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马克思主义文献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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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6月1日 2:30

首先要说明，「古典马克思主义」（classical Marxism）的指涉为何，不是没有争议的。让我申明自己的立场：我是根据多伊彻（Isaac Deutscher）、安德森（Perry Anderson）、曼德尔（Ernest Mandel）、柯林尼可斯（Alex Callinicos）等人的作品来使用这个词。据此，古典马克思主义意谓「人类解放计划，及现代工人阶级真正的自我组织与自我解放运动之间的综合」（Mandel, The Place of Marxism in History, p.10），它「在有组织地实际投入工人运动的脉络之下，尝试有系统地将政治经济学批判及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联系至革命战略的问题」（Callinicos, "Classical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e 21st Century"）。这个传统从马克思、恩格斯开始，一直到列宁、托洛茨基、卢森堡与葛兰西，并在当代少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实践中得到复兴。它既与斯大林主义进行过坚决的斗争，也与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它不是学院内的摇椅马克思主义，不是耽溺于美学与思辨哲学的文青马克思主义，而是活生生地扎根于现实社会斗争的马克思主义。它从不相信知识分子能够「代替」工人阶级，而是清楚标举马克思为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协会）起草的章程的第一句话：「工人阶级的解放，必须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

从这种精神出发，我选了一些经典作品，希望能够帮助不少对马克思主义有兴趣、又不满于学院僵腐气氛的朋友。由于网络上的中文译本有限，一部份重要作品没有列在书单里，希望日后能继续补充。

马克思，〈罢工和工人同盟〉（1847年）

马克思，〈工人联合会〉（1847年）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8年）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1864年）

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1865年）

马克思，〈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斗争及其结果〉（1865年）

马克思，〈工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1866年）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年）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

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1871年）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

恩格斯，〈雇佣劳动制度〉（1881年）

恩格斯，〈工人政党〉（1881年）

列宁，〈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1909年）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年）

列宁，〈马克思主义和改良主义〉（1913年）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

列宁，〈四月提纲〉（1917年）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

列宁，〈革命家应当不应当在反动工会里工作？〉（1920年）

列宁，〈最后的遗嘱：给代表大会的信〉（1922年）

托洛茨基，《总结与前瞻》（1906年）

托洛茨基，〈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反对个人恐怖主义〉（1911年）

托洛茨基，〈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报告〉（1921年）

托洛茨基，〈十月的教训〉（1924年）

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1928年）

托洛茨基，《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1928年）

托洛茨基，〈共产主义与工团主义〉（1929年）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1930年）

托洛茨基，《论德国法西斯主义》（1932年）

托洛茨基，〈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1932年）

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1936年）

托洛茨基，《过渡纲领》（1938年）

托洛茨基，〈与产业工人大会组织干事的谈话〉（1938年）

托洛茨基，〈帝国主义衰败时代的工会〉（1940年）

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革命？》（1898年）

卢森堡，〈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1904年）

卢森堡，〈群众罢工、党和工会〉（1906年）

卢森堡，〈尤尼乌斯提纲草案〉（1916年）

卢森堡，〈论俄国革命〉（1918年）

葛兰西，〈反对《资本论》的革命〉（1917年）

葛兰西，〈革命者和选举〉（1919年）

葛兰西，〈《新秩序》致飞雅特汽车厂工人车间代表的信〉（1919年）

葛兰西，〈党和革命〉（1919年）

葛兰西，〈两种革命〉（1920年）

葛兰西，〈都灵的工厂委员会运动〉（1920年）

曼德尔，〈论官僚〉（1967年）

曼德尔，〈论工人民主〉（1968年）

曼德尔，〈论工人监督〉（197x年）

曼德尔，〈社会主义的现实性〉（1985年）

曼德尔，〈社会主义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1985年）

曼德尔，〈社会主义的状况和未来〉（1992年）

曼德尔，《权力与货币》（1992年）

曼德尔，〈当前世界危机与开放而创新的马克思主义〉（1995年）

左青ID行为规范建议

天益马克思主义版诸ID

添油加醋：开岚

个人安全：

1.         个人安全总则：尽快培养防范意识。除非你什么都不做，连话也不说，只看，那确实没事。原则上，你一动（Email往来、个人博客、论坛留言、QQ聊天……）就有风险。网络给人以虚假安全感，但千万不要抱有“其实没事”的幻想。哪怕最低限度的参与最合法不过的资料整理，也已经跨过了禁忌的门槛（你的立场）。其实，由于你（一个左翼分子，更不用说一个共产分子）在虚拟空间里的各种活动，有关单位早已建立了你的个人档案。你的个人资料和基本的社会关系都受到详细调查。你的电子信息往来受到自动追踪并存档。当需要与你发生物理接触时，这些资料将被激活。现阶段的共产主义者必须明白，想做点事就必须付出被关注的代价。磕磕碰碰是难免的。共产主义者的人数越来越多后，被关注的程度、落在自己身上的资源压力就难免会被数量所稀释。

每个人所愿意接受的风险程度都不同，所以最好先给自己定一个系数，这个完全自愿，不能勉强，也不要明知自己不行而呈英雄。对有关部门的要挟、恐吓、欺诈、威胁、惩处的早晚到来、来了不走要有绝对的信心。而一旦定了之后，就要一往无前。出了事也只能求仁得仁，不能到时才后悔，更不能为了跳脱而乱咬别人。

2.         深入了解《刑法》《刑事诉讼法》《国家安全法》等法律和实际执法惯例，了解专政机关的一般行事方式。尽量避免言行无意中触犯了法律，同时坚决维护一个公民所应有的合法权利，做到有理有节。

3.         发表文章时，应请朋友预先讨论，做到避免不慎重的文字出现。不要向境外政治社团直接投稿涉及本国时政内容的文章，若被转载则纯属他者行为。

4.         完全尊重个人生活方式的同时，有义务考虑到个人的生活习惯、喜好、倾向，可能会被某方面利用来作出威迫、恐吓，迫使出卖社会主义原则。努力做到慎言慎行，培养自制能力。

与其他左翼ID：

1.         共运内部恐怕很难有超越路线/派系/圈子的真正私人朋友。

2.         左翼网友最有价值的工作之一是思想交流思想澄清，这方面的工作完全可以在网络进行。网下见面则属另一性质的交流方式，具有相当的风险，所以宜慎重考虑：是否非见面不可？若未考虑清楚，不宜轻举妄动。原则是：除非十分必要，尽量避免见面。网络已提供了基本足够的思想交流空间和干不完的马列文化整理工作。避免让人误会已超越网上思想交流的界线。

3.         不要互相打听详细的个人资料（姓名、住址、家庭背景、工作种类等），不要互相传播其它左翼网友思想见解以外的个人资料和个人活动。打掉好奇和炫耀心理。与马列文化资料整理有关的事，可以互相询问、协调（如有关的技术条件、物质基础和时间安排）。

4.         避免美化任何社团和个人，包括任何左翼「明星」、「楷模」。不要抱有「宝塔心理」。对任何社团、个人的美化崇拜，往往会导致幻灭。要懂得把「思想」和「思想载体」两者区别对待。真理具有恒久的生命力，具体的人和社团跟期望难免有相当距离。

5.         网上的左翼ID们常常是靠不住的，不要轻信什么“同志”，真正会为你着急、想办法的，一般来说只有你爸你妈。

6.         所谓“左翼ID”中不可避免有被安插在圈子里的暗桩。他们也会不定时收到任务，了解某某最近有无异常动作。所以对任何左翼ID都要持续提防，甚至可以假想成暗桩。

7.         初入门的左青有虚荣不可怕，幻想自己如何”出将入相“，都不可怕，更不是滔天大罪。但那些自我中心极端膨胀的左青就不同了，他们是很容易反噬昨天的同志的。怎么提防都不为过。

8.         注意区别左青活跃分子与左青同情者。可能有不少ID是抱着对共运的一定同情、好感来参与资料整理，并不想因此搞得生活巨变，无意过分投入运动。“我愿意帮忙，但别让我付出太惨重代价”。对这一类ID，当然要很珍惜也要负责，不能当成傻子，利用完就甩开。应考虑安排一些最中性的资料，减少他们与较活跃分子的接触。但他们仍然不能完全摆脱风险，而且9千岁往往喜欢向这类泛同情分子下手，认为他们是薄弱环节容易突破，迫使他们充当暗桩或写假证言在法庭上诬陷某些所谓危险ID。

9.         个人在网上的发言由个人自己负责。要极力避免团体式发言（“我们这个小组/组织/团体如何如何……”），导致其他左翼ID产生连带责任。无论何时发表言论都勿忘声明“个人负责”，毕竟你只能代表你自己，而且没必要因你的胡乱代表殃及他人安全。

10.     安全措施时常都是针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战友”。派系之间的仇恨常常极其凶猛，尤其当涉及到某些个人和集团的现实（潜在）物质本位利益的时候。有时即便完全不能给你什么肉体伤害，也会想法子恶心恶心你，就像小孩用口香糖塞住你家钥匙孔，你说烦不烦？！其实很要命！更不必说一些借刀杀人、见死不救的常见现象了。力所能及地落实安全措施，是永远必要的。

与涉外组织：

1.         不参加任何境外政治社团的支部建设。对任何有关要求或暗示，应立即拒绝。考虑与境外政治社团的代表往来（含网上）时，应了解该组织是否被当局视为敌对性组织，如是，则需十分慎重考虑，才决定是否值得往来。与境外中立、独立身份的代表可以往来。

2.         对有明显结社、与境外政治社团有固定合作关系甚至接受报酬（包括实物）的网友，应拉开距离，必要时断绝电邮、电话或书信往来（如有往来，尽可能限于进行文化整理合作方面）。

3.         谢绝境外政治社团委托翻译文件或写作涉及本国时政内容的文字。不要有意无意充当境外政治社团的固定写手、助手，保持独立文字工作者的身份。

4.         谢绝一切境外政治团体的金钱或物质报酬，可以从中立、独立学术机构得到学术资料。

工作态度：

1.         做好求学阶段即将结束的思想和实际准备，考虑将来如何谋生、生活和坚持学习等方面。理出一些准则。

2.         做好思想和实际准备：如何在即使单独一人的环境下仍能坚持马列文化的学习和传播。避免大起大落的情绪波动。

(部分以……代过)

(2003.10.4)

许志安

9月16日-18日在珠海发生了「日本买春团」事件。据各方报道，情况大致如下：9月16日某大型日本旅游团（约二三百人）来到珠海，并在下榻酒店与应招而来的大批「小姐」们玩乐，许多迹象表明这就是日本广泛流行的「海外买春」（或叫性旅游）。事件被传媒和网络暴光后，目前已有了初步结果。据9月27日《羊城晚报》报道，当地警方已抓到「部分涉案人员」（估计日本嫖客早已回国），涉案酒店似乎已被（暂时？）停业。此案的许多细节（包括众多报道中特别强调的日本买春客的辱华言论）大概还会被进一步披露出来，但基本形势已很清楚。看了看网上的评论，有几句话不吐不快。

性买卖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现象

资本主义意味着社会化商品生产的统治地位，也就是说，任何物品都能成为商品，连人也不例外。从劳动力到人体器官，均可买卖，性工业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罢了。中国大陆现在到底有多少妓女和男妓，是上百万，几百万，还是上千万（含赴海外卖淫者），连国家安全部也未必掌握精确的资料[1]。10—15年前，性交易还只是在沿海开放地区比较多见，如今中华无处不飞花，烟赌娼三大害至少有两样已经半开禁。对无数中国女人来说，卖淫是摆脱贫困乃至维持生存的唯一选择，东北许多下岗女工（包括不少三四十岁的）都在干这一行，在「下岗之都」沈阳，还出现了「烟花一条街」。性作为商品，也决不仅限于所谓的风月场所，前不久南京的一次招聘会上出现了这样的考题：「如果具体工作要求你有所付出（与性有关），怎么办？」（大意），多数人回答「到时候再说」或者「随机应变」，只有很少的人明确表示拒绝。当买卖尊严成为必须服从的生活准则，人的自由是无从谈起的。

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受制于人的经济地位，使它为现代色情业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劳动大军，但色情业的发达又不仅仅是经济因素在起作用。资产阶级文化中的统治与控制崇拜、等级观念、权力欲等等都是色情服务的文化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嫖客从性交易中得到的首先是对权力欲的满足，然后才是生理快感[2]。当然，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也存在娼妓，但只是在资本的统治下，商品生产的原则才使卖淫——就象快餐业一样——成为一盘高度组织化的大生意，它对社会生活、个人生活的影响决非古代的「青楼」可比。也就是说，一方面资本主义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技术和社会进步，人类第一次有可能普遍地从事创造性活动（而不必为生存而挣扎）；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又以空前的力量让人的精神生活日趋钝化、模式化乃至兽性化，在这个人格退化过程中，色情业扮演着不小的角色。当代中国色情业的复活是……的产物，在社会-经济环境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之前（社会革命之前），它不会消失。退一万步说，假设……中国发生奇迹，变得比美国还要富裕十倍，色情服务仍会因为市场需求的存在而存在。就算中国人不肯下海，还有外国来的贫穷淘金客排队等着打色情黑工。只要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存在一天，人就一天不能摆脱被当成商品买卖的厄运，人践踏人、人侮辱人的现象就不会彻底消失，各种诱人为兽的生意就不会绝种。

爱国主义者爱的是什么？

有人说，外国人（包括日本人）来华嫖娼这种事情可能经常发生，甚至每天都有发生，但在九一八周年这样的日子来嫖，就不行，就是「对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轻蔑，甚至是凌辱」，「在9•18这样的时间发生这样的事件，的确具有强烈的符号意义、象征意义，日本人‘军国主义’的集体潜意识或明意识彰露无遗」[3]。这等于说卖淫嫖娼都是正常的（公民社会里必要的恶？），不必大惊小怪；但是不正当（？）地乱嫖一气，就是「挑衅」，就是冒犯我们的「民族文化」，就不行，就得讨回公道。珠海事件的主要举报者——一位赵姓商人——在解释自己的行为时，表示「每一个稍有民族自尊心和简单历史知识的中国人，只要良知尚在，目睹那些肮脏的场景（指日本买春者玩弄中国女人——许注）都会产生难以抑制的屈辱感」，「我的心在滴血。那些声音是野兽才能发出的，没有丝毫人性」[4]。笔者想问他（和所有为此事大发雷霆的爱国者）：难道中国嫖客在类似的场景中不够肮脏？难道中国嫖客花钱买春不是为了发泄兽欲？还是他们虽说也够禽兽，但毕竟属于「中华儿女」（是儿女，别忘了女嫖客市场的存在），所以总比「日本鬼子」好些，连「办事」的时候也洋溢着人性的光辉？我想稍有常识和理性的人都知道，这种「家嫖要比野嫖香」的假设，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据说，当天的日本嫖客扬言「我们就是来玩中国姑娘的」，爱国舆论对此是连声唾骂，恨不能把「东洋鬼子」们食肉寝皮。实际上，9月16日在珠海发生的仅是又一笔稀松平常的性交易，就全中国而言，类似的事情仅在当日就发生过不知多少次。在商界，「想办事，送钱不如送女人」的行销策略早就司空见惯，赵先生对此只字不提，却对陪客的「小姐」们发起火来：「让我难受的是，从表情上看，那些‘小姐’没有丝毫的不好意思」[5]。为什么要不好意思？因为丧失了做人的尊严？难道她们在这之前没有被中外嫖客剥夺过尊严吗？成千上万在北京、上海、郑州、西安、哈尔滨……讨生活的「小姐」们很尊严吗？前不久在北京市的某次扫黄行动中，公安人员当着众多记者和摄像机的面（！），为抓到的姑娘们做性病检查，这和兽医检查牲口也差不多了。

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更远些，更可以发现被侮辱、被损害的生存状态不是小姐们的专利，而是社会下层民众的普遍处境。外资工厂里的中国工人被老板罚跪、打骂不是新闻。工伤事故层出不穷。中国老板是出了名的「勤俭节约」，逼得工人们连连上演「跳楼秀」、「自焚秀」讨要工钱。医疗服务商品化吞噬了不止多少人的生命。这个黑暗的社会每天都在制造悲剧，我们却很少看到爱国舆论界有什么激烈表示。成天价开口民族利益，闭口中华文化，却对工农大众的苦难视而不见，如此爱国舆论除了能为中国老板多争点商机（比如京沪高速路招标），实在和老百姓的痛痒没啥联系。

共产主义者解决卖淫问题的主张

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改良主义派（包括女性主义运动），主张色情业合法化，通过对卖淫从业者发放执照、征税的做法，减少黑社会和警察对她们的敲诈盘剥，也有助于从业者加强卫生预防措施。在某些国家还出现了性工作者工会。我们马列主义者赞成这些改良措施，因为它们多少能缓解卖淫者受到的经济盘剥和人身伤害；但我们对改良主义的效果和前途从来都不抱幻想，而一贯主张只有推翻资本的统治和建立自由的无阶级社会，才是一切受压迫者的最终出路。

女性主义运动的主流派在思路上从来不敢突破商业利益的大框架，所以只好在两难困境里团团打转，一面反对卖淫，因为卖淫「使女性的身体商品化，供男性剥削和消费」；同时又因为「女人有掌握和处置自己身体的权利」[5]，而反对禁止色情业。女性主义主流派开出的药方无外两条：「卖淫非罪化以将伤害减到最少」以及「提高女性社会地位以最终消灭卖淫」[6]。她们不懂得，在资本称王的世界里，女性无产者固然有处置自己身体的权利，但为了活下去她不可能不出售自己的身体（做工人、职员或做妓女，只是形式上的不同）。反对使女性身体商品化，就得消灭这个利润至上、使一切的一切（包括女性主义运动）都统统商品化了的社会。这就是社会革命，它的胜利将消灭一切人践踏人的现象，使无产者摆脱雇佣地位，不再为衣食住行而奔波，而拥有自由、尊严、舒适的生活成为每个人不可或缺的权利，所有这些是主流派女性主义者不敢想象的。当主流改良派宣布到达世界尽头的时候，无产阶级革命者有责任比他们走的更远。

04/10/2003

P.S.需要补充一点：工人国家的出现还不意味着性交易（性暴力）的现象会自动完全终结。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铲除了商业性色情业，却一直存在着官员们高高在上、特权享受（包括玩弄女色）的现象。特权阶层的出现，在于工农群众没有实现对官员层的硬性监督和更换，等级制度依然存在，工农群众事实上被排斥在国家机器之外。只要无产阶级一天还没有实现对社会的直接管理，它就一天不能避免被践踏、被奴役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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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1]有学者认为「在全国范围内，目前商业化性工作从业人员约为400万人」（见　Gail B.Hershatter着《危险的愉悦》江苏人民出社2003年6月第一版）。

[2]性暴力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同样的性质。

[3]见9月27日新华网署名文章「日本‘买春团’带给我们的心理凌辱」。

[4]见2003年9月27日《郑州晚报》 「国耻日珠海来了日本‘买春团‘目击者怒揭丑剧」。

[5]见李银河对《危险的愉悦》一书的评论（原载《中国书报刊博览》）。

许志安 10/09/2003

公检法需要改革，那么谁是司法改革的主力？表面上看，对此事最热心、最积极的是法学专业人士和自由派，而他们几乎无一例外的反对、害怕对司法事务的群众性干涉。对刘案的众多评论中，凡对改判多少持赞许或理解态度的，几乎都提到「多数暴政」的危险。搜狐特约评论员陈杰人写道：「毫无疑问，失去理智的公众态度具有极大的危害」；《南方周末》编辑郭光东以「搜狐特约评论员」的身份，在「激情公审才是法治的最大危险」一文中提出以下观点：「非专业人士不掌握足够信息」；「只有法院有权裁定谁有罪、谁无罪」；「不当的舆论可能干扰司法」；「一味呼吁杀刘是偏激思想作怪」；「以民间呼声的名义置疑法官的公正性无助于促进法治」。郭光东特别强调：民众「无权以‘正义’的名义宣判某人有罪，更不得沿袭某些年代‘我代表人民枪毙你’的恣意妄断」，并大谈所谓「客观理性而不是主观暴戾的公民精神」[11]。

