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便是。

    起初，完全没有注意到这部剧，一部来自西北高原的不事张扬的电视台的剧集。没注意到，基于两个原因。一是在习惯性的收视恐惧中不能自拔，而是将近五十集的篇幅让人望而生畏。一位媒体的朋友提醒我：可以看看。

    于是，用了两天时间，用“满堂灌”的方式集中看完了这部剧。全赖网络视频的方便。

    平心而论，这部剧最初并不抢眼，没有太多花哨的东西，在这年头已属不易。更难得的是，看着看着就被带进了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没有看到眼下已经司空见惯的胡编乱造，以及雷人的胡言乱语。所以更增一份好感。

    此剧布局极为宏大，目前看到的48集只是《大秦帝国》的第一部“黑色裂变”，据说还有五部在后面等着。囊括了秦王朝的所有兴亡历史。但就这一部，从秦献公的“少梁之战”开始，直到变法的商鞅被五马分尸结束。对于大秦帝国的统一大业而言，实在还是序幕。但这个序幕被演绎得十分精彩，围绕着秦国的从积弱到崛起，在危局中秦献公、秦孝公、商鞅、长史公孙贾、上大夫甘龙等人的表演，都恰到好处地契合了那个英雄时代的特有气质，即使是搞阴谋，都带有一种豪气和霸气。让看惯了勾心斗角的清宫戏的观众，总算明白了中国历史还有那么一段回肠荡气的争斗。

    其实，稍懂历史的都知道，战国时代的历史最复杂，也最缺史料支撑。用文学手法表现也难度最高。鲁迅先生就感叹过，三国宜于做小说，而春秋战国不宜于做小说。所以鲁迅先生曾经发过雄心要写一写那段历史，但准备了好多年，终究没有触碰春秋战国。他老人家是明智的。

    个中原因，除了年代久远，器物、氛围、语言都过于陌生，今人难于把握。另一个重要原因，跟秦始皇本人的“焚书坑儒”有关。首先“焚书”就让许多重要的历史文献灰飞烟灭，无从查考，所以无论《二十四史》、《二十五史》乃至后来的《二十六史》，惶惶百卷中，汉以前的历史只有《史记》的四卷，至于春秋战国史又只是四卷之一部，秦国史自然更其见拙。再次“坑儒”让天下的文人成为秦朝之敌，在汉以后儒文化一统天下的历朝，秦代的评价可想而知，不是回避，就是扭曲。最终划归另册。

    所以，秦始皇在统一中国的同时，牺牲了王朝的历史。并且用力过猛，也让自己的“万世大业”比焚烧的典籍更快地灰飞烟灭。

    看《大秦帝国》，至少不需要不断地与历史闹别扭，这是创作者的成功。至少编导们不会处心积虑地像《赤壁》或《花木兰》那样在英雄们的身边安插一大批美女模特，更不会用各种今天都觉得突兀的新潮语言去冲击我们的神经。当然，这与编剧孙皓晖以一个学者的严谨和作家的想象力分不开，仅以他历十六年打造这部史诗来看，都是现在很多急于捞钱的名导、名编们所难以企及的。

    《大秦帝国》至少拯救了我们对历史剧的信心。

    至于戏里的一些硬伤被观众诟病，比如秦宫里摆着唐朝的凳子，在纸上写字的时候还没发明纸，这些硬伤提醒我们，面对历史，哪怕有一点瑕疵都会汗颜。但这些瑕疵已经不足以影响对那段历史的解读了。

    前几年新鲜，看见《纽约时报》每年都来那么一下，大家伙儿都可着劲地琢磨。但见多了，便觉也就那么点事了。但就那么点事，在中国的势头越来越猛。尤其是媒体，评不出年度人物，好像那一年就过不去。媒体媒体，没事找事的集体。

    游戏总是要翻新的，现在开始评选“年度文化人物”了，闻之当然高兴，毕竟证明文化人走出跌停板，有升值希望了。不过看了网上初评出来的结果，又有点泄气，文化人物评选没准会成为文化误人评选。

    比如某网煞有介事地按生旦净丑列出了人气榜，名列前八名的是：刘谦、小沈阳、周迅、李冰冰、孙红雷、海清、韩寒、周立波。我看除了韩寒之外，恐怕都只能算做娱乐人物。而且基本上是两大阵营，一是笑星，二是刚出炉的影视剧明星。第一阵营的小沈阳、孙红雷刚在张艺谋发明的“喜闹剧”《三枪拍案惊奇》中嬉闹了一把，周立波在上海一个人嬉闹，刘谦虽然玩的是魔术，嬉闹功夫却也不在前几人之下。第二阵营的周迅、李冰冰，刚在电影《风声》里演了两个女国军，至于名不见经传的海清，还得感谢电视剧《蜗居》的禁播，这年头禁什么火什么，几乎已成铁律。

    这就炼成了“2009年度文化人物榜”，虽然还没有尘埃落定，不过生旦净丑们基本上也都上场了，不会有大变化。假如中国的文化就靠这几位撑着，真有点玄。

    还有某网的“网络盛典年度文化人物”评选，给出几位候选者的理由也颇有娱乐色彩，比如金庸入选，是因为“年逾八旬终于被中国作协‘收编’”，余秋雨是因为“诈捐”费了无数口舌，“央视面孔”的赵忠祥大叔现身”舞林大会”，以并不苗条的身躯和年轻人同台飙舞，易中天在电视录制现场用“毒舌”不客气地修理了小辈儿……总而言之，关键词还是“娱乐”。

    我承认，娱乐是文化的一种，但肯定不是娱乐的全部，假如娱乐成为文化的全部，那就相当不妙了。无论对于文化还是娱乐都是如此。

    其实我并没有认为，一定要把今年驾鹤西去的几位文化大师列上，任继愈、季羡林、杨宪益等人对今天沉迷于“偷菜”的金领、白领、蓝领、黑领、X领来说，实在太陌生了，因为陌生而不重要。我也不认为把当年的“娱乐界”人物列上就好，例如被称之为中国话剧“活化石”的欧阳山尊，当代中国最后一个“大玩家”王世襄，人艺的“老戏骨”林连昆，相声界最大的“绿叶”李文华。娱乐时代不需要这些正面的角色，倘若他们能够有点绯闻、留下几句雷人的话，也许上榜的理由便充足些。可惜他们都没有。

    所以，大师们都走了，他们也许能觉出自己对于这个娱乐时代的多余，该走则走，结伴西行了。

    让娱乐中人聊以放心的是，娱乐时代并不因为某个人或某些人的缺席而稍有改变，倒是会把一些本来并不娱乐的人改造得越来越娱乐，比如张艺谋，本来愁眉紧锁，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经过几部大片的洗礼，脱胎换骨地朝赵本山的路子上奔。奔到最后，奔到了一起，奔成一副网络名联：

    上联：张艺谋财

    下联：赵本山寨

    横批：二人赚

    网友中文化者竟然不绝，这是文化泡沫时代的奇迹。为此，让愿意娱乐的人乐去吧，我等只看着乐到啥时？倘若实在有空，才唠叨两句。

    这部片子吊了国人一年的胃口了，从宣传上一开始就给人以强强联合的印象，张艺谋加赵本山，电影加小品的结合，再捎上眼下正红火的小沈阳、孙红雷、闫妮、毛毛等腕儿，大家憋了一年，就等着看这部年度最大的贺岁片。但张艺谋和赵本山用事实证明，一加一有时候并不等于或大于二，倒有可能小于一，甚至还有可能等于零或负数。

    首先，片子自始至终都没有找到自己的节奏，只是鸡零狗碎地把既往小品的台词一股脑地串串烧，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其实对于小品，大家都喜欢，我也不例外，好的小品能把生活里的智慧提炼出来，让人看后忍俊不禁又联想无限。精彩的小品台词会成为社会流行语。问题是《三枪》除了懒惰地把小品台词直接拿过来使用，比如“这是真没有，嚎——”、“妈呀，太刺激了”云云，基本上看不到一点原创的东西，所有的笑料都是老掉牙的，所有的肢体语言都连春晚的百分之一都不及。

