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南

你通常不应该与一个以耍贫嘴为业的人争论。原因在于，如果你认真指出对方的谬论，他仍然会用耍贫嘴的方式回答说：“嘿，你果然是个书呆子，瞧你严肃成那样”。或许你还会招致此人的拥趸的嘲笑。 这类似于和疯子（或者喝醉酒的人）辩论。

所以我认为对三联生活周刊的王小峰的那篇《你就是科学的壮阳药吃多了》无需逐一详细驳斥，更何况他本人都说那是喝醉的时候写下的（很典型的酒醉后的表现，不是吗？不过，我对于一篇醉话也引起了一些人的赞同感到惊奇——这是否意味着有很多人酒后上网？）。在正文的后面我会简单地点评一下他的那篇文字中的几个亮点。

但是我想分析一下几乎是被王小峰“发扬光大”的那句“你有什么科学依据”。起初，这句话是王小峰在三联生活周刊的同事“土摩托”说的。这句话的本意并没有什么问题，我猜想，王小峰最初模仿这句话可能是出于新奇感。这有点像鲶鱼效应——很少或者从不接触科学的一群人中间突然出现了一个懂科学的，这肯定会激发出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我曾经认为这句话的流行可能是一件好事。毕竟，在这个拥有“臣以为当今之急务者，一曰亲君子，二曰远小人，三曰敦风俗，四曰薄赋税”（见押沙龙的《我看中国文人》）之信口开河传统的国家，如果有人能够被潜移默化地认识到证据的重要性，这肯定具有积极意义。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事情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美好。王小峰本人逐渐地把这句话变成了一种无厘头的用法，在我看来，当王小峰写下“你有什么科学依据”这几个字的时候，他的意思并不是想要什么证据，而似乎是想要表达一种对他看来的“科学书呆子”的奚落：瞧，你们这些nerd，只会傻傻地问“科学依据”， 你们知道啥是浪漫、艺术、宽容、宗教和自由吗？用Google 检索他的blog，可以看到数百条“你有什么科学依据”出自他的文字，这里无法一一列举，只引用几个比较典型的：

“我看着坐在旁边的非非：‘非非，你加入中国作协有什么科学依据？’”

“……这个问题回头让土摩托来解决，他数学比较好，他当年高考是北京8个数学满分中的唯一一个考了满分的人。但我相信，他看到这个多边形办公室肯定会说：还是这么设计有科学依据。”

“比如土摩托，假如我跟他说：“我觉得再过500年，太阳会从西边升起。”所有人都能看出来我在胡说八道，但土摩托的反应一定是：“你有什么科学依据？”假如我再说：“我觉得早上吃饭，中午就不用吃了。”他可能也会说：“你有什么科学依据？”总之，这句话就像那句“你丫也忒奥运了”一样，都可以接在任何一句话的后面，就像“一枝红杏出墙来”一样可以接在任何一句七言古诗的后面。”

……

虽然我觉得科学确实可以用来增加乐趣，也不是不可以开玩笑，王小峰的问题在于他写出来的东西并不高明。而且，据我考证，绝大多数情况下，他写的关于“土摩托”的“你有什么科学依据”的段子都是他编造的。（顺便说一句，王小峰总在他的blog上贴辛普森一家的图片，可是他是否知道辛普森一家的制作群还制作过另一部科幻动画片Futurama？看看Futurama，你就知道王小峰自认为和科学有关的笑话有多烂、多么不入流。）

尽管这听上去可能不太有趣，我还是想解释一下，所谓的“你有什么科学依据”到底应该怎么用。王小峰本人自以为聪明地用这句话来妖魔化其他人、甚至科学本身，把其他人当成了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列出公式计算一番的科学怪人。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因为证据也是分层次的。如果你说今天你吃了一碗饺子，那么我也就相信你，因为这很平常。但是如果你说今天吃了20碗饺子，那么我就要你出示证据，毕竟人类的肠胃容量有限。如果你说你在家实现了常温核聚变，那么我就要你出示严格的科学证据，因为常温核聚变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主张。我相当确定，除了住在王小峰脑子里的那个由他臆想出来的书呆子，没有人会不分层次地不停询问“你有什么科学依据”。

我怀疑有些人看到这里立刻就要说王小峰有这样做的自由了。我也认为他有这样做的自由，但是这不是重点（顺便说一句，他拥有这个自由并不意味着他也拥有免于被批评的自由）。在这种现象之下还存在着一些更深层的东西。我的意思是，人们有做许多事情的自由，但是他们并不这样做。比如，王小峰不会反复嘲笑那些走楼梯而不是从20层的窗口跳下去的人们太古板，他也不会反复声称所谓音乐不过是一群疯子在舞台上拿着扫帚和擀面杖假装演奏。这样说一次，别人或许还会以为你写了一个愚人节的笑话，但是如果反复这样说，没有人会认真对待王小峰在音乐方面的意见。然而，王小峰在对待科学的态度上、在使用那句“你有什么科学依据”的时候，恰恰如同把音乐当作扫帚和擀面杖的组合。

是的，你可以开科学的玩笑，你也可以开音乐的玩笑，但是为什么王小峰开音乐玩笑的程度赶不上他取笑科学的程度？我觉得，一个合理的推测是，王小峰了解音乐的程度胜过了解科学的程度。当你对音乐有些了解之后，你心里自然明白，成天翻来覆去地说音乐是扫帚和擀面杖的组合，这相当愚蠢。但是当你不了解科学的时候，你也会觉得“调侃”一下科学，会让你显得很高明。

这让我想起了理查德·道金斯在他的《解析彩虹》一书里提到的一个不那么好笑的小笑话：

“……在一些地方，对科学的市侩般的无知仍然存在，它被视为诙谐和聪明的表现。然而如何解释伦敦每日电讯报的一位编辑最近的一个小笑话呢？这份报纸报道了一个让人目瞪口呆的事实：有三分之一的英国人仍然相信太阳绕着地球运转。这时候这位编辑用方括号插入了一个注释：“[难道不是这样吗？编者]”如果一项调查显示三分之一的英国人口相信莎士比亚写了伊里亚特，没有编辑会幽默地假装不知道荷马是谁。“

王小峰和那位故意问“难道不是太阳绕着地球转？”的编辑似乎有些相似之处。

科学之所以成为如此强大而可靠的方法，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寻求客观的证据，而不是臆测、信仰和苍白的调侃。同时，这种寻求证据并积极地验证证据的方法，也让科学得以进入其他曾经被认为是“科学禁区”的领域，比如关于人类的心理和意识。至少我们现在可以部分地知道情感是如何在大脑中运作的，而知道情感如何运作的事实，并不一定会导致美的消失。王小峰所嘲弄的那个世界，可能比他站在井底所看到的更加广阔。

附：
1、《你就是科学的壮阳药吃多了》的简单分析

王小峰的这篇醉文的几乎每一段都有问题，基本上，这是一个对科学无知的人咒骂科学的典型方式，他就差使用“唯科学主义”这个词了。其中一些抹黑的手法很经典（比如所谓科学对其他学科的“入侵”、所谓的强还原论等等），我就不重复分析了。我只挑出一些亮点。比如，王小峰说：“你可以说我在狡辩，因为我喝多了。但我清醒的时候知道我不会对自己不懂的东西说三道四。”我不知道是否应该相信这句话，因为王小峰写下它的时候很可能喝醉了。如果它是真的，而王小峰此前的一些行为并非如此——他确实“会对自己不懂的东西说三道四”，因此这就是言行不一。如果它是假的，这是否意味着王小峰实际上承认了他喜欢对不懂的东西说三道四？我还看到王小峰曾经说过“我一向视科学如面团的人，想怎么揉就怎么揉”，这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

无论如何，这是一句很有娱乐性的话。

王小峰还说：“民主不是你想骂谁就骂谁，而是你的心里有多大的宽容度。”很好，很强大。如果我没有读到过王小峰的这篇文字的其他部分，以及他的其他一些文字，我简直要被他的这个姿势感动了。这是否意味着——类似于乔治·奥威尔在《动物庄园》里所说的——人人生而平等，但是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平等一些？在一篇骂人的文字里突然标榜起“宽容度”，这是不是有点黑色幽默？

最有趣的是，王小峰通篇大喊尊重宗教、如此“真正了解宗教”（他说“如果你真正了解宗教，会明白这根本没什么”，这里面自然包含了他“真正了解宗教”的意思），却突然冒出来一句“如果以科学的角度来看《圣经》，那不都是胡说八道吗”——对于许多神创论者、原教旨主义基督徒，这恐怕是非常、非常大的不尊重。

2、《解析彩虹》讨论了对科学的傲慢和偏见，下面是和王小峰的症状特别相关的几段：

    科学依靠纠正自己的错误而进步，它也并不把尚不知道的东西当成秘密。然而一些人对科学的理解却恰恰相反。英国泰晤士报的一位专栏作者Bernard Levin有时候会发表一些激烈的言辞反对科学，1996年10月11日，他写了一篇这样的文章，题目是“上帝、我和道金斯博士”，副标题是“科学家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至少知道我不知道”。文章上面还有一幅把我描绘成米开朗基罗的亚当的卡通画，面对着上帝伸出的手指，但是正如任何科学家都会激烈地抗议，知道我们不知道什么，这是科学至关重要的一部分。这恰恰是驱动我们去查明真相的动力。在1994年7月29日的专栏上，Bernard Levin嘲笑了夸克的概念（“夸克来啦！夸克来啦！为了你的生命……” ）在进一步挖苦“高贵的科学”给了我们移动电话、折叠伞和条纹牙膏之后，他突然假正经起来：
　　
　　你能吃夸克吗？当寒冷天气来临的时候你能把它们铺在你的床上吗？
　　
　　这种东西实在不值得加以回应，但是剑桥大学的冶金学家Alan Cottrell爵士还是在几天后致编辑的信中回应了两句。
　　
    阁下：Bernard Levin先生问“你能吃夸克吗？”我估计他每天要吃掉500,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1个夸克……您忠实的……

　　承认你所不知道的事情，这是一种美德，但是在大庭广众之下炫耀对科学的无知，这实在不该被任何编辑容忍。在一些地方，对科学的市侩般的无知仍然存在，它被视为诙谐和聪明的表现。然而如何解释伦敦每日电讯报的一位编辑最近的一个小笑话呢？这份报纸报道了一个让人目瞪口呆的事实：有三分之一的英国人仍然相信太阳绕着地球运转。这时候这位编辑用方括号插入了一个注释：“[难道不是这样吗？编者]”如果一项调查显示三分之一的英国人口相信莎士比亚写了伊里亚特，没有编辑会幽默地假装不知道荷马是谁。但是社会可以接受夸耀对科学无知以及骄傲地宣称不会数学。这个悲哀的观点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因此让我引用Melvyn Bragg——他是英国最值得尊重的艺术评论家之一——的一本关于科学家的书《站在巨人的肩上》的一段话：
　　
　　现在仍然还有一些人非常做作地说他们对科学一无所知，仿佛这能让他们更高级。然而这只能让他们显得愚蠢，而且这让他们成为了英国知识势利的陈腐旧传统的遗老遗少，这种势利认为所有的知识，特别是科学，都是“手艺”。

不要拒绝科学
——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给查尔斯王子的公开信

 理查德·道金斯

柯南译自英国《观察家报》
2000年5月21日星期日

　　殿下：

　　您在里斯论坛（Reith Lecture，BBC的一个著名的讲座——译注）的演讲让我感到悲哀。我对您的目标深感赞同，并对您的真诚表示赞赏。但是您对于科学的敌意将无助于这一目标；并且您对相互矛盾的另类方法不适当的混合使用将让您失去别人的尊重，我认为您本应该得到哪些尊重。曾经有人——我忘记了那人是谁——评论说：“我们当然必须保持开放的头脑，但是不能开放到脑子掉出来的程度。”

　　让我们看看您的一些另类哲学，您似乎喜欢它们胜过喜欢科学的理性。首先，直觉，心的智慧“沙沙作响，如同微风拂过树叶”。非常不幸，这取决于你选择哪种直觉。如果说到目标（不包括方法的话），您的直觉与我的一样。我一心一意的与您共同参与保护我们的行星、及其多变而复杂的生物圈。

　　但是在萨达姆·侯赛因邪恶的心中本能的智慧呢？瓦格纳的风拂过希特勒扭曲的叶子的价值是什么？“约克郡开膛手”（Yorkshire Ripper，20世纪70~80年代英国的一个连环杀手——译注）听到了他心中宗教的声音让他杀人。我们如何决定那种直觉的内在声音值得听从？

