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看到了一个流传很广的视频。主角是“9岁演讲帝”杨心龙。他黑瘦，小眼，他滔滔不绝地谈论着假大空的话题，神情挑逗，手舞足蹈。我看了一分多钟，实在受不了他大音量的做作，觉得他即将一脸活泼、指手画脚、气势如虹地冲进我的噩梦，吓得赶紧把他关掉，从此不敢再围观神童。

          他当然不是神童。即使仁厚到了极点的人，也只能夸赞他是某几位“百家讲坛”的老师原地嫁接的产物。然而，这个9岁天才令我回忆起古代很多神童模范。我赫然发现这个小朋友和经典神童们并没有什么不同。古代的很多“幼敏”片段如果现在被放在开心网上，恐怕也会让很多人在偷菜之余骂一句“这倒霉孩子”。

         比如唐代的李德裕，他聪慧可爱，被唐宪宗常年放在膝头上。有一个大臣看着皇帝的面子敷衍着问：“李德裕小朋友，你最近在看什么书啊？”李德裕扭过脸不说话，回家了以后跟父亲长篇演讲道：“这个破大臣，不问天下苍生国家大计，书籍也不是他的业务范围。他真是笨，我才不回答他呢。”

          这种居高临下、自作聪明的嘴皮子功夫，倒是和视频里的小朋友很像。我也曾被冤假错判为过神童，到如今，有不识相的人偶尔呼起我这个名号，我还是会吓得一个冷颤。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并没有什么天分，和大部分天才一样，我的神童生涯只是一场献媚。

         孩子因为太小太短，在家中随时都处于被掩埋的恐怖之中，便处心积虑地策划，想抖出什么机灵来博得个满堂彩。如果黄口白牙地教训大人，当然是博得惊讶的最出彩的方式。

         我想，的确是有真正的神童，不过他们总是沉默的，沉默得如同植物。因为真正智慧的人，懂得“永远不要放过任何一次保持沉默的机会”。因此，他们很少在童年时期就路人皆知地大鸣大放。

          而现在大部分“神童出炉”，不过是孩子向成人世界一场谦恭的献媚。能识破孩子这点算计的家长，能宽容引导，不会让孩子由向家长祈求表扬，贪婪到求得社会表扬，不能识破——或者有意无意不愿识破的家长，就把孩子变成了“小霸王学习机”，随处携带着到处展示，让孩子远近驰名，闻者丧胆。

关于神童的谎，我本来并不想拆。我觉得献媚这种儿童病，就像天花，一定会出。但令我有些担忧的，是孩子由主动讨好转变为演员般的表演压力。我看到演讲神童的爸爸陶醉地声称崇拜自己的儿子。而他的儿子，有点忐忑地说：“我一讲到国家大事就很紧张。怕讲不好，爸爸会给我伤心的眼神。”

         蒋方舟

      我在武汉上过好几年学，很多人———大部分是三四十岁的轻重熟男，脑海中能搜寻到的对这座城市的唯一知识储备，以及有见地的评价是：“武汉的女人……”然后就开始扭面部吐舌头，做种种吊死鬼临终的表情，表示对她们的惊惧。

　    我刚到这座城市的时候，也很胆怯害怕。武汉话有自带的世故气质，语速放慢的时候是冷嘲热讽的凉薄，说快了就是劈头盖脸的咒骂，无论是大街上还是公车上，我总是见到高挑的女子精刮地教训她们身边的男子，我听不太懂武汉话，只听语速如此之快，觉得仿佛自己也连带被喝斥了，直冲脑门一阵阵眩晕，觉得满城尽是喷火小烈女。

  　 那时候，学校里有一对出名的情侣，每天按场次，交叉上演莎士比亚的《驯悍记》前两幕和《醉打金枝》的前三折，每当他俩走在一起，全校都在刹那间安静下来倾听人小嗓门大的女朋友又在训她的男朋友什么，像在收听午夜电台，边听边捂着嘴笑。有好几次，他们走过学校的人工湖边，男朋友就迅速脱下外套跳下去，站在水里大声嚎叫“我错了我错了！”跳湖这一出演了太多次，后来连老师都不爱看了，一听到楼下传来跳水声，就冷漠地下令我们拉上隔音窗户。

　   没有人以为他们这一对会长久，都觉得把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对于戏剧表演的狂热兴趣，等到他们双双丧失了观众，也就双双丧失了爱情。但是我前几天才知道，他们现在仍在一起，女生仍然以凶猛出位。

　   所有人都觉得悍妇可怕，悍妇执政的婚姻悲惨又不长久，但是湖北的离婚率，倒是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中国自古以来嘲笑妒妇丑行，好女人甘愿与别的女人共享丈夫，甚至为他物色女人，而被归为“泼妇”的人，现在看起来，只不过是历史上最早一批为一夫一妻抗争不止的妻子。

   　悍妇之所以悍，正好说明她们有强大的能力去爱去感受，比起那些被赞颂的，彬彬有礼到了麻木不仁的程度，优雅到了稀薄的地步的女人，悍妇的爱坚韧得简直永垂不朽。《玉堂闲话》里有这样一个故事，秦国有个骑将姓石，他的老婆很剽悍，石某常常想除掉她。后来妻子一人独处，他便于当夜派人去行刺。妻子用手接住砍来的刀刃，大喊救命，总算活了下来，但是十指都断了。石某一直孜孜不倦地想杀了他的老婆，即使身在外地驻守也放不下这夙愿，他派信使送家信，夫人高兴地出来相见，信使行礼递上书信。在夫人捧接书信之际，信使挥刀砍去，夫人的女儿跳了出来，举手接住了刀刃，双方相持了好长时间，一直没能杀死夫人。女儿的十指也断了。你猜悍妇之爱有多么隐忍强大？十几年后战争结束，石某回家，回到了老婆孩子身边，书上说，他们白头偕老。

                   蒋方舟

     我最大的困惑，就是我周围的所有人都能熟练轻松地生活，好像他们事先练习过一样。对我来说，生活在真实的世界中是我最不擅长的游戏，困难程度让我时常想沮丧地缴械：我不玩了还不行吗？

     我永远处于迷路的状态中，只要我在行走过程中钻进一栋建筑物，出来时一定昂然地走向错误的方向；我没有一次从容自然地走向厕所；我能够无意中把自己反锁在任何不可思议的空间中；每当我设置一个无助而紧急的场景，玩味一下“要是这样可就完蛋了”的念头时，我总会在一刻钟之后重现上述情境。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高中远足去农村体验劳动。我的同学把农户家里能找到的食物都吃完了，无事可做，开始进行打牌劳动。我为了表现出脱离庸俗的一面，声称自己要去山坡上观赏农家风光。我来到一块空旷的土地，看着荒芜惨淡的荒地，也搜寻不出什么装模作样的形容词。当我准备离开时，才发现我站的并不是土地，而是农家蓄肥的粪地。那是一块极其深刻的粪地，厚到能把一个活人淹死。而我不断下陷，腿已经全部埋没。

我想着“我的墓志铭不能这么丢人”，便拼着一股狠劲奋力匍匐，终于寻找到一块坚硬的土地，得以生还，然后以屎人的形象远足十几里回到学校。

直到现在，我如何掉入粪坑还是一个谜团。连农民都很奇怪——那么隐蔽和狭小的粪池能让我找到。始终有人怀疑我是故意跳入粪坑的，这种怀疑也不无道理。因为历史上确实有这样的人。《酉阳杂俎》里有个喜欢跳粪坑的文人叫做李赤，他几次外出旅游，糊里糊涂地就往粪坑里跳，他声称是撞到了粪坑艳鬼。这和我摸着后脑勺说“我太沉醉于秀美的乡间风光”一样不可信。

     文人都是一群不断生殖出轶事和蠢事的人。康德一生活动范围限在他的庄园，离开了他的仆人寸步难行；马克·吐温少年时故意去得麻疹差点死掉；张爱玲在伯克莱，抬头看电线工能看大半天。大部分男作家都死于自我折腾，大部分女作家都折腾于所托非人。这让我刚开始写东西的时候，误以为要当作家，生活能力不能高于某个指数。

     后来我才发现，作家声称自己蠢笨，其实是他们选择了蠢笨。几乎所有作家都声称自己先天生活低能，行为弱智。其实，这都是他们的选择和勤恳地维持这份笨拙。因为愚蠢才会有故事，让自己误入险境才有题目，把自己绕进一段痛苦不堪的感情才有素材，不断地在陌生的城市迷路，走进危险而陌生的街道，生活才能发生点儿什么。

