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0月，英国《卫报》评出了“人类最糟糕的发明”，获此“殊荣”的是塑料袋。一年以后，中国的新世界出版社也出了一本名为《人类最糟糕的发明》的书。这本书明明是中国人写的，却在封面装模作样地写上英译书名，作者又故意起了“艾柯尔”和“马克”这两个洋味十足的笔名，试图让人以为这是一本译自国外，或至少是编译的书。书里面一口气抨击了20种发明，不光是香烟、毒品、兴奋剂，连互联网、克隆、转基因甚至电子游戏、味精、口香糖都列进去了，这本书的水平如何，由此可见一斑。

　　这20种“人类最糟糕的发明”中，自然少不了汽车。的确，汽车在现在的环保人士眼中，几乎成了众矢之的；即使是一般的民众，在面对日益拥堵的交通和怎么治理也改善不了的污浊空气时，也不免会对城市里越来越多的汽车心生怨言。然而，也许是不愿意吧，很少有人想到，汽车工程师为了改善汽车的性能，避免造成更多的环境污染，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

　　这里我只谈一个和环保密切相关的东西——汽油抗爆剂。

　　有车的朋友都知道，汽油发动机工作的原理是：首先，通过化油器或汽油喷射器把汽油分散成细小的雾滴，与空气混合进入气缸；然后，这一混合气被活塞压缩，温度上升，在被火花塞打出的电火花点燃后，产生巨大的能量，带动发动机的曲轴旋转，最终驱动车轮。

　　和柴油发动机不同，汽油发动机必须由火花塞点火实现混合气燃烧，而不是靠混合气的自燃。然而，如果汽油中含有正庚烷之类成分，由于它们非常容易燃烧，常常会在气缸中自燃，产生比混合气正常燃烧时高得多的温度，由此便会产生过强的冲击波，而使发动机震动、发响，这就是爆燃（detonation）现象，又叫爆震，俗称“敲缸”。

　　爆燃不仅损害发动机，而且会造成汽油的浪费，因此如何提高汽油的抗爆性能，一直是汽车工程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

　　工程师们首先确定了衡量汽油抗爆性能的几个指标，其中最常用的就是辛烷值（octane number）。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人们发现汽油中一种叫2, 2, 4-三甲基戊烷——俗称异辛烷——的成分具有很强的抗爆性，于是就把它和正庚烷作为衡量汽油抗爆性能的标准，规定正庚烷的辛烷值为0，而异辛烷的辛烷值为100。有了这样的规定，通过专门的测定机，就可以测出汽油的辛烷值。辛烷值又可以分为研究法辛烷值（research octane number，缩写为RON）和马达法辛烷值（motor octane number，缩写为MON）等，则是在不同条件下测定的结果。我国现在统一使用RON标定汽油等级，如90#汽油，就是指RON为90的汽油，93#汽油则是RON为93的汽油，它的抗爆性要优于90#汽油。

　　然而，从石油直接分馏得到的直馏汽油（主要成分是直链烷烃），其RON非常低，仅为40－60。由重油裂化而成的裂化汽油，由于其中的芳烃含量较高，而芳烃的RON一般要比直链烷烃高，因而其RON要比直馏汽油高一些，但还是低于90。如果让今天的轿车直接使用未经任何处理的直馏汽油或裂化汽油做燃料，车开起来，非震得你浑身散架不可。

　　怎样提高汽油的抗爆性？一个很容易想到的办法就是往里加一些特殊的化学物质——这就是汽油抗爆剂。第一个在这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的，是美国化学家小托马斯·米基利（Thomas Midgley, Jr., 1889－1944）。其实他最开始学的是机械工程专业，1911年毕业于康奈尔大学；1916年加入代顿工程公司后，因为要研究汽油抗爆剂，才自学了几年化学。当时化学家对于燃烧的机理还不是很了解，因此米基利寻找优良抗爆剂的过程，完全可以用“大海捞针”来形容。今天我们已经很难想象，指导他寻找抗爆剂的理论之一，竟然是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律！

　　1918－1920年，米基利先后发现苯和乙醇可以作为抗爆剂，并申请了专利。1921年，一种优良的抗爆剂被米基利“捞”到了，这就是后来广泛使用的四乙基铅（tetraethyl lead, TEL）。四乙基铅最早由德国人在1854年发现，是一种具有水果气味的油状液体，只要少量加到汽油中，就可以大大提升它的抗爆性能，而且合成容易，价格便宜。1923年，车用含铅汽油在美国上市，并很快在全世界普及。

　　然而，早在公元前1世纪，古希腊人就知道铅是毒物；今天的医学告诉我们，铅在人体内具有蓄积性，对循环系统、神经系统和消化系统的损害都非常大。1887年，人们又发现，铅对于儿童的危害性更大，到1904年，含铅颜料被发现是导致儿童铅中毒的罪魁祸首，五年之后，法国、比利时和奥地利便率先禁止使用铅白（化学成分是碳酸铅）作为颜料。甚至在车用含铅汽油面世的前一年，美国公共卫生署就已经公开警告含铅燃料具有高毒性；1925年，车用含铅汽油还曾一度被撤下柜台。这些都说明，人们对于四乙基铅的危害，从一开始就不是一无所知，只不过当时的人在权衡了它的利弊之后，认为还是利大于弊罢了——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不用四乙基铅，将会有多少的发动机提前报废？由此又会造成多大的浪费，对环境会造成多大的危害？

