然也可以放棍子，但给结婚蒙上的阴影，大概能伴随众生。

婚后育子，也不得不考虑。调查显示，近八成民工子女初中毕业弃读高中。这样的现实，在凄楚地道明，民工不仅丧失了自己的受教育机会，也丧失了给下一代提供良好读书的条件，他们的命运，也将世袭到下一代。面对这样的婚姻现实，难免会给人凄凉感。

民工的婚姻，不如一文不名的大学生，那是因为他们的未来很渺茫。在一个腐败现象屡禁不止，自利型集团已经形成的社会，富人已经在花天酒地中，把中国变成了全球第二大奢侈品市场。未富先奢，总要有人支撑。经济学家厉以宁给出的主意是：“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

在这样的环境下，在这样的语境下，民工改变命运的通道无疑非常狭窄。而一些所谓的改革，也大多启动于上头，利益的分摊自然也就难于关照下面。民间出现的也就只能是“开胸验肺”、“以身试药”、“自助透析”、“跳楼讨薪”、“黑窑奴工”、“处女卖淫”等悲哀。偶尔有从这悲哀中走出民工，几率也一定很小。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婚姻观念也必然要受经济的制约。工人阶级已经从最先进的阶级地位上下岗了，嫁给工人以保障生活的时代已成过去，出嫁给军人的英雄情结也已渐渐消失。物欲横流下，也只有金钱成为婚姻的唯一条件了。因此，民工相亲会，一个女性都没来，虽然令人沮丧心酸，却也无奈。

现实就是现实，虽然令人伤感。但愿这样的现实，不要持续的时间太长。

“沈阳兄弟”，我不认识，但我相信，他一定是我的兄弟。“3个月没开工资了”的原因，我也不知道。但我相信，这样的事一定有，情况真实。

为讨工资，跳楼、跳桥的消息，不绝如缕，已经让那些小康者厌恶了。“遍身罗绮者 不是养蚕人。”养蚕人的艰辛，已经被那些罗绮包裹下的躯壳，演绎成了笑谈。甚至偶尔发出“快跳”的声音。“笑贫不笑娼”，成了新的社会道德。我却在这道德中，读到了酸楚。

打工者不关心房价的飞涨，因为对他们是奢望，但飞涨的物价，却使他们在品尝生活的艰辛。三个月没开工资了，日日煎熬，夜夜饥寒，他们怎么过来的。无论是下岗还是离乡背土，他们都曾带着满腔热血，期望用自己的双手，改变自己的生活。然而现实的残酷，却是他们三个月没开资了。

我们无力改变生活，也不敢斥责社会。但是，即使从《高玉宝》中，从“《包身工》”中，也不曾有过干活不给钱的描写。与时俱进的时代，竟然进出了干活不给钱的社会常态。而一旦他们要激烈一点讨薪，便一定有权利介入，把他们送到局子里。“出师未捷身先死”，对于诸葛亮是壮举，对打工者却是悲哀。

我的“沈阳兄弟”但凡有一条路可走，也不能到辽宁论坛，这个近乎沙龙的地方，用帖子发声，用帖子讨薪。大概因为这种方式，无论能不能讨到薪，终究不会进局子吧。

年关将近，那张“3个月没开工资了”的帖子，依旧置于论坛。他们开资了吗？

但是昆明警方在这种完美的后面，却也不小心留下了缺憾。一个连纸币都能打开的手铐，其质量大概也属于“豆腐渣”。于是，手铐生产商不干了。当《法制晚报》记者采访国内最大的警用装备供应商，北京远安特保安全防范技术有限公司的相关人员时，人家说了“纸币开手铐技术理论上不可能”。

手铐的技术理论也许玄妙，但是民间的经验却是明摆着，自己买的锁，纸币是打不开的。自家的防盗门，也是需要钥匙，才能打开。倘若生产商生产的锁，纸币都能打开，这家生产商非破产不可，同理推及到手铐生产商，也就可以理解人家所以忙于解释的原因。昆明警方有点不够意思，自己摘除得溜干净，却给生产厂商留下了后患。

昆明警方的这种解释，在给手铐生产商留下后患的同时，也给中国制造留下了隐患。中国是制造大国。但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制造的产品是廉价低质的代名词。经过多年打拼，中国产品的形象已经有了很大改观，外商开始逐渐抛弃对“中国制造”的偏见，“中国制造”开始享誉全球。这回昆明警方顾前不顾后地解释手铐打开的原因，很可能会使中国制造多年的努力化为乌有。

最近，“中国制造”广告片，正在全球播放。中国制造的热情，正在全球点燃。冷不丁从昆明传出，中国制造的手铐能用钱打开的消息，这种热，非冷下来不可。当真有那个不友好的团体，制作出一部手铐用钱一打就开的广告，对着播映，简直就是一种冷幽默，世界级的笑话。“中国制造”的广告片，也就白播了。

昆明警方的这种解释，就是一种没有全局观念，瞻前不顾后的解释。留下的口实，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能得有段时间。当然，也可能有正面影响，那就是中国的盗窃犯手段了得。想雇请，速来。

这句悲怆的发问，很能让人想起钱学森病榻上的最后一问：“中国的大学为何培养不出顶尖人才？”当然，无论钱学森的临终发问，还是杨元元的喃喃自语，都不会震醒经济社会人们的良知。聚精会神在敛财上的人们，已经在经济的路上，跑得太远了。有一句发人深省的话说：“构成罪恶根源的东西并非金钱，而是对金钱的爱。”似乎有点道理。

“知识改变命运”的口号，大概也就是应运这种爱而诞生的。大学扩招的目的，大抵在于市场经济的需要。倘若真是为了改变命运，不如让全民都坐下来学习，也省去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制度设计。倘若知识真能改变命运，畸高的大学学费，大概就是在制造命运的不公。

知识的作用究竟是什么？还需要精英的持续研究。但用来改变命运，应当首创于中国。古代便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锺粟，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劝诫。更有号召力的是：“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大概便是“知识改变命运”的先驱。但却也是赤裸裸的谎言。知识分子都上了天子堂，天子上哪去。

