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及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态度时，有一件不应忽视的重大事件，即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让大家通过；12月13日、14日和15日，又同政治局的有关同志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在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时候强调：“ 准备打仗!内战外战都来!我还可以打几仗。”“我还可以打一仗呢。要打就打嘛! 天下大乱，包括中国嘛! 我能吃饭，也能睡觉，所以要打，我最欢迎了。”“一打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 12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同志的谈话中提出：“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 ”“《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

 毛泽东历来讲话忽焉九天忽焉九地，驰骋六合而不离主题。只要不是装呆卖傻，都能听出来这些话的弦外之音，都能知道其矛头所指。

 批林批孔中，还有一个批“走后门”，这就是所谓的“三箭齐发”。“文革”后期，一些被打倒的领导干部已陆续解放出来并重掌权力。其中一些人不思当年整人害人的历史，不思给民众造成巨大损失的瞎指挥，倒像民众欠下他们什么账似的，刚一上台，就以权谋私。民众对此十分不满，故而编出顺口溜加以讽刺：“一年团，二年党，三年复原进工厂”，这直指干部子弟走后门招工招干；“听诊器，方向盘，领导干部售货员”，这是对以权谋私的泛指。公平地说，当时批判走后门符合民众的愿望，是整个社会的普遍要求。遗憾的是，由于毛泽东不看重这些“小事”，既然“批林批孔”没完成预定任务，就必须另谋思路。所以，批走后门这样的“小事”就以一个中央文件正式结束。文件中，至为重要的一句话是：“从前门进来的未必就好；从后门进来的也有好人。”强词夺理的“理由”，直给以权谋私者壮了胆量。可惜当时国人绝大多数还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这样的思维，对为以权谋私的辩护缺乏警惕。所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一些权势者才能像空肚鸭那样，挥舞公权肆意掠夺；甚至，定出价格双轨制这样的政策，公开纵容鼓励高干子弟倒卖批文；鼓励干部在职经商，使公权名正言顺地扰乱市场；鼓励党政机关以各种名义增收创收，致使公权公开腐败……

言归真传。批林批孔半途而废后，毛泽东并未停止维护“文化大革命丰硕成果”的步伐，这就有了“评水浒，批宋江”的另一场运动。

 1975年 8月，毛泽东就《水浒》发表评论，北京大学古典文学教师芦荻对之进行了整理。8 月14日，经毛泽东本人审定，关于评论《水浒》的批示正式发布。

 批示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又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姚文元接到批示不到三个小时，便写信给毛泽东，建议将毛泽东的评论和他的信印发政治局在京成员，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大学批判组谢静宜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并且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毛泽东予以批准。

 对于这一场运动，史学界普遍认为，毛泽东只是泛谈对一部小说的认识，别无它意。只是“四人帮”加以利用，发展成一场政治运动，把矛头直指周恩来和邓小平。这个认识的良好愿望可以理解，但与事实相违甚多。

（一），观毛泽东一生，没有过在全国范围内泛谈小说的历史。仅就建国以来说，批判电影《武训传》、《清宫秘史》、《刘志丹》，以及《谢瑶环》、《北国江南》……无一不同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且都直指幕后的大牌人物，诸如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夏衍等政坛人物。到了1974、1975年时候，毛泽东自知年事已高，否定“文革”的迹象日益明朗，巩固“文革丰硕成果”已刻不容缓的地步，哪有时间逍遥自在地去评价《水浒》？没有。

（二），一部小说的整体构思和人物安排，是作家的自由，是作家对社会的理解和写作需要。客观地说，毛泽东对《水浒》这部小说的理解没有错；问题则在于，“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倾向过于明显，“屏晁盖于108人之外”的指责过于勉强——这是施耐庵的自由呀！再同“宋江搞投降，搞修正主义”，“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等一系列敏感的弦外之音，只要不是智障者，不是装傻卖呆者，只要不是别有用心者，都能听出来杀气腾腾的呐喊。然而微妙的语带双敲，使得言者可东可西，左右逢源。成功了，那是领袖的英明决策；万一有纰漏，那是下属的罪衍，同领袖没有关系。老道的政治家无须明白无误地宣示，讲的是“微言达义”，要的是下属悟性与领会。自己把话说破了，就没有了回旋余地，领袖艺术正体现在这里。

（三），姚文元对毛泽东评《水浒》的指示领会的完全正确。既然要全国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建议将之印发政治局在京成员就势在必然。既然要让全国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大学谢静宜、上海市委大批判组也没有错。我国历来视报纸、刊物为党的喉舌，两个大批判组是“文革”的新生事物，是紧跟“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笔杆子，充分发挥舆论工具的导向作用何错之有？再说，如果姚文元误解了毛泽东评《水浒》原意，毛泽东当然会立即制止，绝不会容忍其另搞一套。

 显然，姚文元摸准了毛泽东跳动的脉搏。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四人帮”才敢大干。

 8月31日，《人民日报》刊登姚文元修改的《红旗》杂志短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提出“要充分开展对《水浒》这部书的批判，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使人民群众都知道投降派的真面目”。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更明确地提出评《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路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

 在这场运动中，“四人帮”强调评论《水浒》要联系现实，批“现代投降派”。他们在一篇社论中说：“宋江的反革命道路证明：搞修正主义，必然要当投降派，出卖革命，充当反动派的走狗。这是一切修正主义者的特点。刘少奇、林彪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就是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从古代投降派宋江的身上，可以看到现代投降派的丑恶面目。”事止于此，明眼人都能看出，矛头直指周恩来和邓小平，没有比他们两人更惟妙惟肖的人物了。

 江青趁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之机发表讲话，大讲“宋江架空晁盖”。邓小平把江青讲话送给毛泽东，还针锋相对地说：现在高喊反复辟的人，就是真正复辟资本主义的人。毛泽东说：“放屁! 文不对题。那是学农业，她搞评水浒。这个人不懂事，没有多少人信她的，上边（指政治局）没有多少人信她的。”

 江青要求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毛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史学家又一次以此作为依据，企图论证毛泽东只限于评论小说，与那场运动毫无无关。遗憾的是，结论与已知条件甚不符合。毛泽东批评江青很严厉这是真的，但是只批评了“文不对题”的形式，并没有批评江青讲话内容的本身；没有批评江青歪曲了他的谈话，把文艺评论扯上了政治斗争；更没有批评江青讲话是在分裂党中央。这其中玄机，不是已经清楚了？如果真的与那场运动无关，就不会发生紧接其后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邓小平“全面复辟”与周恩来批极左，批无政府主义如出一辙，直戳在在毛泽东的“文革”禁脔；两人的配合又是那样的天衣无缝，毛泽东当然不能容忍。之所以已决心公开打倒而没有对周恩来最后下手，也许是估计到周恩来威望太高，贸然动手会适得其反；也许是因为舆论还造的不够，下手的时机尚未成熟；也许是因其已病入膏肓，将死之人，不足为虑；拟或三者兼而有之。不论是什么原因，“批林批孔”以及“评《水浒》，批宋江”，都是磨刀霍霍的政治运动，同思想文化，更同文艺评论毫无关系。

毋庸讳言，全民族道德滑坡已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非有金石之药不能疗愈。然而，下药容易诊断难，不能把脉诊断，尚未分清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不知四时五气就开处方者，定是庸医；方药更是致人死命的虎狼之药。

当前的道德大滑坡，同我国社会制度（或曰体制）密切关联。这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政治腐败。手握权力者不仅是民众意愿的执行者，民众还视为行动楷模，其言行对社会风气必不可免起着导向作用。不受有效约束的公权，难以受到有效约束官员的无耻行径，难免会带坏社会风气。在信息发达的当今社会，其破坏力之大难以想象。（二），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是一伟大进步。可是，在开放过程中无视政治与经济要求的适应，几十年中，始终一条腿向前跳动，那条瘸腿不仅难有作为，还经常成为经济发展的累赘，成为腐败的温床。更由于舆论上不适当地强调少数人先富起来，不仅使国家利益亦即民众利益蒙受重大损失，更激发了整个国民向钱看的浮躁情绪。当整个民族都掉进钱眼的时候，就是一个病态社会；这已十分可怕了，更加之权力寻租造成的公权失衡，使病态社会的故痼疾更为加剧。（三），官僚体制和官场腐败给弱势群体造成诸多的无妄之灾，群发性事件均源于此。（四），我国把流氓意识当作革命思想长期灌输，造成了大批流氓加文盲式英雄，这些人对社会风气产生着不可低估的影响。（五），分配的不公，就业机会的不公及艰难，教育产业化，疯狂搜掏民众腰包的医改等，造成民众巨大的经济压力和精神负担。（六），官员的不诚实，政府纠正腐败的软弱无力，虚事实做实事虚做的官僚作风等。

凡此种种，不仅造成民众的普遍不满，同时构成了道德大滑坡的重要原因。不承认这些，不仅于事无补，还会使社会矛盾进一步积累加剧。面临如此复杂的问题，一些文化人别出心裁献上了“弘扬传统文化”的药方。

弘扬论者利用民众的爱国情绪，把产生于落后生产力基础上的丛林文化，打扮成人类文化的终极；一扫儒学之外人类所有的文化成果；更无视当代世界的文明与进步，摆出了儒学独尊、傲视天下的架势。以至要立儒教为国教！在他们眼中，人类呈降幂退化而不是由野蛮走向文明；历史是逐渐倒退而不是波浪式进步；皇权至上、等级制度不是暂短的历史现象，而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名言，不是荒谬时代产生的荒谬理论，而是宇宙的永恒；民主是西方社会的专利，而不是普世原则，中国民众不配享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放之四海皆准、历之万世不衰的金科玉律，而不是谀上文人制造的吃人舆论；专制制度是“郁郁乎文哉”的制度经典，而不是万恶的渊薮……

佞人误国，佞文祸国；佞人欺人，佞文杀人；佞人以阿谀求荣，佞文以奉迎祈福；佞人以愚民为本，佞文以售奸谋利。古今中外，同一轨迹。

儒教尚未立为国教，孔子圣像也尚未抬入奥运会场，仅一个“弘扬”口号，已闹得举国乌烟瘴气：

复古风愈演愈丑。起着导向作用的传媒语言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师生不再称师生，已变为师徒；同学不再称同学，已变为师兄师弟；教练不再是教练，已变为恩师；地方官吏不再是公仆，且升了班辈，早已成为父母官……官场上没有同志的概念，称兄道弟成为时髦；友好而又有原则的人际关系，也由“铁哥儿们”替代；现代服装已不足证明高贵身份，得穿唐装；祭奠中更得峨冠博带……

世上没有最丑的，更丑的却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有损人格尊严的跪拜礼，在废除了近百年之后，又堂而皇之搬上最权威的电视台；号称当代名流的文化人，蹶着屁股跪拜和昂然受礼的一幕，足以成为13亿草民的“楷模”，也让全世界开了眼界。

在弘扬的口号下，华夏大地挂起了四股歪风邪风。

帝王气愈嘘愈劲。报纸、刊物、电影、电视、文学、戏剧，以及广告、牌匾、别墅、花园、酒店、饭庄等，都以歌颂羡慕效法帝王将相为能事，诺大的中国精神世界，已成为昔日皇帝的一统天下。当年的平民贱民们，世世代代挣扎在皇帝的魔掌之中；他们的后代虽与之无涉，还得生活在昔日皇帝的阴影之下，还得沐浴着诸多帝王的“雨露阳光”。朕“真想再活五百岁”的那一声呐喊，直喊得世人双膝发软毛骨悚然。