　　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个利弊的判断就逆转了过来。一方面，环境学家们发现四乙基铅是一种重要的大气污染物，是空气中铅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人们已经无法忍受越来越严重的空气污染了。这就注定了四乙基铅退出历史舞台的命运。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主要发达国家先后实现了汽油无铅化。我国也于2000年1月1日停止了车用含铅汽油的生产。

　　与此同时，汽车工程师们也在寻找四乙基铅的替代品。1959年，一种名为MMT的抗爆剂在美国被研制出来了，它和四乙基铅一样，是一种有机金属化合物。不过MMT并没有得到广泛使用，1978年美国就禁止再使用（我国现在仍有少量使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含氧有机化合物得到了人们的重视，先后找到了好几种性能比较优良的抗爆剂，其中应用最广的就是甲基叔丁基醚（methyl tertial-butyl ester, MTBE），于1973年在意大利正式投产。MTBE毒性很低，目前并没有明确的可以致癌的证据（IARC归类为第3类），本身又具有高RON（为117），特别是因为分子中含氧，可以有效提高汽油的燃烧效率，减少有毒废气的排放，因而加MTBE的汽油被誉为“清洁汽油”。

　　但是到了1996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Saint Monica）市的两个地区仅因为在地下水中检出了MTBE，就关停了50%的供水设施，最后竟导致美国多个州主动禁止使用MTBE作为抗爆剂。这给人的感觉，好像是科学家又低估了一种化学品的危害性，好像是DDT悲剧又重演了。我已经注意到，国内一些“环保人士”，已经开始利用美国禁用MTBE的事例，作为攻击化工厂建设的新武器了；而且，就和造谣说PX有高致癌性一样，这些人同样造谣说MTBE是“强致癌物”，借助危言耸听，来煽动不知情的民众。

　　事实的真相如何呢？经过调查发现，圣莫尼卡市地下水中的MTBE，并不是来自汽车，而只是来自一个老旧加油站的泄漏。可以说，这完全是一个偶然事件。所以，尽管要求禁止在全国范围内使用MTBE的呼声在美国喊得震天响，但欧盟和日本却不为所动，至今仍在继续使用MTBE。当然，MTBE相对来说不易自然降解，也是事实，所以现在欧盟和日本更青睐另一种较容易降解的抗爆剂——乙基叔丁基醚（ethyl tertial-butyl ester, ETBE），它的性能是和MTBE一样优良的。

　　MTBE的另一种替代品是乙醇。上文已述，在发现四乙基铅的优良抗爆性能之前，米基利就发现了乙醇也有抗爆作用。当时没有发展乙醇抗爆工艺的主要原因，在于乙醇是一种亲水的物质，只要汽油中有少量的水分，乙醇就会大量转移到水中，而使汽油的抗爆性大大下降；而且，无水乙醇本身就具有吸水性，本来不含水的乙醇汽油，只要在空气中暴露，就会因吸水而分层。当时难于解决这个技术瓶颈，所以乙醇汽油没有得到发展，即使是今天，乙醇汽油也不耐久储、久运。乙醇的价格又比汽油昂贵，如果大量使用乙醇汽油，油价势必会上升。因此，尽管使用乙醇汽油在美国的呼声很高，但其真正的供应量并不多——虽然总的来看，乙醇的全面使用，也许是将来的发展趋势。

　　讲完了汽油抗爆剂的发展史，我不禁有几句感想。诚然，在人类的科技发展史上，有DDT、反应停这样的悲剧，有伦敦烟雾、水俣病这样的灾难，但这毕竟是极端的例子。人们对于更多的化学品的危害性，从开始应用的那天起，还是有起码的认识的；很多明知有害的化学品之所以能得到长期的应用，往往是在充分权衡利弊之后的不得已之举。人类并没有被自己的双手毁灭，相反，凭借越来越丰富的科学知识，我们生活得越来越好了。

　　是啊，除了科学，还有什么能拯救人类呢？难道要靠冲动的煽情，或是无知的恐惧吗？

2007.06.21

桓按：连岳先生在6月3日《又毒又科学——接下来的工作安排》一文一开始就说：“我将委托专业人员将PX的毒性问题、生产原料及生产工艺所产生的毒性问题，陆续翻译介绍给大家——这方面的工作，我得到了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专业人员的支持。”可是我等了整整半个月，还是不见“这方面的工作”有半个影子。这半个月里面，连岳先生的键盘和鼠标倒是使得挺勤，先后往他的网志上写了、转了十几篇有关厦门PX的文章，还有《孙悟空的小鸡鸡》这样的黄霑式的段子；可他越是这么勤快，我就越觉得着急。最后，终于还是忍不住亲自到中国图书馆，用了两个多小时，查阅了一本名为《芳烃工学》（赵仁殿等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2001年）的书，自己解答了自己的问题。

　　不过，独知知不如众知知，光我一个人知道了PX的生产工艺显然是不够的，还应该告诉其他人。所以我又写了这第三篇和厦门PX有关的文章。顺便说一下，早先我在批伪环保的时候就发现，现在的城里人因为无知，对于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因此，早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就计划开始写一本有关重工业的科普书，不过因为知识储备不够，一直没有动笔。现在这篇倒可以算是这本书的第一篇样稿，欢迎网上的各位读者在读过此文之后，到我的网志http://blog.sina.com.cn/huanerxin/来提提意见。

