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年报》讯  “我今年75岁，希望能活到80岁，就能看到十届朗诵大赛成功举办；一旦我走了，也会交代给其他人员，把第十一届、十二届继续办下去。”昨天下午，北京朗诵艺术团团长殷之光激动地向众多朗诵爱好者公开表态。由该团与本报主办的《祖国万岁》“殷之光杯”第五届朗诵大赛决赛成功举办，这也是殷之光自掏腰包举办群众性朗诵比赛的第五年，而之前他许诺将办十年。

    昨天下午，由近200名初赛者评选出的12组选手参加了决赛，除了单人外，还有双人组合，也有四人组合。本届比赛的主题是祖国万岁，所以选手中朗诵的作品多是歌颂祖国的。一等奖由段超、张慷组合和于晓鹏共同获得。前者朗诵的《雄鹰与青山同在》获得全场9.90的最高分。二等奖获得者分别是王永利、张喜莲和杨晓非。安定医院的四人组合，贺军、齐文华组合，石彦伟、王洋组合和杨铸、王淑清分别获得三等奖。有意思的是，于晓鹏朗诵的《黄山挑夫颂》和王永利朗诵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开始都获得9.87分，仅次于第一名的段超、张慷组合，但由于一等奖只有两个名额，所以于晓鹏和王永利加赛，最终于晓鹏胜出。殷之光和本报常务副总编田科武为一等奖获得者颁奖。

    据了解，本届朗诵大赛的评委阵容非常强大，分别是曹灿、杜宁林、雷瑞琴、王世贵、周玲和郑健康。

（原载2009年11月15日《北京青年报》）

我们的作品《不朽的军魂》，初赛进了前三名，决赛不幸抽到一号签，重在参与

殷之光先生是人民艺术家，我将这位75岁高龄的朗诵家誉为“停连大师”

国内朗诵界总舵主曹灿老先生笑起来像个纯洁的孩子

“狗剩媳妇”其实亲切得很

濮存昕的老师雷瑞琴为我们的夏青朗诵社题写寄语

赛义德·石彦伟

长通古寺，春都洁域。生机不已，化育无穷。道贯古今，关东塞北无俗气；法尊圣贤，真经篇中有太和。暨乎道光四年，民生自助，乃建东三道正教之坊，广清真义理之门；咸丰二年，星分畛域，仍筑长通路新址之基，营族胞教民之家。无烟草之靡志，无酒色之痹神，无钟鼓之乱耳，无铜臭之凌欲。塑人魂魄，若春风之化雨；启民心智，成群类之熙康。斗转星移，浴清风之犹在；顿亚沧桑，养浩气之流长。

余观夫长通宝寺，因路得名，隐卧北隅，寺门南启。门侧立拴马桩一对，石狮举顶。其桂殿也，大木起脊，卷棚抱厦，单檐歇山，满城独一清舍是存。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因瑰材而究奇，抗厄震之虹梁。殿内绿柱承臂，白毡席横，殿外廊腰缦回，蝶舞鲤翔。正西窑殿，盖六密之宝鼎，登三阶而望月。方场曲径，纳松柏之青翠，吐丁香之雅芳。躬逢尔德，百家繁华，聚乎斯者，盖以万数。相与手足乎寺中，不论世外之尘飞。唯信天理当然之则，只尊一定不移之礼。叹曰：宇宙之大，取之无禁；品类之盛，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

盖中华回回，异域同根。世守良规，共瞻先贤伟大；道尊独一，齐沐恩泽弘能。踏丝路之灵秀而敏慧，采井田之平实而勤勉。纳河海之浩荡而博达，染朔方之苍莽而豪悍。扬国威兮，郑三宝七舵定海；起清风兮，海青天一心济民。守孤城兮，左将军含笑赴死；失慈母兮，马司令饮泪挥戈。卧西南兮，赛政事胸怀天下；走险地兮，回总理民乐为先。续春秋兮，白大儒修史明鉴；护清洁兮，张先生以笔为旗。嗟乎！余族河汉之汤汤焉，星采之灿灿焉，蔚可叹矣。若夫春城族支，二万又余，血贯一脉。俭德传家，迁徙于西省中原；力争富足，躬耕乎白山黑水。有为有守，言必信奉友以诚；笃认遵礼，和为贵与邻为善。然则伪满当年，有东洋人川村狂堂者，不速而入，假以教徒之名，妄而愚众树碑。长通回众义愤而阻，肝胆照月。授天经以护尊国，黜邪魔而崇正教。鬼伎破之，唯无字碑一通，徒落花墙以南。今有兴办经堂，运筹文体，流通经籍，赈灾济困。余闻其谊之笃，骨之铮，志之精诚，世所叹焉。

伟，一介书生，泊居京华。少年惠勉东师，屡以长通为家，或净也，或诵也，或拜也，或斋也，或倡言于众也。弱冠而夜访，廷巴巴乃赋经名；四载乎日照，淇大大恩重白山。至若斯城、斯寺、斯众，念甚至哉。今开国盈甲，斋满月出，躬逢百有八五寺诞之盛，惶作《长通赋》以贺之。

承幸主佑，祈福宇赡。于是长通之血脉，与国与教共长通也。

乙丑尔德前夕

创创  刊 

    中国作家协会《民族文学》杂志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三种少数民族文字版本创刊信息发布会，于2009年9月12日召开。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何建明说，在《民族文学》小院里探讨一件有意义的事——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三种少数民族文字版本的创刊，意味着我国唯一的国家级少数民族文学刊物，实现了以包括汉文在内的多民族文字同时刊发的重要转型。早在1991年《民族文学》创刊十周年之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同志就曾致信称：“《民族文学》的创刊是社会主义文坛的一件盛事。”如今少数民族文字版的创办，无疑是社会主义文坛的又一件盛事，对增进各民族的交流，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促进社会和谐，将产生十分积极的作用。

　　据调查，使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并阅读的作家和读者有着不可轻视的阵容。如使用蒙古文创作的作家在省、自治区以上刊物发表作品的就达2000余人，用维吾尔文创作的作家有3000余人，藏文创作则涉及多个省市地区。他们的作品不仅在本民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在周边地区和国家都发生了影响。遗憾的是，我国尚无一本刊登少数民族文字的国家级文学刊物，使得母语写作阅读的作家、读者无法领略当代文坛最前沿的优秀成果。

　　《民族文学》早在1981年创刊之初，就曾有过创办少数民族文字版的梦想，但一直留有遗憾。为了进一步繁荣发展中华多民族文学、维护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和谐，充分体现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促进反分裂、反渗透，维护祖国统一，应广大少数民族母语作家和读者的强烈要求，中国作家协会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热潮中，将创办《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字版列入工作重点。各地少数民族作家闻讯欢欣鼓舞，纷纷表示感受到党和祖国的温暖。在今年6月份举办的全国少数民族作家“祖国颂”创作研讨班上，来自55个少数民族的作家代表集体撰文评价：此举将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和多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促进边疆地区稳定起到积极的作用，也是对国际上某些反华势力企图制造民族分裂的阴谋的有力反驳。维吾尔族青年翻译家艾孜提力·艾海提则欣喜地对记者说：“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终于有自己的国家级刊物了，这对于我们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准帮助特别大，边疆地区的母语读者需要这本刊物！”如今，经过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处，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的长期筹措，多方努力，《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字版的创办之梦终付实现。

　　正如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李冰在发刊词中所说：“《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字版创刊，是一件具有特殊意义的、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上值得记载的大事！”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对这一促进中华大家庭共同繁荣的重要举措给予了热情洋溢的关怀。温家宝总理亲笔题词：“办好《民族文学》，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为办刊之路指明了重要方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司马义·铁力瓦尔地题词表示，“希望《民族文学》杂志发表更多、更优秀的文学作品，为少数民族文艺事业的繁荣做出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布赫、铁木尔·达瓦买提、热地，分别为三种文字版刊物题写母语刊名，并题词表示，“创办少数民族文字版《民族文学》，完全符合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于学习使用少数民族文字的重视，体现了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体现了宪法中的‘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等规定的精神”；国家民委主任杨晶，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民族文学》顾问、著名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等同志分别为创刊题词表达诚挚的祝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则在题词中诗意地评价道：“中国文学的花园更添几朵奇葩。”

　　据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民族文学》主编叶梅透露，新创办的少数民族文字版将以翻译《民族文学》汉文版为基本内容，坚持“民族风格、中华气派、世界眼光、百姓情怀”的办刊宗旨，力图办成少数民族文字最富表现力的文学刊物，为共和国的60华诞献上一份清新而厚重的文化贺礼。

（石彦伟）

                ——也由鲁迅与张承志谈起

石彦伟

当国人把“鲁迅到底要不要淡出语文教材”当作一个命题竞相热议之时，悲痛的征兆其实已经显现出来：我们已经遭逢到了空前狭小和卑琐的文化冷遇。政客们常常骄傲地标榜，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时代”，可是当今天的我们饱怀着八十年代般的理想主义激情打开天窗，看到的却是一个泡沫化、资本化的社会，一个价值观颠倒沉沦的社会，一个心灵沉疴肆意泛起的社会。隐远地记得，在鲁迅的心中，有一个“大时代”的概念，那就是面临生死抉择的时代。其实，今天的中国民众和文化阶级同样面临着生与死的临危考验，只不过，这种生死的关联属性，与生命无关，与灵魂有关。我们明明面对着民族灵魂的存亡叩问，却宁愿以大量虚幻的繁华面具遮蔽骨髓深处的痛感，甚至不愿作出有骨有节的抉择。我唯能不合群地叹惋，这不是什么大时代，却只是一个容忍不了鲁迅们的丑怪卑狭的小时代。

对于一个锻塑灵魂的巨匠而语，生于时境的膜闭之中大抵乃是最为遗憾悲凉的遭遇。他所能做的，或许只有用一篇篇激动而略显偏执的文字，或一声声啼血的呐喊，将正义尊贵的自己，与这个时代的罪恶与污浊隔绝开来。若干年后，当清洁的血统重新输送给这个古老国度的后裔，他们会对我们今天的时代，以及我们所做的一切廉价的、甚至负价值的思考与行径，作出一个轻蔑的喟叹。谁能预感到这种迟早会降临的道德审判，谁才会明晰自己的立场，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庄严发声。遗憾的是，极为罕见的具有这种预知力与敬畏精神的大发言者，偏偏易处于被主流话语权的操控家漠对和排挤的窘境。七十年以前，他们之中的代表显然是鲁迅；七十年之后，唯一的代表，却只剩下了孤寂无援的张承志。

旷新年多次撰文将鲁迅与张承志作比，甚至称他们是“二十世纪两位交相辉映的文学大师和真的勇士”。文坛哗然，似乎很不情愿去颔首称是，又发觉难以找到反驳的根据。窃以为，这种比对不仅颇有意味，而且极富意义。无可辩驳的事实是，当代中国作家，无论思想学识、道德责任、天资才华，还是对大义之美的信仰的坚毅度以及忧患意识的深沉度，除张承志外，再无人可与鲁迅相论。

毛泽东曾评价说：“鲁迅没有一丝一毫的媚骨”，这是一句很真的话，也是一句很重的话，这样的话放在谁身上都是承担不起的，郭沫若、茅盾、巴金都承担不起：这就是鲁迅的独有价值所在。同样诱发我联想的是，张承志颇有深意、当然也略显情绪化地在新版《鞍与笔的影子》一书的作者简介里，以一句“一生没有写过一篇附庸体制的文字”束尾，正像是在新的纪元对先师做出的一种知义感的回应。试问在当下嘤嘤嗡嗡的文学现场，有哪个作家敢这样为自己作结？定然是不会有的。鲁迅与张承志，就是如此同一地、本能地具有一种强悍的免疫力、清晰的警惕力，知道自己的敌人是谁，知道自己跟谁打，知道自己和周围的人痛在哪儿，病在哪儿。他们在用默契的灵魂，同彼此对诉，向历史言说。

这样讲，并不是在有意理想化地赋予张承志以荣誉，举高他的位置，相反，我更觉得如此的对照，对张承志其实有失公允。因为，鲁迅属于一个真正的大时代，他但凡发声，会有无数的知义者应声奔赴；而这一点重要的背景，恰恰是张承志天然的缺失，也注定了他永恒的苦痛与落寞。他也在呐喊着，可他的有限的听众只是一群小时代里蝇营狗苟的犬儒众生，他们在观念上、在意识上、在价值上，始终处于一种没有免疫力的、眼花缭乱的状态，他们没有反思的勇气，甚至，没有基本的理解的教养。这一切决定了张承志的瑰伟意义，只能在这个时代的污浊潮水退却以后，在国家品格迎来新一轮的脱胎换骨之后，在民众普遍地获取了可贵的痛感和廉耻心之后，得以显露。从这个意义来说，张承志的悲哀或许比鲁迅更加深刻和痛切。我的意思是，时下当鲁迅的作品被乌合之众以晦涩、过时、偏激等更多理由低估和质诘的时候，当几代中国人的精神导师的故居在北京现代性拓拔中面临倾覆的时候，当尚有良知和智慧的文化志士愤然而起为鲁迅说话的时候，我们应该意识到，先生之后——这是张承志对鲁迅的称呼——还有这样一位气质相仿、血性犹存、脉搏依旧鼓荡的文化斗士，于乱象中清醒地观察，于嘈杂中孤寂地呐喊。他是先生衣钵唯一的接替者，是最后的理想主义者，是文学语境下的当代中国青年最优秀的导师。我们与其疲惫地辗转奔走于鲁迅的不公际遇，莫如寻找和树立这个国度继任的文化偶像。让他独有的美感，独有的批判力，独有的宗教感、历史感、尊严感以及无比珍贵的中国古代“士”的精神，去引领更多的中国青年，走出冰冻与愚氓的小时代，告慰鲁迅的信仰和遗梦。

需要重申的是，张承志当然无法与鲁迅对等，但他却是由于文化开裂导致的国人目标感集体模糊时期，接替或者说共同完成对中国青年灵魂拯救大任的最好人选。我无从祈望越变越薄的语文教科书的编撰家，有足够的胆魄和眼光选编张承志的小说和散文。但我期待那些怀念鲁迅、尊重正义，并有着担当精神的中国青年，去寻找《心灵史》、《北方的河》来读，去寻找《敬重与惜别》、《清洁的精神》、《饮虎池》、《最净的水》来读——并仿习作者对待鲁迅的揣摩良久的称呼那样，对张承志也深沉地叫一声“先生”。语文教科书可以无知和无耻下去，但我们对仅有的两位先生的敬重，一定应该永驻。

2009年9月4日

大美出于东方

石彦伟

    这阵地已几近荒芜了。除却公家的几篇应景文章，真正出自性灵的日志，多月没有再生。我怀疑我已丧失了书写的能力，身处在文学的地心却恰恰离文学越来越远，这心境是苍凉的。无疑，季羡林并不突然的别离，浓郁了这炎夏中的一抹苍凉。我的心，隐隐地悲切起来了。我从不习惯为名人的离世而流俗应景地写什么、悲什么，甚至，在前些日子迈克尔·杰克逊——这个注定在全世界青史留名的穆斯林艺术家归真时，也没有任何的悲戚与更多的关注。在我看来，杰克逊的死，是一件欣慰的事。他在走之前已经皈依伊斯兰，他的泅渡多年的苦痛孤独之心，终归是静谧了下来。他若生如夏花之绚烂，便生在安拉的喜悦中；他若死如秋叶之精美，也便死在安拉的喜悦中。他的歌声，已穿越时空，幻变成一种力量，辐射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里，他的有限的生，改变了一个或几个时代的音乐流向，他已完结了他应该爆破的世界性的意义。

    但季羡林不一样。他孤独一世，纵然耄耋之龄，临走时依然有大的抱负未能在世间流行。他是一个有着大胸襟的人，然而他的胸襟诞生在一个狭隘的母怀中，世人对他经常仰望，对他的学说也是万般尊崇，但是，只有季羡林自己知道，他的一切高远的理想与清洁的期怀，永远不属于这个卑琐暴躁的时代。他的听众众多，然而他没有知音。听者再多，却没有人有能力将他的构想变成现实，去推动一个古老的东方民族的进化与繁衍。该狭小的依旧狭小，该丑陋的永远丑陋。他终归没能像迈克尔·杰克逊一样，改变一个世界，至少改变世界的一个局部。因而我说，他生亦孤独，死亦孤独。他是一个不幸的伟人，是一首没有人真正破译的母语诗，是没有人疼的孩子。

    一个伟人，注定是一个痛苦的人。他理解痛苦和隐藏痛苦的能力有多大，他的痛苦就有多大。季羡林，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留给世人的影象，永远是慈眉善目的微笑，永远是兼收并蓄的包容，然而，他选择了将一个民族，将几个民族，甚至将整个东方作为关怀的彼岸，他就必然要承领和这个彼岸的历史与文明一般重量的痛苦。这种痛苦的本质在于，它的曾经太美，而它的现实太丑。季羡林在临终前，正在酝酿一个极为重要的命题，这就是“大国学”的概念。老人家认为，“大国学”包括全中华56个民族的文化财富，特别是藏族文化、伊斯兰文化，还应包括历代中国人向世界学习的文化成果。这是一个世纪老人穷尽毕生最终淬炼的理想，然而他还未来得及将其形成体系，完整、庄严地表达出来，就遗憾地归于沉默。还会有来者继续这个不合时宜但注定泽被万世的题目么？结论大概是悲观的。我预言这个国度的吃惯了快餐的民众，会在这个盛夏过去后，迅速地遗忘、至少是淡忘他——而我，定要苛求自己，应该对这个曾经并没有给我太多影响的人，从此更多地关注与求教。我坚信，他头颅中的大宇宙，注定将在一个很遥远的未来实现一次伟大的爆破——那时，中华民族将重新变成一个真正高贵的、宽容的、强盛的民族，也只有在那个时候，季羡林这个名字存在的意义，才会真正得到足够的评判与纪念。

　　怀着这样的一些思忖，我决意去北大百年大讲堂，郑重地送送他。

    七月十四日，是季羡林灵堂开设的第二日。毕业生离校的日子，处处充满别愁。往日新鲜喧闹的大讲堂，此时一派素色，肃穆庄严。我身着专门选好的白体恤，深吸了一口气，才加入了吊唁者的队伍。人并不多，但他们的脸上都写满了虔诚。我领了白花，戴在胸前，缓缓走进了灵堂。前行的人们陆续在签名簿上签下名字，而我强烈地觉得只签一个没有意义的名字，实在不足以表达心中的内容，便请求服务人员，能不能让我写几个字。在我的心里，季羡林没有那么多纷乱复杂的头衔，我只想朴朴实实地把他看成一个用心治学、用心写作的人。读初二那年，我买了他的散文集，第一次知道了季羡林的名字。那时我只知道他是作家，而现在依旧唯愿如此。近日，作家网上发表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李冰纪念季老的散文，我很感动。在那次珍贵的拜访中，季老给中国的文学界留下了两道“题目”：一是，“现在是大时代，大时代应该出大作品，这是历史的必然”；二是，“中国是诗歌大国，但是我们现在的诗歌没有找到它的形式”。我读后更加伤叹，也更加震惊。一个挺拔的巨人，怀着多么伟岸的襟怀，可他俯瞰到的却是一群蝇营狗苟的侏儒众生，在用功利的粪便玷污着文学的高洁，这和他毕生所著的学术和文化一样，与现实构成极不相称的反讽，继而构成了一种深刻的悲哀。

    工作人员同意了我这毛孩子的申请，让我把想说的话写在旁边的一张大纸上。我忽然间如芒在背，觉得任何语言在此刻都显得苍白无助，蓦地，我似乎顿悟到什么，于是提笔写下：

    “大美，出于东方，而归于东方。”

    落款是：中国作家协会，石彦伟。

    写下这个出身，我隐隐地感到一些不安。希望季老原谅，我标明这个作协后辈的身份，只是单纯地想表达和季老灵魂深处作为一介文人的正值而高贵的默契。我想，季羡林，本来就是一个传播美、表达美的人，之所以说他是大美的化身，是因为他所关注和倡导的是一种多元文化的交融与共存。众所周知，季羡林将人类文化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以及自古希腊、罗马至今的欧美文化体系。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这是一种历史的、宏观的文化观，焕发了东方文明之美的宽宏与醇厚，更是对长期以来统治世界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有力反驳。在季羡林的心中，装载着对多元文化的真正尊重与礼敬，而绝无任何排斥异己的狭隘，这就是我多次谈到的大胸襟。

    吊唁者两两一组，走到老人的大幅画像前，深深鞠躬。老人穿着朴质的蓝色中山装，带着灰色绒线小帽，凝重地望着我们。很快，轮到我上前祭拜了。我自幼所受的本民族家教和成年后接受的宗教教育是，穆斯林应该有穆斯林的仪礼，对人只能抚胸致意，不能鞠躬行礼——真主是唯一应受崇拜和鞠躬的对象。我现在依旧认同这个理念的初旨，但不能容忍它的机械和古板。在一位如此尊敬伊斯兰文明、如此包容大气的一位大师面前，一切宗教的教条礼数，都显得脆弱和可笑。我义无反顾地疏放了教门的禁忌，以汉人的礼俗，并以一个穆斯林的名义，向季羡林老人深深地鞠了三躬。