祭鬼风愈演愈烈。人活着时候，有森严的等级不可逾越；人死之后，等级界限依然分明，普通人掩埋处叫墓（或坟）；王侯将相的叫冢；皇帝、皇后的叫陵；圣人又高出一等，叫林，洛阳、当阳有关林，曲阜有孔林，因为这三处埋葬着两个圣人的尸骨，同普通人，以至乞丐、妓女、兵痞、盗贼以至杀人犯毫无二致的尸骨。普通人死后称鬼，大人物死后称神。神是什么？大鬼！也只是大鬼而已，后人照样冷落他。如今不同了，得花民众血汗钱祭奠；祭奠的范围扩大之后再扩大，由当初的黄帝一人，已经扩大到炎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夏禹以及几乎所有的历史名人，就连活着时候劣迹斑斑的共工、赵公明等也受到难得的礼遇。传说中的神话人物也一个不拉。陵冢的围圈、整修、扩大、充实自不必说；祭奠的名义也花样翻新，“总参谋长出山”分裂华夏都是祭奠的理由。

“盗尸风”愈刮愈猛。如今兴起了新行业：打着史学研究的旗号争抢古尸。一个黄帝，自古就有众多衣冠陵，这是血腥历史形成的；牛郎织女不过是凄凉的神话故事，是两个子虚乌有的人物；女娲补天是原始人对战胜水灾的愿望，依然是美丽的神话……孰料几千年之后，西装革履的文化人手握如椽大笔，洋洋洒洒地进行一番“科学考证"，然后在当地政府支持下，堂而皇之地宣布：某某、某某在他们那儿！随着科技的进步，当年盗墓贼的洛阳铲，已为湖笔所替代。

说到底，就是要将民主、平等、自由的意识，改由主奴有差、尊卑有别、攀援依附、裙带相系等封建宗法血缘关系予以取代。

与之相反，新文化是市场经济的强烈萌动，是当今中国社会的迫切要求。呼之欲出的新文化担当着如下的历史使命：

一，呼唤民主、自由、平等、多元化的新理念。新理念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坚持人民创造历史的基本原理，将反对个人崇拜扩展到整个历史领域，扩展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摈斥一切美化、歌颂、拔高、吹捧的谀辞佞文；与其将权势者当伟人供奉，莫如当小人提防；在国民中树立自尊、自爱、自立、自强的新思想。民主制度是世界潮流，也是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必然。正是适应历史趋势，中国共产党自十二大以来，都将建立高度的社会民主制度作为目标。新文化理应促使这一宏大目标成为现实，整体目标划分阶段，长远目标进入日程。首先一步是转变观念：变走群众路线为由群众决定路线；变为民做主为由民做主；变天然领导权为竞选领导权；否定宗教学说，坚持百花齐放；提倡广开言路，集思广益。

二，树立诚实、节俭的社会新风气。新风气建立在民本主义的基础上，必须坚持人民是国家社会的主人，一切得以民众利益作为归宿。

诚实是为人的基本立足点，也是整个社会的需要。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在谎话弥漫，官话、大话、空话盛行的国度，民众不仅是最大的直接受害者，还是为之支付代价的债务人。此四话不除，国无宁日，家无宁日，遗患无穷，遗恨无穷！

节俭是华夏民族的美德，是分配公平、消费合理的品德基础。与此相反的是奢侈，在它的背后，更隐藏着贪婪、荒淫、阴谋、腐败、委靡不振和无所事事。它是公权失控的必然产物，是亡国灭种的前兆。节俭世风形成之日，即是劳动者溢收之时；是社会资源分配合理，公益事业兴旺发达之时；也必是国家精神振奋、民气上扬的开端。

三，改造文风。文风是一个国家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风标，是向民众传达信息、影响社会风气的重要途径。文风的不正以至于堕落，是上层建筑的腐败，是意识形态堕落的标识，是整个国家的灾难。说到底，是民众的不幸。改造文风，就应当提倡说真话，反对说谎话；提倡说做得到的话，反对说大话、空话；提倡说话准确无误，反对说话不着边际；提倡说短话写短文章，反对说长话写长文章；提倡少开会，开短会，反对常开会开长会。

四，提倡新文学。小说、电影、戏剧、电视剧等，是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方式，是主要的精神食粮。除了在劳作之余小憩之外，更得到艺术品味的熏陶和精神境界的提炼。所以说，欲新一国之民，须先新一国之文学。

遗憾的是，在“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帜下，歌颂帝王将相丰功伟绩的贵族文学；歌颂反社会、反文化、帮派意识、无原则进取精神以及低级下流的流氓文学；内容空洞、胡编烂造、场面宏大的无聊文学，追求金钱、写俗媚俗，不记社会效果的铜臭文学等泛滥成灾。

新文学对贵族文学、流氓文学、铜臭文学嗤之以鼻。新文学提倡大众文学、现实文学、鼎新文学。

所谓大众文学，就是用大众朴实的语言写人民大众，写他们的喜怒哀乐；写他们的心理诉求；写他们积极上进的精神；写他们对社会进步的贡献。

现实文学，就是直面社会，直面人生。该褒则褒，该贬则贬；褒社会之所褒，贬社会之所贬。该歌则歌，该哭则哭；歌社会之歌，哭社会之哭。以消灭社会丑恶，促进社会进步为己任。

鼎新文学。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时期，是一个利益重新分配的特殊时期，代表各自利益的势力和集团，都会做出尽情的表演。唯如此，思想文化领域、文学艺术领域的交锋，都会表现得异常激烈。鼎新文学的使命，就是为即将诞生的民主制度催生助产，呐喊接生。

新文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的胜利与使命的完成，有赖于全体民众的觉醒；新文化的靠山是人民大众，且又会常常被大众误解，它无名可图无利可得。苟无社会良知者，悉劝却步！

    十年“文革”是人类历史上亘古未有的闹剧，是给整个民族带来未尽灾难的闹剧，至今还令经过的大多数人们胆战心惊，梦魇难除。死者已死自长已，活着铭记莫忘记。“文化大革命运动”不是浑然一体、密不可分运动，它是由很多运动组成的一场内乱。同其他小运动一样，其中的“批林批孔”也是场闹剧，是一场至今令人难明真像的闹剧。当历史被人们忘记的时候，那一段历史必然要重复出现！“弘扬传统文化”的紧锣密鼓，油然勾起对“文革”中间的“批林批孔”的联想。

9.13事件发生的半年之后，1973年5月的一天半夜，毛泽东招去江青，让她手记一首诗：

                    七律    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     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秦犹在，     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     《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   莫从子厚返文王。

    不久，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了批孔的任务。从这首七律的表面分析，毛泽东申明了四点：1，秦始皇非常伟大，焚书坑儒是伟大的事业；2.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是文化糟粕，不值得称道；3，秦代的中央集权奠定了中国基本的社会制度，功莫大焉；4，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是部坏书；请你们仔细读读柳宗元的《封建论》，千万别从中央集权倒退到封邦建国的西周时代。

    当然了，这只是字面解释。同年7月，毛泽东在与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进一步指出 :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跟国民党一样……

这段谈话揭示了一点批孔的实质——批人本主义即民本主义，在肯定法家治国的背后，强调的是专政，以杀头震慑的专政手段。联想到毛泽东自称比秦始皇厉害，秦始皇只坑了几百个文化人，1957年他一次打了55.5万右派，13.8万中右的“丰功伟绩”，显然，他主张不要民本而强调君本，同时为自己的专横暴戾进行开脱。这只是划破表皮看到的一个层面，继续深入，还会看到更加本质的东西。

    那个时候，原定只进行半年的“文化大革命”，孰料进行了七年时间还难收口，险些连自己都被林彪集团暗杀了！眼下的国内政治、经济问题如同乱麻，林彪死党、余孽正在清理，哪有闲情逸致批判孔子？要探清“批林批孔”的真相，还得从大背景的细微处着手。 

    深受“为尊者讳”影响的人们，或者因为其他原因而不肯正视历史的人们，依据“狗拉的都是四人帮拉的”这一逻辑，总是把批林批孔批周公恶名一古脑推在四人帮头上，这不仅很不公平，也无助于总结教训。

9.13事件之后，周恩来取代林彪主持中央政治局和军委的日常事务，通过《人民日报》主编王若水先生，连续发表了三篇批左和批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加之在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谈判后，翻译抢先向毛告周有投降倾向，这大概也算是史上最为牛皮的翻译了。这就引发了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严厉批评：“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大事不汇报，小事天天送。此风不纠正，必定出修正！”之后就是政治局会议对周的批判，并由姚文元取代周对《人民日报》的主管。“批林批孔”开始后不久，就暗示了运动的真正目的：“批林批孔批周公”“批当代大儒”“批宰相儒”，就连周恩来在民主革命时期那个不甚文雅的“不倒翁”绰号，也被拉出来进行骚弄。最重要的是，四人帮提出了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概念。在当时，所谓前十次路线斗争的代表人物没有争议，他们依次是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王明、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那么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反派代表又是谁哪？当然是周恩来无疑！批林是虚晃一枪，林彪同孔子在思想上并没有多少联系，而且是只死老虎。批孔的动机，自少是为了批判周恩来，这当然是毛泽东的重大决定；没有毛泽东批准，借四人帮十个胆子他也不敢！

    毛泽东之所以决定批周，直接原因是周恩来主持批判了极左和无政府主义，这同后来批邓、回击右倾风如出一辙。毛泽东后来说过：我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推翻了国民党，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对后者，拥护的不多，反对的不少。诚如胡乔木所说，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毛泽东的禁脔和陷阱，摸不得。在此同时，也构成毛泽东晚年的悲剧。

    周恩来看得十分明白，所以，一方面在政治局会议上作出深刻检讨，一方面反对将批林批孔的内容写进中共十大的《政治报告》，找来的借口是对伟大领袖的批孔指示“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批孔打不中周恩来的致命之处，但也是周恩来成惊弓之鸟。毛泽东对批周给予了高度肯定，在对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几个人谈话之中讲：“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好。”同时又指出：周恩来没有取代自己当皇帝的野心。反而批评江青说：“她才是迫不及待呢。”

    至此，批孔大致告一段落，但是周恩来的事情并没有结束。（未完待续）

曾几何时，忽然冒出了“弘扬传统文化”的宏大口号，呼唠者字正腔圆，影从者浩浩荡荡。更加传媒之推波，大有摧枯拉朽、席卷八荒的气势。几十年来，我国都有舆论一边倒的习惯训练，就像百姓们说的：缺门牙的吃豆角——一律（捋）。

然而训练归训练，在风云突变，撒向国学红烂漫时候，总会有不协调的杂音出现。毫不奇怪，楚虽三户能亡秦，偌大中国还会缺了没眼色的人！不好意思，区区在下算是其中的一个。

“弘扬传统文化”，并不是传统观念文化的泛指，是指传统的思想文化；传统思想文化还不是泛指，而是指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弘扬二字更用得气势磅礴，一反“扬弃地继承”这猥琐的口号，以理直气壮、气吞山河的姿态武轩轩振臂，当然有其深刻的用意，即默默包含着大前提：我等文化精英俯瞰天下，仰察古今，域内万国之文化，皆蛮夷之声，不堪入方家之眼；唯我儒学乃黄钟雅音。为挽汹涌狂澜于即倒，拯亿兆草民于水火；抬先圣孔子于国中，扬儒学宏旨于世界；近可使华夏繁荣，远可使天下大同。有此灵丹妙药，焉可舍近而求远哉！

