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磊

一、

一个被称为全北京城最会玩的老人走了，很多人都说，他是被老朋友翻译家杨宪益拽着走的。杨先生提前几日驾鹤西游，觉得路上孤单，要有个会玩的老朋友做伴才好，拽哪个年级小的都不合适，干脆就拽个同龄的王世襄吧。

文化界的老人远去了，自然会想念他们的，想念他们带去的学问和一身的风流往事。而王世襄相对来说更个别，我们怀念他所擅长的那些老年间的游戏。比如最欣赏那幅照片：青年时代的王世襄穿着全身的行头，身上驾着大鹰，一手拎着兔子，那劲头，气派，有范儿，标准的型男。看着照片，在羡慕的同时还会感到悲哀，老爷子的那些绝学是传不下去的，就算老爷子活着，如今也没几个人能玩。一种玩意关键是不能没人玩，要是连会玩的人都没了，那才真叫快完了呢。就跟京剧一样，听戏的都没了，那京剧才是真正完了。时代变了，能留下的自然会留下，而留不下的，也只能随它去了。好在，还有三卷本的《锦灰堆》在，算是给我们留下些过去的痕迹吧。

二、

作为80后，和王世襄相差了七十年，我却觉得这个可爱的老头有几分亲近，就像邻居家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老头，因为他曾经生活在北京这座古城里。如今，斯人已去，再翻翻《锦灰堆》中，能回忆到我往前多少代的童年。王世襄年轻时的日子我们是赶不上了，挺多赶上一点他的余韵。这些余韵都有些什么呢？起码，我还听到过胡同里最后卖小金鱼的吆喝声：“哎——大小——小金鱼——咧”，尽管已经丢掉了传统吆喝中的一大套词，但还是过去的吆喝。单单是这些，就足够回忆的了。

想起在小的时候，透过窗外密密麻麻的喇嘛花藤子，看到蓝的跟电视里西藏一样的天，再抬头看到一群群鸽子在院子上空盘旋，听那悠扬的鸽哨，才觉得生活的美好。只可惜，那一切都成了回忆。那就来借着王世襄的《锦灰堆》来回忆回忆吧。

《大鹰篇》：记得小时候在南城或郊区，好歹也看过人家玩鹰，玩隼。隼的个头并不大，嘴巴尖尖的，看上去也不是很凶，就像一只不起眼的大鸟。有一次，见到一位街坊，不知从哪捉来了一只鸮，比隼的个头足足大了一多半，样子凶恶之极，看上去恨不得要把你眼睛捉出来似的。结果，鸮的主人，那哥们也许是太爱显摆了，把鸮放在家门口吓唬了邻家的小孩，被人家点了炮（北京话，告状），好好的一只大鸮被抄走了。鸮不让养了，只能养个头小了几号的鸽子。说起鸽子，小时候倒是养过一只，那鸽子对我闹绝食，死活不肯吃喝，我就掐着它，把它的头按在水罐里喝水，也没见它喝下去多少。直到在他面前掰老玉米，它才咕咕叫着吃上几粒，后来也不知怎么就飞走了。至于养鸟，只记得些给姥爷剪油葫芦腿上的倒刺喂画眉的情景，那时的面包虫是十五块钱一斤，比牛羊肉贵多了，鸟吃得比人吃的都好，真应了话剧《鸟人》里的话，“你怎么伺候它，它就怎么伺候你。”

《秋虫六忆》：这些都是一年四季都能玩到的东西，对此还要有些时令的游戏才好。比如在夏天，我们会拿着虾笼子，里面装上羊骨头棒子，拿到后海河沿去捞虾米，捞上的都是青色的大对虾，回家煮熟了非常好吃。可惜我不爱吃河鲜，却有几次把虾放到玻璃鱼缸中养殖，没过几天，那些虾都繁殖了，鱼缸中有很多微小的、透明的虾在游动。要是这么养下去，不久就又能炒上一盘，可惜不久，鱼缸里的水就浑得看不清，最后也忘了那一鱼缸的小虾米都到哪里去了。说起秋虫，七大姑父八大姨父中，倒是有一位姑父，天天用耗子胡子逗蛐蛐玩。不过关于蛐蛐的知识，却是来自说相声的大玩家王长友，那老先生是李金斗的师爷，有人家的时候还没侯宝林什么事。借着工作中采访王长友的公子王文林的机会，听到了不少老人家玩虫的故事。那才是真正的玩家。

《獾狗篇》：又想起了儿时在郊区打兔子的故事来。那时在昌平的北面，要么就是在房山，深秋的日子里，看那一片枯萎的田地中，什么都没有。大人们就在这里拉上了网子，然后放狗，跑到田地里去哄，不一会儿准能轰出灰色的兔子来。我疑心兔子跑得比人快，拉网子怎么能赶上它们。一会儿，兔子和狗都消失了，不久，就有人从对面拎着兔子牵着狗回来。后来才知道，原来兔子不会跑直线，跑不了多远就拐弯绕大圈，只要拉好网子，早晚它们回撞到网子里，这才是守株待兔的原理。再问那些大人：“怎么知道兔子准能往这个方向转弯？”他们也说不清，只是一个劲的说要以后带着我去打野鸡，用装火药和铁砂子的猎枪去打，还告诉我野鸡飞三下，飞到第三下它就飞不动了，可以用手去抱。那种大尾巴比动物园中磨秃了的野鸡尾巴要漂亮上多少倍，跟戏台上周瑜和陆文龙脑袋顶上的雉鸡翎子一样漂亮。而我早把这个邀请忘在了脑后，反正兔子是已经抓到了，也就无心去解释了。兔子肉很好吃，和什么肉炖在一起就是什么味道，那时我以自己要练体育为由，一手拿着一只兔子腿在啃，那种神气要比拿着美国式的肯德炸鸡腿要强上多少倍。

可惜的是，那种日子总是短暂的，似乎一晃就过去了，再也不回头。父亲在郊区的朋友中，有不少热衷于打猎的人士，当我想起要和他们一起去抱野鸡的时候，他们都被收缴了猎枪，见了人就祖宗奶奶的骂，最后只得一个个都找地方钓鱼去了。

三、

从那些儿时的日子里，又回到了眼前摆着三卷《锦灰堆》的书桌前。金鱼、秋虫、鸽子、大鹰、獾狗、掼交、烹饪、火绘、葫芦、漆器、竹刻、明式家具……值得庆幸，这些都是白纸黑字的落在王世襄的书里，可是，它们只能永久的留在书里了。翻看着书中王世襄牵着獾狗抓兔子的日子，似乎和我离得太远了。其实，狗抓兔子这项运动，有着更深的一层意思，它表现了人的一种逍遥生活的愿望，就跟李斯在被五马分尸以前的那个愿望一样，两千多年以来，人们一直牵着狗抓兔子，从李斯到王世襄一直这样，为什么到了我们这一代，看不到这景了呢？其实这种生活，在马路边上随便拉过一个人来，给他只獾狗去抓兔子，肯定都会想去玩一把。而主动的牵着够去抓兔子，李斯是办不到了，我们也办不到，唯独王世襄办到了，这才是他的高人之处！

想起文艺和学术，又想起眼前的无聊的生活来。其实不仅仅是文艺，连生活本身，总是难以排除它的娱乐作用，尤其是王世襄所擅长的，那些人们喜爱玩的东西。其实游戏本身并不高明，它的初衷就是玩，而没有更高的追求。难得的就在，一旦游戏被赋予了文化，它所代表的东西就厚重起来。提笼架鸟训狗熬鹰是一种游戏，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也可以是一种游戏，其中本没有什么高低贵贱，只要能玩出点心得都行。由此感到《锦灰堆》对我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不在于学问，而是在于一种高级玩家的生活态度：生活可以游戏，但玩得要上档次！就像现在做个编辑，整日读书码字，难道不是一种“玩”的生活么？

又觉得当今90后的孩子很苦，他们从小就一切现代化，父母又大多是六十年代出生，正好是经济建设下的一代受惠者。我们高中、大学接触到的东西，他们小学、初中就能接触得到，这也不怪乎他们的早熟。只是，他们没有了最后一点生活的余韵，《锦灰堆》的余韵。

2009-12-9

       一、京口瓜州之间

       镇江和扬州隔着长江对峙着，就像这两地的人们一样。江南的粗鲁人尽管可以放开喉咙，隔着江岸往江北吼上一声软绵绵“扬州猪”，而扬州依旧在晓风残月中喝茶、泡澡、听着铿锵的评话。这一切，足令对岸的镇江眼红了。

镇江的老城远远不敢与那些浓缩在千年诗词中的江南古镇媲美，但也有它独特的一面，商埠，欧化，西洋式的洋楼和江南的马头墙并列在一条石板路上，而老城，早已在现代化的高楼中支离破碎了。

夜晚的一丝风吹走了白天的闷热，而在这里，最适合的还是默诵古诗词，和抬头仰望天上的月亮。而此时，我再也找不到这几句更恰当的话了。

京口瓜州一水间，没错，南岸是京口古渡，北岸是瓜洲古渡，虽然是“洲”，但也就几条小小的街巷，中间还都摆满了密密麻麻的摊贩。两个地方之间就隔了一条水；

钟山之隔数重山，没错，往东不远就是南京，要是这里有西山晴雪那样的景致来掀去那些千年不散的雾气，足可以从江中看到钟山风景区了。那里现在已经没有了定居的村落，而是靠几条旅游公交上山瞻仰孙中山和朱元璋的陵墓。就那么几重山，层层叠得没有尽头。我敢保证王安石就是在南京长江大桥的位置写的诗，世界上没有比这首诗再写实的了。这两句是简洁流水账，几个字把一切都记住了。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登上北固山往对岸望去，一阵风吹来，江南岸绿了，江北岸枯黄了。我在那块刻有瓜洲古渡的石头旁小憩，看着浑浊的江水运送着游船来来往往。一千年前的人把话都说尽了，我们还有什么可以说？上山吧。

二、江边的赛珍珠

镇江的汽笛声把我从梦中吵醒，我想从小巷子中找到一些扬州的、甚至是北京城南、通州一带胡同的感觉，这才发现镇江是个小小的山城。逛巷子是要爬坡的，传过几道小巧的宅院和简易的楼房，就能遇到公园一样的景致。我懒得与当地人打听道路，反正一时也难以熟悉当地的口音，干脆按照大致的方向找吧，也许就能撞上我想去的地方。

果不其然，我撞进了赛珍珠执教过的学校。我想赛珍珠是在那些得过诺贝尔奖的作家中，在中国常驻并旅行过的唯一一位女性。早在13到16岁的时候，赛珍珠就在这里上学，几年后，她又在这里教书糊口，眺望着长江写作。有时，她也会去爬爬北固山，逛逛金山寺。而更多的是在教堂内祈祷。她和那些传教士得到来，使得镇江的崇实中学多了一座座的洋楼。

而出了学校，我却找不到赛珍珠的故居。她应该不会住在很远的地方给自己上班找麻烦，不过依照她的性格，应该是在树林深处。果不其然，走过了好几个岔路口，来找一条最为陡峭、台阶最多的小路上去，转过几个弯，直到近处才看到那座中式青砖盖成的洋楼，大有些深山藏古寺的味道了。

在赛珍珠又一次从美国回到镇江后，她就住在了这里，并且登上了中国的讲台。在这里她送走了卧病多年的母亲，还走进了不幸的婚姻。只是，她对共产主义颇有微词的立场，使得我们很快就忘掉了她。一个在中国长期生活过的外国女人。当我想重新看看她时，又遭到了铁将军把门，或许，她真的离我们太远了，远不如北固山上的甘露寺来得亲近。

三、北固山

一座寺庙能和三国时候的往事联系得如此紧密，恐怕也只有北固山上的甘露寺了。甘露寺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除了它过于响亮的名字。寺中留不下什么故事中的遗痕。故事就是故事，它只存在于发黄的旧书中。

想起马连良的甩腔，同样一段乔玄的“劝千岁”，为什么只有他唱得那么悦耳？论唱功，马连良赶不上谭富英，却不得不让老谭家的人感到舞台为他而倾斜。也许那些陈芝麻烂谷子似的杂碎事都被马连良唱得化开了，没有人去想那些故事，只记得那悦耳的腔调。

甘露寺旁边就是千古的北固亭，一座石头建造，不大的亭子。它最大的装饰就是四根方楞的石柱上都刻满了清代人所写的对联，工整但匠气十足，让人看不下去。亭子四四方方，怎么看就像个随便一个街心公园里用来休息的亭子。这使得一向轻信导游词的我都觉得，这个亭子实在容不下辛弃疾了。

公元一二零五年，对于辛弃疾或南宋朝廷来说，似乎都是很重要的一年，那一年，辛弃疾来到了这座阔别了四十三年的北固亭。他会眼望着脚下滔滔的江水，要想着梦里金戈铁马的时代，那种能够在暮年振作起来的感觉自然由衷而发。而我却极为可惜这位老死于乡村的词客。一个人一生都在渴望建功立业，而他到老却没有完成心愿，实在是一件憾事。在这种情况下才憋闷得他在此饮酒抒情，诗词只不过是他的开始，而对于我，是到诗词而结束了。没有渴望那样建功立业，只是想去追那一纸空文。辛弃疾追到了，但他毫不在乎。

登高而望的欲望是永远都有的，但是否还能发出千百年前那一声叹息？也就是说，还会有人发出“何处望神州”这样的叹息么？

何处望神州，就在北固亭上望神州吧。对岸能望到两千四百年的扬州，然后准备好充足的银子，骑着仙鹤过去。要么就往东边望望钟山，到山林间寻找那些陪葬了明孝陵的大臣们墓前的石人石马？还是低头望望脚下的下山路，想想日后的生活呢？

何处望神州，辛弃疾不知道，我更不知道了。

四、金山寺

白娘子闷坐在房中 一阵阵的长歔短叹
怨只怨许官人不听我的良言
才被法海软禁在金山
我有心前去搭救 啊！难免得一场恶战
无奈何叫了一声青儿 从门外走进来伶俐的丫鬟

——单弦《金山寺》

四大民间传说中我最爱《白蛇传》，因为这是一个人物众多，情节复杂，人物关系更为复杂的故事。首先里面有男人女人、僧道俗还有妖，再有就是里面桃色的关系和多角的恋情，使得这个故事能够一而再再而三的改编上演。

在众多的白蛇传曲艺中，我却独爱阿铁山的单弦《金山寺》，那大段的莲花落曲调听着痛快。阿铁山却早早的去世，只留下几张几分钟的老唱片。想起《三言二拍》中，白蛇完全是个反面人物，冯梦龙分明在诅咒许仙与白蛇的一夜情，还有蛇妖的重重害人之举。而在江南的传说中，吕洞宾原本在西湖边卖汤圆，而白蛇和乌龟争抢汤圆，最后白蛇吃了汤圆化身白娘子，那乌龟就化身为法海来报复。就像一桩由汤圆引出的血案，可我总疑心是法海爱上了许仙，他嫉妒白娘子抢走了他的爱人而将她永远镇压在雷锋塔下，这才迫使得许仙出家被他金屋藏娇了。情爱本无性别之分，寺院自古以来又是龙阳之好的多发地，谁又能证明不是这么一回事呢？