不知为何，郭先生的客观理性没让他解释一下，在国家掌握了全部暴力机器、主要舆论工具、绝大部分资金和剥夺了民众的一般自由（从言论到组织）之后，什么样的国内舆论能让郭先生说出「暴戾」二字？舆论（主要是虚空间的网民舆论）谴责过我国煤矿工人的惊人死亡率（每年几万人左右），煤矿事故频发如旧；舆论（不只网民）早就关注河南艾滋病问题，中原瘟疫至今不见有效遏制（官方实质根本不管）；舆论揭露过许多吃人不吐骨头的医疗黑幕，中国医院黑暗如故，平民（不必说贫民，更不必说农民）「生场大病就破产」的惨状如故；最后：舆论十年如一日地声讨贪污腐败，腐败已成了中国政府的代名词……

自由派政论家萧瀚（北京大学法学硕士）的一段话虽非直接针对刘案，却相当直白地透露了「反对多数暴政」的思路发展下去会向何处演变，值得引用：「因群体行为干扰正常的司法审判，从而导致多数人暴政……这些都是我们今天依然要警惕的问题。……民众不可能象法官那样懂法，因此民众作为旁观者在案件审理中不一定是被蒙蔽而认识错误，而常常是由于观念的非职业性带来的对法律事务的陌生，使得他们无法对案件作出法律上正确的判断。因此如果司法人员的意志被不懂法律、非法律专业人员的意志所左右，非因案件本身以及法律原因而造成的错案就几乎不可避免」[12]。

这段引文的实质，等于宣布即使民众掌握了全部信息，仍无权充当法官角色（大而言之就是作出任何管理决定），因为他们「不够专业」！所以作为「最不坏的选择」，司法乃至行政事务都要交到「专家」（即职业官僚）手中打理。类似观点有着寡头政治的强烈味道，彻底否定了民众管理国事的任何潜在可能。

必须明确指出，当代中国主流自由派如此激烈地反对普通民众（非专业人士）插手司法，是与法治精神背道而驰的，是与他们不离嘴边的主权在民思想对着干的。法治思想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就是陪审团制度，设立陪审团的最大目的，正是为了让广泛的人民干涉司法裁决，避免后者完全沦为职业官员的禁脔。

自由派崇尚美式法治，而美国一直普遍采用陪审团制度。一个美国人只要记忆力较好、理智健全、无犯罪前科即可成为陪审员，最关键的是他（她）必须是非法律专业人士。自由派对法国学者托克维尔一直当作至圣先师般敬仰，但托克维尔却对美国陪审制度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这种制度可以让一般民众养成权利观念，了解法律知识，学习如何统治（见《论美国的民主》）。中国的当代自由派却一直对「让民众学会统治」这一最基本的民主思想讳莫如深，这么些年来只听他们高呼「保护产权」、「明确产权」，对私有化是「可以、可以、也可以」，一见工农便满口的「反对多数暴政」，这是自由派，还是寡头派？

有人会说，你怎知自由派排斥民主？他们只是反对群众狂热的非理性罢了。我要问：他们为何不大声疾呼反对精英狂热？俄罗斯和阿根廷的经济休克疗法和私有化已酿成大灾难，中国的「专业人士」还在倔驴上树推销毒药，这是理性吗？自由派为何不说话？！一个人说了一万句话，九千九百九十九句是提醒政府提防老百姓的，然后加上一句「其实我最爱民主」，这是自由派，还是寡头派？

为何主流自由派人士如此害怕不受他们控制的民间舆论？更直接地说，为何他们害怕群众？这要从中国私人资本的微妙地位说起。中国政府的专制主义既是私人资本的财富来源，也是后者的噩梦。官商勾结使资本家们可以肆无忌惮瓜分国有资产，但民间富豪们也随时可能因为某个政策性变化或上层内斗而入狱。中央为了增税而查办走私，于是赖昌星倒了；房地产市场要整顿、坏帐要清理，于是周正毅倒了；打击偷漏税，于是刘晓庆倒了……诸如此类。私人资本对朝不保夕的日子很不满意，一面透过学界代言人鼓吹「经济特赦」[13]，一面要求分享政治权力。中国资本中最有远见的一部分人，还希望改良国家机器统一游戏规则，实现一定程度的法治。但有产改良有自身的底线：无论如何不能威胁到对工农大众的剥削和统治。这条底线面前，任何对公众事务的群众性干涉，都让私人资本警惕；任何有助于工农自我组织的维权方式，都让私人资本不安，任何有别于主流自由派的底层声音，都让私人资本及幕僚恼火。

民间资本固然反感乃至痛恨当局在分派利益蛋糕时的霸道作法，但更要依仗后者的大棒时刻弹压底层抗争，这就决定了自由派主张的改良是一步三回头的改良，既不彻底也不全面。以司法改革为例，要使这架庞大机器多少有所进步，仅靠自由派教授的几声吆喝、以及出台几道与国际接轨的新法令，显然不够，至少也要全面开放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使民众的舆论能量真正动员起来，真正对司法人员形成压力。这是最起码的改良条件。但又极难实现。资本家固然乐得借民众的东风为自己办事，但火烧起来就控制不住了，从号召给穷人法律援助到号召恢复八小时工作日的距离有多远，谁知道？

因此，对既得利益集团来说，目前最稳当安全的办法，是如刘涌一般充分发挥金钱作用，用最棒的律师，制造精英舆论（专家意见书）[14]求一个平安。这不等于取消改革，只是改革后的司法制度极有可能变成一个内外有别的双重服务平台：对有能力享受一流法律服务和舆论保护的上层、中上层人士来说，法治原则将在一定范围内严格遵守；对亿万黑压压的无产大众来说，一切照旧（甚至可能更糟）。为什么呢？因为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改善后，当局被迫实施的某些普遍改良（公开审判、陪审团制度）很可能悄悄更改，以阻止一般民众也能利用它们保护自身利益。不过，这回一切都要在满嘴「司法独立」、「主权在民」之声中庄严进行了。但这一假设建立在另一个假设——群众对改良一定袖手旁观-——之上，而这远非既成事实。相反，共产主义者坚信彻底改良司法制度的主力是工农群众。

彻底改良司法制度的主力是工农群众

现行公检法制度的最大受害者，并非富豪刘涌或贪官程维高者流，而是无权无钱、处于底层的工农大众。与公检法打交道时，一般人被恶警刁难勒索的现象早就司空见惯；工农抗争分子和民间维权活动家更免不了饱尝黑暗司法的苦头。实践表明，工农大众争取改善生活和基本生存权的经济斗争，不能与争取基本政治自由的民主斗争分割开来。硬要割裂开来，以「识大体、顾大局」的面目讨好当政者，只会自缚手脚。而司法改良，正是民主斗争的重要一环。

工农运动如何争取司法改革以及普遍的民主改良？首要一条就是明白老板的改良目标有限，小百姓想沾光那是难上加难。确实，现在老板和打工的都可能让公检法找麻烦，也都想改变这一局面。但老板只要能花钱买到安全就足够了，钱是他的最主要力量。刘涌案的专家意见书就是花钱制造精英舆论的经典例证，无产者拿什么去制造？！工农的力量在于他们的组织性和坚决大胆的行动，无产者不必非打出什么争取法治运动的名义，但如果它以一个个具体行动（从罢工到静坐）支持受到迫害的工农积极分子（比如要求侦查机关审讯时必须有律师在场）， 就是对司法机关的民间压力。为此，工人必须尽快、尽可能广泛地组织起来。否则的话，很可能会陷入菲律宾模式的泥潭。在菲律宾，政府极力模仿美式民主，司法似乎独立，死刑极少执行，同时老板打手对工农维权分子乃至一般劳动者的暗杀层出不穷，腐败更是国家机关运作不可或缺的润滑剂。

近20年来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律师，他们中虽有不多的一些人愿意为工农说话，但大多数毕竟仅为老板和其它既得利益集团服务，刘涌案把这一点暴露得很清楚。评论那份专家意见书时，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师兼律师何兵尖锐指出「无论理论上说得如何完美，最终只能是那些有权人和有钱人才有可能向法院提交专家意见书。而那些一无所有的穷人，是没有组织专家论证的经济能力的。有意无意之间，专家成了权贵的帮凶，富人的爪牙」[15]。何兵的话提醒我们：不论表面说些什么，没有真正中立的专家学者。归根到底，学者们总要二者择一：跟老板站一起，或跟打工的站一起。从今日司法界铜臭气催人欲呕的现状来看[16]，工农斗争分子最好立足本身力量，别对专家抱太大希望。

不容忽视的是，社会底层已经和正在产生一批批自学成材的法律顾问；维护工农日常利益的抗争中，如果他们能与群运互为依托，就一定能发挥很大作用；否则的话，面对冰冷铁硬的官僚壁垒，个人的努力很容易变成无根之木、无果之花。考虑到多数受害群众往往除了下跪就是哭，许多民间「官司小灵通」一般都觉得「从来就没见过什么人民」「斗争啥呀，出点事全躲了」。笔者无意重复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一类话，只想指明一点：没有群众的主动参与，没有底层的直接压力，任何重大改良都不可能，特别在中国。

社会主义法治与资本主义法治的区别

工人国家的法治是什么样？这个话题很大很复杂。长期以来，世界上有过许多工人革命运动，也有过一系列工人国家；但后者都太不健全，工人民主未能形成稳定制度，后果之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极不发达和残缺。新的社会革命成功之前，我们不可能掌握社会主义法治的丰富实践经验，所以笔者仅作一个约略的理论概述。

要谈区别，首先说清两者的共同之处。两者都强调对人权的保护，对程序的尊重，司法工作的公开性和底层监督机制。上述方面，两者有着承继关系，正如工人国家与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先进文化有着承继关系一样。

再说区别。首先：建立在工人民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法治不受财产差异的影响，能真正作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与「程序正义是西方正义观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法律的普遍性即在于对一切人一视同仁」的自由派说教相反，有产司法程序的形式平等（考虑到保释金制度，其实连形式也常常谈不上）很大程度上被财产不平等偷换了，而财产不平等来源于人与人的剥削关系，这是资本主义法治的致命伤。1995年的美国富豪辛普森涉嫌杀人案常被中国自由派当成法治经典个案：辛先生虽嫌疑极大，却最终在「疑点归被告」的法治原则下被判无罪。自由派漠视的，就是被告花了近1000万美元诉讼费这一重大因素（美国贫穷疑犯只能满足于官方花三千美元雇佣的指定律师）。辛普森不但重金请到一批超级大律师，还（通过律师）聘请了许多不同行业的高级专家作证「从科学角度看，别人来过现场的可能性不是绝对没有」，「从科学角度讲，DNA鉴定并非绝对准确」，从而说服了法庭。是辛普森的钱（大律师的超级法律服务和由高级专家构成的精英舆论压力）救了自己的命，正如刘涌的钱救了自己的命一样[17]。

其次，工人国家建基于民众对国家机器的彻底监督这一原则，职业官员不仅没有物质特权，更要定期更换，使尽可能多的民众有机会学习统治。由此引申开来，社会主义法治不仅实施广泛的陪审团制度，而且所有法官都由直接选举产生并可随时更换。由于有产民主（更甭说独裁）把绝大多数人排斥在国家管理之外，所以它的司法机构封闭而职业化，不受民众直接监督，更不可能放任后者尝试学习统治。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的总统提名制和终身制，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最后，资本主义法治尽管努力减少最明显的对人的尊严、自由的践踏（比如酷刑、恶劣的监禁条件），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总趋势却是越来越强化，也越来越无孔不入地监控着每个人的生活。这一总背景下，资本主义法治取得的人道进步脆弱而靠不住，国家暴力的超级大棒悬于每个人头上，它也许很久都不会落下，但随时可能落下。走向自我消亡的工人国家不但消除了大规模社会犯罪的物质原因（人在商品生产中的普遍异化），同时打破了个体的人与有组织国家暴力之间的隔离墙，民众本身即是有组织的国家机器，而不必以暴力控制多数人，死刑和长期监禁因而成为多余之物。
社会主义法治最终会随着工人国家的消亡而消亡，那个尽头叫做共产主义。彼时的地球，早已是一个自由的世界。

[11] 见2003年08月29日　搜狐评论搜狐特约评论员 郭光东「激情公审才是法治的最大危险--对‘质疑刘涌改判死缓风潮’的反质疑」。
[12] 见2000年12月5日《公法评论》萧瀚「多数人暴政的警钟」。
[13] 不久前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表示「现在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家惶惶不可终日，他们不仅想方设法在国外办绿卡，而且还在把资金转往国外。如果总抓住一个人犯的错不放，他就可能犯更大的错误」。
[14] 周光权在「专家论证意见的现实合理性」（NEWS.SOHU.COM　　2003年09月02日）一文中，是这样为精英舆论的作用定位的：「在有的刑事案件中，党政机关负责人对审判过程和结论的干扰是不可否认的，要对抗这种干扰，有时极其困难。专家意见书的存在，在部分情况下，可以作为司法机关对抗干扰的一个工具。……使得司法独立能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艰难地实现」。
[15] 见2003年9月3日何兵「一枝射向法庭的暗剑：再评法律专家意见书 」
[16] 据国家税务部门的调查，目前偷税最为严重的有两个行业，一个是律师行业，一个是教师行业。
[17] 刘氏家族企业嘉阳集团并未随着他的入狱而被政府剥夺，而是正常运作，从这一点说，中国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已相当到位。

截选自《圈地•拆迁•维权运动》

许志安(2003.8.2)

至今为止，国内主流左派不但组织上未成形，更在思想上陷于国家主义重围中，与工运尚且不能很好结合，遑论其它。但不能因此就对维权活动采取自我取消的立场。鉴于成熟的政治立场一般要经过实践考验，鉴于缺少相当经验积累的前提下，编写左派干预社会运动的「必读守则」颇有闭门造车之嫌，笔者想介绍类似情况下共运前辈的作法，以资参考。

首先，维权活动（比如反强拆）通常争取的是某个一次性目标（释放冤假错案受害人、得到物质补偿、惩办侵权的恶吏奸商），目标达到斗争终结。强拆受害者往往来自不同行业，社会地位不尽相同，唯一把他们凝聚起来的是那笔一次性补偿，这同持续性极强的工人运动有很大不同；其次，很多黄金地段的拆迁户希望在开发后回到原住地，主要出于中心地带住宅卖价高、易出租等考虑（当然这无可指责）。由于以上原因，拆迁户的反抗一般带有小心克制、委曲求全和竭力靠拢政府的特点，唯恐被抓住把柄，更不想阴差阳错地成为政治混战的牺牲品。

在妥协性大过斗争性、信官信法信名人却很少信自己的氛围中，共产主义者要尽量避免不切实际地幻想维权活动能轻易政治化和左倾化，否则就可能在付出不少心血和风险（不要忘了专制现实）后看不到预期效果而陷于消沉。一方面要提醒拆迁户别轻信商人和官府的许诺，鼓励前者直接行动，另一方面及时全面地传播有关信息，把资产阶级的罪行公之于众。这样一来，哪怕我们不能直接在拆迁户群体取得政治影响，至少也揭露了统治者粉饰太平的谎言，客观上有助于工人和青年的政治觉醒。

其次，中外经验证明，维权活动往往能动员很多与具体受害者无关的人，特别是青年，成为后者政治化的催化剂。就中国来说，房地产商业性开发的一大后果是对文化的无情破坏，这个问题在北京特别突出。事实上，中国人很可能在经历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而不自知：即北京千年古城的毁灭；而资本家留给我们的是一堆假阔气的杂乱水泥壳子。以抢救文化（文物）、惩办贪官奸商为契机，给部分先进青年（不仅是大中学生）一个现实行动目标，让资产阶级吃一记冷拳，左派就可能趁机扩大影响。至少这是个机会。

最后，维权运动只是阶级斗争的一条辅助战线，共产党人若沉迷其中，乐而忘（了工人阶级的根）本，就是常说的捡芝麻丢西瓜。工人群众运动早晚要来，且不请自来，共产主义团体如不作好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非但当不成弄潮儿，只怕要扮死鱼了。古今中外各个共产主义团体犯类似的错误也不是一回两回，虽说今天中国左派芝麻西瓜都还不在手里，但打打预防针总没坏处。

截选自《追忆马加爵事件：一个共产主义者的零散思绪》

许志安 (2004.6.21)

狼对羊的思想辅导

除了长枪大棒和中子弹，当代资本主义还有一样软性武器——它不杀人，威力却与前者几乎同样强大，甚至可能更强大。这武器叫做洗脑。有产者的精神控制法宝花样繁多，包括组织舆论、伪造历史、在大众娱乐商品中掺入政治暗示（有时是明示）的调料，以及心理医生制度。有产者雇佣的专家把现代医学和心理学的成就拿来建立一道道社会革命防火墙，把阶级矛盾和等级压迫的外在结果和思想反应解释为「精神缺陷」「沟通问题」「性格不全面」引起的行为偏离和狂想。他们一面说服被统治者相信所有的不平、疑虑和怒火只是「幻觉」，是因为脑袋里欠缺某种平衡，一面用心理学手法舒缓人们的压力、延阻社会敌对情绪的积累。当然，心理医生的工作领域不局限于对社会敌意的化解，但相当程度上他们确是在执行阶级镇压功能，充当着统治者的预警员和救火队。

近年来，中国资产阶级也积极引入老大哥的先进经验。马案发生后，心理专家们急忙出来定调子：马加爵「有明显的心理问题，心理学上称之为‘人格异常’」（中山大学心理系教授郭丽）[9]。如何解决呢？「自己是无助的，要依靠心理医生」（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方俐洛），因为心理医生可让青年们「学会调适自己，适应规则」（北师大心理学院院长车宏生）。鉴于适应社会规则远不等于飞黄腾达的保票，所以一代又一代的穷人总是构成阶级社会的主体；当然，心理专家们告诉我们，社会永远也「不能保证每个孩子都拥有健康的成长环境」，唯一能做的是确认「那些成长背景欠佳的学生尤其需要关注」的重要性（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教授樊富瑉）[10]。如何关注呢？继续忠告他（她）——像过去忠告他的父母和祖父母一样——一切烦恼都来自他（她）的「精神缺陷」和「沟通问题」！？

不过，专家们毕竟无力在滔滔宏论中把肮脏的现实彻底抽象化，因而不得不透过牙缝承认「就业压力太大」（郭丽）和「社会竞争激烈」（华南师范大学高教研究所所长张敏强）等等都是青年学生精神崩溃和行为出轨的重要原因，就连年轻人之间再普通不过的交友也因为社会服务的商品化而日益昂贵，「一些经济困难家庭的学生往往因此变得孤僻」[11]。生活的压力像山一样沉，生活的烦恼像天一样大，连青春饭都越来越难吃（今年大学毕业生的起薪点比去年降低了25%以上），怎么办？

穷人的自尊：不斗争，毋宁死

马案的所有涉及者中，警察部门也许是最得意的。它及时破案、又在死线日抓到疑犯，算「挣回了脸面」；主流媒体不知羞耻地叫喊着「余下惟一的悬念是如何对被害人进行赔偿」[12]。我们呢？我们得到了什么？正如一位「陆云」网友所写：「城里的月光，永远只照在有钱人的身上」，而穷人的日子每天都要重复马加爵最熟悉的辛酸细节：囚服是穿过的最好衣服；因为没有鞋穿，就光脚逃课；舍不得吃荤菜；四年大学只回了一趟家，等等等等。很多网络发言同情他（「一个以生命抗议无情社会的施害者与受害者，一个正在被不断妖魔化的社会弱势人」），因为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很多人断言被杀的四个学生中定有高官大贾的子女，因为我们已亲历了太多的事实。和「宝马案」一样，对网民在马加爵事件中的「偏激」和「片面」，专家们指指点点大呼小叫；他们故作不懂的，是任何人在被欺骗和欺压了无数次之后，有权作出总的结论。中国是一个金钱和权力主宰一切的黑暗王国，这是大众的结论；要结束这个王国就得起来斗争，这是共产主义者的回答。

