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此我们曾论及曹明霞《呼兰儿女》中“关系”的主题。关系的主题，隐含着世界的主题。如果说，在寻血亲找的过程中，是将人安置在一种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关系中，那么家族史的或隐或现的脉络，家族史向前推进的过程，则是将人又安置在另一重关系之中，并借这一重关系来表现关系背后那个庞大的世界。

流动之论，已经隐含了时间的命题。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讨论到。

笔者曾经想以《镜像世界里血亲寻找的家族叙事》来论述《呼兰儿女》的，然而，发现这样展开论述，就将时间的主题给抛弃了。抛弃了时间的主题，那么，流动的或流淌的主题也就无所附丽。

重要的在于，血亲寻找、家族叙事的设置，显然在曹明霞这里还有另一个更大的意图：如同中国古代说及的“龙生九子，各各不同”一样，各各不同的龙之子们，也带着了不同的眼睛看待外在的世界，或者说，龙之子们的世界，也因此有了各不相同的面貌。

曹明霞的小说功力于此我们不得不看到另一面，一方面，她在整合一个家族世界，将所有的人与事，全都纳入到《呼兰儿女》的文学版图，另一方面，她又重磅出击，将这个世界一一击破，让这个家族世界四分五裂，将一面完整的镜子打碎，然后，在每一个镜片中，又呈现出一个个绝然不同的世界。

在曹明霞的笔下，一个家，一个完整的家，却是无数个世界的组合。

这些年，母亲跟姥姥，就像两个国家，建交，合作；合作，分裂。谈判，磋商，翻脸，拍桌子。但不管怎样，主动权永远掌握在母亲的手里，她就像强势的美国，只要她伸出橄榄枝儿，姥姥那一方马上是乐呵呵的笑脸和小手。

这是两个我们非常熟悉的对峙的世界。

此外，儿女们各有各的世界，又各各侵扰、渗透、交叉；此外，妯娌、姑嫂、婆媳们的世界又相互交叉、对峙、对抗、对话：

“我帮她分析，一般的女人，嫁到有点权势的家庭，对男人都要低眉顺眼，你却反其道而行之，敢打李兵。这是咱妈小时候太惯着你，把你害了。你没学会受屈儿。

不公平啊。我真是太傻了。

娟红说这些话时，已经是她离婚十年之后。十年的独身，出门娟红是女强人，女干部，关起门，面对“我”时，娟红是没有逃脱受过创伤的当代祥林嫂形象。

“五宝跟战友小赵合伙，决定下海做生意了。北林机关也鼓励干部们自谋生路，别在宦海岸边拥挤了，瞎糗了。下海扑腾扑腾，兴许有更好的路。

五宝和小赵像很多北方人一样，一下子就扑向南方了，南方的概念就是广州。在北方人眼里，南方遍地金条，一猫腰就可以捡。五宝和小赵在南方捱了半个月，有上顿没下顿，小赵换了“软饭”，他说干什么不是干，总不能饿死吧。当富婆的小女婿，跟当老板的小孙子有什么两样吗。

瘦成皮包骨的五宝，三百六十行，行行都干遍了。小赵心疼他，说咱们自己开买卖吧。五宝说钱，钱在哪里？

“大宝在运作这类事情上是很有一套的，他向上边打了报告，又在私底下走动走动，桥梁公司驻上海办事处书记这顶乌纱，就戴成了。企业里，书记和经理一样的收成和待遇，大宝不动一兵一卒，每月拿起高薪，还是名正言顺的。大宝的离去也让上下级由衷的高兴，倒出空儿了，再安排安排，领导手头宽裕；退出竞争，下属同僚也愿意进步进步，挪动挪动，在欢送大宝的宴会上，大家比欢迎新领导的到来要由衷，他们也愿意向主动弃权，罢赛的选手致敬。

“我像得了幽闭症。生完小雪时，我就有过长时间的忧郁，那时我对孙卫东施用贾楠传授的女子防身术，使夫妻间的功课常常变成了他一个人的自习。

“苏丽一辈子都没为男人吃过醋，跟踪盯梢儿这类女人差不多都要受过的折磨，苏丽一直没尝过，不知她有什么功夫。这么多年，铁民挣的每一分钱，都原原本本交到苏丽手上。偶尔出差，铁民为了省银子，他不舍得买卧铺，更不舍得给列车员贿钱，没座就站着，五十多岁的人，能一直从东北站到西北。铁民的一生，有两个硬指标，一是在他的手上，花出的人民币不超出一千块。二是虽然仪表堂堂，很多女病人都喜欢找他看病，可他绝对没染过妻子以外的女人。

就这两点，把娟红羡慕了一生，也嫉妒了一生。

聊天小组都是小声的，窃语的。史大梅虽然跟母亲和好了，可她不忘当年耻，跟两个妯娌在一起的时候，还是抱怨，哼，老太太就是护着姑娘，姑娘怎么都好，我们怎么都不好。再不好，我们可有丈夫有家庭啊，她姑娘呢，再好，一个一个都单着，那娟红能耐多大，不也照样没丈夫。

是，老太太就这上堵不了别人的嘴，心里短着呢。朱米兰和苏丽异口同声。”

曹明霞好身手，好整以暇，腾出手来，在家族叙事的大格局里，忙里偷闲，又写出各自的小世界。然而，这各自的小世界，恰恰又是一个大世界，它们各各从一个侧面或一个焦点折射了儿女们、妯娌们、姑嫂们眼中的现实世界。这些现实世界的组合，便是我们这个大时代的缩影甚至写真。这其中，大宝二宝的世界，显然折射了风云激荡的知青与文革时代；五宝与娟红的世界，则又是我们现在这一多元社会的两极；至于其他家长里短，闺阁琐事，又无不以外界的生活或悄然或正面的方式挤进这个家族世界里，从而从各个角度使这个世界得以全面展现。

很显然，用打碎的所有镜片各昭示一个精彩世界的方式，平凡、琐碎，甚至有时候庸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无一遗漏，这是曹明霞在这部作品里非常精彩的地方。而这一过程中，生活的激流浩浩荡荡地向前，生命的活力在这个世界里不断得到显现，又反过来映射了作品所设定的主题。

当然，这里有两个问题或一个问题的两面必须提出来：在精致的长篇结构中，也许，这样的叙事方式非常危险。按米兰·昆德拉的说法，一部长篇，在开头便对人物关系的设置作出暗示。同样，在一部作品中，裂缝的存在肯定是作品的硬伤。我们看到，在这部作品里，随着儿女们的世界逐个展现，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人物出现了随即又消逝了，甚至如“我”的丈夫孙卫东，都有点破空而来的突兀感。这不能不认为是作品中因为作者企图在一个广阔层面上叙事所留下的遗憾。然而，我们从另一面分析，如果以“新的艺术的法典”式的作品《 包法利夫人》这部作品作为参照物，《呼兰儿女》这方面的遗憾也许并不值得计较。就像包法利的帽子在开头出现过后，人们再怎么期待，那帽子始终没有再出现。同样，如纳博柯夫所说的，丈夫难道没有发现每夜去会情人的妻子离开后床上留下的空缺？谁的身边躺着包法利夫人或包法利夫人躺在了谁的身边？那个流氓鲁道尔夫每天向包法利先生家的窗子投掷沙子来呼唤情人，难道一次次都没有被包法利发现？细节的经不住推敲与细节的毋须推敲是两回事。《呼兰儿女》在这里的设置属于哪一种，我想，还是由读者自己去判别吧！在笔者，当曹明霞以重力出击的方式，打碎一个家族的世界，然后用无数个破碎的镜片去各自映照出一个个完整的世界时，我对这样的写作脱帽致敬。

四、时间塑形中的流畅与断裂

由此，在创造出无数个世界的过程中，出现时间塑形的流畅与断裂，也就是这部作品中不可回避的文学问题。

每一部作品，都可能是关于时间的叙事。每一个作家，也都回避不了时间与叙事设置的难题。

如果我们按照保尔·利科的理论，我们是可以将《呼兰儿女》论列为时间小说的。因此，笔者也尝试着为《呼兰儿女》的时间作出一些划分：

消失的时间或或隐或现的时间：这主要指李连生出生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少女李连生这段时间。这段时间，笔者认为曹明霞处理非常出色，她用暗示法，暗示出时间的所在。因而，在这一种时间中的叙事，叙事主体也就因此而相应的或隐或现，譬如，李连生的母亲是姥姥吗？是姨娘吗？谁是柳如花？

寻回的时间：作品里关于姥姥那个黄氏家族的叙事，李连生的婚恋之外的一段青涩之恋的叙事，甚至包括川口一郎的叙事，都可以被称为寻回的时间。寻回的时间的作用，在于它可以安排在消失的时间之后与此在的时间之前，构成整个作品的时间链，从而在这种时间链上，完成时间的塑形以达到完成叙事的目的。

此在的时间：这是笔者自创的一种时间概念。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讨论的时间，是一种可以进入文学作品甚至可以作为文学作品中的形象的时间。此在的时间，参与到作品中的人物此在的活动空间，成为一种流动的叙述。而这种流动的叙述，我们明白，中间并无划断的刻痕，这样，就使得时间成为拱伏起小说球状结构的一个支撑架，并与读者一起，参与到叙述场中的此在的情境。在《呼兰儿女》中，此在的情境叙述比比皆是，儿女们的破碎的世界，正是这种时间的塑形。

需要指出的是，此在的时间感，在这部作品中得到非常充分也非常到位的表达。这完全得力于作品的开头与结尾关于身世的追问。作品的开头与结尾，其实对小说成为一个球状的有机体非常重要。我们说很多小说有裂缝，就是因为这样的球状结构没有成形。很多作家意识到这一点，但是描述出来的二维世界与二维形象，只使作品成为圆形结构。这样一来，想要打造一部经典力作，就显得力不从心。笔者在论述江苏作家朱辉的《白驹》时，意识到了小说的球状结构是小说的最完美的有机结构，此种结构的特征便是，小说的开头不像开头，小说的结尾不像结尾。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作品，不管从什么地方开读，都不会妨碍一种审美品质的形成。这样的作品，如果还需要打磨，则是在球面或球体内部进行，因为其结构本身已经由时间塑形得以完成。而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论，球状结构的小说，要求读者的阅读就不是一次性完成的。既然是球状结构，从阅读上讲，就必须不断回到原点，然后出发。

但《呼兰儿女》中的时间断裂未尝没有。这些断裂带，主要便是由儿女世界中一个个陌生人的出现与消逝所致。如果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意识到这一点，也许，《呼兰儿女》的文学品质则会较现在会更上一个台阶——虽然目前状态下的作品已经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力作。

五、结  语

也许，应该进行一次与萧红《呼兰河传》的对比分析。两位同一地域的作家，甚至在描写对象上也没有作出回避的两部作品进行一番比较分析，实际上非常有必要。然而，限于主题域的范围，更限于笔者的笔力不逮，这样的工作就留给其他评论家来完成吧。

我们说过，曹明霞在《呼兰儿女》这部书里，是包孕着一种野心的。她给了我们一个流动的延续不断的世界，同时又无情地将这个世界的整体性打碎，在还这个世界真实面目的同时，给了我们无数个世界。

这部作品更呈现了一个女作家的文学信心，在诸多近乎母题的主题域的设置与演绎中，我们看到的是，曹明霞已经渐成气候，开始形成自己庞大的文学帝国。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仍然遗憾的发现，在诸如时间的碎片与连缀的处理上，稍显功力不足。而在长篇的结构把握与节奏把控上，曹明霞似乎还得再向前走一大步。不过，我们有信心，因为，既然曹明霞已经替自己在这片文学的田野里开辟出了自己的疆土，那么，青山绿水，枝叶繁茂，树大根深，也就必然只是早晚的事。

姜广平

引  子

每一个作家都有一种野心，要在自己的作品里交给这个世界一点独特的东西。但是，纵观曹明霞的创作，似乎野心更大，当然，也可以说野心太小——她似乎是接受着萧红精神传承的同时，也接受了威廉·福克纳的启发：约克纳帕塔法县“那块邮票般大小的地方倒也值得一写，只怕一辈子也写不完”。于是曹明霞有很多作品都是在书写着自己的故乡——也是前辈作家萧红的故土。

毫无疑问，长篇小说《呼兰儿女》可以说是曹明霞故土系列中的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这部作品，既有横向的宏阔，更有纵向的邈远，既有着家族血脉寻找的焦灼与疼痛，又有着历史深处的幽暗与明亮（因为对历史真实的追寻而呈现出一种可贵的“往代意识”）；既有着纷繁流动的世界镜像的破碎与完整，又着时间塑形中的流畅与断裂。

当然，既然提到了萧红，曹明霞的内心深处未必没有与萧红一较高下的“野心”。当代作家阎真说过这样的话：“现代作家有鲁迅，他是思想家，别的作家不好比。这是现代文学最大的骄傲。除了鲁迅，当代作家已经全面赶上或者超过了现代作家。……当代最优秀的小说比巴金、茅盾、老舍的差吗？他们是前辈，但在未来的时间深处，这种由时间决定的权威性就会淡化了，所有的作品最终都放到同一个价值平台上来考量。”[1]在未来时间的深处，其实是每一个作家的情结与忧虑所在。笔者在论及范小青的作品是为未来而作时，也深知，所有的作家都有着这样的梦。曹明霞的写作，自然也不例外。

一、血脉寻找的焦灼与疼痛

《呼兰儿女》在一开头，就将家族血脉寻找的疼痛呈现在读者面前。李连生“死的时候闭不上眼睛”，有“你姥姥的原因”：“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李连生在生命尽头的追问，换来的仍然是姥姥的断然回绝：

……我都这样了，你还不能给我说个实情？！

实情？姥姥耷拉下眼皮儿。

“妈，你说我都要死的人了，你说了实话，我也不能去找谁了，你就让我死个明白不成？”母亲撑着要坐起来。英子扶住了母亲。

“是啊，小连生，你都这样了，还逼我。”

“你可逼了我一辈子啊！”姥姥挤眼泪。

“一个人都要死了，知道她是从哪儿来的，父母是谁，过分吗？”母亲的力气不知从哪儿来，她的眼睛睁得针锋相对。[i]

知道了父母有什么用？

知道了我就能闭上眼睛！

“这事可堵了我一辈子啊”。母亲说。

“连生，我发过誓。”姥姥轻轻摇头。

“其实——我就是觉得，我像你们——黄家的人。”

“像我们黄家人？谁生了你能不要？又不是养不起。”

母亲闭上了眼睛，缓缓地说：“最后那次，哈尔滨那个聋子老太太，她说我瞎找什么呀，谁真疼我还看不出？她说可惜了二姨死得早——”

“别臭美了，谁跟你有血缘关系！” 姥姥断然翻脸。[2]

曹明霞在这里的对话设置，确实高明到了极点，终极关怀、所从何来、生与死，这几对关系，和盘托出。作为一个读者，委实不能不佩服曹明霞在这里玩的绝活。而作为一个作家，在面对这一设置时，除了佩服之外，可能还会有一种隐忧：这个女人不寻常，她后面又怎么玩才能将这个长篇继续下去呢？

母女的对话里，除了以上说及的几对关系，还隐含了以下信息：血亲的寻找，真相的追问，母女之间犹如父子之间的相弑关系（请回忆一下卡夫卡著名的短篇小说《父亲》）。

凡此，构成了这部小说一个重大的主题：寻找。又因为这种寻找是一种血亲与真相的追问，这就使得这部小说在主题的努力上，显示出了一种与文学母题的接近。

当代作家在这方面的努力，可以说，到世纪之交，因为这一主题的呈现，而使得当下的文学显示出一种难得的成熟与大气。更重要的是，这一努力，也使自己的作品具有了世界性意义。

虽然早在1985年，中国当代文坛上便刮起了寻根风，然而，由于先锋文学的相伴相依，现在，人们所能感受到的那股寻根之风，总觉得有点飘忽与破空而来。虽然“寻根文学”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上无疑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时很多寻根作家在创作时吸收了大量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的表现方式,在促进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上功不可没。但“寻根文学”的局限也是十分明显的。大多数作家过分地倚重了“文化”的作用，往往抓住某种民俗、习惯便刻意进行渲染,而忽略了对“民族性”的真正解剖。尤其是一些作家对现代文明的排斥近乎偏执,一味迷恋于挖掘那种凝滞的非常态的传统人生,缺乏对当代生活的指导意义,而导致作品与当代现实严重疏离,于是造成了几年后“寻根文学”的式微。其实，现在人们业已发现，除了对文化过于倚重以外，那时候的作家们，忽略了大传统格局下的小传统的描述，或过分地强调了小传统对大传统的对立与挑战。另有一些作家，则又过分注重了大格局的变化，而对小格局中人物的命运、性格的变化、家族叙事或血亲脉络、人物心理的刻划，过于粗疏或简单，从而使文学性消解得几近于无。

从个体角度讲，当年的寻根似乎是一种个体的发现与苏醒，然而，缺失的恰恰是一种立体感的自主意识，过分地表现对寻求对象的迷恋与痴迷，过分地强调了寻找过程的叙事表演。这种炫技式的表演，恰恰是因为作品中往代意识的缺位而引起的。

其实，细思之下，以题材论划分作品与作家，是一种简单而粗暴的文学批评。从文学有机体出发，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所特别喜欢的题材，并以这样的题材主体形成了自己的文学世界。作品与题材的关系，是一种有机的关系，这是形而下层面的内容，而两者结合所要表现的，则是一种形而上的内涵。正是这种形而上的内涵，某种意义上说，具有一种超越本体的可能，从而达成一个作家对整个世界的抚摸与接近。这是笔者近年来一直在思考的文学有机本体论的基本思路。

在这部作品里，也许，人们看到的曹明霞，再一次动用了“妓女”这一材料，然而，曹明霞所要表达的，未必不是一种人们对这个污浊世界的恨，恰恰伴随着对这个充满污浊世界的依恋。就像黄氏兄弟依靠满堂春而生存，李连生的后代中，三宝阳痿、娟红被丈夫遗弃、大宝二宝离家出走，其实，内心都仍然对这个世界存着另一种企盼一样。至于李连生自己，明知姥姥的可怜身世，但与姥姥的关系，永远是若断若连，阳断阴连。

当然，这里并不是曹明霞借助于血亲寻找所要表达的主题。然而，曹明霞借此来进行什么隐喻，可能，又会让人们从文学母题上解开这个结，那就是，人们习以为常然而习焉不察乃至于视若无睹的“关系”。

在这里，曹明霞所设置的形而上的主题域是非常明晰的：所从何来，本源世界。说穿了，仍然在寻找着“我是谁”和“谁是我”的答案。

但这里的恍惚同样是曹明霞有意设置的。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然而，纵使在这样的“大事”面前，姥姥仍然没有给出李连生所希望得到的答案。这里的扑朔迷离，形而下地昭示了所从何来的模糊，也同时表明了另一层意思：所有的寻找可能都是费尽心机；真相其实从来就不存在或者真相是令人难以面对的；寻找的最后结果，仍然是没有结果……

这并不是兜圈子，这是一种艺术的悖论。

二、家族史的幽暗与明亮

与寻找相伴的，是这部作品的另一重重要主题：家族史的刻划。

这当然也是在回答所从何来。然而，曹明霞从另一个角度，写出了一个家族史。

姥姥（姥姥的兄弟姐妹）——李连生（刘庆林）——李连生的一大帮儿女，三代构成了这部作品中的家族谱系，也同时呈现出这一家族发展背景中的大的历史格局的变化。

这里，显然是曹明霞超越了《呼兰河传》的地方。

同样，使这部小说超越《呼兰河传》以及更多其他家族题材作品的地方是，在《呼兰儿女》里，“儿女”的意象，是一个极有意味的文学元素。

一般而言，家族小说的主题，最主要的表征是我们前面所述的母女间犹如父子间的相弑关系，呈现的是一种逼迫与压迫的主题。在《呼兰儿女》里，我们显然发现了这样的设置：姥姥与李连生的对峙、李连生（刘庆林）与儿女们的对立。

关于家族的书写，可能是每一个作家都回避不了的一个题材。但这种题材的重负，自从《红楼梦》以来，旋又增加了《百年孤独》的重压，这就让很多作家对此望而生畏。但曹明霞似乎很长时间以来，并不关心文学史的问题——文学史的命题，其实是一个伪命题。此外，一个作家，其实应该背对着文学史写作，只有这样的写作，才会形成自己的文学世界。饶有意味的是，相对于李连生血亲寻找的无着，曹明霞在关于家族史的设置上，则以一种明亮形成了与所从何来的那种幽暗的对比：李连生自己是从哪里来的，自始自终，作品都语焉不详，但是，李连生的儿女们，一个个地来到这个世界，虽然有的夭折了，然而却构成了一个明亮的庞大的生命世界。李连生，是家族史中的幽微光亮，她的身世带着一种忽明忽暗的特征，然而，这就更使得她像在历史深处燃烧的火，而带着这样的火种向前推进的，正是这些生生不息的儿女们——他们和他们的父母以及姥姥一起，构成了一个纷繁流动的世界镜像，并在这样的世界镜像中，烛照出历史的角角落落，将这一切生命所经历的时代连同那些时代的即将消逝的烟尘，全都表现了出来。我们说曹明霞的野心也就在这里，她试图以一个普通家庭的历史，为这片土地上消逝的时代进行一次华丽的追忆似水年华，并企图让所有的读者都能感受到她的眼泪与叹息，欢乐与悲情。十几个孩子，野草般狂放鲜活的生命，古老的呼兰河因了她们而生机勃勃，这是曹明霞描绘的世界，也是曹明霞对这片古老的土地为什么得以连绵不绝的最佳的隐喻。

一方面，是对自己所从何来幽暗中的摸索，一方面是明亮的生命群体，浩浩荡荡在李连生的母体之外向前推进。甚至，为了让后起的生命摆脱重负，作家设置了李连生六十六岁上去世——以先于姥姥离世的悲情与悲壮，结束了李连生执着的追问。毕竟，人们在前行的过程中，如果总是纠缠于所从何来的追问，反而显得凝滞而沉重。从题材主体角度出发，可能，作家所遭遇的题材原型正是这样的方式，然而，在进入文学作品之后，作家恰到好处地在这里掐断一种追问，却不能不认为是曹明霞的文学方式与艺术匠心所在。

当然，我们说明亮，是指生命的质地，或者说生命的形态。然而，从生命的方式看，曹明霞在作品的结尾部分，以母亲儿时的细节与盛年时期的歌声作结，将历史与现实绾结在一起。我们不得不承认，曹明霞不以自恋与怀旧的方式叙写家族史，而是以敞开或开放的方式叙写生命的壮阔，于庸常的日常叙事中，叙写生命的华丽与生活的温暖。作者在这一种悲情写作的背后，所透示出的，是一种大悲悯，这也是使作品得以成立并能在当代文学之林优于其他家族题材小说的地方——那样的自然，那样的让人泪流满面，那样的让人感怀不已而又从心灵深处感悟到生命的伟大……

这里，在家族叙事的背后，细心的读者应该还看到一种抛弃的主题：将李连生从这个家族叙事圈中突然甩出，而又未偏离叙事的轨道，深刻地体现出一点，所谓抛弃，其实是在深刻拥有时的放下。这与很多作家——譬如叶广芩等家族叙事作家相比，甚至与早些年王安忆的《伤心太平洋》、《父系和母系的神话》等作品相比，抛弃与放下，都是曹明霞相对比这两位作家深刻的地方。

后面那个张着大嘴的是我，想做鬼脸的，可惜被人抢前拍摄了。

左起：李美皆、车文荃（这人可不是做文学的，她是个美丽的年轻女科学家）、女作家苏宁、女作家修白（没想到这人竟然是毕飞宇的私淑弟子，毕飞宇把写短篇小说的经，基本上倾囊相授了）

作家修白给我面子，要站着与我合影。一边的诗人马永波不忍看下去了，其实，可能是满心嫉妒我。

马永波、张宗刚与李美皆的爱情结晶、我、修白、梁雪波

诗人们和我。雷默、南京小草、马永波、我

我是中学语文教师。我与课文《相信未来》的作者、大诗人食指在一起合影于南京理工大学校内

我其实是一个做小说研究的文体评论者，听了费振钟的话，听了吴玄的话，觉得应该做一个文学评论者，所以，开始做诗论了。没想到，第一篇诗论，竟然就是写食指的。

今年10月24日，食指诗歌研讨会暨食指诗歌朗诵会在南京理工大学隆重举行。青年评论家张宗刚策划并主持了这一次重大文学活动。

活动期间，张宗刚即兴填词二首，赠予食指和食指夫妻。

其词曰：

其一  渔家傲·南理工诗会赠食指

四海茫茫何所有？时局一似风中柳。惟见满天黑雨骤。君惊否？群鸡乱舞猩猩吼。

白发渔樵逢劫后，恣情谈笑沽诗酒。星月在天云出岫。重抖擞，万山明灭千峰秀。

其二  青玉案·戏集中药名21种，赠食指、寒乐夫妇

相思豆蔻何时了，使君去，朱砂杳。石燕乌头吹玳瑁。人参羊角，丁香缥缈，空惹红娘恼。

天南皓月凌霄照，万里常山鹿衔草。半夏蝉衣枝上绕。海棠虽落，槟榔正好，云母当归笑。

[宗刚附言   寒乐老师：填过这样一首词。填好后觉得应该送人，却不知道送谁合适。现在忽然觉得，送你们也许是最合适的。但愿你们喜欢。宗刚。]

——在食指诗歌研讨会上的发言

姜广平

批评家唐晓渡曾这样论述诗人食指的创作轨迹和意义：“他在一个似乎不可能有诗的年代开始写诗；他运用严谨的传统形式写具有现代灵魂的诗；他以精神崩溃的方式猛烈扩展了他诗歌创作的内涵与外延，从而宣告了一个诗歌时代的结束，同时昭示了另一个时代的开启；最后，他在一种常人看来已不可能写作的状态下依然倾心于诗，他1983年以来断断续续写下的那些诗像凌空勒出的一道虚线，显示了生命和诗不可泯灭的踪迹”。

文友文学奖授奖词，对食指的评价，我觉得也非常精当：“他在他的时代里，独力承担了一位大诗人所应承担的。” （个人觉得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式的授奖词。事实上，食指的意义也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揭示。食指的存在，表明了那个时代诗歌的存在，从这个角度上讲，什么样的奖对他而言都不过分。）

几乎所有人都有这样的感觉：食指的诗太真实了，太英雄化了。自我、世界与语言三者密不可分，诗歌方式就是他的内心的方式与行动的方式，因此最后他必然要被撕裂，走向了“精神崩溃”的境地。诗人多多说：“食指是朱湘自杀以来所有诗人中唯一疯狂了的诗人，也是70年以来为新诗歌运动伏在地上的第一人。”

韩东说过“诗到语言为止”，但这句话在食指极具传统形式的诗歌面前，显然成为对诗歌的误读。食指的诗不仅仅为语言所存在着，它更指向一种心灵深处的感悟与呐喊。

我觉得，这些，已经构成了对食指的全面而中肯的评价。我们的评论在这样的定评面前，已经苍白乏力。

如果真要我说几句，我们可以从诗歌形象问题上和如何理解诗歌角度来谈一谈。

从《海洋三部曲》《相信未来》《鱼儿三部曲》等，到《疯狗》，到最近的作品如《世纪末的中国诗人》，食指诗歌形象其实大体都没有发生什么变化。都是以力量，以悲壮的自许与期待，为我们所处的世俗生活进行着救赎的努力。食指后期的诗歌如《生涯的午后》、《在精神病福利院的八年》虽然在写一种极端的寂寞，但骨子里依然是在写对友谊与温情、欢乐与光明的向往。

诗歌从本质上说是对现实世界既定秩序的反抗。这种现实世界的既定秩序，包括了世俗的人们对世界的理解与期待。食指的全部诗作中，有部分诗歌是对现实世界的呈现，也有部分诗歌甚至非常直露地表现了一个诗人的单纯，但是，总体上讲，食指的诗歌再次为这一规则进行了诠释。

这里，有一些细微的偏向，不知道是不是为人们所体察：从力的作用与反作用对等的原理看，恰恰，在诗人食指这里发生了偏差。亦即致使食指精神上走向崩溃的力量所造成的诗人的反弹，并没有按照原先的轨迹行进。可能是某种意识形态的力量造成诗人的状态，然而，诗人对意识形态的反弹恰恰是对一个时代的偏差的救赎，或者说，是以一种超越的方式，也就时代错位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换言之，是对未来的期待，置换了诗人在写作当时所承受的精神压力。

记住一位诗人远比遗忘一位诗人更为艰难。诗人食指以自己的思想与精神的内涵，将自己与历史融为一体，你中有我我在有你地进行着相互地镌刻与熔铸。诗人的身上有历史的烙印，历史的进程里有诗人给出的印记。

诗人，往往都是从精神与思想的高度代表着一个时代，或者为一个时代的罪愆背负。这是诗人比其他文体的作家伟大的地方。这就是食指伟大之所在。

新批评派的著名评论家克林斯·布鲁克斯在《理解诗歌》中说过：“诗歌并不是与普通生活相分离的。诗歌所关心的问题，正是普通人所关心的问题。”这里，关于普通生活，我理解成是如何去穿透形而下普通生活表象的问题。可以说，就食指而言，作为一个诗人，他的青春年代与那个特殊的年代狭路相逢，在地下状态，完成了他对那个时代的诗的祭献。那么，现在，我们至少得表明我们的态度：正是这个与郭小川们绝然不同的诗人，在郭小川时代回答了郭小川们所不能回答的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仍然得把布鲁克斯的另一句话放在这里：“文学提供关于世界的知识；文学总是从特殊的历史语境中获得形式。” 食指就这样“运用严谨的传统形式写具有现代灵魂的诗”，提供了那个时代的关于世界的知识，从特殊的历史语境中获取形式，然后让我们现在的人们清晰地知道了那一代人的灵魂走向。食指的诗，我们不必讳言地，还包括芒克、北岛、多多、岳重等人的诗，过去我们曾一度喜欢以“地下文学”来进行描述。其实，正是这些“地下文学”构成了我们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的一种历史存在，成为一种庞大的历史遗存。所以，我们现在所要做的，不仅仅是“打捞”与“补救”，而应该带着这种历史的财富走向世界。

在这方面，在关于食指给我们的财富方面，我非常愿意谈一谈宁肯的长篇小说《沉默之门》。正像所有读过这本书的人所感觉到的那样，这本书的主人公李慢，有着非常浓重的食指的影子。这可以说是当代小说在诗歌意义上的努力与在世界性意义上的努力。在书中，第三部分《医生：一个害怕诗歌的人》里，宁肯借助于李慢所表达的对诗歌的理解，我觉得也非常到位。

