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时报:北师大粗口教授季广茂详解骂人事件 
2008年03月03日 08:41:44 　来源：京华时报 
 
　　因在博客上粗口谩骂批评自己专著的同行，北师大教授季广茂将自己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是什么原因让他做出这样与其名校博导身份格格不入的事情？骂人的背后是不是存在经济利益的纷争？“粗口教授”在生活中是不是也与人为恶？……当学术事件演变成公共事件后，公众们做出了各种各样的猜测。

　　现在的季广茂

　　2月29日，季广茂成为“新闻人物”后，第一次给学生上课。“我跟学生说，你们可以叫我‘粗口教授’。”回忆上午的课程时，季广茂仰着头在茶吧里毫无顾忌地哈哈大笑。

　　季广茂给记者带来了他的全部著作，一共16本，全部由他编写或翻译。他边拿边念叨：“我都快成祥林嫂了，到处和人家解释我不是一个学术骗子。”他说，当晚7点，他还约了另外一个记者，不过他不记得对方属于哪个媒体。“采访的媒体实在太多了”。

　　用季广茂自己的话说，星期日的时候他还默默无闻，到了星期三就成了“名人”。“臭名也是名嘛！”季广茂这样调侃自己，连在北大读书的女儿都逗父亲，“她说‘你现在很红嘛！’”

　　“其实这些天，我真是寝食难安。”季广茂说，自从得知钟华的书评后，他就没睡过一天好觉，记忆力也开始减退，“经常忘记学生的名字”。

　　但季广茂解释，他之所以烦恼，不是因为别人叫他“粗口教授”，而只是因为钟华的书评及书评效应的不断放大。“他（指钟华）没有丝毫的善意。文里用的词包括‘信口开河’、‘硬凑字数’、‘故弄玄虚’、‘内容芜杂而漂浮’、‘明显的误导性’等等，这算学术争论吗？”

　　季广茂说，事件出来后不久，一位他向来尊敬的长辈，立即督促他撰文认错道歉，因为他的长辈相信书评没错，错的一定是他。此外，他发现一些和他平时要好的朋友会刻意躲避这个话题，“他们眼神中有一丝不屑，一丝怜悯，一丝怀疑……总之很复杂，脸色跟以前大不相同。”但季广茂称，他坚信这些人的表现都源于那个书评，而不是由于他骂人这一行为。

　　事件发生后，学校并没有对其做出特别安排，他的课程和研究依旧如故，但以前向他约稿的出版社没有再联系他，学术培训班也不再请他。“他们对我的学术评价一定立即就降低了，我的学术信誉也立即就没了。”

　　为什么骂人

　　季广茂今年45岁，被骂的一方是44岁的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钟华。

　　两人并不相识，一篇书评却引发教授骂人，这一非正常事件带给公众太多的猜测。

　　是不是没有真才实学被别人击中了痛处？是不是对现实生活不满而借此宣泄？是不是学校对教师的评价体系导致他一触即发？是不是他平时就喜欢骂人？

　　上述问题，季广茂一一否认。

　　他对自己骂人的解释始终只有一个，即：钟华在国家一级学术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恶意书评，玷污了他的学问，给他的杀伤力巨大。同时，他认为钟华不具有资质。

　　然而，季广茂仅把问题归结于“学问”的回答并没有消除多数人心中的疑虑，他们认为这解释不通。

　　“难道一定要我说，我骂人和经济利益有关，才说得通吗？”在反问这句话时，季广茂的两手左右摊开停在半空中，一脸的疑问。

　　公众的猜测也并非无中生有。季广茂被批评的《意识形态视域中的现代话语转型与文学观念嬗变》一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项目。有人认为，这本书遭到质疑，会让季广茂在申请课题经费时很被动，同时也会影响到他的学术地位，他因此一怒之下发了飙。

　　对此说法，季广茂说，这本书是2005年出版的，它确实属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项目，但只是这个大项目下的一个子项目，占10%的比例。季广茂称，这个大项目在2000年立项，当时他还没到北师大工作。而项目经费一共20万元，他所做项目的科研经费占10%，其中1万用来出版资助这本书，另外的1万用作买书、买资料等费用。“有什么经济利益呢？”

　　对于学术地位，季广茂说影响是必然的。“文学界有两家顶尖杂志———《文学评论》和《文艺研究》，他们很权威。而学界专业分工精细，隔行如隔山。同行们对某位学者学术水平的判断，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阅读有关其著作的书评。而且一般人都会相信，在《文艺研究》这样的国家级杂志上，由一位教授撰写的书评，一定是‘免检产品’，质量、成色绝对没有问题，不会质疑。”

　　公众的猜测还源于季广茂在一周前的博文中提到的这样一句话：“本人无权、无势、无钱、无车、无房，未曾入团，不曾入党，对于一切身外之物，向来没有太大的兴趣。所拥有的，只有视若生命的学问，它是我的唯一。”

　　季广茂称，这句话意在强调学问对他的重要性，没想到会让人浮想联翩。他从堆了一尺多高的书中拿起两本对记者说，他翻译这两本书，需要不到一年的时间，出版社给的稿酬是8万元。“8万不够我买一辆车么？我说没车，不是在抱怨买不起，而是我不需要。”

　　并无粗口历史

　　季广茂从2002年9月起到北师大任职。5年来，他和妻子、女儿一直租住在学校两室一厅的公房里。

　　一位去过季广茂家做客的教师告诉记者，季广茂家陈设简单，只有必需的家电、饭桌和凳子，甚至没有沙发。

　　“他说坐沙发容易让人变得慵懒，坚决不买。”季广茂的爱人刘女士称，季广茂对物质生活的要求一直很简单。

　　到北师大任职之前，季广茂在山东师范大学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当时住的房子是学校于1992年盖的福利房，使用面积60平方米。房改后，他们花一万元将房屋买下。

　　来到北京后，因买不起房子，他们一直住学校的公房。季广茂说，他不着急买房子，一是感觉住在校内很方便，二是不想成为“房奴”。尽管妻子抱怨过几次，但始终没有改变他的想法。

　　刘女士说，季广茂对生活质量要求不高，经常吃食堂，穿衣服更是不讲究，基本都是从小店里花几十元钱买的。一名北师大的学生回忆，有一次季教授穿着衬衫西裤上课，结果裤腰里露出了里面的秋裤，他自己却没有发现。

　　生活简单似乎没有影响季广茂的快乐心情。

　　在国家机关任职的赵锦绪至今记忆犹新的是，1993年他在山东师大读大一时，季广茂教《文学理论》，那时学生就很喜欢他幽默的风格。而且印象里，季广茂为人低调，没见过他与人争吵。

　　幽默的讲课风格延续到了北师大。“他能把三节课不间断地讲完，像做表演一样，脸上始终挂着笑，并把枯燥的理论用极其幽默的方式讲出来。”北师大研究生小申说，平时也没听说过季广茂骂人。

　　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张清华曾为季广茂在山东师大的同事，之后两人先后调入北师大。张清华称，季广茂在两所学校中的表现都很低调，从未见季广茂与别人发生争执和摩擦，也没有红过脸。学校要求教师每年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两篇4000字以上的文章，对季广茂而言并不存在压力。
 
　　在低调中爆发

　　在谈到因教授骂人引发公共话题时，季广茂并没有表现出焦虑和烦躁。他直截了当地对记者说：“我知道，你们只关注我的身份和我的言行之间的裂缝，关注我的人品，但我不在乎，因为这都是对我的非专业评价。”

　　季广茂反复表示，整个事件自始至终他在乎的只有“学问”，“很多人会认为，学问是可以丢的，但不要失态。但我恰恰相反。我觉得我可以失态，但我的学问不可以丢。”季广茂称，他爱学问胜于爱教授这个身份。

　　1999年，季广茂在山东师大被评为正教授。2000年，《意识形态视域中的现代话语转型与文学观念嬗变》一书所属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项目立项后，他作为北师大文艺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开始参与此项目。

　　2002年，书还没出版，季广茂就被作为人才引进到北师大文学院。

　　季广茂说，这本书从有想法到最后出版，前后经历了至少十年时间。在送交出版社之前，他改过至少六稿。

　　在季广茂出版的16本著作中，只有两本书获过奖。刘女士说，这都是她在山东时帮着拿去参评的，季广茂对此并不热衷，还说她“小市民，庸俗”。

　　刘女士告诉记者，季广茂并不是第一次遭遇书评，以前也有其他学者给季广茂写过书评或发邮件，给他指出翻译上的错误或和他探讨某些观点。每一次，季广茂都会很平和地对待。
 
　　不后悔非理性行为　为什么这次不选择学术的方式？

　　《文艺研究》杂志社主编方宁表示，钟华的书评发表后，季广茂从未和杂志社联系过，也没有给杂志社投过反驳钟华的文章。直到他在博客上用非文明的方式回应钟华两个月后，他的一位学生才将一篇反驳钟华书评的稿件送到杂志社。方宁说，《文艺研究》愿意给批评者和被批评者提供理性的批评平台。但是，季广茂的学生并非被批评者，他无论在思想上、观念上还是学术水准上，都代表不了季广茂，因此，杂志社没有同意刊发此文。

　　对此，季广茂称，在看到钟华书评的一瞬间，他根本就没想到通过写反批评去反驳，“根本不值得一驳，他根本不是在和我讨论学术，而是泼了我一身脏水，全是屈辱。”如果不回应，他会“憋死”，因此选择在博客上发泄。

　　直到现在，季广茂依旧认为，如果当初采取理性的方式，不会比现在的结果好。

　　学者希望回归学术事件

　　对于自己在博客上骂人会发展为公共事件，季广茂说他“始料不及”。他说，他当时就是想泄愤，让认识他的朋友和学生看到他生气了。因为他觉得自己不是公众人物，只有熟人才会关注自己的博客，没想到会被媒体所关注。

　　虽然爆了粗口，但季广茂称自己的不雅言语一直仅限于博客，在上升到媒体的公共空间后，他就删除了博客，并已向公众道歉。“我骂了。我错了。我道歉了。就这样了。”

　　对此，张清华说，“毕竟他只写在了博客上，有些话在网络上不算粗话。”他希望公众应平等对待每一个人，不要以高于一般公民道德化的标准来要求大学教授，更不应将其统称为“知识分子”。

　　事件发生后，季广茂不停地接受媒体采访。他希望通过媒体的注意，进而引起学界的关注。“我希望学界的人理解，我被批评的著作不是垃圾。”

　　北师大文艺学学术带头人童庆炳教授在电话中对记者说，这件事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他认为，季广茂和钟华之间的争论仅是学术上的。季广茂认为钟华的书评不恰当而气愤，进而说了不雅的话，这不符合学界秩序。“学术问题只能用学术方式解决，谩骂是解决不了的。”童庆炳说，季广茂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且已将谩骂文章删除并向公众道歉，那么这件事情就应该过去了。

　　童庆炳希望媒体和公众不再浪费时间去争论教授骂人对不对，而是有相关专业的学者来对季广茂遭到批评的著作进行评价，使此事真正纳入学术对话和学术讨论这一轨道上来。 (裴晓兰)

整个采访过程中，季广茂始终乐呵呵的

http://news.qq.com/a/20080303/000142.htm

钟华：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的迷失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375eee01000csg.html

　　他的无知是无处不在的，几乎到了张口即错的地步。比如，钟华说：

　　“文化研究”从来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理论。倘若要将它作为一种文学理论研究范式，那它就必须并且只能作为观照文学现象的一种理论视角和研究手段，自觉地为文学理论研究服务。假如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弄出些似“马”还“驴”又非“驴”非“马”的玩意儿来。

　　这暴露了钟华对于“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无知。他有关“文化研究”的知识，要么是顾名思义地臆想出来的（把“文化研究”中的“文化”想当然地理解成一般意义上的“文化”），要么是道听途说的产物。这一点我已在“驳钟华:(1)资格与资质”予以揭露。他在那篇“书评”中有一段话，我在那里做了详尽分析。他是这样说的：

　　事实上，“文化研究”不仅未必真像我们某些人所理解或想象的那样“新”，而且早已面临深重危机。抛开20世纪40－5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的批判不说，最迟从1964年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伯明翰学派霍加特、威廉斯等人大力倡导“文化主义”开始，西方的“文化研究”正式开启，距今已近半个世纪。而法国和美国的“文化研究”，成就更加卓著。

　　我引用刚刚译毕的《文化研究简史》，得出了如下结论（网友“直言了”也提供了相应的证据，比如伯明翰大学一直在开设“文化研究”的研究生课程）：（1）“文化研究”根本没有面临什么“深刻危机”，相反，它一直充满活力，生机勃勃。（2）法兰克福学派与“文化研究”无关，法兰克福学派对于“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的批判，更不是对“文化研究”的批判。（3）伯明翰学派霍加特、威廉斯等人从来没有提倡过什么“文化主义”。（4）法国也根本没有任何文化研究可言。

　　钟华对于他一无所知的东西，竟敢如此信口开河；不仅如此，还要行之于文，发表在文化部艺术研究院主办的国家级杂志《文艺研究》上，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一个拿了一本漏洞百出的专著（类似于把“光自东方来”译成“海德格尔的隐蔽来源”的错误多如牛毛）混博士、当教授的人，对本人的研究领域知之甚少，竟然如此妄下断语，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的勇气来自哪里？“少思量耳？”

　　再看他的文字，就知道什么叫“让读者饱受磨难、如此让读者缺乏安全感、如此考验读者的忍耐力”了：

　　“文化研究”从来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理论。

　　十足的废话。“文化研究”不仅从来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理论，甚至从来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化理论。一个高中生都会明白这个道理。人家本身也很谦虚，叫“cultural studies”（文化研究），而不叫“cultural theories”（文化理论）。如果“文化研究”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理论，它还叫什么“文化研究”，干脆就叫“文学理论”了。另外，好像钟华也只知道“文学理论”，不知道“文学研究”，更不知道“文艺学”。

　　倘若要将它作为一种文学理论研究范式，那它就必须并且只能作为观照文学现象的一种理论视角和研究手段，自觉地为文学理论研究服务。

　　什么叫“研究范式”？文化研究是英语化的大众文化研究或通俗文化研究，它怎么会成为“文学现象”的“研究范式”？如何让它成为“观照文学现象的一种理论视角和研究手段”？何种“文学现象”？要知道，文化研究不可能成为什么“文学理论”的“研究范式”，充其量也只能成为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的“研究范式”；文化研究更不可能成为“观照文学现象的一种理论视角和研究手段”，充其量也只能成为“观照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的一种理论视角和研究手段”。我研究的是中国现代思潮与文学观念的变迁问题，与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可谓风马牛不相及，钟华竟然能够生拉硬拽地凑到一起，本领的确高强。

