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意》诗书画刊由广东清远诗书画研究院主办出版，为大16开铜版纸彩色印刷。每个季度出版一

卷，一年四卷，由澳门学人出版社出版，海内外发行。
    《写意》诗书画刊编辑宗旨：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用真情的声音和丰富的色彩真实地艺术

地反映时代生活，表现时代精神。兼容并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写意》诗书画刊栏目设置：

   1、写意资讯  搜罗海内外诗书画界活动讯息，诗人、书法家、画家最近的雁影鸿踪，书刊出版讯

息。
     2、名家访谈  以采访形式记录诗书画名家艺术人生、创作心路历程、爱情生活。
     3、写意论坛  围绕创作风格、流派等展开评论或争论的文章。
     4、作品赏析  每期推出1—2首（幅）诗词或书法或美术作品的欣赏析读文章。
     5、诗书画三人行  每期重点推介一名诗人、一名书法家、一名画家，包括作者彩照、简介、5—8

首（幅）代表作。
     6、诗词曲苑  当代诗、词、曲、歌、赋作品选登。
     7、书法在线  当代书法作品选登。
     8、点染丹青  当代美术作品选登。
     9、印象深刻  当代篆刻作品选登。
     10、诗歌新唱  本刊特设二版新诗诗页。
     11、书画市场  刊登标价书画作品，本刊代理交易。
   

   《写意》尤其欢迎书画名家以及文学艺术界名人有关书画的访谈文集，稿费从优，每千字在500—

1000元。
    

     来稿请寄广东省清远日报副刊部徐润  511518  邮箱qyrbxr@126.com
                                                            2008年08月06日

    以往，我听说过有屁股决定脑袋的，如今，还知道了屁股还可以决定“棋势”的。可是，围棋就是一个纯技术性的活，对局势的判断再有误差也不至于南辕北辙呀。

    通过百度搜索，才知作者王兆山是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副秘书长、《山东文学》主编。由此看来，王兆山是一个老同志，在山东是一位名人。如今，作为一个老同志还有这样的诗思，还会写出这样的诗这不值得惊讶，也不必惊讶，我们也没有理由去谩骂责备，因为“我手写我心”，诗中表达的也许正是他内心的真实想法。问题是我们的报纸副刊编辑却堂而皇之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它刊登了出来。是编辑水平有限，一时眼拙？还是因为此诗出自名家？也许，后一种是最合情合理的解释。
     我们的报纸副刊，我们的副刊编辑，喜欢招睐名家，编辑名家作品，以此来提高报纸副刊的声名，其本身的动机和行为都是无可厚非！但问题的关键是，名家是否都能出名篇，却是值得好好思量的。对于名家“大作”，一般不外乎出自两种情况，一是编辑登门索求，一是名家为了应景自己奉送，但无论如何一拿到名家“大作”之后，我们的编辑还是要睁眼大眼睛，掂量其真正分量，切不可轻信名家名家就出名作，就字字如玑，闭着眼睛就登在我们的版面上。再说,文章写不写如何写这是作者的事,而文章发不发、如何发却是编辑的事.现在，《齐鲁晚报》“青未了副刊”因为一首小诗自取其辱，给读者留下笑柄，砸了自己苦苦经营多年的牌子。在这里，我更愿意把《齐鲁晚报》的“青未了”当成我们副刊编辑的一面镜子！

王兆山

天灾难避死何诉，
主席唤，总理呼，

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
十三亿人共一哭，
纵做鬼，也幸福。


银鹰战车救雏犊，
左军叔，右警姑，
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
只盼坟前有屏幕，
看奥运，同欢呼。

原载6月6日山东《齐鲁晚报》A26版"青未了"副刊

作者王兆山，山东作家协会副主席。

     记者：您好！王教授，您是国内生态文学研究的权威。您在报告中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清远现象”。其实，这个说法，在我们清远乃至广东已广为人知，只不过那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概念。现在您把它用在生态文学或生态诗歌上，请您为我们的读者进一步阐述一下。
    王诺教授：关于“清远现象”，我在2006年的《读书》杂志上就阐述过，我首次将以华海的生态诗创作和生态诗倡导为突出表现、以孕育华海的生态诗歌创作和评论的清远市生态文明建设和秀美的山川河流为背景特征的文学和文化现象称作“清远现象”。
     清远现象有四个特征，首先是首创性，表现为身居清远的华海在国内诗坛首倡生态诗歌创作，开创性地推动了我国生态诗的兴起和发展；其次是群体性，清远现象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华海以其创新性生态文学贡献奠定了他在生态文学史和生态文化史上的地位，还在于华海鼓励、影响、团结了一大批生态诗歌的作者，从而使得这一现象从个体现象一跃成为群体现象；其三是影响性，清远现象在诗坛、文坛、学界和社会都产生了巨大的、深远的、可持续的影响；其四是社会性，清远现象不仅意味着一个崛起的生态诗群和一个具有引领作用的优秀生态诗人，还意味着一个生机盎然的生态区域和高度重视生态文明的地方社会发展，。
   

    记者：王教授，您在报告中说，华海的生态诗歌和清远现象可以看出清远有着良好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请您展开一下。
    王诺教授：文学上任何现象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与它产生的背景和社会环境息息相关。清远现象也是如此，华海能在清远做出这么大的成绩也绝非偶然。清远现象的产生不单单是华海以及其他诗人的努力，更与华海所处的清远生态环境、政治环境、社会环境密不可分。清远的秀美山川和生态文明孕育了华海等人的生态诗，促使生态诗歌在这片土地上走向繁荣。这几天，我在清远的所见所闻也证明了我的这一判断。目前，在中国许多地方的政府，总是有意或无意地把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作为对立的东西，结果往往是撞了南墙才回头。相反，我看到清远就不一样，政府很有远见，有一种超前意识，在如此优美的环境下，十分注重生态保护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记者：王教授，您能否介绍一下目前中国生态诗歌的现状。