　　最近，厦门PX事件一度闹得沸沸扬扬，与和它几乎同时发生的太湖蓝藻事件堪称今年春夏之交的两大环保事件，因而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纷纷议论。

　　处于这一事件漩涡中的，是两家名为腾龙芳烃和翔鹭石化的企业。它们要在离厦门本岛很近的海沧区建化工厂，分别生产两种名为PX（英文para-xylene的缩写，中名对-二甲苯）和PTA（英文pure terphthalic acid的缩写，中名精对苯二甲酸）的化工产品。由于以中科院院士、厦门大学教授赵玉芬为首的一些人在代表民众合理抗争的同时，却又无根据地宣称PX“属危险化学品和高致癌物，对胎儿有极高的致畸率”，并称这样的化工厂“至少要建立在100公里以外，城市才能算安全”，严重误导了民众，而网上又一直缺乏有力的反驳，我写了一篇题为《我看厦门PX事件》的文章，就PX的毒性问题做了澄清。但这点澄清显然是不够的，因为更多的人还想知道PX和PTA在生产过程中的副产物是不是高毒、高致癌性。这就必须把PX和PTA的生产过程介绍一下了。

1. 从石脑油和减压馏分油到重整生成油和裂化汽油

　　根据网上的资料，腾龙芳烃生产PX的原料是全馏分石脑油（96万吨／年）和减压馏分油（220万吨／年）。什么是全馏分石脑油？什么是减压馏分油？这要从石油的化学成分说起。

　　石油是一种主要由碳氢化合物（简称“烃”）组成的成分复杂的混合物。要想把石油用做化工原料，就必须把它“拆分”成一些组成成分相对比较简单的混合物。最简单、也是最常用的“拆分”方法，叫做分馏。它的原理很简单：石油的各个组分的沸点是不同的；把石油加热到一定温度，低沸点的组分就会先沸腾气化，而和母液分离，把这部分蒸气冷凝，就得到了一个低沸点的馏分；提高温度，较高沸点的组分又会接着沸腾气化，于是又可以分离出一个馏分……

　　现在在石油化工上，把常压沸点在60℃－220℃之间的馏分，统称为石脑油（英文为naphtha）。如果一个馏分正好将这个沸程内的全部组分都包括进去了，那就叫做“全馏分石脑油”。全馏分石脑油以直链烃类（即分子中的碳原子排成一条链而不是一个环）为主成分。

　　因为烃类分子中的碳原子数目越多，沸点越高，而且彼此越来越接近，所以对于石油中那些含碳更多的烃类，用常压分馏不易分开。但在减压的情况下，其沸点不仅大大降低，而且彼此的间隔拉大了，因而也就容易分开了。所谓“减压馏分油”，就是指的利用减压分馏得到的比石脑油更重的常温常压下呈液态的石油馏分，其主成分也是直链烃类。

　　直链烃类不能直接用于生产PX，因为PX是芳烃，分子中的碳原子排成环状而不是链状。所以，全馏分石脑油和减压馏分油都必须经过处理，才能用于生产PX，不过处理的方法不一样。对全馏分石脑油，采用的技术叫做“连续重整”，是用含铂的催化剂把直链烃类变成芳烃，得到的产品叫“重整生成油”。对减压馏分油，采用的技术叫做“加氢裂化”，是用加氢催化的方法，把其分子中较长的碳链打断成较短的两截或多截，生成小分子的烃类，得到的产品叫“裂化汽油”。所以，重整生成油和裂化汽油中芳烃的含量都大大提高了。

　　这两步工艺的主要副产物是氢、甲烷、乙烷和液化石油气，而这些都是重要的化工原料或燃料，所以化工厂是不会把它们白白浪费掉的。而且这些气体都是低毒的，否则，玩氢气球的小孩、生活在沼气池旁边的农民和使用液化石油气生火做饭的人可就都危险了！

2. 从重整生成油和裂化汽油到BTX

　　上文已述，重整生成油和裂化汽油中芳烃的含量都有所提高。得到这两样产品后，再经过一步分馏，专取其中含6个碳到8个碳（简作C6－C8，严格书写时，数字应写成下标的形式）的馏分，其中的主要成分基本就是苯、甲苯和二甲苯了。因为苯的英文是benzene，甲苯是toluene，二甲苯是xylene，所以三者合称BTX。再通过名为“抽提分离”的工艺，便可以把这三者分开。

　　这一步得到的主产物中，苯是著名的高毒性、高致癌性物质，甲苯和二甲苯的毒性都比较低，而且都没有证据表明它们是致癌物。副产物是C9以上的重油，则可以做为柴油使用。如果你不怕柴油味，那么你也不必怕这种副产的重油。

3. 从甲苯到苯和二甲苯

　　在BTX中，甲苯的需求量较少。为了得到更多的PX，需要把甲苯转化为二甲苯。这一步工艺叫做“甲苯歧化”，就是把两分子的甲苯变成一分子的苯和一分子的二甲苯。副产物是C9以上的芳烃，一般产量很少，分离出来之后如果不作为燃油添加剂，直接烧掉即可。

