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现在很多小说都在写人性的恶，写人的堕落，后来我想我要写一部善良的小说，于是我写了《赶往巴格达》。在这个小说里，我总是感觉自己老是有什么不对劲，老是很容易就喜欢上一个人，比如说办公室里的女孩子，单位的财务，还有女编辑什么的，我很容易就喜欢上她们。于是我去医院看，医生说：“你多长了一颗心脏，。”就给我开了一些药，让我拿回去吃。第二个星期我坚决不出门，但我还是喜欢上了电视里面的影星徐静蕾，喜欢上了给我送快餐的姑娘。我又去医院，医生说：“不行了，你又多长了一颗心脏，是个小心脏。”第三个星期，我不仅喜欢上女孩子，还喜欢上男的，这不得了了。不仅喜欢男的，我还喜欢上路过时看到的老太婆，路边的树，总之我喜欢的东西越来越多。我每次去看病，发现自己又多长了一颗心脏，而且给我看病的医生护士都被我传染了。这个病开始在城市蔓延开来，成了这个城市一种流行病。这个城市不得不采取一些紧急措施来应对，就像应对非典一样。但过了一阵人们发现，对这种病根本没必要预防，因为它对社会是无害的。不仅无害，这种病流行之后，社会治安反而越来越好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好了。这时候美国正往伊拉克周边地区屯兵，它就要对伊拉克动武了，谁也制止不了这场战争。多心人在聚会的时候有人提出，如果让萨达姆和布什也变成像我们一样的多心人，或许我们可以制止这场战争。于是大家集资，让我和医生去美国，去伊拉克，去见布什和萨达姆，争取让他们染上多心病，这样这场战争就打不起来了。我们出发了，但到美国我们还是见不到布什，我们去学校希望见到他的两个女儿，但也无果。于是我们改道前往伊拉克。我们乘坐的大巴从科威特出发，行驶在沙漠的高速公路上，向巴格达挺进。然而当我们进入巴格达的时候，炸弹刚好从空而降，在这个城市炸了起来。我们在街头抱起一个死去的小女孩，心里默默地说：巴格达，我来晚了。这部小说也没在杂志上发过。《南方都市报》的朋友向我约稿，稿子发过去后，这朋友他自己不看，让他女朋友看。他女朋友说，邮箱里很多小说，就这篇有意思。后来这篇小说在报纸上发表后，入选《2005年中国网络文学年选》。

我最近在第四期《上海文学》短篇栏目的头条发表了一部短篇小说，题目叫作《谁在深夜带着墨镜》，讲一个逃犯逃到一个小姐的子宫里想再生的故事。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讲的内容就到这。下面我们可以自由地交流一下。

我编过山东青年作家刘玉栋的短篇《幸福的一天》，这篇小说我至今印象很深刻。他写一个菜农早上起来，开着个手扶拖拉机进城送菜，半路上为了避让一辆大车，拖拉机翻到了路边。那个农民爬起来一看，人没事，车是没办法弄起来了，菜也没办法送了。反正离县城也近了，他决定走路去县城逛逛。到了县城，看到发廊，他走进去洗一下头。以前他从没进过发廊，进去后觉得有些奇怪，给他洗头的小姐，脸上有个疤，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接着又去饭店吃饭，出来以后路过服装店，因为好多年没买过衣服了，于是进去买了一套衣服。然后他回家，当他路过早上翻车的地方的时候，发现那里围着很多人，他的妻子和儿子都在那里哭，他发现自己就躺在那里。其实他已经死了，只是他的灵魂从他的肉体里出来，到城里过上了花天酒地的幸福的一天。这个小说后来进入了“2004年中国小说排行榜”。大家想想这篇小说背后有什么东西呢？其实可意味的东西很多。一个农民每天去送菜，送完菜以后舍不得去洗个头，舍不得去吃一餐饭，舍不得买一件衣服，就回来了，每天都这样。但是，他死了以后却无法无天的过了这样幸福的一天。所以我觉得这是对中国农民生存的极大的反讽，小说的意义很大。如果在写一个故事之后，能够把背后的这种意思提炼到这种地步，已经是很不简单的了。