    王诺教授：说实话，目前中国生态诗歌的现状还不容太乐观。有系统地、有群体地、有专题地以生态为目的的评论与写作除了华海和清远还没有出现。2006年，我把有关华海和清远现象的文章给《读书》时，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仅半个月就发表了。目前，国内仅有一些零散的研究，这是我根据学术调查、研究作出的判断。

     记者：现在，华海的生态诗和清远现象处在一个新的高度，那么作为一个人诗人应该如何进一步走下去？
     王诺教授：作为生态诗人，一方面我们应该义不容辞地把生态保护有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声音和意识充分地传递出去，把国际国内对清远现象和生态诗歌的高度评价不断地传递出去；另一个方面，我认为华海虽然经过多年的努力，在身边已形成了一个生态诗创作的小团队，但仍有些势单力薄，应鼓励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对此，作为一个专门研究团队，我们可以提供一些帮助，把它变成一个以华海为代表的群体现象，我们还可以加强清远现象的研究，加强社会各界的呼应力度。

    记者：王教授，最后请您评价一下华海的生态诗歌。
    王诺教授：华海是国内第一个自觉地专注地从事生态诗歌创作的诗人。他极其有责任心，他一直在坚持关注和发现国内生态诗的创作，这是他的一大贡献。这本来是我们研究者的工作，而华海却把它当成了自己的一种事业。华海清楚地认识到，生态诗绝不等同于传统的自然诗，生态诗“不是简单的生态加诗歌”，不是仅仅把自然当作展现或对应人内心世界的工具和手段的诗歌。华海的生态诗在文学艺术和文学艺术功用上结合得很好。他明显地意识到自己所担当的责任，相反，现在的许多文学艺术工作者却在本能地逃避。进入21世纪，人类担当不仅是要有社会的担当，更要有自然的担当，这是一种人类文明变化的趋势，而华海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这是一个杰出的判断，我特别注意到华海的这些优点。此外，华海与国内外许多生态文学家、生态思想家一样，有一颗赤诚的心，有满腔的激情，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韧，就像他的作品《小海》里不停地舀水拯救沙滩上海蜇的孩子一样。

    王诺博士：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厦门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带头人。

    记者：斯洛维克先生，欢迎您来清远参加此次“生态与诗歌暨华海生态诗歌国际学术研讨会”。刚

才，我聆听了您的发言。您说，人类在生态面前，应该明确自己的位置，您能否进一步地阐述一下

。

    斯洛维克：这是一个很难简单回答的问题，因为人类的心态复杂多变，但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心

灵相通者则容易相处一块。今天，在地球的许多地方，很多人虽然居住在一起，但人们不是自觉地

去适应他们每天的生活。所以，环境保护的原则是，人们要有自觉性。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与所

居住的环境有一个类比的话，也许我们会珍惜……更加珍惜。我们通常仅仅在乎我们所爱的，人类

有一个模式，如果对一个事物在乎，才会有去保护它的热情。但是，我们首先要找到这个事物的关

切点，才能去爱这个东西。
 

    记者：斯洛维克先生，您说清远完全可以成为生态文学的中心，为什么有此判断？下一步清远该向

哪些方面努力？
   斯洛维克：在清远，有不少作家热衷生态文学创作，尤其是诗人，这是一个好现象，也是一个基础

。清远在生态文学方面已走在前面，处在一定的高度。因此，我认为这个中心非此地莫属。清远的

“生态诗”已是一个新的清远现象，就是最好的说明。
    我对清远有一个建议，能否像美国生态诗人斯塔福德的家乡一样，用金属牌子书写上他的生态

诗歌，竖立在路旁，让人们行走时就能看到、读到。几年前，我曾到过墨西哥的墨西哥城，也看到

了类似的标志，上面都是当地诗人的诗。人们在享受诗歌的同时，又受到一种警醒。我认为清远有

足够的条件来做这件事情，因为清远当地有不少生态诗人，也许这也能形成“清远特色”。其实，

清远市政府或相关部门就可以举办生态诗歌大赛，然后把获奖的诗歌放在上面。

    记者：斯洛维克先生，目前，社会经济在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却不断恶化。如此情况下，生态诗

人该当何为？我不仅是一名记者，还是一个诗人，我又该当何为？

    斯洛维克：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在许多人看来是一对矛盾，但实际上，我们可以有一个选择，就是

共同发展。目前，中国非常注重这一点。共同发展有一个很长的过程，那么我们的生态文学应该扮

演怎样的角色呢？生态文学就是要呼吁民众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同时激励起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关心