无论怎样，马加爵个人已被贫困带来的心理重负碾得粉碎。面对警察，他梦呓似地低语着「我觉得我太失败了」「我觉得他们都看不起我」[13]；被捕后他一心求死，「非常冷漠。冷漠得可怕」[14]。6月17日他终于解脱了，但我们还得活下去。延续生命不仅是责任，更是一种快乐；为了恢复生命的本来面目，我们的世界里有太多的罪恶需要彻底清除。

附注：

[9] 金羊网-新快报「马加爵之锤击响心理教育警钟」

[10] 2004年3月23日《人民日报》 「六位心理学专家谈如何建立有效的大学生心理救援机制」

[11] 同注释3

[12] 2004年5月5日中国《新闻周刊》：「马加爵之外 还向谁索赔？」

[13] 2004年3月20日《云南信息报》「觉得自己太失败而杀人 马加爵拒绝律师无罪辩护」

[14] 2004年6月19日《南方都市报》「对话马加爵代理律师：他给社会留下太多疑问」

发信站：天益社区（http://bbs.tecn.cn），版面：马克思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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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巡夜人 提交日期：2008-3-8 21:44:00 

此次两会召开，盛况空前。新闻媒体也都很重视，报道得都很多。自从政协开幕，《新闻联播》就经常用了一句“敢说真话”，3月5日人大开会又听到了同样的评价，而且是总书记在江苏代表团讨论时亲自说的。

敢说真话是好事。古人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凄凄。这句话不知道长得很智慧的儒学权威于丹女士如何诠释，是否认为这里的“小人”和“唯女子与小人”里的一样，都是指小孩。以普通人所知的孔夫子时代的涵义，小人大体是黔首，如今就是靠出卖劳动力糊口的劳动阶级了（马克思说，《圣经》告诉我们人为什么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君子是指贵族，如今贵族早已绝迹，就是资本爆发户了（马克思说，经济学告诉我们为什么有的人不用汗流浃背）。两千多年后的中国，还遵循着孔夫子总结出来的规律。鲁迅先生也说过，中国的下等人有一种上等人很不屑的怪脾气，就是你问他什么，他总是吞吞吐吐不肯讲。你问他叫什么名字，他也总是含糊几句给你糊弄过去。爆发户们坦荡荡，什么都敢肆无忌惮的讲。而黔首们则小心翼翼，惟恐惹祸上身。

此次两会，君子的代表是政协委员张茵女士，小人的代表是三位农民工人大代表之一的康厚明。康厚明在3月3日“飞信访谈间”回答了20多个问题，说了一个心愿（“用打工的钱来买稍微便宜一些的房子”），一个提案（“农民工社保一卡通”），一个看法（“正式工和农民工在待遇方面还是有差别的，这是一个需要逐渐解决的问题”），一个建议（“很多农民工自己可能就不愿意签合同”）。康代表基本上还是继承了小人不肯多说甚至不肯多想的传统，心愿是妄想，提案是随大溜，看法是自我安慰，建议是扯淡。

相反张茵女士就坦荡多了。张委员茵女士，玖龙纸业有限公司董事长，51岁，在2006年胡润百富榜上成为内地首富，《福布斯》富豪榜名列第五，掌控着“全球最大的包装用纸和废纸回收公司”美国中南有限公司（简称“美国中南公司”，AmericaChungNam）和“中国最大的箱板纸生产商”香港上市公司玖龙纸业（控股）有限公司（简称“玖龙纸业”，NineDragonsPaper，2689.HK）。后者在上市不到半年内，即以上乘的市场表现，成为摩根斯坦利资本国际环球指数、标准指数的成分股，并加入香港恒生综合指数。2006年，根据公开资料，玖龙纸业的控股股东是：Best Result Holding Limited（一家注册于英属处女群岛的离岸公司，简称“Best Result”）、Max Dragon Profits Limited（亦注册于英属处女群岛，简称“Max Dragon”）、张茵（黑龙江人，持香港护照，但是1990年已和男人一起移民美国）、刘名中（台胞，张茵的男人）、张成飞（张茵的弟弟）和张秀红（张茵的妹妹）。张茵、刘名中、张成飞均是透过Best Result共同享有玖龙纸业99.6％的权益，张秀红则透过Max Dragon享有玖龙纸业另外0.4％的权益。在Best Result已发行的股本中，张茵享有55.65％（假定另外的37.1％权益与刘名中平均分割），刘名中享有18.55％，张成飞享有25.8％（据玖龙纸业招股章程的释义部分所述）。

2005年，美国每年可再生利用废纸中的1/7被中南输出，而中国再生造纸原料的1/4以上由中南输入。玖龙纸业在东莞市麻涌镇的1353亩土地上建筑了35万平方米厂房，土地成本仅为每亩2万；江苏太仓所获3839亩土地的买入单价则在8~8.6万元；内蒙扎兰屯739亩土地单价为6.7万元。2005年底，玖龙系在大陆持有物业(厂房、土地、楼宇等)估值达24.61亿元。除了纸业，张委员还在玖龙纸业东莞基地拥有总装机容量351兆瓦热电机组，相当于一个中型发电厂，在太仓基地的拥有装机容量也达到240兆瓦的热电厂，不仅保证本企业充足的电力供应，还缓解了当地电力紧张局面。拥有两个25万吨级上流蓄水池、日处理量10万吨的海水淡化厂及完善的污水循环利用设施保证生产用水。玖龙纸业还有50万吨级原料库、8万吨级成品库和1万吨级半成品库。另外，还拥有350辆重型卡车组成的车队和太仓港可接驳5万吨级货船的货运码头。

从这些信息和数据中可以看出张委员的财富来自何处。张委员说过，“如果是靠努力赚到的钱，那他就应该受到尊重。”她的努力确实成功。大陆出身，来历不明（1985年，27岁的张茵带着3万元人民币去了香港，1985年中国大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853元，城镇职工年平均工资只有1148元，且那个时代3万人民币如何出境也很值得玩味），入香港籍，成为港人；1990年移民美国；企业香港注册，享受外商各种优惠待遇，资本转移到英属处女群岛，以外资身份回到中国，这是很多大陆资本家都早已经熟悉的伎俩，所以在中国每年大量的外资投入中到底有多少是改头换面的中资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难题；与当地政府勾结低价买入土地；廉价劳动力（“尽管张茵习惯采取的是‘人海’经营方式，玖龙纸业公开的员工数量是理文造纸的两倍，但在庞大的业务量支撑之下，这些人力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来自2006年12月06日《金融界赢周刊》）；还有前边没提到的上市圈钱（“上市前，玖龙纸业的负债率高达232％。……根据公开资料，上市后筹得资金一部分将用来偿还银行贷款，可将负债比率降至78％至89.6％的水平。”——来自2006年12月06日《金融界 赢周刊》）。

这么令人尊重的成功的张委员，政协上坦荡的提出了三个议案。一个是完善《劳动合同法》，取消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无固定限期劳动合同”。张女士威胁道，“就像《劳动合同法》，如果处理得不好，我们在20年里完整的产业链断掉，可能人家会去接这个成果了。”“一个企业当然需要找竞争能力了，用工成本是每个企业都非常关注的。我们（珠三角）人工成本越来越高了。所以（国家）定方针政策非常关键，要让大家能够接受。”而张女士几年前接受采访时，还动情的说过，“我虽然居住在美国，但我的事业在中国。”“目前中国的经济秩序越来越好，投资环境越来越稳定，今后她还将不断扩大投资规模，‘在中国赚的钱一分也不会带走，要全部用于扩大再生产。’”还有着比她的财富更令人尊重的传说中的她的产业报国梦。如今一个《劳动合同法》，一项“无限期合同”，就摧毁了她所有的信念和梦想。现实是残酷的（“我们在20年里完整的产业链断掉，可能人家会去接这个成果”），工人是贪婪的（“我们（珠三角）人工成本越来越高了”），政府是不明智的（“定方针政策非常关键，要让大家能够接受”）。

问题在于，即使是令人“无固定限期”恐慌的《劳动合同法》，也只是在《劳动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内容而已，并没有要求企业对员工负责到底。如果企业或者员工发生符合条件的情况，合同还是可以解除的。而且自称“能赚钱、会赚钱”的张委员茵女士，自然会把企业越做越大，总是要雇佣工人的，为什么一个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会让她这么敏感呢？很简单，正如政协教育界别小组讨论会上某女委员所说的，那是因为她的企业就是劳动密集型。取消无固定限期劳动合同，她可以不停的保持人员流动，可以继续雇佣大量的临时工，用工资相对较低的新员工来顶替掉老员工，继续把“人工成本”保持在低位罢了。而如果老员工敢不老实，也可以终止劳动合同以示惩罚。所以她不“能够接受”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要逆势而动，声称“投资员工就是投资未来”的玖龙的老板不想拥有未来了，也不想强国了。在她的脑子里，就整天萦绕着越来越高的“人工成本”，《劳动合同法》还雪上加霜，这怎么了得？

这个《劳动合同法》，确实让很多人为难。没有它的时候，可以说空话，有了它了，空话要兑现了，这时候才明白空话毕竟是空话，落实下来要付出代价的，至少是潜在的代价。这个《劳动合同法》的调子很高，不仅仅是在一个到处都在削弱劳动阶级合法权益的时代显得不太协调，而且与所有各国现有的劳动立法相比较，相对来说都是更加维护劳动者利益的。所以，首先激烈回应《劳动合同法》的，就大多是外资企业：从当初的威胁要“退出中国”，到后来的沃尔玛、家乐福裁员等等。同时，《劳动合同法》也给发达国家夸夸其谈的政客们出了难题。从前发达国家乐于谈论中国工人权益没有保障，工资收入过低，现在刚刚有了一点法律保障，工资收入刚刚开始上升，就直接影响到了他们的利益。所以国外对《劳动合同法》的评论是非常暧昧和含混的。他们不得不承认《劳动合同法》是一个进步，随后情绪复杂的质疑这个法律是否能够真正得到实施。他们一方面宣扬中国普通群众收入和福利的增加可以增强中国的国内消费需求减少大量产品出口到欧美国家给他们造成的压力，另一方面发现伴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和人民币汇率升值而来的是出口到他们那里的商品价格也在上涨。

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已经导致了珠三角地区大量的加工企业和“血汗工厂”陷入困境甚至破产，未来更是预示着这一持续了将近30年的剥削模式至少在中国东部地区即将寿终正寝。张委员自然也感受到了切肤之痛，所以才公然提出了这一臭名卓著的提案。为此，她不再重申“在中国赚的钱一分也不会带走，要全部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无耻的暗示，在中国工人身上赚取的钱，可能会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从其他国家的工人身上继续赚取更多的钱。这也正是全球化的本质。张委员的这第一个提案，赤裸裸的暴露了她作为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直接对立的一面。

张委员茵女士还觉得不够，又抛出了第二个提案，给月入10万的富人降个税，建议国家做到30%。她威逼道，“你的税收高的话，他就会想45%太高了，我能不能移到其他地方去。他一走就什么都没有了。不是说我遇到这样的，这是看到整个环境可以想得到的事情。”又利诱说，“我的想法是要以小博大。我觉得应该把世界的财富流到中国来，中国是最好的、最安全的国家。”

中国会是最好最安全的国家，如果全世界的有钱人都愿意把钱流到中国去。有了这些有钱人和他们的钱，没钱的人存在不存在，当然也就并不是个问题了。相反，税收太高，有钱人就要跑了，什么都剩不下，自然就什么都没有了，中国也就完蛋了。

张委员每月看着自己的薪水大把大把的纳税，心里很痛，这个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她看到过中国缴纳个人收入所得税的主要是工薪阶层的报道的话，也许心里会好受一些。如果把最高税率从45%降低到30%的话，那么原来35%、30%等等税率的收入档次的税率水平当然也要相应调整，这样的话张委员承担的税负就更少了。整个资本家阶级都会由于因张女士的这个“努力”使他们“赚到的钱”而对她表示他们的崇高尊重。如果真的降低了税率的话，我敢保证，张委员一定会成为“2008感动中国”的获奖人之一，评委会评语一定是“张茵女士为减轻有钱人的税负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其实，冰雪聪明如张委员者，一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非常了解。她应该很清楚，在该法中，工资、薪金所得，适用超额累进税率，税率为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四十五；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适用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三十五的超额累进税率；其余收入都是比例税率，税率为百分之二十。还有大量的财产性收入是不纳税的，比如资产增值、国债和国家发行的金融债券利息、股票交易等等。而且，工资、薪金收入应缴所得额中只扣除了2000元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而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以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成本、费用以及损失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以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必要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财产转让所得，以转让财产的收入额减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这样，不但工资、薪金所得使用的累进税率最高，而且并不扣除成本和费用，好象劳动者天生就会也就该为资本家劳作一样，好象劳动者从小到大接受的所有教育、培训、付出的努力和代价都只是为了自己好玩。出于公平，张委员茵女士应该对各种收入一视同仁，在提案中应该补充如下内容：第一，要么其它收入统统取消成本、费用等的扣除，要么工资、薪金收入也扣除各种相应成本和费用；第二，其余各种收入统统与工资、薪金收入适用同样的累进税率。但是张委员的提案似乎没有这方面的内容。

而且，张委员茵女士在把各国个人收入所得税比来比去之余，也应该比一比企业所得税。中国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在全世界范围内都不算高，2007年美国还有人建议参照中国标准降低美国国内企业的所得税税率。所以，总得来说，张委员担心的钞票转移到其它地方去的悲剧是不大会出现的。

就算全都转移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资本家的人走了，钱走了，厂子会留下来，工人会留下来。这就足够了。工人阶级如果接管这些企业，用不了几年，就能向全世界的资本家证明，没有他们，一样可以做得很好，甚至更好，就如同十月革命之后的俄国、解放后的中国和自由化破产之后的拉美已经证明的那样。

张委员的这第二个提案，赤裸裸的表明了她作为资本家竭力维护资本家的利益的一面。

至于张委员茵女士的第三个议案，那简直就是为她自己提的，也没有必要多分析了。

张委员在此次政协会议上的精彩提案，使其它从政协中传出来的骇人听闻的惊世言论相形见拙，使她当之无愧的成为了爆发户们的代表。她真正做到了“敢说真话”，毫无遮掩的就说了出来。她并不忌讳自己的“富”，自豪地宣称，“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贫富的话就不会富强。”而我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现在不大提他了）曾经说过，“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他还说过，“如果产生了贫富差距，那改革开放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走到邪路上去了。”

1848年5月24日，恩格斯在写给他未来的妹夫的信中写道，“这些蠢驴认为整个世界之所以存在，无非是为了让他们大发横财，而由于现在在这方面遇到阻碍，他们就拼命地叫喊起来。”敢说话的资本家是好资本家，她让劳动阶级看清楚了，什么叫作阶级斗争，什么叫作不可调和，什么叫作利益。她会让劳动阶级丢掉幻想。事实是顽强的东西，它比反复的警告更有效。

(2004.4.28)

陈泰

许振超：青岛人，初中文化，1974年进入大型国企青岛港务局做工，先后任桥吊司机、值班队长、机械队队长、桥吊队队长兼党支部书记。在单位，许师傅以业务能力强点子多著称。至2003年为止，他累计完成技术创新百余项，前后为单位节省技术维修费800余万元[1]。近年来，青岛港与国际航运垄断资本（英国铁行集团、丹麦马士基集团等世界五百强）全面合作转向公司化经营，使企业的「投资主体和经营方式逐渐与国际接轨」（港务局长常德传语）。2003年初，青岛港正式改制（与政府脱离行政附属关系）并连续两年当选全国五百强，筹划于「未来时机条件成熟时上市」[2]。同年，老许率领员工两次打破单船（装卸）效率世界记录，被常德传（改制后任公司总裁兼董事局主席）命名为「振超效率」[3]。2004年2月，许队出任青岛港（集团）有限公司明港分公司（中外合资）技术部固机部经理，仍兼桥吊队队长。

2004年春，官方重量级媒体连续高调报导许队的事迹，号召全国工人以他为榜样「用实际行动改变自我命运，实现个人价值」[4]；高官大员争相盛赞他不愧为「新时期产业工人的杰出代表，产业工人的先进人物」[5]（副总理黄菊）和「广大产业工人的一面旗帜」（山东省委书记张高丽）[6]；青岛当局则起劲地写社论、发倡议和组织工人学习许振超「拼搏创业」，很是火热。在野的部分崇毛「老左」也忙不叠敲边鼓「表明我们对媒体正面宣传工人的肯定」[7]。如果把目光放远一点，执政当局落实「私产入宪」的重大举措，已把资本主义国家建设和上层阶级整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改宪的背景下，资产阶级力捧「金牌工人」许振超的缘由何在？他是哪家的旗帜？工农大众需要这面旗帜吗？

资产阶级吹捧许振超的利益动机

马列先哲有云「利益决定行为」，老许到底金贵在哪里？中国资本「闭眼吃饺子」——心中有数：现如今它的剥削大业已遇诸多瓶颈：国内资本日益过剩，国际资本的超强压力，劳资矛盾持续激化，「史诗」般环境破坏，近年又冒出国内「高技能工人现状不适应经济快速发展需要」的难题。官方资料显示，目前大陆高级技工仅占技工总数（约七千万）的4％，而发达国家的比例通常在30%至40%；五年内国内对技术工人的需求总量将增长20％以上，对技师的需求更高达一倍以上；许队所在的山东省年需40万技工，缺口却达30万。工人素质偏低对民族资本竞争力的影响，从下列数据可窥一斑：目前国内企业产品平均合格率只有70%，不良产品每年损失近两千亿元[8]。统治阶级的谋士们看在眼里痛在心头，他们阐明「中国的工业产品之所以难以在国际市场上取得更大的竞争优势，高级技工的缺乏肯定是最根本的原因之一」；他们断言如果中国资本想在国际列强中占有一席之地，「培养和造就数以千万计的许振超式的技术工人无疑是一项最基础、最重要的任务」，他们呼吁提高技工群体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既要使他们受人尊敬，也要有合理的报酬」[9]。一句话：加快制造大批合手称心的知识型劳动力已成大小老板当务之急，许队则是为此被捧红的「工人明星」。这个说法是否太武断了呢？让我们先来看看当局如何为许队定位。

中央和地方的主流舆论一边向许队脑袋上猛扣高帽（「从你身上看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10]），同时众口一词地强调广大工人的「基本素质，他们对自己职业的认同和投入，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许多产业的竞争力」[11]。因此，无论局部（胶东半岛制造业基地建设）或全国性经济发展，想迅速提高核心竞争力，就得打造一支高素质的职工队伍，这既是「市场竞争的要求」[12]，更符合「加快经济发展的需要」。拿青岛港公司来说，所谓「振超效率」好就好在保证了集装箱班轮的班期（「保班」），而保班象征着「码头的服务质量和品牌，是船公司的生命线，也是反映港口生产实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争箱源、争船舶、争航线，加快集装箱发展的重要保证」[13]。这些年来，许振超和他的伙伴们多次凭着过硬技术克服恶劣条件（如大雾天气）顺利保班，维护了货主、运方和本公司的商业利益。许队的心血没有白费：几年来青岛港服务品牌越打越响，货源跟着扩大红利节节增长；公司高层和外籍大股东笑成了开花馒头，官方喉舌也翘起大拇哥，夸老许「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14]。

