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 1969 年 1 月 23 日去插队的。

我插队的地方，放眼望去，大山连着小山，一个个的村落就撒落在大山连着小山的盆地里 。

每天黄昏，山那边星落奇布的村庄炊烟袅袅，牧童吆喝归牛隐约可闻。

这时， 我爱静静地坐在门坎上，对着这连绵的山峦，重叠的峰岭出神。有时也会觉得数月前山尽头那边“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轰轰烈烈日子有点恍如隔世……

一天，我到大队部去领知青学习材料。一进门，见几个知青围着一张<<人民日报>>在激动地议论着“珍宝岛事件”。我立即感觉势态的严重性，脑海里尽是二战时苏联红军漫山遍野的坦克，铺天盖地的飞机，震耳欲聋的“乌拉”……思及反修第一线需要我们，顿时觉得热血沸腾！

我们决定：立即分头将这头等重大新闻告知各生产队！      

我一脚高一脚低，一口气奔回生产队。

村里静悄悄的，只有几只母鸡在“咯咯”地觅食 。

“村小”民办老师见我气急败坏的样子，赶紧告诉我全队都在粮库开会。

我三脚并作两步直奔粮库， “嘭”一声推开大门！上气不接下气，连比带划地嚷道：“不，不…得 …了！不得了啦 ！”

全场错愕 ！

蹲在凳子上的阿珠队长，挺直腰杆目瞪口呆地望着我。

我赶紧喘过一口气，说：“中…苏…要大…战啦！”

队长皱紧眉头问：“什么？你说什么？”

我咽一口气，一字一顿地说：“中—国—和—苏—修—打—起—来—啦！！！”

全场人你望我，我望你。

有人用壮话问丢下课堂也跟着我跑过来的“村小”老师 。

不知他说了些什么。人们似乎平静了下来。

我马上被贫下中农这种临危不惧，处变不惊的大无畏英勇气概所折服！同时也为自己的惊慌失措感到有点无地自容。

阿珠晃悠起二郎腿， 笑眯眯地用“官话”对我说：“我还以为是生产队的那两头牛  ‘冲’和‘苏’打架掉下山了……”

人们哄堂大笑！ 还有人抱着肚子跌到地上去了……

后来我才知道， 整条村庄走得最远的要算“金四”爸。 他作为伙夫曾随桂系军阀廖磊的第七军到过隔壁县城。其他的人最远的到过邻县的三差镇。那里有个火车站，两条铁轨通到天的尽头。村里没有人坐过火车，几个胆大的青年背上米，想看看铁轨那头到底是什么？不出两天，郁郁寡欢而返，绝口不提到底看到什么，有人还抱病不起……

当地人说火车行走的“咚咚铛铛，咚咚铛铛”的节奏响声是在说“三差六塘，三差六塘”。光看音谐节奏 ，倒很形象。不信你试合着火车的节奏说“三差六塘， 三差六塘”，很合拍！ 不得不佩服当地人的想象力。但他们对世界的概念，就是“三差六塘”，让人欲哭不能，欲笑不忍！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二三事

一、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欢送知青下乡那天，体育场上人山人海，锣鼓喧天。

我戴着一朵大红花，拎着一个学校补助的“提桶”，有点茫茫然不知所措。有人“嘿”我一声，回头看，是我们文革文艺队的报幕员，那时我是她的队长。我看看她胸前很抢眼的“文艺工作团”的徽章。

她笑笑， 牙齿白白的：“分去哪里？”  

“六塘。”

“真的？”

“还有什么真的假的！”

“我是说，有一年我们文艺队的车子经过六塘，你指着两边的稻田说，以后能来这里就好了！”

她比我高一年级，在我们那种年纪，女的大一岁就“老”了很多，我没太在意， 想不到她会记得我说过这话。28 年后，她随团访问美国，给我来电话，又提到这件事。

我说：“我真的说过吗？ 我怎么就记不得？”

她笑了，电话里看不到是不是白白的牙齿。笑完，她轻轻地说：“你猜！”

体育场人山人海，送知青的卡车看不到头。但出了市郊，卡车越走越少，后来就稀稀拉拉了。到了六塘，望不到头的路上，就剩我们一辆车。这一车人再分乘三四辆拖拉机到各自的大队。到了大队连手扶拖拉机都没有了。其实，那种单缸的“手扶”不坐也罢，直抛得你“四海翻腾云水怒”。大队部空空的，隔壁的民办老师告诉我们，天黑前有牛车来接我们去各自的村庄。大家等了一会儿，似乎都坐立不安，急于看到那个穷尽我们想象的“家”。于是大家又各自拎上提桶，背起被包，按民办老师的指点，各奔西东。走了 一阵，我趁换手拎提桶之际，回目张望，只见茫茫的田野上那三两点远去的“被包”。

25 年后， 1994 年我从美国回去。当了房地产老总的小胖告诉我，转完户口那天，我静静地坐在江边很久很久没有说话。这个情节我记不得了。我只记得送我们到农村去的曾老师，临回城前，从公社翻山越岭专程赶到我插队的村落看我。当时夕阳西下，我正坐在村后那个波光粼粼的水库旁。曾老师曾经是我妈妈的学生，见了他，我也没说什么，只说：“曾老师，您看这个水库好漂亮的！”他摸摸我的头 ，一句话没说，默默地站了一会，就走了。我回过头来，望着曾老师在弯弯的红土小路上匆匆远去……

插队就是与贫下中农“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可能是为数不多的真正与贫下中农“四同” 的知青，即“三同”再加上“同睡”。我被分配与户主“阿德”同睡一铺床，稻草垫得厚厚的，同床的还有三四个阿德的男孩。阿德说，他在这铺床睡时，我睡最里边，男孩们睡中间，他睡最外面。他不在这里睡时，我睡最外面，以防小孩掉下床。我怎么也搞不懂他怎么会有时睡这里有时不睡这里？不睡这里时又睡哪里？ 每次我要落实睡里边还是睡外边的时侯，阿德总有点不耐烦。有时我睡外边，醒来时他已在里面睡得兮哩呼噜的。有时我睡里面，孩子掉下床哭得死去活来，这才发现整夜外边都没有人。现在想来，大概那就是农村搞的计划生育吧。

到了那个叫作“青”的村子。当晚，叫作“阿珠”的生产队长请我们四个插青到他家去作客。天黑了，第一次在没有电灯的环境里生活，只觉四处朦朦胧胧，看不到底儿，摸不着边儿。队长的堂屋点了一盏油灯，很不亮。好像满是人，男人、女人、大人、小人，就是看不太清。他们都拥来看我们四个城里来的“官人”(当地壮家把上边派下来的外地人叫“官人”)。听说桂系军阀统一广西时，曾有一队白崇禧的人从村后走过。也有人说是红七军北上。天知道！只有牛倌一人见过。那还是几十年前的事了。这次一来就是四个，上头还说要取媳妇“扎根”什么的。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都来看到底我们有几白净！比不比得上记工员“阿荣”媳妇的奶子？

壮族人的菜除了几块白白的猪肉，就是糊糊的面条。还自嘲：“壮人不懂理，米送米” (香港人在“送”字边加“食”旁， 意即“就”菜吃的“就”)。那种地方也知道面条和米都是碳水化合物，真是 AMAZING！当地人喝的酒叫“糖泡酒”，据说是苷蔗渣酿的，都能点得着蓝蓝的火苗！我们四个，除“大张”自称有年过节偷喝过一口他爸的“通化葡萄酒”外，都还是“处男”。

我们一进屋，只听见人们“咦”的一声，然后是低声的议论纷纷，后来又吵吵嚷嚷起来，但说的都是壮话，我们一句也不懂。

突然阿珠队长用“官话” (当地的“普通话”)说：“白？等一下是红是白还不知道呢！”

当然，我们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在议论我们的白，并一致认为我们很白，特别是我，比媳妇们挤出来的奶汁都白。主要的争论是“大张”白还是阿荣媳妇的奶子白？

阿珠一把抓住我的手，对满屋的人说：“我们一起来学习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 去'一 ， 二， 三 ！”

大家一窝蜂地高声朗读：“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

阿珠问我：“你接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我说：“当然接受！不然来这里干什么？！”

“接受就好！” 他转头吩咐：“拿杯酒来！”

我傻笑着看他。

他递过酒杯，也傻笑着对我说：“喝下去！”

这杯贫下中农的“糖泡酒”直灌得我六神不在， 七窍升烟。后来又喝了多少，是怎么醉的， 又怎样吐得一蹋糊涂，一概不知。只记得有人扶我回来，月亮已升起来，圆圆大大的，晃来晃去。

第二天，阿德指着他那只四脚朝天的狗说：“我的狗吃了你吐的东西，现在还没醒，它也是第一次……”   

教育更是一个好东西

前段时间，俞可平先生提出“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观点，让人为之一振。但可惜的是，“民主是个好东西”的前提是什么？俞先生没有指出来。一个论述缺乏明确的前提，不能说不是一个遗憾。“教育”不仅是“民主成为一个好东西”的前提，而且在民主政治的建设和国家现代化的建设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88年前，五四运动把“D先生”(Democracy，民主)和“S先生”(Science，科学)请到中国。历史走了一个圈，人们又开始重新谈论两位“先生”。我认为，五四运动的最大缺陷在于没有请来“E先生”(Education，教育)。正是因为没有“E先生”作铺路石，“D先生”和“S先生”才会如此步履艰难。

18年前我选择了“E先生”作为我攻读博士的专业。因为我深信一个古朴的水桶定理：“一只桶的装水量，取决于最差、最短的那块桶板。”也就是说，“D先生”和“S先生”能走多远，完全取决于“E先生”的行程。而教育正是制约中国发展的那块“短板”。