。
     诗人的职责就是要唤醒人们发现、领悟日常生活中的诗意，生态诗人尤其如此。我们的生态诗

歌有许多目标，但有一个基本的就是要让人们对这个世界有更多的关注。

     记者：斯洛维克先生，您对华海的生态诗有何解读和评价？

     斯洛维克：我读过华海的短诗《小海》，它已被翻译成英文，这首诗描绘了小孩在海边的美丽而又

熟悉的景象。他们在沙中挖了一个洞，然后从大海里舀来海水倒进去，希望创造出一个新的生态系

统，让海滩上的一只海蜇能够开始新的生活。我将这首诗当作一个小寓言来读，认为它关系到人类

努力运用他们的巧思以修正世界上的破坏性力量，无论那些破坏性力量是由人类的科技所导致，还

是仅仅由非人类的自然进程所引起。在《小海》中，孩子们重新在海滩上创造出“小海”，以沙滩

作为底部最后证实“漏底”，无法存储终归要流回真实的海洋的海水。这种写实表现证明人类企图

校正自然界破坏力量的发明天赋是有限的，同时为了人类而提醒我们，人类在世界中只占有微小的

位置，应当改正我们的狂妄自大。如此看来，这首诗告诉我们的是我们真实的生态处境，我们不是

地球的主人，而应当是地球这个多样共同体中的谦逊成员。

    我也读了华海另一首有趣的诗，名为《悬崖上的红灯》，这诗是迷人而又超现实的，我相信它表现

的是人类经常坚持的急迫又无法停止的欲望，这欲望催促他们奔向他们想达到的地方。当我读到这

些文字——“因为你们就是世界／世界就是你们／你们的快车强大有力到／毫不在乎地压碎我的灯

／我和树木、鸟兽们只能站在／世界的另一侧面”，我看到人类的欲望被表现为一列强有力的“快

车”，它将地球的表面撕开，以寻求欲望的终点，无论是什么也无论在哪里。这首诗指出了人类夸

大自己欲望重要性的趋向，指出人类不能将欲望放在适当的视域中考察，不能正确评价自己，认识

到我们（个人和全体）都是地球生命共同体的一个小部分。或许经由阅读及思考类似这样的作品，

我们可以为确立自己在世界中的恰当位置而做出更好的努力。

    我接触过美国生态诗人哈斯和中国生态诗人华海的一些诗歌样本，看来他们相当明显地在向读者传

达有些道德意味的建议。或许这是无法避免的，尤其是在这一历史时期，与生态相协调的诗人会在

作品里明确有力地表达其道德议论，除了致力于唤醒“我们与自然的相关结合” （西格杰的话）以

外，同时再次向我们灌输面对广阔世界时的“敬畏感”，如同默温述说过的他的目的。但是，即使

有时在“可持续诗”的激励人心的文字里，在更深的层面，仍有一种努力，去帮助读者以纯洁的敬

畏之心去探索我们身为有生命动物的存在意义。在研究英国自然诗的著作《大地之歌》中，乔纳森•

贝特提出了一个基本的质疑：“诗人何为？”对此，他回应说：“他们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

，虽然他们经常试着去解释这个世界和人类在其中的位置。他们也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道德家，至

少从十九世纪以来，他们主要的关切很少用说教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如何生存。但是，在他们明确表

达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存在与栖居的关系时，他们的作品通常具有独特的明晰性或启发性。”

    记者：斯洛维克先生，能否说说您对此次生态诗歌研讨会的看法。

    斯洛维克：首先，我对能受到此次生态诗歌研讨会的邀请感到很荣耀。在会上，能看到这么多的世

界各地的参与者是很愉快的。其次，我想说的是，这个研讨会很独特，是很多部门、单位的合作，

有大学、政府、诗人等等，众多的部门和个人谈论一个共同话题。第三，它让我看到了一种希望，

我们周身所处的环境会因为我们的共同努力而变得更加美丽。

    斯科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博士：美国内华达大学英文系教授、内华达大学文学与环境研

究团队负责人、生态批评国际性学术组织“文学与环境研究会”创会会长、生态批评国际性学术刊

物《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主编。

    五·一假期，适逢被喻为围棋奥运会的第六届应氏杯世界围棋锦标赛举行。毫无疑问，它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快乐。但是，在前三轮，参赛人数最多的中国队却以大溃败收场。而最令人痛心的是，胡耀宇负李世石、古力负崔哲瀚、常昊负赵治勋、孔杰负李世石四局，尽管开局我们就取得了优势，但吞下失败苦果的最终还是我们。
    在这里，古崔之役、常赵之战且不表，我要说的分别是胡耀宇、孔杰对李世石一局。
    可是肯定地说，如今的李世石是中国围棋的头号“敌人”。我们的棋手不是惧怕他的棋力，而是惧怕他的气势。最典型的棋手就是胡耀宇和孔杰。李世石的棋并不像李昌镐的那样稳重，缜密，而是有些粗野，如刘星说的“破绽太多”。可是，即使是“破绽太多”，我们的棋手也是拿他毫无办法，就像胡耀宇，过早就优势，盘面也赢了，但最终还是输4点；就像孔杰，开局几十手就吃掉了对方11子，连后方观战的周鹤洋连呼“基本拿下了”！但最终的结果却具有讽刺意味，孔杰大输11点。就这样，胡耀宇和孔杰这对难兄难弟，被遭到了无情地逆转。
    在中国众多的围棋高手中，胡耀宇和孔杰有许多相似之处。在国内棋战中，二人一直是内战内行，趋强凌弱者；二人的等级分一直名列前茅，孔杰一度还排名第一。二人被棋迷们也一直被寄予厚望。但问题是，他们一到国际重大赛场上，总是迅速地大溃退，一到关键之役总是“自毁前程”。最典型的是丰田杯，孔杰优势时“打勺”，演一曲“提放曹”，结果最后是李世石夺冠；胡耀宇在LG杯棋王战中不敌周俊勋。而现在，他们又以同样的方式，放跑了我们的头号“敌人”。
    哲人说，性格决定命运。胡耀宇、孔杰如今扮演角色，与他们懦弱的性格分不开的，从而，也注定了他们是难以成大器的。以前，我这么说过，现在我还是这么说。瞻前顾后，犹疑不定，畏首畏尾，关键时刻没有一颗平常心，很难以成大事。
    李世石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棋手，他还是我们的一块试金石：刚烈、韧性、倔强。要想战胜她，除非你也具备他的这些品质：刚烈、韧性、倔强，决不屈服。

父亲语录析 
 

    父亲早已年逾花甲，年轻时曾做乡村教师近三十年。教学之余，帮母亲从事农活。十多年前，我离开家乡来广东时，父亲弃教随母种田。至今，乡人依然称父亲为“徐老师”。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第一是农民，第二才是老师。不过，做无论教师还是农民，父亲都是一样的勤恳认真、尽职尽责。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讲了许多意味深长的话。然我少不更事，听得懵懵懂懂。随年岁增长，阅历渐深，我便有了一些深理解。现辑录部分于此，附录我之解析，仅供参考。

