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说是道坎，你知道，人生中的这个年龄，有很多大事情要发生，

有很多重要的决定要做出，

有很多重要的时刻要经历。

人说三十而立，

事业、家庭、爱情、婚姻

大器方成，性格完型

如弯弓拉满，箭在弦上，正蓄势待发。

可偏偏，经验虽有，却不老到

雄心虽有，却心有余而力不足

创意虽有，却无可支持之力，无足够资金

感慨虽有，却是无病之呻吟，（前面还有的你受的呢）

这就是微妙之处，强中有弱，弱中有希望。

我感慨，这道坎，难的是难迈，有压力，有困难，有险阻。

我遥望前路的那盏明灯，

鼓励着自己，

坚持，坚持，再坚持，没有人能帮助你，靠自己

努力，努力，再努力，迈过就是一个胜利。

两袖清风外闯荡。

九载传媒雄心在，

十年香山梦一场。

莫悲叹

蹉跎岁月若悲叹，

心还在

哪怕人生风与浪。

吾辈中人，

十年磨剑。

辉煌人生，

下个十年！

（2008年10月28日）

不要看我后面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那不是我

我....普通的连小吃店的老板都说我...跟镜头里的那个...不大一样，哈哈

我....普通的连女友的同事都笑我是土豆

我....啵、土、捞、钝、蠢（简称五字真言---某人创造的）

是啊，长的那么普通，性格那么普通，行为那么普通，

为什么呢，我本来就是个普通人啊.

我为什么要别人面前标榜自己的与众不同呢？

我和很多人一样傻傻的

我和很多人一样喜欢玩ONLINE GAME

我和很多人一样喜欢看搞笑片、科幻片、恐怖片

我和很多人一样吃东西的时候旁若无人大快朵颐

我和很多人一样爱发呆

我和很多人一样认真

我和很多人一样爱的真爱的深

看！ 我就是这么的普通，我想有普通的平静的生活，别给我那么多压力和包袱。

我本来就是个散淡的人

我本来就对未来没什么奢求

我本来就随意随心

用很流行的话说 就是 爱咋咋地

我不想听什么大道理

我堂堂正正 无愧天地

我觉得  那就OK 了

我也不希望能有多好的回报  多奢华的生活

平淡、开心就好。

   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开店的老板因为生意逐渐扩大，可是人手不足，不得不安排一个在店里工作多年的人去专门负责店里商品的采购。店里的生意一直很好，可是有天细心老板无意中听到负责采购的那个员工的电话，好像他跟某供货方称兄道弟，谈的很投机，还相约一起去吃饭。

    老板心里就嘀咕开了，这个采购的员工跟别人打的那么火热，莫非他跟外人有“潜规则”，报大数？打斧头？，越想越不对劲，回去查单，似乎也没什么问题。怎么试出这个员工有没有欺骗他呢？

   A、相信直觉，直接质问，当场察言观色，看看对方是否言辞闪烁，支吾应答。

   B、不做声色，暗地派人打听，务求拿到这个采购员的“罪证”。若无就罢，若有既炒。

   C、走上前去半开玩笑的说“听你说的，跟供货商很熟了吧？不要打斧头啊，我信晒你的啦。”既是警示，也似乎表达一种信任。

   如果你是这个老板，你会用什么方法去应付呢？

   结果：

   A：采购员受到老板当场责问，心里非常不快，想“你要是不信我，叫我来做采购干什么呢？你有什么证据吗?”要么辞职，要么对这个老板的印象大打折扣。因为他明白，在老板心里，根本不信任他。那为什么还要死心塌地帮老板做事呢？干脆不干。有时甚至还会引发更激烈的矛盾。

   B：查账很正常，清白的不怕查。可是万一被这个采购员知道老板在背后查他，你说他心里还会好受？

   C：如果这个采购员没有做亏心事，那他会很感激老板的信任。如果有做，那多数会收敛甚至吸手不干坏事了。你想啊，上哪里去找这么一个对自己信任的人呢？在老板眼里，用人勿疑，疑人勿用。如果想要人为你卖命，你要让对方感受到你对他的信任，培养一个人不容易，何况是跟了自己那么多年的？背叛固然该受处罚，可是误伤危害更大，这种信任一旦荡然无存，很难再去建立起来，因为信任是无价的。

    中国古有士为知己者死，这是一种精神，一种建立在不畏任何艰难甚至死亡的信任之上。《集结号》里，眼镜书生的老婆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难能可贵的信任。外人传说书生当逃兵被枪毙，书生的妈妈尚且忍受不住村里人的闲话，愤然离世，她却坚信自己丈夫的人品，不断去寻找真相。终于有天真相大白，沉冤得雪。这该是一种多么难得的信任啊。

    表面上看，信一个人很容易，实际上，很难。现在的社会，人与人之间，信任成了一纸空话，朋友反目，夫妻猜忌，再好的朋友，或许就因为一件小事就不欢而散。我们小心翼翼，为了自己不受伤害，不敢去相信任何人，想来真可笑，你都不相信别人，别人怎么会相信你呢？《功夫熊猫》里的阿宝和狸猫师傅，开始都不愿意去相信，可是奇迹就发生在你信与否。像不像佛经说“信则有，不信则无。”呢？

    而我们怎样去寻回那曾经的信任呢？小事做起，准时，守信，言出必行。像答应别人办点什么事因小而忘，约好了时间却迟到，这些日积月累就会改变别人对你的印象了。所以，从小事做起，我相信信任会回来的。

因为有幸拍中山故事走了一次 古香林

好美！

很舒服

空气很好！

不说了 发图！（更多在相册）

金钟水库 ...水如镜 景如画 好像 坐下 静静喝杯茶。

任务一个接一个。

没时间思考，

没时间仔细思量。

各位都是一样吗？

心情不大好，

好想出去转转

哪怕是看看海，吹吹风

都强。

忙不是借口，

女友不能不理

家务不能不干

朋友不能不见

该喝的酒不能不喝

该写的总结不能不干

哈哈

你别笑我又在无病呻吟

这个时代

有时太疯狂

有时太平淡

我不是要寻找刺激

只想享受喝完可乐

痛快的.....嗝儿...一下

舒服了。

针对一个 偷渡的 题材对当年的见证者 进行采访，

当年的那些事，再次被回忆起，他们都觉得很唏嘘

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

人的追求从最基本的生存到寻求活着的意义，

很难，一个老知青对我说，在海上听到无助的偷渡者呻吟，却不能帮他一把，任由其被波涛吞没；

听他说，他是怎样看着澳门岛所谓的资本主义五彩霓虹，痴痴的坐到天亮，他过去所追求的在那一刻被彻底颠覆。

我这样的70后也被老一辈的不可思议的行为所震撼，

那是一个怎样的年代呢？

在我们的知识中，没有详细的记录，只能从这些经历者的口中去了解。

偷渡者的辛酸。

80年代初期，计划生育政策刚刚推行，顽固的A先生执意要在第一胎的孪生女孩后增加一个宝宝，于是，拉着6个月身孕的妻子，登上了偷渡去澳门的小船，驶向大海。

所谓的小船，连船家总共坐了10个人，但是大海上哪里有想象中的风平浪静？一船人边往外勺水，边接近澳门的岛屿。

登陆的时候不是在沙滩，为了躲避澳门警察的追捕，他们在悬崖边靠波浪的起伏攀上峭壁，稍有不慎，那就没命。

步行一天多，被人蛇转载去到澳门市区，身上的钱所剩无几，妻子去制衣厂，自己做搬运杂工，晚上住在猪圈改成的出租屋，就这样开始澳门的谋生路。

儿子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出世，妻子也终日以泪洗面，家乡还有2个女儿呢。

走还是不走呢？

整个村子里，家家户户都在策划“逃走”