知识确也改变了一些人的命运。范进便因知识而中举。孔乙己虽是在鬼迷心窍中“窃书不算偷”，被打折了腿，命运也是改变了的。但大多数有知识的人，似乎都在浑浑噩噩中过日子。企业的高级工程师、科技人员，无论如何也是一群握有知识，掌握技术专长的人，然而他们的退休金，却赶不上政府机关的门卫和保洁人员。知识对他们命运的改变，近乎孔乙己。至于那些毕业即失业的大学生，知识简直就是灾难，

先于“知识改变命运”给人感动的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天之骄子”一类的话。因为没有这样的尊重，大概也就没有了对“知识改变命运”的信任。但在把知识和人才偶像一样供奉的时候，似乎并不准备实用。当科学的春天，应运于八十年代的土壤出现的时候，经济社会的景象却是“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又过了二十几年后的今天，竟然出现了年销售数亿元的论文买卖产业，惊天动地的钱学森之问：“中国的大学为何培养不出顶尖人才？”

知识改变命运的古典提法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种因知识而推动身份地位突变的例子，似乎远比“知识改变命运”的提法，更有诱惑力。但深入分析便能明白，这样的机遇毕竟有限，不如当今政府推进的公务员招考。虽然两相比较，政治地位公务员略逊于登上天子堂的知识分子。但经济待遇上，大概也不差。即使分派到一个贫困县，哪怕是一个女检察长，也能有近百万元的豪车驾驶。登上天子堂的那位仁兄，也只能坐在八抬大轿里，望尘莫及。

吊诡的是古代官方对知识分子的这种“暮登天子堂”的尊重，民间却不认可。在他们对社会十种职业的排序中，知识分子不过排在娼之后、丐之前。所谓“八娼九儒十丐”也。中国的社会很有一段时间流行“臭老九”的称谓，这大抵源于农村对这种排序的口口相传。农民中有些人是没有文凭的民俗家，古典文化的延续者。要不你就到田间地头，与农民较量一下俏皮嗑、嘎达话，历史掌故，即使你是专家，也能把你整尿叽了。

老九称谓的正式出现，源于当年文件中的一句“老九不能走！”很多人以为是借用京剧《智取威虎山》中的台词。生产队中那些老人，却用自己的知识，做出了“八娼九儒十丐”的诠释。往事如烟，后来人在津津有味中批判的“读书无用论”，其实当年就曾批判过。翻翻那时的报纸，一定赫然在目。也许正因为知识分子的这种趋炎附势，善于移花接木，才获取了一个“八娼九儒十丐”的荣耀。

“八娼九儒十丐”的排序，固然是对知识分子的大不敬。但回首一下30年前“第一代富豪”，却大多是农民、城市无业者，甚至还有刑满释放人员。正是他们依靠敢闯敢拼、吃苦耐劳的“茶叶蛋”精神，唤醒了资本，掘取了“第一桶金”。而那时知识分子的“下海”甚或有些政府官员、企业领导受上级之命“下海”的，却很有一些被呛得至今发晕。今天，细数一下那些企业领军人物的真实学历，也不会高到那。

北大原常务副校长王义遒说的那段话，虽然令人心酸，却也说明知识改变命运的几率有限：“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许并不需要太多钱学森这样特别杰出的人才。出杰出人才是我们对下一个时代的要求。改革开放后，我们的经济发展在世界都是一个奇迹，但我们靠的是劳动密集型经济，主要是农民，包括农民工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把经济推上去的。”

如果当真知识能改变命运，国家大概就应当靠知识，靠许多钱学森那样特别杰出的人才振兴。

而不是靠农民，包括农民工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把经济推上去。杨元元的悲剧，就在于她太相信“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了。她用自己的死，为这个时代的教育、这个时代的教育观，留下了凄楚的见证。历史总有一天会有人提到她。

杨元元深信的“知识改变命运”，很多人也深信不疑。因为它契合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古典教育。大概也正是因为这种契合，“知识改变命运”的声音，才伴随着大学扩招，嘹亮起来。于是，城里的、农村的、有钱的、没钱的孩子，便都如过江之鲫涌上了高考这座“独木桥”。没有人统计究竟有多少孩子殉葬在这座桥上，但高等教育的基地，却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聚起座座金山。

大学校园的这种神话般地崛起，无疑让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具有了广告效应。广告的效应，大抵还在于广而告之。而这种告知所以能产生奇妙的效果，一方面在于广，一方面可能就如侯耀华泄露的天机：“不夸张不叫广告”。文学语言的夸张与小商贩的吹牛有哪些不同；电视上的夸张与生活中的欺骗有怎样的联系，似乎还需要制作出“知识改变命运”这句广告的人界定。当然，杨元元也用自己的生命，留给了后人一道这样的题。

一个人的生命总会逝去，但人类的生命却会延续。延续下去的生命，将会对今天发生的事做出怎样的诠释，只能留在后人的汗青上了。

宝安区西乡交警中队，因此要将其评为烈士，似乎有点让烈士的荣誉变味。但也不是不行。时间前行，与时俱进出一些新鲜事，没什么不好理解。古代也有一些为民族事业而死的，但一定不会死于枪弹的射杀。当今已经进入到一个特色时代，喝酒已成时尚，出现几个醉死的烈士，也不应当惊诧。何况烈士没有名额限制，待遇也不用个人出。

但是也有些不妥的地方。既为烈士，总得师出有名，授予一个名分。给酒醉而死的烈士授予一个“酒精考验”的战士，好像对本人有些不敬；授予改革烈士，有些对改革不敬。授予与时俱进烈士，无疑要把人都导入到醉酒状态，也不大好。授予和谐烈士，似乎更不妥，都喝出人命了，再说和谐，有点讽刺。

名不正则言不顺，没有名目的烈士，待遇再高，也不好。而那些没喝死，却喝坏了心肝肺脾胃肾，整日徘徊在死亡边缘的，似乎也该给合计出一个名分。无论是按准烈士处理，还是该享受公伤待遇，总应当有个比照说法，不能白让人受伤一回不是。

喝酒醉死，能沾边一个“酒精考验”，那些风流在花下死的，总不能沾边一个“花粉考验”吧。这样的事，绝不是幻想中的景况。进入娱乐、贩毒或者其他各类犯罪团伙侦查的警察，总会有。一旦需要，出现因公嫖娼一类，结果没把握好尺度而猝死。前有车后有辙，能辙出个怎样的名目，真让人费神。

