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建国60年之际，我们正向民族复兴的山巅跋涉不辍，回眸远眺一个民族几千年来走过的弯弯曲曲路：其间有一马平川也有跌宕起伏，所有这些进退得失，就是历史赋予民族的校正仪、指南针，也是历史留给民族最大的一笔无形财富。其中极富镜鉴价值的，无疑是那些“长寿王朝”的所作所为，特别是它们开国60年与整个王朝兴衰发展的关系，最能折射出历史在深处向今日发出的某些规律信息。
       中国历代王朝政权，长寿昭著且史籍充裕者莫过于汉、唐、明、清。开国60年，正常来讲，既是一个王朝走出开荒耕种夯实基础的时期，又是结束纷争守业建设的重要时期，更是固化制度形成国家发展架构的时期。上述四个王朝开国60年，无一不存在这样一个时期。
       西汉开国60年（公元前146年），正值文景之治末期，王朝实行休养生息的仁政，导致西汉王朝就像一个不断吹气的气球，变得越来越庞大，汉武大帝时代即将登场。唐朝开国60年（公元678年），唐高宗李治当政，武则天权倾朝野，在贞观之治后，萧规曹随，当权者继续将国运向前推进，即将迎接“开元盛世”。明朝开国60年（公元1428年），明宣宗朱瞻基主政，明宣宗励精图治，使得明朝进入极盛的“仁宣之治”。但是之后，明朝的皇帝一个比一个荒诞不经，日暮西山之势已无力挽回。清朝开国60年（公元1676年），正是康熙时期，其文治武功使王朝处于中兴升腾期，康乾盛世呼之欲出。
    四个强大富庶且幅员辽阔的王朝，都曾展现过“盛世”的一面。开国60年时，四大王朝无论国运还是政局，要么处于一个厚积薄发的腾跃关头，要么处于一个峰回路转的十字路口。60年，对王朝统治者而言，已是三五代了，他们足以耗尽王朝开辟者积累起来的各种资本，除了不得不继承的传统，未来之路只能靠现时的当政者去开拓。我们看到，四大王朝在开国60年后，一整套有关治国安邦的制度已经逐步成体系固化，国家的发展在治理框架内有序进行。然而，在开国60年后，即便迎来无比璀璨的盛世，“国家兴衰系于一人之上”的天然弊病却无法根除，善政在实践中无力监督扭曲变形的天然弊病，更无法根除之，最致命的是唯皇唯上的专制制度从根本上无法保证民心始终如一。所以，包括四大王朝在内的所有封建王朝，都无法挣脱盛极必衰的逻辑，这是它们本身带有天生疾患的宿命。
    这也正是历史发展的一大铁律：把一个国家或王朝的命运系在一个帝王（或帝王集团）或一种无视民众根本利益的制度上，将是这个国家或王朝最大的风险，随时都可能上演轰然倒塌的惨剧。那是一个时代最大的悲哀，因为历史的局限，它们根本无法诊察自身致命的缺陷，更无法为自己开出一个能够千秋万代的药方，这一切，只有站在历史的高地回望，才恍然大悟，看得分外清晰。
    幸运的是，今日之中华正步入现代文明的潮流中，世界历史的发展早已为国家的千秋万代开出了唯一的良方：必须让一个国家的所有国民当家做主，必须让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能够实现并保证实现这一理想的人类财富，就是民主与法治。民主和法治既是上述四大王朝等所有封建王朝政权的天然缺陷，也是那些王朝专制本质的反义词。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所有辉煌成果，本源上主要始于经济上的民主和社会上的法治，改革开放要永行不辍，中华民族要实现复兴，共和国要长盛不衰，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是根本的制度保证。
    开国60年，不过是一个历史关节，很多王朝和国家都曾走过，但谁能走得最稳健，谁能将历史书写得最好？一定是最善于汲取历史教训、遵循历史规律、运用人类文明成果的国家。今日之中国何去何从，且看今日执政者的抉择与决心。

