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先要记的是六棵树。

　　皂角树。我们从村子分涧上涧下，这棵皂角树就长在涧沿上。树不是很大，似乎老长不大，斜着往涧外，那细碎的叶子时常就落在涧根的泉里。这眼泉用石板箍成三个池子，最高处的池子是饮水，稍低的池子淘米洗菜，下边的池子洗衣服。我小时候喜欢在泉水里玩，娘在那里洗衣服，倒上些草木灰，揉搓一阵子了，抡着棒槌啪啪地捶打。我先是趴在饮水池边看池底的小虾游来游去，然后仰头看皂角树上的皂角。秋天的皂角还是绿的，若摘下来最容易捣烂了祛衣服上的垢甲，我就恨我的胳膊短，拿了石子往上掷，企图能打中一个下来，但打不中，皂角树下卧着的狗就一阵咬，秃子便端个碗蹴在门口了。

　　皂角树是属于秃子家的，秃子把皂角树看得很紧。那年月，村人很少有用肥皂的，皂角可以卖钱，五分钱一斤。秃子先是在树根堆了一捆野枣棘，不让人爬上去，但野草棘很快被谁放火烧了，秃子又在树身上抹屎，臭味在泉边都能闻见，村人一片骂声，秃子才把屎擦了。他在夹皂角的时候，好多人远远站着看，盼望他立脚不稳，从涧上摔下去。他家的狗就是从涧上摔下去过，摔成了跛子，而且从此成了亮鞭。亮鞭非常难看，后腿间吊着那个东西。大家都说秃子也是个亮鞭，所以他已经三十四五了，就是没人给他提亲。

　　秃子四十一岁上，去深山换包谷，我们那儿产米，二三月就拿了米去深山换包谷，一斤米能换二斤包谷，秃子就认识了那里一个寡妇。寡妇有一个娃，寡妇带着娃就来到了他家。那寡妇后来给人说：他哄了我，说顿顿吃米饭哩，一年到头却喝米角粥！

　　但秃子从此头上一年四季都戴个帽子，村里传出，那寡妇晚上睡觉都不允他卸下帽子，邻居还听到了，寡妇在高潮时就喊：卫东，卫东！村人问过寡妇的儿子：卫东是谁？儿子说是他爹，他爹打猎时火枪炸了，把他爹炸死了。大家就嘲笑秃子，夜夜替卫东干活哩，秃子说：替谁干都行，只要我在干着。

　　村人先是都不承认寡妇是秃子的媳妇，可那女人大方，摘皂角时看见谁就给谁几个皂角，常常有人在泉里洗衣服，她不言语，站在涧上就扔下两个皂角。秃子为此和女人吵，但女人有了威信，大家叫她的时候，开始说：喂，秃子的媳妇！

　　秃子的媳妇却害病死了，害的什么病谁也不知道，而秃子常常要到坟上去哭。有一年夏天我回去，晚上一伙人拿了席在麦场上睡，已经是半夜了，听见村后的坡根有哭声，我说：谁哭哩？大家说：秃子又想媳妇了。

　　又过了两年，我再一次回去，发觉皂角树没了，问村人，村人说：砍了。二婶告诉我，秃子死了媳妇后，和媳妇的那个儿子合不来，儿子出外再没有音讯，秃子一下子衰老了，五十多岁的人看上去有七十岁，他不戴帽子了，头上的疤红得像烧过的柿子，一天夜里就吊死在皂角树上，皂角落得泉边到处都是。这皂角树在涧上，村人来打水或洗衣服就容易想起秃子吊死的样子，便把皂角树砍了。

　　药树。药树在法性寺后的土崖上，寺殿的大梁上写着清康熙初年重建，药树最少在这里长了三百年。我记事起，法性寺里就没有和尚，是村小学校，铃声在敲那口铁铸的钟，每每钟声悠长，我就感觉是从药树上发出来的。药树特别粗，从土崖上斜着往空中长，树皮一片一片像鳞甲，村人称作龙树。那时候我们那儿还没有发现煤，柴禾紧张，大一点的孩子常常爬上树去扳干枯了的枝条，我爬不上去，但夜里一起风，第二天早晨我就往树下跑，希望树上的那个鸟巢能掉下来。鸟巢是可以做几顿饭的。

　　药树几乎是我们村的象征，人要问：你是哪儿的？我们说：棣花的。问：棣花哪个村？我们说：药树底下的。

　　我在寺里读了六年书，每天早晨上操听完校长训话，我抬头就看到药树。记得一次校长训话突然就提到了药树，说早年陕南游击队在这一带活动，有个共产党员受伤后在寺里养伤住了三年，解放后当了三年专员，因为寺里风水好，有这棵龙树。校长鼓励我们好好学习，将来也成龙变凤。母亲对我希望很大，大年初一早上总是让我去药树下烧香磕头，她说：你要给我考大学！

　　但是，我连初中还没有读完，文化革命就开始了，辍学务农，那时我十四岁。

　　我回到村里，法性寺小学也没了师生，驻扎了当地很大的一个造反派的指挥部。我们从此没有安宁过，经常是县城过来的另一个造反派的人来攻打，双方就在盆地东边的烽火台上打了几仗，好像是这个造反派的人赢了，结果势力越来越大。忽然有一天，一声爆炸，以为又武斗了，母亲赶紧关了院门，不让我们出去，巷道里有人喊：不是武斗，是炸药树了！等村人赶到寺后的土崖上，药树果然根部被炸药炸开，树干倒下去压塌了学校的后院墙。原来造反派每日有上百人在那里起灶做饭，没有了柴禾，就炸了药树。

　　村里人都傻了眼，但村里人没办法。到了晚上，传出消息，说造反派砍了药树的枝条，而药树身太粗砍不动也锯不开，正在树上掏洞再用炸药炸，队长就和几位老者去寺里和指挥部的人交涉，希望不要炸树身，结果每家出一百斤柴禾把树身保全下来。

　　树身太大，无法运出寺，就用土掩埋在土崖下，但树的断茬口不停地往出流水，流暗红色的水，把掩埋的土都浸湿了，二爷说那是血水。

　　村人背地里都在起毒咒：炸药树要报应的！果不其然，三个月后，烽火台又武斗了一场，这个造反派的人死了三个，两个就是在药树下点炸药包的人，而文革结束后，清理阶级队伍，两个造反派的武斗总指挥都被枪毙了。

　　我离开村子的那年，村人把药树挖出来，解成了板，这些板做了桥板就架设在村前的丹江上。

　　楸树。高达二十米，叶子呈三角形，叶边有锯齿，花冠白色。楸树的木质并不坚实，有点像杨树。这棵树在刘新来家的屋后，但树却属于李书富家。刘新来家和李书富家是隔壁，但李书富家地势高，刘新来家地势低，屋后的阴沟里老是湿津津的，很少有人去过。楸树占的地方狭窄，就顺着涧根往高里长，枝叶高过了涧畔。刘家人丁不旺，几辈单传，到了刘新来手里，他在外地工作，老婆和儿子在家，儿子就患了心脏病，一年四季嘴唇发青。阴阳先生说楸树吸了刘家精气，刘新来要求李书富能把楸树伐了，李书富不同意，刘新来说给你二百元钱把树伐了，李书富还是不同意。

　　刘新来的老婆带了儿子去了刘新来的单位，一去三年没有回来。那时候我和弟弟提了笼子拾柴禾，就钻进刘家屋后砍涧壁上的荆棘，也砍过楸树根。楸树根像蛇一样爬在涧壁上，砍一截下来，根就冒白水，很快颜色发黑，稠得像胶。我们隔院门缝往里看，院子里蒿草没了台阶，堂屋的门框上结个大蜘蛛网，如同挂了个筛子。

　　李书富在秋后打核桃的时候从树上掉下来，把脊梁跌断了，卧床了三年，临死前给老伴说：用楸树解板给我做棺材。他儿子在西安打工，探病回来就伐倒了楸树，伐楸树费老了劲，是一截一截锯断用绳吊着抬出来，解成了板。李书富一死，儿子却没有用楸树板给他爹做棺材，只是将家里一个老式板柜锯了腿，将爹装进去埋了。埋了爹，儿子又进城打工了，李书富的老伴还留在家里，对人说：儿子在城里找了个对象，这些木板留着做结婚家具呀。我也要进城呀，但我必须给他爹过了百天，百天里这些木板也就干了。

　　百天过后，李书富的儿子果然回来接走了老娘，也拉走了楸木板，也在这一天，刘新来家的堂屋倒坍了。

　　香椿。村里原来有许多椿树，我家茅坑边就有一棵，但都是臭椿，香椿只有一棵。这一棵长在莲菜池边的独院里，院里住着泥水匠，泥水匠常年在外揽活，他老婆年龄小得多，嫩面俊俏。每年春天，大家从墙外经过，就拿眼盯着看香椿的叶子。

　　男人们都说香椿好，前院的三婶就骂：不是香椿好，是人家的老婆好！于是她大肆攻击那老婆，说人家走路水上漂是因为泥水匠挣了钱给买了一双白胶底鞋，说人家奶大是衣服里塞了棉花，而且不会生男娃，不会生男娃算什么好女人？

　　三婶有一个嗜好，爱吃芫荽，她在地里种了案板大片的芫荽，每一顿饭，她掐几片芫荽叶子切碎了搅在饭碗里。我们总闻不惯芫荽的怪气味，还是说香椿好，香椿炒鸡蛋是世上最好的吃食。

　　社教的时候，村里重新划阶级成分，泥水匠原来的成分是中农，但村人说泥水匠的爹在解放前卖掉了十亩地，他是逮住要解放的风声才卖的地，他应该是漏划的地主，结果泥水匠家就定为地主成分。是地主成分就得抄家，抄家的那天村人几乎都去搬东西，五根子板柜抬到村饲养室给牛装了饲料，八仙桌成了生产队办公室的会议桌。那些盆盆罐罐都被砸了，院子里的花草被踏了。三婶用镰割断了爬满院墙的紫藤蔓，又去割那棵香椿，割不动，拿斧头砍，就把香椿树砍倒了。

　　从此村里只有臭椿，臭椿老生一种椿虫，逮住了，手上留一股臭味，像狐臭一样难闻。

　　苦楝树。苦楝树能长得非常高大，但枝叶稀疏，秋天里就结一种果，指头蛋儿大，一兜一兜地在风里摇曳，一直到腊月天还不脱落。

　　先前村里有过三棵苦楝树。一棵在村口的戏楼旁，戏楼倒坍的时候这树莫明其妙也死了。另一棵在涧上的一块场地上，村长的儿子要盖新院子，村长通融了乡政府，这场地就批给了村长的儿子作庄宅地。而且场地要盖新院子，就得伐了苦楝树，这棵苦楝树产权属于集体，又以最便宜的价处理给了村长的儿子。这事村人意见很大，但也只能背后说说而已，人家用这棵苦楝树做了椽子，新房上梁的时候大家又都去帮忙，拿了礼，燃放鞭炮。

　　最后的一棵苦楝树在村西头，树下是大青石碾盘。碾盘和石磨称做青龙白虎，村西头地势高，对着南头山岭的一个沟口，碾盘安在那儿是老祖先按风水设计的。碾盘旁边是雷家的院子，住着一个孤寡老人。我写完《怀念狼》那本书后回去过一次，见到那老汉，他给我讲了他爷爷的事。他小时候和他娘睡在上屋，上屋的窗外就是苦楝树和碾盘，夏天里他爷爷就睡在碾盘上，那时狼多，常到村里来吃鸡叼猪，有一夜他听见爷爷在碾盘上说话，掀窗看时，一只狼就卧在碾盘下，狼尾巴很长，直身坐着，用前爪不断地逗弄着他爷爷，他爷爷说：你走，你走，我一身干骨头。狼后来起身就走了。我觉得这个细节很好，遗憾《怀念狼》没用上。

　　这棵苦楝树是最大的一棵苦楝树，因为在碾盘旁可以遮风挡雨，谁也没想过砍伐它。小时候我们在碾盘上玩抓石子，苦楝蛋儿就时不时掉下来，嘣，一颗掉下来，在碾盘上跳几跳，嘣，又掉下来一颗。述君和我们玩时，一输，就用脚踹苦楝树，他力气大，苦楝蛋儿便下冰雹一样落下来。