果真这样吗？儒学的核心内容是“三纲五常”，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五常内容比较驳杂，且放置一边，仅就三纲论，它是为专制者服务的学问，是维护专制制度的学问，是论证专制制度符合天道人心的学问，是训导民众逆来顺受甘当奴隶的学问。哪里还有积极进步？哪里有可与现代社会合拍的内容？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抛弃“扬弃地继承”而高喊这藏污纳垢的“弘扬”口号？

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亦即成为全国人民的行动指南。只是由于把这一学说宗教化和教条化，几十年来，才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以至“文革”那样的全面浩劫。阶级斗争、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对剥夺者实行剥夺等命题虽然不经，但是其基本原理亦即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并没有错，唯物主义、奴隶史观、人的平等和自由发展……这些又错在哪里？这都是必须明明白白回答的问题。何以在这些重大问题上不哼不哈，却像扔臭袜子破鞋一样扔在门后？弘扬二字真是威风八面，确实了得，竟以四两拨千斤的太极拳云手，将当年的宗教打了个落花流水！倒掉脏水的时候，孩子是不足吝惜的。据弘扬者说：社会发展同生产力，同上层建筑，同人的积极性都没有关系。历史的发展，遵循的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规律——我隔壁瞎老二就这么说的。遗憾的是，他活了八十多岁，却一直站在遭水侵吞的这一岸，从来与幸福的彼岸无缘。

恩格斯说过：任何传统力量，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这一命题没有错！所谓的传统文化，都是落后生产力基础上产生的文化，是从林文化。随着生产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会产生与之相联系的新文化，原有的旧文化必然会遭到逐步淘汰。由愚昧走向文明，由丛林走向人文，由专制走向自由，由君主变为民主等等，都是人类文化向前发展的结果，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是普世原则。我国不仅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还是联合国的发起国，自然对联合国宪章担负着义不容辞的责任。联合国宪章千条万条，无非是“和平”与“人权”四字。没有人权就没有和平，没有人权就没有和谐；没有人权，不仅弱势民众难得生存，强势者也只能坐在火药桶上，胆战心惊地维持着表面稳定。千百年来反反复复证明的真理，弘扬论者却忘得干干净净，宁是要拉历史的倒车，将国家民众拉进再一个轮回之中。话有三说，巧说为妙。弘扬论者将目的深藏起来，却打出“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帜，一个漂亮美妙的旗帜，一个颇能蛊惑人心的旗帜。“弘扬”二字确是了得！

据说，弘扬论者都是文化精英，其建言就有了九鼎之重，气势汹汹的弘扬之音，自然要占据统治地位。不同论见者只能从报纸、电视、刊物上消失，真正形成文化的“大一统局面”。大一统好呀，没有了说三道四，没有了障碍阻力，弘扬论者可以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踌躇满志地大干一场了。

任一种事物，只要获得了生命，获得了运动惯性，必然获得巨大的冲力，目前的“弘扬”就是这样。济宁文化标志城要开工了，祭孔大典也已开头，精英的讲坛不断开坛，比《四书五经集注》还要蹩脚的“集注”充斥书市……暴发户精装之后，也大摇大摆地登上讲坛“弘扬儒学”，《弟子规》《童蒙训》《孝经》以至《女儿经》都成了弘扬的重要内容。识丁有限的暴发户开国学讲坛，除了捞取名誉外，主要的，他深谙“国学”的奥妙，借以保护各种途径攫取的既得利益。人们不禁要问了：今时何时？今天何天？溥仪还坐在紫禁城的龙椅上吗？孙中山有没有押往菜市口？弘扬二字真是了得，人们发问的这些，都与弘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表面上又毫无联系。

稍有常识的人都能知道，文化既是人类活动的过程，又是人类活动过程中的文明结晶；文化产生于经济，它自然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大致适应。由于人类群体活动的局限，生产形式以及产品的差别，自然产生文化的地域差异，差异即长短、优劣、高低、清浊，特别是各各特长与不足的不同。差异存在于始终，它不仅不是相互之交流的障碍，相反，会成为相互学习相互补充的前提，所以文化无国界，文化的相互认同与相互吸纳就成为必然趋势，自我更新自我换羽也是必然的趋势，连唐太宗都说：“百川异流，同会于海；万区分义，总求乎实。”即是说，一切从实际出发，像海棉吸水那样学习其他文化。“弘扬”二字像一只无所不在的盾牌，轻轻地一举，就把所有世界文明成果拒之于国门之外，不动声色地实行了文化的闭关锁国，却又不留下任何痕迹。百多年前，慈禧、李鸿章都曾说过：“先朝典章制度，事事皆在西人之上，唯武器不如人。”这不过是为着维护一己私利而提着自己耳朵上天的狂妄，一直遭到世人的唾骂。“弘扬”二字确是了得，它将卖国贼那句自吹自擂的狂妄叫嚣作了“革命改造”，唯武器不如人那句并没有说，无须自卑；前一句的意思昭然若揭，但是依然什么也没说，详去吧，傻帽儿！

一个谦虚的民族，都是善于学习他人的民族，善于吸纳的民族，善于抛弃陈旧善于革新的民族；故步自封、夜郎自大、孤傲自赏、自以为是只能是自我毁灭的民族。

几千年中，我国虽然一直处与专制社会，由于当代人的不崇古，故此才有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这既是站在前人肩膀上的发展，又是为后人超越做下的铺垫；既是一个时代的骄傲，有是对后世作出的交代；即是一个时代文化的标志，也是那代文化人个性尊严的伸张。当后世翻开我们这一段历史时候，发现他们先辈所留下来的，除了对古人双膝下跪，匍匐而拜的跪拜文化，除了老百姓发明的手机短信外，再没有其它，他们都会替这代文化人脸红！

乡间有一句讽刺走街串巷野大夫的挖苦话：“谁买杏胡凉眼药，贴一个，瞎两个。”目前，“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处方，就属于这类；那些开药方的文化人，就是只图赚钱不顾他人死活的串街郎中。所不同的是，串街郎中的欺骗有限，害人的程度也有限。文化人就不同了，他要将整个民族用迷魂汤灌成行尸走肉，或者是唯唯诺诺的奴才，然后押往专制制度的祭坛作为牺牲！

惜乎“弘扬”！得一时之名利，遭百世之唾弃；留瞬间之鼓噪，落万代之骂名。值否？掂掂！

儒学虽然只是国学中政治文化的内容，且只是政治文化的一支，此外还有道家、墨家、阴阳家、诡辩家以及朱子、杨子等。然而，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被采纳之后，儒学即成为显学、官学，套一句现代语言，就是中国社会的指导思想，是人人必得信奉的宗教。经历了近代半个多世纪的屈辱之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终于觉醒，新文化运动得以发生，亡国的儒学才被拉下政治舞台。从1915年算起，时过近百年，中国一批文化人不知抽的什么筋，忽然间兴风作浪，打着弘扬国学的名义，又将孔子和儒学抬出来强加给国人，强加给中国社会，似乎儒学才是根治中国社会弊病的灵丹妙药。

那就面对中国的官场，看看国学灵验否！

我国自有史以前，大致是三级管理，秦朝是中央、郡、县三级，汉代是中央、州、县三级，一直到中华民国，依然是国民政府，省政府和县政府三级，而今则是两个五级！连历史上的亭长、里胥、乡约等，都成了堂而皇之的正县级政府。再以我熟悉的一个县为例，解放时，这个县包括了今天的九个区，只养活一个县长。而今天，仅地市级政府就有九乘二个，正县级多得难以数清！关于官民的比例，西汉时是1：7945，东汉是1：7464，唐代是1：2927，元代是1：2613，明代是1：2299，现在呢？1987年是1：67，到了1998年，急骤发展到1：40，这中间，还不包括那些吃自筹款的市管、协管、反聘等人员。

官员多得像海狸一样拥满了河流，其中很一些已激变为巨鲨、鳄巨，成克杰、陈良宇、胡长清等受到了清理，而未清理的还有多少？不错，腐败在清理之中，但是前仆后继，“义”无反顾也是不争的事实。按《刑法》规定，贪污数额在10万元以上，情节严重，影响恶劣者，应处以死刑。事实却是，贪污几百万、几千万以至造成恶性事故者，都有这样那样的从宽理由。我不是重典主义者，并不噬血，只是想指出，贪黑食墨者已打得法律节节败退。

官多得如同拥满河流的海狸，社会事务则如同四处流窜的河水，突发性群体事件偶有爆光者，都是当地政府不作为或胡作非为造成的。爆光了或能得到一定的处理，也不过是砍箭杆而已，并没有拔出箭头，所以在之后，往往有同类事件重复发生，不曾爆光而鲜为人知者又有多少？

国家财政收入中，政府竟花销百分之三十八，是全世界罕有的比例，这还不算国企上缴的1.6万亿利润。这些钱是怎么化的？除了部分的合理支出外，每年三、四千亿的公款吃喝和出国旅游，三千多亿的公车费用，四千多亿的决策失误等（这是几年前的旧数据，日今则更多），就包含其中。劳动者所能分配的，仅占13%，而欧美各国占50%以上。至于说分配的不公，据《参考消息》2008年1月24日载，一小部分人的灰色收入，约占国民总值的26%！即令台法收入中，电信、金融、水电气供应、石油、烟草、电力等六个行业的833万职工，其收入占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而人数仅占8%。

请问鼓吹儒学者，在孔子那里，有精简庞大机构，裁简沉官冗员，锐减政府开支的妙方嘛？而这个问题，不仅使财政负担沉重到已影响建设资源的合理配置，民众更对之愤愤不平。在孔子那里，有解决分配趋于合理的妙方吗？要构建和谐社会，孔子的空洞说教能起到什么作用？在现代社会，一种理论要得到国人的认可和信奉，必得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利剑，既然国学没有这一功能，何必要重新拾回这个破烂！

鼓吹儒学的人们，大概都患过感冒，有过头痛脑热的经历。当吃药一天不见效时候，当然会想到药不对症，要重新求医诊断换过处方，因为你惜爱自己，要为自己负责任，生怕庸医乱开下虎狼之药，生怕性命难存于世！儒学以指导思想盘据中国社会两千多年，造成了专制制度一次次疯狂肆虐和不可避免的衰亡，造成了无数次的国脉衰弱与军阀混战，造成百余次农民起义的发生。惨痛的历史教训反复证明，儒学的核心思想是三纲五常，是纵容强势者特别是权势者横行肆疟的理论，是教化弱势民众逆来顺受的理论，是钝化社会矛盾、同时也是积累社会矛盾直至全面爆发的理论，压制民众的理论同时也是埋葬统治阶级的理论！当时代已进入二十一世纪时候，社会理论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何以要无视理论的最新成果，重新开出这副屡试不效的药方！到底是无德无能的庸医，还是骗财骗色的方士？是庸医就应该关门歇业，是方士就应该逃遁隐形，这不仅有利于自身，更有利于子孙后代。