对官家的思考和结论，工商老总们深有同感。商界精英与职业政客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念起利益经来针针见血。老总们坦率地表示，鉴于技工（尤其高级技工）已构成「现代企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青岛双桃精细化工集团总经理林凤章）[15]，老板个个盼望广大工人能够「在工作中坚持高起点、高标准」（青钢集团董事长王玉科），以便「为企业创建百年基业、实现跨越式发展」（黄海橡胶集团董事长高巨谦）和「顺利实现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青纺总公司董事长王磊）[16]。某些迹象显示，有产者的上述呼声正转化为国家意志。学许运动也好，近年推广的「首席工人制」也好，都反应了国家对资方类似意愿的响应。学许运动中，青岛当局号召全市工人「成为适应市场经济和现代科学发展要求的高素质劳动者」「增强岗位竞争能力」，面对困难「不讲一个‘苦’字，不说一个‘累’字」[17]，说得老板心窝暖洋洋。

需要看到的是，许振超本职工作干得出色不说，还是心灵手巧的发明家和管理经验的探索者。客观上讲，他在用无产者的智慧改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方捧红许明星的第二大奥秘正在于此。

工人的智慧与社会化生产

崇毛「老左」的国家主义派辩解说，他们跟着大资产阶级一唱一和是因为「以许振超为代表的中国工人阶级通过刻苦钻研科学技术，……在生产中得以由工人自己管理控制。许振超的团队经验只有在公有制体制下才能够实现，将这个经验宣传到私有企业中去是没有效应的」。这个结论是对现实阶级关系的彻头彻尾歪曲[18]。当代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一大创新，在于老板常用「企业文化」、「经济民主」、「全面质量管理和团队合作」等花样鼓励工人为公司献计，做一根有思想的螺丝钉；当然，产生的附加利润还得落入老板钱柜。用超级巨头盛田昭夫的话来说，必须做到使「公司的每个人都做出自己的贡献, 而基层员工的贡献不仅在于手工劳动。我们坚持做到让全体员工都贡献出自己的智慧」[19]。相关的经典例子包括「丰田生产方式」和近来恶名远播的「精瘦管理制度」。抛开表像看本质，「让全体员工贡献智慧」等于社会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者（资产阶级）对生产主体（工人阶级）的大规模创意剽窃。

复辟路上走来的中国资本主义，统治文化还颇青涩粗疏；明里暗里的统治危机，迫使它极大地依赖下层的供给维系生存、寻求转机。这表现在对工农无所不用其极的经济压榨，也表现为初露头角的重视、提拔底层技工政策。

老板们已发觉「哪个行业把工人阶级的伟大聪明才智激发出来了，哪个行业就肯定会不断地突破前人」[20]，青岛港是现成的成功例子。十年来许振超先后推出「二次停鈎」「15分钟排障」等多种新方法新标准，大幅提高装卸效率（同时降低了事故率）。他对桥吊作业工艺实施了一系列创新；许队与同事们制定的新式管理制度被公司推广；公司技术部门对桥吊工艺的改进和设计，事先会听取许师傅的意见[21]。也许，这仅意味着他个人非同凡响的创造力（「技术大拿」）？绝非如此。许师傅曾诚恳表示「很多工作是靠全公司的职工一起来做。实际上好多东西是从整个生产过程当中、管理过程当中发现应该去做什么，实际是把大家获得的一些意愿、要求集中起来，然后再反（馈）下去，再看执行的效果怎么样」[22]。也就是说，处于生产一线的许队更多地是发挥「分析整理」功能，有系统地把大量无名工友的日常经验上升到自觉水平。资方也看透了这一点，多年来港口管理层有针对性的组织职工进行合理化建议活动，取得不错效益。

工业无产者对生产过程的日常掌握和细微体验，他们对整个生产体系的创造性理解，来自工人阶级的社会生产主导地位，社会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恰恰蕴藏于这一主导地位中。从这一意义上说，人民的智慧确乎是无穷的，越是文化水平高的产业工人，越有推翻资本统治的革命潜力。资本家对此一清二楚，但又离不开底层在思想和人才方面对上层的造血、输血功能，只好走钢丝：既要工人开动脑筋，又得阻止他们「想到歪门邪道上去」危及现存秩序。

确实，有产者乐于起用聪敏能干的工人，可惜无产者的智慧能创造利润，更能用来发动革命。1917年俄国革命的核心和骨干大部由年轻技工组成，多数属于报酬很好的车床工、印刷工和铁路工人，许多人曾在国外参加领导政治或经济罢工；他们通晓外语，有相当的文字和组织能力。俄国革命工运（特别是精华部分）的主要精神特征，表现为对本阶级力量和历史前途的自信，对资产阶级及国家根深蒂固的敌视和清醒的利益认识。十月的胜利带给世界资本主义似乎永无尽头的噩梦，也使后者牢牢记住了这个血的教训。自那时起，国际资本空前发展了对各个被统治阶级的精神控制技巧：社会文化领域「治安强化作业」紧锣密鼓；以好莱坞、CNN和乔治城大学为代表的「真理部」日夜赶工，研发传播着「市场不相信身份」「把握机会走向成功」「努力无上限」等等工农洗脑专用系列产品。

在这方面，当代中国资本基本有样学样，大量借用老辈同道的思想武库和专业人才，以从速确立主流文化对民众的主导地位。如果说北京背景台湾口音的凤凰卫视相当于硬件配备（新央视的建立），目前的拉拢技工政策应属明显的软件设置。资产阶级不仅需要技工们良好的工作能力，更希望在思想上笼络后者，分化无产阶级，扩大自身统治的社会基础。我们看到，围绕青岛港、许队和常德传总裁，主流舆论导演了一出「劳资团结心手相连」的温情政治片，而许队出演了劳方模范的不光彩角色。

天益马克思主义版诸ID 

【biaogang】2007-1-2 11:00 发表

“在日益开放的整个思想界中，传统的斯毛主义已不能适应剧变的现实社会关系及社会意识，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左翼分子在一定条件下倾向、转向真正坚持马列路线的托派是迟早的事情。”（红草）

说得好。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马列文化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以往的青年几乎不可能看到托洛茨基的著作，他们听说、接触最多的是毛以及“伟大的社会主义苏联”，这使得绝大多数所谓“左翼分子”一开始都或多或少是倾向斯毛一派的分子。然而斯毛毕竟在历史上不怎么成功，这就在他们心中造成了疑惑。此时，如果这些左翼青年能够较快地看到托著的话，转变者决不在少数。但是，如果年轻人长期处在斯毛派阵营中，他们带有理想主义的倾向革命的思想会逐渐丧失活性；他们的利益会逐渐与这个阵营融为一体，最终使得这些人彻底倒向那边。

其实不光是对左翼青年。无产阶级也会在各种思潮中迷惑、犹豫。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促使阶级尽快找到自我意识，尽快走上正确的道路。如果我们在变革来临时的巨大浪潮前拿不出象样的马列文化，我们自己就会被无情地冲走。

思想武器。在这方面中马库（）的作用非常大。

【张长海】2007-1-2 11:40发表

“以往的青年几乎不可能看到托洛茨基的著作，他们听说、接触最多的是毛以及“伟大的社会主义苏联”，这使得绝大多数所谓“左翼分子”一开始都或多或少是倾向斯毛一派的分子。”

这些原阵营地区的左翼，多少都带有保守主义或者说传统主义的因素。他们不是因为革命浪潮的兴起而来到运动的，而是因为反革命带来的巨大变动走进政治的。他们从“社会主义”里首先看到的是秩序，而不是颠覆。苏联地区尤其如此。和谐地区由于CLASS矛盾异常尖锐，所以大环境与原苏联有很大不同，但和谐的运动水平至今也很低下。所以左翼，尤其是自诩“马列”的左翼青年更倾向于斯毛“出神入化”的权谋，因为这是他们唯一能听懂的东西。搞政治就是斗智，不对么？

“然而斯毛毕竟在历史上不怎么成功，这就在他们心中造成了疑惑。”

真正影响左翼分子立场的，还是现实。他们大都认为斯毛在历史上极其成功，但现实是政权靠山完蛋了。“你不是说你能行么？？我们都以为你行，你到底行不行？！说话呀！”。这个质问，左翼青年不敢直接面对斯毛喊出来，但实际上问出来了，或说他们自己每天都面对这个质问。现实最“现实”。扯什么旧光荣都没用。现实是毛分子们开了个网站想干预现实，结果被轻轻按死，只好臊眉搭眼借助境外服务器。不是说全中国都爱毛主席么？实力在哪里？自由派在活动，宗教势力在活动，怎么对他们就有余地，跟左翼就不客气呢？这个疑惑，是最有力的。

但毛青年的疑惑和失落，决非等于他们会自动左转，实际上，在原有的权谋崇拜基础上，加上CLSS争斗的水平低下，他们反而会急剧地右转：“这些年我也是风雨过来的，那个谁，那个谁，还有那个谁谁谁，我都见过……不行呵，毛主席那样的伟人，现在出不了……毛主席抗战时候也讲统战，民族第一位……”。

如果biaogang 以为看书能自动让这些人修正立场，他一定会失望的。实际上，确实会有一些毛青年认真读托书和其他书，但目的是更好地研究敌人；这些毛青年将长期留在运动内，清醒地为资产阶级效劳，平时搞麻醉宣传，紧急时刻操刀杀人。

目前，马列文化并不以那些自诩左翼的青年为特定对象。实话说，我对是否多了几个自称托派的ID根本不感兴趣，也希望其他人千万别把这个“变化”当回事。有人愿意合法做事，是唯一需要的东西。

【biaogang】2007-1-2 12:21 发表

多谢指教

我想说的是那些已经转变的人是为何转变的，可是却发现这个问题自己也没想清楚。的确，不少自诩“托派”的“左翼分子”只是把这个当作一种特殊的消遣、一种炫耀自己与众不同的谈资。可是一到关键时候，这些人就会“晕船晕得厉害”，把自己装模做样抽着玩的雪茄不声不响地丢掉了。

“实话说，我对是否多了几个自称托派的ID根本不感兴趣，也希望其他人千万别把这个“变化”当回事。”

虽然您不感兴趣，但是这个文化的确改变了不少人。对于历史运动的浪潮，这不算什么，但是对于每一个被改变了的青年，这却是全部。正是由于它是全部，这些人才会投身到“做事”当中。而且，您个人在这个改变的过程当中，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张长海】2007-1-2 13:11 发表

“但是这个文化的确改变了不少人。对于历史运动的浪潮，这不算什么，但是对于每一个被改变了的青年，这却是全部。”

哦。我说“不感兴趣”只是一种戏剧性的写法……中心意思就是目前这个阶段，实际上人不重要，事情重要。人太少太富有偶然性，没办法对他们抱长远的考虑。只能听天由命。这些人能坚持下去，那当然再好不过。我记得你说“左翼青年坚持到底的大概连十分之一都没有”。其实，千分之一都没有。运动来了，受感染的何止百万，运动稍一退潮，卷走无数……现在就更别说了……

索性再多说一句：做事要尽可能耐心和持久，但一定要合法，祝大家都以缩头乌龟的懦夫精神要求自己。如果发现有人宣布要“干革命”之类的要“唤醒民众”，赶紧躲开，连电邮都不要通。我们懦夫跟英雄通什么电邮电话啊，高攀不起。多读，多做些翻译、整理之类的笨事。不要轻易地对时政大发议论。别以为发在网上不是犯罪。真有能力，就写一些历史和国外题材的小册子。

【黔进派】2007-1-2 13:14 发表

“实话说，我对是否多了几个自称托派的ID根本不感兴趣，也希望其他人千万别把这个“变化”当回事。有人愿意合法做事，是唯一需要的东西。”

这一点我和你理解应当是差不多的。从思想表层来看，从来没有被关注的思想第一次有了“悄悄”的发展，这本身值得留意，但并不代表本质的变化——因为在今后长久时期中这种思想的信奉者数量还会不断地大波动，尤其是运动高涨时很可能会急剧增加，但即便如此，那些被认为是“托派”的人也未必真正地坚持无产阶级独立立场。

增加几个托派ID——除了穿马甲的——那些ID未必毫无意义，至少当前可以增加些基本人手。

“虽然您不感兴趣，但是这个文化的确改变了不少人。”

我希望大家都能明白：你的改变根本不是因为别人，也不是因为外在的某种思想，而是因为你自己的选择。不要指望别人，不要依赖别人，不要对别人负责。王凡西说，我们能走到今天这一步，首先是靠自己，而不是别人、别的东西。说句不中听的话：即便将来自己在挫折后“转向”了，也不要有“我被某某人、被托洛茨基主义害惨了”这类蠢想法。

“我想说的是那些已经转变的人是为何转变的，可是却发现这个问题自己也没想清楚。”

永远不必妄自菲薄，不必带着负罪感和愧疚感。我在有关左翼的活动中也必定有炫耀自己的潜意识，我确实谋求一定的作为——其中也必定包含着一定的“地位”，但这又怎么样？对于十月革命，托洛茨基曾说，那些可怜的家伙（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居然要放弃他们的历史地位！

问题不在于承认自己的某种动机，而在于是否自觉到自己在干什么，是否真正站在历史和无产阶级一边。

关于“愤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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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长海】2008-1-19 12:15

30年代的日本愤激青年之歌

汨罗的渊中波涛喧闹，

            巫山的云里我在乱飞，

            混浊的世间，

            义愤高涨热血沸腾，

            以为权势就是骄傲，

            出卖国家没有真理，

            财阀因财富而自豪，

            为社稷也许已无作用，

            使国家繁荣的人反遭灭亡，

            目光短浅的人民还在那跳，

            治乱兴国似已成梦，

            世间好比一局围棋，

            昭和维新的春天的天空，

            团结到正义的丈夫们，

            胸中那百万雄兵已经足够，

            散落的花枝与繁茂的樱花，

            旧制度如同死尸被跨过，

            尤如一个云漂摇晃的身体，

            国家的忧患意识既然竖立，

            丈夫们的歌声在荡漾，

            是天的愤怒还是地的声音，

            这不是寻常的响声，

            比起人民永劫的睡眠，

            日本已经在黎明苏醒，

            看那九天的云已经垂下，

            四海的水已经在呐喊，

            革新的机会已经到来，

            暴雨吹倒黄昏般的日本，

            那些落魄的人走过天地，

            他们迷惑的道理，

            曾以荣华而自豪的尘世，

            谁还在高楼眺望景色，

            功名几何在梦的踪迹里，

            不消逝的东西只有真理，

            人应该感受意气，

            谁又会议论成败，

            离骚的悲曲已经停止，

            悲歌感慨的日子已成为过去，

            在正义之剑的今天，

            你感到血液的沸腾吗？

“朋友告诉我，列宁有句话，大意是，大学是愚弄有产者后代的地方，真的是有道理。”（沉氓）

不知列宁的这条语录。不过以实践而言，似乎“大学是愚弄无产者后代的地方”更合理些。

【沉氓】2008-1-19 14:15

前段时间，确实像您说的，面对遇到的学生老师以及他们的生活有种“怒其不争”的感觉，甚至想去依靠劝说、忠告来使周围的人能明白些，虽然我自己也是刚刚有所醒悟。但是现在，我已经接受了这个现实，同时也下决心尽快摆脱开“寄生虫”的生活，并且不再把精力放在“劝说”“忠告”这些事情上了。应该做些更有“意义”“效果”的事。

可能是看到这篇文章里的一些事情，又激发了我对那种“寄生”“麻木”的生活的愤怒，并且，先前的习气也没有全部除掉的原因，话语中透出的那股子酸气，让您看出我的“硬伤”。

【晨星】2007-7-15 07:55

我也认识一个人，出身农村，有很优秀的体格，擅长人际交往，成绩很出色，拿欧洲一家电器公司发的专项奖学金。在我倾向于革命马克思主义之前，我们是好朋友，现在他会和我说：“私有化是历史不可逆转之潮流。”“都什么年代了，还在讲阶级斗争啊。”之类的话。

像他这样的人，是目前和谐出身劳动者家庭的比较优秀的知识分子代表。他们虽然出身于社会上被压迫的阶层，但根本就不打算否定这个制度，他们认为通过自己的努力，自己和自己所爱的人能生活得更好。当然，中原的大环境能否培养出“和谐梦”文化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在阶级斗争低潮的时期，那些学历高的、知识渊博的、文武兼备的、会赚钱的先生、小姐们多数是看不上“马列”，那个纸醉金迷的“敌营”会对他们更有吸引力。

有时候，常常会为布哈林的5分击节称道，但现在的外部环境不允许“新人”们长得更高。不过不必太灰心，和而又谐的外部环境也限制了那些小丘吉尔和小撒切尔们的成长。我们以邓公为例，他在法国当过革命工人、当过学生领袖，回国后搞过兵运，中年的时候是农民红军的领袖，60岁的时候从高位摔下，被“左派官僚”及其帮闲羞辱。但后来怎么样呢，这就是素质？今天“新民国”的政、商、学界大佬能比吗？

出现一个撒切尔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整代英国工运被打垮了。

还是那句套话“在一个社会中，物质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必然在精神文化上有压倒性优势。”革命者所要做的只是在决战到来前沿，不让这个差距被拉大。

学业压力、就业压力，这些都是亲爱的祖国给激进青年的见面礼，今后这样的见面礼会更多，应该有个心理准备。

我觉得张长海说得对，克拉辛这样的人迟早会出现。

【张长海】

“什么是主人的语言？什么是奴隶的？我看不出来啊……是不是《杨子：有时我真想笑》里面大部分都是奴隶的语言？感觉和郑的不太一样。”（沉氓）

“主人的语言”，本贴讨论中特指有产阶级专为被统治者炮制的一整套洗脑子概念。比如一提到“民工”就说他们是“乡下人”、“我们农民”，拼命淡化他们的工人身份，淡化他们日常的痛苦来自被资本家剥削的事实，而是大谈什么“我们农民被你们城里人欺负”、“乡愁呵，我的乡愁呵！”等等。类似的概念到处都是。比如郑诗人对暂住证痛骂，却尽量回避暂住证就是为了老板容易控制工人搞出来的。等等。例子太多。

“奴隶的语言”有很多重意思，有时是相反的。本贴讨论中，作为“主人的语言”的对立，“奴隶的语言”特指清醒表达被统治者利益和斗争的语言。

有时，“奴隶的语言”特指在高压环境下，公开发言时使用隐讳的、曲折的、象征的词汇来表达工农反抗的意思。比如用“和谐”代替某guo。用“停工”代称strike。等等。

发信站：天益马克思主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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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长海】2007-7-15 03:28

“现代不少大学生成为激进青年，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现实生活的不成功。”（biaogang）

完全正确。但这里也要分清几点：青年希望在既有社会里成功，做些努力，失败了就愤愤的、激激歪歪的。这本身虽然常常很可怜可笑，但一般并不是‘罪恶’。其实是奴隶们的常态，只是有些人的幻想和虚荣更重些，更外露些。革命归根到底首先和主要是普通人的事业。不少初入左门的青年文人（学生）一味寻找“圣殿”，总以为共运有秘密武器，结果看到所谓神秘的革命者跟自己毫无差别（“我以为谁呢，那不是当年在附中一起逃课打游戏的大黄毛子、三赖和臭臭嘛！”），便大失所望。水平不高、入门不长的积极分子，精神上常在寻求能让自己逃避现实的路径。现实里没有，虚幻的也行。顺便说一句；毛分子对“人民战争”的粉饰，其实就是逃避思维的一个变种。

身为中等资质的普通人，想继续往前走，从‘激进青年’变为‘先进青年’，唯一的正途是在阶级实践里一步步琢磨。如果说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那就是在严守阶级立场的同时，对自己、战友、盟友、同路人的整体要求应‘宜宽不宜严’，有合作的共同点就行了，万万不要生硬地追求一个与灰色现实完全不同的‘解放区’。普通人虽然常常做些可笑可悯可悲的事，但革命恰恰首先依靠他们的双手和臂膀。