　　因为钟华对于“文化研究”一无所知，所以他在如此指责拙著时就显得十分可笑：

　　从内容上看，上篇和中篇的全部(约占全书四分之三)以及原本就不成比例的下篇的某些部分，均不涉及文学理论，该书的大部分做的是“文化研究”。

　　拙著的大部分真的是“文化研究”吗？纯粹的无的放矢，因为拙著的大部分做的是“意识形态”研究。“文化”与“意识形态”，二者有什么区别？我要拙著中已经做了明确的辨析。在那里，我五次提及“文化研究”一词，三次是在谈及葛兰西时提到的，一次是在谈及阿尔都塞时提到的，一次在谈及布洛赫时提到的。我认为“文化”与“意识形态”差异甚大，意识形态“作为现实社会和观念世界中的一股力量，它与文化存在着持久而强烈的张力”：

　　在西方，文化具有特殊的涵义，是一个相当学术化的名词，而不像在我们这里用得那样随心所欲。在传播（communication）、传媒（media）和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中，一般把“文化”概念归之于葛兰西，把“意识形态”概念归之于阿尔都塞。如果说文化代表着社会中集合性（collective）的意义、实践和制度，那么意识形态则代表着对那些意义所做的特殊选择，并把此种选择视为阐释我们生活的正式的和惟一的方式。（拙著第35页）

　　文化是文化，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两者有联系，但也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人人都能看到这一点？为什么钟华看不到？
　　面对这样一书缺乏专业水准的“书评”，清华大学的肖鹰教授居然“可以肯定地说，钟文是一篇严肃认真，从学术标准出发的批评文章”。肖鹰教授下此断语，是出于无知，还是昧了良心？

钟华：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的迷失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375eee01000csg.html

　　钟华在《文艺研究》杂志2007年第11期发表《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的迷失》一文，不仅对本人构成了政治诬陷、学术污蔑和人格污损，也暴露了他的无知和丑恶，使他这个“草包教授”和“学术混混”的形象跃然纸上。
　　还是让事实说话吧。比如，他指责我“对于一些国内已有译本的，作者刻意将一些基本概念做出与众不同的翻译”，“仅以阿尔都塞为例。阿氏的‘意识形态理论’中有一个中心概念，英译本作‘interpellation’，通译为‘质询’，该书却生造了一个词语：‘询唤’(第39页)。”
　　我承认，我的确把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中的核心概念“interpellation”译成了“询唤”。我是这样说的：

　　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第二部分中，阿尔都塞初步提出了“一般意识形态理论”。意识形态的一大核心机制就是通过询唤（interpellation）建构主体。（拙著第39页）

　　但是，我要问钟华的是：“interpellation”只能被“通译”成“质询”吗？或者说，它只有这一种“通译”吗？“询唤”一词是我生造的吗？
　　“interpellation”的本义是“议员在议会中向内阁部长等提出质询，要求内阁部长就某事或某些问题做出说明”，从这个意义上说，把“interpellation”译成“质疑”，毫无问题。
　　但是，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中的“interpellation”不是一个政治范畴，而是一个哲学范畴，具有独特的内涵。我多次详细谈及这个问题，在那篇《在战栗中成长：对恐怖电影的精神分析及再分析》中说得也很详细（网上容易查找此文）。阿尔都塞认为，通过“interpellation”，意识形态把个人转化成了主体。就其具体过程而论，意识形态是通过“招呼”（hail）我们，邀请我们与它发生某种关联，从而把我们从个人转化成主体的。“招呼”（hail）一词就是阿尔都塞在解释这个过程时所使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把“interpellation”译成“询唤”，而不是“质询”，更接近阿尔都塞的本意。
　　何况这个意义上的“询唤”一词，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已经流行开来，是一个很常见的术语。我刚才去期刊网随便检索了一下，马上找到一篇论文，题为《“谎言”的说法》，作者是谢松岭，其关键词中就有“意识形态询唤”。该文就是运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询唤”理论分析电影《真实的谎言》的，发表于2000年6月出版的《呼伦贝尔学院学报》（第8卷第2期），而拙著完稿于2004年，出版于2005年。人前我后，是我“生造”的吗？

　　刚才还去google了一下，发现有354个网页中含有“意识形态询唤”，有6050个网页中含有“询唤”。钟华说“询唤”为我“生造”，我可没有长着钟华那么大的脸盘子，恬不知耻到贪天功为己有的地步。第一位把“interpellation”译成“询唤”的人，一定是位学术功底极深之人，季某人自知才疏学浅，没有“生造”此词的能力和资格。

　　对西方哲学略有所知之人，都知道“询唤”一词，都知道它是对“interpellation”恰当的汉译，唯独钟华这位“海德格尔专家”不知；偏偏他又以此对我大加指责，在下誉之为“草包教授”，封他个“学术混混”，不会冤枉他吧？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即使你知，我不知，也不必像爷爷训孙子那样厉声呵斥，更何况是我知，你不知呢？你这不是自取其辱吗？

　　几乎又是一个不眠之夜。“纵是朋友齐劝，到底意难平。”
　　钟华之流的无知透顶和充满恶意，对我而言是一个既定的事实，对许多朋友来说，还是有待揭发的真相。感谢众多朋友的规劝，但我现在还无法收手，我还是有话要说，所以只能表示抱歉，也请朋友不要再规劝。我何尝不劝自己，只是劝不住而已。他对我的恶意伤害，非当事人，非设身处地，绝对是难以理解的。你们的好意，我内心充满感激，但也请大家理解我的苦衷！
　　钟华发表于国家级杂志《文艺研究》的《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的迷失》，用了近500个汉字，指责我“对‘意识形态’这一中心概念哪怕一处明确的界定”，“对中心概念不做任何明确界定或说明”，我昨天已撰博文加以驳斥。这在他对我的政治诬陷、学术污蔑和人格污损中，只占很小的比例。而且在这一点上，揭露他的无知和恶意，做起来比较容易，因为仅仅涉及事实判断，有就是有，无就是无，即使外行人，也具备了判断能力。至于涉及学术判断和价值判断的部分，做起来还有待时日。我要做下去，并保持最大限度的理性和克制。
　　如此专业失当的“书评”，竟然发表在国家级杂志《文艺研究》上，它是如何出笼的？如此充满恶意的“书评”，清华大学肖姓教授竟然“可以肯定地说，钟文是一篇严肃认真，从学术标准出发的批评文章”，究竟是这位肖姓教授像钟华那样无知，还是这位肖姓教授像钟华那样充满恶意，抑或两者兼而有之？这暴露了学术体制中存在的哪些问题？我已经收集了各种纸媒和网络材料，还会一步一步调查下去，不把这个事件弄个水落石出，决不罢休。此外，我还会研究这个事件，看看它的传播过程和传播机制究竟是怎样的。
　　感谢广大网友，这次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已经掌握了个大概。现在看来，谁人策划，谁人约稿，谁人执笔，选择什么攻击目标，采取何种诬陷手段，都是经过策划的。如何把一个学术事件转化为公共事件，也是经过密谋的。我不会原谅任何伤害过我的人，包括活着的，也包括死去的，并会对他们采取相应的行动。
　　欢迎和感谢网友提供任何这方面的信息。我郑重向您保证，决不会透露有关您个人身份的任何信息；您也可以尽可能地采取匿名方式（包括姓名和email地址），以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谢谢！

钟华：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的迷失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375eee01000csg.html

　　钟华在《文艺研究》杂志2007年第11期发表《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的迷失》一文，绝对与所谓的“学术批评”无关。因为里面无关学术，除了无中生有、信口雌黄、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什么也没有了。且举一例，就能明白这个道理。这里先说定义问题。

　　他指责我“对‘意识形态’这一中心概念哪怕一处明确的界定”，“对中心概念不做任何明确界定或说明”。其态度之严厉，其引证之缜密，足以令没有读过拙著，或没有仔细读过拙著的读者相信他所言不虚。他头头是道，仿佛字字玑珠；他凿凿有据，似乎掷地有声。加上此文发表于文化部艺术研究院中的国家级杂志《文艺研究》，具有极强的欺骗性，就不再偶然。

　　且看他如何人模人样、装模做样地指责在下，令人想起什么叫沐猴而冠：

　　作者也承认，“概念的界定是学术研究的起点”(第3页)。任何一个受过正规学术训练的人都明白，能否给“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视域”这两个基本的中心概念作出一个明确清晰的界定，是决定本书质量高低的基础和关键。因此，读者从一开始就在耐心等待着作者对它们给出个明确的说法，但遗憾的是，在“上篇”包括“注释”在内近8万字的论述中，我们等来的先是“戛戛乎其难哉，(第l－2页)的缠绕，然后是从特拉西到布洛赫等数十位西方思想家各种说法的拼贴；好不容易等到进入“学说的探求”之时，作者重申了“本书旨在”后明确宣称，“首先要搞清楚的问题是概念：何谓意识形态?”(第6l页)，满以为这次作者终于要宣布“福音”了。没想到当头又是一盆冷水：“(概念问题)已经做过详尽的探讨，现在需要回答第二个问题……”(第62页)；“中篇”的开头，作者再次重申了“本书旨在”，再次宣称要“首先搞清‘意识形态’概念”，最后却再次以“已做详细探讨”而搪塞了过去(第8l页)；到了“下篇”，作者干脆把这一概念当作“早已解决的问题”搁置一边了。

　　这项指控，时而令我怒火满胸，时而令我啼笑皆非。
　　之所以令我怒火满胸，是因为钟华一直在刻意误导读者，告诉他们，能否给“中心概念作出一个明确清晰的界定，是决定本书质量高低的基础和关键”。言下之意，我在拙著中没有给“中心概念作出一个明确清晰的界定”，所以拙著必定质量低劣。事实果真如此？看官且瞧下文。
　　之所以令我啼笑皆非，是因为钟华拿着无知当学问，拿着无耻作自尊。且不说我不仅有概念的界定，有概念的辩析，而且从头到尾，善始善终；就算没做任何界定，也未必是太大的毛病，更非“决定本书质量高低的基础和关键”。试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通篇都在谈论“意识形态”问题，他们何尝给“意识形态”做过一次明确的界定？难道《德意志意识形态》就注定低劣，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杰作？谁敢说《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分析与批判，不是人类思想史上最的宝贵财富和最重要的纪录？

　　再看事实究竟如何。

　　拙著开篇不久即对“意识形态”做了再明确不过的界定。不仅做了界定，而且对界定还有明确的反思，并为进一步深化概念的界定，提出自己的“意识形态”定义奠定了基础。我是这样说的：

　　作为一个在某种特定利益驱动下形成的包含着欲望、情感、表征的知识系统，意识形态的内涵是极其复杂的。说意识形态是“在某种特定利益驱动下形成的包含着欲望、情感、表征的知识系统”，这并非是对意识形态所下的精确定义，因为意识形态未必时时都以“知识系统”的形式表现出来。事实上，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巫术、宗教、神话、传说、思想、学说、理论、主义……都可以是意识形态的载体和表现形式。（拙著第3页）

　　（1）我明确说过了：“作为一个在某种特定利益驱动下形成的包含着欲望、情感、表征的知识系统，意识形态的内涵是极其复杂的。”言下之意，意识形态是“一个在某种特定利益驱动下形成的包含着欲望、情感、表征的知识系统”。虽然这与我后面的定义相比，还不算“精确定义”，但已经是一个定义了。略有常识之人，略有公正之心，如果眼睛长在了脸上，而不是长在脚下（那是鸡眼），或者别的什么地方，比如两股之间，都会发现这个事实，都能明白这个道理。
　　（2）我对这个概念的界定进行了反思：“意识形态未必时时都以“知识系统”的形式表现出来。事实上，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巫术、宗教、神话、传说、思想、学说、理论、主义……都可以是意识形态的载体和表现形式。”

　　还有：

　　作为一种精神实体，意识形态是在某种特定利益驱动下形成的包含着欲望、情感、表征的知识系统。（拙著第65页）

　　还有：

　　意识形态是在某种特定利益驱动下形成的包含着欲望、情感、表征的知识系统。（第188页）

　　在这个基础上，在上篇即将结束时，我又进一步这样界定意识形态：

　　“无论是‘主流意识形态’还是‘非主流意识形态’，它们都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因为它们都具有‘反映现实，界定情境’、‘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社会动员，付诸行动’的社会功能；同样，举凡一切观念、信念、教条、理论、哲学、世界观、价值、意见、神话、乌托邦，只要具有了这样的功能，均可以称之为意识形态。”（第72页）

　　我还一再指出，这是我给意识形态所下的定义，而且是“功能性定义”，不是“实体性定义”。什么是“功能性定义”？什么是“实体性定义”？这么说有什么根据？我做了详细的说明：

　　一般说来，定义事物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实体性定义，它着重认定事物静态的本质（“体”）；一种是功能性定义，它着重描述事物的构成及功用（“用”）。面对一个具形或不具形的事物，实体性定义关切“它是什么”的问题，功能性定义关切“它用来干什么”的问题。有些事物的存在是实体性存在，它可以诉诸人的感官，看得见、摸得着、听得见。对于这类事物来说，实体性定义远比功能性定义恰当。莱布尼茨曾把定义区分为两种，一种是唯名性定义（nominal definition），一种是功能性定义（functional definition）。而领悟了莱布尼茨的良苦用心并付诸具体操作的是保罗·利科尔（Paul Ricoeur），他把定义分为唯名性定义（nominal definition）和唯实性定义（real definition）：“唯名性定义使我们确证某物（identify something），唯实性定义表明它是如何产生的。”用中国人的话说，定义事物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体”的方式，一种是“用”的方式。所谓“体”的方式就是实体性定义，所谓“用”的方式就是功能性定义。对于“意识形态”而言，功能性定义无疑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它既能在相当的程度上满足研究的需求，又不违反一般的学术规范。唯名性定义与功能性定义之间的区分也是相对的，事实上任何唯名性定义都离不开功能性定义的补充，反之亦然，只是在具体的操作中有着轻重缓急的差别而已。（拙著第64页）

　　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我为什么选择“功能性定义”，而放弃“实体性定义”，也做了说明：