　　苦楝蛋儿很苦，是一味药，邻村的郎中每年要来捡几次。后来苦楝树被人用斧头砍了一次，留下个疤，谁也不知道是谁砍的，不久姓王那家的小女儿突然死了，村里传言那小女儿还不到结婚年龄却怀了孕，她听别人说喝苦楝蛋儿熬出的水可以堕胎，结果把命丢了，于是大家就怀疑是姓王的来砍了树。

　　一级公路经过我们村北边，高速公路经过的是村前的水田，但高速公路要修一条连接一级公路的辅道，正好经过村西头，孤寡老人的院子就拆了，碾盘早废弃了多年，当然苦楝树也就伐了。老院子给补贴了二万元碾盘一分钱也没赔，苦楝树赔了三千元，村人家家有份，每户分到一百元。

　　这次回去，我见到了那个郎中，他已经是老郎中了，再来捡苦楝蛋儿时没有了苦楝树，他给我扬扬手，苦笑着，却一句话都没有说。

　　痒痒树。这棵痒痒树是我们村独有的一棵痒痒树，也可以说是我们那儿方圆十里内独有的树。树在永娃家的院子里，是他爷爷年轻时去山阳县，从那儿带回来移栽的。树几十年长得有茶缸粗，树梢平过屋檐。树身上也是脱皮，像药树一样，但颜色始终灰白。因为这棵树和别的树不一样，村人凡是到永娃家来，都要用手搔一搔树根，看树梢颤颤巍巍地晃动。

　　树和人在一起时间长了，不是树影响了人，就是人影响了树。五魁家的院墙塌了一面，他没钱买砖补修，就栽了一排铁匠蛋树，这种树浑身长刺，但一般长刺却是软刺，他性情暴戾，铁匠蛋树长的刺就非常硬，人不能钻进去，猫儿狗儿也钻不进去。痒痒树长在永娃家的院子里，永娃的脾气也变了，竟然见人害羞，而且胆小。当一级公路改造时，原本老路从村后坡根经过，改造后却要向南移，占几十亩耕地，村人就去施工地闹事，永娃也参加了，但那次闹事被公安局来人强行压伏，事后又要追究闹事人责任，别人还都没什么，永娃就吓得生病了，病后从此身上生了牛皮癣。他再没穿过短裤短袖，据说每天晚上让老婆用筷子给他刮身子，刮下屑皮就一大把。村人都说这病是痒痒树栽在院子里的缘故，他也成了痒痒树。他的儿子要砍痒痒树，他不同意，说，既然我是人肉痒痒树，你把树一砍，我不也就死了。他儿子也就不敢砍了。

　　前三年的春上，西安城里来了人，在村里寻着买树，听说了永娃家院子里有痒痒树，就来看了要买。永娃还是不舍得，那伙人就买了村里十二棵紫槐树，三棵桂花树。永娃的儿子后来打听了这是西安一个买树公司，他们专门在乡下买树，然后再卖给城里的房地产开发商，移栽到一些豪华别墅区里，从中谋利。永娃的儿子就寻着那伙人，同意卖痒痒树，说好价钱是一千元，几经讨价还价，最后以五百元成交，但条件是必须由永娃的儿子来挖，方圆带一米的土挖出。永娃的儿子那天将永娃哄说去了他舅家，然后挖树卖了，等永娃回来，院子里一个大深坑，没树了，永娃气得昏了过去。

　　永娃是那年腊八节去世的。

　　去年，永娃的儿媳妇患了胆结石来西安做手术，那儿子来看我，我问那棵痒痒树卖给了哪家公司，他说是神绿公司，树又卖给一个尚德别墅区，他爹去世前非要叫他去看看那棵树，他去看了，但树没栽活。

　　我有些愤怒，一把将门拉开，门口站着的却是刘书祯。

　　他说：哎呀，我还以为你不在家哩！

　　我说：是你呀，几时进城的？

　　他说：我已经在城市生活啦！

　　他的嘴里永远没有正经话，我就笑了，让他进屋坐下，说：书祯，你个嘴儿匠！

　　他说：你不要叫我书祯，我现在改名高兴了，你得叫我刘高兴！

　　这就是刘高兴。这也就是我第一次见到过着了城市生活的刘高兴。

　　如果读了《秦腔》，而且还记得的话，《秦腔》书中的书正就以他为原型的。我们是一块长大的。小的时候，我并不热惦他，他头发有些卷，鼻孔里老流着黄涕，但我崇拜他大。我们那儿把父亲都叫大，因为他大不是贾族人，叫叔时前边要加上名子，就是五林叔。五林叔不识字，但出口成章，能背戏本子，能讲三国和岳飞大战朱仙镇。尤其一米八的个头，在骂老婆的时候，要盘脚搭手坐在蒲团上，骂得没有火气，却极尽挖苦，妙语连珠，像是在说单口相声。文章中我和书祯又是一起从初中辍学回乡务了农，后来他去当兵，我上了大学，再后来我是逢年过节回老家看望父母，他已经在乡政府做起饭，但人家嫌他不卫生，又常常将剩菜剩饭要送回家喂猪，就辞退了他。再再后来，我写我的书，他做过泥水匠，吊过挂面，磨过豆腐，也在三六九日的集市上摆过油条摊子。他几乎什么都干过了，什么都没干出个名堂，日子过得狼狈，村里许多人都在笑话他。但我一回去，他逮住消息了，天晴下雨或黑漆半夜，肯定要跑来看我。我们便嘻嘻哈哈谈说几个小时，不黑不困，直到我母亲做过饭一块吃了，他嘴里叼着纸烟，耳朵上再别上一根，才走了。

　　我喜欢和他说话，他说话有细节。

　　有一年夏天回去，儿时的伙伴来了几个，却没见他，我问书祯呢，他们说可能在西河地里插秧吧。那时节村里的麦早收过了，秧也开始灌二遍水，书祯竟然才插秧？他们说还不是娃们都小，就他一个劳力，地里活啥时候干到人前去？！到了晚上，月光一片，我去西河滩地看他，地是个窄长溜，他弯着腰在那头插秧，隐隐约约像是鬼影，这边地堰上却放着个收音机，正唱宋祖英。我大声喊他，他哗哩哗啦蹚着泥水跑了过来，说：咱回，咱回！我说：你插你的秧！他说：反正黄花菜已经凉了，看它还能凉到哪儿去？他的家就盖在半涧上，门口没有场地，但门框上还保留着过年时写的对联，一边是：张开口除了吃喝还要笑，一边是：一闭眼都在黑黑就睡美。我说：词儿你编的？他说：不对仗。又说：我在村里宣布了，谁揭我房上瓦可以，谁揭这春联，我打断他的腿！

　　一进院门，他就喊老婆烧开水，说城里人讲究喝开水不喝生水的，把水往滚着烧！开水端上来了。他从柜里取了一包白糖，抓一把就放进去。又对老婆说：快炒上几个鸡蛋来！他老婆愣了，说：咱没养鸡哪儿有鸡蛋？！他说：没鸡蛋?我赶紧圆场说这么晚了吃什么鸡蛋呀。他嘎嘎笑起来，说：你这老婆不会来事，没鸡蛋你就说我给你借去，你一借再不闪面不就完了，你偏说没鸡蛋！说得我也笑了。他说：不吃鸡蛋了，咱不吃鸡屙下的东西，总得让平凹高兴呀，你把咱钱柜子拉来！老婆还是没配合好，说：钱柜子？他说：母猪还不是钱柜子？没脑子！结果把已经关了圈的猪又放出来，这是头拖着大肚皮的母猪，一赶进屋他就搔猪后腿，母猪立马舒服得卧下，乍起了四条腿。而十二个猪崽也一溜带串儿从门坎上往里翻，一翻一个肉疙瘩，一翻一个肉疙瘩。他说：不得了啊，一个猪崽五十八元，五十八元哩，你算算，十二个猪崽是多少钱？！

　　那天我们谈说得非常久，原本他后半夜插秧也没去成。问起村里的事，他说了，咱这儿啥都好，就是地越来越少，一级公路改造时占了一些地，修铁路又占了一些地，现在又要修高速路呀，还得占地，村里人均只剩下二分地了，交通真是大发达了，可庄稼往哪儿种，科学家啥都发明哩，咋不发明种庄稼？他说了，村道里你还看见有几个小伙姑娘？没了，都出去打工了。旧社会生了儿子是老蒋的，生下姑娘是保长的，现在农民给城里生娃哩！他说了，狗日的×××总算把两间屋拆椽卖了，老婆病成那样，是要人呀还是要钱呀？！他说了，××终于结束光棍生活了，那女的是三个娃，丈夫从树上摔下来成了瘫子，他被招夫养夫了的，不出力就有三个娃了！他问我有没有认识治精神病的大夫？我问咋啦？他说知道×××吗，我说我记不起了，他说×××你记不起？就是咱小时偷人家的杏，让人家撵得咱掉到莲菜池里的×××么！我说×××疯了？他说两口子好苦，成年磨豆腐卖供儿子上大学，儿子大学毕业了不愿意回县来教书，在西安做盲流，文化盲流。这还罢了，那小女儿出外打工，出去了两年没音讯，×××没疯，她老婆疯了，你介绍个大夫给治治，要不我不敢从他家口过，她不知了羞耻，动不动不穿裤子往出跑，我眼睛没处瞅么。听了他的话，我就叹息了，他说：你叹息啥哩？我说：农村还这么苦。他说：瞧你，苦瓜不苦那还叫苦瓜？！

　　先前他来过西安，曾费尽周折寻到了我家，但我去外地开会，回来听孩子讲，有一个自称是我同学的人来了，来了一身的土，倒茶不喝，要到水龙头接喝生水，在地板上吐痰，吐了痰又用脚蹭，说了一堆他们听不明白的话，后来就起身走了。我听了，觉得肯定是刘书祯，就埋怨孩子慢待了他。家乡生活苦焦，苦焦人心事多，最受不了的是城里的亲朋好友慢待。如果你待他们好，他们便四处给你扬名，你是个科长也会说你就是局长，坐小车，住洋房，读砖头厚的书，即便吃豆面糊糊里边也放着人参燕窝。他们还会竭力保护你的老屋，院子里的梨不会少一颗，清明节去上坟，也要在你家的祖坟上培几锨土。如果你慢待了他，他们就永远记仇，你就是在外把事情干得惊天动地，那是你的事，与他们无关，来了人问起你，他们说：噢，他那人呀，该怎么说呢，不说了吧。你回去了，他们避而远之，避不及的，最多说一句，你回来了，脚不停就走了。你在老家过什么红白事，摆上酒桌他们不来，来了就提个水桶，吃一碗往水桶里倒半碗，把一桶剩菜剩饭提回去喂猪。我们邻村就有一个在县上当局长的，慢待了老家人，他坐着小车进村，村道里有人铺了席晒包谷，就是不肯收席让小车过去，而后来小车轮子辗着了包谷，拦住车须要数着被辗碎的包谷，一颗赔一元钱，不赔不行。所以我告诉孩子，以后不管我在家不在家，凡是老家来了人，一定要笑脸相迎，酒饭招待，不要让他们进门换鞋，不要给人家纸烟了又把烟灰缸放在旁边，他们说话要看着他们认真倾听，乡里人有乡里人的不文明，他们却有城里人没有的幽默和智慧。

　　我只说孩子慢待了刘书祯，刘书祯再也不会来城里找我了，但他这一次又来了，而且成了刘高兴。

　　他这次进城投奔的是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多年前就来到西安打工，在一家煤店里送煤。他的儿子没有继承他和他父亲的乐观幽默，总是沉默寡言，又总是愤愤不平，初中毕业后一直谋着要出外打工，他就让儿子去打工了，他说：父子是冤家，让狗日的去吧，饿不死就算成功了！可当儿子春节回来过年时，儿子却穿了件西服，每次打扑克小赌，输掉一元钱了就从怀里掏出一指厚一沓百元钱来取出一元，然后把那沓钱装进怀里，再输一元钱了，又掏出那沓钱再取出一元。但儿子没有把钱交给他。他说：我这个人民咋就没有个人民币？！也就出来打工了。他已经五十三岁了，一张嘴仍然是年轻的，腰和腿却不行了，跑不快，干活就蔫。他在儿子的煤店里干了一个月，他说和儿子住在那个塑料板搭成的棚子里，热得他夜夜在地上泼了水，铺上张竹席睡，这些他都不在乎，恼气的是儿子和他想法不一样。他是有了钱就攒，儿子有了钱就花，他要儿子把钱交给他了他在老家给儿子盖新房，儿子就是不给。父子俩矛盾了，大吵了一顿，他一气出来单独干，单独干只能拾破烂，他就拾起破烂了。