诗歌无疑是一种症状，这在李慢身上十分典型。杜眉医生经历了八十年代，怎么可能没读过诗呢，甚至她也曾在日记本上涂过鸦的。那些校园诗人也没少见过，通常都有不同程度的症状，几次实习也接触过若干个诗歌病人。杜眉医生知道诗歌的厉害，因此她更倾向于风景对心灵的作用。风景如同音乐，是流动的，无言的，同时也是诉说的，而诗歌则像是双刃剑，既是进入心灵的钥匙，又是心灵的迷宫，要么难以进入，要么进去又出不来了，得到入门钥匙不等于就有了出门钥匙。当然，李慢说的画龙点睛有道理，但也是危险的，诗歌的陡峭如同两个站在无所凭依的山尖上的人，心有灵犀，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感觉，即使达到了也稍纵即逝难以驻留，之后仍是无穷的混沌。你可以认为诗是人类最后的说出与抵达，但总的来说得不偿失。而且杜眉医生本身也是一个害怕诗歌的人，这一点她十分清楚。

我与作家宁肯的对话，题目其实一开始定成《现实与精神病院具有同构性质》。后来，编辑部定稿时改成了《“怎么写，永远都是问题”》。今天，在我发言的最后，我想把我与宁肯的几段对话，读给大家听听。作为我发言的结束语。

姜：这李慢的身上，是不是有食指的影子呢？还有，精神病院的情况，在当代作家的作品中，还是不多见的，别看开山大师鲁迅的《狂人日记》就是写的精神病患者的情形。你这里的写作，是不是指向人的存在？亦即和上一问相似，努力使形而下的描述具有形而上的丰富意蕴？

宁：我曾与已故散文家苇岸若干次到北京沙河精神病院看望过大诗人食指，但是除了食指没见过别的精神病人，不过那儿的气氛还是令我印象深刻。每次看食指他都会给我们背诗，声音异常宏亮，看上去仍像自己的王。他的那种革命性的激情与李慢相去甚远，但另一方面我在写李慢时的确常常想起食指。有一个细节，食指某些时刻让我想到罗丹的“思想者”，这一点我写到了书里，我曾想象我们不在时，食指大概经常就像人类的“思想者”。精神病院有各类复杂的人，他们集中了许多的异常深刻的状态，从某种角度说，当你走进精神病院实际上差不多就是走进人类艺术馆。至于形而下还是形而上，我觉得从来都不是绝对的，任何形而下的东西都包含了形而上的东西，反之亦然。

姜：诗歌病人的叙述也非常有意思。你说“你可以认为诗是人类最后的说出与抵达，但总的说来得不偿失。”这里可不可以理解诗固然通神，但诗歌的厉害也在于它是一把密钥，直指世界的本质内核？或者，什么样的真相都会在诗歌面前不攻自破？

宁：我不知道古代诗人如何，反正现代诗人大都是危险分子，有一个算一个。诗歌是人类最敏感的东西，是裸露的神经，没什么能够不被诗歌敏感或穿透，在诗歌面前，世界没有秘密。也正因为如此，即使诗人——我说的是优秀诗人，表面上不是疯子，内心或至少写诗时也是令人尊敬的疯子。谁最怕诗歌呢？这里我不想回答。

我们注意到，某些人，试图以自由主义的名义“绑架”食指。食指本人，其实是一个坚定的有方向的人，他也以他的诗歌本身表明了他对这种绑架的拒绝。因为食指在红旗渠时期的诗，新秧歌体的诗，都表明了食指与时代与普通人的贴近。不看到这一点，我们就是无视食指诗歌的存在。强行以自己的意志诠释食指，不如让读者自己去理解、去表达食指。宁肯的《沉默之门》作为第一部表现食指的长篇巨制，已经达到了相当的艺术高度，那么，从读者角度，从文学表现时代表现人的角度，我们期待更多更深刻地挖掘食指形象意义和食指文学精神的作品出现。人人心中有一个自己的食指。

也许，这就是食指这样一位诗中之一想要告诉我们的：在诗歌面前，世界的所有秘密都可以被洞穿。

http://informationtimes.dayoo.com/html/2009-09/06/content_693384.htm

——与阎真对话

姜广平

一

姜广平（以下简称姜）：很早就有人向我推荐《沧浪之水》。最近刚刚读完，深为震撼。一开始，很为你担心，因为从我有限的阅读经验出发，总觉得长篇小说用长一人称来进行写作，实在是一种“犯险”。

阎真（以下简称阎）：我写了三部长篇，前两部都是用第一人称。因我的小说心理描写较多，用第一人称比较容易找到叙事的感觉。最新的一部长篇《因为女人》，是用第三人称，对我是一个挑战。我开始也是用第一人称来写，有人说，难道你只会用第一人称吗？我才下决心改成第三人称的。开始还找不到感觉，写了几万字才觉得写顺了，回过头再时前面进行调整。

姜：第一人称最大的挑战可能就是节奏。因为近，便让读者觉得节奏繁密而又快捷。像《序篇》，就让人觉得有的地方像打机关枪一样，一梭子下去，已经下去好几年经过好多事了。

阎：《沧浪之水》的整体节奏还是比较慢的，但《序篇》很快，我只想为主人公提供一个精神背景，而不愿过分纠缠。

姜：而且，你的写作路数好像跟时下一些主流写作很不一样，你显得非常老派，小说的品相非常老实。

阎：我喜欢很老实地叙事。中国四大名著都是很老实的叙事，不玩叙事的游戏，这是这些作品赢得读者、赢得历史地位的重要原因。而且我认为，越是老实的叙事越能看出一个作家的才情。所谓画鬼容易画人难吧。叙事的游戏能够塑造出黛玉、王熙凤、武松、林冲、曹操、关羽、猪八戒这样让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形象吗？如果不能把形象刻到读者心中去，一部作品又怎么可以有长久的生命力？

姜：然而，虽然品相老实，却越来越具有直击人心的力量。这让我觉得你的这部长篇，是世纪之交难得的好作品。

阎：过奖了，真的不敢当。作为一个作家，我心中还是把艺术生命力作为最高的追求。《沧浪之水》没有宣传，更没有炒作。至今已经印有30多版，这使我感到欣慰。我对自己创作的要求是，既要有思想创新，又要有一个很好的艺术表达。不敢说达到了，往这个方向努力吧。基于这种想法，创作中决不敢轻易下笔。我总是写得很慢，《沧浪之水》我做了几百条笔记，《因为女人》，我做了近2000条笔记。

姜：开头很多部分都似乎在围绕着“庸常”和“琐碎”做文章，将主人公的那种无法融入世俗却不得不面对世俗的心态写得非常充分。

阎：“庸常”是每个当代知识分子都要面对的现实。市场经济不承认千秋万代，也不承认天下情怀，谁又有力量去反抗它呢？所以，我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整体性的世俗化还是很理解的。

姜：给赤脚医生十五元的细节，让人很是震惊，一是震惊于这样的现实，二是震惊于着笔描写这一现实的你。一个作家的勇气与担当，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形态里，有时候，我觉得尤其重要。可惜，现在这样的作家少了。很多作家开始玩滑头了。

阎：这个细节是生活的真实，一个朋友告诉我的，是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事情。真正的当事人是个民办教师。我把他改写成赤脚医生了。这样的真实让我震惊，主要是震惊于官僚机构的冷漠。

姜：这本书可不可以看成是你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探讨？你是在写知识分子的猥琐、庸常，写知识分子的虚伪和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当然，也写到了对现实的妥协。

阎：如果要给这部小说一个核心词的话，我愿意定为“知识分子”，而不是“官场”。现实对他们进行强制性的同化，很难反抗，反抗也没有任何意义，既改变不了现实，也改变不了个人处境。但有时候我又想，为什么古代知识分子能够坚守一些生命原则呢？屈原、陶渊明、苏东坡，他们又能改变什么？他们为什么能够那么执着地坚守心灵原则而不为现实利益所动？想到他们，我就感到非常愧疚。

姜：这里还有更深的意味是：知识分子们一边渐渐想卸下身上的使命，一边却在为自己的身份意识充满着焦虑。其实，现在，可能是大多数人都有着身份的焦虑，或者，多数人都在失去身份走向边缘化。这是多元社会所决定了的。这就要看谁能够掌握这个世界了。

阎：身份的焦虑，这是小说主人公池大为的基本心态。这也是转型时期许多知识分子的心态吧。我们从上个世纪末的人文精神讨论中可以看出这种焦虑。我怀疑下一代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市场的背景下成长起来，还会不会有这种焦虑，有多少？个人生存是如此现实，天下国家都越来越远了。我很感谢你用“身份的焦虑”来描述这部小说的精神趋向，我是这样写的，是你给予了一种精当的理论概括。

姜：谢谢！真要说理论，你对文学的理论敏感，是让人佩服的。我刚才讲过，这部书有着直击人的心灵的力量，我觉得，之所以有这样的力量，主要还是写了人的疼痛与无奈。你非常直接地切入了这一点。而关于人的问题，我们的很多作家可能在做着反方向的努力，他们在努力遮蔽着什么。

阎：这种精神上的疼痛和无奈是我自己也经历过的，社会和市场都让我们有一种无奈感。我是谁？我能够做点什么？牺牲有什么意义吗？这种自我追问是非常残酷的，也有一种解构性力量，简直不敢正视。一个知识分子正视这种状态是需要勇气的。你说的悖论和荒谬，这几乎是每个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我没有办法跳出去，没有办法反抗既定的游戏规则。我所能做的，就是把这种状态写出来。我是把这部小说作为转型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来写的。

姜：你却将这里的一切挑开了，写出了人无法摆脱的悖论、荒谬和怪圈。所以，我说它有力量，是因为它品相老实，而实际上却充满了大智慧。还有，池大为这样的人物形象，你在写作过程中，有没有考虑过与于连·索黑尔的精神传承？

阎：写池大为这个人物，我想得最多的是屈原、陶渊明、李白、苏东坡和曹雪芹，外国小说中的人物，没有具体的联想。

姜：池大为“杀死过去的自己”的过程写得惊心动魄。为了赢得自尊，首先必须放弃自尊。这样一个过程，董柳在这里面无疑是有催化剂的作用的。外界的力量固然推动着人物的转变，但是，这里的偶然性在于董一针的技术成了这对夫妻的转折点。这种细节与契机的把握，要有贴近生活的力量，可不是非常容易把握的啊！当然，告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契机。这是池大为角度的转折点。

姜：这种技术上的处理，我觉得还是安排得比较自然的，也作了较充分的铺垫。我喜欢水到渠成的自然状态，不太喜欢那种情节上非常突兀的小说，那显得做作。也就是说，我不喜欢过分的戏剧性。

姜：在我跟艾伟对话时，艾伟说得很对，讲人其实是一种被劫持的动物。在池大为的转变过程中，其实，我们更可以看到这种被劫持的本性以及劫持本身的力量。董柳的难以忍受现状，造成了池大为转化的根本原因。

姜：你说的被劫持，就是我所理解的强制性同化。任何体制都有强制性同化的功能，在中国尤其如此。不接受这种同化，不被劫持，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从屈原到曹雪芹，都是如此，而这正是他们作为杰出人物的素质所在。

姜：这本书一个最大的问题可能也比较尖锐，那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在价值立场上失守？

阎：我觉得除了体制原因，市场经济也是一个关键因素。时代变了，知识分子不得不变。也许这可以用马克思的“存在决定意识”来说明？因此，对当代知识分子的群体性的世俗化，我还是比较理解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对池太为的理解同情多于批判。

姜：小说的结尾用了北岛诗歌的意蕴，这显然又是一种悖论与荒谬。当然，荒谬就是一种逻辑，它实际上并不荒谬。只不过对于小说而言是一种必须。我的意思是，对池厅长而言，可能早就将北岛丢掉爪哇国里了，而对于池大为或阎真而言，这种荒谬必须存在，这只是一种小说的需要。

阎：仰望星空，这是一个隐喻，即向往崇高。这是池太为深心的一种情感状态。但他在现实中又必须是一个按既定游戏规则操作的人，这是必须是非常技术化的，不可能有形而上的意味。这种功利主义的技术化和形而上的心灵向往，就形成了你所指出的悖论与荒谬。

姜：看得出，在知识分子坚守还是迷失这个问题上，你也是存在着相当的迷茫的。

姜：不但小说主人公很迷茫，我自己也很迷茫。市场经常强烈地告诉我，只要关心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我是不是应该这样去思考自我人生？连我自己都无法给出一个确定的回答。

姜：回到刚才杀死自己的问题上，你写池大为的杀死自己，与父亲之死形成了强烈对照。对父亲之死，看得出，你对这一叙事是非常看重的。那本封面已经变成褐黄色的《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池大为一直收藏着，可最后却还是烧化给了父亲，这样的细节设置得实在精彩：一代人有一代之文学，一代人也有一代人之精神，一代人有一代人之理想。但这里是不是还有你的另一层想法，上一代人的精神偶像，实际已经逼视着这一代人无法从容地抬起头了。池大为的上升，其实是以他的下滑作为代价的。他与他的父亲的人生轨迹正好进行了颠覆。但“书页在黑暗的包围之中闪着最后的光，我死死地盯着那一点亮色，像要把它雕刻在大脑最深处的褶皱之中，那里是一片无边的黑暗，一点亮色在黑暗中跳动。”这个细节又是耐人寻味的。它所透露出来的，可能就是，只要这一点“亮色”还在跳动，作为人的池大为，特别是作为父亲所期望的知识分子的池大为便还存在，便还可以面向死去的父亲，虽然仍有“怯意”。我是这么揣测的，未必这就是你的意思。

阎：池大为的父亲是把原则看成生命第一需要的人，池太为也想这样做，却失败了。通过这一对比，我想表达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即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还有没有那种有效的可操作性，或者说，有没有充分的合法性？我的想法是，传统的精神资源已经不能有效面对今天的生活现实，池大为“杀死自己”，坚守失败的经历，就说明了这一点。我甚至感到这种失败有历史必然性，这不是一种个人的失败。我这个想法实际是也是对屈原、对陶渊明和曹雪芹的价值挑战，他们的精神在今天是不是还具有全部的合法性？进一步的问题是，既然传统的精神资源已经不能有效面对今天的现实，或者说，农耕时代和信息时代，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应该有不同的价值平台，那么，能够与市场经济有效对接的价值标准又应该是怎样的呢？建构与市场时代相适应的新的人文理想，这是小说提出的问题，也是我们时代面临的重要问题。如果说小说有什么思考，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思考。也许，这就是你说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理想”吧。就我个人而言，也许还有一点，也仅仅只有一点“亮色”在跳动了。如果连这点“亮色”也没有了，就彻底世俗化了。也许，这种世俗化无可厚非，但毕竟，这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是太遗憾了。

姜：我搜集了很多关于《沧浪之水》的评论，很多论者都将这本书归为官场小说类。我觉得不能这么简单地归类。你是一个学者型的作家，而且是文学学者，可能也不会让自己选择成为一个题材类作家。《沧浪之水》还是写人的问题与困境的小说。

阎：《沧浪之水》还是定位为写“知识分子”比较好。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想法。任何人都有权“误读”。

二

姜：说及题材，让我想起你的《曾在天涯》。有人说，你的这本书是因为海归及留学题材的风头过了，才使得这本书不被人注意的。但我的看法还是那样，在读者需要培养的时候，光是就题材论作家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阎：说到《曾在天涯》，我还是有点遗憾，我原来说想它应该有更好的读者反响。这部小说十年来一直在重版，大概也出了有十多版了吧。一部小说的题材与其文学价值也许没有必然联系，但对读者，对市场却有很重要的意义。

姜：《曾在天涯》其实是写的文化冲突。而且这种冲突，是两种不同的文化意识在一个主体内部的撞击。而且，高力伟的角色设置也显然有着你的特别的用心，你将他设置为一个历史专业的研究生。这样一来，主体内部的那种文化之根与外部的文化冲撞，肯定会有一种撕裂的疼痛。相对池大为来说，高力伟的身上可能有着你的更多的影子。特别是关于绿卡的细节这一点，可能直接动用了你的生活经历了。但这一细节，我们还不能浅层次地看成是爱国主义的东西。与其说是爱国，还不如说是捍卫一种文化尊严，或者说，并不是高力伟回归，而只是一种文化的回归。

阎：我从来不对这种选择做爱国之义的解释，人要诚实。我要在属于自我的文化语境中生活，才能找到做人的感觉。我的文化之根在中国，这对我来说，是太重要太重要了。

姜：有意思的是，我们在这部小说里，也遭遇到了你下一部也就是《沧浪之水》的关于“平庸”的主题了。看来，这样的母题，可能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特别是世纪之交的文学所不能回避的话题了。

阎：你将“平庸”表述为一个“母题”，我是第一次听到，听到之后又特别有感触。这种概括是你的一个创意，因为这指涉太多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既然有普遍性，就有了“母题”的重量。很多人在反抗“平庸”，又不得不认同“平庸”，这也是一种具有历史意味的新的文学母题。

姜：高力伟跟池大为的专业竟然也有着内在的联系，都跟中国文化咬合得很深。高力伟学的是历史，池大为学的是中医。这是一种文化意识的描写。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文化其实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说穿了文化是一种认同与接受，是一种咬合与嵌入。文化有着深刻的排他性。要说融合，可能也就在自身系统里的融合。人格的尊严，有时候其实就是文化的尊严。

阎：别的人我不知道，就我自己而言，中国文化已经积累到一种“本能”的层次。个人自尊，个人生存，爱国主义，什么都在里面了。这不能不产生排他性。所以，对于西方文化，我的心态是非常矛盾的。“科学”和“民主”是我们要尊重的普适性价值，但又不能代表全部的价值，否则中国人就变成了“黄种白人”，所谓的“香蕉人”。

姜：高力伟、池大为们向平庸的自我定位，其实，已经开始变成一个纯粹的文学问题。这也是我不以题材论作家的原因所在。每一个作家，他对文学的贡献，都可能只是给出一个关于世界与心灵的问题。这个问题能否解决，其实不重要。悖谬的或荒谬的东西，本身就是一种问题的形式。

我们今天是一种对话，有意思的是，在你的这两部长篇里，人物心灵的对话无处不在。这也可能就是你的小说不可以题材论的重要原因。譬如很多官场小说，不可能将笔触伸进人物对心，然后将人的精神撕裂成两半的。但在你的作品里，譬如池大为，时时发生着精神深处的两个池大为的精神博弈，这种博弈，其实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人物的内省与自我批判。这一来，像《沧天在上》，便成为知识分子精神困境探究的杰作。所以，相比较而言，《沧浪之水》便比《曾在天涯》来得更厚重一点。也使得这部书成为读者所喜爱的佳作。

阎：《沧浪之水》是写一种精神困境，《曾在天涯》其实也是写一种精神困境。对话就在困境中产生：何去何从？这是心灵博弈的过程。《沧浪之水》的结尾，就是在这样一种困境之中完成的。《沧浪之水》比《曾在天涯》更具历史意味和心灵普遍意义，这也许就是你说的“厚重”吧。

姜：对了，我们谈了这么多，有一个重要人物我们差点儿漏掉了，这人就是晏老师。在《沧浪之水》的几个男人里，戴妙良、马垂章、丁小槐、晏之鹤晏老师，可能，晏老师既是一个形而上式的人物，又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

阎：晏之鹤是被体制淘汰的人，他看清了一切，但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有一次我听一个朋友偶然说起，他工作的单位有两个快退休的人，六十年代是厅里的才子，现在每天上班无所事事，就到图书室下棋，没有人管他们。我就凭这几句话找到了晏之鹤这个形象。

姜：晏老师简直有火眼金睛，一切都在他的洞察之中。但这样的智慧人物，或者说，这样的人精，却成了生活的旁观者。这一点，挺让人觉得惋惜的。然而，另一方面，我又觉得你对他的处理是一种悬置的方式。因为，生活中，应该没有旁观者啊！

阎：不是他想做旁观者，而是生活没提供机会，或者说他由于自身性格或者心理的原因没有抓住机会，就不得不做一个旁观者。这样的人很多，一辈的聪明都付诸东流了，不甘心，也只得甘心。那种痛苦，那种叹息，我是非常能够体会的。人精又怎么样，一样被生活淘汰。一个人能够对抗机制化的游戏规则吗？

三

姜：好，至此，我们似乎可以转入到另一个问题上了，这就是关于作家学者化的问题。这个命题，上世纪80年代，王蒙就已经提出来过了。就目前的情形看，作家学者化程度，其实已经很大了。很多作家都完成了这样的转型。高玉宝式的写作，看来已经绝迹。在你看来，作家学者化的意义何在？

阎：到今天，凭生活经验写作的人还大有人在，但学者型的作家已经大大增加了。作家学者化程度的提高，最大意义在于提升了作品的思想含量。关于这一点，鲁迅是最典型的。他不但是大作家，而且是大学者，他的创作或是基于他的学养的。这也是为什么，其小说创作量虽然不多，却可以占有巅峰的位置。这里除了历史提供的机遇，学养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也是我努力的方向吧。

姜：作家学者化，特别是文学学者化，会不会给写作带来一种更为清醒的价值判断？而以清醒的价值判断左右着的小说，可能从艺术性上来讲，比起直觉左右着的写作，要存在着一些缺憾了。至少有些时候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主题先行的问题。

阎：主题先行是不是那么可怕？一部作品，有思想就会有主题先行。一种经验化的写作在今天还会有生命力吗？《狂人日记》、《阿Q正传》，难道没有一个预定的主题？问题在于，艺术感觉怎样与主题有机结合，而不是被主题压抑，使作品变成一种枯涩的说教，也就是说，思想要找到一种艺术化的表达。在我的创作中，想尽量把两者结合起来，艺术细部的质感，一句对白，一种心态，一种动作，包括的氛围描写，我都注意追求某种创意。一个作家，如果只能在公共空间进行表达，那他就很难说是一个优秀的作家。

姜：当然，现在的问题是，纵使作家学者化，可能还是有很多问题被遮蔽了，学者的清醒与作家的直觉，都无法解决这些问题。说穿了，可能不是学者或批评家的盲视，而是学者或批评家们缺乏某种勇气，不敢，或不愿挑破一些问题了。

阎：你说的问题是存在的。在可能的范围之内，《沧浪之水》还是表现了一点勇气吧。至少，它不像许多小说一样，道德化地解释我们的生活现实，如有贪官，有清官，等等，那很肤浅，可笑。彻底放弃道德地表现生活的思路，也算这部小说在人物构筑方面的一个特点吧。

姜：继续问几个比较具有规定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是如何走上文学之路的？

阎：走上文学之路是一种本能的选择。在“文革”中，我十二岁看了《红楼梦》，就入魔了。

姜：在中外作家中，谁给予了你更多的影响？屈原是不是作为你的精神偶像存在着的？这一问是因为你的《沧浪之水》的题目用了他的诗句。

阎：在中国是曹雪芹和鲁迅。在国外是屠格涅夫和茨威格。屈原当然是我的精神偶像，还有苏东坡，是我钟爱的。还有曹雪芹，也是我景仰的。关于屈原我写过随笔《屈原的意义》，认为他的意义在于用生命表达了一种价值态度，即人格和尊严不但高于现实富贵，甚至高于生命。至关于曹雪芹我写了《无人见证的牺牲》，认为曹雪芹写了《红楼梦》，却隐匿身世，无意青史留名，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标高啊！

姜：在你的同龄作家中，你可能算是一个迟到者。你如何看待这样的状态？同龄作家之中，你更服膺于哪一个作家？

阎：迟到不要紧，重要的是能不能赶上走在前面的人。同龄作家我欣赏王安忆，但仅限于《长恨歌》，还有余华，仅限于《活着》。还有《山居笔记》，舒婷北岛海子的诗歌，韩少功的随笔，还有《白鹿原》。要说“膺服”，恐怕就要说到鲁迅那里去了。

姜：这可能跟你作为中文系教授相关了。你的价值判断标准是那样的独特！作为教授，又作为作家，在这两种角色中，你更喜欢哪一种角色？

阎：当然是作家。

姜：目前写作状态如何？新作准备探究什么问题？

阎：长篇《因为女人》马上就会出版，讨论现代知识女性的生存境遇。思考两年动笔，写了四年。

姜：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你对中国当代小说的判断是怎样的？对于批评界，你又作如何评判？

阎：有一次在香港凤凰卫视上，我看见主持人杨锦麟转述一位当代批评家的话，说现代文学像几百元一瓶茅台，当代文学像几元一瓶的二锅头。我不知道是哪个批评家说的，这话充满了偏见。现代作家有鲁迅，他是思想家，别的作家不好比。这是现代文学最大的骄傲。除了鲁迅，当代作家已经全面赶上或者超过了现代作家。舒婷北岛海子的诗歌比戴望舒徐志摩的差吗？当代最优秀的小说比巴金、茅盾、老舍的差吗？他们是前辈，但在未来的时间深处，这种由时间决定的权威性就会淡化了，所有的作品最终都放到同一个价值平台上来考量。比如说《围城》，这是现代长篇的巅峰之作了吧，我原来很崇拜的，现在觉得也并非高不可攀。小说“城外”、“城内”的人生感悟很有思想的创意吗？其语言特色表现了他的聪明，但并非不可企及。又如巴金的《家》，如果不是占了历史时段的优先位置，我看不出它在思想、艺术方面有什么大家风范，语言太公共化了。《春》、《秋》就更不用说了，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看作杰出的小说。张爱玲也就是《金锁记》、《倾城之恋》算得上艺术精品，后来的《十八春》等等，我是看不上的。我有一个观点，时间的优势是会在时间之中淡化的，绝对的艺术和思想品格，才是文学史上最可靠的标准。

姜：这样的价值认识，可能现在很多作家都有。我以前跟刁斗聊天，刁斗也觉得在早，当代作家特别是我们这一代作家在文学上的努力与付出，其实已经超过了现代文学史上的很多作家。但另一方面的问题不是没有。我这次去杭州参加中国首届新锐文学奖颁奖仪式暨《西湖》新锐文学论坛，深深地感觉到，当代很多评论家，其实在很多问题面前缺席或失语，对很多文化泡沫，对很多文坛炒作，对很多貌似强大的东西，缺少言说，他们没有勇气站出来告诉人们某些作品其实是些什么或者不是什么。譬如《收获》的程永新先生就一针见血地说，对于像王朔的《我的千岁寒》，就没有什么评论家愿意站出来告诉大众那是一个什么东西或者不是一个什么东西。针对这样的评论状态，你觉得自己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又应该给出什么样的姿态？

阎：首先理解炒作，炒作有市场意义，但不会有文学史的意义。当代文学价值观是多元化的，但这种多元化也带来了价值的混乱，已经混乱到讲不清鲁迅、金庸谁更优秀的地步了。但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格局会慢慢沉淀下来。既然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格局只有一种可能性，现代文学史会有无限多的可能性吗？

姜：是啊，“既然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格局只有一种可能性，现代文学史会有无限多的可能性吗？”这一见解非常精辟而睿智。这会扫清很多迷障。

在研究新批评的时候，我时时在思考中国当代文坛的问题。

我不止一次地强调过，当代中国文学迎来了她的成熟期与丰收期。当代每一部文学作品，都极有价值。即便是我因为恪守作品发表一年以后才会评价，但我仍然注意到，当代文学作品在文学母题上的努力，使中国文学具有了世界性的特征。即如刘震云刚刚出版的《一句顶一万句》，在“躲避性”上，作出了很好的探索。

当代文学在日益成熟的评论家群体与日益挑剔的读者群体形成后，也一样可以现行文学标准观照下的经典出现。但这一点，恰恰为很多评论家及读者所难于接受。

所以，我们呼唤一种文学批评的形成与崛起，那就是对我国当代文学经典的形成起至关重要作用的文学批评能够日渐成熟，从机制到内涵，从姿态到精神。

问题恰恰就在这里，文学批评的机制、姿态、精神，限制了很多包括极负盛名的批评家，使他们盲目而缺乏审慎与内省的精神。

可以这样说，中国当代文的优秀长篇小说不是没有出现，而是很多评论家缺少评判的眼光，缺乏真正的审美清醒，缺乏文化与文学的良知。这就使真正的杰作大多未能被推出，而很多平庸之作，则不断地出现在一些评论家的文本之中。

我们为什么强调文学评论中的“往代意识”？是因为，只有“往代意识”会使我们的评论来得更为纯粹。然而，现在的文学生态，特别是这种生态中的文学关系——有时候，甚至是一种庸俗的文学关系，使中国当代文学的真面目没有得到更好的揭示：一些作家所得到的褒奖之词过当，而一些真正的作家，则没有得到真正的关注。

而大众——这是一个需要培养的文学读者群体，由于缺乏引导，也由于自身的修养，更由于文学批评家们对他们的漠视，从另一个角度让我们发现一个可悲的现象，很多时候，我们的文学批评没有引导大众，反而被大众的审美观影响，对一些通俗文学作家、网络写手、70后和80后等给予了不恰当的评判与肯定。

文化凋零，如果是从文学这里开始，则，责任应该由批评家们与作家们共同担负起来。

在兰色姆，无论是作为诗人，还是作为重农主义者，抑或作为“新批评”的重镇理论家，他的一生贯穿着一条主线，即对自然、物性的凝注和思考。

这一点给了我启发，每一个评论家，或者作家，其实都必须抓住一样东西才成。这个世界上，没有纯粹的作家，也没有纯粹的评论家。反过来说，这个世界上，纯粹的作家与评论家，是建立在他并非仅仅作为作家与评论家的基础上的。

这就是说，作家与评论家，必须建立起与这个世界的关系。然后，在这样的关系基础上，走向另一重关系，譬如，观照的关系，描述的关系，体验的关系，进入的关系，乃至最后彻底融入的关系。

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多元语境社会，多了更多的纯粹的写作者，譬如自由撰稿人，譬如专业作家。这样的情形，其实非常可怕。可怕的不在于这个社会或世界，而在于写作者本人，一是将会面临着资源枯竭，二是将会面临着关系的丧失。

四

新批评理论认为，艺术和诗歌就是要努力传达关于事物“无穷无尽的多样性”的认识，唯有艺术才能使人类的经验得到充分的认识和理解。这是兰色姆的本体论[1]。也是我们这里所讲的文学有机本体论研究的逻辑起点。

事实上，每一位作家，每一样艺术，每一个艺术品，都是有限的，都只是对这个世界的某个侧面、某一条线，甚至某一点，在进行着自己的探究。

然而，对艺术的体认，可以是超越种族、时代与个性的差别的。但是，悖论同样存在。艺术的体认恰恰又是极为个性化的。一千个观众有一千个哈姆莱特。文学阅读的历史，其实就是一种误读史。