也难怪，鼓吹儒学是一种名利双收的行当，是终南捷径，由此跻身新贵并不困难。然而君子之泽，五世而渐，当子孙后代沦为弱势群体而受到权贵挤压时候，九泉之下的新贵们，能安之否？

经常听到有人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原本不错，只是被统治阶级所篡改利用，唯此而已。

是否真的是这样？贸然得结论很不严肃，最好的理性的途径，是依据事实了说话。

孔子活着的时候并不得意，四处求官四处碰壁就是明证；到其晚年，走学生门路回到鲁国时，依然被高悬着不肯任用。“人必自辱，而后人辱之”，孔子蒙受的羞辱，同他的核心理论有直接关系，一方面，“克己复礼”即恢复周代的礼仪制度以明确等级制度的主张，是每个既得利益者都需要的。社会动荡中，他们已深感自身特殊地位动摇的威胁，所以需要这种理论的支持；另一方面，各国的大夫陪臣们已经将国君架空，到手的权力岂可以供手交出！不自觉中，这些既得利益者已陷入矛盾境地。而孔子的理论贯通始终，要复礼就必须复旧到底，忠君则是其核心，等级社会是金字塔型，塔顶无法容下两个，不可能国君在下而大夫陪臣们在上，金字塔不是纺锤型！在这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中，“无理”，是手握权力的大夫陪臣。他们对孔子既爱又恨，爱恨交织中，不用为好。这就是孔子当时的命运，甚不得时的命运。

随着东周的解体和战国七雄的并立，国君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昔日的傀儡地位的国君，灭亡的已经灭亡，未灭亡的，当然成为七个国家的龙头老大。在经历了难耐的寂寞之后，孔子理论与龙头老大的利益已完全一致，私学自然会成为炙手可热的“显学”；孔子的徒子徒孙也像海狸一样塞满了河流。以孔子嫡传自居的孟子，已不再像可怜巴巴的老师那样，不顾体面的四处求官，而是以帝王的导师自居。他在游说各国诸侯时，（尽管也有个别时候遭到冷遇）完全是一副志高气扬的神态，总是以假设自己为国君说事。而对各国的国君，则是“说大人则渺之”（对国君们说话时候，我很藐视）。听听！地位待遇已完全不同。这不是个人的气质，是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儒学成为专制者奴役民众的精神枷锁，已完全适应了专制者胃口。

暴秦统一中国后，以严刑峻法钳制民众悠悠之口，不仅未达到子子孙孙对国民的万世奴役，却造成二世时候锄櫌棘矜下长安的雄壮局面，阿房宫在一把火中轰然倒塌！历代统治者为了一个奴役权，都在总结灭亡的教训，也总有主流文化人为一己私利，绞尽脑汁为极权者出谋画策。西汉建国后，董仲舒借鉴了暴秦灭亡的经验，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纲领，原因无他，即使用刚柔并济的统治术，借此使民众怀德畏刑。自此，儒学就由显学上升为神学——控制中国人思想几千年的专制神学。

随着儒学地位的急骤提高，孔子的待遇也发生根本变化，成为了“圣之时者”。汉平帝时，封之为“褒成宣尼公”，把当年毫无爵位的白身，越过男、子、侯三级进封为公爵。唐玄宗时，加封“文宣王”，爵位又升了一级。宋真宗时，自知爵位已经封顶，不曾称帝者，称号莫过于王了。但又不甘寂寞，不能在孔子封号上没有作为。这就在爵位的定语上做起文章，先封为玄圣文宣王，还嫌不够，毕竟为独裁者维护既得利益制造了理论的特殊人物，遂又将玄圣文宣王改为至圣文宣王。一个至字，已将圣人推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汉字的妙处就在于能绝处逢生，能高了再高，好话永远说不尽。一个混账在报纸上骂我说：“谁都知道，借咬名人能出名。”这是标准的屁话！在中国，谀上才是名利双收的捷径，护神也有不菲的报酬，都是一本万利的生意。陈鲁民深得个中三昧，在咬了七个说真话的布衣文化人背后，维护的是七个“英雄伟人”，在此同时，也以护法神出尽风头，诚所谓“阿谀摇尾说好话，舔屁股能把官做大。”真是枉披了一张人皮！言归正传，元武宗时，更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至此，封赠闹剧才告一段落，孔子高大完美形象已彻底树立起来。

回过头来，我们再详细审视，是谁篡改了孔子？动了孔子的奶酪？

大致说，孔子死后,其学说经历了五个阶段的变化。

一，由私学变为显学。这一段历史自不必说，后世公认孟子是孔子嫡传，有发展但没有篡改。

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提出这一建议的是董仲舒，他是春秋公羊派的代表人物。《春秋公羊传》着重于阐述《春秋》意理，亦即其中的“微言大义”。他在成为西汉权威理论家时候，主要鼓吹以下内容：

1，强调天的意志。他认为宇宙中有一个主宰，这就是“天”，天是“群物之祖”，就像今天西方一些人说的上帝的意志，上帝的手指。

2，董仲舒创造出无所不能的天出来，是为地上独裁统治者制造一个神秘的、骇人听闻的天上投影，用以证明地上独裁统治的合法。他说：天道有阴阳两面，人间自然要分为阴阳两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天为君而覆盖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

通过董仲舒之手，孔子强调的君权、父权、夫权这三个绝对权力，变成了“天赋特权”，即所谓“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三个特权中，君权最重要，所以董仲舒又说：“天地人主，一也”。“人主之好恶喜怒，乃天之暖清寒暑也。”为了使野蛮的特权变成永恒，董仲舒还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细究这一系列言论，与其师祖并没有本质不同。孔子似乎并没有赋予上天以意志，但是且别忘记了，他讲天命的内容却是不少。在他那里，已有冥冥上天主宰人生的内容，董仲舒只是将其进一步明确。更重要的是，师爷与徒孙要强调的，并不是天的意志，而是君、父、夫特别是君的不可动摇的特权。

由是观之，董仲舒并没有动孔子奶酪。

东汉初年，谶讳学说开始盛行，这源于西汉武帝之后对孔子的神化。《春秋演孔图》把孔子描绘成神人，谶讳学得了孔子的嫡传。然而，尽管此等学说流传甚广，但没有人认为同孔子学说有关。即是说，谶讳学的创始人曾想动孔子奶酪，却未能如愿。

三，三教共存，儒术至尊。随着道教的产生和佛教的传入，三教争宠的斗争也日益白热，都在争夺“正统”地位。唐太宗登基之后，看到三教对稳固其统治的重要作用，一方面提倡佛教，一方面推崇道教。然而他知道，导人盲从的宗教只能笼络住善男信女，入仕治国则需要头脑清醒的知识分子，而这些人很难信教入教。所以，他在优待佛教、道教的的同时，更将儒学作为当局的指导思想，使之成为一支独大的文化力量。他在弑兄、戕弟、逼父逊位后不久，就召集大批官僚学者，对《易经》、《毛诗》、《礼记》、《尚书》、《春秋》进行整理，并作出统一解释，以此作为科举取士教科书。这就是后来所说的《五经正义》，也是儒学的重要经典。此外，还组织一批史学家，在房玄龄的主持下，整理之前已有的五部史书，撰写了《晋书》，将这六部史书作为正史。这是钦定的教科书，完全贯彻了帝王意图。

唐太宗直言不讳个人意图，他说：“君臣之义，同于父子”，“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因为：“天地定位，君臣之义以彰；卑高既陈，人伦之道斯著”。主张即令君王残暴昏聩得像殷纣王，臣子也要像比干一样绝对忠诚，纵令剖腹挖心也不改变尽忠的信念。由是观之，唐太宗整理《五经正义》的目的，唯在于鞏固绝对的君权。

他动了孔子的奶酪吗？没有。一方面，对《五经正义》整理归整理，并没有曲解篡改；另一方面，六部钦定的正史是史书，并不是理论著作，而且全书虽不乏篡改历史歪曲历史的劣迹，但有孔子的“三讳学说”做理论依据，是孔门优秀弟子；而且还没有达到孔子所著《春秋》的“高度”，小巫比不上大巫！更重要的是，他们关于忠君的主张却如出一辙,毫无二致。

显然，唐太宗没有动孔子奶酪。

四，程朱理学，理源乃祖。谈到儒学在后世变化时候，无法绕开程颐、程颢特别是朱熹，即所谓程朱理学。到了宋代，专制制度已翻过盛唐的繁荣之巅，逐渐走了下坡路；更兼之外敌入侵，苟安于东南一隅的南宋小朝廷已惶惶不可终日。然而，王朝愈处于没落时候，愈不思励精图治，倒相反，为谋求大树倒后的猢狲出路，统治集团内部的尔虞我诈犹显得激烈；对民众思想控制愈想严格；所谓主流文化人愈想揣摸最高当局的意图，用文化贿赂最高；最高更需要这些人为之制造愚民理论，朱熹们就诞生于这种特殊的环境之中。

作为当代鸿儒，朱熹的贡献的确不小。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1，宣扬三纲五常是天地之道。对孔子极力维护的以皇帝为金顶的等级制度，朱熹不仅欣然继承，还将孔子天命说更推进一步，宣扬“物物有个分别，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传子继，道之经也。”“三纲五常，终变不得。”“未有君臣，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先有父子之理。”即是说，在有人类之前，君臣关系人伦关系已经存在，一切都是先验的！假如撤去朱熹头上的五彩光环，主流文化人阿谀奉承权势的丑恶嘴脸就昭然若揭。人世上，还有比这种为一己私利而谀上的人下流么！

2，编订《四书》。他将原处于子部的《孟子》提到经书的位置，又将《礼记》中的《大学》抽出来单独成册，与之前已有的《论语》、司马光从《礼记》中抽出的《中庸》合编为《四书》，开创了推行语录的先例。然而他除了宣扬孔子以外，丝毫没有歪曲孔子。唯一的不同，是高度肯定孟子继承了孔子的道统，使孟子获的了亚圣的崇高地位。

3，自宋以后，《四书》、《五经》遂成为专制制度的《葵花宝典》，成为读书求仕者必修的独门心法。不知有多少读书人钻进了这个套子，除了皓首穷经外，不知还有别的学问。而孔子孟子，也在此后被偶像化了。

从朱熹的贡献可以看出，他并没有篡改孔子，没有动孔子奶酪，所有的仅只是强化而已。

五，托古改制，孔子变脸。

外国列强的入侵，使中国先进知识界有了觉醒，认识到再不图强，中国便没有出路；学西方不仅要学习科学技术，更得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变独裁专制为民主制度。然而，考虑到儒家学说几千年来对国人思想的禁锢，以及由此形成的惰性思维，改革派只好打着红旗反红旗，打着孔子反孔子。这就是1898年戊戌变法时康有为不得已间的思考。《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就是这次改革的纲领性文献。《新学伪经考》力陈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并没有焚烧官藏的六经，即古文经学。西汉立于官府的今文经书系刘歆伪造，是为王莽篡权制造舆论，淹没了孔子的“微言大义”。此书在思想界煽起了疑古思潮，在政治上打击了“恪守祖训”的陈词滥调。《孔子改制考》宣称，《六经》是孔子为改制而作，是孔子假托尧、舜、禹这些古圣先王的言行，为社会改革彰目，并把孔子称之为托古改制的“素王”。又有此引伸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三世说”，强调当时中国必须由据乱世阶段，通过变法进入升平世阶段。