不走，你就是笨蛋！

当时的某村里，就是这样的情况。

老陈这天晚上狠下心，带上全家，自己开船“外逃”，可刚到出海口，就被截获，从收容所回村后，改革开放，家庭联产承包，新政策让他打消了“外逃”的念头。

结果，赶上“春风”的他一路走来，收获了财富，暗自庆幸好在没走，那些当时成功“外逃”的同村兄弟哪有他现在风光！

这些故事的结果各不相同,可是回顾过去的过程却真的让人感到压抑，说不清楚的过去，体验着别人的心情，可是这段历史为什么留给大多数人的，仅是压抑呢？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

我们回顾历史，是为了检视今日，检视自省。

但愿像我们对待别人一样，

过去，可以原谅，但不能忘记，别再犯同样的错误才好。

（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

 与“南京路上好八连”齐名的“红色前哨连”，1952-1969年，在深圳沙头角驻守17年。1969年调防珠海守卫粤澳边境至今，已抓获偷引渡分子4万多人。从大规模偷渡潮到零星的“违边行为”，从荷枪实弹守卫到高科技人性化监控，从禁锢的边防到开放的特区，“红色前哨连”见证了数十年来中国反偷渡的历史变迁。

　　新华报业网讯 　惬意的海风，摇曳的椰树，辽阔的蓝天，澳门街景隔海相看。3月的珠海“情侣南路”，游人如织。

　　而1978年的“情侣南路”还是一片海湾，潮起潮落，遍地沼泽，随处都是壁垒森严的岗哨，严防偷渡、内潜分子从这里逃过。

　　1988年的“情侣南路”仍只是一片滩涂地，路的终点是拱北口岸，岗楼、警犬，端着冲锋枪的边防战士。这一年，人们惊奇地发现，曾经外逃出去的“偷渡犯”，现在西装革履地回来了。

　　1998年“情侣南路”这条填海观光公路正式建成，成为了国内知名的旅游景点，挂着澳门牌照的小汽车随处可见，“澳门回归倒计时”摆在“情侣南路”最醒目的地方。

　　如今，“情侣南路”作为全国第一条全开放、不设置缓冲区的边防线，广东省公安边防总队第五支队一中队在这里驻扎守防。

　　一中队即名震全军的“红色前哨连”，与“南京路上好八连”等英雄连队齐名。1952年移防深圳沙头角“中英街”担任守卫任务，在“一条小街，两个世界”的复杂环境中粉碎了敌人的一次次挑衅和阴谋。1964年被国防部命名为“红色前哨连”，并受到毛主席接见。1969年“前哨连”调防珠海，守卫至今。

　　偷逃港澳：从一路凶险到轻微罚款

　　2008年3月17日凌晨4时，一中队在“情侣南路”地段边防线上抓获了两个从澳门偷越边境的越南人。经询问，两人从越南持护照到澳门打工，但没什么技术又不懂粤语，于是准备偷渡到珠海参加“培训”。被抓后，两人都被遣返回澳门。

　　从澳门偷越边境到内地，在几十年前是严重的敌特“内潜”行为，如今仅仅是普通违法。以前偷渡是较严重的罪行，2005年新修改的《治安管理处罚法》重新作出了规定，只有引渡(“蛇头”)才构成犯罪，一般偷越国(边)境的，只能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一位知情人士回忆，当时很多人坐珠海到澳门的小渔船偷渡，船的票价仅仅30-50元，可谓“成本低廉”。而澳门和内地的劳动力价格有数倍的差距，偷渡到澳门打工屡禁难止。珠海、广州人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澳门当保安和酒店服务员，每月工资四五千元，可在内地只有1000元。”

　　“前哨连”调防珠海后的第一任连长是邹金凤，他对《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回忆说：“上世纪70年代，在情侣南路的海边经常会看到漂着的死尸，一般都是偷渡犯。”至于死亡原因，他解释有三种情况，一是渡海时体力不支，被淹死；一是偷渡者之间发生矛盾被打死；还有个别敌特分子被边防战士击毙。

　　直到90年代，偷越边境还是一路凶险。一个1992年在“前哨连”当兵的战士对记者说：“我那时从内心深处觉得偷渡就是投敌，是叛逃出国。1992年，有个战士在抓偷渡时牺牲了，后来支队要求战士敢于开枪。有一天我执勤时，碰到一个偷渡的，叫他站住，他转身就跑，我端起冲锋枪就打。好在没打中，不然这一辈子心里都有阴影。”

　　谈到“开枪”，一中队现任指导员张警觉得不可思议，他说：“枪口只能对准那些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偷渡只是人民内部矛盾，怎么能开枪呢？”

　　到了新世纪，为了打造和谐边防，创造宽松的投资环境，经上级批准，“情侣南路”上的岗楼退到了海里，“前哨连”的官兵站在岗楼上执勤，情侣路成了全国第一条不设置边防缓冲区的全开放的边防线。

　　当前偷渡去澳门的一般是三种情况，最多的是去打黑工，也有部分是从事卖淫、抢劫等不法活动。

　　偷渡动因经历了几个变化。据介绍，50年代偷逃出去的，跟几次政治运动有关；60年代偷逃集中在1962-1964年，穷苦百姓为生活所迫；“文革”末期又经历了一个偷逃高峰；改革开放后，偷渡成了零星和个别的行为；80-90年代偷渡的多是走私分子，其次就是过去赌博的。

　　据有关史志资料，建国后广东曾连续发生群众偷渡外逃香港、澳门事件。从1954年至1978年，严重的群众性偷渡外逃有两次，一次发生在1962年，当年全省共发生偷渡11.79多万人，逃出3.97万多人；第二次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内地人民生活水平与香港居民相差悬殊，1978年和1979年上半年出现最为严重的偷渡外逃高潮。当时在广东一些偷渡外逃严重的地方，各种谣言满天飞，如“广东要放100万人去港”，“中越边境打仗，部队调走了，再不跑，以后就没有机会了”等等。

　　反偷渡：从不眠不休到“红外线站岗”

　　偷渡现象不可能杜绝，反偷渡手段的变化日新月异。2007年9月11日凌晨3时，一个刘姓青年男子企图从情侣路偷渡澳门，被一中队哨兵发现后，他称刚从老家到珠海，人生地不熟，误闯禁区。经批评教育放行后，他又趁着夜色潜到拱北口岸，当他悄悄翻越围墙，满怀欢喜冲向澳门口岸时，红外监控系统早已锁定他的行踪，哨兵抓了个正着。

　　这是一中队科技强警的一个小成果。近几年，上级先后投资200多万元在一中队边防线上建成了全国最先进的闭路电视监控系统、报警系统以及海上雷达扫描仪，对防区实施24小时全天候监控。同时，采取了重点设防、游动哨与固定哨相结合，单车巡逻与潜伏、电子监控相结合的立体执勤方式，“连一只鸟也飞不过去”。

　　目前的珠澳边防线，哨所科学分布，有的新建哨所，配备电瓶巡逻车。情侣路上以前有枪眼的炮楼，甚至被改建成了凉亭式的岗楼。

　　珠海边防线上以前遗留下来的哨楼，除钢铁架子外再无他物，下面一个铁皮屋，边防战士站在里面执勤，珠海一年大半时间气温都在30度左右，这铁皮箱无异于蒸笼。

　　“那时候抓偷渡十分辛苦。战士背着4个手榴弹，一支冲锋枪，三步一哨，五步一岗，经常不眠不休。”老连长邹金凤这么说。

　　改革开放前的偷渡手法也很多。有一次前哨连的战士巡逻时，发现海面上漂着一个冬瓜，冬瓜一沉一浮，他觉得很奇怪，准备打捞时才发现下面有两个偷渡的。

　　黄礼泉也是“前哨连”的老兵，80年代任广州军区守备五团参谋长、珠海税务局万山分局局长。黄礼泉曾是知名的“反偷渡能手”、“信号专家”。他告诉《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那时候没有什么科技监控，为抓偷渡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在沙滩上牵线，线连着皮球，皮球上安着哨子，偷渡的一踢到线，就会引起吹哨。有的沙滩下面挖坑，做成陷阱。还有‘金鸡下蛋’、‘一明一暗’等反偷渡的战术。”

