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好奇，因为入党这些年来从没听到过致公党的生日，不管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

于是，就上网去查，发现有关致公党成立日期的确没有明确的说法，在官方的文件上，只有一个模糊的“1925年10月”的字样。当然，也有说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1925年10月10日召开的。但不知为什么没把这日子定下来。这说明致公党哪一天成立的问题似乎没被党内重视过，虽然它已经成立84周年了。

这不禁引发了我的思考，因为习惯了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的生日，而且每到那一天，总有晚会或者至少是一些文章来纪念。但，致公党的生日怎么就会没人提起呢？而且不仅仅是致公党，几乎所有民主党派的纪念日都很少被公开提及，我在百度的“历史上的今天”中，也没有看到列出任何民主党派的纪念日。甚至在民主党派自己的期刊中（比如刚收到的《上海致公》），也很少提及这一重要的日子。不知是无意忘却还是有意回避。

个人以为，作为党派团体而言，这些民主党派和共产党没有什么区别，都是社会某一阶层的代表。当然，共产党是执政党，民主党派都是参政议政的，但都是独立合法的团体。而且，要让这些民主党派在统一战线中发挥作用，应该让社会承认他们的独立存在，让不同阶层的人感受到自己的党派在社会事务中的作用，至少让民众知道和了解这些团体的存在。否则，除了开政协会议，平时根本就不对这些团体有介绍和宣传，可能很多老百姓会以为它们是政府搞的花瓶呢。

目前正在热播的电影《建国大业》，倒是花了很大的篇幅说明当时的共产党是如何真心对待那些民主党派，并取得他们的信任后才得以顺利地建立共和国的。透过纪念日这件事，我觉得“民主协商，多党合作”的政治制度要在中国真正发挥作用，还的确有很长的路要走。

看到成千上万的人在广场上欢呼的时候，我在想：“祖国”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为什么欢呼？

回顾这几十年，“祖国”在我心里经历了从抽象到具体，从模糊到清晰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似乎也暗合了自我意识成长的过程。

我是属于“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一代，热爱祖国的教育从一出生就开始了，所以那个时候，“祖国”对于我就是一切：我的一切都是祖国的；而我，也和所有的人一样，是祖国的一颗“螺丝钉”。

那个时候，在我生活中最实际的“祖国”就是“公家”（父亲单位）。上的幼儿园和小学是父亲单位的；住的房子是父亲单位的；看病在父亲的单位；看的课外书是从父亲单位的图书室借的；周围一起玩儿的小朋友也几乎全是一个单位的；……可以说，一个人的生老病死都是和他的单位联系在一起的。

那个时候，虽然贫穷，但因为大家都差不多，所以也没有贫富的感觉，甚至没有财产的意识，因为一切都是“单位”（国家）包了。有一年冬天，父亲出门挑水不慎把脚摔断了，去天津住院治疗，不仅仅是医药费，连陪护的人都是单位派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单位”的人。单位的领导简直就是家长，谁也不敢得罪。记得，有一次，邻居两家吵架，单位的领导被请来调解，其中一家人的儿子在外单位工作，不认识我们单位的领导，说了一些埋怨单位和领导的话，那位领导生气了，撂下一句“我不管了”转身就走，吓得两家的大人紧紧拽住他，生怕他真的走了，事情就没法处理了。

那个时候的“祖国”似乎仅限于我们的国家，在我的记忆里，宣传的最多的都是英雄人物，就连历史也往往是造反的农民领袖，如陈胜吴广李自成等。孔子，当时叫“孔老二”，是迂腐反动的代表，更不要说那些皇上们了。

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让中国社会除了清一色的“公家单位”外，开始出现了分化，“螺丝钉”开始注入“个体”的意识。开放的大门也让我更多地了解了过去和外面的世界，对“祖国”的认识也在加深拓展。我了解了中华文明的一代代传承，我了解了资本主义比封建社会进步得多，我了解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孰好孰坏的争论至今未绝，我了解了世界上还有那么的人民，他们都把自己的国家称为“祖国”。

在比较中，我开始平等地打量曾经是那么高高在上的“祖国”。

那个时期，我正处在青春叛逆期和世界观的形成期，我感觉“祖国”就象是一位严厉的家长，它的存在似乎就是为了管我们：看什么书要限制，因为有“毒草”；唱什么歌要限制，因为有“靡靡之音”；听什么广播要限制，因为有“敌台”；甚至说什么话都要被限制，因为要警惕“自由化”。结婚要单位开证明，分房要符合条件，出国要公派护照（就是那种一回来就要上交由单位替你保存的护照）；最极端的表现也许就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允许”——多么经典的家长语言。

是啊，在我们这个“祖国”里，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个人的一切似乎都是要被“允许”的，否则就要受惩罚。我几次“离家出走”的经历都让我感受到掌握“允许”大权的家长的控制欲。

第一次是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因为不满意被分配的单位要自寻出路，单位领导威胁说“你的户口和档案都在我这，你哪也去不了”。虽然，后来我又幸运地找到了一家接收单位，但在户口和档案重新落实前的那一个多月，我感觉自己就象“被社会注销了的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那种滋味至今想起来都有些后怕。

第二次是我报名考研究生的时候，单位不同意，因为他们既不愿出钱让我读在职的（学费单位出毕业后仍回原单位）也不愿意放我走（读了研究生我就有再选择单位的机会了）。我一级一级地上访，最后找到校长，当时校长跟我说的话现在还记得，“你要考虑清楚啊，如果你考不上，我们这也不要你了”。当然，最终我是考走了。代价就是读研期间，我没法象其他在职的人员一样享受工资工龄等待遇，相当于我前面三年的工作经历没有了，白干。