因醉酒而被授予烈士，无疑突破了有关规定。有关部门明文规定，工作时间严禁公职人员喝酒，总不能说喝2000块钱以上XO洋酒，便例外吧。警长陈录生之死，虽然是受西乡交警中队长谢飞勇之邀，与西乡街道麻布村领导在大酒楼应酬中醉酒而死，但毕竟是上班时间。这样的赴宴，已经违纪了，不受处分，算是宽松，再申报烈士，就说不过去了。

喝酒醉死申报烈士，也有些于法不符。尽管最近重庆市高级法院传出，拟将因公醉酒伤残定为工伤的消息，但并不曾有认定烈士的条款。超越法律范畴的表奖，应当属于冷幽默。中国喜欢与国际接轨，国际上有没有烈士的名目另当别论，起码应当考证一下，有没有因醉酒而死，受到表彰，家属领抚恤金的先例。可别闹出国际笑话，出现新的国耻。

既然是烈士，有关部门就要总结材料，进行宣传。不知道这种醉酒而死的材料，应当归类于哪方面。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有关部门组织学习后，真要出现前赴后继，踏着烈士足迹前进的景象，也应当考虑。一旦出现喝酒职业病，甚或出现醉死鬼，即使都申报了烈士，活谁干？老百姓的事谁办？ 

如果因公喝酒而死亡算烈士。那些因公吃饭噎死的，因公喝水呛死的，因公干别的事而死的，以此类推，全国每年将有多少公职人员被评为烈士。这边烈士贬值，那边开胸验肺。没有合同不给检验职业病，甚至因矿难而死的，大概会喊出天理何在的声音了。

遗体安放，也是个问题。既然认定为烈士了，便应安葬到烈士陵园，那些九泉下的革命烈士有知，会怎么想？鲁迅曾经说过：“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与敢于直面酒肉应酬，敢于正视咖啡美酒的作为，有些差距过大。

抛头颅洒热血已成过去，舍命陪喝酒成为了时尚。这究竟算特色，还是进步，真该好好想一想了。

飞了便飞了吧，在其位谋其政，都活得不容易。何况这种放飞，也许有利于写手的保护。“彭水诗案”、“山东高唐诽谤领导网案”，辽宁西丰警察进京抓捕记者案，至今还残存在记忆中。

好在这篇文章贴到这里的先前，已经贴到了人民网的强国论坛上，也算没白写一回。

当然，钓鱼反腐，不能像钓鱼执法抓黑车一样，人家不要钱，硬把钱塞给人家。甚至还没等给钱，便把人抓起来了。楞是把非鱼变成了鱼，就有点栽脏陷害了。这样做法用于民间，也许是小菜一碟，用了也就用了。对官员，却是要注意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官与民也是不能乱倒腾的。用对付小民的办法对付官员，总还是要讲究点分寸，讲究科学的。

腐败已经成了影响社会稳定、影响民心走向的毒瘤。在这个毒瘤的浸润下，历史上曾有过的罪恶现在都出现了，未曾有的也发生了。为了反腐，有司甚至上升到生死存亡的高度，三令五申，发布了许多政令，腐败却依旧在腐，而且大有前腐后继，泛滥不止之势。因此防患于未然，把上海的钓鱼执法借用到反腐中，不失为一个办法。

深圳最近出台了“配偶和子女非因工作需要在国(境)外定居或者加入外国国籍、取得永久居留权的“裸体官员”，不得担任党政“一把手”和重要部门的班子成员”的规定。办法虽好，疗效却有限。尤其对那些非裸体官员，更是毫无效果。

官员所以“裸体”，本来就心怀叵测，且早已把财产转移出去了。对于一个满眼是钱，宁为财死的人，本就不应当让他升官。在不愿把监督权力交给公众、实行阳光监督的情况下，先对官员进行一把钓鱼，便成为了试金石。久在河边站，很可能生望海心。立场是否坚定，钓一把看看，也就清楚了。

最近最高检说：近些年来，反腐败工作面临的形势日益复杂，完善职务犯罪侦查手段，使用一系列秘密侦查手段，得到检察机关内部不少人士的认同。技术侦查和秘密技术措施，是指侦查人员利用现代科技手段，秘密收集犯罪证据，查明犯罪嫌疑人的各种侦查措施，主要包括测谎催眠、监听监录、卫星定位、密搜密取、邮件检查等。

这种用非常规手段反腐败，也许有效，但是否合法，却有待斟酌。不若钓鱼反腐，不仅行之有效，而且即使用过劲，也于法无涉。发生在上海浦东新区的钓鱼执法案，也不过只对两名官员进行了行政警告处分，并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处理。至于其下属，大概还在继续钓鱼。

钓鱼反腐好处大大，但诱饵的安全，却要注意。金钱问题不大，美女却要当心。贪官如狼似虎，一旦被咬，可就麻烦了。

富二代的这种行为，多少有些效仿富一代的影子。近些年富豪到大学征婚的消息，时常出现于媒体，他们喊出的，“我们只要校花”，刺激得满世界惊愕。这种用金钱赎买爱情的作法，自然也会在富二代的潜意思里打下烙印。于是他们也开始了到校园征婚。子承父业的结果，便是把校园征婚，打造成了一种时尚。

这种时尚，便是把这种征婚方式罩上了“炫”和“酷”的光环。衣锦夜行，已成土老帽式的生活。把肉埋在碗里吃，成了庄稼院思想。于是中国社会便进入到了“笑贫不笑娼”的时代。富二代们进校园征婚校花，也就不仅不让人感到恶心，反而成了“炫”和“酷”。很有点皇帝选妃的味道。声势虽略弱，手段却先进。

富孩子讲“炫”，耍“酷”，穷孩子没有富爸爸，也要改变命运。办法，就是像他们的父辈一样，用自己的双手，为人打工。然而打工路上的艰险，却在时时威胁他们。10月21日，重庆秀山洪安镇12名中小学生，就为了1小时约挣1元，起早贪黑，到当地一家做花炮的“黑作坊”打工，结果发生连环爆炸，这些孩子被送上了不归路。

这些孩子都是美称为“留守儿童”的。实际上也就是些没有父母呵护，缺少家庭关爱的孩子。就是这些孩子，在瞬间的灾难中，连看父母最后一眼的机会都没有，便远去了。真也让人悲哀得窒息，痛心得绝望。

