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段时间，在我台新闻频道播出的60个被拐孩子寻亲的新闻，无疑是最让人揪心的报道。一张张迷茫、无辜的脸，让人看了就很心酸。
　　是啊，这些孩子很不幸，但是比起那些依然下落不明的孩子来说，又是幸运的，毕竟他们跟亲生父母相见的路又进了一步。但是我们也看到，相比被解救的孩子，其实有更多的孩子是下落不明，父母亲倾尽全力在寻找。
　　看这些寻亲故事，给我一个感受：为了找回自己的孩子，每个家庭都是付出巨大代价，家不再成家。成本极大。
　　是，虽然面对这些小生命，个别地谈论寻找成本有些不近人情，但理性地想，在寻找失踪儿童上，整个社会成本极大，包括人力、物力、财力，而且效果有限。我们今天想讨论的一个话题是：有没有一个办法，尤其是能不能建立一个机制，降低这个社会成本，找到更多的孩子，让回家的路不再如此悲伤？
　　我们先从几个案例开始。
　　丢失孩子的背后不仅仅只是痛苦
　　记者：“回到5年前，王媛就是在这个地方丢失。”
　　王媛妈妈肖金凤：“11点多我回来的时候，我发现孩子没在家，我还以为孩子跟她同伴几个小朋友经常在一块玩，我以为上人家家去了。”
　　但是，一直到了吃中饭的时间，王媛都没有回来。父母亲开始着急了，他们挨家挨户地找了两个多多小时，也没找到，肖金凤只好报警求助，但是，他们被告知，失踪人口24小时以后才能立案，肖金凤只有发动亲戚朋友继续寻找。
　　王媛父亲王光红：“一看天黑都没找到，亲戚朋友都找到了，也没找到，一看这孩子确实一弄不好就丢了。”
　　在连续寻找了三天后，肖金凤不得不面对这个现实，七岁的女儿王媛的确是丢了。此后的五年，他们每一天，都在悲痛的寻找中度过，这场噩梦至今没有醒来。
　　王媛妈妈肖金凤：“没有什么线索，有时候，问一下算命先生，说是在东北方向，我们就坐车到东北，有时候，做个梦，说是在山东了，我们就坐车到山东，售票员问我们到哪里，我们说我们也不知道，就坐到头，不管什么车，都是到头下。”
　　肖金凤一家，再也回不到以前平静的生活，五年来，只要有点线索，他们就会立即陷入从有点希望到再次陷入绝望的痛苦折磨中。
　　王媛妈妈肖金凤：“她就是我们这一家子的开心果，等于什么，你跟我们对象，我们都40，快40了才生的她，特别聪明，有时候她看看，晚上，就跟那个什么似的，就跟小天使，给我们表演舞蹈。”
　　王媛父亲王光红：“我们都睡不着觉。”
　　2007年，他们突然在一个寻亲网站上发现了一张酷似王媛的照片。
　　王媛父亲王光红：“志愿者去旅游拍到的，人家说就是什么，我们汽车停到那，大巴就是旅游车，停那照风景，来了一帮小要饭的，说看着这个小孩就是长得挺可爱的，就是脏，所以就给拍下来。”
　　看到这张酷似女儿的照片，想到女儿这些年可能所受的苦，夫妻俩哭成一团，打算立刻上西藏找孩子。
　　王媛父亲王光红：“恨不得去了以后，赶紧把孩子领回来。”
　　但是，第二天他们接到一位在西藏的寻亲志愿者的电话，告诉他们，再去找那个乞丐团伙的时候，他们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丢失孩子，给一个家庭和双方的老人，所带来的都是物质和精神上致命的的打击。在王媛丢失三天后，肖金凤的父亲也一病不起。
　　王媛妈妈肖金凤：“小腿瘦的那么细，这是孩子没丢之前健康的样子，后来就天天躺在那里哭，去世之前成了植物人，一说，你是不是想媛媛了，他自己眼泪就出来了。”
　　看着这间小平房，家里没有几件像样的电器，很难想象这个家庭，曾经是年收入七八万元的服装个体户。
　　王媛妈妈肖金凤：“这个寻人广告印了几万分。”
　　本来做些点服装买卖的肖金凤，有整整两年的时间只做一件事，就是全国去贴寻人启示找王媛，而丈夫也辞了职。直到他们花光了所有的积蓄，才从这种几近疯狂的寻觅中，慢慢的回到正常的生活，从他们手里保留的一部分车票机票，还有报纸上的寻人启示，我们知道，他们已经用尽了所有的力气。
　　王媛妈妈肖金凤：“在电视台也做节目，一天三百，想在主版登，一天就是1000元。”
　　在记者采访到的案例中，丢失孩子的家庭，无一不是因为寻找孩子，弄得倾家荡产，有的甚至彻底失去了正常的工作能力。