　　由此可知，腾龙芳烃生产的苯有两个来源，或者是从重整生成油和裂化汽油中直接分离得到，或者是通过甲苯歧化得到。腾龙芳烃规划的苯产量是22.8万吨／年。

4. 从二甲苯到PX

　　二甲苯是邻-二甲苯（英ortho-xylene，缩写为OX）、间-二甲苯（英meta-xylene，缩写为MX）和对-二甲苯（PX）三者的混合物。三者都是重要的化工原料，但PX的需求量最大，OX次之，MX很少。为了得到更多的PX，还要再通过名为“二甲苯异构化”的工艺，把MX和OX转化为PX。腾龙芳烃规划的PX产量是80万吨／年，OX产量是16万吨／年，不产MX。

　　MX和OX的毒性和PX相仿，都是低毒物质，没有致癌性，但有一定的致畸性。这一步的副产物有少量的苯、甲苯和C9以上的芳烃，其中苯、甲苯分离出来后可以直接导回“甲苯歧化”的反应塔中循环使用，C9以上的芳烃的处理则上文已述。

　　以上四步在生产上是连续进行的，前一步的产物马上就做为后一步的原料，所以完成这四步的化工装置是紧密连合成一体的，化工上叫“芳烃联合装置”，而不存在中间产物长途运输的问题。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副产物需要提一下，这就是硫化氢。硫化氢不是在上述四步反应中生成的，而是全馏分石脑油和减压馏分油中的杂质硫形成的。硫化氢具有高毒性，并且是重要的大气污染物，所以芳烃联合装置产生的废气必须经过脱硫处理。

5. 从PX到PTA

　　从PX到PTA，需要两步。第一步是把PX氧化成粗对苯二甲酸，第二步是通过加氢精制，除掉其中的一种名为4-羧基苯甲醛的杂质，而得到PTA。第一步需要把PX溶解在乙酸中反应，还要使用溴化物作为反应的促进剂，反应中会生成副产物乙酸甲酯，因而排出的废气中会含有PX、乙酸、乙酸甲酯和溴的蒸气。这就是为什么居住在海沧区的居民有时可以闻到翔鹭化纤排出的气体有淡淡的酸味的原因。虽然据厦门市环保局的解释，乙酸的排放量虽然超过了人的嗅阈，但仍符合排放标准，不会对人体造成危害，但天天闻酸味总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所以厦门市环保局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们正在敦促翔鹭化纤（以及准备和腾龙芳烃80万吨PX配套建设的翔鹭石化150万吨PTA工程）采用国际上最先进的废气处理方法，尽可能地减少有异味的乙酸、乙酸甲酯的排放。

　　把上面说的综合一下，就可以知道，整个PX和PTA的生产过程中，生成的高毒性或有高致癌性的物质，不过苯和硫化氢两种，此外还有乙酸、乙酸甲酯具有令人不快的异味。知道了这些，厦门民众就可以有针对性地要求和监督腾龙芳烃和翔鹭石化两家公司有效地减少这些物质的排放或泄漏，而不是在无知的情况下，没有凭据地幻想PX和PTA的生产过程中会有多少高毒、高致癌性的物质产生，并用这种空话作为维权的依据。两种情况下，孰者可以提高维权的效率，不是一目了然吗？

2007.06.18-19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最近在2007年2月16日的《科学时报》上发表了《“转基因”还是“生态学”？——中国食物生产和能源利用途径需要质的飞跃》一文，鼓吹生态学的“绿色革命”，反对“转基因”（见文末链接1）。
　　蒋高明是新语丝的老相识。早在2005年的怒江“争坝”事件中，就出现了他的身影，当时他的一系列对水利水电技术的无知言论（比如分不清“千瓦”和“千瓦时”），遭到了张博庭（水博）等人的痛斥。对于这些事情，蒋高明在他本人的新浪网志上连载的《向权力诉说真理》一文中，做了一定的回应（见文末链接2）。应该说，蒋对待自由辩论的态度还是好的，但是他在经历了别人的“砖头”之后，显然并没有吸取应得的教训，不但仍然执迷不悟，而且这种“‘高明’的糊涂”（赵南元语）还愈演愈烈，到了最近的这一篇，竟然需要靠贬低分子生物学、抬高生态学来宣扬自己的那套“生态沙文主义”观点了。
　　众所周知，现代生物学发展到今天，已经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知识体系，内部已经分化出众多明显不同、但又在整体上有机统一的学科。仅以植物学论，根据1993年第十五届国际植物学大会以来的学科分组情况，就包括系统与进化植物学、结构植物学、代谢植物学、发育植物学、植物遗传学、资源植物学与植物化学、生态学与环境植物学，以及生物技术8个分支学科。虽然由于分科的标准不同，分子植物学并不专属于上面哪一个学科，而是和系统与进化植物学、代谢植物学、发育植物学、植物遗传学等都有关系（但这些学科又并非只有分子植物学的内容），但它的最大特点就是从分子这样一个微观的角度来探索生物活动的本质，解释宏观现象，从而和以研究个体及个体以上层次的生态学与环境植物学出现了明显的分野。正因为如此，分子生物学和生态学才都是现代生物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二者彼此不能替代，没有高下之分。即便是应用到技术领域，以分子生物学为基础的生物技术和以生态学为基础的环保技术彼此也不能替代，没有高下之分。所以，任何贬低一方、抬高另一方的观点，都是很荒唐的。
　　但是，蒋高明显然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的这篇文章一开始，就抛出了“粮食增产是以转基因为主，还是利用现有资源，引入生态学的理念？”这样一个伪问题。我搞不明白，堂堂中科院的首席研究员，为什么思维方式还是这么幼稚的二分法，总觉得“转基因”和“生态学”是你死我活的关系？难道二者不能共存共荣、“和谐”发展？
　　后面，蒋高明更是历数了转基因的不是，力捧生态学的“绿色革命”的种种优点。限于笔者的精力和水平，对于蒋高明否定“转基因”的言论，就不全面批驳了，只想谈谈生物技术何以在农业技术领域中胜过环保技术的原因。
　　虽然我上面说，以分子生物学为基础的生物技术和以生态学为基础的环保技术在技术领域没有高下之分，但在某一个具体的领域，还是存在主次之分的。比如在农业技术领域，转基因之类生物技术的应用，就远远多于“有机农业”之类环保技术。造成这个局面的根本原因，并非是蒋高明所说的什么科学家对“生态学的贡献”的“忽略”，而在于生物技术比环保技术更成熟，更有效，也更具有应用性。
　　说得再具体点，一个成熟的生物技术，其每一步具体操作过程都是十分清晰的，而且它在应用之后可能产生的问题，凡是曾被人们认识到的，通常也是可以准确预知的（当然，像什么“潜在危害性”这种莫须有的臆测除外）。而同时能达到这两点的环保技术，却是少之又少。有的环保技术本身还不成熟，比如蒋高明极力推崇的“秸秆发电”就是如此，这个时候，科研人员应该做的是埋头继续默默研究，直到解决了所有技术障碍、经过充分论证后发现可以推广应用了，再出来说话，而不是像蒋高明这样，在技术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就大声嚷嚷它的好处。又如蒋高明文中还有这样一段话鼓吹发展以秸秆充猪饲料的技术的话：