　　这——指出这一点很重要——并不是一个科学能解决的窘境。我热情关注着保护世界，这种感情和您的一样。但是在我允许情感影响我的目标的地方、当我要决定最好的方法的时候，我选择思考而不是感觉。而思考在这里意味着科学思考。没有更有效的方法。如果这种方法存在，科学也会吸收这种方法。

　　其次，殿下，我认为你对于“传统”或者“有机”农业的自然程度有一个夸张的认识。农业从来都是不自然的。我们这个物种只不过在大约10万年前才与我们自然的狩猎—采集生活方式告别——这在进化的时间尺度上短到无法测量的程度。

　　粗面也好，精粉也好，对于智人都不是一种自然的食物。除了哺育孩子，乳汁也不是自然的食物。我们吃的几乎每一口食物都是转基因的——通过人工选择而不是人工突变，但是最终结果是相似的。一粒麦子是转基因的草种，正如狮子狗是转基因的狼。扮演上帝？我们已经扮演了很多世纪的上帝了！

　　我们今天庞大的、数不胜数的人口大量出现于农业革命，如果没有农业，只有今天人口数量很少一部分的人能够生存。我们庞大的人口是农业（以及技术和医学）的人工产物。它比被教皇宣布为不自然的限制人口的方法更加不自然。不管你喜不喜欢它，我们依靠农业，并且农业——所有的农业——是不自然的。我们在1万年前已经背叛了自然。

　　那是否意味着，当我们要维持这颗行星的繁荣的时候，在不同类型的农业之间无法作出选择？当然不是。一些类型的农业比另一些更具破坏性，但是在决定采用哪种农业的时候求助于“自然”或者“本能”是没有用处的。您应该严肃而理性地——科学地研究证据。伐木和焚烧（顺便说，没有什么农业系统更接近于“传统的”）毁灭了我们的原始森林。过度放牧（这同样也被“传统的”耕作所广泛采用）导致了土壤浸蚀，并把肥沃的草原变成了沙漠。再看看我们现代社会，单一耕作、施用化肥和农药，这对于未来不利；滥用抗生素促进牲畜的生长则更加糟糕。

　　顺便说，这种歇斯底里的反对转基因农作物潜在的风险的行为令人担忧的一个方面是，它转移了我们对已经了解得很透彻的——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忽视的——已知危险的注意力。耐药性细菌的进化是达尔文主义者在抗生素发明的时候就已经预见的。不幸的是，警告的声音太小了，现在它已经完全被“转基因、转基因、转基因、转基因、转基因、转基因”的刺耳噪音所淹没了！

　　而且——如我所预料的那样——如果转基因灾难的可怕预言未能成为现实，失望的情绪将会转变为对（其他）实际风险的忽视。我们今天关于转基因的争吵将会变成一个可怕的“狼来了”的故事，这会发生吗？

　　即使农业可以是自然的，即使我们能培养出对自然方式的某种本能的亲善，自然一定会成为一个好的行为榜样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仔细思考。在一种意义上，确实可以认为生态系统是平衡与和谐的，组成生态系统的物种相互依赖。所以商业公司破坏雨林的屠杀是如此的罪恶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留心对于达尔文主义的一个很普遍的误解。丁尼生（Tennyson）在达尔文之前所写下的诗句是正确的。自然确实是血红的牙齿和利爪。与我们所相信的截然不同，作用于每一个物种的自然选择（规律）并不喜爱长远利益。它喜欢短期收益。伐木者、捕鲸者和其他为了眼前的贪欲而挥霍未来的投机商，只不过与所有野生生物30亿年来所做的一样。

　　难怪“达尔文的斗犬”T.H. 赫胥黎在对达尔文主义的批判上形成了他的伦理观。当然，并不是对于作为一门科学的达尔文主义的批判，因为你不能批判事实。然而，正是因为达尔文主义是一个事实，我们才要与自然的自私和对自然资源的剥削相斗争，这对于我们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能够做到。可能任何其他动植物都做不到。我们能够做到是因为我们的大脑（毫无疑问，自然选择的短期达尔文利益导致了我们的大脑的产生）发达到能够看到未来并能谋划长远的结果。自然选择就如同一个只能上山的机器人，即使这会使它停留在一座微不足道的小山的山顶。没有下山的机制，或者穿过峡谷到达高山另一边的缓坡的机制。没有自然的深谋远虑，没有什么机制会警告当前的自私收益将导致物种灭绝——事实上，99%曾经存在的物种现在都已经灭绝了。

　　人类的大脑——或许在整个进化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能够做到穿越峡谷并且设想出免于灭绝的办法，向着远方的高地前进。长远的计划——以及因此保护地球的可能性——是在这个行星从没出现过的，甚至是背道而驰的。它只存在于人类的大脑中。“未来”是在进化过程中新的创造。它是宝贵的，也是脆弱的。我们必须使用我们所有的科学手段来保护它。

　　这听起来也许像一个悖论，但是如果我们想把这个星球留给未来，我们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停止听取自然的建议。自然是追求短期达尔文主义利益的投机商。达尔文自己说过：“对于自然笨拙、浪费、粗俗而极其悲惨的作品，一个魔鬼牧师的书还能写些什么呢？”（这句话来自达尔文给胡克的信。当时，“魔鬼牧师”是指为魔鬼布道的人，而达尔文在物种起源发表以后也有人用这个称呼攻击他——译注）

　　当然，那是令人沮丧的，但是没有法律规定事实必须是令人愉快的；没有理由攻击提出事实的科学，仅仅是为了感觉好一点而选择另一种世界观，这是毫无意义的。无论如何，科学并不全然令人沮丧，顺便说，科学也不是傲慢的“万事通先生”。任何真正的科学家都对您所引用的苏格拉底的名言抱有好感：“智慧意味着自知无知。”除了无知，还有什么能促使我们进行探索？

　　殿下，最让我感到悲哀的是，如果您拒绝科学，您将失去多少。我自己试着写出科学奇迹的诗意，但是我能冒昧地向您推荐一本其他人写的书吗？那就是由已故的卡尔·萨根撰写的《魔鬼出没的世界》。我特别想提醒您注意书的副标题：科学，照亮黑暗的蜡烛。
　　

　　理查德·道金斯是牛津大学查尔斯·西蒙尼教席公众理解科学教授

drunkpiano、王怡与pose

于是，曾经写过比冷笑话还冷的大字报的写手drunkpian又出来给大家演示什么叫做讲道理了。不过很可惜，这仍然是一篇充斥着pose的写手文字。让我简单分析一下。

1、drunkpiano说：“按照他的逻辑，同性恋是有罪的，当然人都有淫邪放纵之念，所以人都是有罪的。在这个意义上，我并不认为王怡歧视同性恋，或者说，我并不认为王怡对同性恋的憎恶超过了他对自己的淫邪放纵之念的憎恶。”

我已经说过，是一种苦肉计。举个具体的例子，一个人把自己打残，然后说：哎呀，我是废物，你们这群残疾人都是废物。这不仅仅是歧视的问题了，这是一种病态。无论如何，说一个没有罪的人有罪，这就是一种侮辱，而且并不取决于说话人是否“有罪”。

顺便说一句，“在这个意义上”，同性恋仍然是要下地狱的。王怡可没说他也会下地狱。

2、drunkpiano说：“事实上，如果仔细阅读王怡，会发现王怡也反对用国家立法的形式“禁止同性恋婚姻”，在他看来，婚姻是与“国家”与“公共权力”无关的东西，所以立法支持或者反对同性恋婚姻都是不必要的”

事实上，如果仔细阅读王怡，就会发现王怡是这样说的：“我想你也能承认，婚姻是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上极少数普世性的价值、传统和基本的社会制度之一。也是政治国家对一种个人行为在法律上的加冕和命名。”如果这还能读出“婚姻是与‘国家’与‘公共权力’无关的东西”，那确实是需要一定功力的。

王怡还说过：“我恰恰认为，寻求同性恋关系合法化的努力，才是对我的一种观念强制”、“如果你支持同性恋者诉诸民意，去争取某种合法化。你就等于同意国家有权去裁判一个道德性的分歧。那么你的思维其实正是“政教合一”的思维。”

我已经说过，一夫一妻制也是一种“道德性的分歧”，那么法定婚姻也是“政教合一”、对多配偶制主义者的“观念强制”。

3、drunkpiano努力发掘一切事物的光明面（“从增进了解意义上来说，王怡的论述甚至是好事”），这种性格比较适合去写新闻稿。我怀疑他甚至能让大家懂得矿难频发的积极意义。我是做不到这一点。

而且，drunkpiano比甘地还厚道，他说：“我也能宽容一个基督徒（或非基督徒）以个人名义反对同性恋婚姻，虽然反对他们以国家名义反对同性恋婚姻。一个基督徒以个人身份反对同性恋或者同性恋婚姻，在我看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用王怡自己的话来说，‘基督徒需要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清清楚楚的在公共领域中表达自己的这一不可妥协的道德观。目的是让其他人群更加了解这个多元社会中的这一元。’”我倒是真希望当初他写那个大字报的时候也能整出这么一套“宽容”的理论。

简单地说，宽容的pose可以摆，但是不能不分场合地摆。

4、drunkpiano是不是把bullog.cn网站当成法庭了，你看他使用了“缺席”这一修辞手法来形容王怡。也许drunkpiano从来都是和人面对面交手的——至少这让评论古人变得不可能了。

看看他的理由：“被批判对象王怡不在场”（不知道如果王怡的原文是用斯瓦西里语写的，别人是不是还要先去非洲留学一趟才能回来同样用斯语反驳。顺便说，drunkpiano的意思该不是给天涯论坛——王怡发那个帖子所在的论坛——做广告，号召大家都到那里去吧？）、“王怡原文试图以一个基督徒的方式娓娓说理（有没有说服力是另一码事）”（这是污辱“说理”这个词）、“写手读者几乎众口一词反对王怡 的情况下，有什么必要非要通过激烈人身攻击的方式来‘打到王怡’”。“打到王怡”？不会是“打倒王怡”之笔误吧？我还没看到有人要“打倒王怡”——在根本上，怎么才能“打倒”？不过，我确实支持把王怡“打回原形”（感谢祖国语言之丰富）。当一个人像唐僧一样啰嗦，又在所谓“娓娓说理”中大量隐蔽地贩卖私货的时候，我实在看不出其他人为什么也要摆出这样一副pose，更何况，我看到的稍微有点长度的批评都足够得体了。

drunkpiano的意思是，他看不到一群唐僧，那么那就是在“群殴”。好美的pose，好漂亮的[智慧]火光。

5、不错，只要一个人信基督教，对他看待同性恋的态度，不必亲自问他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但是前提是你有点宗教知识。但是现在并不是所有人都对宗教有这样的了解，甚至有些人还不太清楚王怡和宗教的关系。现在让更多的人知道王怡如此这般，这就很好。

其次，究竟是谁的动机只是（drunkpiano用的是“却是”，放在那段话中，很明显那表达了一个“只是”的意思）“哈哈！终于暴露了王怡的丑恶真面目”？这看上去非常像是一个稻草人。

drunkpiano还说：“那么我们能做的，就是在政治理念有交叉的地方支持王怡，在政治理念有分歧的地方反驳王怡，仅此而已”。不得不承认，这比“就连王怡老师这样的人你也能跟他吵起来”还是有进步的，它在一定意义上也说明了所谓“倡导自由民主”不是一张免予批评的许可证。（有人说，谁出来声称我自由民主了所以你不能批评我。当然，没有人会干这种傻事。但是在实践中，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就连这个drunkpiano都脱不了嫌疑。）

但是，我不认为这种公关稿式的语言有多大意义。由于我们无法真正了解政治人物的真实想法，而他们的行动后果常常比较严重，我们只能采取一种听其言，观其行的方式，或者说，如果他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信誉问题，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再支持他，就像信用卡公司拒绝为有不良金融记录的人发卡。我必须强调，这一做法只适用于政治人物等极少数情况。

当然，在根本意义上，真正的自由主义不可能存在什么“党中央”，不过在现实中，各种或真或假的自由主义帮派却真的存在。drunkpiano还说：“莫非有人指望我们象他们那样狭隘，因为一个人在某件事上和我们意见不同而与他‘坚决划清界限、从此兵戎相见’”。这里的“一个人”是指“属于自由主义者”的“一个人”，而不是普遍意义上的“一个人”吧？

drunkpiano还扮作堂吉诃德说：“我实在看不出，用一种狂热仇恨的力量将几十亿教徒打成“白痴神棍”怎么能让这个世界变成一个更好的地方。”一瞬间，王怡超越了耶稣、穆罕默德和释迦牟尼，成为了世界教徒之代表。同时，drunkpiano也看到了风车。