                                蒋方舟

                                            （图片来自网络搜索）

          学校里经常有公开示爱的场景，让人躲避不及，一不留神就被迎面恶击。
         我上大学一年之间参加了许多活动，参观了许多比赛。现场或严肃或恶俗，或热闹或凄凉，都会有人在最突兀的时候，透过麦克风高喊“我想把爱献给现场的某位女孩”，还有“人来疯”者，舞动双臂对群众吆喝：“大家给我点掌声好不好！”
       这让我一度产生误解，以为在大学想速配成功，求爱基本靠吼。我虽然没有被青天白日地劈头大吼过，但每次旁观都很受刺激，觉得自己也蒙了一遭难。
        大学生被困在拥挤的宿舍楼之间，无可回寰，也少有新鲜，一闲就是闲倒一大片人，最有时间和精力阴谋策划事先张扬的求爱事件。
        每个小团体都有自己成为佳话的爱情，它们的统一特点就是都有照片或录像存证。我看多很多，画面都是一大群咧着嘴笑的闲人拱出男主角，爱情是排兵布阵，以百敌一，万夫莫开，不战而胜。
        前几天，系列大型求爱活动终于走进了我们寝室楼。我们寝室楼里有个女生过生日，她的追求者带领一众弟兄，在楼下用蜡烛和石头摆一个好大的“我‘心形’你”的形状。负责点蜡烛的兄弟最入戏，明明是负责镇压现场群众的，结果自己比谁都激动，屡屡踉跄，把摆好的造型踢乱。
       这也是我憎恶公开示爱的原因之一。作为人肉道具的无辜群众，总是要赔上自己的肾上腺激素，任其飙升；等当事人成功，竖起胜利的手势，而旁观者的肾上腺激素无论有没有燃烧殆尽，都要自行浇灭，因为从始至终都不关自己什么事儿。
        我默默地看男生们摆心形，想起我也被摆过。那天是我的生日，到了晚上，有人打电话叫我走出房间，到阳台上去。我当时就有不详的预感，在黑暗中我看到底下有个破碎古怪的图案，是用演唱会上使用的荧光棒摆成的。我辨认了半天，才在电话的提醒下发现那是我名字的象形图案。
        第二天早上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刻冲到楼下销毁案发现场，我发现图案是摆在自行车棚顶上，我攀岩不上去，也捣鼓不下来，只有自我安慰：还好图形隐晦，目击者只会以为那是黄鹤楼或是条怪鱼。
       被吼得绕梁三日，被摆得路人皆知，明明是莫大荣耀，却总让人无端忐忑，觉得不是被摆了一地，而是被摆了一道。
       我从前总是搞不明白这些公开求爱的人的心态，以为最大的弊端在于做作。每次遇见，都一律总结道“他也太想红了”或者“他女朋友也太想红了”。后来在大学屡屡遭遇，发现男主角大部分是朴实的人，感觉像是打算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他们既然不是出位搏版面，那图的是什么？
        图的是宣告：我将，或者我已，独占了这个情人。有时这是一种炫耀，爱情是大牌商标，爱情是车头标志，被见才有意义。有时只求一个安心：爱情只有被签上从属者的姓名，才能正式生效。
       自然界经常能看到一对对动物情侣，胶黏在一起仿佛连体，则并不表示动物比人更痴情缠绵。两只蜻蜓贴在一起飞行，那不是羡煞旁人的比翼双飞，而是雄蜻蜓防守外遇的行为，雄蜻蜓授精完毕后紧紧依附雌蜻蜓，跟着她一起到水面上，他一直盘旋为的是阻止其他雄蜻蜓乘隙偷袭。金龟子常年交叠不分离，那也不是依依不舍，而多半是雄金龟子骑在雌金龟子背上监视产卵。有些昆虫甚至会自制胶凝的交配柱剂，能将雌性的生殖器官封住，像是简易版的贞操带，让它一辈子不能再交配。
        人当然没有上述这样穷凶极恶，那可是违法行为，但境界也没有比进化前提高很多，众口交赞的浪漫背后，是不甚感人的“配偶看守”。这伟大的动物性遗产，似乎永远没有进化的打算。

                                      ——《女友·校园版》蒋方舟专栏 2009年第12期

               蒋方舟

 我每次出门都是中午，太阳直射着干巴巴的光，照得我满脸都是惨白、滞重与狼狈。我每次回来都是深夜，干冷的风填补所有不料的缝隙，我得迎着风高唱革命歌曲，才有继续前进的支撑。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喜欢北京这座城市，非此即彼地滴水难渗，不提供任何人性的温暖和公道。

 我出门总是为了参加各种号称非我不可，实则没我也行的活动。有时是录电视节目，有时是给某某知名人物当捧哏，有时只是坐在红布长桌后面漫长地微笑，在出其不意地时候被吆喝出来讲几句话。我最喜欢第三种，因为没有太多插科打诨、或扮老成或装活泼的压力。

 我心中默念“一定要精神一定要兴奋一定要表现出众一定要成为全场亮点”，飞快地骑车出门，从学校东门到地铁站、从学校西门到公交站的那两条路是我最熟悉的，这是两条车欲横流的路，很容易出车祸。我发现了一条规律，只要是黑色的车，就从出厂的那一天起被安置了撞死我的命令指示，我的自行车技甚至比车德还烂，在车流中慌张地跌撞，手背虎口胫骨脚踝上全是新新老老的擦伤。

我是北京公共交通系统的原教旨主义者，公共交通不通的地方，我就靠走路。我妈妈总是让我打车，但是我舍不得钱。

 唯一一次打车，是因为活动结束的时候已经是半夜十二点，我走到凌晨两点发觉自己还是保持着迷路的状态，于是就打车回了学校。其余时候，我永远铁骑铮铮地步行，我的高跟鞋奇高，高到膝盖都伸不直，我步行半个小时以上，就觉得自己化身海的女儿，想起了安徒生的形容“你的每一个步子将会使你觉得好像是在尖刀上行走，好像你的血在向外流”。

 活动结束总是夜里，参加多了，有了经验，知道绝对不能期待晚饭。原路返回，浓妆的脸散戏后总有些凄惨见不得人，地铁黑沉沉的窗门映出我的脸，我仿佛面对着一张了无生气的能剧面具。

 在公车上，我看着逝去的风景，发现“我来过这里录过节目”“这里我也来过”“我就是在这里见到著名XXX”的，我仿佛看到一个个小小的自己，穿着奇高的鞋子走进一个个院子一栋栋高楼，靠这些匆忙孤单的背影，才勉强拼凑出我微薄的自尊。

 有一次，我和我的同学说起我遇到的委屈种种，他边听边点头，说：“是啊是啊，F咖一般都是这样的。”这是台湾综艺节目里面的专有名字，A咖是明星，B咖是二流艺人……依次类推。

 每次活动完，我照例要给我妈妈打电话，汇报我有没有“很兴奋很精神很表现出众很成为全场亮点”。她到现在还用不熟手机，经常把“接听”键误按成“挂断”键，把我硬生生暂时无法接通掉；她有时误碰到“接听”键自己不知道，我只能听到口袋摩擦的声音，我像个溺水者一样大声对着话筒喊：“有人吗？有人吗？”有时讲个开头，她就忘了自己在讲电话，去忙别的事情了，我听了一阵她在电话那头的热闹忙乱，自己默默把电话挂断，发一会儿呆。

 我渐渐习惯了一个动作，就是用手掌将脸从下往上推起，再从上往下拽拉，然后不断反复。这个动作是我观察老人做保健操时学会的，学名叫做“干洗脸”，我叫它“老人搓”。我猜测，老人爱做这个动作，是因为他们的泪腺太过发达，现代人需要减压，老人需要减泪，搓脸能把眼泪止住。我的泪水就像老年人一样来得又急又怪，还不自知，只有用这种方法，把所有无奈、沮丧、失望都拦腰截断。

 除了我妈妈，我没有其他交谈的对象，这也不是故意扮清高，虽然也有这种嫌疑，但更多的是历史原因，自从我开始写作，就无法与人轻松自如的交谈了，一方面是因为我的话题和用语过于书面，我的笑话和噱头也职业化到一点真诚也没有。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对种种需要经营才能维持的关系，怀疑又看不起。离合无因，赢得一回僝僽一回亲。总结成一个成语，就是“浪费时间”。

 过去的这一年，我更是整日整月地不与人交谈，能说的话在F咖的舞台上已经说完了。大多数时候，我只是维持一个空洞神秘的微笑。且低眉，怕与众生目光对上。

 有句我很喜欢的话叫做“小影心中葬”，粉红色怦蹦的心脏仿佛是隆起的小坟。每次风雨夜归，都让我给心中的小坟添了一铲灰土，又把什么鲜艳而坚固的东西埋了葬，化了灰。我如今觉得坟头疯狂生长着，把我版结成一整块黑色大陆，我是地主，拥有一块荒芜的无人疆域。

 和我交流最多的是街上的小贩，卖煎饼果子的，卖烤红薯的，卖糖炒栗子的。我想吃，怕长胖，又怕花钱，但还是想吃。老远就深情远眺着，发送着馋嘴的雷达，以最短的直线距离走到摊贩面前，脚步放慢成每秒4000帧，但是也不掏钱买，只是侧脸挣扎地看着他们翻炒出各种食物香气。小贩们对我总是很尊敬也很亲切，问我要不要吃东西，我认真回应他们的问句，似乎在做无望的努力，想通过一条缝隙钻入小小的温暖的食物的人间，在那里定居下来，哪怕只住一个小时也行。

 我的柔软与隐忍，我的丰盈与凄迷，我放射的无人知晓却弥散凝结的千肠百转，在很大很大的“无明”“我执”里，我属于“我”的真诚隐秘的那一部分，在很大很大的全天下里，只有街头卖快食的人接受得到。

 前天，我去参加一个活动，已经到了目的地却发现没有人，接到电话说我的任务取消。我爱面子，假装自己还没出发，说“好险好险，幸亏我还没动身。”

很冷的半夜，我还走在没有尽头的归途上，一个煎饼果子的推车感应到了我的饥饿，招呼我买个饼，我面无表情地走过，走过了十米才忍不住依依回头张望着，再扭回头，就猝不及防地掉下许多眼泪来，一块黑色大陆也有了裂痕，我有了不能称之为斗志的斗志，我心想：Fool me once，男盗女娼。

                   一头冉冉升起的胖子

    最近被反应胖了，胖的程度严重到群众都很关切地问：“哎呦喂，怎么成了这副模样，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受了刺激吗？”
   没什么让我非胖不可的事情发生。一方面是最近身体不好，总是处于浮肿状态，每天起床照镜子都被对面的猪头猪脑吓一跳。最重要的是我懒得减肥啦，六分饱白灼水煮无淀粉每口嚼二十下，记录饮食饭后站立睡前不吃东西慢跑快走自我鞭笞，把自由全部谋杀，把自尊拿来折磨。减肥的心灵成本太高，最近支付不起。
   面对群众犀利的嗤笑和评论，我也只是心宽体胖到了末期心肌肥大症的境界，像圣诞老人一样呵呵地笑道：“天增岁月人增丑嘛。”，内心温柔地冉冉升起一头胖子。
   以后……也许很近，也许很远，我也会稍微控制，把自己稍稍雕琢一下。毕竟，每个胖子里都藏着一个瘦子，就像每块石头里都有座雕像。