第三次“离家”是被动的。我要出国留学，而且是学校派的，规定只能拿公派护照，但我真要走的时候，却被通知要办理离校手续，而且要交纳保证金，以防止我如果按期不归，学校不受损失。当时的我，真感觉象一个被赶出家门的孩子，因为在法律上你和这个家没有关系了。

也许，正是因为真正离开了“家”，作为“个体”在国外求学的时候，“祖国”对我的意义发生了改变。

没有了“单位”的身份，在一个全新的世界里，剩下的就是“祖国”这一种身份。

因为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因为我的中国护照，当时我无法象其他同学那样在假期里随意去各国旅行，因为我一旦离开美国，就有可能再也进不了这个国家（虽然我的所有手续都是合法的，但在我真正踏上美国的国土前，竟然三次被拒签。在当时签证官的眼里，好象这个国家所有的人都有向往美国的移民倾向）。

当然也因为这种身份，因为同样的语言同样的文化同样的肤色，我交了很多新朋友，这让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华人”的概念，也深刻地体味到在与别人的交往中“祖国”在我身上的烙印：我的民族类别，我的思维方式，我的道德规范，我的饮食习惯……我的一切和外国人不同的地方，都是“祖国”在我身上的化身。

现在，我彻底成了“个体”，以“个人”的身份在社会上存在，在看待“祖国”的时候，就更加平和客观。

作为文化和地域来讲，中华文明和华夏之邦，就是我的祖国。这是无可改变的事实。它是由近五千年历史组成的，无法选择，无法改变。它由以黄河长江为代表的那片陆地和海洋够构成，我生于斯长于斯，无怨无悔。

作为现实社会而言，它还是一个大国，经历过那么多的朝代，传承至今已经到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辈，“中国共产党”是家长。我就是这个家庭的一员。但与之前不同的是，现在这个家庭的很多成员都长大了，家庭成员之间可以理智地象朋友一样的相处了。人们经营着自己，经营着自己的“小家”，也同时关注着祖国“大家”，遵守着大家庭的规矩。就好象是“父母的家”和“我的家”，虽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界限也还是分明的。我当然是既希望自己过得好，也希望父辈过得好，自私地说，父母的家殷实了，最终我们也会受益的。如果你真的不喜欢这个家，完全可以合法地移民，我理解就象是把自己嫁出去吧，虽然生活在一个全新的家庭中，但你的“身份”是变不了的。

也许将来，“祖国”的意义不再会象现在这样拔高，变的和 “籍贯”、“母校”一样平淡，成为构成“我”的不可分割不可改变的一部分。

到那时，再逢庆典，我会大声欢呼：

我为“父母”而欢呼，因为他们给了我生命；

我为“籍贯”而欢呼，因为它见证了我的诞生和成长；

我为“母校”而欢呼，因为它教给了我知识和技术；

我为“春节”“中秋节”而欢呼，因为它们代表了五千年文明的源源流长；

我为“礼仪廉耻”“仁义道德”而欢呼，因为他们构成了我在社会上的立命之本；

我为“孔子”“老子”“孙中山”“毛泽东”而欢呼，因为他们都是我民族的精英翘楚，祖国的骄傲；

……

所以，我要为“祖国”而欢呼，因为在这块土地上，我活得健康、快乐、富足、自尊。

礁石、珊瑚、各种颜色的鱼以及海葵、海胆等叫的出名字和叫不出名字的生物一一呈现在眼前，那样清晰，而它们却是在 4米深的海底，仿佛我在海洋馆隔着玻璃看到的一样。而这，却是真正的海洋，红海。

我从来没有想到在非洲有如此美丽的地方，我以为沙漠的地区肯定是灰朦朦的，然而，在胡尔哥达Hurghada，埃及东部的一个小镇，湛蓝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清新的空气闻不到任何沙漠的味道。尤其是红海，即使你在海边，也看不到人类污染的任何痕迹。它的海水太干净了，干净的没有任何色彩，仿佛根本不存在，你用肉眼就可以看穿几米深的海底。

我不想参加潜水的活动，因为趴在木质的栈桥上，脸朝下看着水中的世界已经让我如痴如醉了，我不想去破坏海底的宁静——鱼儿们在礁石间游来游去，嬉戏追逐，变形变色，三三两两，或列队前行，或独自漫步，悠闲得紧呢。我甚至在想，什么时候我能够找一个这样纯净又人不多的海边，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和鱼儿相伴，欣赏鱼儿的生活，那该多么惬意啊。

请看被我捕捉到的一对鱼儿的表演吧：

相逢

观察

试探

靠近

示好

起舞

嬉戏

缠绵

“有第三者介入”

......