这两本书中，将孔子皇权至上，等级制度等核心理论抛弃殆尽，借君主立宪外壳，实现民主制度，要让卑者贱者下者庸者把持国柄。显而易见，康有为大动特动了孔子奶酪！遗憾的是，戊戌变法的好景不长，从六君子押往菜市口的那一刻起，不仅改革宣布失败，被康有为挪动的孔子奶酪，又完好无缺地送了回去。流亡海外的梁启超无愧思想界巨擎，在详细考察了日本政治制度后幡然悔悟，认识到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是只为专制者辩护服务的学问，托古改制是自欺欺人。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中，梁启超对当年协助康有为撰写两考中，讴歌孔子进行了深刻反省，明白无误地解剖自己是“我操我矛以伐我者也。”更申明自己的新文化态度：“区区小子（指本人），昔也为保教党之骁将，今也为保教党之大敌”。“吾爱孔子，吾更爱真理”！爱孔子不过是梁公的虚晃一枪，更爱真理的宣言，既是他在思想文化上脱毛换羽的标志，更是发自肺腑的呐喊！检验文化人良心的试金石，就看对待真理的态度。梁启超没有让国人失望，对孔子认识的彻底转变，不得不让后人竖起拇指。

五，讲坛所云，可是孔子？

时代进入21世纪，忽然刮起儒学热。孔子研究会纷纷成立；四书五经遍布书店；弘扬传统文化的口号不绝于耳；立儒教为国教的建议，堂而皇之地登上大雅；那个名为百家，实为帝王将相一家的讲坛，也由时髦女人扮演着学术明星的脚色，大讲特讲孔子放之四海皆准，历经万世不衰的闪光思想。如果说，前三种现象还有或多或少的掩盖（第四条我不再重复批驳），大讲特讲就有点明火执仗的味道。在讲《论语》中，曲解之嫌已令人大跌眼镜，更令人吃惊的是，竟将释家、道家以至于世界文化包括现代的文明成果，凡能用上的，都归在孔子名下。老实说，开始时，我十分佩服；仔细一想不对了，不禁想问：这是孔子吗？这是孔子的学说吗？如果是，其克己复礼、皇权至上、安分守己、逆来顺受等核心思想到哪里去了？没有了这些，就成不了《论语》；所讲的，就不是孔子。如果还承认所讲的不是孔子，或不完全是孔子，为什么又要打着孔子旗号？不在这里较劲了，言归正传，我所要说的，是讲坛明星果真动了孔子奶酪，动得很大方！或有人问，去其消极方面取其积极方面有何不好？事物的运动轨迹不是这样。相反，他一旦获得冲力，将会以排山倒海之势滚滚而下。那时候，巨鲨、巨鳄、鱼鳖、海怪会一涌而来；等级、名分、独裁、效忠这些与当今社会格格不入却已大量存在的思想垃圾，更有了理论依据；安守本分、逆来顺受不得不成为弱势民众恪守的信条。我想，除了既得利益者之外，没有人欢迎这个结局。与其到将来哀叹，莫如消弭祸患于初始。

奇怪的是，几千年的专制社会中，孔子以权势者的辩护士吃香；几千年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孔子仍吃香。是其学说具有变色龙特征？怕不是。是有人想抓住谀上的时机？不敢贸然得结论，还是以存疑为妥。

看来，孔子的奶酪，孟子、董仲舒、唐太宗、朱熹等没有动过；康有为、梁启超出于救亡图存的良好愿望，虽曾动过，然心不欺暗室，志可昭日月，其情也可叹，其非也可恕。更何况，他们并没有动得。所以说，孔子的奶酪，截止今天前，保持着原汁原味。1915年袁世凯在登上帝位之前，之所以提倡“尊孔读经”，就是闻到了孔子奶酪的那股臭味。

毋庸讳言，儒家道德奠定了几千年中国人的道德基础。另一方面，在摸索教育规律以及认识事物上，都为后世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借鉴。然而又毋庸讳言，在此同时，更培养了中国人的自卑心理以至于奴性。这不能全怪孔子，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一定经济基础的产物，是原始农业基础上产生的意识形态。即令没有孔子其人，也会有张子、王子、李子、赵子的。当社会需要这类人时候，这类人必然出现。当然，对每个人来说，选择不是唯一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每临到十字路口，都有多条路呈现在面前，对立的阶级，不同的阶层，不同立场的文化人，或因为利益，或因为价值取舍，都会做出不同的决断，选择最有利自己的道路。当孔子选择了那条道路的时候，就得为自己的选择负则。然而，毕竟已是几千年前的人事，应抱着宽大为怀的态度，平心静气的议论。如果不是当代有些人企图重新高举儒学的大旗，不同意见者也不会激烈地进行争辩。今天要说的，已经不是两千多年前的那个人，而是与那个人联系的思想。受牵连是必然的，因为思想同其人联系在一起。这不是后辈的浅薄不恭，其势使然耳！如果是功，荣誉同其人联系在一起，受敬仰是必然的；如果是过，耻辱同其人联系在一起，受指责也不可避免。自古以来，概莫能外！立言当然是好事，站错了立场，必然会钉在历史的耻辱桩上。民初，杨度、刘师古等筹安会“六君子”鼓吹“尊孔读经”，在此旗帜下为袁世凯登上皇帝宝座摇唇鼓舌。结果呢？他们同袁世凯一样，都被钉上了历史耻辱桩，被民众骂了近100年；我估计，还得继续骂下去。

孔子在道德方面的建树，主要体现为：“礼”、“忠”、“仁”、“义”、“孝悌”等，下边我逐个剖析。

关于“礼”。礼与忠一样，虽然主要表现为政治制度和政治立场，仍然有道德的内容。每一个社会都需要秩序，这就需要一系列行为约束，除了刚性的法律、纪律、规章、制度等之外，还需要弹性的道德，用以约束刚性规范难以约束的出格行为，礼必然会成为整个社会的共同要求，以周礼为核心的儒家之礼，在孔子那里得到全面发展，所以有很多论述。遗憾的是，孔子之礼又同维护专制制度联系在一起，同维护等级制度联系在一起，同维护极少数特权者不合理的既得利益联系在一起，主要作用在这里。为了复礼，更要求人们“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一个礼字，就给人们身上捆绑了四道绳索，扼杀除皇帝以外所有人个性的绳索——美味佳肴拌进了毒药！

关于“忠”。孔子曾说过“尽心曰忠”。曾子也说：“于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学不习乎？”这些都对人际交往有指导意义。遗憾的是，他所谓的忠，却主要指的是忠君———美味佳肴中拌进了毒药。

关于“仁”。孔子讲：“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它不仅是这样讲，也有爱人以至于关爱下人的举措。下朝回家时，听到马厩失了火，问人不问马就是一例。这里需要指出的，孔子的爱人，并不是对他人权利的尊重，目的很明确，诚如他所说：“惠则足以使人”，亦即利用人为他卖命！春秋时有一发人深省的故事：楚国大将吴起的爱兵如子世所罕见，一次，当他趴在地上为一士兵伤口上吸吮脓血时，那个士兵的母亲不答应了，她哭着说道：我的大儿子由于感激你对他的关心，已经为你送了命。今天你又是这样！看看，一个不识字的农妇人已经识破了的“仁爱”把戏。当然，那时的“仁爱”虽有很大欺骗性，毕竟比劳民整民害民残民刑民杀民好一些。遗憾的是，在论述“仁”的过程中，孔子主要强调的是克己复礼，“克己复礼爲仁。”对《国语·晋书》中“杀无道，立有道，仁也”这一大义凛然的命题不置一词，却反复强调：“臣事君以忠”，“不怨君”，“事君以忠，人谓之谄”，而且应该为君王“杀身成仁”，“无求生而害仁”—佳肴中拌进了毒药。

关于“义”。孔子讲了：“义者宜也，尊贤为大”。这话原本很不错，人际之间，就应该这样有原则有距离的友好相处。比起把义字理解为不讲原则、不讲道理的哥儿们义气，比起“义结金兰”这一流氓无产阶级的帮派意识，高出一百倍！遗憾的是，孔子的“义”，却又和专制制度及其礼仪制度联系在一起。他说：“禁民为非曰义。”如果说，这一命题还包含着积极的内容，另一些命题就赤裸裸地暴露了义的实质，他解释说：“义近于礼”，“义者，所以等贵贱，明尊卑”，“礼义立则贵贱等矣”。请注意，这儿的“等”字，并不是平等而是规范出森严的等级，是让每个人明确自己在社会中的尊卑地位，不得逾越——佳肴中拌进了毒药。

关于孝悌。孝悌是两个概念，孝是对父母以及长辈孝顺，悌是对兄长顺从。自有人类社会以来，这种血亲关系不仅是人际之间最为重要的关系之一，而且是无法回避剪除的关系。尊老爱幼、相互赡养、相互关心体贴等社会风气就约定成俗。不然，人类社会就会灭亡。所以说，孝悌不是孔子的独创，充其量，他是加工提炼者。孔子在周礼“尊尊，亲亲”基础上，将孝悌推入民间。关于孝，孔子强调“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这是人类的共同要求，是孔子的一个贡献。遗憾的是，他同时强调：“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这里的观字，不包含审视的意思，同后边内容相联系，只能读成学习与模仿，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则是核心，是讲顺从。不仅父亲活着的时候要顺从，父亲死了还得顺从，照着父亲的章程行事；至少要保持三年不变。那么儿子个性积极性与创造性哪？通统都得扼杀了；再而言之，如果父亲为匪为盗，拟或志懦身懒哪？所有这些都不管，只要顺从就行了。惟其不讲是非的忠孝，故而在过去就有人激烈的批评道，忠君是杀臣的学问，孝悌是杀子杀弟的学问。这还再其次，更重要的是，孔子又将孝悌同忠君联系在一起，指出：“孝悌以仁为本”。“仁”要求“不怨”、“不优”，“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而“仁”的核心价值是“克己复礼”即是说，无论在哪里，都应该做到安分守己、逆来顺受，要绝对服从君王。悌的内容比较简单，即弟弟要顺从哥哥。一般来说，哥哥的知识阅历要比弟弟多一些。有哥哥引导，弟弟会成长的快点，能避免很多弯路与挫折，这是悌的积极内容。遗憾的是，他讲的顺从，是没有条件的顺从，就是不讲是非不讲道理目无法纪的盲从，当然还包含了扼杀弟弟个性意志的内容。他的学生有若将孝悌理解得十分深刻：“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有若的发挥是点睛之笔，赤裸裸招认了之所以呐喊孝悌的忠君动机—佳肴中又拌进了毒药！

谈及儒家伦理的时候，不能不面对南韩、日本、台湾的文化现象。它们重视儒学的成功经验不仅令大陆人神往，更令欧美各国人羡慕。当然人们要说了，既然他们能成功，何以孔子的故乡要抛弃儒学？

当论及儒学在现代社会作用的时候，必须把国情弄清楚。当民主制度建立起来时，君王与等级制度就已绝迹，民主自由平等多元等概念已深入人心，儒学中的糟粕诸如忠君、奉上、上尊下卑、上命下从、不可语上等，不仅不可能再束缚人们的思想，已然成为了笑柄，其积极内容就成为可供国人享用的佳肴。正如同中药中的白术、半夏，凉水煎时毒性很大，开水煎时就能治病是一个道理。在中央强调建立高度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今天，不仅不是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幌子下贩卖儒学的时候，倒相反，需要在一个时期内“断奶”，断掉那些含有毒汁的奶水！警惕“三尺郎君七尺妻，凑个头齐脚不齐”。这是十分荒诞的。