    当然，这样的大礼，我绝不轻易再施，因为最后的大师已经走了。

    礼毕，身旁一道吊唁的女士正要离开，却见我站在原地没有动。这时的我，已经捧起了双掌，以一个回族穆斯林的礼节，为季老诵读了《古兰经》的开端章，祈求安拉饶恕他现世的罪责，怀着一种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大爱之心，升入天园。我感觉到了周围人看我的眼神的怪异，但我丝毫不觉得做作，这是我真性情的流露，季羡林不是别人，他有权利接受汉族人的吊唁，也一定

愿意接受来自另一种文明的纪念方式。

    哀乐如静水流淌。出礼堂而望燕园未名，心清如秋。

    随后，因受了媒体“同时痛失两位大师”的蛊惑，我又在炎日下前往国家图书馆，打算以同样的方式去送别另一位“大师”——任继愈。此前，对这个名字只是听闻，但关于学术，丝毫不了解。是在图书馆的大厅展板才看到的。当我知道他毕生最大的贡献是用无神论的思想去研究宗教文明之后，顿生厌恶和可笑。根子不正，结出的果再多，也是腐果。他一面做着无神论学会的会长，一面被尊称为佛学家，这是对宗教文明本身最大的亵渎，也是对他自身灵魂的丑化与否定。所以在灵堂门前，当工作人员即将强行给我戴上小白花时，我摇摇头，拂袖而去。

    这就是我在面对两个文化老人离世时所作的天壤之别的表现。而后者，注定是一件不够礼貌的事，但我有权表达一点可贵的微不足道的鄙视。这种鄙视的背后，是我对另外一种人生观、文化观、学术观的深刻礼赞与感动。从此，我不再奢望成为大师，也不再期待中国的大地再出大师，惟愿人世间有更多的人能够怀有痛苦与孤独的心，清洁地生活，正直地行走下去。

2009年7月16日

（回族）马鸿超 （回族）石彦伟

徊游在一方地域的记忆深处，往往会因了感官上的刺激，引发某种别样的心境。单说这“蜂蜜营”，只消吟味这充满诗意的名字，眼前就仿佛流出一条“散似甘露，凝如割肪，冰鲜玉润，髓滑兰香”的长河。河中是蜜香流溢，河畔是蜂歌不绝，勤劳质朴的白帽养蜂人长居野外，与蜂花为伍，酿蓄了“作蜜不忙采蜜忙，蜜成犹带百花香”的史话。

蜂蜜营的养蜂人，正是最早踏上吉林这片黑土地的回回人。

早在清朝初期，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后，把长白山列为“满洲发祥圣地”，为供奉祖先、庙坛，沿袭了祖先喜食蜂蜜的习俗。1627年，皇太极下旨在乌拉城（现今吉林市乌拉镇）设置安官，专司采捕长白山区椴树蜂蜜、松子、东珠、鳇鱼等贡品。1657年（顺治十四年）正式建立打胜乌拉总管衙门，每年都要派出大批蜜丁进贡山采捕椴树蜂蜜、蜂王浆，严密封装送京城“恭呈御览”后，留在内务府内果房收存，专供皇帝食用。椴树蜂蜜以色浅味佳、结晶后白而细腻闻名，而由当时的韩大将军统领的回族屯落蜂蜜营，便是专为皇家“扑打蜂蜜”的蜜场所在地。

“只知蜜之甜，谁知甜之源。枯燥餐风露，只为采花甜。”这首小诗大概是诗意描画之外的养蜂人更为真实可触的境况写照。虽说蜂蜜也是回族人所爱的美食，尤其到了斋月，更得谨遵圣训的穆民大众之欢迎，常以此作为开斋时的点品——然而，与回民族众多传统手艺相比，至少是对于关东回民来说，养蜂制蜜委实称不上特色与专长之属。可以想象，蜂蜜营的回回人，在当时尚属塞外边疆的苦寒之地，迫于生计，年复一年辛苦恣睢地为统治者尽献蜜食，这份甜香之余的苦涩与隐忍，恐怕也只有先民自己堪以体会了。

关于蜂蜜营的蜜场，定然有许多可供追忆和品评的掌故，可惜却难以找到可靠的文字记载，只能在那一抹虚幻的蜜香中遥想罢了。不知到了何年何月，那蜂蜜营，却不再以养蜂为业，大抵是改朝换代，再无那帝王对蜜的渴盼。如今我们所见的这方水土，是一派青山绿水、绿茵如盖的繁茂之景。回回人尘封起古老的蜂箱，养起了更加亲切心爱的牛羊。于是那名噪一时的蜂蜜营，倒无辜地演起“空城计”来，只在颇有意味的名字之中留下一个民族青涩而清苦的胎记，供后人冥想与纪念。

翻阅东北的地方史志，对回族的历史影迹记载甚少，这使得回族在这块凄凉寒冷的黑土地上，常常以背影寂行于世。《满华回教》中有这样零星的描述，称东北回民于明末清初“自华北或蒙古方面陆续越长城而移入……为数为最少，有断云零雨之势……迨至清顺治八年颁布移民制令，则回教人有被混同汉人移来者……然似昙花一现”，故此可见，追溯起吉林乃至东北回族脉络的丝丝缕缕，似乎并不是易事。然而令人欣喜的是，一封泛黄古旧的纸文在蜂蜜营屯的出现，使得考证有了突破性的转机。这是清朝政府兵部发给一个叫段应龙的回民的《书札》，段姓家族的后裔段德有保存了这份珍贵的史料，并将它带到蜂蜜营屯，于是，吉林回族的原初印记由此逐渐清晰，一串封藏了多年的家族密码，终于获得了破译——

《书札》中包含着两段札文，如是：

“兵部为钦奉上谕事，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奉上谕，马承荫差来赉奏，段应龙前往起程之时，预先奏闻，应给札赏，赉着交兵部，钦此。

“查，据马承先供内称，段应龙原系伪游击，相应援以游击，札付户部，取缎两匹赏给可也等因。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九日绿头牌启奏，本日奉旨依议，段应龙着急速前去，钦此。”

原来，《书札》中所称马承荫、马承先两人，皆是马雄之子。马雄是宁夏固原人，康熙十二年（1673年）任职固安提督，“三藩之乱”时驻军广西，附乱“三藩”。清政府为了招抚，授其子马承荫游击衔，命其前往劝降。康熙十七年（1678年）马雄病死于雒容（广西鹿寨），两子率军降服，清廷赐马承荫将军敕印，但降服官兵发遣各地。段应龙是马承先麾下的游击，属于被发遣者。

补遗的背景是，自顺治十六年（1659年）以后，东北便成了清王朝发遣流犯之所。仅吉林境内，便有宁古塔、吉林乌拉、三姓、伯都纳（今松原市宁江区）等流人落脚之地。被发遣者多被恩赐到吉林“斩草占荒”，屯垦种田，或者被编入官庄充当壮丁，或者被发送到船厂充当造船匠役，或者被发遣到各驿站、柳条边台充当站丁和台丁，从事驰送文报、查边立栅、修壕等苦差。段应龙的发配之地，便是位于吉林九台县胡家乡、辖管于打胜乌拉总管衙门的蜂蜜营，这里当时尚无人烟和耕地，“森林遍野，草木葱茏”，却是“扑打蜂蜜”的上佳之所。按照《书札》中所述，段应龙发配起程前，应是先到户部领了赏锻，享受了游击衔待遇，便怀揣着这份天朝发放的身份凭证，来到了蜂蜜营。按《书札》的落款时间推算，他到达蜂蜜营的时间应该是该年（1679年）年底。

这是有史料记载的定居吉林最早的回族人口。

据当地回民传说，“蜂蜜营”这个洋溢着老回回味的地名，是段姓回族定居后才逐渐形成的。最先到蜂蜜营一带落户的有段、唐、于、张四大家，“领官牛种官地”。那时，称段家为“段大千爷”，称唐家为“唐拨什户”。这四大家都入旗了，被编为“旗下人”，“随旗当差”，地位上自然也就与普通的“民人”有了区别，虽住在一个屯子，但一东一西，不得杂居。后来在乾隆年间迁入的回族韩姓，便未入旗人，是为民人。

自回民足迹踏进蜂蜜营屯之后，周边的红石屯、宝山屯、山前槐屯、前央屯，相继都有回民迁入。这五个屯落近则三五里，远则不过十几里，屯屯相连，被称为“吉林北五屯”，是回族先祖最早进入吉林的地域。与此同时，西北亦有回民到吉林经商，但未定居下来；直至乾隆以后，自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等北方省区才有大批逃荒与闯关东的回民来吉林求食谋生。这些自由流民沿着驿道和江河两岸，分散到九台、吉林、永吉、双阳、伊通、扶余等地，以农业生产为计，有的买荒自耕，成为“买山户”；有的则如蜂蜜营“四大家”一样开发官荒，成为“占山户”。除蜂蜜营外，吉林省较为著名的回族聚居地还有双阳县的双营子回族乡：先有回民开垦的大营子村，后有小营子乡。地名中简简单单的一个“营”字，彰显的却是回回民族强大的内聚力和认同感。

回回人的生活离不开清真寺。随着清代回民村落的形成，清真寺也相继在吉林各地建成。既然蜂蜜营有了吉林回族的先驱，也就建起了吉林境内最古老的一座清真寺。蜂蜜营清真寺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起先在张庄子河岸边建起一座平房，是颇为简易朴陋的。到了宣统元年（1909年）遭遇山洪暴发，该寺被大水淹没。洪水退后，当地回民挨家挨户募捐筹款，用两年时间重新进行了扩建，气势宏伟，工艺精湛。

大殿为七檩接架，前廊檐后出厦，殿脊高高隆起，飞檐四出，檐下挂有铜制惊鸟铃，微风吹动，发出清脆悦耳之声，愈发衬其幽静肃穆。廊檐下紫红色明柱脚下，垫有鼓形白玉柱脚石。殿内可容纳三四百人作礼拜。大殿后侧的望月楼分为两层，与大殿相通。望月楼的窗户上边有大青方砖刻制的“礼塑先天，清真古教”8个大字。寺的色调青绿，有白色大理石雕成的石碑一座，正面碑文记载清真寺自康熙年立地基的范围，捐款施地人的姓名及所施地范围。碑的背面首部刻有阿文“都瓦宜”。

改革开放以来，当地政府多次出资，对“文革”期间遭受破坏的清真寺加以维修，并将之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如今又投资1000万元，对该寺进行项目规划，不日将建成集清真寺、穆斯林文化馆、《古兰经》石碑、回族民俗家园于一体的伊斯兰风情园区。蜂蜜营清真寺，已经与胡家乡地区的高丽城遗址，奇石各异、林峰叶茂的鸡冠山形成一条黄金旅游线路，以新异雅美的风姿恭迎着八方来客。

如果说在蜂蜜营这个村子，诞生了吉林第一户回族人家，落成了吉林第一座清真寺的话，那么回族小学的创建，则是蜂蜜营创造的第三个喜人耳目的“第一”。

光绪十四年（1888年），当地秀才张亮坤在蜂蜜营办起一座回民私塾，由蜂蜜营清真寺的阿訇、乡老及当地一些知名人士筹集经费，在清真寺东租了三间草房作为学馆，招收回族儿童20余名，取名为“蜂蜜营私塾”，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四书》，还有大字（书法）和珠算等。办学经费及塾师年薪由学生纳费和群众募捐解决。这就是现在九台市胡家回族乡蜂蜜营回族小学的前身。

宣统三年（1911年），私塾更名为“国民私塾”。1916年改为官办，1933年易名为“蜂蜜营国民义塾”，1935年迁址到“大上屋”，1938年改名为“蜂蜜营国民学会”。此间正处于东北沦陷时期，学校被迫进行奴化教育，“九三”胜利后，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学校设两个复式班，学生也增至62人。新中国成立后，蜂蜜营回族小学校迁移到清真寺附近，屡经拨款翻建，办学条件渐好。到1985年，该校的班级由2个增至7个，回族教师由2名增至13名，回族学生由70名增至225名。学校虽还不大，却是一个历史悠久、几经沧桑的百年老校，为当地回族儿童开启了智慧的天窗，把他们送进了更高的知识殿堂。

家谱是民族记忆的生动载体，体现着血脉的延续、文化的传承，甚至道德力量的传递。在研究吉林省回族历史的过程中，资料的匮乏往往成为最艰难的阻力，而回族中医韩来馨于上世纪80年代献出的《韩门门谱》，无疑成为照亮吉林回族历史隧洞的第一道曙光。这位老中医就是蜂蜜营人，将家谱公之于世时，已然八十高龄。这也堪称是蜂蜜营在吉林回族的历史潮海中波翻浪卷、淘沙拣金的又一贡献。

韩姓是吉林回族的大姓，据这份门谱所载，韩门“始祖西地萨拉人氏”，如今推断极有可能是指今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聚居区。汉文史书中的撒拉族曾有“撒喇”、“萨拉”、“萨拉回”等多种称谓和书写，韩姓又是撒拉族的“根子姓”，“十个撒拉九个韩”，因而谱主先祖来自撒拉族地区是可能的。由于门谱前三世失传，难以确切了解韩门到达中原的时间和身份地位，可以获知的是，从第4世起韩门三支分居各地，谱主这支到山东济南府禹城县韩家寨；另两支则分别迁往河北沧州韩家石桥和河南归德府葛家庄。明清两朝，韩门出了不少朝廷命官，至今在吉林回族中流传着“韩门三知府，父子九登科”的佳话。家族从何世起，缘何开始衰落，谱中没有明示，只是粗略地记载了几位始祖涉入吉林的足迹，如第13世（实际是第16世）支派韩谦，清嘉庆朝吉林拔贡；第14世（实际是第17世）支派堂兄韩金全，清咸丰朝吉林腰站外委；堂弟韩金魁，清咸丰朝吉林武生。此外，各支派再无为官记录。据谱主韩来馨推断，韩门应是从第13世祖（实际上是第16世）起，于乾隆朝求食东北，定居蜂蜜营子。现今在蜂蜜营村，仍可见到韩门祖坟。

时光在暗香浮动中流转嬗变，蜂蜜营当年无限壮观的酿蜜盛状，已然消散在关东的风尘之中，可它在吉林回族历史上捧献的“四个第一”和那些遥远温润的原初印记，却如同椴树蜜一般“穷味之美，极甜之长”。应该记住这个回族村庄美丽亲切的名字，透过它的古老面纱，我们听到了黑土地上的回回祖父那粗砺旷远的诵咏，和回回祖母凄美忧伤的歌吟……

（原载2009年第6期《回族文学》）

——全国少数民族作家“祖国颂”创作研讨班侧记

石彦伟

百舸争流归沧海，万紫千红总是春。

2009年6月的首都，注定有太多恢宏而温暖的记忆。从朔风苍劲的塞外，到林海围拥的山庄，从清香醉人的茶园，到船歌不绝的渔村，归乡已经许多时日，55个少数民族的作家们仍然深情回望着祖国的心脏，回望着“祖国颂”研讨班上愉快而丰收的时光。这次由中国作家协会《民族文学》杂志社、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主办的为期十天的全国少数民族作家“祖国颂”创作研讨班，不是一次普通的文学聚会，它的独特意义在于，不仅是近年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一次研讨班，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由55个少数民族的作家齐聚一堂、喜迎国庆的盛大欢聚。在祖国母亲60华诞的烛光即将点燃的时刻，各族儿女用文学命名他们的感恩与祝福，润泽着他们血浓于水的深情厚谊。

缘分与亲情：“55个少数民族，一个都不能少”

“55个少数民族，一个都不能少！”这是东道主代表——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常务副会长、《民族文学》主编叶梅在筹办期间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为了实现少数民族文学界一次真正意义的“全家福”，主办方可谓煞费苦心，光大大小小的筹备会就开了十多次。尽管多年的办刊经验，使《民族文学》刊物和全国的各民族作家都有广泛的联络，但要在同一时间，把55个少数民族（尤其是22个人口较少民族）都邀请到，的确不是易事。经过反复敲定，最终受邀的63位作家不仅多在《民族文学》发表过作品，而且经过了各省区作协推荐，具有一定创作成果；年龄多在40岁以下，其中还包括好几位具有一定创作潜质的80后作家；不仅有用汉文创作的，还有专门从事母语创作和翻译的……就这样，一份份凝聚着当今国内最具代表性的少数民族作家群体的邀请函，寄托着美丽的希望与遐想，从首都北京飞向了祖国的四面八方。

傣族女作家柏桦上世纪90年代初就在《民族文学》发表诗歌，她说后海小院就是她最亲的“娘家”。这次原本很早就接到了邀请函，可惜身为地方刊物副主编的她，拟定的参会周期正好编务缠身，只好忍痛割爱。没想到6月12日，她赴京参加首届中国聂耳音乐周开幕式，编辑告诉她研讨班因故推迟，正在报到，可以顺便过来参会。柏桦喜出望外，连连感叹这就是她与《民族文学》不离不弃的情缘。来自地震灾区的羌族女诗人雷子同样也是工作原因，不便来京，可就在开班前两日，她决定不管怎样，一定要代表羌族来参会。雷子说，这次来京，不仅向把汶川女儿劫后余生的感恩之情告诉给各民族兄弟姐妹，更要通过研讨班的学习，扎根在古老羌族的文化厚土里，去搜寻和记录羌民族的血性和文脉。

为了把这次研讨班办得充实、活泼而有新意，主办方开动脑筋，精心策划了不少好点子，班委会和临时党支部就是其中的亮点。潘灵是一位风趣健谈的布依族作家，也是多次参加《民族文学》活动的老朋友。他那张憨态可掬的笑脸和风度翩翩的黑框眼镜，给人一种天然的信赖感，又因为创作上的不俗成绩，当之无愧地被大伙推举为班长。每天晚上研讨结束后，他的房间总是人满为患，一壶云南带来的普洱茶，引得大家恋恋不舍。潘灵这样说，少数民族作家之间有一种格外浓郁的亲情，即使素不相识，三两句话就能变成知交，“正是这种手足情让研讨班变成了一个温暖和谐的大家庭。”副班长满族作家王樵夫是头任劳任怨的老黄牛，总是默默无闻地在会前会后为同学们服务，发材料，摆桌签，电话通知……一有空就来会务组问有没有事情可以帮把手。大家都被他的诚恳和热忱感动了，有人说他的服务就像他的家乡承德一样带给人们盛夏的一缕清凉。

研讨班里有四分之一的代表是共产党员，他们组建了一个临时党支部，实际上就是一支志愿服务队。在地方从事党政工作的贵州水族作家潘会作为党支部成员，深切地感受到党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的关怀，他留下这样一段感言：“《民族文学》是一座七彩斑谰的花园，开垦这片花园的园丁便是党和文学老前辈，在党的关怀下这园里的花在一天天地茁壮成长起来。”同为党支部成员的安徽回族作家杨勇则认为，党支部应该更多地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成为少数民族作家和谐交流、增进了解的桥梁和纽带。

关怀与期待：“少数民族文学天地广阔，大有可为”

基于关乎中华多民族文学共同繁荣的特殊意义，研讨班得到了中国作家协会及相关部委的高度重视。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李冰及书记处全体领导都盛情出席。李冰书记在6月13日的开班仪式上转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同志对与会全体同志的问候，并在讲话中称，这次研讨班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一件盛事，也是中华文学值得记载的一件喜事”。他希望广大少数民族作家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大力弘扬民族团结，做中华多民族和谐盛世的记录者和传播者；从时代伟大实践中汲取新鲜养分，打造民族文学精品；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吸收借鉴世界各民族文学精华，并热情地鼓舞大家：“少数民族文学天地广阔，大有可为。”

满族青年小说家于晓威，在听过李冰书记的讲话后，动情地说：“每一个少数民族作家，都应该进一步升华共识与理想，担负起神圣的承担，对于家园、对于母亲，做儿女的反哺与回报永远不够。”来自澜沧江之源的土族作家祁建青，以军旅作家特有的习惯激情澎湃地表示：“在这个欢聚时刻，我想以江河源头的名义报告祖国母亲，今年雨水充沛，水清草绿天蓝，祝福你的生日，祝福这次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盛会，愿我们今后再获丰收。”

让代表们同样倍感惊喜和振奋的，就是铁凝主席在6月20日的结业仪式上为他们颁发红通通结业证书。“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嘹亮……”代表们更加没有想到，当铿锵豪迈的旋律在礼堂地响起，铁凝主席竟从主席台走到了台下，和全体代表站在一起，共同高唱了这首鼓舞了亿万国人的《歌唱祖国》。会后，铁凝主席亲切接见了各民族作家，并与他们话谈合影。高山族女作家林华第一次见到铁凝主席，感慨道：“一个国家的作协主席是这样的优雅、温和和亲切，没有一点距离感，她真是把我们少数民族作家看成是亲兄弟、亲姐妹呀！”酷爱歌唱的新疆锡伯族作家阿苏，在一曲《歌唱祖国》过后意犹未尽，激动地告诉记者：“‘祖国颂’不仅仅是一首歌，一部作品，一次研讨会，它应该成为所有少数民族作家躬耕一生的使命，一辈子唱下去！”哈尼族诗人泉溪，在云南边地生活了30多年，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民族作家朋友，他认为55个少数民族，有55种文学的穿透力。“我感谢这次从南到北的空中穿越，它让我理解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穿越。”