为这个教育优先的观点，我与许多人争论过。

38年前，我到并不算太偏远的壮乡插队。某日，我到公社领“插青”学习资料，得知“珍宝岛事件”爆发。我一脚高一脚低地跑回村子，农民正在粮库开会。我一把推开大门，上气不接下气地：“不好啦，中国和苏修打起来了！”全场错愕！村长紧张地用壮话询问我在说什么？有人把我的话翻译给他听。他悠晃起二郎腿说：“我还以为生产队的牛掉下山了！”人们哄堂大笑，有人竟捧着肚子笑翻在地上。全村唯一的“知识分子”是村小民办教师，本身也就初小文化，加减乘除还行，读报就有些勉为其难了，也不知他是怎么给村长翻译“苏修”和“珍宝岛事件”的。但我深信：要这些朴素的农民去接受民主思想，去决定国家命运的大事，还有相当一段路要走。

如果说民主是人“民”作“主”，是少数服从多数的话，人民的素质，决定了民主的质量，甚至是民主的性质。

鲁迅的<<药>>讲了一个非常发人深省的故事。有人问，这到底是“华”家还是“夏”家的悲剧？夏瑜被杀，被吃，被骂……这是“华”、“夏”两家――“华夏”的悲剧。但什么是救治“华夏”的“药”呢？我想，鲁迅讲的“药”就是教育，而不是“民主”。因为，如果华老栓手上有一票，是断不会投给夏瑜的。而刽子手用人血馒头又是可以换他手中那一票的……

我曾经读到<<小康>>的一则报道：2006年8月，闽南地区鼎美村竞选村长，两位候选人到关帝庙发誓不贿选。结果，记者采访的大部分村民都有意见：过去大伙儿可以从贿选中得到一些钱，不贿选则得不到钱……。当然，有点村民也反对贿选，认为：当选者会加倍捞回贿选的钱。

所以说“民主是个好东西”的前提，是作“主”的人“民”需要启蒙，需要教育，需要具备较高素质。因此，“教育更是一个好东西”。换言之，只有教育才能使民主成为一个好东西；反之，没有教育，民主也可以变成一个坏东西。君不见，欧洲有民主迫害(哲学家被残害，思想家被放逐)，非洲有民主暴政(多数民族屠杀少数民族)，亚洲有集体犯法(民主决议去共同贪污)，美洲有共拥邪教(由多数教徒拥戴罪恶的教主)……。甚至被许多人视为最民主的美国陪审团制度，由于陪审团成员素质低下，也可能成为“民主犯罪”――把有罪判无罪，或把无罪判有罪。数年前O. J. 辛普森案件，不是证据说了算，是素质不高的陪审团成员说了算。

        民主的最基本条件是人民必须获得资讯，但是人们获取资讯、消化资讯、认识资讯的能力，必须通过教育来培育和提升。

        人民是伟大的，但人民也是需要教育的。许多美国教授就常感叹那些投票给富人党的穷人缺乏教育。民主是神圣的，但大多数人的意志，并不一定是好东西。你可以到一些网站看看，如果以点击率来决定最受欢迎的博客文章，点击率最高的不但可能不是最好、最有品位的文章，反而可能是最庸俗、最低级的文章。可见，虽然网民们有了获取资讯的能力，但消化资讯、认识资讯的能力，还有待教育去提高。因此，教育的程度往往与民主的质量成正比。

教育既可以是民主的直接载体――通过“传道”来传播民主的理念。特别是当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时，更需要教育这个载体去传播民主的宽容。同时，教育又可以是独立于民主这种理念层面的“授业”行为，通过对数理化及人文学科的传授来间接地育化人们接受民主理念的素养。当然，作为教学行为，教育本身也可以是一种最直接的民主示范。正所谓“教书育人”概括地描述了教育与民主的关系。

至于“E先生”与“S先生”的关系则更简单明了：科技直接由教育进行传播；没有教育，科技将寸步难行。在我插队的农村，某夜放映<<地道战>>，次日一大早放映员要赶去另一公社，发现朦胧中有人在晒谷坪上摸索……。于是问道：“老乡，找什么呀？”答曰：“昨天打仗打了一夜晚，怎么连一颗子弹壳也找不到……”这个心酸的笑话，近40年了仍让人耿耿于怀。

民主讲尊重多数，科学讲尊重真理。但是，没有教育，多数人的意志可能会扼杀了真理；没有教育，人们又难以探索真理。因此，没有教育，民主很难成为一个好东西；同样，没有教育，科学等同于无知。

可以说，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国民受教育的程度。由于中国数千年封建意识对民众的影响甚深，教育就成了提高国民素质的第一要素。

        然而，教育是中性的，教育可以启蒙人，也可以蒙蔽人。我这里说的“教育”是指现代化的教育，即用先进的教育理念和先进的教学方式去传播最现代化的知识，去培育具有独立思考、批判思维、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具有现代文明、道德、情操和人格的受教育者。

有什么样的教育，就有什么样的未来；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没有教育的现代化，就没有具备科学素养和民主素质的一流国民；没用一流的国民，就没用一流的国家。

建设民主、繁荣、富强的中国，我们迫切需要的是“教育这个好东西”。

玩是孩子道德养成的摇篮 (之三)

到底什么是“玩”对道德养成的意义？

成年人喜欢把自己的生活逻辑，搬到孩子的世界里。既然成人干活、吃饭、学习都有个目的，那么孩子的行为也应有个目的......

     我认为，我们虽然可以在“玩”中启蒙道德，养成道德，但并不是每一个游戏，每一次活动，没一次玩耍都非要有一个道德的目的。

其实，在孩子的社会生活中，很多时候孩子的游戏活动是没有直接目的的。孩子间的打打闹闹，根本谈不上什么目的或意义。但从孩子的情感，心理发育上看，又不能不承认这些活动，在孩子发育成长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因此，成人不应该用想当然的方式去看孩子的活动，去安排孩子的活动，去划分什么活动有意义，什么活动没有意义。

我反对刻意地去划分孩子的什么活动“有意义”？什么活动“没有意义”？但我赞成要坚决阻止孩子的一些“有害”的活动。

     我们的文化，一方面不屑于把道德和“玩耍”有机地连在一起；另一方面又刻意地去划分孩子的活动是否“有意义”。

     我们总是把道德看得高高在上。因此，“玩耍”要为道德服务。也因此，不屑于主动地把道德融入“玩耍”中。

     我们实在需要走出道德的误区，去思考：

     如何在“玩”中启蒙道德？

     如何在“玩”中体现道德？

     如何在“玩”中培养道德？

      道德并不是那么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东西”；道德也并不总是板着脸孔的说教和灌输。道德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启蒙和培养。而“玩”在孩子的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以说“玩”是孩子道德启蒙的摇篮。

一个小小的儿时的游戏，也可能对人的一生产生深远的影响。

小时候我最爱玩的游戏之一是“官兵抓强盗”。在这个游戏中，我学到了“忠于职守”，以致我现在做事的认真态度，让不少人无法理解。

当时，有一本大概是从苏联翻译过来的连环画图书。

故事梗概至今还记得：有一群孩子在公园里玩“打仗”的游戏。有一个孩子被“上级”分派去一个十分“重要”的岗位站岗。谁知，游戏刚开始没多久，突然阴云密布，眼看要翻风下雨。其他的孩子，包括这位孩子的“上司”都跑回家去了，而他却坚守自己的岗位。爸爸妈妈找到公园。他说：在接受任务时，他做了保证－－没有命令，绝不擅离职守！大雨很快就要来临，怎么办呢？这对父母请来穿着制服的全副武装的警察。警察向孩子立正敬礼后，很像回事地表扬了孩子的忠于职守！并且告诉孩子：他的任务已经圆满地完成，现在他代表“司令员”命令这位忠诚的“战士”与父母一道回家！孩子这才 “撤离岗位”，高高兴兴地跟父母回家。

      回想起来,就是这本破破烂烂的没有了封面的连环画，不但影响了我在我的“官兵抓强盗”的游戏中的认真态度，而且影响了我成人以后的做事态度。

孩子需要孩子的群体意识，需要孩子自己的文化氛围。这就是孩子的精神世界，是孩子成熟的摇篮。

孩子更容易在，也更愿意在这种没有说教的环境里，启蒙自己的道德，培养自己的道德。

美国中学生的网球赛，让我最感兴趣的一点，是没有裁判，没有司线，没有记录……一切都由进行比赛的双方队员“兼职”完成。有问题，有矛盾，也由双方参赛的孩子通过自行协商、协调，加以解决。

刚开始时，我不敢相信，认为这是美国中学网球场上的第二个<<新天方夜谭>>！即使有裁判，有司线，有记录，就是成熟了的成人还永远会为一个争议球争执不休，“黑哨”“红哨”地骂不清楚，更何况没有裁判监督的孩子？

出不出线，得不得分，双方各自得了多少分，全部由比赛的双方自己说了算。场上只有“你死我活”的两个对手，没有公正人，谁说了算？网球赛往往一个球就能决定双方的“生”与“死”，而这个或“胜”或“负”的关键一球，要由两个“敌对”的孩子来说了算，如果其中有一个道德出了问题，就成了死无对证……

不可思议的是，儿子在中学打了三年网球，正式的非正式的比赛，少说也打了上百场，竟然没有发生过，也没有听闻发生过因为我担心的这种“纠纷”，而进行不下去的比赛。

     桌面上下棋，下不过就在桌底下踢人。这是讥讽无棋德者的笑话，进而暗喻不遵守规矩的法治观念淡薄者。

     孩子从小在“玩”中学会遵守“游戏规则”，这很重要。遵不遵守游戏规则，关系到是否公平竞赛？讲不讲道德的问题？使坏、耍赖，昧着良心颠倒黑白的不道德行为，连本方队员和教练都会不齿。

     在“玩”中学会遵守“游戏规则”，培养道德观念和法治意识，为将来的社会实践打下坚实的基础。

     孩子在“玩”中，不仅能启蒙和养成“费厄泼赖”的道德意识；还能够在培养团队精神的同时，启蒙和培养互相理解，互相尊重的道德观念。

      我们的美国朋友海琳的大女儿杰西卡,参加社区足球队，一路打进了社区的冠亚军决赛。那天杰西卡的足球队得了冠军.