由此反思我国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那个给5·4运动打下思想基础的启蒙运动。今天，一些“精英”文化人无视当年启蒙的伟大成果，抓住其中的些许偏激，肆无忌惮地给以全盘否定，连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当时的思想界先驱，也遭到无端的谩骂。这真是千古罕有的怪事！中国历史的脉络，竟成了毛驴拉磨子，转了一圈又一圈，直到粮食磨完了，毛驴又回到原点。5000多年来，每个专制政权都转一圈，圈子转的不少了，然后换一个专制政权再转下去。不同的是，这里不是粮食磨坊，所磨的不是粮食，它是一座血肉磨坊，所磨的则是孤苦无助的民众，无可奈何的民众则是粮食的替代！5000年的文明史，就是一部内战史，冤死、饿死、累死、替死、自相残杀而死的民众又有多少？说到底，这是专制制度的罪恶。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举起了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引导中国走上历史的必由之路 ，何罪之有！可叹的是，5·4运动打断了启蒙的进程，岂料在百年到来的时候，一些精英文化人又要拉着这盘磨子再转一圈。是可喜还是可悲？是进步还是倒退？ 相信明眼人都能看清。

黑格尔说：“在他（指孔子）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然而，这只是从逻辑学角度评价的，并没有深入地究其实质。细究细查，孔子的理论，是为专制者强盗行径辩护的学问，是向专制者乞讨残羹剩饭的学问。所以既不要良心也不要逻辑，却充分体现了利己的实用特征

在弄清儒学政治倾向之前，有一个困惑中国史学界多年的问题需加以解决，即我国的社会形态。按照一种书本理论的划分，社会共为五种形态：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然而，细究中国的全部历史，则大谬不然！关于中国原始社会的描述，截至目前，除了一些史学家想当然的随意乱说一气外，并没有多少可靠的史料给以支撑，以至把家天下传承的颛顼、帝喾、尧、舜、禹等人，当成部落联盟长，足显其六经注我的荒谬。

关于奴隶社会。自从战争造成了第一批奴隶之后，由于强权阶级的贪欲和弱势群体的怯懦，奴隶就绵绵不绝。以今天黑煤窑矿主与矿工而论，不就是奴隶主与奴隶嘛！奴隶始终都存在，但都是少数，平民、贱民始终居多数。所以说，人类历史上根本没有奴隶社会，这在上一世纪二、三十年代，国际史学界已形成共识。只是我国要维护一种理论的神学地位，宁将这一研究成果拒绝于国门之外。

关于封建社会。这个概念与其所指已发生矛盾，封建者，封邦建国也，有如商朝周朝。但是，中国史学界恰恰对这两个朝代，及其后的春秋战国社会属性难以断定。对1600多年的历史难做出基本判断，是历史研究中的大笑话，是那个理论的肤浅和丑陋。从黄帝登基到溥仪逊位，其统治形式，仅仅是统治方式的差别，即集权于皇帝还是分权于诸侯的差别，平民、贱民与奴隶的身份地位并没有多大变化，没有必要划出一个似是而非的“封建社会”，一个自相矛盾得不能自圆其说的“封建社会”。

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截至目前，我们已将其念叨烂了，却无人给它一个准确的定义，更难以确定其外延。要以生产资料的占有划分，西欧诸多国家将都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因为它们公有成分都不低；在撒切尔夫人之前，英国公有制占主导地位，之后才进行私有化改革；前后英国的社会形态有什么本质变化？即令是台湾，公有制仍占百分之五十二左右，它又是什么主义？以执政党性质确定，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社会民主工党也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何以西欧是资本主义？显然，这种理论又不能自圆其说。

至于共产主义类，诚如唐太宗在《圣教序》中所说的：“像显可征，虽愚不惑；形潜莫睹，在智犹迷。”几十年中谈论最多的主义，恰恰是知之甚少以至于毫无所知的主义。与其那样，莫如将话题留给后人，相信后人比我们聪明。别把后人们才会面临的任务抢过来提前去做，而把自己面临的紧迫问题留给后人。自以为站在历史潮头的顶级人物，倒像个披头散发的疯子，没工夫修剪自己长满虱子的长毛，却急着为尚未出生的婴儿理发！

与其以生产资料所有制划分难以分清的社会形态，莫如以民权的剥夺与归还划分，即分为专制制度与民主制度。至于专制制度的千差万别，仅只是细节。如果承认了这个标准，关于孔子的阶级立场就已经不解而解。

 孔子的理论毫无体系，是一个十分庞杂且没有逻辑的语录堆砌。由于时间、地点、环境、对象、目的的不同，其杂乱无章，前矛后盾，言不由衷，曲意售奸等弊病十分突出。然而，这并不妨碍认清其理论的政治倾向。拨草寻蛇，还是能十分清楚地认清其本质：是为统治者奴役民众服务的理论。

孔子的学问核心是克己复礼。他曾说过：周朝借鉴了夏商两代的经验，其制度美好无比，我赞美拥护周朝。（原文为：“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如何从周？他进而指出：“约束自己的欲望，恢复周代的礼仪制度。”（即“克己复礼”）在这里，孔子不顾自周武王建国以后近八百年生产力的发展变化，不顾周王朝统治集团已走向不可逆转的腐朽没落，不顾新兴集团逐渐取代其统治地位的现实，不顾“礼崩乐坏”到不可收拾的局面，把人生价值取舍确定在恢复先王统治的基点上，其开历史倒车的行为已一目了然。

孔子理论的基本内容。

第一是恢复周朝的政治制度。“周礼”的内容十分宽泛，既包括以皇帝为尖端的金字塔式等级制度，又包括统治者日常的道德生活与宗教活动，还包括与等级制度相适应的礼仪制度。礼在周代具有根本法性质，分别规定在《周礼》《礼记》《仪礼》三部书中。其所强调的，是最为重要的等级制度。如：天子有六军，大国三军，小国一军。这是周代的军制。统治者的既得利益，正是靠武装力量保证的，由军队支撑政府，自然构成黑社会性质的极权统治；六军的相对优势，保证了皇帝黑社会龙头老大的地位。天子有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庙宇的数量和规模差别，即确定了这个特权阶层的崇高地位，又划出它们之间清晰的等级。

第二是恢复周朝的礼仪制度。按周礼规定，天子祭天地，祭四方之神，祭天下名山大川，祭五祀（即：春神句芒，夏神祝融，中央后土，秋神蓐收，冬神玄冥）；诸侯祭本地之神，祭境内名山大川，祭五祀（司命，中罶，国门，国行，公厉）；大夫祭五祀（门，户，井，灶，中罶）。由此看出，即令是五祀，由于地位的不同，具体的内容也大不相同。而士的阶层就只能祭祀自己的先祖。平民、贱民与奴隶，连祭祀自己先祖的资格也没有！

纵观其礼仪制度，充分体现了“贵者恒贵，贱者恒贱”的血统特征和强盗特征，其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在统治阶级内部，上尊下卑的理念以级差加以确定，拉开距离。（二），以礼制礼仪显示贵族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仪。大到祭祀小到饮食起居一言一行等，都要表明各个人身份和地位的不同。在精神上，它无形中起到一种震慑作用，诚所谓“威仪三千”。一部《仪礼》，都是对士及士以上贵族规定的，与平民、贱民和奴隶们毫无干系，这就是“礼不下庶人”的来历。

周礼是维护统治阶级既得利益的“灵通宝玉”，就像《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一样，丢失了这个“捞什子”，难免要失魂落魄，性命不保！自有周以来，统治者将礼视之为立国之本，《左传，襄公三十年》讲：“礼，国之干也。”（即，周礼是国家的命脉）《国语，晋语》讲：“礼，国之纪也。”（国家的纲纪，基本大法，基本原则）。孔子平生极力企图恢复的，就是这个。他在回答治国是否有道的提问时，更强调说：“为国以礼！”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恢复周礼，以礼治国！”

第三是忠君。因为周王是既得利益者的总代表，是周礼框架构筑的最顶端，只有恢复周王的绝对权威，既得利益者才不会失落，且有进而飞黄腾达的可能；鼓吹者也能分到一杯残羹。只有周王的地位得以巩固，生活在周王阴影下的大小贵族地位才不受威胁；如果周王倒下了，必然会发生骨诺牌效应（权且这样说）。所以，孔子极尽其能事地予以呐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其重要内容。齐景公听到这一理论，高兴地说道：“太好了啊！假如国君没有国君的权威，臣子不懂得忠君的道理;父亲没有父亲的尊严，儿子不肯服从父亲，虽然有粮食，我岂能吃得安逸！”这就是后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基础。孔子在《春秋》一书中特别强调的，无非是天子、国君不可触犯的权威及其利益。

如何忠君？除了克己复礼，严格遵守上尊下卑、上命下从等之外，孔子还讲了：要对统治者，对帝王将相这些贤者，对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一定要隐瞒恶行，隐瞒过错。即“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究其实，三讳的核心是讳“尊者”之过。为亲者讳得区别对象，普通民众为亲者隐瞒恶行要受到法律追究；为贤者讳得有分寸，得不触犯最高当局者利益，否则也有包庇嫌疑；唯其为皇帝隐瞒罪恶才是真的，为曲意制造“圣君”“明君”，“最高当局永远正确”提供了理论依据是典型的愚民理论。

为了忠君，孔子又讲：“忠君要忠到奴颜卑漆的程度，纵令被别人笑骂也不在乎。”（原文为：“事君以礼，人谓之谄。”）说到这里，不由得想起1958年3月成都政治局扩大会议。那次会议上，柯庆施附和康生，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讲话：“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诚可谓得孔子真传！纵观如今，官场上不搞这套的又有多少？将孔子这句话翻译过来，不就是笑骂由你，好官我自为之吗！

第四是鼓吹“天命”。

翻开《四书》《五经》，天命二字充斥其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天生德于予，桓  其如予何？”“天之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不怨天，不忧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吾谁欺，欺天乎！”“五十而知天命”；“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春秋》一书，更多处把自然现象与上天意志联系起来。在鼓吹天命的理论中，“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集中反映了孔子天命思想的真谛。在这里，他充分利用人们对天的敬畏，强调天的意志是绝对的意志，不能违背；大人是天在人间的代表，畏天就得畏大人；圣人是代天立言的，圣人的言论，就是天的命令，必须无条件服从。说天命理论是构筑不平等社会的荒谬理论，并不过分。

                                             （未完待续）

           不甘寂寞的两面人

                   ----  从孔子人生轨迹审视儒学（之十八）

孔子有一句名言：“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见《论语·泰佰》）孔子还有一句名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见《论语·子路》)

如果孔子是言行一致的理论家，自当是这些教义的身体力行者为学生和后世做出表率。然而很遗憾，孔子的言行相悖已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周游列国十四年，四处跑官要官的历史，并没有使他大彻大悟；回鲁国之后被束之高阁，求官的欲望已经破灭，只好静下心整理国故，对执掌国命的季康子，也不像对其父季孙子那样奴颜卑漆，然而干政的欲火仍十分旺盛。他的学生十多人在鲁国做官，这为他不在其位而还要谋其政提供了条件，今试举几例。