    至于故事，那更是讲得一塌糊涂。一直都知道张艺谋不会讲故事，这个毛病延续至今，所以他干脆找了一个美国片《血迷宫》作为蓝本，进行了一次“洋为中用”的克隆。当然如果改好了，至少也算是一次成功地描红。因为二十多年前，刚出道的科恩兄弟用“后希区柯克”的手法讲述了一个复杂而充满欲望的谋杀故事，其中悬念迭起，而且对人性进行了透彻的揭示。在电影评论界和观众中口碑都过得去，尤其是只用两个月时间、只花八十万美元的小成本制作，让人对科恩兄弟刮目相看。

    遗憾的是描红版的“三枪血迷宫”，把原本十分绵密、诡异、黑色的剧情，演绎成简单粗糙、荒唐不经的情节，连小孩子都能看出剧中人的愚蠢、弱智，几个最关键的切口都完全经不起推敲。最后当我看到闫妮在反抗孙红雷追杀时，一刀把孙的手扎在窗户上，我差点没吐出来，我马上就想起《血迷宫》里艾比反抗时用刀把威斯的手钉在窗户上的镜头。这种“改编”也实在太忠实原著了吧。至于枪打不死，又被活埋等等桥段，也完全照搬科恩兄弟，却少了原作的精髓。

    同样都是导演，人家科恩兄弟刚出道时就拍了这种片子，此后一直在艺术的道路上继续前行，拍出了获戛纳金棕榈大奖的《巴顿芬克》和《冰血暴》，再后来《老无所依》又横扫奥斯卡。与之相对，张艺谋正走着一条相反的道路，他和中国的许多导演一样，起点不错，却每况愈下，王小二过年，借“顺应市场”为由逐渐远离电影本体，成为简单挣钱的机器，他们除了花钱，别的已经不会了。但看到这部片子中，老谋子要靠把山峦铺上颜色，伪装成丹霞地貌，来发挥他的摄影特长，就更觉出“黔驴技穷”和“江郎才尽”的古意今用。

    有些人为老谋子辩护，说他把小品、春晚、无厘头混搭一起也出于无奈，好像责任不在他，而在“低素质”的观众。但我想“混搭”本身不是错，在一个支离破碎的混搭年代，嫁接和杂交乃属难免，但前提是“混搭”得要巧妙，要合理，至少要靠谱。否则，狗屎和牛排的混搭，肯定是上不了餐桌的。

    我早就说过一万次，眼下的各类评比、榜单都没有严肃性和精确性，所以连最基本的“参考价值”也无，就连俺老胡家的那个什么润，搞了个富豪榜，也是王小二过年，越来越没有影响力。据说每年应付官司都够呛。

    所以，在中国富豪榜都已经声名狼藉的今天，推出这个中国作家富豪榜出来，确实有点拿文学不当回事的劲头，它只能再一次印证一点，文学的标尺已经简单到用金钱衡量的程度，这是文化消费时代的必然和尴尬。

    有意思的是，上榜的人和没上榜的人，都对这个榜表示各自的不屑。上榜的人没几个认可上面的数字，没上榜的认为这哪叫让作家露富，简直就是“露穷”。第一富豪郑渊洁2000万，还不如一个县里的贪官，更别跟乡镇企业家比了，即使这样郑先生也不认，直呼“中国的作家太穷了”。这倒是实情，中国的作家靠写作能让自己活着就已属优秀，倘能养家就属奇迹了。

    但问题还不在这里，看看这个榜单上的作家们的作品吧，比他们的金钱更让公众寒酸，前三名无一例外都是写少儿文学的，因此被人讥为“麦当劳作家”。我绝非对儿童文学作家有微词，相反优秀的儿童文学滋养了包括我们在内的一代代人。但真实的情况是，郑渊洁早就不写童话了，他现在是靠推销他的旧作和做电视挣钱。郭敬明更应该算作商场中人，他的作品除了在法庭上被板上钉钉的抄袭作品外，他今天的作品哪个字出于自己之手，明白者恐怕只有自己之心。我们这几位少儿文学作家，有谁能像安徒生、格林那样用心去熏陶、影响孩子。此外，在应试教育的枷锁下苦苦挣扎的孩子，是否真的消费了这些文学，还得打个不小的问号。

    所以，人们自然要发出中国不仅要有“富豪”，更要有“文豪”的感叹。这一点不是酸葡萄心理，因为这些年来，我们看到作家们逐渐在光鲜起来，钱袋在逐渐丰满起来，但好作品也同时丰满起来了吗？好作家也同时成长起来了吗？话说回来，假如狐狸们都认为葡萄是酸的，那没准还真不是狐狸的问题。

    我想那个费力弄出作家富豪榜的人，绝不是为作家的生存状态鼓与呼，相反在向社会集体炫富，他宣称“它（指作家富豪榜）是中国作家告别文学奴才的标志”，好家伙，不做“文学奴才”，改做“财富奴才”，改弦更张的还挺及时。由此，我们不难从中嗅出制榜行为包含的浓重投机性，就像一个商人看准了一个项目，果断出手了。

    说实话，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当然认为今天的作家们收入太低，甚至希望写作可以致富。但我同样认为，作为一种文化价值观，如果一个作家把金钱作为目标，把经济收入与写作高度等同起来，那是极其危险的，更多的时候是南辕北辙。

    也正因此，“作家富豪榜”不会让作家真的富起来。

    这位曾仕强先生讲的是《易经》，但自始至终绕着《易经》走，完全不去解读《易经》里面包含的“易理”、“易数”和“易术”。除了很少的几个“阴阳”、“卦爻”之类的词汇，基本上远离《易经》的文本和话语范畴。特别搞笑的是，他每解释一个《易经》上的概念，必然要搬出孔子在《论语》里的言论。让人摸不清他是道是儒？唯有一条，他打太极兜圈子的功夫确实得了《易经》真传。

    牺牲了几个晚上，觉得损失颇大，于是开始在网上搜索这位原本不知何方神圣的人物。不是为了找他算帐，只是为了搞清究竟。

    一百度一谷歌，五分钟便知此人为台湾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式管理大师、全球华人中国式管理第一人。好家伙，又冒出一个“大师”。再于是费点工夫查了下这个大师的专业背景，发现他的全部学术背景都是管理学，他的主要著作如下：《总裁领导学》、《21世纪易经管理法》、《点评胡雪岩成功之道》、《人性管理》、《孙子兵法与人力自动化》、《卓越经理人的必修课》、《胡雪岩的启示》、《曾仕强剖析胡雪岩商道》、《中国式管理》、《中道管理》、《圆通的人际关系》等百种管理著作。只有一本与《易经》相关的，也就是这次与“百家讲坛”节目同步的《易经的奥秘》。

    其实，央视“百家讲坛”想推出一个管理学的课程，何必羞羞答答，尽管推出便是，为何非要套上《易经》的礼服？难道只有这样看起来才体面些？以本小人之心，度一下那些伪君子之腹，假如直接命题《管理的奥秘》，估计观众寥寥可数，因为这些年他们见过的管理大师太多了，有人戏称，中国的大师集中在两个领域，一个是管理界，一个是气功界。所以他们是不会轻易冒险的。可是，一旦嫁接在国学上，尤其是嫁接在还没人敢碰的《易经》上，那阵势就不一样了，收视率肯定飙升，目前的效果好像也应了这招，一些人果然“收视”了。

    只是这一招害了观众，他们从这位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易经大师”嘴里，只能得到“易经真的很容易”这样的谬之又谬的谬论，只能得到“易经很可能是‘神来之笔’所留下来的痕迹”这种模棱两可的观点，只能得到用孔子的《论语》来解读《易经》这样匪夷所思的过程，只能得到“一切都是命定的，你还要努力干吗呢”这样似是而非的结论。