想摆脱‘愤怒青年“的状态，成熟起来，肯定是没有什么抽象的自省法则。唯一要把握的大方向，是尽量设法脱离小资生活、工作圈。“到工人群众中去”，不是一句空话。

某种意义上，社会革命可以说是文明成果跃进的“自然”要求。所以在运动大步前进时，必然会有各种领域的杰出者纷纷进入运动。这类人物的大量进入，是“思想掌握了群众”的一个重大标志。克拉辛家族的几个兄弟，用托的话说“干哪一行都是那一行的王子”，这样的人成为革命者，说明“春天已至”。运动内普通人、平庸者与他们的关系较复杂，这里先指出一点：对自己期许太高的平庸者，在期望落空后——发现运动内有才的人很多，完全盖住自己——可能恼羞成怒，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有时会给运动制造重大隐患。如何解决？没有万全之策。至少，革马ID们要多留几个心眼。养成观察人的习惯。不必强求对方改变，但要心里有数。

【沉氓】2008-1-19 09:54

一个让我觉得很可怕的现象，接触到的不少学生（大学以上），视野狭隘的无法想象。除了学习的时间，男生游戏黄片，女生购物韩剧，平时不看新闻，偶尔知道些事情也是学习英语时捎带着了解到的。没有自己的见解，没有立场。整个的世界似乎只有和自己相关的那些事。无比的自恋。知识没在他们手中成为改造世界的武器，而只是向上爬，取得满意的物质生活的保障。

和他们呆得时间越长越觉得窒息。和他们进行和时事稍微有关一些的谈话，总是会得到让你瞠目结舌的回答。如果你说某地儿的工人工资很低，他们会说：“不可能！”“那又怎么样？”如果你说这社会上有太多的不公平，需要改变，他们就会说：“那你去做啊！”

他们自己进行的话题也是无比的无聊，男生的话题不超过学校班级内的人事斗争、游戏和女人的身体，女生的话题不超过自己的感情经历和购物心得。共有的永无止境不会厌烦的话题是“吃”。他们聊天的内容和方式。听起来还不如一些朴素的农民或工人之间唠家常听起来亲切。

我明白造成他们这样的原因有很多，家庭的，社会的。我也曾是其中一个，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像根木头。不，不只是木头。“我发现周围都是一堆堆的垃圾，我站在其上，照着自己，发现我也是堆垃圾。”

朋友告诉我，列宁有句话，大意是，大学是愚弄有产者后代的地方，真的是有道理。

【小骆驼】2008-1-19 10:19

我宁愿要这样的社会，也不要终日全民斗争的社会，不要终日大谈革命的社会。

【沉氓】2008-1-19 12:05

我觉得往往是这个社会中的既得利益者，或者至少是在社会的改革中到现在利益没什么损失的人们，常常会有这种看法。

我所观察到的，即使那种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损失，但是由于胆小怯懦不习惯反抗的人们，也不是这种观点。

现在的很多大学教授、专家学者、各类研究生博士生们，如果不能走出那片个人狭小的空间，终了，也只是“寄生虫”。因为即使连“为科学而科学”的人也很少了。

而这种“寄生”方式，表面看起来没有“剥削”那么让人可恨，可是也会让人烂死在里面。

上面凌乱的话和马版的主题不很相关，但还是不吐不快。

【张长海】2008-1-19 12:15

你说的现象其实是资本主义社会学生非政治化阶段的正常现象。加上共运崩溃后的有产保守主义思想极端泛滥。

那些学生不是没有立场，他们只是完全接受主流立场，当作自然而然的事。但这些非政治化的学生，在社会发生震荡后，必然分化。你今天看作垃圾的同学（或你们下几届的学弟学妹），有许多人明天会成为共运的新鲜血液。群众运动中，人变起来是极快的，虽然不可能一天就抛弃全部偏见……

“现在的很多大学教授、专家学者、各类研究生博士生们，如果不能走出那片个人狭小的空间，终了，也只是‘寄生虫’。因为即使连“为科学而科学”的人也很少了……可是也会让人烂死在里面。”（沉氓）

你这句话里还是包含了浓厚的“怒其不争”、“痛心疾首”的思想。似乎“你们本该振作啊！为什么不振作啊！我很痛心！你们是……代表……栋梁……希望……”。一个开始政治化的学生，在视自己的麻木同学为“垃圾”之余，往往有类似的补天思想。补天派接受有产国家（繁殖寄生虫的秩序），同时对有产国家的社会后果怒不可遏：为什么有这么多寄生虫？！天诛国贼！！

一个愤激青年不能走到共产主义战士的阶段，必然成为法西斯的支持者。

30年代的日本愤激青年之歌

————《沼泽行军》读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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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草

(有删节)

4、

我非常赞同李星在此文中提出的：

“从帮助大众提高觉悟与致胜能力的角度出发，整理传播「马列文化」与融入产业工人阶层是俄中先进分子的重大阶段任务。”

什么是整理马列文化？李星说“何谓马列文化？往窄点说，即为阶级苦斗汪洋战例的记述与分析。”是记述现今各国/国内的和整理历史已有的“反剥削与基层组织的形式经验技巧”。目前，有朋友积极倡导以翻译、搜索、打字、汇编整理等为形式的资料整理（天益马版、新青年论坛、毛派的《星火翻译》等，最近我还看到北大毛左派的马评网开始尝试俄文左翼翻译），也有写调查报告（工人网老严的东北工人调查报告、老田的文革口述史记录等），还有少数青年打工诗人或泛左翼分子也写了些反映工人现实斗争的记录，等等，这一切都属于整理马列文化。随着物质条件的发展，甚至可以向群众引介劳工的歌曲影视戏剧作品（港台左派已有这样的实践），如果技术允许的话还可以做揭露劳工生活境遇或其他有利于启发群众阶级觉悟的DV视频，做成光碟或通过某种网络方式传播。这些都属于整理马列文化。我认为只要有心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只要以主人翁态度去对待这些任务（而不是把这些任务作为一种应付或某种保证），就一定会创造出更多的整理马列文化的形式。

什么是融入产业工人阶层？李星说“何谓融入产业工人阶层？「把自己的命运与无产者的命运绑在一起」（托洛茨基），身为工厂区无产人群的一分子（而非「我们左翼」）与阶级共历饥寒、悲喜与征程。”

当然应注意到，无产者包括产业工人，但不只是产业工人，也包括农民群众的广大贫苦阶层以及数量不小的城市贫民等，在泛义上甚至还可包括那些接近无产者生活状况的各种职员、办事员、公务员等阶层。现在也有毛分子参与合作社、乡村建设、农村支教等改良实践，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怎么看？我料定这个问题肯定会引起重大争议，尤其是在“工人阶级式微论”大行其道而所谓“多元社运”泛滥化的今天，尤其是在有毛主义这样的农运中心主义传统（本质上是小资社会主义）的和谐，这个问题特别值得认真讨论。我认为，原则上并不反对此，但是在当前力量单薄的情况下应该首先投入最重要的工人阶级领域（而且我认为不论什么情况下都应尽可能使先锋分子在工人中的比例更高些）。正如列宁在1897年所说的（今天和谐左翼比1897年俄国更弱得多，更需要这么做）：

“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最注重城市工厂工人。俄国社会民主派不应当分散自己的力量，而应当集中力量在工业无产阶级中间进行活动，因为工业无产阶级最能接受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在智力上和政治上最发展，并且按其数量以及在国内巨大政治中心的集中程度来说，又是最重要的。因此，在城市工厂工人中间建立坚固的革命组织，是社会民主主义者首要的迫切任务，现在放弃这个任务是极不恰当的。然而，我们虽然认为必须集中自己力量在工厂工人中间进行工作，反对分散力量，但我们丝毫也不想说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可以忽略俄国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中的其它阶层。根本不是这样。俄国工厂工人的生活条件，使他们往往同那些散布在城市和乡村的、生活条件更恶劣得多的厂外工业无产阶级即手工业者发生十分密切的关系。俄国工厂工人与农村居民也有直接联系（工厂工人往往有家属住在农村），所以他们也不能不与农村无产阶级即千百万的长工和短工，以及那些拘守一小块土地，而从事工役和寻求各种偶然“外快”，即同样是从事雇佣劳动的破产农民接近。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现在把自己的人员派遣到手工业者和农村工人中间去工作，是不合时宜的，但他们决不打算忽视这些阶层，而要努力向先进工人解释手工业者和农村工人的日常生活情形，使先进工人在同无产阶级中比较落后的阶层接近时，也把关于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全国 民 主 运 动—— 特别是我国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的思想带给他们。当在城市工厂工人中间还有这么多的工作要做的时候，派遣鼓动员到手工业者和农村工人中去工作，是不实际的，但是社会主义的工人既然往往不知不觉地接触这些人，就应该善于利用这种机会并了解俄国社会民主派的一般任务。因此，那些责难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眼光狭小，说他们因为只注重工厂工人而想忽略广大劳动群众的人，是极端错误的。恰恰相反，只有在无产阶级的先进阶层中间进行鼓动，才是把整个俄国无产阶级也唤醒起来（随着运动的扩大）的最可靠的手段。在城市工人中间传播社会主义与阶级斗争的思想，就必然会使这些思想经过比较细小的沟渠传播开来：因此必须使这些思想在较有锻炼的人们中间种下较深的根，使俄国工人运动与俄国革命的这个先锋队完全领会。”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1897年底，参见

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 ... nese-lenin-1897.htm ，这篇被收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的文章正是我手打录入的，我之所以认为它非常值得翻出来让当今左翼学习，不仅仅是从技术上说，更是从它的思想深度上说：它具有开辟真正的革命工运的相当深度，但却恰合左翼工运刚刚起步或者未起步这样一个阶段的现实情况。）

如何融入工人阶级？我认为具体实践上有多种形式，任何人都不可能提供一条怎样走这个路的具体的现成方案，李星的这个说法是一个核心的精神，就是无论通过怎样的方式的融入产业工人阶层——包括我前面所解释的，应该在合法改良机构里争取一席之地——都应使自己与无产者同呼吸共命运。以我曾经接触过斗争中的工人的短暂经历（但那些经历给我了不少十分宝贵的启迪），我认为当工人们意识到需要维护自己利益的时候，他们是非常非常渴望获得知识和经验上的帮助的，而在和谐存在着一个极其广大的需求，和谐至少有3亿处于资本主义和专zhi制度不同程度剥削压迫下的工人！（但工人群众普遍存在依靠别人帮助、指望别人同情施恩的落后思想，我们不应利用这种落后思想使自己成为特殊于工人阶级之外的一个“维权主义救济者”，而应让工人阶级认识到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只有通过坚持不懈的阶级斗争才能争得法律纸面上的权利，使自己成为工人阶级的有机的一部分）

我前面所说的“共产主义者理应大力去争取进入合法改良机构”是一般的情况。在目前的阶段里，自己到底应不应该争取进入合法改良机构，取决于：从“融入产业工人”来说，哪里最需要你；哪种选择更方便你开展促进阶级事业以及自身生活利益的（这两个利益应是有机联系的）工作。

我认为这两样任务（一样是精神文明建设，一样是物质文明建设）之所以应被列为“阶段任务”，是因为目前这个阶段仍处于革命工运尚未出现的、但左翼和工斗都分别已有所发展的初始阶段（只是俄国左运走得比和谐更长些、也分化得更深些）。不过，这两样任务并非完全平行——精神文明建设更重要，正如王凡西在《毛泽东思想论稿》中所强调的“革命理论应该先于革命行动”，也如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我赞同向青的观点：和谐阶斗可能出现迅速的转变和高涨；所以说，所谓阶段，它的特点也并不是固定不动的，它不是“按部就班”的。不是说现在是初始阶段，接着再到第二阶段，然后到第三阶段，第四阶段，…… 历史进程不是人们预先设计好的。但是工斗、群运可能大规模的激化，关于阶级斗争的文化食粮（这些是完全面向全体阶级群众的）却很可能一下子供应不足，造成严重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现在就必须得积累文化粮草。值得一提的是，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马列文化的受众都只是阶级中的先进分子和最能挤出学习时间的那部分人，但实际上这些文化又必定是完全面向全体阶级群众的（只有这样才能从广大群众中赢得尽量多的先进者），决不能人为地设限制、制造与群众隔绝的既定的“先进分子小圈子”。

另一方面，融入产业工人阶层也决不能说是“次要的”，而是一个关于共产主义者自身选择的最基础问题。因为融入产业工人阶层本身就涉及自身的工作生活问题，涉及你怎么养活自己的问题，从现实出发你总不能说这是个“次要问题”吧！！对小知左青来说，实现融入产业工人阶层意味着将自身出路与无产阶级出路联系在一起——虽说我们必须认识到这还远远不意味着左青就能保证摆脱了改良主义立场（相反，更多工人连什么改良主义都不关心，只关心自己的工资和家庭）——但这无论如何是重大的一次跳跃。因为人的社会选择归根结底是由他的生存来源决定的，我们既不必圣化革命者（巴布石金也得为找工作费劲心机），也不必走到另一个极端，如果说“谈什么理想思想都是空的，阶级觉悟那是托派说教”那就是走向实用主义了。融入产业工人阶层与整理传播马列文化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融入产业工人阶层正是为了传播马列文化——不光是带动群众学习讨论，更是在身边眼前的阶级斗争中具体地继承和新创造马列文化，同时在具体实践中又创造、整理出新的马列文化。一个头脑贫瘠、对马列文化一窍不通的人（关键是：没有把握住阶级历史利益、并且真正改造了自己头脑的人），即使融入产业工人阶层了，他也不懂得应该做些什么，他仍可能只是在网上满口左翼话语，下了网还是一样朝九晚五地做工，心里看不惯老板、甚至也参与集体斗争但并不善于或完全“懒得”去做有利于自己和自己工友阶级觉悟的工作。（我有个别工人朋友，所以我有点这种感想。）

5、

我最后还想说的就是：不能盲信某种使自身成长的方法，即不能把思想、世界观、心态的发展，与自身的现实历练的发展完全割裂或机械联系起来。不能认为有某种方式可以确保自己成长为一个合格的革命者/阶级战士。

有的左青往往容易局限于自身成长的某个阶段的经验和思考，而提出某种结论。例如有的左青在自己的观点屡次被证明是错的或不足的或片面的或幼稚粗浅的之后，也许会心里想，我觉得现在还不成熟，我想到将来走上社会有一定现实历练了才能成熟，再去评判各种问题这样最好。但实际上，经过很多现实生活和斗争的左翼分子，甚至他同时还读过许多左翼书，再甚至他还见识过某次革命，但也未必能真正地成熟起来。

在这里正好应该对第四点做一个补充：并不是说必须融入产业工人阶层你才能去整理传播马列文化，或者反过来，也不能说必须整理了马列文化一定时期后才能融入产业工人阶层。两个任务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先后关系。因为，任何左翼分子都应该力所能及地去整理、传播马列文化，不管你是学生（你是学生就更应把已工作者所不具备的富余时间用于资料整理），也不管你是工人或工业区的职员（你是工人或工业区的职员就更应把你与工人接触的情况、你所了解的工人生活和工人斗争整理出来）。应该认识到：对于马列文化整理者来说，不同的社会地位都有各自的优越性和局限性，要善于把握好，不应一味羡慕别人。（这是针对有的已工作的左翼分子羡慕学生有更多时间、而有的左翼学生反倒羡慕已工作者有更多成熟的工作生活体验的现象而言。）再者，应认识到：整理马列文化的“工龄”乃至作为左翼分子的时间长短都不能成为一种“资历”，也就是不能作为一种在群众维权或左圈里升迁的资本。任何有志左青或已工作了的左翼分子都应该谨记这样的训导：

「这个学生必须要体会到，他之来到工人运动中，是以学生资格，不是以教师资格。他必须学会把自己置于从属地位，必须去干人家要他干的事，不是去干他自己要干的事。至于工人运动方面呢，那一定要用最大的怀疑态度去看待他。一个年青的学生一定要『循规蹈矩』首先干他三年、四年或者五年，而且要干极简单与极普通的党的工作，然后，当工人们对他有了信任，并且已十分确定他不是一个求职谋差的钻营主义者之后，他才能准许升迁，但是要升得慢，要升得很慢。当他以这样的方式做了工人运动以后，他这个学生身份才会被人忘记，社会性的差别才会消失。」

（托洛茨基《论学生与知识分子》，1932年11月）

这个训导中的“学生”适合于一些已有数年左翼历史的左青和一切刚刚觉醒的左青，当然也包括我。掐指一算我也有4年的激进左翼史，如果算泛泛倾向共产主义的历史就有差不多10年了，可论社会地位我目前仍只是一个学生，应该无差别地接受这一训导。

一个人能否成为真正的革命者，取决于许多非常具体的因素。我觉得还是如托洛茨基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心理特征只有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同各种传统和习惯进行彻底决裂的时代才能得到发展”，有人并没有真正“同各种传统和习惯进行彻底决裂”，即使也参加了真正的工人社会主义革命，但终究不具有革命者的内在气质，就像斯大林那样（托洛茨基对斯大林有类似评价）。

一个人能否成为真正的革命者，从个人来看是偶然性的交集，从历史来看却被必然性所支配。说白了也就是左翼运动和无产阶级斗争这两条线的各自发展、互动与交汇，而这两条线是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存在的。作为无产阶级比较有思想的部分，左翼运动一旦能认识到自身的阶段任务，就会在大的范围内产生一个正确的方向——它知道自己怎样做才有利于现阶段的和长远的阶级利益。我认为，如果一个具体的左倾分子能自觉地坚持将这些现阶段任务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这当然不能作为你“革命前程无忧”的万验保证（我绝对不提供这种愚蠢的保证），但必将比他通过闭门造车地“研究”或“自学”或“自我改造”来追求“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革命者”更能促进他自身的思想发展。

2007-10-26晚~~10-27凌晨1点半  于家中

党和阶级，以及现阶段任务与左翼的成长

————《沼泽行军》读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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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草

(有删节)

……

1、

……囿于我的认识水平，且不论俄国左翼沉迷于“新工运”的原因，也不论俄国今天所处阶段与我国阶段之差异，就左圈主流思想状况来看是一样的：那些“维权主义者”都只见派系以及派系的组织，而不见阶级，典型的实用主义（和谐要更严重，从李星过去的文章及这篇文章来看，俄国工运似乎仍有机地存在着些觉悟分子的；但我觉得和谐也存在着极重要的有利方面，就是阶级的潜在战斗性和聚集规模都要比北邻强许多）。

展开上述看法，即：如何看待阶级先锋（“党”）在阶级中的地位和角色？如何看待工会运动/日常反剥削斗争与阶级先锋之间的任务分工、相互关系？

我认为老托1929年“荒漠的呐喊”之一 ——《共产主义与工团主义》（译者李星）恰好回答了上述问题，它与《沼泽行军》形成某种有机对应的关系，所以不妨将两篇文章结合在一起读。《共产主义与工团主义》是托洛茨基和法国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论战，看起来很具体、很偏门，但实际上在今天恰有重大现实性。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虽不能等同今日的改良倾向的左翼维权分子，但可以说是某种“极端的维权主义者”，他们把工会（工会联盟即工团），或者说把工人阶级的日常经济斗争机构推崇到战略地位，而绝对排斥了党。因而老托从革命无产阶级立场阐述了阶级先锋与阶级本身的关系，这个理论问题在今天有了新的特别的现实性。

老托的《共产主义与工团主义》指出（我标记着重符号，下同）：

“工会日常活动（重复一遍：实际生活中的工会活动，而不是工团主义理论家的想象）的方式方法，也随着外在环境而定。在「和平与发展」的年代，工人斗争最激进的手段是经济罢工；这时党的一线角色会下降，不再对每起罢工作出直接和具体的决定（即使它有足够影响这样做），而是利用掌握的政治、经济信息帮助工会研究（本次）罢工的必要性；它在党的宣传和其它活动上支持罢工，但一线角色无疑属于工会。

“当局势发展到总罢工和夺取政权的阶段，上述角色分工会发生极大变化。党的领导角色将是直接和公开的。工会——当然是指那些拥护革命的工人组织——转化为党的组织机构的一部分，以全阶级领袖的身份发出声音，为工人阶级的所有政治决定负责。”