还有一篇写愤怒的小说，是山西作家王祥夫写的，我为什么越来越喜欢这位作家呢？是因为那年我读过他写的一部小说叫做《愤怒的苹果》。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读过这篇小说，小说主要讲：一个人去一个村里面承包了几片荒山用来种苹果树，那个村的村长带着他去看荒地，挥着手说：“你想用多少地就给你多少，反正这些地都是荒的。”然后那个人说：“这几个山头我全要了。”种几年以后，苹果长出来了，问题也出来了。首先是，过年过节的时候要给村里人送苹果，其次是，上面有人来的时候，村长打个条子，就可以直接到果园里面摘果了，一摘就是几箩筐。之后矛盾冲突不断升级，最后变成了村长跟这个人在斗争。村长是一个强势的象征，在那个地方，他想怎么折腾你就怎么折腾你，最后在那年过年的时候，村长给每家每户发了一个条子，叫每家每户自己去苹果园摘一箩筐苹果。全村的人都去摘这个果园的苹果。看着自己辛苦种出来的苹果就这样没了，这个怎么能容忍呢？于是出现了群众和这个人的冲突，他很无奈，拿着一把猎枪冲出了屋子。他不可能对着那么多的村民开枪啊，也不可能把枪口对准村长，所以他只能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大腿开了一枪。然后这个事情就突然停住了，警察下来了，那个人被送到医院去救治了，村长在广播里面说：“这个事情暴露了很多问题，比如有人竟然私藏猎枪。”上级要求村民们把摘来的苹果全部退回果园。于是村民们把苹果送回到果园里，倒在地上。过年的时候人们开始感觉到空气里有什么不对的味道。原来倒在果园里的苹果全都腐烂了，整个村庄弥漫着苹果腐烂的气味，这个腐烂的气味就像一种愤怒的控诉，在村庄的上空索绕不去。这是一个很愤怒的小说。其实我觉得最有意味的就是这个果园主开的这一枪。他为什么把枪口对着自己的大腿开呢？这就是中国弱势群体的无奈，他的对面是什么人？村长！村长上面是什么人？是乡长。中国农民不可能把枪口对准这些人，他只能对准自己的大腿，这就是无奈。所以我觉得小说，就是要写这种内容。关于小说，我以前有过一个发言，叫做“小说十年功”。我觉得一个小说家除了要解决语言，解决叙事能力，最重要的解决故事背后的这一层意思。这也许是很多人写一辈子没认真想过的，或者是解决不了的。要真正写出好的小说，真的需要很漫长很漫长的过程。

下面还有时间，我介绍所几篇我写过的小说。我写过一个比较短的小说，叫《垃圾桶》，这个小说发表在《天涯》杂志上。故事是这样的：有一天，我在路上走着，突然一辆公交车朝我开来，我为了避让这个公车，碰到了旁边的垃圾桶，我倒在了那里。公交车跑了，却突然有个人跟我说话，我看我周围没人，才明白是这个垃圾桶在跟我说话，我发现了这个人世间的秘密，其实我们生活周围有很多垃圾桶是人变来的。生活里面有很多人，他们莫名其妙地消失了，他们去哪里了？他们变成了一个个垃圾桶。被碰倒的这个垃圾桶是怎么变来的呢？这个人他还没有成为垃圾桶之前的故事是这样：他以前跟他邻居的一个女孩子一起去上学，一起去插队，然后又一起回城，他心里喜欢这个女的，就向她表白了，但这个女的拒绝了他，也没有什么理由，就是觉得不合适。他就每天徘徊在这个女的门口，想，其实我连她门口的一只垃圾桶都不如。这个垃圾桶还可以每天容纳她的生活垃圾，容纳很多她丢弃的东西。后来他就真的变成了一只垃圾桶。最后他就在那里，守望着这个女的很多年。这个女的在他失踪的好几年里，也是很痛苦的，她结婚了，又离婚，后来又下岗，下岗以后就开了一个花店，在那里经营着，而这个垃圾桶一直在那里守望着她很多年。这都是想象的东西。后来“我”把这个故事告诉我女朋友，“我”女朋友就问：“你有一天愿意不愿意为我变成一只垃圾桶？”“我”很犹豫，想了半天后说：“不愿意。”后来“我”的女朋友也消失了，不知道她去了哪里。这个小说一部分是虚构的，虚构得很厉害的，大家一听就是假的，为什么要写这些内容呢？就是换一种方式来写生活中的隐秘的东西。这类所谓假的小说，怎样才能写得好呢？我写了好多这样假的小说，我有个体会：如果整个故事一听是虚构的，假的，幻想的，那么你必须把每个细节写得像真的一样，那么读者读下来才会觉得那是可信的，这个篇就算成功了。