　　刘泽英冬天光脚在街头呼喊“虎儿”
　　这同样是一个丢失孩子的母亲，直到现在，这个名叫刘泽英的母亲还是会每天下午六点出门，她已经习惯了晚饭前去把在外玩耍的儿子王天洋叫回家，每当这个时候，时间好像又回到了六年前，那一天，刘泽英四岁半的孩子王天洋，在外玩耍不过一刻钟的时间，就被拐走再也没有下落。
　　刘泽英：“天天想，每天做梦都想，会梦到，我梦见他回来了，有时候梦见甚至梦见，到现在我不敢接受这个现实。”
　　这是2004年的寒冬，在贵州安顺的街头拍摄到的一段镜头，冬天的贵州湿冷刺骨，但是这位母亲却丝毫没有感觉，她见人就问有没有见到自己的孩子，别人还以为她疯了。刘泽英没有疯，但是这位商店的售货员，自此再没有上过班，因为她丢了孩子以后，就常常卖错商店里的东西。现在全家依靠丈夫一个人工作维持生活，
　　六年了，王天洋的小床还保持着他失踪前的样子，奶奶每天早上都要把孙子的被子叠好，到了晚上再铺好。所有丢失孩子的家庭，都苦苦盼望着有一天，孩子和连同孩子彻底消失的欢乐幸福都会再回来。
　　公安部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专项行动
　　我们看到上面的案例，非常辛酸，真的，靠一个家庭的力量，要想找回孩子，即使倾家荡产，有时也无能为力。
　　而且从上面的案例也能看到，丢了孩子以后，不仅是家庭的生活彻底毁掉，除了找孩子的巨大经济花费，而且父母亲根本无法工作，给社会资源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我们也看到全社会对拐卖犯罪的进一步重视，公安部在今年4月份开展的打击拐卖妇女儿童专项行动，也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而且目前首批60名已解救的儿童，经过DNA鉴定，有三名儿童已找到自己的亲人，但是从一些案例中我们也看到，这条寻亲的道路还很长。
　　从今年4月9日开始，公安部部署了全国公安机关开展“打击拐卖儿童、妇女专项行动”。截至到10月28日，全国共解救被拐卖儿童2129人。但是，这些儿童有的是仅几个月大；有的虽然已经七八岁，但是被拐卖时只有一岁，他们都无法说清自己的姓名、身世等。事实上，这些被解救的孩子，只是中国失踪人口的冰山一角。关于失踪总人口，目前官方尚没有全国性的统计数字。而这么多的孩子，都是怎么被一道道贩卖，和亲生父母天各一方，无法相认的呢。先来看一个孩子小龙的案例。
　　2003年，东莞市连续发生多宗，外省来粤务工人员子女失踪案件。2004年6月1日，广东省公安厅一举捣毁了，以刘某秋为首的、特大拐卖儿童犯罪团伙，他们从全国各地寻找孩子来源，层层转手赚取暴利。2004年8月，警方解救出被拐儿童11名，其中4人当时未能找到父母，小龙就是其中之一。
　　小龙的父母，在东莞高?镇，以贩卖蔬菜为生。父亲顾明回忆，2004年1月29日早晨，出事那天，小龙就脱离大人的视线一会功夫，就再也没回来。
　　小龙妈妈：“不见了，真的很难受。”

　　当时，警方在各大媒体上，多次公布小龙等4名未找到父母儿童的照片、信息等，但是顾明夫妇，平时却从不看报纸和电视，也就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已经被送回东莞。这也直接导致了，小龙在解救回来之后5年多，仍不能和父母相见。
　　直到28日，各大媒体刊登被拐儿童寻亲的报道，顾明的朋友看到，报纸上登出的照片，觉得其中一人很像小龙，他们就连忙赶来相认。经过DNA数据对比，编号为16的孩子，被证实为：东莞高?镇菜贩顾先生夫妇的亲生儿子顾金龙，小龙也成为60名儿童中，第二位找到亲生父母的孩子。
　　见到亲生儿子的顾先生夫妇，一把抱过儿子，喜极而泣。一家三口在这样的情形下重逢，场面令人动容。只是，这时距他们分开的那天已有五年。
　　小龙最终还是跟父母相认了，回家的路花了整整五年的时间，失落的亲情则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修补。
　　那么还有更多还没有找到亲人的孩子，他们的命运将会如何呢？