白蛇传的故事发生在西湖，可法海的家在镇江，他把白娘子捉来，把许仙引来，也得走上个几百里的路程，还有《西游记》中的唐僧，他是被金山寺的法明和尚所收养，并在此出家的。那个法明应该就是法海的师弟，吕洞宾本身就是唐朝之人，他在西湖畔买完汤圆后，知道清白蛇与乌龟要发生这场争斗而荼毒生灵，干脆就要法海的师弟法明收养了金蝉子的转世，让他去西天取经顺便遭受一身磨难，回来普度被蛇妖迷惑了的终生。

我就在这样胡思乱想中走进了金山寺，这座寺庙目前还看不出被水漫过的痕迹。寺中的塔是庚子年所建，仅仅过了百余年。新得看不出什么神话的味道。

除了无聊的法海洞以外，也找不出什么可以和白娘子生拉硬扯的东西了。杭州的雷峰塔早已经倒掉了，镇江的金山寺也新得灼灼发亮，妖怪的时代离我们越来越远了，电视剧越来越清晰。

娶个赵雅芝那样的蛇妖，又何妨呢？

2008-11-18

侯磊

一、

我走在古城的一座府邸花园内的游廊上，看到游廊上精美的木雕，一只只蝙蝠惟妙惟肖，它们都长在游廊的窗棂上，其中一个保存得最为完好，几百年的风雨也没有损失一丝一毫，那古朴苍老的神韵让人至若百年的光阴。几百年了，就这么静静地雕刻在窗棂上。更不知那古木年高几何，是何时的产物了。只怕也是天地中的生灵，在此永久地安息。

看到这近乎完美的艺术品，我心底的湖中忍不住要起些波澜，在不经意间，我开始虚构故事。

魔鬼在我心中爆发出巨大的力量，我的心被魔鬼占据。我站到游廊的座位上，踮着脚抓住了那个木雕蝙蝠，要把我拿下来带走。只见轻轻的咔了一下，一时血光迸溅，那木雕蝙蝠和窗棂的连接处喷出一股鲜血喷在我脸上，摔在了地上。那只蝙蝠扑啦啦一声尖叫，向着花园假山中洞穴的方向飞去。

我被送回了家，躺了很久才起来。而古城的夜晚恶魔降临。每过一个夜晚再到天明，就会发现有一具死尸倒在阴暗的角落里。那尸体上面容完好，就像睡着了一样，甚至比死者生前还要俊美许多。从外表上看怎么也看不到伤口，只是在脖子上有两个浅浅的小坑，犹如情侣之间咬的牙齿印。那牙齿印并不流血，好像没有咬破。但人却面无血色，如一具僵尸。

人们开始恐慌起来，古城闹了吸血鬼的传说愈演愈烈。

在原先的夏日里，古城大殿的屋檐下四处飞着蝙蝠。像小燕儿一样捕捉蚊虫，在北京话中称之为“燕么虎儿”。现在，燕么虎儿变成了吸血鬼，他们来了。几乎每天都有人被害，被吸血。

在吸血鬼横行肆虐古城的时候，我在文史馆中阅遍所有文献，倒是查到了诸多吸血鬼的书籍和资料，绝大多数都是小说和电影脚本，要不就是普通的通俗本，那些书中的内容没有超过任何一个普通人对于吸血鬼的常识。

无意中，我翻到了那天白天和黑夜，分别拍摄的游廊照片。白天，游廊上面的蝙蝠木雕全部完好，等一张夜景时，在显著的位置上，一个保存得最为完好的蝙蝠不见了。

于是，我煽动人们在院子里点上了火，把游廊上的窗棂拆下来扔到了火里，刹那间烈焰沸腾，只见火光丛中，伴随这一声声犀利的尖叫，一只只巨大的蝙蝠扑扇着翅膀从火光中飞出，一下子密布满了整个花园的上空。花园上空黑压压的一大片。那些窗棂上的木雕蝙蝠全部变成了活的，它们在古城上空四处盘旋。从此以后，古城里多了一种鬼怪，吸血蝙蝠。我们不知在何处休息隐藏，午夜出来吸食人和牲畜的血。

据说每一只吸血蝙蝠身上都附着着一个哀怨的幽灵，他们是那些自杀着、叛教者，总之是些勇敢的不屈服于强权暴政的人们。据说白天他们隐藏在坟墓里，靠死尸过活。而吸血也是保持我们谋生的必需品，否则就会干枯死掉。

故事到此结束了，我回过神来，走出修饰一新的王府花园，却成为了一名吸血鬼的爱好者。

二、

很平常的一天，古城里的猫突然多了起来。

不论是大街小巷，还是各个犄角旮旯，到处都是各式各样的猫。猫们在太阳下懒洋洋的，轻松地迈着猫步到处去觅食。或者卧在地上，枕着自己的胳膊呼呼大睡，要么三五成群地嬉戏打闹着。喵——嗷——，喵——嗷嗷——，喵——嗷嗷嗷嗷嗷嗷嗷嗷嗷嗷嗷……

一夜间，猫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多，真不知道那么多的猫是从何处而来，恐怕多得都赛过城里的老鼠了。它们成群结队地招摇过市，在屋檐下、窗台上，一只只一群群地聚集着，要不就竖着尾巴在大街上逛荡，看到一个人来了，喵——地叫上一声，拦着不许走，顺着坐着休息的人的裤脚爬上去，抬起头看着人。

它们还张开嘴露出可爱的尖尖的牙齿。或者是圆脸的大公猫，眯缝着眼睛，脸圆成一个圈，身子胖成一个球，一扭头，仿佛是一张大饼似是脸在看着你，然后把小巧的舌头在大饼中的裂缝中伸出，在豁嘴龇牙地舔上一圈，令人发笑。几只大公猫尾随着几只小母猫蹿房越脊，四处窜来窜去。现在在古城里，能看到的猫的一切你都可以看到，

人们纷纷上街去捕捉猫，猫们并不怕人，以为是它们的施主来了，这下有饭吃了。猫们高高兴兴地随着前来抱养的人回了家，有些进入了小姐闺秀的温柔乡里，被丫鬟们喂得肥肥硕硕的。

渐渐的，人们发现，猫可以用来做任何的事情，你看它，毛茸茸的样子，凡是用猫的地方，毛掸子，毛皮的大衣，毛笔等等，都可以用它的毛，凡是用皮的地方都可以用它的皮，凡是用肉的地方都可以用它的肉。

人们对于猫的众多都感觉到欣喜，唯一沮丧的就是卖耗子药的小商贩。那时的商贩很多，生意可以做得很小很碎，自然也有不少人是专门靠卖耗子药来谋食的。当然，耗子不用养着繁殖，因为那时耗子很多。可这下只好该行了。这还不算什么，更麻烦的是，近来流行起了吃“三吱”这道菜，做法想必人们也早有耳闻。可是现在母耗子少了，公耗子也少了，要生出小耗子来就越发的困难了。那些大饭庄的老板们为此心急火燎，他们企图通过行会，逐级上报朝廷，要求全面杀猫，某则很多大酒楼的拿手菜就要有失传的危险。而取而代之的是，可以做猫啊。猫肉不用收买，直接抓就是了。

于是，烹调猫的风俗刮遍了古城，一时间，家家户户都支起了大锅，人们一边喝酒聊天一边炖着香喷喷的猫肉，比逢年过节还要喜庆。反正大街上猫有的是，随便一弯腰就能抓来一只。古城也流传开了民谚：“棒打瓢舀雏儿，野猫走进砂锅里”。这时的古城中，不论是大饭庄还是二荤铺，都要挂上几只猫来当作幌子。那猫们还是活着的时候，就用铁钩穿透它们的下颚，猫的头被仰着挂起，它的四肢和尾巴在空中四处乱摆却抬不高，足像一个上吊了又后悔，想把自己摘下来的人。

猛然有一天，人们发现古城里的猫们都长出了铁质的尖牙和利爪。那尖牙和利爪锋利异常，甚至连春秋时期干将莫邪欧冶子所铸造的绝世名剑也不过如此，还有剧毒，足以见血封喉。每当再有人抓猫时，猫们变不客气地还以颜色，顿时，捉猫者的胳膊上脸上都出了一道道的血痕，顿时四肢乏力，到底抽搐不起，还没有被其他人抬回家去就一命呜呼了。城里乱了套，人们纷纷见猫如见瘟神，远远的见了就跑开，甚至连家养的猫也都抛弃了。顿时，大街上的猫一时泛滥成灾，它们开始成群结队地袭击路人和公物，一时古城大乱，人们纷纷逃命，避走异乡。同时开始了对猫进行大肆的捕杀，见到猫就杀死，并且军队以猫尾巴的数量来庆功请赏。一时人心大块，全民杀猫的行动开始了，古城里四处猫叫声不绝于耳。

就这样肆无忌惮地对猫的不杀并没有使猫减少，反而忽地一下子多了起来，却见到各色的大猫如同潮水一般涌入古城中。猫们呜喵呜喵地叫着，像是冲锋陷阵的军队。猫们见了人都红了眼睛，一下子窜了上去，几只大猫一下子窜上去又抓又咬，不一会儿人的脸就成了花瓜。于是，古城中血光崩天，到处都是猫和人的死尸。这时，只听天空中喵嗷嗷一声巨响。

人们抬头向空中望去，只见古城的天空中顿时乌云遮日，一只只各种花色的大猫从天而降，天空中顿时成为一片昏黄，灰色、白色、黑色、黄色的杂毛漫天乱飞，古城中顿时成了猫的海洋。天空仿佛裂开了一道大口子，一场倒垃圾似的下起了猫雨。猫把古城埋没了。

不知过了多久古城的人们逐渐醒来，却发现身边一只猫也没有，而全古城的猫仿佛在一夜间都消失了一样，大街小巷到处都看不到猫，更看不到它们留下的痕迹。一切都像从没发生过一样，风带走了它们的影子。

我从书桌前抬起走，打算去散步。这时我的白猫，一岁大的小咪咪从身边一下子跳上桌子，它微微裂开猫嘴，悠长地冲着我叫了一声，仿佛天籁从空中而降，似原野之人唱起深情的民歌。

霎时，我看到它的嘴里长满铁质的尖牙，它冲我抬起一只伸出寒光利刃见血封喉的爪子。

2008-5-28

一、

我在永州的荒野中四处寻觅，企图找到一些黑质白章的蛇来玩，如果能捉到，我要拿回去治疗父亲的风湿，要么就是把我毒死，顺便给它的父亲增添一道晚餐罢了。

永州清凉让人说不出，不知道这里是太过偏远，整过城市被一片旷野分成了两个部分，之间还要花几元的车费才能到达，而那一个没有火车站的地方仿佛就是世外桃源了。在雨中，潇江变得湍急而又凶猛，放入流动的冰。江边风大，但又不会觉得寒冷，这里毕竟是炎热的南方。

在一片纷乱的车水马龙之后，我终于踩着泥泞的道路，见到了永州的老城。那片老房子和新的街巷之间隔着蓝色的潇江水，那江水隔开了两个世界。老城区的地方几乎没有什么人，像一座死城。江水中间，是一座浮桥。我撑着伞从浮桥上走过，风一下子把伞刮入江中，我看到那把折了几根伞骨的破雨伞在江面上一沉一浮，像一具浮尸一样飘到了远方。我连忙从浮桥上低头跑过，生怕不留神落入了船与船之间的缝隙中，此时孤身一人的我就像那把破雨伞，如果落入江中，除了我自己，没有别人知道。

我终于一脚闯入了古城的世界，在有树木和房檐的道路旁，雨仿佛小了些，原以为这里会出现湘西那样的吊脚楼，而实际上，永州的房屋给我的印象就是漆黑的大门，要么就是漆黑的木质小楼。窗户全是上着门板，板壁上刻有各色的花纹，把阴影牢牢的关在屋内，怕它们到街上去吓唬行人。门板外还有红色的窗棂和栏杆。也许，这里的阴暗都在屋内，而明亮的石板路上可以反射出人的影子。

在这种环境里，我最想要的就是坐在一家很小很破旧的小餐馆里，尽管这个餐馆的招牌在当地可能叫做某某饭店。我要选一张斜对着门的桌子，不能是直对着，毕竟饭馆没有请我来当门神。门要开着，但愿它能有我记忆中的草籽串成的珠帘子，斜着从敞开的门里，我要看路上匆匆走过的行人，还要隔着房檐上落下的雨帘，再点上一碗当地最土的米粉，上面的辣子都胡乱撒着，看不出店主人的一点用心来。这时，才是发呆的好地方，哪怕是从上午一直待到下午，就是这样，也难抓住一丝身边的时光。它们都藏在阴天里，随着雨水一起渗到柳宗元笔下的愚溪中。

老房子是错落有致的，它们一百年前就这样站着，房檐下是几只苍老的母鸡，它们没精打采的吃着糠皮，间或捉一些看不见的小虫，还有几只慵懒的狗，它们见到我都懒得叫一声。家家的房檐下都堆着一些杂物，我走累了，看到一个破旧的扶手上充满油腻的沙发，上面的尘土被水汽浸湿，我本不想侵占尘土的领地，但还是忍不住劳累坐下了。我想起小时候看父亲坐沙发时的场景，其实沙发表面上气派，里面最好打发，不管什么破麻袋烂布条尽管招呼，只要有合适的弹簧，外面绷上深色禁脏的粗布，在左右扶手上搭上白色的手巾，就是一具舒服的沙发。儿时的我总是不知道，这个玩意究竟叫“沙发”还是“发沙”，记住吧，要是“发沙”，那就是我在“发傻”。

身后的大门开了，我连忙起身道歉，没打招呼就坐了人家的沙发。而主人家是一位看不出年岁的男人，他居然很不好意思，非要我进屋休息，我也借着机会一探老房子的究竟。老屋中果然黑暗，四周都堆着杂物，却看得那么顺眼，墙上贴着过期的日历和乌黑的年画，还有满是油腻的地桌，和地桌上却嘴的茶壶。他给我倒了一碗茶水，我接过，一饮而尽。

       我们用几乎是彼此听不懂的话聊天，却也聊得十分融洽。当地人青年人都出去打工，中老年人都再呆家里，他们安详的生活在古城里，虽然有了电脑手机，但仿佛还是停留在柳宗元的年代。我问他永州是否产蛇，他笑了，不可置否。

终于，我要去看柳宗元了。

二、

       柳子祠就在街的正中，远远的就能看到它的高大，还有正中那个异体“柳”字的大匾。

雨中的柳子祠没有一个游人。进了门以后是一个倒座的戏台，里面是正殿，有柳宗元的像，后面是一圈镶嵌在墙里的时刻，都是古人的题字。这里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总之足够我在这里安静的听听雨声了。