　　两岸同根，心系一脉，水深火热之下，手足之情尤当情深意长，性命攸关之时，悲悯之心尤当喷薄而出。遥想当年大陆洪灾泛滥，举世震惊，流离失所者不计其数，而挺身而出、慷慨解囊的华人世界中，台湾民众常常不甘其后；遥想去年四川大地震，家破人亡者数不胜数，而风起云涌募捐行善的义举中，台湾民众堪称善行领军；遥想台湾9·21大地震，百年罕见，大陆民众踊跃捐款，同胞浓情超越隔阂，十年已过记忆犹新。两岸虽有海峡横亘，文化血脉彼此相通，大陆同胞不幸遭难，台湾同胞感同身受；台湾同胞不幸遭难，大陆同胞亦牵肠挂肚。

　　当下台湾中南地区连遭暴雨，耳闻数百民众生死未卜、无数乡民颠沛流离，目睹无家灾民悲痛欲绝、民舍楼房轰然垮塌，谁不为之动容？谁不为之悲恸？谁不为之祈愿？美利坚卡特琳娜飓风下的求救声、伊朗大地震废墟中的绝望眼神、印尼海啸中遇难家属的痛不欲生……人类的任何一场灾难都是全体人类共同的负荷，都当在人类共生和生命至上的基础上为所有人所凭吊哀悼，何况数千年文化联结下的兄弟姐妹，眼见他们在台风暴雨泥石流的蹂躏下，身心千疮百孔，所感所想所为，又岂是心底默默地悲悯祈福所能言表！

　　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已经站了出来，向遭受灾害的台湾乡亲表示诚挚的慰问，对不幸罹难的乡亲致以深切的悼念；海协会也致函台湾海基会，向死亡、失踪人员表达哀悼，向受灾台湾同胞表示诚挚慰问。不仅这些，央视等主流新闻媒体对台湾抗洪救灾的报道、网民对台湾灾情的祈祷和点击，他们统统是一种表达，这些表达的深处就是对两岸一脉相承的华夏文化渊源的认同，就是对台湾同胞血浓于水的心理共鸣。

　　不仅是这些，当台湾几十年一遇的水灾摄人心魄时，从官方到民间的各类援助也必然启动，无论援助规模大小、互动影响强弱，挺身而出、出手相助，本身就是海峡上空的一座无形的桥梁、心灵的桥梁。比时间更漫长的是情，比海峡更宽广的是爱，危难时分的襄助之情、困绝时候的襄助之爱，绵绵不绝、细水长流，就能无限地填充彼此之间的鸿沟与隔阂。所有这些，与连绵不断的两岸各种襄助，正构筑着两岸民众弥足可贵的理解和信任基础。

　　唯愿两岸灾民早日走出天灾，祈祷生死未卜的乡亲挣脱死亡，袭两岸台风无情，念苍生戮力同心，你我无论甘苦，都将风雨同舟。

　　这就是我们的表达。(8月11日华商报社评）

       国家广电总局日前出台《关于加强互联网视听节目内容管理的通知》。《通知》中明确规定，“未取得许可证的电影、电视剧、动画片、理论文献影视片，一律不得在互联网上传播”。《通知》实施后，就算是网友上传的“无证”影视剧，网站也必须予以删除，不然就会被追究责任。
         如果把互联网比作浩瀚无边的大海，那么，广电总局的这纸通知就如同海上的一场飓风，不计其数的信息转载、网民评论、博客观点……集腋成裘，一时惊涛拍岸、汹涌澎湃，因为，畅享互联网影视饕餮已成为成千上万网民的文化需求，无论合法合理与否，一种习惯性的美好需求突然将寿终正寝，五花八门的表达自然要喷薄而出。除了网络，一些传统纸媒也积极介入，《东方早报》发表评论——《但愿“禁播美剧”只是个愚人节新闻》；《都市消费晨报》发表评论——《与其限制“互联网”不如提升广电节目魅力》。
        这一切其实并不反常，管治与抱怨、禁止与自由、理性与感性，是互联网时代司空见惯的生态现象，而这正是网络技术夹杂人性私欲后的一种必然，也是时代进步过程中的一种博弈式历练，从这方面考量，任何事关互联网的“波涛”，都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只是当简单的“是与非”、“对与错”争论继续成为网络舆论争论焦点时，一种忧虑难免不油然而生：禁令的实效是否可以达到预期？公共领域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们：禁令的实际效果往往和普遍的支持度成正比，支持度越普遍实效越好，支持度越有限实效越难如人意。尤其对于网络而言，技术的突飞猛进常常超出人的想象，这也就导致互联网的传播方式、获取信息路径，犹如孙悟空的七十二变，眼花缭乱、生生不息。对于正规视听节目发布网站而言，一纸禁令足矣；但对于非法网站、边缘网站而言，只有拥有一定技术手段，其“非法业务”或许反而逆势上扬。这正所谓“防君子难防小人”。
         影视作品主管部门的“无证禁播令”，从法律角度而言，符合对影视版权等知识产权的保护原则；从国内影视制作、播放现状而言，也有保护国内影视文化产业的一面。不过，网民的自由选择和现实需求，构成了对“禁令”最大的阻力，毕竟，对于博大精深、浩瀚如海的互联网而言，只要存在巨大的需求就必然存在巨大的利益驱动，结果也就必然有人以改头换面、偷梁换柱、瞒天过海的方式，继续播放“无证影视”。2007年年底，影视作品主管部门也曾发过类似“无证禁播令”，时隔不到两年相同的“禁令”再次发布，可见在文化需求和技术无限的网络现实中，执法成本与难度都超乎想象。
      在中国古代治理文化中，“大禹治水”的智慧被沿用数千年。当鲧只是单一地用水来土掩、兵来将挡的方法治水时，结果事倍功半，最终水患依然，自己也被舜杀掉；而禹在吸取父亲的教训后，有张有弛有疏有导，用立体的方法取代单一的方法，结果事半功倍。