比赛结束后，胜方的家长，观众们热烈地鼓掌，并搭起了一个“凯旋门”，让洋洋得意的获胜者钻过。忽然，我听到球场的另一边也响起了掌声。转头一看，原来是输方的家长和队员们也为胜方鼓掌，并且还站成两排，搭起了另一个“凯旋门”，等着胜方的队员们去钻。等杰西卡带着伙伴们欢快地钻过凯旋门时，没有任何人刻意去组织，所有的观众，家长都自动走到一起，又搭起了一个长长的“凯旋门”，让两队的孩子手拉着手欢笑着跑过这座长长的由双方家长和观众搭成的“凯旋门”。整个球场充满了一种让人感动不己的崇高的道德气氛。这时，胜负已变得微不足道，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理解，互相尊重，互相支持被升华，被放大了。

      我想：孩子们钻过这座特殊的“凯旋门”那一刻，一定经历了道德的启蒙和道德的洗礼……

玩是孩子道德养成的摇篮 (之二)

      在“玩”中启蒙道德，养成道德的问题上，有两个误区或说陷井值得人们注意。

     一是以为道德就是严肃的说教，以为道德与“玩耍”无缘。

     在西方，一说起道德，就让人想起肃穆的教堂，想起道貌岸然的神父，想起苦口婆心的传教士，想起深不可测的牧师……

     在中国，说到道德，让人想起孔子，孟子……难怪，西方人把“儒家”，叫作“儒教”。

     道德总让人觉得“严肃有余，活泼不足”。因为，人们总以为道德是通过道貌岸然的说教建立起来的。其实,道德更多的时候是一种行为，而不是语言。但，许多人却一定要给道德披上说教的外衣。让人以为道德就是说教，弄得道德很高尚，像个板着面孔的老先生。

     “玩”曾经与资产阶级情调，与“玩物丧志”什么的搭上了界。这样一来，“玩”就当然与崇高的，一本正经的“道德”沾不上边了。

     如今，虽然已不太可能给“玩”戴上什么帽子，但“玩”仍被看作是无足轻重的“儿戏”。所以，“玩”还是不太容易与道德挨上边。

     如何在“玩”中启蒙道德？如何在“玩”中体现道德？如何在“玩”中培养道德？这些都是教育工作者和家长需要思考的问题。

     第二个误区是，我们常常过分地强调孩子的“玩耍”、游戏和活动的“意义”。或者说，过于注意把孩子的“玩耍”、游戏和活动分为“有意义”和“无意义”两类。以为只有”有意义”的活动,才能对孩子起到教育作用。因此非常反对“无意义”的活动。

     于是，郊游就要体现集体主义，春游就要体现“莺歌燕舞”的乐观主义，游览长城就更要体现抵御侵略的爱国主义……似乎只有参加有“意义”的活动，才能达到教育孩子的目的。这是对“玩”的一个误解。

<<中国青年>>上曾登过一篇退休老师写的文章“一个班主任的无奈和内疚”。

这是一个很有思想，很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老师对自己以往的教学行为的反思。她说了一个小故事。有一次学校组织去一个很著名的风景点秋游，有个孩子想请假不去。理由是跟父母去过了，再去没意思。

当时，旁边有位老师很不客气地说：“什么没意思，集体活动必须参加！

这位退休老师说：“你和同学一起去过了吗？没有吧？那就去吧。”

那孩子脸上是一副又好气又好笑的表情。最后，还是参加了秋游。

       这位老师反思：“我知道要求学生参加集体活动的好处，也知道在集体活动的问题上批准任何一个孩子不参加，对其他同学都会有不好的影响，我更知道大多数时候老师会用‘必须参加’来要求学生。然而我心底里隐隐地感到不公，因为这毕竟只是一项活动，学生有权利选择，尤其是当他们有合理理由的时候。我总也忘不了那个孩子那种表情，她仿佛告诉我，我一边利用权力强迫她一边还强辞夺理的可笑与可气。”

这位班主任想到了孩子的选择权利，非常难能可贵。如果我们再往深处想一想，孩子在老师的强迫命令下，参加了集体活动，但是在参加的过程中她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这个所谓的有意义的“集体活动”是否使得这个孩子增强了一点点“集体观念”呢？在被强迫，被组织的情形下，除了对“集体”产生逆反的心理还会得到什么东西呢？

当被组织的“玩”背离孩子的兴趣、意愿时，“玩”就失掉了其原本的意义。对孩子来说，真正“有意义”的活动，是那些首先能让他们喜欢的活动，让他们能真正用身心投入的活动。

在学校做总结报告时，往往会用组织了多少场集体活动来证明孩子的“集体主义”观念上升了多少。这是一种很简单的“一加一等于二”的思维。其实，孩子的“集体主义观念”－－在社会团体中的协调能力，分工和合作的精神，个人和团体的关系等等，并不一定是从有明确“意义”，有明确“目的”的活动中学到的。

以为有组织地，有目的的“玩”可以让孩子有意识地学到更多东西。这是对“玩”的一大误解。

国内媒体曾有报道，主题是对组织夏令营活动的反感。说孩子们花了一笔钱参加夏令营，只是走马看花式的到处看看，没能“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地接受道德的教育和文化历史知识的教育，因而浪费了金钱和时间。

      人的行为是不是都应该有目的？这是一个哲学命题，哲学家们争了几千年。 我不认为我有哲学家那种“杞人忧天”的性格。但对“玩”有没有意义的问题，却有兴趣思考。

      去圆明园去玩，没有站在那些残桓断壁前听一听导游背那一段“十年一贯制”的介绍；去爬长城，没有在八达岭上凭吊为抵御外族入侵而牺牲的先人……就不算“有意义”？

      前些天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是新华社驻海外的记者写的。他采访了几个美国人，让他们自己谈美国的教育，让人惊奇的是几乎每个人都认为美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搞得很好。我到美国十几年了，除了听说美国公立中小学每天早上对国旗宣誓外，很少见过什么正儿八经的爱国主义说教。真正能体验到爱国主义的，倒是运动场上，正规比赛开始前的高唱国歌。全场人站立，手放在左胸上，仰望国旗，很是庄严。

      有一年，我们去观看矿矿高中的一场足球决赛。那天很冷，比赛的时间安排在晚上，观众都冷得包头包脑的。学校没有动员，却来了不少学生，还包括家长，都是自发来给校队打气的。比赛起来，场内场外的“集体主义”气氛，让人久久不能忘怀。整个比赛给你一个感觉――“为自己的学校骄傲”。

从“玩”中获得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教育，似乎有点不可思议。

玩是孩子道德养成的摇篮 (之一) 

     来过美国的朋友，大多都对美国良好的社会公德印象深刻。红灯前，很少看见有人乱闯。要排队时，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连退三舍”，但也大多是井井有条，不会有人“加塞”，“插队”。

     从1994年起，我每年都回国。在美国国内坐飞机时，一点不用为登机着急，没有人会同你“争先恐后”。但一到洛山基机场，或者其他国内同胞多的机场，特别是乘搭中国航空公司的航班，要登机，没有一点“奋斗精神”恐怕不太行。尽管大家都有座位，但也都要“奋勇前进”一下才过瘾。你说是国内的公共汽车，上得慢了，没有位子，甚至上不了车，挤一挤抢一抢，从逻辑上说还可以理解。这国际航班，付了一千多美元，座位早就准备好了，乘客是“一个不能少”的，比张艺谋那个电影还严肃。但大伙儿还是无端地神经兮兮，慌慌张张，推推搡搡，跌跌撞撞，好像是上飞机不要钱，又好像是座位要被别人抢掉……。见我愤世嫉俗，于是有高人指点不开窍的我：抢上飞机不是抢座位，是抢占行李的空间。我看不见得！不信，有机会你注意看一看，行李多的抢，行李少的也抢，没有行李的同样抢。有一次，我从上海飞昆明，途中飞机要在贵阳降落，让部分飞贵阳的旅客下飞机，再让部分从贵阳飞昆明的乘客上飞机。我们这些从上海飞昆明的乘客，在贵阳机场候机厅稍事休息后，再重新登机回到原来的座位继续飞昆明。我的座位靠窗，外边还有两个也是从上海飞昆明的乘客。结果在贵阳机场候机厅重新登机时，本来我排在前面，但那两个乘客非要抢在我前面登机。宁可在我要进靠窗的座位时再站起来让我进去，也一定要抢在前面登机。行李早在上海时就安放好了，还有什么可抢的呢？不是莫名其妙吗？如果说抢上飞机是怕没地儿放行李，那么，抢下飞机又是为什么呢？飞机尚在跑道上滑行，乘务员一再告诫不要站起来，但许多人还是神色紧张地站起来东张西望，并且唯恐天下不乱地抢着搬行李……抢什么抢？大家都得到转盘处认领大件行李，而且谁的行李先出来也只有天知道，因此就算你先到行李转盘处，先出机场的也不一定是你。如果说抢下飞机是为了抢时间，也还有些逻辑性，但你看看那些争先恐后的人，下了飞机悠哉悠哉地闲逛，就不得不让人感慨万千了。