    农人最先拔掉的是长势最好的草。

    ———草非庄稼，长势再好，于庄稼而言亦是有害无益之物。草越茂盛，它越是嚣张，亦越显眼。农人走过田埂，最先拔之，因此命运也最先完结。

    世上最不怕麻烦的只有两种人，一是农民，二是干部。

    有一年，家里盖新房时，父亲说了这么一句话。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需要九十九十道工序，如果农人在九十九道工序里有一道稍微马虎了事，这碗米饭很难吃到口；家里盖新房，父亲找村、镇干部竟盖了二十多个章，每个章都付了钱。想想，只要有钱，为人盖章这麻烦活对干部来说何惧之有？

    木大自成材，牛大自耕田。

    去年春节，父亲千里迢迢来广东。当他看到不满十岁的孙女老学这学那的，没有一丝空闲玩耍时，心疼不已，于是说。我以为此话虽有些偏颇、片面，但不无道理，想想自己的成长经历，就是在山里“野”大的，在许多人眼里不是依然是“材”？

    年少时少吃一节苦，年老会少吃一根甜。

    父亲一直主张人生必须经历苦难、经受磨砺，于此人才能明白人生真谛。正如那么一句歌词所唱：“不经历风雨，怎么风彩虹？”吃过大苦的人，才深知甜的味道，才懂得更加珍惜，更有资格享受幸福。

    人必须舍得吃力一箩筐，何必担心沾光只有一灯盏。

    人生本身就是一场苦难，幸福永远只是短暂的，所以人时时刻刻得有心理准备。有了这些准备，再多再大的苦又算得了什么？春播秋收，有耕耘就有收获，有付出肯定会有回报。

    你不想我，可我想你呀！

    自离开老家南来广东后，我与父亲团聚见面少之又少。有一次连续三年没回家，春节前父亲打电话时第一句话就于是说。良久，我沉默无语，泪水盈眶。还有什么话能体现父母之心啊！

    人任何时候要坐得正、站得直、走得稳。

    人各有各的活法，这不是一个问题；但选择哪一种活法，却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清远，渐渐融入我心　 
　　
　　在有新朋友的聚会上，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你是哪里人？”在清远这句问话的使用频率之高让人惊讶。不过，从这句问话里我们会马上读懂清远是一个新移民城市的特点。
　　据有关资料统计，目前清远市区人口40多万人(其中包括10万流动人口)，从全国各地移民来的占市区总人口近50%。由此可见，清远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
　　窃以为，移民城市的最大特点是最具有创新能力，最具有包容性、开放性，能给新移民提供更多的新的发展机遇与环境，少有陈旧陋习的束缚，富有生机和活力。毫无疑问，作为一个移民城市的清远同样具有这些特性。尤其是近些年清远的城市经济飞速发展使这些特性得到更好的张扬，从而也吸纳了更多的新移民。
　　屈指一数，敝人从湖北来清远已13年矣。13年的光阴如过隙之驹，这13年也是我人生之中最好的光阴。老实说，13年前，我来清远并没有看上清远的“生机与活力”，只是抱有“树挪死，人挪活”的想法而已，以至后来若干年自己还有总有一天要离开这里的感觉，虽然，妻子、女儿在清远，家在清远，每次从湖北老家回清远，心中没有丝毫“回家”的感觉，就像我的诗中所写的“花朵是别人的花朵，城市是别人的城市”，清远于我就是这样。为什么会如此？我在心中也曾多次问自己。
　　也许这与我最初来清远的一些遭遇有关吧。和每一位初来清远的人一样，我最初是租房子，可是遇到的第一个房东却对“北方佬”有天生的敌意，故而我住满一月就搬家了；平日买一把白菜总是给10元钱，让小贩随便找零；电视里差不多都讲白话，鲜有几个普通话的频道；我的语言能力反应较迟钝，对白话尤甚，若干年来我依然说不完整一句白话，听不全白话的交谈，但那时白话却是无孔不入,从市井小巷到公共汽车，从电话到大小会议。一次上面通知单位领导开会，我没分辨清“1”，“2”，让领导2号去开会，会议早已1号开完毕，结果我挨了批。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就写了我当时的感受，那就是：“身在异乡为异客”。在内心，徬徨与期待交织。
　　然而，与我恰恰相反的却是我的女儿，来清远时仅4个月大。但她很快适应和喜欢这个地方。3、4岁时她就是我的白话翻译，和房东的小女儿是朋友，每次回老家在爷爷奶奶面前就是有一种骄傲的口气：我们清远！
　　13年来，我的女儿一天天一点点地长大成人，13年来，我见证了清远的发展与变迁，同时也见证了清远逐渐变得平和与包容。13年来，我也逐渐读懂了清远温和、朴实、含蓄的秉性，就像它的名字一样。令人欣慰的是更多的外地人挈妇将雏落根清远，年轻人再也不会有像我当初的遭遇和尴尬……
　　如今，当我在别的城市旅行归来，一踏上清远的土地，从内心便切实涌腾起回家的感觉。平时与人交流，很自然地说出了“我们的清远”的话语。我明白，在内心，清远已渐渐融入我心。