　　与实体性定义相比，我更愿意把“意识形态”理解成某种并不固定的实体所具有的功能，而非哪种固定不变的实体；更愿意从功能的角度界定“意识形态”，而不是从实体的角度界定它。任何思想、观念、意识、理论、学说、见解……都既可以是纯粹的学理，也可以是地道的意识形态，只要它发挥了意识形态的功能。人们对意识形态最感兴趣的还是意识形态的功能问题。把它称为“社会的杠杆”（social levers）、“种族的驱力”（ethical impulses）、“玄学的幻觉”（metaphysical illusions）、“公认的价值”（accepted values）、“社会的假想”（social imaginary）……就表明了这一点。（拙著第65页）

　　正是依据这样的想法，我一直采纳的是“功能性定义”，即下列定义：

　　“无论是‘主流意识形态’还是‘非主流意识形态’，它们都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因为它们都具有‘反映现实，界定情境’、‘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社会动员，付诸行动’的社会功能；同样，举凡一切观念、信念、教条、理论、哲学、世界观、价值、意见、神话、乌托邦，只要具有了这样的功能，均可以称之为意识形态。”（第72页）

　　我说过，拙著要透过意识形态的视角，审视和阐释（中国）现代话语转型与文学观念嬗变的问题，这里所谓的“意识形态”的定义，就是上述定义。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自然科学被意识形态化了，出现了“力学主义”和“进化主义”，因为力学之类的物理科学和进化论之类的生物科学，都被用来发挥上述意识形态的功能。力学主义只能反映现实，界定情境；而进化主义不仅反映现实，界定情境，而且能面对现状，指引方向；但只有马克思才能反映现实，界定情境；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社会动员，付诸行动。所以它最终在中国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在现代中国，一切学说、理论、思想、观念都在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都高度意识形态化了。一切学说、理论、思想、观念，只有在“反映现实，界定情境；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社会动员，付诸行动”方面，发挥某种程度的作用，才有生存的可能性。否则，无论什么学说、理论、思想、观念都将被弃之如敝屣。

　　同样。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也是一部意识形态史，也在这些方面发挥某种程度上的作用。我要回答的问题是：“在现代史上，文学是如何被意识形态化的？文学在哪些方面、在多大程度上发挥着意识形态的功用？文学是如何一次次徒劳地试图逃出意识形态的牢笼？”

　　我想问：这是“对‘意识形态’这一中心概念哪怕一处明确的界定”吗？我没有“对中心概念不做任何明确界定或说明”吗？这样指责我，不仅说明钟华无知透顶，而且充满恶意。你可以不同意我的看法，但你怎能无视这些事实？ 

钟华：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的迷失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375eee01000csg.html

　　最近接到许多朋友的电邮和电话，他们本着真诚的善意，纷纷规劝本人“该收手时就收手”。本人在此向他们，以及所有关注此事的朋友表示衷心感谢！季广茂在此给您鞠躬了！本人一向如履薄冰，循规蹈矩，从不挤人，但怕人挤，被钟华之流害得如此之惨，早已到了生不如死之地，也只是以个人名义，在个人博客上发了些激愤之辞，结果某些别有用心之人，经过精心密谋，迅速一个学术事件转化为影响巨大的公共事件，意在使本人身败名裂。如此情形，即使我想收手，又如何收手？树欲静而风不止，奈何？
　　钟华在《文艺研究》杂志2007年第11期发表《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的迷失》一文，怀着极大的恶意对本人进行政治诬陷、学术污蔑和人格污损，这对本人造成了极其严重的伤害。在政治上，他刻意误导读者，把本人当作反马克思主义者（见前文“驳钟华:(3)且看他如何政治诬陷”）；在学术上，他以无中生有、信口雌黄、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等方式，恶意摧毁本人的学术信誉（本人还将著文一一揭露）。在人格上，钟华特别突显本人所谓“名校教授、博导”的身份，断言拙著“质量显然与其身份不太相称”，刻意贬低本人人格。此外，钟华还把拙著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项目”以及出版本书的出版社联系起来，大肆诋毁。总之钟华之流用心之卑劣，手段之龌龊，君子不齿，小人不屑。
　　为此，本人必须清除钟华之流泼在本人身上的粪便，揭露钟华之流政治诬陷的事实，恢复本人的学术信誉，消除钟华之流对本人的人格污损。这不仅事关本人的生死，也事关相关机构的名誉。我要还我清白（包括政治上、学术上和人格上的），我还要发现真相（何人在何种动机的驱使之下炮制和发表如此恶意的“书评”的）。本人会不遗力地向着这个目标努力，直至生命最后一息。

　　在这个基础上，希望还能看到出现这样的局面：总结经验和教训，完善学术成果评价的机制，改善学术研讨的环境，使学术成果的评价和学术环境的研讨更公正、公开、公平，更有专业素质和敬业意识；彻底改正学术不端行为，彻底剔除不具学术资质，在学术界滥竽充数的学术草包、学术混子和学术骗子，彻底去除“咱想灭谁就灭谁”的霸气，使所有的学者都能在和谐的气氛中从事科研活动，取得科研成果。本人也会向着这个目标努力，无论能否成功。

钟华：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的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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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读到了《新京报》在昨天发表的“《文艺研究》‘邀’季广茂”。前天傍晚《新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的确提到了《文艺研究》“邀”我撰写“反批评文章”一事，我也的确表示“乐于考虑”，但我是在没有听到下列一语的前提下才表示“乐于考虑”的（因为是电话采访，时间仓促，信号也不太好，可能由此造成误会，并非《新京报》记者故意误导)：“本刊在季广茂教授就针对批评者的不当言词做出正式道歉之后，随时欢迎季广茂教授的反批评文章，并按照‘书与批评’栏目编辑原则处理。”
　　本人现郑重声明如下：钟华在《文艺研究》杂志2007年第11期发表的《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的迷失》一文，怀着极大的恶意对本人进行政治诬陷、学术污蔑和人格污损，对本人造成了极其严重的伤害。本人虽然为此仅以个人的名义，在个人博客上发出过激愤之词，并因此向有关方面表示歉意，但绝对不会在任何情形下，以任何方式向钟华道歉，亦不接受钟华在任何情形下，以任何方式进行的道歉。钟华对我伤害在先，且远远大于我对钟华的伤害（如果也有伤害的话），道歉（无论是真诚的还是虚伪的）于我而言没有任何意义。
　　另外，自开通博客“评论”之后，本人从未删除过任何“评论”（跟帖），以后也不会删除。任何删除行为都与本人绝对没有丝毫关系，本博客的管理权限也仅限于本人。本人向来行不更姓、坐不更名，从不像某些人那样，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扇阴风，点鬼火，放冷箭，还自以为得计，既卑鄙透顶，又愚不可及。

附：

《文艺研究》“邀”季广茂   
www.thebeijingnews.com · 2008-2-29 9:36:26 · 来源：新京报  
发声明称欢迎季广茂撰文反批评，“骂人教授”回应“乐于考虑”

　　本报讯（记者张弘）钟华教授的《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的迷失》一文发表于《文艺研究》杂志2007年第11期，该文批评了季广茂教授的《意识形态视域中的现代话语转型与文学观念嬗变》一书。昨天下午，《文艺研究》给本报发来声明，表示欢迎季广茂撰文反批评。对此，季广茂表示，“这是一个很积极的态度，我现在乐于考虑。”

　　《文艺研究》

　　欢迎季广茂的反批评

　　《文艺研究》的声明表示，该刊近年来致力于学术批评实践的探索，希望通过学者之间认真、深入、坦率的交流、论辩，促使当前学术批评缺乏的状况有所改善。为此，该刊相继开设了“当代批评”、“书与批评”等栏目。

　　该刊称，“书与批评”（原名“书评”）栏目自开设以来，杂志社遵循几条原则：（一）在学术规范与质量的前提下，尊重作者个人的观点与表达方式。（二）无论被批评者选择在本刊或别的媒体回应，或者不作回应，均表示尊重。（三）若被批评者要求在本刊回应，杂志社确保反批评与批评享有同等权利，包括提供同等篇幅，按同一程序、规范与标准处理，并尽快安排发表。

　　声明还说，钟华教授的批评文章发表于本刊2007年第11期（11月10日出版），至今已3个半月，其间季广茂教授没有向本刊提出回应的要求。2008年2月2日，《文艺研究》编辑部收到《切勿在“嬗变”中迷失》一文，作者自称是季广茂教授的硕士研究生，现已毕业。

　　对于《切勿在“嬗变”中迷失》，编辑部有三点意见：（一）此文作者是文章的惟一责任人，文中所有观点只代表作者本人。（二）此文的处理，与“书与批评”栏目坚持的“确保反批评与批评享有同等权利”的原则无关。（三）本刊按审稿程序和标准对此文的处理结果，与被批评者的回应要求没有关系。声明的最后说，“本刊在季广茂教授就针对批评者的不当言词做出正式道歉之后，随时欢迎季广茂教授的反批评文章，并按照‘书与批评’栏目编辑原则处理。”

　　季广茂

　　希望坏事变好事

　　在本报收到《文艺研究》声明之后再次采访了季广茂。季广茂说，“给《文艺研究》写反批评文章是我治疗心理创伤的一条途径，也是清理泼在我身上的脏水。大家就看见教授骂人了，但是没有想到激发他骂人的原因。我也希望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平台上，以良好的专业素质、敬业的精神、有基本的善意展开真正的学术批评。如果能够做到这些，就是坏事变好事。”

http://www.thebeijingnews.com/culture/2008/02-29/011@093626.htm

钟华：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的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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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打开钟华的大作《从逍遥游到林中路：海德格尔与庄子诗学思想比较》，都能找到非常低级的语言错误、逻辑性错误、知识错误，而且花样不断翻新，颇有创意。如若不信，且看下面的例证：

　　（1）“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将是许多不同文明文化的相互并存。”（p.1）

　　“文明文化”的问题已经说过，此处不赘。要问的是：何谓“相互并存”？难道还有“非相互并存”？按词典，“并存”即“同时存在”；如此说来，“相互并存”即“相互同时存在”，不就是“并存”吗？一个“并存”足以表达的意思，为什么一定要“相互并存”呢？如果某人与他太太做爱，是否要称之为“相互做爱”呢？如果某人与他的“令尊”吵架，是否要称之为“相互吵架”呢？如此床上摞床、屋上架屋之举，实在愚不可及。类似错误，可谓比比皆是：

　　（2）“同样的道理，不同的文明和文化若要‘在世界中’‘相互并存’，其前提基础也是学会与‘异质文明’和‘异质文化’相互‘对话’。”（p.4）

　　“相互‘对话’”？不免要问：世界上还有什么“对话”不是“相互”的？非“相互”的“对话”是怎样的“对话”？能够看到“非相互对话”的人，肯定不是肉眼凡胎，要么是神，要么是鬼，肯定不是人。
　　再看其书的注释，那就更是令人啼笑皆非了：
　　（1）在第5页的注释②中，钟华竟然把人人皆知的“Heidegger and Asian Thought”写成“Heidegeer and Asian Thought”，即把“Heidegger”写成“Heidegeer”。一部连海德格尔的名字都写错的“专著”，又能“专”到哪里去？一个连海德格尔的名字都写错的“海德格尔专家”，又能是什么样的“专家”呢？不要说什么“手民误植”之类推托之辞，现在提交给出版社的都是电子文本。不要再搞那些上坟烧报纸——糊弄鬼的勾当了。
　　（2）还是第5页的注释②，钟华声称：“1988年德国纳斯克出版社出版的Erinnerung an Martin Heidegger（《回忆海德格尔》）一书中……”凡对海德格尔略有研究之人都会知道，由德国纳斯克出版社出版出版的“Erinnerung an Martin Heidegger”（《回忆海德格尔》）只有一个版本，即1977年的版本。除此之外，再也查找不到由德国纳斯克出版社出版的“Erinnerung an Martin Heidegger”。此书国家图书馆有藏，版权信息如下：

　　题名  Erinnerung an Martin Heidegger. [monograph] 
　　出版  Pfullingen : Neske, 1977.
　　描述  315 p. ; 21 cm.
　　附加款目  Heidegger, Martin, 1889-1976.

　　难道钟华握有德国纳斯克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Erinnerung an Martin Heidegger？那可真是“蝎子拉屎——独一份”的稀世珍宝，不仅在学术上属于千年不遇的旷世奇迹，还有不可低估的商业价值。可惜，所谓“1988年”云云，只是钟华无中生有的信口胡诌而已。可见张冠李戴、信口胡诌是钟华一贯的伎俩，玩起这个，他历来得心应手。我们乡下管这个叫“吃柳条拉筐子——真能编”。不是一般的能编。

　　(3）翻到第17页，看到一条注释，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钟华引用了Reinhard May（据说位博士）的一本书，把此书写成“Ex oriente lux: Herdeggers Werk unter ostasia - tischem einfluß ”，译成“海德格尔的隐蔽来源：东亚对其著作的影响”。
　　且不说这里边极其低级的书写错误（正确的写法是“Ex Oriente Lux: Heidegger's Werk Unter Ostasiatischen Einfluß  ），单说那个常用的习语“Ex Oriente Lux”，钟华肯定不知道它的由来。其实对西方思想略有所知的人，都知道它什么意思——“光自东方来”，就这么简单。有一句拉丁谚语“ex Oriente Lux，ex Occidente Lex”，出现频率甚高，意思是：光来自东方，法律来自西方。
　　就这么简单的常识，钟华都不知道，可谓无知透顶。无知倒也罢了，偏偏要意会出个“海德格尔的隐蔽来源”。不知道的，还以为它在说海德格尔是私生子呢。

　　两三页文字，一两个注释，就有如此之多的错误，质量如此低劣，他竟然捧着它混了博士学位，还当上了教授，如此博士，如此教授，在高校里教书育人，居然“不仅学术研究方面很有造诣，而且在学校师生中口碑相当好”，写出来的书评居然是“一篇严肃认真，从学术标准出发的批评文章”，可谓无耻至极。再无耻，也要有个底线吧？居然没有。真是怪哉，怪哉。

钟华：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的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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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是《新京报》记者电话采访我的内容。可能是电话信号问题，出现了一点误会。我必须予以更正。
　　新京报：有网友留言，说《意识形态视域中的现代话语转型与文学观念嬗变》是拼凑的，但是，你显然对这本书有相当的自信。
　　季广茂：就算是拼凑的，那又如何呢？我10月怀胎生出来的孩子，我当然自信。我连校对就做了六遍。所有引文都经过了严格的核对。我当时是在患乙肝的情况下，强撑着在医院的病房里一页一页审核，你说我珍视不珍视？
　　现郑重声明如下：本书绝对不是拼凑起来的！它的视角、结构、内容、语言都是独特的。如果有谁指控我“拼凑”，请摆出事实，即使顺口骂我几句，不仅没有问题，我还会表示感激。】