（本文发于《书屋》，《作品与争鸣》转载）

姜广平

斯大林的文学情结似乎比其他任何一个政治家都要强烈。这个可怜的男人，在文学世界里挣扎得太辛苦了，完全没有了在军政界那种万人瞩目的“世界上最强有力的男人”的风度。

从内心深处，斯大林是非常喜欢文学也非常热爱那些文学大师的，举一个例子，譬如说像台菲这样一位坚决反对十月革命的女作家，在当时俄国文坛的影响超过了一切作家，她的作品任何人都要读。她以幽默、讽刺的笔法，揭露俄罗斯人的“国民劣根性”。由于她反对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去了巴黎。在人们都已淡忘她时，斯大林却作了一异乎寻常的决定。1946年，西蒙诺夫、爱伦堡以苏联作家身份访问巴黎时，斯大林交给他俩一个任务，邀请在巴黎的台菲与布宁（亦译为蒲宁。1870——1953。193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是第一位俄语得主、也是唯一自我放逐的苏俄得主，因为获奖时仍未加入法籍，所以也是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唯一无国籍得主）回国。这个任务以二位作家的拒绝而告失败。虽然此事未遂，却足能说明斯大林对作家们的认真。无论这种认真是出于哪一种目的。我们也没有必象如果这两位作家真的回国会有什么样的情形等着他们。

斯大林的文学情怀是无可怀疑的。这一点，并不像国内某些学者所谓斯大林是一个被判了文学死刑同时也判处文学以死刑的人。应该看到，由于他的另一种身份，他的文学情怀遭到了扭曲，他的文学良知与文学人格也丧失殆尽并进而使文学蒙难缪斯蒙羞。这不能不认为是斯大林的人生悲剧和俄罗斯的悲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在极权专政的状态之下，俄罗斯的文学仍然发育得让世人吃惊。

斯大林与文学有着深厚的渊源，对社会科学也有着非常强烈的迷恋，他对文学的论述，在很多人看来，如果无法达到马恩的高度，超过列宁同志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应该说，斯大林首先是一个诗人，刊于《译文》2002年第二期的《斯大林诗五首》是能让这样的结论成立的。

斯大林的诗歌创作生涯总共持续了4年（1893年─1896年）。但手稿皆已散失，无从查找。但斯大林是一个真正的诗人，虽然他从未指望过得到诗坛的承认，却在初出茅庐之时即得到普遍的认可。格鲁吉亚的许多刊物一度心甘情愿地为这个格鲁吉亚的青年诗人提供版面，他的诗句在读者中争相传诵。有这样一个事实，很能说明问题：格鲁吉亚经典作家恰夫恰瓦泽（1837─1907）曾将斯大林的作品列入中学生必读书目，这对一个初登诗坛的青年诗人来说简直不可思议，在当时的格鲁吉亚也是绝无仅有的。斯大林的创作才华是无庸置疑的，斯大林诗歌的俄译者、诗人柯秋科夫说青年斯大林的诗歌天赋可与兰波相伯仲。还有一则传闻：1949年斯大林70岁生日前夕，贝利亚背着斯大林，授意有关部门秘密组织翻译出版斯大林的诗，作为给“伟大领袖”的生日献礼。于是全国一些最优秀的诗歌翻译家被召集到一起，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开始工作。作者的名字被隐去。因此，没人能料想到这是斯大林的作品。关于原作的水准，参加翻译工作的一位名家的评价是：“有资格角逐斯大林奖金一等奖。”正当这项秘密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时，突然上面下来一道严令：立刻停止翻译。不难猜出，这道命令来自何人。就这样，根据领袖斯大林的旨意，诗人斯大林未能成为斯大林奖金的获得者。

当然，如果斯大林获得了斯大林奖金，那么，这种游戏便实在太低级了。这种幼稚甚至显得可笑的游戏显然是斯大林所不能接受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么多政治人物中，鲜有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文学奖，这便可以看出，在斯大林的心中，文学是何等的高贵。高贵与高尚是大不相同的。高贵是一种更能切入人的心灵与灵魂的品质，高尚则只是这种品质的简单而没有血肉的道德描述。事实上，高尚也不足以描述高贵的全部。这里让我们产生疑问的是，为什么青年斯大林改变志向投身革命并在之后始终闭口不言“当年事”？柯秋科夫这样解释：“19世纪末的俄罗斯资本主义得到迅猛发展。八十和九十年代从本质上说是反诗歌的时代，人们忘记了永恒价值，鄙视诗歌，急功近利，金钱至上。这一点，有个事实可资证明：费特自费出版的诗歌杰作《夜晚的灯火》根本卖不掉。关于诗歌，当时的精神主宰托尔斯泰就说过这样一句话：‘写诗无异于扶着犁铧跳舞’。聪明早慧的斯大林清楚地意识到，从事诗歌创作能给人带来的不光是荣耀，还有耻辱，这一点他很早就有了切身体会——他不愿与此妥协，他要告别诗歌，要去同世界性的耻辱做斗争。这一斗争的结果不言自明。”①

但这只是柯秋科夫的解释或揣测，情形是否如此，实难料定。因为我们至今没有看到来自斯大林本人关于告别诗坛的解释。

在由苏共中央马恩列研究所出版，据说也是由斯大林本人亲自撰写和审定的标准本斯大林传记中，对传主的诗歌创作经历只字未提，有人说这表明他企图从记忆中抹掉这一段诗歌的经历。但是，在我们看来，贵为泱泱大国领袖的斯大林一生太过辉煌，要记述的实在太多太多，这样的诗歌经历与斯大林的政治经历相比确实不值一提，如果与像叶赛宁、蒲宁、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等诗人相比，更不值一提，如果再抬出更早的普希金、莱蒙托夫他们，这点诗歌成绩简直不值一哂。

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文学始终是斯大林心头的疼痛。正因为他看到了诗歌的高贵而放弃了诗歌。当然，无法理解的是，当他的政治理想终于获得实现，为什么又对诗人举起了屠刀？

可能，在斯大林的心中，他不愿让诗歌撼到他的政治，绝不容许！或者，这个时候的斯大林，早已经认识到作为政治家与军事领袖，是不需要诗歌的。诗歌只能让政治与军事变得软弱无力，而政治与军事都需要暴力的支撑。在斯大林看来，也许，在执掌了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之后，从意识形态上看，对诗歌的贵族气与布尔乔亚气质，必须认真地矫正。

而另一方面，要斯大林认输是万万做不到的。因为有榜样在前，斯大林肯定要像他的前辈如马恩与列宁那样对文学进行高屋建瓴式的指点与评论。斯大林既不肯轻易地在前辈们面前认输，也同样不愿意在诗人与评论家面前认输。

客观上说，斯大林的语言学与文学造诣显然都达到了相当的境界。譬如说语言学方面，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斯大林的修为达到了一个语言学家的高度。在与巴赫金较量时，我们是可以体会到这一点的。

作为文学家与哲学家的巴赫金与斯大林扭结在一起大概有二十多年之久。1926年，斯大林开始确立自己的领导地位，逐渐加强对社会的中央集权和统治，这种集权思潮波及到论述宗教、社会主义和弗洛伊德思想的巴赫金。巴赫金因参与A·A·梅耶组织的“复活小组”受到牵连，于1928年12月24日被捕。后于1936年刑满释放。这件事似乎与斯大林并无什么关系，但是，巴赫金在50年代斯大林语言论问世之后，曾被要求在公众场合发表他对斯大林语言论的看法。而50年代，是巴赫金话语类型论得到充分展开的时代。众所周知，1950年6月20日，统治苏维埃语言学达二十年之久（1930年—1950年）的“马尔学派”神话，因《真理报》刊登的斯大林论文《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而破灭。这在当时的知识界是有着极大的影响的。这种反响在斯大林去世后，仍然持续。这之前，任职于摩尔多瓦师范大学的巴赫金因公务需要，被要求提交关于论述《在I·V·斯大林论述的作为交际手段的语言这一学说基础上的对话性话语的问题》的报告，50年代初，巴赫金余兴未了，又撰写了《言语体裁问题》。《言语体裁问题》的正文和相关的笔记存稿中，有巴赫金对斯大林论文中的有关部分的直接引用，同时还选取了论述斯大林论文的其他论文中的间接引用部分。有了这样的前提，巴赫金的这本书才得以出版发行的。

从这一点看，至少斯大林在语言学上的论述是与巴赫金有着某种“同声期”的。②

当然，就这一点，我希望能够引起国内同行的关注与讨论。

因为，在《巴赫金著作全集》出版之时，编者们出于对死者遗愿的尊重，将其中的“低级、庸俗”和“个人崇拜的痕迹”删除了。但是，有很多学者并不赞同这种删除，毕竟，巴赫金的这一时期的论文中，即使删除了某些痕迹，仍然还零星地分布着斯大林论文里的东西。

《言语体裁问题》，实际上是对斯大林在1950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所作出的反应。

斯大林的这篇文章，在结构上采取了对年轻的语言学者提出的四个问题进行回答的一问一答的形式。这里面的第三问是：“语言的固有特征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斯大林基本上没有脱离索绪尔的结构框架。虽然他没有使用索绪尔的术语，但回答的基本结构是前半部分是共时论，后半部分为通时论。

巴赫金与斯大林的对立主要见于巴赫金在准备《言语体裁问题》时写的笔记《预备资料》中。这里面直接指出了“斯大林关于语言的思考方法是把语言作为体系（语言本身就是规范体系）考察的思考方法”，而巴赫金则关心“语言交际”的过程。当然，应该看到，这种对立，在巴赫金并不是一种突然的选择，这种对立、对比，是巴赫金小组20年代后期彻底考虑后的立场。

应该看到，巴赫金毫不隐瞒地表明是以斯大林语言论作为前提的。他与斯大林的关系，可以这样看：巴赫金承袭了斯大林（索绪尔）的立场，没有改变语言体系结构的基本方向。但是，在语言体系结构的尝试方面，巴赫金采取了与斯大林对立的态度，一直坚持自己补充完整的“言语——对话论”。但应该看到，巴赫金这部没有最终完成的《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其对话对手并不是斯大林，而是另有其人。

在对待巴赫金的问题上，斯大林所采取的立场与态度都是相当不错的，斯大林在这里显得相当儒雅，有一种学者气派。这可能是因为巴赫金仅仅作为一个学者出现，在深层问题上，不可能像作家与诗人一样可以撼动着根基性或意识形态的东西。然而，除了学术立场以外，巴赫金对斯大林基本上是全面否定的。

这显然是与斯大林对文学的摧残紧密相关的。

我们先来看一看左琴科。

这位著名的幽默讽刺作家，曾有一篇《列宁和哨兵》被选入了中国的初中语文课本。然而就是这篇文章给左琴科带来了麻烦。左琴科写此文本来是立意歌颂列宁平易近人和遵守纪律的，可是为了衬托列宁的高大，又写了一个斥责哨兵不识列宁和蛮不讲理的“长小胡子的人”，据有关史料记载，最初他写的是“留山羊胡子的人”，但左琴科担心捷尔任斯基认为是影射他，故改为“小胡子”，没想到又触怒了斯大林。当时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并常常出入斯莫尔尼宫而又“长小胡子的”只有斯大林一人，斯大林便疑心左琴科是在搞影射。事隔多年，斯大林始终不忘。左琴科是专写幽默小说的，他的《猴子奇遇记》被重新发表在《星》上引起了斯大林的注意。1946年8月斯大林在会见文艺工作者时说：“我为什么不喜欢左琴科？左琴科是无思想性的传教士，不应该把他放在领导岗位上，苏联人民不允许他毒害青年。社会不能适应左琴科，而他应适应社会，如不肯适应，就让他滚蛋！”这骂的是左琴科，也是对左琴科所在的列宁格勒的领导的指责。该地区领导日丹诺夫为了保自己及当地领导集团，便舍车马，保将帅，带头大批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日丹诺夫也作了相应的报告。报告中大骂左琴科是市侩、骗子、败类，日丹诺夫的这篇报告成为粗暴批评的典型。但在五十年代，日丹诺夫这篇骂人“报告”被视为马列主义文艺批评的次经典，翻译过来供中国文艺工作者学习。③

我们知道，就是这位日丹诺夫，后来掌控了全苏的意识形态。

但另一角度看这则材料，未尝不表现出斯大林对文学的关注甚深。

成了领袖以后的斯大林，诗才方面肯定日渐枯竭，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他仍然无法忘情于诗歌，甚到不惜以一种斗法的手段与真正的诗人们进行过一次暗中交手。但是，这次交手，既不是太光彩，其行为也再不像年轻诗人斯大林的诗那么为人所追捧了。

据帕斯捷尔纳克的妻子加林娜·涅高兹回忆，斯大林一度对帕斯捷尔纳克表示出特别的关怀。有一次，斯大林对帕斯捷尔纳克说，他的一位朋友在写诗，想听听帕斯捷尔纳克对这些诗看法。“几天后给帕斯捷尔纳克送来了诗。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马上就明白，这是斯大林本人写的，诗写得相当单调乏味。”“突然电话铃响了，于是，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果断地对斯大林说，诗写得不好，让他的朋友最好去干别的、对他更合适的事情吧。斯大林沉默了一会儿说：‘谢谢您的坦率，我就这样转达。’”

这位“朋友”有“别的、对他更合适的事情”可干，并且干得很出色，他操持着一个大国，对所有人都有着生杀予夺之权。可是，在诗歌的行当里，权柄却落到了帕斯捷尔纳克手里。

当然，强行攫取这个权柄也很简单。在历史上，秦始皇时代、希特勒时代以及“文革”时代都采取过同样简单而又有效的手段。帕斯捷尔纳克在自己拥有权柄的领域内，充分使用了一次否决权。但要做到这一点，却必须冒着失去生存的权利的危险。这与我们平常所见到的那个帕斯捷尔纳克大相径庭，帕斯捷尔纳克这时所表现出来的勇气，确实令人感奋。

帕斯捷尔纳克在诗歌的国度里宣判了斯大林的死刑，而斯大林却有权在现实的国度里宣判帕斯捷尔纳克本人及其诗歌的死刑。帕斯捷尔纳克因《日瓦戈医生》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这本书却被认为是污蔑了苏维埃制度。于是全苏开始了对作者的攻击。但幸运的是，其时已经到了赫鲁晓夫时代。被愚弄了的苏维埃公民愤怒地要求苏维埃政府将帕斯捷尔纳克这个“人民公敌”驱逐出境。全苏共青团第一书记谢米恰斯特纳同志坚定地指出，“让他到自己的资本主义天堂去吧”。帕斯捷尔纳克不敢去国外领取奖金，他不断地写信向当权者求情，要求当权者允许他留在自己的祖国。“让我离开我的祖国，”帕斯捷尔纳克在当权者的认罪信中这样写道，“对于我来说相当于让我去死亡。”但诗人的日子并没有因此而好起来，从此，他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③

关于帕斯捷尔纳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命运，我想是不是可以从他的第一本自传《安全证书》中找到一些答案呢？帕斯捷尔纳克之所以能得到世界的认可，很大程度上是他没有把自己的作品局限于年轻社会主义国家那种新型的理想主义艺术中。在他与马雅可夫斯基的交往中，他一方面强调马雅可夫斯基对他影响，另一方面则强调了与马雅可夫斯基革命小团体决裂的必要。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在整个30年代不断地被印售，虽然文化部门对他作品中的“个人倾向”、“形式主义”和“自我纵容”越来越不满。1934年，斯大林为加强中央政府同艺术家的联系，成立了苏联作家协会，并宣布了官方的美学原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协会要求作家接近社会，根据党的思想观念，积极地描绘苏维埃生活。帕斯捷尔纳克没有顺从此原则，1937年他移居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居住地，这是他与莫斯科现代艺术相脱离的象征。

而这在当时是相当危险的。即使是对马雅可夫斯基采取这样的态度也都是非常危险的。马雅可夫斯基是斯大林特别喜欢的诗人。斯大林曾经这样评价马雅可夫斯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苏维埃时代最优秀的、最有才华的诗人。”而帕斯捷尔纳克，则是托洛斯基所钟爱的诗人。

当然，应该看到，无论左琴科多么伟大，但他与斯大林的交锋，其层面与意义都不甚巨大，他无法与在诗国里判处斯大林死刑的帕斯捷尔纳克相提并论。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帕斯捷尔纳克毕其一生极力靠拢官方文学但始终难入其门；早年写了不少为新生红色政权歌功颂德的作品，却因作品中常有“不健康”情绪流露，一直摆脱不了受批判的命运；晚年受托尔斯泰“揭露恶但不反抗恶”的思想影响颇深，文字上开苏联“暴露文学”之先河，生活中却对当局逆来顺受；1958年获诺奖时先高兴致谢，后屈从于当局的压力表示“自愿”拒绝，但仍遭到举国一致的口诛笔伐，两年后，也即是在1960年5月30日，他在莫斯科郊外彼列杰尔金诺寓所中逝世。

另一个作家，但却从反面体现出斯大林对文学的扼杀。

这个人就是康·米·西蒙诺夫。他是苏联小说家，诗人，剧作家。生于1915年11月28日，卒于1979年8月28日。1938年他在高尔基文学院毕业后投身文学创作，成名作是头一个剧本《我城一少年》。后来，他又创作了表现卫国战争中俄罗斯人英雄主义精神的《俄罗斯人》。1943—1944年西蒙诺夫完成描写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中篇小说《日日夜夜》。此外，卫国战争期间他还创作了大量诗歌。50年代后西蒙诺夫致力于表现战争题材的小说创作。代表作为三部曲长篇小说《生者与死者》（第一部《生者与死者》，第二部《军人不是天生的》，第三部《最后的夏天》）。西蒙诺夫是在十月革命后成长起来的，是社会主义培养的第一批新人。他从一个工人成长为苏联著名的作家，曾六次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他几次重要的出国访问、出任《新世界》和《文学报》等有重大影响的报刊主编、被选为苏联作家协会副总书记、在苏共十九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大都是出于斯大林的授意。

西蒙诺夫在当时苏联文坛真可谓红极一时。这样一个才华全面的作家可惜就这样成了政治的侏儒。他太善于揣摩斯大林的心理了，他用作品完美地图解了斯大林的政策。他在斯大林的授意下，组织作家围攻佐琴科，充当了文坛的打手。斯大林死后，他还写了《我们的责任》，说要完成斯大林的遗愿。赫鲁晓夫看后大怒，把他撤职了。

西蒙诺夫的作品，其实正是米兰·昆德拉所讲的那种“小说历史终结之后的小说”，它们不可能以一种思考式的探询作为它的质地。“小说历史终结之后的小说”之论见于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的艺术》。如果我们要诠释西蒙诺夫的作品，完全可以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人物之间的对话来表示，那就是，它所要展现的，不可能是善与恶之间的人性的较量，而是一些善与最善之间的小把戏。这就是苏联文学的最本质的特征。如果不遵从这样的艺术原则，谁就将是斯大林以及整个苏维埃的敌人。这样的敌人，到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大体上有：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布罗茨基、曼德尔施塔姆、索尔仁尼琴……

西蒙诺夫不在其列，于是，西蒙诺夫的文学便是一种死的文学，它们喻示了斯大林时代的真正的小说之死或文学之死。而这种死，又是那么残酷！这种残酷是在审查、禁止、意识形态的高压之下实现的。从品质上讲，这样的作品是以一种死的形态出现的。因为，优秀的作品，其存在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是“建立于人类事件相对性与暧昧性之上的世界表现模式，跟极权世界是格格不入的”④。西蒙诺夫的作品，某种程度上，包括高尔基、法捷耶夫等作家的很多作品，其文学品质都是极其低劣的。就遑论名气与文学地位低于这两位的那些作家了。

一个建立在惟一真理上的世界，与小说暧昧相对的世界，各自是由完全不同的物质构成的。极权的惟一真理排除相对性、怀疑和探询，这种状态下体制下的文学，便始终无法达到文学精神的高度。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西蒙诺夫的全部文学价值，可能只存在于他最后那部回忆录——《知情者的见证》（也译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回忆》）。作为一个作家，西蒙诺夫有着善于观察人的锐利眼光和勤于笔记的习惯，这部回忆录的主要部分都是出于他当时所做的详细笔记，这保证了资料的翔实性，场面和人物性格都写得非常生动，并且作了一些必要的解释和补充。书中也写到了他对斯大林的文学感觉：斯大林读过很多当代苏联文学作品，对文艺界的情况非常熟悉。从1946年开始，他有机会多次与斯大林接触，主要是参加政治局讨论授与斯大林文学奖金的会议。他感觉到斯大林有时是态度温和、通情达理的，有时又极其严厉、独断专行。

斯大林的这种文学情结的形成也许与俄罗斯作家们的政治态度极为相关。

很多作家是坚决反对十月革命，反对布尔什维克，并且不与其合作的。这些作家大多在十月革命前就成名了，而且都是些大作家。他们中的大部分在十月革命后流亡到国外。1922年托洛斯基下令把包括一些作家在内的学者约1000人用船遣送出国，这条船被称为“哲学家之船”。这些人中，库普林、吉比乌斯、台菲等人，他们反对布尔什维克，但始终热爱俄罗斯。重要作家布宁则于1920年红军快到敖德萨时与白军逃到国外了。

另有一些作家，他们不接受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但并不公开反对，十月革命后，他们大多数留了下来。如：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布尔加可夫等人。他们都是有才华的作家。阿赫玛托娃1946年被日丹诺夫骂为“婊子”，受尽折磨。帕斯捷尔纳克为写《日瓦戈医生》饱受打击与迫害。布尔加可夫也是一位有才华的作家，1940年不到50岁就死去，很多作品当时未得发表，大部分作品是在1987年以后重见天日的。另有一些作家，他们心里不拥护苏维埃政权，但口头表示拥护。这类作家可以发表作品，但并不受政权的重视，也没受到重大打击。如茹科夫斯基、马尔夏克·卡维林等。

与斯大林走得非常近的作家大多是十月革命后成长起来的，他们拥护苏维埃政权，迷信斯大林，在苏联文坛出尽了风头。如法捷耶夫，他是苏联作协负责人；前面提到的西蒙诺夫多次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考涅楚克，他是话剧《前线》的作者，还担任过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和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除了上文提及的左琴科、帕斯捷尔纳克以外，我们再看一看 索尔仁尼琴吧。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第一次世界大战服过兵役、受过嘉奖。卫国战争入伍，两次获得勋章，大尉军衔。他经常在与挚友的通信中推心置腹地谈自己的政治观点。他的信被克格勃检查发现有对斯大林不敬之词，在战争即将胜利前夕被抓了起来，在狱中关了8年。索尔仁尼琴在斯大林时期因批评文字而被判刑流放，是赫鲁晓夫时期“解冻文学”的主将；197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因担心当局拒绝他回国，而未敢出国领奖；1973年在国外出版揭露劳改营生活的《古拉格群岛》，1974年因此再遭逮捕，随后被押解出境并剥夺苏联国籍；流亡美国近20年，一直以俄罗斯爱国者自居。有意思的是，这位先生既批苏联极权也批西方民主社会。1989年重获苏联国籍。

肖洛霍夫与斯大林扳了一次手腕，在作家当中，肖洛霍夫比较幸运，就像那年他去打猎时，竟然在打到一只野鸡的时候也打下了一个诺贝尔奖一样。1932年和1933年冬春相交之际，“死神席卷了顿河、库班河和乌克兰”，饥荒使三四万百人横尸遍野。斯大林政府却“对饥馑地区实行了封锁”，饥民被以“查找敌人”的名义“受到镇压”。“2.6万名共产党员被开除出党，5.5万人受审，2110人被枪决”。肖洛霍夫有一年半的时间完全放弃了创作，“为拯救顿河而斗争”，一再冒死向斯大林本人上书，“为十万不幸的人请命”。报纸公开指斥他的行为是“歪曲现实的意义……以反动和敌视的态度描写现实”，“边区区委指责他从事反革命活动，斯大林责备他在政治上近视，为怠工分子辩护”，但他仍然软硬不吃，一意孤行，“在同领袖——统治者——的交往中，不止一次地显示出政治上太无知了！”⑤

然而这位在政治上“无知”的作家，显然命运好过了其他作家。斯大林就这样放过了他，这倒是令人费解的。

①《诗人斯大林》： 郑体武《译文》2002年第二期

②《巴赫金·对话与狂欢》：（日）北冈诚司著，魏炫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

③《作家左琴科、阿赫玛托娃被迫害引出斯大林接班人之争》：龙飞《天津日报》2004年4月19日

④《小说的艺术》：米兰·昆德拉著  董强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年8月第1版

⑤《古怪一族》：陈世旭 《文学自由谈》2001年第5期

——与《北京文学》杂志社社长章德宁对话

□章德宁

□姜广平

关于章德宁：

章德宁，女，1952年生于北京。1969年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73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1976年毕业后至《北京文学》(时称《北京文艺》)杂志社工作至今。历任小说组编辑、小说组副组长、组长；编辑部副主任、副主编、社长兼执行副主编。现任《北京文学》月刊社社长。2003年，创办了《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并主持编辑工作至今。

曾发表《荒魂》等中、短篇小说、散文。与人合作主编和编辑过《中国“左”祸》、《记忆》丛书、《那个年代中的我们》、实力派作家中短篇小说丛书、2002—2006年度《文学中国》等。

导语：

作为一个地方文学刊物，《北京文学》时时都没有忘记要突破这样的目标与定位。地利之便、人气文脉、政治意识，早已使《北京文学》由一个地方刊物跻身国内文学期刊的甲级方阵。建国之初、文革十年、改革开放、文化多元，每一个时代，《北京文学》都以其强烈的特色与非凡的见识而享誉文坛。《龙须沟》、《海瑞罢官》以及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诸多发生在《北京文学》的文化论争，也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现象而载入史册。

2001年走过半个世纪风雨历程的《北京文学》全面改版，在编辑理念上大胆创新；2003年创办《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最初的出发点是应对市场，快速提升《北京文学》的整体影响力。然而，在文坛引发的反响却出人意料。

人们发现，《北京文学》半个多世纪所取得的成绩，已经绝不仅仅只限于文学刊物或文学本身……

关键词：《北京文学》 作家作品  文学现状

姜广平：我们还是先进行一些规定性的动作：请您先介绍一下《北京》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吧！我搜集过这方面的材料，但是，我们还是想听听你代表这本杂志的叙述。

章德宁  《北京文学》的前身是《说说唱唱》和《北京文艺》。《说说唱唱》创刊于1950年1月，主编有赵树理。《北京文艺》创刊于1950年9月10日，北京市文联主办，第一任主编为老舍，汪曾祺是那时的编辑部主任，又称总集稿人。创刊时的《北京文艺》是综合性的文艺月刊。创刊号上刊登了彭真、郭沫若、周扬、梅兰芳的题辞。当时《北京文艺》的办刊宗旨是：一、努力于反映首都的生产建设；二、歌颂北京由消费城市转变为生产城市过程中史无前例的现实；三、鼓励、帮助青年学生学习、创作，在将来的文艺高潮里也尽一些力量；四、北京是京戏的发源地，也是曲艺人才荟萃的所在。刊物要倡导旧戏曲的改革，不单要介绍新编的与改编的戏曲，也要提供戏曲改革的意见。在《北京文艺》创刊号上，刊登了老舍回国后创作的第一个话剧剧本《龙须沟》。

1951年11月，根据中国文联常委会关于调整北京文艺刊物的决定，《北京文艺》停刊，其编辑人员与《说说唱唱》编辑部合并，成为发表优秀通俗文学作品和指导全国通俗文艺工作的刊物。主编为老舍。

1954年，北京市第二次文代会做出决议，《说说唱唱》于1955年3月终刊，其内容扩展，恢复《北京文艺》的刊名，于1955年4月重新创刊，主编仍为老舍，并一直担任到“文革”中不幸罹难。1955年重新创刊时的《北京文艺》，是以反映现实生活的小说、戏剧、诗歌、散文、讽刺小品、杂文、美术等文艺作品为主，而以文艺理论批评、文艺讲座、说唱文学、民间故事等为辅的较通俗的文艺刊物。

1966年“文革”开始后，《北京文艺》一度停刊。1971年复刊为《北京新文艺》，共试刊5期，成为“文革”中复刊最早的文学刊物。编辑部的老同志至今仍能记起郭沫若主动为《北京新文艺》题写刊名的往事。1973年，刊名改回《北京文艺》。

1971年《北京文艺》复刊后一直到1981年的十年间，未任命过主编，而称“主要负责人”。著名诗人张志民和职业编辑李清泉等人，曾先后担任《北京文艺》（《北京文学》）的“主要负责人”。80年代初开始至今，担任过本刊正、副主编的有著名作家杨沫、王蒙、林斤澜、李陀、浩然、赵金九和刘恒。

1980年10月，在著名编辑家李清泉担任主要负责人时期，《北京文艺》正式更名为《北京文学》。以小说作为刊物主打，并明确提出“真实性、思想性、艺术性”标准。虽然“文革”前十七年《北京文艺》“工农兵文艺”的烙印明显，但身处首都，凭着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文化资源优势，老舍、汪曾祺、王蒙、张志民、邓友梅、刘绍棠、从维熙、吴祖光、张恨水、宗璞、林斤澜、韦君宜、管桦、牧惠、金受申、郭小川、杨沫……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均是从五十年代就经常出现在这本刊物上。仅凭当年如此强大的作家阵容，就不得不对这份有着58年历史的首都文学刊物刮目相看！

《北京文学》（《北京文艺》）历史上不能不提的是1961年1月刊登的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个剧后来竟成为引爆长达10年之久的“文革”的导火索。

新时期以来，《北京文学》对文坛的巨大贡献是刊发了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记事》、方之的《内奸》、邓友梅的《那五》、林斤澜的《头像》、王蒙的《风筝飘带》、陈建功的《丹凤眼》、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刘震云的《单位》、余华的《现实一种》、刘恒的《伏羲伏羲》、《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刘庆邦的《鞋》、李佩甫的《无边无际的早晨》、毕淑敏的《预约死亡》……很多当今的实力派、名家都是从《北京文学》走向文坛的。在1978年开始的国家级全国优秀小说奖、报告文学奖及鲁迅文学奖的评奖活动中，《北京文学》获奖作品达到20多篇，在全国文学期刊中名列前茅。

进入90年代以后，文学期刊面临着市场经济的严峻挑战，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艰窘和困难。《北京文学》积极应对，除了一如既往地力争以好作品取胜，还主动拓展文学的边界，增添刊物的文化内涵。以1999年的主要栏目为例：今日写作/世纪观察/世纪留言/声音/思想/百家诤言/记忆/人物/旧闻新读/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参考，可见出，思想、文化，已成为当年《北京文学》的重镇。1997年11月《北京文学》上的那组关于中国语文教育的随笔，就是在“世纪观察”栏目里刊发的。之后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从而掀起了一场建国以来规模最大、影响最深、历时最久的有关中国语文教育的社会大讨论。作为这场讨论的直接结果是，国家教育部修订了中小学教育大纲，一场世纪末的语文教育改革由此而开始启动。

1993年末，《北京文学》为解决办刊经费的不足，联合数十家热爱文学的企业家，成立了《北京文学》董事会（后改为理事会）。我没有仔细调查过，这在全国文学期刊中应该是最早的。《北京文学》理事会延续了多届，支撑着《北京文学》度过了经济上最困窘的十来年。一直到新世纪初，北京市政府逐渐给予了较充足的办刊经费，才结束了刊物向企业讨要赞助的艰难日子。