                       一张少年月白的面孔
      前段时间去录了“艺术人生”的重阳节特别节目。一共分两个部分，第一part是采访何兆武老先生。何兆武老师是个学问家，我看过的许多书原来都是他翻译的，罗素、帕斯卡尔等等。他原来毕业于西南联大，是我的心中大神汪曾祺的舍友。他前两年把读书的经历口述了一本书《上学记》。西南联大是我牵肠挂肚，百感交集的桃花源，我贪婪地读过几乎所有关于西南联大的描述。何老的这本真璞动人，我格外喜欢。
      见到何老，我不停八卦追问：“汪曾祺那时候是什么样子呀？穿什么衣服什么鞋？您呢？也经常逃课吗？”
      何兆武老人在西南联大读了四个系，从水利到历史，有时逃课，联大的老师也不追究。我喜欢看他回忆时脸上的光，那是少年的月白的光，特别特别好看。
      对于何兆武老人心里那些深邃的角落，我能寻找到的只是一些琐碎的小事，那些琐碎的小事叫做“自由”。卡夫卡的名言是“一个笼子在寻找它的鸟”，我们都成了被“不自由”追捕和关押的鸟，何老怎么教我逃脱内心的鸟笼的？诶，看节目就知道了。

                        一件非常暖和的棉袄

      节目的第二part是在杭州良渚，和嘉宾聊“我想怎么变老”的话题。
      我想怎么变老？我不想变老。关于岁月和年龄的问题，是我的唯一忌口。尤其是我下周就年满二十，在时光的检票口排队我进亦忧退亦忧。
     我曾飞快成熟，也会疾速逆生长。在成长的单行道上，我为所欲为，违章驾驶了许多次。谁知道呢？也许我可以一直逃避在捉迷藏的游戏中，也许衰老就找不到我。就像何兆武老人一样，耄耋之年还偶尔会以一个逃课恣肆的学生的模样现身，也许时间就会迷路，而我就可以继续隐藏在不断变换的匿逃里。
     我真正想讲的故事，是录完节目之后，节目嘉宾有来自台湾的庄奴老师——他今年88岁，给邓丽君写过很多词，包括《甜蜜蜜》《小城故事》——和他的夫人看到我只穿了一件裙子，就在深夜快12点的时候，到我的房间送了我一件棉袄，还和我讲了很多暖暖内含光的心里话。
     我感动得不得了。这几年我一直在参加各种活动，成了跑通告的F咖（台湾综艺节目里面的专有名称：A咖是明星，B咖是二流艺人……依次类推）。渐渐变得坚硬孤僻，整日整月地不与人交谈。大多数时候，我只是维持一个空洞神秘的微笑。且低眉，怕与众生目光对上。觉得自己慢慢变成了一块板结的孤单黑色大陆。
     庄奴和他的夫人深夜来到，是我参加了近十年大大小小活动，遇见的最让我觉得温暖的事情。他的夫人在送完棉袄离开的时候抱了我，说：“好好照顾自己，我们好爱你哦。”
     不是喜欢，不是欣赏，不是爱上，而是爱。这实在是太珍贵的东西。

                播出时间为：CCTV-3 10月26日20：36分《艺术人生》

                                  特别节目“中国节•重阳” 

                      蒋方舟

 
    我中学的时候还没有手机，那时候在全国各地流窜，所到之处莫不引起一阵友善的诧异：“你怎么连手机都没有？”我不能诚实地说很差钱，那多不好意思啊。我总是一本正经地回应道：“我没有手机因为我是一个卢德主义者。”卢德是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一名工人，为了反抗机器驾驭人类，而捣毁了纺织机。而卢德主义者就是对新的科技发明嫉妒厌恶而悲观的人，也指吝啬如我、因爱生恨的高科技憎恨犯。

     送我上高中的那天傍晚，我们全家在外地阴暗燥热的小饭馆吃饭，我爸爸递给我一部手机，黑身绕着红线，如陨石般晶莹端庄，我开心得不得了，完全忘了自己一周前还像个异教徒巫婆一样诅咒“移动通讯是现代生活的罪恶之源，会最终使人类陷入灭亡地狱”。

     事实上，即使身处地狱，有了手机，地狱里的日子也许会好过一点。在上网只能冒着生命危险打警犬躲保安翻围墙，打开电视只能看到年级主任公布“优秀班干部”的高中时代，手机是我们唯一伸向外界的触角。十一点的短信是“手机报”告诉我们谁在绯闻哪儿在打仗，十二点发出的短信是校园风云情侣最新动态，下午三点收到的短信是“第三大题第二问答案是多少？”，晚上七点躲在厕所打手机参加电台的“K歌之王”节目，深夜一点收到的短信是“我是苦闷而迷茫的高中生，只想找人说说话……”凌晨三点收到的短信是问我买不买枪支和窃听跟踪器材。

     我把手机放在离我最近的地方，上课时摸摸冰凉的小凸按钮才觉得安心，睡觉时任脑电波和磁辐射齐跳踢踏舞也无所谓。尽管如此，我觉得我和手机的关系也只是正常，没有越过朋友的界限。我使用手机，仅限于通话和短信，对其他的功能，保持着六十五岁以上老人特有的警惕与不屑。我没有用手机上过网，我也从来对手机说“拜托告诉我，我现在的位置”。我到现在还不知道“蓝牙”到底是什么，也从来没有在包装盒里找到任何和它的名字类似的零件。我有意地把对手机的依赖降到最低，目的就是为了保证自己残留些许的生存能力——少了手机我仍然能活下去。

     最近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发现，没了手机，生活也移不动了。两个月前，我用了四年的手机在一个陌生县级市的网吧里被偷了。放手机的口袋空荡荡的，我十分钟之后要去火车站接一队我没有见过的同学并且安排他们住下，我第二天要去另外一个省采访三天，我一个人认识的人都无法联系，该怎么做我一点办法也没有。整个网吧坐满了十三四岁的中学生，他们熟练地互骂脏话，很明显彼此相熟。我站在网吧的正中间，觉得自己所站立的半平方米周围的大陆全部崩塌，全世界沉没，只有我在孤岛上。

    直到那一刻，我才发现手机对我来说多重要。丢了手机，失去了与外界的所有联系，我的生活就被猝不及防地按下了暂停键。

    手机就是我的身份，没有了它，我既无法证明我是我，也无法实现我是我。我只是一个在公共场合哭到打嗝的没有名字，也没有目的地的人。

   丢了手机，我无比焦躁，一想到有人联系不上我，就立刻急得泪盈于睫。移动在我们的生活中渗透得有多么细微深远，几乎办理任何业务都要把验证码短信发到手机上，我简直寸步难行。

    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一直用我妈的手机，平均每天有0.03个人联络我，让我对自身价值和存在感产生了极大的质疑。两个月之后，我不小心把她的手机卡也弄丢了。

     弄丢手机引发了一连串的惨案，我丧失了许多工作机会，我扼杀了一段再联系频繁一点就也许有戏的暧昧关系，我用我妈的号码导致了严重的身份错乱，我爸通过警方联络到小偷的家，引发了他家关于道德的一场大争吵。

    而现在，惨案仍在继续，偷了我妈手机卡的人，正在给她通讯录里所有人群发短信：“我正想你呢，你想我吗？”我后悔我道歉，丢手机引发的连环惨案，不仅弄丢了我的身份，而且玷污了我妈的身份。

     移不动的生活是悲惨的，移得动的生活是轻巧的。我的一个大学同学是移动达人，他对“3G”技术极其着迷，他神情陶醉地把手机高举过头顶走遍学校的每个地方测3G信号。他揣着手机一路骑车几乎到河北境内去搜索3G覆盖，他亢奋地用五个小时向我描述了一场中外关于“频谱利用率”的生死论战。我一年多没见到他，以为他在这个移动领域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后来发现他的最大突破是用3G定位技术宏观跟踪女友出游，并用3G视频电话微观监视女友的一举一动，事后还在网上公布跟踪教程和反跟踪破解。我对他没有敬意，但也不予以否定。无论如何，移动改变生活，科技以人为本嘛。

                      《新周刊》2009年10月15日“移动改变生活”专题

                          蒋方舟

　    高三的时候，我们班转来了一个健身教练。因为他身形太大，放不进任何一个座位里，老师就只好把他塞在最后一排，和我一起坐在扫把撮箕等清洁用具里。

　   这个熟悉又陌生的肌肉男两年前是我的同学，他高一的时候办了休学，那时他除了上学还在商业街开着一个运动品商店，休学是为了彻底变成一个为富不仁的成功人士。他两年前离开教室时像阿诺·施瓦辛格在《终结者》里一样，压低嗓子说：“I'll be back（我会回来）。”大家齐声叫他快滚，没有人相信他会回来，结果他不仅回来了，还真的成了阿诺·施瓦辛格。

    高三的生活真的单调得很，要么厌食，要么狂吃，没有几个人还拥有立体的腹部。而从天而降的健身教练，几乎瞬间就唤醒了大家对曾经短暂生活过的肌肉深切沉郁的怀念。每天晚自习的课间休息，大家会在走廊上一边吃泡面一边瞭望寂寥的夜空，这一天中最自由满足的时刻，在健身教练的注视下显得自暴自弃。他从我们身边走过，目光冷冷地扫过每个人快要融化的臀部，然后拧开一小瓶精致包装的健身饮品喝得倨傲。