       在正殿的屋檐下，回过头看倒座的戏台，两重飞檐，展翅欲振。戏台在二层，我也说不好这个到底该叫戏台还是戏楼，总之它是古代唱戏的地方。古人唱戏是给神看的，今人的社会里没有了神，也就没有了戏。有的只是戏台屋檐顶上的雕刻，那一个个小巧的古人像塑得极为精致，雨淋在他们身上，更像在仙境中。此时的雨很奇怪，我努力想看出一滴滴的雨滴落下来，可他们却总是雾蒙蒙的连成片。倘若此时对面真的演戏，隔着水雾看七仙女与董永的故事，只怕戏中的人会活起来，连柳子看了也会动情。那永州的景色都会出现在戏台上，连同永州的故事，还有那些残存的词曲。戏是先没有人唱还是先没有人听？这个恐怕连柳子也不晓得了。

       后面的一圈石刻杂七杂八，什么都有，珍贵到苏东坡的手迹，普通到清末一个平民不到 一米的小墓碑。我走上前去看苏东坡的书法，“荔子丹兮蕉黄，杂肴兮进侯之堂”，其中的“侯”字雍容华贵，足可以描下来做我的签名了。

       扭头看了看简介，原来是韩愈写的纪念柳宗元的诗，怪不得这么古奥。我对韩愈心存异议，就像我厌恶所有的道学家。不管他们是伪道学还是真道学。而关于柳子，说来除了记得他几句“独钓寒江雪”，也就别无其他了。被贬的官员流落异乡在古代是个很凄苦的事，他们能够借此游历四方，但他们的心绪里充满了愁苦，才有一路上的泣血的诗文，千百年后的游人是体会不到的。

       永州的老城的雨仍旧淅淅沥沥的，街道上偶尔有几户人家出来倒垃圾，他们不大会注意我这个远方的不速之客。雨水汩汩的流向愚溪中，那里应该就是柳宗元垂钓的地方。在一千年前的阴雨天，柳子是在品茶还是在杜撰那些贵州毛驴的寓言，我不得而知，我所知道的是，现在找不到吃米粉的小店。

              三、

又回到了那座浮桥。这时，我才认真的端详起它来。

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桥，桥的每一部分都是用连接在一起，它们就这样浮在水面上随风摇动。每一步都会随着船身摇晃，这样的地方与其说危险，不如说浪漫，当地人早已见怪不怪，我还在想这种桥是如何发明的。但眼前的浮桥，它确实像一条巨大的蟒蛇。

信步来到桥的中间，却发现桥中间的一艘船上现在居然住了人。刚才来的时候，这里明明也是一艘平板船，现在隆起了像鬼屋一样船舱。我被一种魔力吸引着，要到那间鬼屋中去。脚下的船摇晃得越加厉害，那鬼屋就愈加清晰。鬼屋的门开了，蟒蛇露出了牙。

“喂，交钱。”

“什么？”

“一人五毛。”

原来，是一家人在这里收费，他们就常年住在船上。女主人很黑，说话的语气有些楞，但态度很好，有两个同样很黑的孩子在船舱里，一个女孩满地乱爬，一个男孩在她的怀里吃着手指头，而不远处，一个凶巴巴的男人在磨刀。

我与他们攀谈了几句，他们对我还很热心。我又想起了在船上生活的浪漫，要是能长久的住在船上，那过得才是真正的江湖。

不久以后，我回到了北京，和永州籍的白木兄聊起此事，他告诉我那里发生过凶杀案死过人，白天不远处，江边会飘来浮尸，而浮尸像是被蛇咬死的。

再问具体的，他不说了。

2008-11-17

侯磊

一、

       江南水乡的那些城市都是我向往的地方，可不论是妖娆的杭州还是美艳的苏州，我更想去的地方确是无锡，一座与我的血脉有些渊源的城市。我估计到了无锡后，会发现那里确实没有锡，城市周边不会有锡冶炼厂一类的地方。不知道那里为什么要用一种没有的东西来命名，而且还是锡，这种在北京话里叫做“锡镴”的东西，我还是从刘宝瑞的相声《化蜡扦》里知道锡有什么特性的。我是地地道道的北京土著，说着一口京腔，却曾被误认为是南方人，也有熟悉的朋友开玩笑说我是“北人南相”，也许吧，80后的这一代北京人中，已经没有那么纯粹的血统了，尤其是很多人的外婆家都来自南方，这似乎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于是，我对她们的称呼也成了南北之间的交汇，我管姥爷叫姥爷，却管姥姥叫外婆，反正从小都这样，就这么叫吧。

无锡有的东西却很多，这里不仅有阿炳、映照二泉的月亮，有惠山，有太湖，有古城，还有一条古老的巷子，属于我外婆家的朱师巷。附近还有一条叫做牛师弄的弄堂，那一片都曾经是我的外婆家。外婆姓朱，我想那条朱师巷，也许就是早先有一位姓朱的师傅住在那里，而那位朱师傅，或许就是外婆的祖先。

我不知从何时起，那么多南方的革命青年，尤其是女革命青年，她们来到北方闹革命，就连同自己一起嫁个了北方，就像我们的外婆，我的好友中，外婆家有上海的、扬州的、甚至四川的，而我的外婆，她来自无锡。我本来想，他们那一代人比我们要传统得多，晚年都要回归故里，在故乡安息。可是，很多老革命们都没有回去，包括我的外婆和姥爷。也许他们当初投身革命时就是这样想的，走出家门，就再不回去了。

二、

朱家是无锡的大家族，外婆家兄弟姐妹甚多，我猜其中一定有着多么传奇的故事，尤其是她和姥爷在北京相识，一起投身入革命运动中的故事，会比林道静还要传奇得多。我曾见过外婆年轻时的照片，身穿黑色的外套，或者是毛衣，下面是白色的套裙——在模糊的黑白照片上我只能看成这样，她打扮得像江姐。

外婆家孩子很多，现在我也没弄清一共有多少个，只知道外婆行五，还知道其中的很多人都随着外婆一起过世了，他们在天堂里等着全家团圆。外婆的父亲民国时是中央银行的行长，我想那些行长的后代，大概是些非凡的人物吧？刚开始见到那些外婆家的亲戚，开始总是有些奇怪，渐渐的习惯了，知道他们多少都能说方言，还能听得懂上海话，爱吃清蒸皖鱼远远胜过松鼠桂鱼，来吃醪糟汤圆却不会炸元宵，不爱吃涮羊肉，习惯把肉腊干了挂起来。他们管孩子叫毛毛，而且习惯给孩子起个小名，一生都用小名来称呼孩子。我听到他们当中那些花白头发的老人们，仍旧“莉莉”、“融融”、“小豹”、“小熊”的称那些同样是花白头发的儿女们，开始免不了有些发笑，后来才体会到他们的深情。我总想从他们身上，了解一些有关外婆的情况，可他们不说，我也不好去问。幸好有一次，当年朱家行四的男孩说话了。我管他叫四舅姥爷，新中国成立后他去了台湾，后来又去了美国安享晚年，时常回大陆探亲访友。当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已年过古稀，却身体硬朗，声如洪钟，回忆起儿时的事情娓娓动听。他说他小时候是乘着家里包的洋车上学的，小时候总是不写作业，每到临上学，都是赶紧叫五妹帮他写大字，六妹写英语，七妹写数学。结果五妹后来写得一手好字，六妹通了好几国外语，七妹有着科学家的头脑，并嫁给了一位清华的 计算机教授。每当聊到这里，四舅姥爷在大笑之余还免不了些唏嘘，如今五妹六妹都不在了。

他说起外婆的多才多艺，还是很有感触的，外婆会钢琴、书法、唱歌，在辅仁大学也是校花一级的人物。再有就是外婆到北京上大学以后，四舅姥爷就去了台湾。我不知道出身无锡富裕家庭的外婆为什么也要去革命，更不知道她是怎么认识的来自河北的姥爷，他们是怎么从革命友谊过度到爱情的，或许，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潮流。她们一起学习，工作，然后就是结婚生子。一切是来的这么简单这么快捷，故事似乎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

姥爷来自河北乐亭，是李大钊的老乡，他毕业于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上大学时没怎么念书，早早就参加了地下党搞革命工作，结识了正在辅仁大学化学系念书的外婆。我曾多次问过姥爷那时究竟是怎么搞地下工作的，是不是整天接头、发密电码。可是他不愿提及，他用浓重的乐亭话告诉我过几句：“就是做思想工作嘛。比方说一个班里，有三十个人，十个向着共产党，十个向着国民党，还有十个不关心政治。我们要做的就是团结十个向着共产党的，去结交那十个向着国民党的和十个不关心政治的，要他们慢慢转变思想，也向着共产党。结果就这么干了，就这么简单。”

如此说来，姥爷的地下工作一点也不像电视剧中的那样悬念百出，而用姥爷的话讲，更多的是劳累，他说如果年轻时没有个好身体，像现在的年轻人那么娇气，是吃不了干革命那份苦的。

三、

再后来的故事，就是我看到了外婆晚年时的照片。说晚其实也不晚。外婆总共没有活过六十岁就死于癌症。就她抱着我的那张照片上，她胖，体态臃肿，看得出身体很不好，面容也说不上什么表情，穿得也是老式的妇女工作服，像一个农村进城的老太太。从母亲那里，我得知她晚年三叉神经疼得厉害，甚至能疼得突然尖叫起来，最后不得已切除了三叉神经，这使得她不论吃什么都食之无味。在长久的病痛下，外婆的脾气和精神也都很不好，急躁得厉害，她提前退了休，然后就提前走进了八宝山革命公墓，在那林林的骨灰墙上，化作了一个小小、覆盖着党旗的方盒。

外婆的一生似乎就这么结束了，家中几乎没有剩下什么她的蛛丝马迹，直到有一天，我从母亲的杂物中翻出一个小本，是那种老式的、小巧的，中间还夹着彩色插页的笔记本，过去怀里穿上这个本，在上衣兜配上一支钢笔，就是知识分子身份的象征了。在那个本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外婆的笔迹，是几句给我母亲的题词。从那苍劲有力的钢笔字中，我才意识到外婆是五十年代的那种女干部，她对母亲写到：

海阔天空 燕鹰翱翔

学习毛著 狠批“四害”

扎根农村 千锤百炼

心红向党 革命后代

           妈妈 七七.五.

我才意识到她的身份。可惜儿时的我太不懂事了，我觉得这个本子要是归我了，我就不应该管外婆称为妈妈，所以要改：我在题字的落款处加上“妈妈的”三个字，妈妈的妈妈等于外婆，这下合理了。多少年后，我为自己破坏了外婆的题字而感到懊悔，但木已成舟，改了就改了吧。也许是在我在外婆的笔迹前写了几个字，我才想到，外婆也是和姥爷一样，做着艰苦的领导干部工作，她的大脑一定都被党委书记的工作占据了。要不她不可能在给我母亲的私人笔记本上，还提上学习毛主席著作，狠批四人帮，外加上红心向党这类的话。

后来我才知道，在新中国建立后，外婆转入到了纺织部门，主持在北京东面建立了京棉一二三厂。在那个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代，外婆是京棉一厂的党委书记，她过着一个小干部的普通生活。她和胡耀邦的夫人是同事兼好友，胡耀邦夫妇也曾去过外婆家。母亲说胡耀邦的个子不高，是个很厉害很厉害的人，就连戴着眼镜也能看到他的威严，做起事情来一丝不苟，下属乃至家人都怕他。

那时外婆和姥爷的工作都很忙，母亲从小就戴着钥匙自己吃食堂四两粮票一毛钱的炒饼，再加上一毛钱的蒜肠或者两毛钱的香肠，直到后来母亲就在厂子里工作，仍旧是吃着食堂的炒饼，喝着工厂的咸汽水，顺便就生下了我。我童年的一部分时光就是在那些厂子中度过的。工厂里可以看到火车，澡堂子里的水永远都发浑浊，带着一股硫磺的气味。还有那个时代特有的工厂大礼堂，我没有赶上在那里看电影，但那里确实是几代工人们的记忆。现如今，坚固的大礼堂最终还是被拆掉了。

而对于外婆，母亲说她忘不掉这样一个恐怖的场面，那是在母亲因海外关系而被叫做“狗崽子”的年月里，一天她放学到厂子里去找外婆，却看到在几万人的批斗大会当中，被押着她的母亲、我的外婆，那一只只愤怒的拳头在狂吼着，似乎慑人喊声就足以把外婆撕成碎片。母亲吓得赶紧跑掉了，那些日子里外婆和姥爷都晚到家，甚至整夜的不回家，母亲问他们，只得到一句简单的“开会学习”，具体是怎么“开会学习”？母亲不知道，但也许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好在，外婆和姥爷都在浩劫中活了下来，而姥爷的老上级刘仁，却没有走出冰冷的秦城监狱。

如今外婆已经故去多年，而姥爷也已经年近九旬，他老了，头发雪白，背也开始驼了，养了多年的画眉也送了人，再也见不到他给油葫芦剪了有倒刺的腿后喂画眉鸟时的情景了。更多的时候是他在屋子里看看排球、乒乓球的电视转播。姥爷忘掉了太多的事情，他经常接到老战友开追悼会的通知，却因身体不好去不了。每当提起那些故人，他都知道名字，但再多的事就说不清了。“李昭啊，好多年没见了，不知她还好么？那时他们常来，现在？唉，记不得什么模样了。”

说两句题外话吧，那个时代年代的干部，太不好当了，他们除了能落下个看病报销百分之百以外，个人根本落不下什么实惠，尤其外婆这样的早逝者。

四、

我终于来到无锡，这座与我有些渊源的城市。可眼前的景象却太不尽如人意了。我原想两千多年的无锡，多少也能留下些老房子，可惜的是，无锡像北京的老城一样一点点被蚕食掉了，或许无锡还死在北京的前面，死在高楼大厦的包围中。整座老城中只剩下几个名人故居，也就是几个小点，几间翻新过老房子。这哪里是外婆时代的无锡呢？那外婆的朱师巷在哪？也被埋葬在那成片的楼盘下了么？

站在无锡的老图书馆下，看到这里已经是城市广场的中心，在无锡相当于北京王府井那样的位置。在这样的广场边上，是阿炳破旧的寒窑。我去阿炳故居中，哭着听完了从老钢丝录音带里转出来的《二泉映月》，然后到荣巷那边看看荣氏家族的老宅，开始寻找外婆的朱师巷。

老无锡的景象永久的停留在了图片中，巷子里没有摆着小桌小凳的小酒馆，街面上也看不到变戏法吞铁球卖蛇药卖狗皮膏药甚至儿女卖胡琴的流浪艺人，也见不到城里城外的河道中，那些卖柴火卖小鱼的乌篷船了。那些小鱼都是用鱼鹰子捕上来的，无锡人管鱼鹰叫“老水乌”，形象得很。我感觉这个名字有些奇幻的味道，像是童话里的巫婆。也许无锡的巫婆就会捕鱼吧。可惜现如今，河道要么干涸，要么臭不可闻，连太湖都整天爆发蓝藻，只怕这里的鱼没有过去好吃了。