2003年1月始，《北京文学》由月刊改为半月刊。上半月为原创版《北京文学》（精彩阅读），直面现实，贴近读者，推崇名家新作，新人佳作，形成了以小说为重点，以报告文学为看点的刊物特色。主要栏目有“现实中国”、“好看小说”、“作家人气榜”、“新人自荐”、“文化观察”、“真情写作”、“作家热线”、“纸上交流”，成为转载率最高的原创文学期刊。在龙源国际期刊网2006年12月2日公布的年度网络传播中，《北京文学》（精彩阅读）在总共1600余种杂志中，国内阅读排行榜列第9位，海外阅读排行名列第1位，这是继2005年之后我刊再次进入国内和海外的阅读排行榜前100名，这从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我刊越来越高的阅读人气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2003年新创办的选刊版《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以其有特色的装帧，注重艺术性的选稿标准，不忽视细节的整体性精致，甫一上市，即被视为“文坛的一匹黑马”，现已跻身四大选刊之一，被公认为“有艺术追求、有精神品格”的文学选刊。

在检索《北京文学》（《北京文艺》）历史时，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这本刊物的页码，是变化不定的。1950年创刊时，为32开本，双月刊，每期42页至60页不等。到1955年重新创刊时，改为16开本，每期40页。之后的1957年，上半年为每期52页（1957年7期，大半本为“反击右派”的批判文章），下半年减为48页；1958年更减为每期40页；1959年，上半年为半月刊，每期只32页，下半年又改回月刊，每期56页；1960~1964年稳定为每期56页（1961年有好几期，纸质粗黑，粗陋如马粪纸）；1965年增为64页；1966年的《北京文艺》已不知其面目，因为不仅我们杂志社未存样刊，连北京市文联资料室都难觅踪影，据说当年第五期就停刊了……

目前，《北京文学》两刊都是152页，定价均为7元。而整个的五六十年代直至1978年，每期只售两角钱左右。如1958年，一角五分；1978年二角五分；1979年，三角；十年后的1989年，才涨到每期九角；1990年，一元五角；1994年，两元；1995年，三元；1997年，五元……

《北京文学》（《北京文艺》）历年来的栏目设置，也经历了诸多变化，比较有代表性的如：

1995年6月号栏目：小说·散文/诗歌/说唱/评论杂文；

1955年7月号：没有明确的栏目划分，只在题目后标注体裁，其中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各类文章有11篇；

1957年5月号栏目：诗歌/小说·散文/评论；

1957年7月号：不设栏目，只在作品后面标明，小说仅三篇，而“反右派斗争”的文章则有13篇；

1965年8月号栏目：民兵短歌/工农兵新作/工农晚会；

1980年10月号，是小说专号。作家、作品阵容强大，汪曾祺的《受戒》，便是发在这一期上。同期作者还有张洁、李国文、从维熙、母国政、陈祖芬、孔捷生、锦云、郑万隆等人。正是从这一期开始，由《北京文艺》更名后的《北京文学》，以全新姿态登上文坛，开始了与新时期文学共辉煌的崭新一页！

请原谅我不厌其烦地罗列了这一串枯燥、冰冷的文字，不仅是因为我的偏爱，不仅是因为它们能从一个侧面见证《北京文学》的不断变化和发展，更因为它们实际上是鲜活、有生命的，从中不难见出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状况和变迁。这是一段凝固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缩影和晴雨表，沧桑与博蕴俱在其中。

姜广平：《北京文学》在发展历程中，有着相当多的重要作家为它作出了贡献，无论是它的编者还是它的作者。这些重要作家也大多是文坛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譬如像老舍、李陀、张洁、汪曾祺、方之等。特别是方之，他与《北京文学》关系太过重大，处女作与绝笔之作都是发在《北京文学》上的，可以说，是一本杂志记录这位重要作家的文学人生。所以，我估计大多人都会认为，《北京文学》似乎从来没有满足过自己作为一个地方文学刊物的定位，它时时想突破这样的目标定位，也确实在实绩方面显示出了这种超越。您觉得这是否因为北京这个地方其实已经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种中心的原因？

章德宁：如前所述，《北京文学》的前身《北京文艺》创刊时，不仅是地方刊物，而且是较通俗的文艺刊物。虽然“十七年”中已大大突破了这种目标定位，但明确刊物要“立足北京，面向全国”，却是在1978年后的李清泉时期。李清泉更于其后的1980年，成功将《北京文艺》更名为《北京文学》。一字之变，源于对当时文学趋向的正确认识和清醒把握，也源于主要办刊人的胆识、气魄和胸怀。《北京文学》作为大国之都，本是思想文化重地中主要的文学媒介，老一代编辑家李清泉更是以独到的文学眼光、敏锐的思想洞察，奠定了《北京文学》新的辉煌。那个时期的《北京文学》被文学界公认为文学期刊的甲级队，发表了许多传诵一时的经典名篇，如方之的《内奸》、汪曾祺的《受戒》、王蒙的《风筝飘带》、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等。

林斤澜、李陀任正、副主编的上世纪80年代中到80年代末，也是《北京文学》发展历史上的重要时期，不拘一格，有容乃大，刊物呈现出丰富多元的气象。莫言、马原、刘索拉、李锐、苏童等先锋作家均有作品在《北京文学》亮相。余华的《现实一种》、刘恒的《伏羲伏羲》、刘震云的《单位》，都是那一时期的重要收获。近年炒得很热的曹乃谦的小说《到黑夜我想你没办法》，即发表于1988年的《北京文学》。1988年，《北京文学》还发表了黄子平、李陀等人关于“伪现代派”及其批评的文章，这就是著名的关于“伪现代派”的论争。这次论争中的观点，今天看来仍有价值。几代编辑人，不仅铸就了《北京文学》的一段段辉煌，也奠定了她的文学地位和文学传统。新时期以来，文学发展的每一阶段，无论是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还是80年代以后的“寻根文学”、“先锋实验”，或是“新写实”、“新体验”……每一思潮与流派，《北京文学》都留下了足以传世的代表性作品，始终活跃在文学的第一现场。

姜广平：您如何看当今文学读者缺失的现象？

章德宁：既然我们都承认，与八十年代相比，文学日益边缘化，那么，文学读者缺失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读者流失的原因既显而易见又难以简单概括：传媒爆炸、影视勃兴，读者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商业时代，生活节奏加快，读者阅读环境、阅读心理有了很大变化；文学现状与读者的阅读期待有距离……这也是全球化语境下的一个世界性问题，并非我们的文学界所要独自面对。

我不同意文学读者流失是因为编辑太“追求‘阳春白雪’而丝毫不考虑印数和读者认知度”的简单化判断。事实是，九十年代末以来，我们的文学期刊和办刊人，在市场化（或曰追求发行量、努力吸引读者）的道路上做了种种艰难努力和诸多大胆探索。结果是，成功经验少，失败教训多，文学期刊不仅未重回社会主流，反而有不少期刊文化内涵指数下降，文学品质丧失，落入“两不沾”的尴尬境地。抛弃“阳春白雪”取一种向下的姿态？事实证明此决非市场的制胜法宝。九十年代末，《山西文学》把读者定位为农村县一级的文学爱好者，结果发行量并未增加。简单化的贬损“阳春白雪”，与“文革”中自诩“大老粗”同样可笑。

好在，许多文学期刊经过了十多年里的多次改版、重新定位等摸索、实践，对文学期刊的实际位置、发行量的可能性等，已达成了基本共识。发行量并不是文学期刊存在的唯一理由，更不是文学存在的理由。发行量和文学价值从来不能划等号。有读者意识是一种进步，但靠什么赢得读者？肯定和“迎合读者”不是一回事。

姜广平：网络的兴盛，对纸质刊物的冲击您又如何看？换言之，您如何看待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差异？传统文学如何才能在当代多元语境中的优势或强势地位？

章德宁：网络的兴盛是极大的进步。网络冲绝了无数藩篱，缩小了世界的距离，其开放程度与速度是之前不可想象的。但它也是双刃剑，社会的浮躁，文学、文化的娱乐化、浅表化、快餐化现象，与网络不无关系。但网络阅读更多是一种速读，而经典是需要品位、咀嚼的。我相信，传统文学与网络将长期共存，关键是要做好我们自己的“活儿”，拿出值得慢慢品读，甚至值得一代代流传下去的作品，这才是文学期刊作为纸媒的独特优势和价值所在。

姜广平：《北京文学》很多重大的改革是与你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有位评论家说：“在文学回归现实的特殊时期，章德宁做了许多期刊没有勇气想、没有决心做、没有胆识碰的事情，这就是章德宁的贡献、价值和意义。”

章德宁：过奖了。实不敢当。《北京文学》勇于直面现实的传统是几代编辑人共同铸造的。70年代中期我刊的主要负责人、著名诗人张志民在给业余作者题辞时，写过一句话：“忠实于自己的眼睛”，曾给我极大震撼。70年代末，著名编辑家李清泉以尚未正式平反的“右派”之身，拍板签发了《内奸》、《受戒》等“敏感”之作，被视为文学编辑的楷模。80年代中后期，时任主编的著名作家林斤澜，面对有可能“犯忌”的小说，举重若轻地说：“一切我来负责。大不了不当主编还当作家。”这一切，至今言犹在耳。我是文学界的后来者，也应该是《北京文学》优良传统的薪火相传者。我自知责任重大。我时时告诫自己，不仅对今天负责，更要对未来负责。忠实于自己的眼睛，忠实于自己的良知，的确是我的主动选择。我心目中的《北京文学》，应该是一本有为的刊物，应该无愧于首都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位，领文学风气之先，立文学潮头之上，载文学精神使命，容文学万千气象。

姜广平：在刊物历次的重大改革或改良中，您觉得哪一次的改变有着建设性的影响？最近《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的推出，您觉得与福建的《中篇小说选刊》的区别何在？现在从运行数年的情况看，它的优势何在？

章德宁：2003年创办《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最初的出发点是应对市场，快速提升《北京文学》的整体影响力。如果要谈它与其他选刊的不同，我觉得根本的不同，在于它是一本用原创精神办的选刊。这体现在它与众不同的装帧、版式，更体现在它的选稿和栏目设置。作为一本以选发优秀中篇小说为主的选刊，把当下最优秀的中篇小说选出并刊登，是最重要也最基本的任务。我们不满足于此。我们在全国首创了名家手书点评、推介经典名著的“文本典藏”栏目，进行着重温经典的努力。在简单的复制生活之作成为文坛主流时，我们不避风险新辟“探索”栏目，为真正的艺术探索留出一席之地。“特别推荐”是一个为中篇小说以外的好作品留出的空间。在这个栏目中，我们刊发过很多有重要思想文化内涵的随笔、纪实、历史小说及翻译作品。我们的选稿视野，不局限于国内的文学期刊，我们也关注各类文学年选、作品集和畅销书。为了给读者提供真正的精品，我和我的同事们，不管名家、新人，发在原刊物头条、末尾，都一视同仁地披沙拣金。我们最看重的是作品中蕴含的独特价值。我们始终在锲而不舍地追求价值，试图发现价值。一个个有价值的点，才会形成我们这本选刊的独特价值。几年下来，在普通读者和业内人士中，我们《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口碑不错。有人评价我们“是一本从内到外用心办的杂志”。在文学价值体系日益混乱的过程中，我们希望尽一己之薄力，张扬文学理想，占领文学高地，恪守文学良知，尽可能将文学的高贵品格、民间立场和极强可读性融为一体。

姜广平：现在看来，上个世纪，整个八十年代，《北京文学》主要还是以厚重的作品赢得读者、立足文坛的。

章德宁：这与北京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位有关，也与北京人对“国家大事”的热衷有关吧。有人戏谑北京人“吃着熬白菜，却讨论着政治局管的事”！但，这确实是北京和北京人的氛围。《北京文学》一向比较青睐有较深刻内涵的厚重之作，而对另外一些轻灵的、优雅的、注重形式感的写作同样看重。不管哪种写法，关键得是艺术品。

姜广平：除了刚才我搜集到的一个评论家的评价，其他名家们是如何评价《北京文学》的？客观上说，很多名家们各个阶段的代表作品也都可能是在《北京文学》上发表的。

章德宁：在几十年的文学之路上，《北京文学》与几代作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很多作家的处女作、成名作是在《北京文学》上刊发的。有些作家因为在《北京文学》上刊登了作品而改变了命运。几乎所有当代重要的中国作家，都有作品通过《北京文学》面世。几十年来，风风雨雨，他们与《北京文学》风雨同舟，一路同行——

曾是浙江海盐县镇卫生院牙医的余华，如何走上文学道路的故事，媒体、网络多有转载：那是1983年11月的某个下午，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终于开启了改变余华命运的大门。不久，因为余华的这次进京改稿，因为小说《星星》在《北京文学》的发表，余华办好了所有借调手续，终于告别了使他苦恼不堪的牙医生活，进入了给他以无限自由和梦想的文化馆。这是《星星》带给他的机遇，也是《北京文学》带给他的机遇。从此，他正儿八经地开始了职业写作的生涯。在后来的无数次回忆中，余华总是带着感恩的语调，不断地重复他与《北京文学》的最初交往：

我怀念去世十多年的周雁如，她的音容笑貌仍然历历在目。我感谢陈世崇、傅用林、王洁、傅锋，他们先后调离了《北京文学》，他们22年前就培养帮助我了。还有林斤澜和李陀，后来也是各奔东西。只有章德宁坚守在《北京文学》，章德宁是我和《北京文学》友情的见证人。

张辛欣：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我的“处女作”《在静静的病房里》（1978年11期）之后，走上了不平静的创作道路。第二篇小说还是发表在《北京文学》，发之前，看法不同，发之后，叫一小片好，并且做了我以后一段创作的反证。

王安忆：一九八○年六月，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雨，沙沙沙》，可说是“成名作”了，便有了读者的来信，和编辑的约稿，并有了做一名作家的妄想。于是，就一迭声地写下去，居然有几篇获了奖……

2005年，为祝贺《北京文学》创刊55周年，很多作家写来了热情洋溢的贺辞，现摘几则如下：

王蒙：以北京之大气，塑文学之风姿。

铁凝：精彩、活力、好看、耐看。

冯骥才：刊物中年，目朗思鲜，声远天下，功在文坛。

陈忠实为“感动于新时期最早约稿的《北京文学》五十五纪念”写下了“温馨记忆，铸成永久”。

张抗抗：文学海洋中的航空母舰。

马原：你是我遥远的山岗，生长着野花的猩红和雄壮，你是我假日的绿草地，不只有浪漫和无边的幻想。

刘庆邦：《北京文学》让我找到了北！

周国平：守护文学的圣杯。

周梅森：当代文学的重要窗口，佳作迭出的作家之家。

王必胜：社会良心，人文情怀。

胡平：精湛、独到、鲜活、新颖。

赵大年：文心厚土，满目新鲜。

曹征路：读者的朋友，作家的朋友，人民的朋友。

徐小斌：一代作家的精神家园。

李小雨：在前门楼子下编刊物，眺望世界，也被世界眺望。

周大新：将无名者推上文坛，为小人物送去慰藉。

陶正：我说了，也这样做了：凡是自认为不错的短篇，一律先送给《北京文学》，以后仍然。

万方：小时候就认识了你，《北京文学》，如今你依然是我的朋友，常见常新，令人珍惜。

刘震云：五十五年来，一直对中国人想象力有帮助的杂志。

阿来：在文学刊物大面积萎顿的今天，《北京文学》却能逆市而上，折腾出眼下这样一个热闹局面，可喜可贺！

……

……

姜广平：您觉得《北京文学》对中国文学的真正贡献是在什么地方？一种文学价值观的建立？一大批作家的推出？或者是引领了中国当代文坛？

章德宁：被《北京文学》首先发现的，或被扶植过的，而今仍活跃在文坛的一大批作家，是《北京文学》对中国文学的贡献；那些当年因种种理由不被看好，而经《北京文学》发表后，至今仍有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的作品，同样是《北京文学》对中国文学的贡献。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办刊物，就是出人才，出作品。把握时代最前沿的文学观念和美学思想，说真话，办实事，勇于开拓，敏锐创新，这是新时期初老一辈编辑家为《北京文学》打下的办刊基调，也是后来我们时刻谨记的刊训。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我们始终没有放弃这样的努力——让《北京文学》永远活跃在文学的第一现场，在重大的文学流变中不缺席、不失语，成为行进中的中国文学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姜广平：您在《北京文学》一呆就是三十多年，你见证了一个刊物的发展史。对于这样的经历，您有着什么样的感悟？

章德宁：32年了，感悟当然很多，且是多方面的。此时想起来老主编林斤澜为我刊55年纪念文集写的《序》中的一段话，现抄录如下：

上世纪初，有一个大作家曾说：“小说上官场吃不开，不能换个科长当当。小说上市场也没出息，不能够万儿八千的花花。小说顶多做做敲门块，敲开了官场市场的门就放下。”

慢着，这位大作家在上世纪初，怎么说的是我们今天的情况？

不忙。今天的我们，不是在说小说没人看了。看完没看完就塞字纸篓了。小说随便写了。写什么算什么了。反正官场市场都不把小说当回事了。这一门古老艺术现当今连个地盘也没有了。

上世纪初，大作家说得像今天的这个那个，并不稀奇。真正的稀奇在说到最后，得出结论……

不要着急。他说的结论需要慢嚼细咽。

……结论是人们不把小说当回事以后，以后放下，以后走开。小说路上稀稀落落只剩下几个人影子，这几个爱艺术。爱，放不下，走不开，于是小说有救了。

历来，救星出现在干枯的地方，在冷落的地址，在遗弃的地盘。历来，到哪里找救星去，就在本身，本身的生命力。

为这本身，人们流传出来两句名言：“离功利远了，离艺术近了。”这两句话里边没有多少理念，只不过道破事实。还有快人快语的快感，要紧的是表现了一种不易表现的精神状态：把自己的前途都卖出去了，还犟着说：我愿意，我爱。

这段话，恰好道出了我的感悟和心态。

姜广平：我跟很多编辑家们都谈到过，现在，文坛一些奇怪的现象应该正视。一是当代中国作家似乎都不再是为一种精神去写作了。二是敢于批判现实的问题上，很多作家绕开了，当然，这也与当前一些东西使得文学不得不遮蔽掉一些东西有关。现在，写作更多地成为作家谋取功利的手段。对这些问题，您如何看待呢？而在这方面，《北京文学》是否有引领作家的责任呢？

章德宁：作家、批评家、编辑包括读者，共同构成了文坛。文坛不是真空，不可能脱离社会生活而单独存在。你说的那些现象，与社会大环境有关。但据我了解，为精神、为明天而写作的作家，为纯正的艺术而写作、始终孜孜追求的作家，大有人在。他们是文坛的希望所在。我敬重他们。在《北京文学》上刊发的作品，对一些文化、文学问题的关注，在相当程度上表明了我们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判断。我们愿与作家、批评家、读者一起，共同营造当代文学的良性生态。

姜广平：当代文学恶谥颇多，这一问，我也问及《人民文学》与《收获》了。先是德国汉学家顾彬的“垃圾”之论，国内媒体与受众，片面理解，因而引发了一阵对当代文学的热议。其后朱大可认为，作品乏力，作家失语，中国当代文学沉寂到接近谷底，称“中国文坛是空心化的，它已经荣升为一个庞大的垃圾场。”朱大可对中国文坛的“垃圾场”评价，再次触动了当代文学敏感的神经。也许，这些都可能有点张大其辞，但是，文学正遭受着很多非文学因素的严峻挑战。恐怕这也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话题。

章德宁：不管是“垃圾”说，还是“空心”论，肯定是比较极端的说法。但大家对当下文学的整体状况不满，也是不争的事实。从我们的文学作品中，所能得到的东西，远比大家期待的要少。很多作家不大关注最新的前沿思想成果，作品中缺乏思想的力量；一些作家满足于讲一个好看的故事，放弃了对艺术的执著追求。文学批评中普遍存在着的红包批评、人情批评、炒作批评的现象也引起了读者普遍不满。在一个商业消费时代，文学既不能拯救民族精神，很多文学中人反而见利忘义、浅薄浮躁，全不顾文学的良知和道义责任。“垃圾”说与“空心”论，应该是对中国文学界失望、痛心的激愤之语。文学始终逃不掉被权力左右的命运，80年代末以来又受到市场的挤压，这是文学的噩运，也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良心”、“良知的守卫者”。面对这些崇高称谓，我们的作家感到的恐怕是不能承受之重。回望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传统，缅怀白银时代的作家，对比他们的创作环境，而他们给人类留下的宝贵精神、文学遗产，我们的文学界应该集体汗颜。

姜广平：近些年来，对底层文学很关注，《北京文学》还曾召开过这方面的研讨会。但是，关于这方面的情形，一方面觉得是在造势，二方面觉得这样对作家引领可能也有点过。毕竟，现在的作家写作，是不同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现在多数作家的写作，可能都是一种自觉的写作或清醒的写作。作家们知道自己在写什么，也知道自己怎么写。哪怕是一个刚刚开始动笔写作的人，应该是做好了充分的文学准备的。

章德宁：因为编选刊，我们发现，近些年，出现了很多关于底层问题的作品。一些批评家将其称为“底层写作”。“底层写作”切入了中国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延续了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但在艺术表现、题材把握、叙事伦理等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有鉴于此，我们《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于2006年春，召开了“底层与文学”研讨会。召开这个研讨会，一方面是希望与作家、批评家一起，探讨底层文学创作的得与失，另一方面也是希望由此关注当下的文学现实，是《北京文学》对文坛热点问题保持敏锐观察的一贯态度，也表达了《北京文学》希望为文学的良性发展提供更好话语平台的切实努力。我始终认为，保持对文学发展动向的敏感是必须的，经常有新的想法提出是一个杂志有活力的表现。文学期刊需要有自己的声音，需要对文学的现状发言，只是出发点不应为自身炒作，更不该哗众取宠。是为了造势还是有意义的严肃讨论，只要不带偏见，应该不难判断。而且对刊物来说，既关注了文学话题，又扩大了杂志影响，有何不可？

现在的作家较之八十年代作家，大都是自觉的写作或清醒的写作吗？我看不见得。我倒认为，现在的一些作家，既没有解决“写什么”的问题，更没有解决“怎么写”的问题。否则，我们就不会满眼是平庸之作、庸俗之作、粗陋之作、苍白之作，也用不着讨论什么“垃圾” 说、“空心”论了。

姜广平：我曾对钟红明谈起过，《收获》发表了像余华的《兄弟》，很多人认为是《收获》的败笔。与此相关，从名家与新人的角度，或者从其他角度，我们其实也发现了一些非常微妙的现象：很多文学杂志的编辑或编辑家们，因了自己的地位与影响，有时候确实左右着文学的生态。当然，这不是坏事。像章老师您这样的德高望重者，令人叹服。然而，相反的情形可能更多，譬如有些编辑力捧一些并非重量级作家或实力作家的事，时有耳闻。这里可能有着一些令人难以接受的潜规则吧？文学应该远离潜规则。不知您对此有何看法？

章德宁：文学期刊编辑作为传统文学生产的第一道关口，毋庸置疑可以左右文学的生态，因此责任重大。刊物发了不该发的稿子，或者编辑退了不该退的稿子，不论对刊物还是对编辑，都难以绝对避免。获了全国奖的小说或引起轰动的作品，曾被多家出版单位数次退稿的事，我们听过的还少吗？这中间有能力水平问题，有见仁见智问题，有艺术趣味问题，也有责任心问题，甚至有看稿时的环境、状态问题。消费时代，常常还伴随发行量的考虑。文学界从来不是净土，关系稿、人情稿以至收费稿的存在，甚至不是商业时代的专利。文学应该远离潜规则，但这不是靠呼吁能解决的事。还是那句话，“从我做起”吧。这需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需要对文学理想、文学品质的自觉坚守，需要对社会良知、文学使命的勇敢担当，需要对名利场的主动远离和放弃。我又把这称为文学界的知识分子精神。拥有这种精神的成熟而强大的群体，是中国文学界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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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章厚德 宁为人梯

“见名七份相。”此乃民间观名察人的说法。单凭章德宁这个颇显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意味的名字，你十有八九判定准是个儒雅的男士；如果是电话中只闻章德宁其声不见其人，你很有可能会被那种脆亮、甜美的声音误判为一位纯粹的少女；再假如，如果你被邀请参加北京文艺界的什么活动，蓦然被一位身材高挑而不失匀称、仪表典雅而不失时尚的主持人的风采所折服，你一定想像不到，她会是章德宁——中国各省市文学期刊界编辑大军中的领头羊，《北京文学》杂志社的资深老社长。

我和章德宁的结识偶然得更像一次邂逅。文学为缘，这种偶然似乎也是一种必然。2003年中国的“五一”长假被“非典”疫情弄得有些发蔫儿，天津地区也开始陆续死人。5月5日，我正奉命在抗击“非典”前沿赶写疫情报告，突然接到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正是这个看似极其普通的电话，却成为我2003年文学创作中最大的福音和最美好的回忆。电话中的女声柔和、温和、谦和而富有质感：“您好!是秦岭先生吗?我是《北京文学》杂志社的编辑。”

没想到中篇拙作《绣花鞋垫》寄出不到10天，就得到了即将被《北京文学》采用的消息。在“非典”的阴霾下，特别是在人人谈之色变的“非典”重灾区北京，这种工作效率和高度负责的精神使我一万个没想到，据我所知，湮没在来苏味和各种消毒液中的北京城早已万人空巷，许多单位人去楼空了。记得当时我这个孤陋寡闻的西北莽汉冒昧地问对方姓什么，对方答：“我叫章德宁。”我复问：“哪个章？哪个德？哪个宁？”对方一一作答，认真而又耐心，当时猜想这个叫章德宁的人肯定是刚刚走出校园的女学生，全然没有编辑油子惯有的盛气凌人和漫不经心，于是又斗胆开了个玩笑：“如果不是听您的声音，光听名字，以为是男的呢。”电话那头就乐了。交谈中我才知道，她先是把电话打到天津我的工作单位，未果，又千方百计联系到我妻子，查到了我的手机号……我反而更相信了最初判断：刚出道的小女子表现大体如此。翌日我随天津作协的几位老兄去看望从俄罗斯归来的著名诗人伊蕾，偶然提及章德宁，不料满座皆惊，视我为井底之蛙，于是，章德宁成为众宾客津津乐道的主要话题。我惭愧之余，冥冥中似有一种走运本有真神助的感悟。《绣花鞋垫》确实是幸运的，《北京文学》破例在当年第11期的原创版和选刊版同时隆重推重，并一举获得了天津市文化杯一等奖第一名，登上了2003年下半年中国最新作品排行榜，入选了3个选本，专家在《文艺报》《中国文化报》等报刊上进行了评论。《绣花鞋垫》成为我乡村教师系列的一个新的小高潮，为后来创作引起关注的《不娶你娶谁》《烧水做饭的女人》《硌牙的沙子》等系列小说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至此，我与其说从此记住了一位编辑家的大名，不如说记住了一种来自名刊对普通作者倾情的扶持、无私的博爱和宽容的胸襟。期刊由不重名不重人只重文的人掌舵，在百舸争流中力拔头筹就不是神话，胜利的女神必然会在彼岸招手，而对作者和读者而言，这是最大的福祉。

立体地认知一个人，最捷径、最科学的方法是广闻口碑。某次聚会，从维熙对我说：“德宁这个人啊，她可是个拼命三郎。”这是老艺术家对一个编辑工作态度、工作作风和敬业精神的赞赏。后来方知，《北京文学》建刊以来，编辑走马灯似的换了一茬又一茬，而章德宁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从北京大学中文系一毕业踏进编辑部的那天起，就像一名疲而不倦的拼命三郎，摸爬滚打了三十年。她的“玩命”精神在一茬茬作家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为了约稿，她可以三顾茅庐风雨无阻而不悔;为了改稿，她可以废寝忘食挑灯夜战五更眠;为了审稿，她孩子分娩的先一天仍不下“火线”……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韩少功、马原、洪峰、李杭育、张宇等作家的稿子常常是她案头、床前、厨房的“重头活”。她责编的不少作品，比如方之的《内奸》、母国政的《我们家的炊事员》、林斤澜的《头像》、陶正的《逍遥之乐》、李杭育的《沙灶遗风》、邹志安的《支书下台唱大戏》等都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由她和林贤治主编的《记忆》等丛书，一度成为文坛的一个亮点。进入九十年代后期，作为《北京文学》社长兼执行主编的章德宁，她办刊的个人意志、天赋和智慧构成了中国文坛的独特风景。1996年到2000年，她在坚持“文化性、现代性和宽容性”办刊思想的基础上，大胆创新，立足民间立场，几乎每年都要提出新的办刊方针，许多创意、创先之举从《北京文学》辐射到整个中国文坛，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果说她1996年在全国发起的短篇小说公开赛，成为中国世纪末重寻文学精神的一个重要事件，那么1998年关于“好看小说”的提出、讨论与实践，则为全国出版市场和文学期刊衡量小说提供了一个新标准。而1998 提出的“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不仅独辟蹊径地提出了一套对小说的评估体系，更重要的是引领并激发了公众对文学的注意和热情。2002年她刚刚主持创办了《中篇小说月报》这匹期刊界的黑马，就在全国掀起了关于中篇小说创作的大讨论……有位评论家说：“在文学回归现实的特殊时期，章德宁做了许多期刊没有勇气想、没有决心做、没有胆识碰的事情，这就是章德宁的贡献、价值和意义。”从维熙说：“章德宁是唯一见证并历经了《北京文学》三十年风雨沧桑的人。”这句话的背后，其实在诠释着一位有良心和责任感的编辑家与一份精神领地相濡以沫、休戚与共、肝胆相照的关系，是一种生死不渝的相互选择，这就是章德宁的履行天职的态度。她的同事王童在我的博客上留言：“章德宁属献身给文学出版事业一生的人。”

京津近在咫尺，拜访章德宁却并非易事。终于见到章德宁是在2004年秋天的北京，我们相约在位于长安街的中国大戏院门口见面。那天的章德宁身穿风衣、长发飘逸，半百女性中并不多见的修长身材在天高云淡的秋风中显得气质高雅、风采超然，我一时竟有些心怯，像个害羞的小毛弟。在大戏院旁边的一家酒店里，我感受到了这位著名编辑家对于陌生作者的支持和热情，乃至于我都没争取到结账的机会。章德宁说：“对天南地北的作者，不论有无名气，我们都是一样的，这就是《北京文学》。”此言既彰显原则，亦颇具人情，令人感慨又感动。那天谈的话题很多，章德宁全然不像“名刹”主持，倒像邻家一位可敬的大嫂，只是在一些学术问题上，她有时会迅疾摆明自己的观点和立场，目光中也会流露出轻微的机警和敏锐。章德宁还特意提到我投寄《绣花鞋垫》时附的一封短信，她一直认真保存着那封信。这使我既感动又窘迫，信中内容，大体记得，其中就有“不懂就别看”等至今看来偏激得有些邪乎的言辞。临走，她送我一部青年文学批评家李建军著的《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李建军是评论界的所谓叛逆，也是为数不多的“说真话的人”。我宁可理解，赠我一本另类的书，其实是一种厚望。