我是这样理解的：在工运中（局势还未发展到革命形势的阶段），党的职责是通过思想理论宣传、批判及紧密相关的阶级实践指明一条不妥协的革命路线、加强以革命阶级斗争为首要目的的无产阶级自我组织并且在这一切工作中千方百计地提高无产大众的阶级觉悟；而具体的斗争操作（罢委会的具体决策、请愿通电、碰头出点子、技术上协助维权骨干乃至组织工会和NGO等等）的主角是无产群众——也包括先锋分子（或者说先锋分子也可以、应该参与进去做），但先锋分子（作为一个整体的先锋队）的主要职责是思想政治领导，如果忽视这个职责，先锋分子就不称其为先锋分子。（对于一众左翼干部得意洋洋地自吹“持续积极状态中，本组织度过成立后的最佳半年”的现象，值得思考的是如果先锋分子把主要工作时间用于技术性的日常事务，那么所谓阶级先锋队的政治领导的地位何在呢？无产阶级是否需要把体现独立阶级立场的政治领导摆在第一位呢？或者只是让“「工会领袖把左派分子当‘义工’，后者把工人斗争当‘造势’（捞资本）的机会与借口」（「前进」执委德?久林）”？？）

托洛茨基在《共产主义与工团主义》中这样写道：

“在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不掌握强制的手段。总的来说，它（对工会组织和工人群众）的政治领导，体现于那些以普通会员或工会干部的身份参与工会工作的党员身上。……最高标准则是到底有多少工人准备响应党的战斗号召，参加群众性直接行动。”

在今天可以做这样的解读：阶级先锋队的政治领导，体现于那些以普通维权分子或工会、NGO干部的身份参与日常维权工作的先锋分子身上（换句话说合法改良路径中的阶级先锋分子不能只是改良事务员，而应——在工作中——体现独立的阶级立场和政治领导）。人数当然越多越好，但必须以坚持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政治领导为前提。最高标准则是到底有多少工人准备响应无产阶级革命方向的战斗号召，参加群众性直接行动。

2、

俄国主流左翼的教训是：他们舍本逐末，把争夺组织资源列为进行阶级斗争的头号目的。结果是NGO和工会琐事吞噬了先锋分子的大量宝贵时间，而阶级群众本身也因为（随着某一次斗争运动的退潮）组织瓦解而涣散。即使是在左翼工人组织“拓展了自身阵地”并经过了阶级斗争之后，仍旧有“某托派活动家感慨连连：「对‘上头’的呼喝或承诺，职工照旧心存敬畏」（「工人民主」执委拉古金科）；反击社保改革的讲坛口号声嘶力竭，听者一脸漠然「或嘟囔‘瞎耽误工夫’，或双手一摊 ‘选你当主席，你就替大伙多操点心呗！’」 （彼得堡彩印一厂工会主席、共工党成员维杰尔尼科娃）”。

我认为在代议机构、NGO（包括种种维权机构）、工会中争取一席之地也是很有必要的，要是我们因为它的局限性而反对利用它的话就陷入教派主义的小资空谈了（如果无视它的局限性而大谈“现实主义”就又变成了资产阶级附庸——改良主义了）。一般地，共产主义者理应大力去争取进入合法改良机构——但目的是为了争取使群众团结或尽可能拉近到革命无产阶级路线、立场周围（也使这个路线、立场尽量地公开化、为大众所知，议会选举乃至总统大选的少许主要好处也正在于此）、尽力提高阶级大众的觉悟。

3、

最近我在看关于民社主义的文献，民社主义把“争取多数人支持”作为党的目标之一，大原则上来讲这并不错——布尔什维克传统也一再强调要使共产党成为群众性的工人党，这更是托洛茨基及之后的第四国际及其各支部决议的口头禅。但问题在于，争取多数人支持不是无原则的。如果一个工人党为了吸纳更多人支持，不断降低党纲水平和思想门槛，而它自身也在异化中（比如民社党早百年前已沦为资产阶级政党），那么这种发展方式有什么意义呢？它纯粹变成了宗派争夺地盘的举动，变成了争先恐后地给资产阶级做嫁妆，变成了开公司开分店做买卖做市场营销，做政治生意，和促进无产阶级的觉悟和自我解放有什么关系呢？（唯一的联系就是阻碍阶级解放事业）

文中注释88提及：“2007年夏天发生意味深长的一幕。声援遭迫害的「瓦斯汽车」工会副主席的彼得堡联合会议上，到会的极右爱国分子未受工会代表批评抵制。工会代表声称政治属于街头，他们只关心各界如何帮助工会。在场的斯大林分子或保持沉默，或附和说开会应只谈工会问题。”

似乎针锋相对地，80年前的托洛茨基指出：“工会涵盖的群众越多，作用就越大、对工人阶级越有用；无产阶级政党相反，首先需要政治立场的一致性，理论与组织的团结性。……不管在工会内担任什么职务，工会会员-共产党员首先服从党的纪律；与此同时，党员有责任服从工会日常纪律；也就是说，党不必用自己的纪律和组织来代替工会的纪律和组织。 当党认为无论如何也不能服从工会多数通过的某些政治错误和反动的决定时，党会公开地提醒党员兼工会会员们，帮助后者对可能的变化——被开除或丧失领导职位——作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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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队员】2008-5-15 23:15

写作的目的

共产主义ID的写作（含翻译）的目的，个人以为大致有两点。一是通过文字表达立场、传播信息，即宣传。暂时还谈不上群众鼓动。二是锻炼自己。

先说第二点：锻炼自己，给自己找一个支撑点（当然支撑点越多越好，不是只能有一个支点）。谈了二才可更好理解第一点怎么去做。

何谓锻炼自己？无论左青是否已参与阶级实践，尝试和坚持写作，必需涉猎相当的——至少是一定的——资料。这有助于自己开阔视野、深入思考写作涉及的话题。这种有针对性的阅读，比单纯的阅读，收获大很多。其次，尚未涉足实践或暂无现实可能的时候，左青应把更多力量用于文字领域，发挥点滴作用以避免浪费时间和热情。说白了就是不要让自己的手闲着，得不断找事干。第三，和谐地区的马列宣传基本接近空白，需要海量文字填充。即写作本身也是现阶段本地共运的一个重大客观需要。只愁合格的文字太少太少。第四，有实践机会时，无论实践水平高下，共分子必须对反映出的阶级深处和表层的动态，包括细微动态及时予以记录分析。同时，阶级运动非常需要、实际上是特别需要大量的基层分子的观察分析感受。运动起伏不定，无数经验、思想的火花都转瞬即逝，必须在保守必要秘密的前提下尽量设法予以保留、复制和传播。

最后，写作对共ID个人的“运动前途”，有着正面的意义，并最终将影响运动的整体。现以ID“晨星”为例，略作说明。

目前零散的革马ID大都处于学生的年龄线。ID“晨星”似乎也如此。一个左青毕业上班后，适应适应社会、干点零散的左运事，忙忙大小私事，发发呆骂骂娘看看热闹，折腾几年很快奔三十了。青春耗尽之余，种种烦恼随之而至。即便在风云激荡的工运高潮时代，一个付出不少代价（牺牲常人的安逸和娱乐，已经算不小牺牲，更别提其它）的普通共分子，也难免“三十岁焦虑症”，失落、不平、不服、愤愤、茫然……。处理不好，这类失调会给运动造成大大小小的隐患。和谐当前的环境下（矛盾四伏、运动水平低、人少力小办事难、一切要摸索），要充分估计到这一点。它不能用“你外公不是英雄，但曾与英雄一起战斗”的抒情手法来解决，更不能用毛修式的“舍得自己呵！要永远舍得自己呵！”的苦行布道催眠来解决。留下一批有质量的文字，是一个不算好但可自慰的方法，告诉自己和一辈辈的同志：“天空虽无痕迹，我已飞过”。和谐今时今日的具体ID们，普遍水平低磨练少缺经验、但雄心抱负、暗地里的想入非非（“我们该算第一代了吧？历史地位……”）却未必少。这批ID失落的力度很可能更大、摔得更狠，到时候一个个老大不小激激歪歪，景色好看不了。

一批有质量的文字，也算自身贡献的某种证明。有时，自我安慰也是必要的，它有助于重压下的大批共分子稳定心神不致轻易地进退失踞。同时，一个共分子，当他拥有一批不错的、经受了考验的分析、介绍珍贵资料或介绍了精辟理论观点的译文，也就成了自己引导后辈、与战友探讨思想采取行动时的必要资本（或说资格证书）。包括“晨星”在内的众ID，必须现在就考虑给自己攒一个资格证书。

写作有原创和翻译两类。先说翻译。一批ID正在集体翻译尼泊尔事变的新闻动态，已制作了第一期电子版。这算个成功例子。材料短小易翻、具珍稀性。对新进ID来说，最好通过类似的合作练手，培养习惯检验韧性。水平较好的ID，则应逐步开始独立翻译长文、小册子，并争取至少有部分为独立翻译，这既是出于攒资格证书（译者的身份）的技术考虑，也是提高水平的必经之路。翻译的素材，则应首选各国水平较高的群众性工人斗争的记述、有关文件、回忆采访等等。类似的材料在和谐仍奇缺，永远欢迎。值得指出的是，部分ID总还是倾向“学术”、“理论”材料的翻译，有的是相信“学术界毕竟是指路灯”，有的认为这类翻译更能给自己争取一定的地位。无论如何，作为他们的同志，尤其那些有时进行协调、引导的ID，不必把弦绷得太紧，恨不能手把手规定出每个ID的每一步。只需耐心提醒、尽量避免实在无益的“学术”翻译即可，甚至有时只能随他去好了，千万不要犯完美主义的强迫症。

一般说来，从事翻译时，在技能选择上应走最小阻力的道路，即选择最广泛的国际语言：英语。不要本有英文基础，却憋着劲非学会伊朗语、普什图语“干一番事业”不可。当然你是奇才天才鬼才另当别论。

插一句：ID们应养成写读书笔记的习惯，哪怕只写几句随感。不要抱着“文章千古事”的念头。整理资料时，ID也可多少记录下自己只言片语的随感。我要特别指出ID“探索号”整理太原工厂斗争的历史资料时，就做了很好的尝试，写下一段随感。这些思想的碎片，往往反映了共分子精神成长（坦率说也可能是精神退化）的一个个瞬间，它们常能给同道与后辈以启示，甚至对自己也有点像思想路标，指点着你来的路。零散的随感应注意保存，收集成册。这个领域来说，网络已经提供了极好的技术前提。

现在说原创。

和谐当前的马列文化，空白之大是惊人的。经济、文学、科技、宗教、民族……各个领域的话题，几乎都不存在有分量的阶级分析、马列分析。要补的课太多。不断发生的风潮事件，也需要合格的时评。而现实存在的ID们，充其量有点宝贵的阶级直觉（矛盾激化暴雨将至的社会中，青年往往比别处的同龄人多一点阶级直觉、洞察力），看过些书或许参加过一点点实践。手太短、山太高，愚公挖山也得找最快、效果最好、最能发挥自己力气的途径。

第一，篇幅不必长。完全可以写一些千把字、几百字的评论。短小的时评可以迅速表达自身立场，也是练笔。同时，新进写作者——其实一些老作者也一样——往往难以理清思路，想说的话太多，越写越散，用篇幅限制自己的思维，是个笨法子，至少可迫使自己把认为要紧的话说出来。就算及格。

第二。宁可说些正确的套话，比如“这就是阶级矛盾，根本对立。缓和了也还存在”、“有老板就有剥削”，“天下老板一般黑啊！”，也要杜绝两种倾向。一种是以为写文章必须带点学术腔：“范式”、“语境”一类。左青读多了左教授的文章，说话容易被拐带。二是自作聪明的囫囵话，比如“爱国其实倒没什么，但是老板说了算的现实也真是让人无奈啊！”，总以为这样可让读者更容易接受：“先找点共同语言，别闹那么僵，然后一点点启发诱导”。

作者们自然不能满足于“老板该死！老板实在该死！”的干巴巴说教，但作者们必须记住：写不出精深分析的情况下，宁可口号式地把阶级对立的现实直接喊出来，或直接报道压迫剥削上层黑幕、劳资冲突等等的事实经过，也不要兜圈子。普遍不觉悟的大环境下，兜圈子等于增加觉悟的难度。你多写一个含混骑墙的字，也是在替老板服务。哪怕你写的文章连鬼都不读，但你自己兜圈子，至少混淆了一个人的脑子——你自己。这一瞬间，老板已经赢了一局。一块干巴巴、难以下咽的馒头，比厚厚涂抹了化学调料、适合大众口味——这口味也是主流商业文化的产物——的“肯得鸡”快餐更有营养，更少毒害。

第三。不兜圈子，不=非得一次次重复“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不好！”。事实上即使在宣传性的文字中，也最好减少“主义”、“思想”、“意义”一类的字眼，这些字眼已在一百多年的实践中涂抹了太多油彩，不必在每个短文里都来一遍“正本清源”。多提阶级，多提老板和职工的矛盾对立，多提利益，多提国家机器保卫谁的利益，多提工农大众只能靠自己、永远别信老板。尽量顺着必须打老板、老板的诡计、如何打老板、一路打下来会有哪些问题……等等的思路谈。

第四。假如有机会在主流传媒上发文（甚至直接发言），一般说来会有尺度不一的限制。类似形势下，共分子——无论身份是否曝光——的文章发言最起码也应“复制”现实的阶级矛盾，即把剥削压迫的现状说出来，或至少说出存在压迫剥削这么一回事。针对“怎么办”的提问，则至少要说出“老板不可信，得靠工人自己”的意思。个人认为，有时即使没限制可以敞开了讲，也不必一定把结论说得非常彻底。把矛盾摆出来，把老板不可信、官府是老板的护院挑明，进一步结论让听众读者自己下。需要绝对避免的是提出一个“缩水版社会主义方案”，非得要提出一个完整立场，又碰到限制或自己也憷头、不敢说得太透，但又以为必须“谈政治”才算完成任务，于是一堆“是你的也是我的，你的我的何苦分得太清、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团圆话。这是100%的失败。老板又赢了一局。

政论、曲笔、水平

原创的政论文章或篇幅更长的小册子，有一个基本矛盾难以克服：ID普遍是半吊子（甚至连半吊子都不如），工业也好宗教也好，外交也好，劳动保护也好，常常只有一知半解的水平。想写得严肃些，努力不少但难免是夹生饭。晨星写过一篇谈朝鲜动态的较长文章，也花了不少力气、时间，结果也是顾此失彼不尽满意。除了多些练笔的办法外，本人认为也可求易避难，尽量别写全景式的报告文章，完全可以截取一个方面的某个具体话题，来阐述一定的思想。以朝鲜动态来说，晨星可以搜集一些韩资在朝投资、利用低廉劳力的报道，写一个朝鲜廉价工人正在进东亚入资本主义劳动市场的小文章。哪怕你仅仅做个报道，也是好的。不要雄心太大。本人的体会，资本主义报道往往水分很大空话很多、障眼法很多，需要提炼、扬弃，保留数字和一些官、资代表的表态语录。摘取主流报道写一篇从工人角度出发的小报道，也不错。这样的小报道，可以谈廉价劳力给东亚各国工人的冲击、朝鲜工人需要组织起来保卫自己的利益，哪怕八股式地谈谈工人自由的意义，工人要靠自己，等等，也就可以了。这样的文章，不必超过一两千字。

宁可多写一些这样的小文，也不要一味努力写长文。同时，如原创实在困难，可考虑增加翻译的力度。我认为晨星现在就应着手翻一些小册子，主动提高外文水平。

和谐ID的写作，如何降低风险？个人认为首先要明白一点：阶级运动——当然目前并无所谓阶级运动——的宣传，不能完全依靠曲折表达本意、隐晦的、有所保留的文字。一定要有一批把话说得清清楚楚的文字。目前这个阶段，其实更需要直笔。但直笔文字的作者只能位于和谐之光射程外的区域，否则无法保障定期书写的延续性。个人认为，ID们应把到达和谐之光以外地区的可行性作为一个长远考虑，纳入个人生活的中长计划，尤其是成熟的、笔健的优秀作者（很遗憾，优秀作者尚不存在）更要尽早做这一打算。但类似的打算最好立足于自身的物质基础、职业需要，等等。

至于曲笔文字如何降低风险，本人只能胡说几句：避免直接提及国家主要领导人、写作时避免写出颠覆性的政治结论。可以写工人受到剥削、老板是天敌、工人需要政治自由、工人需要团结、自由权利只能自己争取、衙门不可信、挑明学者文人NGO的帮闲真面目，都可写，但最后一口气要吞回去，应回避“十月的昨天是工农自救的明天”一类号召性结论。

文章发表前，最好先与更多文友讨论，不仅可改善文章，也可经旁观者的检查，减低不必要的风险。

特别说明：宁可把较多结论留给读者自己琢磨、体会，也不要轻易地用弯弯绕的替代品似的文字表达政治结论。即允许技术曲笔，但尽量别用政治曲笔。你我没那个“游刃有余”的脑力和笔力，只能把读者和自己都绕糊涂。允许没把整体结论说透的文章，允许陈述事实有余、引申发挥严重不足的文章，允许多少有些只攻一点不计其余的文章，但最好别写把意思弄歪——假如读者普遍理解歪了，只能意味着你写的就有问题——的文章，还以为自己是曲线救工农。

大致是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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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益马克思主义版诸ID

【张长海】2006-12-21 08:14 发表

不同派系分子之间的原则分歧及思想碰撞，总的来说会转化为个人之间的厌恶和仇恨。通常，由于具备成熟的利益观，统治分子之间的仇恨不影响他们彼此合作对付异端分子（严重统治危机除外，那时，许多统治分子常常陷入失去自信的歇斯底里和破罐子破摔的绝望慌乱情绪）。奴隶则不同。奴隶们之间的这种个人之间的互相憎恶，如果不事先有意识地予以淡化，会严重妨碍较正确的一方作出具体判断。这种憎恶，主要来自“被冒犯了”“我吃亏了、得找回来”一类的念头，实际是被压迫者常有的不知轻重、不懂本阶级根本大利所在及如何进退的外在反应。

正如日常经验揭示的，脱离接触是淡化彼此反感的办法。这意味着尽量减少不同原则的拥护者的脸对脸的孤独论战。这种原则论战，本来就应在拥有相当听众——及潜在的参与者——的前提下进行，或者以详细的、可持久使用的思想总结分析的形式出现，这都是好的。一对一的辩论只会结下个人仇家并妨碍自己的判断，能免则免。虽然这不会完全消除个人反感。

在实践中，对马列原则鼓吹者的竞争威胁（尤其是现实威胁），迷信权谋的毛分子通常是必欲除之而后快的，什么着数都使得出来。这里先不说了。

【柴荣】2006-12-21 14:18 发表

奴隶们之间的这种个人之间的互相憎恶，如果不事先有意识地予以淡化，会严重妨碍较正确的一方作出具体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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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个人之间的憎恶会干扰作出正确的判断？为什么是严重妨碍较正确的一方？

【张长海】2006-12-21 14:31 发表

因为错误的一方——秉承错误原则的一方——反正做什么判断都是偏离大方向的……呵呵。

列宁他们，因为过多地从事了那些党内合并与派系合并的谈判，在派系关系上反而形成了很强的好斗性。这种好斗性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实践。列宁夫人曾说列宁派与孟派之间存在“充满兽性的地盘争斗”。

冷静做事就行了。派系彼此离得远了，也多少会顺眼点。当然，实践中的冲突——乃至你死我活的冲突——是难免的。冲突就冲突吧。不必有那么多口舌之争。现在尤其如此。

左翼内部的人际关系，没有什么抽象的理想状态。但这并不致命。知道有可能演变到什么地步就行了。免得“伤透了心”、“气炸了肺”……

19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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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和谐部分以……屏蔽）