　　“宝贝回家”：发挥社会力量寻找失踪儿童
　　刚才，我们看到一方面是寻找孩子的家庭倾家荡产，另一方面，公安部门在破案，寻亲的这个工作中也是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那么怎么来更好的发挥全社会的力量，来进一步地推进宣传，打击犯罪，寻亲等工作，更有效的使用我们的手里的资源，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通过一个例子来探讨一下。
　　2007年6月，一则新闻引发了很多寻找孩子的父母的关注，一个内蒙古警校的学生看到正在乞讨的一老一小，他发现老头和孩子之间的表现很不寻常，就出示了证件，上前盘问。老头说孩子是他的孙子，但是神情非常慌张，这个学生就把乞丐老头带到派出所做进一步调查。原来这个8岁男孩是甘肃民勤县人，与乞丐老头是同乡，十几天前被乞丐老头拐骗出来进行乞讨，内蒙古警方迅速将被拐男孩送回甘肃，找到了父母。让那些焦急的父母最为注意的是，这个内蒙古警校的学生是一个寻亲网站的志愿者。网站叫做宝贝回家。
　　记者：“我们进入宝贝回家这个网站，可以看到，寻找孩子的父母登出的照片，以及各地志愿者发现的流浪儿童的照片。这些照片和寻人信息汇总到网站数据库，由志愿者进行资料对比，发现相符信息会马上通知求助人认证。同时，网站免费登载各种寻人信息，再让志愿者转到各大网站，使更多的人看到并提供线索。”
　　宝贝回家成立于2007年4月，是目前国内最大的一个由志愿者发起的寻子民间组织。北京律师张伟平就是志愿者之一。在和张志伟交谈的时候，记者发现，张志伟不时接到有关寻亲的电话，远远多过他的本职经济案件方面的电话，张志伟告诉记者，自己现在每天有一半的时间都投入到了网站的各种事务中去。而各地的两万多名志愿者，也在投入大量的资金和精力来救助孩子。
　　记者：“打拐这个问题，如果民间组织的力量能得到很好的发挥，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
　　志愿者张志伟：“打拐这件事真正要做好要做出效果来，还是要以政府为主导做，民间力量做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补充，那么作为‘宝贝回家’来说，它现在就自然，天然的就有两万多名遍布全国各地的，而且大部分现在经过不断的实践的，都有一定的救助经验的志愿者。”
　　现在，张志伟每天都会抽出时间来上宝贝回家的QQ群里，在这些群里，除了能看到各地志愿者的群，最引起记者注意的是，这里还能看到各地公安以及打拐办的工作人员都在这里设立了群。记者还看到了一位公安部安排的王警官，长期在这个QQ群里值班。
　　志愿者张志伟：“现在就是由全国各地负责打拐的这个基层公安干警由他们就是每个部门可能会派一两个人作为联系人，那么加入到我们‘宝贝回家’的QQ群，这样的话，就等于专门有一个群，有我们的失踪儿童家长、志愿者还有公安干警大家一起有这么一个网络平台，第一时间跟公安部甚至就说是案发当地的公安部门直接取得联系。”
　　作为一名法律人士，张志伟认为，宝贝回家这种民间组织，如何和官方力量结合，还有更深刻的方式，那就是在众多志愿者反馈的信息和经验中，发现拐卖儿童现象发生的制度上的缺陷和不足，推动立法的完善。目前，不少志愿者通过救助过程中的经历和感受，进一步意识到了儿童买卖市场的巨大，也正在更进一步地推动收买犯罪的打击力度。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范愉：“在计划生育的情况下，很多人还保有一种多子多福或者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当他们没有办法正常生育的情况下，他们就希望通过一种简便的方式，通过买卖儿童的方式给家庭增加一个孩子，构成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买方市场。”