我还写过一部小说，叫做《桂村的田螺姑娘》。我很小的时候，听母亲讲过很多民间故事，其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田螺姑娘的故事。这个故事里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它告诉我们，穷人只要勤劳还是有希望，所以人要有美好的期盼。这么多年我一直想写田螺姑娘，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母亲去世以后，一想起这个故事我就会想起母亲。前几年我开始写这个故事，但我发现我是不可能去重述这个故事的。把原来一个短的东西拉成一万字、二万字、十万字又怎么样，还是原来那个故事，只是多了一些想象的细节罢了。后来我是这样写田螺姑娘的：田螺姑娘嫁人了，她嫁给了原来故事里的这个小伙子，过上了所谓的幸福的生活，但逐渐的她不快乐了，因为她发现丈夫有很多缺点，比如说：脾气暴躁，经常打她。这个田螺姑娘长得很小巧，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田螺姑娘煮一餐饭，要费很大力气，剥瓜苗，炒菜，汗水总是不断地滴到菜里，因此她丈夫吃菜的时候，菜总是很咸。这时他就会很愤怒，他说：“我在地里辛辛苦苦的干活，你就煮这么难吃的菜给我吃。”然后动手动脚打人。村里有个族长，也就是村长，经常压制穷人。这部小说是蛮漫长的，主要讲田螺姑娘做人、嫁人以后，在几种权力的压制下，过着痛苦不堪的生活。她发现做人其实是痛苦的，做田螺才是幸福的，后来她又变成了一只田螺。这个小说其实就是写一个人又变回一只田螺的过程，这就是《桂村的田螺姑娘》。我把现在的生活放到一个民间故事来考察，我好多朋友都喜欢，但是在刊物上发表得比较艰难，好几个刊物的编辑都说挺喜欢这个小说的，但是他们刊物都不发这种类型的小说。这个小说一直转了两年，去年才在《长城》第一期发出来，所以我特别感谢这个刊物的编辑李浩。

这样的散文，有点像小说。但是我觉得我表达的情感，是很真实的，是散文的那种情感，所以我一直把它当作散文。我还写过一篇《地球上的那点破事》，也是虚构的。因为地球负担越来越重，联合国联合国闭门磋商，决定给地球减负，当各国签署备忘录的时候，联合国秘书长在屋子里黯然流泪，因为很多大国，他们都不愿把各自拥有的最沉重的东西，比如说：航空母舰、核武器和巡逻舰等，都运往太空销毁，减负的任务只好落到每个地球平民的身上：每个老百姓，地球上的每个人，只能留下吃和穿的东西，其他的都要运往太空销毁。我就写“我”在屋子里的那个晚上。这个城市已经很破烂了，立交桥、高楼很多都运走了。这时候我就想：我应该留下什么东西呢？这么多年“我”买了很多书，有几千册，这都是“我”很喜欢的。还买了两三千张电影碟，这都是“我”喜欢的，都是舍不得丢的东西。到天亮的时候我才明白：其实人，这沉重的肉身才是这个地球上最负罪和负累的。然后我写：“我很娴熟地掏出一把手枪，对着自己脑袋。我想如果我把这个扳机一扣，那么明天，我就会和其他东西一起被运往太空，然后丢弃。这时候人们从那个地方看地球，地球还是一个很蔚蓝的星球吗？”这散文大家一定觉得像小说，而且总是被当作小说收入一些年度幽默什么的，其实我想表达的情感是真实的，，只是换了一个虚构的角度来表达。