　　季广茂说，“我现在只是刚刚开始清洗他泼在我身上的脏水、大便。”

　　北师大教授季广茂近日在博客上就自己对四川师范大学教授钟华的过激言辞，向自己的师长、学生，学校领导，向学界及网友道歉，并删除了在博客上保留近三个月的博文《做回畜生》，以及其他几篇含有骂人内容的博客。但是，他同时表示，“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此外，季广茂还在近日的博文中，就钟华批评自己的文章中涉及的学术问题进行反驳。本报就此事件分别采访了季广茂与钟华。

　　季广茂VS钟华

　　季广茂：学术批评需具备资质

　　致歉社会“不存在向钟华道歉”

　　新京报：你的道歉是出于压力还是其他原因？
　　季广茂：没有什么压力，我认为这种行为不好，不得当，所以我撤下相关博文，向学界和广大网友道歉。
　　新京报：你的道歉对象包括学生、师长、学校领导、学界、网友等，但是没有包括钟华，为什么？
　　季广茂：决不存在向他道歉的问题，不存在。我为什么要向他道歉？
　　新京报：因为你对他使用的过激言辞。
　　季广茂：是啊，那是因为我受到了严重伤害。我的言辞远远比不上他披着学者教授的外衣对我伤害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软刀子杀人不见血。所以，网友无论怎么骂我，我都不会在意。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叫骂丝毫不能伤害我。人人都能知道，我不是王八蛋，龟孙子，会叫的野兽，这能伤害到我吗？由于钟华披着博士、教授的外衣对一个无辜学者的伤害，与我骂他所造成的伤害，绝对不成比例。
　　新京报：你说“这件事还没有完”是什么意思？您还将采取其他措施吗？
　　季广茂：我现在还没有想好。你说的措施是什么？是指经济措施、法律措施还是其他的什么？
　　新京报：这个问题得看你自己怎么想了。
　　季广茂：我现在只是刚刚开始清洗他泼在我身上的脏水、大便。

　　回应对方

　　考虑撰文进行反击

　　新京报：你上次说要写学术文章在杂志上进行反驳，这个工作你接下来会做吗？
　　季广茂：我现在还没有想好要不要在杂志上写文章回应。在他对我泼了那么多的脏水，对我造成了那么多的伤害之后，我还有必要回应吗？我得跟我们中心的主任，跟相关领导商量。因为钟华不仅对我构成了伤害，也是对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的损害，对北京师范大学的损害。所以，这个行动我可能还要再等一等。

　　新京报：你到现在为止，一直对钟华的批评动机有怀疑，为什么？
　　季广茂：如果是学术批评的话，我怎么会做出那么激烈的反应？在学术界，学术批评、学术争论是无日无之。他对我的批评有一点善意吗？他是张嘴就错。我国的国家级文艺杂志只有两家，一个是《文学评论》，一个是《文艺研究》。在《文艺研究》这么重要的一个杂志上发表这种完全无中生有，恶意中伤的文章，对于一个把学术研究作为惟一的生存依据的学者来说伤害太深，八十多天了，我还平静不了。

　　学术批评

　　“钟华既不具备资质，又不具备善意”

　　新京报：这就是你认为他不具备评论你的著作资质的原因吗？
　　季广茂：是，他不具备批评我的资质。除此之外，他的书评充满着恶意。

　　新京报：那么，在你看来，如果对你的这本书展开真正的学术批评，应该怎样展开？
　　季广茂：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要具备相应的资质，这包括两项内容。一个是有相应的学术水平，还有一个是达到学术水平了，得有相应的学术背景，了解人家的研究领域。我们评论一个学者有没有学术水平，是看别人给你著作写的书评，社会科学是看别人对你的承认和评价。如果一个学者什么都不懂，他没有这方面的资质，另外也没有一定的善意，那么，这个对话怎么能够进行下去？如果有人问，你今天强奸你妈了吗，这个对话怎么能够进行下去？如果回答“我从来没有强奸我妈”，这个对话屈辱不屈辱？钟华既不具备资质，又不具备善意。

　　新京报：有网友留言，说《意识形态视域中的现代话语转型与文学观念嬗变》是拼凑的，但是，你显然对这本书有相当的自信。
　　季广茂：就算是拼凑的，那又如何呢？我10月怀胎生出来的孩子，我当然自信。我连校对就做了六遍。所有引文都经过了严格的核对。我当时是在患乙肝的情况下，强撑着在医院的病房里一页一页审核，你说我珍视不珍视？

　　新京报：这也是你对钟华文章生气的原因？
　　季广茂：是很重要的原因。

　　为人处世

　　“平时和学生、同事都处得很好”

　　新京报：明知道自己用过激言辞不对，却又忍不住要用，仅仅是因为性格的原因吗？
　　季广茂：首先是我被逼急了，就像一个民工要跳高楼。旁观者会说，你有话不会好好说吗？不会通过法律的渠道吗？局外人说话和当事人设身处地的立场还是不同的，加上我认为钟华没有什么善意。如果仅仅把这本书当做升官发财的敲门砖，我就不会吱声，但是我把学术当做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的。此外，和我的性格也有关系。我平时和学生、同事都处得很好。

　　新京报：如果以后遇到同样的事，你会怎样对待？

　　季广茂：我希望不要再出这样的事了。在这个事件中，任何一个环节把把关，都不会对一个无辜的，处于学术生物链底层的学者造成这样巨大的伤害。我无职、无权、无后台、无人脉。就是希望好好教教书，带带学生，好好做些研究。我希望学术界有一个很好的环境，学术批评尽可以进行，有一点点善意就行。不能像爷爷训斥孙子，法官训斥罪犯一样，说这个东西不行配不上你的学术身份，出版机构把关不严等等。这些毫无根据。

　　新京报：一些学者认为你的态度不可取，并呼吁建立良好的学术探讨基础。
　　季广茂：这一点我也同意。但是，对别人泼大粪之后再做无辜状，这也是需要警惕的。

　　钟华：回归理性是个好事情

　　新京报：季广茂删除了有过激言辞的博文，他的道歉对象包括学生、师长、学校领导、学界、网友等，但是没有包括你在内，你怎么看他的这种行为？
　　钟华：对于他主动删去那些帖子，我视为一种善意的举动。尽管他没有向我道歉，我也把它视为一个好的开端。回归理性，回归平等，这是一个好的事情。
　　新京报：季广茂今天中午贴出博文，再次怀疑您的批评动机和批评资格，你怎么看？
　　钟华：他如果理解我的批评是恶意的，我们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我哪些地方不对，哪些地方过头了，他都可以反驳。说我不具备批评他的资质，这只是他个人的观点。
　　新京报：季广茂连续发表《驳钟华》您是否准备回复？
　　钟华：他写的《驳钟华》我都看了，我认为，现在还不到回应的时候。
　　新京报：这个事情发展到现在的阶段，你当初想到过没有？接下来你会采取什么回应措施？
　　钟华：这个事情后面的发展出乎我的意料，我希望它尽快地平息。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张弘

http://www.china.com.cn/news/txt/2008-02/28/content_10952497.htm

钟华：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的迷失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375eee01000csg.html

 

钟华：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的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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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谈宣传媒体无视公民权益安全的恶劣表现
直言了，2008·02·28

    四川师范大学教授钟华发文、无根据地编造谎言和诽谤北师大教授季广茂的论文章不符合马列主义（就差扣上“反马列主义”政治帽子的字眼了），于是，季某教授愤怒了，在个人网页发文反驳，使用了粗鲁不雅字眼儿。就这事情，简单查了查，仅仅昨天一日，官方媒体发表转载的轰击季某教授的文章频率近20000条之多，内容和说法都一样：“教授骂街，斯文扫地为哪般”，或“面对学术批评，学者应该怎么做”。

一、涉嫌学术不端行为的“学术批评”。

    既然是学术问题，那就拿国家关于学术行为的管理法规来对照看看。教育部、科学院和科技部等六部门联席会议发布了管理学术行为的几个规定，其中条款有：

    ·遵守公正原则。对竞争者和合作者做出的贡献，应给予恰当认同和评价。进行讨论和学术争论时，应坦诚直率，科学公正。对研究成果中的错误和失误，应以适当的方式予以承认。不得以各种不道德和非法手段阻碍竞争对手的科研工作，包括毁坏竞争对手的研究设备或实验结果，……。
    ·不端行为是指……在研究和学术领域内有意做出虚假的陈述，包括：编造数据；篡改数据；……。
    ·不端行为包括：捏造或篡改科研数据；……。

     四川师范大学教授钟华的言行严重违犯了这些国法规定。国法规定“对竞争者和合作者做出的贡献，应给予恰当认同和评价”，可是，钟华的所谓“学术批评”的文章，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字是对同行贡献“给予恰当认同和评价”，更没有遵循“对研究成果中的错误和失误，应以适当的方式予以承认”的规定，而是恨不得把季某教授的劳动成果一棍子打死、试图“毁坏竞争对手的成果”。为此目标，钟华甚至搞了造谣、政治指控和个人攻击。

一、涉嫌搞虚假陈述的造谣惑众行为。

     譬如，为了彻底毁坏季某教授的论文所引用或评述的西方学术依据或发展情况，钟华的文章说：“2002年6月，伯明翰大学校方竟被迫停办了曾经盛极一时的‘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这一事件清楚地表明，目前‘文化研究’在西方已经开始面临‘关门儿歇业’的处境。”

     这里，钟华有两处是明显地违反不得做虚假陈述和不得搞虚假数据的规定、是搞了编造谎言和造谣惑众。首先，伯明翰大学停办‘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是为了改组，并没有停止“文化研究”。下面是该大学改组后至今一直在从事的“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的科教课程内容说明原文：

     M.A. Social Research (Cultural Studies and Sociology)：
     Programme Codes：4907 full time)；6416 (part-time)。
     This M.A. is recognised by the ESRC for the provision of research methods training as year one of a 1+3 programme of doctoral study. It is also available as a stand-alone masters. （后略）。

    其标题“Cultural Studies and Sociology”就是“文化研究与社会学”。改组后，该大学明确说明，那样做是为了更好地从事“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的课题教研工作，压根就没有“关门儿歇业”的字眼。

    而在西方世界，根本就没发生所谓“目前‘文化研究’在西方已经开始面临‘关门儿歇业’的处境”的事情，相反，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而越来越蓬勃发展。仅拿美国举例。本年度，仅美国联邦政府教育部为国内机构从事的民族文化研究的拨款就达5.71亿美元；若全国的官方拨款和私人基金会对“文化研究”的资助等都包括在内，本年度至少上百亿美元，--- 且不说别的，国内学界许多人熟悉的福特基金会，其对狭义的“文化研究”的年度资助就达数百万美元（所谓狭义文化，说的是教育、文学艺术和社会风俗习惯等方面）。那是个‘关门儿歇业’的样子吗？

    对照事实看，明摆着，钟华为了毁坏季某教授的劳动成果，搞了虚假陈述和提供了虚假证据，在社会上搞的是造谣惑众，都是些很明显的涉嫌学术不端行为的做法。

二、用自己杜撰编造的证据搞政治指控。

    为了诋毁季某教授的学术成果，钟华不但搞虚假陈述，而且自编杜撰词义而对季某教授搞政治指控。譬如，就术语“imaginary relation”，季某教授的论文翻译为“假想性关系”，而钟华说那应该是“想象性关系”、说季某教授试图用“假想性关系”贬低马克思主义。

    其实，就“imaginary”，牛津等权威英文词典的解释是“existing in mind, unreal”，因此，翻译成“想象”或“假想”性质的都对。可是，钟华却说“假想性关系”是带有贬义的，由此指控季某教授“生造”和“信口开河”，更进一步说季某教授贬低马克思主义。“假想”多了去了，譬如，宇宙大爆炸和弦论，还有当前热门第五维空间物理学研究、等等，都是“假想”，难道都是贬义的吗？

    可见，钟华是拿他自己杜撰的东西搞政治指控，试图给季某教授扣上个敌对政治帽子。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文革极左做法的教训说明，一个学者一旦被扣上了“反马列主义”一类的敌对政治帽子意味着什么，还用咱多说吗？拿杜撰编造的东西搞政治指控那类文革极左的东西充斥了钟华的所谓“学术批评”。那种行为不是诽谤、还能是什么呢？

三、编造理由搞个人攻击。

    除了搞造谣和政治诽谤外，钟华找不到根据就拿人名翻译大做文章，譬如他说：“一会儿是‘格尔茨’，一会儿又是‘济尔兹’，让读者稍不留神就误以为是两个人”云云，然后，他做拔高，对季某教授搞起了个人人格攻击、说“这深刻反映出作者在学风上存在的问题”、“反映出作者的眼界和胸襟不够宽阔”、“反映出作者知识功底方面存在着明显的欠缺”、“反映出作者缺乏严格的学术规范意识”、等等。一个并没什么错误的人名翻译，居然闹出这么多罪名名堂！那是“学术批评”、还是个人攻击，不明摆着吗？

    看看事实。在中共历史上，就有“马克思”和“马克斯”、“恩格斯”和“恩格尔斯”等不同用法，那是中共有“学风问题”吗？是中共“眼界和胸襟不够宽阔”吗？前三两年，发生“SARS”疫情，当时官方就有“非典”和“萨斯”等多种翻译。难道当时的中国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是有“学风问题”、是“眼界和胸襟不够宽阔”、是“知识功底有明显缺陷”和“缺乏严格的学术规范意识”？除非脑袋有病，正常人看到“非典”和“萨斯”都把它理解为同一疾病疫情，而不会歧义理解为两种疾病疫情的，不然，当时还不全乱套了？

    就人名地名等名称翻译，国家语委多次指出，国家没有硬性规定，存在着意译和音译等各种翻译方法，因而一名多译和先入为主是经常出现和普遍存在的现象。就此而咬文嚼字来说，其实，季某教授把相关外国人名翻译成‘济尔兹’更符合原本发音。

    中共党内，熟悉马克思学说的人，看到“马克思”和“马克斯”，是不会发生歧义理解的，不会发生误判为两个人的事情。同样道理，若真是学术内的人、且熟专业学说学派，那么，看到“格尔茨”和“济尔兹”（甚至“吉尔兹”），是不会发生歧义理解为两个人的。钟华的言论说明，若他不是个外行，那么，他自己才是有知识功底缺陷问题，不然，看到专科学说人名不同翻译是不会发生困惑的。