　　举例来看，在公安部挂牌督办的1028案件中，主犯狐启佳伙同妻子童来芬，还有吴华龙吴华林兄弟等人组织盗抢儿童集团，涉及作案人员达40多人，他们得手后通过下线，层层转卖到到河南，河北等地，再由当地的人贩子把小孩卖给需要孩子的家庭。在这样一张大网里，孩子每经一次转手，不同分工的人贩子都能从中赚取暴利。
　　专案组在这些人员的藏匿地点看到四处堆放着婴儿的衣物和尿布，甚至还有防止小孩哭闹的安眠药，在童来芬的下线人物郭光先家里。警方当即搜出一个熟睡的婴儿。
　　记者：“然后直接卖到哪里？”
　　犯罪嫌疑人郭光先：“河南的李梦河，郭久玲的手里。”
　　在这样一张大网里，孩子每经一次转手，不同分工的人贩子都能从中赚取暴利。比如，狐启佳等人盗抢曹家男婴后，卖给中间人郭光先是4000元，再转到河南的郭九龄手里就变成了7000元，经过几手最终卖给收养家庭后，价格已经达到了13000元，而这种暴利的产生，来源于一个巨大的非法买方市场。
　　现在，在一些地区，一个男孩的价格已经高达三万余元，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范愉认为，必须要解决目前国内买方市场旺盛的问题，这才是真正的源头。张志伟进一步向记者解释了这个问题。
　　志愿者张志伟：“我们国家刑法241条，一方面规定了收养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犯罪要受到刑事处罚，另一方面在第六款同时规定，如果不虐待这个孩子，不阻碍解救的话，那么不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因为这个犯罪是得不到法律的惩罚的，所以我们也是建议应该是否通过立法或者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对这一规定进行尽快进行修改，以严厉打击这种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犯罪，才能真正的杜绝拐卖犯罪的发生。”
　　今年两会期间，宝贝回家的志愿者通过两会代表的协助，向全国人大提交了有关严惩拐卖犯罪以及国家尽快立法实施，强制解救流浪乞讨儿童的有关行政法规，同时也通过全国政协委员濮存昕向有关部门递交了要求严惩拐卖犯罪有关法律意见，得到了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紧接着公安部门也展开了今年维期一年打拐专项行动。
　　记者：“你是志愿者，同时也是积极地推动关于严惩拐卖犯罪立法的法律人士之一，这件事现在进展到什么程度？”
　　志愿者张志伟：“我现在了解，就是公安部现在在积极推动有关解决收买市场旺盛的问题，在联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希望他们尽快调研就是出台有关司法解释吧，能够在立法上杜绝这个就是漏洞。”
　　记者：“所以这民间的力量和官方力量的能有一种合理的方式结合的话，在打拐这个问题上，所节约的社会成本，起到的效果可能都是成倍的？”
　　志愿者张志伟：“我觉得有时候像原子弹这种核裂变一样，可能是无数倍的这种效果就会出现。”
　　半小时观察：让更多的NGO介入我们的生活
　　拐卖儿童，令人发指。而如何让被拐儿童回到父母身边，则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单单依靠公安一个部门的力量，打拐将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公安部网上公布的60名被拐儿童至今找到亲生父母的只有很少的几个人，很多孩子被解救后不得不返回买下他们的养父母身边。如何才能打破打拐的怪圈？宝贝回家遍布全国的两万多名志愿者让我们感受到了来自全社会的力量，我们希望更多的类似宝贝回家的NGO非政府民间机构能够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当全社会的力量凝聚起来，人贩子才会无处可藏，才会有更多的被拐儿童能够回到父母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