解惑与顿悟：“我无法读懂那泪的全部含义，我需要细细地体味一生。”

学习研讨的每一天，少数民族文学的诗意与温情始终包裹着每一位代表，会场每一寸空气里，都弥漫着文学的芳香。代表们不仅聆听了玛拉沁夫、吉狄马加、阿来、胡平、李敬泽、阎晶明、崔道怡、张守仁、牛玉秋、李建军、降边嘉措、铁木尔等十余位专家、学者的精彩讲座，而且以弘扬民族文化、体现时代精神、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的“祖国颂”为主题，创作研讨了一批反映国庆题材的精品力作，为共和国的华诞增添了浓墨重彩的文化气象。通过学习交流，作家们纷纷表示开阔了文学的眼界，增长了才学，加强了不同民族之间的认知与理解，他们将创作出更多富有时代特征、民族特色，为各民族读者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

文学大家们在讲座中体现出来的对少数民族作家、少数民族文学厚重真诚的爱，最让代表们感动。玛拉沁夫老先生回顾了自己六十年的文学人生，梳理了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走过的历程。他动情地告诉这些接班人：“每一个少数民族作家，都要用自己的笔，书写并讴歌自己民族的文化与辉煌。只有各民族都在不断前进与奋发，祖国才能前进奋发。在民族文学的发展领域，需要更多的文学工作者付出艰辛的努力。”玛老八十高龄，满头银发，却记忆非常清楚，思路非常清晰。他还讲了刚解放不久和“文革”结束后两个重大历史转折时期给中宣部和中国作协的两次上书。一次是为少数民族作家的进步，一次是为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他当场宣读了当年的珍贵信札，情到深处，老泪纵横。那一刻，55个少数民族的心也都湿润了，他们感受到作为少数民族作家的历史责任。仡佬族女作家肖勤说：“这泪水太凝重，这是一名为少数民族文学奋斗了一生的老人最重的嘱托。”藏族作家、编剧才朗东主感慨地说：“我的心里始终充满了温暖的感动，这种感动连同对如何繁荣少数民族文学的思索，连同创作少数民族文学精品力作的决心，深深融入了我的血液，它滋养并将成就我生命中的文学梦想。”来自宁夏的回族小说家李进祥则说，听玛老读信，仿佛是默读《出师表》、《岳阳楼记》时内心深处的那种感动，“都说老人的泪是浑浊的，但我相信玛老那天的泪是清亮的、纯净的，我无法读懂那泪的全部含义，我需要细细地体味一生。”

研讨班带给代表的收获来自多方面。瑶族作家冯昱从吉狄马加谈到的“全人类意识”认识到，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只有转变狭隘的民族观念，才有跳出狭小的民族圈子，走向世界的可能。多年来一直从事诗歌和散文写作的东乡族作家钟翔，这次听了阿来、崔道怡、牛玉秋等名家的点拨，对小说创作燃起了兴趣和信心，并意识到要多读书，读好书，才能厚积薄发，创作出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精品力作。苗族作家张远伦的感悟是，对故乡的歌唱就是对祖国的歌唱，“我们的笔不能停顿，要不断地描绘，不断地讴歌，不断地叙述。”畲族女作家钟红英觉得，对于一个受汉文化熏陶成长起来的少数民族作家来说，民族身份的认同显得异常艰难而复杂，通过与多民族同胞交流，她更加渴望文化的认同感，渴望文化的故乡。黎族作家亚根也表示，回去以后要好好检查自己的小说写作，加大加固本民族的文学道义和潜在力量。“为人民而写作”的理念打动了白族作家郑吉平，他饱含深情地说道：“如果，我能像巴金老人那样长寿，我一定要写到七十岁、八十岁。我要享受写作那些痛苦带给我的幸福，眼泪带给我的欢笑。直到有一天，我听见哪怕只有一个农民对我说：‘你是我们的作家！’那么，这就是文学给我的最大奖赏。”

行走与震撼：“我检阅的是那满天的云”

6月15日，代表们走出课堂，徜徉在首都北京的怀抱里。

塔吉克族诗人巴图尔·阿塔汗一登上天安门城楼，就难耐心中的喜悦，兴奋地对记者说，这是他第一次来北京，第一次看到天安门。“你看，我们脚下的这个楼梯，就是当年毛主席走过的！现在，我们55个少数民族一起走上来，这多么叫人激动呀！”他还说，一定要去毛主席纪念堂看一看，没有毛主席、共产党，就没有塔吉克人的解放。年轻的巴图尔发表过700多首诗歌，今年出版了诗集《在塔吉克心中的我》。记者问他为什么取这个名字，他把手臂抚在胸前，一字一顿、斩钉截铁地说：“我全部的一切属于我的祖国、我的民族。我是一个诗人，如果我写的东西，我的人民愿意接受的话，我就在他们的心中。”这位黝黑结实的小伙子，平时用维吾尔文写诗，汉语讲得不好，所以显得有些羞涩和拘谨，可是在联欢宴会上，他的一支神勇洒脱的鹰舞，让所有人为之喝彩。他的人和他的诗，就是塔吉克民族美丽神武的雄鹰。

同样在天安门城楼上心潮汹涌的，还有湘西的土家族作家刘年。他爱诗，视诗歌为最知心最亲密的朋友，并觉得诗歌像一个女人，有一双善解人意的眼睛，在他孤独无助的时候，陪在他身边，默默倾听他的心声。但此时的刘年心中一定是疏放而快慰的，他随手写下了这样两句短诗：“登上城楼，我挥了挥手。我检阅的是那满天的云。”

走下天安门城楼，代表们集体参观了国旗班。国旗护卫队的战士为大家讲解了这支连队的光荣历史。作家们听到战士们为了护卫国旗的尊严，吃尽辛劳、刻苦操练的事迹后，身受感动。被誉为研讨班里两大摄影师的裕固族钟进翔和基诺族张志华，端起相机就没歇过，认真拍下陈列室里的每一张照片和文字说明，生怕错过一个细节。个头高挑、清纯俏丽的阿昌族姑娘孙维坤，则一直举着自带的DV机，不停地拍摄记录，还找每一个同学都在她的镜头前露露脸，说说话，留下永恒的纪念。佤族的伊蒙红木、拉祜族的李梦薇、壮族的陶丽群、傣族的朗妹喊等几位美丽动人的南国女作家，则用华丽精致的民族服饰和温婉可人的笑容，与英姿挺拔的解放军哨兵，共同构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同样是第一次来北京的土族小伙衣郎，最想看的就是鸟巢和水立方，这次他终于如愿了。就在头一天晚上，他刚刚在房间里过完了30岁生日，和同学们一起吃蛋糕，品诗论文。他把带来的几本诗集赠送给文友，虚心请他们指教。虽然仅仅是内部出版的一本薄册，但其中的每一首诗都充满了厚重的哲思与生命的感悟，写得很精致。在他看来，万事万物都具有神性的力量，“一把凳子太伟大了，它不仅要承受我身体的重量，还要承受我思想的重量。”这会儿，衣郎正望着神往已久的鸟巢发呆，刚过而立的他，又要写出怎样的诗句来呢？

6月16日，处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国家重点工程——宜万铁路有奖征歌颁奖仪式暨《百年梦想》首发式，作为研讨活动的系列组成部分，如期举行。如果说，首都面貌的观光使代表们亲眼见到改革开放带给祖国大地日新月异的变化，那么，感知宜万铁路的艰辛与成就，则成为他们超越与攀登的一条精神圣旅。

人口较少民族作家：“这个掌声不该属于我，应该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属于我们这一伟大的时代”

研讨班上，人口较少民族作家格外引人注目。这些民族的人口在10万以下，有的只有几千人，出现那么一两位作家可能就是本民族的“国宝”。《民族文学》前两年分别举办过全国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研讨班和改稿班，但遗憾都没有把22个人口较少民族凑齐，这一次终于实现了“合家欢”。

俄罗斯族的尼古拉·于希河是班上最年长的作家，来自青藏高原，炯炯有神的眼睛闪烁着睿智而矍铄的异域光芒。65岁的他，从事文学艺术创作已经50年，走了大半个国土，眼界和阅历都很丰富，但凡他一说话，听者准会被他吸引。作为极其稀有的一个民族，他说自己有责任生命不息、创作不止，同时也要进行俄罗斯族接班人的寻找和培养，这是俄罗斯族文学薪火相传的希望。

每到午餐和晚餐之时，总会十几位代表脱离大部队，跑到一个小单间去吃“小灶”。原来，这是主办方特意为具有清真饮食习惯的穆斯林作家量身打造的清真席。别看这清真席桌不大，光民族可就有10多个，除了世人比较熟悉的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之外，撒拉族、保安族、柯尔克孜族、乌兹别克族、塔塔尔族等人口较少民族也都是穆斯林。撒拉族代表性诗人韩文德这样介绍自己：“是西部雄性的山、流动的水和善良的人性给了我诗歌创作的源泉，还有撒拉尔民族这块诗歌的沃土。感谢养育我的土地！”作为穆斯林民族作家较为集中的第三小组的组长，韩文德也自然成了这一桌的桌长，每天晚餐结束后，他都会召集组里其他民族的作家们来到这个“单间”，一边品尝水果，一边茶话研讨，叫另两个小组好生羡慕。

赫哲族的孙玉民和鄂温克族的敖蓉都是第三次参加《民族文学》的活动了。问及他们这次来京的感受有什么不同，孙玉民仔细想了想，恳切地说：“最大的不同就是《民族文学》办的活动，越来越正规，越来越细致，规模越来越大了。”敖蓉经过几次学习，愈加意识到作为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的使命之重，“我们民族的文化是没有文字的口传文化，我们的母语也面临即将消亡的危机，作为一名写作者，我有责任把我们独特的人文景观和森林文化用我的笔记录下来，使广大读者了解我们的民族。”来自藏区的珞巴族女作家亚依、门巴族作家达尔玛作为本民族几千人中的代表，也格外引人关注。亚依是一位内敛含蓄的女子，平时不善言谈，她把一切的激情与挚爱都融入了散文创作和优美大气的舞蹈之中。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布朗族的陶玉明抱着失而复得的纪念品，对会务组的工作人员连连道谢。原来，鸟巢参观归来，他不小心把刚刚买的纪念品落在了大巴车上，会务人员马上和司机取得联系，找到了遗失的物品，并约时间专程去车队见面把东西取回，还给了他。陶玉明自幼生活在澜沧江畔一个偏僻遥远的布朗族山寨，父辈们吃的是黑色的杂粮，穿的是黑色的衣服，住的是黑色的草屋，每天面对的是肤色黝黑的同胞。面对“黑色”，读书识字的他产生了一种叛逆心理：长大以后，要吃汉人吃的大白米饭，穿汉人穿的漂白衣衫，住汉人住的大白瓦房。因为贫穷和疾病，在他七岁那年，母亲就离开了人世，她没能看到陶玉明成长以后的幸福日子，更没看到他理想中所描述的美满生活。在研讨会上，陶玉明以《一个布朗少年的理想》为题作了一个发言，这个发自肺腑的声音引起了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他对记者说：“这个掌声不该属于我，应该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属于我们这一伟大的时代。一个布朗少年的理想，不仅代表我个人的理想，还代表一个民族的理想追求，这个理想的实现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历经的磨难和沧桑，也凝聚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为民族的解放事业和民族的发展进步所建立的历史功勋。”6月25日，研讨班结束不久，一个温暖的消息传到了《民族文学》的小院：陶玉明正式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不光是他，与此同时，来自独龙、俄罗斯、塔塔尔、高山等其他4个少数民族的5位作家，也成为中国作协新会员，至此，我国55个少数民族都有了中国作协会员，一些人口较少民族甚至开始形成自己的书面作家群。这标志着一支多民族、多语种、多门类，具有创作实力和创作潜质的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已经形成。

80后宣言：“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研讨班上年龄最小的作家当属哈萨克族的艾多斯·阿曼泰，是1989年生人，目前还在陕西师大读大一。因为自幼随父母在北京长大，这个哈萨克少年说得一口地道的北京话，配上那浓眉深眼的典型突厥民族面孔，还真有些特别。在平常的学习生活中，艾多斯不常发言，只是偶尔在讲课结束后，向老师提个问题。只要他一张口，大伙保准就会被那80后小作家特有的激情和幽默逗得笑场。别看他小，早在读高二的时候就已经出版了自己的诗集《最完整的碎》，他不希望借诗歌来炒作自己，只想在一个安静的环境中，真真切切地学东西，踏踏实实地写诗。“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艾多斯说，“我特感激班里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们，都不嫌我是个毛孩子，都认认真真地跟我谈写作，我觉得特幸福！”小伙子眉头一动，咯咯地笑出了声。他还告诉记者，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有机会去哈萨克斯坦留学，把自己民族的母语学习好。后来大家才知道，其实小伙子平常哈语说得不赖，日常交流都没有问题，只不过深藏不露罢了。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蒙古族女孩齐欣竹，总是以腼腆但充满自信的微笑，面对每一个同她讲话的人。刚刚大学毕业的她，已经出版过两本散文集，如今又考取了硕士研究生打算进一步深造。她说以前也参加过一些文学笔会、探讨会，可是这么大规模的研讨会，还是第一次参加，真是大开眼界。鄂伦春族的凯鲁罕是一位民族地区的小学教师，当大家知道，她教的科目竟然是鄂伦春语后，不仅为她小小年纪为母语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坚守到底的姿态和品格，肃然起敬。与两位内向的少女相比，能歌善舞的彝族姑娘鲁娟则显得更加开朗活泼。她的诗歌和她的人一样，美丽动人，研讨班带给她的收获就是，作为少数民族作家，不能因为喜欢文学而随便写写，也不是无目标而写，他们要为一个民族而写作，这应该是无尚自豪的事情。

维吾尔族小伙艾孜提力·艾海提也是一位80后，瘦削的脸庞、深邃的目光，使他得了一个“小普京”的绰号。他在乌鲁木齐一家母语文学刊物做编辑，平时也主要用维吾尔文创作。当他得知《民族文学》即将创办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三种少数民族文字版的喜讯后，异常兴奋地说：“太好了，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终于有自己的国家级刊物了，这对于我们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准，帮助特别大。”小普京还具体谈到，每个民族的优秀作品都有机会看到，全中国的文学精品都能够欣赏，这本身就是加强民族交流、促进社会和谐的大好事，边疆地区的母语读者需要这本刊物。谈到未来的打算，艾孜提力让记者看他手中的这套《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作品选》，这是中国作协在研讨班期间赠送给每位代表的礼物，他希望有朝一日自己创作翻译的作品也能入选这套丛书，成为优秀的维吾尔族诗人、翻译家。

就在“祖国颂”研讨班开班的前三天，温家宝总理刚刚在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时发表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意见》，全体代表闻讯欢欣鼓舞，他们深深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认识到只有在新中国，各个民族才有了平等相待、共同繁荣的地位，也只有在新中国，才有了少数民族文学的专门阵地，使55个少数民族都有了自己的作家和书面文学，有了本民族的精神代言人。大家怀着激动和喜悦的心情，给温总理写了一封信，希望在中央对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有力扶持下，少数民族文学队伍能够进一步壮大，阵地进一步加强。大家还表示将不辱使命，潜心创作，讲述各个民族不同的发展变迁和心路历程，促进民族和谐，拿出真正的精品力作，唱响“祖国颂”的主旋律，为建国60周年献礼。

短暂的时光虽已远去，闪光的珍珠却仍熠熠闪现着真善美的光泽，这光泽将永远定格在“祖国颂”研讨班上63位少数民族作家的记忆深处，永远鲜艳如初。

石彦伟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文学以其绚丽多彩、层次繁复的审美形态和文化因子，越来越多地受到公共视野的关怀，不再成为人们想象的异域。当一种平等多元、相融共生的状态被呈现出来时，事物本身就已经在孕育包容与超越的品格。文学如此，文化如此，一个国度的精神格局亦如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近日由中国作家协会民族文学杂志社在北京举办的全国少数民族作家“祖国颂”创作研讨班，正是显现了一种蔚为壮观的海纳百川、超越界限的大国气象。

这是一件具有特殊意义的、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上值得记载的盛事。研讨班上，中华大地55个少数民族的作家都有代表，是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由55个少数民族的作家以群体面貌共迎国庆的隆重聚会。不难欣喜地感受到，少数民族文学正在进入与主流汉族文学多元并存的崭新格局。中国的历史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共同缔造的，中华文学史自然也应当是多民族以多语种、多样式、多风格、多种精神传统共同创造的文学有机体。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少数民族文学作为宝贵的文化软实力，身负着母族文化的集体记忆，以其特有的气质、姿态和品格，为大中华文学之树的繁茂续添着色彩与生机。一本刊物，当然不是意义的全部，却是一方不可缺失的灵魂阵地，是多民族作家用清洁的精神、高远的理想、真挚的牵念构筑起来的精神家园。这次研讨班的举办，正是《民族文学》向世界发出的强烈讯号：祖国55个少数民族的作家，正在彼此包容，共同超越；正在书写凝聚，传递温暖；正在遗忘羞涩，朗声唱颂！

应该认识到，举办这次盛大的多民族作家聚会，绝不是一种偶然的迎合。它是一本刊物28年来寂寞坚守后的怒放，是5千多万字文学作品的高度凝练，是55个少数民族作家理想与信念的胶合。将民族作家召集起来学习研讨，并不是它的终极关怀，更加深刻的意义在于，它展示了一种对文明差异的尊重立场，对多元文化的包容态度，对文学彼岸的超越精神。可以预断和期待，在研讨班之后，《民族文学》杂志，乃至整个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将会不断迸发突破的力量，延续曾有的光荣与梦想。正在传来的喜报是，在中国作家协会长期的鼎力帮助之下，《民族文学》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三种少数民族文字版即将创刊。在广大少数民族作家和读者的热切呼声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激流里，在反分裂、反渗透、促进祖国统一和谐的历史使命面前，这无疑是一项充满着高贵的包容与超越精神，具有史诗意义的国家行动。如果说十几年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同志评价《民族文学》的创刊是“社会主义文坛的一件盛事”，那么今天的我们或许应该延续这样一种评价：《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字版的创刊，是社会主义文坛的又一件盛事！

包容与超越是一种境界，也是一种眼界。文学需要它们以成其饱满，民族同样需要它们以养其精锐。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愿意把自己逼上狭隘的小径，但真正地彰显出一种兼收并蓄的文化胸襟，并用实实在在的细节去释放这种胸襟，表达这种包容感，完成崭新的崛起逾越，却更需要一种深度的尊重基因，一种沉淀多年的母性传统，甚至是一种勇气。中华母亲因为56个儿女的眠歌与欢笑而充盈着丰裕之美，56个儿女则更因为生在这位母亲的怀抱，长在这份永恒的疼慈之中，而平等相视、同享温情，亲如一家。少数民族作家当然可以感知到这种珍贵的爱的温度：世界上多民族国家有很多，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专门设有三年一届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也没有专门刊登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并且同时翻译为少数民族文字的全国性文学月刊，更没有数以万计的少数民族作家。在这个大爱的国度里，中国作家协会张开了疏朗而温馨的怀抱，尽一切可能为少数民族作家架设成长的阶梯，从鲁迅文学院的三期高研班，到《文艺报》“少数民族文学专刊”的创办，到6卷20本《建国六十周年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的出版，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工程”的实施，再到多次的采访采风、出国交流，尤其是对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的扶持与关怀，充分展现了一种充满包容与超越精神的国家行动，一种智慧而博大的爱的行动。可以无愧地说，中国在发展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培养少数民族作家方面所尽的努力，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于是我们骄傲地告诉世界：这是一个尊重文明、宽容异己的国度，这是一个海纳百川、和谐共融的民族，这是一个天地广阔、大有可为的时代。只有多民族的文学共同繁荣，才会带来中国文学的最大辉煌。少数民族作家没有理由不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做中华多民族和谐盛世的记录者和传播者；没有理由不从时代伟大实践中汲取新鲜养分，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文学的创造，在时代的进步中造就文学的进步；没有理由不去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吸收借鉴世界各民族文学精华，吸纳百家之长，兼集八方精义；也没有理由不以繁荣多民族文学为已任，以更大的热情和努力倾注于这块文学的沃土，共同谱写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繁荣发展的新篇章。历史期待着我们。