让我一次看个够

“这么有趣的鱼儿生活，拍照都是浪费时间。”

我没想到卢克索是一块肥沃的土地，那绿油油的麦地让我很难把它和我脑海中的埃及沙漠联系起来；我更没想到它几乎就是一马平川，在它的西部有一片山，从某一个角度看，其峰很象金字塔，于是这座山峰的西坡被十八王朝的女国王哈特什帕苏Hatshepsut看中，而它的东坡被很多国王看中，成就了著名的帝王谷Valley of the Kings。

传说“帝王谷”的建成是因为国王们看到金字塔不断地被盗墓才改用这种隐秘的墓葬方式的。埃及的考古学者认为它们是倒放的金字塔，因为从入口到最后的墓葬室，空间依次变小变窄，和金字塔的墓室空间布局一样。

我印象很深的是接待室的整体模型。一片白色的类似有机玻璃的材料模拟了山体的起伏，而秘密在它的下面，已经发现的62个国王们的墓室模型象一个个枝状物分布着。19王朝著名的拉美西斯Ramesses家族的所有国王都葬在这里。当然，帝王谷的发现与挖掘工作还在不停地进行着，游客和考古工作者同时在文物建筑中忙碌，这几乎也是埃及各个文物景点共同的现象。

我不明白哈特什帕苏为什么不和她的先人后人们葬在一个山谷里而是看中了同一个山峰背面，野心勃勃的女王也没有那么低调地把自己的坟墓藏起来，而是利用陡峭的崖壁做背景，为自己建了三层的神殿，当然这也和扶持她篡夺了王位的祭祀们有关，因为祭祀们要生活在神殿里。可惜，那么多歌颂哈特什帕苏是太阳神女儿的雕像、壁画和那些对我来说如同天书的象形文字，并没能挽救她悲惨的命运——20多年后，当被她夺权的继子长大重新坐上王位时，他对这位母亲的愤怒完全发泄了出来（我怀疑也是祭祀们的阴谋）——她的坟墓被彻底破坏，她在卡纳克神庙建造的两根方尖碑，一根被锯断，一根被用围墙遮挡了上千年（以阻止她和神的联系）。我们今天看到的哈特什帕苏墓是后来复原的，据说是根据记载和考古发现，用了和原来一模一样的材料。在哈特什帕苏墓旁边的曼都霍太普墓，在埃及目前还有争议，也可能根本不存在什么曼都霍太普。

由“复活”文化衍生的“死亡之城”（尼罗河西岸）和“生命之城”（尼罗河东岸）的习俗，一直影响到现在。在今天，尼罗河东岸的房子普遍比西岸贵很多。

帝王谷在尼罗河的西边，伟大的卢克索和卡纳克神庙就在尼罗河的东岸。

政治斗争让古老的阿蒙神Ammon（圆形上面两根羽毛）和阿顿神Aton（猫头鹰头上顶着太阳）合二为一成为新王国时期主要的宗教统治力量——太阳神。

在埃及，卢克索也被称做女人庙，因为它是献给太阳神的妻子的。岁月和尘土的变迁造就了三庙合一的奇景，给今天因宗教而争斗的人们一个极大的讽刺。在卢克索牌楼门的后面是一个清真寺，因为一千多年前人们选中这里造寺庙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它的脚下是三千多年前的阿蒙神庙。而更有意思的，是在公元后不久，当罗马人占领埃及时，他们利用其巨大的室内空间索性把这里改造成了基督教堂，在古埃及神龛前面的殿堂里，简单地用基督教义的壁画直接盖住了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和壁画。当然，最聪明的统治者应该是亚历山大，当他到达卢克索时，直接膜拜阿蒙神，使这块土地上的子民们很自然地臣服于他。

卢克索被发掘的应该算是相当完整了。可能是因为它比较小吧。 2公里外，比它大近40倍的太阳神的庙——卡纳克神庙就没有这么幸运了。除了拉美西斯1世和2世修建的大殿相对完整外，其它几乎都是废墟。

不管是因为信仰还是为了统治这个庞大的国家，新王国的很多国王都想对太阳神表衷心，都想在卡纳克留下自己的痕迹。所以，这个伟大的神庙前后造了1800多年之久。最早建造的是太阳神居住的神龛。当然，有资格守护它的是祭祀们。我才知道神庙的祭祀是不允许走出庙门的，他们的一生都在这里面度过，所以卡纳克占地有1000多亩。普通百姓只有在特殊的日子才能走进神庙，通过壁画、文字，通过祭祀们的讲解，了解这个国家，了解他们自己的命运。在当时，很多人都是坐船来的，所以卡纳克的门外直接就是码头。而最神奇的是这个码头广场直接对着6公里外尼罗河对岸的帝王谷，冥冥之中似乎把国王们和太阳神联系在了一起。

在遗迹面前，我第一次看到卡纳克的大门有40多米高，3米多宽，真是难以想象当时的大门是什么材料做的，而且这样大的门如何打开和关闭，也许只有这样的门才能挡住尼罗河泛滥时的洪水。因为门楼墙壁上后来者很多到此一游的刻字证明了他们曾经坐船进入这一伟大的神庙。

在卡纳克听到了两个有意思的故事。一个是法老时期幸运的象征——甲克虫（就是我们所说的屎壳郎），怪不得我们经常在古埃及的壁画中看到它的形象。另外一个，就是伟大的阿蒙神到了夜晚就变成了性爱之神，在神庙的神龛外墙的壁画上你能看到太阳神和国王夜晚交易的画面，这是祭祀们欺骗求子的善男信女们的把戏。

埃及的历史真是太久远太复杂了，法老们随着年代的变迁已经由地上走到了地下。但他们的影响还在。在卢克索，那源源不断的游客，在帝王谷山脉，那每天清晨升起的热气球，给埃及带来了其最大的产业——旅游业。这难道不是法老们的庇护吗？

大概是对金字塔的历史“知之甚多”的缘故吧，自觉不自觉地把旅游变成了学习和讨论，围绕着金字塔，我与埃及导游——亚历山大大学考古系教授哈梅李（王大力）进行了一番中埃建筑历史的比较，当然，对金字塔这部分，我宁愿相信埃及的版本应该是行货。所以，我把以下“史实”记录下来，以备将来考证。