最后，我还要指出，把王怡比作张亚哲，可不仅仅是因为他关于同性恋的那篇文章，而是由于他写的一大堆前言不搭后语、堆砌名词糊弄人的文章（如：“到此可以说，科学史上一种最重要的张力形成了。一是形而上的确定性，一是形而下的实验精神。永恒的超越和永恒的临在，以一种整全的方式被连接起来。经验世界的规律和意义，也在信心的光照之下被肯定和发掘。”、“科学主义的信条就面临崩溃了，于是新柏拉图主义和正统基督信仰的世界观，就是在一位智慧的设计者手中，一种“万事相互效力”的非永恒和非封闭的世界观，在许多当代科学家那里开始复兴。”、“因此有基督徒自以为，可以接纳一种非盲目性的进化论，作为上帝创造的一种内在机制。就如上帝将繁衍的机制放在亚当夏娃里面一样。但问题在于，这种想当然的理解，将上帝随己意的主权，变成了人随己意的“思想无禁区”。使我们对圣经启示的领受，被迫接受一时一地科学假设的制衡。”）。

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会解剖一下这种糨糊文本。顺便告知，这种糨糊和科学不太可能有交集。再顺便告之，把人类从宗教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这是让世界变成更好的地方的必由之路，因为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解放（liberty）。

王怡、同性恋与罪
drunkpiano @ 2007-9-5 10:46:03 阅读(154) 引用通告 分类: 讲道理
其实王怡的长文总结起来就一条，漏洞也在这一条上，就是：《圣经》说同性恋是有罪的（注，这里说的有罪是道德上的，不是法律上的）。按照他的逻辑，同性恋是有罪的，当然人都有淫邪放纵之念，所以人都是有罪的。在这个意义上，我并不认为王怡歧视同性恋，或者说，我并不认为王怡对同性恋的憎恶超过了他对自己的淫邪放纵之念的憎恶。但是，对他来说，正如我们不能为自己的淫邪放纵之念立法一样，我们也不能为同性恋结婚立法。对他来说，规定同性恋结婚合法，就象规定酗酒合法一样，是用法律的形式助长一个道德上的罪行。他可以容忍不用法律的形式去惩戒道德罪行，但是不能容忍用法律的形式去鼓励道德罪行。

事实上，如果仔细阅读王怡，会发现王怡也反对用国家立法的形式“禁止同性恋婚姻”，在他看来，婚姻是与“国家”与“公共权力”无关的东西，所以立法支持或者反对同性恋婚姻都是不必要的――那些批判王怡的人尽管批判，但是不应当歪曲王怡的观点，把“用法律为同性恋定罪”或者“用法律禁止同性恋结婚”这样明明不是王怡的观点强加给王怡。（他的原话：“但基督徒认为这[同性恋]是一个与国家无关的问题，是一个灵魂被罪所捆绑的苦难问题。因此，基督徒第一应当反对国家法律对同性恋者的任何强制性的处理,第二也应当反对同性恋者向国家争取“合法化”的任何努力，基督徒应当指出这是一条错误的道路。第三，也应当反对一些激进的基督徒向国家寻求任何法律干预的行为。”）

所以他的比喻“丑人立法规定自己为美人”可能并不能确切地表达他的意见，更接近他的本意的说法应该是“丑行用立法的方式被规定为美德”，因为人群中长得丑的人总是一部分，而丑行却几乎人人都有。我个人认为王怡的本意并不是“美人”有权打击“丑人”，而是“美人”和“丑人”要一同面对、纠正自己的“丑行”。

当然问题在于：很多非基督徒（包括我）并不认为同性恋在道德上是有罪的。这个前提一旦出现分歧，其它一切辩论都是鸡对鸭讲。

我个人认为王怡的问题不是歧视（如前所述，我并不认为王怡对同性恋的憎恶超过了他对自己的淫邪放纵之念的憎恶），而是基督徒覆盖面过宽的道德“罪”感。当然很多宗教都有类似的问题：这有罪，那也有罪，一会儿不准干这个，一会儿不准干那个，甚为繁琐。要我们无神论者看来，累不累啊，到处是道德的地雷。

有人说“我能够理解人们对宗教的信仰，但是不能理解他们以《圣经》来指导一切”（大意如此），但问题是，对于许多坚定的基督徒而言，信奉《圣经》就是信主的应有之义。对他们来说，信主而不信《圣经》就像学游泳而不下水一样，是不可能的。如果一个信徒对《圣经》的内容可以“按需剪裁”，那他为什么要做基督徒呢？我们这样的非信徒也都可以通过对传统的剪裁来“自创”自己的道德系统。

作为一个非基督徒和自由主义者，我当然支持同性恋权利，包括婚姻权。在我看来，王怡将一本几千年前写的书当作今天普世价值观的标准，毫无道理。若把王怡的原文拿来反驳，也是漏洞重重（这一点胡缠等已经做了很好的论述，我就不赘述了）。但是同时，我也能宽容一个基督徒（或非基督徒）以个人名义反对同性恋婚姻，虽然反对他们以国家名义反对同性恋婚姻。一个基督徒以个人身份反对同性恋或者同性恋婚姻，在我看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用王怡自己的话来说，“基督徒需要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清清楚楚的在公共领域中表达自己的这一不可妥协的道德观。目的是让其他人群更加了解这个多元社会中的这一元。”从增进了解意义上来说，王怡的论述甚至是好事。毕竟，这个世界上有几十亿教徒反对同性恋，对于我们这些无神论者来说，通过阅读王怡，能够增进了解那几十亿人在同性恋问题上的想法，而不是简单地给他们贴个“弱智装逼神棍”的标签了之。另一方面，只有他们清晰完整地表述了自己的想法之后，我们才能真正与之辩驳，从我们的角度，让他们知道自己的漏洞在那里。

但是同时，我也支持在公共领域反驳那些“同性恋有罪说”的说法。比如就这次牛博辩论而言，我赞同胡缠等比较理性的批驳态度，但是另一些打了鸡血似的言论却看得我一头雾水。我实在看不出在 1）被批判对象王怡不在场 2）王怡原文试图以一个基督徒的方式娓娓说理（有没有说服力是另一码事） 3）写手读者几乎众口一词反对王怡 的情况下，有什么必要非要通过激烈人身攻击的方式来“打到王怡”。看见那么多人左一个“流氓”右一个“装逼犯”地攻击一个缺席基督徒，我脑子里就一个词：群殴。我厌恶群殴，即使是和我意见相同的人群殴和我意见不同的人。

至于有人说王怡的文章“暴露了他的真面目”，我只觉得可笑。自从信教之后，王怡好像没有“隐藏”过他对同性恋的态度吧？我原以为支持同性恋权益的心态来源于、而且只来源于对一个弱势群体的深切同情心，没想到有人的动机却是“哈哈！终于暴露了王怡的丑恶真面目”！对于我们这些非基督徒自由主义者来说，王怡的这篇文章（以及他不少关于基督教的文章）说明他因为信教而放弃了一些（注意：不是全部）自由主义立场，对此我深表遗憾。那么我们能做的，就是在政治理念有交叉的地方支持王怡，在政治理念有分歧的地方反驳王怡，仅此而已。这事只是再次证实了自由主义者并没有一个党中央、既没有也不需要在所有问题上达成共识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哪有什么“暴露”可言？莫非有人指望我们象他们那样狭隘，因为一个人在某件事上和我们意见不同而与他“坚决划清界限、从此兵戎相见”？可惜，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把理念之争降低到个人恩怨的地步，用“两个凡是”的原则来处理“敌友关系”。更重要的是，对理性的信念归根结底是为了让这个世界变成一个更好的地方，是来自于爱的力量，我实在看不出，用一种狂热仇恨的力量将几十亿教徒打成“白痴神棍”怎么能让这个世界变成一个更好的地方。

不知而胡言的王怡

柯南

最近，演员孙海英声称同性恋是犯罪，这种愚昧的言论引起了许多人的批评。那个号称“知而不言罪是一种罪”的王怡也来凑这个热闹，在天涯社区上把一篇题为《同性恋：罪与权利》的旧文重新贴了出来。如果说这篇文字还有什么价值的话，那就是它提示了孙海英事件的本质：驱策孙海英发出那种“仇恨言论”的，正是宗教。

和王怡以往的风格一样，这篇文字充斥着转弯抹角的蒙昧和自相矛盾。而且特别转弯抹角。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后有一票同情同性恋的“自由主义者”围追，前有一帮反对、仇视同性恋的“主内的兄弟”堵截，两方的情绪都不能得罪太多，否则在哪边都混不下去。正因为如此，这种转弯抹角的蒙昧言论比孙海英的直白言论更值得剖析和驳斥。

在王怡的整篇文字最根本的荒谬在于，他的“同性恋不道德”的观点没有给出任何论证。为什么同性恋是不道德的？因为圣经说它是不道德的。为什么圣经说它是不道德的，它就是不道德的？因为圣经说它是不道德的，所以它就是不道德的……尽管王怡没有费力气这样反复回答（或者称之为不回答），这仍然属于一种“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的方式表达的。不错，这就是信仰的本质，也就是拒绝证据。这一本质在这里显得特别荒谬。

这也就是王怡使用那个美人和丑人的类比的荒谬之处，把同性恋比作丑人，近乎一个循环论证：因为他是丑的，所以不能说他是美的；因为同性恋是不道德的，所以它不能称之为道德的（即它是不道德的）。既然同性恋等于不道德等于丑，所以它当然不是美。既然它不美，它当然不能说成美的。“公共知识分子”、“意见领袖”的逻辑竟然真的可以如此不堪。

王怡后来在回帖中还说：“‘同性恋是天生的’，是一个知识论上的神话。而且这个神话并不能为同性恋的朋友真正提供安慰和勇气，反而加重了他们的挣扎和内心的苦难。换言之，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神话。不过这是我的认知和立场，但我并不是专家，所以我不打算在这一点上继续辩论。”

贴个标签，然后立刻说，哎呀，我不和你辩了，这是相当无耻的回答。倘若科学证据是“神话”，那么拒绝证据的信仰（美其名曰“我的认知和立场”）简直可以称之为“疯话”。你能指望一个被宗教（而且是一种特别愚昧的派别）蒙心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说出什么有逻辑、有证据的话呢？

王怡的总体手法，是常见的苦肉计——先把自己打扮成有罪的，再去指责别人所谓的“罪”。在“放下身段”之后，王怡说“婚姻是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上极少数普世性的价值、传统和基本的社会制度。也是政治国家对于一种个人行为的法律上的加冕和命名。我的意思是说，基督徒也不赞成对一个同性恋者的任何外在的行为强制，因为性关系是道德性的，不道德的性关系显出来的，是一个人的内心苦难，而不是对社会的外在损害。因此不应该是治安性的。但是当同性恋者进而要求这个社会将他们的关系“合法化”，要求他人在道德上和法律上将他们的同居关系称之为“婚姻”，也就是要求一个道德性的加冕的时候。我基于基督徒的立场，在公共政策上将坚决反对“同性恋婚姻”的任何可能性。我甚至认为这也是对我的一种观念强制”。

这段绕来绕去的话其实很简单，王怡想说的就是三条：1、一夫一妻制的异性恋婚姻是绝对的价值；2、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是对他的伤害。3、同性恋是不道德的。这也是整篇文章他想表达的。

尽管王怡用了“普世性”的说法，他想表达的其实是“绝对性”。正如他在后面所说：“但我们一定承认，道德是一种普世性的价值，道德一定有一个超越性的标准”。那么，倘若王怡生活在奴隶制时代，是不是他也要出来说奴隶制是普世价值，倘若他生活在封建制时代，是不是也要说君权神授是超越性的标准？更重要的是，这种绝对道德难道没有进步的可能性？正如我们在下面将要提到的，即便是在圣经中，道德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发生着变化。

即便只是稍微了解一点人类学的知识，一个人也会知道，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并非唯一的婚姻形式，而且更不是绝对的。一夫多妻制、一妻多夫制、群婚制，这些婚姻形式都存在，而且在世界的一些地方，前者甚至还有不少。

王怡说：“《旧约》对一夫一妻的婚姻和性关系的界定，也是犹太—基督－伊斯兰三大教共同遵循和领受的启示”，这当然是对于宗教知识的无知。在圣经中有不少提到多配偶制的地方。例如，在《出埃及记》中，耶和华就告诉摩西：“若另娶一个，那女子的吃食，衣服，并好合的事，仍不可减少。”（出21:10）即便这不能算对一夫多妻制的直接许可，也是一种间接的认可。有人认为，甚至摩西本人也是一夫二妻，即西坡拉和一位古实女子。考虑到前面那句话，这倒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又如《申命记》中说：“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邪。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申17:17）。不可多立嫔妃，意思是至少立一位以上还是可以的。