我在无锡城中四处打听，问了很多人，不是他们听不懂我的话就是我听不懂她们的话，更多的人是不知道无锡曾经有一条知名的朱师巷，更不会知道朱公馆里的故事了。

无锡，这里留下了钱钟书的家、顾毓秀的家、博古的家、张闻天的家，还有薛福成的家，却没有留下我的外婆家。外婆的朱师巷。

2008-11-14

侯磊

我被人们认为错误的观念有很多，多得几乎就连我都数不过来。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一一认清他们并改正，但这怕这个观念也是错的。

这些年来，我知道自己错的东西屈指可数，但唯一一点改变的，还是对于那个本身就错误了的文学。

我曾不遗余力的去宣扬它，赞美它，要更多的人认识它，知道它，享受它的乐趣与苦痛，不去计较人们是否对此无动于衷。而今，我发现我最为错误的就是这一点。我也曾写过，还抄袭过高行健，那种轰轰烈烈的革命似的文学已经一去而不复返了，取而代之的就是高行健主张的冷的文学。不在会有一本战争小说出来，人们都去当兵，而一本《永别了武器》，人们再去反战。当人们不知道该战胜什么的时候，去看《老人与海》。不在会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然后再去思考生命的意义。不会有古惑仔，看后大家都去组织洪兴去砍人，甚至不会有一本《三重门》，再多引得几个学生退学了。

这人们都看得明白，我党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党，它会区分一切主流和非主流的东西。如今的文学，似乎只剩下了主旋律和纯娱乐，丝毫见不得，哪怕是能留下一点经过思考的痕迹，这些作为读者也就知足了。

现在留给我们的，似乎是一个读者骂作者胡说八道，而作者骂读者不懂艺术的时代了。而真正的文学，它最终只是这个世界上极少数，或者干脆说是一小撮人的业余爱好罢了。作为写作者或艺术家，他们可以把文学艺术当命，而作为消费者的受众，只当是进行了一次消费，一次消遣，一次无聊中的取乐，他们不会把文艺看得很重，就像文艺看轻自己一样。

或许，这也就是文学本来的面目吧，它本身就是没用的，无聊的，空虚的，凡是那些什么增长知识陶冶情操，也都是屁话废话的换一种说法。如今，世界上有没有文学，与人们的生活几乎不会有任何关系，那些所谓的文学大师中，不该死的都已经死去了，而该死的还活着一些。这一点，一个说相声的郭德纲看得比我们都清楚，他在相声中大言不惭道：“没有大师，我们只是演员。”郭德纲在躲避崇高，咒骂主旋律的同时，也选择了与主旋律五十步笑百步的纯娱乐，宁为愚民的娱乐，也不为统治者唱赞歌，他到聪明！

确实，现在的文学不需要人们去关注，是因为它本身就不值得去关注，若是真正的读者，完全可以去选择古代，选择外国，选择浩如烟海的先贤，而不必等待当代的糟粕。就像陈染所说，中国当代的作家不是写得太少，而是写得太多了。——这么写，有劲么？

想起身边的同好们，随着09年所谓的经济危机，他们都渐渐消失了，就像一个论坛，曾经有一些元老级的ID，他们最终有永远不再发帖，永远不再上线的一天，最后，就连论坛上再老的人，也忘记了他们的存在。这些消失的写作者都去了哪？我想起当年在一起聚会，一边喝着酒一边谈佛法玄学的日子，那些熟悉的身影都到哪里去了？他们来过么？我真的结识过这么一批人么？

终于接到朋友一句寒心的话：“岁数到了，大家也就散了。”是该散了。

而每当此时，我从笔记本上抬起头，似乎又看到了一片叫文学的空气，它还没有进化出一个神仙的模样来与我对话。它仍旧那么呆呆的站在那里看着我。我永远能看到那团空气的存在。想起来，文学还是好的，它进可以修身养性，退可以养家糊口，还可以给比阿Q还猛的精神力量。

稻草也有救命的时候。

或许，文学的本身就是这样，它终于回归了。业余爱好，还是一小撮，还是极少数人的，不过，其中有我，这倒霉孩子，哎！

2009-10-20

侯磊

梦见一个孩子在哭

他丢了钥匙，还有回家的火车票

他哭他找不到家，哭他为什么长大

如果不长大，他就可以去找警察叔叔，还有妈妈

孩子在哭泣，他的眼泪化作了充满流沙的河

人们在那河中一起一伏

沉下去的，就下了火一样的地狱

要么，浮在地狱的上空，看着人们发笑

那孩子不是我，或者，他只是从前的我的影子

我没有长大，但我抛弃了哭声

雷声夺走了它

我蒙着填充了流沙的被子，不愿醒来

永远不愿

2009-10-20，26岁生日前两天

侯磊

       连日来，恶梦总是在伴随着小六子，他时常梦见一把尖刀刺穿了自己的大腿，从屁股蛋子下面路出刀尖，随后自己往地下一坐，那把刀又退了出来，血像尿一样哗哗在铺满尘土的地面流出一条小河；要不就是自己大腿上的肉被一刀一刀的剐了下来，被剔得只剩下一个连着筋的白骨，而刀子还在自己的腿骨上“咳咳”的雕刻着，不知是要雕刻上对面门楼上的如意花纹，还是要刻上自己师承牌位上的名讳。他仿佛像评书中的杨七郎一样，捆得像粽子。被吊在百尺高杆之上，只不过杨七郎是被乱箭穿身，而他是被乱刀穿身，因为他记得小时候，有一次看杂耍场子上的飞刀表演，那撂地的艺人不幸失了手，一刀刴在了把被当作靶子的大姑娘的大腿上。看客们的笑声、倒彩声想成了一片，“嗨，这小子往哪飞呢，八成是净想着姑娘大腿了吧。”“哈哈哈……”他先是梦见自己就是那个失手的小伙子，转瞬间变成了那个被误伤的姑娘。

夜深了，小六子反复摸着自己有伤疤的大腿睡不着，他想着明天就要到天桥撂地，跟着师傅能挣钱了。这几年的拜师学艺，使得他饱受凄苦，要出师了，自是压不住的内心激动和紧张，毕竟自己从事的是个有风险，要流血的行业。他知道自己还很嫩，还没有经历过江湖上血雨腥风的洗礼，但这几年的学艺已经使得他苦不堪言。

       多少年以来，大凡江湖行业，师傅带徒弟无非是“念，背，打”三个字，做徒弟的要给师傅干上三年又一个节气，这其中学艺是次要的，伺候师傅是主要的。师傅家中所有繁重的劳动都归了徒弟，晚上还要给师傅捶腿，伺候师傅抽烟，同时背诵师傅教授的“钢口”，也就是在场子中招人看的方法，稍有一点的差错，师傅就会用燃着的烟袋锅烫他的后背。师傅似乎从来不教给他最关紧的地方，比如如何在大腿上下刀子，刀口要划多长多深，怎么止血，同时怎么把宝贝似的药面以一毛钱包的价格卖出去。自从拜进师门，出师后独立闯荡的念头就一直萦绕在小六子的脑海里，这种念头就像他腿上的伤疤一样，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就像每次刀子破开他的皮肉，越来越深。

       小六子跟师傅学得是卖野药的生意，往往是在南城一带，有集市的地方，要不就去跑乡下，跑码头。他们卖的是刀伤药。既然是刀伤药，就得先有刀伤了。

师傅姚一刀似乎睡了，但他不敢确定。他很怕他的师傅，明天师傅要为自己把场，如果砸了，不知师傅能不能帮他，而在回来以后，更不知道师傅会不会做出些传出去耸人听闻的事情来。记得有一次，他怯生生的问师傅：“咱这药管用么？为什么我上了药还是疼？”而姚一刀回答给他的则是一顿严厉的训斥：“咱们这一行卖的是药，是人命关天的事，懂么？咱们和人家坐堂的先生是同一个祖师爷。以后咱们爷俩有了钱，就开家医院，当他个坐堂的大夫。所以，先不给你什么零花钱了。”

小六子却没看到姚一刀攒下多少钱来，却见他时常流连于八大胡同，跟一群号称是自己师叔师大爷的人去喝花酒。他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当然，他不明白的事情还很多，比起这个，有一点他始终想不通。

“师傅，咱们卖刀伤药的，为什么要把自己家弄伤？”

“因为咱们是卖刀伤药的，”师傅说。

刀轻轻的在大腿的皮肉伤划卡了一条红线，像是在汪洋中驶入了一条船。血珠从刀痕中漾出，同时挂在了刀锋上，他似乎听到了皮肉被自己划开时的呻吟声。

       小六子抬起头来，围观的人们都伸长了脖子，外围的人更是踮起了脚，三三两两的打听着。这个年月人们虽然看惯了锁骨上穿了细铁链，一边用砖拍着自己红肿的肩膀，一边“老爷太太”叫着的乞讨者，但如此见血的热闹还是不多见的。

       小六子在场子中定了定神，他知道不能让疼痛充满自己，要知道自己现在该干什么了，也许只有干下去才能忘记切肤之痛。一个清脆中带有些稚气的声音在场子中响起，乍一听，这个声音更应该出现在书声琅琅的学堂中。

       “我这已经划开了，各位您且上来看看，这刀是真刀，这血可是真血，哪位说要是有个假，您就上来给我来一刀，我小六子没个半句不字。您瞧好了，我这血可流出来了，刀刃子都红了，这叫白刀子进，红刀子出。那位说了，我现在疼不疼？嘿，人都是人生父母养的，您自己个儿来一刀试试，谁不疼谁王八蛋！疼怎么办？凉拌，咱忍着。见血了，不要紧，为了老少爷们看个痛快，看着真真儿，我这再扇点风，有道是破了不能粘风，一粘风人就完，完……”

       一边说着，这个稚气未脱的人拿起了一把破折扇，打开了用力往那条划开的大腿上扇风。他侧了侧身，把大腿上的血迹冲着围观的人群，而人却坐得稳稳当当，丝毫不动。风扇得越来越用力，他的话也越来越快。

       “您瞧好了，现在我的腿是划开了，风是扇进去了，这要是不一会儿，脏土准得进到身子里去，用不了几天我就得玩完，那时候我要是不进德国医院，不花个几十块大洋打个洋鬼子针，阎王爷就不放我回来。您知道为什么让洋人一治才能好？那洋人的针里都是西洋鬼，这西洋鬼子见了阎王去要人，这阎王敢不放？要是不放，八国联军就进了酆都城，火烧阎罗殿，那时候，您老人家要是登了天可都没地方收您，您就做一辈子孤魂野鬼吧。”

       他顿了一下，“您该瞅瞅我家的祖传秘方了，这药面是我家三代祖传，当年我爷爷练过武术，保不齐有个跌打损伤，拿出着药撒上就好，如今我不成器败了家，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子孙，叫我流落到天桥这块风水宝地，您有钱捧个钱场，没钱捧个人场。我现在是盘缠用尽，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得在这拿出这祖传的秘方。您平常要是有个切菜做活，不小心把手切了扎了，流了血叫疼，只要一撒上我这个药面，保您立马止血，一点不疼。您上眼，您瞧好，我这用药了……”他把药面撒到伤口处，见那伤口果然不流血了，凝固的血迹似乎在腿上呈现出一条疤痕，像一条红色的小龙在蜿蜒。

       “您瞧好了没有？我从小接受祖宗的家法，告诉我不准把这宝贝传出去，不能拿这个谋财，如今我是落魄无奈，我昨天配了几十包药，您要是觉得以后保不齐用得着，您就直接来拿，我绝对拱手相送，如果您看我可怜，您就留个一毛两毛、三毛五毛、块儿八毛的，算赏给我的。您要是觉得给一毛，您肯定觉得太少，会伤了您面子；您要是给三毛，肯定觉得亏了，这玩意不值那么多钱。可是您想好了，这东西可是千金易得，一方难求，过了这个村可就没了这个店，我卖这么一回就够对不起祖宗的了，您要是今儿不买，得，下回您上哪找我去？我都不知道自己个儿去哪了。咱这么着，折个中，一毛不要三毛也不要，咱就两毛钱一包，就这么几十包了啊……”

       人们渐渐的围了上去，有的禁不住好奇，掏出两毛钱来买了一包，更多的人是去看他那条刚才还在流血的腿。小六子还是稳坐在一把小马扎上，马扎前摆了个小地桌，反正比地上铺块布强了些，但也是掩饰不住的寒酸。

       忽然间，在扔给桌子上两毛钱的同时，一只大手张开，抓起了两包药揣进了怀中，小六子不干了。“哎，我说这位爷，我已经言明两毛钱一包，您怎么刀伤药还多吃多占，盼着家里人挨刀子怎么嗻？”

哗——，人群一下子乱了，本来围得风雨不透的摊位变得更加拥挤，人们互相推搡起来。小六子被狠狠的拱了一下，“哗啦”一下子摔倒了，他忍不住的“哎哟”了一声，刚刚凝了血痂的腿又开始流血了。

       小六子顿时火了，他真想拿刀子刺向那只大手。但这个念头在他还没有决定以前就打消了，因为他看见，那分明是姚一刀的手，那只打过他无数次的手。

可这时，围观的人群不干了。

       “哎，你腿上怎么又流血了？你不是说撒上就好么？”“这药到底灵不灵？”“你赶紧往上撒啊？”“不灵么？赶紧退钱。”

       小六子一时慌了，他赶紧用言语去招架，恨爹妈给自己少生了一张嘴，又把药面撒在大腿上，大腿上和起了血红色的泥巴。

       小六子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收的场，他在没人的地方包扎了刀口，一瘸一拐的回到了住处，而早有师傅在门口等着他，手里拿着根藤条。以往，姚一刀用这根藤条轻轻的打着节奏，听小六子说“钢口”，凡是有尺寸不对的地方，藤条啪的一下就落在小六子的后背上，一道红印像土丘拱出了地面，他觉得师傅不应该叫姚一刀，更应该叫姚一藤或姚一鞭。他当然知道晚上要挨一场不轻于衙门里审案子般的打，他也早已做好了逃跑的准备。但是，他想知道，白天师傅为什么要砸自己的场子。

一顿臭揍之后，师傅问他：“谁让你要两毛钱一包的？我当初怎么教的你？”

       小六子心中一阵的委屈。“反正也是蒙人的玩意，多要一毛不是多挣点么？”啪，师傅真的急了，不过他要是能思量一下，他肯定会后悔自己的这一藤条。这一下正好打在小六子的脸上，像蚯蚓爬在白净的洋灰地上。