　　黄礼泉说：“那个年代港澳比较自由，偷逃过去的都是穷苦百姓，过去也是为了生活，‘黑五类’分子其实极少。”在深圳沙头角守防时，前哨连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偷渡潮。黄礼泉说：“有一天晚上沙头角聚集了两三千人，他们来自各地，一起浩浩荡荡冲击边防。这些人拿着木棒砸开铁丝网，冲击时还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人太多了，战士们只好抓一个算一个。”

　　偷渡潮，是经济问题不是政治问题

　　改革开放后的1988年也曾发生了一起大规模的偷渡潮。当时葡国为庆祝女王生辰，大赦天下，内地纷纷谣传“过澳门就能拿身份证”，在珠海引发一场大规模的群体偷渡。“前哨连”以顽强的斗志和毅力，最后成功平息事件。“当时一晚上抓的人站满了整整一个足球场。”

　　据统计，自1969年以来，“前哨连”抓获外逃人员4万多人，内潜分子1000多人，抓获省以上通缉要犯20多人。

　　70年代严重的偷渡浪潮，曾成为珠海市委乃至广东省委面对的头号难题。珠海第一任市委书记吴健民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这些偷渡者都是农民，有珠海本地的，也有珠三角各县的。珠海三灶这个地方，仅1979年3月至6月，就淹死了22名偷渡者。就在这个紧急时刻，习仲勋、寇庆延、黄荣海等同志到珠海召开了一次珠三角反偷渡工作会议。当时有个别同志在会上说，偷渡的人都是向往资本主义，属于政治问题。我向这几位领导同志解释说，这是由于我们发展农村经济的工作没有做好，农民生活太苦，加上农村分配不公造成的。他们对比自己在澳门的亲戚、同乡悬殊太大，才会铤而走险越境偷渡，这完全是经济问题。”

　　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开国元老习仲勋在反复调研后，也认识到偷逃港澳主要是经济问题，他提出：解决偷渡外逃问题的方针，要治标治本并举。治本，就是要从物质基础上、精神上和组织上，为巩固社会主义阵地和制止外逃创造牢固的条件。这就是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只要生产上去了，收入增加了，就是与香港那边还有相当差距，也可以稳定人心，大大减少外逃。　　在习仲勋的亲自领导下，广东省委提出建立特区的设想，报经中央批准同意后，1980年，珠海作为全国第一批4个经济特区正式诞生。此后，偷渡基本成为零星与个别人的行为。

　　边境线：从风口浪尖到全方位开放

　　改革开放以来，珠海市从只有一条街道的小渔村，变成了一座现代化都市。这一切，首先是从“前哨连”所辖的茂盛围国防公路开始。

　　80年代，珠海仅有拱北、湾仔两个口岸，澳门过往珠海的唯一通道就是“前哨连”所辖的那条公路。

　　最初公路还是边防禁区，很多考察投资的港澳投资者扫兴而去，一中队迅速将情况向上级汇报，后来决定开放国防公路，奉行“开放不影响设防，设防不影响开放”的方针。其后，每年过往国防公路的汽车达到50万辆次，为珠海特区的起步开辟了畅通大道。

　　曾经的“国防公路”防区内，现在建设了一座“珠澳跨境工业区”，它是珠澳两地填海而建成，实行“一区两制”管理模式。珠澳跨境工业区是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我国首个跨境工业区，跨越内地和澳门两地关税边境。口岸于2004年12月动工兴建，占地面积为2.7万平米，目前已有一大批企业入驻。

　　“前哨连”第四任连长邹金凤作为珠海警备区副司令、珠海口岸办主任，见证了珠海特区几十年的发展史。

　　邹金凤说，80年代珠海两个口岸，每天3000多人进出，现在珠海则有8个国家一类口岸和12个二类口岸，每天进出达26万人。

　　80年代初搞特区建设时，市里很多会议都在珠海警备区招待所召开。邹金凤说：“当时很多人都担心搞特区是卖国，我当时既高兴又观望，到支持时很谨慎。因为要把哨所划进去，那执勤怎么办？最后决定划6.9平方公里先试验，这一块就成了现在珠海最繁华的九洲港商业区。”

　　而今，邹金凤说，对于珠海的进一步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他有4个愿望，一是仅凭身份证去澳门，现在办“通行证”通常要排队，手续复杂；二是24小时通关，通关开始是晚7点半截止，后来改成晚9点半，现在是晚12点半截止；三是边检“4变2”，现在进出澳门，珠澳两边都要检，边检压力比较大，应进一步改革开放，珠澳不必重复检查，但可以抽检；四是珠海机场应开放国际机场，现在仅有国内航线。邹1998年在任时曾申请开放，因此硬件条件十分完备，只待民航总局核准。记者田加刚赵锦泓发自广东珠海

　　(阮传孟、张世永对本文亦有贡献)

（来源：网易历史）

一位70多岁的深圳原住民回忆当年的一幕，仍然不胜唏嘘：1979年5月7日，深圳与香港相邻20公里海面上漂浮着众多尸体，它们仰面指向天空，证明悲剧已然发生。“谁也无法统计，有多少人送了命。”

　　1979：广州的偷渡青少年

　　大背景：反思偷渡与经济特区设立

　　1979年，广东省的偷渡人数达到历史高峰，而在5月6日，更发生了7万人大规模偷渡的严重事件。此前一年多，在复出视察广东省时，邓小平针对偷渡说了两句话：“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事实证明他的判断相当正确。

　　偷渡的根本原因，在经济差异。比如，深圳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香港新界也有个罗芳村。深圳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新界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两者差距悬殊到100倍。

　　在大陆公开出版的《1979-2000深圳重大决策和事件民间观察》，对上述情势并未讳言。相反，该书非常正确地指出，某种程度上，正是对严重偷渡状况的反思，促成了经济特区的设立。

　　1980年3月24日至30日，受中共中央、国务院委托，副总理谷牧在广州召开粤、闽两省会议，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中央关于两省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会议肯定了试办出口特区所取得的初步成果，认为这一重大改革受到两省人民的欢迎，在国内外特别是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中激起强烈反响。会议还指出，试办出口特区，在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有一个“谁战胜谁”的问题，因而必须积极、慎重。最后，会议采纳了与会者的建议，将“出口特区”正式更名为“经济特区”。

　　1992年春，邓小平再次视察珠海特区，时任珠海市委书记、市长的梁广大向他汇报：“试办特区前，珠海和澳门一水之隔，却差别很大。虽然我们的舆论整天宣传社会主义是‘天堂’，资本主义是‘地狱’，港澳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是老百姓不信，很多人冒着生命危险冲向澳门、香港，非要往‘地狱’里闯一闯，非要去‘水深火热’中泡一泡。有个260多户人家的村子，除老人和孩子，几乎全跑空了。特区创办后，珠海人过上小康生活，原来外流的珠海人也纷纷回来了。那个跑空的村子，除队长一户外，其余260户人家都回珠海定居了。现在还有些澳门女子下嫁到珠海来定居”。

　　邓小平听后，高兴地说：“这很好嘛，说明社会主义能够战胜资本主义”。

　　1972年以来广州偷渡概况

　　1980年6月，共青团广州市委针对该市偷渡外逃问题，作了一个调查。报告回溯了广州在建国后的偷渡历史，并指出，1979年乃是最严重一年。

　　五十年代初，出入香港没有限制，许多人还从港澳回来工作。经济困难时期，有人开始偷渡外逃。1962年出现过持续几月的高峰，当时抓了2000多人。“文革”期间，偷渡发生人数每年都有几千。1972年，广州有5376人偷渡，其中947人逃出；1973年，4893人偷渡，其中454人逃出；1974年，6074人偷渡，其中755人逃出；1975年，3809人偷渡，其中408人逃出；1976年，2967人偷渡，其中379人逃出；1977年，5245人偷渡，其中457人逃出；1978年，偷渡的人数陡增至14278，其中1958人逃出。1979年，偷渡人数达到28378人，其中5127人逃出。