大多数伊斯兰教国家允许一个男子最多娶四妻，根据的是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法。“如果你们恐怕不能公平对待孤儿，那末，你们可以择你们爱悦的女人， 各娶两妻、三妻、四妻；如果你们恐怕不能公平地待遇她们，那末，你们只可以各娶一妻，或以你们的女奴为满足。这是更近于公平的。”（古兰经4:3）

除了伊斯兰教国家，当代美国还有数万名原教旨主义摩门教徒仍然实行者一夫多妻制（尽管摩门教在19世纪末就废除了一夫多妻制）。

王怡说：“大多数人的婚姻观，就和大多数人的审美观一样，是一个事实。如果你支持同性恋者诉诸民意，去争取某种合法化。等于是你同意国家有权去裁判一个道德性的分歧。那么你的思维其实正是“政教合一”的思维。”把观点当作事实，就如同说报纸的时评版和消息版可以互换。把观点和事实混淆，这至少说明王怡当不成记者。把观点和事实混淆，就是王怡骗人的法宝。如果人多势众就是事实，那么大可以用投票箱代替实验室。

问题在于，从王怡的逻辑出发，应该如何描述耶和华的婚姻观（这可是老大！）、穆斯林（人数众多）的婚姻观、甚至那几万名当代摩门教徒（在当地也不少）的婚姻观？王怡如何称呼它们？ 如何定义“大多数人”？顺便再问一句，“大多数人的审美观”是什么样的审美观？埃塞俄比亚人的审美观和美国人的审美观一样吗？

更重要的是，如果同性恋是“一个道德性的分歧”，一夫一妻制当然也是，因为还有一夫多妻制的存在。在一夫多妻制的支持者看来，把一夫一妻制合法化——不仅仅是合法化，而且是排他性地合法化——岂不也是“同意国家有权去裁判一个道德性的分歧”，或者说，“一种观念强制”？因此，支持一夫一妻制合法化的“思维其实正是‘政教合一’的思维。”

当一些人争取一些不具有排他性质的权利（同性恋并没有要求禁止异性恋）的时候，这如何就成了“‘政教合一’的思维”？既然国家事实上裁判了一个道德性的分歧，也就是一夫一妻对多配偶制的分歧（按照王怡的逻辑，国家所做的当然也是“一种观念强制”），那么国家也有能力去（注意，重音要放在“有能力”三个字上）裁决另外一个，也就是让同性恋婚姻合法化。而且，在这个层面上，反对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理由并不多于反对一夫一妻制合法化的理由。

出于同样的绝对主义思维，王怡说：“正因为圣经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罪，所以在基督徒看来，‘同性恋合法化’或‘同性恋婚姻’，并不是解决他们痛苦的出路。”首先，必须指出，同性恋不觉得同性恋是痛苦的，你不让他们恋才让他们痛苦。“基督徒看来”的观点，就像一个强行把不需要过马路的老奶奶搀扶过去的小学生。

其次，如果是因为圣经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罪，那么同性恋者就该被谴责，那么圣经还说过不割包皮是死罪，打骂父母是死罪，甚至说出耶和华的名字也是死罪。圣经还说“这些无翅无鳞，以为可憎的，你们不可吃它的肉”——有几个基督徒做到了不吃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一个真正的原教旨主义基督徒是很难的，因为圣经里实在有太多的戒律，多到随时可能被治死。

从这里可以看出，道德既不是绝对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即便是圣经关于同性恋本身的说法——那个“超越性的标准”说：“人若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总要把他们治死”（利20:13）——如今也没有几个人敢于付诸实践。

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罪的原因仅仅来自于人类极其原始的时代写成的一本书，这是一种愚昧的思想。而且，愚昧并不因为拥有愚昧思想的人数众多而不再愚昧。更何况，如果你坚持圣经的某一字面意义的说法，那么为什么不坚持另外一种字面意义的说法？王怡“在逻辑上就是混乱的。其道德观也是凌乱的”。

同性恋和异性恋同样是道德的——如果道德这一概念真的可以用来描述这类行为的话；如果你想按照一本古书上的标准来做出判断，那么你就不能挑挑拣拣。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观念强制”的程度，并不超过合法化的一夫一妻制的“观念强制”的程度，而且，在根本上，一夫一妻制婚姻合法化的存在并不天然地排斥同性恋婚姻，反之也是如此。

最后，我要顺便说一句。纳粹在上台之后大肆搜捕人民，他们搜捕的不仅仅包括犹太人、共产党员和自由主义者，还有数万人因为同性恋而被送进了监狱和集中营——其中许多人被折磨致死。但是为什么要责难纳粹呢？毕竟， 从《利未记》的角度来看，纳粹的这一行径完全符合耶和华的教导。

这确实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相似之处。或许，对同性恋的敌视（无论是所谓的道德谴责、仇恨言论还是付诸行动）可以成为《如何识别一个愚昧、专制宗教（1.0版）》的第一条标准。

理查德·道金斯谈进化和宗教

（原题：无神论者）

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解释了为什么上帝是一个幻觉，宗教是一个病毒，而美国已经重新滑入了黑暗的中世纪。

采访者： Gordy Slack

Salon.com网站

2005年4月30日——理查德·道金斯是全世界最著名的活着的无神论者，他公开表明自己无神论者的身份。他也是全世界最具争议的进化生物学家。道金斯于1976年出版的《自私的基因》一书，把他作为科学还原论的一个英俊、易怒的人性代表，推到了聚光灯下。这本书认为自然选择仅仅通过基因——而不是通过物种或者个体——发挥它的造物之力量，它引起人们的从愤怒到喜悦的无数种反应。他在这本书中宣称，人类只不过是“基因的生存机器”。

道金斯一直从事这个主题的研究，但是他在后来的几本书中扩展了他的研究领域。这些书包括《盲目的钟表匠》、《解析彩虹》和《攀登不可能之山峰》。他的近作《祖先的故事》回溯了人类的世系，在进化道路上重要的岔路口上停下来思考。

由于道金斯直言不讳地为达尔文以及作为生命力量的自然选择进行辩护，他承担了一个新的角色：宗教右翼势力的头号公敌。然而道金斯既不羞于争论，也不会甘心忍耐愚妄人。道金斯最近会见了一位大臣，这位大臣与他是一场英国政治辩论的对手。当大臣伸出手来准备握手的时候，道金斯不为所动，对他说：“阁下，您是个无知的盲信者。”

目前，道金斯是牛津大学查尔斯·西蒙尼教席公众理解科学教授。这个职位是由微软的百万富翁查尔斯·西蒙尼于1995年为他建立的。今年早些时候，道金斯与一家英国电视台签订了一项协议，参与制作一部关于近代史上宗教的破坏性作用的纪录片，题目暂定为《所有邪恶的根源》。

我在3月底于洛杉矶举行的国际无神论者联盟年会上见到了道金斯。道金斯在会上为魔术师Penn 和Teller颁发了联盟的最高荣誉——理查德·道金斯奖。道金斯和我在我的旅馆房间里进行了一番对话，他的衣着一丝不苟，穿着崭新的白衬衣和软夹克，言谈举止也一样得体。

访谈正文：

问：进化又一次受到了攻击。进化的有效性有任何问题吗？

道金斯：有人常说由于进化发生在过去，而我们没有看到它的发生，所以进化没有直接的证据。这当然是胡说。这更像一位侦探来到犯罪现场——显然是在犯罪发生之后——然后通过查看遗留的线索，找出哪些事情必然发生了。对于进化而言，这样的线索不计其数。

进化的线索来自分布在整个动植物界DNA代码、蛋白质序列和已经得到了非常详细的分析的形态学特征。每件事都符合一个观念，即存在一个简单的分枝（进化）树。如果进化是一个事实，你会发现全世界岛屿和大陆上物种的分布正是符合进化论的。如果进化是一个事实，你会发现化石的时空分布正是符合进化论的。无数事实全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没有任何一个事实指向错误的方向。

有人曾问英国科学家JBS霍尔丹哪些证据可以否定进化论，他的回答很著名：“前寒武纪的兔子化石。”从来没有发现过前寒武纪的兔子化石。从没发现过类似情况的化石。如果存在这样的证据，进化论早就被否定了。但是人们发现的所有化石都出现在正确的地方。当然，化石记录有很多缺口。这毫无问题。为什么要没有缺口？我们发现化石根本是走运。但是没有在任何错误的地方发现过化石，例如没有发现能否定进化事实的化石。进化是一个事实。

问：仍然有很多人拒绝相信进化论。这种抗拒从何而来？

道金斯：遗憾地说，这种抗拒来自宗教。而且是来自于坏宗教。你不会从老练的、受过教育的神学家那里听到任何对进化观念的反对。这种抗拒来自一种极度智力迟钝的原始版的宗教。不幸的是，这种宗教在美国正在流行。不是在欧洲，不是在英国，而是在美国。

我的美国朋友告诉我，你们（美国人）正在滑入一个神学的黑暗中世纪。美国众多受过教育的、有才智的思想健全的人们讨厌这种情况。不幸的是，如今那些投票选出布什的无知、没受过教育的人们，在数量上稍微超过了他们。

但是历史的大方向是朝着启蒙前进的，因此我认为今天美国正在经历的，将被证明是一个暂时的倒退。我认为未来的希望很大。我的建议是：不要失望，这些东西终将过去。

问：你在《祖先的故事》里深入研究了疑神论。它和无神论有什么不同？

道金斯：据说唯一理性的姿态是疑神论，因为你既无法证明也无法否证超自然造物者的存在。我发现那是一个缺乏说服力的立场。确实，你无法否证任何事，但是你可以给它赋一个概率值。有无数你无法否证的事物：独角兽、狼人和绕火星运行的茶壶。但是我们根本不关心他们，除非有什么积极的原因让我们认为它们确实存在。

问：信仰上帝就像信仰一把茶壶绕火星运行？

道金斯：是的。长期以来，所有人似乎都认为这个世界的美与优雅似乎是一位神圣造物者存在的初步证据。但是哲学家大卫·休谟在3个世纪以前就已经意识到这是个坏的论证。它会导致一个无穷的倒推。你不能通过声称像生命这样不太可能的事物是被设计而成的，从而在统计学意义上解释它们。因为你还得解释设计者，而设计者如果存在的话，它必须是一个在统计学上意义上更不可能和更优雅的东西。设计从来不能成为任何事的终极解释。它只有资格成为一个近因的解释。一架飞机或一辆汽车可以用设计者来解释，但是那是因为设计者本身，也就是工程师可以用自然选择解释。

问：那些信奉“智能设计”——一种认为活细胞太复杂了，无法由大自然单独创造出来的观念——的人们说进化与上帝的存在相矛盾。

道金斯：没有证据表明上帝的存在。通过自然选择的进化是一个从简单的开端逐步发展的过程，而一个简单的开端很容易解释。而工程师或者任何其它的和生物（的存在）很难解释——但是这可以用通过自然选择的进化所解释。因此进化生物学与无神论的相关性在于，进化生物学给了我们唯一已知的机制，解释了为什么设计的幻觉或者说表面看来像是设计的现象可以出现在宇宙的任何地方。

问：那么为何我们坚持信仰上帝？

道金斯：从一个生物学的观点来看，有许多不同的理论解释为什么我们特别倾向于信仰超自然事物。一个理论认为，由于一些很有益处的达尔文主义的原因，儿童的头脑容易被感染，这与计算机被病毒感染的方式相同。为了能派上用场，一台计算机需要可编程，服从所有的指令。这自然让它也容易被计算机病毒感染。计算机病毒程序说：“传播我，复制我，把我传下去。”一旦一个病毒程序启动，就没有什么可以停止它。

类似地，自然选择为儿童的大脑预先编写了程序，让大脑服从和相信父母和其他成年人告诉它的话。儿童的脑容易接受成年人教给它的应该做和应该相信的东西，一般说来这是件好事。但是这必然带来负效应，即坏的观念、无用的观念、浪费时间的观念——诸如祈雨舞和其他宗教风俗——也会一代一代传下去。儿童的大脑容易被这类东西感染。当一位魅力超凡的传教士来来去去把那些此前尚未感染的新头脑感染的时候，这些观念就会通过交叉感染而一边倒地传播。