    听完曾仕强的讲座，除了体会信口开河的忽悠之外，基本上颗粒无收，《易经》仍然离观众十万八千里，甚至比原来更远了。

    “百家讲坛”为了挽救可怜的收视率，拿《易经》开涮，实在是对传统文化的亵渎，伏羲、文王或周公没准哪天会怪罪下来的。到那时候，就不知道谁开涮谁了。

    遵嘱回答如下：

读什么书？怎么读？

    我读书一般没有计划，因为没有目的。前些天在“深圳文化沙龙”上我谈了个观点，深圳用十年时间集聚起了读书的空气，固然可喜。但现在要从“读不读”向“读什么” 转化。从某种意义上，“读什么”比“读不读”更能体现一个城市的品位和品味。

    我现在到处推销我的“读闲书论”，就是每人每年要读至少两本跟本职工作无关的闲书。因为我检点自己的读书生涯，最大的收益恰恰来自于那些不经意间读过的闲书，比如我过去做记者，从来不会得益于“采访学”、“编辑学”之类的所谓“业务书”。后来做文化研究，能够对我起作用的也是那些杂书。至于对于一生有影响的书，那更是非闲书莫属。

    那么什么是“闲书”呢？当然没有定论，从类别上分大致就是跟社会、政治、功名等等有点距离的书，从写法上分就是无一定之规、自由挥洒的书。包括小说、游记、名物、传记、花鸟虫鱼、饮食男女等等。或者干脆用一句话概括，凡是应试教育下中学老师反对的书。因为中学老师看见学生读小说就紧张，就觉得是浪费时光。而这扼杀了多少读书种子。

    至于怎么读，就因人而异了。精读、细嚼、泛读、草读我认为都可以，读闲书的好处就是没有压力和目的地读，可以根据彼时、彼地、彼人、彼书的瞬间状态，随时调整，无需给出“怎么读”的范式，“无范式”才是最合理的读书方式。

你对读书月的想法？

    读书月极大地改变了深圳城市的格调，柔化了深圳的城市硬度。读书月最大的价值在于它贡献了一个新的价值观，过去我们的城市曾经贡献过一个价值观——“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个价值观对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换的中国有过特殊意义。但时至今日，这个价值观已经不能继续引领社会了，它只是初级的价值观，在物质化的社会，这样的价值观只有解释性，没有了引领性。所以读书月贡献了一个新的价值观——“阅读令人尊重”，“阅读是最美的季节”。这个价值观具有引领性，它让我们明确物质不是目的，精神和灵魂才至关重要。 

    读书使我们整个城市逐渐地安静下来，逐渐地从容起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当然这一切都还刚刚起步，可以想见，五十年一百年地读下去，我们这个城市会越来越让人留恋，越来越有趣味的。一个有趣味的城市才最适合人居，完全不是什么“海景”、“山景”的豪宅所能替代的。只要阅读，虽居草庐，也拥有世界。

结合国外的“读书”，谈谈国内的“读书”，有什么差别？我们该如何借鉴会更好？

    刚刚去了法兰克福书展，感慨很多。比较一下国外和国内的出版，就看出差距甚大。再比较一下国外全民性的自觉的阅读，更觉国民间的阅读差异。

    法兰克福书展被称为“书业奥运会”，在同一个跑道上检阅一下，确实能更容易地发现问题。比如，中国的出版界这次都带了最好的书去了德国，但和欧洲的书放在一起，就露了怯。打个比方，好比一个暴富的新贵站在一个真正贵族的旁边。新贵用遍了贴金的装饰品，而贵族不动声色地穿着家传的旧衣。一个熠熠闪亮，一个黯然内敛。

    中国的书是越来越漂亮了，甚至漂亮的越来越不像书，像时尚用品，像精美的摆设。而欧洲的书保持着文本一贯的尊严，纸质（轻如鸿毛的再生纸），设计力避花哨，追求大雅、简洁。而吾国的书，装帧则大都豪华、艳丽。我们这些年印刷技术上去了，也舍得用油墨了，甚至烫金、烫银、印金、印银、专色等等已经是小菜一碟。殊不知我们用的都是德国的印刷机，油墨也是进口的。欧洲人仍然坚守着他们的文本印刷，把机器和油墨出口给我们来用于对书的过度装潢。洋人太恶毒了。

    开本对比更有意思，国外书的主流开本是32开，小说、生活类的书更多是窄32开（比大32开更小）。中国书的主流开本是16开，且大16开占主导地位。两相对照，颇值玩味。过去本人一直固执地认为，32开（及以下）的才是书，16开的只是刊，书和刊不能混同。无奈国内出版界突然以书代刊，一夜之间都“大”起来了。所以，在德国的街头、草地、地铁，到处都能看到手不释卷的人，他们出版书是为了读者方便地读书，所以自然只能小和轻。我们出版书是供大家放在书架上的，是家装的一部分，所以大点还是气派。

    此外，国内的越来越多的书都戴上了“套”，也就是塑封，无论画册还是文字的书，一律戴套，显得神圣不可侵犯。而国外则鲜见戴套的书，偶有也是画册。

    至于内容，因为不懂洋文，就不比较了。怕是比较起来更加泄气。

每天看书，写书评，你最喜欢什么类型的书？

    我喜欢书是不管类型的，所以很难说喜欢某种类型的书。一般而言人文历史的书总是偏爱的。这几天看龙应台先生的《大江大海1949》，入迷而沉重。费正清先生主编的《剑桥中国史》，我觉得中国人都应该读读，多一个视角看祖宗。此外我看明清的笔记小说也很上瘾。其他杂书随拿随看，看得下去就看，看不下去就放下。一本书有几页甚至有几句话让你记住就是好书。

    总之，我的阅读一点也不时尚，畅销书排行榜不是我阅读的参照。有时候是反参照。

    今年是第十届读书月，一个读书活动坚持十年，着实不易。

    读书论坛也到了第九届，前面六届，我都是组织者，忙前忙后地做服务，所以在读书月的所有活动中，感情天平总是倾向于它。从第七届起，我就把棒交出去了。再出现时，身份是论坛主持人。

    这个转换，让我一下轻松许多。只是看到文化研究中心的那些兄弟们依然忙碌，觉得有点歉疚，好像他们继承了我的忙碌，是我的错。

    上周日，主持了著名画家陈丹青的演讲，丹青兄总是那么尖锐，在温文尔雅的外表下，潜藏着横眉冷对的锋芒。演讲的题目是“我为什么说我不是读书人”，一看就是“丹青风格”，下午是许纪霖教授的“现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纪霖兄是儒雅之人，言辞并不犀利，但绵里藏针。两位都属于有担当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当今知识阶层的失望和对国家体制的失望，于我感同身受。

    昨天下午，在明斯克航母主持了海洋文化论坛，今年的主题是“航母论剑”，嘉宾是凤凰卫视的军事评论员马鼎盛和近代史专家刘申宁。在我的“挑拨”下，两位争论得很热闹，现场效果也很火爆。

    今天有个“闲书架”活动，主旨是汇聚一些喜欢读书的人，把自己的闲书贡献出来，形成一个定期或不定期的读书聚会，主人是华侨城创意园UMI吧的吧主孙超，电视台的主持人王海东介绍过来，所以就去了。碰到邓康延、杨延康、鸟人等等。媒体人也不少，商报的何文琦、晚报的刘芳和电视台的“第一现场”都到了。我对“闲书”的概念很是认同，冲着这个“闲”字而去。闲人自然喜欢闲书。

    等到开始捐书了，我有些踌躇，因为家里的任何一本书在我看来都不“闲”，自然不会捐出，所以只带了自己的两本书，《胡腔野调》和《冒犯文化》。一看康延，英雄所见略同，也是他自己写的《老照片新观察》。大家相视一笑。彼此彼此。