　　目前在中国，猪是仅次于人的第二耗粮大户。……我国年产秸秆6亿～7亿吨，折合鲜重达18亿～21亿吨，按照“十分之一”法则，可以支撑的动物鲜重为1.8亿～2.1亿吨；再按照40%的保守屠宰率计算，则可收获牛羊肉（桓注：前面还是在说猪，这里就成了牛羊肉，不知蒋高明到底是想说猪还是牛羊？）0.72亿～0.84亿吨；再按照“5斤粮1斤肉”比率估算，则相当于从秸秆中收获了3.6亿～4.2亿吨粮，等于全国的粮食产量翻番。试想，什么样的技术有如此强大的威力？

我想只要稍微留意一下就能看出来，上面这种计算，只不过是一种十分空洞的理论分析，简直和当年“大跃进”的时候以植物光合效率的理论推算作为“亩产万斤”的依据没什么两样。
　　即使是解决了技术问题的环保技术，也未必就能推广，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应用环保技术所得的产品的竞争力。还以秸秆充猪饲料技术为例，我非常怀疑这样养出来的猪，其猪肉的口感会比较差。道理非常简单：猪和人一样是杂食性动物，饲料中的营养必须“均衡”，猪肉的质量才比较高，而秸秆作为一种营养不“均衡”的劣质饲料，不管再怎么精加工，其营养价值也是不能和谷物之类精饲料相比的，除非添加外源营养物。从这里我们就发现，很多生态学家在鼓吹环保技术时，只爱强调它如何如何环保、如何如何没有污染的一面，从不强调产品质量高不高、推广之后是否反而对农民的利益造成损害的一面。事实上，很多环保技术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都十分低劣，在市场上毫无竞争力。试问我们有必要为了支持所谓的“环保技术”，就甘愿牺牲自己的口福，天天吃劣质食品吗？特别地，我们有必要为了支持所谓的“环保技术”，就甘愿牺牲广大农民的口福，让他们天天吃自产自销的劣质食品吗？
　　行文至此，回头再谈谈“生态沙文主义”。我从不胡乱贩卖概念，每引入一个新概念，都会解释其定义，以及引入这个概念的必要性，所以在这里解释一下我所谓“生态沙文主义”究竟为何。首先，我已经在《告诉你一个真桉树》一文中说过，现在中国的生态学界，生态主义的观点可谓甚嚣尘上。所谓生态主义，指的是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观，它认为地球生态系统是最终极的道德主体，人类的一切活动只有在符合整个生态系统的利益时才是正当的，如果只考虑人类利益而损害生态系统的利益，就是不正当的（关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荒谬，我以前已经写过许多文章予以揭露，以后在《伪生态批判》一文中，还会进一步详细论述，此处不赘）。而生态沙文主义，就是在生态主义的基础上，认为解决一切和生物、环境有关的问题，都必须以生态主义生态学为主导，一个技术的先进与否，也必须首先看它是否符合生态主义生态观。
　　像蒋高明这样，“严于待人，宽于律己”，对于分子生物学和以分子生物学为基础的生物技术，就严加苛责，甚至试图用莫须名的罪名去否定其价值，对于生态学（更准确说是生态主义生态学）和以生态学为基础的环保技术，就网开一面，对其技术的不成熟性和产品的低竞争性视而不见，这就是典型的生态沙文主义。同样，《告诉你一个真桉树》一文中所说的一些生态学家反对桉树、支持国产树种造林的意见，也是生态沙文主义。
　　生态沙文主义比生态主义更具社会危害性，因为生态主义本身可能只是一种人生观，一种象牙塔哲学。比如国内哲学界生态主义的代表人物余谋昌、刘湘溶、杨通进等人，对生态主义做了最高水平的辩护，但据我所知，几乎没有什么环保NGO或生态学家采纳了他们的研究成果（我想大部分人甚至可能对这几位学者闻所未闻）。而生态沙文主义是一种技术哲学、应用哲学，它不仅要把生态主义的那一套理论贯彻到实践中，而且还试图通过贬低、排挤其他的理论、技术，来扩张自己的势力。这种非理性的、别有用心的思潮，理应引起所有秉持真正科学精神的人的警惕。
　　而这几年，勇于担当公共知识分子的生态学者越来越多了，对于他们的生态沙文主义言论，我们自然就更要警惕，本文的最后，就把蒋高明这篇文章的最后一段全部照抄如下，让大家再认识一下生态沙文主义把一个伪问题上纲上线，打击异己、唯我独尊的嘴脸。