　　拾破烂？我可是从来没有关注过这个行业，甚至作想也没有作想过。事后琢磨，虽然我在西安三十多年了，每天都要见城里有拉着架子车或骑着三轮车拾破烂的人，也曾招呼着拾破烂人来家收过旧书刊报纸，但我怎么就没有在脑子里想过这些人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来拾破烂，拾破烂能顾住吃喝吗，白天转街晚上又睡在哪儿呢？城市人，也包括我和我的家人，得意我们的卫生间是修饰得多么豪华漂亮，豪华漂亮地修饰卫生间认为是先进的时尚的文明的，可城市如人一样，吃喝进多少，就得屙尿出多少，可我们对于这个城市的有关排泄清理的职业行当为什么从来视而不见，见而不理，麻木不仁呢？这就象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呼吸着却从不觉得自己在呼吸一样吗？我也时常在鼓呼着要有感恩的意识，可平日里感动我们的往往是那类雷锋式的好人好事，怎么就忘记了天上的太阳，地上的清水？！

　　那天，我们谈论就尽是有关拾破烂的事，而且，他的拾破烂的经历似乎成了他考察了解西安和来西安打工的过程，他见我惊讶的神色越发得意洋洋，盘脚搭手坐在沙发上，一边口水淋漓地吸纸烟，一边慢条斯理地排说。他让我知道了在这个城市打工的哪儿人都有，但因各地的情况又不相同：关中的东府和西府，经济条件相对还好，人也经见得多，他们多是在经济开发区的一些大公司打工。陕北的来人体格高大，又善于抱团，更多的是聚集在一些包工头手下，去盖楼，去筑路，或在宾馆和住宅区里做保安。陕南的三个区域，汉中、安康人貌如南方人，性情又乖巧，基本上都是在一些服务行业做事，如在店铺里卖货，如在饭馆、茶楼，洗脚屋里当服务生。而商州呢，商州是最贫困也最闭塞的地方，既不是产林区也没有石油煤炭天然气资源，历来当地挣钱的门道就是开一个小饭店，偏又普遍的喜文好学，尤其注重孩子上学，上学的目的就是早早逃离这山地。比如我们县，三十万人口，年财政收入二千多万，而供大学生上学，每年几乎从民间都要付出一亿元。每年一亿，每年一亿，老百姓就是一捆子谷秆，被榨着被拧着被挤着，水分一滴滴没有了，只剩下一把糠渣。这些学生大学毕业后却极少再回原籍，他们就在城里的一些单位、公司做临时工，不停地跳槽，不停地印制名片。可怜的商州山区水土流失了，仅有的钱被学生带走了，有了知识的精英人才也走了，中国出现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人口迁徙，迁徙地就是城市，城市这张大口，将一碗菜汤上的油珠珠都吸了。刘高兴说：新衣服都穿上走了，家里扔下的是破棉袄！商州的经济凋蔽不堪，剩下的人也还得出走呀，西安在他们的心中是花花世界，是福地，是金山银海，可出走一没资金，二没技术，三没城里有权有势的人来承携，他们只有干最苦最累最脏又最容易干到的活，就是送煤拾破烂。但凡一个人干了什么，干得还可以，必是一个串掇一个，先是本家亲戚一伙，再是同村同乡一帮，就都相继出来了，逐渐也形成以商州人为主的送煤群体和拾破烂群体。

　　自从刘高兴来到了我家，我们的往来就频繁了，每到下雨天，下雨天他就空闲了，他说那是他们的节日。要么到我家来，要么叫我去他租住处。从他的口里，我也才知道我们贾姓族里其实有很多晚辈都在城里打工，但他们从来没有和我联系过，或许是我长年不回去和他们隔远了，或许是他们都混得不好，觉得羞愧不愿见到我。我也曾想，即使他们来找我，我虽有文名但无官无权无钱的又能帮他们做些什么呢？刘高兴之所以来找我，他不想求我什么，他也知道我的处境和性情，又因为年龄相近，他需要说话，我需要倾听，所以我们就亲近了。当我有什么大的活动，比如给母亲祝寿，为女儿举办婚礼，我当然得通知他。他的衣着和容貌明显地和所有宾客不一样，就像苹果筐里突然有了一个土豆。但这个土豆是欢乐的，他的大嗓门和类似于周星驰式的笑使是大家不习惯，可得知他的身份后惊奇着他的坦然和幽默，又兴致勃勃地与交谈。他就会说许多乡下的和在城里拾破烂中的奇闻异事，他说地绘声绘色，等大家听得一愣一愣的，他却一脸严肃的，说一句很雅的古句。爱读奇书初不记，饱闻怪事总无惊。于是那些教授都感慨了，说：刘高兴，你形象思维好啊，比老贾还好！他说：我在学校的功课是比平凹好，可一样是瓷砖，命运把他那快瓷砖贴到了灶台上，我这块瓷砖贴到了厕所么！然后又是嘎嘎大笑，擦了一下鼻涕，说：我是闰土！我赶紧制止他，说你胡比喻，我可不敢是鲁迅，他说：你是不是鲁迅我不管，但我是闰土！

　　他不是闰土，他是现在的刘高兴。

　　现在的刘高兴使我萌生了写作的欲望。我想，刘高兴和他那个拾破烂的群体，对于我和更多的人来说，是别一样的生活，别一样的人生，在所有的大都市里，我们看多了动辄一个庆典几千万，一个晚会几百万，到处张扬着盛世的繁荣和豪华，或许从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里能摸出这个年代城市的不轻易能触摸到的脉搏吧。当这种欲望愈来愈强烈，告知给我的一位朋友，朋友却不以为然：历史从来是精英创造的，过去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现在是管理层的实业界的金融行的时尚群的叱咤风云人物，这样的题材才可能写出主流的作品，才可能写出大的作品。朋友的话是没有错，但我有我的实际情况，以我生存环境和我学识才情的局限，写那样的题材别人会比我写得更好，我还是写我能写的我也觉得我应该写的东西吧。我在这几年来一直在想这样的问题：在据说每年全国出版千部长篇小说的情况下，在我又是已经五十多岁的所谓老作家了，我现在要写到底该去写什么，我的写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掂量过我自己，我可能不是射日的后羿，不是午干戚的刑天，但我也绝不是为了迎合和消费去舞笔弄墨。我这也不是在标榜我多么清高和多大野心，我也是写不出什么好东西，而在这个年代的作家普遍缺乏大精神和大技巧，文学作品不可能经典，那么，就不妨把自己的作品写成一份份社会记录而留给历史。我要写刘高兴和刘高兴一样的乡下进城群体，他们是如何走进城市的，他们为何在城市里安身生活，他们又是如何感受认知城市，他们有他们的命运，这个时代又赋予以他们如何的命运感，能写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我觉得我就满足了。

　　在一次会上，有个记者反复地在追问我：你下一部作品写什么呢，下一部作品写什么呢？我不耐烦了，说了我的计划，不想这位记者就在报上发了消息，闹得到处的报纸转载，都知道我要写进城民工的作品了。而这时，一个陌生人，可能是读者吧，他寄给了一信，信里什么也没说，只是两个纸条，一条写着：“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一条写着：“每有制述多用新事，并以文采妙绝当时。“这些话都是古人的话，而陌生人这个时候将此话抄寄给我，我知道这是提醒，这是建议，这是鼓励和期望。这就让我感动，也很紧张，有了压力。原本动笔写便觉得我仅仅了解刘高兴而并不了解拾破烂的整个群体，纯是萝卜难以做出一桌菜的，我得稳住，我得先到那些拾破烂的群体中去。

　　于是，我开始了广泛了解拾破烂群体的工作，这项工作我请了文友孙见喜先生给予帮忙，因为以前听他说过，他的老家村里几乎有三分之一的人在西安拾破烂。老孙也是商州人，好冲动又极热心，他立即联系在西安拾破烂的一个亲戚，并实话实说是我想去他们租住处看看。这位亲戚第一个反应是：贾平凹？是那个写书的吗？老孙说：你还知道贾平凹呀，是他，他想去看看你们。这位亲戚沉默了，说：他来看我们？像看耍猴一样看我们？！老孙说：不，他不是那样。这位亲戚说：要是作为乡里乡亲的，他啥时来谝都行，要是皇帝他妈拾麦图个好玩，那就让他不要来了。

　　老孙把这话转达给我，我想起了以前摄影界曾引起了一场争论的一件作品。那个作品是一个骑自行车人在马路上摔倒的瞬间，画面极其生动，艺术性非常地高，但这个作者是为了拍这张照片，特意在马路上挖了一个洞而隐身于旁拍摄的。我告诉老孙：咱们虽然是为了更丰富写作素材去了解他们的，但去了就不要再想着要写他们，也不要表现出在可怜他们同情他们甚至要拯救他们的意思，咱们完全是串门。我们就去了，没有带笔记本，没有带录音机，也没有带照相机，而是所有口袋里都装了纸烟。

　　那是一个傍晚，我们按照老孙亲戚提供的地址寻去，没想在西安南郊城乡结合部的村子是那么多，这个村子和那个村子又没特别的标志，我们竟进入了另一个村子，这村子又有几十条巷道，两个小时过去了还没寻出个眉目。去问路灯下那个蹴着吃纸烟的人：这村里有没有个叫×××的租住户？那人说：满天都是星星，你问哪个？我又问：住没住拾破烂的？那人说：前边那条巷里都是拾破烂的！我们走进去，果然巷道里有许多架子车，有妇女在那里分类着破烂，而两个男的端了碗在门口灯下吃饭，包谷糁稀饭里煮着土豆，土豆没有切，吃的时候眼睁得老大。我们问知道不知道个×××的，只摇头，不说话。钻进一个院子，四边的房像个炮楼，几十户人家门上都吊个门帘，看着如中药店的药屉，老孙放声喊：×××！有人揭了门帘出来倒水，说屋里有个病人哩，你不要喊。老孙说：我找×××。那人说：这里没个×××。

　　我们到底没有寻到×××。但是，也就在那一夜，我们以找乡党为名，钻进了十多个院子，接触了十五六个拾破烂的人，看了他们住得怎样，吃的什么，大致询问了他们各自的进城的原因，时间和收入状况。他们大多目光警惕，言语短缺，你让他多说些，他说这有啥说的或说我不会说，嗤啦一笑就躲开了。他们中没个刘高兴，这让我遗憾。还好，最巷头的那个院子里一个瘸子健谈，他接过了我给他的一包纸烟，拆开了就天女散花一样分别给站在各个门口的人扔去一根，扔去的纸烟没有一根不被在空中接住，然后就围过来说：吓，贵纸烟么！瘸子说他是老破烂，来西安十年了，院子里的人都是他先后从村里带出来的，就像当年闹革命，一个当红军了，就拉了一帮人当了红军，现在他们村就叫破烂村。老孙说我们老家村里有个老者，儿子孙子里七个人当了兵，人叫老者是兵种，那你是破烂种了！没想一句笑话，站在另一个门口的妇女却说：他算什么破烂种，连个老婆还没有哩！说得瘸子顿时尴尬，领我们到他的住屋，一边拍打着床沿上的土让我们坐，一边说：我又不是没有过老婆，我是有过三个老婆哩，合不来，都是不到一年我就撵走了。那是肮脏不堪的十平方米的小屋，没有窗户，味道难闻。老孙翻人家的被褥，揭人家的锅盖，又把人家晾在床头木板上的几块干馍掰开来说霉成这样了还能吃呀，再就是在枕头底下发现了一本杂志，老孙说：还看杂志？他说：看么。老孙说：知道不知道有个作家……我忙制止了老孙，把杂志拿过来，杂志上却有一半张页粘在一起揭不开。问怎么粘成这样，他一时脸面通红，吱吱唔唔说睡下胡思乱想哩就动了手，又嫌弄脏了褥子，就……把杂志夺过去又塞进枕头下。我没有反感他，也没有说什么话取笑他。我问了他的名字，他说白殿睿，不是建设的建，是宫殿的殿。名子起得很文雅。