    最近一段时间，搅得媒体鸡犬不宁的恐怕就是陕西省镇坪县农民周正龙拍摄的“华南虎”的“玉照”吧。
　　说实话，敝人眼拙。在四川网友还没有指出照片上的虎乃年画虎之前，在我心里丝毫也没有怀疑过它的真实性：第一，我一直心怀愿望，希望绝迹20余年的野生华南虎还真能在自然界重现；第二，我对一个农民能如此痴迷执着地对野生动物进行保护和研究心存敬意；第三，我生与俱来对农民的朴实和真诚有一种本能的信赖。事实上，我错了：我以及和我一样的许多人都被周正龙与他的“纸老虎”愚弄了！
　　然而，有人在铁的事实面前并不像我一样爽快地承认自己的轻信了或被愚弄了，甚至照片的捣鼓者周正龙、陕西省林业厅的官员还信誓旦旦地要拿脑袋和官帽来作担保。在沸沸扬扬闹腾近两个月之后，12月4日，正当人们满怀希望期待国家林业局在记者招待会上就照片的真伪能给自己一个明确的答案时，林业局的官员却抛出一个模棱两可的话题：“(大家)应该关心的是华南虎存在不存在，而不是照片的真假。”很显然，林业局官员态度暧昧，是在“王顾左右而言他”。
　　为什么当媒体和成千上万的网民对虎照一片质疑之声甚至“同仇敌忾”打“纸老虎”之时，而从镇坪县政府到陕西省林业厅再到国家林业局的多级政府部门与官员却异口同声地捍卫虎照的真实呢？窃以为，这才是此次虎照即“虎门事件”的问题关键，而虎照的真伪已退其次。
　　有西谚曰：“孩子撒谎一定有自己的目的。”我推而广之：撒弥天大谎的人一定也有他不可告人的目的。现在，“虎门事件”中显然是有人在撒弥天大谎，其目的是否不可告人，大家都心知肚明。有网友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有关部门在这次事件中表现出宁愿失信于民也要捍卫自身的些微利益。”现在，虎照带来的利益就是，政府部门对照片拍摄者的奖励，打“老虎”牌能促进当地的旅游业以及官员的政绩与迁升等等……但事与愿违，到如今实际的结果却是从“拍虎英雄”周正龙

到“虎门事件”中的某些官员以及当地政府的形象在全国网民的心中是一落千丈。
　　而在现实生活中，只要我们细细关注我们周身事情，你就不难发现存在着更多的“纸老虎”：某地卫生部门竟然还在按部就班地执行文革时期的有关文件，某地政府部门一而再再而三地出台与国家法令相抵触的政策规定……为什么会如此？是那些行业部门和某些政府糊涂了吗？否！所有这些所谓的“规定”只是成了维护一地之利一部门之利的幌子而已。
　　令人欣慰的是，在这次“虎门事件”中，媒体和网民表现出了一种穷追不舍地痛打“纸老虎”的精神，我想，这是一种进步，一种觉悟，也许是整个“虎门事件”的意义之所在。是的，如今能吃人的老虎不能打，但“唬”人的“纸老虎”一定要打。
 

是什么让人变得凶猛？  



 

　　朋友的儿子上小学一年级了。小家伙一听说来的叔叔是报社编辑，也是写文章的便来了兴致，说他自己也在写文章。在朋友夫妻俩的怂恿下，小家伙便屁颠屁颠地把书包翻了个底朝天，把他写了文章的本子找给我看。我接过才知是写的日记。不过还别说，小家伙把日记还写得真像那么回事，有见闻、有心得、有感想，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篇幅均在十几个字到百十来字不等，比某些报纸上的长篇鸿论和空话套话连篇的会议报告还耐读，有的还让人忍俊不禁。有一篇他竟然写了这么一句话：“我最害怕凶猛的老师。”看到这9个字时我心里一惊。我问他：“为什么呀？”小家伙竟然诡秘地笑而不答。
　　后来我又想到这个问题：是什么样的老师让这个初进学堂的孩子觉得凶猛可怕？又是什么能让老师变得凶猛？也许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老师的一声呵斥或者一瞪眼睛对孩子来说都是凶猛可怕的，这是因为孩子对老师似乎有一种本能的敬畏之心。不过，话说回来，教师之中的确有“凶猛”者，譬如，那个一耳光搧聋女生的，那个揪掉孩子耳朵的，还有那个让学生跪下来舔自己脚趾的，等等。在学生们看来，这样的老师简直是凶神恶煞；在我看来，教师队伍中的此等败类岂止是凶猛，简直是凶残！其中一位是这么解释自己“凶猛”行为的：“第一是我对学生有些恨铁不成钢的感觉；第二是教学环境不大好，我心理压力大。”话是有一定的道理，但决不足以成为让自己———一个灵魂工程师“凶猛”起来的理由。
　　王朔有一本小说，题目就是《动物凶猛》。如今这年月，人生无常，世事诡异。动物们躲的躲，藏的藏，能吃的已被人吃掉了，留下的便是被驯化了的，温顺得很。相反，在人们的眼里，人倒是凶猛起来了：在广西钦州，有的城监是凶猛的；在陕西山阳，有的警察是凶猛的；在湖南嘉禾，房屋拆迁者是凶猛的……甚至在广东湛江，遂溪县海洋与渔业局局长宣雄将副局长陈振杀害于他的办公室，而宣雄交待的杀人动机是因为陈多次在公开场合称要接替自己局长的位置，故心生愤怒，“凶猛”地杀掉了陈。更令人拍案惊奇的凶猛者是在浙江慈溪，因为雨水溅身这一小事而发生了口角，开着“甲壳虫”的孙某便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用“甲壳虫”凶猛地去撞死了骑摩托车的年仅38岁的叶永青，撞之前孙某还抛出一句“豪言”：“信不信，我花两三百万撞死你。”据报道，孙某是身家几个亿的学成归来的年轻富豪。
　　按理说，为官者学成归来者都应是儒雅之士，不是满腹经纶，就是风度翩翩，懂得温良恭让之礼。然而现在，湛江的宣雄和慈溪的孙某都沦为凶猛的杀人之徒。那么又是什么让宣雄和孙某变得如此地凶猛？他们自己的话中已有明确的答案，很简单：一个是为官，一个是因为有了钱。
　　呜呼，官位和金钱，使这些人凶猛起来，结果了他人性命，也会结束自己的性命。我不知道这是为了官位而凶猛者和因为有了金钱而凶猛者无暇顾忌的还是不屑顾忌的。 
 
 

    人到中年，一不小心便会陷入记忆的重重围困。记忆是一张巨大的蜘蛛网，你在里面折腾得越起劲，那网就收得越紧密。

    去年暑假的一天，青年时代的诗友王世勋不约而至。世勋那时是中学生校园诗坛的后起之秀，眼下已经成了一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文化活动家，我们之间的来往时断时续。他带着份弥足珍贵的名单，名单上全是我一直深深牵挂的上世纪80年代中学生校园诗坛的风云人物。据他说，他的登门，是受了远在黑龙江的一位诗友重托。