破相了，明天没法下场子了。

       姚一刀叹了一口气，他收拾停当，早早的睡下了。

       小六子咬着牙，他几次张了张嘴，要问问师傅在心中盘旋已久的问题，可是他没有问。他知道换回的，可能会得到跟问“为什么要划伤自己”一样的答案。

       第二天，师徒二人换了一个场子，姚一刀站在空场中间开始吆喝。

       “我天津卫静海人，我们是亲哥两个。我有个兄弟在外面学买卖，不料他没出息，把柜上的钱拐跑。我出来找他，找了好几个月也没找着，如今盘缠花完了，路过贵宝地，有道是在家靠亲戚，出门靠朋友。我家是打铁为生，有个祖传秘方神效无比的刀伤药。当初我家可不卖这药，配得了只为行好积德，不论是街坊邻居，谁要做活不留神把手割破了，到我家一说，白给一包刀伤药，抹在当时就止住了不流血，消肿止痛，长的还快。到了天津卫静海县向人打听吧，铁铺王家舍刀伤药，无人不知。如今我困在这里没办法啦，配了这药卖给众位。那位说了，现在祖传秘方海了去了，要是家的嘛整？介嘛倒是真金不怕火炼，我把这药当面试验一回，叫老少爷们看看。”

　　

       脸上有着伤疤的小六子在一旁看得真切，他发现师傅不亏号称为姚一刀，就在往腿上刴下的那一刀中，看上去又快又狠，血如泉涌，实际上仅仅划破了表皮，刀口并没有多深。而且姚一刀在割得时候，嘴里的话更是滔滔不绝，说得声泪俱下，就是不想买药的，也想过去给他几个大子儿。师傅就是师傅，这个真比不了，小六子暗想。至于那药包里是什么粉末，恐怕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清楚，那就是姚一刀。而这次则不同，也是只有一个人知道，是小六子。

       当姚一刀把药粉洒在伤口上的时候，他从来没想到，更从来没听到过自己能发出这样的叫喊声，那叫喊声声嘶力竭，仿佛是被地狱中的烈火烧身时的呻吟。尽管姚一刀是老江湖，他往自己腿上划刀子的日子比小六子的岁数还要长，但他也忍不了这种沁入骨髓的疼痛，人毕竟只是人。

       当围观的人渐渐的散去，姚一刀只剩下一口气了，他腿上的伤口已经溃烂，似乎要露出森森的白骨。

       “你本来就不该教我这一行，师傅。”小六子蹲在奄奄一息的姚一刀面前，“这么多年来，你骗了乡亲们多少钱，你说啊，药都是假的。”

       “药……是真的。”

“人的血是会凝固的。”小六子冷冷的说，“你白让我给你干了这么多年的活，就教会了我自残。”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昨天。你打我以后，药不管用。”

说罢，小六子头也不回的走了。他明白了一个洋学堂里都学不到的东西。人流血后，只要不动弹，血一会儿就会自己凝固的，若用扇子扇扇风会凝固得更快，上不上药都一样，上了也药不死人的。

天冷了，在场子附近，墙根的角落里，又多了一具倒卧。

2008-7-26

      附录：很久没有写小说了，我一直想写一些老北京的故事，却又不敢写，因为我没经过见过，只是道听途说。有一天我发现，如果追求真实，我就永远也别写小说了。呵呵

      写小说的时候，还是傻大胆一点的好，不就是小说么？胡编的……

       由于工作的关系，最近一直狂看老电影，也就忍不住写点有关老电影的东西了。

       老电影是神奇的，他们神奇到，世界上没有这么一批电影，在一个古老的国度，在那几十年中，有着如此高的知名度和观看率。而那些老影星，就算是过了四十年，不管他们老成什么样子，也不管他们到了中国多么偏僻的角落，他们也会被人们认出来。“哎，您是演那谁谁谁的吧……”也许这时，才是那些老影星们感到最幸福的时候吧。

       而这种场景，80后是难以理解的。事实上，当你接触了那些老影星，才发现他们的一生并不是像电影上演的那样，其中有着太多鲜为人知，太不能说的东西了。他们的体制和现在不同，他们当初都是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而去拍电影，他们演戏要深入的体验生活，他们走红了却顶多能挣到几十块钱的奖金，甚至连奖金都没有。他们的住房是组织分配的，他们的婚姻是组织批准的，那时没有潜规则也没有挪用公款，而等待着他们的，是暴风雨来临时，无尽的隔离审查和写交代材料。而自民国时就走红的老影星更是悲惨的，等待他们的不仅是牛棚，还有无限的牢狱之灾。因为他们大多知道蓝萍当年那些事，甚至和小蓝蓝有过那么点“过去”。

       老影星中也分个老中青三代，有的是民国时候就大红大紫，有的是五几年刚刚捧红的小战士。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他们互相看不起，彼此仇视，他们大多更看不起今天的新一代的影星歌星，尤其是各种选秀节目、超女等等出来的人，他们会说：“老子当年走红的时候，你们还在你爸妈腿肚子上转筋呢。连你们父母都是看着我长大的。”因此，他们现在会倚老卖老，会自我吹嘘，会不说实话，会互相攻击彼此拆台，还会拼命的走穴赚钱，要着离奇的出场费。仿佛人们都还想看他们一样，他们的心态转变不过来，过去看是过去，那时候，不看都不行，因为实在没得可看。

       老影星们的心态是失落的，如今年轻人要不是小时候学校组织看过“高，高，实在是高”和“臭巴巴雷”，恐怕这辈子也不会撇上那帮快入土的老影星们多看上一眼。80后的童年兴许还看过“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看过“我们的的两条腿，一定要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还会对嘎子和海娃的故事感到好玩，却根本不会像我们父母一代那样，整天想着拿把红缨枪去站岗，然后跑到房顶上堵人家烟囱了。而90后，哪怕是“枪口抬高一寸”、“攻上孟良崮活捉张灵甫”都不知道了，也许有一天，他们不再会说“来，跳个伦巴”和“我胡汉三又回来了”。（如果他们说了，那就是看了《喜洋洋与灰太狼》。）

       看着那些风烛残年的老人，也为他们感到悲苦。他们受困于制度，他们赶上了革命，以致很多影星当年无片可演，没事可做。更因为文革，青春就这样耽误了，让给文革后的一代了，而他们顶多在八十年代的影片中做个配角老人，而现在，人们想不到，那个影片中没几句词的老头老太太，当年也是红遍大江南北的美女帅哥。可惜了，时间就是这么无情。

       那时的老影星是漂亮的，尤其是男的，用现在的标准来看还真是长得帅气，一个个浓眉大眼，鼻直口方，不用说提钢管的梁洪，就连炸碉堡的小董同志都是个大帅哥，而孙道临、赵丹在年轻时看着像个毛头小子，而到了中年，他们都印证了“男人四十一枝花”，我还能看着金焰、陶金的照片仰慕不已，美女是贬值的，帅哥是升值的。可是有一天，老影星们真的贬值了，他们年轻时的照片被人们从钱包里扔出，从墙壁上撕下，换成另他们作呕的周杰伦和小沈阳。

       老影星们命很苦，他们年轻时能演，但是他们不能有自己的想法；中年时他们能演，但中国没有了电影；当他们终于能有自己的想法了，他们已经老了。

       我一直不想写几句尖锐的话，但还是写吧。新中国成立以后，那些影片成为经典，那些老影星的走红都是非正常的，因为那时片子的产量太少，偌大的中国只有四家大的电影厂，只有那么几百位有机会上胶片的演员，每年只上映几十部看不出五分钟就能猜出情节，全是高大全人物的片子，还有破烂的社会主义兄弟家的电影，再加上不间断的玩禁影，我们可看的片子没多少了，文革中八亿人民看八个戏，钱浩梁刘长瑜能不红么？这八个戏能不“经典”么？而现在，不喜欢京剧的人，又有谁知道他们呢？

       老电影拍得怎样，演得怎样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们陪伴着孤寂的人们，走过了那几十年，而他们仅仅属于那个逝去的时代。时代在发展，老人在死去，婴儿在诞生，再过几十年，就不会再去看它们了。

       那些老电影，那些老影星，你们已经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可以去睡了。

——纪念海子殉难二十周年

春天，十个海子全都复活    

在光明的景色中
    嘲笑这一野蛮而悲伤的海子
 你这么长久地沉睡到底是为了什么？

——题记

一、海子死了

二十年间就这么过去了。

二十年来中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这些变化是我们始料不及的，也是海子所无法想象的。他是个完全生活在诗歌世界的人，到现实生活中的他本身就是个错误。而值得庆幸的是，过了二十年，我们居然还有人在写诗，我们还在纪念他。

一个时代并不需要多少诗人，像八百年的大周朝才有了一部三百首的《诗经》，而全唐诗也不过五万首，当然，当时创作的人们可能很多，而传世的就这些了。在二十年前，那个时代出现了海子，出现了一个写了几百首短诗，而妄想着写长诗、写史诗的毛头小诗人，他死了。死在青春的二十五岁，也正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年龄，奇怪的是，我也写诗，我也在纪念他。

纪念海子，不仅仅是为了纪念诗歌，还有纪念那个随着诗歌一起远去的八十年代。海子的时代结束了，我们为他悲伤，为那个时代悲伤。二十年以来，我们几乎没有出现几个好诗人，没有出现几首好诗，我们扔掉的诗歌的行囊，一直在追啊，跑啊，争啊的，到头来，却不知道二十年间都干了些什么。而海子，他只属于那个年代，我们纪念他是为了怀旧，而不是为了诗歌。

现如今，诗歌写得好不好已经不重要了，写诗是一种象征，做诗人是一种生活方式，这表示着我们永远在追求理想，追随着孩子。海子死了，我很想念他这个瘦弱的哥哥，就像他想念他的瘦哥哥梵高一样，他们必定一起不朽。而我们，只能是每逢五年或十年的整数，再次翻开他尘封已久的诗集，耐心的读上他几行诗，然后合上书本，静静的放回书架，继续过自己昏庸劳累的生活。

我们的理想在哪？难道都被海子带到太阳上、带到大草原中、带到太平洋的深渊中去了么？不，而是和他一起，被一辆老绿车皮的慢车压断成了三截，接不上了。

二、他没有复活

从人头攒动的酒吧中出来，我抬头看到这个高楼林立的世界，我在想海子如果活着，也该四十五岁了。这些年来他一定活得很落魄，他很可能晚婚，但又会由于他老家的观念，他不会独身的，奇结果可能是娶了个短时期和他相爱的人，但又因无法长期生活而离异。他的孩子很可能判给女方，如果这样，他就算太幸福了。因为就他的气质和性格，更多的可能是夫妻二人不停的争吵，婚姻处于破裂的边缘而那么耗着，一直耗尽他写诗的灵感。

他会写成长诗，甚至写成史诗，我相信他的后劲足够大，足够猛，但是，他经受不住这个世界的煎熬。他的诗才一定会被这个庸俗的世界所榨干，被琐屑消耗殆尽的。他是讲师、要评职称、要晋升，如果他和单位的关系处不好，他有可能离职，而离开了高校去做流浪诗人。那样他就更活不了了。

在他活着的时候，他已经饱经了人世间对于他的态度，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人们不像他一样爱诗，他会不知深浅的喝白酒，会不通人情事故的大肆说话，会不顾自己现实状况而去追他喜欢的女孩子……从燎原为他的传记中，从这一切都可以看出，他还是个孩子，他的心理年龄也就二十岁，而他本身也把生命的年轮停留在了二十五岁。

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他给我们留下了海子，这就足够了，我们没必要为没有好诗个悲伤，也许，下面的一个二十年，一个百年，我们命中注定是没有诗歌的年代。那时我们仍在活着，不会像海子一样去卧轨。提速后的新干线上，铁路两旁都拦上了高高的铁丝网，再也没有小海子去卧轨了。

海子拒绝长大。这点，我喜欢。

三、我们还活着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自杀了一个诗人，仅仅是多了一条花边新闻，因为世界上每天都有人在自杀，而自杀者的身份多种多样，有罪犯也有明星。诗人，只不过是这两种综合了一下罢了。现在的人们现实得可怕，曾问过许多人，问他们为什么不关心诗歌。

答曰：没用。

没用！难道我们活着，连一点没用的东西都不需要呢？人离着机器不远了。没有诗歌，没有诗意，我们还活着。追求诗意安居的，好像世界上只有一个海德格尔，那是哲学家的事，而我们是普通人。可惜，不仅如此。一个人真心爱上了诗歌，他很可能就不会在乎其他的东西。艺术是精神鸦片，诗歌不易于是鸦片中的海洛因了。

终于有一天，我会把我一生穷困潦倒，一无所有的状况都归罪于写诗的。原来，写诗即罪。是的，不管按照什么教门，诗人们思考了。人活着是不需要思考的，只需要去做，去服从，服从神，服从命运，服从超人给你制定好的一切规章制度，你只要照着别人的样子活就行了，上帝、真主和佛祖都不喜欢长反骨的人。可惜，诗人偏偏长了。所以诗人要下地狱，要不得好死。就算是屈原、杜甫、曹雪芹、拜伦雪莱普希金都没得好死，海子落得个车轮分尸，也在情理之中了。

写诗即罪，写诗的都应该下地狱。那诗歌到底是什么？也许，二十年了，人们早已看透这些了，诗歌真的是精神鸦片。海子不就是药死的么？这一点只有诗人本身不承认，而其他地球人都知道。

再见吧，海子，你还是别留在那个时代的好，你把鸦片带走吧。等过十年，我再纪念你。

好了，海子纪念完了，就让我接着“嗑药”去吧。

2009-03-27

侯磊

《鼓书三部曲》这名字是我独家的发明，自己给老舍起的。我已经过了一听弹弦子的声就走不动道的年纪，但心中那种流浪艺人的感觉还没有完全的退却，我知道，当这种感觉全部退却的时候，我和所谓的正常人也就没什么区别了。而当年的老舍先生，我想也是如此吧。

老舍有三部整块的作品是在写唱大鼓的，中篇《鼓书艺人》、话剧《方珍珠》、话剧《龙须沟》。这三部作品的主人公都是艺人，方珍珠是京韵大鼓，鼓书艺人是西河大鼓，而龙须沟是单弦。这三部作品都先后被拍成了电影，可又都是三部遗憾之作，说白了，都是三部不完美的作品，甚至可以说，是三部不成功的烂作品，而这原因并不是老舍造成的，他是无辜的受害者。如果老舍在天之灵有知，他会为这《鼓书三部曲》痛苦一生的。他是门清，而我是半个棒槌。如今，这世道都到了棒槌来充内行的时候了，但我不得不说，因为我再不说说，以后就得有棒槌们来胡说八道了。毕竟，自老舍以后，懂得文学，又懂曲艺的人真不多了。