——评王树理中篇小说《第二百零七根骨头》

石彦伟

　　王树理是那种笔腕舒展、开合有力的作家。他的小说，既能潜入灵魂的隐秘处，精雕细琢，缜密开掘，譬如短篇小说《陶醉》、《石榴》、《长长的桑干河》等，又能转身迎接大题材、大气象的如虹气势，沉稳铺排，处变不惊，酿蓄史诗之美，譬如长篇小说《黄河咒》。就我对他的阅读体验，更易动人的往往是后者，即那些精神骨骼更为健硕、更为宏大的作品。这类作品内在的气质流向，与他歌哭声息的泰山之脚、黄河之滨有一种亲密的连带感，亦与他骨血中沉潜始终的回族血性一脉相承。通常的经验是，当作品怀抱的气质与作家乃至其受洗的地域气质真正打通之时，文本所呈现的思想与情感张力，才会触动心魄，过目不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篇小说《第二百零七根骨头》堪称是王树理小说中的得意、得力、得法之作。

　　我是在2003年的《回族文学》初读到《第二百零七根骨头》的，印象极深刻。时隔六年，在对王树理小说、乃至整个回族文学领域进行更加深入的锥探与考量过后，这篇历史小说从形式到内涵所蕴藏的丰富价值，更加辽阔而清晰地影印出来。将此作定义为王树理小说的代表作之一，显然是恰当和充要的；即便是置放在新时期以来回族文学创作的大纬度之中，此作亦是独具开掘意义，值得深入研读的。

　　自古回回多俊杰，而书写此类题材的佳作却凤毛麟角，我以为多半缘由并不是作家写不好，而是不敢写。回族人物属实不好写，一方面，他们的情感世界与人生际遇受到历史的、地域的、文化的、民族的、宗教的多重元素的发酵作用，呈现出纠结复合的形态，不宜透彻而明朗地加以展现；另一方面，也由于回族人物的历史事迹多被单线传播，易被简单地英雄化、粗糙化。因而，作家若想成功处理回族人物，必须要做的两件事就是：找准人物品格与民族品格的最佳契合点，尽可能地以一带面，写出人物所彰显的回回民族之魂——这就对作家的清洁品性和信仰教养做出了苛求，否则，回回民族的精神气度是无法在他笔下生动复活的；再有，就是作家需要对历史痕迹进行打磨与删选，去概念化、资料化、皮肉化，重塑真实可感的人性之美——这样的要求，则直接与作家的天赋和笔力有关。

　　因为上述两种理由（或者说优势），王树理笔下的铁铉，无意获得了令人振奋的成功。作家在这位明朝回族名将的众多事迹中，巧妙地聚焦于一根与常人有异的“骨头”，言之于身，实则达之于心，将人物一切的理想与忠贞、气节与风采，在这根骨头之上紧紧蔓连在一起，使铁将军的回回风骨和盘托出，尽美无遗。同时，也正是因为这根骨头，铁铉的一切历史行为和灵魂走向有了别致而可靠的源头，更具引人入胜的传奇色彩和震耳发聩之力，丰润了人性的饱满度。应当说，这“第二百零七根骨头”，不仅是铁铉这个人物个体的“魂”，而且是回回民族这个精神群体的“魂”，更是这篇历史小说最为感人和有力的表达之“魂”。

　　在作品的开篇部分，一个鲜活的灵魂，就是在一段奇崛精湛的描述中，以其独特得令人惊讶和心悸的性格形象进入历史情境的：

　　“一位比普通人多长了一根骨头的回回人，被篡夺了侄子的皇权即将登基做皇帝的明成祖朱棣给下油锅炸了……谁知，这铁铉虽被割裂的体无完肤，仍然倔强得出奇，临下油锅之前，不仅‘至死骂不绝口’，而且在油锅里被炸酥的骨头也不肯朝着朱棣。”

　　寥寥数笔，高度凝练且富有刺激性的语言，已然将铁铉的朗朗风骨和悲剧命运之美展露毕现。从中大可体知，作家对这位回族先辈的爱是酽烈而悲悯的。他不仅在写这个人，也在写自己对这个人和这段历史的沉思与悲怀。历史小说的精妙迷人之处，决不在于情节还原或虚构得何其细腻丰韵，而在于作家对历史事件与人物的别致感悟、解读与再现。显然，一部中篇小说，不可能尽述历史烽烟的苍茫感慨，也不可能把人物所有的情绪氛围、心理状态囊括其中，但小说家往往有自己的感情基调、心理色彩和情绪倾向，当这种基调、色彩与倾向传真在了人物身上，那个人就已经开始在替作家立言和抒泄了。铁铉替王树理所要宣传、或者说宣泄的，正是在当今浮躁时世之下渐已失落而又无限贵重的品质，即，一种威武不屈、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一种心忧苍生、兼济天下的巍峨大爱，一种临危持节、坚贞不渝的清洁傲骨。作家没有一句空洞的说教与唱颂，而是潜身于情境细节之中去寻找人物的伟岸与高贵。概括说来，就是塑造了一个智勇双全、伊儒兼通、君民两爱的回族英雄形象。

　　“靖难之役”是小说重要的历史背景与叙事推动力，铁铉的大智大勇就一直贯穿其间。作家把人性、气节、命运同皇室内部争权夺利的纷争放在表现的焦点上，在战事发展的纵向链条中，截取了展现铁将军才智敏捷、骁勇善战的多个代表性断面，让争战的复杂背景成为人格的舞台和人心的炼狱。譬如，燕军公开反叛一开始，他就——

　　“率众进入抗敌战备状态，不是在校场组织将士操练，就是与军师策划御敌之策，察看地形，构筑工事，把个攻防体系部署得严严密密，真个铜墙铁壁一般……组织回民丁壮五百多人，编成一支护城敢死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抗击燕王叛军……”

　　这是在写其运筹帷幄、胸怀韬略的将才风范；后来，燕军未能攻破泉城，反而被铁铉“所出奇谋屡屡套住”，则进一步将其聪敏才智作以铺叙：

　　“这铁铉原是回回人的后裔，少年练习武功时，就曾熟读兵法，并从先人那里学得了使用神机铳、佛郎机的手段，又有济南城里那些熟悉此类战法的老回回鼎力相助，与燕军交战中常常出其不意地使敌人遭受重创……”

　　作家的高妙巧智之处就在于，不仅通过战略战术的描述与解读，活现了一个人的“小智”，同时也挖掘了他所代表的一个民族的群策的“大智”，如此，文气便开朗大气许多。再如，铁铉为阻止朱棣大军开炮，在城墙上悬挂出一块太祖高皇帝的神灵木牌；将燕军的劝降书撕得粉碎掷于城下，亲书《讨逆贼檄》以飞簇射入燕王大营；招募水性好的兵勇趁夜色潜入水中，将燕军所筑堤坝撬塌，淹得燕军鬼哭狼嚎，叫苦不迭……诸多充满戏剧性的情节设置，如同强劲有力的肌腱，组阁成一个有血有肉、有勇有谋、可听可感的大将军形象，使人崇佩之情油然而生，更为后来主人公悲剧命运的降临，作了充沛的情感铺垫——任何有良知、有正义感、有怜悯精神的读者，都无法接受如此一个可爱、神勇、智慧、坚贞的硬汉，最后遭遇被烹的残忍刑罚，哀叹震惊之余，作品的艺术魅力也随之浮涌而出。

　　如若说，对铁铉指点江山、纵横决荡的将军气概进行复原与塑造，是相对容易、相对表层的一道工序，那么，王树理对人物更加深刻的理解、更加高明的艺术表达，则体现于对铁铉内在品质及其精神溯源的探寻。作品正叙部分一开始，即将少年铁铉安设在一个充满信仰特质的情境之中，通过清真寺里念邦克的穆萨阿訇的视角，让礼拜中的小铁铉以“站则顶天立地、鞠躬平背负天、跪坐岿然如山、叩头如根生于土”的英姿高调登场，并使老阿訇不由赞叹道：“真是棵好苗子！”事实上，这种赞叹，正是作家对于伊斯兰传统文化滋养之下的忠贞、爱国、尚勇精神的钦佩与神往，也是铁铉日后成就一番将才的教化之启蒙。

　　最能体现铁铉信仰教养的情节，莫过于题写寺匾一事。这一段描写之传神、内涵之精粹，堪称全篇的点睛之笔——

　　“先生蘸饱了毛笔后，长长运一口气，用足全身气力，在那白生生的六尺宣纸上，横书一个大大的‘一’字。这一字横看竖看都是一根骨头，就像回回的‘回’字中的任何一笔，里里外外，方方正正，不斜不歪，它代表着回回人的骨气……”

　　这样的描写和诠释，叫人觉得亲切和欢喜。作家能够由一个毛笔字，联想出一根骨，继而根据字的形神样态牵连出整个回回民族的气节，出其不意而又顺理成章，毫无做作的痕迹，应当说是殊为难得的。这种设计有效展现了人物丰厚的精神背景，强化了作品的内蕴与深度。尤其值得礼敬的是，作者虽然以饱满醇厚的民族热情，浓墨重彩地赋予主人公以回回民族优良传统的经脉，表现其作为伊斯兰传统文明灌溉之下的伟大精神性，但绝不狭隘地将这位英雄人物完全塑封在本民族的障蔽之中。在作者看来，铁铉既是回回民族的优秀儿子，更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他不仅深受伊斯兰思想的教养，同时自幼蒙受儒学，年少时便能用孔子的“忠君”思想和伊斯兰教“人德五道”中的“诚信”来诠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内涵，是典型的在双重文明滋养下成长起来的“经汉两通、儒伊合壁的硕儒”。他认为“能得皇上眷顾，做得朝廷命官，实乃真主保佑，赐悯有加”，他举意“要像前朝的回族将领一样，按照《古兰经》规定的人德五典和孔夫子的君臣之礼，傲骨丹心，忠贞不二，以报王恩”。当一个“中华的铁铉”（而不仅仅是“回族的铁铉”）被塑立起来以后，作品的主旨开掘才游刃有余，文化容量才充沛，思想通孔才不狭小。这是作家在大民族观、大文化观关照之下的一种襟怀的延展、精神的跳脱，无疑也为回族作家对回族人物形象的塑造及其民族性的理解，开凿了一条相对宽阔、高位的通道。

　　王树理用人本维度写出了铁铉的智和勇，用心理维度挖掘了他的双重文化背景，还用社会维度下的民间立场，彰显了铁铉的人民性。作为一位誓死殉国的爱国将领，作家没有过多从国家意志上对其做出评价，而是将他置放在最广阔的人民心灵深处，接受来自底层民众的礼赞与纪念。英雄永远是属于人民的。当铁将军“磔其体而烹之”的噩耗传来，济南城内“悲哭之声震天动地”，回汉人家都以各自的方式举行祭奠，“整个城池的悼念活动持续了月余”。人民的至爱与叛军的至恨，构成鲜明的情感反差，美丑自现，善恶自明。作家在尾声部分用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笔触为英雄作结：

　　“铁铉遇害了，他的那根刀剔油炸也不肯低头的骨头，化作了一座山脉，横亘在泰山脚下。有人说，那是泰山的余脉，是独尊的五岳镶嵌在黄河岸边的一双眼睛。古城济南因了这根骨头的故事，在历代抗击风险的风风雨雨中，成为以忠诚为灵魂的天然屏障；古城的人们因了这根骨头的故事，增添了若干以秉操持节为荣的自豪感。”

　　在作家看来，滚滚黄河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唯有历史的尊敬与民众的记忆，是英雄无上光荣的桂冠，亘久蓬勃的生命脉动。

　　人物塑造诚然有光彩，谈及小说的艺术特色，可圈可点之处亦繁。诸如，以故事化的生动细节替换枯燥繁杂的史实堆砌，以绝妙的心理描写贯通人物的行为表现，语言富于沧桑感、节奏感，结构整洁庄严，整体上形成一种磅礴大气、新鲜而富于感染力的格调，大跨度的时空容量，体现出众的艺术概括能力……最为突出的一点，在于叙述视角的自然转嫁与衔接。作品在叙事中存在三重视角：采用最多的是历史的视角，客观钩沉，娓娓讲述，支撑起主人公主要的生命历程；另两种视角则相对隐性和含蓄，往往在不经意间穿插坦露，一种是他者的观察视角，即历代后人对铁铉的评价和记写；另一种则是作者自我的视角，如同说书艺人一般，在华彩的故事讲述后，往往加入几句自己的评价，融主观情思于客观叙事之间，从而使人物复活在本者、他者、作者的三重视域中，更加地本真和多维。比如，引子部分有这样一段自陈——

　　“每至大明湖公园的铁公祠，友人看罢祠堂里的简介，免不了要问一些先生生平之类的问题……以我等有些文化水儿的人，尚只能一知半解地作些说明，考之广大民众，真正知道铁公祠来历的人也就更加凤毛麟角。何不依据史实，将其作为一篇故事敷衍出来……”

　　这是在交代写作这篇小说的缘起。又如：

　　“去年春上，我的一位朋友从西安游历归来，说起在化觉巷清真寺参观‘一真亭’时的情景，问我这‘一真’二字的含义，我与他讲了这段历史后，他才恍然大悟地说，想不到此二字竟有这么大的来历，在叛军大军压境的情况下，能够以此表达自己的志向既维护了自己的信仰，表达了自己表里一致的人品，又体现了为国尽忠的博大胸怀和骨气，真有志之士也……”

　　这是对一副题字发表的感怀，有提拔主旨之妙。再如，关于“铁板差一线，走却高飞燕”故事，作家这样评点道：

　　“看来，这位姓洪的先生，对于燕王的狡诈与残忍也是极其愤慨，以致于发出‘独恨大镬油沸溅，不溅一点糜烂燕子面’的感慨。退一步想，当初那落下的铁板若将朱棣砸成肉饼，历史将会是如何一番模样呢? ”

　　个性化的假设与反思，从侧面肯定了铁铉的谋略与历史价值。再如：

　　“想那做官为宦之人，都有一点像铁公对朝廷社稷那样的忠诚，有一点为百姓着想的责任心，少一些竞奢斗靡，花天酒地，也算是对得起衣食父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这两句，则是力透纸背、借古讽今、极具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的旗帜之笔。至全篇结尾处，一句“铁铉被残害六百年以后，写小说的人写了这一段故事，也算是对铁公的一个纪念”，则用深沉质朴的笔调表达了后辈对英雄的缅怀，字字含情，节制而有力。如此可见，作者视角在叙事进程中的融汇，非但没有影响叙事的连贯性，反而增添了可读性，丰满了题旨，拔高了人性，概括说来，或许可理解为一种导读式的介入，是《第二百零七根骨头》可贵的艺术尝试。若谈不足，大概就是小说对历史的全景展示过于周全，宏观有余，而代表性的细节还有待进一步强化丰满，若此，人物也将进一步生活化、人性化，甚至矛盾化。

　　一根傲骨，一身血气，支撑起铁铉的传奇人生，也支撑起王树理的生命书写。我希望，这种刚烈之美、正直之美、坚贞之美能够始终如一地贯穿在王树理的小说创作中，形成他作为一个山东回族作家独特的创作风格，甚至成为回族文学、中国文学的主要美学流派。这不是一种轻巧的、讨巧的流派，却是负重的流派，寂静的流派，是关乎灵魂本质的流派。它应该如同饮虎池边的虎气一样，更多地渗入当代文学的肌肤，潜进作家的血液。终有那么一天，铁铉们的迂腐与牺牲，以及为铁铉们虔诚执笔的作家们的贵重，将会使世人默想。

2009年6月9日

原载《山东文学》2009年第9期

——观王欣明马头琴独奏音乐会

石彦伟

纯粹是一种偶然。漫步在春光中的民大校园，就发现了这张简易而别致的海报：王欣明马头琴独奏音乐会。我为此怦然心动。大概是祖先骨血六百年后的一种遗赠，我对蒙古族音乐的偏爱，似乎是与生俱来，这其中，马头琴大概是最能对我构成吸附力的一种乐器。我不懂器乐，亦没有操练的本领，但如若此生能与一样乐器结缘，我一定希望它是马头琴。相传在草原上，当刚刚产羔的母骆驼厌弃它的驼羔时，牧民常常会拉响马头琴，用凄美而慈爱的音乐感化母驼，让它流着泪去接受孩子。这是我听过的最美的传说，的确，没有比它更美的了——那是从大地经脉里流淌出来的草的清醇，是云端上落下的泪水，是从母亲的慈爱里浸透出来的温情，是蒙古人灵魂的篝火，是牧民爱的天堂。

尽管仅仅是一个本科生的毕业音乐会，尽管演奏厅的舞台是如此局限和粗粝，可我在入场时，怀揣着比走进国家大剧院更加虔重的一颗心。我终于没有延续踩点和迟到的积习，早早地选了第二排居中的位子坐下。学生们在四下张罗着，有的在迎宾签到，有的在试音，有的捧来花篮和哈达。在这满室流溢的沁凉的花香中，我的眼睛突然有些潮，我忆起了去年的这个时候，我的师大的同学们，为我张罗毕业朗诵会的前前后后。时光迅捷得仿佛是骑上了马背，我离开那个家，分明很远了。我的心，似乎开始接受越来越多的混浊表象，它们像草原上的沙尘一样弥漫着我的追索。我真该停下来，找一汪清澈的泉水，洗一洗这颗风尘中摔打躁动的心——而马头琴，我希望它，就是这泉水。

音乐会简朴地开始了。一身烫金花袍的蒙古族小伙王欣明和他的哈雅马头琴乐团的八位弟妹，以辽阔舒展、大气奔放的蒙古国乐曲《蒙古骏马》和刚柔相济、徐缓深情的《初升的太阳》，拉开了场子。紧随其后的，便是王欣明的一系列独奏。在主持人报出《相亲》这个作品时，我暗自一颤：这段导语不是惯常的文采飞扬的诗行，也不是浮华表面的作品赏析与背景介绍，而是王欣明自己的往事钩沉与情感表述。他委托主持人告诉观众，他考学前跟张全胜老师学习的正是这首《相亲》，是这个作品让他考入了民大学府，读上了喜爱的马头琴专业。质朴的心言，最具有真实的张力，它带我走进了《相亲》中那缠绵纠结的韵律。当乐曲后半段以飞弓形式展现草原上快马飞驰的情景时，我的眼前同时浮现的，还有一个倔强的孩子向着心中的爱与梦想在奔跑呐喊。

毕业音乐会是对学业生涯的一次告别，更是对青春理想的梳理与重现，因此，作品的遴选往往凸现着演奏者、演唱者的审美核心与心灵朝向。在本次音乐会的十一首曲目中，有六首是由齐·宝力高作曲，足可看出王欣明对这位世界级的马头琴大师怀有的崇敬。《回想曲》应该说是这位大师的一首名曲，无论它本身具有的艺术价值，还是其承载的文化重量、情感湿度，都足以构成经典。王欣明在主持词中写道：“初次听到这个作品是在艺校一年级，当时我的演奏手法还很不娴熟，看到师哥师姐在演奏，非常羡慕，梦想着自己有一天也能拉这个曲子，今天，我就在我的音乐会上，把它送给大家。”这段话令我感怀不已，他的回想里，有一种理想主义者的气质和真诚善良的美感，再与轻柔细腻、宛如月光般哀伤轻灵的琴声融合在一起，就更具动人之致。思念是蒙古音乐的一个重要主题，它表明蒙古族是个善于记忆和回想的民族，这种回想贯穿了昨天与今天、荣光与耻辱：《回想曲》突出的正是这极富哲理的主题。整首作品虽然结构并不复杂，但格调新颖，画面塑造感强，中速的叙事节奏中不断重现的上行与下行音阶，让人联想起一个浪迹天涯的旅人，负重地走在回乡的路上，上坡下坡，内心积满沉重的苦恋；又像是一个忧伤而坚韧的民族，将深沉、深邃的精神蕴蓄，节制地呈现给天空和大地，富于人文之美、仪式之美。

全场最让我魂牵情绕，也是我觉得写得最美的，恰恰是两首原创作品。由王欣明的指导教师张全胜作曲的二重奏作品《雪山》，我想用怦然心动来形容。对于音乐的接受者，砰然心动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一种审美状态。它带给我的最震撼的一点感受是，音乐是有表情的，它的表情可以昭示人们，创作者的心灵是否到达了一种清明的境界。我想说，曲作者张全胜一定是一位心清如水的艺术家，否则，怎能在一首乐曲里，言尽这么饱满而生动的灵魂的秘密，那么静穆、崇高而洁白，不带一丝杂质。我想，这正是曲名“雪山”所要传达的一种要髓。王欣明说：这曲子最适合在寂静中聆听。我同意他的话。杰出的音乐作品，不仅对创作者、表现者提出了苛刻的资格限定，也对受众的清洁程度，做出了要求。但凡你不能平静下来、沉潜下来，不能虔诚地走近那片雪域，你就不能听到里面潜藏的巨大的精神瑰宝，那样一种高贵的自尊，那样一种圣洁的隐忍，那样一种拮抗与僵持的力量，那样一种史诗般的超越与迁徙……蒙古民族的艺术作品历来以草原为最熟稔的陆地，曲作者选择雪山这一印象，更多的是在从一个民族形而上的精神感去塑造和表现，这是更大气高远的一种艺术把握，使民族音乐升华为文明积累、传承与表达的载体。《雪山》在现代音乐元素的借调上也有可喜的尝试，钢琴的介入，使得悠长绵延的调律更加鲜活和清新，丰富了马头琴的表现力；角鼓的陪衬，更显空悠神秘；而王欣明与青格勒二人重奏的默契协调，包括表情语、体态语的补给，都增强了作品的对话感、行吟感、甚至舞蹈感。