对这些孩子的惨剧，无论做出几条总结，终究还要落实到一个“穷”这个字上。倘若不穷，这些孩子的父母，也就不能像百年前的山西人一样，用走西口的方法讨生活。包产到户没能让他们致富，辛勤劳动也没能让他们致富，他们只能带着自己的一身力气，远走他乡，为人打工以维持生存。结果便出现了无数的“留守儿童”。

专家学者用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理论，注释了这种现状的合理性。厉以宁更几乎是带着成功的喜悦说：“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吗？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而在这话的后面，似乎隐含着一种不好言说的狰狞和狡黠。

花季的留守儿童在这种不好言说的狰狞和狡黠中，走向了昏惨惨的天路。然而，富孩子却在政府百般呵护中，顶花带刺地成长。据说，许多地方政府已经把目光从富一代身上，转移到了富二代身上。提出了，培训富二代的计划。很多教育机构也开始了对富二代的亲近，把他们作为未来的艺术家、潜在的收藏家培养培养。唯恐他们成为纨绔子弟，败坏了富一代的家业。

追求富裕，人之天性。但作为一级政府，却嫌贫爱富，把培养富二代作为党建工作的一部分，不知这样的党建，花谁的钱，为谁建党？只想为富孩子锦上添花，却不管穷孩子的死活，这样的心眼大概有点太偏。都是孩子，都生活在一片蓝天下，一面享受着风调雨顺的关照，一面是风霜雨雪的摧残，这种人为的气候摆布，如果也算一种特色的话，有点让人心寒。

据中国青年报2009年11月23日报道，11月8日晚，河南省郑州市新密市实验高级中学高三5班学生李金川在学校服毒自杀，经抢救无效，于当晚死亡，年仅19岁。正当人们对他的离去充满疑惑时，一封遗书的出现瞬时激起千层浪。李金川在遗书的第一页写道：“看看这所学校成什么样子了，她似乎只有两种功能：一是当地政府的形象工程；二是当地强势阶层家庭子女的御用学校。”

也许对这样的现实，有关部门能拿出一百条理由反驳，对那具遗体也难正视一眼。但历史终究不属于那个人，也不属于那个团体。和谐的阳光，应当普惠于民。和谐的社会，大概也不应当用厉以宁拉大贫富差距的办法建立。尤其对孩子，差距可能是必有，但不能人为制造，更不该扩大化。穷孩子也是孩子，贫穷不是他们的错，贫穷也不会永远属于他们。

“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鲁迅《灯下漫笔》的这句话，固然不是写给现代人的。他在《狂人日记》中发出的“救救孩子”的声音，也已随着社会前行衰微了。但当今社会中穷孩子和富孩子间的差距，他们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似乎也应当刺醒一下有些人的神经。

都是孩子，为他们撑起一片蓝天，一片同样蓝的天吧！

令人别扭的是，政治军事分析研究所专家赫拉姆奇欣，竟然说出了一番这样的话：“中国人实际上什么都没研发，只在窃取。例如，中国的舰艇是俄罗斯和西方技术的有趣结合。”国际上武器的交易，究竟有着怎样的知识产权保护，因为太过专业而且神秘，不大好明白。但买卖的勾当，愿打愿挨。不愿卖就不卖，说出一些额外的话，却让人感到有些愤懑。

赫拉姆奇欣的这话，大概不是脑袋被门夹漏气后的昏话。中国的舰艇是不是俄罗斯和西方技术的有趣结合，有待专家评论。但自打科学的春天到来后，就没看到秋季的收获。上个世纪有句生动形象的话“造原子蛋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样的景况似乎至今依旧延续着。沿海地区的那些富翁，就是靠卖纽扣和打火机发达的。两相比较，似乎差距不大。

北大原副校长王义遒最近有段发人深思的言论：“改革开放后，我们的经济发展在世界都是一个奇迹，但我们靠的是劳动密集型经济，主要是农民，包括农民工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把经济推上去的。”经济创造奇迹了，不等于科学技术也创造奇迹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在“尊重”，不等于实用，更不等于财源广进。

农民工能创造经济奇迹，却不能创造科学技术奇迹。没有科学技术的创新，商品也就不可能有高附加值。于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就只能吃力地徘徊在“茶叶蛋经济”中。而军事上需要的高科技装备，也就只好靠卖衬衫、纽扣、打火机的钱购买。这样的现状也许正在改变，中国的舰艇优选俄罗斯和西方技术，进行有趣结合，也许是个例子。

说不准那天在这样有趣的结合中，有了创新，实现了技术飞跃，有了响当当的世界品牌。那当真是韬光养晦中的一鸣惊人。然而现实却依旧是屈辱在远离世界品牌的大家庭，只能为世界品牌打“下手活”，用“中国制造”这样的广告词做国际公关。虽然，可以用“世界加工厂”平复一下失落的情感，但终究不是滋味。

“世界加工厂”的自我美誉，绝不是脑缺氧后的昏话，而是中国经济学沾沾自喜了很长时间的成果。这种喜悦很能让人产生，地球离开了中国这个“加工厂”就不转了的感觉。然而最近中国出口到欧盟的鞋，却又被人家征收反倾销税了。不知道这回的贸易保护大棒，能不能把有些人震醒。没有核心技术的企业，是空洞的企业，而空洞的企业是没有竞争力的。

中国人不能也绝不应该只会充当，世界装配车间的打工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经有过西方的军事包围、经济封锁的日子，尤其技术封锁至今依旧在进行。苏联时期，也干过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带走全部资料，停止供给设备的事。但这并没能阻止中国前进，没能阻止中国自力更生地建立起门类齐全的工业，研制成功“两弹一星”。

然而近些年的经济发展，似乎过于依赖“茶叶蛋经济”了。靠卖衬衫、纽扣和打火机换回的钱，不仅没买回技术，却买回来了羞辱。中国有没有研发，是否有过窃取，自然不会以别人言论为准。但赫拉姆奇欣的这番话，却也该让有些人震醒。过没有知识产权、没有核心技术的日子，难哪。

北大原副校长王义遒的那句苍凉、无奈而又令人心酸的话：“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许并不需要太多钱学森这样特别杰出的人才。”言犹在耳、仔细品味否。