老舍是北京的狄更斯，他的不少作品完全是英国狄更斯、司科特等小说的老北京版，尤其是他所有的长篇小说，其中的文本结构、布局谋篇，语言表达的感觉，讲故事方式，完全都是英国小说的味。不过感觉比狄更斯写得好，所以，我们应该说狄更斯是伦敦版的老舍才对。这也是他的作品为什么在国际上广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老舍写过相声写过单弦也写过快板，我想他当年对于老北京曲艺的热爱是狂热的，激进的。他明白一切旧时老北京艺人的生活和曲艺究竟是怎么回事。所以，他要用长篇巨制，要用史诗一般的作品来为唱大鼓的写点东西，他为这个做了一辈子，可惜，他还是没做到。

《方珍珠》和《龙须沟》这两部作品的电影都是一半一半，前一半说旧社会怎么苦，后一半说新社会怎么甜，完全的政治文学。而《方珍珠》的电影吸引我的，倒是里面由侯宝林来出演，并保存了完整的侯宝林五十年代整段的相声《买佛龛》的表演录音。那时的侯宝林完全一副旧社会混混的样子，给人的感觉一点也不像大师，就是个江湖人。《龙须沟》里面基本上没有什么故事情节，所以龙须沟的话剧想演的出彩很不容易。而《鼓书艺人》就更别提了，更给了中国文学致命的一击，这部小说是老舍在美国写成的，而中文稿居然不知所踪，现存的是小说的英文版，中文版是根据英文版翻译过来的。不论再怎么模仿，也难以赶上老舍的风格和韵味，那是当然，如果老舍是谁想学都能学的，那也就不是老舍了。

老舍对《鼓书艺人》并不是满意，所以他才要继续为艺人们写作，可是《方珍珠》和《龙须沟》受政治影响太大。要知道，老舍是真心热爱新中国和共产党的，但在艺术上，他在内心深处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并为自己违心的修改和写作痛苦了他生命中最后的十七年。想一个热爱曲艺的作家，一心想为曲艺艺人写点东西，他先后写了三次都不满意，而且永远也写不出他满意的作品了。这种痛苦，也许只有同为写作者才能体会的到吧。

老舍的一整部长篇小说《大明湖》的手稿在战火中化为灰烬，（要知道这可是老舍中期的长篇小说啊！！！），我相信《大明湖》的价值虽然赶不上《骆驼祥子》，但要比现存的《鼓书三部曲》要好得多。

老舍这辈子太苦了，正如他作品中写的“一辈子作艺，三辈子受罪”。做文人也是如此，一辈子写作，三辈子受罪。

他留下的作品不是他想要的，他想要的作品都没有留下。对于作家，这是最大的悲哀了。

2009-2-4

侯磊

       做了一段时间的娱乐业工作，看了《梅兰芳》，做了多年的文人，结识了一些艺人，我在很多时候不能自已的悲哀和感慨，多少次的欲言又止，如今，已经不知道自己要说些什么了。只怕再不说说，就麻木得没有什么感想，而能接受现实中的一切了。

       而对于艺人，不论是唱戏的，唱曲艺的，演电影电视剧还是杂耍的，似乎都逃不过一个宿命，都是艺人，都是卖艺的——还不如卖身呢。

       长久以来，我一直想不明白一个很大众的问题，即，中国人对于艺人的态度究竟如何？我们说，欧洲中世纪烧死女巫的文化，日本武士道动不动就切腹自杀的文化很变态，而先比之下，比起中国人的戏子文化来，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了。这关键就是，人VS戏子！包括戏子这个带有强烈蔑称色彩的词！姑且先这么用吧。

       一方面，我们把艺人捧上了天，我们崇拜艺人，大把大把的花钱捧他们，成功的艺人们拥有了常人所不能拥有的一切：众人皆知，甚至可以说是举世闻名声震寰宇的名声，巨大的财富，美丽的容貌和人们不休止的崇拜，人活着追求的东西，他们几乎是都占全了。而人们对于艺人也是倾其所有的崇拜着，具体的就不用说了，从《大宅门》中大把的往艺人身上扔珠宝，到如今追星族们连同超女快男都带上疯狂的追捧，艺人是我们茶余饭后永远的话题，要知道，从某种程度上看，从梅兰芳到刘德华，他们的知名度要远远高于同时代的国家领导人，在边远地区也是如此，当地政府要人肯定是不论如何也赶不上民间艺人的。

       另一方面，我们却给了艺人世界上最大的鄙视，首先就是“戏子”这个词，在古代，祖宗三代内有戏子的不能参加科举，所谓出身不净，戏子永远是下九流，永远和妓女相提并论。再具体的也不用说了，人们可以尽情的唱戏，扮戏，在戏上大把大把的花钱，甚至可以花钱捧戏子，可一旦和戏子有了深入的交往即被视为不耻，与戏子通婚是一向历来的“禁忌”。我们说梨园世家，这并不是件高尚的事，那是因为普通人家不与他们通婚，他们只能在梨园内通婚。这样才会出现《大宅门》中与相片结婚的事，那件事是真实的，而宅门想嫁给的戏子就是梅兰芳。连老大级的梅老板都不嫁，更何况其他戏子的。

而现在，父母们面对执着从艺的子女大多也是这个态度，他们会不择一切手段的阻止和破坏子女的明星梦，甚至不息毁灭一个个能够成功的艺术人，尽管子女是从艺的材料。不禁要想，从艺真的有那么可怕么？确实有，一旦从了艺，其他的基本上就干不了什么了。艺人们走的都是独木桥，都是赌一把的心态。赌成了，大红大紫；赌输了，一无所有，过了气候，就再也红不起来了。一个过气的艺人，在过去的年代，其下场除了惨死，似乎找不到更合适的了，就像泰国的人妖。

       相比之下，西方国家在古代艺人也没有什么地位，但到了现在，要比我们好得多。而东方民族依旧如此，就像电影《伊豆的舞女》，被誉为国粹的艺技是不被允许穿过村子的。如今的艺人们，虽然经济上是好了些，他们有了体制的保证和政府的靠山，但他们仍旧是艺人。在大众的心理上，还不是什么正常人。

侯宝林、高凤山、梅兰芳、骆玉笙都把相声、数来宝、京剧、京韵大鼓的地位都提高了，他们都是艺术大师了，但在人民心中，他们的本质仍旧是臭耍贫嘴的、臭要饭的、相公戏子和袁文会的第五房小老婆。

文人与艺人（二）权贵们的一条狗

侯磊

       文人与艺人，两种不同但相近的人物角色，而又都是两种尴尬的角色。说不清自己为什么要做文人，其实不是硬要去做，而是我生来就是文人，这个是老天爷给的，祖师爷赏我这碗卖文为生的饭吃，却剥夺了我其他一切的能力，我这辈子只会卖文写稿，也只能卖文写稿了。一个人的未来只有了一条路，而且是一条绝路，这类把自己逼上绝路的事，聪明人还是不干为好。这个时代做文人是要有代价的，是要放弃某些东西的，我已经放弃得太多了。可我还没有明白，我真的有必要去放弃那么多常人应有的快乐么？

       终于有一天，我发现艺人的作用只是马戏小丑般的娱乐，他们是用来供人们茶余饭后消遣的，取乐的，普通人不会用什么艺术理论、美学观念之类的角度来看戏，他们只是觉得，戏好看，好玩，有趣，仅此而已。而这时，艺人们不再是什么艺术家，他们仅仅是艺人，出卖自身艺技的人。

       作为卖文为生的写作者这使我想到，当今的文人和艺人的地位也不过如此。包括日韩那些大红大紫的艺人，他们在包装他们的公司眼里更是非打即骂，如果捧不红，自幼从艺的他们真不知拿什么来谋生。艺人是没有自由的，作为公众人物他的一举一动都被曝光在外，而作为普通人他连起码的周末和年节的权利都丧失了。在这里，一切艺术家的称号都是虚的，谁都会写作，谁都会唱戏，谁都会演电影，说你是艺术家你就是艺术家，说你不是艺术家你就不是艺术家。说白了，我们都是权贵们的一条狗，一条摇着尾巴比赛谁叫唤得好听的狗，来换取漂亮的狗证和更为精彩的骨头！

       想起当年，相声艺人“万人迷”李德扬给军阀张宗昌说相声，把军阀逗乐了，张宗昌一下子赏了他成箱成箱的袁大头，那是张宗昌不在乎钱，而不是万人迷有多么值钱，尽管他能从撂地把相声说进堂会，但他永远是为张宗昌取乐的。张宗昌愿意给他多少钱就给多少钱，愿意怎么杀了他就怎么杀了他，说穿了，张宗昌只把他当做一条狗。一条会汪汪叫得好听的狗。不必说小说《秋海棠》中的原型名武生刘汉臣，是直隶督办褚玉璞的五姨太追他，并不是他和五姨太相好，但他还是被军阀褚玉璞说抓来杀了就抓来杀了，军阀还是军阀，而艺人还是艺人，下九流的艺人。

       如今的文人越来越有了艺人的趋势，我们写作是用来供大众娱乐的，我们就是生产文字的机器，要生产即有点趣味，又有点文化，还有点故事情节的东西。也就是看上去有文化，实际上没什么内涵的东西。写作者不再是自由的思想者而成了手艺人，因为，谋生的艰难把他们限制在了卖艺人的范畴。

       我已经卖够了，但我还要不断的出卖我的文字和灵魂。不想卖文但还不得不卖，这种悲哀将持续下去，贯穿我的一生，我想截止它，如果我能卖身的话。

       如果有来世，我希望做卖身的妓女或鸭子，而不是卖文的文人。

       2009-01-30

侯磊

我的影子在扩散，玻璃的墙面凝结成

无垠的大海惊起的波浪 拍打

在岸边的延长线上

我是那玻璃中封存着的午夜的囚徒

街道中间渺小的人

我不敢睁开双眼 正视四方

影子穿过了反光的玻璃

在墙面上 行走

像一朵浮云

那时上帝的眼睛在呼唤着

你的名字

从山的另一端飞过

我不见影子在四处飘

空中的尘埃化作纷纷的碎玻璃渣子被人们吸入气管

扎在糜烂的肺上

如同米诺斯的维纳斯

    浑身插满了刀剑

2008-12-18

——读《流浪的君子——孔子的最后二十年》

侯磊

自从十几年前《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火过一阵以来，某某大师的最后多少年一下子成为出版界的滥觞。现在终于轮到祖师爷登场了。读完这本不厚的小书，发现先秦大师们的生活远比近现代的要丰富得多。由此下面要是推出《孟子的最后二十年》、《庄子的最后二十年了》也不足为怪了。

孔子，一个被于丹讲烂的了话题。这位万世师表的言行已经被研究了两千年了，还能从他身上挖掘出什么新内容？其实不然，这两千年以来，我们一直在《论语》以内做文章，而这本书的作者却跳出了孔子言行的视角，从大的历史观念来看孔子这个人的一生，尤其是他最后二十年对于后世的影响。

如果拿孔子的生平和其他文人做对比不难发现，人们都是年轻时流浪打拼，不论得志与否晚年退下来著书立说，而孔子则不同。他从鲁国管仓库的小官做起，就一直得不到重用，这时他就一边自我推销一边广收门徒，期间有过两次从政的机会，但都被他放弃了。到此为止，孔子已经完成了古代一位不得志文人的一生。要是其他落魄文人的生命就到此为止了，挺多再来个诗酒自娱放浪形骸。我们的师祖却做了一个就是在今天也惊人的决定——在他五十五岁这年，即在卫国三年的政治生涯刚刚有所小成，而在堕三都（拆毁鲁桓公的三个掌权孙子所建城堡）失败时，他选择了带着徒弟们四处周游列国。

在卫国，好色且反复无常的卫灵公不重用孔子；在去陈国的路上他被讥笑为“累累若丧家之犬”；在去楚国的路上“绝粮于陈、蔡之间”几乎丧命……一连串的流浪过后，孔子已经是年近七旬的春秋时期的老寿星了。这时他才回归故里，聊度残生。

从《论语》、《史记·孔子世家》等史料可以看出，孔子看似是个极端的理想主义者，他对于君主的要求和理想政治的标准过于苛求，他要把一个无道的时代变成有道是以卵击石。而且孔子的方法论有些迂腐，他没有孟子的雄辩和墨子的逻辑推论。孟子会把君主们辩驳得得无话可说乃至无法不听从他的言论，墨子会用层层剥笋的方法把君主们忽悠得云山雾罩。相比之下，孔子是带着“你不听我的我就不跟你玩了”的态度。他见到季氏的“八佾舞于庭”，见到卫灵公的“好德不如好色”和没有礼遇士大夫（主要是他自己），就愤然离国出走，从这点看孔子缺少的是革命的策略。而且，孔子的一切着眼点都在于“礼”，“八佾舞于庭，是可忍，熟不可忍也”、“ 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这使得某些大脑迟钝的君主不会把他的“礼”当回事。而孟子墨子是谈治国，多使用“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类似恐吓加逼迫的话，君主们为了坐稳自己的宝座，也得乖乖的就范。

由此看来，难道孔子最后的流浪是他的迂腐和天真么？我从自己教书的经历中领悟到，比起先秦其他诸子，孔子更多的一种角色是教育家。他不仅仅要自己去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还要用这种理想培养起一大批人，让他们沿着自己的理想走下去。孔子是最聪明的。他生命中最后二十年不是无劳的奔波，而是带着学生亲自去实践，他的“知其不可而为”给了学生们一个充分的实习机会。即使这一次次的流浪，一次次的碰壁不能带来什么，也能使这批学生得到锻炼，从而继承自己的事业。他是在用自己生命的最后二十年培养接班人，并把自己的思想一代代的传承下去，甚至说，孔子万世师表和儒家学派广为流传的地位是由这二十年的奔波所奠定的。这种身体力行本身就是行为世范。可见，孔子实在太聪明了。

2008-11-11

流浪的君子——孔子的最后二十年

作者：王健文   2008年11月出版，

   出版：三联书店

    定价：15元

侯磊，北京市东城区香饵胡同82号，100007，13141159344

侯磊

她在古堡中度日如年，一想起精神病院那些鲜活的刑具使他的灵魂不寒而栗。

也就是牛顿迷恋炼金术的那个时代，他不止一次地企图将炼金术和上帝联系起来，而结果却使他成为一个诗人。作为诗人的牛顿，我将为他完成一篇不存在的书评。那个时代不分文理科，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的诗在四处弹唱，牛顿多少也听得些，由于对数理和炼金术过分的迷恋他不得不爱上诗歌，一直放弃自己的姐姐并以一个老处男终老与大法官的宝座之上。

正如牛顿所说：“有如此多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做：物质的转换，长生不老药，光与颜色的魔术，压倒一切的是圣经的隐义。当我集中思想专注于这些时，我发现自己漫游开去，进入到沉思无穷系列数目的闲散游戏中，并将弧分成不可分的短三角形边。多么愚蠢！多么大的时间浪费，无价的时间！”由此看来，与写诗和研究炼金术相比，那些力学、光学、数学的狗屁著作在牛顿爵士看来不值一提，那些只不过是学校考学生的雕虫小技而已。就最近发现的学术成果表明，牛顿发明力学一二三定律，光的色散和万有引力定律，当初就是为了学校出题考一些聪明而又调皮的学生。而牛顿终其一生的角色，在人们扒开历史的层层迷雾后发现，他居然是个像但恩一样的玄学诗人。他对于数学的研究表明，发明微积分，无外乎是为了推算世界末日和破译圣经密码。因为众所周知，牛顿在宗教上属于犹太教迈蒙尼德派的一神论者，他是历史上最后一位自然法术师。