    我知道他喝的是什么，那叫“健身纯蛋白粉”，我爸爸健身也喝。我这样一个饿极了橡皮屑都吃的人，都不会喝那种玩意。尽管如此，班里的男生还是争前恐后地向我的同桌购买这种来自地狱的味道。地理位置的关系，我每天要被迫听许多遍我的同桌应邀点评男生的身材：“胸大肌下斜不行。二头有待加强，上腹轮廓不明显，下腹还行，背阔肌基本没有，斜方肌……这个角度看不出来。”这样详细的点评，让班里每个男生在我的心目中宛若裸体。

  　他在食堂排队买饭，对站在前面的陌生男生说：“同学，你的臀大肌很松垮。”那人以为他在讲一个比较深奥的双关玩笑，扭头不理。我的同桌又认真地说：“你的屁股是我在学校里见过最松垮的。”陌生男生脸色骤变，极度扭曲着脖子看着自己的臀部，那是极为少见的惊惧和沮丧的神色。

   　我第一次发现男性对自己身材的惶恐程度，并不逊色妇女。女生永远嫌自己的腰侧多了一块肉，男生永远觉得自己的腹部还有再长一块腹肌的空间。女生减肥自认是不健康的虚荣的，但是我所见过的大部分患有健身强迫症的男生，却永远宣称自己是在强身健体。只有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讲过大实话，承认自己练出大理石般的肌体，是处于对其他男人身体的嫉妒。

     如果是出于虚荣的目的，那么既没有健康的减肥，也没有健康的健身。高中快毕业的时候，我的同桌终于告诉我他离开健身事业，重返校园的原因，原来他是被投诉了。他当健身教练的时候，他的客户无比渴望一身华丽暴戾的肌肉，苦苦哀求我的同桌给他开特效药。我的同桌就给了他合成代谢类固醇，那人果然迅速强壮，但是同时睾丸萎缩，生育精子的数量减少，甚至长出了一对———健身房的人们称为———“娘们儿的乳房”。

            蒋方舟

    前天去青岛，参加了我堂姐的婚礼。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婚礼，直视爱情这个东西。
    作为一个悲观主义者，每找到人生中一件古老的、永恒的、可以去相信的事情，就开心欣慰得不得了。在婚礼上，听到姐姐和姐夫很朴素动人的相互承诺，就感动得直抹眼泪。
     爱情最高级别的承诺是什么？上高中的时候我无聊翻语文课本，翻到《红楼梦·诉衷肠》选段，看到贾宝玉半天吭哧出一句“你放心”，我一下子就被雷劈一样愣住了，简直要卷起语文书，把那段衷肠放在胸口紧紧贴住。
    这此之后，我才知道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最高承诺，不是抵抗时间和生死的山盟海誓，而是让她放心。

    放一张我拍的照片。这是我继拍摄《我爸：一个男人和他的世界》之后，第二次拍摄活人，第二次摄影比第一次有爱很多。

                 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
                                                                  青春中国之1999年-2009年

                  蒋方舟
  
  “过早成熟就是十全十美”

             ——王尔德 (英国）                 
     十年前，国庆盛典前的彩排，上万名少先队员们在《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的乐曲声中，走过天安门广场，放飞了万羽鸽子和彩色的气球，欢呼跳跃着，以秋分时节海潮的速度，像液体一样，狂欢着涌入街道，不可控制地渗入城市的所有缝隙。
     同一时刻，在偏僻的湖北小城，我所在的小学也在为建国五十周年而排练。上述画面成为我们模仿和赶超的对象，在录像机里播放了不下百遍，以至于我现在都能清晰地回忆起。回忆的画面里还伴随着我的音乐老师愤怒的画外音：“你们看看首都小朋友的精神面貌，再看看你们自己的样子。”
     音乐老师是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在她的经验里，小学三年级的孩子应该红脸扑扑，奶声奶气，而不是眼前这批身形高大、怪形怪状的半熟少年。十岁的孩子，已经不愿意穿背带裤，不愿意在发梢绑粉红色的硬绉纱，不愿意用口红在眉心中间点一个大红点。
     1999年，我十岁，乖僻，不恭。鄙夷嘲弄是我的日常食粮和工具，这是属于我们那个年代的流行病，以惊人的速度在同龄人中间蔓延传播。面对这种新颖而陌生的症状，所有人都一头雾水，老师和家长失望地总结成“调皮”，那时候的我则羞愧地概括为“堕落”。所谓的教育家哭天喊地地说：“救救孩子！”
      时隔十年，我再打量那个时候的自己，才知道时代在我身上作用了什么：是青春期过早地觉醒。
     当1999年12月31日最后一节课打响下课铃，男生们就守在教室门口，向走出来的人挨个借零钱，好换游戏币到街上的游戏厅打“拳皇”。当少数几个人或出于慷慨或出于义气借给他们零花钱时，男生们就会温柔地开玩笑：“谢谢，下个世纪再还给你。”
     新千年到来，一夜之间，街上所有的纯真儿童被一扫而空，收进了20世纪的记忆图书典藏版。取而代之的，是一群口袋里的硬币咣当得更为响亮的悠游少年。喧嚣的游戏厅查封、解封，再查封、又解封，最后终于使它最后的拥趸都失去了兴趣，转身进入新开的网吧。
    网吧比游戏厅更为风靡，因为格斗是一种竞技体育，任何竞技都有弱者和输家，被格斗致死的人要接受来自一条街的孩子漫长的嘲笑。但是在网吧，没有聒噪的观战者和评论员，而是一场不战而胜的的巷战，与空虚的自己，无聊的学校与讨人嫌的家庭沉默对抗，最悲惨的结果也不过是玉石俱焚。
     那时候，班里的男生攀比谁在网吧待的时间长，我的同桌是传奇般的无冕之王，他不眠不休的时间超过了人类极限。我上课时不经意地转头，经常会被他妈妈贴在窗户上的脸吓到，她满脸忧愁，急切地用目光在教室里搜寻着她的儿子，发现她儿子不在，就一路嚎叫着儿子的名字急冲冲地冲出校园。
        老师也同情她的无助，有时候会带着同学帮她一起找儿子。下午一点半的宁静，是属于躁动少年的宁静，我们一行人有老有小，在小城的街道一路尖利地喊：“XXX，你妈喊你回家吃饭！”她找不到儿子，同行的人都在低声安慰，只有我上气不接下气，语无伦次地向老师和他母亲告状：“他上网，他才堕落，看特别多不健康的东西。”
      我如此积极主动地告密，一半也是因为心虚。那时，我也开始上网，我们家那时候还是拨号上网，速度很慢。所谓“网上冲浪”只是盯半天鼠标的小沙漏急得心急火燎的。而且上网很贵，每次交电话费都是惊险之旅，我记得有一个下雪天，我和我妈去电信局交了650块网费，我们俩沉默压抑地走着，我妈拿着缴费收据，忽然“扑通”一声跪倒在雪地里，哭喊道：“我以后再也不上网了哇！”
 这当然是作废的誓言，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和我妈还是贪婪又绝望地等待一个个缓慢打开的网页。
     我受老师之命，经常在中午呆在网吧门口，拦要进去的同学，逮刚出来的学生。让我感兴趣的是那些长时间上网的少年的眼睛：他们推开网吧的门，总会停一下，眯一下眼睛，用一种来自外星球的目光，打量他们生活了多年的现世。
    在网络的映衬下，现世是如此平庸不耐烦。每一代的青春期都是不满的，无条件的不满，无条件发散的恶。青春期的凶猛看起来完全是每个人必经的生理阶段。但是随着新的网络时代到来，我们这一代的青春期已超出了它本身的范围。
    网络提供了一个脆弱的高台，更彻底地抽身于现实生活，它提供了一种局外人的目光，教会了我们更批判地看待我们成长起来的世界和社会习俗。来自于陌生人的热烈非凡的喝彩和同仇敌忾，教会了我们更残忍、更不留情面地撕去老师或父母身上任何虚伪的外衣。
    站在岌岌可危的高台上，居高临下地扫视，让我们获得了巨大的满足。盲人的国度里，独眼人就能称王，因为他拥有了自由。
     2000年，有一位北大的老教授评论我们这一代，说这一代的年轻人很冷，“而且是一种不舒服的冷——缺乏热情，缺乏善意，对待周围的事物，尤其是对待人（可以说是包括自己的亲人在内的一切人），有一种刻骨铭心的冷漠。”他本来想把这一代称为“冷漠的一代”，后来觉得过分了一点，就把它改成“调侃的一代”——“最大的特征，就是自以为把什么都看透了，不相信世上还有真诚的东西，所以对什么都调侃，已经没有敬畏之心了。”
     那一年，韩寒出版了《三重门》，像是照明弹爆炸一般，多重效应让死而不僵的教育系统瞬间显形，照亮了一条崭新的青年自我认知的小径，引来了众多亢奋叛逆的追随者。
     之后的几年，我也稀里糊涂地参加了许多莫名奇妙的“新”字头活动——“新青年”、“新生代”、“新概念”。这一类的活动组织者常常面目模糊、神出鬼没，每次到了我们需要吃饭的时间就消失了。我们只好挤在狭小的宾馆房间里，大声热切地讨论文学艺术，假装忘记了吃饭的生理需求。
 每次集会，大家只不过在同一句宣言上反复辗转——“世界是我们的，也是我们的，归根到底，世界还是我们的。”话说完之后，呼告者总要深深吸一口烟，把脸掩盖在烟雾中警觉地打量四周，含有一点警告的意味。世界虽然是我们的，但是为了避免冲突，大家还是各走各路隔开距离，公平分据地盘。
     当年，我们这些“新”字头的青春作家们，既要拉帮结派，又忙着划清界限，最后还是身不由己被合并同类项。我也曾被划到“残酷青春”的流派里，照片被处理成黑白的，印上触目惊心的“疼痛”两个字。我自己倒觉得我从小到大并无坎坷，不觉得有什么愤怒非呐喊不可，有什么委屈非呻吟不可。但是大家都指着自己的伤口雪雪呼痛，我不和一嗓子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
     2004年，上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我那个爱上网的同桌的家里出了事故，他的姥姥姥爷死了，他的父母姑舅去奔丧时又出了车祸，只有他的母亲活了下来，受了重伤。这个消息是班主任挨个网吧找，才找到他通知的。
    老师为了教育我们，开了一次班会，还专门把他母亲找来。他的母亲眼睛里插了一根导管，憔悴晦暗。 