　　我记住了白殿睿，过后又去找过他几次，他已经是拾破烂中的老油条了，我拿给他一条纸烟，他要把他拾来放在床头的一扇铝窗送我，我没接受。他问我是干啥的，是不是记者，是记者了给他拍个大照片，登到报上多好。但再次去我拿了照相机，他却病了，拉肚子拉得躺在床上不得起来，拒绝了我给他照像。

　　而老孙的那个亲戚，我们再次联系，终于弄清了那个城中村的位置，这次同我和老孙去的还有一位美术教授，他有私家车，说他也想画画拾破烂的人。车一到村口，×××已经在那里张望，穿了双皮鞋，但腿老弓着。老孙说：这鞋是拾的吧？他说：哪能拾到这么新的鞋，人家送的，本来要留给儿子的，你们要来就穿上了，有些小。却低声问：穿西服的是贾平凹？老孙说不是，用手指我。他说：个子不高么！我当然还是带着纸烟，但他说他把烟戒了。进巷道，入一户院门，后边是一座六屋简易楼，×××就住在顶层，而顶层一共七个房间，分别住了他的六家亲戚。他们都是才从街上回来，正生火做饭。我去每一家看的时候，他们也都是笑脸。后来我们就坐在×××的屋里，屋里小得打不开转身，天又热，一股子鞋臭味。美术教授就呆不住了，他说他下去转转，要走的时候给他打个电话。美术教授是没在农村生活过，我生活过，我就脱了鞋坐上了床，问这房的租金，问他在哪条街上拾破烂，那么远的路早晨怎么去晚上怎么回来，就自己取了碗从保温瓶里要倒水喝。他脸上活泛多了，但回答我的话都是些通用话，比如，他说这租金合适，我们能接受，在朱雀门外那一带拾破烂，收入挺好，他有一辆自行车，早上带老婆进城，架子车都是存在收购站上的，日子比才来时好，日子会越来越好。老孙说：你不要那么正经，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胡谝！他说：还真胡谝呀？我说：胡谝！三个人就都笑了。我们就乱七八糟地胡谝了，他竟是那样健谈，虽然没有刘高兴说得那么形象，但拾破烂中的一些事记得很准确，一件一件连时间地点都说得清，我先还真会逗引，逗着他说，后来就完全浸沉在他的故事中，随着他的高兴而高兴，随着他的难过而难过。他老婆在门外炉子上做饭，进来说：你只排夸你出五关斩六将哩，咋不说你走麦城！你出来。他出去了，又进来说：老婆问你们吃了没，没吃了就在我这儿吃？我说：就在你这儿吃。他就对老婆说：在咱这儿吃哩，你去村商店买些挂面。我赶紧说：买什么挂面？做啥我吃啥。我就又问了怎么个走了麦城？他讲了三宗，一宗是他在建筑工地被人家打了一顿，一宗是被街上的混混骗了三百元，一宗是被市容队收没了架子车。饭做熟了，是熬了一大锅的包谷糁稀饭，给我盛了一大海碗，没有菜，没醋没辣子，说有盐哩，放些盐吧，给我面前堆上了一纸袋盐面。筷子是他老婆给我的，两根筷子粘连在一起，我知道是没洗净，但我不能说再洗一下，也不能用纸去擦，他们能用，我也就用，便扒拉着饭唏唏溜溜吃起来。×××一直是看着我吃，把那个风扇从床下取出来，那是个排气扇，吹过来的风是一股子，而且电线断了几处重新接上没缠绝缘胶布，我担心他触上了电，他说：没事。不停地转动着排气扇的方位给我吹。我把一大海碗饭吃完了，他说：够了没？我说：够了。他说：我估摸你也够了。

　　老孙的这位亲戚，后来虽然和我称不上朋友，却绝对成了熟人，他常到老孙那儿去，而他一去，老孙必定会给我电话，我也就去了。他有时拿着一些拾来的好东西送给我们，比如一个笛子，一个老式的眼镜盒，我们付给他一百元钱。他知道我喜欢收藏，有一次拿来了一个小黑陶罐，以为是个古董送我，我欣然接受，但我知道那是个几年前才烧制的罐子。我给他付钱的时候，他坚决不要，却说：要是今日我只收入十元钱，那我会收你的钱的，可我今日已经收入了十八元了，这就够够的了，我只求你帮个忙。原来他的一个兄弟拾破烂时把架子车停放在了马路边，而那一段马路立了牌子不准人力车通过，他兄弟不识字停放了，市容队就拉走了架子车，他兄弟去讨要，市容队说罚五百元了才能把架子车拉走。他求我能不能帮着把架子车要回来。

　　我说：我给你要回来。

　　他说：真能要回来了，我请你喝酒！

　　其实我和老孙哪儿有疏通市容队的能力呀？但我必须得帮他要回架子车，就叫来了电视台一个朋友，商量出一个阴谋。让他带着摄像机，如果他们不给架子车，便威胁着媒体要曝光这种粗暴对待弱势群体的行为。我们是一路上都在给自己壮胆，可万万没想到去了市容队，那里竟有人认出了我，对我的到来兴奋不已，我成了座上宾。那就好，寒暄之后，我便说了情况，架子车不费吹灰之力要回来了。×××激动地抱住我，说我牛，牛得很，并要了我的名片，说以后谁再欺侮他，他就拿出我的名片，说他是我的表哥。便问我：我能说是你的表哥吗？我说：是表哥！

　　几个月后，我终于写起拾破烂人的故事了。

　　但我没有想到，写起来却是那样的不顺手，因为我总是想象着我和刘高兴、白殿睿以及×××的年龄都差不多，如果我不是一九七二年以工农兵上大学那个偶然的机会进了城，我肯定也是农民，到了五十多岁了，也肯定来拾垃圾，那又会是怎么个形状呢？这样的情绪，使我为这些离开了土地在城市里的贫困、卑微、寂寞和受到的种种歧视而痛心着哀叹着，一种压抑的东西始终在左右我的笔。我常常是把一章写好了又撕去，撕去了再写，写了再撕，想为什么中国会出现打工的这么一个阶层呢，这是国家在改革过程中的无奈之举，权宜之计还是长远的战略政策，这个阶层谁来组织谁来管理，他们能为城市接纳融合吗，进城打工真的就能使农民富裕吗，没有了劳动力的农村又如何建设呢，城市与乡村是逐渐一体化呢还是更加拉大了人群的贫富差距？我不是政府决策人，不懂得治国之道，也不是经济学家有指导社会之术，但作为一个作家，虽也明白写作不能滞止于就事论事，可我无法摆脱一种生来俱有的忧患，使作品写得苦涩沉重。而且，我吃惊地发现，我虽然在城市里生活了几十年，平日还自诩有现代的意识，却仍有严重的农民意识，即内心深处厌恶城市，仇恨城市，我在作品里替我写的这些破烂人在厌恶城市，仇恨城市。我越写越写不去，到底是将十万字毁之一炬。

　　我不写了，我想过一段时间再写。恰好这一段时间发生了一件特大的事，几个月就再没去摸笔。事情还是出在老孙的那伙拾破烂的同乡里，一个老汉，其实比我也就大那么几岁，他们夫妇在西安拾破烂时，其女儿就在一家饭馆里端盘子，有人说能帮她寻一个更能挣钱的工作，结果上当受骗，被拐卖到了山西。老汉为了找女儿，拾破烂每当攒够二千元就去山西探，先后探了两年，终于得知女儿被拐卖在五台县的一个山村里。老汉一直对外隐瞒着这事，觉得丢人，可再要去能救女儿时没了路费，来借钱，才给我和老孙说了。我、老孙埋怨他出了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及时报警，也为什么不给我们说，而且凭你单枪匹马一个人去能把人解救回来？我们当即带他去报案，但他租住地的派出所却以他不是当地户口为理由不理睬这事，是老汉和他们吵了一场，案是报上了，派出所却强调要让去解救可以，但必须提供准确无误的被拐卖人的地址，并提供最少五千元的出警费。为了确凿地址，老汉再次去了五台县，我们给他出主意，叮咛如果查访到女儿，一定要稳住那家人。十几天后他回来了，哭着给我们说：我只说咱商州穷，五台县的深山野洼里比咱那儿还穷，一年四季吃不上白馍。咱女儿年纪那么小，整天像牲畜一样被绳子拴在屋里，已经给人家生了个娃了……他哭，我和老孙也流眼泪，拿了钱去给派出所，派出所却说当时警力不够，要等一个月后才能抽出人手。我和老孙又联系老孙老家的派出所，那里的派出所有认识的人，派出所所长答应亲自去解救，花销还可以减到三分之二。几番折腾后，组成了解救队伍就出发了。那个晚上，按计划是应该到了五台县的山村，被拐卖的女儿能不能见到，那家人和村民会不会放人，可能发生械斗吗，去的车辆夜里走山路能安全吗，我和老孙心都悬着，一直守在电话机旁，因为事先约好，人一解救出来就及时通报我们的。九点钟没有消息，十点钟没有消息，十一点了还没有消息，老孙拿出一小筐花生，说：应该没事，派出所所长有经验，他解救过三个被拐卖的妇女哩。我们就以吃花生缓解焦虑，但花生已吃完了，花生皮也一片一片在手里都捏成了碎沫，十二点半电话仍不响。我说：电话是不是有毛病？检查了一遍，线都好着，拿手机打了一次，立即就响了。老孙的母亲一直也陪着我们，七十多岁的人了，紧张得就哭起来，说那女儿多水灵的，怎么就被四十多岁的丑男人强迫着做媳妇生娃娃，如果这次失败了，肯定人家就转移了那女儿，那就永远不得回来了！老孙说：你不要说么，你不要说么！他母亲还在说，老孙就躁了，母子俩都生了气，屋子里倒一时寂静无声，只有墙上的钟表嗒嗒嗒地响。到了十二点二十一分，电话铃突然响了，老孙去接电话，老孙的母亲也去接电话，电话被撞得掉在了地上。电话是派出所打来的，只说了一句：成功啦，我们正往沟外跑哩！我和老孙大呼小叫，惊得邻居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咚咚地过来敲门。到了一点，老孙说他想吃一碗面条，他母亲竟就擀起面来，结果老孙吃了两碗，我吃了两碗。

　　这次成功解救，使我和老孙很有成就感，我们三天内见了朋友就想说，但三天后老汉来感谢我们，说了解救的过程，我们再也高兴不起来。因为解救过程中发生了村民集体疯狂追撵堵截事件，他们高喊着：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有老婆？买来的十三个女人都跑了，你让这一村灭绝啊？！后来就乱打起来，派出所所长衣服被撕破了，腿上被石头砸出了血包，若不是朝天鸣枪，去解救的人都可能有生命危险，老汉的女儿是跑出来了，而女儿生下的不足一岁的孩子没能抱出来。这该是怎样的悲剧呀，这边父女团圆了，那边夫妻分散了，父亲得到了女儿，女儿又失去了儿子。我后来再去老汉那儿，老汉依然在拾破烂，他的女儿却始终不肯见外人。

　　我还是继续去那些拾破烂人租住的村巷，这差不多成了一种下意识，每每到城南了，就要拐过去看看，而在大街上碰上拾破烂的人了，也就停下来啦呱几句，或者目视着很久。差不多又过去了一年，我所接触和认识的那些拾破烂人，大都还在西安，还在拾破烂，状况并无多大改变。而那个供养孩子上大学的，孩子毕业了，但他患上了严重的哮喘病，已不能再拾破烂又回到老家去。其中有一个攒了钱，与人合伙在县城办了个超市，还在老家新盖了一院房。他几乎是拾破烂人的先进榜样，他的事迹被他们普遍传颂。当然，也有死在西安的。死了三个，一个是被车撞死的，一个是肝硬化病死，一个是被同伴谋财致死。