      每每看到同机的美国乘客冷眼旁观的神情，我心里痛。

我还注意到国内的一个“电梯现象”：电梯的门一开，里面的人还没出来，外面的人就抢着往里面挤。有时候该出来的出不来，该进去的进不去。于是，电梯的门在人们的慌乱中关关开开……不信，你注意观察，从南到北，都能见到“电梯现象”。

      英文里有一个短语“SHARE WITH”，译成中文是“分享”的意思；另外还有 一个短语“TAKE TURNS”，是“轮流”或“互让”的意思。

     美国孩子在玩耍或游戏的时候，你常常可以听到这两个短语。当然，更可以看到孩子之间互相 SHARE WITH 或 TAKE TURNS 的情景。

     美国的电器商店或者一些超级市场，都会摆有一两部游戏机或电脑，让孩子免费、自由自在地玩游戏。游戏一般都是最新上市的，广告看得多了，孩子自然都很想试一试这个新玩意儿。

     矿矿还很小的时候，很愿意上这些商店，目的就是想玩这些游戏。店里的免费游戏机边，总是会有几个孩子围着，静静地等在一边，等玩的人“输”了，就马上接手玩。几乎每一个孩子都很懂得“分享”和“轮流”的概念，以先来后到为次序，每人玩一个游戏，就会主动让给后来的人。没有任何成人在一旁督促，完全是孩子自发的，自觉自愿的行为。

     据说，有些大孩子一时玩得兴起，输了又放不下手，有连玩他两盘的。但其他孩子也不闹，很平静地在一旁等着，大孩子在“公众压力”下，一般也不敢太“为所欲为”，最多多玩一盘，也就会自动“让贤”了。

     高中时,矿矿在网球队里排名第三，排第一的是个叫斯达奇的黑人孩子。矿矿很爱与他过招。斯达奇有个弟弟，矮他不止一头，也酷爱网球，几乎每次哥哥比赛，他都到场观看助威。哥哥一有空，他就挥拍上阵与哥哥过把“瘾”。当然，他们哥俩的水平远远不在一个档次。哥哥心里更愿意跟矿矿交手，因为有挑战才有刺激，也才有提高。

     但是，每当矿矿找到斯达奇的时候，往往弟弟正在抓着哥哥“过瘾”。如果按我们中国孩子的思维，哥哥的朋友一来，弟弟就该理所当然地“礼让”了。但是我发现, 每逢矿矿找斯达奇打球，这两个大孩子并不是简单地把弟弟赶下场，而是由两个大孩子中的一个(多数是由矿矿)出面，打败弟弟。然后，他们俩才能痛快地“棋逢对手，将遇良材”。

     后来，我问矿矿为什么要这么做, 矿矿说：“怎么能随便把人赶走呢？要‘赶’就得按游戏规则办，把他打败。”

     我小的时候，不是这样想问题的。弟弟妹妹就是弟弟妹妹，是一个要绝对服从哥哥的角色，而不是一个平等的人。叫走开就得赶快走开，哪有什么打三个球决胜负的？

      玩耍、游戏、体育运动，都牵涉到一个伦理道德的问题。

     当我们今天哀叹市风日下，道德滑坡，感叹不知从何处入手进行道德教育时，从儿童时代的玩耍游戏中培养道德，对重建道德来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渠道.

     道德情感不是从天而降的，从小时候的“玩耍”开始，就要注意培养尊重他人的道德。只有尊重他人，才会可能得到他人的尊重。也才会在社会上形成道德的良性循环。

旅美教育专家黄全愈谈“高考之存废”

  羊城晚报 2007-07-07 15:09:05

不能为了公平牺牲教育本质

本报记者　邓琼

人物档案

黄全愈，旅美教育学专家，美国迈阿密大学“教育管理学”哲学博士，中国高考改革的积极倡导者。

    记：请你评价一下中国30年高考制度的得与失。
    答：我明确地肯定，高考赋予每一个人神圣而公平的竞争权利，掀起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否定“文革”蹂躏知识和摧残人才的倒行逆施，所以恢复高考功在千秋，功不可没！但是， “以分取人”的先天缺陷，在恢复高考的第一天就留下了隐患。如果说，30年前高考的指挥棒是“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尊重知 识”被异化为“尊重考试”（那也是知识，但是已知世界的知识），“尊重人才”被异化成“状元崇拜”，这就是高考的异化，异化的高考。这也就是今天的高考。

    高考的根本错误在于其评价制度和评价标准。国家选拔人才到底是要“复印”干巴巴的分，还是评价活生生的人？人包括了分，分代替不了人。今天的高考制约了中国人才战略的实施，必须进行改革！

    记：如何评价高考成为中国学子“人生第一大考”，以至于高考成为一大产业？

    答：科举出现前，中国教育的初衷是教书育人。但作为“人生第一大考”，高考成了科举的延续。科举的目的是选拔和淘汰。于是，科举产生后，中 国的教育讲“学而优则仕”，以“选拔”和“淘汰”为己任，教育终于沦为为科举服务的工具。当教育背离其“教书育人”的初衷，科举也就完成了它对中国教育的 颠覆。高考与科举一样，在推动历史前进的同时，也留下了缺乏合理性和存在局限性的先天隐患。作为以选拔为目的之高考，在其考分至上的选拔人才的指挥棒驱使 下，中国的教育讲“考什么，教什么”，讲“猜题”、“押题”……教育终于沦为为高考服务的工具。

    记：如何看待素质教育与高考应试教育之间永恒的矛盾？

    答：培养“考生”还是培养“学生”，是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本质区别。“考生”是以“学会”为目的的寻找已知世界的现成答案者，“学生”是 以“会学”为手段的探索未知世界者。一字之差，千里之遥。奥赛需要“考生”去回答现成的答案；诺贝尔奖需要“学生”去探索未知世界的东西。为什么中国的中 学生年年获奥赛奖，但中国的高校无人获诺贝尔奖？根本原因是我们只培养考生，不培养学生。

    记：高考该存还是该废？

    答：我主张“取消”高考，而不是“废除”高考。这是两个有着微妙区别的不同概念。“废除”，是在制度的功能上“废”掉它的“武功”，然后再 在思想观念上清“除”它的余毒。比如说，废除“科举”，取消“高考”。也就是说，“废”掉制度，清“除”思想。“取消”，是针对高考的形式，以更先进的方 式“取”而代之，并且在理念上“消”除它的影响。是在发展的基础上进行否定，从而达到“否定之否定”的更高境界。也就是说，“取”代形式，“消”除影响。

    高考不能废，但必须改革其评价制度和选材标准。“在XX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挺吓人。其实，“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不过是“认分不认人”的伪装罢了。中国要改革高考，一定要破除这个所谓的“公平”观念。

    实际上，公平的不一定合理；合理的不一定公平。比如说，用抛硬币的方式决定A或B上大学：某一面朝上，A上大学；另一面朝上，B上大学。机 会均等，非常公平！但合不合理？假若A是学生会主席，做了大量社会工作，很有领导能力，参加很多文体活动，平时成绩也很好；而B是事不关己的普通学生，偏 偏B的高考分数比A多了几分，B淘汰了A。公平乎？只看考分是公平的，但肯定不合理！

    为了所谓的“公平”，我们牺牲了教育的本质。而这种牺牲又是无谓乃至无聊的。就像为了公平，不惜以能够量化的跑步速度来选拔足球运动员一样，最后导致大家都以培养跑步选手的方式来培养足球运动员。为了“公平”，我们不得不以培养考生的方式来培养学生，教育能不跑题吗？！

    我不主张废除高考，我反对的是“分数至上”，“认分不认人”的不合理、不科学的高考招生制度。我认为“既认分又认人”更科学、更合理、更公 平、更完善、更严格的，即“三合一”（高考分数+平时成绩+综合素质）的评价标准。这也是世界一流大学采取的评价、甄别、选拔人才的标准。

儿童运动能力发展的四个阶段

      美国的运动生理学家，一般把孩子的运动能力的发展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出生到两岁半。

     在这一阶段，孩子的神经系统正在发育，一些基本的运动机能正在形成。如：爬、走、抓、打、推、眨眼、摇头、说话、做出各种表情等等。所有这些最基本的能力都将成为孩子今后智能，体能的发展基础。

      第二阶段从两岁半到五岁半，也叫“早儿童期”。

     在这个阶段里，正常的孩子应该具备一组最基础的运动机能。这些能力包括：跳，跑，踢，抛，接，滑动，转动等等。这些看似很简单的动作，却是孩子今后运动能力和智力能否进一步正常发展的重要基础。

     当孩子六岁时，一般来说，他们的这些基础的运动机能应该让他们能够正常地进入第三个阶段。即“晚儿童期”的过渡性机能运动期。

     这个阶段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儿童体育运动阶段。孩子参加到各种儿童体育运动中去，如儿童足球，儿童篮球等等。儿童的体育运动项目同成人的项目不同，其竞争性，激烈性都不很强。但儿童运动项目，却为孩子运动机能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机会。比如，在足球运动中，孩子的跳、跑、踢、抛、接、滑动、转动等能力，可以得到综合的运用和发展。使手，眼，脑，四肢，肌肉，神经，心理得到平衡的发展。