     365个日夜过去了，汶川大地震依旧每每沁入无数国人的梦境，一曲悲歌万点泪，春风化雨佑我民。长歌当哭之后，必是千帆相竞；肝胆俱裂之后，必是重振旗鼓。然而，从绝望到希望、从痛不欲生到涅槃重生，其间灾区民众所经受的炼狱之痛、亿万国人所煎熬的砥砺之苦，即使将365个日夜化为一部史书，也必定挂一漏万；即使将365个日夜化作一艘航母，也必定载不动沉沉的记忆！
         记忆是一座不会湮灭的灯塔，是一条永不枯竭的溪流，浸渍其间，灵魂才能在飘零中找到归航的方向，文明才能在成长中站稳脚跟。记住一年前的山崩地裂，记住一年前的山河破碎，记住一年前的万众一心，记住一年前的举国哀悼，不是一遍遍咬噬布满伤痕的心灵，而是清洗和擦拭镌刻在精神丰碑上的文化符号，那符号，记录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历经磨难岿然挺拔的精髓。正是这种精髓所在，让一个民族即使经历了人类史上几乎所有惨痛的磨难、所有极端的重击，却依然从尘埃和碎石中站起来，擦去淋淋的鲜血，继续前行。
        生命是一轮永不落山的皓月，是一双比海洋还辽阔、比宇宙还深远的眼睛，它永远在黑夜给人以希望，它永远洞穿世界上最坚硬的躯壳，寻找永恒的价值。69227条凋谢的生命，就是69227棵尊严与不朽同在的松柏，17923名杳无音信的失踪者，就是共和国史书上17923个硕大的问号。无论生命的礼赞还是生命的哀乐，无论生命的平凡还是生命的张扬，无论是逝者的凋落还是生者的挺立，在文明的天平上，他们都有着毫无差别的千钧分量。正是生命至高无上的价值矗立，让21世纪的这场举世震惊的天灾，成为中华苦难史上一朵异常夺目的奇葩，人性的光芒辉耀着隆隆而行的历史车轮；也正是生命至高无上的深入人心，每一位遇难者的姓名的查实，包括每一位学生、儿童的身份确认，都是这个国家对国民义不容辞的庄严承诺，因为生死有名，早已超越简单的身份符号，张扬着尊严、平等、敬畏这些人性的终极内涵。
        重生是浴火后的涅槃，是阴阳诀别后的承诺，是历经苦难、百转千回后的伟岸奇绝，是水滴石穿、木锯绳断后的心灵超越。活着，是对逝者最大的告慰，天若有知，灵若有感，生者铿锵有力的脉搏必将成为天堂最美的旋律；不仅活着，还要活得更好，天堂无数双期待的眼神永远透射着殷殷的祝福，多姿多彩的幸福女神也无时无刻不站在未来的人生之路上远远地招手。哀痛是深谷中流淌的河流，重生是河流两侧的巍峨高山，让河流在心灵最隐秘的地方缓缓流淌，留住记忆，让重生在日月光华中巍然屹立，追求幸福——人生本应就是在无数的多项选择和多个经纬交点中前行。
      星光暗淡，总有明月当空；哀歌遍野，必有绝处逢生。每一次悲剧都是一种洗礼，多少尘世浮华，几多人心不古，莫不低下高昂的头颅、闭上跋扈的眼睛，聆听天堂的教诲；每一次悲剧都是一场核聚变，多米诺骨牌似的连锁效应，多少平静的心灵、封闭的精神，一夜之间迸发出暴风骤雨，不，天翻地覆般的力量，无数只手、无数条腿在悲剧后，掀起一浪又一浪的人性风暴、爱心革命；每一次悲剧都是一部憾人的史记，写满一个民族层层叠叠、林林总总的长短得失，而无数平凡而又真实的史记，才真正筑成共和国成长的阶梯。
       365个日夜过去了，一年的崎岖胜过十年的坦途。残阳如烟，朝阳喷薄，星汉灿烂，生生不息，静心垂首，一起聆听这共和国的史记！