　　当那个被同伴谋财致死的消息见诸了报纸后，我去了白殿睿租住的那个村子，白殿睿不在，碰上了一个年轻人，他是拾了两年破烂，我们说起那个被致死的人，他说他见过那个人，他想不到受害人拾了十年破烂积攒了十万元为什么不在西安买房呢？我说：那你有了钱就首先买房吗？他说：肯定要买房！买不了大的买小的，买不了新的买旧的，买不了有房产证的买没房产证的！我说：再不回老家啦？他说：我出来就在村口的碾盘前发了血誓，再也不回去！

　　刘高兴当然还在西安，身体似乎比以前还要好，他是一半个月了回去照料一下地里的庄稼，然后又来到西安，每次来了不是给我个电话说他又来了，就是冷不及地来敲门。他还是说这说那，表情丰富，笑声爽朗。

　　我就说了一句：咋迟早见你都是恁高兴的？

　　他停了一下，说：我叫刘高兴呀，咋能不高兴？！

　　得不到高兴但仍高兴着，这是什么人呢？但就这一句话，我突然地觉得我的思维该怎么改变了，我的小说该怎么去写了。本来是以刘高兴的事萌生了要写一部拾破烂人的书，而我深入了解那么多拾破烂人却使我的写作陷入了困境。刘高兴的这句话其实什么也没有说，真是奇怪，一张窗纸就砰地捅破了，一直只冒黑烟的柴禾忽地就起了焰了。这部小说就只写刘高兴，可以说他是拾破烂人中的另类，而他也正是拾破烂人中的典型，他之所以是现在的他，他越是活得沉重，也就越懂得着轻松，越是活得苦难他才越要享受着快乐。

　　我说：刘高兴，我现在知道你了！

　　他说：知道我了，知道我啥？

　　我说：你是泥塘里长出来的一支莲！

　　他说：别给我文刍刍地酸，你知道咱老家砖泥窑吗，出窑的时候脸黑得像锅底，就显得牙是白的。

　　是的，在肮脏的地方干净地活着，这就是刘高兴。

　　他说得比我好，我就笑了，他也嘎嘎地笑。那天我们吃的是羊肉泡馍。

　　我重新写作。原来的书稿名子是《城市生活》，现在改成了《高兴》。原来是沿袭着《秦腔》的那种写法，写一个城市和一群人，现在只写刘高兴和他的二三个同伴。原来的结构如《秦腔》那样，是陕北一面山坡上一个挨一个层层叠叠的窑洞，或是一个山洼里成千上万的野菊铺成的花阵，现在是只盖一座小塔只栽一朵月季，让砖头按顺序垒上去让花瓣层层绽开。

　　我很快写完了书稿，写完了书稿是多么轻松呀，再没有做最后的修改，我就回了老家一次。老家的那条一级公路在改造之后，许多路段从丹江北岸移转到了南岸，过去的几十年老是从北岸的路上走，看厌了沿途的风光，而从南岸走，山水竟然是别一样的景致。每次回老家，肯定要去父亲的坟上烧纸奠酒，父亲虽然去世已有十八年，痛楚并没有从我心上逝去，一跪到坟前就止不住地泪流满面。这一次当然不能例外，但这一次我看见了父亲的坟地里一片鲜花。我的弟弟一直在父亲的坟地里栽种各类花木，而我以往回去都不是花季，现在各种形态各种颜色的花都开了，我跪在花丛中烧纸，第一次感受到死亡和鲜花的气息是那样地融合。我流着泪正喃喃地给父亲说：《秦腔》我写了咱这儿的农民怎样一步步从土地上走出，现在《高兴》又写了他们走出土地后的城里生活，我总算写了……就在这时，一股风吹了过来，花草摇曳，纸灰飞舞，我愣了半天，蓦地又觉得《高兴》还有哪儿不对。从坟地出来，脑子里挥之不去的仍是父亲坟地里死亡和鲜花的气息，考虑起书稿中虽然在那么多拾破烂人的苦难的底色上写着刘高兴在城市里的快活，可写得并不到位，是哪儿出了问题，是叙述角度不对？我当然还没有想得更明白，但已严重地认为小改动是不行的，要换角度，要变叙述人就得再一次书写。

　　我终止了还要到商州各县去走一圈的计划，急匆匆返回西安，开始了第五次写作。这一次主要是叙述人的彻底改变，许多情节和许多议论文字都删掉了，我尽一切能力去抑制那种似乎谈起来痛快的极其夸张变形的虚空高蹈的叙述，使故事更生活化，细节化，变得柔软和温暖。因为情节和人物极其简单，在写的过程中常常就乱了节奏而显得顺溜，就故意笨拙，让它发涩发滞，似乎毫无了技巧，似乎是江朗才尽的那种不会了写作的写作。

　　这期间，刘高兴又来过几次，他真是个奇怪的人，他看我平日弄些书画玩的，他竟也买了笔墨在旧报纸上写起了书法，就一张一张挂在他租住的屋里。更令我吃惊的是他知道了我以他为原型写这本书，他也开始了要为我写文章，在一个纸本上用各种颜色的笔写出了我和他少年时期的三万字的故事。我读了那三万字，基本上是流水账式的，错别字很多，但过去的事写得活灵活现。我能对他说什么呢，写这样的文字发表肯定是不行的，他在那样的条件下写了只能是一种浪费精力和时间，可我能让他不写吗？我说了这样的话：刘高兴，如果三十多年前你上了大学留在西安，你绝对是比我好几倍的作家。如果我去当兵回到农村，我现在即便也进城拾破烂，我拾不过你，也不会有你这样的快活和幽默。

　　但是，就在我写到了四分之三时，一个不好的消息传来，几乎使我又重新改写。那是一个文友来聊天，我一激动，就给他念写好的前三章，他突然说：你开头写了民工背尸回乡的事？我说：这开头好吧。他说：这材料是哪儿来的？我说：是看了凤凰卫视上的一则报道而改造的。他说：你看过电影《叶落归根》没？我说：没看过，怎么啦？他说：《叶落归根》就写了背尸的事。我一听脑袋大了，忙问那电影是怎么个样儿，这位文友详细讲了电影的故事情节，我心放下了。电影可能也是看到了那个报道，但电影纯粹演义了背尸的过程。我的小说仅仅是作了个引子罢了。文友说你最好改改，我不改，在2005年我在初稿中就这么写了，怎么改呢？电影是他的电影，小说却绝对是我的小说，骡子和马那是两回事。

　　又是过了二十多天吧，那天雨下得哗哗哗，我正在写小说的结尾，电话响了，我烦这时候来电话，不去接，可过一会电话又响了。我拿起电话，说：谁？！声音传过来是刘高兴，他说：怎么不接电话呀？我说：我正忙着……他说：知道你忙，我不能冒然去敲门，可我打电话约时间你又不接！忙什么，是不是忙着写我，什么时候写完呀！我说：快完了，还得再小改小改。他说：你写东西还这么艰难，我可写完你的传记了！说完他在电话里嘎嘎嘎地大笑。

　　其实他就在我的楼下打电话。

　　于是我放下笔，开门，刘高兴湿不漉漉地进来了。

　　2007.5.27

　　母亲一生都在乡下，没有文化，不善说不会道，飞机只望见过天上的影子。她并不清楚我在远远的城里干什么，惟一晓得是我能写字，她说我写字的时候眼睛在不停地眨，就操心我的辛苦，“世上的字能写的完？！”一次一次地阻止我。前些年，母亲每次到城里小住，总是为我和孩子缝制过冬的衣物，棉花垫得极厚，总害怕我冷，结果使我和孩子都穿得像狗熊一样笨拙。她过不惯城里的生活，嫌吃油太多，来人太多，客厅的灯不灭，东西一旧就扔，说：“日子没乡下整端。”最不能忍受，我打骂孩子，孩子不哭，她却哭，和我闹一场后就生气回乡下去了。母亲每一次都高高兴兴来，每一次都生了气回去。回去了，我并未思念过她，甚至一年一年的夜里不曾梦着过她。母亲对我的好使我不觉得母亲对我的好，当我得意的时候我忘记了母亲的存在，当我有委屈了就想给母亲诉说，当着她的面哭一鼻子。

　　母亲姓周，这是从舅舅那里知道的，但母亲叫什么名字？12岁那年，一次与同村的孩子骂仗——乡下骂仗以高叫对方父母名字为最解气的——她父亲叫鱼，鱼，河里的鱼！她骂我：蛾，蛾，小小的蛾！我清楚了母亲是叫小娥的，大人物之所以大人物，是名字被千万人呼喊，母亲的名字我至今没有叫过，似乎也很少听老家村子里的人叫过，但母亲不是大人物却并不失去她的伟大，她的老实、本分、善良、勤劳在家乡有口皆碑。现在有人讥讽我有农民的品性，我并不羞耻，我就是农民的儿子，母亲教育我“忍”字，使我忍了该忍的事情，避免了许多祸灾发生，而我的错误在于忍了不该忍的事情，企图以委曲求全却未能求全。

　　7年前，父亲做了胃癌手术，我全部的心思都在父亲身上，父亲去世后，我仍是常常梦到父亲，父亲依然还是有病痛的样子，醒来就伤心落泪，要买了阴纸来烧。在纸灰飞扬的时候，突然间我会想起乡下的母亲，又是数日不安，也就必会寄一笔钱到乡下去。寄走了钱心安理得地又投入到我的工作中了，心中再也没有母亲的影子。老家的村子里，人人都在夸我给母亲寄钱，可我心里明白，给母亲寄钱并不是我心中多么有母亲，完全是为了我的心理平衡，而母亲收到寄去的钱总舍不得花，听妹妹说，她把钱没处放，一卷一卷塞在床下的破棉鞋里，几乎让老鼠做了窝去。我埋怨过她，母亲说：“我要那么多钱干啥？零着攒下了将来整着给你。你们都精精神神了，我喝凉水都高兴的，我现在又不至于喝着凉水！”去年回去，她真的要把积攒的钱给我，我气恼了，要她逢集赶会了去买个零嘴吃，她果然一次买回了许多红糖，装在一个瓷罐儿里，但凡谁家的孩子去她那儿了，就三个指头一捏，往孩子嘴里一塞，再一抹。孩子们为糖而来，得糖而去，母亲笑着骂着“喂不熟的狗”！末了就呆呆地发半天愣。

　　母亲在晚年是寂寞的，我们兄妹就商议了，主张她给大妹看管孩子，有孩子占心，累是累些，日子总是好打发的吧！小外甥就成了她的尾巴，走到哪儿带到哪儿，一次婆孙到城里来，见我书屋里挂有父亲的遗像，她眼睛就潮了，说：“人一死就有日子了，不觉是四个年头了！”我忙劝她，越劝她越流下泪来。外甥偏过来对着照片要爷爷，我以为母亲更要伤心的，母亲却说：“爷爷埋在土里了。”孩子说：“土里埋下什么都长哩，爷爷埋在土里怎么不再长个爷爷？”母亲竟没有恼，倒破涕而笑了。母亲疼孩子爱孩子，当着众人面要骂孩子没出息，这般地大了夜夜还要嚼着她的奶头睡觉，孩子就羞了脸，过来捂她的嘴不让说，两人绞在一起倒在地上，母亲笑得直喘气。我和妹妹批评过母亲太娇惯孩子，她就说：“我不懂教育嘛，你们怎么现在都英英武武的？！”我们拗不过她，就盼外甥永远长这么大，可外甥如庄稼苗一样，见风生长，不觉今年要上学了，母亲显得很失落，她依然住在妹妹家，急得心火把嘴角都烧烂了。我想，如果母亲能信佛，每日去寺院烧香，回家念经就好了，但母亲没有那个信仰，后来总算让邻居的老太太们拉着天天去练气功，我们做儿女的心才稍有了些踏实。
 