    这位诗友叫姜红伟，是当年《中学生校园诗报》的盟主，一个有着中学生诗江湖“及时雨”诨号的传奇汉子。遗憾的是我们止于神交，而且过早地中断了联系。据世勋介绍，去年6月12日至7月21日，红伟带着9岁的女儿走出隐身多年的大兴安岭，先后奔赴哈尔滨、北京、黄山、杭州、上海、苏州、广州、深圳等8座城市，探访了40多位失散已久的诗友，如今正在酝酿编纂《怀旧我们的八十年代——中国1980年代中学生校园诗歌运动档案》。由于在那个激情飞扬的岁月，我是“中学生文学第一刊”《中学生文学》的诗歌编辑，红伟希望我也能写一篇纪念文章。

    一番动情的电话寒暄后，我毫不犹豫答应了红伟的要求，而且随后就把手头珍藏的一套《中学生文学》合订本寄给了他。在我看来，他所从事的无疑是一桩功德无量、有着填补历史空白意义的工作——我也曾多次萌生这样的愿望，却总是缺乏足够的勇气，红伟此举，可以圆我、也可以圆整整一代人的梦。不料，日子一天天飞逝，我却迟迟动不了笔。倒不全然是由于工作忙乱兼之生性懒散，实在是这个突如其来的事件，恰似一道神奇的闪电，劈开了我尘封多年的心灵，让我为之震荡，为之迷离恍惚，为之思绪起伏不定，却又一时无从言说。

    在这期间，借赴京出差之便，我先后见到了那份名单里的师永刚、邱华栋、景旭峰、洪烛、江小鱼、叶匡政。他们都已成为京城文化界的大腕儿，却依然很念旧，依然尊我为老师。而我深知，我这位“老师”，无论是当年还是现在，都做得极其勉强和惭愧。

    想想看，20世纪80年代，我的诗歌生活，该是一种多么滑稽的漫画式的态势：

    一方面，作为一名初出茅庐的诗歌朝圣者，我的左手刚刚向缪斯的神坛抛出一把系着银链的飞抓，正一步一趔趄，沿着陡峭的山崖向前笨拙地攀援；

    另一方面，作为一名自命不凡的诗歌向导，我的右手则挥舞着一面随风招展的旗帜，对着身后缪斯更年轻的信徒，频频摇响一连串火红的信号。

   “左手在前，右手在后”，一年来，这个景象一直定格在我的眼前和梦里，那么，就干脆以此为入口，开始我七彩纷呈、五味俱全的往事之旅吧……

                   我与缪斯女神的初恋

    大约是在1981年初夏，一个没有丝毫先兆的日子，正在全身心备战高考的我，突然被一枚传自同学手上的陨石击中，自由诗的火种顿时播入我的生命，我与缪斯也就从此结下剪不断、理还乱的绵绵情缘。这枚陨石，就是郭沫若赖以照亮“五四”天空的《凤凰涅槃》。在那个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过于匮乏的岁月里，身为农家子弟的我对诗歌的认知，之前完全限于语文教材里政治色彩和教化意味都一再强化的作品，以及一卷被我攥得发黄的家传的《元白诗选》。

    同年秋天，我考进了山西师范学院（1984年才升格为山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懵懵懂懂中，很快与二年级的一帮师兄打成一片。师兄们当时办了一份油印小报《汾舟》，入学伊始，我便加盟其间。次年，我们又筹建了一个短命的“春笋”诗社。艾青、臧克家、普希金、惠特曼们转眼成为过去时，因为朦胧诗的论战，已在我们心中引燃了现代主义诗歌的熊熊圣火。我们面红耳赤地争论着对于北岛的《回答》、舒婷的《流水线》、顾城的《远和近》的理解，同时又兴奋莫名地抢阅着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以及后来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三篇宏论，波德莱尔、维尔哈伦、叶芝、洛尔伽、戴望舒、徐志摩、九叶诗人等成了我们头顶最闪光的星辰。

    小报和诗社的主创者，是一位热衷于哲学研究的段姓师兄。由于他和其他学校的朋友经常交流对政局的看法，那时节春寒料峭，波诡云谲，“极左”思潮经常沉渣泛起，他不久便被当作反动团体的小头目收审，以至遭受勒令退学的处分。此事我们一干人预先毫不知情，但后来据段师兄说，当时大家受他之累，都在公安局挂了号。最可悲的是，在这段人人自危的日子里，一位专司刻蜡版的张姓师兄，夜深人静、无边的恐惧降临之际，居然将自己外貌与神情都酷似傅雷的头颅，用铁丝挂在了汾河边的枯树上。至今我依然记得，那天的太阳，充了血似的，通红通红，一如我们肿胀的眼睛。

    小报停刊，诗社的成员也作鸟兽散，我感到郁闷极了，便一头扎进了图书馆和阅览室，继续独自探寻通往缪斯迷宫的道路。荷马史诗、歌德的《浮士德》、泰戈尔的《新月集》、艾略特的《荒原》、冯至的十四行诗……这些不同时期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著作和篇章，都是我精神漫游中狂饮的琼浆玉液，都是我业已沉静的灵魂的探照灯。在此期间，我的诗歌创作也开始告别稚嫩，走向丰盈。1985年4月4日，山西日报“黄河诗会”专栏刊出了我的小诗《溜入旱冰场》。这是我献给缪斯女神的第一份贡品，尽管现在看来还很不成器，冥冥之中，却似乎立马博得了她的庇护──毕业之际，这首诗就是我跻身语文报社的唯一一枚敲门砖。

            永远的《中学生文学》

    1985年8月，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我就有幸参加了语文报社在山西大同举行的第三届全国中学生语文夏令营和《语文报》编辑工作会议。正是在夏令营上，鉴于当时中学生文学运动已经遍地开花、如火如荼，而除了《语文报》《春笋报》《中学生学习报》《少年文艺》外，其他大多报刊依然对中学生紧锁着门户，为进一步推动中学生文学事业的繁荣，向文坛培养和输送后续人才，报社领导果断作出了创办《中学生文学》月刊的决议。