评论家雷达对章德宁的褒奖充满人性色彩：“德宁两口子都很认真，都是好人。”《北京日报》的一位记者则告诉我：“在我采访过的文学编辑中，章德宁是一个标志。”口碑至此，已无须再旁征博引。章德宁执鞭京城名刊，威及全国，确有难得的人文意识和民间情怀，无论春节元旦，还是中秋端午，我们都互道问候，佳辞以贺。和章德宁第二次见面是在2005年初，当时旅居京城的著名作家温亚军，联络红柯、石舒清、雪漠和我等7位西北籍青年作家，拟出版一套“西北7人行”丛书，约请雷达、章德宁等专家商议有关事宜。当天章德宁还把在工人出版社工作的先生岳建一带来了。席间，章德宁的言谈总是对青年作家的成长给予厚望，关爱之情溢于言表。众腕共饮，连那天的碟碗杯筷，都流溢着文学的光彩。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2005年北京市文联、《北京文学》杂志社在燕京饭店举办55周年庆典，适逢中秋，云集了王蒙、陈建功、邓友梅、铁凝、史铁生等来自全国各地中国文坛腕级人物二百余人。那天，我左边是青年编剧冯莉，右边是作家高钢。当章德宁逐一把个人介绍给大家时，现场的气氛顿时活跃了起来。我注意到，许多作家、编辑、记者不仅和章德宁很熟悉，而且似乎有一种友情上的默契。某老作家坦言：“今天，我是冲德宁来的。”有趣的是，章德宁把冯莉称作自己的亲妹妹，后来得知，颇显艺术天赋的冯莉16岁闯北京的时候，就得到章德宁在生活、创作等各方面的支持和照顾。谈到章德宁对她的帮助，冯莉眼圈发红，以帕拭目，泪早已成行。我突然就想起了西北老乡唐人王昌龄的名句“一片冰心在玉壶”，章德宁为人、待事、品文，可谓冰心一片，玉壶可鉴了。

——作者：秦岭。《星火》2007年第5期。有删节。

方霞是突然之间作出决定的：离开陶白！而且要劝陶白从阁楼里搬出来，回到对面的家中。

陶白在老家、在白莲的经历，陶白其实并没有告诉她多少。她所了解的陶白，是那个小说家陶白、散文家陶白和教育学者陶白。她以为，能这样了解陶白已经很够了。可作为丈夫的陶白，作为父亲的陶白，作为一个中学教师的陶白，她原来了解得并不多。陶白甚至都没有让方霞了解他过去的生活，走进他过去的情感。陶白没有对她讲他所经历的这一切，说到底，是怕她不理解，还可能是看不起她，认为她仅仅只是一个小女生，会担负不起这份沉重。

陶白从来没有让她更深入地走进自己，她甚至连林静都不如。林静好歹参与了陶白的白莲生活，林静有理由爱她。方霞突然发现自己爱着陶白是毫无理由的。她只是一个旁观者，站在陶白的对面，像看电影一样，看着陶白的生活大起大落，起承转合。其他的就什么也没有了。对的，陶白是一出电影中的主人公，是一部小说中的主人公。方霞只是他对面的一个观众，一个读者。就是这一层关系。你一个观众，或者一个读者，可以喜欢甚至爱着故事里的主人公，可是，你怎么参与那个主人公的生活？你怎么能走进他的故事？

方霞突然明白了，虽然她多次与陶白在小阁楼里相会，有时候，她甚至会看着对面丁亚琼的房子，内心充满了欣慰，可是现在，她才觉得，自己才是陶白对面的一个女孩子，一直没有和陶白走到同一面。

方霞突然想明白了似的。

可是，仍然有点不甘心，毕竟，在淞城，她已经成了陶白的一部分，陶白也曾经是她的全部。

方霞第一次被自己的情感困扰住了。

突然就想到了林静。当初还曾在想林静走得是不是太过于绝决了，怎么说撤就撤了，让人一点儿准备都没有。现在，她明白了，林静一定也曾有过自己的方式，跟丁亚琼、跟陶白、甚至跟自己较量过。较量的最后结果是，林静输了。

看来，她也得撤了。她也输了。这一仗没有打响，她就输了。

可是，她怎么撤呢？她要是这样离开淞城肯定不行。她只是一个小女生，没有了工作怎么行呢？

细细想过后，发现并不是所有路都走不通。不是还可以考研究生吗？让陶白帮帮忙吧，看可不可就报考陶白所喜欢的现当代文学。

为这事，方霞去了一趟陶白的阁楼。一听方霞要考现当代，陶白非常高兴，而且立即答应方霞会帮助她推荐导师。

方霞想了想，问陶白宁波有没有他可以推荐的现当代方面的硕士导师。陶白一听宁波，愣了一下，然后说，有的，我可以帮你联系！只是，宁波大学的中文系其实在国内很不咋的，你怎么想到要考宁波大学的呢？

是啊，你不懂。不过，你最懂……

方霞说完就走了，陶白要留方霞过夜时，方霞第一次拒绝了。

陶白彻头彻尾是丁亚琼的人，不可能再属于其他女人了。看来林静到底比她省悟得快。丁亚琼让方霞陪着去见芦荻秋，也肯定就是要让方霞看看，丁亚琼无论如何是不会离开陶白的。

方霞带着丁亚琼走进阁楼，这让陶白吓了一大跳。

陶白怎么也想不到有一天方霞会跟丁亚琼一起来找他，更没有想到方霞会对丁亚琼说出自己的藏身之处。

丁亚琼笑咪咪地说：陶白，我们回家吧！

样子像母亲在呼唤一个躲在外面的儿子。那样子，不惊不咋，是早就知道陶白回到了淞城的样子了。

见丈夫没有吱声，丁亚琼又大大方方地说：芦荻秋来过了，想来看看我，看看你。可是，在江边，他就回去了，没有在淞城停留。我跟方霞一起去见他了。方霞告诉你躲在这里。你啊，好好地有一个家不要，偏要在这里呆着。家里不能呆了？谁不让你呆了？

陶白不知道方霞唱的是哪一出戏，连忙看向她。方霞脸色绯红，微笑地点了点头，然后轻轻地说，你们聊吧，我先走了。

方霞……

陶白两口子几乎同时喊了一声。

方霞在喊声里停住了。丁亚琼揽住她的肩，轻轻地说，方霞，太难为你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要不，把他让给你……

不，我不能要。我走……

方霞没有说完，眼泪就下来了。

2008年4月  于南京辰龙广场

关于《对面》的点点滴滴

一个作家在写作时当然不能有野心，一部作品，不可能包孕万有。然而，想要说的，以及与这想要说的非常靠近的东西，应该是一部小说想要表达的。《对面》展示的是人与人的难以靠近，也表现了人的困境——人有时候会别无选择，甚至连选择的权利也没有，人有时候还可能会失去很多甚至失去自己之为自己的东西。这样，人本身也可能会站到自己的对面。

一大堆剪不断理还乱的事情，竟然一下子全都来了，像约好了似的，让丁亚琼猝不及防。

陶白回来时是在星期五那天的深夜，严格的讲，陶白回来时，已经是周六了。零时三十分，还不是周六？陶白回来时，丁亚琼竟然没有听到大门的响声。陶白轻手轻脚地在她身边躺下时，她才意识到她非常熟悉的那个身体就在身旁。朦胧中，她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反常，是啊，周五了，也该回了。陶白那个学校是民办学校，总是连续上十天班，然后放四天假。周四就该回了，今天都周五了。

丁亚琼的身子一下子就有了反应，将陶白紧紧抱住。

陶白见妻子主动，便套着她的耳朵说是刚刚从宁波回来，这次回来晚了，是因为明天这里有个招生现场，就跟学校的校车来了。

这次是陶白太想女人了，便编出了这样的话。丁亚琼一下子不知道怎么接他的话，那边陶白话没有说完，就等不及了似的，进了丁亚琼的身子。

两人抱在一起，一边做事，一边流泪。这是两人都喜欢的事，所以丁亚琼忍着没有责问他什么招生现场的话，她不肯第一个触及到陶白已经回到淞城的事，想看看你陶白究竟想瞒到什么时候。陶白觉得既不知道该不该讲出来又觉得还没有到讲的时候。谎言既然已经收到效果，倒反而无法将谎言捅破了。

第二天一大早，丁亚琼起床时，陶白正在洗漱，洗漱一结束，早饭也没有吃，就走了。临出门，又回过头说，招生现场就在度假村，他得去，晚上就不去住了，还回来住。

随后便像影子一样飘忽而去。

丁亚琼又流下了泪，这都成什么事儿了，夜里给了人了，可却像一个梦似的。明明人在淞城，可以天天回家的，可就是不愿意，要在外面住。现在，又编出这么个谎话来，说什么宁波的学校会在淞城招生。陶白啊，你这是在骗谁啊？你心里究竟在想什么？你真的不能原谅我的那些气头上讲出来的话？我都已经原谅你了，夫妻之间，哪还应该有隔夜的仇？

刚刚洗漱完，电话铃响了，丁亚琼一看号码，是芦荻秋的。

丁亚琼很不情愿地打开了翻盖。这个芦荻秋，怎么就这么会纠缠人？

可是，一听之下，丁亚琼吃了一惊，芦荻秋现在已经到了淞城，从上海来的第一班汽车，到淞城时，他下来了，说什么都要见丁亚琼一面。不见上这一面他不甘心。当然，如果丁亚琼执意不见也可以，那么他芦荻秋就死在淞城了。

丁亚琼呆住了：死，这话说重了吧？你芦荻秋不会这么没有男人气吧？

这种时候是肯定不能去见芦荻秋的。和陶白发生了这样的不愉快后，就背着他去见芦荻秋，丁亚琼连自己也不会原谅。

可是不行，芦荻秋那边非要见到丁亚琼不可。不然，真的会出人命。芦荻秋那语气在那里，不像是吓人的样子。

丁亚琼于是换了一种平缓的语气问，芦荻秋，你究竟想怎么着？我跟你什么也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结局，你是个男人，就不要这样死缠硬磨，大家都是有家庭的人。

可电话那端的芦荻秋一百个不依：为了你丁亚琼，我这趟南下可真是惨透了，我丢了我的公文包，公文包里有六千元钱，还有一张六万元的存折，全都丢了。你人都不来见一眼，怕是说不过去吧？

丁亚琼惊呆了，你出来一趟，怎么要带出这么多钱？

我铁定了心，要跟你过日子！

我要离婚。所以我把家里的余钱全部带出来了。准备先在淞城或者在江南一个城市里找一份工作。可现在钱没有了，我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了。说罢又苦笑了笑，其实，钱没有丢我也没有办法。你这几年在淞城，早就不是过去的丁亚琼了。你肯定现在成了革命小富婆了。陶白又那么能干，听说，挺会赚钱的。

丁亚琼又是一惊，连忙说，芦荻秋，你怎么会这样想呢？你想得太简单了。这婚哪里说要离就离的。你跟潘小梅做了这么多年夫妻，你怎么能这样忍心？你出来肯定没有告诉她吧？将家里的钱全拿出来，潘老师肯定也不知道吧？你芦荻秋怎么能这样呢？你，你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人，我怎么能去见你？

你真的不见？那好吧，我告诉你实情吧，本来，我还犹豫要不要见你，现在，我不得不见你了。我已经身无分文了。我是搭去上海的车，准备中途在淞城下来的。可是，在淞城下车时，我没有将随身带着的公文包带在手边。包里有六千元钱，一本中国建设银行的存折，还有一张建设银行的卡。存折和卡都不会有问题，就是六千元钱，没了，那是半年的工资……

芦荻秋说到这里的时候，差不多都要哭下来了：我现在兜里只剩下一百元，是和另外六百元放在另一个口袋里的，才没有丢。下车后我发现我的包没拿下来，便连忙拦了一辆的士，一路朝那辆大巴追去，可是，一直追到上海才追上了，上了车，却没有发现我的公文包。我后来在这辆车上过了一夜，车主好心，答应将我捎回淞城。我现在就只想见你一面，我本来就是想来淞城见你的，可是，我没有想到会出这么大的事情……”

这下轮到丁亚琼大吃一惊了。

你真的看到我现在身无分文就不想见了？我其实应该早就知道你是个硬心肠的女人的。当年在白莲，谁不知道我芦荻秋对你丁亚琼痴心一片，可是最后也就只是抱了抱你。别说得到你，就连吻都没有吻得着你啊！你真心狠啊，我现在才看出来了。

丁亚琼一急，眼泪就出来了：芦荻秋，你怎么能这样讲话？在白莲的时候，你对我好，我心里有数。当时我男人不在家，我劝过你不要与我来往。可你想到哪里去了？我们都有家有小的人，你如果当时帮助我是为了日后这样，那我真的就是看错你了！

丁亚琼说着说着就哭了出来。那个芦荻秋，当初那样待人，原来想的是这样的心思。我才是看错人了哩！

芦荻秋看来是被咽住了，很久，芦荻秋才缓过一口气似的说：不管怎么说，我今天想见到你，这次如果不见到你，我就跳长江算了。反正遗书我也已经写好了。不过你丁亚琼放心，我真的走到那一步，跟你没有关系。是我不想过了，是我不想跟潘小梅过下去了。我实在受不了她了，好像到了更年期一样，神经兮兮的，每天都是赚钱不赚钱的，再不就是寻衅生事跟人吵架，逼着人到江南去找事情做。真要到江南，我又哪能带她出来？带得出来吗？她又没有学历。到哪里能有人要？

丁亚琼说：你不能这样讲潘老师。我就觉得潘老师人不错。小学老师怎么了？没有大学学历，中师毕业，做一个乡村小学教师还不绰绰有余？你不能这样讲潘老师。

嘴里这样讲，但心里知道，这次看来不去见一见是不行了，遇上这样的男人，丁亚琼还真没有了办法。

可是，我该怎么办？这种事，肯定是不行的。就是去，也肯定是不能让陶白知道的。如果陶白知道了，不定会闹出什么事儿来，那样的话，在淞城苦心经营的这些年头，好不容易在淞城创下的家业，可就全毁了。

丁亚琼无助地哭了。

见就见吧，大不了见了后将一切都告诉陶白！当年如果不是你陶白要去宁波，哪里会有后面的事。想了很久，丁亚琼像下定决心似地对自己说。

走出家门，丁亚琼才突然想起，这个时候，应该去找方霞，让方霞陪着！

这一年多来，方霞像小妹妹似的跟着。白天陪着一起吃饭，晚上陪着跑步。说是要瘦身，要健美。其实是为了陪丁亚琼，让丁亚琼开心。看来外面流传她是陶白的小情人是真的，一定是陶白让她陪着的。可是，没有道理啊！让情人去陪妻子？陶白做得出这样的事？

不像，越看越不像！试过陶白，也试过方霞，可是，就是没试出来。然而，疑点很多，丁亚琼明明白白地知道方霞心里有鬼，比如，一说到陶白，方霞就不会接着再说话。还有，你方霞一个语文教师，我丁亚琼是教英语的，只不过跟我丁亚琼是一个年级组，何必跟自己走得这么近呢？

但到底是有些传闻在，所以，平常相处时，丁亚琼有意无意总有点对方霞采取了敌视的姿态，平常一般不会主动去找方霞。真要是他们有关系，这方霞就是自己的情敌！都要把自己的人抢走了，还去主动找她？

每次都是方霞来找她，甚至，好些次，方霞一看到丁亚琼放学前还有课，就会帮她到食堂把饭菜全都打好了。

丁亚琼是万不得已之下才去敲方霞的门的。

一进门，她就抱住方霞哭了。丁亚琼实在撑不住了，她实在不知道一个男人找到门上来时该如何应付。

方霞，帮帮我，我快崩溃了。

方霞很是吓了一跳。她根本没有想到会是丁亚琼来敲她的门。乍听之下，以为是丁亚琼求她“帮帮我”就是要她离开陶白。方霞其实早就做好了准备，她知道早晚会有一天，她得面对丁亚琼。毕竟，陶白是人家的老公。

说到底，方霞才是个刚出大学校门的女孩子，一见丁亚琼找上门来，一时之间竟有点不知所措。现在要她离开陶白该有多难！她和陶白已经无法分开了，她已经习惯了跟陶白像一对小夫妻一样地相处。现在，她能常常去到陶白的小阁楼里，和陶白呆在一起。有时候，他们其实也不是做爱，只是相互拥抱着，或者静静地听着对方倾诉。方霞觉得这样非常美好。有一次，陶白上卫生间，坐在马桶上，迟迟不出来，方霞探头进去一看，原来坐在马桶上看书哩。于是，方霞佯装生气，进去将书抢过来，扔到床上，然后，自己坐在卫生间的门槛上，风情万种地看着陶白。陶白被看得不好意思，让她走开。可是她不，就要坐在陶白的面前。陶白说，这里有味道的，不好！我一会儿好了，会出去陪你的。

方霞便撒娇了，不嘛，就算是味道也是你的。我爱这味道！谁让我们是夫妻的。我就喜欢这样天天陪着你。

说着坐到了陶白的怀里。陶白只得连忙结束工作，然后将马桶盖盖上放水冲洗。方霞内心心里美滋滋的，这样的男人爱着她，多好啊！

林静跟陶白，说到底可能就是缺少这么点儿情调。

也不在乎陶白给不给她名份了。名份管什么用？拥有着这个人，才是实实在在的。

再说，陶白为了她将工作辞掉了，她怎么能在这样的时候离开他呢？辞掉了工作，就等于再不会有单位罩住你了，没有了单位，就等于没有人帮你交房贷，没有人在你生病的时候付医疗费，没有人在你失去工作能力的时候让你老有所安。在家里，还得天天面对丁亚琼那张嘴和那张脸。好像陶白一没了工作，就必须得由她来养活似的，每天都在盘问陶白，这社保怎么办？这医保如何弄？这住房公积金也被整没了，谁来帮助我们买房？

陶白不是没有后悔过，丁亚琼用这个金那个金的来整他，每天都在追问着陶白什么住房公积金养老保险金的，差不多是在提醒陶白：“你陶白得明白，你住的房子是我丁亚琼的，你这人，也是我丁亚琼在养着。”

一个在社会上没了身份的人，那日子是不好过。

陶白现在这样也好，躲进阁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妻子不给予理解与温暖了，难道不能靠自己活着？

想到这点，方霞就不想接受丁亚琼的说法，什么帮不帮的？我帮了你，你再接着折磨陶白？这怎么可以？我方霞再不像话也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陶白。陶白这个时候离不开我。

陶白说到底是个大男孩子，他甚至会在方霞怀里掉泪。陶白第一次在她怀里哭鼻子，是方霞扮小母亲的时候。惹得方霞鼻子也酸酸的。问问为什么，才明白，陶白十八岁上就没有了妈妈。想在丁亚琼那里找补的，可惜丁亚琼是一个听不得男人哭鼻子的女人，一个男人，哭鼻子算个啥？一句话，把陶白戗住了。可是丁亚琼硬是没懂得一个道理，男人其实就是一个大孩子，你也得让他在女人的怀里撒撒娇。再后来，陶白又哭过一次，是刚刚回淞城的时候，李长青帮助他有了工作，可李长青无法帮助他解决人事关系，一切还都悬着。

弄了好半天，方霞才明白丁亚琼要她帮助想一个办法，如何面对一个叫芦荻秋的男人。

我能有什么法子？你们之间的事，我一点儿也不明白啊！方霞非常为难。

我知道你不明白，我只求你帮助我，跟我一起去见芦荻秋。

我去合适吗？我夹在中间，怕不好吧？方霞说这句话的时候，满脸的无奈，其实满心窃喜，这下好了，丁亚琼真要是跟那个叫芦荻秋的男人走到一起，她方霞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跟陶白走到一起了。

方霞早已知道他们夫妻之间的一些事儿。实实在在地讲，陶白也为丁亚琼付出了太多。譬如，丁亚琼看重小儿女之间的感情，她要求陶白每到周末都得回到她的身边陪伴着，陶白差不多有一半的时间就这样抛在了路上。好在陶白勤奋，每次在汽车上也没有停止做事，仍然在做着阅读。实实在在地讲，陶白的写作环境和条件，可能比起其他作家来不知道差了多少。陶白活得不容易。别看他成天乐呵呵的，其实，活得太苦。

求求你，方霞，你陪我去吧！有你陪着去好！

丁亚琼到底还是充满了智慧，虽然一开始只是想有一个值得信赖的女同胞一起去见芦荻秋，可是没想到，这个值得信赖的人竟然就是自己的情敌。而且，再细一起，这样一来，效果还非常好，日后比自己要直接向陶白解释芦荻秋这一档子事效果更好。她这是玩了一着好棋，她其实就是要让方霞知道，她跟这个芦荻秋没有任何关系，是他剃头挑子一头热自己找来的。不管方霞跟陶白有没有那层关系，方霞都会将她所看到的一切全都说到陶白那里去的。

方霞从来都刻意不提陶白的事儿，这显然就是有问题了。既然你们之间有问题，那现在就让你看看吧，是你陶白有愧于我，不是我丁亚琼有负于你。你方霞也得明白这样的理儿，别人的老公，你不能霸着吧！我丁亚琼辛辛苦苦把人弄成这样，你方霞就来吃桃子了？人现在明明就在淞城，跟你方霞一直在偷欢哩，就是不肯出来见我。要我闯到淞城实验学校把人揪回来？我做不出，也不要这样做，你陶白总得乖乖地给我滚回来……

我哪里知道芦荻秋竟然会从苏北找到淞城来。现在，他一个人失魂落魄一般地等在江边，一定要我去见一见。我只得求你陪我去了。我要让芦荻秋明白，我丁亚琼说什么也不会跟他有什么的。他白日做梦罢了！

说完，不由分说，丁亚琼便拉了方霞出来，到了街上，手一伸，拦住了一辆出租车。

在车里，丁亚琼便跟方霞讲起了陶白和她一起在白莲的事情。

是必须告诉方霞了，告诉方霞她丁亚琼心里有多苦。

直到这时节，方霞才知道陶白竟然这之前还去过一趟宁波。只是没有想到的是，每次去宁波，陶白都没能呆满一年。

八

那一年，陶白是第一个走出去的乡村教师。陶白一走，学校反而对我好了许多，因为各方面的压力，学校也吃不消了，又担心我也跟着跑掉。更重要的原因是，学校希望我能够将陶白喊回来。

丁亚琼慢慢地对方霞说道。

这一年，芦荻秋做班主任，丁亚琼是他这个班的英语教师。

陶白一走，家里一大堆的事情，全都搁到了丁亚琼的身上。孩子上学的事她要担起来，早晚接送。以前都是陶白骑自行车来来去去的，没让丁亚琼操半点心。现在不一样了。偏偏丁亚琼又不会骑自行车，每次接送，都要花费很多时间。高三课程一大堆，作业堆得像小山。丁亚琼这才发现男人不在家，生活节奏一下子快起来许多，连到茶水炉打水都得脚下带着小跑。丁亚琼一下子由一个文文静静的小女人变成了风风火火做事快节奏的女人。很多人劝她，也离开这里吧，这里有什么好呆的，一个穷乡僻壤，跟着陶白去到宁波多好！

可是丁亚琼离不开，一来孩子小，二来，这地方是她的娘家，孩子的外婆说什么都不准她离开白莲。她是家里的大女儿，去到江南，家里的人还能接受，去到宁波实在是太远了。

真的太远了。她去过宁波。从白莲到苏州要七八个小时，从苏州到杭州要两个多小时，从杭州到宁波，又得两个小时。这一折腾，路上要十几个小时。哪里吃得消？

芦荻秋那天去到丁亚琼的办公室是准备喊她去上晚读课的。晚读课就是晚饭后晚自习前的一堂朗读课，是由语文和英语两门学科的老师负责的。恰恰在这个时候是丁亚琼最忙的时候，先要在下班的时候去接孩子，然后弄晚饭给孩子吃，接着要安顿好孩子的功课。孩子在父亲离家后的一段时间里，功课开始往下掉了，丁亚琼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仍然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她几乎拼了命似的一定要儿子的成绩赶上来。平常孩子很吃他父亲的那一套，从来不理会丁亚琼。这时候，丁亚琼才发现，孩子其实更喜欢陶白的那种温软的作风。

丁亚琼那天刚刚到办公室，正准备拿了教科书去教室值班，走到办公室门口时，又忘了拿粉笔盒，于是折回身拿粉笔盒。丁亚琼这时刚刚安排好了孩子的晚饭，然后布置了孩子的功课，说，等妈妈上了晚读后再来查你的作业。就这样，迟了些时间到办公室。这时芦荻秋出现在办公室，看着丁亚琼忙成这样，便说，不着急，丁老师，我已经安排副班主任在值班了。

丁亚琼内心一阵温暖，随后歉然一笑，说：实在不好意思，让芦老师你费心了。

不要紧，大家知道你忙，都理解你。难得的是同学们都喜欢你的英语课。

芦荻秋后来做了有心人，建议学校按年级组办公，至少高三年级组放到一起办公，这样相互之间可以更便于了解学生的学情。芦荻秋的嘴里这么说，心里其实是想着更便于照顾一下丁亚琼。

学校接受了这样的建议，将高三教师合并到了一个大办公室里。

自从并到一个大办公室，丁亚琼的很多事情，便由芦荻秋包了，到茶水炉上冲茶的事，不再要丁亚琼烦了。每天，芦荻秋都会替她把开水冲好，整整齐齐地放在丁亚琼的办公桌边。上午第五节课如果还有课，那么，丁亚琼一下课，便会看到自己的饭和孩子的饭菜已经打好了，有时候，甚至儿子放学后直接到妈妈的办公室，便能先吃上中饭了。

很多次，丁亚琼看到儿子中午一回来就能在办公室里吃上饭，心里都感动得不行。有一次，甚至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儿子于是问：妈妈，你哭什么了？谁欺负你了？

丁亚琼抹了抹眼泪说：儿子乖，妈妈这不是哭！没有人欺负妈妈，妈妈想爸爸了……

丁亚琼内心感激着芦荻秋，一边也在计算着芦荻秋为她花了多少钱，直到她觉得到了一笔大数字了，她才拿了一百元钱，准备给芦荻秋。一百元，不是小数字了，要上二十节早读课或晚读课才能挣到，如果说挣工资，也得要一个星期才能挣上。一个月也才不过五百元的工资啊，人家芦荻秋帮了忙了，又怎么能让人家贴进钱来呢？

丁亚琼为选择地点想了很久。不能在办公室，在办公室人多，不方便给钱芦荻秋；选择在芦荻秋的家也不行，假如潘小梅想到别的地方，那反而不好；选择在自己的家也不行，总不能把一个男人朝家里喊吧？

丁亚琼这样就选择在一个晚自习的当口，准备在路上给芦荻秋。那一天，也真凑巧，除了丁亚琼，芦荻秋是最后一个出办公室。于是，丁亚琼连忙喊道：芦老师，你等会儿，有点事。

芦荻秋其实有意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的。这些日子里，芦荻秋的心有点乱。他知道丁亚琼现在就一个人在家里，他非常希望能进丁亚琼的家里，跟她聊聊，看看她。他发现这么些日子里，自己竟然有点喜欢上这个女人了。他那么乐意地为她做着这样那样，心里无比幸福。可是他一直没有勇气对她说他爱她他喜欢她。

芦荻秋在丁亚琼的喊声里回过头，傻傻地看着丁亚琼。丁亚琼回避开了芦荻秋的目光，说：芦老师，谢谢你，这是一百元钱，是茶水钱与饭钱。

不不不，我不要，我不要……

不能，应该给你的，不能既让你花了时间又花了钱，再说，你回去还得向潘老师交代哩！

不要紧的，我不要……

芦荻秋拼命地拒绝丁亚琼递过来的钱，丁亚琼却固执地要交给他。两人从来没有这样靠得近过。芦荻秋气儿短了，心跳快了，手上却似乎有了更大的力气，一边拒绝着丁亚琼手中的钱，一边紧紧握着丁亚琼的手腕，不让她将钱放进自己的兜里……

芦荻秋后来手上一松劲，丁亚琼便迅速将钱放进了芦荻秋的西服口袋里。芦荻秋连忙也把手伸进西服口袋。他是准备将钱拿出来的，可是，当他的手进入口袋时，丁亚琼的手把他的手压在了下面。芦荻秋再禁不住丁亚琼身上那种女人味的袭击，从丁亚琼手里挣脱出来，一把拥住了丁亚琼。

丁亚琼一下子没有想到芦荻秋会来抱她，连忙一用力，将芦荻秋朝外一推，自己夺路出了办公室。

心里却是跳个不停，这芦荻秋，疯了。

第二天，丁亚琼的热水瓶照样还是在四五点钟的时候由芦荻秋冲好水放在办公桌边，第三天，丁亚琼上上午第五节课，放学前的一节课，丁亚琼一回到办公室，儿子已经在办公桌上吃着排骨了。儿子穿着红色灯芯绒的上衣，非常好看，圆圆的脸，眼睛明亮。看着儿子那种吃得香喷喷的样子，丁亚琼想让儿子以后等自己放学后一起到食堂吃饭的念头打消了……

一切，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就这么多情况了。只是后来到了淞城，这芦荻秋时不时地打个电话或发个短信什么的。可是没想到，他还认真了……

说实在的，我自己知道自己，嫁了陶白之后，怎么也不会看上别的男人了。像芦荻秋这样的人，心地虽好，但缺了陶白的灵性和执着。再说，爱一个人，是不会跟另一个男人做比较的。

方霞无声地点了点头。

说着话的时候，的士到了江边。在轮渡旁边，丁亚琼看见了芦荻秋那熟悉的身影。江风之中，那身影显得有点憔悴凄凉。

芦荻秋看见丁亚琼从的士里出来的时候，内心惊喜不已，他终于盼来了丁亚琼。他这次本来是想在淞城住上一夜，包一个豪华的宾馆套间，然后劝说丁亚琼和他一起度过一夜，也算是为这一段苦恋有个交代，同时也不让丁亚琼小看了他这个乡村教师，再怎么着，豪华套间也是住得起的……

可是，哪知道天不从人愿，竟然将公文包给丢了，看来是天意如此。现在只有看丁亚琼的态度了。

芦荻秋迎上去，想伸出手，可又觉得不妥。丁亚琼看出芦荻秋的尴尬，大大方方地伸出了手，与芦荻秋握了一握，随后便立即抽了出来。

芦荻秋苦笑笑，说，没想到你能来，谢谢你！

丁亚琼说，客气了。你到淞城，我当然得尽地主之谊。这样吧，我们一起回市里吧！在这里站着也不是个事儿。我们到城里，找个茶馆坐下来，好好聊聊。再不，我请你吃顿饭？这总该是要的吧？