Pyramid

据说只有汉语是象形地翻译成“金字塔”，其原意是“神秘的”。

（在网上找到这样的一个解释：“西方通用的Ｐｙｒａｍｉｄ一詞源自古希臘文的（Ｐｙｒａｍｉｓ，小麥麵包），這是因為古希臘人見到金字塔，聯想到他們吃慣的三角形麵包。至於古埃及人稱之為摩爾（Ｍｒ），因為這裡是國王及其父－太陽神升天的地方。”出处为 http://www.artisan.com.tw/newspaper/930924.htm）

法老

不是什么国王或宫殿的名称，而是一个民族或一段历史的名称，所以埃及人习惯称呼公元前3000年以前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或事为“法老人”或“法老时代”。

修金字塔的人

不是什么奴隶或被迫的人，因为法老人相信复活，所以他们都是自愿地为他们的王——胡夫、哈夫拉等来修金字塔，因为随着国王的复活，他们自身也会复活，他们所习惯了的生活和环境就会一起复活。

图坦卡蒙金字塔

是截止目前发现的139座金字塔中唯一没有被盗墓的。

王的权杖

三角形象征下埃及——尼罗河三角洲，曲柄状代表上埃及。两根权杖象征着埃及的统一。

王的形象有两种：一种是拿着一根或两根权杖；一种是拿着两根象镜子符号的东西(生命的钥匙)，模仿奥西里斯Osiris的样子。

金字塔的尺寸

胡夫金字塔底座每边长 230米，高146米，最上面的六米原来是纯金做的金字塔，现在埃及人弄了个铁架子象征最初的高度。

现存埃及国家博物馆的五件镇馆之宝

在胡夫金字塔发现的太阳船（共三艘）

马赛克地板（历经5000多年，色彩保持原样）

黄金水晶棺（难以相信在那么久远的年代就能打造水晶棺）

图坦卡蒙的金面具（传说中最具“法老的诅咒”魔力的那个，二楼几乎全是他个人陪葬品）

图坦卡蒙的宝座（椅背的镶嵌画是著名的关于王与王后穿一双拖鞋相互按摩的浪漫故事，著名的埃及王后涅菲尔蒂就是图坦卡蒙的继母，她把她的女儿嫁给了她的继子。）

可以说“破旧落后”是我对开罗市容的全部印象。

车破

开罗的车很多，堵车在这里是家常便饭。但开罗和多哈的不同一眼就可以看出来：那里多是名车好车，这里满目所见绝大多数的汽车都很小很破，甚至很大一部分竟然是我在俄罗斯看到的拉达车，偶尔看到丰田或奔驰等熟悉的牌子，也多是老的低档车型。据说开罗人把拥有一辆汽车看做是很有面子的事，所以只要车还能动就有人买就有人开，根本没有报废的概念，你经常会在路上看到抛锚的汽车。更有趣的是这里的公路没有红绿灯，偶尔你还会看到驴车或骑骆驼的人也唐而皇之地与汽车并行。

房破

开罗和前几年的上海一样，到处是工地，高架道路的柱墩随处可见。最奇怪的还是它的住宅，往往紧邻的两幢楼一幢还在建设中一幢已经有人居住了，甚至同一幢楼，看上去已经有人居住了，但屋顶的钢筋依然裸露着，墙体往往也只粉刷了一部分，很象中国的“烂尾楼”。和导游聊才了解到，这是埃及的一种特殊现象。因为国家法律规定完工交付使用的住宅必须要交税（类似西方的财产拥有税），所以很多人为了避税就有意留着一面或几面墙不去粉刷，以造成房屋未建完的感觉。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埃及是土地私有制很彻底的国家，只要你买了土地，它就永远属于你的个人财产。开罗既是埃及的首都，又是非洲最大的城市，充满了赚钱的机会和诱惑，很多人都想在大都市立足，于是他们一有钱就会在开罗买一小块地，盖起一个小房子。但，这仅仅是开始。整个阿拉伯世界家族观念都很强，一家人不但住在一起，甚至连婚姻大多也在家族内完成，以免钱财落入他人的口袋（据说那里的DNA检测很发达，近亲结婚的子女基本上没有所谓的血缘疾病）。所以围绕着这一间小房子一个家族就开始慢慢地生长起来——你的旁边可能是你的弟弟妹妹，你的上面可能是你的儿子，你儿子的上面还要为他的儿子留下继续盖的可能，于是露钢筋的屋顶就成了普遍的现象。虽然是一个家族在一起，但似乎个人有个人的房，决不住上一辈的老屋。当然，这也造成了开罗的庞大，整个城市目前已经有2300万人口，500万辆车，想想都可怕。

老城区可怕

除了活人，在开罗12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还有不少死人也占着很大的土地。我们开车经过的老城区，有很大一片穆斯林的墓地，密密麻麻的，看上去就象一片住宅，1-3层。而在它的周围，有好大一片棚户区，几乎融为一体，建筑破破烂烂，很象是危房。而且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著名的吉萨金字塔就在开罗市区内。吉萨Giza省（就是我们所说的区）本身就是组成开罗市的三个省之一，在开罗的西南。

新区

吉萨省不仅有金字塔，也是目前开罗新区建设的所在地，所以沿途你可以看到正在施工中的开发区。我们在车上常常对着大效果图猜测这里是汽车城这里是卫浴器材城这里是创意园等，因为那些阿拉伯文字实在是天书。