    接下来的读书论坛，还有一场麦家的需要我主持。

    除此无大事。

    先到法兰克福，后访巴塞罗那，重游巴黎。其间虽旅途奔波，但多有收获。待休整几日，再一一道来。

    除了这几个名城，中间还计划外地邂逅了几个极有魅力的小城，比如德国的威斯巴登、奥芬堡、西班牙的马略卡岛、法国的斯特拉斯堡。

    每一处都给我惊喜。

    先贴几张照片，权当这么长时间偷懒的交代。 

法兰克福证交所。我执牛耳，今年牛市也。

西班牙的马略卡岛的帕尔马大教堂气势如虹。

全球最牛的教堂之一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是建筑大师高迪的神来之笔。

不到卢浮宫，等于没来巴黎。

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巧遇为我的书设计封面的刘运来先生。

                                        ——法兰克福札记之三

    “中国红”成为法兰克福的装饰色，使这个以灰白为基调的名城多了些跳脱。

    连续参加了几场主题活动，尤其是“中国之夜”让人放松。当时是走在大街上被熟悉的马头琴声引进贝特曼公园的，来自中国的少数民族艺术家在这里表演，民间剪纸、舞灯、秧歌都在争相献艺。不过我感觉外国人更感兴趣的是我们的小吃，每个摊位前都排起长龙，人们三五成群，操各种语言进行交流。在这里你会发现语言不是最主要的，微笑才是最主要的交际工具。这一点从昨天的“作品朗读”就可以看出，莫言和陈染他们在那里起劲地朗诵作品，我担心现场的老外是否会逃跑，不料这帮人听得一样入神。我想他们是把语言当音乐听，美的东西最终没有隔膜。

    今晚还有我更期待的“中国文学之夜”。我想那么多作家们到了一起，不知会把法兰克福文学馆闹成啥样。

    应该说，“中国主题馆”只能用美轮美奂来形容，设计得既古典又现代。在2500平方米的“道场”里，把中国元素玩了个遍，从纸张、活字到书本、墨滴，乃至数字网络，把华夏的出版从甲骨文、纸质印刷到多媒体数字的三千年一下勾连起来。走廊是突起的“字墙”，上空是悬挂的“书山”，地上有巨大的活字木雕，每个字都在一米见方，雄强有力。

    作家当然是书展的主角。大陆这回在美女作协主席铁凝的率领下，组织了将近百位，包括莫言、余华、苏童、毕飞宇等。而台湾地区也来了龙应台、张大春、王德威等知名作家学者，加上本就在海外的作家严歌苓、陈丹燕等等，此次阵容可谓空前。

    作家们也一改过往的严肃，频频接受声光电的采访。尤其是被名之为“蓝沙发”的对话最受关注，聚光灯下长枪短炮重重包围，除了媒体也有观众，除了问答也有尖叫，作家在这里丝毫不输于奥斯卡的大明星。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就上了好几位，新科状元赫塔·米勒坐过，在中国大名鼎鼎的君特·格拉斯也坐过，他的《铁皮鼓》出版五十周年了，这次也将研讨。中国作家的屁股也第一次坐上了“蓝沙发”，不知和诺贝尔奖得主亲密接触以后，中国作家的运气是否会好一点。

    而德国汉学家顾彬在书展现场又一次提出，中国作家要学好外语，最好能自己翻译自己的作品，不然离走向世界还很远。他说许多德国作家，就是自己翻译自己的作品。“作家自身成长的文化背景，以及全球化背景下作家思想的复杂性，是翻译中的‘最难处’。如果作家自身能参与解决这一问题，这将更加有效地解决翻译中‘不可译’的问题。”道理是有的，但要实现估计得好几代。

    我在法兰克福到处转悠，发现实在是太方便了，凭着书展的参展卡，在市内乘坐地铁、公交、有轨电车等交通工具都是免费的。而且告知如果去周边几个小城市也一样免公共交通票。至于门票，也是我重点考察的。参展商的每张通票价格为４２欧元，在书展期间重复使用，回国出海关时还可退回１６％的税，等于票价35元。而对普通市民观众，则在公众休息日免费进场。我想，深圳在大力发展会展经济，不知法兰克福如此优待受邀客人、善待普通观众的做法，是否能成为借鉴的良策。其他还有馆内到处都设明显的问讯台，观众进入场馆极其方便，我背着电脑包并无人查。而且据说因为有基地组织声称要攻击德国，这次是安保是历届书展最严的。

    这一切也许都是法兰克福书展得以延续61届的秘诀，以前我们总喜欢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实在我看来，我们的姿态要放得更低一点，用“他山之玉”，攻一攻我们的“石”如何？

                                      ——法兰克福札记之二    

    早晨起床，便觉凛冽，加足衣服奔往展场。一上公路，便遇上堵车。开车的张先生已在德国呆了十年，他说这都是奔书展去的，每回逢到大的展会，公路就会赛车，仿佛展会的前奏曲。法兰克福是世界展览中心，估计这种前奏曲要一年奏到头。

    到得展馆，远没我们想象的戒备森严，见惯了文博会、高交会阵势的我，大感意外。只有一些警察穿着蓝灰相间的非制服滑雪衫走动，像极了修马路的工人。进展馆，一步跨入春天，暖气开的正好。

    这个展览中心实在是太大了，如果要按所有的展览线路完整地跑一圈，需走35公里，几乎是个马拉松。在这里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出版业奥运会”的全部内涵。各种肤色、各种文化背景的人都携着书朝这里赶来。在这里转一圈，就可以测知全球书界凉热。

    中国馆在六号馆，一进去就见到红白相间的凹凸柱，上面是立体的汉字，让我们省了寻找的时间。书是真多，国内的各大出版社都来了，一些省份也都结伴而来。广东出版集团带来了岭南风格的书籍。精明的上海人，干脆在这里作起了世博会宣传。

    再次如约找到深圳天朗的人，这次他们来了一行三人，谜底揭晓了，他们带了一个直径近两米的巨大地球仪，从外观上看与其他地球仪无别，但用一支神奇的小阅读笔一点，却能发出声音，而且是指哪说哪。现场不少老外见此聚拢过来，天朗的营销经理曹戈给大家演示起来，他把“笔”落到中国，马上响起中国国歌，然后是国情介绍，有中英双语可以选择。然后他如法演示了德国。书展的主办国和主宾国在这里先向世界各地的来宾打了个招呼。据曹说，这个地球仪颇有经历，早在此前的南国书香节上就受到过省委书记汪洋的“亲点”。这个神奇的地球仪，凝聚了全新的MPR技术，是新型的多媒体出版物种，它的出现将引发一次出版革命。一句话概括，可以让人读懂不认识的文字，学会不会说的语言。他们带来的资料被争相索购，十多本会发声的印刷读物也被一再点读。日本最大的儿童出版社“小学馆”也跟天朗现场谈起了合作意向。一个叫Ken.Kaiman的老头一个劲问，能否去深圳这家公司工作。

    书展的活动很多，光第一天就有三十多场论坛，其中九场涉及中国，有“全球一体化中德文学独创性及融合性”、“中国、土耳其、阿根廷三国女作家对话：今天谁在读小说？”等等。下午五点苏童要和德国翻译家马海默对话，到时候还得去会会这位老友。明后天王蒙、莫言、都要来。德国汉学家顾彬在自己的地盘上又不知要发什么惊人之论。最期待的是，传说新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穆勒要到场，只是听说，未见议程，不过在她的主场，一切皆有可能。