     房地产、市政建设、道路建设、资源开发和孩子的教育相比，国家的财政投入是否在经济与教育的天平上公允？城里的孩子、农村的孩子，富人的孩子、穷人的孩子，高官的孩子、百姓的孩子，他们是否能机会平等地享受相近条件的教育？不计其数的考试、名目繁多的排名与责任、民主、友爱、平等、坚韧、诚实的品格培养，教育的现状究竟是接近前者还是靠近后者？不遗余力地追逐名利、八面玲珑地践行潜规则、习惯自然的居高临下，身旁成人们在滚滚红尘中的长袖善舞让孩子迷失判断：大人该如何用身体力行为理想写下高尚的注脚？烈日下的列队迎宾、冷雨下的瑟瑟表演、精疲力尽的汇报演出，这是在磨练孩子意志、彰显少年才艺，还是颐指气使把孩子做道具以实现成人世界的诸般谄媚？……这是什么？这些正是束缚孩子们成长的井和笼。
  “儿童节”，源于二战时期那些被虐杀的儿童的惨痛事实，由博爱主义、悲悯情怀等一系列可贵的人类文明因子集腋成裘，最终赋予孩子的一种共同使命和心声，从全社会集体行动反对虐杀儿童、保护他们的生存与健康等权利，代代演进到今天，必然汇集而成一种文明观：人类要平等，孩子同样要平等；人类要自由，孩子同样要自由；人类要环保，孩子同样要环保；人类要博爱，孩子同样要博爱；人类要道德，孩子同样要道德；人类要尊重，孩子同样要尊重……
  凡是人类共同遵守和向往的价值，同样要赋予孩子们，不能因他们的孱弱而剥夺，不能因他们的幼稚而减少，不能因他们的娇嫩而冷冻。让孩子诚实，首先成人就不能制造谎言；让孩子懂得关爱，首先成人要有慈悲情怀；让孩子尊重我们，首先成人要弯下腰与他们平视；让孩子注重保护环境，首先成人要与破坏环境的言行决绝……一万句重复的说教，终究比不上一次亲历而为。
  走过60年一个甲子的“儿童节”，回望来路，“轻舟已过万重山”；展望前路，路漫漫其修远兮，世界的未来会怎样，答案就是我们今天给予孩子怎样一个世界。