我们住的宾馆就是在新区的度假区里。全是新的建筑，一点旧城的影子都没有，而且感受不到开罗还是三亚。

城市格局

开罗的城市格局很象中国以前的内陆城市，围墙围出来一个一个的“单位大院”，这个部门那个部门，尤其在总统府门前的那条大道上表现特别明显。偶尔看到的埃及总统穆罢拉克的巨幅宣传画像，更让我有一种时光倒流似曾相识的感觉。

这次因为转机的缘故，让我有机会第一次走进多哈，走进卡塔尔。

卡塔尔Qatar真是个小国家，国土面积只有11437平方公里，比上海市大不了多少（上海市的陆地面积约为6300平方公里）。你在地图上看，波斯湾西面的海岸线上有一个小凸起，那就是卡塔尔。

多哈Doha是卡塔尔的首都，也是第一大城市，据说全国近80%的人口都在这里，到了多哈，也就相当于到了卡塔尔吧。

走出多哈机场，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车多。迎面就是一个很大的停车场，各种名车比比皆是，而且SUV特别多。后来到了多哈的农贸市场，更证明了这一点，多哈人买菜都是开车去的，不是一斤一斤地买，而是一车一车地买。看来石油国家真的很富有，而且养车也不贵，据说汽油在这里只有两种价格：7毛和8毛一公升，看看我们，降了价，93号的还要4.95元，差了6-7倍呢。

但要说卡塔尔有多富，我又心有不甘。因为在多哈随便望出去，几乎都是光秃秃的，到处都是黄土，你可以看到树，却很难看到草，因而机场和亚运村旁的草地和鲜花显得很抢眼。建筑绝大多数都是2-3层的，和大地同色系，很难看出新旧。极少高层建筑，所以那个亚运会火炬塔在很多地方都能一眼看到。当然，导游告诉我，这里的住宅基本上都是别墅villa，她，一个看上去刚毕业的小姑娘，就住着一套villa。在这里有钱没钱，不是看房子，而是看你家有多少棵树。在干旱的沙漠地区，能养活一棵树，成本是很高的，因为水比油贵。

在多哈，我看到许多被黑纱包裹的女人，有的只露出面孔，有的只露出眼睛，有的干脆什么都让你看不见。从我们看来这是宗教和社会习俗对女性的禁锢，体现了这个国家落后的一面，类似的还有一个男人可以合法地娶四个老婆、卡塔尔还是一个君主国家等。但导游告诉我卡塔尔国民每人每年可领取的国家福利就达8万美金，所以卡塔尔人几乎可以不工作就会很富有。从她那羡慕的口气里我能够听出，如果能做一个卡塔尔人，让她戴面罩她也是愿意的。可惜世界上有多少人想得到这一约束还没门呢——即使是嫁到卡塔尔的国际象棋特级大师上海女子诸宸都不可能得到它的国籍，虽然她已经给卡塔尔生了两个孩子。据说卡塔尔全国人口仅80万，其中拥有国籍的只有20万人，其他三分之二的人都是打工的外国人。当然，在卡塔尔结婚也不容易，据说光财礼一项，一个男士要结婚至少要付出60万美金。所以，有幸结婚已经不容易了，不戴面纱，在这花花世界，万一被哪个小白脸勾了去，岂不人财两空。J

有人把多哈看做是下一个迪拜，有一定道理。凭借石油的富有，在一个小小国家打造一两处精品应该不是什么难事。正在建设中的波斯湾商业区很有点当年浦东的味道，在这里我已经看到被称为贝老先生封笔之作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贝氏风格很突出。

但很多事情不能只看表面。比如，我所乘坐的卡塔尔航空公司（Qatar Airway）是世界上目前为止五个五星级航空公司之一（其他四个是新加坡、国泰、马来西亚、韩亚航空公司）。亲身经历过我才明白这主要指硬件——空客A330宽体客机，每个位子都有自己的小电视，音乐、游戏、电视、新闻，频道很多，光电影就有几十部不同语言的供你选择，甚至包括中国刚出炉的新影片《十全九美》。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给每位乘客准备的“小礼包”：一双在长途旅行中解放你双脚的袜子，一只让你安然入睡的眼罩，一副牙具和一块香皂，俨然是宾馆的待遇。至于服务，我按的呼唤灯闪了半天才有人来，而我要的白开水却是到我下飞机也没来。

多哈机场，远处黄色的塔楼还保留着2006年亚运会时的样子

多哈人家——“黑白配”

多哈的波斯湾商业区

多哈老人

这种独轮车勾起我儿时的记忆，没想到在卡塔尔还挺多

贝氏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

负责和对方电话联系的小李告诉我见面的地点在市里唯一的五星级酒店远洲大酒店门口。

看来这家公司还有一定的实力，我心里想。

动身前我一直对这次由私人关系介绍而来的项目洽谈感觉不放心，双方还都不了解的情况下就会坐下来认真谈一个涉及两百多万元合同额的设计项目？甚至说这次行程双方可以谈定合同。虽然我从来不期望天上会掉馅饼，但国内的事情往往复杂根本没有严密的逻辑可循，又逢年底，也许真有一笔什么钱必须马上花掉呢。于是，我回到上海没睡足8个小时就又登上了飞机。

中午时分，远洲大酒店的广场上只有我们两个人傻乎乎地站着，虽然广场对面的南湖景色不错，但旅途劳顿加上肚子已经开始叫了，我一点欣赏风景的心情都没有。

在小李电话催了两遍后，比约定的时间晚了20分钟，终于有个妇人在路口向我们招手。

我满腹狐疑地打量着这个人：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中年妇女，没有任何保养痕迹的脸诉说着穷困，粗糙的双手证明了她每天劳作的辛苦，躲躲闪闪的眼神总让人觉得她有些心虚，皱巴巴甚至略显脏兮兮的外套怎么也不能让我把她和一个需要几千万投资的项目联系起来。