牛顿持反三位一体主张，基于这种主张，牛顿注释《圣经》、《但以理书》、《圣·约翰启示录》，他的很多诗歌隐藏在这些注释中。他的诗似但恩却又较为琐碎，也许是译本问题。牛顿的手稿被收藏家和大学的图书馆瓜分后分散在世界各地，至今也未向世人公布，至今有多少页诗难以却数，可以肯定的是有4000页以上的神学手稿，这些手稿不仅对化学，对萨满巫术和炼金术大有好处，可以说牛顿是最后的萨满巫师，而他的诗则是祭祀是的祝颂词和玫瑰经。兹以下文为例：

“一切物体总保持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

直到有外力迫使它改变这种状态为止。”

或者是：

“物体的加速度，

跟物体所受的合外力成正比。

跟物体的质量成反比，

加速度的方向跟作用力的方向相同。”

不知牛顿是否像拉伯雷一样研究高康大怎样吃大肠，总之他躲过了火刑，不必像笛福一样企图像鲁宾逊一样出海并躲开传染的瘟疫，历史的虚构由来已久，而虚构历史似乎比虚构一部小说要有趣得多。牛顿读了大量的世界名著，而且是个不错的传奇故事作者。他的诗终究是集神秘主义之大成，他企图恢复到神话中那个神人并存的时代，当然更重要的是精灵和巫师。总之精灵会有的，巫师也会有的。对于一个独身者，没有什么比神灵是更好的安慰了，但愿上帝能安抚他那颗烦躁的心，愿上帝保佑他那枚硬壳一样的大脑并使他不要在用右手手淫。

这次收集的佚诗大都是在他晚年，也就是最迷恋于神学，让后世的唯物者都觉得可惜的岁月。而他在和莱布尼茨在争论微积分问题时的诗作尚未发现，也许那时他只是系写信，尚未写诗，而他的信中是否有诗作就更不得而知了。

2008-4-12

　　侯磊

《旷野无人——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李兰妮著，单是这些就足以吸引任何一位对文学、心理学，对女性、对情感，尤其是对日益增多的抑郁症关注的读者了。抑郁症患者能够意识自己换了抑郁症并能加以控制，并且用文字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这个过程不仅仅是给抑郁症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更是作者对病症的自我治疗。

全书以作者的认知日记为主，加上自己相关题材的随笔创作、各种文本的引用链接和作者的补白，四种文体即浑然一体又可独立成篇。李兰妮在日记中记载了大量自己的病例，生活中的点滴琐事，自己时刻的心境与感悟；在随笔中追忆往事，记述了历史上各种抑郁症的史料；而补白和链接则把抑郁症和文艺创作本身巧妙地穿插为一体，达到书是在写抑郁症患者，而抑郁症患者同时又是在写书的互动效果。在满篇淋巴、肿瘤、癌变与自杀的字眼中，作者饱含着艺术和思想，尤其是穿插着对《圣经》的引用和解读，这使全书充满了爱与文明，“抑郁症患者中有百分之十五的人的结局是自杀”这样的语句仍旧是冰冷得刺眼，却仍给了读者们另一种信息：更多的抑郁症患者是能够康复的。

抑郁症，一个在当今社会越来越瞩目的话题。且不说名艺人张国荣、李恩珠，名作家海明威、三毛，诗人海子，各国的高层政要，社会名流……人们在高速旋转的社会生活和巨大的精神压力下难以支撑起沉重的自我。而很多情况下是艺术的创作者，他们的精神世界超前得太过遥远而感到高处不胜寒，如同一个人走到了无人的旷野，在长久的精神孤立无缘中难逃抑郁。抑郁是一种因心理影响到生理再返回到心理的疾病，病人们看似肉体健康，但其精神家园已经长满了荒草。治疗抑郁症要治疗的是患者的精神家园，而并不是服用药物那么简单了。

从那一篇篇温馨的、充满女性色彩，细致入微而又看似喋喋不休的日记和内心独白中，我们看到一位孱弱的患者在旷野中踽踽独行，她孤独、寂寞，时而绝望轻生，时而满心窃喜，似一个久居深闺的小女孩在发小孩子脾气。而从那满篇的病例和手术记录中又看不到任何的幻想，是十分冷静地去谈论重病以来的种种现实，就像一位重病的医生在设计自己的手术方案，在哪里如何切下第一刀，从哪里剖开自己的肚腹，再从中取出病变的内脏，割除癌变的肿瘤再放回去直到慢慢缝合，最后等待着自己的痊愈一样。如此冷静地面对自己患有抑郁症的现实，并现身说法般解剖自己的心路历程，没有丝毫的讳疾忌医而不愿示人，这样的作品何其珍贵，这样的作者是何其的难得！

作为一名非抑郁症患者，我难以体会患者们的内心世界，抑郁症需要的不仅仅是旁人的研究和评论，更需要的是患者自己的言说。李兰妮曾说：“它（本书）在某种程度上是代言书，它想为那些因精神疾患而默默自杀的人说几句心里话。但愿它还具备报警器的功能，催促正被莫名抑郁愤怒焦虑所困的病人呼救。”一位抑郁症患者兼作家的书出版了，一方面人们可以通过此书认知抑郁症患者的内心世界，另一方面希望作者借助这本书的力量，尽快走出抑郁症的阴影。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抑郁症患者能够说出自己的切身感受，也能通过表达来缓解自己的病情。但并不是每一位患者都是作家，都能够表达出来自己内心的感受，因此这也就是本书更为珍贵之处。

《旷野无人——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

李兰妮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6月出版，定价：35.00元

侯磊，北京市东城区香饵胡同82号，100007，电话：13141159344，msn：houlei_001@hotmail.com

2008-09-23

侯磊

刘文典，一个如章太炎般大师一级的名字，关于他的史料和掌故在讲述民国知识分子类的书中屡见不鲜，却又总是那么几条：为人狂傲之极，当面顶撞蒋介石而被拘留，看不起沈从文和闻一多，吸鸦片，因喜好云烟和云腿自称为“二云居士”，研究《庄子》而号称除了庄子本人没人比他更懂《庄子》了，被西南联大解聘转到云南大学并在此终老……算算八卦真的不少，但也就这么多了。

《狂人刘文典》则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刘文典的传记，在翔实的资料与考据中综述了刘文典的一生，并对刘文典的言行功过，尤其是他的“狂”做出了深入的探讨和评价。作者笔分两支，一支笔叙述时代背景和史实，几乎把刘文典生活的时代——从清末到民国再到1958年的历史全部梳理一遍，相当于附赠了一部民国文人生活史；另一支笔围绕刘文典做大传，尽述其一生：自幼走出家门四处求学，先后师从刘师培、章太炎两位国学大师治学，东渡日本追随孙中山闹革命，归国后办报宣传新思想，“五四”时大量翻译外国学术著作，多年在北大、清华任教并出任安徽大学校长，抗战期间远赴云南并至终老，期间多次拒绝去美国和台湾……一直到1958年因遭批判而病故。从《狂人刘文典》一书中可看出，他始终保持着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形象。

“狂”是什么？傲慢？狷介？放荡不羁？而从刘文典的身上，可以看出“狂”不仅仅是他的性格构成，还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普遍风气。在一个崇尚学术与国粹的时代，陈独秀、刘师培、章太炎以及同盟会中的众人，他们是时代的楷模，学子们不自觉地在效法他们治学、言论乃至革命，而他们身上的气质在无形中渗透到作为后学的刘文典身上。试想刘文典自幼及大接触的环境中，又有几个不是狂人呢？再加上他天生聪慧、学富五车，大半生都是在大学中度过的。而那时的大学更是给了刘文典一个充分发挥“狂”的舞台，在有了一定的经济保证和治学自由时，正好赶上大兴“整理国故”的风气，旧式的宿儒都成了国宝被学子们捧得高高在上，而中国的文人自古以来就有狂放的传统，并在魏晋时期达到顶峰。在这种环境下，大学教授们想不“狂”都难，从辜鸿铭、黄侃到后来的傅斯年、钱钟书，哪个又不是狂人呢？

旧时的学术是有师承的，刘文典只不过是承接了前辈们的“狂”，在适当的环境之下，在他这里发扬光大罢了。刘文典所狂之事无非是过于恃才傲物，因自己是旧学大家而看不起不学无术者也无可厚非，只不过打击面过大，连新文学一齐否定了。他的学问摆在那里，平常说两句大话又什么呢？而他顶撞蒋介石，只谈学问不搞政治更是被传为美谈。总之这种狂并不是无缘无故的瞎狂，而是本着 陈寅恪先生所云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治学精神，为了捍卫自己的学术自由和学术精神所做的一些分内的事情罢了。

本书的作者出生于1978年，如果宽泛一点的话可以算作“80后”了。刚到而立之年就能写就如此的著作实属不易。书中的语言轻快而自如，不时运用一点流行语，妙语连珠，实为一部可读之作。

2008-9-24

《狂人刘文典》

章玉政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5月出版 定价：38：00元

侯磊：北京市东城区香饵胡同82号，100007，电话：13141159344

                                                                                       侯磊

女妖们已经在妖山上跳起舞来了。她们披着雾气和月光织成的长围脖跳。凡是喜欢披这种东西的人，跳起来倒是蛮好看的。妖山的正中央是一个装饰得整整齐齐的大客厅。它的地板用月光洗过一次，它的墙用巫婆的蜡油擦过一番，因此它们就好像摆在灯面前的郁金香花瓣似的，射出光辉。厨房里全是烤青蛙、蛇皮色的小孩子的手指、毒菌丝拌的凉菜、湿耗子鼻、毒胡萝卜等；还要沼泽地里巫婆熬的麦酒①和从坟窖里取来的亮晶晶的硝石酒。所有的菜都非常实在，甜菜中包括生了锈的指甲和教堂窗玻璃碎片这几个菜。

………… 

“把脚从盘子上拿开！”老地精说。他们接受了这个忠告，可并不是马上就改。他们用松球在小姐们身上呵痒；他们为了自己的舒服，把靴子脱下来叫小姐们拿着。不过他们的爸爸——那个老地精——跟他们完全两样。他以生动的神情描述着挪威的那些石山是怎样庄严，那些溅着白泡沫的瀑布怎样发出雷轰或风琴般的声音。他叙述鲑鱼一听到水精弹起金竖琴时就怎样逆流而上。他谈起在明朗的冬夜里，雪橇的铃是怎样叮当叮当地响，孩子们怎样举着火把在光滑的冰上跑，怎样把冰照得透亮，使冰底下的鱼儿在他们的脚下吓得乱窜。的确，他讲得有声有色，在座的人简直好像亲眼见过和亲耳听过似的：好像看见锯木厂在怎样锯木料，男子和女子在怎样唱歌和跳挪威的“哈铃舞”。哗啦！这个老地精出乎意料地在老妖小姐的脸上接了一个响亮的“舅舅吻”。这才算得是一个吻呢！不过他们并不是亲戚。

…………

再也没有比这篇小说更优美的小说了，再也没有比这段文字更优美的文字了。我怎么也想不到，安徒生，那个被成为“全丹麦最丑陋的人”的内心蕴藏着如此美丽迷人的世界。

后来我看到他的照片，果然名副其实。他一生丑陋、贫穷、孤独，没有人愿意嫁给他。他想成为名作家，却庸庸碌碌从没写过什么有分量的巨著。他数十卷的长篇小说和众多的诗歌烂得人们不屑于一读，倒是给孩子们写着玩的故事书成了经典。要知道，他的童话就是写给孩童的，而成年人最应该阅读的就是写给孩童的作品，因为那能找回活着的信心。

安徒生晚年贫困，孤独地死去，而他的童话当时已经开始风靡世界。

如果说我一生只想写点什么的话，我只想写出二百篇童话，然后像安徒生一样，独身，丑陋，孤寂地死去。

侯磊

很麻烦的一件事发生了，其实它早已经发生，只是我现在才意识到：我为什么叫这样一个重名很多的名字？

我的名字是户籍警给起的，最早起名时父母都翻了字典，最初名为壘，“三个田一个土，我们家是地主！”为了符合我祖上倒霉的出身田和土当然要多一些。只是我后来翻七十年代由齿轮厂的工人领衔主编的《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发现“壘”还可以写成“壨”，早知道要用这个土地会更多了。其实“壘”本为“垒”的正体字，父亲是一位坚决的反汉字简化者，五千年的汉字怎么能说简化就简化？其实是他不会简化字和汉语拼音，更不会用电脑。可这个“壘”字看着有点头重脚轻不大顺眼，估计孩子长大了脑袋大缺心眼，会被人叫做“大脑炎”，实事正是如此，上初中时人们就这样称呼我，上大学后我的脑袋变成方形后就不叫了，而是借用了一个超市连锁店的名字叫我“大方”。

“壘”字不好看，就改为了“罍”，周代酒器，在商周遗址博物馆中常常可以看到它，一副可爱憨实的样子。可后来发现这个字读音为“雷”，加上姓氏两个字都是阳平，不合平仄也不好听。又改为了（氵纍），lei3，永定河的古称，北京北靠燕山南面永定河，正和风水之说。按说这些字起得都有些技术含量了，可无一例外的是，户籍警同志都不认识，而且他说，电脑中没有这么复杂的字，要求用简单的。这个回答让人们思考究竟是世界上先有的汉字还是先有的电脑？仓颉实在不识时务，电脑中都没有的字，你还造它干什么呢？最后他大笔一挥，侯磊，于是我有了名字，有了上网google一下能出现1000000020300篇的名字。

百度上已经有了以“侯磊”命名的贴吧，QQ上成立了以“侯磊”为名的群，号称要叫侯磊的全加进来，结果已经加满了好几个群。在姓氏寻根一类的网站上，姓侯名磊着更是不计其数，只得由城市名＋侯磊＋编号，就北京而言，我已经被排在十名开外了。本来中国姓侯的并不多，但起名为了避免“猴”音像“猴山”“猴海”“猴国”一类就免了。偏偏我八十年代出流行起两个字的名字，家谱早已在文革中不传，从我这一代起不再排字辈，而全国侯氏几乎全排乱了辈分。于是名字就集中在建、楠、杰、婷……等上了，大凡遇到或听说过的不错的名字几乎全被用过了，例如侯鲲、侯炜、侯岳、侯锐、侯蕊、侯帅、侯乐、侯平、侯波、侯涛……记不起红楼梦里第几回列开了人名单，列了一堆对不上号的贾这个贾那个，有朝一日侯家大院杀青，我把这些名字全列进去写成我的晚辈。