刘宇凡

……

客：据说你是支持社会主义的。据知你也赞成在港推行民主制度。……

刘：……一般人在这方面的误解实在太深了。我认为……越来越有必要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了——不论你是否赞成社会主义。……要知道，社会主义的思想，即使远古的不说，单从近代算起，已经有几百年历史；社会主义的流派也极多，几十年前就有人估计，至少有五百多个流派。中国、苏联的「社会主义」，不过是近四十至七十年间的众多流派中的其中一个……

客：哪你所谓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意思？……

刘：社会主义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它是一种思想，另一方面它是一种制度。作为一种思想，远古希腊就有了。近代的社会主义思想则是资本主义开始发展的时候才蓬勃起来的。它最早就是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种种弊害的一种反思，一种反省。汤马士．摩尔的《乌托邦》就是揭露当时英国资本主义使大批农民破产的事实，并且提出一个理想国来作为解决办法。到了资本主义进一步成熟，资产阶级实行了社会变革后，结果证明，资产阶级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对工人阶级来说是既不自由更不平等，从那时开始，社会主义的思想便更趋成熟了，更多人信奉了。因此，可以说，社会主义思想从头起就是对社会不平等的厌恶，对人统治人，人与人之间的斗争的厌弃。简单一句，社会主义就是用人类之间的合作、和谐，来代替人与人的斗争。一百年来不少人为实现这种思想而努力，其中也有了一些初步成绩，但作为一种制度，社会主义还未曾出现，还只是一种思想。社会主义现在成为专制的同义词，那实在是一件历史上最奇特的颠倒。……如果说社会主义是骗人的，不如说把专制称为社会主义才是骗人的。……自称社会主义，有些人就信以为真，当作正牌社会主义，那是太轻信了。你大可反对社会主义，但没有理由认为社会主义本身就等于极权统治。

客：……社会主义就是实行国有制。……大部份资源和生产资料都收归国有了，所以……就是社会主义了。

刘：国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仅仅是所有制本身的变革，而没有劳动人民的民主，这还不是社会主义。……马克思应……更有资格解释什么是社会主义。按照马克思，除了国有制之外，还需要有如下特征：

1. 高度的生产力，至少要比现在的资本主义国家还要高。只有这样高的生产力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平等。

2. 分配上实行按劳取酬，不分技术、工种，同一劳动量领取相同的消费品。这个平等不是靠拉低高收入（像现在和谐国那样）的「平等」，不是「均穷」，而是「均富」，通过逐步缩小收入差距，通过工资大幅度的增长（低收入增长较快），而达到较为平等的分配。

3. 由于在过渡时代实行了最大限度的民主，不仅是让人民隔几年投一次票，而是积极鼓励并采取实际步骤去吸收民众管理国家，因此，国家已经逐步从一个强制机关转变为纯粹的经济调节者，作为强制机关的国家正在消亡。全社会实行普遍的民主自治。

上面就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

客：这可算理想了。但是不是太理想了呢？是不是能达到呢？

刘：我们不是要拿一个高超理想去评价可悲的现实。我们只证明……还未建成社会主义。其实我刚才的话还没说完。社会主义不是一天建成的。它必须有一个过渡时期。一个国家，只要它是真正朝向社会主义过渡，我们也可以而且应该承认它符合社会主义原则。苏联建国初期，正式定名为社会主义共和国。这是不是表示列宁从头起就在骗人呢？不是。列宁自己解释得很清楚，他说，我们叫自己的国家做社会主义，并不表示我们已建成了社会主义。这只是表示我们采纳社会主义作为我们的原则和总的目标，尽可能根据这个目标（另一方面也根据现实情况）来确定我们的种种政策。只要能做到这点，真正在朝向社会主义而努力，那么我们仍应承认它符合社会主义原则。……

客：……但对于民众来说，这些名词的分别并不见得很重要。问题不在于名词，而在这种理想能否真正实现？究竟社会主义是否另一种乌托邦？

社会主义：空想的与科学的

刘：乌托邦是一种空想。但什么才是空想的社会主义呢？空想社会主义认为资本主义不能造福民众，于是自己去设计一种理想社会。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不是这样凭空设计新社会的。马克思派之所以是科学，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是因为他要「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他认为新社会不能凭空想象出来，而要在旧社会中寻找，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去找。所以马克思毕生研究的，不是社会主义会怎样怎样，而是资本主义怎样怎样，在研究资本主义的过程中，他发现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这些矛盾是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资本主义缔造了巨大生产力，但资本家私人占有生产资料，无可避免造成周期性生产过剩，使整个社会受到震荡。正如马克思说，问题的提出与问题的解决方法，都是历史地产生的。资本主义这一矛盾自然要求社会主义的解决办法。资本家是无法好好驾驭这巨大的生产力的，只有把它交由社会拥有和管理，才不致造成破坏。但马克思所提的办法，只是一个大原则，具体怎样做要后代人自己决定。他对社会主义和比社会主义更高级的共产主义的种种意见，归根究底只是一种推测（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份量极少，多是片言只语），并不是要人们非这样做不可，更不是硬性规定何时实现，不理会实际情况。社会主义是一个总目标，在具体的做法上完全可以修正。他自己就说过，怎样进行社会改革，不应简单由概念出发，而应以现实作为出发点。……自己背叛社会主义，那不应由马克思负责。

欲望和社会主义

客：你说社会主义是总目标，要慢慢才达到。问题是，社会主义是否根本不可能达到？资源有限，而人的欲望无穷，社会主义还要实行各取所需的分配制度，这不是迟早要令社会倒退吗？

刘：人的欲望是无穷的，这我同意。但不能由此推论人人一定毫无节制地、不择手段地追求它，不等于人人都要尽可能多地占有物质财富。欲望有许多种。把欲望的含义缩小为物质的欲望，这只是一般人的误解。资本家这样误解，是因为他们财迷心窍，普罗大众这样误解，是因为他们的正当的物质欲望远未得到满足。事实上，除了物质欲望之外，人还有精神的欲望，这包括了好奇心、求知欲、追求爱情、友情、发挥所长等等。心理学家早就指出，一旦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人们精神欲望的追求是最强烈、最持久的。这些精神欲望的满足当然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爱人需要有自己的舒适的居室；求知欲的满足需要有优良的图书馆。但这一切一切都是有一定限度的，不需要拚命占有财富，只需一定的物质条件就可以得到满足的。所以，从欲望无穷本身，不能直接推论出人人非要拚命占有财富不可。现在人们都多少有「不可执输」的心理。这种心理不是天生的，而是社会制度所赋予。正因为大部份人们的物质生活基本上都是不足的，正因为这个社会的制度的原则是「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正因为由此不能不造成普遍的不安全的心理，为了首先保障自己以免将来孤苦无靠——正因为上述种种，人们才有那种「不可执输」的心理。只要人们的基本生活都得到满足，只要社会制度不再以个人利益为唯一原则，能够使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和谐一致，人们的心理就会发生革命。当然这不是说世上没有财富占有欲极强的人，但那是少数。资本家是这样；统治者也往往这样。伊美黛有五千对鞋子，但其实这已经接近精神不健全了。

我们这里不是专门讨论欲望。我只是指出，欲望无穷本身不能证明社会主义不可行。「没有人会嫌钱多。」——这的确是一种普遍心理。香港很多人买六*合彩。但这通通都不能明人人都天生有占有金钱的欲望，为此不惜损人利己，不论社会条件如何。人们的发财梦想是一回事，人们的实际社会和经济行为是另一回事。没有哪一个有正常头脑的人会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前者。他们大多数不得不默默打工，规规矩矩工作赚取仅够消费的工钱，老老实实的过了一生。大部份人都希望发达，但大部份人并不因此而变成伊美黛。何况，社会主义不是无政府主义，不是没有社会道德的调节。

如果我们承认欲望无穷，这更需要实行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财产绝大部份都由资本家攫取，大部份打工仔的工资微薄，许多欲望，连基本生活的欲望也常常得不到满足。社会主义正是要人人的正当欲望都得到满足。资本主义让人们去追求自己的欲望，但结果大部份人总是得不到满足。社会主义把生产资料收归全社会成员所有（不是……交由官僚控制），这样就使人人共同合作、一起追求欲望之满足成为可能。

至于说到各取所需的分配问题，其实这不是社会主义原则而是共产主义原则。共产主义在马克思设想中是比社会主义在生产力上更高得多的社会，因此才有可能实现按需分配。而社会主义是未能实行这种分配制度的。按需分配是很遥远的事。马克思从来没说过革命后立刻实行按需分配，连按劳分配—－这才是社会主义原则——也事实上不能立即实现。按需分配最初是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马克思在分析过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之后，不过指出，如果实行公有制，生产力又极高，各取所需也是有可能的。但他从来没有说过，规定在何年何月实行，不论当时的物质条件如何。总之，在革命后如何分配，当然要根据当时的物质条件。

如果将来事实证明，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是不能实行的，那就不追求它好了。但我们仍可以实现社会主义，仍可以为它而努力。实现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根据现有的生产力去推测，办到是不难的。现在欧美发达国家，忧虑的不是生产不足，而是生产过剩。即使在繁荣期，设备和工人也开工不足，更不用说衰退期了。它们每年大批大批粮食过剩，要人为地毁灭它，但另一方面，非洲无数人饿死。资本主义为利润而生产，便不能不人为地破坏生产力。其实，只要让全部生产设备和工人都进行生产，这样一方面又可将剩余生产力支持落后国家，这样反过来使落后国的人能够体力充沛地去开发，去生产。这样对大家都有利，结果是生产力发展更快了。正正是资本主义的利润制度，才会出现宁可丢荒土地，宁可工人失业，宁可让人饿死，资本家也不肯少拿一毛的利润的现象。所以，现有生产力虽未足以实行各取所需，但让人人享有基本的生活需要，大大减少社会不平等，这是不难做到的。

客：……大锅饭吗？不就把……人都养懒了吗？

刘：……

马克思不是空想家。他从来没有说过在革命后，人人不做工或少做工都可以支高薪。社会主义原则不过是说，不再容许资本家借垄断生产工具赚取利润。人人都要打工，人人的收入主要也是从工作中赚取。人们的收入都要根据工作表现。最主要的不平等——资本家赚大钱，工人打工，工字不出头——消除了，但工人之间的不平等不能够立即消除。这只能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逐步减少。人人的基本收入都一样（更不用说各取所需），那是要到更久以后才可能实现。你或许要说即使这个也是很难达到。我现在暂不和你争辩，因为那不是三言两语可以交代清楚。我只想指出，就当是不能做到罢，但是，即使只是消除了最主要的资本同劳动之间的不平等，暂时不能消除工人之间的不平等，这虽未理想，但如果能做到这点，也已经很值得我们努力争取了。而达到这个目标，并不会使人人懒惰，不会使生产效率降低——这正是最重要的。

客：你有没有考虑人性问题？人性是自私的，人人都只追求自己的利益，不顾别人，而社会主义讲相亲相爱，讲互相合作，这不是有违人性吗？

人性与社会主义

刘：什么是自私？自私是很含糊的词。损人利己，这的确叫做自私。但是，用正当手段谋取个人利益，或是首先照顾自己的利益，一般人也叫它做自私。然而，二者有根本分别。混为一谈是不对的。因为个人利益并不一定要损人利己。这样一种个人利益，只可称为自利，不该用一个贬词(自私)去指称它。社会主义主张公有制，但从来不否定正当的个人利益。和谐党那种「狠批私字一闪念」的社会主义，实际只是官僚的社会主义。

说人人都是损人利己，世上绝无舍己为人的人，这明显不是事实。舍己为人是少数，损人利己的人同样是少数。绝大多数人不是本质上损人利己的，他们大都安于本份，不会有非份的妄想，更不会用极端有害的手段去满足非份欲望。否则社会就根本不可能维持下去。

把人性想象得如此卑劣，而且是与生俱来，完全不受后天环境影响，这不符合事实。事实是，损人利己的特征根本不是天生的。人性本身根本就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不同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都有不同的人性。在原始社会，人就不是损人利己的，连只顾及个人利益也不是，而是既顾及个人利益也顾及社会利益，是真正的平等合作。即使是金钱挂帅的资本主义，我们也不能说人人都损人利己，只能说大部份人们首先追求个人利益，对于公众利益比较忽视而已。这是一般正常情况下沉默大多数的心理状态。这本身也没有什么可以厚非的。然而，即使这个也不是不可变的。如果他们一旦醒觉起来，发现个人利益同社会利益的密切关系，他们就会一样追求社会利益。……事实上，心理学家早就指出，儿童有一种天生倾向去安慰、保护比他小的同侪。也有些心理学家指出，平时人人为自己，但是一旦遇上普遍危险（譬如天灾），人们不仅表现出高度合作精神，而且更普遍出现舍己为人的可贵精神。抗日战争就不是在国难当头的威胁下，无数义士舍身救国而得到胜利吗？这是一次全民的救亡运动。这种同舟共济、互相帮助、大公忘私的精神，难道不也是人性吗？

退一万步说，即使自私是天生的，这也并非不可改变。不要说人，动物也是如此。心理学家早就做过大量实验，把一些属于天敌的动物放在一起，共同生活。猫吃鼠曾被认为是「猫性」，是不可变的。但事实上早就有人成功地让猫鼠共同友好地生活。因此，有什么理由说人性中的种种弱点——这我们不否认——绝不能改变呢？当然，任何改变都只能在自愿的基础上、通过经济、文化的进步来达至，而不是毛泽东式的「思想改造」。总之，说人性绝对地善是错的。说人性绝对地恶，这更错得厉害。正确的说法，应当是：人的动物性赋予人既有保存自我又有保存同类的本能。从最恶劣的人杀人到最好的人人相亲相爱都有，这全看那是怎样的社会。一直以来变异最大的是社会性，而社会性恰恰不是天生的，不是不可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制度的变化而变化。

客：听过你的解释，我对社会主义有了较多认识。但是，我还是没有很大信心。你只证明了社会主义不是不可能的，但没有证明社会主义一定可行，更没有证明社会主义非行不可，也没有证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怎样非由社会主义解决不可。

刘：那就要另定日期再来讨论了。

新苗双月刊 3 期/1987年8月

天益马克思主义版诸ID

【张长海】2006-11-11 05:05 发表

阶级解放是阶级的事业。具体的“左派”在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必须去做力所能及而又需要做的事。我们在这里做的“文化整理”，就是力所能及而又有益的事。而这个版块所极力避免的，恰好就是具体分子之间的互相攻讦。

至于“革命”，请不要用“左派”取代阶级。具体左派分子的具体挫折和成功，都说明不了太多。

今天这个泥潭式的、具体的“左翼学术”乃至“左翼政治”，充满了不可言说的“潜规则‘和交易精神。任何人在这个领域待得稍久一点，稍微多见一点世面，都会感到这些老朽的潜规则的存在。人们之所以不肯戳穿它们，部分是因为自己也想借助这些规则得到个人和集团的好处，部分是因为缺少实践的磨练，看不到这些东西的真实危害。但不管你抱什么态度，今天的、具体的一般实情就是如此：所谓“左翼教授”，常常不过是政治买卖的中间商；所谓“左翼青年”，常常不过是寻找一条另类的出头之路的机灵鬼儿。如果有例外，也只是反证日常现象的普遍性而已……这些退化并不可怕，也不值得哭天抢地，知道有这一回事就行了。真正可怕并值得警惕的，是那些心里一清二楚但随波逐流并推波助澜的左派小知识分子们……

……

【张长海】2006-11-10 08:15

我的看法是目前这种时候，一定要先私后公。但公事要持久地做下去。

最要不得的，是对自己做的事抱有很大希望，以为自己一迈腿或写几个字就如何如何，当然很快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激激歪歪或哭哭啼啼，感觉自己被耽误了……瞎做梦是没什么好处的。

天益马克思主义版诸ID

【张长海】2006-10-9 14:22

“60年代的时候，托洛茨基主义者领导的一个青年组织在全美是最大的，但这些青年现在也有多少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呢？这是我们该反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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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事本身没有什么反思的。一般地说，共产主义者只能在数年内或十几年内保持革命的活力，随后就是思想的屈服。是否保持外壳的政治身份，并不说明问题。当然，有个别例外。60年代的革命者，多数只怕70年代就四散了。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一般规律，没什么好反思的。只要资本主义还在，这种事就会循环发生。

那些留在左翼运动的人，多数是作为被压迫阶级日常利益斗争机构的参与者和收益者，比如工会、合作社、左翼传媒、农村武装和根据地的干部。他们可能保持一定的牺牲精神、热诚和最低限度的信念，但他们也相当程度上“日常化”了，与改良主义机构混同了。说穿了，他们不再是革命者了。

正因如此，左翼分子需要在自己还有热情时，做些具体事情……

（不和谐部分以……屏蔽）

刘宇凡

（新苗双月刊，1987年1月）

……很多人倾向西方的自由民主，但对它的误解也不少。不少人，从一般评论家到国内的方励之，都认为西方之所以有自由民主，是因为实行资本主义的缘故。他们都认为，有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制度，才会有自由民主。（可参看7月号争鸣方励之访问记，及6月15号百姓《国有制与私有制》一文）有趣的是，尽管他们如此爱好自由民主，在上述的观点上同……却非常一致，二者都认为自由民主是资本主义特有的。

自由民主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吗？

欧美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得多。这是事实。从这个事实，只能推论出资本主义是能够容纳自由民主的。但绝不能从中推论出只有资本主义才能够容纳自由民主。更不能推论出自由民主只能根源于资本主义，因为有更多的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够容纳自由民主。全球除14个「社会主义」国家之外，绝大多数都是实行资本主义（不论称为福利国家还是混合经济，或是「民主社会主义」，只要是私人企业和市场调节占主导地位，都是资本主义）。而绝大部份亚、非、拉的资本主义各国都没有多少自由民主。从上述事实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资本主义可以有自由民主，也可以没有自由民主，因此说资本主义本身就是自由民主的保证，那是不符事实的。

只有一种自由，不论是早期的还是当代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论是欧美的还是落后资本主义国家，都一致享有的；那就是资本的自由，以及与此相关的种种经济自由，例如贸易自由、契约自由、雇佣工人的自由，等等。只有这种经济自由才是资本主义特有。没有它就不可能有资本主义，反之亦然。

但民众所最珍惜的政治性自由，从一般人权（公平的审判、无罪推定等）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等等，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差异极大，从没有自由到较多自由都有。民主也一样。

现在西方之所以有自由民主，根本不是从资本主义自动衍生出来的。事实上早期的欧美人民的自由比今天少很多，民主则更少。现在西方的自由民主，是资本主义建立了超过一百年以上，才由民众自己逐渐争取到手的。

资产阶级革命的初期，宣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当时这个「人人」并不包括黑奴，也不包括妇女。所以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宪法性文件（英国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1640年大抗议书、美国独立宣言及宪法、法国1789年人权宣言等）所说的「人」，通通只指男人，女人当时根本不被承认为有独立的人格的人。她们连人身自由也大受限制，更不用说经济和政治自由了。至于民主，妇女要到20世纪20年代才争取到选举权。今天妇女所享有的自由民主，是资本主义建立了许多个世纪之后，往往在违反资产阶级的意愿下，由妇女以及其它支持者长期奋斗而获得的。

资产阶级宣布人人享有结社自由。但工人的结社自由从头起就大受限制。从美国到英国，从法国到德国，毫无例外地，资产阶级一旦在人民支持下取得政权，就禁止工人组织工会。尤其讽刺的是，资本家根据的理由，就是工会权违反了财产自由，违反了契约自由，违反了资本家的人权。事实上，资产阶级反对禁止童工，反对限制工作日的工时（早期一个工作日该工作多少时，由老板决定）等，也都根据上述理由。工人运动要经历一个世纪以上的奋斗才取得工会权。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发生于1640年，但到1876年才被迫承认工会权；美国宪法订于1787，但到1884年，经过无数次罢工，才承认工会权。法国人权宣言公布于1789年，但1791年即制订霞不列法，禁止工人结社，直到1884年才承认较全面的工会权。至于示威、罢工、纠察、签订集体合同等权利，往往要到更后期才争取到手。