　　小时候，我对母亲的印象是她只管家里人的吃和穿，白日除了去生产队出工，夜里总是洗萝卜呀，切红薯片呀，或者纺线，纳鞋底，在门上拉了麻丝合绳子。母亲不会做大菜，一年一次的蒸大菜，父亲是亲自操作的，但母亲的面条擀得最好，满村出名，家里一来客，父亲说，吃面吧，厨房里一阵案响，一阵风箱声，母亲很快就用箕盘端上几碗热腾腾的面条来。客人吃的时候，我们做孩子的就被打发着去村巷里玩，玩不了多久，我们就偷偷溜回家，盼着客人吃过了是否有剩下的，果然在锅里就留有那么一碗半碗。在那年月里，纯白面条只是待客，没有客人的时候，中午可以吃一顿包谷掺面，母亲差不多是先给父亲捞一碗，然后下些浆水和菜，连菜带面再给我们兄妹捞一碗，最后她的碗里就只有包谷掺和菜了。那时少粮缺柴的，生活苦巴，我们做孩子的并不愁容满面，平日倒快活得要死，最烦恼的是帮母亲推磨子了。常常天一黑母亲就收拾磨子，在麦子里掺上白包或豆子磨一种杂面，偌大的石磨她一个人推不动，就要我和弟弟合推一磨棍子，月明星稀之下，走一圈又一圈，昏头晕脑地发迷怔。磨过一遍了，母亲在那里过箩，我和弟弟趴在磨盘上磕睡。母亲喊我们醒来再推，我和弟弟总是说磨好了，母亲说再磨几遍，需要把麦鼓磨得如蚊子翅膀一样薄才肯结束。我和弟弟就同母亲吵，扔了磨棍怄气。母亲叹叹气，末了去敲邻家的窗子，哀求人家：二嫂子，二嫂子，你起来帮我推推磨子！人家半天不吱声，她还在求，说：“咱换换工，你家推磨子了，我再帮你……孩子明日要上学，不敢耽搁娃课的。”瞧着母亲低声下气的样子，我和弟弟就不忍心了，揉揉鼻子又把磨棍拿起来。母亲操持家里的吃穿是琐碎无巨细，而家里的大事，母亲是不管的，一切由当教师的星期天才能回家的父亲作主。在我上大学的那些年，每次寒暑假结束要进城，头一天夜里总是开家庭会，家庭会差不多是父亲主讲，要用功学习呀，真诚待人呀，孔子是怎么讲，古今历史上什么人是如何奋斗的，直要讲两三个小时。母亲就坐在一边，为父亲不住吸着的水烟袋卷纸媒，纸媒卷了好多，便袖了手打盹，父亲最后说：“你妈还有啥说的？”母亲一怔方醒过来，父亲就生气了：“瞧你，你竟能睡着？！”训几句，母亲只是笑着，说：“你是老师能说，我说啥呀？”大家都笑笑，说天不早了，睡吧，就分头去睡了。这当儿母亲却精神了，去关院门，关猪圈，检查柜盖上的各种米面瓦罐是否盖严了，防备老鼠进去，然后就收捡我的行李，然后一个人去灶房为我包明天起来要吃的素饺子。

　　父亲去世后，我原本立即接她来城里住，她不来，说父亲3年没过，没过3年的亡人会有阴灵常常回来的，她得在家顿顿往灵牌前贡献饭菜。平日太阳暖和的时候，她也去和村里一些老太太们抹花花牌，她们玩的是2分钱一个注儿，每次出门就带2角钱3角钱，塞在袜筒。她养过几只鸡，清早一开鸡棚，一一要在鸡屁股里揣揣有没有蛋要下，若揣着有蛋，半晌午抹牌就半途赶回来收拾产下的蛋。可她不大吃鸡蛋，只要有人来家坐了，却总是惦着要烧煎水，煎水里就卧荷包蛋，每年院里的梅李熟了，总摘一些留给我，托人往城里带，没人进城，她一直给我留着，“平日爱吃酸果子”，她这话要唠叨好长时间，梅李就留到彻底腐烂了才肯倒去。她在妹妹家学练了气功，我去看她，未说几句话就叫我到小房去，一定要让我喝一个瓶子里的凉水，不喝不行，问这是怎么啦，她才说是气功师给她的信息水，治百病的，“你要喝的，你一喝肝病或许就好了”！我喝了半杯，她就又取苹果、橘子让我吃，说是信息果。

　　我成不成为什么专家名人，母亲一向是不大理会的，她既不晓得我工作的荣耀，我工作上的烦恼和苦闷也就不给她说。一部《废都》，国之内外怎样风雨不止，我受怎样的赞美和攻击，母亲未说过一句话。当知道我已孤单一人，又病得入了院，她悲伤得落泪，要到城里来看我，弟妹不让她来，不领她，她气得在家里骂这个骂那个，后来冒着风雪来了，她的眼睛已患了严重的疾病，却哭着说：“我娃这是什么命啊？！”

　　我告诉母亲，我的命并不苦的，什么委屈劫难我都可以受得，少年时期我上山砍柴，挑百十公斤的柴担在山道上行走，因为路窄，不到固定的歇息处不能放下柴担的，肩膀再疼腿再酸也不能放下柴担的，从那时起我就练出了一股韧劲。而现在最苦的是我不能亲自伺候母亲！父亲去世了，作为长子，我是该为这个家操心，使母亲在晚年活得幸福，但现在既不能照料母亲，反倒让母亲还为儿子牵肠挂肚，我这做的是什么儿子呢？把母亲送出医院，看着她上车要回去了，我还是掏出身上仅有的钱给她，我说，钱是不能代替孝顺的，但我如今只能这样啊！母亲懂我的心，她把钱收了，紧紧地握在手里，再一次整整我的衣领，摸摸我的脸，说我的胡子长了，用热毛巾捂捂后，好好刮刮，才上了车。眼看着车越走越远，最后看不见了，我回到病床，躺在床上开始打吊针，我的眼泪默默地流下来。
 
 

　  我一直认为里程的小说肯定是好小说，但我读完《穿旗袍的姨妈》后还是震惊。他写的那个题材的作品我读过许多，虽然有重大的事件，有血腥的场面，有不可理喻的荒谬和野蛮，老实说，我没有像读这部小说内心很孤寂，很挣扎。

　　一个作家读同时期的另一位作家的作品，他不是企图要去评论它，更多的在想这类题材我该怎么写，他写的我能写得出来吗？里程的年龄当然比我小，他几乎是最后一碴对那个年代有记忆的人吧，我一直也是想为那一段历史写些什么，但我无从落笔。里程在这类题材中开辟了另一种局面，这是一个幼小的似乎是局外人所经历的文革，它的描写没有使历史大事件得以饱满，却使文学丰腴了。姨妈，穿着旗袍的姨妈，就是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在那个荒唐年代的形象吗？“我”目睹着她的屈辱和悲惨，“我”也在屈辱和悲惨中成长着，如落满了水泥厂烟囱飘散的粉尘的庄稼苗，庄稼苗在努力地挣裂着粉尘已形成的一层僵甲，终于使自己还是庄稼苗而不是野草。正如这部小说的编辑所讲：这是一个人的成长，却代表了一代人的迷茫，这是一代人的命运，却展开了所有人的孤独。我是在一个晚上读完了这部小说，在淡淡的故事中叹息着，虽然有着没有吃饱的感觉，但却足够于回味。

　　里程的阅读是中国作家里最为丰富的一位，对于新时期小说革命他是最早的鼓吹者和参与实践者，正因为如此，这部小说里现代小说的手法是够圆熟。再加上他是极儒雅的人，文如其人，小说就极其的纯正。这一点，我在阅读时佩服不已，我的生存环境使我无法像他那样温文尔雅，也无法像他那样骨子里仇恨固定，思维放开，能在现代文学里作云游僧，所以我也无法写出他那样的文字。西方人，如果借用绘画的语言来说，更多的是在“似”与“不似”两者上做文章，所谓“似”就是严谨的透视，解剖，色彩。“不似”就是纯粹的抽象。中国人却是在似与不似之间寻求自己的意度空间。我喜欢极致的洋，极致的土，就如在中国我喜欢上海这样的城市，我也喜欢西北的我那个泥瓦土墙鸡飞狗咬的故乡。对于我来说，他写得太洋了，洋得让我喜欢而嫉妒！

　　看了张的散文，就寻张的小说，但到处寻不着。那一年到香港，什么书也没买，只买了她的几本，先看过一个长篇，有些失望，待看到《倾城之恋》、《金锁记》、《沉香屑》那一系列，中她的毒已经日深。——世上的毒品不一定就是鸦片，茶是毒品，酒是毒品，大凡嗜好上瘾的东西都是毒品。张的性情和素质，离我很远，明明知道读她只乱我心，但偏是要读。使我常常想起画家石鲁的故事。石鲁脑子病了的时候，几天里拒绝吃食，说：“门前的树只喝水，我也喝水！”古今中外的一些大作家，有的人的作品读得多了，可以探出其思维规律，循法可学，有的则不能，这就是真正的天才。张的天才是发展得最好者之一，洛水上的神女回眸一望，再看则是水波浩淼，鹤在云中就是鹤在云中，沈三白如何在烟雾里看蚊飞，那神气毕竟不同。我往往读她的一部书，读完了如逛大的园子，弄不清了从哪儿进门的，又如何穿径过桥走到这里？又像是醒来回忆梦，一部分清楚，一部分无法理会，恍恍惚惚。她明显地有曹露的才情，又有现今人的思考，就和曹氏有了距离，她没有曹氏的气势，浑淳也不及沈从文，但她的作品的切入角度，行文的诡谲以及弥漫的一层神气，又是旁人无以类比。

　　天才的长处特长，短处极短，孔雀开屏最美丽的时候也暴露了屁股，何况张又是个执拗的人。时下的人，尤其是也稍要弄些文的人，已经有了毛病，读作品不是浸淫作品，不是学人家的精华，启迪自家的智慧，而是卖石灰就见不得卖面粉，还没看原著，只听别人说着好了，就来气，带气入读，就只有横挑鼻子竖挑眼。这无损于天才，却害了自家。张的书是可以收藏了常读的。

　　与许多人来谈张的作品，都感觉离我们很远，这不指所描叙的内容，而是那种才分如云，以为她是很古的人。当知道张现在还活着，还和我们同在一个时候，这多少让我们感到形秽和丧气。

　　《西厢记》上说：不会相思，学会相思，就害相思！《西厢记》上又说：好思量，不思量，怎不思量？嗨，与张爱玲同活在一个世上，也是幸运，有她的书读，这就够了！

　　1994年12月17日早

　　一日在屋间画虎，画了很多虎，希望虎气上身，陕北就来了一位拜访我的老乡，他说，与其画虎不如弄个石狮子，他还说，陕北人都用石狮子守护的，陕北人就强悍。过了不久，他果然给我带来了一个石狮子。但他给我带的是一种炕狮，茶壶那般大，青石的，据说雕凿于宋代。这位老乡给我介绍了这种炕狮的功能，一个孩子要有一个炕狮，一个炕狮就是一个孩子的魂，四岁之前这炕狮是不离孩子的，一条红绳儿一头拴住炕狮，一头系在孩子身上，孩子在炕上翻滚，有炕狮拖着，掉不下炕去，长大了邪鬼不侵，刀枪不入，能踢能咬，敢作敢为。这个炕狮我没有放在床上，而是置于案头，日日用手摩索。我不知道这个炕狮曾经守护过谁，现在它跟着我了，我叫它：来劲。来劲的身子一半是脑袋，脑袋的一半是眼睛，威风又调皮。

　　古董市场上有一批小贩，常年走动于书画家的家里以古董换字画，这些人也到我家来，他们太精明，我不愿意和他们纠缠。他们还是来，我说：你要不走，我让来劲咬你！他们竟说：你喜欢石狮子呀？我们给你送些来！十天后果真抬来了一麻袋的石狮子。送来的石狮子当然还是炕狮，造型各异，我倒暗暗高兴，萌动了我得有个狮群，便给他们许多字画，便让他们继续去陕北乡下收集。我只说收集炕狮是很艰难的事情，不料十天半月他们就抬来一麻袋，十天半月又抬来一麻袋，而且我这么一收，许多书画家也收集，不光陕北的炕狮被收集，关中的小石狮也被收集，石狮收集竟热了一阵风，价钱也一涨再涨，断堆儿平均是一个四五百元，单个儿品相好的两千三千不让价。

　　我差不多有了一千个石狮子。已经不是群，可以称作军。它们在陕北、关中的乡下是散兵游勇，我收编它们，按大小形状组队，一部分在大门过道，一部分在后门阳台，每个小房门前列成方阵，剩余的整整齐齐护卫着我的书桌前后左右。世上的木头石头或者泥土铜铁，一旦成器，都是有了灵魂。这些狮子在我家里，它们是不安分的，我能想象我不在家的时候，它们打斗嬉闹，会把墙上的那块钟撞掉，嫌钟在算计我。我要回来了，在门外咳嗽一下，屋里就全然安静了，我一进去，它们各就各位低眉垂手，阳台上有了窃窃私语，我说：谁在喧哗？顿时寂然。我说：“嗨！”四下立即应声如雷。我成了强人，我有了威风，我是秦始皇。