    还有一件高兴事，在馆里碰到我的新书《冒犯文化》的封面设计者刘运来先生，我俩素未谋面，但他凭着见过我的照片，我也凭着直接就互相找到了。真实的像小说。

    接下来要跑很多馆，就此打住。

德国姑娘穿着旗袍手撑油纸伞，跳起了《茉莉花》

展台像大巴车。

中国主题馆的宽阔走廊

——法兰克福札记之一

主宾国的海报：灿烂的女孩微笑

       因为参加法兰克福书展，所以飞机刚落便迫不及待奔往展馆——法兰克福展览中心。不料，今天只对参展商开放，供他们布展。本人持的是参观证，被礼貌地挡在门外。只能看着里面隐隐绰绰的忙碌，权且作壁上观。

     又见法兰克福，依然那么风姿绰约。三年前来过，当时只是作为旅人，所以除了惊叹机场的浩大，流连罗马广场的古雅，沉迷于文脉悠长的歌德故居，也就作罢了。此番重游，逢着中国开天辟地的成了法兰克福的“主宾国”，心中有一丝莫名其妙的反客为主的冲动。虽然“主宾”和“主人”实在是两码事。

    一般人不知道，其实德国有两个法兰克福，一个在与波兰交界的奥德河畔，一个便是我们现出的这个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据说在德语中就是用这两条河做这两个法兰克福名称的后缀。但那个奥德河畔的法兰克福名气实在不能跟脚下的法兰克福相比。这种情况不知道是不是有点象我们的河南、河北，如果让洋人意译，应该叫“黄河南边的省”和“黄河北边的省”。

     此刻，我在美因河边的法兰克福的石头路上随意地走着，同时不断留意书展的痕迹。果然，随处可见一张巨大的海报，一个中国女孩灿烂的微笑着，她的眼神里流淌出一句话：“中国人在法兰克福欢迎您”。街头的小书店很多，而且都比肩而立地静静翻书，白发苍苍的老人尤多，仿佛提醒我们德国人才真是“活到老学到老”。据说，法兰克福的小书店有600多家。

不仅是书店，在地铁通道和其他的商场里，都张贴着各种书展海报，另有一张印象深刻的海报关乎郎朗开幕式演出，郎朗充满激情的手指也在重复着小女孩的那句话：“中国人在法兰克福欢迎你”。这两个中国人是我在法兰克福见到最多的同胞面孔。

     除此之外，就是各种中国结、中国剪纸、中国手工艺品，徜徉间让我恍然觉得回到国内。这种时空的穿梭，总是让人感慨良多。另一个证明世界很小的事情是，我在这里巧遇了深圳人，本来在展馆外就想逢着国内的参展者，没想到不但碰到了，还是“自己人”。他们是深圳天朗时代科技公司的人员，他们正精心布置着他们的一亩三分地。我知道他们开发了一种新的出版物——MPR，就是让文字印刷品能够读出声音、看到图像。但明天他们会展示什么产品呢？对这个问题，他们神秘地卖了一个关子，只说明天到展场就知道了。我们相约明天上午展馆见。

     跟他们分手后，我的脑子里一直在深圳和法兰克福两个城市间跳跃。法兰克福虽然古老，但在二战后城市整体被毁，如果以重建论，也属新城。但法兰克福迅速靠物流、金融成为欧洲的经济中心城市，在并不崇尚摩天大楼的欧洲，法兰克福的高楼大厦算得上最多的。但这个城市志不在此，一个华丽转身凭借国际书展，使自己跻身文化中心城市。法兰克福的证交所仅次于伦敦证交所，同时歌剧院在欧洲也是数得着的。这种文武兼备的功力，正值得深圳好好借鉴。

     稿子写完了，却很难找到地方上网，这倒不像深圳到处都是网吧。最后找到一个星巴克，一头钻进去，完成了这篇博。

法兰克福市政厅

站在歌德的铜像前，他就出生在法兰克福。

银发老者，读书最认真。

自序

    这是一本谈论文化的书，但在言语间对时下的文化多有冒犯。

    一个文化研究者，却如此冒犯文化，所为何来？

    文化在吾国的经历颇为曲折，有如过山车，时而抛上巅峰，时而沉落深渊。得意时人人均沾，失意时个个皆唾。眼下“文化过山车”正到达高点，喝彩与喧嚣四起，文化却无法挽回地贬值，成为众人的消遣品，文化消费时代千娇百媚地走来。

    人在消费的时候，最需要的就是快感，无论是口舌之欲，还是身体之欲，只要有感官的参与，则万事大吉。我们于无处不在的文化狂欢中，收获着贫瘠的快乐，稍纵即逝的快乐。

    在我看来，文化正成为一个新的垃圾桶，什么都在朝里倒。在倾倒的过程中，文化被糟蹋得不成样子。对这样的“文化”，冒犯一下又怎样？换句话说，我是对冒犯的冒犯。

    面对文化泛滥的游乐场，需要有人说“不”！虽然这对于买好了门票急于进场的人来说，有些煞风景。但如果他们就此逃过了进场之后只能自我消费的尴尬，这种结果还是值得期待的。

    这本书注定得不到更多的喝彩，对于众多的狂欢者而言，泼冷水总是不合时宜的。

    但我接受甚至拥抱这个结局的到来。

    因为，这就是冒犯的代价。  

跋

    这些文字是断断续续写成的，有些是为报纸的专栏而写，有些是在博客上贴出来的。并非刻意而为。

    其实“冒犯文化”是需要一些勇气的，尤其在目前一片甜得发腻的空气中。但我想，一个文化人最大的价值，就在于他始终不是兴高采烈的啦啦队中的一员，更多的时候他是孤独地站在夹道欢迎的人群以外。

    正如当今的中国，正在举国迎接“文化产业时代”的来临，但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已经在70多年前就在预警文化产业的弊端了。阿多诺、霍克海默、本雅明们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对发达工业社会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他们揭示了现代人的异化以及现代社会的物化结构。尤其对由文化复制造就的意识形态、大众文化、技术理性等异化的力量进行着不懈地文化批判。今天的人们在讨论文化产业时，不断提起这个著名的文化批判学派，但没有几个人知道他们正是文化产业坚定的反对派。今人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只言片语的滥用，实际上恰是对这个学派最大的误读。

    我也许永远无法达到这些令人尊敬的知识分子所能达到的高度，但我会固执地朝着那个方向。

    那是我的方向。

    感谢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朱丽琴小姐，她具有跟她年龄不相称的洞察力，正是在她的宽容下，这本书里的一些棱角才没有被磨去。

                                                            胡野秋

                                                     2009年8月于深圳松坪村

    社交本来不是坏事，但SNS式的社交却有点另类，看看他们当家的游戏菜谱就知道了。玩得最多的是“抢车位”，你只要一注册就获赠一辆车，当然不会是什么好货色，你要想换宝马奔驰、劳斯莱斯，就得靠把车停在好友的车位来赚钱。还有“开心农场”，不过不是去辛勤耕耘，而是去辛勤偷菜，把朋友的菜都偷光，你就是牛人。还有“买卖好友”之类，把朋友当作奴隶买来卖去，聊博一乐。

    还有很多，不想列举。最早知道这种玩意，是看儿子在假期里玩过，以为是小孩子的把戏，也没多想。及至越来越多的大人们陷进去，才知道这玩意来势凶猛。我身边的人不断给我发来短信、邮件：“你再不上去，菜就偷光了”，对这种警告一直置若罔闻。那些朋友有些还是很有身份的，有硕有博，跟他们比起来，方知本人落伍得太多。

    可是自己愿意享受这种“落伍”的感觉，看见别人都在那儿忙得精神虚脱，忙得黑眼圈增大，忙得颈椎酸痛，忙得两眼无神，我就觉得自己还没病，万幸。

    看见有个网站每天挂在上面的一条广告语：“每天都在快乐地进步着”，看起来似乎真是如此，玩家每天都在涨分，每天都在升迁，每天都有道具在虚拟的空间叫卖，一片虚拟的热闹。但真的是进步吗？