其一，鲁国执政者季康子欲以诸侯之礼登泰山祭祀。这当然是当权者的统治术，借此将自己神圣化，以提高其政治地位。孔子对此极力反对，但不是反对祭祀泰山这一崇拜本身，而是认为祭祀的主角应该是鲁国国君，而不是执政季康子。为此，他私下质问身为季康子陪臣的冉有：“你就不能制止吗？”这时的陪臣，同之前的陪臣很不一样，已经不再“执国命”，也没有封地作根基，而是在执政者那里做官拿俸禄，随时都有解聘的可能。考虑到自己的处境，冉有诚实地回答道：“我阻止不了。”（见《论语·八佾》）

其二，“一之已甚，岂可再乎！”按说，第一次碰壁之后，孔子该记取教训了，然而没有。一天冉有退朝回去后，孔子问他：“为什么回来的这么晚？”冉有说：“有政务。”孔子不高兴地道：“那是事务呀。如有政务，虽然我不在其位，也应该让我知道。”（见《论语·子路》）在这里，孔子将事务与政务的界限肆意曲解，为自己的干政制造依据。冉有觉得老师太过分了，自己做着季康子的官，端着人家的饭碗，当然得为季康子负责。现在孔子变成了影子内阁，影子内阁的过度干涉，已使自己进退维谷。于是提醒孔子“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孔子听了大为恼火：气咻咻地训斥道：“我过去做过大夫，有谋政资格。倒是陪臣（指冉有）只配请示！”在这里，孔子已蛮不讲理，把在位与曾经在位的界限有意混淆，强词夺理中，蓄意使影子内阁合法化，使自己干政合法化。

其三，由于孔子伸手太长，师生二人的关系终于紧张到破裂的程度。据《论语·先进》记载，季康子财富已超过鲁国国君，而冉有还在为其搜敛不已。孔子向学生发出了命令：“冉有已不是我的学生，你们可以擂鼓向他发起攻击！”这场由孔子发动的武装攻击，缘之于季康子的“用田赋”。关于“用田赋”一节，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后世肯定者说是以田亩计征赋税，这比起以人头征税合理的多，当然是一种进步。后世否定者说是为增加军费开支而加重了赋税征收。若是这样，当然是一种倒退。对资料严重缺乏下的这一场争论，我不加藏否，在没有发现“钢鞭”材料前，辨明是非的所有企图都是枉然，争之何益！我所要说的是孔子当时的做法。不夸张地说，他是当代的文化泰斗，而不是起义军首领，也不是军阀。按照他的有关教导，应该是“邦有道则居，邦无道则出”。然而在关键时候，却像个黑社会龙头老大，不听他干政，就武力消灭！其道理又在哪里？

其四，儒家信徒不仅不责备始祖不在其位却干其政的越位，更编造出孔子影子内阁造福鲁国的神话。说是齐国田常欲篡位，企图以战功树立威望，故而发动了入侵鲁国的不义战争。孔子闻信后，派子贡出使齐国见田常，子贡凭三寸不烂之舌，将这场祸水引向吴国，田常答应不进攻鲁国。同时讲，自己的威望还不到足以服众的程度，既已发兵，就有难改成命的顾虑，不然对大臣无法交代。唯一的办法，是能在鲁国地界打败吴国的军队。子贡与田常密谋之后，又南下对吴王进行诱骗。当时吴王夫差正准备讨伐越国，听从了子贡“救鲁伐齐，威加晋国”的霸业计划；更派他前往越国，说服越王勾践追随吴国协助伐齐，实现所谓的“空越之计”。子贡到越国之后替勾践策划：如吴国伐齐失败，正是越国的福祉；如吴国胜利，必然进一步攻打晋国。此战一开，我为你再说服晋君与吴交战。那时候越国的精锐部队驻扎在吴国，吴国的军队被困在晋国，您正可利用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灭吴报仇。直说得越王勾践心花怒放……之后子贡又去吴，去晋，返鲁，穿梭式外交活动，终于取得了“大破齐师”的胜利。然而熟悉《左传》的人都会发现，这是中国版的《天方夜谭》！ 

由是观之，孔子与儒家门徒，实是一批利欲熏心，口是心非，言方行园，自命不凡的政治掂客。

——从孔子人生轨迹审视儒学（之十八）

孔子以熟习周礼见长，是春秋时期首屈一指的礼学家，《论语》一书中，他和学生谈论最多的内容就是礼。在孔子眼中，遵循周礼是行为的最高准则，所以在回答高足弟子颜渊时，更提出明细的规范，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见《论语·颜渊》）。勿视、勿听、勿言、勿动四项基本原则，正如同四条绳索，不仅将人的手脚完全捆死，而且将眼睛、耳朵也蒙住捂住，人一旦自觉戴上礼学的精神枷索，不仅会变成奴隶，而且，一些人会变成万劫不复的奴才。

只所以高举周礼大旗，在孔子以为：“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同上）。即是说，只要遵循浩繁的周室礼仪和社会制度，人们都会变成正人君子，天下就太平无事。对诸侯国发生的弑君现象，孔子更深恶痛绝，故而作《春秋》予以挞伐，目的很明确：要使“乱臣贼子惧”。

奇怪的是，孔子却忽略了基本的历史事实：在七十七个诸侯国中，截至《春秋》成书前，“礼崩乐坏”已成为当时各国普遍的事实，唯一的例外是鲁国，“周礼尽在鲁”（见《左传》昭公二年韩宣子语）。然而各国弑君现象共发生三十六次，而在周礼仅存的鲁国，却就发生了四次，占总数的九分之一，高出平均数七倍还多，另有鲁昭公被推翻后客死他乡。止孔子去世，鲁国国君经历了二十四任（除去只挂名而不曾到职的周公旦），被弑者，占鲁国国君的六分之一。残酷的历史事实证明了，周礼不仅不能约束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手脚，倒相反，上尊下卑、上命下从造成最高统治者作福作威的权势，营造出骄奢淫逸的生活条件，更容易刺激特权集团其他成员对最高权力的觊觎。

由以上事例，可以深刻认识到礼对统治者没有任何约束力。不妨再举一个典型事例，认识孔子礼学的虚伪性和危害性。

某年五月，鲁国抽调大批民工挖掘长沟，子路当时担任郈地的行政长官，长沟工程正好经过这里。子路出身于“野人”（流浪者），深知饿肚子服役的困苦，就用自己的粮食薪俸搭起大灶，供给在五父之衢挖沟的民工果腹。孔子听说后，派子贡将锅里的饭菜倒掉，并砸毁锅碗瓢盆。子路大怒，揎衣挽袖地去质问孔子：“先生痛恨我的义举吗？”孔子说：“由（子路名），你好刁野！你不知礼秩竟然到了这种程度……天子爱天下，诸候爱境内，大夫爱官职，士爱其家……今鲁君有民，而子擅爱之，是你越礼侵犯国君的权益，这还不错！”（见《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要说孔子此举一点道理都没有也太勉强，执事者各执其事嘛。要说他真有道理怕说不通。役使民众而不管其死活，是鲁君无道，是执政大臣季孙子无道；要谴责当谴责这两个权贵，以孔子当时的身份，找他们质问也有资格。然而他不去，却为维护礼秩的尊严，宁要砸了五父之衢民工的饭碗，礼的荒谬性不驳自明。

在孔子及后世儒学者眼中，颜渊是礼学拔尖的学生；然而从没有人指出过，子路是孔子礼学束缚下最直接的牺牲品。在卫期间，孔子虽不被见用，子路却当了蒲邑的邑宰，当卫国蒯聩与孔悝发过政变推翻卫出公时，他没有像老师孔子在鲁国政变时那样，狡猾地不致一词；也不像老师在卫国发生内战时，拍屁股走人那般聪明，而从维护礼秩的角度出发，“正义凛然地”只身进城，直入中枢，要求蒯聩将这场政变的主谋人孔悝杀掉。争执变成了打斗，打斗中，子路帽缨被人砍断。深受礼学毒害的子路，想到的不是自卫也不是逃走，而是迂腐地说道：“君子死而冠不免”。见《史记·仲丘弟子列传》竟然庄严地坐下来整理帽缨，结果被乱兵剁成肉浆！

当孔子听到卫国发生政变的消息时，感叹道：“嗟乎，由死矣！”为什么孔子能得出这样准确的判断？因为他知道，子路是性格耿直的诚实人，是自己礼序学说的忠实信徒，决不会爱身废礼，必然会成为礼学的殉葬品！只是子路止死也不曾明白，老师是礼学的宣传员而已，自己却做了身体力行的牺牲。就像“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提倡者那样，大家都穷得没有饭吃，没有衣穿，他却储蓄了七千多万人民币，并用公款在全国各地兴建了十九座行宫。

子路是谁杀死的？无疑，杀子路者，孔子也，杀子路者，礼学也！

——从孔子人生轨迹审视儒学（之十七）

很多历史名人，都因其名言而著名。董卓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曹操有“宁教我负天下人，莫教天下人负我”；谢灵运有“天下才能共一石，曹子建八斗，我一斗，其他人共一斗”；刘少奇有“吃小亏占大便宜”；毛泽东有“盖我即宇宙也”；林彪有“得一人可得天下”，“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如是等等，不一而足。经典人物的经典语言最能传神，寥寥几个字，就已活脱脱彰显出一个人的内心世界！

其它名言姑且不论，单说林彪吧。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上，政治局委员纷纷表态支持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赤地千里，饿殍载道的极左错误，林彪独树一帜地讲道：我跟主席了三四十年，最大的体会是，主席的思想总是八九不离十。凡是按主席的思想去做，我们就取得成绩，取得胜利；凡是违背了主席的思想，就出现挫折，遭受失败。当前的这场困难，就是违背了毛主席教导的结果！殊料这段昧心的离谱假话，竟让领袖感激不已。之后不久，林彪就成为党的储君，并写入党章与宪法，这同阿谀奉承密不可分，我只是攫取冰山的一角而已！

林彪是有师傅的，那就是颜渊。不管是否有过拜师的仪式，阿谀奉承的本领如出一辙，先后次序决定了师徒关系，统治中国民众两千多年的儒学，则是师承的纽带，其徒子徒孙更绵绵不绝。

颜渊是孔子最为得意的学生，孔子曾当面称赞道：“能被任用，则推行自己的主张；不被任用，则隐居不露。这只有你我具有这种高尚的品德！”（原文为：“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见《论语·述而》）除自吹自擂自我美化外，并将颜渊与自己相提并论，亦可见颜渊的非同寻常。颜渊早夭，孔子痛苦地说道：“天丧予！天丧予！”而在后世，颜渊更有了特别的身份，孔子是圣人，孟子是亚圣，曾参是宗圣，颜渊更被抬到复圣的位置，是儒家的“弥勒佛”，是孔老先生的复制品！

然而，细察有关颜渊的记载，并没有道德才能特别优长的文字，《庄子》中有关颜渊的两点，值得后世高度注意。

其一是，跟得最紧。“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势，夫子驰亦驰”（见《庄子·田子方》）大意为：“孔老先生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孔老先生走多快，他就走多快；孔老先生跑步了，他也跟着跑。总是寸步不离孔老先生的左右，总同孔老先生保持一致。”