几句当地方言的交流后，小李正式向我介绍说她就是要请我们做设计的公司老总“柯女士”。

在我正想转身走进身后的大酒店时，柯女士提出先到她公司的办公室谈一谈。啊，已经12点半了还不吃饭！算了，作为服务行业，还是尊重客户，工作第一吧。

出租车拐了几个弯后进了一个住宅区，房前屋后堆积的垃圾告诉我这应该是比较低档的区域。柯女士抱歉地说这是公司刚租的地方。办公室在顶楼。爬了7层楼梯，打开破旧的房门，这个公司呈现在我的眼前：一套空空荡荡2室1厅的住宅，没有装修，没有任何办公设备，客厅里只有一张小茶几，上面零乱地堆着几只肮脏的玻璃杯和没有收拾过的烟灰缸，厨房的锅碗显示这里还有人居住。

我知道此行被骗了。

但我还是想看看眼前的这个人到底想干什么，于是一场我从没经历过的“商务洽谈”开始了。

在交谈的过程中，我大概了解了事情的一些来龙去脉。对政府而言，这是一个真项目。因为有关“老年公寓”这块用地的性质和这个项目，2007年11月九江市发改委就批复立项了，今年年初，市规划局就设计条件还专门发了红头文件。但奇怪的是我在这两个文件上都没有看到负责这一项目的主体单位。不知道什么背景和机缘，这位柯女士拿到了这个项目，准确地说，是她以什么名义向土地局交了这块地的押金，大概几万块钱。而她只所以有此底气，据说是她的一个什么哥哥说美国有一家公司对这个项目感兴趣，300万的土地款和上千万的建设投资都应该不成问题。但让她始料未及的是美国公司并没如她所愿直接打款过来做这事（那样的话，她作为中间人可以拿一笔中介费），而是说要见到完备的手续和施工图纸后才会整体买断这一切。这位自称是师范学院教师的柯女士不得不自己出面“硬撑”这一摊子事情。我看了她起草的给民政局的报告，准备以“老年公寓”的名字注册一家类似福利院的公司来运做。但这种注册资金不过3万的公司是无法运做基建这种大资金项目的。所以，她不断地试探说她出地我出钱（真把我当大老板了）我们把美国公司甩掉自己干。被我断然拒绝后，她又希望我尽快拿出全套图纸包括勘察报告。

已经基本上了解清楚这件事原委的我此时已经没有任何谈话的兴趣了，故意半开玩笑地说：我们的设计费很贵的。

柯女士说：“我知道，我都了解过了，有一个私人几千块钱想给我做，我不要；九江市建筑设计院说订金3000元，我也没答应。我想请家美国的，要设计出九江最漂亮的”。

订金3000元！？我只想赶快离开这，“柯女士，时间不早了，要不我们先吃饭吧？”

得知我订的酒店是远洲时，我看到她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惊讶。接下来说的一句话让我彻底地失望了。

“那地方很贵。要不我就在这给你们做点儿吧？”哇，居然想得出，这么脏的地方！可能她看出我的不快，马上补了一句，“我做饭很好吃的”。

我以最快的速度逃离了那个住宅那个居住区和那位柯女士。

我不知道这位柯女士目前的家境如何，也不知道她背后是否还有什么人或公司，甚至不知道她是否真的叫“柯**”，我对这次闹剧式的商谈也并没有愤懑不平，因为在不成熟的市场中什么事情都是有可能发生的。看看我们国家的首富不也是靠捣腾家电起家的嘛，如果倒退回去，有谁相信那么一个不起眼的农民竟然真做成了大事。

心有不甘的小李和柯女士联系请她把现有的文件复印后给我们送到酒店来，约好下午2点。我说：她肯定不会来了。

结果，她真的没有出现，虽然小李打电话她总是说马上就过来。

乌镇的老街名称很有意思，按东南西北的方位划分，名字一律为“栅”，保存较好的是东栅和西栅大街。

几年前曾去过乌镇东栅大街，黄磊和刘若英主演的电视剧《似水年华》就是在这里拍摄的，印象还不错。

这次我们去的是西栅大街。西栅的总体规模比东栅要大，门票也比东栅贵得多，一个人要120元，但按我的评价这里已经是一个“传统特色度假区”了，和东栅的感觉很不一样。因为整个西栅已经没有“原住民”了。虽然老的街巷、老的建筑还在，但基本上被商店、民宿（就是家庭宾馆）、博物馆以及内部重新装修的高档会所、戏院等“非住宅功能”占领了。

西栅要比东栅干净多了，尤其是公共厕所，在保留老民居外壳的前提下，洁具都是感应式的美标产品，而且空间很大，几乎都带休息室，专人打扫，一点异味都没有。住宿在西栅是很贵的，外部不起眼但内部豪华的会所一间标房近2000元/天，即使是老宅改造的“民宿”一晚上最便宜的也要300多元，而且你还要预约，否则根本没房。不仅要预约，西栅最绝的是即便你住在这，你仍然要买门票仍然要把车停在旅游区外面付停车费，这里真正做到了“人车分流”，因为进入西栅的所有人都要乘船，而这个唯一的入口是被旅游服务中心把持的，除了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发的老干部离休证，其它的都不管事，这着实让拿着离休证享受惯了免票待遇的老爸郁闷了好一阵子。实际上整个西栅所有的60多个“民宿”都是统一管理的，你根本没法按照自己的意愿挑地点或房子类型。当然，坐船进入西栅的创意还是相当好的，水乡的味道很浓。