　　秦始皇骑虎游八极，我指挥我的狮军征杀去，北伐去，兵来将挡，遇土水淹，所向披靡，一吐恶气。往日诽谤我、羞辱我的人把他绑来吧，但我不杀他，让来劲去摸他的脸蛋，我知道他是投机主义者，他会痛哭流涕，会骂自己是猪屎。从此，我再不吟诵忧伤的诗句：“每一粒沙子都是一颗渴死的水。”再不生病了拿自己的泪水喝药。我要想谁了，桌上就出现一支玫瑰。楼再高不妨碍云向西飞，端一盘水就可收月。书是我的古先生，花是我的女侍者。

　　到了这年的冬天，我哪儿都敢去了，也敢对一些人一些事说不，我周围的人说：你说话这么口重？我说：手痒得很，还想打人哩！他们不明白我这是怎么啦。他们当然不知道我有了狮军，有了狮军，我虽手无缚鸡之力，却有了翻江倒海之想。这么张狂了一个冬季，但是到了年终，我安然了。安然是因为我遇见大狮。

　　我的一个朋友，他从关中收购了一个石狮，有半人多高，四百余斤。大的石狮我是见得多了，都太大，不宜居住楼房的我收藏，而且凡大的石狮都是专业工匠所凿，千篇一律的威严和细微，它不符合我的审美。我朋友的这个狮子绝对是民间味，狮子的头极大，可能是不会雕凿狮子的面部，竟然成了人的模样，正好有了埃及金字塔前的蹲狮的味道。我一去朋友家，一眼看到了它，我就知道我的那些狮子是乌合之众了。我开始艰难地和朋友谈判，最终于重金购回。当六人抬着大狮置于家中，大狮和狮群是那样的协调，使你不得不想到狮群在一直等待着大狮，大狮一直在寻找着狮群。我举办了隆重的拜将仪式，拜大狮为狮军大将军。

　　有了大将军统领狮军，说不来的一种感觉，我竟然内心踏实，没了躁气，是很少给人夸耀我家里的狮子了。我似乎又恢复了我以前的生活，穿臃臃肿肿的衣服，低头走路。每日从家里提了饭盒到工作室，晚上回去。来人了就陪人说话，人走了就读书写作。不搅和是非，不起风波。我依然体弱多病，讷言笨舌，别人倒说“大人小心”，我依然伏低伏小，别人倒说“圣贤庸行”。出了门碰着我那个邻居的孩子，他曾经抱他家的狗把屎拉在我家门口，我叫住他，他跑不及，站住了，他以为我要骂他揍他，惊恐地盯着我，我拍了拍他的头，说：你这小子，你该理理发了。他竟哭了。

　　关于这本书，别人对它所说的话已经太多了！出版的那一年，我能见到的评论册有十几本，加起来厚度超过了它四五倍，以后的十年里，评论的文章依然不绝，字数也近百万。而我从未对它说过一句话，我挑着的是担鸡蛋，集市上的人群都挤着来买，鸡蛋就被挤破了，一地的蛋清蛋黄。

　　今月今日今时，《废都》再版了，消息告诉给我的时候，我没有笑，也没有哭，我把我的一碗饭吃完。书房的西墙上挂着“天再旦”条幅是我在新旧世纪交替的晚上写的，现在看着，看了许久。然后我寻我的笔，在纸上写：向中国致敬！向十二年致敬！向对《废都》说过各种各样话的人们致敬，你们的话或许如热夏或许如冷冬，但都说得好，若冬不冷夏不热，连五谷都不结的！也向那些盗版者致敬，十二年里我差不多在热衷地收集每年的各种盗版本，书架上已放着五十个版本，他们使读者能持续地读了下来！

　　十二年前，《废都》脱稿的前后，我是独自借居在西北大学教工五号楼三单元五层的房间里，因为只有一张小桌和一个椅子，书稿就放在屋角的地板上。一天正洗衣服，突然停了水，恰好有人来紧急通知去开个会，竟然忘了关水龙头就走。三个小时后，搭一辆出租车回来，司机认出了我，坚决不收车费，并把我一直送到楼下，刚一下车，楼道里流成了河，四楼的老太太大喊：你家漏水啦，把我家都淹啦！我蓦地记起没关水龙头，扑上楼去开门，床边的拖鞋已漂浮在门口。先去关水龙头，再抢救放在地板上的东西，纸盒里的挂面泡涨了，那把古琴水进了琴壳，我心想完了完了，书稿完了，跑到屋角，书稿却好好的，水是离书稿仅一指远竟没有淹到！我连叫着：爷呀，爷呀！那位司机也是跟了我来帮忙清理水灾的，他简直目瞪口呆，说：“水不淹书稿？”我说：“可能是屋角地势高吧。”司机说：“这是地板，再高能高到哪儿去？”事后，我也觉得惊奇，不久四川一家杂志的编辑来约稿，我说起这件事，她让我写成小文章，登在他们杂志上。但他们杂志在已排好了版后又抽下了，来信说怕犯错误，让我谅解。我怎能不谅解呢？也估计这个小文章永远发表不了，索性连原稿也没有要回。一年后，我从那间房子里搬走了，但那间房子时时就在我梦里，水不淹书稿的事记得真真切切。

　　昨天，我和女儿又去了一趟西北大学，路过了那座楼。楼是旧了，周围的环境也面目全非。问起三单元五层房间的主人，旁人说你走后住了一个教授，那个教授也已搬走了，现在住的是另一个教授。但楼前的三棵槐树还在，三棵槐树几乎没长，树上落着一只鸟，鸟在唱着。我说：“唱得好！”女儿说：“你能听懂？”我说：“我也听不懂，但听着好听。”

　　回忆《废都》

　　谢有顺：《废都》事件过去十年有余了，可以肯定地说，这在文学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不单是这部作品引发了争议，关键的是，由这部作品还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盗版问题、批评问题、宣传炒作问题，作家权益保护问题等等，都通过这部重要的作品引发了。

　　贾平凹：说起《废都》，它已经过了十年有余了。这本书当时在文坛上引起的争议，可以说是建国以来最大的，而且引起的社会波动也是最大的，当然带给我个人的灾难也是最多的。《废都》的阴影直到现在还未彻底消散。它的好处是扩大了我的读者群。十年来，盗版从未断过。盗版不断，被争论不断，评论不断。《废都》出版时是两个印刷厂同时印的，一家印了２５万册，一家印了２０万册，这是最正规的近５０万册。书一出来，购书的人多，好多省的人开着车，带着押车的，现钱去买。出版社一看印不出那么多，就卖版型，有六七家，允许你买回去印，这些厂家差不多都以１０万册为起印数。这样，正式的和半正式的出版数是１００多万册。后来谁也无法控制了，盗版全面爆发，两年之内，据了解这一行当的人统计，大约正版、半正版、盗版加起来有１２００万册吧。

　　谢有顺：《废都》可以说是媒体时代的经典个案，在这部作品的传播过程中，媒体、出版社、批评家、盗版商、流言，这几方面奇怪地混合在一起，制造了一个盛大的神话事件。我一直认为，《废都》的意义不仅仅是在文学上的，它在文化传播史上，也起到了小小的标志性的作用。

　　贾平凹：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运，一本书也有一本书的命运，《废都》一出版大量的是正面的评说，后来风势一变，有人仍坚持自己的看法，有人就不再说了，也有人观点截然不同又变了，各人有各人的生存环境，这我理解，一些领导也是白天不能来看我，晚上来。这期间，传来两个信息，一个是北大的季羡林先生，季羡林先生是泰斗式的人物了，今年九十多岁了吧？

　　谢有顺：当时八十多岁。

　　贾平凹：他说：二十年后，《废都》会大放光芒。消息传过来，我不信，别人更不信，有人还去北大问过季先生，证实了一下，季先生还是那么说。另一个是从深圳传来了话，是说马原很推崇《废都》，给予很高评价。马原是前卫小说的代表人物。这一南一北，一老一少的评价，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很多欣慰。

　　谢有顺：性描写是《废都》引起争议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你玩了一个花招，有“此处删去多少字”的框框。我想趁这个机会请你说一说，那些方框究竟是写了确实被删了，还是没有写，纯粹是一种出版策略？十余年之后的今天，你可以说出此中的真相了。

　　贾平凹：在当时，写到了性，为什么写性，一是塑造人物的需要，庄之蝶为了解脱自己，他要寻找女人。二是从写法上考虑，全书四十多万字都是日常生活，写到吃饭可以写四五页，写喝茶可以写三四页，白天的烦事都写了，晚上的事总不能一笔不写呀，这就必然牵涉到了性。在写性的过程中，实写一部分后，就没有再写了，因为我也得考虑国情嘛，只是觉得稍微多写一点罢了。而将未写出的一部分以框框替代。后来稿子给了出版社，他们又删了一部分。实际上，现在书上括号内的删去多少多少字数已不准确了。十年来，好多人都问这个问题，今天就如实交待了。

　　谢有顺：《废都》再版，我想不会再围绕性这个问题发生大的争论了。这说明中国社会确实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就在这样的故乡，我生活了十九年。我在祠堂改做的教室里认得了字。我一直是病包儿，却从来没进过医院，不是喝姜汤捂汗，就是拔火罐或用磁片割破眉心放血，久久不能治愈的病 那都是"撞了鬼"，就请神作法。我学会了各种农活，学会了秦腔和写对联、铭锦。我是个 农民，善良本分，又自私好强，能出大力，有了苦不对人说。我感激着故乡的水土，它使我 如芦苇丛里的萤火虫，夜里自带了一盏小灯，如满山遍野的棠棣花，鲜艳的颜色是自染的。 但是，我又恨故乡，故乡的贫困使我的身体始终没有长开，红苕吃坏了我的胃。我终于在偶 尔的机遇中离开了故乡，那曾经在棣花街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记得我背着被褥坐在去省 城的汽车上，经过秦岭时停车小便，我说："我把农民皮剥了！"可后来，做起城里人了， 我才发现，我的本性依旧是农民，如乌鸡一样，那是乌在了骨头里的。

　　我必须逢年过节就回故乡，去参加老亲世故的寿辰、婚嫁、丧葬，行门户，吃宴席，我一进村镇的街道，村镇人并不看重我是个作家，只是说：贾家老四的儿子回来了！我得赶紧上前 递纸烟。我城里小屋在相当长的年月里都是故乡在省城的办事处，我备了一大摞粗瓷海碗， 几副钢丝床，小屋里一来人肯定要吃捞面，腥油拌的辣子，大疙瘩蒜，喝酒就划拳，惹得同 楼道的人家怒目而视。所以，棣花街上发生了任何事，比如谁得了孙子，是顺生还是横生， 谁又死了，埋完人后的饭是上了一道肉还是两道肉，谁家的媳妇不会过日子，谁家兄弟分家 为一个笸篮致成了仇人，我全知道。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九年的十年里，故乡的消息总是让 我振奋，土地承包了，风调雨顺了，粮食够吃了，来人总是给我带新碾出的米，各种煮锅的 豆子，甚至是半扇子猪肉，他们要评价公园里的花木比他们院子里的花木好看，要进戏园子 ，要我给他们写中堂对联，我还笑着说：棣花街人到底还高贵！那些年是乡亲们最快活的岁 月，他们在重新分来的土地上精心务弄，冬天的月夜下，常常还有人在地里忙活，田堰上放 着旱烟匣子和收音机，收音机里声嘶力竭地吼秦腔。我一回去，不是这一家开始盖新房，就 是另一家为儿子结婚做家具，或者老年人又在晒他们做好的那些将来要穿的寿衣寿鞋了。农 民一生三大事就是给孩子结婚，为老人送终，再造一座房子，这些他们都体体面面地进行着 ，他们很舒心，都把邓小平的像贴在墙上，给他上香和磕头。我的那些昔日一块套过牛，砍 过柴，偷过红苕蔓子和豌豆的伙伴会坐满我家旧院子，我们吃纸烟，喝烧酒，唱秦腔，全晕 了头，相互称"哥哥"，棣花街人把"哥哥（ɡē）" 发音为 "哥哥（ɡｕǒ）"，热 闹得像一窝鸟叫。