其二是，奉承活最为肉麻。在卫国匡地被包围的过程中，颜渊说过：“子在，回何敢死！”（见《论语·子罕》）这是其中的一例，今再举几例以飨读者。他在同窗中散布对孔子的崇拜，说孔子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即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而已。”（同上）大意为：“老师的学问，愈仰望愈是高耸，愈钻研愈觉深奥；好玄乎啊，眼看着它在前边，忽然又在身后出现。老师善于循序渐进地诱导我，用渊博的文化充实我，用严格的周礼约束我，我想停下来已不由自主。眼见前边耸立着丰碑，我使尽才能追赶，但总是找不到途径。”在陈断粮时，大家对孔子高居教皇位置，享受特供而歌舞升平普遍不满，颜渊却一反常态地说道：“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见《史记·孔子世家》）”

这让人不禁想到1962年1月的七千人政治局扩大会议！

孔子听了颜渊地奉承，感激地说道：“使尔多才，吾为尔宰。”（见《史记·孔子世家》）大意为：“假如你颜渊那天成了富翁，我就给你做管家。”阿谀奉承当然使受捧者非常舒心，但同时知道此类人不堪做事。孔子对颜渊也不例外，他曾感叹道：“颜渊不是有助于我的人，只是他对我的话没有不心悦诚服的。”（见《论语·先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肯牺牲官场名利愿为颜渊理财的孔子，在颜渊死后，竟舍不得卖掉车子为这个最得意学生换一具棺材。

由是观之，颜渊的奴颜婢膝和阿谀奉承，才是获得孔子高度赞赏的秘密。由于师徒两人肉麻的相互吹捧，竟给后世留下了两座“丰碑”；也由于师徒两人肉麻的相互吹捧，给明眼人留下了一付前狼后狈的丑恶形象！在中国，由于官吏任免决定于上级领导的好恶，阿谀奉承，拍马溜须等恶习已弄得官场乌烟瘴气，一直发展到几乎不会说真话，几乎没有诚实可言的时候，再提倡这类阿谀奉承的学问，不知中国的前途将在哪里！

"天下为公,人民最大".这是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拜谒中山陵时的题词.

"天下为公"是孙中山先生的胸怀.也是他在思想文化方面的的突出贡献.他是结束中国帝制制度的领袖人物,也是中国民主制度尝试阶段的第一任国家元首.对他让位于袁世凯一事,后世众口一词地谴责资产阶级软弱性,却没有人从"天下为公"的文化理念加以解释.也是袁世凯手握重兵和恶欲泛滥,利用了绝大多数民众的皇权思想,否则,中国历史将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目,孙先生也不会受事后诸葛亮们的诟病.

孙先生带着诸多的遗憾离开了人世,但是,天下为公的文化理念,以及这一文化理念下产生的三民主义,并没有随之葬入钟山之麓的陵园.而是播入了"瘠贫"的中国土壤.可惜的是,以继承人自居的蒋介石,以挂羊头卖狗肉方式,背叛了先进的普世理念和三民主义,凭仗着手中的军权,宁将为公的天下,变成了国民党党产.结果大家都看到了,无用赘言.

流亡到台湾的国民党,依然面临着灭顶之灾,大陆方面解放台湾的积极准备和美国方面的毅然抛弃,使得蒋介石在菲利宾建立流亡政府的意图亦成为泡影.要不是朝鲜战争的爆发,国民党只留下跳海一途!如果跳海一幕真的发生,没有人会感到吃惊,更不会给以同情.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在人民心里种下了仇恨的种子,理所当然要收获灭亡之果!

亡国之君因韩战得福,总算获得了苟延残喘的机会,至于反攻大陆的叫嚣,不过是凝聚人心的伎俩,不可能包含任何积极意义.岌岌可危的形势,违背人心的独裁专政,能残喘多长时间?国民党在危机时刻终于觉醒,被蒋介石肆意践踏的天下为公,继任者蒋经国又当作至宝捡了回去.他接手之后,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工者有其股自不必说,更重要的是,从损己着手,将私家军队国家化,还原政党的本来面目;开放报禁,还人民言论自由;开放党禁,设立对立面,使执政党真正处于监督之下^^^^^这是损之又损的政治改革,它以损己为目标,其目的,无非将乃父攫夺的,本属于民众的权力,慨然地还于民众,使国民党的天然领导权消亡.

这一变可了不得,由于复杂的背景,国民党不久便"丢失江山"!细数起来,截止李登辉下台和陈水扁就职,国民党经历了三起三落,辛亥革命胜利取得政权,丢失于袁世凯的大兵压境;1928年统一了中国,失败于国共两党之间的内战;好不容易在台湾站住脚跟,又被选票打败了.当苏联和东欧共产党纷纷失败,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解体的时候,我们的主流认识是什么?是在大骂戈尔巴乔夫同时,不断以昔日的某某官员现在看大门,现在卖烧饼开商店加以警戒,却从来不说人民的感受.人民的利益,最高的人民利益被忘得干干净净!"除了人民利益,共产党不谋求任何私利"的承诺被忘得干干净净!"秦人无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则使后人复哀后人也."大概国民党记住了杜牧的这句名言,在第三次落败之后,依然同前两次一样,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为从失败中重新爬起寻找出路."人民最大"是他们百多年来诸多经验教训的高度凝结和概括,是天下为公文化理念的发展和阐释,标志着主人的登堂和公仆的就位,具体勾画出平等社会的和谐蓝图.和谐社会什么?首先是主人与公仆各就各位!连关系都颠倒了,何来和谐!

人民为大包含了以下内容:

一,人民的利益最大.在几千年的专制制度中,历来是帝王的利益最大,所有的芸芸众生,都得为一个人而生为一个人而死.现代民主制度的建立,才把这个关系颠倒过来.国民党脱胎于农业经济,不可避免带有浓厚的皇权思想,当公仆就是当老爷,当总统就是当皇帝,有了军队就有一切等腐朽思想必然会沁入其肌体,领导人民进行民主革命的政党,自然要嬗变为历史前进的绊脚石,遭淘汰不可避免.三起三落中,他们终于明白了天下为公人民最大的道理.这是能三落四起的根本原因,从而成为世界政党历史上"打不死的吴琼花".

二,人民的事情人民作主.这是民主社会的应有之义.古往今来,皇帝官员们习惯于为民作主,并美化为"坐官不与民作主,不如回家吃豆腐".今天,又演化为:做官一任,谋福一方.听起来十分动人,把假话姑且放过,仅就趾高气扬的架势,也可窥其长官意志的旺盛.仅就这一点,其后果已十分可怕.瞎指挥就够民众吃喝不完!更别说假话后边的罪恶.认识到人民最大,执政党就得当小服小,摆正自己的位置.凡做事,须得充分征求民众的意见,大多数民众要办的事情,必须得办;大多数民众不同意的,就必须停止.官员要像仆人一样,事事听主人招呼,不然就卷铺盖走人!这里的关键,是人民掌握了官吏的任免.陈水扁不可谓无能之辈,只因为想办多数民众不想办的那件事情,立即被人民淘汰,被历史淘汰.原因无他,任何人不能代替人民作主.

三,人民作主时,首先得有言论自由.在一个家庭,主人的言论自由自不成问题,仆人得听主人的.在一个国家,特别是专制历史悠久的国家,常常会发生恶仆欺主的事情,主人的言论自由反成了不可企求的奢望.如果人民没有言论自由,何来的人民作主?人民既不能作主,那是谁大?蒋经国先生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开放了言论自由,开放了党禁报禁.它不仅为民主制度奠定了基础,更为国民党新生奠定了基础.

吴伯雄书写的"人民最大",真的道出了国民党百余年来的酸甜苦辣,也可算把学费没有白交.

这次地震灾难中,死亡比例最高的莫过于孩子,正在读书的中小学生.而他们,不仅是每个家庭的希望和未来,更是国家民族的希望与未来!我们为什么活着?不仅为自己,更为了希望.没有希望的个人,人生就是灰色的,是行尸走肉的延喘.

科教兴国的道路,无疑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而教育是科学技术的基础.没有教育,高科技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国家的繁荣富强也只能成为宏大美丽的空话.以科教兴国的口号已喊出多年,更形成十分动人的凝练语言:"宁可苦自己,不能苦了孩子们;宁可穷自己,不能穷了孩子们.""再穷不能穷教育"!这是多么感人的豪言壮语,言者慷慨激昂,听着动容落泪,多少人曾经欣愉地高呼:"教育的春天来到了!"

悠忽间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孩子们看到的又是什么?所能看到的,依然是瘠贫的教育,饱受疟待的孩子,以至躺在废墟中那些幼小的,令人鼻酸心痛的尸体.

是我国穷吗?且看看这些宏观数据:2007年,我国财政收入是5.1万亿,国企收入1.6万亿,国有资产增值部分姑且不计.而用于教育的支出,仅为1076亿,占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二,这还略去了国企收入.即是说,远没有达到既定的可怜巴巴的百分之四.与此同时,政府支出却高达百分之三十八,美国担当着世界警察的角色,在世界各地都有驻军,而政府的运行成本,只有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十.

不妨再看几个数据:近些年来,每年公款吃喝3000多亿,公费培训和出国"考察"2000多亿,公车开支3000多亿,形象工程造成的损失4000多亿.过去讲官不修衙门,而今的衙门是翻修再翻修,扩建再扩建,以至"中南海","美国白宫"等都在地方出现了,这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地方官员都不敢,而今的官员都敢肆无忌惮的去做!很多文化精英们都说,现在欣逢太平盛世.而我看到的,则是奢侈,沉迷,腐化和败落的前兆!假如我们的公仆能把嘴巴缯紧一点,把出国旅游的恶欲加以限制,把屁股下边的坐骑别换得太勤,把形象工程别看得太重,把这部分钱财拿出来,弥补多年来对教育的亏欠,何至于发生教学楼纷纷倒塌的悲剧?假如权势者少养位二奶,中国版图上会多出两座坚挺高拔,防灾抗震的教学楼.

设一个比喻,一家人吃饭时候,大人们都放开了肚皮尽吃,而只给小孩吃一口,同时又对孩子说:"你别哭,我给你出去化布施去".人们会如何看待这家成人?没问题,这家成人不成器!而今的希望工程,正成了这样.自古以来,都有有识之士慷慨解囊支持教育事业的义举,陈嘉庚是典型一例,身无分文的武训又是一例.但是,个人的义举只限于锦上添花,不担当雪中送炭的财政责任,财政不能因个人捐赠而抽身逃脱.如今的希望工程,已经变成了失望工程,是有识之士在失望之中无可奈何地救助.

欠教育的太多了,空头许诺太多了,不能及时兑现的许诺,当然缺欠了诚实.每个人都希望孩子诚实,这没有错.而当成人以不诚实对待孩子的时候,希求孩子们诚实,岂不是南辕北辙,快马歧途!把长辈的不诚实潜引默化地灌付给孩子,我们民族的希望还在哪里?

在这场罕有的灾难之中,一大批教学楼轰然倒塌,大批学生被埋在废墟之中,或当即殒命,或在孤苦无助中哀哀待毙,侥幸逃生的,不过是稀有的少数.据不完全记录,教学楼倒塌的有聚源中学,茅坝小学,新建小学,向峨坝中学,平通镇小学,映秀小学,东汽中学,实古镇小学,华蓥小学,华蓥中学,八角镇小学,洛水镇小学,红光小学,东湖小学,木鱼小学,汉旺镇一中学一技校,红白中学,红白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