由王欣明本人创作的《情逝》同样没有辜负观众的期待，不仅乐感清润，曲风凄美，还有一个亮点在于这首作品的演绎，是由哈雅乐团的其他四位马头琴手和一位大提琴手完成，而他自己则如醉月光般伴起了钢琴。这种角色的置换，增添了作品的文化味和可观性，也是音乐会的华彩段落所在。《情逝》这个作品在格调的处理上颇有《雪山》遗风，应该说汲取了恩师的精华，即，以一种沉稳的叙事性、张弛有度的抒情性进行讲述，以古典化、欧陆化的气息，诠释草原文化的内涵，尤其是对内心的深度诉求，别有觉解。作品章节错落分明，比之《雪山》，增加了中速、快速乐段的分量，渐强的推进中，形成柔中带刚的行进式曲风，犹如行者在情感的波涛上疾然驾行，在大悲大美的风暴中独饮哀伤。同时，《情逝》也较多地融入了马头琴的诸多演奏技巧，充分展现了独特的艺术造型和富有草原风格的优美音色、洪亮的颤音、开阔的音律、苍劲的鸣响，将蒙古人粗犷而细腻的情感世界逼近极致。在作品的第三段，乐曲返回到第一段的沉稳叙事中，一段清静之中的独奏，以最原始、最纯净的原生态演奏手法，最大程度上展示了马头琴的野性魅力，颇有几分三宝的味道；同时也展现了曲作者王欣明扎实的音乐基本功、丰沛的创作才华和敏捷的感受力。希望他能向齐·宝力高大师看齐，不仅做马头琴艺术的匠才，更要做将才，“将”与“匠”之别，归根结底是一种创造力。马头琴艺术的传承和勃兴，正是需要越来越多的青年，融入他们创造的激情。

其他几首曲子同样各具特色。以哀婉忧伤的慢板演绎的日本乐曲《荒城之月》，虽调子低沉，却不压抑，让人联想起月光照在水波之上，送轻舟徐行、莲花入睡的诗境。《鄂尔多斯高原》和《大草原与野马》异曲同工，以散板写人，以慢板写草原，写快板写马，充满调和、比衬之美；十六分音符、大小切分的灌入，长短弓、连跳弓、顿弓、碎弓等弓法的使用，弹音、颤音、揉弦和泛音等弹法的缀连，使马头琴的技术魅力与艺术魅力辉映成趣。整场音乐会虽然时间不长，但内涵饱满，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轻柔与奔放，低沉与宏阔，兼收并蓄，堪称学生领域里一台弱化形式而注重品质的优秀音乐会。

谈三点意见。从技术把握上，我并不懂马头琴，仅从听觉感知上，觉得个别音色的过度还稍显粗糙，尤其是滑音的处理还有些谨小慎微，没有拉开；在演奏意大利小提琴曲目《查尔达什》时，中低音区处理较好，高音对小提琴的模仿则显得生涩，而且从马头琴本身具有的气质和音色优势来看，演绎西方拉弦乐器曲目，尤当审慎择选和用心揣摩。再者，从艺术表现力上看，王欣明与他的哈雅乐团的同学们，都在努力试图进入马头琴的深邃意境之中，但深入程度还不够，至少从舞台表现力来看，感情倾注还有较大空间。我们看到电视中许多名家在演绎马头琴，一方面被醇厚的音色和神奇的旋律打动，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得益于演奏者的肢体配合，如甩头、点头、顿挫，包括一笑一颦的夸张，它们共同构成了观众对作品的感受与解读。从这点来看，王欣明在表现快节奏的曲段时，容易进入到激越奔放的情感状态，比如终曲《万马奔腾》就做得比较到位；但慢板和散板时，还缺少一点忘我的感觉，或者说是自我陶醉、酣畅淋漓的感觉，这不仅需要舞台经验的积累，也要求他对其他器乐门类、其他艺术形式的全面吸收和借鉴，增强艺术感悟力和鉴赏力，只有内心有感悟，有感动，有思考，外在上才能有所表现，有所释放。再有一点，就是音乐会注重了对器乐本身多元形式的展现，但忽略了其他音乐门类的调和。比如，很多马头琴演出，都会适当引入长调、呼麦等蒙古族声乐元素或少许舞蹈元素，尤其是长调，我总觉得马头琴的散板音乐如果唱出来，就是非常原生质朴、舒展惆怅的长调，它们是完全可以紧紧相容在一起，互为映衬的。民族大学有这样的人才资源，在艺术的完美主义理想的标杆下，应该有整合的魄力和兼容的胸怀。

王欣明自己报幕时曾说：马头琴在他的心中，是神圣的音乐。很简练的一句话，却切中要理。在《万马奔腾》那气势磅礴的合奏隆重响起的时候，我对这种乐器的神圣属性，有了更深的领悟。马头琴是大悲大爱、歌天颂地，而不是小情小调、窃窃私语。在它最初的起源里，是取马的腿骨为柱，头骨为筒，尾毛为弓弦，琴柄顶部的马头象征着草原民族对感情的珍重、对自然的敬畏和对气节的坚守。马头琴就是一匹马，齐·宝力高也好，王欣明也好，哈雅乐团的孩子们也好，每一个马头琴的演奏者都是马背上的骑士，他们在骑行中歌唱着祖先，歌唱着灵魂，歌唱着信仰。因此我说，马头琴的演奏是一种神圣的骑行。只有懂得了这个道理，马头琴的精神密码才能被解锁，它全部的艺术潜能才能被激活。

扁担挑起民族魂

——评话剧《我的西南联大》

石彦伟

一部艺术作品的取材与立意，直接决定了它的气象。从这个意义来说，六幕话剧《我的西南联大》是一部具有大气象的作品。在泡沫剧、减压剧、搞笑剧无节制地蔓延在首都话剧市场之时，云南省话剧团孤寂而决绝地把视角放在爱国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伟大传统中，去讲述抗日战争时期，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大后方云南弦歌不辍、艰苦治学的动人故事。这样一个直触民族灵魂的命题本身，值得北京的春天肃然起敬。

写什么是态度，怎么写则是水平。对于西南联大这样一个宏大厚重的命题，任何创作者驾驭起来，都是不小的难题。客观地说，话剧《我的西南联大》虽未能如理想所期，做到历史面貌的全景呈示，但它以较为巧妙的截面手法，努力还原了西南联大的精神气象，诸多匠心之笔，殊为难得。全剧以当年的“小扁担”王庆三老人在现实生活中重归联大校园、触景生情的追忆开场，于是，一位位先师、一幕幕旧景、一桩桩往事在老人眼前苏醒，老人眼中闪动着泪光，颤抖地喊出那一个个震撼时代的英名，并以“我用这个扁担挑起了一部人生大戏”为引子，开启了全剧的叙事马达。这种倒叙式开场，虽无新意，但将视角缩化为一个人的回忆，事实上是在寻求典型环境中发生在典型人物身上的故事，就如同程永新所著《一个人的文学史》那样，以微小谦卑的通孔切入，避免了诠释和再现过程可能出现的局限，应该说不失为高明之举。在接下来的主体正叙部分，剧本延续着联大精神（亦即五四精神）之精髓，在爱国、科学、民主三条藤蔓上生叶结果，铺陈酿蓄，通过师生之间生与死、教与学、爱与恨的生活片段，鲜活、立体地建构起西南联大“乾坤正气”、“刚毅坚卓”的精神史诗。

该剧在爱国主义的开掘与呈现上，表现得最为出色。以主人公沈温儒教授为代表的师者形象，内聚着中华知识分子在面临亡国灭种危机之时所展现的崇高气节。联大到昆明后四年，夫人唐若茵来到昆明，沈教授因其在国难之时留在沦陷区教书，视其身上带有“汉奸味”而冷漠待之，此时，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大爱超越了夫妻间的小爱。又如，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滥发钞票，造成通货膨胀，联大师生生活十分困难，沈教授无钱为学生买下一千元大洋的万册藏书，而面对盐商的利诱，却岿然不动，坚决不肯委身撰铭，其精神可歌，其风骨可叹。作为一代国学大师，中华古典文明的精神滋养是他所言所行的重要渊源，对于《山海经》中夸父、精卫等神话形象的几次礼赞，象征着文化导师对爱国传统和民族灵魂的尊重与传承。在一代师表的影响和感召下，西南联大的学子也纷纷肩负起国家兴亡的大任，成为爱国主义的先行者。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西南联大而又回到战场的航校学员杨吉衡，用青春的生命，成为这一理想最为彻底的实践者。王庆三为他悲痛不已，也要杀上前线，然而这时，身为人师的沈教授坚决将可能为国家创造巨大科学贡献的王庆三留在学校，而是出于民族大义，把亲生儿子沈天鹏，与吴文等其他学生一道送上远征军的战场，并教诲儿是“钢铁”，应如木兰从军般尽孝尽忠，如赵氏孤儿般舍生取义。在故事的最终，曾经欢笑洋溢的小院传来天鹏不幸阵亡的噩耗，失子之痛令沈教授的报国之志更加坚决，也令一向明哲顽固、自私势利的师母沈夫人在悲痛中觉醒，至此，爱国主义成为该剧对民族魂最生动有力的诠释。

科学精神同样是贯穿全剧的主线之一。主体部分一开场，便是学生们赶到小院里，准备上课。背景里有所交代，他们正是在这种战火纷飞、饥贫交加的艰苦环境中坚持治学的。这一精神着重投射在“小扁担”王庆三身上。用老师们的话说，他是一个天才，既有研习国学的杰出潜质，又具备物理学家的惊人才学，以至争收他为学生，成为沈教授和董教授之间再三激荡的戏剧冲突。创作者在这里，通过王庆三文理兼优、两课皆听的特点，巧妙地连带出两种学科的教授在教育理念上的不同立场，实质上是在探讨文化力与科技力的取舍问题。沈教授认为大学最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人格和能力，特别是人格，也就是风骨”，“一个国家能否摆脱亡国灭种的厄运，靠的是文化”，“民族精神才是最有力的武器”；而董教授则希望王庆三跟他学核物理，在对镭的研究上，在核试验的开拓上有所造就，“只有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先进了，才能不被动挨打”。二者孰是孰非，编导似乎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留下一个富有意味的情节，即，沈教授最终同意了王庆三拜董教授为师，转而从事核试验。我认为，这种对科学的解读与表现，同样是建立在爱国主义根基之上的，无论老师还是学生，他们的一切抉择都是以民族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因而科学精神也就迸发出动人心魄的力量。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王庆三肩上的“扁担”（后来天鹏也扛过），其实是非常要害的一个意象。这是一根负重的扁担，它的两头不仅挑着生活的重担、学术的重担，更肩负着祖国的兴亡、民族的未来，而所有这一切，正是西南联大的精神根脉和朗朗风骨之所在。概而言之，一根贯穿全剧的扁担，挑起了沉甸甸的民族精魂。

西南联大的碑文上写道：“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作为西南联大重要精神支柱之一的“民主”主题，在剧中笔墨不多，令人略感遗憾。与之相反，情爱主题占据篇幅过多，对剧作的崇高感、史诗感塑造有所稀释。譬如，段嫂多次对董教授表达爱意，以及沈教授女儿与美国大兵相恋、沈夫人疑心沈教授与女助教有染、简明义向沈女求婚等情节，不是不可以安设，却是可有可无。人物塑造上，段嫂是极有特色、也极其出彩的一个形象，她朴实、善良、泼辣、敢爱敢恨的真性情，浓郁的方言色彩，诙谐、舒展的表演风格，在剧场赢得了最多的掌声。但作为云南当地民众的主要角色代表，她扮演的只是一个陪衬的后勤服务者形象，不是洗衣就是做饭，再就是与董教授暗送秋波，始终没能和联大的师生一起站在更高远的立场之上，或者说，人性的开掘还缺乏高度，缺乏层次感。其实，当杨吉衡弃学从军、走出院门的那一刻，她已经声泪俱下地喊道：“小伙子，我家的死鬼男人是滇军的老兵，是个营长，三年前他在台儿庄跟日本鬼子打仗战死了。狠狠地打日本鬼子，你要替他报仇啊！”这样的情感基础显然应该成为段嫂贯通下去的性格力量，推动人物思想的进步。

除此之外，少数民族形象的处理也有些欠妥，云南是多民族文化的重镇，各族人民在抗战中英勇卓绝的表现早已彪炳史册，而剧中仅有的两处民族文化描写，一为民俗学教授采风归来，插入撒尼人的舞蹈；一为月下撒尼姑娘听到阿哥的山歌，对唱着《小河淌水》离家幽会。欢歌载舞、儿女情长并无厚非，但在整个剧作的历史背景的情感氛围中如此表现，显然不够协调。尤其是沈夫人看到撒尼姑娘出去幽会，问段嫂“她们怎么这么随便，她们的父母怎么也不管啊”，段嫂却掩口一笑，说“她们的父母也是这样的”，此时台下哄笑四起，我的心头却笼起浓浓的悲哀，这种不够严谨的情节与台词，应该说是全剧最大的败笔。再者，就是剧作对于西南联大众多大师级教员的交代和描写甚少，似乎只将闻一多、沈从文一语带过。这部剧的艺术特色在于以点带面，如果这个“面”能够再宽广、博大一点，势必增加作品的精神厚度和气势。这些不能不说是编剧的仓促之笔。

《我的西南联大》的另一看点，是由人艺著名表演艺术家杨立新执导，这也是他的导演处女作。总体而言，导演创作是成功的，尤其是在同一场景连续演出六幕不同时令的事件，足以彰显导演沉稳的艺术控制力。不知是现实主义的规守，还是杨导有意为之，整出剧目带有鲜明的人艺风格，从斥巨资搭建的具有云南地域特色的“一颗印”木质二层楼建筑，不难联想起《茶馆》、《龙须沟》、《天下第一楼》等人艺传统剧目的大规模写实主义布景；曾在《激情燃烧的岁月》中扮演高团长的刘永明，在处理沈教授的台词时，略带京腔，戏剧感觉也是浓郁的人艺味；几次出场的卖水果的女孩，通过篮中杨梅、宝珠梨、石榴的细微变化，巧妙暗示时令的变迁，还有音响领域，在幕间背景音里混压浓郁云南口音的小吃吆喝，彰显时代和地域特色，也是人艺惯用的手法。这些都是优点了，如若挑剔来谈，可能就是节奏的把控还不够松弛，个别段落显得沉闷拖沓，宜作精简；演员调度上，学子们的群体角色凝固状态过多，稍有些僵；舞美方面，灯光设计还缺乏层次，道具设置还不够细致，如正房门楣上的废旧挂钟，须靠厨师用炒勺来拨摆表针，这本来是亮点，但从第三场以后的许多时段里，表针就一直定格在中午十二点，委实显得粗糙；又如“一颗印”小院在六幕中的陈设罕有变化，当属舞台布景之忌，这些青涩细节的暴露，表明导演创作尚不够纯熟，希望本剧在复排时能够大胆完善，真正打造成一部现实主义话剧的经典力作。

西南联大是中华民族教育史上的一面旗帜，也是世界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面对这样一段传奇般的历史记忆，每一个有良知的国人没有遗忘的权利，只有热爱和尊重的义务。在《我的西南联大》首演的北大百年大讲堂里，观众席中坐着许多白发苍苍的老者，很多都是西南联大的毕业生，他们连同着这部剧，这个演出地点，以及这个临近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纪念的时刻，共同呼应起一种遥远而崇高的情感体验。这里还有最后一点建议，就是在尾声部分，王庆三老人再次出现的同时，背景也呈现出众多西南联大人的头像，如一座盛大的群塑，震撼人心，而此时演员们应该在向观众席谢幕的最后，集体转身，面向这些历史的形象鞠躬致意——他们才是这部剧最应该感激和纪念的人！

我深切地觉得，一出值得品评和传颂的剧目，不一定要何其华丽、严谨，何其无懈可击，最重要的社会意义，是要给观众留下一根挑满民族精魂的“扁担”，吸引更多的王庆三，用毕生的心力将它扛起——刚毅坚卓地扛起。这是话剧艺术的使命，也是我们的使命。

2009年4月25日

没有恨，只有爱

——评越剧《西天的云彩》

石彦伟

或许再没有如我这样对戏曲艺术一知半解却不知天高地厚执意写评的观者了。惭愧地讲，北大百年大讲堂4月15日公演的越剧《西天的云彩》，不仅是我第一次完整地观摩越剧，而且是第一次观摩戏曲！同许多年轻人一样，我原以为戏曲是不易懂的，尤其是对起源于浙江、与东北文化差异较大的越剧，向来是敬而远之的。可因为近来对话剧艺术的突然痴迷，越发意识到任何艺术形式的审观与鉴赏，必须置放在高于或平行于其本身的参照系之下，倘若继续逃避对戏曲的触摸，必将使我的戏剧观枯萎、畸变。于是我决意走进剧场——而不是开启网页或者DVD——去逐一欣赏中国五大戏曲剧种。老实说，这样的思想背景多少有些自我强迫的意味，并非因爱而去，以致当我得知演出同一时间，刘震云正在北大讲学的讯息后，还在考虑是不是把票转让掉，撤身走进课堂。这当然只是闪念了；我必须感激自己坚持了“自我的强迫”，或许可以如是说：仅仅因为这出剧，我开启了对陌生的戏曲艺术的真爱。

《西天的云彩》最为成功之处，当属人物形象的塑造。真实丰满的人性之美，是这部越剧留给我最鲜明的审美印象。

从剧名化用的诗句便可看出，这部越剧的主角便是一代诗家徐志摩。这个人尤其不好写，因其文学界所负的盛名，很容易变成歌功颂德；也因其高深的文化修养，很容易解读得片面肤浅。所幸，编导者没有把他简单处理成一个文学形象，而是更多地赋予其丰满复杂的情感和思想激素，从而升华为一个立体的、辨证的、具有人性深度和社会意义的文化形象。编剧不讲诗人的生平赘传，不讲创作的辛劳与成就，而是极其洗练地截取了诗人与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三位女性艰辛而曲折的爱情断片，一切由爱出发，连带出诗人一切的精神之美、理想之美、气节之美。这个点选得很人文，也很精巧，易于戏剧性的表达。三条线索中以徐陆为主线，徐张、徐林为辅线，细腻交合，不错不乱，沉稳地展映出诗人对女性的尊重与热爱，对“灵魂之伴侣”及其所象征的爱、美与自由的追觅与渴求，由始至终闪烁着理想主义者的浪漫、卓毅之光。

全剧以倒叙手法开场。首先由画外音交代了徐志摩因空难不幸逝世的消息，凄美的伴唱响起，三位女性走到台前，向罹难者悲伤召唤。这样的引子，为全剧奠定了深沉忧伤的基调，预制出一种充满纠结意味的命运走向。第一场“新婚之夜”正是在这样的压抑氛围中启动的，反衬性、刺激性极强的大红色调，尖刻凌杂的声声唢呐，凝结成诗人一尘不变的愁容，“喜酒喜宴在喜堂，铁链铁锁在新房，似牢房”，一句唱词揭示出诗人抑郁的心腹，以及不甘为封建礼教殉道的反叛性情，而这也成为诗人此后一系列命途抉择的重要思想渊源。

紧接着，导演大胆转换基调，把诗人从郁闷中解救出来，随着“春风送我到康桥”的欢快唱句和圆舞曲般的旋律，徐志摩、林徽音二人边舞边上，一个是身着黄绒西服、扎领带、手提公文包的翩翩骄子，一个是纯真雅致、轻歌曼舞的知性玉女，翠绿的康河之畔，柳荫照人，雾霭缥缈，星辉粲然，爱的星空下，二人谈论罗素这位“光明的使者”，品评拜伦的诗歌，说“哪里有拜伦，哪里就会卷起爱的风暴”，此情此景，令观者为之倾慕，为他们找到“灵魂之伴侣”而悦然不已。但细心者可发现，导演并未在这一场彻底放纵主人公的愉悦，而是暗设伏笔，以虚幻色彩的舞台置景和诗意飘零的对唱，暗示这只是一场虚幻的爱情泡沫，以徐志摩自己所言：林徽因在他心中，其实只是一种“假定的真实”。

第三场的离婚戏，不是大戏，分量却很重，因为大段的唱词展现了诗人的反封建思想与对女性的关怀和尊重。一个细节是，幼仪要为徐志摩换上公爹做的长衫，还说“穿了西装不要忘记旧裳”，志摩不换，几次推让，以致长衫落地，事实上是在隐寓新旧思想的争衡必将以旧思想覆灭为终结，张扬着励人的民主之帜。在这一场里，徐志摩始终占据着话语主导，却并不显得咄咄逼人，而是儒雅、讲理的君子形象：当幼仪提出可以纳林为妾时，诗人说“纳妾是对女性人格的侮辱”，并以稳健的行腔，面露微笑劝道：“你自由的人生从头觅”；当幼仪再三哭诉恳求，泣吟“一风吹得千树摇，海天遥遥路难觅”时，志摩送她一句小诗：“勇做自由人，笑解烦恼结”。这一句“笑解烦恼结”亦成为诗人自我命运的一个时常浮现出来的坐标。戏剧艺术的至高境界在于还原人性的真实，诗人对自由与真爱的向往，使他在离婚问题上毅然决然，而妻子哭诉，又唤起他的悲悯，不想伤害妻子，希望与她共赴自由之路；当这种自由的理想空间被建构起来以后，诗人又以“笑解”进入到一种乐观主义的新境界。这种人性层面的剖解与展现，是有层次、讲章法的，人物形象是真实丰满的。