     我的同桌站在讲台上，低着头，形容惨淡。那是一场混乱的班会，批斗、忏悔、原宥不断循环，他哭，他的母亲哭，我们也哭。
     最后，老师大声问我们：“我们该怎么办？一起说——”““我们要拯救他！”“我们要不要带着他一起走？一起说——”“我们要带着他一起走！”
    我看着我同桌佝偻的身影，心想：这才是惨绿少年，这才是残酷青春。最残酷的地方，并不是他走了歧路，被荆棘扎得满目疮痍，而是经历了这些，他还是要和我们一起走，还是要不分青红皂白地往前冲涌。
      那几年里，韩寒、丁俊晖、朗朗纷纷从拥挤冗长的大路中撤出，走上鲜为人知、充满吸引力的小径，大多数少年却没有条件，更没有勇气效仿，而是裹挟在青春的洪流中，混在我们这支步伐整齐，歌声嘹亮，大步挺进的队伍里。即使有人心不在焉，三心二意，也迅速被湮灭了，恰似一张埋没在海边沙砾里的面孔。
 
“我的父亲有一颗钻石，比里茨饭店还要大。”
       ——《一颗像里茨饭店那么大的钻石》菲茨杰拉德（美国）
   
    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周末我们班进了小偷，他把同学们散落在桌子上没带回家的杂物洗劫一空。后来经过调查，发觉这次搜刮课桌面盗窃走的物品价值大概超过10万元。
    我们班有些有钱的孩子。现在，我才知道这就是所谓的“富二代”。他们的父母如果是原生大亨的话，他们就是从中衍生出来的完美破解升级版，一种新的“文化亚人种”。
    上晚自习的时候，他们就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边打牌一边交换自己的欣喜和忧愁。有时是交换名牌资讯，有时是感叹父母最近的投资失败，有时是豪迈地计划自己当了家族企业接班人后大刀阔斧的改革。
    我喜欢听他们的谈话，喜欢听他们随口说一个恐怖的数字，喜欢他们慵懒而漫不经心地比周末购物所花费的巨款。尽管那些钱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我还是快乐得不知所以。
    班里的首富据说家里有十亿块钱，因此得名“王十亿”，班里的阔少陪女朋友去买钻戒，指着柜台说：“这个、这个不要，其他都包起来。”因此得名“吴钻戒”。
    我喜欢向外人热烈地介绍他们的财富，当别人婉转地抬出更富裕的家庭，我甚至会挫败而不服。
    我现在看上一个年代的艺术作品，小说也好，电视剧也好，看那个时候的青春爱情，觉得最有代沟的一点，就是里面的主角在发现自己的另一半隐藏的富翁身份之后，第一反应往往是异常愤怒，觉得这种财富是对自己的莫大羞辱。
    这种心理，符合青春初始状态的设定，年轻人（teenager）这个词1941年才被发明出来，正式被放置到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对立面上，而年轻人的基本就是：不怕穷，对财产也没有恭敬心。他们发现（当然是不同程度的觉悟）如果要把未来掌握在自己手里，那就得有系统地挑战社会体系和财富体系。
    而到了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心智经历了蜕变，对于不平等的财富，已经能够如此心平气和地接受和认可。有一年刚开学的时候，我经过下一届的教室门口，看到黑板上赫然写着红色粉笔字——“热烈欢迎太子酒店公子XXX就读本班！”
     当富人进化到2.0版本的时候，我们就已经默认他们是不同的人。他们血液是钞票色的，他们脖子后面印着出厂日期和独一无二的编号表示是限量版的，他们额头上有“￥”的萤光标志，只有在满月的夜晚才会发光。
   他们能轻易地通过某种高频电波辨认出彼此，迅速亲近结盟。这种彼此之间不为人知的默契简直接近动物本能——据说假如某雄孔雀失掉了150根羽毛中的5根，挑剔的雌孔雀立刻就能察觉并且远离。
   后来我才知道，这种相互辨认的暗号是通过品牌。再后来，我用了半年的时间，知道了我一生中应该知道以及不必知道的所有品牌。
     刺激我要开始学习品牌，是下面的一件事儿：有一次我同学从香港订的球鞋到了，快递到班上，从第一排传到最后一排，再传到第一排，大家挨个瞻仰。送到我手上，我轻微地感叹了一句：“哇！阿迪达斯。”
    球鞋的主人忽然脸色大变，愤怒地吼：“你看清楚，是ADICOLOUR W1!是ADICOLOUR！不是ADIDAS!”我吓了一跳，问：“有什么差别，至于这样吗？”他更加歇斯底里地挥舞着双臂说：“差别大得很！大得很！”
    当我觉得开始学习名牌的时候，我才发现品牌教育无处不在，新的一期潮流杂志出版的时候全班传阅着看，会有人立刻打电话订购杂志封底的手机；同学会教你通过需要用放大镜才看得清的差别，辨别出球鞋是属于不同年份的纪念版；到了家长探望日，我和我的同学就不去食堂，而是端着盒饭，沿着停车场走整整一大圈，一边吃饭一边通过车标和车牌号，估算汽车的价值。
    从圆珠笔到汽车，我忽然具备了一种具有穿透力的视觉超能力，能穿透物品直接看到它内侧的label，以及“made in somewhere”。这种感觉很奇妙，像是两千度近视的人第一次戴上眼睛，周围原来模糊不清的东西顿时鲜明起来。
   校园曾经是最后一个还没被品牌化的边陲，而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也被成功攻陷了。在全球化的扁平世界里，logo是全世界中产阶级青少年共同的语言。
    比追随logo更崇高的理想是自己成为logo。大多数人满足于模仿偶像，有些人决定成为偶像。
    我有一个高中同学，是个黑瘦、长脸儿、颇有风情的女孩子。她会唱海豚音，是学校的diva。她是学校里辨识度最高的人，因为全校只有她一个人戴金边大墨镜和穿银色高跟鞋。我对她每次去食堂都要凹造型有些不以为然，觉得她真是太形式主义了。
    后来，她留给我们口舌的机会越来越少，因为她不常在学校呆着，而是参加各种名目繁多的比赛，比如“梦想中国”“亚洲新人歌手大赛”“青春丽人江滩行选美大赛”“军民一家亲”军旅歌曲大赛等等，奇怪的是，她每次都能在预赛或者地区赛得冠军，但是一进决赛就首先被刷。
    我们从来没正式认识过，然而正式分别也已经有两年。我知道她仍在闯荡，在酒吧唱歌期待被挖掘，也一度想参选“红楼梦中人”到处问别人自己适合演哪个节目，也经常计算自己已经“混”了七八个年头，前面该还有几个年头？
    对于她的“搏”，我既希望她早日出头，又会不无阴暗地想——天老爷呐，哪一天不会真叫她搏出位了吧？前几天，我看“名师高徒”节目，看到她唱海豚音时标志性的脸一扫而过，那是曾经的选手的败部复活，几十个选手搏杀一张复活卡。
    直到这一刻，我才诚挚真心地祝福她成功，这样至少在屏幕上停留的时间久一点，能让人看得真切一些。
    对信仰消费主义的青春，我给予有所保留的尊重。对于把青春本身就当做一件巨大消费品的人，我才是立正敬礼，表达最大程度的敬畏。
 