西栅的名人纪念馆有茅盾和王会悟的，古迹中比较有意思的是乌镇老邮局和萧统的“昭明书院”。巧的很，那天还是中国第七届茅盾文学奖颁奖仪式，主会场就是昭明书院。我们刚从书院走出来，迎面走来一群人，我一眼就认出走在最前面的是贾平凹——本届文学奖大奖得主。虽然电视上见到过，但因为镜头中的他基本上都是坐着，所以只认得那张脸。这在身边走过，我才看清楚，贾个头不高，也就1米6，比旁边专门给他撑伞的小姑娘还矮。可惜文学家的追星族在中国太少了，我没看到一个人上前索要签名，甚至擦肩而过的人们没人议论这些大作家。老爸说：“又是个旅游团，雨天还这么多人，西栅人真会做生意”。我说：“您可看走眼了，刚过去的可都是大作家啊”。

我一直以为是因为普陀区落后所以这边的环境这么差。但，昨天，我知道了原因。

就是在这座桥上，昨天早晨我的钱包被偷了。小偷的手法很高明，雨天，我撑着伞，直到走进办公室才发现背后双肩包的拉链开了。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刚才桥上我前面一个男子的行为多少有些怪异，看来又是一个团伙——他是负责吸引我注意力的。

我去警署报案，要求做笔录（知道不可能找回来，但如果能引起警方的注意，也算给他人做点贡献吧）。

开始是一个小伙子接待，问的也算详细。正写的过程中，有一中年警官端着个大茶缸子过来，听说我是在桥上被偷的，马上问了我几遍到底是在桥的哪个位置被偷的，而且很肯定地说我应该是在上桥的时候被偷的。我有点纳闷儿，但从小警察的尴尬以及他们俩低声的对话中我最终弄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原来这座桥的管辖是由南北两个警署负责的，分界线是桥下的火车道。可惜的是，我不能拿出明确的证据说明在我被偷的一刻我的脚是在 8米下方的铁路中心线的前方还是后方！如果是后方，就不归他们管，我应该到另外一个警署去报案。原来这座桥竟然是分区而治（实际上就是两不管地区）。因为笔录的案件是上网的，如果破不了案，多少也是警署的不光彩。但因为那个小警察手写的笔录已经做完了，不可能再把我推出门去，最后的结果是网上的案件记录标题变成“在其它区域被偷的案件”。

我不禁想……

假如问责能够常态化，至少当官儿的多少会心畏一下，也许就不会有 那么多博士硕士打破脑袋也要去争一个处级的官位；

假如问责能够程序化，至少有些当官儿的就不会人浮于事，也许象三鹿这样的问题就不必等到胡温震怒，让国家1号2号老是当救火队长总感觉不像个正常的状态；

假如问责能够公开化，至少老百姓可以真正体验一回当家作主的感觉，因为“公仆”如果服务的不好，我们完全可以（通过问责）来撤换他；

假如“官员问责制”能够写进人大的法律，也许新世纪的中国真能治愈从封建社会形成的流行了千年的吏制顽疾，让官员们不再只是畏上，而是真正的服务于“上”与“下”；

假如问责真的能让当官成为一种高危职业，也许现在媒体不停地讨论的“公信力”“公权利”就有可能真正的回归，行政和经济的秩序就有可能走上正轨；

假如上述这一切都能实现，也许我们不断宣传的“政治改革”“先进性代表”就真的能让我们看到实现的那一天。

假如……，也许……。只是愿望，不是事实。

2003年4月，孟学农因SARS事件被问责从北京市市长的职务上辞职；2008年9月，还是这个孟学农，又因溃坝事件被问责从山西省省长的职务上辞职——这不是假如，是事实。

媒体和政府都没有回避，天天都能从新闻中听到相关的消息：书记辞职了，副市长撤了，董事长被刑拘，嫌疑犯被逮捕，质检部门查出了更多问题奶粉，甚至鲜奶也出现了问题。

这些措施无疑是正确的，在天怨人怒之前，用重典问责对快速平息事件是有效的。
然而，我总觉得这些措施太偏感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治标”，而治本更需要理性的思考和措施。

书记、市长、董事长的确在这件事上有责任，但他们也不可能整天盯着成千上万的奶农或成百上千的原料奶收购点，那怎么样才有可能真正杜绝此类事件的再发生呢？辣椒酱里的苏丹红、木耳里的硫酸铜，毒酒、毒水饺，不是刚过去没有太长时间吗?

我不相信这么多的奶粉出问题就是几个嫌疑犯的事，我也不相信大多数奶农都想害孩子（如果那样的话，这个社会早已灭亡了）。所以，我希望听到深层次的理性反思。

比如，

质检专家应该告诉我们，食品检验的程序是怎样的，奶粉或牛奶的检验标准是什么，乳品企业凭什么断定原料奶的好坏，靠什么给奶农的原料奶确定收购价。

营养学家应该告诉我们正常的鲜奶口味和营养是怎样的。（去年曾听一位朋友讲，为了满足人们的口感，很多奶粉和袋装奶都添加了一种东西。问是什么，他不说，怕说了我就再也不喝牛奶了。现在出事了，我听到一种说法是添加了尿素，因为它的氮含量高。）

化学家可以告诉人们，三聚氰胺到底是什么物质，它为什么可以被加到奶粉或牛奶里，而且根本感觉不到。当然，告诉人们一个精确的每升牛奶含多少毫克以上的三聚氰胺就会危害人体也很重要，因为这么多牌子查出有问题，弄得我已经好几天不敢喝牛奶了。