　　到了1979年，广州偷渡的人数达到建国以来最大的井喷，28378人！其中5127人逃出！偷渡者中，青少年占绝大多数，25岁以下的25253人，30岁以上的仅百来人。青少年中又以农民、知青为最多，同时外逃面扩大，从待业青年，到青年工人、教师、干部、军人乃至党员，都有参与。

　　从社会学的冲突群体理论看，人们形成活跃的行为群体，需要有三个社会因素：一是有利的地理位置；二是容易交流；三是背景相似。我们据以分析1979年的广州偷渡群体，可谓一样不少。首先，广州到边境相对近便；其次，此时文革已结束，民间舆论与交流异常活跃、频繁；第三，偷渡者多为青少年，其价值观与行为方式比较容易形成认同。

　　不过，仅从社会学角度考察并不够，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分析该群体的心理特征或思想状况。

　　他们为什么偷渡？

　　根据当时的内部资料《犯罪心理学文集》，偷渡者的思想、心理大约有如下几类。

　　第一类是经济考虑。一个吴姓知青说：“下乡近3年，每天干死干活，只有4角钱。父亲去世，弟妹还在读书，自己无法补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招工返城，只好去偷渡”。这是为生计所迫，更多的人则是出于对港澳高工资的向往。雄文印刷厂黄姓女工，每月40多元，买了自行车、手表，生活相对宽裕，本不想外逃，但有次陪香港回来的亲戚玩，看他几天花掉500元，很羡慕。这亲戚又说：“我也在印刷厂，每月1000多元，你只有40多，太不像样了，为何不到香港来？”黄就心动了，后逃到边界被抓回。又有个广州市标准件厂的汤姓工人，交女朋友准备结婚，钱不够，一冒火，也跑去偷渡了。

　　第二类是对现状不满，或对前途失去信心。一个干部子女抱怨说：“我在这里感到不自由，穿好点的衣服都要遭人议论，跟什么人交朋友也会被干涉，不如逃港。”还有个工厂党委书记的女儿偷渡4次，屡教不改，问她是否考虑政治影响，她说：“管它呢，我只要自己的幸福！”一个喜欢思考的青年工人逃港被抓回，说：“我看社会上有很多不合理现象，想写信给中央反映，提建议。但一想，写了信，说不定批下来抓我坐牢。干脆不管了，到香港研究哲学，当社会活动家”。事实上，相当多的人对前景悲观。广州缝纫机铸造厂的一些青年工人说：“过去20年厂里没大变，难道到2000年就突然大变样？又不是孙悟空翻筋斗云，很值得怀疑！”市团委在该厂两个车间发100份民意调查表，了解对四化的看法。许多青年觉得填也没啥意思，有的当场就把表扔到铸造炉里烧了，最后只有39人填表。其中，对全国、广州市、本厂都实现四化，表示有信心的只有7人，表示怀疑与失望的有22人，不置可否的10人。而在“最迫切愿望”一栏中，选择“出国”的有24人！这样的情绪甚至在小学生中也很流行，广州北京路小学3年级学生用“想”造句，三分之一的都写“我想去香港”、“我想去美国”一类的。

　　第三类是想去探亲，或依附亲戚发展。相当比例的广州居民有港澳亲戚（比如广州三十六中，有69%的学生有港澳亲戚），广州居民在1979年前后，每年收到总计近9000万美元的海外汇款。一个郑姓纺织工人很气：“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为啥不让我去探亲”？他的父亲在香港，他两次申请去香港跟父亲，不批准，想不通，接连偷渡三次，都被抓回。

　　第四类是受信息或谣言影响。1979年6月，广东省颁发制止偷渡外逃的通知，此后外逃骤降。1980年初刑法和制止偷渡外逃规定外布后，一季度偷渡人数较前一年同比大降。相反，1978年《参考消息》曾刊发“香港缺乏劳动力”的报道，外逃骤增，有人还随身携带这张报纸。而在1979年3月，广州谣传“现在偷渡过去的可以发身份证，4月就不发了”，11月谣传“惠阳水灾，边防军都去抢救了，没人看管”，“明年刑法公布，偷渡一次劳教一年，要跑赶紧”等，都形成了一阵风的外逃高潮。

　　第五类是偶然因素。东方橡胶厂有个青工，曾因偷窃被劳教两年。释放后，有次到佛山耍，恰好车上有人掉钱包，公安局不由分说就拘留他15天。他说自己没干，谁也不信。从拘留所出来，女朋友也跟他吹了。他想不通，就去偷渡。缝纫机设备维修厂有个青工，到新华书店买科技书，看门口有黄牛高价卖到深圳的车票，他脑子一乱，花30元买了这车票，找些衣服上车，到深圳后就去偷渡。抓回来后，单位、家里都很惊奇。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偷渡者的思想，其实来自个人意识抬头与从众心理诱引。多年来，青少年接受的教育是重集体、轻个人，螺丝钉受到广泛表扬而头马可能被视作“害群之马”。然而，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经济的发展，境内外交流的增多，个人意识势必从集体意识中脱颖而出，正如前引干部子女的话：“管它呢，我只要自己的幸福！”

　　从众心理的本质，则是由于真实或想象的他人影响而改变行为。在1979年，数量众多的偷渡事件、大肆流传而真假难辨的境外利好，都可能将个人意识抬头的青年推向从众的漩涡，恰如《泰克尼克号》中那句有名的台词：你跳，我也跳；你偷渡，我也偷渡。

　　他们这样偷渡

　　偷渡形式，人数最多的是步行。1979年广州28000多偷渡者中，约2万人是步行。第二是扒出口火车，这是1972年以来渐渐兴起的方式，1979年广州有2800多人这么干。高潮时，广州北站、吉山车站都发生过百人呼啸而上的场面。也有人远道到韶关、衡阳、南昌扒出口火车。火车入港界未入站前，偷渡者纷纷跳车，死伤不少。第三是用小艇偷渡，多是郊区和水乡农民，1979年有2600多人这么干。此外，还有扒出口船、外轮的，也有外来蛇头用船艇引渡的，甚至有伪造证件、冒充港澳人士，大摇大摆出关的。

　　偷渡实际上很危险。有偷渡者在堵截中被军犬咬伤，或过界后被英警打伤。而在险狭山路中奔走时，也有人摔死摔伤；在大海游泳，有气力不支淹死，有被鲨鱼咬死；扒出口火车，有摔死的，也有被闷死的。以致社会上的偷扒青年嘲笑偷渡青年：“我们是难受才花钱，你们是花钱买难受”

　　也有将偷渡当成冒险游戏的小青年。1979年的一个夜晚，在边境的山头上，聚集了30多个素不相识的青少年，他们把带来的食物、啤酒吃光，狂欢，预祝“明天解放香港胜利”。次日早晨，趁边防部队换岗，分6个小组向边界冲锋，翻过两道铁丝网，到了港界。不过，他们绝大多数只潜伏了一两天，就被解返，其中有人还说：“好像玩打仗一样过瘾”。

　　偷渡的小青年，多数都是走一步算一步，有的打算香港混不下去，再到荷兰、新加坡，“大不了当乞丐”。有个科级干部的女儿甚至声称，到香港就是要找个“小开”结婚，好当阔太太。他们并且迷信，觉得偷渡成功与否主要在“命”。有个偷渡5次都被抓回的女青年流泪对工作人员说，自己命不好，但是，“命不好就要靠次数去搏”。