   多年以后，面对人类的某种悲剧，有记忆的人将会想起，1937年隆冬发生在中国的那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有历史学家估算，如果把大屠杀中死难者的手连起来，足有300多公里长；死难者的血总重可达1200吨；而尸体能装满2500节火车车厢。
　　　这就是南京大屠杀！这就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惨绝人寰的悲剧之一！而12月13日，是持续六周的南京大屠杀70周年纪念日的第一天！这一天起，中国人，有足够的理由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对30万亡灵的哀悼，表达对一个民族苦难的反思！
　　　 12月13日起，或许有的人会去献花、有的人会发表悼文，也有的人浑然不觉、有的人无动于衷。但我相信，在这一天，大洋彼岸的张纯如女士一定在天堂向南京致哀，最年长的已逝“慰安妇”朱巧妹一定在天堂因记忆而痛楚，南京城上那30万飘荡的亡灵一定在诉说那无尽的悲凄故事。
　　　一头是地狱，一头是人间，中间横亘着70年的烟雨苍茫，时间可以冲刷一切器物，却无法冲刷掉民族的记忆，地狱里的凄惨与反思，只要还有理性为质料、良知为路、人性为桥，就注定可以成为人间的黄钟大吕，驱赶民族的颓废、迷乱和健忘。遥望历史风尘中的南京，看的不仅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制造的一幕幕屠杀场景，更是一缕缕人性的剖析、罪恶的拷问和国运兴衰的历史规律。
　　　 然而，一声断喝却从天而降：有多少人看到了历史中的南京，看到了大屠杀的悲剧，看到了悲剧掩盖的重重诘问？
　　　这声断喝又让人想到了以色列。每年的大屠杀纪念日，当天上午十时，以色列全国鸣笛两分钟，几秒钟内，以色列突然安静下来——车停下了，机器不轰鸣了，娱乐消失了，路人肃立了，刚刚还喧嚣的耶路撒冷大街，仿佛凝固了，每个人都成了雕塑。这种对苦难的哀悼正是对历史的一种尊重和牢记，这样的集体意识不是靠几个惯常的纪念日来培养，更不是靠一些程式化的组织活动来灌输，而是通过细致入微的法律、制度、习惯等一代代传承下来的。
　　　这对我们来讲，似乎不可思议，不可理解。因为这里也鸣笛，但鸣笛时热闹如常的场面将鸣笛的价值解构成一杯白开水；我们也纪念，但少之又少的自发纪念将纪念的价值消解得形销骨立。或许这一切都是无意识，所以无可厚非，但可怕的就是这集体无意识，因为民族的苦难和人类的悲剧在记忆中消失，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这很容易让我们不幸堕入西班牙哲学家乔治·桑塔亚不朽警句的预言中——“忘记过去的人注定会重蹈覆辙”。每每想起打响中国抗战第一枪的“东北军北大营”被夷为平地；想起淞沪战役让“八百壮士”一战成名的四行仓库成了保龄球馆家具城；想起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亚洲最大的“慰安妇”遗址拆迁行动被暂时搁置，但那也仅仅是“死缓”而已，或许在时间如落叶般飘零的时候，在舆论的焦点如涟漪般散开的时候，那些载着历史印记的的建筑、弱不禁风的历史遗址可能就在一夜之间，被所谓文明的巨型铲车夷为平地，一切灰飞烟灭，又一段历史从记忆中抹去……想到这些，今天，面对70年前那场噩梦，内心除了哀悼，除了凄楚，不知您的心中是否有些愤愤的、急急的味道！
　　　法国诺曼底因为那场规模空前的登陆战而名垂千古，那里有个叫奥拉都尔的小村，同样刻下了法国二战史上最为惨烈的记忆。1944年6月10日，德国法西斯屠杀了奥拉都尔600多位村民。战后法国政府保持该村原貌，没有进行修复重建，只在村口立了一块牌子，上面写了两个字：“记住”。
　　　对，记住，记住就是一种力量。古人云：“亡其国，先亡其史。”古希腊神话里，记忆女神是科学、艺术等神之母，没有记忆注定整个文化要堕入一种荒漠化和虚无化，国何以成国？承载一个民族最深重灾难的历史，必定是一个民族记忆的重点，因为那里写满灾难的原因、过程，写满足以唤醒人性的箴言，写满破解民族兴衰国家兴亡的历史密码。所以，对于那些轻易就以各种借口将历史遗址等记忆从城市抹去的人，不论官至几品、不论政绩几何，都将在历史的法庭上接受公民的控诉，因为当所谓的政绩建立在抹煞民族记忆的基础上时，留下的只是一堆无根的浮萍，摧毁的却是防止人类悲剧重演的杀毒软件。
　　　不要那么多慷慨激昂的大义，不要那么多激动人心的高调，其实，记住历史，尤其思考历史，从最朴素的人性层面而言，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让自己和子孙后代免遭涂炭，因为谁也不敢保证自己以及后代永远不会成为悲剧里的主角，我们能让自己放心的唯一做法就是：自己先站起来，然后提醒和帮助别人也站起来，让每个人从思想上、权利上、自由上、理性上强大起来，所有人的强大必然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大。
　　　 只要还有一个人没有强大起来，那所有背负民族苦难的历史，都应当铭刻在每一个国人心中！