问：你说过在宗教传统中抚养儿童甚至可能是一种形式的虐待。

道金斯：我认为可能成为虐待的，是给儿童贴上宗教的标签，诸如天主教儿童和穆斯林儿童的说法。我感到很奇怪，在我们的文明中，我们很高兴说一个天主教儿童四岁或者一个穆斯林儿童四岁，而这些儿童太小了，他们不会思考宇宙、生命和道德。我们做梦都不说一个凯恩斯主义儿童或者马克思主义儿童。然而，出于某种理由，我们给了宗教一个特权式的例外。顺便说一句，我认为说无神论儿童也可能是一种（对儿童的）虐待。

问：你正在写一本新书，暂定名为《上帝的错觉》（The God Delusion）。你能解释一下吗？

道金斯：错觉是人们尽管完全没有证据也要相信的东西。宗教和童年的错觉——诸如“想象中的朋友”和床底下的妖怪——几乎无法区分开来，。不幸的是，上帝的错觉摆布着成年人，不仅仅是精神病院里不幸的少数人。“错觉”这个词还带有负面的内涵，而宗教有大量负面的东西。

问：它的负面内涵是什么？

道金斯：错觉鼓励无证据的信仰，它是在找麻烦。相矛盾的信仰之间的争执无法通过理智的论证解决，因为那些受到宗教训练的人们从出生就把理智的论证赶出了大脑。相反，争执是由其他手段解决的，在极端的例子中，这些手段不可避免地变得暴力。科学家之间也有不同意见，但是他们不会为他们的争执而打斗。他们议论证据，或者去寻找新的证据。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也与此相当类似。

但是如果你只知道你的神圣的书是上帝写的真理，而其他人也知道他与你的书相矛盾的经文是上帝写的真理，那么你就不会（像科学家）那样做。被培养成相信宗教信仰和个人启示的人们，是无法用证据说服其改变头脑的。历史上的宗教狂热者诉诸折磨和死刑的手段，诉诸十字军东征式的宗教战争和圣战、清洗和大屠杀，诉诸宗教裁判所和烧死女巫，这一点也不奇怪。

问：今天宗教的黑暗面是什么？

道金斯：中东的恐怖主义、好战的犹太复国主义、911事件、北爱尔兰的“麻烦”、种族屠杀——在南斯拉夫变成了信仰屠杀、美国科学教育被破坏、沙特阿拉伯和阿富汗的妇女被压制，以及罗马天主教会——它认为你没有睾丸就不能成为合格的牧师。

问：50年前，像伯特兰·罗素这样的哲学家认为随着科学和理性的出现，宗教世界观将会减退。为什么这种情况没有出现？

道金斯：朝着启蒙前进的趋势确实在欧洲和英国得以延续。它只是没有在美国和伊斯兰世界延续下去。我们正看到美国萌芽中的神权统治和它的伊斯兰世界神权统治者盟友之间的非神圣同盟。他们在进行同一场战斗：基督徒是一方，穆斯林是另一方。美国和欧洲许许多多不赞成那种世界观的人们被卡在了中间。

事实上，神圣同盟可能是个更准确的词。布什和本·拉登确实是处于同一方：也就是宗教和暴力的一方，它们反对理性和讨论的一方。他们都拥有无法改变的宗教信仰，即他们自己是正确的，而对方是邪恶的。他们都相信当他死了以后，他将上天堂。他们都相信如果他可以杀死对方，他上另一个世界的天堂之路将更快。他们都乐于接受错觉的“另一个世界”。如果没有他们这些人，这个世界本可以变得更美好。

问：宗教对于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的暴力有贡献吗？对于基督教极端主义者呢？

道金斯：它当然有贡献。从出生开始，他们就被培养成尊敬烈士，培养成相信他们上天堂更快。他们吸吮的不仅仅是母亲的乳汁，还有对异教徒、叛教者和敌对信仰信徒的仇恨。

我可不愿认为是教义的争论激励着作为个体的士兵进行杀戮。我确实认为的是，在像北爱尔兰这样的地方，宗教是唯一可用的标签，让人们可以为了一场非敌即友的战争而纵容人性的弱点。当一个新教徒谋杀一个天主教徒，或者一个天主教徒谋杀一个新教徒的时候，他们可不是就圣餐是否变成了耶稣血肉的问题进行一场教义的争论。

正在发生的更像是一场族间仇杀。他们那帮人的一位祖父杀死了我们这帮人的一位祖父，因此我们就要复仇。“他们那帮人”和“我们这帮人”仅仅是由宗教划分的。在世界的其他一些地方，它可能是由肤色或语言划分的，但是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并非如此。它是由宗教划分的。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和波斯尼亚人之间的冲突也正是如此——这全都和作为标签的宗教有关。

在印巴分治时期，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发生了奇怪的大屠杀。没有其他什么东西可以把他们区分开来，他们是同一个种族。他们只是通过一些人是印度教徒，另一些人是穆斯林的事实，把他们自己区分为“我们”和“他们”。那就是克什米尔争议的全部。因此，是的，我愿意为一个观点辩护，即宗教是一个极端有力的敌意标签。这个观点过去一直以来是正确的，并且在今天仍然是正确的。

问：如果没有宗教，我们的境况会变得多好？

道金斯：我们都将被解放，把注意力放在我们拥有的唯一一次生命上。我们将自由地为一个特权、一个绝顶好运而欢欣鼓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因为来到这个世上才能享受它。多得如同天文数字一般的可能出生的人们从未出生。你是成为这个极少数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群体的一分子。对你拥有生命感到高兴吧，放弃你那徒劳而自以为是的想要第二条生命的愿望吧。如果我们都有这种对生命的积极态度，这个世界将变得更美好。如果道德只是关于如何有益于其他人，避免伤害他们，而不是关于宗教对个人的罪和认为性享受是邪恶的病态执着，这个世界也将变得更美好。

问：宗教世界观有没有环境成本？

道金斯：许多宗教观点认为保护这个世界的重要性和科学家的观点一样。但是某些宗教观点不这样认为。在那些预言世界末日的宗教中，由于人们读了《启示录》里的一些愚蠢预言，他们真的相信这个世界很快将走向末日。相信这件事的人们说：“我们不需要担心保护森林或者其他任何东西，因为反正世界末日正在到来。”几十年前，你可以对此一笑了之。今天你就笑不出来了。这些人现在正掌握着权力。

问： 与其他记述生命进化的书不同，《祖先的故事》从现代开始回溯。为什么你决定用倒叙的方式讲故事？

道金斯：最重要的原因是，如果你用正叙的方式讲述进化的故事，以人类作为故事的结尾——对于人们来说，这样做是很平常的，因为人们对他们自身感兴趣——这让它看上去仿佛整个进化好像是以人类为目标的，而事实当然并非如此。你可以把任何东西当成目标，例如袋鼠、蝴蝶或者青蛙。我们暂时都是当代进化的顶点。

然而，如果你用倒叙的方式，无论你从这棵庞大的生命之树的哪里开始，你总会在同一点会聚，那就是生命的起源点。因此，这就是我这样组织这本书的主要原因。不论我从哪里开始，这种方式给了我一个自然的目标——也就是生命的起源——朝着这个目标前进。然后，我可以正大光明地从人类开始讲述，人们对于人类感兴趣。

人们喜欢追寻他们的祖先。仅次于性网站的一类最常见的网站类型，是关于人们的家族历史。当人们追踪同姓祖先的时候，他们通常追寻到在几百年前就会停下。而我想追寻到40亿年前。

朝一个特定目标回溯的想法，让我想到了作为一种文学修辞的朝圣的概念。因此我的这本书大致仿照了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一书，朝圣开始于一群人类朝圣者回溯探索我们的祖先。逐渐地，其他朝圣者加入了我们——黑猩猩朝圣者于500万年前加入了我们，再往前是大猩猩朝圣者，再往前是黄猩猩。从人类开始，当你沿时间回溯的时候，只有大约39个这样的汇合点。这确实是个令人惊奇的事实。汇合点39是我们与细菌朝圣者相遇的地方。

问：进化可能是“随机的”这种观念似乎吓坏了一些人。进化是随机的吗？

道金斯：这是一个重大的误解。倘若进化是随机的，那么它当然不可能让我们看到的极端复杂和优雅的生命形式出现。自然选择是驱动进化的重要力量。自然选择是你可以想象到的最不随机的力量。如果没有某种变化供它运作，它就无法工作。而变化的来源是突变。突变不会被导向特定的改进，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突变是随机的。正是自然选择把进化导向了改进。突变是随机的，因为它不会被导向改进。

有人认为进化本身是个随机过程，这是个滑稽透顶的观念。我怀疑这是有人故意怀着敌意散布出来的，或者这些人是否真诚地相信这个荒谬的谬论。当然，进化不是随机的。它是由自然选择驱动的，而自然选择是一个高度非随机的力量。

问：探索地球生命故事的智力事业，是否也有感情的一面？

道金斯：是的，我强烈地感到了这一面。当你遇到一位科学家自称虔诚的时候，你常常会发现他们就是你说的那种意思。你常常发现“虔诚”这个词对于他们并不意味着任何超自然的东西。他们的意思恰恰是你所描述的对自然世界的一种感情反应。爱因斯坦有非常强烈的这种感情。不幸的是，他使用了“上帝”一词来描述它，这导致了大量的误解。但是爱因斯坦有那种感情，我有那种感情，你可以在许多科学家的作品中发现那种感情。这是一种准宗教的感情。有些人愿意把它称作虔诚，因此当一位科学家自称无神论者的时候一些人就会感到苦恼。他们认为，“不，你相信这种超验的感情，你不可能是一位无神论者。”这是语言的混淆。

问；一些科学家说把宗教或者上帝从他们的生命中拿走，将让生命变得无意义。他们说，是上帝赋予了生命以意义。

道金斯：《解析彩虹》一书特地批判了一个观点，即唯物主义者、机械论者和自然主义的世界观让生命似乎变得无意义。恰恰相反，科学世界观是一个诗意的世界观，它几乎是一个超验的世界观。我们竟然有如此荣幸来到这个世界上，在我们永远地死亡之前可以活上好几十年，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可以理解、欣赏和享受这个宇宙。而我们这些十分幸运地活在今天的人比前人更加荣幸。我们拥有多个世纪以来科学探索的成果。我们荣幸地知道比过去所有世纪都多的知识，尽管它们并非由于我们自己的才能。今天任何学童的话都可以把亚里士多德彻底打败。这就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荣幸的世纪。这就是使我的生命有意义的原因。而我的生命是有限的，这是我唯一的一条生命，这一事实让我更加渴望每天早晨醒来开始着手更深入地理解这个世界——这个我有幸诞生于其中的世界。

问：人类可能不是一个智能设计者的产物，但是考虑到如今的遗传技术，我们的后代可能是设计者的产物。这对于进化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道金斯：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想法，在未来某个遥远的时刻，人们或许会把20世纪和21世纪看作进化的一个分水岭——进化在这个时候不再是一个非定向的力量，而变成了一个设计的力量。在过去的数个世纪甚至在过去一千年里，农学家已经在某种意义上设计了像猪、牛和鸡这类家养动物的进化。这种设计进化正在增加，通过不仅仅操纵进化的选择部分，还操纵突变部分，我们在设计进化的技术上更加聪明。这将是非常不同的；迄今为止生物进化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是进化没有远见。

总之，进化是一个盲目的过程。那就是我把我的一本书取名为《盲目的钟表匠》的原因。进化从不展望未来。它从不根据未来将发生的事情控制目前发生的事情，而人类的设计毫无疑问会这样做。但是如今有可能培育出一种新的猪或者鸡，它们有这样和那样的品质。我们甚至可能让猪经过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猪的用于生产的品质——用来制作长火腿或什么东西——确实不如我们所期望的，但是我们可以坚持下去，因为我们知道最终它将会物有所值。自然选择从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从没有“为了让我们变得更好，让我们暂时变差，为了爬过对面的坡，让我们走下山谷，然后爬上对面的山，”这样的事。因此，是的，我认为我们确实很可能生活在一个进化突然开始变成被智能设计的时代。