　　在1979年，偷渡者一旦被抓回，不会被劳教，但会遭到处罚与歧视。在工厂的一般都调换工种，偷渡一次换一次，直到换成最差工种。农村的要罚款，按不在生产队的日子罚钱，每天1、2元，高的累计要罚几百元。此外，社会上的主流群体对偷渡者也多有歧视。一位偷渡被抓回的青年说：“现在没了地、富、右，我们这些人就成了新五类分子。有风吹草动，先就整我们，不走干嘛”？因此，偷渡被抓回者的二次、三次甚至多次偷渡的行为相当普遍。

　　1979年最大的偷渡事件发生在5月6日。来自惠阳、东莞、宝安等80多个乡镇的7万群众（当然也有广州的青少年），像数十条凶猛的洪流，直扑深圳海防前哨。不到半个小时，边境就被人海吞噬。最终，有3万人成功外逃。

　　这场惊变缘于一则谣言。谣言说，在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当天，香港实行大赦——凡滞港人士可于三天内向政府申报香港永久居民；深圳在当日也会“大放河口”，允许群众自由进出香港。

　　一位70多岁的深圳原住民回忆当年的一幕，仍然不胜唏嘘：1979年5月7日，深圳与香港相邻20公里海面上漂浮着众多尸体，它们仰面指向天空，证明悲剧已然发生。“谁也无法统计，有多少人送了命。”后来，该原住民从派出所领到750元葬尸费，因为他埋葬了50具尸体，其中有4具是他的亲人。

　　现在，近30年过去了，在广州乃至整个广东省，“偷渡”一词，似已成为历史的遗迹。但人们仍然不应该忘记在1979年，那些为了谋取想象中的“自由”和“幸福”，而冒着生命危险，一次又一次试图越过边界的青少年。他们是其所处时代的牺牲品，但某种程度上，也为划时代的政策——改革开放，提供了一种另类的反思与动力。

“香港那边比我们好”

面对大规模的逃港潮，邓小平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不是部队所能管得了的。”在场官员感到莫名其妙。

惨白的月光照在香港新界流浮山上。蛇口水产公司工人欧阳东踩着脚下孤单的身影，望着对岸，悲喜交加。他偷渡，是为了尽快告别贫穷，让儿子能畅快地喝上“益力多”饮料。

欧阳东不知道，就在他逃离蛇口第二天、1979年11月18日，这片土地和他的命运一样，正在拐弯：在广东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吴南生主持下，广东省、深圳市与招商局三方代表在广州签订了一份《关于经营蛇口工业区的内部协议》。这意味着，在中国南方这片方圆仅2.14平方公里的土地，从此可以集国内廉价土地和劳动力与国际资金、先进技术和原料两种优势于一身，发挥起特区的先行和示范作用。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将整个国家的命运，从“以阶级斗争为纲”扭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在新的一年到来时，国人在欣喜中，又混杂着茫然和躁动。

国务院知青办《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青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的六条意见出台后，数百万知青开始陆续返城，上山下乡运动宣告结束。

一部分人千方百计要回到故土，另一部分人却千方百计要远离故土。在广东，成群结队的人们涌向通往香港的边境线，一路上小声而急迫地交流着各种传言：“边防口子要放”、“广东要放100万人去香港”、“中越边境打仗，部队调走了，再不跑，以后就没机会了”。

偷渡一直是广东的老大难问题，而这一年，偷渡潮来得格外凶猛，这让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焦虑不堪。他极力说服主张严惩偷渡者的官员们：偷渡问题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是，无论边防部队如何严密封锁围堵，主政者如何苦口婆心教育，却阻止不了人们对香港、换言之对财富的向往。1979年，广东累计偷渡外逃292518人次、逃出人数75817人。

“内地劳动一个月，不如香港干一天。”一河之隔，却是上百倍的收入悬殊，难怪偷渡者们不惜冒着被大海吞噬、吃枪子的危险，游向对岸。欧阳东算是幸运儿———在蛇口工业区开发之初，一下子就从荒地滩涂中发现了400多具偷渡者的尸体。

一次抓深圳偷渡外逃工作中与一个基层干部的对话，让习仲勋深受触动。

习仲勋询问福永公社凤凰大队支部书记文富祥：“为什么这么多人要外逃？”文富祥直言不讳：“香港那边比我们好。”他滔滔不绝地列举着“花花世界”的种种好：这里农民一辈子只能当农民。在香港那边，东家不做做西家，还能当工人；那边东西多，什么都有得买。我们这边买什么东西都要证，而且有证还不一定能买得到；那边挣钱多，买东西便宜，我们这里分配低，又买不到东西。这番大实话让习仲勋大发雷霆，他连连责问文富祥：你怎么有这样的思想？你是什么时候入的党？你是什么出身？当了多少年干部？你的公余粮完成任务没有？

当冷静之后，习仲勋意识到，老百姓生活如果不能尽快好起来，他们照样要逃。

事实上，早在1977年，邓小平和叶剑英视察广东，省领导汇报到港澳边境偷渡猖獗，边防部队防不胜防时，邓小平就说了两句话：“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不是部队所能管得了的。”而当时，在场官员不解其意，感到莫名其妙。

新中国成立已有三十载。经济衰败，民生凋敝，矛盾丛生，迫使共产党的干部们必须拿出全新的政策，挽留民心，以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中国，向西———

“闭关自守，总以为自己是世界强国，可走出国门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你中国属于世界落后的那2/3！”

香港为什么那么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不是真的如“文革”标语里说的那样腐朽没落？闭关自守数十年的中国人在走出去之后，才对中外经济科技之间巨大差距有了真实认知，也从差距中学到了经验。

从1978年起，全国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出国考察热潮。据当时的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统计，仅从1978年1月至11月底，经香港出国和去港考察的人员就达529批，共3213人，其中专程去港考察的有112批，共824人。

由中央政府派出的三路考察团尤为重要：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委托的国家计委和外经贸部有关领导组成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由李一氓、于光远等带队的赴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考察团和由谷牧亲自带队的赴西欧五国(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西德)考察团。这三路人马几乎在1978年四五月间相继出动，成为了对外开放的“侦察兵”和先行者。

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回到广州后，向习仲勋、刘田夫等广东党政领导人介绍情况时建议把宝安、珠海两县改为两个直辖市(相当于地委)，派得力干部加强领导；两地农业，从“以粮食为王”逐步转到“以经营出口副食品为主”；要积极发展建筑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开辟游览区，办好商业、服务业和文娱场所等。

这路考察组在上报中央的《港澳经济考察报告》中强调：发达国家的先进设备和技术，对港澳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报告提出：可借鉴港澳的经验，把靠近港澳的广东宝安和珠海划为出口基地，力争经过三五年努力，在内地建设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同胞的游览区。

1978年6月3日，中央、国务院主要领导听取了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的口头汇报，同意其建议，并作了批示：“总的同意”，要求“说干就干，把它办起来”。从一定程度上说，中国创办经济特区的思想这时已经开始萌芽。

在三路中央考察团中，又以西欧五国考察团规格最高，这是建国后中国首次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派出的国家级政府经济代表团。代表团团长谷牧是国务院分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团员有三位部长、副部长和副主任，三位地方省、市政府的副省长、副市长，总共20多位中央和地方干部，都是负责经济工作的。

36天的考察，欧洲经济的自动化、现代化、高效率，令考察团成员深受震撼。西德一个年产5000万吨褐煤的露天煤矿只用2000工人，而中国生产相同数量的煤需要16万工人，相差80倍；瑞士伯尔尼公司一个低水头水力发电站，装机容量2.5万千瓦，职工只有12人。我国江西省江口水电站，当时装机2.6万千瓦，职工却有298人，高出20多倍。法国马赛索尔梅尔钢厂年产350万吨钢只需7000工人，而中国武钢年产钢230万吨，却需要67000工人，相差14.5倍。法国戴高乐机场，一分钟起落一架飞机，一小时60架；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半小时起落一架，一小时起落两架，还搞得手忙脚乱。