    再说了，季某教授的不同人名翻译与其他人翻译不同，那也是中国学界普遍存在的正常情况，根本谈不上个人的“学风”、“眼界”、“知识功底”或“学术规范意识”的问题。明摆着，钟华是为了毁坏别人劳动成果而没岔找岔地编造伪造些理由对季某教授搞个人攻击，其行为已经超出了国法规定的“学术争论”或“学术批评”的正常范围。

    简而言之，钟华的言行是造谣惑众、政治诽谤和个人攻击，是涉嫌学术不端行为的。因此，相关单位和出版社应该遵纪守法，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按照国家相关法规对其行为作出调查处理，公布处理结果，并对季某教授做出公开的赔礼道歉。

四、官方媒体表现说明公民权益安全没保障。

    面对两个学者公民发生争执，正常社会的官方媒体的正常做法是回避；若必须报道，则必须公正公平，平等地报道指控方和被指控方的双方的立场，同时，避免做站在一方和打击另一方的任何评论。这是宪法规定所保障的公民权益安全的起码原则，是文明国家的表现，否则，那就成了个野蛮暴力的社会了。

    可是，面对季某和钟某两位公民的争执，一些官方媒体是明显地站在钟某一方和打击季某一方。为此目的，那些媒体对季某教授是用尽了抹黑手段，把他描绘成“黄色暴力”的“骂街教授”。而对钟某一方呢，不但不批评钟华搞造谣惑众、政治诽谤和个人攻击的涉嫌学术不端行为的做法，反而对他搞起了肉麻吹捧，譬如说：“钟华教授是一个很低调的人，不仅学术研究方面很有造诣，而且在学校师生中口碑相当好”，还有“他不仅课上得好，而且对所有学生都十分和蔼谦逊”，等等、等等。

    这种做法，让人想到前科。面对司某和魏某的学者公民争执，一些官方媒体明显地站在司某一方和打击魏某一方，且搞舆论轰炸一搞就是近一年。后来事实说明，司某搞是诽谤性的无端指控；而那些官方媒体之所以那样做，是因为他们跟司某所在群体有密切的既得利益关系。自然，这里就要问个问题：重复前科做法，那些官方媒体如此明显地站在钟某一方和打击季某一方，他们跟钟某及其背景群体有什么既得利益关系呢？

    不管怎么样，官方媒体的做法说明，在中国大陆，公民的权益安全缺乏应有的起码保障；一些官方媒体为了既得利益，可以随时随地拿个公民开刀搞无端指控和舆论轰炸，事后也不承担法律责任。

    说实在的，面对公开的造谣诽谤和个人攻击，任何正常人都会感到愤怒。面对钟华搞的造谣诽谤和个人攻击，季某教授表现愤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时失控说些粗鲁之言也是难免的，至少，季某教授的行为是诚实的错误，而不是钟华那种明知故犯的弄虚作假。

    问题在于季某教授的应对方式选择：若是得过且过，那就到此为止。而若是认真到底，就需要通过国法规定的途径，向钟华及其所在单位提出调查处理钟某涉嫌学术不端行为的正式举报；若该单位包庇袒护，那就向更高一层部门提出举报。至于面对一些官方媒体缺乏起码的公正公平和遵纪守法的意识、面对他们无视公民权益安全的媒体暴力的野蛮行为，季某教授是明显地处于“手无寸铁”的弱者地位。就此而言，公民安全是否确实有充分的法律保护，就更是个突出明显的社会性问题了。

http://zhiyanle.blog.hexun.com/17258816_d.html

钟华：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的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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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11月，四川师大教授钟华撰文批评北师大教授季广茂，称其所作学术著作《意识形态视域中的现代话语转型与文学观念嬗变》——“文题不符、信口开河以及屡屡出现常识性错误”等等。
　　之后季广茂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回击钟华，其中使用了诸多不雅用词。事件经相关媒体披露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25日、26日，记者通过电子邮件采访了正处在舆论风口浪尖上、从山东走出去的季广茂教授。

“攻击”博文换成“书评”

　　2月25日，记者设法与季广茂教授取得联系，他在回复的邮件中说：我本善良，实在是被人欺负到家了，才如此发作，平时从来不这样。
　　季广茂教授说：媒体如何说，都可以，我只是希望大家来关照此事，进而才能引起学界关注。报纸转载，也没有关系，因为一般媒体在学术上没有判断力。
　　记者注意到，季广茂教授的博客上，原来2007年12月5日发的一篇攻击钟华教授的文章，现在已经被钟华对他著作的那篇评论代替。
　　26日深夜，记者通过邮件，对季广茂教授再次进行了采访。

著作是最心爱的“孩子”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着手写作《意识形态视域中的现代话语转型与文学观念嬗变》这本著作的，用了多长时间？
　　季广茂(以下简称季)：我记得很清楚，1994年来北师大读博，入校不久就想以它为题作博士论文。
　　后来虽然改换了论文题目，对这个心爱的题目，一刻也未曾忘怀，一直在收集资料，做札记。毫不夸张地说，虽然这不是一本“呕心”之作，但它倾注了我十年的心血。
　　这本书于2005年11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在送交北京大学出版社之前，已经改过至少六稿。交稿后我感染了急性乙型肝炎，住院期间边打点滴，边强撑着身体校对了最后的清样。可以说，这是我17部论著和译著中最心爱的“孩子”。

他不具备学术批判资质

　　记：和钟华之间的事最先开始于什么时候？您是什么时候看到钟华这篇评论的？
　　季：2007年12月4日晚上，有个朋友打电话来，当时我还安慰这位朋友说没有问题。因为我不担心正常的学术批评。但钟华不具备这方面的资质，甚至到了张嘴即错的地步，虽然他贵为教授。
　　学术资质既包括相应的学术水平，又包括相应的学术背景，二者缺一不可。钟华一样都不具备。他唯一的大作《从逍遥游到林中路：海德格尔与庄子诗学思想比较》，本人只翻了二十来页，就已经发现了几十处极其低级的知识性错误。

这是一种高明的谋杀

　　记：看到钟的评论之后，您第一感觉是什么？您的爆发是性格原因，还是有其他原因？
　　季：第一感觉是魂飞魄散。继而异常愤怒，精力无法集中、记忆力严重丧失，甚至忘了上课的时间，同学们的名字。
　　但我要发泄，憋在心里必死无疑。这也是某些山东人的性格，没有城府，不知隐忍。我很快意识到，这不是“学术之争”，而是由某些人精心策划的“泼粪行动”。看看他的用词：“繁琐杂乱、牵强附会、前后矛盾、避重就轻、信口开河、实与名乖、文题不符、搪塞过去、潦草粗疏、硬凑字数、重复照搬、故弄玄虚……”
　　稍有学术常识之人都会看得出来，这哪里是什么“学术批评”，这分明是一个道德家在义正词严地声讨一个小混子，一个老爷爷在声色俱厉地教训小孙子。
　　钟华的“书评”可能导致的结果是：我被学术界放逐。这是一种高明的谋杀，满纸都是我的鲜血。

被人玷污却得不到辩白

　　记：对于网上许多人对您的评论甚是“谩骂”，您如何看？
　　季：我失态也是有原因的。本人对于一切身外之物，向来没有太大的兴趣。所拥有的，只有视若生命的学问。如果学问被人如此玷污而得不到辩白，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学术评价必须听从专家的意见，不能听从门外汉的意见。有人说了，你的著作，人人都有评论的权利。不错，但有评论的权利，不等于有评论的资质。
　　我虽然对钟华言辞激烈，但一点杀伤力也没有，最后是亲者痛，仇者快，姥姥不亲、舅舅不爱、人见人烦。
　　钟华以教授、专家、学者这样的“符号性权威”评论别人的著作，又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由此写出的“书评”，足以扼杀我的学术生命，而那些网友做不到，道理就在这里。
　　冷静下来后，意识到这样做很不好。现在我愿意向北师大、向山东师大(我的母校)、向全国的学术界同仁和网民郑重道歉。

实在是小人物绝望之举

　　记：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您从事的是为人师表的职业，在博客上写出这些文字，您是否有一些人说的那样“斯文扫地”的感觉？
　　季：本人如此失言、失态、失礼、失德、失身份，何尝不知不合体统。冷静下来时，我常对自己的学生说：一是绝对不能介入此类纷争，二是我要向他们表示真诚歉意。因为如此作派，实在有损老师的形象，让学生面上无光。
　　但是，我还是要说，言辞激烈实在是小人物的绝望之举，所以希望大家不必苛责。

内心有个长不大的自己

　　记：事情发生后，您身边的学生、同事、家人对此持什么看法？他们对您的行为持什么态度？
　　季：同事非常关心，而且出言公正，我感谢他们。家人不太知道，不太关心，更不会介入。对我这种行为，学生大多沉默。同事和家人都主张理性和克制，注意知识分子的风度和风范。
　　但是遗憾，曾几何时，我做不到，因为我自己当不了自己的家，自己劝自己，劝过多少次，就是劝不住自己。精神分析说得好，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长不大的自己。我的那个长不大的自己，还特别顽固。

同事说他说话总是直来直去

　　季广茂教授1987年开始在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2002年调往北京师范大学。据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守森教授介绍，季广茂教授在山东师范大学读研究生时与他是同班同学，并且一起在山东师范大学任教，共事有十多年。
　　杨守森教授说：“季广茂教授性格很直爽，说话总是直来直去，没有隐瞒。这次他发表的言论就与他直爽的性格有关。性格直爽就容易说话控制不好，导致一些措词不够得体。”
　　关于这次的学术纷争，杨教授说：“我不太清楚这背后的具体情况，但就季教授本人来说，他对学术很负责，而且对其看得很重，别人对其学术成果有评论，他肯定要作出回应。这件事希望大家能够放在学术范围内客观冷静地讨论，不要一直抓住个人道德品质不放。”

学生说??

其人自然不羁

　　山东省实验中学的语文老师关锋，曾是季广茂教授的学生。关锋老师说，与季先生相交不深，但印象极深。其人自然不羁、语速飞快，往往授课未始，先闻长笑，且其笑声极具特色。

网友说??
两人都有情绪

　　一位网友对此事评论说，钟华教授“对名校博导期待值过高”，所以他的批评有点情绪化，图一时痛快而不够客观。
　　季教授批评他无一字正面评价，这种委屈正常而且有道理。季教授的骂是有点“失心疯”症状，但也是被气得够呛，释放出来就好了。他对钟教授那本书的批评，尽管是目的压倒了学术，但在这样的火眼金睛之下，也的确发现了一些问题。

来源：齐鲁晚报   日期：2008-2-28
作者：本报记者　张庆村　实习生　马姗姗　梁开文

http://www.qlwb.com.cn/display.asp?id=282695&fd=2008-02-28

钟华：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的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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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钟华声称《嬗变》中“看不到用清晰的‘意识形态视域’去观照或审视后两者的内容(全书三部分内容几乎各自为阵)”，“然而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实际上该著的三部分内容却相互游离：在‘中篇’和‘下篇’中，除了在个别地方偶尔可以见到一些硬套着‘意识形态’或‘意识形态视域’的帽子的词句外，几乎看不到作为透视全书大小论题的独特‘眼光’和独特‘视角’的‘意识形态视域’。”“它既使得该书整个儿变得名与实乖、文题不符(‘以A打量B和C’，实际上却变成了‘A+B+C’)，又削弱了该著写出新意的基础和取得新建树的可能。”
　　果真如此吗？？？

  《嬗变》开篇即言：“本书旨在透过意识形态的视角，审视和阐释（中国）现代话语转型与文学观念嬗变的问题，揭示现代话语、文学观念与现代社会之间复杂多变的内在联系，寻找现代话语、文学观念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共同规律。”《嬗变》是这样说的，事实上也是这样做的。
　　《嬗变》首先梳理了“意识形态”的观念史，并得出了自己的定义，然后以此透视（中国）现代话语的转型与文学观念的嬗变。
　　关于（中国）现代话语的转型，《嬗变》一书的核心观点在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意识形态史，这与中国近现代特殊的社会现实有密切关系。近代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危机时代孕育危机哲学，近代以来的社会思潮都以“危机哲学”为核心和基石。中国危机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现实危机，亡种、亡国、亡教是中国人面临的灭顶之虞；二是文化危机，情境上难以界定，精神上流离失所，乃其典型表现。中国步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时代，解决危机是全体中国人的当务之急。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现代中国，一切学说、理论、思想、观念，只有为解决中国危机“献计献策”，才有生存的可能性；一切无关乎解决中国危机的学说、理论、思想、观念都将被弃之如敝屣。
　　在这个基础上，我首先分析传统的经学、史学、理学的式微，分析了科学主义的崛起，进化主义的兴盛，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其间，我特别注意解剖了其中的现实联系与逻辑关联。其次探讨了文学观念嬗变的过程。比如《嬗变》认为，不仅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意识形态史，而且一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也是一部意识形态史。所谓“文学的意识形态化”，就是指某些人在特定的社会形势之下，在某种特定利益的驱使之下，让文学发挥着意识形态方面的功能。我们文学理论所强调的文学的“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其实也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功用，因为强调文学的“认识作用”就是要求文学发挥“反映现实”、“界定情境”的作用，强调文学的“教育作用”就是要求文学发挥“指引方向”、“社会认同”、“社会动员”、“情感沟通”的作用。
　　请问钟华：你“看不到用清晰的‘意识形态视域’去观照或审视后两者的内容”，是不是说明了你的无知？这三部分完全由我界定的意识形态理论联系在一起，明眼人都能看到这一点，怎么到了你这里，就成了“实际上……三部分内容却相互游离：……除了在个别地方偶尔可以见到一些硬套着‘意识形态’或‘意识形态视域’的帽子的词句外，几乎看不到作为透视全书大小论题的独特‘眼光’和独特‘视角’的‘意识形态视域’”？你是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这本书真的是“整个儿变得名与实乖、文题不符”吗？一个人要“草包”到何等程度，一个人要无耻到何种地步，才会闭着眼睛发此宏论，拿着无知当学问，拿着无耻作自尊，对一个自己根本不了解的领域横加指责？