          多年以后，不知是否有更多的人，会庄严肃穆地想起1937年隆冬发生在中国南京的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29年前，“张春桥”三个字如日中天，其知名度绝对不亚于眼下刚刚在大陆刮起飓风的“连宋”；29年前，从上海到北京，从“一月革命”到“觊觎总理重位”，历史的帷幕上无不投射出他的剪影。而和这三个字形影不离的是一串串灾难：四人帮、中央文革小组、全面夺权、武斗、党同伐异、政治迫害……从老舍的投湖自尽到傅雷的上吊自杀，从遇罗克的被杀到林昭的失踪，从55万知识分子被迫害为牛鬼蛇神到几千万老百姓活活饿死，从文学艺术全面禁锢到八个样板戏一统天下，苦难、灾难、国难的背后都可以看到不少鬼魅妖影，而张春桥就是其中颇为醒目的一个。
　　然而，在经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拨乱反正后，在改革开放越行越远、逐渐进入深水区后，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和报道却日薄西山、越来越淡。不仅是1959-1961中国几千万老百姓被饿死始终没有深入彻底的反思，相反在各种官方的课本、文献中，还把几千万人的死亡归咎于“自然灾害”，称之为“非正常死亡”，而且在文坛泰斗巴金在发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呼声后，呐喊始终如泥牛入海。1942年发生在河南的大饥荒，饿死上百万人，实际情况是当地政府欺上瞒下，拒绝开仓放粮，听凭灾民四处逃荒，不断上演人吃人的人世悲剧。要不是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白修德向世界披露了这一“人祸”，恐怕这段惨剧就这么一笔勾销了。而“文革”期间发生的饿死人惨剧比起1942年的中原饥荒，其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死亡人数有十倍之差。中共元老李锐在《亲历大跃进》中引用了有关专家对那几年全国各地气候指标的数据分析，从中可以看出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更多是掩饰“人祸”的一个幌子，根本原因是当时的“浮夸风”、“报喜不报忧心理”、“谎言官风”、“阶级斗争为本、百姓福祉为末”思维的泛滥成灾，再说透一点，是当时法律缺失、民主沦亡、新闻专制的必然产物。
　　从饥荒回到1967年的上海，正是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撺掇和操纵下，上海全面掀起了所谓“夺权革命”，成立了所谓“上海人民公社”，从而拉开了全国范围的“夺权、武斗”风暴，一时之间，全国上下到处拉帮结派、武装打斗。尽管其本人曾三次受到群众的挞伐，甚至连其当年化名“狄克”攻击鲁迅的底子都被兜出来了，可在江青、林彪等的帮助下，硬是化险为夷，可见在那个年代，什么真理什么正义什么法律什么程序都被颠覆了，起作用的是权力，是阴谋，是厚黑。而学生、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等等都丧失了起码的独立思考能力，成为工具性的“一块砖、一片瓦、一颗螺丝钉”。正如后来的诗人所写：“人民是什么？人民是旗帜，需要的时候将它顶出去，不需要的时候将它卷起来；人民是什么？人民是矛和盾。向敌人进攻时用它作矛，防御敌人时用它作盾。”
　　那是一个人性泯灭的年代，那是一个思想苍白的年代，那是一个人人都身处泥淖的时代，那是一个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时代，那是一个政治制度、社会机制漏洞百出的时代，那是一个专制压倒民主、个人权利一无是处的时代。在拨乱反正后，在正本清源后，本应集中举国之力，认真的反思和研究，就像德国“第三帝国”灭亡后，从政府到民间对纳粹的集体反思和忏悔一样，铲除灾难重临的一切渊薮；但是，这种集体反思和忏悔，从来没有彻底地出现，甚至没有大面积的出现，没有几个人公开的为自己在荒唐岁月里的荒唐行为道歉，没有多少人把那段苦难的岁月当作一种警戒传递给下一代，没有多少媒体还对那段历史保持清醒的关注，有的却是很多“老三届”们津津乐道于下乡的经历如何使自己终于一步步走向成功，有的却是很多的知识分子对二三十年前往事的集体遗忘转而集体向钱看，有的却是很多的孩子把那段岁月当作“激情燃烧的岁月”欢呼雀跃。事实上，20实际下半叶中国最大的灾难才仅仅过去不到30年哪！
　　“还记得吗？/我们曾年饮马顿河岸/跨过乌克兰的草原/翻过乌拉尔的高峰/将克里姆林宫的红星再次点燃/我们曾沿着公社的足迹/穿过巴黎公社的街垒/踏着国际歌的鼓点/驰骋在欧罗巴的每一个城镇、乡村、港湾/瑞士的风光/比萨的塔尖/也门的晚霞/金边的佛殿/富士山的樱花/哈瓦那的烤烟/西班牙的红酒/黑非洲的清泉/这一切啊：/都不曾使我们留恋/因为我们有/钢枪在手/重任在肩……”就在那个年代，为了激情，为了理想，年轻人什么干不出来。
　　遇罗克被枪毙、张志新被割喉、李九莲被竹签穿舌……还有林昭，还有王申酉，仅仅说了几句实话就永远消失了，还有多少人，尤其还有多少年轻人能知道他们，能继承他们的勇气和独立思考？
　　张春桥死了，但历史就真的要逐渐被盖上厚厚的帷幔吗？
　　古希腊神话中，记忆女神是历史、科学、艺术等神之母，忘记过去就等于开始酝酿下一个悲剧，就等于我们要继续轮回阴霾，不是吗？看看日本右翼吧，谁说他们的决不忏悔没有孕育新的危险？