芦荻秋想了想说：也只有这样了。我还得麻烦你借我两百元钱哩。我真的身无分文了，坐的士追那辆大巴，将放在另一个口袋里的六百元都用掉了。好在人家那个大巴的主人还算客气，知道了我的情况后，答应将我从上海带到淞城。从淞城到白莲这一段路，看来也就只能靠你帮忙了。”

你客气了，你当初帮了我那么多，我来看你，帮助你回家，都是应该的。你应该回家，说不定潘老师怎么想你哩，你这人真是，出门的时候，也不给她个交代。我们陶白不像你，不管到哪里，都会告诉我一声的。

丁亚琼说到陶白时，其实心里也非常失望，但在芦荻秋面前，只好虚张声势地一个劲儿地说陶白的好话。

一看到丁亚琼招呼自己上出租车，芦荻秋非常开心，觉得丁亚琼这人还真念着旧情。可是，直到到了出租车旁边，芦荻秋才看见车子里还有一个女教师坐着，于是，便连忙说：“我就不去了。我直接回白莲了。我们就此别过吧！”

丁亚琼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于是说：这就更好了。你应该回白莲，潘老师和你女儿一定想死你了。

一边说一边从钱包里掏出一千元钱，塞到了芦荻秋的手上，说：这是一千元钱，你实在要回，我也能理解。是想潘老师想得太苦了吧？这样好，那你就快一点，赶紧回吧！我就不到淞城请你吃大餐了。这钱也就算是请你吃饭的吧！到了白莲后打个电话给我，也让我放心。好好待潘老师！再见！

丁亚琼笑意吟吟地说完了这番话，每句话都说在点子上，让人听了既觉体贴关心，但又什么话都无法反驳。

说完了便钻进出租车走了。

芦荻秋拿着钱，眼巴巴地看着载着丁亚琼的出租车消失在视野里。芦荻秋心里沮丧极了，他根本没有想到丁亚琼会带着一个人来。想要得到这样的女人实在不容易！芦荻秋一开始就错了。丁亚琼是一个不能在她身上用情的女人。

比起在白莲的时候，丁亚琼更有气质与风度，都恍若天上仙子了。芦荻秋乍见到丁亚琼，都不敢相认了，通体透着江南女性的大度与雍容。唉，现在的丁亚琼，眼里哪里还会有他芦荻秋！

看着丁亚琼的出租车绝尘而去，芦荻秋呆呆地立在路边很久。这样一个丁亚琼，一下子让潘小梅成了一个地道的乡村妇女。潘小梅会用牙签大大咧咧地剔牙，会当着外人的面打屁，会粗声大气地说话，会抠脚丫……潘小梅哪里还像一个小学教师！潘小梅早就让芦荻秋对婚姻失去了兴趣，潘小梅的身体，也再不让芦荻秋有任何感觉了。一切都麻木了死了似的。

他拖着疲惫的脚步走上一辆回苏北的车时，才明白，他跟丁亚琼其实不可能有任何结果。他们分别在不同的世界里，他们相距非常遥远……

日子不紧不慢。转眼间过去了一个多月。陶白的日子过得非常充实，替学校或校长写材料，上课备课批作业改试卷，下班后得着机会便与方霞在小阁楼里幽会做爱，两周下来，准时回一趟家……

这样的日子里，他也偶尔会想起两次到浙江宁波的事。两次到宁波，其实都没有呆得多长，可是，感觉不一样，像呆了七八年。特别是第一次去，是在万里国际学校，那实在是一生难忘，整个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而刚刚去过的东海国际学校，记忆却有点淡，虽然是刚刚离开的，然而竟然像是在若干年前发生的一样，让陶白有时候觉得恍然如在梦中。

淞城实验中学跟淞城高级中学只隔了一道铁丝栅栏，两家学校的食堂，当初按规划放到了一条线上。这样，食堂前的一条水泥大道，正好连接了起来。为了方便两校来往，这里便都做了后门。两家学校在这里设了一个可以移拉的铁门。市里开始规划这两所学校的时候，确实是想将这两家学校并到一起的，所以，两家学校建筑风格竟然也都是一样的。可是现在，两家学校的校长一个不让一个，看来想要合并是再无可能的了。有时候，陶白会在两家学校的隔断处望向淞城高级中学，望向那边空荡荡的操场和远处的教学楼。

有时候，陶白到初中部小学部的楼层里值班，抬眼一看，淞城高级中学的操场真的触手可及，就像是在望远镜里看到的一样。这种近距离，着实让他心慌，像被人窥破了什么似的。窥破了什么呢？却说不上来。细细一起，才终于明白，就是那种很近可是却越来越远了的距离。跟淞城高级中学的那帮原来的同事近了，却又远了，跟自己的家人也是这样，近了，却又远了。站在这边，他甚至能看到丁亚琼的办公室，可是，在他跟丁亚琼之间，却有着一种东西隔着。

还说不出是什么东西隔着他们。

每天晚上，丁亚琼都回来得很晚。陶白知道丁亚琼工作辛苦的程度。陶白也非常辛苦。他已经有若干年不教双班语文课了，可是，现在也担起了双班的课程。

陶白每天晚上十一点钟之前回到自己的窝，一回到窝里，他就将所有的灯都打开。他需要这样的光亮，亮堂堂的家才是个家，才能让人有所感觉。陶白一直就这样，他希望家就像个家，哪怕这才只是临时的家。

陶白每晚十一点前回来还有一个理由，他想抢在丁亚琼回家之前，他要每天晚上都看到丁亚琼下班回家心里才踏实。淞城高级中学这两年像发了疯，教师加班加点成了家常便饭。

可这一天，陶白一回来就发现对面的家里亮着灯。

料不定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儿吧。能有什么事儿呢？

陶白连忙拨通了丁亚琼的手机。

手机忙音。陶白又拨家里的电话，可是，电话铃一直响着，却没有人接电话。

家里明明有人，丁亚琼为什么不接电话呢？

很久，陶白的手机响了，一看是妻子的电话。陶白连忙掐掉，然后回拨到家里的电话上。

妻子的声音有点哑，说是没什么事。可那语气不像了，一副伤心欲绝的腔调想掩盖都掩盖不住。

没什么事就好，我刚才听你的手机忙音，家里电话又没人接，才着急的。你不要每天搞得很晚，身体要当心。

你还知道关心人啊！你在外面瞎折腾，家都不要了。我不晓得你究竟到什么时候才把家当家。说完，重重地叹了口气。

陶白一听，心里一惊，听老婆这口气，莫不是她已经知道我已经回到了淞城？

突然就想到了方霞，方霞处处理解他，也处处任随他。有方霞的日子，既疯狂又浪漫。有时候，还疯得不像样子，譬如那一次暑假放假前的一天，方霞还没有回陕西，陶白约了她，可是，直到晚上十点钟陶白才抽出身，再打电话给方霞时，方霞说太晚了，就算了。陶白可是急得不得了了，因为方霞的火车票已经订了，就是第二天的。这无论如何都是要见一见的啊！于是，陶白一不做二不休，翻过墙头直奔方霞的宿舍。

敲开了门，陶白不管不顾，就将方霞的衣服全都扒光，方霞却一点不反抗，默许似的看着陶白发疯……

陶白一想到那天他一个大男人像一个小猴崽子一样的翻墙越户，就觉得自己真的是疯了，真的是老夫聊发少年狂了。

陶白躺下来，又认真地想起方霞来。

当初方霞说大学毕业到淞城发展便果真选择了淞城，这让陶白做梦都不敢相信。然而，她来了。第一次在淞城的兰亭茶社与陶白见面，方霞灿烂芬芳，笑意盈盈，风情万种。坐下来后，方霞歪着头，调皮地问陶白道：好看吗？准备打多少分？

陶白看傻了，方霞比林静漂亮多了。见问方霞发话，先是一愣。听方霞如此说，却一点儿也想不出来该说什么好，只有一个劲儿地傻笑。

方霞嗔道：傻样！

你这小家伙这么个漂亮法，能让人不傻吗？说着将方霞搂入怀中，接着又不要命地吻住了方霞。手上也没闲着，从领口伸进去，先是抓住方霞的乳房，接着伸到内裤里去找那地方。方霞急得就想嚷，陶白，你疯了，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怎么了？谁敢把头伸进来还是咋的？就是伸进头来看又咋的？

这时候，陶白便把丁亚琼扔到了爪哇国里去了。原先在见方霞之前，还在想办法如何面对老婆丁亚琼的。可现在，面对漂亮动人的女大学生，陶白差不多已经魂飞魄散了。哪里还再去想妻子和儿子。方霞那种青春少女的气息，很快将陶白淹没了。人在这种时候，还怎么能做得了自己的主。

方霞倒也大大方方，反正在电话里已经有了无数次的来往，什么话也都说了，亲吻啊，拥抱啊，抚摸啊，甚至做爱啊……电话里、短信里都有了不下千回百回。有时候抱着电话一下子就是一两个小时，直打得电话发烫耳朵都快麻了，这才放下电话。说情话，山盟海誓，缠绵缱绻得不得了，现在见了面倒反扭扭捏捏，那又成什么话了。一切都顺其自然，方霞还真是个拿得出的丫头。

奇怪吧？这世界一定有一见钟情的缘份，方霞在之前也就见过一次陶白，那时，陶白去淮海师院见林静，林静这时已经毕业了，留校做了方霞的年级辅导员。林静的男友来看林静了！这消息像长了翅膀，让大一的女生们惊喜不已。个个都要来看林静的男友。而且又听有人说，林静本来当初能考到更好的大学，就是为了这个陶白，才到淮海师院来读书的，因为陶白也是淮海师院的毕业生。看来，这陶白一定是能风魔少女之心的男人了。于是大家便起哄着一定要看。林静哪里肯将陶白示人？可是，林静的男友还是让她们给看到了。他们出来散步时，一下子就碰见了方霞。

乍见陶白，方霞便酥了半边身子。一向矜持稳重的方霞，在男人陶白面前一点主张都没有了。这么有风度的中学教师，这么成熟而有气质的男人，听说还是个作家，写小说，写散文。怪不得林静一迷便迷了整个高中时代。想想也不容易，哪一个少女会将自己一个完整的高中时代献给一个男人呢？

方霞于是就有了想头，所以，当林静将陶白介绍给她时，她的心快跳出来了，像是被人窥破了心事。

像天从人愿似的，林静最终竟然撒手退出了与陶白的爱情。可能是因为发现陶白终究不会给她一个婚姻吧！再说，林静也老大不小的了，女人的年龄耽搁不起。

得感谢林静，要不是她，方霞到哪里认识陶白呢？也多亏了自己，拿到了陶白的名片后，就一直没有舍得扔掉，总觉得会有机会跟这个叫陶白的人联系上的。这不，一发现林静退出，方霞便将电话打到了陶白的手机上。

那时候的陶白，也是伤心得不得了啊，毕竟，与林静是从高中就开始的。

喝完茶便没有回校，陶白也不提回家的话，两人打的去了西郊的度假村，他们订好的房间是8602。这是方霞预订的房间，方霞知道陶白对数字非常敏感，特意定了这样一间房，陶白一定会明白，这四位数是他们的时间距离，一个大学毕业于1986年，一个毕业于2002年。没想到，方霞愿意与一个大自己19岁的男人走过一段爱情生涯，不在乎他是不是有过其他女人，也不在乎他是不是正有着家庭。方霞愿意。

陶白估计方霞这不是第一次与男人开房间了。如果是这样，陶白对方霞的做法持认同态度。不认同又能咋的？现在的女大学生，哪个是吃素的？可是当陶白真的进入方霞的身体之时，方霞咬了咬牙，似乎忍住疼痛似的，再接着陶白看到了处女红，铜钱大的一块红斑立即落在了洁白床单上。陶白吓了一跳，抱着方霞不知所措了。方霞倒好，安静地看着自己的第一个男人，温顺地笑着，吹气如兰，白，满意吧？就是留着给你的。

陶白将方霞搂得更紧了，直到方霞说，白，你快让我去洗洗身子啊！这才恋恋不舍地松了手。

但关系到这份儿上，陶白却从来没有想过要将与方霞的关系公开。说陶白从来没有想过要娶方霞，这有点冤枉陶白了。但陶白离不开丁亚琼也是事实。陶白不想再组织一次家庭。陶白没有那个实力。经济的和精神的，都没有。现在，方霞看陶白可能还好，要是陶白为离婚拉下一屁股债，还得负担儿子的成长费，净身出户，身无分文，满心疲惫，一脸憔悴，那个时候的陶白方霞还会像过去那么喜欢吗？

更重要的，还是儿子。这个永远的第三者，是那么重要。陶白不想让他受到一点伤害。

可是，方霞似乎一定要让陶白感动似的，方霞刚刚到淞城，便对陶白讲是替林静来的，来将爱情进行到底，来进行一场爱情的接力赛。

陶白苦笑笑：唉，还是别提林静了！

怎么不提？你们都那样了。我知道，你们有过一场刻骨铭心的爱。

陶白没能接上话茬，陶白想起林静，内心就有一种荡人心魄的温暖。是啊，跟林静，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爱啊，从林静的高中时代，一直延续到她大学毕业后做上大学教师。

林静现在走了，那就是我来嘛！

可陶白没有接方霞的话，只是说：你是你，她是她，不要扯到一起。

林静离开了，陶白确实受了伤。但他也想通了，林静早晚会从自己身边离开的。那么多年的爱，最后，自己又能给林静什么呢？人家什么都给了你，图你陶白什么呢？少女时代的爱是诗意的，大学时代的爱是浪漫的，但所有的诗意与浪漫，都得要落到现实的地面。而陶白，没法给林静一个现实。

陶白这一天没能有意绪在电脑上写作，想着方霞的时候，又想到了林静，想到了在白莲的岁月，一边又想着丁亚琼那里是不是有了什么事的时候，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是啊，我现在是在宁波，丁亚琼那里就是出了什么事，也飞不过去的。

六

突然之间，沈百福来电话，让丁亚琼到校长室谈话。

来淞城四年了，四年里，丁亚琼从来没有与沈百福作过正面接触。唯一的一次接触是四年前关于那本书的稿费。那是一本关于作文辅导方面的书。本来出版社是让沈百福写的，可沈百福那时候忙着办学校，哪有时间与心思坐下来写书？于是，事情都交给了陶白。还好，事情结束了，陶白没有站到黑地上，在书的封皮儿上落下了名字。后来出版社来了稿费，沈百福分文没动，连同发票一起，将一万元钱放在一个信封里交给了陶白。那时候，陶白到淞城也才三个月。

乍看到稿费单，陶白心里一惊，一万元！天！还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多的稿费！写文章也写了几年，哪里想到有一天稿费的数额会上万呢？

陶白不敢拿这一万块钱。他觉得这钱烫手。但沈百福说什么都不让陶白放下来，将陶白推出了校长室。

这是一笔大钱了，陶白自己不敢做主，连忙回家跟丁亚琼商量。

丁亚琼也有点心慌，没有看到过这么多的稿费。在苏北工作了十年，才多少积蓄？来淞城的时候，全家带来的积蓄才那么点，夫妻二人加在一起二十多年的血汗钱，才只拼了个四万元的家底啊！也看到过陶白拿稿费，多的也就只有几百元。可现在，陶白只是在暑假里帮助沈百福写了一本书，便一下子来了这么多钱。

但这笔钱不能拿，想要在淞城过日子，把个日子混好了，这钱怎么能拿呢？没有沈校长，哪来这笔钱？于是，她将信封原封不动地送到了沈百福的办公室，第一句话就是：

沈校长，您这是不想让我们在淞城混啊！我们陶白在封面上赚了个名头也就够了，这钱万万不能拿。帮校长做点事是应该的，怎么好说到钱呢？

一边说一边将信封推到了沈百福的面前。然后就准备转身离开。

沈百福客气地笑了，丁老师，这事是我跟陶白的事，你不要管的！

话说得客客气气，倒让丁亚琼觉得有点尴尬。好在丁亚琼是有备而来，连忙回答说：没错，这是沈校长跟陶白的事。但陶白是我家里的人，做什么事说什么话，都得跟我商量着办的。

说完离开了沈百福的办公室。

最后，这笔钱确实就是沈百福与丁亚琼达成了协议，二八开，陶白拿大头。沈百福说得非常干脆，不容丁亚琼有任何说法：如果还有什么话，我就只好让财务处来处理这件事了，将钱打到你们的工资卡上！

这以后，丁亚琼便再也没有与沈百福接触过。用丁亚琼的话说，他当他的大校长，我当我的小教师。

从来淞城的第一天开始，她就觉得沈百福挺照顾她这一家的。然而几年下来，她发现问题来了，沈百福渐渐地对陶白有点不满了，虽然面子上还是非常热情客气，但那种客气与热情，丁亚琼看得出来，装的，面子上的。后来为了职称，都差不多成了生死冤家了。

不知道今天突然刮了什么风，要丁亚琼到校长室。

走进沈百福的办公室时，丁亚琼心里有点忐忑不安，不知道沈百福会跟她讲些什么。

沈百福还是那样笑眯眯的。可那种笑让人觉得他的假。特别是跟他处的时间长了，更明白那种笑假得很。沈百福到底还是偏着淞城人。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给过丁亚琼什么机会。丁亚琼想到这些，就有点伤心欲绝。夫妻俩在一个学校里，她也知道，不可能两个人都会有机会。可是现在一切都证明了陶白其实没有得到什么机会，能交代得过去的，也就是安排陶白做了个教科室副主任。丁亚琼则更没有得到什么机会。什么教学能手、学科带头人、十佳巾帼什么的，丁亚琼在苏北拿了一大堆，可是，这些东西，到了淞城后，一点儿用也没有了，淞城人对这些竟然一概不认账。这让丁亚琼非常懊丧。眼看着沈百福将出国进修的机会、晋升职务的机会一个个给了其他人，丁亚琼一个也没有捞着，本来想在这里好好干一番的雄心壮志一天天地没有了。

沈百福示意丁亚琼在他办公桌前面坐下来，然后随便问了问丁亚琼现在的课务情况和儿子的学习情况，丁亚琼一一做了回答。

陶白的情况怎么样？沈百福最后才问陶白的事。

丁亚琼心里非常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最近竟然有很多人关心起陶白了。办公室里也有很多老师问起过。

能有什么新情况，就是在外面瞎混呗！丁亚琼说。

听说在宁波东海国际学校都当到校长助理了？沈百福问。

这是去年的话，今年的情况他也没有跟我说起过。民办学校的什么助理不助理，能作什么数。今天能做，明天就能下的。丁亚琼说。

呵，是这样的。停了停，沈百福说，我听说陶白回到淞城了。这小子，回来了，真的就不跟我招呼一声了？他对我还是有敌意啊！丁老师你对我也还有成见啊！

丁亚琼心猛地一个咯噔，陶白回来了？这怎么可能？丁亚琼惶惑地抬起头来，看向沈百福。想问个明白时，突然转念一想，如果陶白真的回来而我这个做老婆的却不知道，那都成了什么事儿了？沈百福看来只是想跟陶白和解，他可能是没有想到陶白还会回到淞城。那看来，是到淞城实验学校了。淞城目前只有这两家学校可以有资格向社会公开招聘教师。

对了，是这样的，沈百福肯定是担心陶白一旦到了李长青身边会对这边有所不利。

丁亚琼脑子转得极快，马上笑靥如花：沈校长放心，我不是还在你这里吗？陶白再没有良心，他也不会对我们淞高有所不利的。

嘴上这么讲，丁亚琼的心里都凉透了，这个陶白，看来真的是回到淞城了。怪不得开学以来就一直有人问陶白的事。原来是回来了。原来回来了却没有告诉老婆。

既然回来了，没有住在家里，那么会住在哪里呢？一定是在外面租了房子。一定的，谁不知道陶白在淞城有家有小，他陶白也不至于笨到要学校提供房子的，那不等于告诉别人家里出事儿了吗？

想到这里，丁亚琼既伤心又愤怒。这日子都成了什么样儿了？

你陶白眼里还有我心里还有我吗？

又想到方霞。

方霞的事，早有人飘到丁亚琼的耳朵里了。可是丁亚琼不相信。好些次，丁亚琼有意地在陶白面前讲起过方霞的事，想看看陶白的反应，可陶白一直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就是有一次，丁亚琼讲方霞不会教书，也是读了四年的本科生，到底是西安人，侉子腔，普通话太难听，被陶白抢白了一顿：亚琼，你这就不对了。你一个老教师，不应该对一个年轻教师采取这种心态。你其实要多多帮助她。陶白说得在情在理，丁亚琼倒找不到半点漏洞。而且陶白讲完这句话后就不再讲话，无论丁亚琼讲方霞什么，他都不再搭理。那样子，摆明了是与方霞没有半点关系的样子。

丁亚琼相信，人们嘴里讲的陶白跟方霞的事一定是有影子的。这事情，没有半点影子也就不会有人嚼舌头。所以，只要一有机会，丁亚琼便会对方霞讲起陶白，讲他们夫妻之间的恩恩爱爱与难分难舍，讲陶白又发表了什么作品和什么评论，讲其他的针头线脑与鸡零狗碎。丁亚琼从来没有跟人讲起过陶白的写作，似乎是耻于讲，也似乎是不屑讲，反正内心是复杂透顶。可是，为了让方霞难堪，有意让方霞知道陶白对她丁亚琼是最好的，没有哪一个女人能够取代她在陶白生活中的位置，丁亚琼还是不惜花了这样的小心思，装作不知道陶白跟方霞的事，可是又有意无意地在方霞面前讲起陶白。方霞一个女孩子家，不敢争也不敢面对，常常一听到关于陶白的话，便开始脸红心跳，然后在丁亚琼不说话的时候默默离开办公室。

办公室里的这种情形，每次结束后，方霞都会发短信或打电话告诉陶白。陶白知道丁亚琼的伎俩，但一直没有点破她。方霞好些次问陶白是不是丁亚琼知道了一切，陶白都说不要理她，并提醒方霞沉住气。

后来方霞也开始变得刁钻古怪起来，一到晚上，便去喊丁亚琼到操场上散步或者跑步。那段时间，两个女教师，就像两姐妹一样。甚至吃饭也在一起，引得淞城高级中学的教师啧啧称奇，内心却佩服陶白到了极点：瞧瞧，一个是陶白的老婆，一个是陶白的情人，竟然被陶白调教得如此相亲相爱就像亲姐妹一样！

可是，又有谁知道丁亚琼内心的苦。有一次，丁亚琼到底忍不住，想要火力侦察，便对着一条手机短信大声念了起来。

陶白那天和妻子一起走着，耳朵里听到妻子报出的是方霞的手机号码。那一串数字，陶白太熟悉了，每天都要拨好些次的。

但陶白就是陶白，耳朵里听着，嘴里却没有停止哼小曲，一边没事人一般地牵着妻子的手从小湖的曲桥上走过。

丁亚琼内心懊恼得不行。这一招又没有灵光。

夫妻之间竟然在斗智了。你说说，这日子，都成了什么样儿了？

夜自修一结束，丁亚琼没有立即回家。她无所事事地打开了电脑，先玩了一圈蜘蛛牌，再接着上了一会儿网。没隔多久，老家那里的一个电话打来了。丁亚琼一看，猛吃了一惊，竟然是芦荻秋。

丁亚琼连忙关了电脑，关了手机，急匆匆地收拾了一番，随后立即离开了办公室。不行，得回家，不能在学校里说事儿，也不能让芦荻秋找到家里。说什么都不行。这家伙，竟然还认了真，丁亚琼跟你处处朋友还可以，你怎么可以有非份之想？男人怎么是这样的德性？

电话果真追到了家里。这一缠，竟然打到深夜。芦荻秋在电话里温言软语，丁亚琼却只有一句话，你不要来，我不要你来。我们不可能发生什么。我是陶白的妻子，我不会爱你。你不要来……

丁亚琼心里乱糟糟的，偏偏陶白又将电话打到家里的电话上，她无法接，陶白就一直不断地打。直到芦荻秋不再纠缠了，她才将电话打给陶白，陶白掐断后打过来，丁亚琼按住心口告诉陶白没什么事。

没什么事？丁亚琼都快疯了，心狂跳个不停。哪会遇上这样复杂的事儿：这里人都在说陶白已经回到了淞城，又都在传陶白与方霞的事，偏偏芦荻秋又来瞎掺乎。丁亚琼快要崩溃了，这日子，怎么过成这样的？

第二天一早，陶白就起了身，看了几页书，然后到邮局对面的小面馆吃了一碗面条。这家面馆陶白非常喜欢，以前在淞城的时候，每一周都必须去至少一趟的。到宁波后，两周放一次四天的假，他也一定来一次。他喜欢淞城红汤面。

吃完面条，陶白便开始到中介公司一家家地打听哪里可以租一个单身公寓或者房间。

陶白希望租个离花园浜远一点的小区，可是事到临头，陶白改变了主意，就租花园浜那个小区的。虽然他很担心与妻子会碰上，但倒非常期待哪一天跟妻子在同一个小区里不期而遇。

可巧，有一个小阁楼，设施一应俱全，甚至连上网的设备都有。租金也非常便宜，是一个在浦项公司干活的韩国小伙子租下的，没有到期，可是公司本部招他回去，小伙子走得急，也没有要回已交的房租。

陶白二话没说，就填了表，先交了半年的房租，然后到宾馆拿了东西，跟中介公司取了钥匙后，直接入住了。

哪知道这小阁楼所在的这幢楼竟然就在陶白家对面，只不过隔了个人工湖。哪里会想到呢？看楼号怎么也看不出来，陶白家的是22幢，他租下来的是12幢。

这样也好。这样虽然离家了，其实家就近在咫尺。只要买个望远镜，家中的一切都能看到。隔了个人工湖却不要担心丁亚琼会看到他，丁亚琼的眼睛近视，平常又不肯戴眼镜，人走到近边才能看到。

一个上午，搞定了租房的事，陶白感到一种难得的轻松。从窗内向北边一看，自己家的阳台清清楚楚。他的心里就有了一种说不出来的悲伤。

一切搞定，陶白才打开手机，不一会儿，两个手机的短信呼全都叫了起来，一看，天，十几个电话，都是丁亚琼打来的。

陶白这一年一直用着两个手机，淞城的老号没有停用，怕过去的朋友找不见他。宁波的号码也自然开通着。

他想了想，然后编了一封短信给妻子：

我在宁波。勿念。家中诸事劳你费心。

丁亚琼很快回了信，说反正家已经搬了，也没有什么大事了，你在外面好好干，有空回来。别忘了我和儿子就成。

老婆的语气跟昨天的变了。陶白知道，妻子气已经消了。气一消，她就会妥协的。就像以前，他第一次到宁波，家乡的母校听说他到宁波万里国际学校任职了，特地让他当年的班主任来做工作，希望为家乡学校建教学楼出点力。陶白二话没说，就给母校汇去了一千元。当然，是背着妻子给的。可母校却不知情况，写来了感谢信，丁亚琼一看，气得对他拍桌子，并且说了恩断义绝情缘已尽的话。一千元啊！陶白，不是小数字啊！我丁亚琼累死累活，一个月才不到500元！可话虽这么说，最后仍然烟消云散。丁亚琼虽然时常说起这件事，说是心头永远的痛，可是，也没有因此夫妻关系破裂。妻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学会妥协了。人一旦学会妥协，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就会缩短。这是一件好事啊！

陶白呆在自己租的小阁楼里，每天都在睡觉，日子无聊而冗长。等待的日子，就这样充满了寂寞与无趣。想读几页书、写点文章，可是，一想到工作还没有着落，就什么都做不下去了。转而一想，如果不想出来工作，认真地做一个自由撰稿人，倒可能一下子进入到状态。

终于等到教师节这一天，陶白再一次打电话给李长青。李长青说，可以定下来了，你将你的事情处理好就可以过来了。你的班级也已经分好了，是高一实验班。

陶白内心一阵狂喜，长舒了一口气，可语气上却装得非常平和：“谢谢校长！”

陶白很想将内心早有的想法跟李长青说一下：他想换一个名字上班。他不想让人们知道当初在淞城高级中学做事的陶白现在改换门庭到了淞城实验学校了。可是，一念之间，陶白想了很多，他突然想到一点，要是李长青问起理由来该怎么说呢？他仅仅是不想让沈百福知道他陶白又回来了吗？早晚总得被人知道的，换名字又有什么用？

最根本的原因是不想让丁亚琼知道他又回来了，可是，假如李长青问，这件事为什么偏偏不想让自己的老婆知道呢？陶白说不定还真没有词儿。

这样想着的时候，李长青那边已经将电话搁了。

陶白松了一口气，好险，好在没有说出来啊！否则，李长青会有什么想法？好好的陶白不叫，要换个名字。为什么？有什么问题？

陶白躺在床上想了很久，觉得还是不要改掉名字的好。咋了？偷了抢了？一定要把名字改了吗？可是，不改名字的话，陶白重回淞城，是一个不小的新闻。陶白还真的害怕面对这种新闻所引起的反响。

肯定得跟校长说一声，还是先暂时不要让沈百福那里知道。于是，又拿起电话，所拨通了李长青。

“请校长帮个忙，宣布我来上班 时关照老师们一声，本校的事情不要说到其他学校，特别是淞城高级中学。”陶白说。

“傻瓜，这还要你交代？我们学校跟他们都差不多成了死对头了。这次并校的事，我们所有教师都非常愤慨，觉得沈百福太过分。所以，这点你放心，没有一个人会告诉沈百福他们你回淞城的。说句不好听的话，只要你不说，恐怕你夫人也未必知道你就在我们这里上班。你这就过来吧，办理一下有关手续，我在办公室等你。”

连夫人也未必知道，这句话让陶白长舒了一口气。陶白最希望的倒是这一点。

但陶白也听出来了，李长青的语气里充满了亲切。越是充满了亲切，陶白就越明白，他陶白誓必会成为李长青的道具。李长青肯定要拿陶白回来的事做点文章。如果陶白是李长青，也肯定是这样的心态。这时候，只要是从沈百福身边出来的，是个两条腿的人，他李长青都会要，更何况是陶白呢？陶白的到来，无疑是给了沈百福一记耳光，也给了李长青一个向教育局和市委申诉的理由，瞧，人才在沈百福那里的，他留不住，都要跑到我这里来。我替淞城留下了像陶白这样的人才！可陶白这时候不希望有人知道他到了李长青这里，更不希望沈百福知道他到了实验学校。去年陶白离开淞高时，他沈百福能对丁亚琼痛下杀手，现在，如果让他知道自己去了淞城实验学校，说不定又会去教育局做什么小动作。陶白算是认识沈百福了，这沈百福，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的，下三滥的小动作，他能做得出来。对陶白来说，这一年够惨的了。现在陶白只希望能够安安静静地有一份工作，然后好向丁亚琼交代。