（柯南 译）

理查德·道金斯

柯南译自《魔鬼牧师》

　　约翰·戴蒙德没有理会他的许多仰慕者中赞扬他的勇气的那些人。但是有许多截然不同的勇气，我们不应该混淆它们。在直面真正悲惨的命运时，有一种肉体的顽强，那就是在与一种特别凶恶的癌症进行英勇地搏斗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坚忍的勇气，忍受痛苦和侮辱。戴蒙德否认他自己拥有这种勇气（我认为他太谦虚了，并且无论如何，没人能否认他的好妻子所表现出来的同样的勇气）。他甚至用“因为胆小鬼也会得癌症”，作为这本记述了他自己的病痛的感人的——并且我仍然认为是勇敢的——书的副标题。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勇气，而约翰·戴蒙德毫无疑问是最具有这种勇气的人之一。这就是智力的勇气：坚守你的智力原则的勇气，甚至是在濒临死亡，强烈地被廉价的安慰所诱惑、似乎就要背弃的时候。从苏格拉底到大卫·休谟再到今天，被理性引导的人们避开非理性迷信的安心毯。他们总是受到挑战。“你现在这么说，没关系。就等着你临死的时候。那时候你就会改变你的说法了。”（博斯韦尔以一种病态的好奇心对休谟进行了临终探视，我们从中知道）被休谟礼貌地拒绝的那种安慰，在他那个时代是恰当得体的。在约翰·戴蒙德，也就是我们的时代，当正统医学似乎要失败，甚至可能要放弃我们的时候，恰当得体的安慰则是是“另类”奇迹治疗。

　　当病理学家宣读了他的咒语；当病人听到了X光、CT扫描和活组织检查的神谕，而希望变得非常渺茫的时候；当外科医生走进了房间、身边伴随着一个“有点夸张的人，看上去很窘迫——戴着兜帽、穿着长袍，肩头扛着一把长柄镰刀”的时候，“另类”（alternative）或者“补充”（complementary）的秃鹫就开始在你身边盘旋了。这是它们的好时候。这就是它们盛行的地方，因为在这里可以赚到钱：病人越绝望，它们骗到的就越多。公正地说，许多最不诚实的疗法的推动者，他们是被想帮助别人的最诚实的愿望激励的。他们固执地缠着重病患者，他们冒昧而急切地拿出药丸和药剂，这种行为表现出的真诚，掩盖了他们所推销的骗子对金钱的贪婪：

　　你试过鱿鱼软骨吗？当然，医院的医生瞧不起它，我的姑妈两年前被她的肿瘤学家诊断只能活6个月，但是靠鱿鱼软骨她活到今天（啊，是的，既然你到问了，她也接受放疗）。还有一个奇妙的信仰疗法医生，他通过把脚放在病人身上来治疗（译注：把手按在人身上以治疗疾病，在西方有很长的历史），效果很神奇。显然，这完全是一个把你的整体（或者叫做全息？）能量调整到有机（是叫有机吗？）宇宙振动的自然频率的问题。你不会损失什么，你最好试试它，一个疗程500英镑。听上去好像不少，但是当你生命垂危的时候又要花多少钱？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约翰·戴蒙德感人地亲自记述了他的癌症的可怕的发展，他听到的这种海妖的歌声可不止是一般的多：大量出于善意的建议和奇迹疗法的提议猛烈地淹没了他。他检查了这些主张，寻找支持它们的证据，但是没有找到。他更看到了它们所唤起的虚假的希望事实上可能是破坏性的——他至死都抱着这种诚实和清晰的洞察力。到了我临终的时候，我可未必能展示出约翰·戴蒙德1/4的顽强——尽管他本人不承认有这种顽强。但是当谈论智力勇气的时候，我非常希望能够把他作为一个模范。

　　对戴蒙德的明显而直接的反击，是指控他的傲慢自大。约翰·戴蒙德难道不是无理性吗？他的“智力勇气”其实难道不是在科学上的不理智的自负吗？他的“智力勇气”难道不是盲目和固执地拒绝思考另类世界观和人类健康观吗？不不不，他不是这样的人。如果他把赌注押在正统医学上，仅仅是因为它是正统，避开另类医学，仅仅是因为它是另类，那么这个指控是有效的。但是他当然不是这样做的。对他（以及我）而言，科学的医学被定义为一系列的实践活动，它们接受实验的严酷考验。另类医学被定义为一系列不能被检验、拒绝被检验或者始终不能通过检验的实践活动。如果一个治疗技术在正确对照的双盲实验中被证明有药效，它就不再是另类了。正如戴蒙德解释的，它就变成了医学。相反，如果皇家医师学会的主席发明的一项技术始终不能通过双盲实验，它就不再是“正统”医学的一部分了。它是否会随后变成“另类”，取决于它是否被一个有足够野心的骗子所采纳（容易上当的病人总是不缺的）。

　　但是，要求我们的检验方法是科学的方法，这不仍然是一种傲慢吗？可以说，尽可能用科学的实验去检验科学的医学。但是“另类”医学应该用“另类”实验进行检验，这难道不也很公平吗？不，这不公平。不存在另类的实验。在这个问题上戴蒙德表明了他的立场，并且他这样做是正确的。

　　说一种医学有效，这个说法或者是真的，或者是假的。不可能在正常的意义上是假的，但是在某些“另类”意义上是真的。如果一个疗法或者疗程不是一种安慰剂，正确地进行了双盲实验，进行了统计学分析，它将大获全胜。许多等待被认可成为“正统”医学的候选疗法，没能通过实验，立刻就被抛弃了。“另类”的标签不应该（但是，唉，它确实如此）让它们避免同样的命运。

　　查尔斯王子近来号召政府投入1000万英镑的资金，用于研究“另类”或“补充”医学的主张。这是个绝妙的建议，既然最主要的“另类”医学技术已经被一次一次又一次地被检验——并且一次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现在还不清楚为什么政府是这笔钱的恰当来源——政府在各种相互竞争的优先任务上疲于奔命。约翰·戴蒙德告诉我们，英国的另类医学生意的营业额可达数十亿英镑。或许这些医学产生的利润的一小部分，可以投给检验它们是否可行的实验中。这毕竟是 “正统”制药公司就被要求这样做的。是否有可能另类医学的传播者非常清楚地知道正确进行的实验的结果是什么？如果真是这样，他们不愿意出钱自掘坟墓，就非常能让人理解了。不过，我希望这个研究的经费来自别的地方，或许应该来自查尔斯王子自己的慈善基金，而且，如果我被邀请，我将很乐意在审批经费的咨询委员会里担任职务。实际上，我怀疑，1000万英镑的研究，把绝大多数更流行和能赚钱的“另类”疗法否定，根本是绰绰有余的。

　　这笔钱应该怎么花？让我们拿顺势疗法作为例子。让我们假设我们有足够的资金，可以组织一个中等程度的大规模实验。在取得了1000个病人的同意之后，500人被分到实验组（他们将服用顺势疗法药物），另500人分到对照组（他们不服用）。实验严格遵守“顺势”的原则，即每个病人都必须进行个别诊疗。我们不应该坚持给所有的实验对象相同的剂量。没有什么比这更粗略了。实验中的每个病人应该被一个合格的顺势疗法师诊察，并且应该根据个人情况开出治疗方案。不同的病人甚至不需要服用相同的顺势疗法药物。

　　但是现在到了最重要的双盲随机化问题。当所有病人的处方都写好之后，一半的病人被随机分配到对照组。对照组的病人事实上不会得到他们的处方上的药物。相反，他们将会得到与处方上的药物几乎完全一致的药物，只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不同。在制备药物的过程中，所谓的有效成分被忽略掉了。随机化由计算机完成，这样就没人能知道哪个病人是实验组，那个病人是对照组。病人自己也不知道；开方子的人不知道；制药的人也不知道，而判断结果的医生也不知道。能把药瓶识别出来的，只有一个不知道含义的数字代码。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没人能避免安慰剂效应：认为自己获得了有效治疗的病人，比认为没有获得有效治疗的病人的感觉更好。

　　在治疗前和治疗后，每个病人将被一组医生和顺势疗法师诊察。他们将为每个病人写下他们的结论：这个病人是否好转，没有变化，还是病情加重？只有当这些裁判全都写完并且盖章之后，计算机随机化的代码才能公开。只有在那时候，我们才能知道哪个病人服用了顺势疗法药物、哪个病人服用了供对照的安慰剂。这个结果将用统计学的方法分析，以便辨明顺势疗法药物是否有任何疗效。我知道自己确信会有什么结果，但是我不能对实验结果产生不公正的偏爱——这正是好科学之美。顺势疗法师和我的意见正好相反，但是他们也不能对结果产生不公正的偏爱。双盲实验的设计消除了全部这些偏爱。实验可以由支持者或怀疑者完成，或者一起合作完成，而这不会改变结果。

　　还有许多细节可以让这个实验设计变得更灵敏。病人可以分成许多“配对”组，按照年龄、体重、性别、诊断、预后和首选的顺势疗法处方进行配对。唯一不变的区别是，每一个配对的一个成员是被随机和秘密地分配到对照组的病人，并且服用安慰剂。然后用统计方法明确地比较每一个实验组病人和与他配对的对照组病人。

　　终极的配对设计是把每个病人都当作他自己的对照组病人。连续服用实验组和对照组的药物，从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药物改变了。对一个特定病人实施两种疗法（实验组的和对照组的）的顺序是随机确定的，每个病人的随机方式都不同。

　　“配对”和“自我对照”的实验设计的好处是提高实验的灵敏度。换句话说，提高顺势疗法的统计显著性的成功的机会。注意，统计显著性的成功不是一个非常苛刻的标准。并不需要每个服用顺势疗法药物的病人都比对照组的病人感觉好。我们所寻找的只是顺势疗法组比不知情的对照组微弱的优势。根据统计学的标准方法，尽管微弱，一个优势也大到不能归结于运气。这是允许正统药物做广告和作为药品上市之前的常规要求。这可比一个谨慎的制药公司投入大量资金大规模制造药物之前的要求低得多。

　　现在我们要谈谈顺势疗法的一个尴尬事实，约翰·戴蒙德也特别地谈过，但是还是值得在这里强调。顺势疗法的有效成分——山金车酊、蜂毒或者不管什么——必须被连续稀释很多倍，直到——所有的计算结果都表明——最后连一个有效成份的分子都不剩了，这恰恰是顺势疗法理论的根本原则。当然，顺势疗法师提出了一个大胆而荒谬的说法，即溶液越稀，效果越强。喜好调查的魔术师詹姆斯·兰迪（James Randi）计算出，经过一个典型的顺势疗法“振荡”稀释之后，在太阳系那么大的一桶溶液里，将只有一个有效成分的分子！（事实上，在实际情况中，在最高纯度的水中也有比这数量更多的分子在游荡。）

　　现在想想这意味着什么。进行实验的整个原因，是比较实验组药物（含有“有效”成分）和对照组药物（含有有效成份之外的所有成分）。两组药物必须看上去相同，尝起来相同，在嘴里的感觉相同。它们唯一的不同点，必定是假定的有效成分是否存在。但是在顺势疗法药物的例子里，药物被稀释到这样淡，以至于实验组服药和对照组服药没有区别！两组药物都有同样数量的有效成分分子——零，或者在实践中能达到的最小数量。这似乎表明顺势疗法在原则上无法通过双盲实验。你甚至可以说，一个表明顺势疗法成功的结果，实际是诊断出了药物没有被稀释充分！

　　自从顺势疗法师注意到这个麻烦的问题之后，他们大多通过一个可能的漏洞逃脱了。他们说，他们的药物的作用方式，不是化学的而是物理的。他们同意在你买的一瓶药中，连一个有效成分分子也没有，但是这个问题只有在你坚持用化学的方式思考的时候才重要。他们相信，通过物理学家不知道的某些物理机制，有效分子的“痕迹”或者“记忆”在用来稀释它们的水分子上留下了烙印。正是水的这种物理的烙印治愈了病人，而不是原始成分的化学性质的功劳。

　　在可以进行检验这个意义上，这是一个科学的假说。这实在很容易检验，尽管我不会费心自己去检验，这只是因为我们有限的时间和金钱应该用在检验一些看上去更加真实的东西上面。但是任何相信自己的理论的顺势疗法师，应该起早贪黑地检验它。毕竟，如果治疗病人的双盲实验得出了可靠和可以重复的阳性结果，他会获得诺贝尔奖——不仅仅是医学奖，也包括物理学奖。他将发现一个全新的物理学原理，或许是宇宙中的一个新的基本力。从这个角度看来，顺势疗法师肯定会争先恐后地冲进实验室，就像另类的沃森和克里克，宣称他们拥有这顶闪闪发光的科学王冠。呃，事实上没有一个人这样做。这是不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他们的理论？

　　在这一点上，我们遇到了最后一个借口。“有些东西在人类水平上是真的，但是它们不适用于科学实验。科学实验室怀疑的氛围不利于敏感的力量发挥作用。”另类疗法的行医者普遍炫耀这样的借口，包括那些没有遇到顺势疗法罕见的原则性困难、但是仍然从来没有在实践中通过双盲实验检验的人。约翰·戴蒙德是一个尖锐而诙谐的作家，而这本书最有趣的一段，是他描写了我在CSICOP（超常主张科学调查委员会）的同事雷·海曼（Ray Hyman）对“运动学疗法”（kinesiology）的实验测试。