我介绍自己的几篇散文，其实是想告诉大家一个感想，散文的最高境界，其实就是自由。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但最重要的一点是你写的时候心灵一定要在场，这是最重要的。我认为，天下写得最烂的散文有两种：一种是写风景的；另一种是写亲情的。有的人写风景，词语一套一套的，词汇很丰富，比如写山，层峦叠翠、千姿百态、形态各异，比如写树，郁郁葱葱，但是他写的作品内容是空的。你发现他写其他散文、其他风景的时候也是这样。他没有看到风景里的一棵树，一片水光，一个奇怪的屋角，没有用心灵去触摸。他写这个散文的时候，情感没有进入，情感是空的，所以我觉得写散文的时候心要在里边，从细部去触摸，这样才有可能写出写作对象的独特。写亲情的文章也一样，说实话很多人都在写。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出生的背景和经历的生活是差不多的，特别是农村的孩子，送我们上学，父母都很辛苦。读书的时候父母都经常到学校来送生活费，都是一张一张的给我们数零钱，然后舍不得吃东西就回去了。当你读到这样一篇文章的时候，可能很感动，但是作为编辑，常年读到每一篇写亲情的文字都是这样的，你就会觉得这个文章写得很烂，他没有写出他父母自己的东西来。我去年编散文的时候，编了大化一位无名作者的散文，我至今还觉得很感动。这也是一篇写母亲的散文，但我觉得他写出了自己的母亲。他是这样写的：当年集体去地里劳动的时候，母亲犁地，突然在犁过的地上看见几根鸡毛漏在那里，母亲赶快用泥土把鸡毛给盖起来，等大家收工以后，她背着一个背篓假装去地边拣猪菜，然后飞快地到她埋那几根羽毛的地方，挖出了半只鸡。为什么是半只鸡呢？因为它被老鹰吃掉了一半。这剩下的半只鸡让全家人在那个年代吃上了很美味的一餐。所以亲情散文，最重要的是写出你自己的亲人，而不是我们大家的亲人。有时候一个好的情节，胜过你的千言万语，比如说这半只鸡的情节，比用一万字来写母亲怎么辛苦，怎么艰难还要好，还更有力量。

1998年，我也开始写起小说来了。为什么写小说呢？因为仅是通过写散文、写诗歌，对现实的很多看法还是无法表达出来的，所以我写起了小说来。我们这一代写作的人，很多都是先写诗、散文，最后才小说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合理的过程，它意味着一个人关注的点，由内心转到深层的社会和人性，身上开始有一种使命感。小说往往证明了那个时代的存在，我们读历史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历史发生过什么事情，但是你没办法知道那个时代人们的心里是怎么想的，言行是怎么样的？生活习惯是怎么样的？比如说喝酒，跟我们现在喝酒是一样的吗？比如说我们现在喝酒的时候猜码，以前猜码吗？还是边唱歌边喝酒？这些细节只有小说才能够留下。《红楼梦》留下了那个时代人们是怎么谈恋爱的，穿什么吃什么喝什么，留下很多很丰富的生活细节。写小说对我来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小说家是要对现实发言，不过发言的方式跟政治家是不一样的。他是要通过人物来表达自己内心真正的想法。如果作家直接把他写一个小说的想法告诉你，那就不是小说了。比如说，他对这个现象是很愤怒的，那他不可能直接告诉你他是很愤怒的，那他写散文就可以了。小说是要通过一个人物，通过一个故事、通过人物的命运来告诉读者作者对这种现象是愤怒的，是深恶痛绝的。所以如果要写小说，要解决很多问题。首先是语言问题。以前东西说我的语言很好，我那时候真的以为我的语言很好，因为我写过诗，语言等于是经过修炼的，但是真的写小说的时候，我发现我的语言不行。小说的语言不是要华丽的，而是要准确的。准确地讲一个故事，准确地表达一个人的一言一行，准确地传达他的内心，这难度很大，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达到的。解决了语言问题，还要去努力编好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其实比小说诞生得还早，你还没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就要先有故事，或者已经有了一个轮廓。小说必须依赖于故事，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福斯特说：“故事是小说这种复杂机体中的最高要素。”北大教授曹文轩说：“故事与小说是生死之恋。”人类为什么需要故事呢？其实从小孩开始我们就需要故事。很小的时候，我们不会说：“妈妈你给我念一篇散文吧。”我们都说：“妈妈给我讲一个故事。”人类对故事的需要是从童年就开始的，我们长大以后还需要故事，所以我们看电影电视。经过几年的训练，你就会发现编一个故事其实也不是太难。我是文学编辑，我每天在不停地读小说。有时候我读一个小说，下班了，或者是约好吃饭时间了，觉得这篇小说情节非常好看，就把稿子拿在手上，走在路上或者坐在车上继续把它看完。我发现一个问题，有些作者编的故事很吸引人，但是读到最后，这个故事却没有什么意义，看完以后就可以丢开了。这说明要写好一个小说，不仅需要一个好的故事，故事的背后应该还有一层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小说的意义。为什么写这个小说呢？你是针对什么来写的？就像我们小时候写作文，老师跟我们强调的中心思想，作家会把它隐藏在故事的后面，但是读者阅读应该可以感受得到。解决故事背后的那一层意义，这才是一篇小说成功的关键。要解决这个问题，作家的世界观，作家的修养，包括气质、性格，起着决定的作用。小说的后面是有一个精神空间的，我觉得作家可以在这一比高下。只有内心和精神强大的写作，才有可能比别人走得更远。