     十岁以后，孩子进入少年期，然后进入青年期。这个阶段的正常发育水平应该是走向“特殊运动机能发育”的阶段，即培育特殊运动才能阶段。

      美国运动生理学家的这种分类基础，有几点很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点就是关于运动能力的发育同智力发育的关系。比如两岁半以前的孩子，其相应运动能力的发展，可以促进孩子神经系统的正常发展。有一种专门为婴儿设计的，用脚蹬着玩的玩具，孩子的脚每蹬到玩具一次，玩具就会发出快乐的音乐声。音乐声使孩子更加兴奋，鼓励孩子再用力蹬。于是，在这个过程中，孩子的蹬、听、笑的动作，都有机地串连在一起。孩子在愉快地玩玩具的过程中，其运动神经系统的基础发育过程也在一步步完成。

     我在<<“玩”的教育在美国>>一书的有关章节里，专门谈到了儿童情感健康发展的六块基石。孩子的情感发育健全与否，与成人后的情感控制，甚至与一个人是否最终能成功，都有着紧密的关系。而情感的发育，是以神经系统的正常发育为前提的。

     以神经系统发育为主线，孩子的情感、智力、体能等三方面的发育被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显然，没有神经系统的正常发育，任何智力的、体力的、情感的发育都是没有基础的空中楼阁。

     可能有人认为，运动能力的发展只是对婴幼儿而言。大孩子就不存在什么发展运动能力的问题了。

     美国运动生理学家的这种分类的另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是关于儿童运动能力发育的连续性。

     孩子的运动能力发育不是在一个阶段就可以完成的。在发育过程中的每一阶段，都有特定的任务要做。一个阶段的欠缺，会导致后面阶段的延误，甚至终身的延误。

     运动生理学家们发现，人的运动机能的发育差异是由先天和后天两种因素造成的。先天的人种间的差异，性别间的差异，以及个人间的差异影响了人的运动机能的水平。但是相对于先天的东西来说，后天的学习经历却是更重要的因素。一个孩子如果能够跟上每个阶段的发育步伐，当他(她)进入青少年期、成人期时，其体能的发育状态就会很优秀。

     如果因为某种原因，在某一个发展阶段停滞了，或晚发育了几年，在这个孩子的一生中，无论他如何努力，都绝不可能达到全面发育的水平。

     比如，在第二和第三个发育阶段的孩子很喜欢玩皮球。如果你是个很细心的父母，你一定可以发现：孩子的“踢球”，实际上是个很复杂的动作。孩子要先用一只脚支撑自己的身体，然后把另一只脚往后拉开抬起，用大腿带动小腿，再摆动小腿，用脚面去击球……既要保持身体的平衡，又要把球踢走。年幼的孩子要做到这个动作并不是很容易。他们往往不是无法保持身体的平衡，就是支撑脚站的位置不对(太前、太后、太开)，或者另一只脚不能正确地往后拉开抬起，致使踢不中球，或者踢中了但看上去很“难看”，很别扭，很幼稚。

     孩子在游戏中不断地，反复地做着这个动作。表面上孩子好象是在学踢球，实际上这是孩子运动神经系统发育的一个必要的过程。如果一个孩子在这个阶段没有学会这个动作，将会影响他下一阶段的发展。直到孩子长大成人，他的踢球动作，也一定还是那么幼稚，笨拙。这时无论他再怎么努力，他的踢球动作都不会有太大的进步。

     就象心理学家用IQ来衡量人类的心智发展程度一样，运动生理学家也根据年龄，把人类的运动能力发育水平做了划分。一般来说，孩子到六岁时，他们的八种基本运动能力就应该发育成熟。这八个能力是跳、跑、踢、抛、接、跃、滑动、转动。

     美国密执根大学的运动生理学家在一个研究中发现：只有60％的男孩和女孩，在其中两种运动能力上得到完全成熟的发育。男孩是跑步和抛东西，女孩是跑步和滑动。很不幸的是其他的运动能力都没有达到六岁应有的水平。我相信，国内同龄孩子的水平，可能会更低。如果能对中、美孩子在运动能力的发育水平上来个比较，一定会很有意思。

     看看我们周围的孩子，小学的，初中的，高中的，他们的八种基本运动能力都发育到了什么程度？记得我上大学那会儿，一到上体育课，许多同学们都觉得尴尬头痛。不要说什么复杂的体操动作、上篮动作、运球射门动作，就是最简单、最基本的跑步，就够难为情的了：有耸着肩跑的、有弯着腰跑的、有“坐”着脚跑的、有夹着胳膊跑的、有仰的、有斜的、有俯的……真是八仙过海，各有各的“难为情”。若论起跑步能力的发育年龄，我想在我们那一伙大学生中，不少人恐怕都只有七、八岁的水平。

     美国运动生理学家的这种分类，还有另一个很值得注意的观点，即每种运动能力的发育都有一个“关键时刻”。发育的正是时候，就可能事半功倍，甚至可以培养出个把运动明星来。过迟发育，则事倍功半，甚至只能望“场”兴叹。

      当然，过早发育，或过度运动也可能会伤孩子。

     一般来说，从两岁到十岁是孩子基础运动能力奠基、发育的最重要的时期。有的家长一心想让孩子当个球星，在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对他进行特殊技能的训练。其实，在孩子的基础运动能力得到全面的发育之前，任何特殊技能训练都可能是事倍功半的。弄不好甚至会伤了孩子。相反，有些做父母的太“爱”自己的孩子了，从小就关着，深怕磕着碰着，让孩子错失运动能力发育的良机，造成孩子终身的遗憾。

摘自<<玩的教育在美国>>

发表于<<同舟共济>>2007年第五期

为什么“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兼答温家宝总理的提问

据新华社报道，2006年１１月２０日，在国务院第四会议室，温家宝总理对与会的教育专家说：“去年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
      有些人总是喜欢用办学规模大来掩盖办学水平低的矛盾。这里，温总理借钱老之口尖锐地指出办学模式存在令人“非常焦虑”的问题。限于篇幅，本文仅就中国教育的“注疏解”思维与美国大学的批判性思维，来谈中国大学“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
      最近，我收到由宾州大学牵头，对全美国36个大学进行教学调研的表格(共有24个大问题及上百个调查细目)。
      这项调研是围绕六个议题进行的。开篇第一题就是“批判性思维”的培养问题。无独有偶，根据<<天赋教育在美国>>的介绍，美国“神童”教育(天赋教育)的“童子功”入门第一招是“培养批判性的阅读能力”，第二招是培养“批判性的聆听能力”。在小学阶段还是作为一种行为习惯来培养，到了大学阶段就已经成为一种思维方式了。
      作为美国天赋教育的入门功夫，所谓“批判性阅读”，就是不仅从阅读中吸收性地学东西，更重要的是从阅读中批判性地学东西。死记硬背、人云亦云，那是末流功夫。批判性阅读才是硬功夫，才是高段位的阅读行为。
      非常发人深省的是，中国教育的“童子功”入门第一招是“听话”。至于“批判性思维”，那是成人以后再考虑，或者根本就用不着考虑的问题。从小就人云亦云，长大了能有批判性思维吗？别人从小培养批判性阅读能力，我们传统的“注、疏、解”式的读经，却是亦步亦趋地从“听话”开始培养了人云亦云的习惯。经典就是经典，对经典只能是“注”，“注”完还可以“疏”，“疏”了再“解”……总之，是在前贤的字里行间徘徊。
      我在国内上学时，读鲁迅的文章，有点句子，怎么读也读不顺。比如，<<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有一句“落水狗的是否该打”。为什么不说“落水狗是否该打”，也不说“落水的狗是否该打”，偏偏说“落水狗的是否该打”？我试图从各种语法角度帮鲁迅找那个“的”字的答案，但无论怎么“注疏解”，均无法说服自己。于是，就开始怀疑是排版印刷的错误，但找来其他版本，亦一模一样。鲁迅不愧一代伟人，思想之深邃，文笔之辛辣，语言之生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于是，只能突然怀疑自己是否“神经搭错线”……
      后来我在一所大学教书，也是这样要求学生的，不然怕误人子弟。有一年，带学生去实习(所谓“实习”就是学生到中学去当“实习”老师，我当“实习”老师的老师)，有一组学生教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七八个学生花近半年时间研究这篇文章，不但书皮翻蔫了，最后连标点符号都摸出茧子来。有一天，有个学生很有些惶惑地指着文内的一句话“她才始来听我的讲义”，问我道：“黄老师，‘讲义’的定义是‘为讲课而编写的教材’；那么，‘听’‘教材’……”
      我也惶惑地看着这位学生：“有学生问你？还是你问我？”
      他讷讷地：“我怕有学生问我……”
      我何尝又不怕“有学生问我”？！害怕学生追问的许多问题中，这仅是其中的一个。我犹豫了一会儿：“如果没有学生问你，就算了。如果实在有学生问你，你再来问我吧。”
      其实，注疏解式的“答案”我是准备了的：“如果‘听书’说得通的话，就把‘听讲义’看成‘听书’好啦。”
      后来，他再也没有来问我。于是，我耿耿于怀至今。我耿耿于怀的不是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我没有鼓励他问问题。
      对这个“听讲义”的问题，前些天有人在我的博客留言：“讲(主)义”可与“讲(圣)经”比较理解……我相信，如果大家都来搞“注疏解”的话，还会有“注”不穷，“疏”不尽，“解”不完的解答。
      问题的关键不是“听讲义”通不通，而是我们从来不鼓励学生的批判性阅读行为。即使“听讲义”是通的，又即使学生的问题是错的，这种读书读出疑问来的行为，老师仅仅给予道义的鼓励是不够的，因为这本来就应该是教育的第一门功课。超越权威崇拜去追求真理，才能做到“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不疑问前人，历史将停滞不前，甚至还会倒退。
      前两年，去哈佛大学，友人指给我看：哈佛大学的标志是三本书――两本朝上开着，一本朝下盖着。什么谜底？朋友引而不发。
      我寻思了几天，豁然开朗：哈佛想告诉她的师生：书本传播了知识，传播了真理；但书本也传播了谬误。因此，哈佛的师生都要不唯书，不唯上！
哈佛精神追求的就是教授和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国内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是一种外在强加的被动式积累学习过程。批判性阅读是一种自我教育的过程。从批判中吸收，是一种主动的吸收，是过滤后的吸收，吸收的是精髓。是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质疑、批判，从而对知识进行重构，成为知识的主人，学习的主体。