　　巧得很，我也有运动学疗法的个人经历。我曾经咨询过的一个江湖医生——真让我羞愧——使用这种疗法。我扭伤了脖子。一个推拿师向我强烈推荐它。推拿毫无疑问是很有效的，而这位女士在周末有空，当时我不愿麻烦我的正规医生。疼痛和开放的头脑把我带到了她那里，让她试一试。在开始推拿之前，她的诊断技术是运动学疗法。我要躺下，伸开我的手臂，而她推我的手臂，测试我的力量。诊断的关键是维生素C在我的手臂角力过程中的效果。但是我没有被要求吃维生素。相反（我没夸张，这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一瓶密封的维生素C放在了我的胸膛上。这似乎让我的手臂的力量产生了一种立即而戏剧性的力量增加，把她推开了。当我表达了我很自然的怀疑论，她高兴地说，“是的，维C是个奇迹般的维生素，不是吗？”人类的礼貌让我没有离开那里。后来，我最后甚至（为了避免麻烦）把那可悲的治疗费付给了她。

　　我们所需要的（我怀疑她是否甚至也明白这一点）是一系列双盲实验，在实验中她或我都不允许知道瓶子里是否含有所谓有效成分或其他什么东西。在约翰·戴蒙德对一个类似的案例的有趣的描述中，海曼教授就是这样做的。可以预料到，当“另类”技术在双盲检验中丢人现眼地失败之后，治疗师说出了下面这句一成不变的回应：“你看到啦？这就是我们再也不做双盲测试的原因。它从来都没用！”

　　科学史、特别是医学史的很大一部分，是一个逐步抛弃个人经历的肤浅诱惑的过程。这些个人经历似乎——仅仅是似乎——显示出了一种模式。人类的头脑是一个变化无常的说谎者，甚至是一个行为不检的模式寻求者。我们在云和玉米饼中看出了脸的形状，在茶叶和行星运动中看出命运。证明一个真的模式有别于一个肤浅的幻觉，是非常难的。人类的头脑要学习怀疑那些与生俱来的倾向，即轻易下结论和把随机性看成模式。那就是统计学的作用，那就是为什么直到药物或者疗法被一个统计学分析过的实验证明有效之后，才能使用。这个实验系统化地避免了人类头脑容易出错的寻找模式的倾向。个人经历从来都不是一般规律的好证据。

　　尽管如此，有时候我们听到医生在做出诊断的时候说出类似这样的话，“实验表明是这样，但是按照我的临床经验……”这可能表示，换一个医生比打医疗事故的官司更好！那至少似乎是根据我所说的而推断出的。但是这是一个夸大。在一种药物获得大规模使用的许可之前，它肯定必须进行彻底的检验，并且表现出得到认可的统计显著性。但是对于那些可能值得劳神费钱进行检验的假说，一个老练的医生的临床经验至少是一个绝好的指导。而且还远不止如此。我们确实会认真而正确地或者错误地（常常是正确地）接受一个受尊敬的人物的个人意见。在美学意见上就是这样。这就是一个著名的批评家可以让一出百老汇或者沙夫茨伯里的戏剧成功或者失败的原因。不管我们是否喜欢它，人们受到轶事、异常之处和个人看法的影响。

　　而这让——几乎是个悖论——约翰·戴蒙德成为了有如此影响力的倡导者。我们喜爱和仰慕他的个人经历，我们愿意读他的看法，因为他把这些观点表达得如此之好。人们不太可能去听一位不知名的科学家或者医生去咏唱一套无名的统计数据，他们会听约翰·戴蒙德说的，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作品吸引人，而且是因为他在临终的时候写作，并且他自己清楚：尽管医学作了最大的努力，他还是要死去，而他恰恰正在保卫这种医学，与它的对手作斗争。这些对手唯一的武器就是轶事。但是实际上没有什么悖论。他会吸引我们的耳朵，是因为他那非凡的品质和动人的故事。但是当我们聆听他的时候，我们听到的不是轶事。它不怕严格的检验。即便作者以前没有得到我们的敬仰和钟爱，就凭它本身，也是明智和有说服力的。

　　约翰·戴蒙德从来就没打算温柔地走进那个良夜。他是战斗着离开了这个世界。他把最后的时光倾注在了《万灵油》这本杰出的书上。他与那不多的时光抗争。他没有怒斥光明的消逝，没有怒斥他那凶险的癌症，更没有怒斥残酷的命运。怒斥有什么用？这些东西根本就不在乎。他的靶子被打中的时候，就会向后退缩。这些靶子值得被狠狠地打。消灭这些靶子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这些愤世嫉俗的牛皮匠（或者是诚实而愚蠢的空想家）折磨着容易受骗的不幸者。最重要的是，尽管这个勇敢的人死了，他的武器没有被压制。他留下了一个强大的火炮阵地。这部遗作的出版让火炮齐射。开火，别停下。

今天在新浪网上看到一条转载自人民日报的新闻《美国首次认同中医药学为独立科学体系》。方舟子已经迅速指出了这是一条假新闻。我在这里补充几句：

1、这不仅仅是条假新闻，而且是一条旧闻。人民日报2007年8月3日第11版发表的这条新闻《美国认同中医药学独立科学体系》要比健康报的类似新闻《美国FDA发布指导性文件认同中医药学是独立科学体系》晚了一个多星期。而且，早在今年6月，中国中医药报就发表过署名丛伟红、陈可冀的更详细的文章《美FDA新草案认同传统中医药学是整体医学》。而陈可冀等人的文章中提到的FDA草案早在2006年12月就完成了。

2、人民日报的新闻说：“记者今天从中国中医科学院获悉：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新近发布了一份指导性文件《补充和替代医学产品及FDA管理指南(初稿)》，将包括中医药在内的传统医学从‘补充和替代医学(CAM)’中分离出来，首次认同中医药学与西方主流医学一样，是一门有着完整理论和实践体系的独立科学体系，而不仅仅是对西方主流医学的补充。”这段话是错误的。陈可冀等人的文章有一个更详细的叙述：

“与以往内容相比，该草案的一个重大调整是对补充和替代医学（又称另类医学）涵盖的内容进行重新划分，将替代医学体系（Alternative Medical Systems）从CAM中分离出去，称为‘整体医学体系’（Whole Medical Systems）。传统中医药（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与阿育吠陀印度草药医学（Ayurvedic medicine）都隶属这一范畴。草案明确说明将替代医学体系从CAM中分离出去并称为整体医学体系的原因。美国国家补充和替代医学中心（NCCAM）及FDA认为，替代医学体系的应用实践与CAM产品中的其他四类（基于生物学的疗法、精神与机体互动医学、推拿按摩疗法和能量或调节气的疗法）不同，借用NCCAM的定义，整体医学体系是‘有完整理论和实践体系、与对抗疗法（传统疗法）独立或平行发展而来’的，有着独特的文化传承背景，它们具有一些共有的元素，如相信机体有自愈能力、治疗可涉及应用意念、机体和精神的一些方法等，例如传统中医药和印度草药医学。从草案内容可以看出，FDA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传统中医药学与美国传统医学（即西方医学）一样，是一门有着完整理论和实践体系的独立的科学体系，而不仅仅是对主流医学（西方医学）的一个补充，表明FDA开始接受美国以外其他国家传统医学用药的经验和数据，显示出未来中医药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更多可能性和可操作性。”

这段话当然也是错误的。首先，FDA的草案并没有“将替代医学体系（Alternative Medical Systems）从CAM中分离出去”。该草案的原文说：对于CAM的疗法，“NCCAM曾经有第5个分类，即‘另类医学体系’，但是它现在认为‘另类医学体系’（现在称为‘完整医学体系’）是一个单独的分类而不是另一个[与上述4种分类并列的]分类，因为另类医学体系使用来自上述4种分类的实践方法。” 使用CAM疗法的体系当然也是CAM的一部分——事实上，这份草案在叙述“什么是补充和另类医学”的时候，列出了ABCDE5项，第5项就是所谓的“完整医学体系”（whole medicine system，这里的whole最好不要翻译成“整体”，因为这可能与所谓信奉“整体观”的另类医学混淆）。如果你看看NCCAM的网站关于“什么是补充和另类医学”的说明（http://nccam.nih.gov/health/whatiscam/），你就会发现在“主要类型的补充和另类医学有哪些？”的条目下第一条就是所谓的“完整医学体系”。

其次，陈可冀等人说：“从草案内容可以看出，FDA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传统中医药学与美国传统医学（即西方医学）一样，是一门有着完整理论和实践体系的独立的科学体系”，这是故意误导读者。FDA没有在草案中提到中医药学是“科学体系”。原文是这样说的：“NCCAM把完整医学体系描述为涉及‘与对抗（常规）医学独立或平行演化的完整的理论与实践体系。’它们可能反映了独特的文化体系，诸如中医和印度草药医学。”命名是“文化体系”，在陈可冀等人的笔下摇身一变就成了“科学体系”。

当然，谁也没有否认中医有一个体系。但是一个“独立的、完整的体系”可未必是一个科学的体系，更不一定是一个好的体系。

可笑的是，至少在这里，警惕的读者还能看出这是陈可冀等人自己的观点（“从草案内容可以看出”）。到了人民日报的新闻里，就变成了“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首次认同中医药学与西方主流医学一样，是一门有着完整理论和实践体系的独立科学体系”。

该新闻还说：“美国国家补充和替代医学中心(NCCAM)和FDA认为，传统医学体系[……]它们具有一些共同的元素，如相信机体有自愈能力，治疗方法也有独到之处”。然而草案原文并没有提到什么“独到之处”。原文只是说“ 完整医学体系的一些共有元素包括信仰身体有自我治疗的能力，以及治疗可能涉及到使用心智、身体和精神的技巧”。这只是一个叙述，而“独到之处”明显变成了褒义。

3、 FDA的这个草案特别说明了，在该文件中“提到任何特定的CAM疗法、实践或产品不能解释为表达FDA对特定CAM疗法、实践或产品的支持或认可”。

4、我不知道记者和陈可冀等人是否看懂了该草案。陈可冀等人那样说，或许是看不懂英文，或许是为了忽悠（“表明FDA开始接受美国以外其他国家传统医学用药的经验和数据，显示出未来中医药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更多可能性和可操作性”）。那么记者呢？至少记者在写稿之前应该读一读原文，不应该直接替陈可冀等人发一个新闻稿吧？

两位著名的科学保卫者就科学家应该如何对待宗教及其信徒交换了意见

劳伦斯·M·克劳斯和理查德·道金斯

《科学美国人》2007年7月号

原编者按：

尽管本文的作者都处于科学的一方，他们在如何最好地阻止宗教驱策的活动威胁科学实践或科学教育的问题上并非总有一致意见。著名物理学家克劳斯经常在公开场合露面，支持把进化论留在学校课程中，而把神创论的伪科学变种逐出课程。2005年他曾写信给教皇本尼迪克特十六世，敦促教皇不要在科学和信仰之间再筑一道新墙，这封信导致了梵蒂冈再次确认了罗马天主教接受自然选择是有效的科学理论。

道金斯是进化生物学家，多产作家兼演说家，他也是一位雄辩的批评家，批评任何破坏科学思考的企图。然而，他通常对实现科学和信仰的和平共存所表现出来的兴趣比克劳斯更少。道金斯的畅销书《上帝错觉》（God Delusion）的书名本身或许最好地总结了他对于宗教信仰的观点。

这两位同盟者在去年的一场会议的休息时间亲自交换了意见，这场在美国圣地亚哥索尔克生物学研究所召开的会议是为了专门讨论科学与信仰之间的冲突。在这篇他们重新撰写的对话中，两位作者解释了他们各自的对敌策略，并解答了所有科学家在决定是否以及如何对教徒谈论科学的时候面临的一些问题：目的到底是为了教授科学还是为了贬损宗教？这两种世界观是否有可能令对方更加丰富？宗教在本质上是坏的吗？在《科学美国人》网站刊登的一个加长版的对话中，他们也探讨了科学是否可以检验“上帝假说”。

作者简介：

劳伦斯·M·克劳斯（Lawrence M. Krauss）是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的Ambrose Swasey教席教授兼宇宙学和天体物理学教育和研究中心的主任。他是7本畅销书的作者，为全国性出版物撰写了数十篇评论。在获得的诸多科学荣誉中，他以荣获美国全部三大物理学学会的最高奖而著称。在闲暇时间里，他与克利夫兰交响乐团合作演奏了《行星组曲》，还担任了圣丹斯电影节(Sundance Film Festival)的评委。他还为《科学美国人》撰写了4篇文章。