二
　　钟华指出：“试图将一本学术著作的成败完全系于某种观念或研究范式的魅力上，这原本就是一件十分冒险的事：任何一种学术观念和研究范式，归根结底只是我们研究具体问题时可供选择的某种武器而已。”
　　第一，我不知道钟华所谓的“完全系于某种观念或研究范式的魅力上”，究竟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个人说话根本不着调，不贴谱，仿佛整个人一直踏在西瓜皮上。如上所述，我只是要“透过意识形态的视角，审视和阐释（中国）现代话语转型与文学观念嬗变的问题，揭示现代话语、文学观念与现代社会之间复杂多变的内在联系，寻找现代话语、文学观念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共同规律”，仅此而已。这是“完全系于某种观念或研究范式的魅力上”吗？
　　第二，如果透过意识形态的视角审视和阐释中国现代话语的转型和文学观念的嬗变，也算“完全系于某种观念或研究范式的魅力上”，那我不觉得这有何不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就将其成败完全系于某种观念或研究范式上，有何不可？钟华只有一本大作，他拿着它，混了博士，又混了教授，至少已经“一鸡两吃”。这本书就是《从逍遥游到林中路：海德格尔与庄子诗学思想比较》。这本书之所以散乱不堪（这一部分抄些人家研究庄子的成果，那一部分抄些人家研究海德格尔的成果，甚至把人家写了多少遍的海德格尔的生平材料都照抄不误，然后并列在一起，就算进行了所谓的“诗学思想比较”，实在是可笑至极），就是因为没有缺乏“某种观念”，或某个研究范式。这不恰恰说明“某种观念或研究范式”的重要性吗？
　　第三，钟华一方面认为“将一本学术著作的成败完全系于某种观念或研究范式的魅力上，这原本就是一件十分冒险的事”，似乎这样的冒险的事是做不得的。另一方面钟华也承认这种冒险是可以做的，而且也有成功的先例，“将《嬗变》一书学术质量不高归咎于‘文化研究’的观念和范式本身，这对于‘文化研究’观念和范式以及运用它们取得了成功的研究者来说，是不太公平的”。我想问：成功者是谁？其大作为何？莫非就是你那本《从逍遥游到林中路：海德格尔与庄子诗学思想比较》？无耻是可以的，但无耻也要有底线吧？

　　再说“十分冒险的事”又有何不可？学术本身就有学术冒险的因素，一如商业投资就有商业冒险的因素。一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搞搞创收，收收回扣，望江楼里搓搓麻，鹿港小镇喝喝酒，最安全，也最安逸，但与学术有什么关系？

三
　　钟华指责拙著“阐释的牵强附会、似是而非甚至前后矛盾”，“强为之说”或者“曲为之说”，“牵强附会、似是而非”。
　　根据在于：
　　（1）“事实上连作者也很清楚，‘弗洛伊德并没有直接研究意识形态问题’，“甚至没有使用过“意识形态”一词’(第21页)，怎么办呢?只好替他‘附会’出一套‘意识形态理论’来。”
　　（2）“福柯不仅很少使用‘意识形态’概念，而且‘从形式上看，严格说来，福柯是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观的’(第42页)。于是在其后作者冗长的阐释、论证和发挥中，我们能看见的惟有福柯的‘知识/话语/权力’理论本身，却看不到它们与‘意识形态’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
　　弗洛伊德和福柯固然没有使用或很少使用“意识形态”概念，但不并等于他们与“意识形态”绝缘。相反，他们二位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甚为密切。《嬗变》一书有这样的内容：“意识形态”西方思想史上内容最庞杂、意义最含混、性质最诡异、使用最频繁的范畴之一。不仅在不同的时代，而且在同一时代不同的人那里，都具有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含义。在“意识形态”这个概念的问题上，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一方面概念过剩，一方面概念不足。之所以说它过剩，是因为有众多相关概念与意识形态为伍。之所以说它不足，是因为有人并不使用“意识形态”概念，而用其它概念发挥“意识形态”一词的功用。任何概念，不论是叫观念、信念、教条、理论、哲学、世界观、价值、意见、神话、乌托邦，还是叫无意识（弗洛伊德）、话语（福柯），只要具备了意识的三大功能（“反映现实，界定情境”、“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社会动员、付诸行动”），即与意识形态无异。
　　弗洛伊德对宗教的分析与马克思对宗教之类的虚假意识的分析如出一辙，虽然他没有使用或很少使用“意识形态”一词，但“和马克思一样，弗洛伊德也认为意识形态属于‘虚假意识’的范畴；与马克思不同，弗洛伊德认为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并不表现在它是某个特定阶级出于利益的考虑而对现实所作的扭曲，而是来自个体与团体无意识间的‘自欺’。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出发，认为宗教是毒害人民的精神鸦片，是维护特定团体利益的意识形态。弗洛伊德从精神分析学说的原则出发，认为宗教是人类为了抚慰心灵的伤痛而制造的‘狗皮膏药’。”
　　关于福柯，《嬗变》也有清晰交待：“福柯一方面拒绝了‘意识形态’概念，一方面采用了‘话语’概念，所做的还是对意识形态展开批判。福柯之所以使用‘话语’而不使用‘意识形态’，是想逃避使用‘意识形态’一词时遭遇的困难。”“福柯虽然反对使用‘意识形态’概念，但实际上对意识形态问题做了精湛的分析。”他所谓的“话语”，其实就是《嬗变》作者所谓的“意识形态”。
　　把弗洛伊德对于宗教的批评和福柯对于“话语”的剖析归入意识形态批判之列，在西方是常识，对这个领域略有所知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一点。西方研究“意识形态”的任何一本著作，都不敢掠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和福柯的话语理论。如果钟华读不到西方相关著作，读一下目前中国出版的相关学术著作，比如俞吾金的《意识形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还是读不到，网络时代解决这个问题不是一件难事，只要去GOOGLE，随便敲上“ideology Freud”或“ideology Foucault”，就能明白这个道理。比如我们在www.google.com上敲入“ideology Freud”后，网页上立即显示出“约有257,000项符合ideology Freud的查询结果”的字样。敲入“ideology Foucault”后，网页上立即显示出“约有1,020,000项符合ideology Foucault的查询结果”的字样。随便打开第一个条目，即《欧洲政治理论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Theory）2007年第6卷第2期第141-159页的论文，题为“意识形态批判或话语分析？”（Ideology Critique or Discourse Analysis?）意识形态与话语的关系，意识形态批判与话语分析的关系，稍加注意立即就会水落石出。

四
　　钟华还指责《嬗变》一书的“作者整整花了6页半的篇幅来论述‘意识形态的三大功能’，即‘反映现实，界定情境’、‘面对现状，指引方向’和‘社会动员，付诸行动’(第66－72页)。作者似乎非常满意自己的这个发现，故而在‘中篇’和‘下篇’中不厌其烦地频频使用。其概括是否准确姑且不论，但他显然忘记了自己曾经花费那么多力气叙述的从马克思到福柯所着力揭示的‘意识形态’的消极意义：‘虚假意识‘、‘欺骗作用’等等。”
　　首先，我认为意识形态具有三大功能，也仅仅是我“认为”而已，那是“概括”出来的吗？从哪里概括出来的？纯粹的信口开河。

　　其次，“花费那么多力气叙述的从马克思到福柯所着力揭示的‘意识形态’的消极意义”，就一定要采纳他们的观点吗？研究谁的观点就要接受谁的观点吗？真是岂有此理！钟华的无知和无耻怎么会如此亲如兄弟，甚至到了形影不离的地步。怎么会这样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五
　　钟华指责我将“imaginary relation”译成了“假想性关系”，认为“该著将‘imaginary relation’译为带有贬义的‘假想性关系’，既不符合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的后期思想和主要倾向，也遮蔽了其对丰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价值与贡献。”
　　真是奇了，怪了：
　　（1）为什么一定要符合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的“后期”思想和主要倾向呢？我的立意并不在此，我更为器重阿尔都塞的“前期”思想和主要倾向，这有何不可？吃着萝卜要肉味，偌大之天下，真是岂有此理？我真的“遮蔽了其对丰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价值与贡献”吗？阿尔都塞后期的哲学真的“丰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吗？拿着无知当学问，拿着无耻当自尊！无知和无耻，是可以理解的，无知和无耻到这种地步，想破了脑袋都想不明白。
　　（2）我说得很清楚，将“imaginary relation”译为“假想性关系”，是基于下列认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观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继承，又是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修正。此外，他着重把拉康的“无意识”和“误认”（misrecognition）理论融入到自己的意识形态概念，进而提出了“假想性方式”（imaginary way）这一短语。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使人们以“假想性方式”生活在世界上，他的双脚总是离开坚实的大地，总是跃入臆想出来的天空。人们总是在美化自己的生活或“丑化”自己的生活，总是对自己的实际生活处境予以误认。拉康的“无意识”和“误认”不是对现实的反映，它是假想性关系（imaginary relation）。尽管阿尔都塞在此并没有提及拉康的名字，但无论是他对弗洛伊德的理解，还是他对主体的假想性建构的评论，都得益于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我在《文化研究关键词：意识形态》（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出版）中对此也做过详细的分析，有网友认为：“总的来说，季广茂的《意识形态》对各派意识形态理论的介绍比较全面，评价也比较客观。比如对阿尔都塞理论的评介，虽然国内已经翻译出版了阿尔都塞的重要作品（《保卫马克思》、《读〈资本论〉》等），季广茂关于阿尔都塞的章节仍不失为优秀的二手参考材料。”钟华只要翻翻，应该能够明白这个道理。不过，依他的智商和学识，理解起来也有相当的难度，虽然拙著已经通俗到了无法再通俗的地步。
　　打开任何一本词典，“imaginary”的意思都是“假想的、想象的、虚构的”，我为什么不能译成贬义性的“假想性关系”，何况阿尔都塞本人就把它当贬义词使用的？行文至此，哭笑不得，想骂不敢骂，想说没的说，对牛弹琴，不失为一乐；对钟华谈学问……

六
　　钟华批评《嬗变》“避重就轻、重复拉杂并且时常跳跃的论述比比皆是”。
　　钟华指出：“《嬗变》对一些重点文献或者重要知识不屑一顾，相反，对于一些相对次要的材料或一孔之见却重视有加。”其理由之一就是在《嬗变》中布洛赫没有受到应有的礼遇：“无论从出生早晚、著作写作或出版时间、理论重要性、先逝者为尊等哪一方面来说都应排在利科尔、阿尔都塞、福柯之前的布洛赫，居然被安排到了最后一个出场”，因为“恩斯特·布洛赫，显然要比基于解构话语霸权和暴力而只对‘意识形态’概念与理论加以拒斥和批判的福柯重要得多”。“该书对于卢卡奇、布洛赫等人的叙述，篇幅显然太少。”
　　钟华一向无知透顶，对本人的研究领域更是一无所知，但他却如此勇敢地开牙，仿佛他知道什么才是“重点文献或者重要知识”，什么才是“相对次要的材料或一孔之见”。其实他本来狗屁不通，乃货真价实的草包教授和学术混子，却跑进一个他一无所知的领域，对本书及作者指手画脚，实在是给沐猴而冠做了最好的注释。如若不信，请钟华给在下开列个书目，告诉我，在意识形态、现代思潮和文学观念方面，还有哪些“重点文献或者重要知识”我没有涉及，哪些东西才是“次要的材料或一孔之见”？见过无知的，没见过这么无知的；见过无耻的，没见过如此无耻的。朔爷说得好：不怕不要命的，就怕不要脸的。
　　还有，学术研究不是梁山好汉排座次、分银子，也不是修家谱、分遗产，更不是搞创收，上酒桌，喝小酒，创收的小酒天天醉，喝坏了学风喝坏了胃……一定要“序齿而坐”或“序齿而论”。把布洛赫排在福柯之后，很明显是因为他的影响力不及福柯，无论他写有几大卷的《希望原理》，更无论这位1885年出生的先生比福柯他爹年长几岁。拿着这样的“乡愿哲学”做学问，不是对学问的“强奸”是什么？

七
　　钟华认为《嬗变》的一个不足之处在于，“该书不在认真清理、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意识形态’观方面下工夫。”

　　这种口气真是令人恶心至极！钟华以为他是什么东西？一个无知透顶、无耻至极之人。凭着一篇漏洞百出的著作（类似于把“光自东方来”译成“海德格尔的隐蔽来源”的错误多如牛毛），混了博士，当了教授，如此水货，如此草包，偏偏没有自知之明，像爷爷训孙子那样指责本人“不在认真清理、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意识形态’观方面下工夫”！其实，本书上篇一直在做这个工作，梳理了所有的意识理论，并提出了自己的定义，并把那个定义贯穿始终。除了骂人，我现在想象不出什么语言，能表达我内心的愤怒。

　　钟华指出，“该书中提到有人将‘意识形态’看成是‘观念’、‘信念’、‘理论’、‘哲学’、‘世界观’、‘价值’等概念的‘集合’或‘总和’(第3页)，作者不仅一一为它们注明英文写法，而且为了说明自己为什么要使用‘意识形态”一词而不使用这一长串概念，居然铺排了差不多满满一页(第63页)。”

　　前面说我“不在认真清理、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意识形态’观方面下工夫”，现在又说我对一个核心概念（意识形态）的梳理与阐发用一页纸的内容来铺陈，这不是自打耳光是什么？人至贱而无敌。信也！

八
　　钟华说《嬗变》“居然经常使用‘许多学者相信……’或者‘有人认为……’之类的表述，文前、文中既无任何说明，文末亦不加任何注释。”这种用法在论文和著作中倒也常见。不过，在用“许多学者相信”或“有人认为”时，那“相信”或“认为”的内容一般是一些常识性的东西，没有必要说明和注释。比如我们常常读到这样的语句：“欧洲有许多学者相信，千百年来，人类思想史上具有永恒价值的处世智慧包含于三大奇书：一是马基雅维里的《君王论》，二是《孙子兵法》，三就是这本《智慧书》。”“许多学者相信，人类创造的所有表情达意的媒介与系统都是一种语言，而语言学的原理可以统领、规范甚至提高天下所有的表述系统。”钟华不是也有类似的语句：“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西方‘文化研究’相关成果的不断引入，中国学界对它的‘新鲜感’很快就会消失……”我们是不是也要像钟华那样反问一句：“我们”是谁？有何种理由相信？

　　看看钟华唯一的大作，有多少事关紧要之处，都没有做出应有的注释。如今，却跑到这里指责我对一些常识性的知识没有注释，真是恬不知耻到了极点！

　　智商要低到什么程度，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才会有如此的蠢举？

九
　　关于一些知识点的注释问题，如“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钟华指责我没有注释。其实这些都是常用语句，而且是顺口带过，并不以它为学术上的依据，不注释，丝毫都没有问题。如果你真的不知此句出典所据，非要我注明出处的话，那我告诉你：该句引自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按照钟华的逻辑，以后再碰上“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之类的语句，一定不要忘了标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页，第一句。