但是，少林寺却被辱不嗔，没有做出反击的姿态，而是由中国武术协会牵头，以中国功夫应战。少林寺这种宽厚仁泽的包容心态，固然可敬。但这样的战法究竟源于那部兵书，却不好考究。无论如何，少林寺的武僧们可以借此安坐在寺院的电视前，观看一场武林恶斗，也乐得诵经后半日闲。倘若能从中总结出一些经验，写出一部心得类的书，大概又可以有新的版权了。

少林寺的和尚练功，究竟有怎样的作用，大概属于武林秘笈一类，外人不好揣度。但是少林功夫扬名世界，却一定是经过一番营销的。“酒香不怕巷子深”这句老话，只能限定在闻到味儿的地方。满世界飘香的酒，不要说古代没有，今后也不会酿出。当真能酿出那样的酒，原子弹也就下岗了。既然能把自己的功夫营销得名扬世界，却对慕名而来的挑战者回避，这样的扬名意图便有些如秘籍一样，秘得人心里没缝。

能够扬名的功夫，怎么说都需要有实力垫底，武林界又名之为真功夫的。花拳绣腿，不要说不敢扬名，大概想扬也扬不出去。少林功夫起码有千年的文化积淀，搏击修炼，其真功夫自不消说。既然有实力，有以一当十的功夫，有人来挑战了，却保持沉默，这功夫不会是想用到阿富汗吧。

也许戒杀生、戒争斗的佛教教义，限制了少林武僧的出手。但泰国五大拳王千里迢迢来挑战的本身，便说明佛教的规矩，不止于诵经礼佛。修炼功夫，较量高低，也许是修行参禅的一项重要内容。少林功夫不会用到阿富汗，和尚之间的较量也不违规，少林武僧却对别人的挑战表示沉默，难免让人琢磨，这功夫也许只为商业而练，又因为商业太忙，无暇顾及泰国拳王的挑战了。

从媒体披露泰国拳王的一段话中，似乎也能看到一点端倪。泰国是一个佛教国家每个人对佛都很尊重与信仰。“但是，听我们的中国朋友说，在中国，许多寺庙都被无良的商人开发成赚取百姓与信徒钱财的工具。甚至在寺庙要被强制消费，照相都要收费，特别是那个号称产生功夫的少林寺，听说他们竟然可以进行商业上的投资，这太不可思议了。我们原本是想去告诉他们不要再用所谓的功夫来蒙蔽佛教信徒了的。”

少林寺有没有用所谓的功夫来蒙蔽佛教信徒的心思，不好猜测。但少林功夫确是通过到各地表演，收获了许多钱。慕名到少林寺学武的，也带来了滚滚财源。2008年少林寺下院超化寺重修时，出现在媒体上的消息是，捐款百万可获少林秘笈。据说，少林寺也与时俱进，成立了商业化公司，开起网店“少林欢喜地”。40余种禅武用品网上卖，每本武功秘笈，卖9999元。

宗教是受法律保护的，但从事经济活动的宗教，都享受那些保护，却也值得思索。如今少林寺已经注册商标，少林功夫也已走出国门表演创收，拍摄少林功夫影片创收，仅就门票一项收入也不会少，信徒朝拜的功德款更无从知道。不知道这些收入是否纳税。市场经济讲究竞争，但一样的公司，一样的经营，寺院经商，本来就无偿占用了庙院房产、土地，再减税和免税，这样的竞争，无疑对别的经营者不公。

宗教机构究竟应当如何定位？社会上传说的，处级和尚，科级老道，究竟蕴含了怎样的内容？民间并不清楚。但许多寺院道观都已经投身于商业大潮，却是有目共睹的。这些寺院道观究竟属于事业单位，还是旅游机构，应当有个明晰的商业定位。这里面的收入都是如何分配的，其中能否也含有腐败内容，有关部门似乎也当审计监察一下。

当然，世俗的以经济为中心，决不会刺激得出家人见钱眼开。为了钱，不择手段。世俗的有钱能使鬼推磨，大概不会把出家人推倒在金钱的脚下，供奉起赵公元帅吧。经济的力量再强大，大概也不会让所有的宗教都拜物，成为拜金钱教。但是，少林寺僧人确是很忙。每天接待到少林寺旅游的人们，走出寺庙进行商业性的开光，大概也忙不过来。因此没工夫接待泰国拳王的挑战，也在情理之中。

宗教事务，博大精深，外人不好明白。也许泰国的拳王们，尚不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以至不能与时俱进，依旧拘泥于古老的宗教陈规。以这种古老的观念审视当今中国的宗教，自然会得出不正当的结论。也许让他们借到中国挑战的机会，多呆两天，多走一些中国的寺院，他们的观念就能转变了。

也许通过走走看看，他们就会明白，飞流直下三千尺的经济大潮力量的巨大。在这股大潮的席卷下，不要说宗教商业化，整个民族都已经进入到了拜物教崇拜。寺庙的商业化开发，大概仅仅通过一场功夫挑战，难于阻止前进步伐。据说少林寺正在忙于开分店，僧人们在诵经之余还要关注经济发展，因此也就实在没有分身之术应战什么拳王挑战了。

因寺院商业化而引起一场宗教功夫较量，大概前所未有。俗家的感觉是，这宗教商业化的路能走多远。感觉不良好的是，有朋自远方来，以冷漠相待，不大够礼节。

经济学家们自然还会根据自己的学问，为涨价总结出许多理由，做出技术上的解释，这已经成为惯例。可是他们从来就是不能以理服人地大声说说，为什么越改革，涉及民生的物价越涨。改革为什么总是牺牲民众的社会福利？物价涨也就罢了，可民众的收入并没涨。这价都涨给谁了，涨哪去了？经济学家们在叫卖尊重知识的同时，别把良心也卖了。

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让物价涨吧。可这些年就没感到那种物价降了，甚至农贸市场的小白菜、大萝卜，也是只见涨不见降。价涨完了，农民该高兴了吧，可这样的笑容却楞是没看到。小商小贩该高兴了吧，可听到的却是怨气冲天。这次水电煤气价格联涨，企业家该高兴了吧，可用不了多长时间，亏损的声音又会喊出。越涨企业越亏损的怪圈，大概连神仙也弄不明白，这是一种什么经济？