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是牛津大学查尔斯·西蒙尼教席公众理解科学教授。他撰写的9本书已经让他获得了文学和科学的荣誉博士学位，他还是英国皇家学会和皇家文学会的会员。他所获得诸多奖项包括宇宙国际奖、人类科学中山奖和英国文化著名贡献者莎士比亚奖。2006年他创立了理查德·道金斯理性和科学基金会。英国新的学校指导方针鼓励学生在辩论科学与神创论的时候扮演诸如伽利略、达尔文和道金斯的角色。

克劳斯：你和我都投入了很多时间，设法让人们感到科学激动人心，同时也试图解释当前我们各自对宇宙的科学见解的基础。所以，问一问科学家在谈论宗教或者撰写关于宗教的文章时，他的主要目的是什么，这是个合适的问题。我想知道这两个问题哪个更重要：利用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反差教授科学，还是设法贬抑宗教？我猜测我会把重点向第一个问题倾斜，而你会把重点更多地放在第二个问题上。

我这样说是因为如果你要教育别人，那么对我来说这似乎很明显——你就需要靠近他们，如果你想引诱他们思考科学，你就需要理解他们来自何方。例如，我常常告诉教师，他们能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假定他们的学生对他们要谈的东西有兴趣。教育就是引诱。另一方面，告诉人们他们最强烈的信仰完全是愚蠢的——即便这些信仰确实如此——因此他们应该听我们的，从我们这里学到真理，这最终会导致后来的教学失败。因此，如果换一种方法，把讨论这个问题的主要目的变成把宗教放在合适的背景中，那么它或许对于让人们感到震惊转而质疑自身信仰有些用处。

道金斯：我认为宗教是坏科学，而你认为它从属于科学，这肯定至少让我们偏向了稍微不同的两个方向。我同意你说的教育就是引诱，而在你还没开始演讲之前就疏远了你的听众，这可能是个糟糕的策略。或许我可以改进我的引诱手法。但是没人会钦佩一个不诚实的引诱者，而且我想知道你准备在多大程度上“靠近”他们。或许你不会“靠近”一个地平论者。或许你也不会“靠近”一个年轻地球神创论者，他认为整个宇宙是在中石器时代之后诞生的。但是或许你可以靠近一个年老地球神创论者，他认为上帝启动了整个宇宙，然后时不时地加以干涉，帮助进化克服困难的飞跃。我们之间的不同只是量的不同。你打算“靠近”的程度比我多一点，但是我怀疑其实没有那么多。

克劳斯：让我把我说的“靠近”一词解释得更清楚一点。我的意思不是向误解屈服，而是找到一个引诱的方式，向人们证明它们确实是误解。让我给你举个例子。我有时与神创论者和外星人绑架论狂迷者同场辩论，这两个群体对于解释的本质有类似的误解：他们认为除非你知道所有事情，否则你什么也不知道。在辩论中，他们提出一些模糊的主张，例如，1962年外蒙古的一群人全都看见了一个飞碟在教堂上空盘旋。然后他们问我是否熟悉这个具体的事件，如果我说了不，他们总是说：“如果你没有研究所有这样的事件，那么你就不能认为外星人绑架不可能发生。”

我发现我可以让这两个群体都思考一下他们所说的东西，方法是用对方群体来对付他们。也就是说，我问神创论者：“你相信飞碟吗？”他们当然会说“不信”。然后我问：“为什么？你研究了所有关于飞碟的主张了吗？”类似地，我问外星人绑架论：“你相信年轻地球神创论吗？”他们说“不信”，希望表现得科学一些。然后我问：“为什么，你研究过了每一个反驳了吗？”我设法向这两个群体证明的一个论点是，把理论期望建立在大量现存证据的基础上，而不用研究每一个模糊的反驳，这是非常明智的。这种“教导”手法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有效，除了在很罕见的情况下，我曾与一个外星人绑架信仰者辩论，而他也是个神创论者！

道金斯：我喜欢你对于“靠近”意思的澄清。但是我想警告你这种手法多么容易被误解。我曾经在《纽约时报》的一篇书评中写道：“如果你遇到某人声称不相信进化，那么完全有把握说这个人无知、愚蠢或者疯狂（或者恶劣的，但是我不愿这样认为）。”这句话被人一再引用，用于证明我是一个顽固、不宽容、思想狭隘、狂妄的偏执狂。但是看看我的这句话。它可能不是特意为了引诱，但是，劳伦斯，你在心里知道这是一个简单而朴素的事实陈述。

无知不是罪。称某人无知不是侮辱。我们都对于大多数尚不知道的东西无知。我对棒球完全无知，我敢说你对板球也完全无知。如果我对相信地球只有6000年历史的某人说他是无知的，我这是称赞他，认为他不是愚蠢、疯狂或者恶劣的。

克劳斯：我不得不说我完全同意你的这个观点。于我而言，无知常常是个问题，令我高兴的是，无知是最容易解决的。如果某些人误解了科学问题，认为他们是无知，这并不是贬义。

道金斯：相应地，我很高兴同意你的观点，我本可以，而且或许也应该更策略一点。我本应该用更引诱的方式靠近他们。但是这存在限度。你可能不会采取下面这种非常手段：

“亲爱的年轻地球神创论者，我深深地尊重你关于这个地球的年龄是6000岁的信仰。然而，我谦恭而温柔地提醒你，如果你去读一本关于地质学，或者放射性同位素纪年，或者宇宙学，或者考古学，或者历史，或者动物学的书，你可能会发现这本书（当然，是与《圣经》放在一起读）是很吸引人的，而且你可能会开始明白为什么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人，包括神学家，认为宇宙的年龄是以10亿年为单位计量的，而不是以千年为单位。”

让我提出一种另外的引诱策略。不是假装尊重愚蠢的观点，而是何不来点儿“严爱”？向年轻地球神创论者戏剧性地展示他的信仰与科学家之间的巨大差异：“6000年可不仅仅是与46亿年有一点儿差别。这个差别如此之大，亲爱的年轻地球神创论者，以至于这就好像你声称从纽约到旧金山的距离不是3400英里，而是7.8码。当然，我尊重你不同意科学家的权利，但是或许你听到你与科学家之间差异的真实程度——这是推理和毫无争议的算法得出的结果——之后不会感到太大的伤害和冒犯。”

克劳斯：我不认为你的建议是“严爱”。事实上，这正是我所倡导的，也就是一种创造性和引诱性的方法，让人们理解这类误解的数量程度和本质。一些人总是会不顾事实一直被迷惑下去，但是这些人肯定不是我们设法靠近的人。我们试图靠近的则是公众的大多数，他们可能对科学拥有开放的头脑，不过只是对科学知之甚少，或者根本没接触过科学证据。在这点上，让我提出另一个问题，你可能觉得这个问题更激烈：科学能丰富信仰吗？或者科学必定总是毁灭信仰吗？

我想到这个问题是因为最近我被邀请到一个天主教学院的一个科学和宗教研讨会上演讲。我猜我被视为对让两者达成和解感兴趣的人。在同意演讲之后，我发现给我的题目是《科学丰富信仰》。尽管我最初有些疑虑，我越思考这个题目就越觉得它有道理。无论如何，信仰一个神圣的智能存在而不要直接证据，这种需求是许多人的心智的基本组成部分。我不认为我们将摆脱掉宗教信仰之人类属性的程度会超过我们摆脱掉浪漫爱情之人类属性或者摆脱掉人类认知的许多非理性却基本的特征的程度。尽管它们与科学理性的成分是互不相关（相互垂直），当我们考虑我们的人性的时候，它们一样真实，或许一样应该获得一些称赞。

道金斯：顺便说一句，这种关于人性的悲观情绪普遍存在于理性主义者当中，甚至到了彻底的自虐的程度。好像你和参加那场会议的几乎所有其他人都积极欣赏一个观点，即人性注定永远无理性。但是我认为非理性和浪漫爱情、诗歌或者让人感到生命值得活下去的情感无关。它们与理性不是互不相关的。或许它们和理性稍微有关（是理性的切线）。无论如何，我和你一样支持这些感情。积极的非理性信仰和迷信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承认我们永远也不能摆脱它们——即它们是人类本性不能改变的一部分——这很明显对你不成立，我敢猜测，这种反例还包括你的大多数同事和朋友。那么假定人类大都在本质上不能摆脱它们，这是不是有些居高临下的优越感？

克劳斯：我可不太自信我摆脱了非理性信仰，至少我不自信我摆脱掉了关于自身的非理性信仰。但是如果宗教信仰是许多人生活经历最重要的一部分，似乎对我而言，问题并不在于我们如何能够摆脱上帝的世界，而是科学能在多大程度上缓和这种信仰，并剔除掉宗教原教旨主义最无理性和最有害的方面。这肯定是科学可能丰富宗教的一种方式。

例如，在我对天主教团体的演讲中，我借助了你最新出版的一本书，向听众描述了科学原则——包括不得选择性选取数据的要求——如何规定了一个人不能对他的原教旨主义挑挑拣拣。如果一个人相信同性恋是可憎的，因为圣经这样说，他就要接受圣经提及的其他事情，包括如果你的孩子不服从你，圣经允许你杀掉你的孩子，或者如果你想要一个孩子，但是周围没有其他男人，那么和你的父亲发生性关系是正当的，如此等等。

此外，科学可以直接揭穿许多有害的圣经字面解释。例如，这包括妇女是卑微的奴隶的观念，它与生物学告诉我们的相抵触。生物学告诉了我们关于女性所扮演的一般生物角色，特别还告诉了我们女性和男性都拥有智力能力。当伽利略提出上帝如果不想让人们使用大脑研究自然的话，那么“他”就不会给人类大脑的时候，在与前面同样的意义上，伽利略认为科学肯定能够丰富信仰。

卡尔·萨根最令人信服地展现了科学能提供另一个好处。而萨根像你我一样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人。1985年他在苏格兰所作的关于科学和宗教的吉福德讲座在他逝世后得以编辑出版，然而，在讲座中他提出了一个观点，即普通的宗教惊奇感事实上太目光短浅，太有限了。对于一个真正的上帝，一颗行星太微不足道了。科学向我们揭示的这个宇宙的盛景更加壮观。此外，有人可能马上要补充说，考虑到当今理论物理学的风气，一个宇宙可能太微不足道了，有人可能想开始考虑许多宇宙的情况。不过，我要赶快补充一句，丰富信仰远远不同于为信仰提供支持的证据，我相信科学肯定不能发挥这种的功能。

道金斯：是的，我喜爱萨根的那种情感，我很高兴你刚才提到了它。我为出版社在这本书的封套上总结说：“卡尔·萨根是一个信奉宗教的人吗？他比这更甚。他把传统信仰者微小、狭隘和原始的世界甩在了身后；他超越了沉浸于狭隘的精神贫瘠之中的神学家、牧师和毛拉。他超越了他们，因为他拥有更多虔诚待之的事物。他们拥有他们的青铜器时代的神话，原始的迷信和孩子气的痴心妄想。而他拥有这个宇宙。”我不认为回答你的关于科学是否能丰富信仰的问题我还可以补充什么。在你和萨根所指的意义上，它可以丰富信仰。但是我不愿被误解为认可信仰

克劳斯：我想谈谈一个一个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对当前在科学家中间正在进行的关于宗教的辩论大多很重要：宗教在本质上是坏的吗？在这里我承认我自己的观点在过去的几年中已经有了变化，尽管你可能会认为我只不过是变得柔和了。毫无疑问，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宗教要对许多暴行负责，我和你一样常常说，如果不是因为信仰上帝站在他们的一方，没人会故意把飞机撞进高楼。

作为一名科学家，我认为我的职责是在宗教信仰导致人们传授关于这个世界的谎言的时候提出反对意见。在这点上，我愿意认为一个人尊重宗教情感和尊重其他形而上学爱好的程度应该一样，不多也不少。但是有一点要注意，如果宗教情感是错误的，就不该尊重它们。“错误”的意思是信仰明显与实验证据抵触。。地球并非只有6000年的历史。太阳并非在天空上静止不动。肯尼威克人不是尤马蒂拉印度安人。我们需要设法消灭的不是宗教信仰或者信仰，而是消灭无知。只有当信仰受到知识的威胁的时候，它才确实变成敌人。

道金斯：我认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意见相当一致。而且，尽管“谎言”是一个太强烈的词，因为它暗示着欺骗的意图，我不属于那些认为道德问题的重要性超过了宗教信仰是否真实的问题人们。最近我通过电视和英国的老牌政客Tony Benn见了面，这位前技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