　　通过“转基因”还是“生态学”来提高粮食产量和解决能源问题，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科学问题，实际上关系到我们能否缩小城乡、工农和区域差距；关系到我们的科学技术是为“三农”服务，还是“为官员的政绩、企业家的利润和学者的论文服务”的问题。只有六畜兴旺，才能五谷丰登。生态学唱主角的新绿色革命是一个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方向性问题。

2007.03.11

相关链接：
1. 一个转载见http://www.cas.ac.cn/html/Dir/2007/02/16/14/75/67.htm；
2. 蒋高明《向权力诉说真理(7)》，http://blog.sina.com.cn/u/4b6ea019010006y5。

按：本文转载自“水利中国”网站，具体网址是http://998833.com/infomation.asp?id=260。

很高兴看到“环保与发展中的天平与尺蠖”这篇文章。平心而论这篇文章是几年来有关水电的争论中，少见的理性文章。这篇文章与以往的一系列反坝文章的不同之处还在于，作者支持怒江水电开发。作为水电工作者，我非常欢迎社会学者能够这样理性的讨论我国水电开发问题。然而，尽管作者的态度非常理性，但是由于作者缺乏必要的水电知识，也不了解水电建设的实际情况，因而，难免会先入为主的接受一些其它反水坝谣言的误导，依据错误的事实，做出错误地分析和论断。为了使作者理性的讨论，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本文就先在几个方面，对作者的某些认识误区简单的加以说明。同时也欢迎作者和其他同志参与一起讨论。

一、 关于反坝组织的作用

作者强调“但环保主义者对水电开发环境代价的控制作用也功不可没，作为对“水电利益集团”的一种民间制约力量它更是不可或缺。在消灭水电不可行的情况下，它的实际功能应当是发挥监督、制衡作用，把水电开发的环境代价与人道代价尽可能地压低。”

这种说法其实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因为中国的水电开发实际上还不是市场开发。早年的水电开发是国家行为，电力体制改革之后，尽管引进了市场竞争机制，建立了几大电力公司鼓励互相竞争。但是，中国的水电还不能说是市场化的开发。因为，水电的上网电价是由国家根据电站建设成本核算之后的“还本付息”电价。目前中国水电开发的利益大小，不是由市场决定，而是由政府决定的。例如，龙羊峡、漫湾这样的早期建设的水电站，由于成本不高，其上网电价仅为，0.14/度，三峡的上网电价也只有0.25。

作者所说的“水电利益集团”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至少是受国家控制的国有企业），建设成本中环保费用的高低，与建设者的收益并没有直接关系。因此，作者所说的环保组织“是发挥监督、制衡作用，把水电开发的环境代价与人道代价尽可能地压低”，即使正确的话，那么监督、制衡的也是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而不是水电建设方。因为水电的低成本是客观事实，国家要把水电的利益通过电价返还给全国公众。最终需要在国民的福利和环保方面的比例如何的决策，是由国家根据社会发展水平确定的。

不过，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我们国家的现实决定了我国的环保投入，还不可能像环保组织希望的那样完美。这不是我国政府重不重视环保，而是大多数百姓的承受能力的问题，环保的投入是还要最终体现在每个国民身上的。例如，我国现在生产的太阳能发电装置，95%都出口到欧洲市场，原因就是我国民众还不能承受那么高的发电成本。因此，中国水电开发与环保的博弈，根本不是什么水电集团与环保组织的博弈，而是国家发展的水平与炒作不切实际的环保的标准之间的发展观的博弈。水电开发建设商在这些问题上，并没有实际的发言权。那种把我国水电开发的矛盾说成是“水电利益集团”与公众利益的博弈的宣传，完全是一种误导。而且，这种思路解决不了真正的矛盾和问题

二、 关于三门峡的评论

作者说“结果三门峡大坝建成不久就因灾难性淤积(一年半时间潼关河床淤高4.5米)几乎毁了关中平原，从此不能正常蓄水，几十年来基本是低水位小库容运行，改建前十余年更几乎是空库一座，防洪、灌溉、航运功能云云根本无从谈起。今天还有朋友认为该工程“功大于过”，说它“毕竟把水灾从人口密集的地方搬到损失较小的地方了”。但这种说法不知何据？历来低水位运行的三门峡什么时候利用过原先设计的“防洪库容”？几十年来哪一次水灾是靠它防住了的？三门峡给关中平原造成如此灾难，难道那里不是“人口密集的地方”？”