前面我说过我写作的时候开始是写诗歌，所以今天不谈诗歌方面的话题，也说不过去。我写诗是纯属巧合。当年高考结束的那一天，我路过县城邮局报刊亭，在那里我看到了一本名叫《诗神》的杂志，就买下了。然后我一路看一路走路回乡下，在十来公里的路上，我第一次发现杂志里的诗歌，跟我们以前课本里的诗歌是不一样的，我读了心里很激动，过了二十年了，我至今还记得里面的诗句，比如：我甩一甩头发/树叶悄悄落下。不知道你们听了感觉怎么样？我觉得有一种无法形容的美在里面，人甩着头发和树叶飘落这两个不相干的事情，在这里却很默契、很和谐、很美，但是解释不清楚的。还有一首是写下雨的，有几句诗是这样写的：“看你唇廓如水/看你乌发如水/看你曲线如水/何必撑一把伞呢/我如水的目光早已无家可归。”这种感受是我以前读书的时候从来没有过的。那个假期我一边等录取通知书，一边在山上放牛，一边看着这杂志，心想：我一定要写诗，因为我发现了世界上，在一个农村孩子心目中最美好的东西，这就是诗歌。后来我考入了河池师专数学系。我进河池师专的时候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在这读书的三年里，我一定要在《河池日报》发表一首诗歌。入校不久学校举办首届诗歌大奖赛。那时候学校里有很多师兄师姐，他们都是很优秀的诗人，都写过很多优秀的诗歌，而我那时刚写了几首，没想到却获得了比赛的一等奖。获奖的两首诗，一首是写给母亲的，还有一首是写离开故乡的那种感觉的。颁奖的时候中文系的老师鼓励我，说我写作是有希望的。就这样我开始写诗了，一写就差不多写了20年。刚开始的时候很想发表，就拼命投稿，最后总是被退回，等过了几年，真正可以发表了，可以在《现代诗》《星星诗刊》《文学港》这些杂志发表了，反而觉得发表没有什么意思了。还不如写作本身有意思，后来就很少发表诗歌。去年我出版了诗集《慢了零点一秒的春天》，感觉其实就是把自己20年的诗歌旅程打了一个包。我写诗的一个最大体会就是：写到最后越写越简单，越写越清淡。我心目中好的诗歌是没有什么形容词的，要去掉很多复杂的东西，要在最简单的句子里表达最丰富的内容。这就像修炼一样，不经意间达到一种境界，我觉得很难。大家知道现在写诗是一种民间行为，因为诗歌刊物稿费很低，甚至没有稿费，即使你发表一万首诗，也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你。我刚写诗的时候我写过一个随笔，叫《自己的诗人》，这个时代如果你是诗人，你就是自己的诗人，写诗仅仅是一种你个人的追求，是涵养你内心的方式，就像你在心里打一眼井，这水滋润的就是你自己。