“世界因变老而日益壮大，未来缩小了。”
                 ——艾利亚斯•卡内蒂(奥地利）
 
    高三那一年，老师告诉我们：“要想要成绩好，就不能交朋友！你们看看有哪个状元是一下课就三五成群地呆在一起的？”
    他的话，成为了我青春期孤僻、行为诡异的启蒙和理论支撑。我的高中同学后来形容我，说：“每次看到你，你都塞了个破耳机听个破MP3在破路上走。”
    我每天一个人走路，一个人马不停蹄地吃饭，一个人在学校超市采购。后来，就基本上断绝了和同学正常的言语沟通。也许是因为我老是听着耳机，别人经常滔滔不绝地对我说了一大串话我才意识到，拿下耳机十分无知又无良地问：“啊？” 于是人们渐渐地就不怎么找我说话了。
    于是，我就开始自己给自己写小纸条，老师只是规定要写上每天的学习任务，但是我一写起来就悲从中来，控制不住自己，中间还插播我编造出来的文学理论、人生哲理、课堂笑话和生活常识，比如“用手轻轻地击打后脑勺可以增进思维”……一张纸正反两面都写不下。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自习或者考试，我在做题的空隙抬头，看到无数埋得低低的头和突出的肩胛骨，总会有一阵莫名的悲愤的眩晕，有时候甚至突然气得两眼泛红，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感受，只是觉得简直太没天理了。
    学校规定晚上11点熄灯，大多数人为了熬夜而在学校外面租房子住，而我没有租房的条件，只能偷偷开着应急灯学习。学到凌晨三点钟，我经常会拎着应急灯在寝室楼里走来走去，一方面是睡不着，另一方面是想偷窥其他人的勤奋程度。08年武汉的冬天前所未有得冷，我在寂静的走廊里逛来逛去，冻得瞬间没有知觉，隔了好久才有一阵通体导电一般的刺痛。
   凌晨3点钟，很多寝室还都透出光来，他们还在学习，学习，学习是不妥协的、严厉的。必须学习，不惜一切代价，而且没有幻想。学习一切，以及它的对立物。文言文宾语从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博斯普鲁斯海峡、苏联解体的表面原因直接原因间接原因历史原因根本原因……
    应急灯的照耀下，对面的墙上被投射出一个个巨大的黑的弯曲的侧影。
    那一年留给我最大印象就是饿，每时每刻都在觅食。上晚自习的时候，要是听见细微的撕开食品包装袋的声音，全班就会立刻万籁俱寂，所有人伸脖顾盼，看看是谁有了吃食。
    我记得那个时侯坐在我前面的男生有个保姆，每天傍晚给他送晚饭，有时饭菜不好吃，他只吃两口就晾在桌子上，菜香飘过来，我馋得全身阵阵虚脱。
    这种“饿”多半还是心理上的，高三一年每天都处于恐惧忐忑之中，无论吃了多少东西，心里还是空落落的。在没有任何娱乐可能性的环境中，吃就成了唯一的消遣，考好了就大吃，考不好就狂吃。
    所有的压抑和窒息都自己吞咽消化。面对庞大的审核关卡，人没有个人价值，只有整体价值。他的价值混在没有意识的人群之中，只是一个永恒不变的纯粹分数，取决于他身上增加了多少驯服温顺的成分。
    在那一年，唯一动摇了高考绝对权威的事情，就是“5.12”地震。地震发生之后，我们不被允许看地震的图片、录像还有新闻，害怕心情受影响。那时，老师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把热点新闻和感人短文作为高考作文素材印发给我们，这长达五六页的材料，几乎就成了我们获知地震新闻的唯一途径。高三的我们仿佛被硕大无朋的箱子关住，只能从砰砰的敲击声大概猜测发生了什么。
   同学违背老师的要求，买了很多报道地震的报纸和杂志，上课压在课本底下看，下课传给同学看。仔细看过的同学，总是要恍惚片刻，慢慢才恢复过来，但是却永远无法彻底恢复。那是一种恐怖，你可以暂时忘记它，被解析几何、模考排名、录取咨询吸引过去，但是你总会回到那里，又让这种恐怖和悲悯成为所有思考的中轴线，因为它从未离开过我们，它是良知的经纬线。
    2008年，青春的小起伏和国家大喜大悲的波动频率重叠交融，难舍难分。回想这近十年的青春，尽管有几多乏味与苍白，不能像聂鲁达一样说“我承认我历经沧桑”，但至少有这个难为忘怀的尾巴，让这段“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承平岁月不至于太过相形见绌。
    2009年，遭遇了经济危机，不知道又有多少人的青春会因此缩一点水，短一点斤两，打一点折扣，在严峻现实逼迫的注视下，青春的不切实际好像有点太过奢侈了。
   我想起鲁文·达里奥讲过一个寓言，故事说的是伊甸园里，有一株最美丽的玫瑰，有一个魔鬼对她说： 

    “你的确很美，不过……你没有用。你看看为生灵提供事物的大树，玫瑰啊，美丽是不够的……”
   于是玫瑰——像夏娃一样受了诱惑——一心想变得有用。她去请求上帝：“您能把我变得有用吗？”
   上帝回答道：“——如你所愿，我的孩子。”
   就这样，世界上有了第一颗卷心菜。
    青春这个大园子，有点美丽，有点诱惑，有点危险，就是没有用。但若是全拔了无用的劳什子，改种饱腹的卷心菜，伊甸园变成菜园子，未免也太可惜了。

                      《新周刊·青春》共和国60年影像特刊      2009年。10.1

    附：目录

       专题
青春
——从新中国到新新中国六代人的青春影像..24
王蒙：必须快乐的青春
(1949～1959) .................................26
张贤亮：没有女人没有爱情的青春期更加坚挺
(1959～1969).................................40
1968年的那一场婚礼...........................52
到北大荒去....................................56
陈丹青：幸亏年轻
(1969～1979) ................................60
偏僻的历史测点...............................66
1976年4月4日：天安门广场·360°.....   ... .74
查建英：疯狂寻求各种新鲜的可能性
(1979～1989) ................................76
80年代青年摄影团体纪事
启蒙年代的图像趣味...........................90
老愚：生命中最长的季节
(1989～1999) ................................96
摇滚一代.....................................108
蒋方舟：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
(1999～2009) ................................110
超级女声钩沉.................................132
《人民画报》封面的青年形象...................140

特别报道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60年献礼
共和国的历史原声带.........................142

专栏
吴晓波·商业之美 我为吴敬琏做口述史......144
朱其·书生意气 中国崛起后的新艺术........145
胡泳·在语词的网络里 山贼才是自由民..... 146
袁岳的眼 离开草根富不过二代............ .147
马家辉·日落所在 金钱滚滚下的吃食烦恼..  148
书架.....................................149
卖点.....................................150
知道分子问卷.............................152

          蒋方舟
  

      本地电视台新开辟了一个节目，叫做《相亲进行时》。节目组安排陌生男女见面，强制他们约会，然后全程监控和评测，几乎每隔一分半钟就要求双方互相对刚才的示好的策略性行动打分。

     我追看这个节目长达几个月，节目组初期还能征到靠谱而姣好的男女，配对的成功率很好，到了后来，优秀适龄男女的库存迅速枯竭，每次参加节目的都是看起来明显很绝望的男女。这样，这个节目的重点就完全改变了，由《相亲进行时》变成了《神哪救救我吧!活了半辈子没人爱》。男主角一般都对异性交往的技巧一无所知，往往沉默地把自己的脸憋到紫红，然后满脸沮丧恳切地望着躲在镜头外的记者，问：“接下来我该怎么做？”然后记者把他拖到一边，咬牙切齿地小声传授：“邀请她去楼下的ktv唱歌，给她唱《爱你一万年》，然后邀请她一起唱。”

     这个主人公真诚地希望过日子的节目，变成了阴谋论策略性的真人秀。决定成败与否的不再是情投意合门当户对亲友认证，而是“开场接近讨好告白”各项环节的分数累积相加，最后“评委请亮分”，总分及格者才有继续交往的机会。

     据说现在进化论已经改变，人类社会不再是黑猩猩部落，强者能够得到地位和社会认证，但是能得到异性的却是懂得引诱技巧的人。妖形妖势的现代都市里信仰的不是“适者生存”，而是“悦者生存”。

     世界上有一张由几个传奇版的男人为首隐秘网络，他们牺牲了无数心智、道德、生活、时间，而只为了掌握一门黑暗的艺术，就是“把妹”。追逐女人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卖弄技巧的练习，最后成为目的本身。而相信爱情是一种“天命真女病症”，会大幅度降低效率和战斗力。

     “把妹”这个学术领域从20世纪70年代发展至今，已经衍生出了好几个相互竞争的学派，比如“极速引诱学派”，它们是利用催眠和神经语言学的技术来驯服对方，“谜男学派”是利用社交力学来折磨对方；“约会倍增学派”是用自大的骄傲来迷惑对方；“枪巫学派”，是利用动物般的肢体接触来征服对方。

     我从来不是女权主义者，看了一系列的《把妹达人》丛书，我并没有觉得受到了侮辱，只觉得遭到了低估。女人到底到底是被什么征服的？相对于把妹艺术家给出的答案，我更同意村上龙的断语——“男人是靠信息量征服女人的”。这种信息和“泡妞公式”无关，也不是智商，而是经验和懂得。

    这个定律从原始社会就开始了，不掌握足够信息的雄性就会被淘汰，而女性的遗传因子里就有了筛选机制，筛选出了有主意有方法的配偶。

     滚瓜烂熟的开场白，空手变花的魔术，欲擒故纵的冷淡……与其相信这些500美金一个教程的技巧，还不如老老实实地相信进化论。

    几乎所有的数学题我爸爸都不会做，我给他讲解完一道题，就看到他缓慢而漫无目的地在草稿纸上临摹一遍我写的算式。我们家喜欢没有意义地相互打击，当我爸结束了一天的学习时，我妈就兴高采烈地对我爸说：“你女儿说你一道算术题都不会。”话音未落，我和我妈同时条件反射地瑟缩着脖子，以为会被骂。结果我爸听到后很温和，没有大吼大叫。

      在我爸考试之前，家里那个谨小慎微的人一直是我。我从来没有对自己被压迫的身份质疑过，更毋论是反抗了。直到最近，我才明白了为什么：我唯唯诺诺了近二十年，只是因为我当了近二十年的职业考生。

      在我度过的可称之为“漫长”的岁月里，我前方永远有个巨型的海关，我排在拥挤冗长的队伍里，准备接受检验。我看到有人被质询，有人被怀疑，有人被拒绝入内，有人热情地受到欢迎和鼓励，有人作为走私的渣滓侥幸过关。

    原来我的人生从来都在这条笔直的队列里，从没有片刻的偏离，我仅有的任务就是忧心忡忡地等待，唯一变化的只有我离那个海关的距离。

       “考试”的表面目的是为各种的社会填充物挑选材料；然而，“考试”的核心目的则是恐惧。恐惧是最强韧的链条，绑得人屏气凝神，万众一心。

     我身边的所有同学，在经过那场所谓“决定人生”的高考之后，都有种上当受骗的轻微茫然。这就是关于考试最大的谎言：它并不是孤注一掷，大喝一声“show hand！(手上已经没有筹码了）”，而是一场惨淡的等待。