批判性阅读必须以独立思考为基础。没有独立思考，没有创新意识，就没有自己独特的观点。因此，批判性阅读是培养创造性人才的第一块基石。

然而，“批判性思维”不是事事作对、处处唱反调，或者干脆为反对而反对，进行盲目批判。那是“造反有理”的“红卫兵思维”。“批判性思维”讲究的是不盲从，把独立分析和理性思考作为思维的“过滤网”，去吸取所有的精华。“批判性思维”的关键是：既不要盲目地全盘接受，又要以开放的胸襟去去伪存真，然后去“悟”出自己的思想。至于是不是要唱反调，倒不一定。许多时候，学生的“起疑”、“存疑”，就是“批判性思维”的开端。简单地把“批判性思维”看作“对着干”，完全是一种误解。

中国的大学考老师说什么(注疏解)？美国的大学考学生想什么(批判性思维)？在国内大学读书，学生忙于埋头做笔记，也有人戏称为“听写课”。在美国大学读书，学生忙于思考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在国内读书是“学多悟少”，在美国读书是“学少悟多”的原因。我还在美国大学读书时，就常常惊讶于老师被学生追问得下不来台的尴尬场面；到自己在美国大学教书时，也就把被自己的学生质疑看作一种教学常态。教授就是在学生的不断质疑中完善自己的思想和体系的。学生也是在不断质疑教授的思想中逐步形成自己的观点和体系的。这种相辅相成的批判性思维构成了美国大学的批判精神。

中国教育的“办学模式”是围绕“应试”而设计和运转的。中国传统的做学问的方式是“注疏解”。其实，考试的实质也是一种“注疏解”――是去证实，去解释，去重复别人做过的事情。因此，应试教育与“注、疏、解”是一脉相承的。

钱老质疑中国教育“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太热衷于培养“注、疏、解”式的考生，严重忽视学生的“批判性思维”的培养。而“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所需要的探索精神和创造能力是以“批判性思维”作为“内功根基”的。因为“探索”与“创造”是用批判性思维去重新思考别人做过的事情，甚至去推翻别人做过的事情，去开拓前人的未竟事业或未涉领域。

一个没有批判性思维的人，其人格是不健全的。中国要在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需要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全面推行素质教育的办学模式，去培养大批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的“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

体育教育(“玩”的教育)的误区

     “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是一般中国大众对搞体育的人的形象概括。应该说，这可能是中国体育文化在进入近代社会以来最大的误区之一。

     许多人的认识是：体育就是体育，体育同学习、同智力、同素质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体育被归到“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一类。

    搞体育的孩子，要么是在学习上比不过别人，不得不走“旁门左道”；要么是心有旁骛，心思不在学习。其实，如果你认真观察一下，球类玩得好的孩子，一般都很聪明。只不过，他们的聪明可能不是“书呆子”类的聪明，更多的是美国孩子说的那种“街头聪明”(Street Smarts)。即在现实生活中，运用能力强一类的聪明。

     反过来看，学习好的同学似乎又不太在乎搞体育。似乎搞体育就在智力上低人一等。当然，当父母的也不太愿意让孩子搞体育，说是孩子“蹦蹦跳跳”多了，心会变“野”，以致不能专心学习。

      运动能力与智能有没有关系？四肢发达，头脑就必然简单吗？

      现代教育把体育当成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因为体育直接关系到孩子运动能力的发展。而智能的发展与人的运动能力的发展又息息相关。

     从一个婴儿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智力与运动能力是怎样相辅相成，互相交叉地发展的。

      孩子是在与他人、与事物的接触中，在运动中建立起自己的智力库的。一个躺在摇篮中的婴儿，第一次用手抓住了一个小小的摇鼓。他无意中摆动手臂，摇鼓发出了响声。这个小小的动作给孩子带来了一个新的发现，新的天地。他认识到摇动某一个“玩意儿”就能产生某一种“响声”。

      肢体的动作与大脑的思考息息相关。

     坐立或走路，每一个动作的开始，都会使孩子的智力发生质的变化。孩子从躺着到可以坐起身来；再从可以坐起来，到可以到处走动，他眼里的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对这个孩子来说，这个变化无异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因为，孩子老是躺在小床上，他的眼界，他的世界就是那么巴掌大。当他可以走动时，他的眼界，他的世界就大不相同了。他所能看到的图景都会变成信息充实孩子的智力库。

      所以说，肢体的动作与大脑的活动息息相关。

     一个先天身有残疾的孩子，其智力的发育往往也受到影响。这并不是说，先天身有残疾的孩子的智力低下，而是说其智力的“发育”往往受到影响。因为所谓“智力”，一般来说包括了记忆力，想象力，观察力，思考力，判断力。有人觉得还应该加上包括“动手能力”在内的各种能力。但我认为：动手能力，运用知识的能力等，有智力的因素，似乎又已不是纯智力的因素了。

     也就是说，身有残疾的孩子，其先天的智力因素还在那里，但因运动的限制，智力的“开发”也受到了限制或影响。比如说，失明的孩子，其记忆力不仅不受影响，可能还会锻炼得更好更强，但由于摄取信息的活动受限制，其观察力，想象力，都受到影响。失聪的孩子，其声音的世界是难以丰富的；失明的孩子，其形象世界是难以多彩的。

     健全的运动能力的发育，标志着生理上神经系统发育过程的完成。这也是智力全面发育的生理基础。

        美国人对孩子的运动素质的培育，反映了美国社会的一种普遍的价值取向和心态：人们以强健为美，崇尚强健的体魄。这种价值观念应该说起源于古希腊文化。古希腊人的审美观，就是以强健为最高境界的。现代奥林比克精神继承和发扬了这个观点。作为一个现代的经济强国，美国从社会心理的层面上来说，也全面接受了这种观点。
    由于对“强健之风”的推崇，使体育运动在美国现代生活中具有特殊地位。看一看美国青少年社会对“酷”的理解，即可见一斑。在美国的学校里，要想成为一个很“酷”的人，首先应该是一个在体育上出类拔萃者。学习成绩再好，如果在体育上没有任何特长的话，那你只能列入“神经短路的书虫”行列。那些“豆芽型”的白面书生，总是成为大众取笑的对象。而那些橄榄球队的明星们总是最“酷”的家伙。
    美国男孩常常引以为自豪的是他们身上，手臂上一块块隆起的肌肉。美国的女孩对身体强健的追求也不亚于男孩。不同的是，她们喜欢的是修长的四肢，丰满的胸脯，以及不亚于男孩的力量、速度、灵活。
    身体的强健带来自信和自尊。
    正是这种价值观，使得美国的青少年酷爱各种体育运动，户外活动，特别是激烈的，雄豪的，有时甚至是痛苦或较高风险的运动，如登山，攀岩，滑雪等。
    与现代发达国家相比较，我注意到现代中国社会中的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是现代的“生命在于运动”的生活方式注入中国的成人社会和老人社会。“运动”成了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成年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部分。然而，在另一方面，却是传统的“文弱之风”盛行于中国的青少年生活。“体育”是附科，是最不被重视的一个学科。任何与体育相关的活动，都被视为“浪费时间”。
    事情就是这么奇怪，最开放的青少年社会却成了保守的一块。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呢？
    对“体育运动”的片面理解，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什么是“体育运动”？
    我们讲的“体育运动”还停留在“以锻炼身体为目的的运动”的理解层面上。例如，最典型的口号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广义的说法，是体质好，不生病，长寿。狭义的说法，跑跑跳跳，不就是为了不生病吗？我的孩子健康得很，从没什么大病。给孩子吃好一点，补一补就行了。用不着搞什么“体育运动”。可以说，这是一种很普遍的心态。
    对“体育运动”的理解仅仅是停留在“增强体质”的水平上。
    其实，“体育”的“体”包括了体力、体能、体态、体魄等等。它包含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健康状况，还包括人的精神状态、心理状态。体育运动提倡的是一种蓬勃向上的竞争精神，一种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一种开放进取的创新精神。
    与国内同龄人相比，美国孩子并没有把学习成绩放在唯一或第一的评价位置上。在他们的评价标准里，一个人的自主精神，自强自尊，意志品质，奋斗面貌，竞争态度，等等等等，都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参加体育运动，不仅有益于身体健康，还会在精神上，心理上产生积极的影响。从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角度来看，“体育运动”水平的高低不仅仅体现在体育竞技的比赛中得了几个奖牌，有几个大球，几个小球走向世界。也不仅仅体现在百岁老人的比例多少，平均社会寿命的长短。衡量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体育”水平高低的另一个标准，是看其整体的精神面貌，社会面貌。
    这就是人们现在越来越重视的体育运动的“社会性”和“人文性”，即体育综合素质论。
    在中国进入近代社会的初期，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们提出了“增强国人体质”的口号，向“东亚病夫”的形象挑战。一百多年过去了，中国人的体质已大大增强。2000年中国男性的平均寿命达到七十一岁，女性达到七十三岁。这个数字已较接近经济发达的美国。在奥运会上，中国也已成为能与美国，俄国竞争的体育大国。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中国的体育素质已经很发达，很先进？我们的体育素质已走到世界前例？当我们有机会与世界上其他民族做比较时，我们在综合体育素质上暴露了不可忽视的弱点。1994年举行的一次中日青少年夏令营活动，暴露了中国新一代的许多弱点，更暴露了中国教育的缺陷，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教育的大讨论。
    据说，夏令营活动结束后，日方临走时说了一句话：“你们的孩子不是我们的对手”。
    少年立则国立。
    难道不值得国人深深反思吗？！
    当然，社会精神面貌的形成，因素很复杂，但对“强健之风”的推崇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汉语形容文化人的词很多，如“文质彬彬”，“白面书生”，“手无缚鸡之力”等等。传统戏剧中的书生扮相，一定是白面，纤弱的。走起路来慢条斯理，说起话来细声细气……只有李逵，张飞一类黑脸武夫才又打又跳，坐没坐相，站没站相。
    中国传统推崇的读书人，是“文弱”的、“斯文”的。读书人的“文弱之风”是正面的形象。有的家长向我夸耀自己的儿子时，是用“吹弹可破”来形容孩子的“奶油”和“白嫩”的。反观我那些美国学生(特别是女生)，每年放春假回来，都以到海边晒黑为荣。
    面对现代社会的挑战，我们能不能让我们的“白面书生”们也强健起来呢？
    我们需要的不仅是男子汉的体魄，更需要男子汉的自主精神，自强自尊，意志品质，奋斗面貌，竞争态度。
    要根治“文弱”病，需要从头做起－－从我们的孩子出生的那一天起，就为他们提供大量的“生长维生素”。
    这个“生长维生素”，就是各种各样的体育运动，游戏活动。