陶白知道李长青其实只是一个平庸的校长，但李长青在陶白没有出路的时候给了陶白出路，这已经足够陶白感念一生的了。何况，李长青给他的是两个实验班。做教师，最好就是能得到一两个好班教教，又轻松又有成就感。不像当年的沈百福每年都让他带一个差班，沈百福的意思是，“你就这么凑合着，带个差班，反正就没有人要求你了，你就可以帮助我多写点东西，学校的一些文件你也就可以多起草一些了。”对沈百福这样的安排，陶白非常不愿意。不论怎么说，他是作为学科教师应聘过来的，不是作为秘书，更不是作为文员。有一年，甚至让他带体育考生的班。搞得陶白很没有感觉。

说好了，9月13日星期一准备时上班。可这之前的几天时间，对陶白来说还是难打发。13日遥遥无期似地迟迟不来。心也悬着。没有正式上班，这心就得悬着。就好比就要到手的一笔钱，还没有到手，就不能算是自己的钱。

对了，可以回家，在宁波东海国际学校的时候，每两周就放四天假的。现在，两周下来了。可以回家了。

回家很简单，从前一栋楼，走到后一栋楼，穿过两个楼之间的人工湖就行了。

可是一到家，陶白才发现自己百密一疏，忘记了教师节那一天正好是星期五。

陶白到家的时候，发了个短信给妻子，说是学校放假，他已经回家了。丁亚琼很快回了短信，说今天不能按时回，学校有教师节的庆祝活动。顺便又问陶白，你没有在学校过教师节？学校里没有组织庆祝活动？你也是学校的领导，不能总是一有时间就回家啊！语气里充满了关心。

陶白这才想起自己大意了，这一周其实可以不回的，不是有个教师节夹在里面吗？

可是不回，在那个小阁楼里，那又该多烦闷啊！再说，陶白这样的年纪，也正是少不了女人的时候。真要是一个月也见不上老婆一面，日子还不知道多难熬。

陶白没办法了，已经回家了，只好再想办法对付丁亚琼的盘问了。

很晚，丁亚琼才回到家。

两口子上了床，便迫不及待了。缋绻一番过后，吵架的事，又丢下了。

可是不在状态。心里有事情搁着，动作就无法麻利起来，一点儿也不像平时那样酣畅淋漓。陶白想着要不要向丁亚琼摊牌的事，他真想告诉他，13日，也就是星期一，他就能在淞城上班了。他不想去宁波，想守着这样的房子，想在家里。理由就这么简单。

可是，话到嘴边，陶白又缩回了话头。他太明白丁亚琼了，丁亚琼不希望陶白只是个念家的男人，更不希望只是一个七十平米的房子就让陶白什么想头都没有了。

男人有时候真的很累，根本不是为自己活着。陶白突然冒出了这样的想法。

丁亚琼忍不住地问，陶白，你有心事吧？

没，没有。陶白迅速地回答道。一边内心暗自为自己加油，将一切杂念全部抛开，然后闭上眼，想象着跟林静跟方霞一起的细节，这才终于抖起了精神。

一夜无话。

周六这一天，陶白蜷伏在家里，哪里也没有去。一夜的劳作，陶白搞得非常累。这事情有点怪，如果是自己主动，怎么也不会累。可一旦被动了，则会非常累。

丁亚琼还得上班。陶白睡了个美美的懒觉，直到九点钟才醒转来。

坐到阳台上时，陶白就看到了对面他租着的小阁楼。小阁楼的两扇窗户紧闭着，玻璃看上去是黑的，像一双深不见底的眼睛，紧紧地盯着陶白。

陶白苦笑了几下，心想，也好，正好可以将那里当作自己的书房。没有什么不好的。

这样一想，便释然了许多。好在丁亚琼一般不看他的稿费单，可以手下快点儿，多弄几篇文章，来填补房租这个缺。

星期一上班，陶白的工作除了教两个班的语文，还兼任校长秘书。校长秘书看来是个临时设定的岗位，李长青告诉陶白，相当于副主任。

也就是说，没有给个主任陶白，但也算是给了个副主任。这就算是对陶白有个交代了。陶白内心相当感激李长青了。

办公桌就安排在校长办公室里，陶白与校长办公室主任、副主任们一起办公。

本来的要求是只要能来上班就够了，哪里还想要个什么校长秘书啊或副主任什么的。自己能在淞城再一次站住脚，很不容易了。就算有一天淞城高级中学的人知道他陶白已经回来，好歹也还是当了个校长秘书，也算有个交代了。这想法不是陶白自己的，是丁亚琼的。丁亚琼就要求男人能有个一官半职。现在的女人啊！

其实，也确实可以不上班的，躲在家对面的阁楼上写作，对丁亚琼只说是还在宁波，每隔一段时间将稿费交给丁亚琼不就完了？

在某个瞬间，陶白会有这样的念头。

可这样的念头也只是迅速产生，随后又瞬即而逝。一是自己还不至于糟糕到找不到一份工作。再说，现在做一个自由撰稿人，确实收入是无法保障的。

第一天，陶白在办公室没有呆到很晚，学校晚自习的钟声一响，他也就离开了，回到自己的窝。过去在淞高时不是这样，后来到宁波也不是这样，不到深夜十一点多钟，是不可能停止工作的。

第二天，他给方霞发了短信：我不在宁波干了，我回来了，已经在你后面的学校上班。请暂时不要告诉别人。我想你！什么时候见一见面？

可是，方霞却迟迟没有回信。陶白将电话打过去，方霞的手机开着，响着，就是没有人接。

直到傍晚，方霞才回信给他，说是一天都在忙，刚刚开学，不是开教研会就是开大会，再不就是集体备课。丁老师又一直在身边，不方便接电话，也没空发短信。晚上没有晚自习，见一面吧。

陶白兴奋不已，连忙告诉方霞怎么找到他的花园浜12幢的小阁楼。

方霞是像小鸟儿一样飞进陶白的怀里的。陶白兴奋地抱住了方霞，然后用腿子轻轻将门顶上，随后就吻住了方霞，接着就去解方霞的衣衫。

很晚，两人才从床上爬起来，还是兴犹未尽，相拥着坐到写字台前。

陶白这才告诉方霞，没想到，这里竟然正对着自己的家。

陶白掀开窗帘让方霞看向人工湖对面自家的阳台。方霞惊讶地啊了一声，说，怎么会这么巧！

陶白家的阳台黑乎乎的，路灯已经亮起来了，陶白家里没人，窗户的玻璃像一双黑眼睛看向楼宇前的天空。

陶白背着自己的电脑，失神地走在淞城的街道上。

来淞城的这些年，陶白其实也不亏，算是赚足了名气了，小说和散文发表了一大堆，大家都不叫 陶老师干脆喊成小说家和散文家了，教育类的论文啊随笔啊更是满天飞。学校文化建设这一块，陶白更是像有天才似的，不管是经营还是策划，都做得有鼻子有眼。很多人都心里暗叹，陶白这人，没想到啊，竟然有这一手！还有人会对陶白讲，当年把你抛到乡下，确实是不负责任。听到这样的议论，陶白总是苦笑一下而已，负责任？谁负责任？谁会对陶白负责任？这年头，能找到谁对陶白负责任？当然，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别看陶白都发表了几百篇文章了，上课水平也非常出色，可是他却连高级职称都没有解决，与他同资历的教师，享受高级职称的待遇都差不多有了八年了。这样的事，在淞城，又有谁来负责任呢？沈百福说不给陶白职称就不给陶白职称。你陶白又能怎么样？陶白知道不能怎么样，胳膊扭不过大腿。这一来，职称问题就成了老大难。现在，陶白也不想这码事了，只要老婆丁亚琼的职称问题能得到解决，他自己什么都无所谓了。职称这东西要与不要有什么关系？

但人活得憋屈。到了这份儿上，就会找人出气。找人出气的方式就是打老婆。陶白动手打过老婆，都打过好几次了，都是在丁亚琼将他问得哑口无言恼羞成怒忍无可忍之时，于是便老拳相向。每次打过之后，陶白也非常伤心，他骂自己是个混蛋，枉读了大学，还算是个什么读书人呢？动手打老婆，那是什么人干的事啊？陶白，你完了，你白读了那么多书！你真是没出息啊，只有那些没出息的男人才会动手打老婆的啊！

日子过得越来越不像了，夫妻之间有了第一次吵架之后，吵架竟然成了家常便饭。来淞城这些年，吵架的事有过，打架的事也有过。最后是丁亚琼让步了。不让步又能怎么样？日子还得过下去。陶白这人就是会折腾，那就让他折腾吧，只要他不离开这个家。

可是，陶白这次真的离家出走了。

这一次打架，就是为了那台笔记本电脑。

一开始，陶白对丁亚琼说电脑是学校派给他的，可是，一回到家，电脑的事就藏不住掖不住了，无论陶白怎么辩白说电脑是学校配给的，想要蒙混过关，可是丁亚琼就是不肯相信：有这样的好事？你骗得了谁？就算配电脑，也没有哪个学校配这么好的电脑。弄个神舟电脑算对得起你老人家，配个方正颐和你也没有什么话讲。现在不一样了，戴尔的了，美国品牌了。瞧你说的那个得意劲！你说，有哪个学校肯做这样傻不拉叽的事？你骗三岁小孩子去吧！这样的配置，没有个万儿八千能拿下来？哪个学校会这样出手大方？你陶白什么样的人我还能不知道？你也不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也想摆款摆谱儿。你有什么能耐？你有能耐现在都应该做教育局局长了。你说说，你陶白是要才有才，要德有德。哪一个县的教育局长有你名气大？可为什么就是没有能做到教育局局长？还时常跟人家沈百福比。比什么比？能比吗？在一个重量级上吗？人家做校长，人五人六的，前呼后拥的。你呢？到现在还不晓得在哪里钉桩哩，说到底只不过是个盲流！

每一句话都顶在陶白死穴上，每一句话都足以让郁郁不得志的中年男人陶白窝火不堪怒火万丈。陶白终于被惹毛了，大声吼道，你丁亚琼别这样咄咄逼人好不好！老子就是用了几个钱又怎么着？我不是也挣了那么多钱吗？你干什么总是拿我跟别人比？能比吗？人与人能比吗？你也读过大学，这个道理你不懂？你要是再说一句，我就揍你！嘴里说着，手上竟然真动作了起来，先是一个耳光，再接着将丁亚琼推倒在地上。丁亚琼也被惹毛了，发了疯一样的扑到陶白身上，一边呜呜哭泣，怨自己瞎了狗眼嫁了你这么个臭男人，一边嘴里娘老子地骂着，手上不停地猛掐猛抓，掐得陶白身上到处血淋淋的，白T恤上留下了斑斑血迹。陶白因为那一记重拳，觉得自己过分了，因而丁亚琼掐他抓他的时候，什么话也不说，任由她乱掐乱抓，但内心却是伤痛不已，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丁亚琼现在好歹也是一个中学高级教师，也相当于副教授了，当年上大学时，那么温柔体贴，清纯可爱，视钱财如粪土，视功名如烟云，怎么到了现在突然变了个人似的？十九年前那个在淮海师范学院与他谈恋爱的灿烂的女大学生没有了，现在，丁亚琼成了一个粗话不断一钱如命的女人。这样的女人还是不是像当初那样爱他，已经很难说了，这样的女人心中有没有爱也同样很难说了。想到这一层，陶白心中伤感不已。这世界，怎么变得这么快啊，一不小心，身边的人一个个都不是过去的那个人了。不是谈钱就是谈房子，再不就是津津乐道人家当官是怎么腐败的，有多少个小蜜，有多少票子，有多少房子。

怎么也想不通，十九年前那个十九岁的女大学生丁亚琼竟然消失了。她到哪里去了呢？陶白一点也想不明白。这问题太大了，人明明在眼前，可眼前的人却偏偏不再是十九年前的那个人。那么，眼前的人是谁？十九年前的那个丁亚琼又是谁？现在又到了哪里？

可是想想自己，陶白也同样黯然，自己又未尝没有变啊？也都变得面目全非了。就说跟林静吧，她一上大学，就不管不顾了，一定要与陶白好上个结果。陶白半推半就，与林静的疯了那么长时间，每一次到淮海市，两个人便缠在一起，不分白天黑夜地做爱，都像动物一样了，连林静都说，没意思，以前的那种感觉怎么就没有了，一见面就肉膊上阵，还能算是什么爱情？

想想也是啊，整个是一对动物。跟林静，以前是那么纯美，现在呢？他变了，林静也变了。那一次国庆节，正好与中秋节撞上了，丁亚琼一个人去千岛湖旅游，陶白有意一个人落单留在家里，说是陪儿子。可是，这里丁亚琼刚随团出发，这里陶白就把儿子交给一个同事，自己去了惠城，与从淮海来的林静会合。一到旅馆里，便开始做爱。整个一天，陶白都不肯从她身上下来。还好，到了傍晚，陶白很想看看儿子了，与林静商量，哪知道林静一口回绝，要儿子就别要我，要我就别要儿子。陶白一听，生气了。这怎么行？你林静当初可不是这样的啊！当初，在白莲的时候，那个美丽的林静不要说对儿子，就是对丁亚琼也非常好啊。可林静说，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当初我还不是大学生哩，现在我都是大三学生了。陶白一听，心里来气了，一定要回淞城看儿子，但嘴上却软下来，好人，求求你同意吧，就剩最后一班车了，今天好歹也是个节日，不看到儿子，我心里怎么有着落？林静越发得意，不准，就是不准。我不准你走，你还敢不敢走？接下来便施展女人的有力武器，缠住陶白做爱，一直做到天黑，看你陶白还想不想回。可是，陶白一边做着一边想着儿子，刚一穿上衣服，便说，不行，我得回。我就想看一眼儿子。今天是中秋节，不看到儿子不行。宁可看儿子一眼后再回来。说着，飞也似地出了宾馆，拦住一辆的士，便往淞城一路飞去，也不管林静已经哭在当场。

陶白有一点好，夫妻间吵归吵闹归闹，可他心里有数，不能散伙，不然的话，孩子会非常可怜。陶白死守着这根底线，从来没有松过。就是林静，也休想让陶白改变想法。林静是谁啊？都差不多跟陶白是夫妻了，这么多年情人关系处下来了，可是林静仍然无法让陶白离开丁亚琼。

后来为什么离开淞城高级中学？还是因为女人。你陶白也变了。

方霞！可能到眼下还都瞒着丁亚琼，可是，淞高还有哪个不晓得你跟方霞都差不多到了要结婚成家的地步了。

与林静那一页掀过去了，又与陕西来的方霞搞得火热，一有机会就约会或者做爱。心里还暗自得意，觉得这一生都跟淮海师院有缘了，三个女人都是这个大学里的。

可是，与方霞的事，没有处理好。

其实不是没有处理好，是没法处理好。这样的事，怎么处理得好？今天不出事，说不定就会在明天出事。

那一次是在学生放了晚自习，两人在办公楼的走廓上聊天，后来竟然心血来潮，紧紧地抱在一起了吻在一起，连保安从另一个楼道上来的声音都没有听到，这下好，让保安发现了，电筒光像一把刀，把将黑暗的楼道戳个洞似的把两个人锁在光圈里。两人一惊吓，想都没想便迅速分开了，陶白缩回了自己的办公室，将自己反锁在办公室里。可方霞就没法子了，方霞那天穿着高跟鞋，走到哪里，响到哪里，就是想不到把个高跟鞋脱了抓在手里，最后被保安追堵在了教学楼的楼道里。事情报告到沈百福那里，从此，陶白被沈百福抓住了小辫子，大会说小会批，又是要对家庭负责对妻子忠诚了，又是你一个学校领导，众目睽睽之下了，就竟然玩弄女性了。只要是最难听的，沈百福都人来疯地讲给大家听，先开始，人们还不知道讲的是谁，后来渐渐品出了点味儿了，陶白恨不得地上有条缝钻进去，从此不再见人。偷偷地看看方霞，方霞满眼里冒火，直盯着沈百福。沈百福这才没有继续下去。那时候，沈百福正愁找不着陶白的把柄，这下可好，你一个人民教师，你一个学校领导，你一个也有了一把岁数的人，你一个有了家庭的男人，怎么就这样众目睽睽之下公然泡起了一个刚出书房门的小女教师呢？你还是你吗？你还有点人的本性吗？

是啊，陶白也不认识自己了，原来那个从淮海师院读中文系出来的非常要求上进的陶白也没有了。现在的陶白再也不死守着一个女人了。虽然不会离开丁亚琼，但是，丁亚琼以外，也经过了很多女人了。在林静与方霞这两个女孩子身上，从来没有疲倦的时候。

这都怎么了？说堕落就随落得这样彻底！

陶白默默地站起身，走到另一个房间，反锁上门。丁亚琼一边扑打着门，一边声嘶力竭地嚷着要他开门，要他出来把话说清楚，“你陶白凭什么打我？我凭什么就要这样被你陶白毒打？你陶白给我说清楚！”

每句责问都让陶白心虚气短，却怎么也不肯开门，知道开了门后势必又是一顿恶架。再说，陶白办公司赔了本钱，也觉得无颜面对丁亚琼，于是便由着丁亚琼在门外叫骂。

丁亚琼在门外没有办法，便高声叫骂道，“陶白，你狗娘养的，你不要不开门。你可要知道，这房子是我买的。房产证上的名字可是我的！你的钱早就被你带到宁波花光了。你是个男人的话，就别这样不要脸，呆在我的房子里不肯出来！”

最后这一句话丁亚琼不应该说。一切就因为这句话，搞得不可收拾。

偌大的淞城，现在却连陶白睡觉的地方也没有了。

陶白觉得自己活得太失败了。

为去不去找方霞，陶白想了很长时间，最后才决定不去，先在宾馆里安排下来，然后晚上将方霞约出来。

下午三四点钟是个尴尬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其实去哪里都成问题。陶白于是决定去沧浪宾馆先住一个晚上，第二天去找中介租一个房子。

到了宾馆，打电话给方霞，希望见一见面，可方霞竟然人在西安的乡下。父亲去世了，正是伤心的时候。

陶白长叹了一口气，没想到这个时候真应了那句诗：此刻有人在地球上死。重要时刻啊！陶白差点儿流下眼泪，忙对方霞说了声节哀顺变，代他在老哥哥灵前多磕几个响头。方霞气得骂了他一句，你坏家伙，这个时候还想沾我的便宜，我是你的情人，不是你的侄女。

陶白说，不重要不重要，我爱你！

方霞问工作的事儿有着落了吗？陶白说，差不多了，但情况有变，待你回来再说吧。

方霞在电话里说，白，你也没有必要烦心。这年头，没有工作的人太多了。我看你其实也没有必要守着这份工作，那么累，那么烦。你有这时间，多写几本书去。你其实已经不适合在中学里上班了，这不是说你没水平，你一个教育学者，一个作家，已犯不着在中学教师圈子里讨生活了！

陶白应付了一声，谁说不是呢？接着便与方霞道了Byebye。心里满是对丁亚琼不满，要是丁亚琼也像方霞这样善解人意多好。

丁亚琼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十点半了。一般情况下，她是在深夜十一点回家。在淞高做英语教师，是个很累人的活儿，一天要改两套作业本，这样一来，两个班一百名学生，她要改的作业就是两百本，还得上早读和晚读。淞高在早读前还有个早早读。这些年为了高考升学率，学校把教师的时间都用足了，基本上每一个教师的工作量，每天都在十五个小时以上。眼睛一睁，忙到熄灯。“三清制度”把人整惨了，日日清、周周清、月月清，就是每一天上的课，要清查学生有没有掌握，一周下来要有个周测验，一个月下来要有一次月考。这都是学的苏北一个叫洋思初中的学校。加上淞城也是个快节奏的城市，一般人哪里吃得消拖！

还好，没有做班主任。本来是要做的，可是，陶白往宁波去了，这里立即撤了丁亚琼的班主任，理由是你们夫妻分居，平常总要来来去去的，会影响工作。丁亚琼是个要强的人，明确地跟学校讲，自己不可能去宁波，既不可能平常来来回回地影响工作，也不会离开淞城到宁波落户。但是没用，沈百福一句也不听她的，硬生生地将班主任给掳下来了。

发生了这些事，丁亚琼撑不住了。其实，搁哪个女人身上，都撑不住。在电话里，丁亚琼跟陶白哭了，哭得陶白心乱如麻，只好一边劝丁亚琼不做这个班主任就算了，也落得清闲，一边发誓一定要在宁波好好干，争取早日把丁亚琼接过去。可是丁亚琼不答应，说什么都要弄到个高级职称再走人。陶白一想，说，“这一来你走不了了，明年你得留下来评职称，评职称这一年你不能走，第二年你同样不能走。总不能一评上职称就走人吧？”语气中充满了无奈。丁亚琼只好说，“陶白啊，你在外面得好好干了，不能让淞城的人笑话。现在淞城的人都在说你不会有大出息。你一定要有大出息。不能让人说中了。你要是有了出息，我在哪里都无所谓的。”陶白含着眼泪答应了，并答应老婆，明年的职称问题应该不会再有麻烦，如果有，他跟沈百福拼命，道理哪怕讲到教育部。

沈百福做得太绝了，关键时刻，对陶白下手太重了。

很多人也都看出来了，沈百福一定会对陶白下这样的杀手的。沈百福说穿了是怕，怕陶白上了高级职称后便会很快爬到特级教师的位置。这样一来，沈百福不但是在校内的权威，甚至是在全国的影响力都会荡然无存了。这样的心事，陶白当然也看得出来。

陶白拿沈百福一点办法也没有。一来人家是校长，二来，陶白一家能从苏北来到淞城，还就是因为淞城高级中学招聘人才，陶白夫妻是被当作人才引进过来的。陶白夫妻是不是人才，当时就是沈百福的一句话，不是看你有没有出书或者写了多少文章。陶白其实早就出书了，可是，论定你为教育人才，在淞城，是沈百福承认才行的。沈百福点头了，招聘办公室就在陶白、丁亚琼的名字上打上钩。这样，就算是定下来，让陶白一家进了淞城。如果沈百福不点头，陶白现在还只能在苏北乡下混哩。

陶白当初在苏北乡下一个叫白莲的地方教书的时候，一心就想进县城中学教书，可是，想要调动比登天还难。所以，拿着淞城市公安局的准迁证时，陶白内心快乐不已。事实也证明了他的这种快乐是有道理的。陶白到白莲派出所迁户口时，连白莲派出所的人都叹服，你们还真的不简单，能够一家三口全都进了淞城。一家三口全都迁进淞城，那真是天大的好事啊！是淞城，江南的明星城，不是苏北的什么穷县城！有了这样的前因，沈百福怎么对待陶白，陶白也都忍住了。当然，陶白有陶白的想法，我陶白哪里是你说要打压就打压得住的？东方不亮西方亮，你对我写教育文章有想法，那我就搞文学这一块。这一块搞好了，就是辞职回家做一个自由作家也行。可是，没想到沈百福竟然连丁亚琼的职称都卡掉了。这沈百福是下手太毒了点。

陶白夫妻二人的职称就这样都被卡掉了。丁亚琼生气的是，这样的耻辱，你陶白不放在心上，现在，竟然是为了贪图眼前这个小房子便想要再回淞城。这个男人，怎么就一夜之间变成这样了，早忘了当初说要做一番事业给沈百福看看的话了。这样的男人，还能成大事吗？你回来当然好，可是你拿什么给沈百福看呢？你这不是给沈百福看笑话吗？离开淞城，算你陶白有种，可是瞧，还不是又回来了？你陶白一直是一个争气的人，怎么这次倒反而不争气了？这不像你陶白了啊！

拖着沉重的步子上楼的时候，丁亚琼怎么也想不明白，怎么做了这么多年夫妻了，还是识不透陶白心里在想什么呢？上次听说很快就要做上东海国际学校中学部的校长了，怎么又想回来了呢？ 他究竟在想什么啊？究竟想干什么？跳来跳去，奔东走西的，究竟想做什么？这样下去，一个人，又能做出什么？

打开灯，便发现了桌上的字条，陶白走了，还回宁波去了。

丁亚琼的心情又一下子复杂了起来，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这什么人？怎么说回就回说走就走呢？哪一句话才算个准数？你不想回宁波了，我丁亚琼虽然嘴上骂几句没出息的话，但心里认了。回来好，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可这说走就走，成什么话了？哪家夫妻不吵架？一吵就要走人？有这个道理吗？

她连忙拿起电话，拨陶白宁波的手机号，手机关机，又拨陶白淞城的手机号，同样关机。这个陶白，一直两个电话都开的，现在看来是有意不想让老婆联系了。

他什么时候走的？走的时候还会有去宁波的车吗？如果没有宁波的班车，这一天他会在哪里呢？是先到苏州还是先到杭州？再不，就是今天买了明天的票，这一夜在哪个朋友那里过了？

丁亚琼一下子心乱如麻，非常后悔不该用那样的话来说陶白的。不管怎么说，陶白心里非常在乎她，这一点她是知道的。陶白去宁波后，丁亚琼总是希望陶白一有空就回来。其实，回来也就为做那样的事。都不是小儿小女了，可是，丁亚琼就是一直想着，都很贪婪了，像刚刚结婚时的样子，就是喜欢跟陶白做爱。这陶白倒也好，总是变着法儿满足她，一到周末，或者月末连续放四天假，就从宁波赶回来了。路费是不考虑的，时间也是在所不惜的。每次回来，都会陪丁亚琼疯好长时间，正好孩子又不在身边，乐得两个人一起疯了。

想到孩子时，丁亚琼又是一阵心酸，这时候，只好跟孩子讲讲话了。

可孩子在苏北，在他大舅舅家里吃住，大舅母专门侍候他和小表弟上学。

大弟媳的手机也关机了。看看时间，都十一点了，想必孩子睡了，不能让孩子受打扰。孩子读初二了，一天紧似一天，升学考试就在眼前了。陶白有心，去年去宁波的时候，将孩子带在身边。新学年开始，没有带着孩子，将孩子安排到了老家一家名校。说是初一的时候，孩子还能玩玩，到初二初三就得拼命了。

想到孩子读书的事，丁亚琼似乎突然醒悟过来，这陶白看来要回来是真的了，不然的话，怎么不将孩子带在身边呢？听他说是要让孩子上好学校，在东海国际学校那帮纨裤子弟圈子中不能成长好。

这陶白还是拎得清主次的，最要紧的事当然是孩子的事，孩子的事安排好了，大人的事就好办了。

看来，陶白没回宁波。孩子的事情这样处理妥了，那就肯定不会再去宁波了。

丁亚琼叹了一口气，不得不承认陶白做事还是有头脑的，别看他从这里到那里的，但孩子的事总是安排得妥妥当当的。这是最重要的了。大人的事，已经不重要了。已经四十岁的人了，没有什么江山可打了。起点已经低了，从苏北乡下出来的，又能打拼到什么程度？这样看来，陶白倒是做得对了，这种时候，什么都不重要了，夫妻在一起最重要。

想想丈夫，其实也挺不容易的，上大学的时候家境不好，这些年，为从乡下出来，走了很多地方，今天宁波明天上海的，这些地方其实哪里容易呆？生活成本太高了，而且，户口也难调进。可现在能在淞城有个安身之处了，她却把他给气跑了。

想到这里，丁亚琼流泪了。

对  面

（中篇小说）

姜广平

一

下午三四点钟的光景，陶白终于决定离家出走。他在桌上留了字条给妻子：“琼，我还回宁波了。不要牵挂。白。”然后离开了家。

一个“还”字，说得有点无可奈何了。陶白嘴上说是不要牵挂，可是伤心得不得了了，都心绪起伏，意绪难平了。刚回来就要走，这，这都成了什么事儿了？

然而，现在，架已经吵过了。夫妻这么多年来，都没有这样大吵过，动了手打了，还扯了妻子的头发，妻子也不甘示弱，在他的手背上留下了一口牙印。话也说得不像是夫妻的话了，分得清清楚楚，是她买下的房子。比亲兄弟还更要明算账。

家是他陶白的，可他还是得走。是我买的，是我的钱买的。听听，这话都说出来了！

陶白一点儿也不明白，丁亚琼怎么变得这样了？也不知道是什么让她变得这样了。不讲道理，一点儿也不讲道理了，甚至连一点儿人情味都没有了。两口子不像两口子了，像是仇人，比陌生人都还不如了。

陶白的家在淞城市的城东，在一个叫作花园浜的小区里，在最高层，五楼。

房子是新房子，其实说到底还是旧房子。说是新房子，这是陶白，确切地说是丁亚琼刚刚买到手的房子。不大，两室一厅，才七十平米。但内部装修是非常新的，门、窗、踢脚线，都着了深荸荠色的油漆，白色的墙面，转角与顶饰都用罗马花纹细细地勾出了。不管是用来看还是用来住，都非常舒服，中看中用。陶白第一次见到的时候便非常喜欢。说是旧房子，也对，买的人家的二手房，从外墙看，这里的楼盘，房龄总在十年左右，也没有封闭小区，据说是这座城市刚刚开始发展时建起来的，当时位于城乡结合部，现在，不到十年的功夫，这里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市中心了。

十年时间，那可真是不得了的功夫。陶白老家有谚语说：十年换了满族人。十年也会把很多东西改变得面目全非的。

为买房，陶白一家花掉了二十万。但陶白满足了，非常满足。来到这个城市四年了，终于住上了自己的房子，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四年前刚从苏北乡下来淞城时，陶白可以说只是个穷人，两口子工作了十多年，也才不到四万元的积蓄。当时是不能提买房子的事的，一提起来就是满腹愁绪，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住上自己的房子。再说淞城这个富庶的江南小城，房价同样一个劲儿地虚高，让人想起来就吓得怕，能够买得起这样的房子，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该满足了，可丁亚琼不让陶白这种满足感生根，你陶白要明白，这房子是我的！

丁亚琼话说在那里，你陶白当初不是说好了在宁波要混出个人样儿的吗？怎么现在一幢破房子就让你没了雄心壮志？你陶白要明白，这是你第二次到宁波了，你第一次去万里国际学校那么好的学校去，没有玩出名堂，现在去到东海国际学校再混不出名堂，可就说不过去了。再说，这房子是我买的，也就够我一个人住。本来就是用来过渡的，等你在宁波有了大房子，我们一家全去。

几句话，把陶白戗住了。陶白哪里敢接老婆一句话？他一点儿也不敢告诉老婆他在宁波已经没有了工作。东海国际学校的苏北人，竟然非常默契，将他挤走了，就是怕他夺了中学部校长的位置。还老乡啊，哪里有老乡的样儿？个个都像是白眼狼。还跟原来在苏北一样，把宁波当成苏北了。

从学校里出来，跟原来第一次到宁波时结识的朋友合伙儿开了一家家庭教育服务公司，没想到，公司三个月没有拉到一个生意，可是，账面上那点流动资金却全都没有了。老本也用光了，公司只好关门。