每当物价要涨的时候，还要装模作样整个听证会，让民众在涨多少间作茧自缚地选择。其用心真也良苦。精英与江湖骗子不过一层纸的距离。角色的转换，不过是以知识为障眼法，目的却是为了利。不考虑民众的承受能力，只想刺激消费，刺激不动就强行消费，而且还振振有词。精英的把戏，真也让人对改革心生疲劳。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房子漏不漏，唯有居者知道；政策好不好，唯有百姓清楚。对物价的敏感，唯有草根一族。能驾驶宝马、奔驰出游，滔滔不绝给企业家授课的人，不仅不在乎物价的涨跌，还可能会从中受益。精英和企业家的联姻，正在左右社会列车走向，而政府的权威，却在列车的轰响中，受到挑战。

房价、医疗、教育费的失控，已经使民生维艰。水、电、煤、气费再涨，衣食父母官将如何面对民之衣食。政府的权威不能依托在企业家的善良上。想把企业做大做强，做成百年老店的企业家不多。而捞一把就走的企业家，却很多。指望这样的企业家分担民生疾苦，无异于痴人说梦。

据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已近6万亿，这种偿还的风险，大概迟早还会交给民众。社会两极分化正在加剧，人们开始像上了发条的机器为生计奔忙。曾经的国家主人，在不知不觉间变成了不明真相的愚民、刁民。政治地位的失落，已经让民众感到迷茫困惑，物价再涨，民众的心理承受力，也许会崩塌。

不合理的价格机制固然应当改革，不合理的工资机制大概也应当改改。改革不能总是让物价涨，工人的工资不涨。

对此，中国卫生部表示，经卫生部会同农业部、国家质量监督检疫总局和北京市政府调查核实，该组织发布的监测报告中被检出的农药均为国内外常规农业生产或贮存过程中允许使用的品种，所有样品的农药残留量检出值均未超过国家标准限量值的规定，没有发现国家明令禁止的高毒和禁用农药品种。

相信绿色和平组织还是中国有关部门的检测，还真不好选择。因为绿色和平组织的蔬果安全状况监测标准，与中国的国家标准限量值规定，均未曾公布。大概即使公布，非专业人士也难明白。不同的标准，裁判出不同的结果，也难免。至于那个标准更有利于人体健康，却因为这次只检测农药残留，而不涉及。

据说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水平低下，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甚大。因此他们就很少关注食品检测仪器的使用。何况在超市或者人群聚集的地方，也很难看到食品的仪器检测。媒体大概也了解这样的现状，只是告诉了一些使用感官的检测方法，却没告诉仪器的使用。虽然这样的告知，客观地表明了食品安全的堪忧，却对公民科学素养的提高不够。

既然是检测，就需要使用不同的设备。医学上所以使用影像诊断和超声诊断，就在于弥补人类诊断的不足。而医疗设备的差异，也会造成诊断的不同。食品农药含量检测的结果不同，大概也与设备的不同有关吧。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次绿色和平组织的检查，也便针对了那些有检测设备的大超市，绕过了农贸市场和分布甚广的小超市。

面对这样的现状，究竟是相信绿色和平组织还是中国有关部门的检测，民众难于选择，大概法律也要仰天长叹。当然民间也不大关心检测结果，因为关不关心最终结果都得吃。解决的办法，就是多在水中浸泡一段时间，或者多清洗几遍。剩下的，也就交给了上帝。

农作物必须使用农药，那个国家的农业也不能例外。但因为中国尚处于一家一户的耕耘阶段，虽然一包就灵了温饱，却也使农作物的病虫害经受了锻炼。由于很难统一各家的打药时间，也就造成了病虫害的闪展腾挪，来回迁徙。长时间锻炼的结果，就长生了抗药性。

继续斗争的办法，就是加大药量。而药量的控制，也是各自为政，有关部门想监督，比登天还难。恶性的循环，甚至连土壤都有了农药残留。结果，即使农民不再打药，果实中的农药残留，大概三五年内还能有。什么时候土地流转成功，连成片了。按季节，集中使用农药，集中收获果实，果实中的农药残留，也许会消失。

这次卫生部对绿色和平组织的反驳，不是不承认北京超市的水果有农药，而在于不超标。至于这个标准怎么就没能与国际接轨，大概是一种疏漏，这对一个愿意接轨的国家，有点不可思议。估计这次争论后，有关部门能坐下来，加强反思一下。究竟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次争论，甚至挤出了一种超常勇气。

当然这次反驳的结果，一定是卫生部胜利。一个国家的检测水平，总不会输给一个组织吧。胜利后，检查一下绿色和平组织这次检测的意图，倘若出于善意，批评一下就算了，倘若别有用心，还真得较较真。

从农民工中选拔干部，本也不是什么新鲜创举。审视一下当今的干部队伍，那些走进政协、人大的官员，一定会有些有过打工经历的。不过他们是打工中的成功者，成为了老板、包工头，后来又在有钱能使鬼推磨的推力下，推进了政坛。

现代中国官场，经历更多的是工农干部时期，而那个时期也是最清正廉洁的时期，是民心凝聚、民气兴旺的时期。考试选官不过是经历过买官卖官时期后，一种无奈的选择。可是中国科举几千年，也就是所谓的精英治国几千年，换来的却是腐败不断、朝代频繁更替，社会进展迟滞。

考试选官所谓的公平，只是面对书本的公平，却把千百万劳动者摒除了官员行列，这是最大的不公平。而且考试选出的官，只是些对书本有感情，自以为是，自以为靠自己能力考上的。这些人不可能对劳动人民有感情，也绝不会做出有利于劳动者的决策。所能做的，只是用民生做实验田，培养自己高高在上的管理经验，谋取更高的职务升迁。

农民工中必有善于管理，具有开拓精神的人。否则，那些包工头、老板也就不会出现。北大原副校长王义遒说：“改革开放后，我们的经济发展在世界都是一个奇迹，但我们靠的是劳动密集型经济，主要是农民，包括农民工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把经济推上去的。”没有那些诞生在农民工中的组织者、管理者，也就带不出这样一支劳动大军，把经济推上去。

农民工中的组织者、管理者，本身就磨练、诞生于农民工。他们中的优秀者，绝对比那些书本考出的官有智慧、有能力，也有对劳动人民天然的感情。能支撑政府官员创造GDP神话的农民工，也一定有执政能力。从农民工中选拔干部，本就理所应当