考察团成员之一、时任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王全国在多年后提及这次出访，仍激动不已：“闭关自守，总以为自己是世界强国，动不动就支援第三世界，总认为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可走出国门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你中国属于世界落后的那2/3！”

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国务院召开务虚会。李先念作总结讲话提出：“为了大大加快我们掌握世界先进技术的速度，必须积极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设备。这比关起门来，样样自己从头摸索的爬行主义，要快不知多少倍。”

十一届三中全会发表的公报提出：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公报中虽然没有出现“改革开放”四个字，但这一段话，概括起来就是“改革开放”。

世界，向东———

西欧五国考察团成员从各国的周到殷勤礼遇中，察觉到他们对于投资中国的浓厚兴趣

不管是“欧阳东”们的偷渡，还是共产党官员的出国考察，他们指向都为了能找到快速富裕的途径，差异就在于前者着眼于个人小家庭的命运，后者在于整个国家。在中国人“走出去”的同时，外面的人也迫切地想走进中国。

1978年西欧五国考察团成员之一、时任山东省副省长的杨波，从各国的周到殷勤礼遇中，察觉到他们对于投资中国的浓厚兴趣。从经济上看，1974年石油危机后，西欧各国的经济处于一种停滞和萧条状态，开工不足，资本、设备、技术和产品都出现过剩，急于找出路。

法国巴尔总理在与谷牧会谈时重点谈经济问题。巴尔讲到中法两国的贸易1977年下降了一亿法郎，对此表示遗憾，然后就谈如何扩大双方贸易问题。在西德，经济问题谈得更多，在黑森州，副州长说可提供200亿美元，存入我银行供我使用。在北威州州长举行的欢迎宴会上，他对考察团的成员提出，如要用50亿美元，可以马上定下来，要用200亿美元，宴会后谈判一小时就可以签字。这种带有幽默性质的谈话，不会马上成为事实，但可以看出，他们是如何急于为其过剩的资本找出路的。考察团还没有回来，法国银行的董事长就到北京，他一来就提出了25亿美元的贷款计划。

1979年1月，从香港发迹致富的广东番禺籍商人霍英东与广东省政府接触，提议要在广州盖一家五星级宾馆———白天鹅宾馆，他投资1350万美元，由白天鹅宾馆向银行贷款3631万美元，合作期为15年。这是建国后第一家内地与香港合资的五星级酒店。

投资内地，霍英东就怕政策突变。这个细心精明的商人当时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那年出现在首都机场的那幅大型壁画《泼水节———生命赞歌》中的三个裸体沐浴的傣族少女还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就比较踏实。”而海外媒体也将这幅壁画作为“风向标”：中国在公共场所的墙壁上出现了女人体，预示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

1979年，一种喝来有点像止咳糖浆的“汽水”，被认为代表“西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进入了中国。它的名字叫做可口可乐。尽管美国商人们声称，这种汽水主要是供应在中国的外国人饮用，但中国的普通老百姓还是很快用外汇券在北京的友谊商店里品尝到了这种“洋玩意”。

可口可乐味道甜不甜，也许还因人而异。但毫无疑问，那时从海峡对岸传来的邓丽君《甜蜜蜜》的情歌很甜，这让听够了“文革”八个样板戏的中国人有如沐春风之感。

一个来自法国的裁缝则意欲在满街“蓝蚂蚁”的中国掀起视觉冲击波。1979年4月，法国设计大师皮尔卡丹应邀访华，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一场服装观摩会。这是一个小规模、仅限外贸界和服装界人士参加的时装表演。新华社记者李安定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一个临时搭起的T型台上，8个法国模特和4个日本模特，在流行音乐的伴奏下扭胯摆臀，迈起猫步。台下穿着蓝灰中山装的观众们神色严肃、屏住呼吸。而当一个金发美女面对观众停住脚步，突然兴之所至敞开对襟衣裙时，台下的人们竟像一股巨浪打来，身子齐刷刷向后倒去。

在北京的展示中还发生了一个关于“帘子”的小插曲。有人看后台男女模特混杂换衣，觉得“不方便”，给他们中间加了一块幕布，皮尔卡丹发现后要求中方把幕布拆掉，他说：“我们的男女模特一直是在一个房间里换衣服，没什么不方便，作为服装设计师我要像医生了解病人一样了解模特形体。”中方人员接受了意见，但相约不要走漏风声。

每一个新生事物，都在挑动着中国人绷紧了许久的神经，尽管褒贬交加，但毋庸置疑的是，开放之门一开，就没有关回去的可能了。

“希望中央给点权”

面对广东领导人习仲勋提出的“要权”请求，邓小平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9年年初，受广东省委委派，吴南生来到汕头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家乡满目疮痍的景象，让他夜不能寐。一个新加坡朋友向一心求变的吴南生说道：你敢不敢办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敢不敢办像自由港这类的东西？如果敢办，那最快了。他说，你看新加坡、香港、台湾……他们的经济是怎样发展的！经这个朋友的点拨，吴南生恍然大悟：要改革，就必须有体制上的改革。

1979年2月21日的夜里，正在感冒发烧的吴南生迫不及待地用电话发了一封长达1300字的电报给习仲勋、杨尚昆同志并省委。3月3日，广东省委开常委会议，喜欢下象棋的吴南生在汇报工作时提议，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广东要先走一步，先掌握主动权。

先走一步的那个“子”怎么下呢？吴南生想先划出一块地方，用各种比较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把他们先进的东西引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吴南生提议这个地方可以设在汕头。因为汕头在全省来说，除了广州外，它是外贸最多的地方。第二，汕头的华侨是全国最多的，外面有很多有影响的人，可以动员他们来投资。第三，汕头偏于一隅，如果万一办不成，那也影响不大。

“如果省委同意，我去办。要杀头就杀我！”一种历史的紧迫感让吴南生豪气万丈。习仲勋说，要搞，全省都搞。

1979年4月，中央举行工作会议。习仲勋在中南组发言说，现在中央权力过于集中，地方感到办事难，没有权，很难办。接着他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

4月17日，习仲勋出席中央政治局召集的中央工作会议各组召集人汇报会议时，郑重其事地向华国锋、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提出：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在四个现代化中先走一步。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当然是借用的话)，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他代表省委正式向中央提出广东要求创办贸易合作区的建议。

邓小平十分赞同广东富有新意的设想。当他听说要划那么块地方老定不下个名来，就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在1979年4月前后，邓小平对这些敢于提出创见、敢于向中央要权的先行者，以一种革命家的语言鼓舞道：“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这就是邓小平关于特区著名的三句话。

深圳，发财的好地方

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城市先富起来”。他一口气列举了十来个城市，第一个就是“深圳”(不是人们常说的“宝安”)

中央工作会议根据小平的提议，讨论并同意了广东省和福建省的要求，决定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的厦门等地试办出口特区，作为华侨和港澳商人的投资场所。值得注意的是，当广东提出要搞特区后不久，时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也向中央提议，在大连办特区，但未得到中央的批准。

广东和福建为何能得到中央瞩目，而广东为何又能独占三元？

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在上世纪80年代所著的《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给了这样一种解读：为了在香港和澳门回归之后继续保持当地的繁荣，中国需要当地人民的积极合作。由于北京需要外国的支持以实现现代化，所以就不能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否则就不会受到国际社会的容忍。因此，要收回台湾，亦需要台湾人的积极合作。由于港澳居民大多来自广东，而台湾居民又大多来自福建，那么，还会有什么比允许这些地区居民的祖籍实行特殊灵活政策，更能争取到港澳台地区的民心呢？所以说，广东和福建的改革是为这个重要的政治目的服务的。傅高义还揣度道，北京认为，如果广东改革能取得成功，那么要说服其他省份保守的干部执行同样的政策，会更容易一些。