写诗不久我就开始写散文，前面说过我写散文是为了记录一个乡下来的孩子的成长历程。我们从乡下出发，一步一步离开故乡，离故乡越来越远，这时候我们的心里是惆怅的。我们的成长其实是一个不断丢失的过程，我们丢失了自己的故乡，丢失了自己的童年甚至丢失了我们的亲人。为什么这么说？现在交通工具很发达，你回老家是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每次回到老家的时候，会发现你回不到老家，回不到以前小时候的老家，很多东西变得面目全非，原来的土墙瓦房，变得跟城里没有什么区别水泥砖楼，像鸽子笼一样。你童年玩的那些游戏，都不见了，打石子玩陀螺，现在的小孩不玩了。你发现童年的事情离你越来越远，即使回到故乡100次，你还是回不到童年的故乡，所以我觉得人类的乡愁就是这样来的：不是回不到故乡，而是回不到童年，所以我写散文就是为了记录这种丢失。当然丢失的何止这些东西，还有爱情，我曾经写过一篇随笔叫做《爱情一块三毛八》，写七十年代这代人的爱情。我觉得现在人谈恋爱跟以前不一样，以前谈恋爱，为了等一封信可能要等好长时间，一个星期甚至10天或更长的，如果对方不给你回信，你也得一直等着，充满焦虑。现在的通信工具，手机、网络、QQ、MSN，所有这些东西把你的等待全部消解了，你要找一个人可能几秒钟就可以在网络上把他揪出来。或者给她打个电话，几分钟以后你们就有可能在一起了。所以说这个时代，不仅消解了文学里的很多东西，而且消解了爱情里面的等待。古时候有个叫尾生的人，他在桥下等女朋友，女朋友还没来，这时候大水来了。大水一点点漫上来，他还在等，最后他抱着桥墩死了。这是一个很经典、很凄美的爱情故事，在我们这个时代还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吗？在桥下等人，等的人不来，就会打个电话去问为什么不来，对方说忙，或者找个理由推托，可能就会打第二个电话约第二个人。我记得以前读书的时候，老师说现在作家写作没有经典意识，我觉得是营造那种经典的氛围没有了，所以一个时代才会有一个时代的文学。

这几年我写散文，也做了一些尝试，这就是把虚构的东西引进散文，试图把小说、散文和诗歌的写作打通。

下面说说我的几篇散文。第一篇就是开始头说的那篇《让更多的人看到火车》。我是这样写的：父亲从山地来到城里，父亲没见过火车，他的愿望是想看一次火车，我就带父亲去火车站。但是在火车站他还是没有看到火车，火车还隔着售票大厅，还隔着候车室。我跟父亲说：“那我们买两张到最近一个地方的票，到站我们就回来。”父亲说：“不行，我们不能浪费钱。”父亲没有看到火车就回去了，他向乡亲们谈火车，他说火车站很大，火车站是我们汽车站的一千倍，火车很长，火车是我们汽车的一千倍，他喜欢用“一千”这个字眼，因为在几年前我告诉父亲我的工资有一千元的时候，他觉得这是一笔很大的数。那时候我们乡下人用钱是一元一元地用的，而我一个月竟然有一千元，所以他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数，很快我们村的人都知道我一个月有一千元的工资了。所以他便用“一千”来谈火车，后来我就想：我要给老家造一列火车，让乡亲们都看到火车。后面的内容是虚构的：我的朋友说好给我钱，他给了我19万，我再把我的钱加进去，够20万，我就开始回老家造火车。我的老家在巴马，有条河叫盘阳河，那条河是人们现在说的长寿之河，两岸的百岁老人很多。我就在盘阳河边请了很多木工来造这列火车。乡亲们围过来，他们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东西。他们看见我们正在造铁轨，其实是木轨，木头轨道，他们就觉得这是在做梯子，这个梯子竖起来就可以到达月亮。我说这不是梯子，这是铁轨，是用来跑火车的，这时他们才知道原来我们是在造火车。我和木匠、铁匠一起制作了火车的车皮，在我们造火车轮子的时候，木匠和铁匠跟我有了很大的争议，他们认为这么长的火车，它的轮子应该是马车轮子的两倍或者几倍。我们争执不下，我就问投资的朋友，朋友说那你依乡亲们的意思吧。最后我们把火车轮子做成马车轮子的两倍，我们造出来的火车，是一列世界上最高大的火车。但是乡亲们还是觉得这不是火车，火车不是木头做的，火车应该是钢铁做的。我说你们回去吧，你们回去，明天你们早上来的时候就会看到真正的火车了，乡亲们都回去了，我就跟电影厂的美工，按火车真正的样子来给火车上油漆，我们把木轨刷成了钢铁的颜色，把车皮按真正的火车的那种样子刷了一个颜色，把从真的火车上采集来的声音，比如汽笛声和火车运行时铁轨的声音，装进一个喇叭里，安装在火车上。我们还给火车装上五台发动机，这样等明天天亮的时候，乡亲们就能看到一列真正的火车了，这列火车可以带着他们去村东头几里地的地方采猪菜，或者去村西下地干活。这篇随笔，一部分是真实的，一部分是虚构的，我为什么把这一篇文章作为我的创作谈交给了《当代小说》呢？我觉得其实每一个写作的人，都会在自己的心中打造一列这样的火车，它就像我们的作品，它就是让没看到火车的人，看到火车的。