    尽管从国内最权威的机构———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 得出的阅读调查显示，中国近半干部一年不读书，但这丝毫不影响高官“以书施政”带来的政治遐想。中国有着深厚的“书生治国”传统，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西汉的“黄老之治”到南宋的“书院勃兴”，从家喻户晓的“三顾茅庐”故事到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学而优则仕”、“学而优治国”成为传承不息的文化遗传因子，当这样根深蒂固的文化密码一旦被某种现实激活，比如“以书施政”现象，那种将权力和百姓福祉连接起来的“清官情结”就很容易发酵，千般万般的遐想中，这种情结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具有诸多先进思维的高官，怎能不得为官的真谛？一个有着从政真谛的高官，怎能不“权为民所用”……遐想仍然可以无限延续下去，像“‘以书施政’的高官势必影响一方官场，带动一批官员，向着百姓心中的清官直奔而去”一般的遐想，当属此列。

    但历史的吊诡在于，在一个盘根错节、纷繁复杂的场域，一个人的力量永远是有限的，就像磁场似的，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磁力输入和强化磁力传播的保障，随着距离的扩大与延长，磁场的力量很快就会减弱。当“以书施政”为公众带来诸多可观的遐想和希冀时，当“以书施政”为官场文化注入某些优良的文化传统养分时，必须从历史的吊诡看到更强大的力量。这样的力量就是“全民书香”。

    每年权威机构的调查显示，国民的阅读率在下降，尤其是书籍的阅读更似王小二过年——— 一年不如一年。“全民书香”的寄望似乎只能望洋兴叹。这里的 “全民书香”并非全民读书，而是抽象意义上的“精神嬗变”。读书，不过是一种手段和形式，根本目的是掌握知识、开阔眼界，最终实现个人思维的影响与改变。只要能实现人的精神世界的嬗变，即使不读书，在信息时代，仍然有越来越多的路径。改革开放30年最本质的嬗变，不是经济的突飞猛进，不是城市的日新月异，不是GDP的扶摇直上，而是人思维的变化，那种变化是一颗北极冰冻的树种植入黄山成长为黄山松般的嬗变，这样的嬗变也有以下经典的注解：“造成文明洗心革面的唯一重要的变化，是影响到思想、观念、信仰的变化。”当“以书施政”成为一种可期的政坛流行文化时，公权更当创造诸多条件、培养宽容心态，为全民的“书香波澜”“精神嬗变”提供便利，这种波澜和嬗变无外乎是一种公民意识的觉醒、文明素养的提升、超越国界与文化的人类价值观的普及，等等。

    “以书施政”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书香政治”，它自有其必不可少的中国意味，在很多时候，这种“以书施政”也是中国政治文明达到彼岸的一艘渡船；中国更需要的是由上推动、自下而上的全民“书香波澜”，在所有时候，全民思维的普遍先进、普遍进步、普遍开阔、普遍独立，才能让一个国家和民族良性发展的精神磁场长盛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