诸如此类，全剧正是在不断的戏剧冲突中，将人性的多面与深奥，推向极致。如果说开端部分的功效在于相对沉稳地展露诗人基本的民主思想，后面的一系列故事则是在更激烈的矛盾中，使诗人的情感连同命运沉浮不定。刚刚拿到离婚书的徐志摩，迎接到的却是“假定的真实”埋伏而至的剧痛。林徽音尊父命与梁启超之子完婚，使诗人第一次由主动者转化为被动者，乐观情绪全然消散，以致“不知风往哪个方向吹，在梦中，高天闷雷，康河流泪”。随即徐与林的一段对唱，忧伤凄零，感人肺腑，一个唱“我的负情，你的悲哀”，一个和“我的悲哀，你的无奈”，一个又接“我的无奈，你的心碎”，可谓声声含悲，断人愁肠。

一代名伶陆小曼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进诗人的视野和内心。对文学艺术的高度默契，对自由人格的热切向往，对理想与真理的虔诚守护，让陆小曼不再甘心做“架上花瓶笼中鸟”，誓与王庚离婚，“笑解烦恼结”。爱的力量融化了冰雪的险阻，诗人与陆小曼终于走进婚姻的殿堂，连郁达夫都在“颂扬这黑夜中互放的光亮”。然而前来主婚的梁启超，却在婚礼上泼了一大盆冷水，说他们“与堕落为伍，只能与堕落沉沦”。这时，徐志摩面临的境地是极其复杂纠结的：他对陆小曼的爱是真挚迫切的，对恩师的尊重也是必须践行的，于是，在观众眼前出现了一个不卑不亢、令人感动生敬的大人物形象：一方面，他又一次肯定了自由恋爱的合法性，视这次结合是“吾以青春争自由”的必然选择，“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彰显出民主先行者的气节与风度；另一方面，又直指“黑暗无尽时”的社会现实，犀利地点出娼妓泛滥、妻妾成群、虚情假意等诸多爱情的畸形状态——既然他与小曼的爱是贞洁无辜的，就应坚持到底。有礼有节的一段唱，令梁启超无言，也令观众群情激越，我认为这是将诗人的民主思想表达得最充分、最酣畅、也最恰切的一场戏，堪称一个小高潮。

主人公作为一介诗人的弱点，编导没有规避，但每一笔都有出处，都真实可信，使人性的开掘愈发饱满深刻。当他与小曼的生活陷入清贫时，并没有一味强调他多么达观，而是很真实地表达“灵魂之伴侣”也要面对现实。但笔锋一转，又言“奢华生活非我愿，俭朴的生活有真爱”，诗人宁愿追求“丑陋的真实”，也不愿与“美丽的虚假”结盟。后来，惊闻小曼偷食鸦片，脆弱的诗人喟叹“百无一用是书生”，而在家中直面小曼吸烟的情景时，更是痛心疾首：“面对着受苦人心受刀裁，我心中没有怨恨只有泪”。可见，剧中的徐志摩不是解忧草，很多阴郁只能在无奈中承受，这是一个诗人的悲哀，也是诗人的局限所在。让人欣慰的是，小曼的吸毒并非纵欲，而是为了治病止痛才意外沾染、是为自己做出的牺牲。诗人原谅了她，二人重归于好，并终于懂得：“爱是宽容和期待，好花要用心抚慰”，“当晨曦在天边出现，那是新的一天”。由此可见，剧作在处理徐志摩这个人物时，正是在不断的命运沉浮中，多侧面地解读了爱的价值观，尽管情路坎坷，人生起落，生命如电光火石，但在“光明的使者”心中永远不变的是对真爱的追逐，对自由的咏叹，对民主的向往，正如三位女性在尾声部分为他所做的总结那样：“志摩这一生，没有恨，只有爱”。

剧中其他人物的诠释亦多有华彩之笔。三位女性是始终与主人公命运相生纠错的，这里单谈尾声部分的邂逅。此前，她们之间鲜有交集，当诗人离去后，三人才第一次肩并肩站在一起。这个场面虽简单，却饱含深意，点明了每个人的矛盾症结所在。幼仪受梁启超先生启蒙，接受了民主思想，办起女装公司，成为自强自立的新女性。她曾经是受封建桎梏最深的女性代表，这样的蜕变事实上是在寓指民主思想的最终胜利；林徽因心怀愧疚，希望完成“最后一件事”，就是“去看看张幼仪”，这个情节出人意料，说明她的煎熬不仅来自徐志摩，更来自由此生发的对第三人的伤害，这就使林徽音的形象充满了人文情怀的关照；而陆小曼的最后一句独白是：“在你的诗里，我能找到一个真实的陆小曼”。这种真实的自我映照，实际上也反映了诗人一生的精神求索，堪称点睛之笔。

让我觉得更具亮点的，还有次要人物的设计。王庚戏份不多，女扮男装，神采熠熠，火候拿捏较为精准，编剧同样赋予他以人性的真实，譬如，在同意与陆小曼离婚的背后，是他“成王败寇”、“如履薄冰”处境下的无奈之举，非但不显其卑，反而令人同情。至于他的随从，反串手法就更加精妙，诙谐夸张的表演，令人喜爱和难忘。梁启超的出场是一种阴阳分明的状态，这种设计令人惊叹于编导者的果敢。他在婚礼前半段是祝福，而到了交换信物时，态度骤然激变，贯口式的谴责与阻拦，大有泄洪之势，澎湃而出，极具戏剧张力。而该剧最为讨巧之处，我以为倒是容易被忽视的报童，无论徐志摩与幼仪离婚，还是与小曼结婚，甚至小曼吸毒——但凡诗人命运有转折，他们就会以稚嫩的童声、羸弱的身材和四处宣扬的传播者形象登场，事实上委婉地展现了一种“看客”心态，而这种心态由不谙世事的孩子来完成，就更加具有悲剧意味，这也使得全剧在国民性的揭示和批评上，走向了难能可贵的深度探索。

通过上述对剧情的细致解剖，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真实丰满的徐志摩，也看到了一个真实丰满的时代群像。当然，除却叙事本身的缜密铺排，《西天的云彩》作为当代创作的新式越剧，人物造型手段亦是多元的。从表演角度来看，徐志摩的扮演者张学芬作为著名尹派小生，发挥了越剧“长于抒情，以唱为主”的表现特点，嗓音深沉隽永又不失缠绵柔和，极具江南地方色彩，个别唱句的铿锵气势，又往往与情境完美对接，如劝说王庚解放陆小曼一出，“无限悲情涌心潮”、“何堪受囚牢”等句，就发挥了尾音的冲力优势，一唱三叹，声腔效果动人心魄，可以说将这位命途多舛，在情感的海洋里颠沛流离，对自由与美孜孜以求的诗人形象演绎得淋漓尽致。

以意境之美，释放凄美纯洁的诗性，是该剧的另一艺术特色。剧中巧妙地将徐志摩的经典诗作《再别康桥》、《偶然》、《雪花的快乐》等融入戏文，贯穿全剧。在与情节近乎完美的嫁接中，准确而生动地诠释了徐诗的旨要与精髓。譬如，与林徽音泪别一出，在唱完“别了康桥，爱的坟碑；别了徽音，情的残骸”之后，便是那句脍炙人口的“沉默是今晚的康桥”。与陆小曼西山幽会一出，飞雪飘飘，红叶曼妙，一身红妆的小曼吟诵的正是那句“假如我是一朵雪花”，可谓情景交融、声画合一的典范。而诗人的罹难，则是在书有“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挥手，作别西天的云彩”诗句的青纱帷幔后面，消隐而去。徐志摩的一生就像一首诗，剧中大量诗情画意的营造，氤氲着浓郁的文学气质，与剧情相得益彰。除此之外，音乐剧、话剧、舞蹈、流行音乐元素的有机介入，写意与写实相结合的置景风格，以及白裙女子手捧烛光等道具细节的衬托，都使剧中人物在一幅充满现代感的江南水墨画中，诗意地游走和交融。

美中不足的是，剧本对林徽因角色的开掘尚显仓促和单薄，使尾声的出场略感突兀。舞台效果上，音响和背景幕布的制作还有失精致。但这不影响《西天的云彩》成为一部文化意蕴与艺术价值并重的当代优秀越剧作品，它让人看到了戏曲艺术勃发的巨大生机与磁力，消融了观者的“恨”，酿造了观者的“爱”。剧终之后，海宁越剧团的摄像师对旁人进行采访，恳请北大的观众对这出剧讲几句感受。遗憾的是，我没有成为受邀之列，但我知道有许多话必须说出来，这是我作为一个纯粹的戏曲门外汉写作这篇评论的缘起。

2009年4月24日

悼词：在胡桃坠落以后

石彦伟

让我们欺骗地对彼此说

这仅仅是一次美丽的谣传：两颗

没有熟透的胡桃

匆忙坠落在四月的风里

高贵无辜的心，连同坚硬的果壳

碎了。善良的年轻人吆

请不要传说和言笑

龟裂的果骸一定在大地上悲伤

请让我们同悲，至少

为其中的一颗

她的月华般的脸曾是那么皎洁，那么

自尊，像是我未谋面

而未来也不再谋面的姐姐

她从不觉得自己是一颗丑羞的干果

她从黑土里来

从漉湿丰孕的黑土里来

我是她未谋面而未来也不再谋面的弟弟

是正直的哀悼者

我用脐带血的温度，供奉着

仅有的一捧遥想

那些旭日里残留的长歌

玉带河畔的柳絮

还有被两个同伴撞疼的晚钟

都一起在春天复活

牧归的姐姐一手牵着黑暗

一手赶着月光

回到胡桃林，却发觉

这不是胡桃的原乡

西域在她的背后，那么远，那么远

闻不到使者的游吟

我惆怅得几乎愤懑的心追在她的背影里

想听尽她最终的理想与呐喊

看清殉道背后的手指

甚至陪她吞咽爱与文学的剧痛

然而我只能解释，这个世界

不属于高贵无辜的姐姐

一定有另一个荒原可以结出漉湿丰孕的胡桃

盼我们笨重地抬起婚轿

护送我们的好姐姐，向西寻找

                                                  2009年4月19日

天鹅之殇

石彦伟

这个清明的早晨，一只天鹅

死了。滴血的腹里，还有

受孕的卵在动

谁愿为她祭扫

那些遥遥无期的滑翔，以及

她曾爱过的荒无人烟的岭、燃烧的深湖

负重的黎明

她八岁，史诗里这样传说

她是童贞中沐浴的苦尼

她是生于正信而死于迷信的诗人

是无吻而孕的母亲

她死后，岭开始躁动，湖水结冰

黎明在两座古城隐没

再也没有优美的天鹅从天池飞过了

那么美，那么美，叫人想起遥远的女人

遥远的北方

夜下，乌黑的咒语，像满地打滚的纸灰

把猎手的咽喉掩埋。长调哽咽着束尾

嗜歌人吞下火炭，面向双掌与坟

喑哑一世

在这个谎言如同爱情的春天里

那只母天鹅，完全诚实地

献牲了！她说死前听到冰排破裂的声调

仿佛分娩时

阵痛而喜悦的长哭

2009年4月6日夜

为了满足广大少数民族作家加入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的请求，根据本学会章程第十四条规定：“凡赞成本会章程，发表或出版过具有一定水平的文学创作、理论研究、翻译作品者，或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的编辑、教学、组织工作有显著成绩者，由本人申请，经本学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联席会议审议批准，即为本学会会员。”

申请入会者，请在《民族文学》网页“刊社动态”栏目下载《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入会申请表》，并认真、如实填写，以电子邮件方式发至我会专用邮箱：cmws1985@163.com

表格下载地址： http://mzwx.qikan.com

或将表格笔填后，直接寄至我会办公室。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南沿大翔凤胡同3号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办公室

邮编：100009

电话：010-66180356  010-66570580

传真：010-66158513

联系人：杨冬铭

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

2008年12月

“祖国颂”征文启事

2009年10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祖国母亲在岁月砥砺中，带着她的56个民族的儿女，以坚韧的脚步、博爱的襟怀，成就一番中华气派，留下一路浩然壮歌。每一个民族的成长，都有祖国母亲温情的滋养；每一个民族的辉煌，都支撑起祖国母亲的辉煌。所有的光荣与梦想，追忆与沉思，欢歌与沸腾，都将伴随着共和国的华诞，酿出最香的奶茶，燃起最暖的火把，化作最美的拥吻，献予慈祥的母亲，献予伟大的时代。

值此盛世之约，中国作家协会《民族文学》杂志隆重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祖国颂”征文活动，欢迎全国各民族作家、文学爱好者，以笔为歌，以文言志，踊跃参与。

征文要求：

1.题材围绕建国60年来的伟大成就与沧桑变迁，着重书写各民族在时代进程中的心灵轨迹，寻找温暖、阳光的生活记忆，呼唤情怀真挚、细节丰满的纯文学作品，切忌空泛抒情。

2.体裁为小说、散文、诗歌三种，原则上小说不超过1万字，散文不超过3000字，诗歌单首不超过30行，组诗可适当放宽；每位作者限投一篇。

3.本次征文评选三种体裁一等奖各1名，二等奖各3名，三等奖各5名，优秀奖若干名，均颁发奖品、证书，优秀作品将于本刊征文专栏发表，并结集成册。

4.截稿日期为2009年8月15日（以当地邮戳为准）；作品要求原创，切忌一稿多投。

5.来稿请附作者简介（200字以内）、联系地址、电话、电子信箱等信息。

来稿请寄：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南沿大翔凤胡同3号《民族文学》征文办公室

邮    编：100009

电子信箱：huiweixiang@163.com（标题注明“征文”字样，写清题目、作者、民族）

联 系 人：石彦伟

民族文学杂志社

石彦伟

对春晚，历来是抱着极大的宽容心态的。总觉得血本太多，操劳的人太多，作为一个既不出钱又不出力的看客，实在不该挑肥拣瘦，冷唇相讥。然而当失望年复一年地叠加起来以后，终归会变出一些阴翳来。如今我是终于要与自幼相守的春晚说一些绝情的话了。〇九年春晚，是我所见的最差的一届。它的出壳，标志着春晚已陷入一种成熟的迷误模式。可取的经尽管还很多，却都是无关痛痒之处，灵魂的东西恰恰被宰割掉了。因此我放弃严肃地撰写评论的打算，只草草写下这些凌乱无序的杂感罢了。

概括的感受是，春晚已变成泡沫文化的制造机器，充斥于始末的，是奢华的场景布置，尴尬的娱乐元素，庸俗的文化生态，它正在疏离艺术的传统与本源，引导着一种极其畸形的审美趣味。遗憾的是，这种趣味，并没有逢迎好大众的现代性趋变，倒经常通过舆论将症结指向大众审美口味的蜕化。惯常一些的推论是，大众审美的提高，应基垫于对现实与历史的不满，寄期待于无限遥遥的未知。然而就我个人的感受，对近年春晚的逐年失望，却恰恰转化为对历史的无限追怀。九八年，是春晚由土到洋的一个分界，此前无论是舞美，还是节目形态，都明显沾染着改革开放未成熟期的古旧的时代烙印；九八年以《相约九八》为代表的一系列舞台设计、演员造型设计，都明显有了新的气象。可叹的是，春晚在文化层面上的堕落，正是始于九八年！从此它开始把人海战术、金钱战术置放于突出位置，拼盘的节目大量增多，难听难记的歌曲增多，模式的路数与政治的概念增多，逼人皮笑肉不笑的小品和相声增多。导演与设计者们竞赛般在规模和气势上下功夫，着力满足观众的眼睛和耳朵，却恰恰忽略心灵的灌溉。我在九九年春节的一篇日记中写到了这种忧思，如果说那时只是对春晚走向滑坡的一个预感，那么现在这种顽疾已经实实在在地形成。我分外怀念九八年以前的春晚，那时的春节联欢晚会重在“联欢”，尽管舞台是土气简陋的，音响是粗粝的，主持人也显得不够聪慧和灵活，但它惟独抓住了人情味这个主线，因而从里向外鼓足了人气，涨满了温度，是经得住反刍品咂的；而如今的春晚则重在“晚会”二字，强化了电视文艺的视听性，却降低了情感功能。可以说，到今年已经在规模和形式上达到了空前的颠峰，很多地方具备了震撼的效果，体现了科技的力量。可奇怪的感受是，它越是把自己打扮得强大和尊贵，就越是远离观众的情感源头。

指摘式地评价起来，〇九年的语言类节目，若没有小品《不差钱》，将会全盘皆输。先说相声，我一直偏激地觉得，若没有春晚的误导，相声艺术不会在近些年堕落得如此之快。为什么马季、姜昆、牛群、冯巩早期的春晚作品，现在回放出来大家仍百看不厌，笑声频频；而现在的新作，第一遍都看不下去，替演员觉得尴尬，替那些领掌们感到辛苦，就是因为春晚过滤出来的相声，已经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相声，它弱化了语言的蕴藉传统、情绪的感染传统，强调了时代事件的罗列和笑料的形式拼接，丧失了曲艺最根本的生还养分。姜昆的弃传统而尊网络，在这次的《我有点儿晕》中，将缺陷与尴尬暴露无遗；马东显然连基本的相声基本功都还差之千里，明显与群口中的其他四位专业演员脱钩，每到他那，幽默气氛就会懈怠，本子编得也不好，与老版的《五官争功》没有任何可比性，对五官的特征挖掘，肤浅和牵强得很。冯巩是近几年相声艺术最严重的奸杀罪犯，相声剧模式的连年复制，则是他行凶的温床。不必说那张硬被填平的老脸重新塞满笑容，是何其令人提心吊胆，但说毫无幽默和品质的大量排比，足以逼人调台。他的开场总是以谄媚者的形象出现，台词也越来越缺乏尊严与良知，譬如开篇的一些人物，会令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感到隐痛。

小品空前失败。头几年虽然不够满意，但除山丹丹的领衔之外，还会有个别作品爆发〇星的闪光之处。今年却没有这样幸运。《吉祥三宝》作为第一个出现的小品，分量明显不足。首先本子就缺金少两，过场性的对白过多，少设计，少巧劲，原本有许多亮点可以挖掘的保安故事以及保安与小保姆的恋爱故事，都被很轻易地掩盖了。演员表演较做作，孙涛退步惊人，很多做派都有装腔作势的感觉，让人揪心，语言上刻意加入“我骄傲”这样的口头禅，反复强化，为的是变成新一年度的流行语，事实上是极不负责的一种心态，盲目趋附潮流，违背了艺术创作的内在规律。实在地说，“我骄傲”这个生硬的口头语并不具备流传因素，也并不觉得有什么幽默可言。小品尾声的煽情部分则很突兀，让人不明所以。小保姆演员的生理性流泪，只让人觉得别扭，而没有唤起丝毫感动的共鸣：这是最让人恼火的一件事。

《黄豆黄》让我看到了小品的垂死挣扎之势。黄宏、魏积安、巩汉林、黄小娟，四位演员曾经随便拎出一个，都足以独立领衔，如今拼盘似的搅和在一块，竟是如此不协调，谁的特长都没有被激发，反而暴露出来的都是不疼不痒的缺陷。早先我们关注春晚，都说要看赵本山和黄宏的小品，那种格局很像是九十年代以前的美国与苏联，是两极对垒状态；后来就变成“一超多强”了，可现在，连“多强”也没有了，就剩一枝独秀了。作品的缺点我不想多说，结构模式的老套会让外行也低视小品行当的艺术含金量，谁都知道巩汉林要接三连四地往箱子上坐，谁都知道黄小娟要憋得要命自己跳出来。

再说郭达、蔡明组合，我一直不像很多观众那样对其苛刻得几欲嘲讽，我是不烦他们的，今年的这个奥运志愿者的段子较平稳，没有大亮点，也没有黄宏那样明显的下滑，差强人意。唯一不得不插入的挑剔是：尾声处突然杀出来的大学生志愿者，连我这高考错十四个听力题、大学未过四级、听力补考四年的人，都会被他的口语以及表情雷倒。

军旅题材历来是气氛的冷风机，所有的表演程式都严重脱离艺术创作要求，僵硬得很，如《水下除夕夜》这个节目，中间主持的那个班长，就表情做作得不像正常人，但右边的大胖子是个亮点。整个小品前半部都是口号，不如去年的军嫂有人情味，到了最后天气预报的环节，同一船舱里的战士却在同时经历四季的情节，倒令人心里一震，眼泪差一点出来，但由于潜艇题材本身还缺乏足够的普适性，所以估计在军营内部，亦不会像前些年的《打电话》那个节目，产生那么强烈的动人力量。额外的一点批评和提示是，军旅作品在结尾加入亲人来信或录音，实在显得呆板，仿佛年年在用，有损于小品创作的良性发展。