有心理学家一语道破：这实际上是当代人“人际焦虑”的表现，网上随意处置事务“很容易挫败人们处理现实的能力，进而形成新的心理封闭，导致现实交友、工作等能力的全方位退化”。

说得好像很严重，在我看来，比这还要严重。那些“开心”的网站可以让玩家屏蔽掉面前的现实，但代价往往是让他们最终被现实所拒绝和抛弃。当代人从整体上在退化，这是不争的事实。汽车越来越多，肢体越来越弱；食品越来越精，胃口越来越小；钱包越来越丰厚，欲望越来越膨胀；医疗越来越发达，疾病越来越可怕。前几日，一位朋友在饭间忧心忡忡地说，现在的传染病是越来越多了，我当时正色告诉他，不是传染病越来越多，是我们的免疫力越来越低下。

    跟身体的免疫力低下比起来，我们精神的免疫力更是江河日下。孔子时代没有电脑、汽车，但有了《论语》，此后的两千五百年，没有思想能出其右。春秋战国时期，孔孟老庄纷纷出世，后人只有解释、补白的份，我们的思考能力没有涨分，因为我们有太多的菜可以偷了。偷了孔孟老庄的菜，占了孔孟老庄的车位，然后我们让孔孟老庄去“打酱油”，我们每天都在快乐地退步着，却以为我们在进步。这本来是二十一世纪最不开心的事情，现在却被当成最开心的标本，在网络世界裸露着，在白领人群传染着，像不可遏止的传染病。

    记得看过一本书，书名忘了，大致是说一个叫沙伯衣的人在沙漠里迷了路，他试图找到来时的方向，但他找不到，却朝着误以为的方向行走，每走一步他都以为离来时近了一步，最后渴死在沙漠中心。

    但愿我们不要成为沙伯衣，在每天大踏步地退步时，误以为我们在快乐地进步。

    抄袭固然是不对甚至可恶的，但抄袭学术著作至少说明袁腾飞还符合一个历史教师品位，但抄袭小说就显得让人对他的历史修养和文学修养大为怀疑起来。

    这本书源于他在电视上的讲史。说实话，我基本上不看“百家讲坛”，因为从来不以为是学术讲坛，但收视率在那儿摆着呢，所以有时也不免瞄几眼，其中就偶然碰到过这位袁讲师，听了几句就觉得不对劲儿，比如他想当然地根据白居易的《长恨歌》里“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的诗句，就得出唐代后宫要比宋代后宫规模小十倍的结论。这种“以诗证史”的功力恐怕连陈寅恪都自叹弗如。

    因为看了几眼就换了台，倒还没有听到他抄袭之处，后来在网上闹腾开以后，我才关注起他抄了哪些地方，这下发现问题还很严重。先是抄了李亚平的《帝国政界往事》，这本书倒是看过，有严谨的史料佐证，也有独到的史学观点，学者吴思称赞这本书是“比小说还好读的历史，比影视还好看的画卷。”可见把历史说活了的前提，是先把历史吃透。我在读《帝国政界往事》的时候总能不时联想起《万历十五年》。

    但如果说袁讲师抄了这本书，我至少还不特别看轻他，至少他知道抄个善本，只是犯了“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的技术性错误而已。

    及至有人指出他抄了小说《柔福帝姬》时，我才对这位当红小生的品位和眼力怀疑起来。《柔福帝姬》是一个女孩子用了一个网名写了一部“历史小说”，基本上没多少历史，有的只是“小说”。柔福帝姬倒是历史上实有其人的，《宋史·公主传》和《皇宋十朝纲要》里都说到她，柔福帝姬是宋徽宗的第二十女，本来要叫公主，但偏偏蔡京向皇上建议要恢复周代的“王姬”称号，所以公主就一律叫了“帝姬”。柔福帝姬是个苦命的女人，虽然出生皇家，但被送给金国皇帝，但金太宗对她不看好，直接把她送到了妓院（浣衣院）为奴，成为金人的性奴，后来又被送了几个男人，最后好容易嫁了一个人，没多久就死了，死时才31岁。

    这段故事，依我看只要根据宋史和其它史料参照，可以讲得很精彩的，何须小说参乎。但现在的“百家讲师”们恐怕天天签名，没时间备课的，所以袁腾飞就腾飞到了小说上，而且是一本也不太高明的小说，于是活活给人做了一回广告，还被人骂死，想想实在不合算。

    其实他忘了一个历史教师的基本底线，历史永远不是小说，因为不能虚构。历史可以讲得生动，但不可生造。否则会误人子弟的。

    有了袁腾飞，忽然觉得以前错怪了易中天，因为易中天即使调侃，也大都有出处，只是过于夸张而已。但袁腾飞只是一味向他的另一个袁氏前辈袁阔成学习，把历史当成了评书，这就是区别所在。

    “百家讲坛”靠这批讲师来普及学术，实在是危险的很，因为与其普及错误的学术知识，不如不普及。

    本来我以为作为先锋话剧骁将的孟氏，大约要狠狠地拿西班牙大师开涮的，却不料他当众坦承改编《堂吉诃德》的时候，第一稿剧本竟有17万字，因为有太多东西无法割舍，第二稿删到5万字，但这5万字相当于舞台上的3小时40分钟，最后为了不让大家都在剧场晕倒，只能再删到目前的2小时25分钟。而且还带着主创去西班牙领略了一番。

    仅凭这一点，我几乎就要向孟氏鞠躬了。当然戏还没看，这个躬先留着，等看完戏再鞠也不迟。

    因为这些年被各路神仙弄怕了。电影《孔子》刚杀青，导演胡玫就发了昏话，说“我们非常有幸跟国内外知名度这么高的演员周润发合作，不仅仅是我艺术生涯中的幸运，也是我们先人孔子的幸运……”其实周润发演孔子，究竟是孔子的幸运还是发哥的幸运，本无须推测，但就导演这句词不达意的马屁话，实在是辱没了祖宗，用我家乡骂小孩的话叫“失了教”。

    但问题是目前这种“失了教”的人太多，有些还貌似有些文化，或者还在干着跟文化有些关系的勾当。这就让人越发担心起来。

    本人不是一个古板至极的冬烘先生，也不认为经典就不能碰一指头，可是看看某些拙劣的颠覆，实在让人觉得走的太远了些。有部电视剧《金瓶梅前传》，居然把武大郎变成了“暴发户”，对小保姆潘金莲一见钟情,致使潘金莲与两小无猜的小学徒西门庆的纯真爱情受到严峻考验，此时警察武松出来干预……这种肆无忌惮地恶搞，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文化时尚。

    这当然不能算完，四大名著都逐个被游戏一遍，《三国》被“水煮”过，《西游》被“大话”过，《红楼》成为“噩梦”，《水浒》也出了“歪传”。名著如此，其他作品就更不在话下了，孔乙己偷书是为了“资源共享”，荷塘月色是为了欣赏MM洗澡，卖火柴的小女孩是个促销女郎。如此这般热闹下去，真不知再过几十年，人们能否分辨正常人和精神病人，因为那些印刷品和荧屏上的惊人之语，会让人误认为进了疯人院，比如“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比如“寂寞啊寂寞，不在寂寞中恋爱，就在寂寞中变态……”在对经典的颠覆和恶搞中，无知者获得了短暂的快感，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和饱学之士之间已经抹平了鸿沟，对于他们而言，用简单而粗鲁的方式，实现了对知识的嘲弄，这种嘲弄和用功比起来，实在是轻松和有趣得多。