我的名字在哪？奇怪了我好歹也是中文系本科，连个顺耳的名字都想不出来。虽然我知道名字只不过是个代号叫什么都无所谓，但就位为了代号起来方便别到处都是重名。媒体上随便翻翻，检察院的院长叫“侯磊”，电视剧的策划叫侯磊，一个大学学生会某某部的部长也叫侯磊，国家一级裁判员叫侯磊，在报社实习，同时发现好几家报纸都有记者叫侯磊，报导什么方面的都有。这里一个贫困中学生侯磊考取了某某高校在介绍英语背单词的方法，那个一个武警战士侯磊怎么刻苦训练勇斗歹徒，更有太多的小偷流氓强奸犯越狱犯纵火犯碎尸犯也叫侯磊，一天二十四个小时在电视上没完没了地重播者宣判。那几天害得我不敢上大街，一出门就听见高音喇叭在叫“罪犯侯磊已经被压向刑场执行枪决，犯罪分子在临刑前一刻痛苦流涕……”过两天又冒出个号称短信人气王的歌手叫侯磊，看在同名的面子上我发了个支持他的帖子，不到一分钟就被臭骂的帖子淹没了。

更麻烦的是这帮侯磊全和我差不多大都是二十二三岁，他们要是干了点坏事被全国人民唾骂我可没法打名誉权官司，完了这下“侯磊”可是臭了大街了。

叫侯磊的就职信和求职广告铺天盖地般占满了所有媒体的版面，大街上的人们在讨论着侯磊这小子如何如何，这家伙如何如何，我在人群中听得不知所措，我想我再不改名就真的没法活了。

我生辰八八字为癸亥、壬戌、癸未、丁巳，五行缺木缺金，可总不能取个“鉥”来弥补，能用的名字基本上都用过了，我打算改名，甚至想起了胡同里路边上的起名馆，我以前是看不起他们的，好歹我也是本科中文系被劝退，现在我开始临时抱佛脚了。我到顺天府学附近，顺天府学是古代以来的官办学校，这里自是沾了几分仙气，一家家的起名馆依次林立，中间还夹杂着不少男子养生馆。

我推开一间大门进去，见到了长着长胡子的起名先生，为了尊敬我叫他老师，以便给他留个好印象让他给我起个不错的名字，我告诉了他我的生辰八字，给他看了身份证，于是他突然惊呼到：“怎么你也叫侯磊？”

我转身奔出，却被两个彪形大汉抓住了胳膊，“交钱！”

“他还没给我起名。”

“你坐下了就要付钱。”

有一天我的名字逃跑了，总之它不再属于我，我想不起来我叫什么，但我不是傻子也没有得失忆症，我好歹还是中文系本科再读，可突然等到期末，曹老师找到我说我被劝退了，因为我所有考试试卷上所写的名字和学籍卡上的对不上号，而试卷又都是机器判卷无法人工核对。学校这几十年以来都在进行教学评估，每时每刻都有督导组的专家们来监督我们的考试，尤其是期末，考试卷子都要被封存留档，以备专家们随时抽查。

我很奇怪，于是跑到学校的办公区去找曹老师。我走到办公区的楼门口，门上写这块大牌子：“办公区域，请勿入内！”其实这块牌子不写也罢了，在一个完全自动化机械化电子化的时代，任何事情都有严格的界限和规定，门上有电子监控器和问答装置，据说着玩意比国务院的保安还要严格。

我上前看到门把手旁一个精巧的仪器，一堆红红绿绿的按钮让我一看就头晕，唉，文科学生这方面就不行了，搞不懂这都是什么原理，但文科学生可以分条分行，精确地读懂旁边成篇的说明，概括出说明文字的段落大意、主要内容和中心思想，以便分析其使用说明和公告中的前因后果、逻辑思维，首先其次再次那么，一二三四五六条，以正确判断出，这玩意他妈的到底该怎么用！

看了半天总算明白了个大概，我按了一下其中的一个按钮，对话器传来滴－－滴－－的电话里的声音。

“喂，您好，请问您要找哪一位？”

“我要找曹老师。”

“哪个曹老师？请你说清楚，是操老师、曹老师还是草老师，还有要说清楚到底是哪个曹老师？”

“曹，曹操的曹。”

“什么什么？请再说清楚一点，曹操？还是操曹？哪个曹？哪个操？还是……”

“这么点常识都没有你白痴啊。说曹操曹操就到的那个曹操。”

“什么？到底……”

……

总之，在一个小时后，我给这个金属味的声音把《三国》算是基本上讲明白了。可它仍旧不能开门，因为我说不上我的名字。我的名字和它，也就是电脑系统里的名字对不上号，而我要去找曹老师就是问清楚，我电脑系统中的名字是什么？我各种证件上的名字是什么？（证件一直都在学校寄存，也可以说是扣押，以防止我们在校外犯法被搜到学校的名称而有损名誉）而我考试试卷上的名字是什么，还有最重要的，我到底叫什么？

不知道我的名字就无法进去找曹老师，见不到曹老师就无法知道我的名字。我一次次地到办公区域的门口去试，用各种各样的话求它，激它，骂它甚至恐吓它，可它从来不害怕，从来不知道喜怒哀乐似的总是一脸电子计算机的表情。临近放假，学校里的人渐渐空了，我整日在门口徘徊想办法，实在想不出就在门口看书，看偶尔过往的三三两两的行人，看出生的朝日和临近下山的夕阳，我盼望着在夕阳的余辉洒遍我的全身时，曹老师能面带微笑地从那个散发着电脑味的铁门中快步走出，这样我可以冲上去截住他。可他像被等待的戈多一样从来没有出现过，甚至使我怀疑学校里有没有这样一位曹老师。

日子一天天过去，终于有一天曹老师主动找到了我，他告诉我我被劝退了，学籍已经注销、档案已经被寄到人材市场，要我向人学校交完手续费后去人材市场去交保管费。说什么都已经没有用了，我什么都没有搞清楚，唯一能明白的是，我已经被开除了。

 2007.4.22

侯磊

文艺论战是作家学者们之间很平常的事。远在古希腊古罗马就有辩论之风，那时还没有印刷品出版物，人们意见不同用不着写作印刷，直接当众演讲或干脆面谈就行了。中国在春秋时期也是“百家争鸣”，在《孟子》、《庄子》等古籍中都记录了先秦人们坐而论道的情景。而到了中国现代文坛上就不一样了，不仅“论”，还有“战”。人们各抒己见的同时，还对对方尽力贬损诋毁大加讨伐甚至张嘴开骂，早已没有了古时的平和和优雅，带上了太多的政治色彩，而不仅仅是限于文艺上的切磋了。

于是，中国现代史就成了一部论战史。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前，文艺界、思想界好像就从来没消停过，几乎每天都在打嘴仗，要么就是在忙上一次论战的总结和下一次论战的准备。这期间，涌现出大批的论战高手，开一代风气之先河，成就一代名家。“一个都不放过”睚眦必报的鲁迅，温文尔雅的胡适，有着英国绅士风度的林语堂、梁实秋，以及左联那一大群今天可以看作愤青式的文艺青年，都活跃于文坛之上。当然，这也少不了一位大作家：巴金。

纵观巴金一生并读其文，他是一个低调生活的人，不善交际与言辞，不愿参加任何文艺组织和被划归任何派别。他既不是“左联”，又不是“京派”、“海派”、“七月派”，文学上那些林林总总的社团似乎与他无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家留学的国家往往决定着他从属的团体和流派，如创造社中的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均为留日，以鲁迅为首的左联也多为留日：胡风、徐懋庸等。新月派多为留学欧美，具有自由主义的倾向，如徐志摩、梁实秋、林语堂等。巴金是留法，但时间不长，又和文艺界的名流们没什么交往。和巴金关系密切的作家，如曹禺、靳以、丽尼等也均没有参加什么文学团体；而胡风、老舍等人，巴金仅仅视为普通朋友，有空坐在一起聊天和咖啡而已，并无长久共事。鲁迅是巴金以师长视之。因此，巴金在成为专业作家后，于1935年夏天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和靳以等人一起，创作、编辑、翻译，且多写小说散文，很少甚至不写容易惹祸的杂文、评论。可以说，巴金视文坛上的论战如同身外之物，自己的创作还忙不过来，就更无暇顾及其他了。

二十世纪初期，各种主义思潮在中国流行传播，其中保皇者有之，改良者有之，革命者亦有之。而革命者中，既有共产主义者，又有无政府主义者。为了追求彼此间不同的信仰，论战是在所难难免的。早在1919年2月，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就在《进化》月刊上发表《评〈新潮杂志〉所谓今日世界之新潮》一文，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所谓“集体主义”加以攻击。1920年春，几个无政府主义者在《奋斗》杂志上连续发表题为《我们反对布尔扎维克》和《为什么反对布尔扎维克》的文章，向马克思主义公开挑战。同时，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一边着手创建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一边发表文章进行论战。这场论战持续了一年之久。随后，两种信仰者之间还不时短兵相接，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无政府主义者的声音才绝迹。

在巴金早年，他是个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者。在专业从事文学创作以前，他翻译、写作了许多关于无政府主义等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如翻译克鲁泡特金的《面包略取》，与他人合著《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等。因此，巴金早期的论战，是以社会、思想为主，以无政府主义为主的。最重要的是在1926年，与郭沫若在马克思主义问题上的争论。

郭沫若在1926年1月1日出版的《洪水》杂志第一卷第七期上，发表了《马克思进文庙》，在第八期上发表了《新国家的创造》，提出了他认为的马克思的观点：“工人是无祖国的。本来就没有的东西，人不能从工人们取去（就是他根本不否认国家）。”并提出：国家主义分为旧式的和新式的，旧式的是私有制，剥削阶级；新式的是公有制，无产阶级。而巴金确抓住了这句话在语义上的不明，做了《》一文，发表于当年1月19日的《时事新报·学灯》上，署名芾甘。巴金认为郭沫若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错误的，他指出郭在《共产党宣言》译文上的混淆，并引了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论权威》中的话。他认为马克思是否认国家的，还批评了郭沫若的国家主义的理论。

接着，郭沫若在1926年4月1日出版的《洪水》第二卷第十四期上发表了《卖淫妇的饶舌》，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不是否认了、废止了，而是自行死灭了。巴金于4月5日的《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答郭沫若的<卖淫妇的饶舌>――并介绍郭的妙文》，对郭的辩解提出了很不客气的批评，对郭文中“连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都没分析得清楚”的语句进行了驳斥，并通过引文和译文，再次强调马克思是反对国家、废除国家的，还对郭最初的论调――马克思主义即是中国《礼运·大同篇》中著名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一段中的“王道”，是“王道国家主义”，即把孔子的主张和马克思的主张相结合起来看的观点提出批评。巴金在文中说：“孔子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差太远，孔子的生活决不会是使他有马克思那样的思想。”

从这些争论看来，巴金对于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味单纯盲从地信仰，有理智的、学者式的认识。而当时还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初期，还没有统一的翻译和理论，这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众说纷纭，人们对其理解不尽相同。现在看来，郭沫若的理论实在是谬论了，孔子和马克思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如果他们都被中国人所接受就要让他们互相认识一二，也太生拉硬扯了。1958年，郭沫若在编文集时，将《卖淫妇的饶舌》等文收入，并在注释中写明“芾甘”就是巴金，继续为自己辩解，表明自己一心向马列，实际上却是大大地曲解了马列了。而巴金当时正遭受批判，从未提起过此段公案，在编辑文集时也未收入。中国古代的大同社会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有着明显的区别，现在已经有很多专著来论述，本文不再赘述。

1927年，巴金与卫惠林、吴克刚等合著了《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一书，由上海民钟社出版。由于《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中涉及与国民党合作的问题，“四·一二”政变以后，巴金受到一部分无政府主义者的误解和攻击，因而写《答诬我者书》作自我辩护。巴金在文中说：“安那其主义是我的生活，是我的全部。如果我在自己的生活中还有内心的平静，我把它归功于我的敬爱的安那其主义……自从民国八年我就成为安那其主义者。过去不可能，现在不可能，将来直至我死也不可能有一瞬间不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表明了自己坚实的无政府主义信仰。

1936年，巴金和靳以创办《文季月刊》。当时，左联内部“两个口号”之争的纷争越加激烈。一方面是周扬等“四条汉子”（鲁迅语）提出的“国防文学”的口号，另一方面是胡风在鲁迅和冯雪峰的支持下，胡风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以“纠正注进‘国防文学’这名词里去的不正确意见”。这一争论双方的理论都不怎么高明，都是来自于苏联“拉普”、日本“纳普”等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并带有强烈的人身攻击和权力宗派之争。在这种情况下，周扬一派成立了中国文艺家协会，发表了《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并希望巴金、黄源等人的加入。而巴金本来无心参加这些活动，从感情上他更倾向于鲁迅，所以没有加入。

在《中国文艺家宣言》发表以后，巴金和黎烈文还分头起草了一份《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交鲁迅修改、签名，并和其他作家一起联名发表，联名者共77人。接着又联名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这更激起了周扬一派的不满，并把论战之火烧到了巴金身上。

周扬一派的作家，时任《文学界》编者的徐懋庸，在写给鲁迅的信中攻击了胡风和黄源：“以胡风的性情之诈，以黄源的行为之谄……”，而接着顺便就巴巴金捎带上了。 “……况集合在先生的左右的‘战友’，既然包括巴金和黄源之流，难道先生以为凡参加‘文艺家协会’的人竟个个不如巴金和黄源么？我从报章杂志上知道法西两国‘安那其’之反动，破坏联合战线无异于托派，中国的‘安那其’的行为，则更卑劣。”

早在1933年，徐懋庸在散文《巴金到台州》中，把自己和巴金在文学观上的分歧一一罗列出来，并以一个革命者的观点对巴金的文学观持批评的态度。这次左联内部的论战，并无巴金的事，只是由于起草了宣言、签了名，就被捎带上大骂，还把“安那其”运动，即巴金信仰的无政府主义也骂为卑劣，这是巴金不能忍受的。这种莫须有的“罪名”侮辱了巴金和他的信仰。

针对这种职责，作为收信人的鲁迅自然不能接受，他写了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文中对巴金做出了充分的肯定：“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他固然有‘安那其主义者’之称，但他并没有反对我们的运动，还曾经列名于文艺工作者联名的战斗的宣言。黄源也签了名的。这样的译者和作家要来参加抗日统一战线，我们是欢迎的，我真不懂徐懋庸等类为什么要说他们‘卑劣’？难道因为有《译文》存在碍眼？难道连西班牙的‘安那其’的破坏革命，也要巴金负责？”巴金也写了一篇《答徐懋庸并谈西班牙的联合战线》的文章：“我是很赞成联合战线的；不过‘文艺家协会’有着徐懋庸那样的人做理事，纵然加我以任何可怕的罪名，我也不会加入，因为破坏统一战线的并不是我，倒是他了。”

2007.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