可怕的是，“涉之为王沉沉者！”从农民工中遴选的官，经过官场熏陶，把原本那些对劳动人民的感情，给忘了。更可怕的是，跻身在那些考试当官的人中，他们站脚的艰难。

为人民服务的官，难当！为钱服务的官，好干！

沈阳人对京剧的热爱，源远流长且至今不衰。走出寒冬，进入花草繁茂的季节，只要有几棵树遮阴的地方，总能听到京胡的婉转，京剧的悠扬。

京剧兴旺在乾隆时期的北京。沈阳作为清入关后的陪都，不仅一直得到清统治者的关照，文化往来也很频繁。当时北京皇宫里演的戏，在盛京的皇宫和王爷府也会照例行事。因此京剧在北京和沈阳，几乎同时兴旺。说京剧的“京”，也蕴有盛京的意思，并不为过。

尽管沈阳人对京剧喜爱，渊源深厚。但是，近些年文化的市场化，把热点转向了快餐文化、流行文艺，京剧便很有些萧条。看看京剧场里的观众，公园里唱京剧的人，大多都在50岁以上，便能感觉到中华文化，正置身一派“关河冷落，残照当楼”中。

于魁智受聘沈阳大学，必然能激起一些年轻人学唱京剧的兴趣，这无论对京剧的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沈阳的兴旺，都会起到推动作用。如果于魁智能借这股东风，在沈阳大学创办一个“于魁智艺术学院”，对沈阳文化市场的发展，将会是功德无量。

在于魁智前面，成功的例子是“辽宁大学本山艺术学院”。但是沈阳不能光有二人转，倘若于魁智也能把京剧办到沈阳大学，让京剧在东北与二人转的抗衡中，相互辉映，东北文化，定将出现新的繁荣。

因二人转而红火起来的中街大舞台，最初本是京剧的场子。那时候的京剧在这里也曾红火。也曾对这里的经济做出过贡献。如今的沈阳北市场，依然空闲有好多三、四十年代的剧场。让“于魁智艺术学院”以这里为基地，利用好那些冷落空闲的剧场，也一定能活跃起北市场文化。

沈阳北市场，即使在只唱样板戏的年代，也不曾萧条。那个底蕴深厚的文化圈，总能汇集有钱、有闲人的消遣、消费。只是近些年也许因为经济社会的繁忙，人们冷落了那里，以至那里的剧场也破败衰落。倘若于魁智牵头，再把评剧等一些艺术形式引领进去，北市场文化圈，定能重新振兴。

于魁智立足沈阳，一个好的条件，便是能得到沈阳京剧院的配合。沈阳京剧院底蕴深厚，也曾闻名全国。只是近些年京剧市场的萧条，不得以多到国外演出谋生，沈阳的基础却几乎几乎丧失。不奢望于魁智常驻沈阳，只希望能挂帅领军，便能

于魁智生于沈阳，长于沈阳，为传承国粹文化，繁荣家乡文化，办一所“于魁智艺术学院”，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海诚大悲寺没有网站，因为那里的和尚持不捉金钱戒。大门前摆设的庙香供人自取，香是前来烧香拜佛的香客留下的。僧人们终身不碰触金钱。大悲寺不设功德箱，寺内到处都放有“不许放钱”的提示。电信局不信佛，不挣钱的事不干。而大悲寺恰恰就没钱，也就没了建网站的资格。

没钱也要吃饭，人以食为天，不吃饭天就要塌。大悲寺的和尚，每天日中一食，过午不食。食物来自居士捐赠。捐赠以满足基本需求为准，过多的不可以接受。“出家人不贪财”，不等于出家人不吃饭。无论乞食还是居士捐赠，都为礼佛。大悲寺僧众不练武、不杀生，服百衲衣。

大悲寺僧人每年秋季行脚，托钵乞食。行脚乞食途中不得借宿百姓家，只能在树下、桥洞及露天过夜，虽遇到疾风暴雨，依旧如此。除行脚之外僧众是不出寺院的。每天凌晨2点起床，开始一天的常修行生活，每日坐香5支，晚10点就寝。每天睡眠4个小时。

佛教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少林寺和海城大悲寺各有特色，大概也是时代的必然。但佛教不是佛像，可以镀金，佛教如果镀金，大概弘扬的就不是佛法，而是传销经济了。当真那样，有关部门也该审计一下财务吧。

海城大悲寺，位于辽宁省海城市毛祁镇曹家堡子村。多次去过，前些天又去了一次。那里正在建筑，很有些兴隆。善男信女捐建，当地政府批准的。僧众只是干一些力所能及活，别的，不过问。善男信女也建了大悲寺网站，但与僧众无关。

也曾去过少林寺，但那已经是十几年前了，又仅去过一次，记忆便有些空白。

妻离子散，骨肉分离，农民工承受一年的磨难，就是为了这点希望。但是他们的希望常常会落空。无论老板或美称为“民营企业家”的，都会以通过不给或者少给工人工资的方式，降低生产成本，增加产品的竞争力。于是农民也便只能爬上楼顶、桥头，以健康、坐牢、甚至生命为代价，讨薪。

理论家们把这种讨薪方式定性为“极端方式”。他们以为农民工没知识，短心眼，不会用温和的方式讨薪。但是，农民工知道，法律是公平的，但是法律要通过人来执行，才能发生效力。而人却不一定公平。

通过职能机关讨薪，固然也温和。但杭州风格服饰那个姓粟的那位老板说：“我告诉你，老子有钱，花10万块剁你一只手。老子就算杀个人也就两三年。”这话不仅令人心寒，也值得人深思。深圳一男子所以把“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牌子扛走了，就是因为温和讨薪却得不到公正处理。

农民工不缺心眼，他们不仅有勤劳的双手，还有智慧的头脑，试看一下，在所有的高科技行业，都有他们的劳动身影。据说，电信是高科技实验场。但那里的设备修理，电路敷设，设备调试，都是由他们完成的。只会说，不会干的，是那些企业领导。农民工是生活在社会底层，但不等于他们就是法盲。江湖中多年的摸爬滚打，甚至把他们中的有些人逼成了律师。