      我们家住在一所高中旁边。已经开学几天了，我每天早上都可以看着一行行学生走进校园。我却无端地想到另外一副画面。清朝的赵翼是皇宫的守卫，他回忆站岗时看到皇子们上学的景象：冬天的凌晨3点半，冷得要死，黑得要死。可每到这个时候，总会看到一行灯笼沿着阴森的紫禁城里走，后面跟着一行小孩儿，低着头走得整整齐齐，静悄悄地进入大内，走进书房。这就是一天学习生活的开始。
                                                            ——《新京报》专栏

       蒋方舟

         我高中的政治老师很科幻，我们从来没见过他对任何事情表现出惊喜或诧异。他对待所有的东西都是一种司空见惯的轻蔑态度。我觉得他很像某种先知——比如《骇客帝国》里的基诺·里维斯，穿越时空隧道而来，途中头发全部被激光灼伤了，而且旅途劳顿吃了过多的高热量食品。 

      有一节课讲到劳动关系，有同学问他：“老师，未来世界的工作，会是什么样子啊？”

  他惯常先冷笑一声，然后以嘲弄的语气说：“那时候，劳动只是少数人才拥有的特权，有能力的人才有权利劳碌。其他人都呆在家里吃得好睡得好，也不愁生活，因为全是靠社会福利养活。” 

  我们听了哗然，纷纷表示要努力保持胸无大志不学无术的现状，能力但凡有一点长进就要坚决消灭不良势头，绝不能被人看出有劳动的资格，人生目标就是后半生混吃等死，醉生梦死。 

  老师听了，从鼻孔发出一声冷哼。 

 上了大学，才发现老师神通到可怕。他说的未来原来就在不远。在大学里，忙，果然是少数人才享有的荣耀。忙的人是“winner（成功者）”，闲的人是“loser（失败者）” 。

  刚上大学的时候，对苦尽甘来的清闲欣喜万分。有一次在阳台上坐了一整天，上午看书喝茶，做老年人甩手体操；下午用舌头数清了自己所有的牙齿。一天结束，内心感动，热泪盈眶——这么辛苦地在中学捱了十几年，今日才体会到逃出生天的感觉。那时，我每天心里都会窃喜：“浮生偷得半日闲”“嘻嘻，浮生又偷得半日闲……” 

  直到有一天，我去隔壁学校听讲座，才发现自己快堕入loser的队伍了。我前面坐着一个黑黄精瘦的女孩，她脖子上挂着相机，看起来是负责这次活动的学生工作人员。她向周围同学抱怨：“我昨晚编辑报纸三点才睡，早上六点起来做运动会志愿者，下午做活动口（虽然我不知道什么叫做活动口，但是这种行话让我十分羡慕），晚上还要给科技协会做海报，估计又要通宵了……”

  我回想一下自己的一天：早上赖在床上玩味了一下自己昨晚做的梦，然后就开始思量听讲座怎样搭配衣服，起床之后又冥想了一上午，吃午饭的时候终于想好了，下午变天刮起了风，一切又推倒重来。

  上大学以来，我第一次对自己的清闲产生了极大的心虚。内心模模糊糊地想：“我是loser。”班里有一个最最奇怪的怪人，他每天11点准时就睡了，11点半睡觉对他来说就是熬夜。大家谈起他来，语气总有点忍不住地嗤笑。另一方面，当有人得意而无奈地说：“唉，事情好多，今晚又要熬夜了。”大家就会向他投以佩服的眼光。原来不忙的人是可耻的，这让我十分恐慌。

  我是寝室最晚起床的，唯我独尊地躺在床上享受“春朝一刻值千金”。后来我对赖床心虚起来，每天起床之后，寝室已经空无一人了，我一边下床一边喃喃自语撒谎道：“哎呀哎呀，我的闹钟怎么坏了呢？”我也是寝室最宅的，同学回到寝室打开门，发现我在那里，我还在那里，我总在那里。

  我没有会开，没有社团活动要奔波，没有组织要为之卖命。这是何等的失态和失败啊？于是，我开始了制造自己很繁忙的假象。我把自己聊天软件的签名状态，一律更新为“能不能不要这么忙啊？”“什么时候能够忙到头啊？”“繁忙中，非地震勿扰。”我晚睡早起，努力培养不正常作息。对凌晨三点睡觉的人故作诧异：“天哪。你这么早就睡了？”一开口就哭天喊地，哀嚎自己累到爆头忙到割脉。

   校园里的活动，我大都中途退场，时间一过半就频频看表收拾书包，点头哈腰地跟其他人打招呼道：“我还有下一个活动口儿（我终于也能使用这个词了）要赶，先走一步先走一步。” 现在，大家终于都知道我很忙，我面容浮肿、滋生暗疮、满头大汗、神情疲惫，这就是成功者才有资格拥有的长相。我终于成功地隐藏了自己“loser”的身份。但我内心有句大实话憋到内伤。

      其实我真的不忙！这场以繁忙程度论英雄的竞赛，我想投降！时间之所以有用，乃在时间不被利用。闲不丢人。待到山花烂漫时，loser也应该在丛中笑。

                                      ——《女友·校园》2009年第十期 “蒋方舟专栏”

                 “宅游”的谎言
                      蒋方舟

     
    我在新闻里看到，因为金融危机，美国人现在假期已经不再出门旅游了，而是选择了“宅游”作为取代。欣赏异域风光看电视，品尝各国美食去超市。不必专程去日本泡温泉，泡自己家浴缸就可以；不用特地去滑雪，从自己家的楼梯滑下来就可以——反正眼睛一闭，感觉都一样。
    宅可以一日游，也可以分解成系列景区：厕所一日游，储物柜一日游，卧室一日游等等。电视上的宅游者面带狂喜，细心地翻弄家里每一个曾经错过的犄角旮旯，形如入室盗窃。
    据说体验过宅游的人，都宣布身心获得了洗礼，升华了对旧屋的爱慕之情，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家是如此神秘美好，无限风光。并且对自己之前花大钱出国的行为，表示了激烈的懊恼之情。
    因为我最近也赋闲在家，而且是背井离乡之后又被流放到家中。小别新婚，按照宅游的目标人群，我应该被划在第一类——对稍显陌生而神秘的宅子充满了探索的兴趣。
    我在家东摸摸西摸摸，家并没有特别萧索破败，让人震惊心碎，只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更旧了。看我颓废沮丧，我爸向我推销景点：“你还没去过我们家的阳台吧？”我的确不经常去阳台，因为那是放煤的地方，而且晾晒的衣服劈头盖脸地迎面扑来。我窘迫地在阳台上站了一会儿，敷衍地写下：“到此一游。”
     我甚至买了相机在家里拍照，想借助人工眼睛发掘家里隐藏的美感，唯一的得意之作是拍摄家里的人文景观。题名为《一个男人和他的全部世界》，主人公是我爸、他的电视遥控器、他的手机、他的茶杯和烟盒。
    宅游让我无聊得要抓狂，在床上翻滚不已。我妈惊惶不已地问我：“我们家不好对吧？你嫌我们家太破了对吧？”我不是良心被狗吃了——儿嫌妈丑，儿嫌父老，儿嫌家破，我只是不愿意自欺欺人。不愿意过毫无新鲜感的日子，还违心地结尾：“今天真是有意义的一天。”
     “宅”本身只是权宜之计。窝在家里是因为节省开支，有朝一日，有钱有闲，还是要收拾好自己出国寻鲜，出游探险的。“宅游”简直就是对乐趣的彻底弃权，“在家也可以很有趣！可以享受与旅游等量等价的乐趣！”越是大声地推销这种快乐，越是暴露出心虚。
     这让我想到了张爱玲嘲笑胡兰成，说他到了后来，无论遇到什么糟糕事儿，最后都欣然接受，真诚地对自己说一声“亦是好的——”退化兼老化恐怕就是这样开始的。
      我对谎言可以承受的底限是：可以自我渺小，但不能缩减人类指标。

    我是不懂得收纳的人，高中时每天早晨老师来检查卫生，我就把桌上的东西一股脑扫进旁边的衣柜里，然后用力把衣柜门锁上。实在塞不进去的大物件就直接扯一块塑料布蒙在上面，远远看起来像盖了一具大动物的尸体，估计检查的老师也不敢掀开看个究竟。那时宿舍只有我一个人住，我的脏乱差都被成功地收纳了——除了我的衣服上常年飘着可疑的五金百货和粮油铺子的味道。

      但是上大学就不一样了。我妈天天叮嘱我好生收纳，以免成为宿舍里占用空间太多而影响别人的那个人。

     我妈妈跟我视频的时候，因为角度关系，看到的人是我，看到的空间却是别人的书桌和柜子。她总是感叹说：“对面是谁的书桌啊？收拾得好干净啊！”

     我答道：“我的室友追求的收拾境界，是制造出从来没有人生活过的假象。”

     我妈赞美了一番之后，立刻换了严厉凉薄的声音：“你把摄像头转一转，我要看看你的桌子。”我只好端起笔记本电脑，对着我的生活空间上下左右扫一遍。所有的抽屉都要拉开，所以的柜子都要打开，我还要加上配音，解释我如此收纳的理由和精神追求。身为女生，无师自通，尽管不算收纳达人，也肯定不是收纳白痴。东窝西卷，把所有东西亲热局促地挤在一起，我有些小技巧，也不无小快乐。