    “百事可托”妈妈，既可以用来描述为了孩子的学习无微不至地包办百事的中国家长，也可以用来描述为了孩子的“玩”不辞辛劳的美国家长。
    美国人重视孩子的体育运动，就像我们中国人重视孩子的学习成绩一样。从孩子刚会走路，有心的父母亲就带着孩子开始了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
    美国社会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称那些带着孩子参加各种各样运动的母亲们为“足球妈妈”，“棒球妈妈”，“网球妈妈”。都是些为了孩子能参加体育运动任劳任怨的母亲们。
    前不久，辛辛那提当地的电台评选“最忙的妈妈”，获奖的是一位有三个孩子的母亲。她最忙的一天是这样安排的：星期六，早上九点送十岁的二儿子参加社区足球队比赛。把二儿子送到足球场后，马上又送十二岁的大儿子到学校去参加学校橄榄球队的训练。路上还要把小女儿送到体操馆去。刚回到足球场不到半个小时，二儿子的球赛结束了。带上儿子又到体操馆去等女儿。十二点半后，大儿子已在学校的门口等候妈妈驾车来接他。到麦当劳吃了个快餐，二儿子的冰球队训练又要开始了。三女儿的足球赛被安排在下午两点半，比赛场地在另一个社区，至少要开上半个小时的车才能到足球场。大儿子的网球训练是在下午四点半。也就是说，这位妈妈一定要在四点半之前从女儿的比赛场地赶回来，才能把大儿子送到在另一个方向的网球场去。当然，还不能忘了，二儿子五点钟打完了冰球，正在等妈妈来接呢。当妈妈带着三个孩子回到家里，已经是晚上七、八点钟了。
    其实，看看我们周围的美国朋友，凡是有孩子的家庭，几乎家家在星期六，星期天都是这样安排得“满当当”的。
    我们家的好朋友阿莱希欧博士有四个孩子。她的几个孩子都是从三岁开始就参加体操训练。我去看过她的孩子的体操训练。那么小的年龄，当然也学不到什么，无非是学学翻个筋头，举举手，弯弯腰什么的。有时干脆就让孩子在大蹦床上一个劲儿地跳。但阿莱希欧博士从没让孩子缺席过。
    在学体操的同时，阿莱希欧博士又带着孩子去学溜冰。看三、四岁的孩子学溜冰很有意思。一开始孩子在冰面上根本就站不稳，教练就给每人一个塑料墩子，让孩子扶着在冰上走。一个季节训练下来，大多数孩子都学会滑冰了。训练班结束前，还会搞汇报表演，让孩子们在冰上溜一溜，排个队什么的。家长，亲戚朋友，都会去捧捧场，给孩子鼓鼓掌。
    当孩子长到四、五岁时，足球训练又开始了。在这个年龄段，在不同的季节，还有垒球，游泳，篮球。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每一个运动季节，每个孩子都一定参加一项或二项运动。
    去年，阿莱希欧博士最大的孩子十岁，最小的三岁。为了带孩子参加训练和比赛，她和丈夫古瑞克忙得一蹋糊涂。几乎每个星期六、星期天都是在各种运动场上度过的。即便这么忙，她和丈夫还自告奋勇担任了大女儿垒球队的教练，小女儿和小儿子的足球队教练，大儿子篮球队的教练……
    大多数美国人的家庭重视孩子的体育爱好和发展，但不以培养运动明星为目的。我曾同阿莱希欧博士探讨过这个问题。
    我问她：“你认为你的孩子中会出现一、两个运动明星吗？” 她是生理运动学博士，对此道很有研究。她的回答很简单：“根据他们的身体条件，根本不可能！孩子参加各种体育运动，对他们的性格，身体，智力，协调能力，Self-esteem，等等，都有好处。受益终身。”
    大女儿杰西卡五岁就参加打足球。八岁时在足球选拔队打后卫，现在改打中前卫。踢起球来很猛，象个“假小子”。球技也很出色。每当人们赞扬杰西卡时，海琳和古瑞克总是一脸灿烂，一脸骄傲。就像我们中国的家长，听到人家赞扬自己的孩子学习成绩好一样。

中国孩子的成长环境不健康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注意到中国孩子娇生惯养的问题。于是，许多弥补的方法也纷纷出现：什么“吃苦夏令营”，“挫折冬令营”，“生存训练营”。人们已开始认识到中国式育子法的不足，并且在采取措施。

     一位读者来信谈到，学校搞军训,从第一天开始就有家长开着公车私车，带上大包小包的零食前去看望，更有甚者，在军训前就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替自己的孩子免去这场“灾难”。中国孩子的生长发育环境非常的不健康，这不是参加一两次“吃苦夏令营”就能解决的.

     在“早儿童时期”的两岁半到五岁半这段时间里，不论在幼儿园里，还是在家里，我们对孩子做的事，基本上可以用“供养”两个字来概括。其中，“供”是供神的“供”。捧在手中怕摔了，含在口里怕化了。

      中国的“百事可托”妈妈比比皆是：

     孩子同妈妈一起散步，孩子甩开妈妈的手，自己向前跑了两步。妈妈马上如临大敌，神经兮兮地紧追在后面喊，“小心！别摔着。” 孩子同小朋友一起玩，妈妈一眼不眨地盯着，深怕自己的孩子被别的孩子推着了，碰着了。孩子无意中互相推推打打几下，妈妈马上一把抱过宝贝，查看伤在哪里。孩子正自己爬上滑梯，妈妈看不过眼了，一把抱起孩子，放到滑梯上。孩子要出门玩，妈妈总不忘了交代一句，“别玩土！别把衣服弄脏了。”孩子想与同伴一起骑自行车，妈妈说：“别去骑车了。危险。还是在家看书吧。”

      ……

     虽然，这些都是些发生在每个家庭，每个父母身边的日常小事。但是，正是从这些细小的事情开始，我们的孩子在成长的起步阶段,就丧失了运动素质发育的大好机会。

     孩子正在笨手笨脚地爬上滑梯,表面上看，孩子很需要帮助。因为他要费很大的劲儿才能爬上滑梯的顶部。如果有妈妈帮，孩子不用自个“爬”这个最艰难的阶段，就可以玩“下滑”这个最开心的部分，孩子当然乐意万分。可是，这一来，孩子就丧失了最有价值的部分。因为，孩子爬滑梯的过程，正是他的运动能力发育的过程。在一次又一次的努力中，孩子的神经系统在平衡，力量，协调，灵活上都得到了锻炼。当妈妈一把把孩子抱起来放到滑梯顶部时，妈妈实际上做的是阻断了孩子神经系统正常发育的过程。如果这个妈妈从来都不让自己的孩子爬滑梯，那么她的孩子就可能会长成一个在爬的运动能力上的低能儿。

     丹丹已六岁，其他的孩子都有了小自行车，可是丹丹的父母说什么也不让她学骑车。说是丹丹还小，骑车太危险。四年过去了，丹丹终于有了自己的自行车。但她学了很久都不能保持平衡，更不敢独自骑车。丹丹的父母想不通：为什么人家的孩子上自行车象猴子般灵活，怎么就我家丹丹这么笨？他们不知道，正是因为他们四年前阻止孩子学车，使孩子失掉了发育平衡能力的好时机。很可能这个孩子的一生就只能这么别别扭扭，紧紧张张地骑车了。因此丹丹的平衡能力的发育，可能会一辈子就停留在四、五岁的水平上。

      最让人担心的还是中国家长对孩子参加体育运动，参加游戏玩耍的态度。

     小明喜欢和朋友们打足球。但是妈妈只让他每个星期六玩一个小时。还要先完成十条额外的数学题，才能去踢球。均均想参加乒乓球队。妈妈第一句话就是，“你能保证学习不受影响吗？”