自由如此，民主更尤其如此。今天绝大多数南半球资本主义国家都不民主。欧美早期也不民主。西方的资本主义革命从起就只容许资产阶级享有选举权，不准许低下阶层和工人享有，妇女更不用说。资本主义的本质只要求政府必须尊重资本的自由，必需为资本服务。至于这个政府是共和国还是君主制，是民主制还是寡头统治，是无关宏旨的，弹性极大。有些人认为自由民主决定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其实，政治和所有制的关系当然很密切，但是从来没有任何一种政治体制是直接决定于所有制的。全球各个资本主义国家，从君主专制到较充份的民主制都有。究竟最终采纳哪种政体，那是各个阶级的力量对比及斗争的结果。现在西方各国之所以有自由民主，最重要原因是因为从头起（即从资产阶级革封建皇朝的命的时候）一般民众就热情地参与民主斗争，而且处处显得比资产阶级更坚决、更有力量。当时英国的平等派及崛地派，法国的雅可宾派、疯人派，美国的自由平等之子社等等，都是下层民众的政治代表，他们力求扩大并超越资产阶级所提出的非常狭窄的自由民主纲领。尽管他们不同程度地暂时失败了，资产阶级一旦掌握政权更大大限制民众的自由民主，但是，这个斗争传统一直保持下去，时常向资产阶级挑战，并且随着生产的发展而日益形成的现代工人阶级，在人数上很快超越了曾经是民主先锋的城乡小资产阶级，他们比后者更富于组织，很快组成工会和工人政党，而且由于生产集中而力量异常庞大。这个日益庞大的阶级一旦接过扩大自由民主的旗帜，经过无数次的斗争，最后迫使资产阶级逐步让步。可以说，哪里的民众，尤其是工人阶级，越有长远的民主斗争传统，越有组织和力量，越有正确的领导，哪里的自由民主就较有保障。民众的这种民主力量自然不是悬空而生的；它本身是大受经济因素所影响的。但这里经济因素究竟是间接起作用的。政体的具体形式直接地仍是由各个社会集团的相互斗争所产生。许多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没有自由民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欠缺上述条件。可见，西方的民主制度根本不是资本主义所赋予，而是民众自己奋斗的成果。

资本主义下的自由民主

尽管西方的民众已经取得了这许多自由民主，但是，这并不是说，自由民主已经十分牢固，十分有保证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府时常另立新法律来取消或限制民众的自由民主。美国南北战争最以南方奴隶主失败而告终，北方解放了南方黑奴，修正了宪法，保障了他们的自由民主。可是，一旦北方资产阶级同南方妥协，彻出军事政府后，南方的前奴隶主就在各州中订立种种新法律来实际取消黑人的选举权（文化测验，投票须缴人头税，财产限制等）。妇女权利也是这样。廿世纪70年代初妇女运动在欧美各国赢得了堕胎权，但是到了80年代许多地方都另立法律取消或限制它。工人的工会权更时常受到限制。例如美国1942、1947年订立了斯密夫法和塔夫脱——哈特莱法，50年代又订立黑卡伦法，大大限制了工会权和罢工权。总统随时可以宣布紧急状态，取消工人的罢工权利。由1947年到1969年，美国总统共使用过29次这种紧急状态令。

在民众的努力争取下，西方的自由同以前相比无疑是扩大了一些；但是，由于资本的积累和集中，由于垄断财团的形成和发展，在另一方面自由却在缩小。商业秘密——它是资产阶级财产制的必然引伸，而且与之一样神圣——大大限制了作为言论自由的前提的信息权。商业秘密使社会的生产和交换成为资本家私事，成为秘密。这在自由竞争的时代，矛盾还未致很尖锐。当同一行业中存在极多互相竞争的个别资本，对科技、发明、生产过程、交换等等的垄断很难维持长久。但到了垄断时代，情况完全不同了。企业规模越来越大，最后同一行业中只存在十几个甚至两三个巨型资本；那时候，资产阶级对于科技、发明、绝大部份生产和交换的过程等等的垄断就大得多，不能不大大缩小了人民的信息权利。在商业秘密的挡箭牌下，我们无法知道石油公司如何计价；我们不知道中巴、九巴等的账目。我们也不知道生产过程中加进了多少有害物质，也不知道有多少新发明被资本家刻意隐瞒以避免其现有产品贬值。资本家当然可以说商业秘密是财产权的一部份，是人权的一部份。但问题在于，他们的人权是以牺牲广大民众的人权为代价的。

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来临，意味着垄断资产阶级越来越反动。为了谋取暴利，时常使用种种卑劣手段，压制工人，欺骗消费者（垄断价格，人为减少供应造成市场紧张，收买政府人员）。如果没有工人、妇女组织以及各民权团体的抗衡作用，垄断资产阶级早就会大大取消人民的自由了。事实上这样的事情早就发生过了。廿世纪的20及30年代的德意两国所发生的法西斯上台，就说明了，垄断资产阶级在摧毁了工会、工人政党的力量后，怎样肆无忌惮地压制人权。希特拉、墨索里尼不是天生超人；他们不过是垄断资产阶级，尤其其中的金融及重工业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而已。

严重经济危机固然会驱使垄断资产阶级走向法西斯主义；经济繁荣有时也会发生反动潮。美国50年代的墨卡锡主义就是一个明显例子。当时垄断资产阶级为了对抗中国革命及殖民地革命，和为了对外扩张，首先要求在国内打击异己份子，于是对许多人进行了迫害，从电影工作者到作家，从共产党员到工会份子，从平民到科学家，其中包括原子弹之父奥本海墨；他被迫害的理由仅仅是他青年时曾同进步人仕有过交往。幸而是富于斗争传统的各个工会、学生、民权组织的反抗，配合了其它因素，最后才抵挡住这阵反动热潮。

法西斯主义，墨卡锡主义，这都表明，一旦垄断资产阶级遇到严重的国内或国际危机，都会能采用那些可怕的反动政策。说西方的自由随着资本主义的日益「改良」而日益牢固，那不仅是无视历史教训，而且客观上麻痹民众。

自由与自由权

……我们之所以批评西方的自由权，相反是因为它还不够自由、还太受朿缚，而且也没有根本保证。法律上保障亿万富翁和穷光蛋一样享有种种自由权，这是一项伟大成就，比起过往的奴隶和封建社会公然否认民众的人权要文明得多。不过，法律上的平等是远远不足的。人人享有自由权，不等于人人享有自由。要享有自由，法律上明文规定自由权只是必要条件……，但不就是充份条件。人们还必需拥有种种物质条件，才有可能充份运用自由权。亿万富翁和穷光蛋同享言论自由权，但是实际上只有前者才能真正享有言论自由，因为他才可以办报纸、杂志、购买电台、电视时间，等等。穷光蛋只能永远被目为沉默大多数。因此，只要社会、经济不平等保持下去，法律上的平等不能不成为形式上而非实质上的平等。只限于法律上的平等，自由就不能超出资产阶级的局限性，本质上就仍然只是这个阶级的自由。

要打破这个局限性，就要将社会的主要资源和生产数据收归公有，打破社会经济的不平等，才能享有自由。要人人都有言论自由，就必需让人人都有充份利用报章、杂志、电台、电视的机会；要人人享有集会自由，就必需让人人都有使用各种会议室、大会堂的权利；要人人有追求幸福的自由，就必需保证劳动人民自由获得生产工具及资源来自食其力,同时必需限制资本的剥削自由。只有那时，自由才能冲破阶级的局限性，真正成为每一个人的自由。

国有制与自由

资本主义私有制并不能保证人民的自由；它所要保证的，首要仍是资本的自由而已，而资本自由客观上同劳动人民的自由是对立的。只有实行国有财产制，把资产阶级主要的生产数据（民众的作为消费的财产以及小本经营并不包括在内）收归国有，才有可能使民众的自由得到实现。

反对者认为，国有制恰恰只会取消自由。他们说，现在没有一个实行国有制的国家有自由民主。从这个事实出发，他们推论出国有制一定反自由民主。

这个推论不能成立。现在的14个「社会主义」国家都行国有制，但这些国家不一定能代表国有制，正如张五常声称国民党时代的中国不能代表典型的资本主义一样。古往今来还有其它类型的国有制、公有制的社会，它们有些就很自由、很民主。……但这个事实本身没有说明不民主的原因何在。也许同国有制相关，也许没有关系，总之不能证明国有制一定反自由反民主，正如有许多不民主国家实行私有制，但同样不能据此证明凡私有制就一定没有自由民主一样。这个事实其实只能证明，国有制不一定自由民主。这倒是无可怀疑的，正如私有制不一定自由民主一样。国有制只是人民真正享有自由民主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份条件，还需要其它条件配合。这些条件包括了生产力有相当发展；民众，尤其是工人阶级有充份的民主权利及就业保障；人民如果没有这些条件，那么国有制本身的确并不能保证自由民主。这是马克思老早就指出过了的。他说过，所有制的变革，如果不是工人阶级自己进行，而是由一小撮人包办，那迟早就要变质。……

……历史上并不是没有过自由民主的国有制国家。1917年俄国革命早就产生了一个比西方更自由更民主得多的工人国家。俄国革命的伟大成就，就是不仅从法律上而且从物质条件上保障人民的种种自由权。当时革命政府把许多电台、印刷厂，大会堂等收归国有，让人民各个党派都可以享用。在民主制度方面，实行工、农、兵代表会议制。政权就操在代表会议之手。代表由人民选举，并且不像西方那样要定期改选，而是可以随时撤换，保证代表不会蜕化变质。代表的薪金不得超过技术工人太多，保证代表不易变成特权份子。在代表会议中，各个政党可以和平竞争，各自争取会议采纳自己的政纲。当时无论在宪法上还是在实际政治上都没有一党专政。即使在内战最剧烈的时期，在代表会议里仍有除俄共之外的其它党派，例如孟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他们批评俄共，在投票时往往反对俄共。俄共之执政，不是强加给人民，而是经由代表会议选举。一党专政要到列宁死后，由斯大林所代表的官僚层进行全面反动后才逐步建立的。

这段自由民主的时期很短，但是，这个经验至少告诉人们，如果有其它条件配合，国有制不仅不反自由民主，而且要比资本主义所能达到的还要彻底得多。

如果中国实行资本主义

   上面我们根据种种事实证明，资本主义私有制不一定自由民主，而且从长远来说现在西方的自由民主也没有根本保证，同时，国有制也不一定不自由不民主。那些把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勉强拉在一起的人，其实不过是为他们在中国恢复资本主义（或曰私人企业）大做舆论而已。

如果中国恢复资本主义，那会不会有自由民主呢？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具体情况，就会发现，中国能重复西方的经验的可能性极小。中国资本主义只会直接带来资本的自由，雇佣的自由等等。私人企业也只能保障资本家个人的经济独立性。对于民众的政治自由和民主，新兴的「企业家」们只会比西方的兄弟更反动，更不会接受民众的自由民主。道理很简单。第一，中国这样落后于西方，新兴的资产阶级如果要在世界市场上同西方竞争，就必须维持对劳动的高度剥削，因此劳资关系会比西方更尖锐、更少妥协余地，资产阶级因此更会坚拒给予民众真实的自由民主。欧美各国在他们发展资本主义初期，世界市场上并没有现成的严重的竞争者，因此西方资产阶级还可以在本国人民压力下让步，不必太忧虑失去竞争力。现在中国以及所有落后国家都没有而且不可能再有这个条件，所以今天绝大部份的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都十分反动。第二，在西方民主革命初期，工人阶级数量很少，而小资产阶级及一般贫民虽然革命性很高，但力量上始终敌不过资产阶级，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资产阶级比较上敢于以自由民主的旗手出现，向封建皇朝大胆斗争。可是，在中国（以及许多落后国家），工业化早已形成了一个人数庞大（一亿）、生产集中的工人阶级，而世界工运的水平早已达到了组织工会、工人政党的阶段。在这个情况下，新兴资产阶级相对而言数量极少，因此，对这个数量极大的工人阶级不能不防忌甚深（香港资产阶级反对直选正是基于同一理由），更不可能会领导民众向中共作自由民主的斗争。他们深恐工人会利用自由民主去反对他们（正如香港资产阶级害怕「免餐午餐」一样）。上述两点表明，中国……变为资本主义国家，只会离自由民主更远，而非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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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牛转贴：

俄总检察院拒为末代沙皇平反

[俄罗斯《观点报》9月26日报道]俄罗斯总检察院再次拒绝为末代沙皇一家平反。俄总检察院网站上的报道称，罗曼诺夫一家不应得到平反，因为“经过调查，没有发现证据证明他们是政治迫害的牺牲品”。罗曼诺夫家族后裔——玛丽亚·罗曼诺娃的辩护律师认为，这一结论是非法的，尼古拉二世一家的案子是否继续审理，应该由最高法院来决定。

去年，总检察院曾经拒绝为沙皇全家平反。当时总检察院的解释是：“沙皇一家人的死亡是谋杀的结果，我们没有法律依据认定尼古拉二世和他的家人是政治迫害的牺牲品。”

但罗曼诺娃向法院提出异议，称沙皇全家之死并不是谋杀，而是一种“出于社会和阶级动机的政治迫害”。

于是总检察院不得不再次调查，当年的俄罗斯国家机构——乌拉尔州苏维埃主席团、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是否出于政治动机对沙皇家庭成员采取了强制性措施，剥夺其自由和生命。

总检察院得出的结论与上次相同：“通过再次调查，我们认定，没有确实可信的证据证明，有法律机构或非法律机构曾出台任何关于对死者进行迫害的正式决定。这一决定的存在是解决平反问题的必要条件之一。”

罗曼诺娃的律师格尔曼·卢基扬诺夫宣称，总检察院的结论是非法的。现在这一结论已经提交俄联邦最高法院刑事案件委员会。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和他的家人于1918年7月17日深夜于叶卡捷琳堡被苏维埃政权枪杀，其骸骨于1991年被发现。）

网友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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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

谋杀——意味着末代沙皇一家的被害仅仅是刑事案件，和政治无关；说明仅仅是一小撮人的犯罪行为，并非国家政策的牺牲品。这一结论有力地驳斥了苏维埃政权“违反人道主义”的诽谤。不过本来也是，我向来认为，今日俄罗斯是“临时政府”的复辟，而不是沙皇政府的复辟，因此保皇党人还是歇息歇息吧！

【烧牛】

“保皇党的根在苏联时期已被和谐掉了”

不过现在的“临时政府”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李星】

“保皇党的根在苏联时期已被和谐掉了”

君主主义地下运动在50年代以后复兴，并得到苏联官方和国安的默认和支持，最终席卷了相当广泛的知识阶层。苏联后期的君主主义运动与目前和谐国的民国粉丝性质差不多，是对红色时代之前的有产世界的追思和致敬。苏联国安打击地下工运，但是包庇君主主义知识分子圈，在80年代初甚至帮助成立半合法社团。到90年代，君主主义思想在知识界和爱国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中得到迅猛发展，但一般民众相当冷漠。

保皇党当然不可能真把沙皇家族再弄上台，但它很好地起了3个作用；1/继承和再造俄国的有产意识形态。2/大力扶持专制主义和神权思想。3/为有产国家提供了一个组织得很好的危机预备队，包括民间武装。

谋杀——意味着末代沙皇一家的被害仅仅是刑事案件，和政治无关；说明仅仅是一小撮人的犯罪行为，并非国家政策的牺牲品。这一结论有力地驳斥了苏维埃政权“违反人道主义”的诽谤。

向处决沙皇一家的叶卡捷林堡工兵代表苏维埃致敬！可惜没有当众处决，这是唯一的错误。

另外，最好以砍头代替枪决。所有皇帝、皇后、皇子、公主的头都是为了被砍掉而存在的。断头台万岁！

【Radek】

这个责任要斯大林来负，伟大的伊万四世，伟大的彼得大帝，伟大的叶卡特林娜女皇，还有伟大的伊兹密尔之战，伟大的苏沃洛夫，伟大的叶尔马克，伟大的哈巴罗夫和托尔布辛，   一直到伟大的旅顺保卫战，

约瑟夫才是苏联保皇运动的先驱啊。

【晨星】

李星说得对，没有当众处决，实在便宜了他们。

沙皇这个死掉的大有产者的个人利益不能侵犯今天新俄罗斯有产者作为一个整体的利益，这也许就是诉讼的实质。另外，《真假公主》谁看过啊？

【探索号】

《真假公主》我看过!这动画片实在..........

【战斗队员】

海外皇族想收回一些产业，新资产阶级当然要顶回去了。

【红草】

但是既然杀了，也没办法。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是完全至善的，它可能会有过激行为，我觉得从历史角度来看是可以原谅的。我觉得这事应该在革命阵营内部解决 自由派不能插嘴。因为自由派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切批评的本质都是基于资本利益的

【晨星】

我有时候在想为什么自由派从来不提1905年大革命中被沙皇军队枪杀的无辜的工人阶级家的小男孩和小女孩，因为他们是“暴民”的儿子和女儿，不是王子和公主。我想那个逃出去的女孩子——那个成为无数故事里原型的女孩子生活得一定比俄国工人——从她老子统治时期一直到今天的俄国工人阶级要好。

【战斗队员】

1、枪毙皇帝全家是正确的，小公主不止一个，整整四只。杀她们完全正确，因为没有无辜的公主。唯一遗憾的是此事未经工人代表会的充分讨论和唱票表决（就像国民公会表决处死路易），这把处决行动的精神价值打了个很大折扣。未来的时代，假如我有权投票，我一定会投票斩首若干“小女孩”或至少作为政治人质关起来。

2、是否应杀死所有有产阶级的家庭成员？大大的没必要。已显示自己与本阶级决裂的人，用实际行动支持——不一定是直接的政治支持，而可能表现为技术支持——工人政权的人，乃至没有积极抵抗工人政权的人，他们及家属是不必赶尽杀绝的。

3、人质政策。这是工人政权在为生存而战的时刻采取的政策，它的原则在于把两个阶级的搏斗放到不仅最高而且是唯一的地位。这样的时刻，任何有产者及家属都可能——不是一定——被抓去当作人质并随时等待枪决。正如托所说，革命本身是历史的过火瞬间。这个过程，先进分子能修正的就是冷静地从最最危险最睿智的有产代表着手，搞掉那些动脑子的思想家，越早越好，事先就尽可能考虑周详。说明一下：当然是指革命期间，决非肯定不问时间地点的个人恐怖。

4、对统治者“杀人了！”的指责，许多左青不自觉流露的尴尬、缩着脖子总想辩解点什么“其实……其实……”的心态，很糟糕。去当工人吧！不然没个治。

“因为没有无辜的公主。”

公主王子都是有产国家的高级职位。她们既然坐在那个位置上，就是说她们已经该死了。今天世界各地的公主们还没死这个事实本身，就已经宣布她们是有罪的，而且随着寿命的延长而越发有罪。

对奴隶来说，几千几万个工人被杀是个数字，要让它成为事实得经过主流“认证”。有产者被杀则是一个自然的事实。这种奴隶心态在左翼小知识分子身上特别容易保留下来，不管他们如何满口“理念”。

“当时是形势所迫，否则复辟的今天俄国没准是君主立宪制”

先扫盲一下：当时皇室已经臭了大街了，白军运动的多数骨干是不鸟超级大傻尼古拉二世的。他如果逃走，也成不了白军的最高统帅哪怕名义统帅，相反，白军高层许多人希望他死，他死了很多事可以推到他身上。白军即使胜利，会是中国的北洋模式，将军集团治天下。即便是保皇党人，他们的保皇也多半以一个死尼古拉为前提，继续维持2月革命前的格局，是绝大多数反革命运动骨干所唾弃的。

第二，也是更主要的，杀皇帝是算旧帐的一种形式。革命意味着对统治者的清算。出来混，早晚要还。觉醒的工人阶级，注定要双手沾满鲜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