至于赵本山的《不差钱》，前文已述，是唯一不失色的语言类节目，优点非常多，不细数，只是在多次捧腹之余，在赵本山的咳嗽声中感到了悲凉的感伤。突然想起赵丽蓉在《如此包装》中跳完舞后单腿突兀跪地的细节，老人在台山忍受剧痛，而台下是看客一般的笑场；如今不也是一样么？赵本山带病上阵的消息早就在晚会前传遍了，可是面对如此明显的病象，观众席依然只顾欢笑。这是缺乏幽默传统的中国人在遇到难得的幽默刺激时，所表现出来的缺乏良知的病态。在中国百姓年复一年的笑声中，我们的幽默艺术大师老去了，生病了，气力也明显地不足了。谁都可以看出，从今年开始，赵本山开始明显地让贤，几乎是全力以赴地抬捧高徒。大年初一清晨，我本能地在大街小巷的卖碟摊位上注意到，无数版本的小沈阳已经近乎垄断似的排满了我们的视野。这是预料之中的现实。似乎连他自己也在确信，他一定要火，他已经在火，他就是唯一可以传承本山的衣钵，替师傅去填充中国百姓在一个个除夕夜的苛刻期待的人。迹象已经显现，〇九年春晚，无疑将成为赵本山淡出的重要转折标志。再过二十年，但愿我们不要绝情地忘记赵本山在〇九年除夕的这几声来自肺腑的咳嗽，假如他已不在，则期待我们更不要像遗忘马三立、侯宝林这样的幽默大师那样，去遗忘他！

语言节目不好编，不好演，凡此种种不尽人意之处，是完全可以原谅的。无论如何忍受不了的，是歌舞节目的空前堕落。不是躯壳的堕落，而是内涵的堕落。真唱实践，是唯一值得肯定的亮点，但若想起纵行多年的假唱本身已经跌破艺术与道德的底线，反观真唱之勇，也就无非是收敛罪恶，金盆洗手而已，不值夸奖。宋祖英是历来春晚上最有神采、最有人缘的歌唱家，但这次选用的《送你一朵东方茉莉》极为失败，演唱没有大问题，词曲堪属历届最差，主旋律有一首张也的《祖国颂》还不够么？让宋祖英这样的歌者为政治张口，是这个国度艺术领域的悲剧之一。令我至今痛心疾首的是，在这首歌曲出场前，身负国际荣耀的宋祖英居然从地平线下卑微地升起来，为猴急马跳的周杰伦伴唱《辣妹子》，而且那么拘谨，那么仓促，那么附庸。看到此幕的一刻，我愤怒地站了起来，指着电视破口咒骂！这是我极少有过的冲动，然而这一次的确无法隐忍：宋祖英开始给周杰伦当伴娘了！中国的民歌，尊严在哪里，气节又在哪里？我无权对无辜的宋祖英表达遗憾，亦不权对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周杰伦表达隔膜，但我一定要对这个节目导演的卑劣与无耻表达我最真挚的鄙夷。

接下来是一连串的丢人。人偶歌舞《森林舞会》，熊猫骨瘦如柴，皮毛凌乱，毫无可爱之处；歌曲《超越梦想》，吕继宏和王宏伟在两个农民歌手面前，尴尬得像是身份互换；如果没有谭晶的悬崖勒马，歌曲《站起来》的调式将被成龙等人带回香港；《天之大》是整台晚会最好的一首歌曲，词曲俱佳，感人至深为近年难得，遗憾的是被毛阿敏唱碎了，完全没有找到最舒适的技术切口，情感的外流也不真挚，若由李琼、崔京浩、蔡琴等真情型歌手演绎，注定将成为经典；《中国之最》因其隐含的蒙古族曲风，成为我最欣赏的一首歌，词也舒展大气优美深情，虽然仍就是风光居多、排比居多，但“最美的地方是中国人的心灵”一句，使主旋律的歌词写作有了又一个人性化回归的范本。但是从节目编排的顺序和演员的组合看，显然没有得到导演的足够重视。冯瑞丽是此曲最完美的演绎者，豪放而不失内敛，有甘美的蒙古味道，早在〇二年，我就见证了她在青歌赛上的夺冠，一路走来，真是愈臻完美了；可惜与之搭配的三位，要多不协调有多不协调，成功演唱过《天边》的廖昌永，本应具备了演唱草原风情歌曲的素养，但这首歌不仅不适合他的情感表达，而且限制了他的技术表达；斯琴格日乐我一直很喜欢，但这次的几声吼叫着实使人惊恐；至于那个徐子崴，我实在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以为是影视演员，不是专业歌手，打算原谅他歌唱天分的先天不足，不料刚刚在网上搜了一下，才知道是军艺毕业的，且无名无分，无疑可以断定，此人是整台演出中最大的后门。其余几组联唱中，祖海、汤灿、陈思思相继令人震惊，原来真唱面前的她们，基本功是如此薄弱，这里不谈音色，气息、节奏、情感诸多要领无一是处，与张燕、王丽达等人，不在同一水平线；杨鸿基、蒋大为力挽狂澜，老当益壮；师鹏的《东方之珠》唱出了新意，弥补了面部皮肤的缺陷。总谢幕《难忘今宵》，堪称历年最差，不理解为什么要启用刘斌之类名大于实者压轴，可以说经他那两句唱，全场晚会功亏一篑。同时通过多个近景镜头意外发现一个埋藏多年的秘密，原来刘斌的鼻子是那个样子的！唯一令我挑不出任何毛病、并且感到极其振奋、温暖的一个歌曲节目，就是台湾歌曲串烧，我并不喜欢流行歌曲，更严重排斥港台音乐，然而，李宗盛、罗大佑、周华健、张震岳四位歌者默契逊朴的配合、自由松弛的状态、怀旧真挚的歌唱，把我深深地感动了。这种感动出现在接近尾声的时段，是十分不正常的，它说明，至少对于我说明，这个节目所包含的情感含量、文化含量，都是极为厚重的。从周华健——我从不欣赏的老歌手的歌声与表情中，我第一次感到，只有当流行音乐真正达到了一种高度自我享受的境界时，它才具备艺术价值。

最后，我愿从职业身份出发，谈谈三个少数民族节目。春晚的民族类节目，往往有意识形态的需要，多作为配菜出现，像歌曲《吉祥三宝》这样的经典，是极少出现的，因此常显得中庸无味。但这一次，少数民族节目在我敏感的心灵深处走向了两个极端：最好与最差。如若统计观众最喜爱的节目，由地震灾区代表和英勇少年表演的歌舞《天地吉祥》，恐怕不会成为歌舞之最，可是，挑剔的我却要把唯一的一票隆重地投给它！羌族歌舞团的民间表演艺术家，没有给我们带来高难的舞蹈动作和精彩的场面调度，却让我看到了一种大悲与大爱交融过后的美丽和忧伤，那样的一种沉稳、庄严与宽宏的气质，那样的一种与自然对话、向天地祈福的古老而凝重的灵魂向度，是任何其他节目远远无法比拟的。“常怀感恩心，天高地也宽。常怀感恩心，幸福常相伴。”这样的唱词还有些空，或许导演设置这个节目，也仅仅是出于对题材的不可回避，是一个柔软的过场和逢迎，然而它选择性地抓住了我。我为此沉醉。

民俗舞蹈《山乡春来早》由土苗兄妹和毕兹卡两个组合构成。后面的舞蹈我不喜欢，值得称最的是引子部分的原生态喊腔。我无力从民族音乐学的理论背景做出专业评价，但我凭借敏感的耳朵和心灵武断地评判，那几声原生态山歌，无论从情怀的真挚性还是歌唱技术指标衡量，都甚至超越了戴玉强。可是我知道，要想让除我之外的任何人认同这样一种审美判断，太难了。

前面说，民族节目是最好，也是最差，差就差在舞蹈 《中华大团圆》上。这个节目甚至让我觉得耻辱和恶心。少数民族舞蹈串烧，一直是历年的过渡性节目，却是我关注的重点。今年选取的民族是维吾尔、朝鲜、回、蒙古和南方各民族。从他们一出场，就伴随着歧视的开始。朱军在主持台趾高气昂地宣布，公元二〇〇八年，中华民族如何富强，神州飞天如何伟大，然后就是如颁奖典礼一样，把航天英雄陆续请出。这个导演设计是无可厚非的，可是为什么要让这么多身穿民族服装的舞蹈演员在背景台木桩一样一动不动地傻站着，那意思就是：航天成绩的突破，是对整个中华民族的造福，各民族人民都应该感恩。道理是对的，可既然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代表，为什么在后台像傻子一样作陪衬的统统是少数民族，一个汉族都没有，而所有的汉族都是西装革履的航天英雄，在台前又敬礼又拜年，那感觉就像，中华一切的科技文明都是汉族创造和恩赐，少数民族就应该在队伍后面死一样沉默地表达着感恩之情！如果需要感恩，请让汉族人也穿上代表汉族标志的服装，跟少数民族一起站在后面感恩；如果前台的航天科技英雄里有少数民族，也请让他们脱去丑陋的西服，穿上代表本民族的服饰，和汉族站在一起！中国的智识阶级和话语掌控者永远是这样，当少数民族的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政治家创造了新的文明、新的财富，他们的民族身份一定会被忽略，至少是不小心的遗漏或错接，而当汉族人创造了同样的文明和财富，需要整个中华民族一起去铭记和感谢的时候，站在陪衬台的，永远是少数民族！

一定会有人觉得我偏激，但我孤独地为自己对奴性思维的挣脱而觉得庆幸。带着这种偏激，我看完了那些人从木头变成各民族舞蹈演员的全过程。维吾尔族的表演很出色，手鼓打得热烈奔放，姑娘们笑成了朵朵鲜花，可是我偏偏悲伤地得知，这些演员因无法在春晚后台吃到合格的清真饭，而天天在繁重的排练中吃自己从新疆背来的馕饼！这就是他们正在表演的《中华大团圆》背后最具讽刺意味的故事，表演就是表演，永远无法成为真实。朝鲜族和蒙古族的舞蹈一看就是吉林歌舞团的汉族人跳的，完全没有神韵，不多评，让我愤怒的是，好不容易在春晚上出现一个回族舞蹈，居然被改编成那样一个下流的段子，女演员统统骑到男演员脖子上，向后弯腰劈叉——事后有意查询了一下，舞蹈编导和演员都不是回族，都是假的，这些肮脏的动作设计，到底出自何人之手，是何居心！回回民族是一个在情感上极其含蓄自尊的民族，女子平时戴着盖头，且与男子交往格外矜持，格外讲究操守，怎么可能劈叉骑在男子脖子上，向后弯腰——舞蹈动作是民族生活的生活外化，回族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生态表现，这些乌七八糟的动作又是从何而来！事实上，回族的舞蹈艺术自古就是空白，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不擅歌舞和表演的民族，春晚舞台上，我们不怕缺席，一来春节不是回族的节日，二来即便舞蹈，就让能歌善舞的维吾尔、蒙古、藏族去演，我们来做观众，也是高兴和满足的，为何硬要根据意识形态，生编硬造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垃圾舞蹈！

和回族有着同样下场的是南方各民族。大约为了节约时间的缘故，许许多多已经区分不出民族构成的演员杂糅在一起，跳起了一个动作的舞蹈，整个一个“南方民族大串联”。南方少数民族的舞蹈特性丝毫不照北方民族逊色，各民族都有独特的婉约、奔放、情致、韵味所在，逼迫所有民族跳一样的舞蹈，不知是否可以理解为对民族文化生态的无视和不敬。而在整个节目的最后，让我担心的场面终于出现了，为了再次强调“中华大团圆”的主题，连同前面的北方民族，也加入了庞大的舞蹈队伍，大家一起跳着莫名其妙的舞蹈动作，整齐划一，非常和谐。

因为上面的诸多理由，我必须表达对二〇〇九年春晚的彻底失望以及对部分节目的质疑与抗议，并且悲观地觉得，一种可悲的模式毒瘤已经在春晚的心底扎根，短期内决不会又变改，因此五年之内我不对它抱有复活的期待。至于投票，我更是不会在参加了。〇七年那一届，舞蹈《进城》卑微耻辱的三等奖，让我对评奖丧失了全部的兴趣和信任，而在今年看来，我的再次弃权，似乎多了一些坚定而可靠的理由。

2009年1月26日初稿

石彦伟

闯关东的祖父

船工已等得久了。我的祖父要上船了。

那船的躯干显然已经斑驳，负着通身被河水噬舔过的遗迹，湿漉漉地白着。祖父想，这条河水喂饮起来的木船，真是老了，或许再用不上几年，便该终结它的天命，不再渡人过河，却是被渡过去的某一户人家，从水里捞出，投进滋滋嚷塌的火塘里。船的命是不短的，却比人长不了几年。这是叫人有些忧伤的。人自打像宅院里的枣子一样落了地，便在顿亚的泥土里翻过来覆过去地滚，有些被娃娃拣拾起来吃掉了，还要背负起一些酸涩或甜美的评判；有些没有被娃娃拣起来，被鸟啄去，自然就没有了评判；有些自己烂在土里，变作比丸子还卑小的一疙瘩泥，仿佛在掩饰自己曾在枝上红通通地耍闹过，英武地坠落过。造化的定律常常相似得令人惊悸不安。有时瞅活生生的这些人或物，还不如眼下的一条破木船，它从新生到健壮到衰老故去的全程，是在水中洇润过的，没有留下疼的创痕。人不一样，人长的这双眼目、这颗心，是要承领许多痛楚、许多孤寂的。

祖父错愕地想着！

可祖父怎么可能这样想呢，祖父那时只有八岁，还是个孩娃娃，他便是想了，也早该忘却了——分明是我替他想的吧。倘在现在，祖父大概会这样想，毕竟他老了，眼神都不再清澈，颅顶上仅有的头发，也像水洗多年的布褂袖口一样，泛着古旧的青白色。人老了总要想起一些迂腐的事吧，清水边磨刀子的马子善不就是么？只是现如今，那船也没了，河也没了，祖父还会到哪里去想，又因什么而想呢？

现在我们推论，八岁的小祖父背着瘪瘪的行囊，心中只可能装着一桩事，那便是渡过这条河，再赶上若干程路，便可讨上一口饱饭，添上一件暖衣，读上几日学堂的。那地方似乎很茫远，不复有流蜜的梨枣，不复有运河边狭长的清真巷陌，仿佛藏在天际之外一个不可捉摸的异域里。小祖父的娘告诉小祖父，那边的雪下得很厚很厚，处处是冰疙瘩；你爹在那边等着咱去奔投呢，不叫咱在关里家受欺了。

穷妈妈把穷儿子拽上船，桨就动了，击打在河水的层层皱纹里，晃动着，像在言说某种鬼魅的咒语。就这么走了？就这么走了。小祖父那时只想着空洞洞的肚膛，是断不会想到，桨这么一动，就划出他与一条河、一些人永久的分界！

这次渡河，使祖父的众多后代，落生在完全异样的城市。饮的是酥骨的松花江水，至于关里家的那条河，便退化成祖父嘴角里浑浊不清的意象。我对故土概念的触摸，大抵始于少年时代填表的记忆，那时侯遇到籍贯这一栏，弄不懂意思，就去问父亲。父亲说，籍贯就是咱们的老家，你爷爷小时侯呆过的地方。我听了他的话，用歪歪扭扭的笔迹，爬写出“河北泊头”这几个字，心里晃动着新奇与得意，整张表格都显赫漂亮了几分。我自然知道那是一座并不知名的小城，甚至只能以镇相称，但东北边城里寄生的一个人、一个家族、一个民族的记忆，就因为这几个字而古老丰腴了起来，不再那么单薄无依了。第二天，我拿着那张表飞进学校，像对答案一样去看别人在同样的一栏里写了什么，结果却是惊异的——他们的老家，无一例外地不在本土，竟都来自山东、河北一类的外乡。那一刻我怅然若失，脚下这块生养自己的黑土地莫名地诡异起来，遥远陌生起来，仿佛一下子变出那么多没有开掘完好的谜语，比江心的水还深，比水中的冰还凉。

书上写了，电视里也演了，可是有谁能够把闯关东的滋味真正地说清楚、说饱满呢？怕是不会有的。祖父初到哈尔滨所居的那个沿江大院里，挤满了关里来的穷回回，有的来得早一些，是修中东铁路时就过来务工的劳力，有的是做生意，譬如卖牛羊下水、开饭馆云云；有的晚一些，则多是逃荒和避难了。我的祖父自然是应当归属在逃荒一类的，但我偏偏只知前一半的事，至于到东北以后是怎样的，是不是讨上了饱饭，添上了暖衣，读起了学堂，就都藏在他的缄默里了。我想那里面定然还有更多的故事可以言述，故事里的光景一定是要优越许多的；然而祖父从不多讲，仿佛刻意让我胡乱去想罢了。

是年开斋节，我去皇山给归真半年多的姥姥走坟，第一次有意地察看了姥姥的新邻家——身旁那一座挨一座的长圆形坟墓，以及墓碑上黑色或蓝色的铭刻。少年时的那次惊异再一次连同着深秋的潮湿气息浮动出来——这些与姥姥并排睡土的老回回，都像纪念一样在碑上留下关里祖籍的地名，山东挨着河北，河北又挽着山东。谁能够预料，又如何可以深信，在黑钙土堆造起来的坟山里，竟找不到黑土地的名字，取而代之的是，成片的刻满陌生而怀旧讯息的石碑紧紧并联在一起，仿佛是结起同盟，在这异域的荒山兀岭，集体朝向祖先的远方行着瞻礼。我忧伤地望着山上的众生，觉得每一座坟都像是一条斑驳的老船，驮满绝望之下的追逐与放逐，在各自的河流里渡来渡去。历史的风歪歪扭扭地吹刮着，众船儿作别故道，向北汇聚，用全部的根的重量，集结成一部悲意的史诗。

潮湿的山风吹破了我的眼膜，我看清了祖父的缄默。

祖先与河

我早该告诉你们，关里家的那条河，其实是不寻常的——那是一条古运河，正是贯通南北、彪炳青史的京杭大运河。

大运河本不大，河道是极窄碍的，水流走起来的时候，也谨小慎微，极有节制地发出一些羞怯的声响。只是经年运送粮草物料的船只经过时，运河才终于放开胆识，纹理深刻跌宕了起来，水声也猛了许多。尤其是由南方采得的粗壮的大圆木成株成株直接躺在水里，安闲而壮阔地结队浮游时，那场面是动人心魄的，分明是森林掉在了河里，长鼓般隆隆地闹着。这时的运河也像一个丰孕的妇人家，满心涨起富足的潮，连同小镇的颜面也渡上几分光彩，仿佛那些显赫无比的圆木，是自己腹中的后裔。

然而，当那个脱姓蒙古人沿河而归时，光景却变了。

一个王朝覆灭了。

快报来时，朱元璋已经鹤立在大都城头，吆喝麾下的回兵回将鱼贯而入。宝座上的元顺帝早已吓得惊惶北逃，空留下偌大一座寂寥的殿宇，谄媚地逢迎新的帝王。历史就是这样潮涨潮落的，一代人来，一代人走；若说落败的迹象，那也并不是没有的，任何由盛而衰的转合，一定都有它的因果。

脱姓蒙古人错愕地想着，抬头望向河水中挤挤挨挨、成群连片的圆木，它们的躯干显然已经斑驳，负着通身被河水噬舔过的遗迹，不再是森林中那样地清洁与鲜活。它们原本是要经由这运河送回到大都去建金銮殿的，有着普通林木所没有的显赫前景；可是现在，别说是这些木头，就是人也是回不去了。人怎么回得去呢？蒙古人哭了，如注的泪水坠落在河水里，很快就与河水融合在一起，不再分明了。他知道天命如水，只默默地将船拢了岸。

不久以后，人们看到运河小镇上多了一座礼拜寺，巍峨雄奇，有宫殿般的气度。那一根根擎天立柱，沉稳如山，壮硕如钟，带着南国森林的原始气味和流水的混响，仿佛在昭示世人，宫殿能挺多少年，它便一样。脱姓蒙古人坐在河边巨石上发着愣，他怅然望了泪汪汪的河水一眼，蓦然间闭紧双目，咬着舌，发狠一般地将故国遗忘，将民族遗忘，将姓氏遗忘。为了活着，蒙古人从此借石为姓，变成了泊镇回民。

蒙古人出身于大元王朝一个显赫的回教家族，他的父亲便是辅佐元顺帝的一代名相脱脱。这个人是可以做大事情的，除过奸佞，治过黄河，变过钞法，搞过不少轰轰烈烈的改革；说出去最有颜面的，算是《宋史》、《辽史》和《金史》的修纂了，这大约占了二十四史中的三部，分量还是不差的；脱脱是主修官，依现在的说法就是主编吧，应当说是一件了不起的功干。可偏偏顺帝昏庸，听了政敌的诬陷，将脱脱放逐云南，毒害而亡。一个有能耐的贤相，没能死于国度危亡，却死在政敌的计算中，实在是有些悲寒的。