“极端方式”固然有伤社会风化，但也是无奈中的一条讨薪路。张海超“开胸验肺”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在走投无路下的无助之举。但凡有点能耐，谁能用这样的方式，验证职业病。通钢的职工，如果能找到一条好的路，也不至于万人聚集，甚至活活打死了一名空降总经理。

温和的讨薪路，需要时间慢慢走。而时间就是金钱，却恰恰是说给农民工的。他们与老板或“民营企业家”耗不起。温和的讨薪，即使赢了官司，按正当程序也得被拖欠一年半载，甚至两三年后，才能兑现欠薪。年关将近，老的哭小的叫，农民工等钱用啊。

不要总用“极端方式”羞辱讨薪者，久居黑暗中的灵魂，难免对光明有极端和偏执的渴望。起早贪黑干了一年，最后一分钱没拿到，两手攥空拳回家的滋味，凭谁设身处地，也要有点“极端”。

经济学家厉以宁已经用自己的理论，给了少数人足够的克扣工资的理由和胆量了：“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农民工再不极端一点，连气也不敢喘了。

年关将近，农民工也想喘口匀溜气，迈过年关这道坎，可谁能给他们指明一条便捷、快速、温和的讨薪路呢？又是谁非要把他们赶上讨薪路呢？

倘若偶尔因情况特殊，穿着睡衣到弄堂买张报纸、买点小菜，倒倒垃圾，大约市政府也不会小题大做，闷头闷脑地提出这一要求。政府官员的智商，即使等同于民众，似乎也不会乱发令箭，提出一些激愤民情的要求吧。何况这个要求，也仅适用于世博会这段时间，不等于永久。大约世博会后，依旧会有洋洋大观地穿着睡衣逛街的景象，出现在大上海的街市。

睡衣的顾名思义，就是睡觉时穿的衣服。倘若睡衣能衬托出男人的雍容华贵，也只在于卧室。能衬托出女人的慵懒娇憨，也只在于床上。穿到大街上海逛，便不知道能有怎样的审美。人类的服装所以有内外衣的区别，应当也是一种文化的积淀。文化蒙昧时期，就绝不会出现内外衣的分野。如今出现了内外衣混穿的现象，便不知是一种怎样的与时俱进。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左传注疏》中的这句话，也许对“华夏”一词的解说尚存争议，但透露出的中国先民对服饰的重视，以华丽为美的标准，却怎么也对号不到把睡衣穿到外面，堂而皇之逛街路的形象。一个风鬟雾鬓，穿着睡服，趿拉着鞋逛街的女人，大概除了痞样的懒散，很难让人品到清水出芙蓉的美感。

美感，固然会随着时代的进化而不同，但再进化，把睡衣穿到街市，把卧室对外开放，也不好。古代人将睡衣名之曰“亵衣”，便蕴含了一种狎邪轻慢、不够严肃，当属于隐私之列。这样的服装不要说招摇于街市，即便在室内待客也是对人不尊重。追求个性可以，但个性总要建立在尊重共性的基础上。目空一切，不管不顾别人的感受，那是痞性，不是个性。

也许上海人已经审美疲劳，开始了把阿Q头上的癞疮疤，欣赏成菊花的阶段了。环肥燕瘦，人们的审美情趣不同，爱好自然也就各异。东施所以效颦，也是一种社会导向，或者流行导向的结果。没有西施的皱眉头，也就没有了东施的仿效。上海人什么时候开始了穿睡衣上街，大概也如中国古代女人的那双金莲，确切时间，领军人物，还真不好考证。

不好考证的还有，聪明智慧的上海人，在创造海派文化的时候，是否也包含了穿睡衣上街。因为海派文化的双关，便蕴含有外来于海上的西方文化。当真这种习惯与外国有关，还真得保留。否则，还得费劲把力地接轨回来。但是据有人说，穿睡衣上街不符合“国际礼仪”。便可见，外国也不时兴穿睡衣上街。既然外国都不时兴，海派文化还是不吸纳这一习惯好。

习惯是一种文化的积淀。爱美之心积淀了审美文化。人类也正是通过审美来协调自己的处世态度、精神世界、举止行为。在中国古代，所以能出现一种对女人缠足欣赏的风潮，大概也是建筑在一种审美上。但那是病态审美。倘若不是病态，也便会延续到今天了。穿睡衣逛街的习惯，虽不等同于欣赏女人缠足和阿Q的癞疤疮，大概也不是一种正常审美。

也许上海人在三年大变样的关照下，高档睡衣已经进入寻常人家。富裕而没人知道，有点窝囊。秦末那个反秦领袖项羽，在辉煌的时候便曾说过：“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富裕起来的上海人，自然也不想“衣锦夜行”，于是就把高档睡衣穿到大街上去了。但是，这样的炫耀，总给人一种小家子气。因为睡衣的富裕，总赶不上高档居室、豪华轿车。

俗话说：“包子好吃不在摺上”。一件睡衣的招摇，满足不了多大虚荣心的炫耀。穿睡衣逛街的步履，无论迈得多潇洒，也只会给人一种审丑的感觉。古代中国被誉为“衣冠上国”、“礼仪之邦”。那不仅有衣着的华贵和高雅，也还有礼仪文明的垫底。穿睡衣上街，似乎既不华贵高雅，也缺乏礼仪文明。

当今社会，固然还有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等一些不文明的行为。但文明的发展应当是欣赏鸟语花香，而不是如蝇逐臭。以别人的一些不文明，为自己穿睡衣上街寻求理由，似乎有点不知道香臭。当真上海人穿睡衣上街，已经养成习惯，一时难于改变。不如让服装设计师们设计出一种，“入得睡房出得厅堂”的服装。但那样的服装，似乎不好再以睡衣名之了。

穿什么衣服上街，绝不可能有国际性的规定。国际礼仪，也不一定超越中国法律。世博会，也一定不是服装博览会。上海市政府有没有必要，有没有权利对人们出行的服装提出要求，属于高深的科研项目，留待有关专家研究吧。但上海人改变一下穿睡衣上街的习俗，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毕竟这不是一种优秀文化涵养出的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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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方式有种种，炫耀的方式也有多样，干吗非要让一件睡衣，承担本不属于它们，它们也承担不起的重任。世博会总会过去，但那种洋洋大观穿睡衣逛街的景象，最好不要重新振兴在大上海的街市。穿一件外衣不费多大劲，穿睡衣逛街的民俗，却容易给海派文化添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