　　真是愚不可及！

十
　　钟华认为《嬗变》是“读起来如此让读者饱受磨难、如此让读者缺乏安全感、如此考验读者的忍耐力的所谓‘学术’著作”。
　　是否如此，相信读者自有公论。专业知识，一般读者缺乏判断力；但说到《嬗变》的语言，一般读者都有发言权。我相信，我的语言无论如何不堪一击，也是钟华之流永远难以望吾项背的。不是因为我高明，而是因为钟华之流实在太低级。
　　再说，一部著作的表述是通晓明白还是佶屈聱牙，也不应该是判断其水平高下的依据。拉康的作品够难懂吧，但这并不影响拉康成为学界著名的学者。正是拉康这些晦涩的语言在法国刮起了精神分析旋风，使精神分析达到妇孺皆知家喻户晓的程度。荣格自称用了三年时间才读通《尤利西斯》，荣格在给乔伊斯的信中说：“我大概永远不会说我喜欢它，因为它太磨损神经，而且太晦暗了，我不知你写时心情是否畅快。我不得不向世界宣告，我对它感到腻烦。读的时候，我多么抱怨，多么诅咒，又多么敬佩你啊！全书最后那些没有标点的四十页，真是心理学的精华。”连荣格都要诅咒的《尤利西斯》应该算是一部“让读者饱受磨难、如此让读者缺乏安全感、如此考验读者的忍耐力的”作品了吧，但这并不影响其成为伟大的作品。

　　这些道理，钟华之流哪里能够明白？他们那样的愚蠢，他们那样的学识，他们那样的恶意，又哪里配明白这样浅显的道理！

　　跟这种人讲学术，真不如让老天爷把我劈死！

　　老天爷，你行行好，劈了我吧！

钟华：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的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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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W：首先，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采访。我注意到，你和你对学术同行的严厉批评正陷入一场舆论漩涡。进行这次采访之前，我进入你的博客，并认真看了你的一些文章和学术观点。但是我发现，之前媒体所广泛报道的、你对钟华教授的“不雅”批评，似乎被您删除了，请问是这样吗？
　　季广茂：那些文章已经删除。当初言辞激烈，实在是小人物的绝望之举，迹近于自杀。但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季某人如此失态也是有原因的。被人临头泼粪，却连辩诬的机会都没有，其愤怒之情可想而知。失眠、厌食、集力无法集中、记忆力严重丧失，甚至忘了上课（不是给本校学生上课，而是去校外听外语课）的时间，忘了同学们的名字，总之是很惨。也想理性、克制，但无法做到。老师劝，同事劝，领导劝，劝不住。冷静下来自己也劝自己，劝过多少次，就是劝不住。当面答应，以后保持理性；一转头，又怒不可遏。
　　从现行体制来看，钟华应该算作是我的学术同行；但就其实际水平和实际能力而言（在学术问题上要么无凭无据，要么张嘴即错），就其不顾一切地伤害一个无辜学者这一行为而言，我不觉得我与他是“学术同行”。

　　FW：我注意到今天中午和下午，处在舆论风口浪尖的你，在自己的博客上继续写着批评钟华的文章，能感觉出来直到现在你仍然很生气、很有情绪。您能说说，钟华的什么行为让您，如此愤怒吗？
　　季广茂：总是有人难以理解，为什么钟华这样“一篇论文”，会使这样一个学者受到如此严重的伤害，以至于八十天过去了，还是耿耿于怀？他们不知道这种伤害对我而言有多深，有多重。我说过，这次所谓的与钟华之争，绝非“学术之争”，而是由某些人精心策划的“泼粪行动”。它上来就“斩立决”，连句虚伪的客套话都不好（一般批评性的书语都不会省略这个程序）。
　　稍有学术常识之人都会看得出来，这哪里是什么“学术批评”，这分明是一个道德家在义正辞严地声讨一个小混子，一个老爷爷在声色俱厉地教训小孙子，一个检察官在居高临下地起诉一个小骗子。而且这些指责完全是无中生有、信口雌黄、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他指责本人时表现出来的狰狞、险恶、无知、蛮横，就本人目力所及，是前所未有的。当年的姚文元先生再世，也会自叹弗如。
　　这种伤害意味着什么？这种伤害可能导致的结果是：同行可以蔑视你，学生可以瞧不起你，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你的著作，没有杂志社愿意发表你的文章，没有学术会议向你发出邀请，你无法申请任何课题，一句话，等于被学术界放逐了，一切都前功尽弃。这是一种高明的谋杀，满纸都是我的鲜血。
　　可能有人会说，作为当事人，你应该虚心的接受批评，至少应该谦恭的接受不同学术意见。这是正常的“批评”吗？这是“学术意见”吗？也要设身处地地为我想一想。旁观者，风凉话，抢占道德高地，都不难。
　　对于这种看法，当初我愿意用《集合号》中的谷子地的话来回答：“你们还想让我和你们说什么，钟华向我耳朵里塞大粪，还让我冷静？”钟华的这种言论，如果与我无关，或许我可以接受；不仅可以接受，还有可能反复玩味，因为我不敢保证不上他的当。

　　FW：你认为的，学术批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你认为您的这种激烈反应，会导致学术同行对你的不满和厌恶吗？为什么？
　　季广茂：真正的学术批评的构成，需要许多因素，但最起码要求“学术争论”的双方或双方具备相应的学术资质，释放起码的善意。这两样钟华都不具备：（A）钟华丝毫都不具备这方面的资质，甚至到了张嘴即错的地步，虽然他贵为教授。学术资质既包括相应的学术水平，又包括相应的学术背景，二者缺一不可。他一样都不具备。（B）钟华在那篇文章中表现出来的恶意，只看一点就可以了：12500字的长篇大论，对于我倾注了无数心血的著作，没有一字是正面的评价，反而到处是无中生有、信口雌黄、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之论。在这种情形下，有何“学术论争”可言？这种论争如何进行得下去？
　　我的这种过激言词肯定是亲者痛，仇者快，最后落个孤家寡人一个，姥姥不亲、舅舅不爱、人见人烦同，损失惨重。

　　FW：在您做出激烈回应之后，我注意到钟华先生也通过媒体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可以看得出来，他的用语比较理性，至少没有用一些“不雅”的词语和您对骂。你怎么看待自己的激烈情绪和对方的相对冷静？
　　季广茂：我刚才说过了，我损失惨重，是真正的受害者。但钟华对我大泼其粪之后，装出一副可怜的样子来，仿佛他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又克制，又理性。这时候，理性和克制的虚伪性，表现出来了。他受害的唯一原因就是我出言不逊。这不会构成任何实质性的伤害。网友们骂我，我都看到了。网友们是猪、狗、王八蛋、龟孙子，尽管骂，我可以帮你们一起骂。网友的辱骂没有任何“符号性力量”，谁会真的相信我是猪、狗、王八蛋、龟孙子呢？傻瓜都不会相信。所以愿意跟他们一起骂我自己，然后哈哈一乐，拍拍屁股回家，吃饭，洗澡，睡觉。
　　虽然被钟华深深伤害，但我不需要他来道歉。因为在这种情形下，道歉的真诚性是可疑的。不真诚的道歉如同伪造的处女膜，只能骗骗傻瓜蛋。我希望：（1）弄清事实真相，按国际惯例，宣布撤销钟华那篇“书评”；（2）学术界要避免再次出现此害人事件，要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环境，强调专业精神和敬业态度，建立学术研讨的规则，完善学术研讨的机制，使学术研究日益向着良性化的方向发展，无论是个人，还是机构，不能有“咱想灭谁就灭谁”的霸气。

　　FW：我注意到钟华在批评你的观点时，用了许多贬义词语。有些，恐怕还是一般人难以接受的，对于您这样的脾气的来说，可能更难接受。想问下：如果对方一直没有向您道歉，您会通过诉讼，要求对方道歉吗？
　　贬义词我接受，但前提是实事求是的贬义词。我长得胖，你说我胖，或者说我肥，我当然接受，也乐于接受。在生活中，我自以为脾气算好，至少在公务场合、公开场合，在同事间，在同学间，脾气不错，很少生气，很少发火，中规中矩。
　　是否诉讼，如何诉讼，一律服从律师的意见，因为他们是专家，我是外行。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服从专家，他们具备专业资质。

　　 FW：同样的逻辑，如果钟华在四川起诉你，对其采用了侮辱性语言，要求索赔的话，你会是什么态度呢？
　　还是要听律师的意见。
　　假设真的到了诉讼的地步，在法庭上见到了钟华，我只想诚恳地问他一句话：我们往世无冤，今世无仇，为什么你这样伤害我？

钟华：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的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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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再强调，这次事件的性质，决不是学术争论或学术批评，说轻点是泼粪，说重点是谋杀。当然是软刀子杀人不见血。钟华披着教授、博士、博士后的外衣，借助于一个国家级杂志，对一个无辜的学者大肆杀戮，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除了两三处笔误，他对我那本书的所有指责都是无中生有的指责、不怀好意的中伤和极其险恶的政治诬陷。

　　开展学术争论或学术批评，要具备许多条件，比如公正的平台、公允的环境、学术资质的保证等等。这次事件，且不说平台是否公正，环境是否公允，单就学术资质而言，钟华就远不合格。学术资质包括两方面，一是相应的学术水准和学术背景，二是使学术争论或学术批评能够进行下去的起码善意。这两样，钟华一样都不具备。第一他无知，无知到了张嘴就错的程度，水平之低劣，令人乍舌，也不具有批评我那本书的学术背景；第二，他心怀极大恶意，对我必欲除之而快。情形如此不堪，如何进行“学术批评”？如何开展“学术论争”？

　　再说说他的无知吧。前面我只分析了他“书评”中不到200字的几句话，就指出了他犯下的若干常识性错误（见“驳钟华:(1)资格与资质”）。清华大学某教授竟然“可以肯定地说，钟文是一篇严肃认真，从学术标准出发的批评文章。”

　　他唯一的大作《从逍遥游到林中路：海德格尔与庄子诗学思想比较》，更是错讹百出，而且错得离谱。为了证明这一点，这回我受受累，辛苦辛苦，从头开始，给他批上一页半的“作文”，让大家看看他的真实水平。看看他是否“学术研究方面很有造诣，而且在学校师生中口碑相当好”？说明：本贴中，只有黑色文字是他的，其他颜色的文字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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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全球化”语境下和“对话时代”里的诗学发展

　　对艰辛沉重的生和壮怀激烈的死体验最深的希伯来人，在他们的《圣经》中绘声绘色地叙述一个所谓“巴别（变乱）塔【稍有文化修养的人士都知道“巴别塔”是怎么回事，但钟华却来了个“巴别（变乱）塔”。查了一下，还真没看见谁这样用过。钟华的创举，世界的第一！鼓掌！好就好在把明白人也整糊涂了。“变乱”是什么意思？打开任何一本词典，“Babel”的解释也是“混乱”、“嘈杂”之类，独不见“变乱”。再次为钟华的“博学”和“严谨”鼓掌！】的故事”①。这个故事似乎表明：让世界上存在不同的语种和方言，也许是“上帝的一个阴谋”——阻止人类变成无所不能的天神。

　　其实，让世界存在不同的文明与文化【这里是“文明与文化”】，又何尝不是“上帝的一个阴谋”？不正是因为文明文化【这里成了“文明文化”。不知道“文明文化”是个什么玩意。“文明的文化”？“文明与文化”？】之间的隔膜与冲突，人世间才有了那么多的纷争与牺牲，灾难与不幸？可是，任何事物都有对立的两面。试想，如果世界各地的人群都操相同的口音，都写相同的文字，都着相同的色彩，都造相同的形体，那这个世界还不单调死了？不正是因为有了不同的文明文化【“文明文化”】模式的并存才构成了世界文明文化【“文明文化”】的丰富性，并使得不同文明文化【“文明文化”】间的互识互补可能？这，大概又是人类文明文化【“文明文化”】面临的一个“悖论”？

　　然而，一旦有了不同文明文化【“文明文化”】模式，由于生活世界的隔膜，生存方式的殊异，传统价值观念尤其是宗教信仰的分歧等等，就难免会造成文明文化【“文明文化”】间的疏离、误解、对抗乃至冲突。而且，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这种文明文化【“文明文化”】间的疏离、误解、对抗和冲突的趋势还会进一步加剧。

　　【上面两段文字的逻辑，也颇有趣。“不正是因为文明文化之间的隔膜与冲突，人世间才有了那么多的纷争与牺牲，灾难与不幸？可是，……如果世界各地的人群都操相同的口音，……那这个世界还不单调死了？……然而，一旦有了不同文明文化模式，……就难免会造成文明文化间的疏离、误解、对抗乃至冲突。”等于说：“正是因为有了A，才有了B；然而，一旦有了A，就难免有B”。这是什么逻辑？但凡有点逻辑常识，就不会如此颠三倒四；北京人所谓的“车轱辘话”，在钟华大作中又增添了一个绝妙的注释。】

　　1993年，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他的名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就曾预言，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的冲突将不再重要，代之而起的将是“文明的冲突”。

　　【如果这里的塞缪尔·亨廷顿就是那位“Samuel P. Huntington”，如果这里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就是Samuel P. Huntington的那本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那老夫就只有目瞪口呆的份儿了：这位亨廷顿先生竟然如此神通广大，早在1993年就能在1996年才出版的著作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中慷慨陈词了。书在1996年出版，但人已经在1993年就说那本书里的话了。人书相隔三年，钟华如此乾坤转移大法，端的天下第一。鼓掌！

　　把亨廷顿于1993年在《外交》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文明冲突？》与于1996出版的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混为一谈的钟华，其道听途说、信口雌黄的本领不可谓不高，不可谓不强，至少望江楼公园里搓麻将的老太太是自愧弗如的。】

　　①King James Version, Holy Bible [M]. Thomas Nelson, 1990. p.13.