    1986年1月，《中学生文学》在大江南北的一片欢呼中诞生， 5月份，我开始调入该刊编辑部接手诗歌编辑工作。

    作为“中学生文学第一刊”，《中学生文学》有着明确的办刊宗旨：“中学生写，写中学生”。一开始，它打的旗号是：“这是一个摇篮，养育着文坛上新的一代；这是一座桥梁，连接着祖国文学的未来”；次年则易为“抒写当代中学生热血豪情理想追求，展示当代中学生烦恼苦衷探索奋斗”。它所聘请的顾问团阵容十分强大，叶永烈、刘心武、庄之明、成一、沙叶新、苏叔阳、李存葆、张炜、肖复兴、罗辰生、祖慰、赵丽宏、贾平凹、韩少华、舒婷、焦祖尧、傅天琳、路遥，以及后来增补的吴思敬和林染，这些新时期中国文坛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中青年小说家、散文家、剧作家、报告文学家、诗人和理论家，对《中学生文学》给予了盛情的关注和源源不断的支持。除此之外，郑义、张石山、张发、陈建功、李锐、丁芒、于沙、范小青、车前子、寒枫、韩石山、尹世霖、谢泳、王东满、李元洛、叶延滨等著名作家和诗人，也曾应邀撰写了一系列精辟、独到的理论文章和评点文字。

    最令我们自豪和骄傲的，是当年中学生文坛的上千名才子才女，都曾在《中学生文学》登台亮相；其领军人物诸如邱华栋、王军（洪烛）、景旭峰、马萧萧、晓波、师永刚、江熙（江小鱼）、叶匡政、段华、毛梦溪、叶宁、周劲松、段钢、何葆国、黎瑞刚、欧宁、何平、左靖、夏季风、安武林、左春和、吉春、徐润、苏婷、寒玉、北极、陆俏梅、林菁菁、李作明、夏雨清、聂作平、郁舟、李长风、半岛、冷馨儿、海啸、南岛、孙海、叶青、他他、李跃、刘肖、黑骏马、李建国、吕天琳、刘晓瑜等，也是从《中学生文学》展翅腾飞的，如今他们都成了各行各业的翘楚。

    可悲的是，就在《中学生文学》如日中天，期发行量突破15万份之际，1987年后半年，新闻出版界开始大整顿，据说定下了砍掉四分之一报刊的硬指标。当时报社正好两报两刊，一个是元老，一个是招牌，一个是经济支柱，就这样，小字辈的《中学生文学》便惨遭斧钺之祸，被吊销了期刊登记证。1988年1～6月，不得不交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书代刊、自办发行。1988年下半年，天眼一开，刊号总算恢复，但当此之际，邮局订户已经全军覆没，基本的开支都没有保障，无奈之中，报社便酝酿着改办《青少年文化生活报》。在读者的强烈呼吁下，1989年7～12月，我们还是编辑出版了报纸形式的《中学生文学》。接下来，“六四”学潮所引发的风波，终于导致它彻底销声匿迹，遁入了幽深而荒诞的历史隧道。

    虽然时乖运蹇，《中学生文学》仅仅存活了4个年头，但正如姜红伟在《怀旧我们的八十年代——中国1980年代中学生校园诗歌运动档案》中所总结的那样：“一部《中学生文学》的创办历史，几乎就是半部八十年代中学生校园文学史。自1989年《中学生文学》停刊至今，在20年间，中国再没有出现一本像《中学生文学》这样影响之深远、发行之广泛、作者之众多、作品之优秀的专门面向中学生诗人、作家的文学刊物。所以说，如果没有《中学生文学》的创办，八十年代中学生文学绝对不可能形成一股浩浩荡荡的潮流，绝对不可能出现一个空前绝后的黄金时代，八十年代中学生文学史必将空缺许多精彩的内容。”

   《中学生文学》香销玉陨后，许多次，我们曾探讨过让它起死回生，但每一次，我们都清醒而悲哀地看到，20世纪80年代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光辉，已经为拜金主义和娱乐主义的怪兽一口吞噬，无人问津的缪斯女神逐渐退缩到象牙塔内；而在中学校园里，应试教育的阴霾也越来越浓重，中学生文学梦的土壤已经流失。

    永远的《中学生文学》，仅仅属于那个狂飙突进的时代，也仅仅属于那一批有着无限的虔诚和纯情的少男少女！

                   跨越时空的集体成年礼

    “像毛利人的少年必须经受住三名成年男子的挑战，秘鲁的少年必须跳过一座悬崖，墨西哥的少年必须负巨石泅渡海峡，以证明他们的成年一样（见著名作家筱敏《成年礼》一文）”，在我看来，20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中国校园诗歌运动，在一定意义上，对于我、对于整整一代中学生诗人，都不啻于一场跨越时空的集体成年礼。

    就这些中学生来说，他们当时正处于小荷初露尖尖角的成长期，整个身心充满了朝气、活力和斑斓的梦想，以及向世界发言和挑战的激情。是这场成年礼，给了他们塑造自我、展示自我的旋转舞台，给了他们迎接未来生活的信心、勇气、智慧和创造性能力，让他们许多人在赢得鲜花和掌声的同时，也赢得了美妙的机遇和烫金的通行证，也让更多的人面对一系列坎坷和磨难，都没有垂下高贵的头颅！

    在我而言，由于少年时期始终生活在一种偏僻、封闭而又压抑的社会环境中，与同龄人相比，心智结构要晚熟得多，二十郎当岁的人了，还像十七八的人一样好奇，爱幻想，像一块透明的纯真的水晶。这场成年礼，也是我从蒙昧到觉醒、从迷狂到理性的一个重要的转捩点。