这种说法不大符合事实。即便在三门峡改建前的十几年，除了改建施工期间，三门峡水库也能采用临时蓄水，来发挥极其重要的防洪作用。而且三门峡也确实在每次关键的时刻，发挥着防洪作用。三门峡建成以后，到底曾经发挥过多少次防洪作用，完全是有据可查的。作者说从来没有达到过设计的防洪库容，那是因为该水库根本就没有按照设计运行。由于平时没有在运行水位上运行，所以，三门峡即使没有达到过防洪水位，绝不等于没有发挥过防洪效益。我们可以实事求是地告诉作者说，正因为三门峡平时不敢在正常水位运行，所以，在洪水期间能够发挥的防洪作用反而更大。

我国的黄河历史的记载是三年两决口，而解放后的50多年里，黄河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严重的大决口灾害。特别在黄河上的其他水库没有建成之前，三门峡发挥着极其重要的防洪作用，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事实。为什么在小浪底水库没有建成之前，没有一个人敢说要炸掉三门峡？就是因为三门峡对黄河下游的防洪是极其重要的。

有人说三门峡“毕竟把水灾从人口密集的地方搬到损失较小的地方了”也是客观事实。也许作者还不了解，黄河下游的人口密度绝对是高于渭河平原，而且，两处的水灾非常不同的特点在于，渭河水灾是排水不畅造成的涝灾，而黄河下游是地上悬河，一旦洪水破堤就是灾难性的毁灭。

对于三门峡的利弊评价，我们必须要承认，当初建设三门峡大坝的时候，我们犯了错误，但是，也必须看到我们在改造三门峡的问题上，完全是正确的。假设改造后的三门峡如果不能做到利大于弊，我们根本就不要去改造它，而应该去炸掉、废弃它。之所以不能这样做，就是因为三门峡是黄河上的第一座大坝，在当时的防洪作用可以说是无法估量的重要。如果了解了这些细节，作者就不会怀疑改造后的三门峡的作用的确是利大于弊的了。

三、关于“正调节”与“反调节”

在赞美了一番美国的水电站的“正调节”之后，作者说“而我们的水电开发却经常遵循一种相反的思路，即所谓“反调节”模式。每个工程都力图上高坝大库，其理由之一据说就是因为上游大库的截流与放水会造成下游的断流或洪水，所以需要再造一座大库来进行反向调节。或者相反，因为下游水库没有考虑淤积问题，所以需要在上游再建大库以拦沙，依此类推，便形成了一座大库为另一座大库“钓鱼”的现象。于是尽管我国水电资源开发率远低于美国，但高坝大库却多于美国，环境-人文代价也明显高于美国。这样一种把上游水库当作以邻为壑的“假想敌”的“水电性恶论”预设在我们这个号称计划经济的国家流行，未免有些奇怪。”

作者关于正调节与反调节的论述完全是道听途说的瞎掰。我也见到过《中国电力报》上有人发表过美国的水电站都是正调节，而我们国家都是反调节的文章。但是，作为外行的作者根本就不知道，从专业角度看，这种论调根本就是不成立的。这完全是某个专家自己独出心裁的一种哗众取宠的说法，毫无科学根据。至今我们任何一个人恐怕都鉴别不出来，我国的梯级水电站的“反调节”与美国梯级水电站的“正调节”到底有什么区别？如果非要说明，我们习惯的“反调节”的说法，只不过站在上一级水电站的角度上，考虑下游水电站对上游水电站的调节作用。而美国的“正调节”说法，是站在下游水电站的角度上，考虑上游水电站对下游的调节作用。实际上不管美国的“正调节”和我国的“反调节”，说的完全都是一码事，只不过习惯的叫法不同。如果要严格的说，真正的“反调节”也不是没有，那就是在我国的潘家口（抽水蓄能）水电站，由于下游水库需要不断地向上游水库抽水，这才是真正的反调节。除此之外，我国所有的水电站的运行，实质上都是和美国一样的“正调节”，或者说美国的水电站都是和我们一样的“反调节”。

四、关于高坝大库的悖论

作者说“于是尽管我国水电资源开发率远低于美国，但高坝大库却多于美国，环境-人文代价也明显高于美国。”这种说法，与美国水电的龙头水库大，可以进行正调节完全是一种相反的悖论。龙头水库就是高坝大库。实际上美国的高坝大库远远多于我国，我国与美国同样有8万多座水坝，但是，美国的水库总蓄水能力比我国高出20多倍。因此，作者的“但高坝大库却多于美国”的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我国高坝大库少的原因是，一方面由于我们国家的人口密度高于美国，水库占地的矛盾比美国要尖锐的多。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过去的经济能力有限，没有足够的财力建设大量的高坝大库和龙头水库。直到最近这些年，这一情况才有所扭转。然而，当我们刚刚具备了学习美国，建设龙头水库，彻底解决水资源问题的能力的时候。却又遭遇一批反坝学者的造谣和污蔑。他们污蔑我国水电开发的最典型的漏洞就是，一方面赞扬美国的龙头水库如何重要、如何好，而一方面又攻击我国的高坝大库。这种悖论，是最典型的“外国的月亮，一定比中国的圆”的说教。对于这一点，我不知作者是否已经意识到了。