     不过，宿舍空间，总是很快就到了使用极限。多一件物品都嫌多。极偶然的接受礼物，我总是乐极生悲——悲愤我收拾出的和谐空间要遭到入侵和破坏了。

      我认识的高年级学长毕业时，遗留了一些大物件不想搬走，要送给我。我拿到那些物件，在马路上茫然无措。见到路上有陌生同学，老远就扯着嗓子吆喝：“同学！同学！你要不要烫衣板？”“同学！同学！送你女朋友一个梳妆台吧！”男生羞赧地说：“我还没有女朋友。”我自信满满地说：“你把它送给喜欢的人，不就有女朋友了嘛！”然后，我们俩齐齐地把目光聚在那个掉漆半旧、还有斑斑黄渍的梳妆台上。

     若作为骗子，我太无助绝望了；若作为献爱心的，我又太可疑了。所以过来过去的学生，纳罕而惊惶地看看那一大堆物品，都避而远之，快快走过。

     曾经在网上看到深圳大学有个叫王旭的男生，花了2千元，自己diy了一个史上最强大学生空间。他把一个逼仄的上铺，打造了成了一个万能soho。墙上有折叠式的书桌，床的上方悬挂着可以旋转可以折叠的电脑屏幕。书架挂钟不用说，甚至还有一个排风扇来解决空间密闭的问题。

     这种装修给人的印象，不是家居杂志上那种不近人情的洁净，而实在可亲可爱，让我看了直想欢呼一声，“噗通”一声扑倒在他的床上——这句话写出来之后我才发现不太得体。

     难怪我看日本的综艺节目《全能住宅改造王》，那些改造空间的设计师，成了生活在狭小岛国的日本人的救世主。每个家庭成员，在打开焕然一新的家门的那一刻，都激动地飙泪，表示要多活一些年。

    不过，收纳中多少也含着局促和动荡的辛苦。张爱玲《小团圆》里说：她和母亲并不亲密，母亲传授给她的唯一本领就是理箱子。她从“四岁起站在旁边看，大了帮着递递拿拿……物件一一拼凑得天衣无缝，软的不会团皱，硬的不会砸破砸扁，衣服拿出来不用烫就能穿。”长大了之后，母女可以交流的也似乎只有理箱子，大约这时候才能体会到对方的漂泊不安，产生一点同病相怜。“因为是环球旅行家，当然总是整装待发的时候多。”张爱玲在小说里，曾写过她的主人公很希望别人注意到“箱子理得好”！这真不知道是应该得意，还是应该悲凉。
     我曾经看到一幅新闻图片。那是一幅武汉大学宿舍楼晒被子的壮观图景。南方较为潮湿，不止晒被子，宿舍里的衣箱收纳，都要拿到阳台上来晒。外来的人乍一见，都不太舒服，觉得与美好的山光水色不和谐。但大学宿舍晒被子这项有碍观瞻的传统，竟被大度地保留了下来。
     收藏了一季的拥挤与窝囊，理直气壮地在灿烂阳光下随风飘扬，这大概是在大学生收收纳纳的生活中，难得看到的张扬吧。

                   （ 深圳大学王旭diy的史上最强大学生空间）

                                                    《女友·校园版》2009年第9期“蒋方舟专栏”

                 蒋方舟

    我是因为曾轶可而看快女的。

    上周，我作为《新周刊》的记者去采访曾轶可，这算什么呢？哦，伪“90后”对话真“90后”。

    这是我的第一次采访，全程啰嗦结巴，还要端出理性专业的样子。小曾姑娘说我不像只比她大几个月的样子。我最忌讳人说我老，但是在小曾面前，我的确老。

    曾姑娘雪白清秀，只睡三四个小时仍然皮肤光洁，戴无镜片黑框眼镜遮莫须有的黑眼圈。杂志社摄影师拍照的时候，她赤脚站在凳子上说：“你可以拍我的脚，我的脚蛮好看。”也会因为腿搁在凳子上，小腿挤出一块肉照相不好看而纠结苦恼许久。

     不服老不行。

     这个女孩信仰最简单的逻辑。她反复告诉我“我喜欢内心善良的人。不管他傻不傻，长得好不好。越善良越喜欢”“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这明明是人类最初的原始设置，全是简单到死的顺理成章。但是我对每个讯息的消化都很艰难，总是说：“是吗？人越善良越好吗？真的吗？不喜欢的就算了吗？真的吗？”

     我不算闯荡也算咣荡了几年，已经很难回到这么初始的设定了。

     她对朋友很在乎。聊天过程中，曾轶可最兴奋和完整的表述，都是关于朋友的。

    我对她讲了特里萨修女的话：“你成功之后，会有很多假的朋友、真的敌人。”这话还有后半句是“可你还是要成功”，我并没有讲完，小曾姑娘已经很诧异了，说：“啊？不会吧！”

     曾轶可是无敌的，这是因为她眼里看不到敌人。外界对她最严重的威慑，不过是要求她被淘汰。曾轶可说：“无所谓啊，名次真的一点也不重要，现在淘汰了也无所谓，我觉得第十名已经很好了。”她认真地重复了很多次。再激烈的声讨者，恐怕一时也无法回应。

     我一边写对曾轶可的专访文章，一边看电视上直播“快乐女声”，刚好看到小曾姑娘被淘汰了。我的文章也写完了，我也不会再看“快乐女声了”。

PS：现场听曾轶可唱歌，并不像被渲染的那样魔音穿脑。她的旋律浅淡地重复着，虽然我之后完全回忆不出，但听时却是舒服的。唱歌时尾音的颤抖（俗称绵羊音），则像是初次在班级联欢表演的小紧张。
             

          看着祖父就是端详死亡     蒋方舟

 同祖父母一起长大的孩子，见过世界上最多的鬼怪。已死的魂灵于他们，已是热闹亲切多过恐惧。真正让孩子恐惧的，是将死未死的魂灵。

中学的时候，我们学过一篇叫做《黄油烙饼》的课文，全篇是汪曾祺模拟孩子朴拙的语气。主人公叫做萧胜，快八岁了，一直跟奶奶过。其中有一个细节我印象很深刻：

“奶奶身体不好，她有个气喘的病，每年冬天都犯。白天还好，晚上难熬。萧胜躺在坑上，听奶奶喝喽喝喽地喘。睡醒了，还听她喝喽喝喽。他想，奶奶喝喽了一夜。可是奶奶还是喝喽着起来了。”

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几乎是瞬间回到了爷爷奶奶的床上。夜是最难熬的，我总是瞪大了眼睛小心地辨别着祖父母的呼吸。爷爷抱着我的脚，和我隔得远，我听不到他的呼吸声会无端地焦虑，就把脚贴近他的胸口，用脚背摸索着他的心跳。有时候奶奶会忽然迸发一阵呻吟，不像病痛，反而像大声呼告什么冤情，呻吟一声半就戛然而止，我急切地伸手去摸，乱摸一通，先是揪到一层异常软的皮，心里更害怕了。每晚上，我就像出急诊的大夫一样，小心翼翼地又摸又探，忙个不停，满头大汗。

自己的身体是温烫的，有汗味和乳臭味。但在半明半昧的清晨四点钟，有什么是靠得住的呢？

和爷爷奶奶在一起时，我总担心着他们的死亡。这我从来都不敢告诉别人。

《黄油烙饼》里写奶奶刚死时萧胜的反应：“萧胜一生第一次经验什么是“死”。他知道‘死’就是‘没有’了。他没有奶奶了。他躺在枕头上，枕头上还有奶奶的头发的气味。他哭了。”

我当时读课文读到这里，就觉得不能赞同。对一个和祖母长大的孩子来说，“死”绝不可能是这么愕然的存在。
   死亡就像呼吸一样，在老人的吐纳之间时隐时现。

“死”并不是不通情理的强加，而是好商好量的一点点抽离。

川端康成从小便父母双亡，和祖父母生活在一起。7岁的时候奶奶也死了，他就与身残体弱的祖父相依为命。事实上，他第一部公开发表的作品叫做《十六岁日记》，半瞎的爷爷躺在病床上，他就在床边的灯台上摊开稿纸，快速而粗暴地记录下爷爷的话。

看这部作品，就像是看一幅死神速写的绘画过程一样，十分奇妙。文章大部分内容都是祖父的各种哼唧和呻吟声，有时也会有空茫的感慨：“现在不该死的人也要死了……人人都要死啊……你给我接一下尿好吗？”

他的祖父一度变得暴饮暴食，很能吃，寿司饭团都能一口一个吞下，还狂饮不已。打杂的妇女怀疑是怪兽或者狐仙附在身上。川端康成看着祖父吃饭团，喉核不断地动，“是怪兽在吃饭”这句话怎么也难以释怀。他从仓库取出一把剑，在祖父的床铺上空挥动着。打杂的妇女一边认真地看着他砍杀房间里的空气，一边从旁助威，说：

“对！对！好！好！”

我高中的课桌上一度贴着川端康成老年的照片，黑白照片，他穿着和服，面前的桌子上有一杯冒烟的茶。

所有的同学在经过我的桌子、看到这幅画像的时候，都会觉得很不舒服，喉咙里发出不耐烦的咕噜声。有一个我的同学在我的座位上和我聊天，忽然戛然而止，黑着脸孔把川端康成的脸用书盖起来。我有点不高兴，把书挪开，说：“他又没有盯着你看。”

照片里的川端康成没有看镜头，他大侧着脸，盯着斜下方的空气，介于专注和痴愣之间。你觉得他是真的从虚空中看到了什么，但你对他的所见却没有好奇。

我同学嘟囔着申辩：“就是觉得……他眼神让人不爽……诶呀，我也说不出来。”

后来我知道，和祖父生活的很多年里，川端康成常常仔细地看着祖父接近死人的脸，俨然那只是一张遗照。因为对方双目失明，所以更可以长久地直勾勾地看着，而没有什么奇怪和难为情。

我想，这应该可以解释为什么川端康成的目光让人那么不适，因为，那是看死亡的眼神。无论看多少次，都觉得，那是宁静地端详着死亡这个东西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