    话说回来，也许正因我们在心理上异质同构，我们才能充分达成思想的契合和情感的共鸣，也才能在诗艺上平等切磋和互相促进。 “教学相长”的最高境界，不就是如此吗？

    4年间，我和他们通信、面谈，倾吐着自己对人生、对社会、对艺术价值和魅力的感受与体验。为了给那些优秀的中学生诗歌撰写评点文字，我生吞活剥地品味着大堆西方现代派的理论成果。这番苦功所带来的直接效应是，我的一系列评点文字，虽然让很多学生如坠云里雾里，摸不着头脑，那些先知先觉者却倍感新鲜和独特，至今有的人仍叹赏不已。后来，当我参与《朦胧诗名篇鉴赏辞典》《台湾新诗鉴赏辞典》以及《中国文学语言艺术大辞典》的编写工作时，也是仗了这番苦功，才不至于贻笑方家。

    4年间，读着徐润的《给哥哥》，读着叶匡政的《冬的变奏狂想》，读着陆俏梅的《南方唱给北方的情歌》，读着邱华栋的《西部城市交响曲》，读着苏婷的《冬日太阳》，读着半岛的《很远的家》……我的灵感有如泉涌，创作空间大面积拓展，艺术水准也有明显提升，我的短诗《青龙山的唢呐声》《风陵渡》《深山回响》《悲哀》《叩子》《第一个信号》和组诗《戴镣铐的小村》，就是这个阶段冲刺到了《星星》《黄河》等诗界高地的。

    世纪末诗坛的喧哗和骚动过后，塞壬的歌声飘满天空，我们都被日趋高涨的商品经济大潮卷到了现实的岸上，像一群突然被乖戾的命运冷落和遗弃的小黄鱼。我们有过迷茫，有过委屈，有过炼狱般的煎熬，也有过不甘束手就擒的抗争。随后，尽管缪斯依然高踞神殿，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向她行过三鞠躬礼，便开始决绝地各奔东西，去寻找自己在这个世界的新的座标。只有少数痴迷不悟者，仍旧带着泪与笑，坚守在她的周围，成为这已彻底世俗化和功利化的社会最后的天使和圣徒……

    从时间的沙尘中拔出身来，检视20年来个人的生命轨迹，虽然难免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大体上，倒也没有太多的遗憾。工作顺利，生活稳定,与缪斯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作品七零八落散见于《诗刊》《星星》《诗歌报》等报刊，并被收入《海内外新诗选萃》《朦胧诗二十五年》等图书，1996年还得偿所愿出版了自己的诗集《闭目而视》，我也该气定神闲、心满意足了。

    与此同时，浏览着20世纪80年代中学生校园诗人的博客，追踪着他们交织着悲欢离合的心路历程，我的脑子里却一会儿清明，一会儿混沌。我着了魔似地拷问自己：那年月，如果他们不是听从我们的引导，去争先恐后品尝文学这枚青春期的禁果，他们的命运将如何？如果我们当时以至后来，能多为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一切又是否会改写？尤其有两点让我感到极其遗憾，却又终生也无法弥补：

    首先，那4年间，《中学生文学》所编选的部分作品，虽然也曾引起过诗界的关注（比如，陆俏梅的《南方唱给北方的情歌》曾由著名诗人林染力荐给诗刊社《未名诗人》；1987年7～8月的“诗歌特大号”，也曾有14首诗被《诗刊》转载，该刊副主编刘湛秋甚至特意撰写了一篇专稿，对这些作品予以积极的肯定），但我们作为“伯乐”，当时既缺乏向大众诗坛积极推举新人新作的意识，在中学生校园诗理论建设上所做的也远远不到位，他们中的许多佼佼者，这才不得不以一己之力，去苦苦打拼，最后才被大众诗坛接纳。

    再从大众诗坛来看，几十年来，中国大、中学生的校园诗，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被有意无意地漠视，至今在正统的文学刊物上，仍然处于点缀性的、边缘化的位置。中国当代诗歌史研究专家洪子诚在论及北大校园诗歌时，曾不无自责地说道：“对于北大诗人的诗，我读得不很系统。原因在于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校园诗歌’是一种习作性质的诗。这个判断所包含的意思还有，它们是狭隘的，缺乏‘深厚’的生活体验的，‘学生腔’的，模仿性的等等。这种观念主要形成于五六十年代，那时，诗据说只能生产于车间、地头和兵营。”（见《我和“北大诗人”们》一文）。呜呼！睿智、中正、包容如洪子诚教授，对前有汉园三诗人，后有海子、骆一禾、西川、臧棣等奇才的北大校园诗坛，都犯过这样一种“判断力上的毛病”，何况那些向来对校园诗歌不屑一顾的桂冠诗人和金牌评论家呢？等而下之的中学生校园诗歌的遭际，也就可想而知了！

    其次，20世纪80年代中学生诗人中，不少幸运儿都凭借缪斯所赋予的金钥匙，破格或免试敲开了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等一流学府的大门，但更多的人特别是那些乡下孩子，则连普通大学都不得而入。回想起来，我们唯一可以自慰的，是当时以编辑部名义向武汉大学力荐邱华栋，而且得到了刘道玉校长的高度认可。除此之外，对其他人，我们都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职责和义务。多年来，我经常为此内疚，同时也对唯高考马首是瞻的教育痼疾深恶痛绝，1994年，还曾以澹明的名义，在《语文报＊七彩月末》发表过一篇散文《蓓蕾的寥落》，把我的愤懑与无奈，一股脑儿倾泄出去，这才归于平和。

    拉拉杂杂写到这里，该是结束的时候了。最后，我想提请读者诸君注意的是：

    20世纪80年代那场中学生校园诗歌运动，放眼自古及今的世界文学史，也是绝无仅有的。现在，我们应该就它对于中国诗坛的贡献和影响，进行全面、深入、公正的评估。

    红伟君已经揭竿而起，愿更多的有识之士共襄义举！

    作为一名在这场运动中“左手在前，右手在后”的见证人，我衷心期待着、期待着！

                            2007年9月17日～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