2009年老家的中秋。

现在讲一件我小时候的事情。我六七岁的时候是红小兵。不是红卫兵，红卫兵是青少年。红小兵是小毛孩，每天拿着木头的红樱枪到处走，排排队喊喊口号什么的。有一天生产队让我们去守队里的桐果，桐果晒在晒坪上，晒坪旁边有很多由稻草堆起来的草垛，我们几个小孩就分别躲在草垛里面。那是一个夜不闭户的时代，一般是不会有小偷来的，结果半夜的时候我们还是被一种声音吵醒了，月光下有个人在偷桐果，我们一拥而上，抱脚的抱脚，抱手的抱手，一举把他拿下。当时我们村正在建一个大水库，现在那个水库已经不存在了。现在想起很荒谬，上万人挖了一个很大的坑，想把水从其他地方引过来，其实上面的水都不够，做成以后也就废了。第二天被我们抓住的那个人就肩扛着他偷的一袋桐果，上面写着“小偷”两个字，被押着去游行。先在水库现场游，一边游一边喊：“我是小偷，我偷了利达屯的桐果！”还接着扯着他去游村，从这个村到那个村。其实我说的不单是这个事，我要说的是一位紧跟在他身后的小女孩。小女孩牵着他的衣角，年纪跟我相仿，我从这个小女孩的眼里看到了恐惧不安和茫然。过了一年我去上小学了，我发现这个小女孩就跟我坐在同一个教室里。她很少说话，老师提问她就回答。从小学到初中，我们一直是同学，一直也没说过话。初中毕业后她就消失了，后来听说她考上了卫校，毕业后做了一名医生。回去过年的时候，我偶尔会在村路上碰见她，我们总是点点头，错身而过。我感觉到她一直是不快乐的，她脸上从没有笑容。过了好多年，我又见到她的时候，她手里牵着一个小女孩，这时我第一次在她脸看到了笑容。

这个事情压在我心里可能有十几二十年了，前几年《广西日报》的锦璐跟我约一篇关于“故乡与文学”的散文，我就把这件事情写出来了。我想：要是当年我们这一群小孩，每个人都憋着，都不出声的话，这件事情会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后来在很多事情上，我变成了这样的一个人，能憋着就憋着，尽量不出声。后来这篇散文又发表在天津的《散文》杂志上，被收入一个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选本，叫《2005文学中国》，收入这本书的时候，编者写了个入选理由放在前面，他是这样写的：忏悔不是大事张扬的，忏悔是个人内心的事。这里叙说的是一件小小的童年往事，只是由于它造成人性的伤害，遂足够影响一个人整整的一生。文章写得似不经意，云淡风轻，字行里却有雷声。看了这个入选理由我就知道我为什么写作了，有时候文字会帮助我们内心得到解脱，让我们苦苦挣扎的心灵找到出口。我们每天生活里发生那么多的事情，大部分是没有意义的，它只是你活着的方式，比如说你每天坐车回家吃饭、睡觉，这些事情很平常，这是你活着的一种方式，但是有些却让你愤怒，让你悲哀，让你兴奋，让你快乐。写作就是让你发现这些事情的意义，这些事情会教育作家本人，让他变成一个越来越好的人，然后它才有可能有一点点可能去教育别人，教育读者，让读者向上。

北京街头的“贴牌”

温暖的旅程——文学与人生漫谈（一）

黄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