    实际上生活并不是永远只是轻松和有趣的，真正的轻松和有趣往往只有通过艰苦和枯燥来获取。就像甜蜜的生活并不只是吃糖，更多的时候是在种甘蔗。

    经典对于任何民族都是最可宝贵的文化遗产，英国有一句风行的格言：“宁可失去英伦三岛，绝不失去莎士比亚”。这句话告诉我们，任何物质性的东西都可以失去，只有精神的领地是不容失去的，失去了精神家园的人，哪怕他仍然衣冠楚楚，却只等于行尸走肉。玛雅文明的消失，最初就源于他们文化原典的散佚。中华文明决不能成为第二个玛雅文明，但如果我们继续无视甚至肢解我们的经典，如果我们继续让汉字加入各种字母和符号的混合，总有一天，会面临玛雅人在十七世纪时面临的灭顶之灾。

    新版话剧《堂吉诃德》让我们一反常态地受宠若惊，当然不能说明孟京辉有多么伟大，但却能说明在一个经典被流放的时代，我们是多么渴望经典的回归。

    这部片子的总体风格体现了“叶式红色浪漫”，作为名将的后代，这位导演对革命、奋斗的热爱不言而喻，但因为他审美情趣体现出来的独特性，使他一直关注大事件中的小人物，这一点从《红樱桃》到《红色恋人》都一脉相承。我想如果换个导演，是断然不会选择几个莽撞的毛头小伙子来承担“天安门”这样的“国家叙事”。尤其是天安门的装修组里还有一个日本籍的解放军，这个日本人以不逊于中国人的热情和认真，参与了新中国的登基大业，当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高呼“站起来”的时候，这个日本人正躺在回国的轮船上专注地收听广播。这种“异域视角”叶大鹰在《红樱桃》和《红色恋人》中通过德国人和苏联人都呈现过。这个视角把片子从纯粹的的政治广场拓展到人性的天空。

    当六十年前荒凉的天安门再现银幕时，年长者感受怀旧，年轻者感到新鲜。看到那些单纯如白纸的军人，那个拉着手风琴带着孩子唱歌的姑娘，甚至还有那些前清有点迂腐有点可爱的遗老们，我们一下子就被时光之箭射中，所以尽管片子是彩色的，但在我眼里却不时叠化成黑白的。

    但无疑这部片子又让我有莫大的遗憾，这部片子本来可以更好的，但还不够好。

    最大的问题是叶大鹰的犹豫，他始终没有解决好纪实和虚构之间的关系，显然他更喜欢“个人叙事”，而片子开始提供了很好的人物关系，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舞美队的几个小伙子，有学生兵、农民、日本人，中间出现了一个拉手风琴的受苏联文化影响的少女，一个世袭扎红灯笼的老艺人，一群虽然茫然但对新社会心怀期待的市民、商人，本来可以构成很多戏。但叶大鹰突然想起肩负的神圣使命——献礼大片，所以他把这些本来有的关系统统隔断，除了一星半点暗示，就回归到记录史实。

    可是，对于史实的记录又太不忠实了，很多匪夷所思的细节让人对这种记录心存怀疑。比如剧社美工站在天安门屋脊上和四野的战士因为一言不合动起手来，队长过来助阵从楼上摔下，缠满绷带昏迷不醒，转天又生龙活虎地工作了，而且在这种紧要关头打架居然没有任何处分，这在那个严谨的时代和军队的特殊环境中是不可思议的。包括天安门挂灯笼这么重要的设计，居然是在打架摔下城楼时迷迷糊糊想到的，这种严重背离史实和情理的细节，都削弱了影片的力量。

    叶导在国家叙事和个人叙事之间，本来也是可以找到一条路子的，很多经典影片都找到过，但他没有。这种犹豫甚至体现在他干脆把自己的名字都改成叶缨了。他在新我和旧我之间都犹豫。

    以至于我们看到的是，在28天中五个莽撞的小伙子，在没有设计、没有计划、没有程序、不断犯错中完成了天安门城楼的装修，当首长告诉他们：“你们搭成了中国最大的舞台”时，观众心里在说，那不是他们搭的，是导演用特技搭的。不然每天看他们在北京城东跑西蹿，28天能干这么大活儿，真是神奇。

    好在电影往往就是讲述不可能的事情。

    不知从哪天起，中国的书都娇贵起来，纷纷带起了塑料“套子”，也有人调侃地称为“雨披”。起先只是在贵重的画册上穿，现在大有向所有书籍蔓延的趋势。刚去了香港书展，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国内的书籍和海外的书籍放在一起，这怪异的区别就出来了。大陆这边满是带套的，国外的基本没有，港台的除了画册之类也鲜见。最有讽刺意味的是，国内有一本阐述环保理念的书《崩溃》，也用上了塑料封套，由于采用难以降解的塑封包装而招致香港环保人士的当场质疑。

    去年我们国家出台了“限塑令”，超市的白色污染被遏制了。但现在随着文化产业的“逆势而上”，这种白色污染也借文化的名义“逆势”死灰复燃了。过去包萝卜青菜的东西，现在包起书籍，不知道是塑料的增值，还是书籍的贬值。

    作家毕淑敏就直言：“它们会对环境造成持续的影响。尘风刮起的时候，它们成为肮脏的白旗，挂上树梢。铺排在泥土里，100年无法融化。”她当时在给读者签名，这边在签，那边是工作人员在手忙脚乱地帮她撕塑料皮，2000本书签完，2000个“套子”和“雨披”聚成一座白色的垃圾山，她是对着这座小山感慨的。评论家、出版家解玺璋也对此痛批，他认为虽然从保护书的角度来说有丁点好处，但塑封一拆，就没有一点用处了，“从保护环境的角度来说，诸多无奈不能成为使用‘雨披’的理由。”

    其实，我倒不想在一个上纲上线的“环保”问题上做文章，我只是就书论书。

    读书人都知道，买书的时候东翻翻、西翻翻本是一种乐趣，正是因为这种一书在手的“质感”，才让他们走进书店，不然大可上网读书了。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有时候拿起书无意中翻到中间的某一页，一段文字打动了你，你买下了它。如果没有这种东翻西翻的过程，就没有买书的结果，当然更没有买书的乐趣。清朝有个倒霉鬼叫徐骏写了一句“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掉了脑袋，但留下诗句。可见古人是把“翻书”当作“读书”的代名词在用。

    现在的书店里，有越来越多的书被戴上套子，读者们只能雾里看花，凭着感觉买书，除了重版书和名著以外，其它书的命运可想而知。这也是为什么我国每年出版品种都达20多万种，德国一年只出版新书7万多种，但中国的出版业产值只有德国的三分之一。

    我们的出版社老总都在为“起印一万册”而发愁，他们算计了一切，却越算丢得越多。因为他们以“社”为本，却始终不肯以“读者”为本。他们的理由是，读者会把书翻旧，破损率会高。其实自古以来，书都是这么翻的，名著也是在翻书中流传下来的。据我所知，真正翻得很旧很破的书，八成是很畅销的书，这一点破损率是承受得起的。何况每本书都多花一角钱带上套，那不也是成本吗？

    中国的出版业很有意思，它们总是不能在国际书业占个位置，却总是创造一些怪异的特例，创造过“豪华书”，创造过“家装书”，现在又创造出“套中书”。其实在多媒体阅读时代，纸本阅读已经岌岌可危了，假如再这么拒绝读者、折腾读者，恐怕离自我消灭不远了。

    我们当然知道，最终要靠全民的文明程度提高，到那时候，书就彻底不用带套了。可是我们的出版社、书商如果不率先文明起来，而是消极适应蒙昧，那我们就撑不到全民文明的那一天。

    其实说起来，姐弟恋还是挺美好的，从神话时代到文学作品都给我们展示得淋漓尽致。古希腊时期，王子帕里斯和绝世美女海伦的一场姐弟恋，导致特洛伊的毁灭。现在人们不再谈论那场惨烈的战火，而是更津津乐道于两人的恋情。金庸笔下的杨过和小龙女，又岂止姐弟恋，简直是师徒恋了，但也无人觉得不适。