一切迫在眉睫。在“特区”提出后的第二个月，谷牧受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委派，率工作组前往广东、福建，和两省省委一起研究，共同起草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文件。在广东，谷牧与吴南生个别交谈。他说，中央有个意见，汕头市办特区的条件不够，只办深圳、珠海，你的意见怎样？吴南生说，如果不在汕头办特区，我也不负责特区了。不是因为汕头是我的故乡，而是因为办特区的建议是在汕头酝酿开始的，海外和港粤的朋友们都知道。不办了，我就失掉信用了。一个没有信用的人是不能办特区的！谷牧说，啊，我明白了，那么，推迟办行不行？吴南生说，行。这就是中央决定缓办汕头特区的内情。

其实，邓小平注意深圳已经很久了。1978年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突然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让一部分城市先富起来”。他当时一口气列举了十来个城市，第一个就是深圳。当时在座做记录的于光远记得，邓小平提到的是“深圳”，而不是人们常说的“宝安”，还列举了为什么深圳可以先富起来的理由。

1979年1月，为了让深圳、珠海发挥出口基地的效能，两地正式撤县变市。深圳市委第一次常委会开会就是研究市名的问题，叫宝安市好还是叫深圳市好？第一任市委书记张勋甫回忆说，有的同志认为深圳比宝安在国际上的知名度高，不知道宝安的也知道有深圳，另外知道深圳的外国人都明白这个地方离香港很近，就在罗湖口岸一带；同时，深圳有深水的意思，特别是广东、香港同胞认为水是好意头，是发大财的好地方，常委会就决定用深圳市作为市名，上报省和中央，经国务院批准后正式公布。

“铁幕拉开了”

1979年7月15日，中央50号文件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创办“出口特区”，1980年8月26日，经济特区在中国正式诞生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两个省委的报告。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要求两省抓紧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创办“出口特区”，并指出，“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这就是著名的“中央50号文件”，也正是这道“活水”，让深圳真正名副其实。

1979年，中国决定创办特区，当年的《纽约时报》以节制的惊叹来评价其意义：“铁幕拉开了，中国大变革的指针正轰然鸣响。”

1980年8月21日至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时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江泽民在会上作了关于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和《广东省经济特区暂行条例》的说明。8月26日，会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暂行条例》，经济特区在中国正式诞生。

回到本文开头的那个偷渡者欧阳东。他或许想不到，历史和他开了个玩笑，在兜兜转转之后，他又回到原点。上个世纪90年代初，香港制造业很多转移到内地，香港的老板就请欧阳东回深圳管理制衣厂。在21世纪来临的时候，他回深圳休息了，富足的生活让他很满意。有时候他会到以前养蚝的海边走走，看看那片宁静的海，再看看自己的香港身份证，心里有说不出来的滋味。

偷渡跟我们来说并不遥远，

身边的亲戚朋友的长辈们，似乎都跟那个年代发生的偷渡故事有关。

有人勇敢的偷渡，在大海中永远的沉没了

有人勇敢的偷渡，在彼岸艰苦生存

有人勇敢的偷渡，如干年后以外资身份回家乡办厂发家致富了

有人想偷没敢偷，还在后悔呢

这些故事在老一辈的心里藏了许久，

也许茶余饭后早就吹水吹得腻了

不过，当中的酸甜苦辣，惊险刺激还是很吸引人的哦。

澎湃的波涛、洁白的浪花都是我起伏的心情，

宽广的海平线、一望无际的视野，

没想到，你也喜欢呢。

可你喜欢的比我多，

还有个花花的 世界

高大的向日葵，浪漫的薰衣草，

恩 你都不放过。

那好吧，就在我们的记忆里

永远的把最幸福的时光 留在海洋和花花的世界里

龙瑞有什么传奇故事呢？

著名的探花牌坊讲的是当年的武探花刘其昌

可是他的后人如今是怎样讲述当年夺得探花的故事呢？

还有，中国近代航空史里，

香山人写下光辉的一页，

龙瑞人又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下周的中山故事

《传奇龙瑞》，敬请留意。

------《解放中山》摄制记

                                       中山广播电视台

弹指一挥间，我们伟大的祖国迎来了她60岁的华诞。作为献给祖国生日的礼物，中山广播电视台《中山故事》栏目组承接策划制作了上下共两集《解放中山》的专辑节目，带观众穿越时光，回溯60年前，中山解放的那一段激动人心的故事

（一）   艰难的开始。

刚接到任务的时候，只有目标，没有联系人，没有资料，也找不到门，仅有的是保存在市档案局里的一些旧照片，可照片上的人不认识，照片上的事也只有只言片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怎么做？但是我想60年前的故事，一定还保留在许多见证者的心里，于是，我们决定从老干局、政协办公室、党史研究室寻找老同志的联系方法，从报纸、网站寻找当年解放中山的点滴故事。打了很多电话，求了很多人，有收获，也碰了钉子。由于当年的老同志年岁已高，有的身体大不如前，所以不少联系人都担心他们的身体不知能否经得起我们记者采访的“折腾”，婉言谢绝了我们对这些老同志的采访要求，最后还是老干局的老局长“龙哥”，帮我们找到老战士联谊会的副会长冯永的电话，冯会长被人亲切的叫做“二叔公”，很热心，得知我们要做这个一个专辑节目，马上帮我们打电话张罗，很快就帮我们提供了两个人选，曾经部队里的老战士。缺口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不久，冯会长还组织了一次老战士和大学生讲抗战故事的活动，动员了更多老同志出来，讲述当年解放中山的故事，许多60年前尘封的往事，就这样抽丝剥茧的显现在我们面前。解放中山的故事慢慢的变得鲜活起来。

（花絮：冯会长说见面的地点在老干局的“红轰楼”，听的我们很迷糊，问了几遍，老会长不耐烦，说就是在“红轰楼”，无奈只好去到再说，到了老干活动中心，见到那栋叫做“雄风楼”的建筑才恍然大悟，中山石岐方言，看来我们记者还有的学呢）

随着采访的逐渐深入，当年的老同志们一个个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也成为我们再述当年历史的关键。

（二）从“活字典”口里了解历史。

60年前，他们正值青春年少，60年后，他们还记忆犹新吗？许多参加当年战斗和革命工作的人现在已经是耄耋之年，记忆也许是他们最宝贵的人生财富。

中山故事栏目组的编导梁欣、韩玉文“潜心”做故事好几年，自然掌握不少人脉，他们给我提供了几个老石岐，对当时的情况可能比较熟悉，可是，其中两位，均因病入院，一位更是中风不能说话。这个……采访变得有点悬了，我们还专门去医院看望他们，根据掌握的资料，他们的讲述，非常重要。采访嘛，于心不忍；不采访嘛，又可惜的很，几乎没其他合适的选择。当时我们摄制组那个焦急的心情，不堪回首。好在通过他们又找到一位96多岁的退休老教师黄锵，黄老师现在还每天步行从华侨新村的家到南门头民生路的一家叫南门药房的店铺，为街坊看病不收诊金，您千万别因为他年岁高小看他，96岁记忆相当好，思维清楚。还能让你任选几篇古文如《长恨歌》《爱莲说》等倒背如流，您说他不是一宝是什么？有了他把解放前的经历跟我们详细讲述，这才勉强弥补了石岐百姓看解放的空白。

另一个意外的收获是在采访住在顺德的老人陈植洪，本来陈植洪老人并不在我们的采访计划中，只是听说他手头上有一些当年的资料，电话了解到的又非常有限，老人82了。没想到，陈老伯竟然亲自骑着自行车出来接我们！一回到家，他激动的翻出当年的“宝贝”----从祖屋里“幸存”下来当年的珍贵资料，像解放前夕的简报、地下党内部印刷的学习资料、当年的报纸等。这让我们喜出望外，本来我们手头的资料就少，这些实物简直是“活化石”（形容的有点过分了），而且，老人见我们如此大兴趣，还说送给我！后来，我把老人的物品转交给了市档案馆，对方也觉得是宝，不错！这批珍贵资料去到它应该去的地方，也算我们摄制组为市里做了点贡献。