     很多人认为，孩子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学习成绩才是唯一可以放得到桌面上的东西，其他都是次要的。体育运动就更不应该多搞，搞多了，玩多了，孩子会“心野”，坐不住，学习成绩一定会下降。

     一提素质教育，许多家长想到的，就是如何让孩子多学点“琴棋书画”之类的东西，甚至多增加点课外知识。但很少有人想到，应该让孩子多搞些运动，多一点“玩耍”。“百事可托的妈妈”们把孩子的作息时间安排得满满的，就是忘记了安排体育运动和游戏的时间。

     还有的家长，就是不放心孩子参加体育运动，怕孩子受伤，怕有危险。因怕而禁。孩子的户外活动被大大地加以限制。

     做父母的从来都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在智力上成为低能儿。为了提高孩子的智力水平不惜采取一切手段，甚至包括吃补药。但许多做父母的，却在用自己的手“培养”着运动能力的低能儿。一方面是根本没有意识到问题所在；另一方面，即使意识到也完全可能在所不惜。

高考改革之我见
　　———与中科大校长朱清时院士商榷
　　
　　□(美)黄全愈
　　

　 　据《北京晨报》报道，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院士在不久前举行的大学校长论坛中，针对中国目前“一考定终身”的高考，提出了以七次考试代替一次考试的主 张。报道进一步说，教育部正在听取各方面意见，并且“已经注意到了‘变一次考试为多次考试’这种呼声，将认真研究讨论这一建议”。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同时还 透露：高考改革新方案正在酝酿之中……
　　其实，几个月前，中科大校长朱清时院士参加四川大学110年校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明确表示：“高考 制度迫切需要改变。考试是必要的，高考不能废除，但是应该改变一槌定终身的做法。作为高校来说，我们希望中学能把高中三年每学期的期末考试变成全省统考， 对考生各个学科进行全面的考核，这六次的考试和高考在升学中所占的比例各占一半，这样做更能如实反映学生的成绩。对学生来说，由一槌定终身改成7次定终 身，这样的选拔制度才更加公平。”
　　2003年以来，我多次在国内的媒体上公开呼吁：每年的6月、7月、8月各举办一次高考，大学推迟三个月入 学。并且通过《“高考”在美国》详细介绍了美国每年举办七次“高考”的做法和理念。因此，有读者转来朱清时院士呼吁以七次考试代替一次高考的报道。乍一 看，我也以为我与朱校长“英雄所见略同”。细一读，才发现：此“七次”非彼“七次”：
　　第一、美国每年举办的七次“高考”，学生可以任意选择参加其中一次，也可以七次都参加，甚至年年都参加七次，直到不愿考为止。换言之，美国考生是可考多也可考少，全由自己决定。朱校长的“七次”则是“一次也不能少”———次次必须参加！
　　由此可见，一个是“自由恋爱”，一个是“指腹为婚”；一个是考生是“服务的对象”，一个是考生是“服从的对象”；一个是考生选考试，一个是考试选考生；一个是可多可少，一个是“一次也不能少”；一个是可考可不考，一个是考也得考，不考也得考……
　 　朱清时校长的初衷，似乎是用“七考定终身”来代替“一考定终身”。但由于“七考”是环环相扣的一个整体，少一环整个体系就掉链，砸一考就砸了“七考”。 更有甚者，因“一分定终身”，第一次考砸，后面的书都不用读了。因此，看似“七考定终身”，实质仍然是“一考定终身”。
　　第二、如果美国高中生 参加了数次“高考”，他们可以选择他们所参加的不同场次的“高考”中的最高的单科成绩，来申报最好的大学。比如，元月份的数学考得好英语考不好，6月份的 英语考得好数学考不好，就可以用元月份的数学成绩和6月份的英语成绩来申报大学。而朱校长主张的“七考”则是“一分也不能少”———分分记录在案。
　 　美国一流大学的以高分申报学校的指导思想，是让学生以“争取考好，不怕考砸”的心态参加考试。这种招生政策是有理念支撑的。其一，实行这种招生政策的高 校相信：一定有客观原因，才会考砸；一定有这个能力，才能考好。其二，学生持“争取考好，不怕考砸”的心态参加考试，学生才会敢于发挥，勇于探索，不患得 患失。
　　第三、美国的七次“高考”的本意是减轻考生的心理压力———这次考不好还有下次，下次考不好还有再下次……。因此，许多美国高中生考一 两次后，发现成绩都差不多，就不考了。而国内的“一考定终身”给考生异乎寻常的压力，许多考生平时什么“一摸”，“二摸”，“三摸”都“摸摸灵光”，偏偏 是一到高考就脑子一片空白，甚至拉稀、牙疼、发烧、发冷……显然是心理作用所至。
　　美国的LSAT(Law　School　 Admissions　Test)“法学院入学考试”既有美国“高考”的“人道”，也有中国高考的“残酷”：如，LSAT两年内只能考三次；如果考生考了 两次或三次，许多学校只取平均分，而不是像美国“高考”那样，取最高分。但是，如果由于种种原因你没有考好，也可以在考完试5天内通知主考单位取消成绩， 以免拉低平均分。在LSAT的有关网络论坛上，人们能看到许多中国高考出现的现象：呼天唤地的，怨天尤人的，失眠求方的，拉稀发烧的……
　　我儿 子去年参加LSAT考试，其经历令人深思。孩子不但买了许多备考材料，而且花了整整一个暑假进行准备(美国“高考”他可是一天也没有复习)；不但考试前几 天，到考场踩点，而且考前还先在场外预热；不但规定前一天晚上几点睡觉，而且还落实当天早上几点起床……可谓精心准备，细致安排。结果反而是寐不成眠，食 不甘美，而且也没考好，比他平时自测的成绩低不少。这个考分虽然达到大部分一流法学院的要求，但没有把握进前五名法学院。于是，他决定再考一次，若考不 好，立即取消成绩，仍可进其他一流法学院。但注册考试时，本校考点已满，必须到很远的考场去考试。考试的前夜，下起鹅毛大雪，什么“踩点”、“预热”统统 没有。由于基本没有压力，他几乎没有复习，睡一个好觉，就赶去考场。考完出来，孩子在电话里非常自信地说：“肯定比上次好！”我们却一直忐忑不安：不复 习，不准备，能好到哪里去？！三周后，考分出来了，接近满分！人是同一个人，而两个月前经过整个暑假的精心准备，以患得患失的心情参加考试，成绩不理想。 两个月后，不刻意准备，甚至不专门复习，而且是在繁忙的学期当中，以一种平常的心态参加考试，获得与平时自考相似的满意结果。可见心理作用真是起“作 用”！我想，尽管LSAT(美国法学院入学考试)不如SAT(美国“高考”)那么人道，但LSAT的允许取消成绩的措施，却是一剂“救心丹”——使得许多 考生能以相对正常的心态参加考试。
　　第四、我主张的一年多次高考，是要弱化考试的作用和影响；恰恰相反，朱校长主张“七次高考”是在强化考试的作用和影响。
　 　考试的存在，是教育的尴尬和无奈，既不得不用，又不能过量使用。考试是为教学服务的一种检测手段，而且这种检测手段可能会有失误。当学生知道一旦出现失 误可以再行检测，学生才会以平常心看待这种为教学服务的检测手段。也只有当学生以平常心看待考试，才能弱化考试的作用和影响，才会产生教学的良性循环。
　 　如果我们把考试看作教育的终极目标，看作教学的指挥棒，看作价值判断的至尊，考得越多，其作用和影响越得到强化，进而在教育中产生恶性循环。正像血压检 测器是测量血压的工具，一次测不准还可反复测。如果你正告病人：现在我们要用这个血压检测器来决定你的命运，上天堂下地狱全看这一次测量……。这个血压检 测器不成凶器才怪！
　　第五、最关键的是，如果不实行“既认人又认分”的更严格、更合理、更公平、更科学的“三合一”(高考＋平时成绩＋综合素 质)的选材标准，继续推行“认分不认人”的传统高考的理念，把“一考”变成“七考”，以考为本的应试教育将会变本加厉，愈演愈烈，让全国的孩子苦不堪言！

有网友给我转来一篇文章，转贴如下，以飨各位朋友。

教育部长：中国高等教育属国际较先进水平

资料图片：中国教育部长周济。中新社发 吴军 摄

　　

　　中新社海口一月十九日电(尹海明 王辛莉)正在海南调研的国家教育部部长周济今天在海南大学表示，近十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无论是在办学规模还是在教学质量上都有了更快的发展。

　　周济说，一九九八年中国高校招生规模仅为一百零八万人，二00六年达到了五百四十万人；二00六年，中国高校在校学生、科研经费分别是一九九八年的四倍和六倍。同时，中国高等教育在国际上属于比较先进的水平。

　　他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百分之二十一；在校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等有了更高的发展；中国高校的学科水平、社会服务水平和科研水平等有了长足进步。

　　他举例说，“十五”期间，高校的科研经费仅占全国科研经费的一成，但是，中国高校在“三大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中却占据了半壁江山，以较小的投入作出了大贡献。

　　周济表示，中国高等教育在投入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发展非常不容易，三五十年以后，人们就会深刻的体会到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奠基工程，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意义深远。

　　周济坦言，中国教育的发展也面临着诸多问题，但是，只要坚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地位，力争将人口大国发展成为人力资源强国，中国教育必将推动

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据了解，中国接受过初中教育的人数居世界第一，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数居世界第二，在校大学生数居世界第一。(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