　　【钟华弄个注释，都忘不了给大家制造点喜剧效果：（A）“King James Version”（英王詹姆斯钦定版）本是说明版本的，却摆在最显要的位置，仿佛故意误导那不太懂外语的读者，让他们以为“King James Version”是作者。从来没有见过哪本书的注释，会把版本消息置于首位，钟华首创，天下第一，鼓掌！（B）本来只有中文注释里才会出现的“[M]”，竟然也进入了英文，莫非拿着英文当中文用？强迫英文注释服从中文注释的“规范”？再鼓回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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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手掌拍烂了，大家辛苦了。短短的1.5页文字，寥寥640个字符（包括标题，包括注释，包括中文字符，包括非中文字符，用word统计的），竟然有如此之多的语言、逻辑和常识问题。这样水平的“学术专著”，与稍微优秀点中学生作文相比，恐怕都远远不及。钟华竟然凭着它，获了博士，拿了教授。可能还要用它再拿个“博士后”，也说不定。博士、教授、博士后能不贬值？怪不得总有人发牢骚，说什么现在的教授一毛钱买十一个，一分钱也不值了！看来还真是一分钱也不值了。

钟华：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的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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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有媒体书面采访，其中有一问：《意识形态视域中的现代话语转型与文学观念嬗变》反响如何？有什么书评吗？如何证明它的学术价值？
　　当时愣住了，因为从未关注过这个问题。马上查，除了钟华的“泼粪”之作，没有发现专门的书评。到目前出版，我出版了17部著作（包括论著和译著，有一部论著是与人合著的，有一部译著是与人合译的，经过精确统计，共503.2万字，不包括论文与其他合著），从来没有刻意地进行过任何宣传，组织过任何书评。
　　经初步统计发现，该书至2005年11月出版至2007年7月，共有5篇博士论文、18篇硕士论文引用本书，或将此书列为参考文献（具体引用详情有待进一步查证）。至于一般论文的引用，我至少无意中见过不少于十篇，有的朋友甚至大面积引用。有学者称，“近些年国内学界对文学意识形态性的探讨已经取得一定成果，如俞金吾的《意识形态论》（1993）、谭好哲的《文艺与意识形态》（1997）、季广茂的《意识形态视域中的现代话语转型与文学观念嬗变》（2005）”，算是较为客观的描述。
　　这几天，有三位网友来函告之，大意谓我这本书对于他们的学位论文的写作有很大帮助，让钟华如此“泼粪”，希望我把问题说清，免得使他们承担“连带”责任。这是我做梦都想不到的，这篇书评竟然影响到引用此书的朋友，真是罪过罪过，阿弥陀佛：季广茂蒙事，那本书诈骗，引用者却没有长出钟华那样的火眼金睛，没有发现它是一部劣作：“各种说法繁琐杂乱的拼贴”，“作者牵强附会、似是而非甚至前后矛盾”，“随处可见避重就轻、重复拉杂并且时常跳跃的论述和诸多小题大做、信口开河”……这使他们也感到郁闷。导致这样的结果，虽非我的本意，但我还是要向他们道歉：对不起了！
　　这本书究竟如何？坦率地说，真正判断这本书的品质，只有业内专业人士才能做到，因为只有他们才有可能具备这方面的资质，一般网友和读者则不具备。有人认为，学问乃天下公器，人人都有可以指手画脚，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可以，容易，只是说出来，没有什么“符号力量”而已，换句话说，别人不会当真的，说了跟没说，区别不大。因为只问一句，就能把说话的人问倒：“你真懂行吗？”不错，我承认，人人都有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的权利。但是，有评判的权利，不等于有评判的资质（即相应的学术水平和相应的学术背景）。看病，找大夫；打官私，找律师；理帐目，做个假帐什么的，那还得找会计。随便从大街拉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钟华虽然也算“业内人士”，但我敢断定，他不具备这方面的资质，属于假冒伪劣，因为他既不学无术、张嘴即错，还没有相应的学术背景，却在《文艺研究》这样一家国家级杂志上，以教授、博士、博士后之名，行“泼粪”之实，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因而也具有很强的杀伤力。
　　许多朋友来函索书，想一探此书真实面目，但是抱歉，我手头只有一本，无法慷慨解囊。有网友问，钟华指责本书“让读者饱受磨难、如此让读者缺乏安全感、如此考验读者的忍耐力”，是否真的如此？我有一篇那本书的“内容提要”，可由此文窥见那本书的概貌，曾经贴在博客里，链接就在下面，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谢谢各位朋友的关心和爱护。

《意识形态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思潮》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375eee01007obt.html

钟华：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的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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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的《天府早报》借一位四川师大文学院老师的口说：“钟华教授是一个很低调的人，不仅学术研究方面很有造诣，而且在学校师生中口碑相当好。”“随后记者采访了一位川师大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她表示，在读本科期间就上过钟华教授的课，感觉他不仅课上得好，而且对所有学生都十分和蔼谦逊，他的课深受同学喜爱。”那个研究生是“文学院美学研究生”，可能与钟华同一个专业，还可能干脆就是钟华的学生。
　　（1）“低调”？“和蔼谦逊”？这是那个器宇轩昂、义薄云天，面对一个无辜的学者，拉出一副“不为民除害决不罢休、不平之决不足以平愤”之架势的那个钟华吗？
　　（2）“学术研究方面很有造诣”？那为什么会张口即错，而且错得离谱，甚至连一个普通中学生的水平都不如？
　　接到了一位网友的来函，经他同意，贴在这里（未经网友书面同意，我绝对不公开他们的来信及相关信息）。他这样描述钟华：

    看到你和钟教授的新闻，理解你的心情。做为一个真正的学者，面对学术生命的无端中伤，自然难以控制情绪，而不明真相的大众，只看到你愤怒时，语言的极端，而不能感受到你内心的痛苦。替你不平。
    我告诉你事情的真相，钟教授是文学院专门负责创收的人员，整天麻将喝酒接待客户，不学无术久也。钱挣够了，又回学校来混混文凭，当当教授，你查看一下他的文章就知道，几乎全是在本校学报上自产自销，自娱自乐。这种拿无知当成勇气的“教授”，才真正是学界的悲哀。

　　到底哪个钟华才是他的本来面目？在他们四川师大是博学的谦谦君子；一出四川师大就是面目狰狞的刽子手？
　　另外近日收到了1000多封电邮（包括少量纸条），多数表示理解和支持，少量横加指责，还有人破口大骂。对于理解者和支持者，本人在此表示衷心感谢！对于指责者和谩骂者，本人表示理解！本人早已筋疲力尽，实在无力一一回复，不能兑现天花板左角上的“来信必复”的承诺，实在是抱歉之至，务请大家谅解！

钟华：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的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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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中却随处可见一个个西方“思想大腕儿”各种说法繁琐杂乱的拼贴，和作者牵强附会、似是而非甚至前后矛盾的阐释；也随处可见避重就轻、重复拉杂并且时常跳跃的论述和诸多小题大做、信口开河且又“宏大”而绝对的惊人断语。

　　类似的指责通篇都是，字字见血，句句封喉，三步吐血，五步倒地，气绝而亡。不喜西学的朋友，读到此语，定对本人深恶痛绝。稍有学术常识之人都会看得出来，这哪里是什么“学术批评”，这分明是一个道德家在义正辞严地声讨一个小混子，一个老爷爷在声色俱厉地教训小孙子，一个检察官在居高临下地起诉一个小骗子。不可一世的傲慢，荡气回肠的庄严，会令人（至少是我）至死不忘。钟华如此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气宇轩昂、滔滔江河，那上面如果没有我的名字，它评论的如果不是我的著作，我敢断定，我当时读这段文字时，一定以为听到了空谷足音，得到了普世真理。我甚至会匍匐在他的脚下，即使不把他当成上帝的化身，也要把他视作学界的泰斗。哦的神哪！
　　但事实如何？且以“信口开河”为例，我承认自己也会说错话，比如曾经指责钟华“正如茨威坦·托多罗夫在《历史伦理学》中所写道的那样，任何文化如果不与其他文化接触，都不可能得到发展”一语毫无根据，并对他进行了过激的指责，也愿意在此仅就此事，郑重向他道歉，并收回那些不当言辞。因为至少有三位网友来函告之，这本书是存在的，虽然能否把它（Morales De La Historia/The Morals of History）译为“历史伦理学”我还有点疑问，虽然钟华确实没有注出此语（“任何文化如果不与其他文化接触，都不可能得到发展”）的出处，他真的读过此书还是道听途说，还是令我生疑。但他对我“信口开河”的指责毫无根据可言。还以马克思主义为例。他指责我：

　　屡屡出现常识性错误。如称“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与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最初的两种表现形式”（第142页）。不用说，这是一个非常可笑的机械划分，也完全违背了历史事实。

　　一个“不用说”就给一棍子把我打死了，死得真利落。钟华的无知与傲慢，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他肯定没有读过诺曼·莱文的《辩证法内部对话》，此书对这个问题做了相当精辟的分析。“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与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最初的两种表现形式”，作为一种学术观点，在西方学术界，几乎是妇孺皆知的常识，钟华号称海德格尔专家，虽然术业有专攻，也应该略有耳闻吧？黄楠森先生在其中文版“序言”中说：“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哲学思想上的关系问题，或者扩大一点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道路问题，历来存在着意见分歧。一种观点认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二人共同创立的，二人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另一种观点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恩格斯的创造，马克思只承认历史唯物主义，有的人甚至认为马克思的哲学就是实践本体论。”相信谁呢，相信这方面真正的专家黄楠森先生，还是毫无建树的钟华？
　　我想不明白：这么常识的东西，怎么到了我季广茂的书里，就成了“非常可笑的机械划分”，“完全违背了历史事实”？究竟谁可笑？究竟谁机械？谁违背了历史事实？
　　写到这里，忍不住要出现过激言词了。季广茂！季广茂！理性！理性！克制！克制！默默念过之后，作罢。有时候战胜自己，还真不容易。

钟华：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的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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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远离政治，对权力从来都是心存畏惧，以及由畏惧生出的敬意。这与童年记忆有关。1970年，我七岁，好像是“一打三反”时，曾亲眼目睹一批“政治犯”游街示众，然后被拉向刑场，执行枪决。我只看过游街的场景，没有看到枪决的场面，但那份恐惧，至今都不寒而栗，常从噩梦中惊醒。那时虽小，但我发誓，永不参与任何政治。读大学时虽然也曾跟在别人后面，笨手笨脚地闹过一点所谓学嘲，读研时也曾做过研究生会的一点小官（说起来至今还被人嘲笑），但总体上一直是做顺民，求太平，过日子，凡事随大流，绝对不出头。遵守法律，无论善法还是恶法。无论老师如何动员，高中时不曾入团；大学同学中，好像我是唯一的“非共青团员”，每次“团员活动”，我都是一个人，形单影只，出去散步或读书。我最害怕的是政治陷害，因为不参与政治，无权无势，无后台，乏人脉，一旦被陷害，孤苦伶仃，必定最惨。这道理，想必谁都会明白。钟华却在一篇所谓的“学术论文”里对我进行政治陷害，这是我最难以释怀的一件事情。
　　他指责我：

　　最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是季广茂教授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他时而盛赞“马克思主义既包含了内容丰富、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它既有科学上的凭借也有哲学上的依据”（第84－85页），时而又斩钉截铁地宣布：“马克思主义（无论是哪一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属于科学的范畴，不仅不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而且也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的范畴”（第157—158页）。

　　钟华仅比我小一岁，我经历过的，他未必没有经历过，这种指责意味着什么？他心知肚明。如果他说他不知道，那是绝对的揣着明白装糊涂。如果这种指责成立，这意味我在政治上是反动的，要学术上是无知的，在人格上是分裂的。我虽然未曾入党入团，但毕竟是“建制内”的学者，领着国家的薪水，端着政府的饭碗，必须遵守基本的政治法则和游戏规则，否则寸步难行；我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我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的著作）保持着应有的敬意，在课堂上多次引用马克思的《资本论》，说明马克思的深邃和机智。学问上我的确不洋不中，不古不今，不精不透，离学界前辈相去甚远，但不至于无知透顶，如钟华一般。这一点我多少还有一点自信。我虽然在被钟华攻击后，一直处于“半疯半癫”的状态，但不至于人格分裂。此前更不至于。我的任何一位同事或任何一位学生都可以为我作证，如果他们愿意的话。
　　（1）我的确说过“马克思主义既包含了内容丰富、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它既有科学上的凭借也有哲学上的依据”，但是这话与“马克思主义（无论是哪一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属于科学的范畴，不仅不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而且也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的范畴”并不矛盾，因为“有科学上的依据”，并不等于“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的范畴”，这是常识。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来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的范畴。我们一般把哲学与社会科学并列，称为“哲学社会科学”。在国家机构中，就有“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相信每个学者都跟它打过交道。各所大学的学报，一般也有“哲学社会科学版”。
　　我知道钟华无知，但我绝对不相信钟华连这点最起码的常识都没有。我知道钟华无耻，但我难以理解，为了对一个陌生人进行政治陷害，竟然无耻到如此地步，以至于连最基本的常识都不顾。
　　（2）如果稍微顾及常识，如果稍微心存良知，通读全篇，就会发现，这段文字有其特殊语境，它是在批判波普尔的“证伪理论”时说这番话的。原文如下：“运用这个‘证伪原则’，波普尔发现，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理论，因为我们不能运用证伪的原则予以证伪，或者说我们不能证明它在哪些方面有什么错误，所以它不属于科学理论的范畴。这话与其说是说了，倒不如说它什么也没有说好。因为马克思主义（无论是哪一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属于科学的范畴，不仅不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而且也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的范畴。马克思主义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即包含了一定知识的价值系统。”你可以不同意我的看法，但引用这段文字时，怎能把“马克思主义是世界观和方法论”一语一刀拿下，故意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在政治上，我是反动的？告诉某些政治意识敏感的相关人士，要随时提防我？
　　这些指责后果如何，从事这个行当的人都一清二楚。不错，现在政治较为清明，也有相当广阔的言论空间，相信不至于立即产生什么严重的政治后果（至于申请不到相关课题，无所谓；至于随时可能被人当成“反马克思主义者”，关键时刻抓下小辫子，也无所谓），但对我这样一个在政治上一触即倒的小人物，谁知道将来如何？谁敢保证，这不是一颗定时炸弹？
　　钟华，我在北京，你在四川，咱们远隔千山万水，从未谋面，甚至在此事件之前，我从未听说过你的名字。我们可谓往世无冤，今世无仇，为什么你要对我如此痛下杀手，必欲除之而后快？我想不明白。杂志社或许是想多卖几本杂志，你又是为了什么？为了一点点功名（在核心期刊发表了一篇论文）？我这次绝不骂你，我跪下来，我跪在你的跟前，我毕恭毕敬地喊你一声爷爷，请你告诉我：究竟是为了什么？让我死没关系，请让我死个明白！

钟华：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的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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