说实在的，我真是服了我们国家的某些社会学者的想象力，就像“正调节”这种某个专业人士个人的一种不责任的解释、说法，居然就能让我们国内的一大批社会学者浮想联翩的，振振有词地把美国的水电开发吹捧上了天，而同时还能把我国同样的梯级水电开发贬低到了地下。

五、关于水电开发程度

此外，作者的“我国的主流意见还认为，在水电资源富集区，水电总装机容量不宜超过总发电装机容量的1/3，径流式水电装机容量不宜超过水电总装机容量的1/3，否则水电的丰枯矛盾就会非常严重。但在美国西北地区，水电装机容量占到总发电容量的80%，径流式水电占到水电总装机容量的60%以上，丰枯问题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严重。其原因就在于他们的龙头水库正调节功能发挥得不错。”

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众所周知，我国实行的全国水电统一规划，西电东送是我们的重要能源战略，怎么可能会有什么“在水电资源富集区，水电总装机容量不宜超过总发电装机容量的1/3，径流式水电装机容量不宜超过水电总装机容量的1/3，否则水电的丰枯矛盾就会非常严重。”主流意见呢？作者说“但在美国西北地区，水电装机容量占到总发电容量的80%，径流式水电占到水电总装机容量的60%以上”。没有任何值得吹捧的地方。作者可能不知道，我国的湖北省水电装机比重可能已经超过了90%以上，大大高于美国西北地区。而且，这和正调节、反调节毫无任何关系。

六、关于“钓鱼工程”

作者在分析所谓“‘反调节’盛行的体制原因”的论述中，提出了所谓的钓鱼工程的说法。

作者认为“其实“反调节”在我国盛行的深层原因恐怕还是体制性的。这就是现行体制下我国各地方当局都想从中央争切“水电蛋糕”，争投资上项目，追求任内“政绩”，而既无市场经济下的投资者责任，也无“理性计划”应有的科学精神。于是坝惟求高，库惟求大。我国水电工程在预算上通常都是“钓鱼工程”，这早已并非秘密。而“反调节”更成为重要的“钓鱼”手段。最典型的是著名的葛洲坝工程，这个在宽阔断面上横截长江的浩大工程作为电站单独运行是绝对划不来的。当时上马的主要理由就是它可以作为未来三峡大坝下游的“反调节水库”。然而那时三峡工程本身的论证还八字没有一撇。三峡若不上，葛洲坝就是一大败笔。主工程是否上马还在未定时就兴建本来应该是后续项目的“反调节”工程，以“反调节”的既成事实来逼迫主工程上马，这种做法从经济“计划”的观点看是十分悖理的，然而从政治博弈角度看以这种方式为三峡上马施加压力，却是卓有成效：有了葛洲坝，三峡就骑上虎背，上也得上，不上也得上了。如今三峡工程已竣，争论依旧。”

作者的这种说法，完全是反坝人士对我国水电开发的污蔑的论调。作者说的“地方当局都想从中央争切‘水电蛋糕’，争投资上项目，追求任内‘政绩’”，的现象一点都没错。但是，这是由我国当时计划经济体制决定的弊端现象。不光是水电，计划经济条件下所有的国家投资项目都有这种现象存在。至于钓鱼的说法，完全是对水电工程的一种污蔑。我国所有的大型水电开发，都必须是严格按照流域规划进行的。先建设哪一级电站完全是根据国家的投资、建设能力和当地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需要决定的。绝不会存在什么钓鱼的问题。

作者想当然的认为“最典型的是著名的葛洲坝工程，这个在宽阔断面上横截长江的浩大工程作为电站单独运行是绝对划不来的。”完全是某些人主观臆造的胡说。葛洲坝水电站建成后到三峡建设前的几十年里，葛洲坝的送出的电价仅为每度八分钱，极大的降低了华中地区的整体电价，使得当地工农业发展和人民生活都受益无穷。而且，就是在这样一个电价水平，葛洲坝水电厂每年还要上缴大量的利润，支援国家建设。作者怎么能敢说葛洲坝“作为电站单独运行是绝对划不来的”呢？

作者的“三峡若不上，葛洲坝就是一大败笔。”完全不符合事实。即使三峡不上马，葛洲坝的作用、效益也是一般的工程项目难以比拟的。三峡的决策是在葛洲坝水电站建成后很多年，由全国人大表决通过的，表决通过三峡的时候，绝没有人曾经强调说过三峡不上就会影响葛洲坝。因此，这里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钓鱼的问题。

梯级水电开发是世界公认的最科学的开发方式，不管是美国还是我国的水电开发，大都按照梯级开发进行规划的。如果遇到特殊情况不能按照梯级开发，某些水电站的发电效益可能会比梯级开发有所减小，但是，决不至于出现什么“绝对划不来的”或者说什么“大败笔”的。尤其在当今市场化开发的条件下，恐怕还没有任何一个开发商愿意把投资的风险，建立在其它某一座水电站必须建设的前提上的。因此，所谓钓鱼工程，纯属一些人对水电建设的造谣污蔑。

由于时间的关系，有关文章中存在的一些其他问题，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