留下的条子上写的是再回宁波，实际上，陶白哪里还能再回宁波？哪里还有个什么宁波让他去？去宁波他住哪？去宁波他靠什么吃饭？

陶白现在是一个赌输了的赌徒，他真的没有想到，他竟然无路可走了。现在只剩下一条路了，就是跟李长青讲，到他学校做事。

就只剩这条路子了。

李长青是淞城实验学校的校长。淞城实验学校就在老婆呆着的淞城高级中学的北边，一墙之隔。实际上连一堵墙都没有，只是铁丝围成的栅栏。栅栏南边是淞城高级中学，北边就是淞城实验学校。

陶白现在就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李长青已经答应了要他，但是又让他等等。

具体等到什么时候？

“可能要到教师节之后。”李长青说，“有些事没有处理好，等处理好了，你就来。是跟淞城高级中学之间的事儿。”

陶白心里一惊，这就是说，李长青是跟沈百福之间也有事儿了。

后来，陶白才听说了，沈百福心大，想要吃下淞城实验学校，想要有自己的小学部与初中部。

难怪沈百福心大，就在眼前的一块肉，当然得想办法吞下来。当初他的兄长做着教育局长，把淞城实验学校盖在高级中学的后面，就是想着将来有一天，把实验学校吞并了，然后成立一个上万人的教育集团。沈百福有这雄心，连将来的教育集团名字都起好了：万仁教育集团。陶白一开始不明白沈百福为何起这名字，有一天，沈百福喝了酒，一不小心就将真心思和盘托出：万仁嘛，啊，万仁，就是万人！陶白你看好了，我沈百福，一定要在淞城这块地面上，搞他个上万人的教育集团出来。

看来，是这事儿了，沈百福开始实施他的万仁计划了。难怪李长青吃不消。

有了这种情况，就只有等了。陶白内心希望最好别让沈百福吃了淞城实验学校，否则，他最后一条出路也就被堵死了。

陶白本来想是在家里等，等在淞城实验学校上了班，就跟丁亚琼摊牌。可话还没有说出口，架吵起来了，话说绝了，连自己的家里都不能呆了。

陶白只能离家出走了。

陶白决定先找个小旅馆住下来。然后再想办法。

陶白心里满是焦虑，假如李长青那里也断了路子，自己该怎么办呢？

出了家门，陶白抬起头西望，教堂的尖顶在走道上落下狭长的影子。陶白其实早就知道这个小区里有一座教堂，他一直认为教堂远在他的生活之外。没有想到有一天，他的家会离教堂这么近。陶白在家的这几天，妻子一直在学校忙着，他一个人在家。教堂的钟声，总会在陶白不经意的时候响起来，若有若无，似断不断，让人觉得它在很遥远的地方，又好像就在耳朵边，或者就在你的头顶上，再一听，又像是在你心头上敲，搞得人心里慌里慌张的。

虽然家就靠着教堂，但陶白知道那其实是另一个世界，与自己很遥远。陶白对那个世界，基本上是不过问的。虽然他对教堂不陌生，对十字架也非常熟悉。书上碰到过耶稣，生活中碰到过教民。但陶白觉得自己还没有到过问那个世界的时候。陶白还没有到需要上帝和佛的时候。当然，也许陶白这时正需要上帝或者佛，只是自己还没有意识到，或者根本没有想到要让上帝或佛走进自己的世界来抚慰一下自己。其实，再想想也没有用，上帝或佛就是抚慰过一两次，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陶白现在要的是工作，要的是饭碗。

都怪这个房子。本来，没有房子，陶白也不会这么快就决定放下在宁波的事回淞城。有了房子了，陶白不想再在外面折腾了。有很多年了，陶白一家在淞城过着没有房子的日子，才来的两年，住在学校的两间学生宿舍里。后来学校招生数扩大了，有家小的全都得搬出去，于是便只得靠租房度日。这样一来，就搬了好几回家。每搬一次房子，都得折腾十天半月甚至一个月两个月。搬之前要先看房子，搬之后又要收拾房子。光是陶白的那些书，就得动用人家一个小卡车，收拾起来没有个三天是收拾不完的。人被累得够戗。

在淞城竟然有自己的房子，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陶白还是服了老婆，丁亚琼在买房子这件事上，表现出少有的爽快与干练，比爷们还爷们，立即付了现金，立即办了过户手续，一边打电话给陶白，让陶白从宁波回来搬家：你还是回来一下，搬家这么大的事家里没有男主人怎么行？语气里洋溢着自豪，话里头全是兴奋。

陶白当时请假回来搬家，看了一眼就喜欢上了，一边搬家，一边心里在盘算，还是回来吧，不要在外边漂了，这么多年在外面漂，都住得非常简陋，一间房子一张床，很没有感觉。现在好了，现在有了房子了，该安定下来了。再说，在宁波的一摊子事儿，够人心烦的。在哪里混，都没有混出名堂来。怎么混都不是个混处。想通了还不就一回事？在宁波也好，在淞城也好，还不都一样混？能咋的？有江山打吗？

于是，再一次从宁波往回赶时，就顺便在车上打了电话给李长青，说：“我回淞城了，去做你的办公室主任。”

这是几年前他跟李长青开的一个玩笑。那时候，陶白风光过一阵子。淞城教育圈子里的人，只要混得有点名堂的，哪个不知道淞城高级中学有个陶白呢？陶白是淞城教育界的一枝有名的笔杆子，陶白是学校文化策划方面的一把好手。很多年过去了，淞城高级中学墙上贴的，纸上写的，都还是陶白的痕迹。淞城高级中学的校歌，淞城高级中学正门背后的学校碑文，文言写成的，都是陶白的手笔。省内有些有名头的学校，在学校文化建设中，也都有陶白参与。陶白一直沉醉在他的这些成绩里，虽然这些成绩有很多都不可能标出他的名字，可是，连教育局的人都知道，淞城高级中学那一摊子事，差不多全是陶白整出来的，陶白是这方面的能人。做校长的人，都恨不得这样的人在自己学校做办公室主任。

李长青那一年从人事科科长位置上下来做淞城实验学校校长，正好陶白也将孩子送到实验学校参加小升初考试，在校门口遇到了李长青，李长青笑着对陶白说：“陶白，你的孩子也要考试？只要你答应到我这里做办公室主任，孩子上学的事还不是小事一桩吗？”

陶白呵呵呵地傻笑了笑。笑里显然搭了假。陶白知道李长青虽然想他的人，但现在现在捧着沈百福的碗，总不能胳膊肘儿真的朝外拐，于是便打了个哈哈，说：“还是让孩子考考，试试，看这小子学得什么样儿了。”停了停，陶白又说：“早晚有一天，我陶白会来敲你实验学校的门的。”

陶白给自己留了条后路。

没想到不到两年，陶白果真来敲门了。

李长青爽朗地笑了，他说：“陶白啊，你这人，当初离开沈百福时，你就应该跟我说一声，直接到我这里来嘛！哈哈哈哈哈……”

这就算是答应陶白了。陶白松了一口气，心里暗叫道，惭愧，天无绝人之路。

“没想到沈百福横生枝节，得将这档子事处理好了。”李长青说，“如果不是你陶白在沈百福那里干过一阵子，就可以直接来了。”

还能再说什么呢？只有等了。陶白连着嗯嗯嗯了几声。

陶白作了最坏的打算，就是回到淞城，做一个自由撰稿人。这事儿其实早在几年前就跟丁亚琼讲起过，丁亚琼一直没有答应：“自由撰稿人的收入没有个定数，能不能写出名堂也是没准儿的事。总归是有一个单位好。”

丁亚琼脸沉着说出了这些话，陶白就不再说话了，丁亚琼这人非常犟，几匹马也拉不回，在这个家里，陶白其实做不了主。不要说做不了一家之主，连他陶白自己的主，陶白都做不了。

现在总算好了，工作的事，左右不过是等，总算是定下来了。可是，陶白却不敢对丁亚琼说出来。丁亚琼是不愿意等的人，她要说在嘴上，还要拿在手上。更重要的是，丁亚琼根本就不希望陶白回到淞城。

丁亚琼有丁亚琼的道理，陶白原来在淞城高级中学做教师，现在要再回来，说起来不好听。“你陶白在外面没有混出名堂来，又回淞城，这算什么事儿？那还不是要把有些人特别是沈百福笑掉大牙的？再说，当初走人的时候，所有的关系都丢了，养老保险、人事关系、医疗保险，全都没有了。你说说看，你回来有什么用？”

陶白最怕提的就是这档子事，心里也着实担心这一档子事。这些保障，都没有了，将来可怎么好？沈百福当时真的做得出啊，这里陶白一辞职，那里沈百福立即让校办将陶白的这些关系全给解除了，一年时间都没有给。凡是辞职的人，沈百福都是这样快刀斩乱麻地处理了。对陶白，沈百福更是不留情了，陶白离开的这一年，陶白夫妻都申报了高级职称。陶白想走人，职称的事当然是泡汤了，不但如此，连丁亚琼的职称都没有解决。丁亚琼没有提出走人，各项指标也都够了，可是，沈百福哪管这些？爱屋及乌，恨屋也及乌，丁亚琼的职称就这样搁下来了。偏偏丁亚琼也是一个犟得不能再犟的人，她一定要得到职称！得不到，她就不会走人。她偏要留下来，一定要拿到职称才甘心。所以，不管陶白当初怎样劝她离开，她硬是没有半点离开的意思。她跟沈百福拗上劲了。“凭什么？他沈百福凭什么？”

淞高，淞城人对淞城市高级中学的简称。淞城人对淞城实验学校简称为淞实。两家校长一直不和，一个不让一个，都差不多成了死对头了，只是没有想到在陶白想回淞城的时候，正是李长青非常难受的时候，差不多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淞高这些年，高考升学率看涨。升学率一涨，人气就足，财气就大。淞高刚开办，没有几个学生肯来。现在好了，都差不多要挤破大门了。沈百福高兴啊，于是，便想扩大规模，培养自己的初中生，最理想的，还得有自己的小学生。眼睛早就盯上北边的这家淞城实验学校。淞城实验学校是淞城唯一一所十二年一贯制的学校，创办的时候，也是想着将来变成教育集团的。可是后来李长青担任校长后，生活作风上出了点问题，跟副校长钱梅芳的风流韵事闹得全淞城人都知道了。个个传得有鼻子有眼，说是两个校长在学校操场上就抱到了一起，被学生撞见了。还有的知情者说，淞城教育局组织正职校长们到杭州去，可李长青竟然带上了钱梅芳。然而一到杭州，又不跟大家一起，两个人一起去逛西湖了。住也不跟大伙儿住在一起，单独到楼外楼旁边的松鹤宾馆开了房间。对李长青更具有杀伤力的传闻还有，说李长青为了讨好钱梅芳，把学校食堂全都包给了钱梅芳的弟弟，可李长青的这个准小舅子却只晓得赚钱不晓得打理，连续出了两次食物中毒事件，搞得李长青很被动。两年下来，钱梅芳的弟弟赚得盆满钵满，别克车也开起来了，而且怂恿李长青也买了一辆同样的别克君威。两辆白色的别克君威经常并排着躺在学校里，像一对情人。有人将这些事，一股脑儿捅到了市委市政府，这里沈百福也开始动作，打报告给市政府说，这两家学校，仅一墙之隔，实在没有必要，不如并到一起，实现资源的集约化。再说，仅一墙之隔就两所学校，这让人们看起来多不合适。

沈百福这时候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陶白离开淞城的这一年，淞高也开始有学生考取北大和清华了。这为沈百福挣了不少脸面。更让沈百福高兴的是，李长青将自己送到了不利之境。沈百福理所当然趁着这样的势头，向市里提出合并学校的要求。市委书记很快在沈百福的报告上作了批示说，可以考虑，在适当的时候，将两校合并。只是要做好家长工作和必要的社会工作。

李长青是从教育局人事科长位置上下来的，直等到沈百福对他下刀子的时候，才发现沈百福原来是白眼狼，竟然想对他下手了。当初他在人事科长位置上时，这沈百福一口一个李科，都快把他捧到天上了，可是，李科变成了李校，这边就开始背后做小动作了。

幸好是做着人事科长出来的，一看市委书记的批示，就知道如何应对。李长青连忙做起了家长的工作，然后会同一些有身份的家长，向市委写了一封联名信，说，如果合并学校的话，我们不但要学校退还有关款项，而且要学校与政府作出适当的赔偿。我们只认实验学校的牌子，如果不在实验学校就读，我们可以转到外市去。

李长青的报告上去后，让他喜出望外的是，别看沈百福名气大得很，可市里帮助沈百福的人竟然没有多少，转而同情李长青的人倒是很多。市委这才觉得这件事远不是作一个批示那么简单。于是同意稍等一段时间再作关于合并的商讨。而沈百福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做得那么出色，可是却无法搞过在他心目中只是一个小混混的李长青。

李长青长舒了一口气，他争取到了一年时间。一年时间太重要了。其实，有一年时间，便足够了。再到下一年，谁还会再去想这并校的事？一朝天子一朝臣，说不定到那时候，这一任市委书记便调任了，新来的书记哪里会管到这码事？

李长青这里舒了一口气。陶白也长舒了一口气，上班的事有眉目了。

林达和梁静把她和袁野带了过来。一路上，林达和梁静不断地告诉杨娟和袁野那一天到塬上来的事。她羡慕死他们了。后来，经过毛竹林一起往塬上攀爬时，杨娟便做了有心人，非常希望能与袁野在毛竹林里有一次爱情经历。这一定是非常刺激的，也一定非常富有诗意。回来后，她悄悄地对袁野说，什么时候，我们也两个人一起去，太有意思了。

她还想对袁野说在竹林里的事，可话到嘴边又缩了回去，脸也腾地红了。袁野看着杨娟脸红了，便问，想什么坏心思了？说着要去吻杨娟，杨娟避让了，一边笑骂道，死开去！

因为记着塬上老农的话，草莓再过些日子就要过了时节了，杨娟做了有心人，约袁野抢在收获草莓的季节去了一趟塬上。好是一个星期天，杨娟和袁野早早出发了，没有骑车，也没有搭公交，步行过去的。他们觉得这才有意思。

步行了一个多小时，杨娟与袁野到了竹林里。

太阳已经升到老高了，陵城也开始渐渐地热了，可是，竹林里却有点凉，人一进去，身上猛然间竟然起了鸡皮疙瘩。

可能是第二次来，对竹林里的情况非常熟悉，袁野一句话不说，便把杨娟抱在怀里，往地上一扔，随后便扑到了杨娟的身上，接着就不顾一切了，先是吻，后来手也不肯老实了，一个劲儿地往杨娟的衣服里钻。杨娟挣扎着，反抗着，可是一点不像是真的挣扎与反抗，有点欲拒还迎的味道。

地上一层层竹叶子，厚得像褥子一般，非常松软，也非常舒适，干爽而清洁。

两人像躺在席梦思上。杨娟感受到了袁野的身体有了变化，非常坚挺地逼向了自己，便连忙避让，袁野哪里肯放，嘴里一边吻着，一边说就在这里来一回。杨娟非常害怕，连忙说这不行，这绝对不行。不可以，绝对不可以的。

袁野知道不能对杨娟这样，会出事的。于是便罢了手，接着把杨娟拉了起来，两人攀着毛竹上了土塬。

杨娟忽然觉得袁野很无趣，没有趣味，不懂得女孩子的心思，一点情趣也没有。

塬上这一天好像没有人。许是草莓就要过时节的原因，草莓垄子里，绿多红少了，塬上的桃花倒是开得非常灿烂。

正对着来路的一间小屋，门虽然关着，但没有上锁，也没有将门搭子扣上。袁野和杨娟敲敲门，没人应，便轻轻地推开了门进去。

屋里的小桌子上，有茶，还是大麦茶，还有两个茶碗。里面的茶还温的。这是人刚刚离开的样子，应该没有走多远。

袁野上次就注意到这里的家具与摆设了，都是小小巧巧的，挺精致的。小屋的里间有床有凳，外间有灶。这就是一个像样的家了。袁野对杨娟说，将来我们结婚了，就像这样过日子倒也蛮好。

主人不久便回来了，是个五十开外的人。一见到杨娟和袁野，非常高兴。他刚去屋后的一块地里摘草莓的，摘了满满一脸盆的草莓。他把盆子往桌上一放，然后朝袁野与杨娟这里又一推，说，吃吧，吃吧！

杨娟看来真的是特别喜欢吃草莓了，脸红了，嘴里也唏出声音了，那样子，活脱脱一个馋猫。主人看出来了，开心地笑了，这丫头，倒也真是的。吃吧！

杨娟被说得不好意思，但很快便不理会主人和袁野了，一个劲儿地往嘴里塞进草莓。

回来后出了问题，夜里上了三五趟厕所，梁静听说他们也单独行动了一次，杨娟回来拉肚子了，差点笑闪了腰。

四个人最后一次到土塬那里是在临近毕业的这个夏天。

临近毕业了，诗社里的事早就不弄了，事情都交给了下一届的学生去搞。四个人要忙毕业的事了。

林达和梁静来喊袁野去玩时，袁野感到非常突然，也觉得很不自在，想不去。但看林达一脸认真梁静一脸灿烂，便同意了。

林达和梁静没有带杨娟去的意思，但袁野说，还是带上她吧！

林达说，那就带上吧！不过不带的好！我其实也不准备带上梁静的。

林达这样说时，梁静捅了捅他，林达便不再坚持了，那就带上吧，那就带去吧！我们四个人也很长时间不在一起玩了。

林达和梁静带了很多菜，还带了酒。四个人，还像那一天一样，往土塬上去了。

林达一路上不讲话，只顾骑着自行车。梁静也不说话，坐在车后座上，一手拎着菜，一手搂着林达。

袁野一路上心里直打鼓，有点后悔带上杨娟了。杨娟什么也不明白，像一只快乐的鸟儿吱吱喳喳地没完没了。袁野想打住她，可是又觉得这不好。

到了土塬上，还是在那个小土屋里。林达摸出了钥匙开门。袁野见了，有点吃惊，道，林达，你小子，好像是这里的主人似的。

林达说，没错啊，我是半个主人。我租了这个地方了，我跟梁静住在这里已经半个月了。我们这是实习乡下生活哩，我们毕业以后的去向已经定了，是到陵城乡下一个叫水廓的地方教中学。

袁野心里一愣，倒是没有想到林达作出了这样的选择。他不一样，他从乡下考上来。考大学的目的就是要进城。他也已经托人找好了出路，袁野与杨娟都去一个叫扬都的小城。袁野改行做记者，杨娟没能改行，做中学教师。

进了小屋，大家便开始忙起来，烧饭是两个女孩子的事，林达与袁野做菜。后来杨娟说，我们去摘些草莓和桃子过来，做点凉菜吧！

林达说，不用了，我和梁静一早已经摘好了，马上洗洗就可以吃了。

四个人吃饭了。林达与袁野先喝啤酒。一扎子啤酒，一人五瓶。林达说，管饱，也管醉。今天一定要醉倒，不然，袁野，我们就不是朋友了！

林达先碰了碰袁野的杯子，袁野，来，为诗歌干杯！

为诗歌干杯！袁野应道。

林达喝完后，便有点酒意，也有了点感伤。他拍了拍袁野的肩膀说，袁野，我不瞒你，我比你们任何人都虔诚，我对诗歌是一片痴心，可是，上了四年大学，做了四年诗歌梦，为编辑部操作了那么多退稿，一首诗都没有发出来。你说说看，袁野，我这是图啥？你小子倒好，大三下学期就不搞了，开始搞专业了，开始跑分配了。你小子好！实在！

说着便又喝了一大杯，咕咚咕咚地灌了下去。梁静捅捅他，让他少喝点这马尿，他把梁静的手拨开了。

林达又说，以后谁他妈的再写诗谁就是灰孙子。

袁野碰了碰林达的杯子，道，好的，我们都撤退，不写诗，坚决不写了。

林达拿过一个草莓，掐去梗柄，丢进嘴里，嚼几下，咽进肚里。一连扔进嘴里好几颗草莓，吃完了，抹抹嘴，然后猛地一拍袁野的肩，袁野，我俩是哥们！你说是不是？

袁野随即说，是哥们！谁说不是呢？我读中学，上大学，家里穷，差不多都是在你家过的寒暑假。我们是哥们，铁哥们！

林达说，对，你说得对！上次教训叶华，也他妈的痛快。我听说了，叶华都说了，我滚回上海，我滚回上海。你袁野出手重，差点把人家小命玩掉吧！

袁野不好意思地摇摇头，又喝了一杯酒。

林达接着说，袁野啊，我有些话放在肚子里，早就想说了。

袁野停下来，杨娟也停下来。梁静捅捅林达，让他别说。林达没有答理她，把梁静的手又拨开去，说，你不懂，我跟袁野，差不多是剁头的兄弟了。我不说出来，我心里难受。我说出来，我们兄弟还是兄弟！

林达话还没有说完便哭了。哭得很伤心。

袁野这才意识到事态严重了，他伤害了林达。真的伤害了林达了。伤害得很深。

他不应该带杨娟来，杨娟还是不知道这事的好。知道了，杨娟怎么看他，他们的关系还能不能存在便都说不好了。

袁野这时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只得硬着头皮听林达诉说：

袁野，我们俩朋友一场，可是没想到我们的辅导员向你了解情况时，你竟然会说我的坏话。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心里不平衡，为什么好事全给了我？是不是？你心里这样想的是不是？大家都是一块搞枫叶诗社的，论做事情，可能还是你袁野做得多，于是你就心里不平衡了？是不是？我说实在的，我本来想在毕业前捞上个预备党员的资格的，这下对分配也有好处，对将来的发展也有好处。可是被你这样一来，我什么也没有了。袁野啊，你还是个诗人！你还是我的兄弟，没想到关键时刻杀我一刀的，会是你袁野！

见袁野要说什么，林达手一伸，把袁野冒出头的话压下去了：袁野，你什么也别说。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会说你并没有讲什么，你只说了我与林达不在同一个系，你们向我了解，我也说不出什么。如果一定要说，我只能说林达这个人不坏，就是有时候想出些风头，有点沽名钓誉，就这些。至于他与梁静，是不是恋爱关系，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你是不知道的。袁野，你说了这些？是不是？我都知道，你说了这些。可是你要晓得，我们的辅导员之所以要找你了解我的情况，只是想走一走形式，我的事差不多定了就只等你那里说一句好话。我推荐了你，就是明明白白地知道你肯定只会说我的好话，不可能说我一个不字的。可是你袁野刁得很，你竟然跟他们讲起了这样的外交辞令。这不明摆着是讲我还有欠缺吗？你差不多是要讲，这个同志入党，可能还要再考察考察。你好，你厉害！袁野啊，你厉害啊！你真人不露相啊！

林达说完，一仰脖子，又喝下一杯酒。

袁野什么也说不出，脸憋得通红，也端起面前的酒杯，一仰脖了喝了下去，接着，猛地划拉了一根火柴，点燃一枝烟。

杨娟呆住了。

她站起来，指着袁野，问，袁野，你告诉我，有这事吗？

袁野仰起头，非常无助地说，杨娟你听我说。

不，我不要听你说，我只要你告诉我，有这事还是没有这事？说，有？还是没有？你说！

袁野低下了头，脸埋了下去。

你袁野竟然干了这事！袁野啊，你是不是一个什么狗屁诗人我不管，你是林达的朋友，这是我知道的。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呢？你是个男人啊！我怎么就看错了你呢？

杨娟说完，就哭了。哭得非常伤心，差不多撕心裂肺了。

一时间，屋子里只有杨娟的哭声。

杨娟后来恶狠狠地说，袁野，我们到此为止了。说完就想往外走，梁静一把抱住了她，让她冷静点，这没有什么，不就是一次机会吗？我们林达下次再争取。机会有的是，毕业了，我们到单位上也还可以继续争取的。袁野一时油蒙了心，你原谅他，他跟林达还是好朋友，真的，林达就是这样讲的。

任随梁静怎么劝，杨娟依然不依不饶地哭。后来，四个人饭后一同回校，杨娟再也不肯坐袁野的车子了。四个人只好步行回了学校。路上没有一个人答理袁野。林达与梁静一直在反复劝着杨娟，让她想开点，袁野不是有意的。

杨娟一直说，我想不开，我怎么想得开呢？我是那么爱他，可我没想到他会做这样的事。林达这样的人不值得入党还有什么值得入党。

林达与梁静其实是送杨娟回校的，他们接着又回到了小屋里。杯盘狼藉的桌子，谁也无心收拾。桌子中间那一大盆草莓，丰硕、鲜红，静静地放着，静物写生一般。

唉，杨娟最喜欢吃草莓的，可惜没让她吃足了！梁静很久才轻轻地说道。

杨娟一直躲着袁野。有一天，终于还是让袁野给堵住了。袁野说，总不能就这样下去，总得有个说法，躲着不见算什么嘛？不错，我不像男人。但是，人非圣贤，你总得让我有一次改过的机会。

没有这个机会了！杨娟冷冷地说，我不可能与你有什么结果的。你断了这个念头吧！我不会嫁给你。最多，因为我们有过那一场，我们会是很好的朋友。

可是，我们都已经定了去扬都城啊！

那是另外一回事。

说完，杨娟便转身走了。袁野看着杨娟的背影，痛苦地流下了眼泪。

袁野想起了草莓，想起了叶华，想起了这么多年来与林达的相处，确实，他太对不起林达了。他真的好后悔，那两个中文系的领导来向他了解林达时，他竟然就那样讲起了林达，他明明知道经他这么一来，林达入党的事算是泡汤了，可是，他还是没有管住自己的嘴，一个劲儿地说了下去。

林达是他的最好的朋友啊，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林达极有可能是因为入党的事选择到乡下的。他是要让袁野看看，他林达能做到他所选择的。可是，一到乡下，林达发现不是个事儿了，刚来的那些日子里，一点儿都不习惯。水廓连个洗澡的地方也没有。也没有电灯。晚上全是点煤油灯，第二天早上起来，一挖鼻子，鼻子里全是黑的。

有一天，他心血来潮，要和梁静去一趟袁野的老家。

袁野的老家离水廓不远，是在一个叫白莲的村子里。到了白莲，走进袁家，他看到了袁野的父亲，看到了袁野家的草房子，看到了袁野的父亲一个人拙巴拙巴地从锅里盛出一团黑乎乎的面疙瘩。袁野的奶奶还活着，靠九十岁了。身上的衣服又破又脏。无法想象袁野就是从这样的家里走出来的。

林达有点震惊了，他只晓得袁野的母亲早逝，却没想到袁野是在这样的贫穷中过来的。他和梁静把买来的水果和几瓶饮料悄悄地放下，然后，掏出身上所有的钱，全都塞给了袁野的父亲。然后逃也似的离开了白莲。

林达从白莲回到水廓后，便对梁静说他准备写小说了。林达没有说为什么，总之，林达从诗界里撤退后，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考虑，终于决定拿起小说了。林达的第一篇小说《祖母大人》甫一发表便被很多杂志转载，甚至美国一个汉学家也开始关注林达的小说了。

汉学家关注不关注当然不是林达感兴趣的。林达在看到袁野祖母的第一眼时，就被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震撼了，从白莲回来，他的脑子里全是这个老人的形象。

林达每发表一篇小说，都会告诉袁野，或者把杂志寄过来。袁野有时候经过邮亭时会停下来，看哪一本杂志上有没有林达的小说。如果发现，他也会买下来，读完之后，便送给杨娟看。唯独那篇《祖母大人》，他看完后，让杨娟看完后，没有送给她，而是压在自己的桌子台板上，天天可以看到。

林达和梁静结婚的时候，袁野和杨娟也都来到了水廓参加他们的婚礼。林达与梁静的婚礼其实前一天已经办过了，双方的亲友都来了。两家人在酒桌上闹得好不开心。大声而快活地说着吉利的祝福话语，让林达与梁静早生贵子，让梁静与林达白头偕老。让林达写出更多的小说，最好能有一部小说让那个叫张艺谋的导演看中了，拍成电影。

两家人好一番闹。唯一觉得遗憾的就是林达不听人劝，不肯回城。而梁静，也是死心眼儿，林达不走，她也不走。

林达与梁静有意单独请袁野与杨娟来喝喜酒的。袁野与杨娟是他们共同的朋友，袁野与杨娟现在这半死不活的样儿，林达跟梁静心里也很着急。

酒席就要终局的时候，林达与梁静便跟杨娟开玩笑，说，杨娟啊，什么时候我们到扬都去喝你跟袁野的喜酒？你不能不回请我们啊！你看我们都单独请你们了。

杨娟脸一沉，我没有喜酒给人吃了。我的爱情死了，还谈什么结婚？说着，突然就有了想哭的冲动，眼睛有点潮红了。

杨娟这么多年来一直单身，心里一直搁着袁野那档子事，都成了个坎儿了。自己过不去，又不肯再跟其他人谈恋爱，这一来，竟然没有了再谈恋爱和人结婚的打算了。

一句话，让大家都静了下来。林达摇摇头，说，杨娟，你怎么就不听我劝的？我跟袁野不还是好朋友？

袁野端起一大杯白酒，就要往嘴里倒。

林达急了，说，袁野，你怎么能这样喝酒？

梁静抢上去要夺下酒杯，可那里杨娟有了反应：她猛地对着袁野的后背打了下去，嘴里骂道：你想死啊！想死别到水廓来死，有你这样喝酒的？死样！

这下好了，终于好了。杨娟松口了。林达和袁野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了。梁静见状，连忙拉了拉林达。林达这才转过脸去，装着什么没有看到。

后来，四个人就有一搭没一搭地讲着过去的事情，讲着现在的情况。林达后来拍拍杨娟的肩膀，说，小妹妹，别再乱想了，都过去那么多年了，也该原谅人家袁野，也该给自己一个台阶了。两人这样僵着有啥意思，赶快回去结婚！你看我现在还不是挺好的，小说发表了，马上还要调到省里，进作家协会做事儿。

梁静也说，你们两个人别犯傻了，为若干年前的一个破事儿较的什么劲！林达就从来没有把这事情往心里去。我也早就放下了。再说现在，我们也挺好！

袁野感叹地说，是啊，你们挺好的，不走，你们将来是当校长的料子。走的话，你们是有大出息的作家。我袁野真的是一点出息也没有，不知道这个小记者要混到哪一天了。

袁野、杨娟回扬都时，林达与梁静都去送他们。夫妻二人给袁野和杨娟分别送了一盒礼物。袁野和杨娟上了车，林达夫妻在车窗外大喊大叫地说，送你们的礼物，等开车后打开看，千万要看的！

杨娟得到的礼物是一个精美的包裹，幸运带系着幸福扣儿，优质包装纸富丽堂皇得让人爱不释手。杨娟小心地打开，纸盒里放在着一个优质酱红色的楠木盒，锁着。

袁野心动了一下，连忙打开自己的礼品盒，果真，两把亮锃锃的钥匙躺在盒子里。

连忙打开楠木盒，两人齐声惊呼：

哇！好大的草莓！

十几颗草莓静静地躺在盒里，静物写生一般，丰硕，红润。它们像十几只眼睛一样，看着袁野和杨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