（三）六十年后的感动。

1949年10月30日的黎明，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老战士杨秀英当年星夜赶制五星红旗的故事为人津津乐道。巧的很，她正好住在嘉宾主持“超哥”的楼下，熟人好说话，我们自然也“好好的”采访了她，又上门又亲自顶着大烈日带我们回大涌的青岗村，拜访当年的老人们，健步如飞的她已经是80多岁的人啊！时候还一直说我们记者辛苦，介绍我们去喝她多年养生的秘方“尖尾芋头汤”，这样一个富有正义感的人，眼神都流露着坚毅和勇敢。也许你不知道，当年她工作的时候，为了执行下乡任务而没能及时带自己发烧的孩子去看病，结果孩子过了治疗时机落下残疾，她愧疚却无悔，这就是当年的革命者，为国家和人民付出许多的最可爱的人。

老同志甘岳雄讲述当年解放军进城的那一幕时，真情流露，“我一次次的热泪盈眶……我想起当年一起战斗的战友，如果他们没有牺牲，和我们一起参加游行，多好啊……”说者流泪，听者动容。这是一种怎样的战友情，一种怎样的胜利心？解放意味着什么呢？从甘老伯的话里，我们仿佛体会到了当年石岐老百姓和出身于老百姓的战士们的感受和心情。当甘老伯用苍老的声音再次唱起《解放区的天》时，在场所有人都被感动。

（四）模拟的故事。

如何反映当年的故事呢，我们没有当年画面，模拟也许是最好的办法。当年的故事，采访者基本都在 80岁以上，当年他们都很年轻，我们找年轻的演员也好找。于是，上次拍摄《百年一中》的几位市第一中学的同学，还有我们部门几个实习生，还有摄影师阿琪把妹妹也动员来了，加上新主播黄鹏敏还有富有成熟稳重形象的编导唐纪奎的加盟，我们的演员队伍很强大，道具和服装虽然简陋，但是大家真的很开心，叫做边尝试边做事嘛。从演播厅昏暗灯光下，到永安里的大屋前，我们像打仗一样，几近天黑的时候，还下起暴雨！可我们还有好几组镜头没拍完呢。没想到，这是上天给我们安排的一个特殊景色！暴风雨前夕的石岐嘛。积在青石板地上的一滩滩水还成为非常棒的展现行动迅速的镜头，于是，一个“中秋夜贴传单”的模拟场景完成了，除了演员的演出，还有月色，水滩昏暗灯光等等，相当丰富！

节目播出后，忙碌和悬着已久的心终于放下，在我看来，这一幕幕画面和片段，不仅是远去的记忆，也是我们中山的财富，感动你，感动我，感动他。在中山的荧屏留一个难忘的印记。

我把它改一改，“世间本无对错，立场不同，自有差别。”

是呵，无非是少数人服从多数人的道理，于多人有害，则是坏事。

可为甚么要分辨对或者错呢？能不能 又对又错呢？能不能多一些理解少一些责问呢？

是非到底见分明─辩什么！

世事如同局一棋─算什么！

何必在乎那一对一错呢？对了又能怎样，错了又能怎样呢？

看清---必须----心静。

查找资料的工作，相当困难，几乎是没有头绪，又收到权威部门的冷落（是哪我就不说了），只好支离破碎的从网络中、过去的档案里寻找当年的片段。这项工作一起到快播出前一个星期基本才结束，我也是到那个时候才真正了解到解放中山的来龙去脉。

人说采访就是发现，有时候会有惊喜，的确是，本来顺德的陈植洪老人并不在我们的采访计划中，对方的情况不清楚，我们就这么去，似乎有点冒险，电话了解到的又非常有限，老人80了。没想到，老人家里珍藏着从租屋里保留的当年的珍贵资料，解放前夕的简报，地下党内部印刷的学习资料，当年的报纸等。这让我们喜出望外，本来我们手头的资料就少，这些实物简直是“活化石”（形容的有点过分了），而且，老人见我们如此大兴趣，还很随意的说送给我！（汗），于是后来，我把老人的物品转交给了市档案馆，对方也觉得是宝，不错！我们摄制组为市里做了点好事嘛。

模拟镜头的拍摄，又是一个相当大的难题，因为我们讲述当年的故事，采访者基本都在 80岁以上，怎么样去展现当年的情景呢？要选故事，好在当年他们都很年轻，我们找年轻的演员也好找嘛。于是，上次拍摄百年一中的几位 市第一中学的同学，还有我们部门几个实习生，还有摄影师把妹妹也动员来了，加上新主播黄鹏敏还有唐纪奎（好兄弟）的加盟，我们的演员队伍很强大，道具和服装虽然简陋的不行，但是大家真的很开心，叫做边玩边做事嘛。从演播厅 昏暗灯光下，到永安里的大屋前，我们像打仗一样，几近天黑的时候，还下起暴雨！晕，我们还有好几组镜头没拍完呢.着急的我啊，没想到，这是上天给我们安排的一个特殊景色！暴风雨前夕的石岐嘛。积在青石板地上的一滩滩水还成为非常棒的展现行动迅速的镜头呢，于是，一个中秋夜贴传单的模拟场景完成了，除了演员的演出，还有月色，水滩昏暗灯光等等。丰富！

8月7号，终于送播，心里的一块大石头放了下来，累啊。一个多月就耗在这项目上了。

周2 ，喜讯传来，周四2.8，周五2.21 收视不错！

对的起天，对的起地，对的起多日没见的猪虹妹妹了！

         ------<解放中山>中山故事专集即将推出

六十年前的一场巨变

我们的城市从黑暗中赢得光明

这是我们的城市继承先祖遗存的振兴

这是我们的城市在五星红旗下60年成长的开端

1949年9月30日

我们永远铭记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照片\故事征集中

中山故事-征集电话:88329633  88322636

征集邮箱:zscity_story@163.com
(或者在博客留言,留下您的联系方法,我们会有专人联系您)

人民网报道：

在河南的郑州市须水镇，《中国之声》的记者见到，经济适用房土地怀疑被用来建别墅？？！！

在采访的过程中，规划局官员要求检查记者的采访设备。

在拔掉了采访机话筒之后，他的第一句话居然是：“你们广播电台管这闲事干什么？”

当记者要求他对于他们出具的信访处理意见进行解释时，这位副局长却向记者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他说：“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

这话让人心寒。

新闻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而党和政府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党和人民的利益从根本上讲是一致的。

可为什么在这位官员的眼里，党和百姓却成了对立的双方？

在事情还未水落石出的情况下，我们先不评论这背后到底谁该为经济适用房的违规使用负责，就是这位官员的话，我们应该警惕！

在公务员的队伍里，有多少人还没有搞清楚自己在为谁工作。

是为了钱，为了官位？还是为了广大老百姓？？！！

一句老话，“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追问者言语犀利，再三逼问。

捐款是公众行为，应该受到质疑和关注！

于是乎，请允许我引用余老师一篇回应的文章：

     一位安徽警察笑眯眯地给我出了一道智力游戏题：一个盗版起家的人突然对别人的捐款账目产生了兴趣，你猜为什么？

     我回答说：据美国报纸报道，当今小偷最喜欢看得，是时装杂志。不是他们品位提高了，而是查看新出时装的口袋缝在哪里。他们甚至认为，时装设计师的动机也十分可疑。

     人的目光，因职业而异。

这就是大师智慧的回答，没有跟着追问者的问题说明比如：钱捐哪个帐户上了？几时到的？等等。

不跟你的调子走，呵呵，清者自清嘛！

这种化刀刃于无形的智慧很让人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