既是贵族要臣，便免不了遗后的追剿。是这样的。脱脱之子落户泊镇不久，朱元璋的追兵便到了，派的不是旁人，正是回回大将常遇春。据传常将军与脱脱生前曾有师生之谊，至于是否确凿，也就无从查考了。他终归是身负了逐杀令的，他要杀的，或许是师傅的儿子。追兵一直追到泊镇西郊阁上村的八里庄，杀了很多人，最后追到一座清真寺前。这时，脱脱之子镇定地从寺里走出，对望着常将军，半晌都没有人开口。他们的眼神都很异样，杀者没有该有的杀气，被杀者也没有料定的惶恐。他们就那样长久地望着，直至眼眸里看到一条明晃晃的河水，携卷着王朝的兴衰、家族的存亡与骨血的交融，意味旷远地晃动着。

常遇春开口问道：“你姓什么？”

脱脱之子答：“我姓石。”

常将军释然地点点头，摆手回身，率队而返。

在老人们传说这些掌故时，故事的结局往往会被赋予许多深意。有的说常将军念起师生之谊；有的说在清真寺里，故尔未杀；有的说既然未杀，一定还有别的替罪羊。或许有吧，可我们实在揣摩不清了，虚构已经太多，可以记住的真实是，脱脱之子活了下来，且在运河边留下了一代代的后人。六百余年间，石氏回民成了泊镇的望族，可广袤的谱系中，似乎再找不出显贵的迹象，再没出过大人物，进士是有的，镖师、画师、武师都是有的，而已了，是不大值得讲的。到了民国以后的这些辈，便只剩下一个穷字。

祖父的堂兄桂元老人，是可以张罗一些事情的人。不知是哪一年，在祖先睡土的阁上村，立下了一座大碑。每年到了纪念的时日，石家合族老少还都去集会，口里喊着：“走，吃老祖宗去！”那块很大的坟头便热闹喧哗了起来，配合着狂野的坟草与长鸣的夏虫，显示出一种繁荣的景象。只是到了我去故乡探看的时候，纪念日已过了，祖坟的周围自然便还原了寂寥的本状。

如今我不在关里，不在关东，却把根落在了北京。每每骑了单车，见到元大都的遗址，心境还有些亲熟和荒凉。可毕竟子孙太不肖，而祖宗又太荣耀，实在难把自己归到什么名门之后。便安下心来骑自己的车，也算是替了祖宗故地重归一回，洗一洗避难的伤口，闻一闻那根须的气味罢了。若说是等待一个轮回，六百年又或许太久了些；何况在真回民看来，连轮回都是不存在的。

祖父的姐弟们

祖父离乡前一半的事，我知道一些，自然都是祖父讲的。

祖父有三个姐姐，一个弟弟，合起来应该是五姐弟，照理说是不孤单的。可是我从来没有觉得祖父有过那么多的手足，他在我的印记里，向来都是一个人。这或许是一种臆断的念头，不过现在，却不是臆断了；祖父果真就是一个人了。

对于一条河，它的前定就是不断变窄，变瘦，直至变得衰竭和干枯；人仿佛也一样，人的生长，便是不断失去同伴、走向孤寂的归程。在祖父还没有落生的时候，大姐已经夭折了。大姐和二姐本是连蒂的双胞胎，可是只活了一个。那年头死孩子是极惯常的事，草草埋了就算，不必留下怀念的名头。于是二姐就顺理成章变成了大姐。到了后面的二姐、祖父和祖父的弟弟都降世的时候，家中已难承重荷。泊镇石家分了许多支，譬如胡同石、御史石、朝罕志石、茅园子石，而我的本家是守着运河过活的，便叫做养船石，从名字上看，也能知道是撑舟摆渡的，没有一点富贵可言。河水本不宽阔，渡河的船，有个三三两两也就够了，并不是越多越好的。因家中已有父辈在吃这碗饭，祖父的爹与五大爷便不再去抢，无奈之下闯了关东。

这一边，祖父娘领着四个张嘴娃娃，寄居在三大爷家里。三大爷接了老人的班，是个老实巴交的船工，人是极本分的，自然没有什么说道，只是三娘晃常摔盆摔碗给一些脸色看。他们家没有后人，硬管五大爷要了一个儿子，这便是桂元——后来张罗为祖先立碑的那一位。也不怨三娘给脸子，这样多的嘴攒在那样的年景里，对于一个船工人家，也着实要命。祖父爹先是去营口开了家叫做宾香居的饭馆，生计还不错，就陆续地寄钱回来。然而灶房由三娘把着，祖父娘插不上手，饭就往往分着盛：白面细粮孝敬老人，苞米面或是两掺面留给三大爷家，最后剩下祖父娘几个，便只有吃大茬子或是喝汤水的份儿了。

那一年祖父六岁，却开始记事了。他记住了小弟的死。

小弟的脑门火烫火烫已经得有一段时日了，起先以为是感冒，挺一挺便能过去；后来请懂医的阿訇给看看，才知是害了要命的天花。那大约是个冬天，泊镇刚下过雪，天很冷，娘给小弟裹上两层棉被，便抱着往八里地外的医疗所赶，祖父就痴愣愣地跟在后头。然而还不到半程，祖父娘就突然顿住了脚，半晌，扑通一下子瘫在冰冷的雪地里。葬礼是极简易的，祖父说，哪里像现在这样，又留坟头，又立碑的。小埋体浆洗浆洗，裹上一块白布，在土壁子上掏出一个洞洞，将埋体塞进去，掩上几块土疙瘩，就算完成了一桩发送。

接踵而来的，是日本人占领辽宁，又进了泊镇，兵荒马乱的年月开始了；祖父爹在营口的饭馆日渐颓唐，不久便耗光积蓄，北上哈尔滨再谋生路。阵脚就这样乱了。钱不再寄了，饭都盛不上了，祖父娘领着剩下的三个孩子，只能离乡去投奔男人。谁知临走临走，说亲的人却到了。镇里有人家相好了祖父的大姐，要留下做媳妇。娘当然不愿意，可盘缠又没有那么多，姑娘先聘出去，到了东北生计好起来再接过去，好歹也是一条出路。事情便这样定下了。大姐把眼睛哭成血葡萄，一遍遍地喊着：

“都走吧，你们在关外撑死，我在关里饿死！”

这成了祖父幼年在故乡记住的唯一的话，烙铁烧红了一样按在心尖上。那每一个字节，每一声语调都逼真如初，滋滋地冒着火，烫了人一辈子。

运河边的老船上，三大爷已等得久了。

小祖父要上船了。小祖父那时只想着空洞洞的肚膛，是断不会想到，桨这么一动，就划出他与大姐的分界。确乎的，他此生再没见过大姐，听到的却是一年以后大姐难产而亡的噩耗。那年月东北华北都乱，回乡终归是不现实的事，送大姐的念想，一直拖到了解放后。可是大姐嫁的那户人家，并不是什么好人家，因为大姐无后，便草草地埋了，碑也没人给立，位置也没人给记着。待到祖父回乡去看，那坟已经丢了！

而现在，祖父唯一的二姐也于去年归了真，那么，祖父便真的成了一个自己了。他日日念着留在故乡、被那运河隔开、却不知埋在哪里的大姐，就托关里唯一还能牵线的桂元老人帮着找。找又怎么找得到呢？却真的找到了。那户人家迁坟，所有的坟都收拾利索了，惟独一个无碑的没人认领，几个老人聚在一起，终于想起七十年前埋过一个外姓媳妇。这便对上了！那阵子，祖父一度焦躁不安，自己腿脚不行，就托小儿子、我的老伯去关里走坟，请阿訇念了，立了碑，心里才安生许多。我也是去过关里的，且就住在桂元老人的家里。暂短的两日里下了许多雨，去坟地的路泥泞不堪，我硬去阁上看了老祖宗，却没有机会去看祖父想看的人了。我今年还想再去，可是桂元老人也已经无常，那故乡的一切都因此骤然冷了起来，陌生遥远了起来，我只觉得惊恐，竟不敢再提回乡的事。

何况那大运河早都干了，船工早不在了。

                       （作于2008年11月，原载《关注》总第2期）

——简评尤金·奥尼尔名剧《榆树下的欲望》

石彦伟

    话剧《榆树下的欲望》一开场，就没有给观众以喘息的余富。诚然，淡入的音乐是优雅小资、沉缓调和的，很像是小野丽莎《爱的故事》前奏的慢板，但是与之反差极大的，是小剧场舞台阴暗的光影和迂腐的陈设，一束羸弱阴险的顶光，垂直坠落在长桌前两个农庄主儿子的头盖上面。私密的谋划突兀地开始了。随着密谈的交错深入，血缘维系的亲情被加里夫尼亚遍地的黄金和家族庄园无尽的草场与奶牛撕得粉碎，一股阴冷的冰流在两面石壁上茂生出来，旋绕在大榆树幻化的黑褐皮纹与稠密根须之中。小儿子伊本的出场，似乎让这样的沉郁氛围得到了片刻缓释，他阳光的形象、明亮的音色仿佛昭示着与两个兄长不相仿的气度，然而话没三两句，如出一辙的命题就被再次掀翻出来，不仅连同名声不好的父亲，就是过逝多年的母亲，也成为这场兄弟间利益争夺的筹码。至此，鲜明的欲望色彩，从人物到环境，蔓延无余。
    如实说，走进小剧场之前，我并未对这部出自美国“戏剧之父”之手的名剧抱有足够的兴奋。我自然知道尤金•奥尼尔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的名望，亦听闻过此剧号称“美国第一部伟大的悲剧”的殊荣，但因为这个翻译过来的不够深刻的剧名，以及制作显然极不别致的海报，我以为这或许又是一出爱情圈套外加利欲旋涡的泡沫化的逢迎之作，所以买票时还是有些挑剔和不甘的。况且美国人最喜纵欲，最擅纵欲，尤其是当下这样的国际背景，在巴勒斯坦人民正在遭受荼毒，而美国人在一旁煽风加柴的卑鄙时刻，去看这样一个命题的戏，是讽刺的。
    但紧随其来的情节与感受，替换了我对这部剧的偏见。事实上，它也的确在讲爱情和利欲，但却绝非只重贯常意义上的叙事逻辑，它的真正深刻之处，在于情欲与物欲双重坐标作用之下的，人的灵魂的抖擞。促发我产生这样的认识，始于女主角的眼睛。由人艺著名“青衣式”演员郑天玮扮演的爱碧，有一双会言述心底秘密的眼睛。她身着贵妇人的礼裙，优雅地随田庄主凯勃特走进观众视野时，最初是带着一股冷若冰霜之气的，然而，当她慢慢回转过身，望向无际的草场时，她的眼神开始灼灼地动起来了，宛如一汪秋水中燃起的一团冰火，伴随的台词是：“真美，这一切都是我的了？”情绪的表达也极考究，并未处理成兴奋难耐的冲动，而是极沉稳，是一种错愕之下的不自信。就是这样一系列亮相的过程，奠定了女主人公在整场表演中无以抗衡的巨大心理磁场，使她成为格外突出的情感内驱。她的美貌与性感是魔力，眼睛更有着天然的魅惑，使凯勃特父子两人甘心为之倾倒，陷入情欲的重重围裹之中。
    应该说，剧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欲望的守护奴。前妻所生的两个儿子，为利所驱，在伊本的圈套中，踏上乌托邦式的寻金之路。父亲凯勃特为了再生一个让自己满意的继承人，从城里娶来爱碧，让畸形变态的情感填充继承无人的空虚。小儿子伊本因为恨父亲夺了生母的财产，用计诱使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偷了父亲的钱离家出走，好独占产业；又抵挡不住情欲的诱惑，坠入乱伦的池淖。而爱碧，这个戏剧性最为丰满复杂的女人，则为了得到继承权，竟与伊本通奸生子。后来，又因为真正爱上伊本，为洗涤他对自己的仇视与误解，在无法解释的痛苦中，将两人的孩子杀死。是欲望，让人物彼此贴近，又彼此疏远；彼此爱慕，又彼此仇恨。这就像场景布置中别具匠心的一只陈旧的大车轱辘一样，轮回转动；又如旁边落满尘埃的草筐，空落落，永远是一副等待给予的消极姿态。唯一平衡着一切嘈杂与倾轧的象征体，是从未出现、却时时存在的古老榆树，前文说到，树的形象是抽象化、剥离化的，溶解在两壁上凸凹纹路中，实际上它是人物灵魂的一个拴系的基点，一个道德的源头。它的根盘结维系着情感异化的尺度，当一切超离了人性所能容纳的最大限约时，它就会发挥召唤的效力。这种灵魂的自我清洗，或者更确切地概括为道德自觉，同样贯穿于每一个劣根深重的人物之中，比如，在凯勃特发现已死的婴孩不是自己所生时，他遏制了意料中的暴戾与变态，多了一些理智的悔念味道，一边埋怨上帝，一边继续耕作。而伊本更是在惊怒之下的报案之后，自承同谋与爱碧共赴刑场。尽管等待爱碧和伊本的，或许会是残酷的绞刑，故事留下的，全然是一派古希腊式的悲凉结局。但是，纯洁的真爱，毕竟因为婴孩的被弑与伊本的自首，而得到了坚强的捍卫，还是让人在悲伤遗憾之余，有所告慰。正如全剧男女主角的最后一幕——伊本目光辽远地望向远天，极有诗意地自语道：“太阳升起来了，真美！”而爱碧则回应了开场所言的这两个字，意味深长地叹道：“真美！”应该说，同样的感叹，因为语境的变化，情节的变化，心理的变化，其涵义已经迥然有别，开场的赞叹源于对田庄富有的贪婪之欲，而尾声的赞叹，则跳出了对田庄财富的守望，看着徐徐升腾的太阳，感受着超脱世俗的自然之美，释放着对纯净灵魂的渴望。因此，这一笔极具启示意味的收束，是全剧真正的意寓所在，虽有欲望贯穿始末，实则真正要写的，却是无欲。
    如果遗漏了对摇篮中婴孩的解读，自然是不够深刻和公正的。它才是全剧最无辜、最有悲剧性的一个人物。尽管从始至终，婴孩的形象都是被淹没的、掩盖的，甚至没有露一次面，没有发出一点声，但他的苦涩的微笑，他的被弑的狰狞，他的动天掣地的悲哭，其实一直挣扎在剧中人和观众的心尖上。他的出生，是基于侵吞财产的物欲，携着三个人各自的算盘和鬼胎，因而他的降生，本身就是一个孽根，带有悲剧的指向性；而他被亲生母亲的毒杀，则亦是源于爱碧袒护自己的清白，说到底是因欲而生，因欲而死。这正好印证了笔者上面的观点，欲望的符号最后被欲望自身溶解和覆灭了，欲望得到了救赎与解放，清洁的灵魂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在戏剧艺术特色上，《榆树下的欲望》可供圈点之处不胜枚举。音响对情绪的正衬与反衬，光影对舞台的切割与补充，眼神对空间的无限延展，都是亮点。人物表演，除王雷饰演的伊本稍显青涩和单薄之外，郑天玮饰演的的爱碧和梅花奖得主张志忠饰演的凯勃特，都堪称入木三分。对白上，与行动的连带关系准确鲜明，节奏控制有分寸，紧张处穷追不舍，张力十足；沉静时则如一首田园抒情诗，唯美节制，应该说是现代美与古典美的有机调和。所观当日，已是剧目公演的倒数第二日，高强度的情感投入，使女主角郑天玮的嗓音极度疲劳，明显沙哑，高潮处尽管竭力，却力不从心，舞台效果稍有影响。但真正关注人性嬗变，品察情感爆破的观众，大抵不会为其所囿，是仍为被其精湛的演技和深度诠释的人文功底所折服的。这个演员不仅戏演得好，还是位才华出众的编剧，文学的积淀使她在角色处理上多了几分从容，加之曾在《雷雨》和《骆驼祥子》中的领衔经历，更是将中国女性的内敛与西方女性的张狂，做了合理的杂糅与充沛的外化。印象最深的，乃是爱碧杀子的一场独角戏，没有任何台词，只有波澜翻腾的内心挣扎与被爱拒绝的恐惧和绝望，应该说是最难把握的一场。但女演员处理得很到位，人性的复杂性得到充分的展露，伴随一声悲怆的音乐，孩子死了，许多观众为之潸然。
    据说在此剧之前，人艺从没有排过奥尼尔的作品。“排美国戏剧没排过奥尼尔的戏，就像外国人排中国话剧不排曹禺一样。”导演任鸣这样断言。我想在看过全剧之后，一切先行的偏见都可以冰释了。美国人最懂欲望，可是也最懂得欲望的罪愆所带来的伤痛。剧作家、艺术家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使话剧由一个悲情的爱情故事，潜入观众的灵魂，触动了清洁的那片水域。这样的作品是足金足两的好作品，这样的作家，是不应该因国别而受到歧视的伟大的作家。至于许多人提到该剧与中国的《雷雨》诸多相仿之处，我不以为然。虽同为女主人公与继子的乱伦事件，并最终走向毁灭；虽都是女性受到男权传统的巨大压迫与精神折磨，都在为爱与被爱的权利而殊死抗争，但由于信仰背景与文化语境的差异，二者还是有着鲜明的甄别性。繁漪永远只是封建中国的繁漪，爱碧永远只是资本西方的爱碧。

2009年1月17日

血腥的屠杀正在进行！

世界上最强悍的国家支持着另一个最冷血的国家，正在对一群最贫弱、最无力的人进行着一场凶猛的灭绝性屠杀。这是二战纳粹种族灭绝以来最严重的事件之一了！印尼海啸、汶川地震以及所有局部战争也许伤亡更惨重，但那是天灾或战争，与加沙血案有本质的区别！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是两个国家（一个出钱、一个出力）对一个弱小民族的屠灭。这不仅仅是巴勒斯坦人的灾难，这是整个全人类的灾难！这不是对巴勒斯坦人的考验，这是对全人类的道义考验！沉默与看杀，将使我们——这个被称为宇宙“万物之灵”的种类集体蒙羞！

世界不大，加沙不远。

全世界正义的人们在行动！许多正义的中国人在行动！

青年朋友们，行动起来，用我们自己的行为表达我们的正义立场，把我们与不义的、可耻的看杀划分开来！做一个正义的中国人。

张承志正在代表中国穆斯林孤独奋战。他希望穆斯林青年能够在巴勒斯坦人民遭受苦难的历史时刻，发出自己的正义之声。穆斯林不能在这个时候失语，我们应当勇敢地拿出我们的血性，与一切有正义、有良知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建立起正义的精神互援通道。

在此，我们紧急呼吁：

第一，马上加入“两岸四地的华人联署”，抗议美以暴行、唤醒更多人的正义、阻止屠杀继续！留言努力做到高位一些，有力一些，警惕狭隘意识。努力唤醒所有人的平等意识，要让所有人都明白一件事情：此刻正在火箭炮和白磷弹的轰炸中挣扎、哀号的不是一堆冰冷的新闻数字，而是一个个跟你、跟我一样的生命！巴勒斯坦人的儿子和母亲，与以色列人的儿子和母亲没有区别，与我们自己的儿子和母亲没有区别！

张承志呼吁：“朋友们：不要冷漠地旁观，不要大事惜身，不要忘记了自己的正义感！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行动起来，参加签名抗议以色列屠杀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抵抗无耻的信息封锁。在正义重新降临世界的时候，把在媒体上进行大规模杀伤的罪犯推上审判台！让我们在这条正义的战线上相遇，互相教育，互相鼓舞！兄弟姐妹们，请你们留言，声援我们那些在苦难和血腥中挣扎的巴勒斯坦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签名地址是：

http://campaign.tw-npo.org/200901623010100/index.php?serial=200901623010100

第二、希望穆斯林文化人能够组成一个网络游击队，并且热情地号召网友行动起来，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中出现的大坏蛋、大败类、大走狗进行话语反击。如中国人民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周孝正之流的文章《以色列绝对是个好国家》正在网上疯狂流传，造成了可怕的误导。一些正义的中国人已经在对这样的无耻言论进行围剿，但穆斯林的声音却格外稀少。

我们呼吁大家对这样的恶狼发起攻坚战，他们的邪恶言论出现在哪里，我们就追击到哪里，痛打落水狗！这类知识分子是以色列驻华代表的政治傀儡，正在到处制造谎言、掩盖罪行造势，他们必须受到裁惩。我们有义务组成网络游击小分队，动员和团结一切有责任感的青年，共同去追踪、清剿类似的汉奸言论，堂堂正正地展开网络自卫战，为媒体消毒、把真相告诉国人！张承志先生指出，这场网络自卫战不仅能够平衡媒体的无耻封锁，而且可能战胜邪恶病毒言论散播的危害！

希望穆斯林青年走出穆斯林网站，少一些自说自话式的内部发言，多在强国论坛、人民网、新浪网、天涯等主流文化论坛，去发表穆斯林的声音，尽量不使用宗教语词，尽量站在人民立场上、以普世价值发言，以期获得一切有正义、有良知、有同情心的人们的广泛理解与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