    细数今天的娱乐界，姐弟恋好像大行其道。最典型的要算王菲和李亚鹏这一对修成正果的“姐弟恋”，可谓引领华语娱乐圈姐弟恋风潮。李亚鹏的前任是更小的谢霆锋，当年的“锋菲恋”惊世骇俗，这一大一小的两人，十指相扣逛遍港岛。浪漫之后归于平静，分手虽属必然，仍引来嗟叹一片。等到“鹏菲恋”再起，人们已不再惊奇王菲的选择了。有意思的是，谢霆锋的执着一点也不在菲姐之下，后来选择的张柏芝还是一个姐姐。面临“艳照门”之后，仍然处变不惊，倒让人对这个弟弟刮目相看。

    至于海外明星，似乎已经数不过来了，洋人对于爱情自有标准，在这个标准体系里，似乎没有年龄的子项。因此，在他们那里，姐弟恋似乎不是问题，从差距2岁到差距20岁的都属正常。

    有不少社会学家、心理学家都孜孜以求过姐弟恋的成因，而且大多意见相左，一词各表，没有结论。但普遍的看法是，姐弟恋主要源于男人的恋母情结，以及女人的母爱情结。都跟母亲有关。想来也是，女人天生具有母性，对她们而言，人人都是大男孩，能够有机会展示她们的关怀，而且关怀中伴以支配，总是其乐无穷的。同样，对于男人而言，没有谁会在女人的关怀和体贴面前不缴械的。这样以“母性”和“恋母”为纽带的纠缠结果，就制造了“姐弟恋”。

    但如此好事，为何却总是被人拿来议论呢？我想原因简单得很，我们需要话题，娱乐时代需要话题。我们看到满大街都是老爹挎着女儿都不惊奇，但看到姐弟之间的爱情游戏，就故作讶异，顺便找点聊资，这叫有聊胜无聊。

    写稿子的时候，忽然想起明天就是七夕，七夕是中国的情人节，想起牛郎和织女，那织女是仙人，自然不能以凡人岁数论，所以跟牛郎八成也是姐弟恋。但正因为有了一年一度的鹊桥会，这姐弟恋仍然发散着穿透千古的迷人芬芳。

    于是，这两个一夜成名的人，又一夜被人骂，有人说这是不务正业，有人说他们太喜欢出风头。总而言之，除了他们家里人，恐怕没几个支持的。

    不过话说回来，真到电影上映时，估计票房还是会飙高，而且捧场的往往正是今天怒骂的那些正义之士。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例子都证明了这一点，那些痛恨五音不全的曾轶可的朋友，不是在曾被淘汰后又感叹：“虽然她唱得不行，但没有了她更不行，这快女还怎么看下去呀”。据我所知，易中天每到一处签售，队都排得老长老长的，从来不看书的人都去买一本加入签名队伍。所以，我总认为现在的大众都懂得“小骂大帮忙”的道理，没准易中天、纪连海他们正在心里感谢他们呢。

    其实，我倒觉得骂他们啥都可以，单骂他们不能触电就有点不妥了。在一个纸本阅读日渐式微的时代，聪明的文人都在另找出路，过去靠一本书打天下的情形不太可能重现了。

    易中天比我们都机灵，他在几年前甚至还没有走红电视的时候，就写了长篇小说《高高的树上》，单凭这名字，小说就好不到哪儿去。后来又爆出猛料，说他涉嫌抄袭别人的小说，发表的时候没人揭发，出名以后才遭告发，可见今天的国人都是高手。易教授一段太极就化解了，据他称他早已买了小说原作者的创意，只是给别人的蛋孵了一只鸡而已，我不知道小说家还可以这么购买知识产权的，但还是认可他的说法。现在他深知在课堂上讲课太累了，靠小说卖钱也不会有大起色，所以就投靠了电影。当然如今的电影更一刻离不开炒作，双方眉来眼去一下，立马成交了。

    纪连海自然也不傻，他是中学教师，更没有负担，有电影导演找他，他何乐而不为呢。用他自己的话曰：“要说我向娱乐圈进军，我并不介意，其实我们历史老师除了会教历史，啥娱乐节目不会啊！”如此自信，咱们就别拉他的后腿了。

    易中天也好，纪连海也罢，文人除了干自己的本行外，干点其它营生，似乎无可厚非，尤其是电影。国外还有作家电影呢，罗伯格里耶和雅克李维特都玩得很好，也产生过传世的作品，在一个多元价值社会，文人又多了一种玩法，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问题在于，易中天和纪连海都能玩出什么样的电影，触电的结果无非两种，一种把自己激活了，从一个文化行当跳入另一个文化行当，继续为人类做贡献。另一种就是把自己电死了，除了让老板赔钱，也让自己的名声再受考验。不过好象现在的很多名人包括文人，都不是特别爱惜名声。

    细数起来，孔子肯定是中国历史上最风光的人，同时也是被误解最深的人，此外还是活得最累的人。

    先说他的风光。2500多年以来，被人时常挂在嘴上的，非他莫属。当英雄的和当强盗的，不管真心假意，都会对他磕头。无论是皇帝老子，还是美女佳人，只要退出历史舞台那就算真退了，转眼了无痕迹。唯有这个生前只做了几年官就下了台的干部，仍然风光无限。他生前大多数时间只是个教书匠，虽然教出了七十二贤人，但一直没有先富起来，以致于被后人总结出“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教训。除了做教师，就是当说客，有点像今天的策划大师，游走于战国诸雄之间，又由于他不像当下的策划大使们那样可以左右逢源，他只偏爱齐国鲁国，所以常常处于危险中。而且在非市场化的时代，他的那些点子也变不成票子。所以死时寂寞，他的风光和地位都是死后谥封的。

    再说他的被误解。按道理一部《论语》足以让孔子立于万世，但恰恰是这部一万多字的书，让这个老夫子成为后人研究的难题。连最基本的白纸黑字都被解读成截然相反的意思，看看今天的各种翻译本，就知道老先生的这本书被谬读千年。尤其是让他成为“女子与小人”最痛恨的人。这种字面上的误解倒也罢了，最麻烦的是在不同的时代被人拿出来鞭尸，一旦有什么国势衰微，困厄临头，大抵都要算到他的账上，因为从人文根脉上梳理，一般都会梳理到他那儿去。到当代还落下个“孔老二”的称谓。个中酸甜苦辣，不知他老人家是否地下有知，即使知道也说不出来了。

    在风光和被误解之后，孔子累了，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尤其累。这几年突然一股脑地国学热，而且主要是孔子热。《论语》以及它的注释、解读、心得，已经成为书店卖场里最壮观的一角。打着孔子名义的学校遍布全球，如今影视剧也不甘落后，自然要分一杯羹。假如不是有个广电总局在那儿多管闲事地卡一道，我估计现在肯定是孔子满天飞了。无论怎么弘扬孔子，我都是没意见的，孔子成为偶像肯定比明星成为偶像要好一千倍。

    但问题在于，我们今天是在把孔子当商品用，而且是速食商品，像方便面一样，啥时候想吃就泡上一碗。比如这些关于孔子的电影，有哪一部是抱着认真、严谨甚至应该是虔诚的心态去拍的？如果有的话，就不会让我们不断听到雷人的话，胡玫教导我们：“我不会拍成主旋律的电影，我们需要艺术，但更需要票房”；周润发教导我们：“我可没读过论语”；电影《孔子》投资方一位老总教导我们：“我们拍《孔子》最大的好处是不用宣传，整个连宣传费都省了”。类似的教导还很多，可见在这些“电影人”的眼里，孔子就是他们的摇钱树和聚宝盆。孔子生前没挣到钱，死后却还在替后人挣钱。你说他能不累吗？在这种扎堆的商业化操作中，文化被金钱绑架，在所谓票房的上升中缓缓坠落。这是孔子的悲哀，其实也就是中国文化的悲哀。

    米兰昆德拉最著名的书叫《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对于孔子而言，就是“生命后不能承受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