　　对于农村、农民和土地，我们从小接爱教育，也从生存体验中，形成了固有的概念，即我们是农业国家，土地供养了我们一切，农民善良和勤劳。但是，长期以来，农村却是最落后的 地方，农民是最贫困的人群。当国家实行起改革，社会发生转型，首先从农村开始，它的伟 大功绩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虽然我们都知道像中国这样的变化没有前史可鉴，一切都充满 了生气，一切又都混乱着，人搅着事，事搅着人，只能扑扑腾腾往前拥着走，可农村在解决 了农民吃饭问题后，国家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城市，农村又怎么办呢？农民不仅仅只是吃饱肚 子，水里的葫芦压下去了一次就会永远沉在水底吗？就在要进入新的世纪的那一年，我的父 亲去世了。父亲的去世使贾氏家族在棣花街的显赫威势开始衰败，而棣花街似乎也度过了它 暂短的欣欣向荣岁月。这里没有矿藏，没有工业，有限的土地在极度地发挥了它的潜力后， 粮食产量不再提高，而化肥、农药、种子以及各种各样的税费迅速上涨，农村又成了一切社 会压力的泄洪池。体制对治理发生了松弛，旧的东西稀里哗啦地没了，像泼去的水，新的东 西迟迟没再来，来了也抓不住，四面八方的风方向不定地吹，农民是一群鸡，羽毛翻皱，脚 步趔趄，无所适从，他们无法再守住土地，他们一步一步从土地上出走，虽然他们是土命， 把树和草拔起来又抖净了根须上的土栽在哪儿都是难活。我仍然是不断地回到我的故乡，但 那条国道已经改造了，以更宽的路面横穿了村镇后的塬地，铁路也将修有梯田的牛头岭劈开 ，听说又开始在河堤内的水田里修高速公路了，盆地就那么小，交通的发达使耕地日益锐减 。而老街人家在这些年里十有八九迁居到国道边，他们当然没再盖那种一明两暗的硬梁房， 全是水泥预制板搭就的二层楼，冬冷夏热，水泥地面上满是黄泥片，厅间蛮大，摆设的仍是 那一个木板柜和三四只土瓮。巷口的一堆妇女抱着孩子，我都不认识，只能以其相貌推测着 叫起我还熟悉的他们父亲的名字，果然全部准确，而他们知道了我是谁时，一哇声地叫我" 八爷！"（我在我那一辈里排行老八。）我站在老街上，老街几乎要废弃了，门面板有的还 在，有的全然腐烂，从塌了一角的檐头到门框脑上亮亮的挂了蛛网，蜘蛛是长腿花纹的大蜘 蛛，形象丑陋，使你立即想到那是魔鬼的变种。街面上生满了草，没有老鼠，黑蚊子一抬脚 就轰轰响，那间曾经是商店的门面屋前，石砌的台阶上有蛇蜕一半在石缝里一半吊着。张家 的老五，当年的劳模，常年披着褂子当村干部的，现在脑中风了，流着哈喇子走过来，他喜 欢地望着我笑，给我说话，但我听不清他说些什么。堂兄在告诉我，许民娃的娘糊涂了，在 炕上拉屎又把屎抹在墙上。关印还是贪吃，当了支书的他的侄儿家被人在饭里投了毒，他去吃了三大碗，当时就倒在地上死了。后沟里有人吵架，一个说：你张狂啥呀，你把老子×咬 了？！那一个把帽子一卸，竟然扑上去就咬×，把×咬下来了。村镇出外打工的几十人，男 的一半在铜川下煤窑，在潼关背金矿，一半在省城里拉煤、捡破烂，女的谁知道在外边干什 么，她们从来不说，回来都花枝招展。但打工伤亡的不下十个，都是在白木棺材上缚一只白 公鸡送回来，多的赔偿一万元，少的不过两千，又全是为了这些赔偿，婆媳打闹，纠纷不 绝。因抢劫坐牢的三个，因赌博被拘留过十八人，选村干部宗族械斗过一次。抗税惹事公安 局来了一车人。村镇里没有了精壮劳力，原本地不够种，地又荒了许多，死了人都熬煎抬不 到坟里去。我站在街巷的石磙子碾盘前，想，难道棣花街上我的亲人、熟人就这么很快地要 消失吗？这条老街很快就要消失吗？土地也从此要消失吗？真的是在城市化，而农村能真正 地消失吗？如果消失不了，那又该怎么办呢？

　　父亲去世之后，我的长辈们接二连三地都去世，和我同辈的人也都老了，日子艰辛使他们的容貌看上去比我能大十岁，也开始在死去。我把母亲接到了城里跟我过活，棣花街这几年我 回去次数减少了。故乡是以父母的存在而存在的，现在的故乡对于我越来越成为一种概念。 每当我路过城街的劳务市场，站满了那些粗手粗脚衣衫破烂的年轻农民，总觉得其中许多人 面熟，就猜测他们是我故乡死去的父老的托生。我甚至有过这样的念头：如果将来母亲也过 世了，我还回故乡吗？或许不再回去，或许回去得更勤吧。故乡呀，我感激着故乡给了我生 命，把我送到了城里，每一做想故乡那腐败的老街，那老婆婆在院子里用湿草燃起熏蚊子的 火，火不起焰，只冒着酸酸的呛呛的黑烟，我就强烈地冲动着要为故乡写些什么。我以前写 过，那都是写整个商州，真正为棣花街写的太零碎太少。我清楚，故乡将出现另一种形状， 我将越来越陌生，它以后或许像有了疤的苹果，苹果腐烂，如一泡脓水，或许它会淤地里生 出了荷花，愈开愈艳，但那都再不属于我，而目前的态势与我相宜，我有责任和感情写下它 。法门寺的塔在倒塌了一半的时候，我用散文记载过一半塔的模样，那是至今世上惟一写一 半塔的文字，现在我为故乡写这本书，却是为了忘却的回忆。

　　我决心以这本书为故乡树起一块碑子。

　　当我雄心勃勃在2003年的春天动笔之前，我奠祭了棣花街上近十年二十年的亡人，也为棣花街上未亡的人把一杯酒洒在地上，从此我书房当庭摆放的那一个巨大的汉罐里，日日燃 香，香烟袅袅，如一根线端端冲上屋顶。我的写作充满了矛盾和痛苦，我不知道该赞歌现实 还是诅咒现实，是为棣花街的父老乡亲庆幸还是为他们悲哀。那些亡人，包括我的父亲，当 了一辈子村干部的伯父，以及我的三位婶娘，那些未亡人，包括现在又是村干部的堂兄和在 乡派出所当警察的族侄，他们总是像抢镜头一样在我眼前涌现，死鬼和活鬼一起向我诉说， 诉说时又是那么争争吵吵。我就放下笔盯着汉罐长出来的烟线，烟线在我长长的吁气中突然 地散乱，我就感觉到满屋子中幽灵飘浮。

　　书稿整整写了一年九个月，这期间我基本上没有再干别事，缺席了多少会议被领导批评，拒绝了多少应酬让朋友们恨骂，我只是写我的。每日清晨从住所带了一包擀成的面条或包好的 素饺，赶到写作的书房，门窗依然是严闭的，大开着灯光，掐断电话，中午在煤气灶煮了面 条和素饺，一直到天黑方出去吃饭喝茶会友。一日一日这么过着，寂寞是难熬的，休息的方 法就写毛笔字和画画。我画了唐僧玄奘的像，以他当年在城南大雁塔译经的清苦来激励自己 。我画了《悲天悯猫图》，一只狗卧在那里，仰面朝天而悲嚎，一只猫蹑手蹑脚过来看狗。 我画《抚琴人》，题写："精神寂寞方抚琴"。又写了条幅："到底毛颖是吞虏，沧浪随处 可濯缨"。我把这些字画挂在四壁，更有两个大字一直在书桌前："守侯"，让守住灵魂的 侯来监视我。古人讲：文章惊恐成，这部书稿真的一直在惊恐中写作，完成了一稿，不满意 ，再写，还不满意，又写了三稿，仍是不满意，在三稿上又修改了一次。这是我从来都没有 过的现象，我不知道是年龄大了，精力不济，还是我江郎才尽，总是结不了稿，连家人都看 着我可怜了，说：结束吧，结束吧，再改你就改傻了！我是差不多要傻了，难道人是土变的 ，身上的泥垢越搓越搓不净，书稿也是越改越这儿不是那儿不够吗？

　　写作的整个过程中，有一位朋友一直在关注着，我每写完一稿，他就拿去复印。那个小小的复印店，复印了四稿，每一稿都近八百页，他得到了一笔很好的收入，他就极热情，和我的 朋友就都最早读这书稿。他们都来自农村，但都不是文学圈中的人，读得非常兴趣，跑来对 我说："你要树碑子，这是个大碑子啊！"他们的话当然给了我反复修改的信心，但终于放 下了最后一稿的笔，坐在烟雾腾腾的书房里，我又一次怀疑我所写出的这些文字了。我的故 乡是棣花街，我的故事是清风街，棣花街是月，清风街是水中月，棣花街是花，清风街是镜 里花。但水中的月镜里的花依然是那些生老病离死，吃喝拉撒睡，这种密实的流年式的叙写 ，农村人或在农村生活过的人能进入，城里人能进入吗？陕西人能进入，外省人能进入吗？ 我不是不懂得也不是没写过戏剧性的情节，也不是陌生和拒绝那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只 因我写的是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它只能是这一种写法，这如同马腿的矫健是马为觅食 跑出来的，鸟声的悦耳是鸟为求爱唱出来的。我惟一表现我的，是我在哪儿不经意地进入， 如何地变换角色和控制节奏。在时尚于理念写作的今天，时尚于家族史诗写作的今天，我把 浓茶倒在宜兴瓷碗里会不会被人看做是清水呢？穿一件土布袄去吃宴席会不会被耻笑为贫穷 呢？如果慢慢去读，能理解我的迷惘和辛酸，可很多人习惯了翻着读，是否说"没意思"就 撂到尘埃里去了呢？更可怕的，是那些先入为主的人，他要是一听说我又写了一本书，还不 去读就要骂母猪生不下狮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我早年在棣花街时，就遇着过一个因地畔 纠纷与我家置了气的邻居妇女，她看我家什么都不顺眼，骂过我娘，也骂过我，连我家的鸡 狗走路她都骂过。我久久地不敢把书稿交付给出版社，还是帮我复印的那个朋友给我鼓劲， 他说："真是傻呀你，一袋子粮食摆在街市上，讲究吃海鲜的人不光顾，要减肥的只吃蔬菜 水果的人不光顾，总有吃米吃面的主儿吧？！

　　但现在我倒担心起故乡人如何对待这本书了，既然张狂着要树一块碑子，他们肯让我竖吗，认可这块碑子吗？清风街里的人人事事，棣花街上都能寻着根根蔓蔓，画鬼容易画人难，我 不至于太没本事，要写老虎却写成了狗吧。再是，犯不犯忌讳呢？我是不懂政治的，但我怕 政治。十几年前我写《商州初录》，有人就大加讨伐，说"调子灰暗，把农民的垢甲搓下来 给农民看，甭说为人民写作，为社会主义写作，连'进步作家'都不如！"雨果说：人有石 头，上帝有云。而如今还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我知道，在我的故乡，有许多是做了的不一定 说，说了的不一定做，但我是作家，作家是受苦与抨击的先知，作家职业的性质决定了他与 现实社会可能要发生磨擦，却绝没企图和罪恶。我听说过甚至还亲眼目睹过，一个乡级干部 对着县级领导，一个县级干部对着省级领导述职的时候，他们要说尽成绩，连虱子都长了双 眼皮，当他们申报款项，却惶了还再惶，人在喝风屙屁，屁都没个屁味。树一块碑子， 并不是在修一座祠堂，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渴望强大，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需要活得儒 雅，我以清风街的故事为碑了，行将过去的棣花街，故乡啊，从此失去记忆。

　　（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当代中国乡村治理与选举观察研究丛书》中的有关材料和数据，特在此说明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