经济学家应该帮我们算一下，从养奶牛到我们手中的奶粉或鲜奶，在这根利益链条上，奶农的利润是多少，生产企业的利润是多少，销售环节的利润是多少，国家的税收又是多少。我相信扭曲的利润分配以及利益的驱使，是人们不厌其烦甚至甘愿违反“天良”去“污染”奶粉的真正原因。

法律专家可以告诉人们，在现行的法律体制下，省长、市长犯了什么法，董事长犯了什么罪，如果查实，那些罪犯又会如何量刑。只有让人们了解犯罪的代价，才有可能让人们有所敬畏，也许以后当省长、市长、董事长的人就会真正如履薄冰了。

管理学家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些发达国家奶农管理的办法，企业质量控制的程序。我国目前这种对奶源粗放式的管理如果过渡到牧场式精细化管理会给终端产品增加多少成本。（从价格上说，我们现在的鲜奶已经超过美国了，成本跑道哪里去了呢。）

等等。

只有老百姓对自己吃的用的对政府监管的程序对企业运做的过程都很清楚（至少了解），只有人人都变成监督者，群策群防，也许才能真正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吧。否则，等待我们的还有食用油、饮用水、大米白面，防不胜防。别说是书记，就是部长、总理辞职，又能唤回那些逝去的无辜生命吗？

可惜，在现在这一危机中，专家学者的理性声音太少了，而急于挽回公信力的政府和漫骂埋怨的网络愤青们充斥了媒体。

真的，几天前一次偶尔的长安街漫步，让我至今仍很怀念。那夜的美景、美女和美风，那种恬淡、放松和舒适，虽然平常，但却仿佛是一种奢侈，并不能经常享受。

白天也经过了长安街，但没有这种感受，因为车水马龙，人流如织；因为心系工作，坐车都嫌太慢。而，晚上，当你从压力中解脱出来，当街上行人的密度骤然减少（奥运期间连天安门广场晚上都要管制的），你的心情就会变化。

当然，北京的空气质量也是一重要原因。现在北京的空气的的确确是好了，以致于我们回到上海竟然明显地“闻”到了差距。听说为了这种空气的质量，不仅北京的工厂、工地停工，就连北京附近河北的很多工厂都被迫停工，我不断听到人们在争论这种损失是否值得。是啊，一边是蓝蓝的天和清新的空气，一边是GDP的下降和失业，我们应该选择什么？

其实，这种选择对个人也是一样。陪我散步的D就是中断了手头的工作跑出来的，不去加班而漫无目的地闲聊散步，在她甚至有一点“负疚感”。

有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一个去海边度假的富翁劝诫一位同在海边晒太阳的渔夫多去打些鱼，这样才能慢慢买一条大船，再努力攒上一大笔钱，然后就可以在海边悠闲地晒太阳了。于是，渔夫就反问富翁:我已经在晒太阳了，为什么还要那样做呢?

我不知道谁更正确。

渔夫的享受和富翁不是一个层次，因为富翁可以无忧无虑地一直晒太阳，而渔夫不能，因为他总要想办法去填饱肚子。但在现实中，放大到整个人类，却可能是等渔夫成了富翁，太阳却没有了，因为环境已经被彻底破坏了，或者他已经累得老得没有任何心情享受晒太阳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京或者河北不可能永远停工下去，北京的空气可能在奥运后又恢复到从前。我们也不可能总在放松总在散步，我们一定是大多数时间里在拼命工作。因为我们还没有资本去享受过多的奢侈品。但我并不希望让“成功”让“现代化”让“物质”把自己也变成“物质”或“工具”，我愿意而且必须享受奢侈品——精神和生命，文化和环境的奢侈，哪怕只有“半夜闲”，哪怕需要我去偷（去争取）。

“S总，你们这两天加加班，把图赶出来，我们15日要。”

“对不起，我们公司要放中秋假，我们要休息了。”

这真是一种可怕的意识，在它的驱动下，昨天下午我竟然断然拒绝了甲方提出的加班要求，开始享受闲暇的2天了。

因为它只是所有日子里的一日

即使数字巧合

人类也已经历过并且已淡忘了诸如 1008年08月08日或者888年8月8日

今天是特殊的一天

有人认为它很吉利

据说仅在上海就有6千对新人等着在这一天登记

甚至还有人争着在这一天剖腹，以让宝宝沾上喜气

有人认为它很危险

坊间一直传说今年中国所有的灾难都和8有关，比如512，比如125

甚至有人预见这满是8的今天会怎样怎样

当然，今天是一个重大事件的日子

承载了太多太多的奥运会终于在今天开幕

这个星球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今晚成了北京的“笼中鸟”

简单的数字被赋予了不同的色彩

也许这本身就是人类意识存在的意义和沉重

只要有意识

你就无法摆脱对这一天的特殊意识

2008年08月08日

也许他们真的不明白在一元化的价值体系下成长的我们对“苏联”的复杂感情：我们从小的革命教育几乎就与苏联的“十月革命”与“列宁”“斯大林”分不开；苏联对我们也是文学启蒙之一，普希金、高尔基、托尔斯泰伴我们成长；英雄的保尔柯察金、卓雅和舒拉是我们的偶像；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更是我们当时难得的几首抒情歌曲之一；……。但与之对立，苏联又是美苏帝国主义，是苏联修正主义，是中国的敌人，是政治思想意识形态领域批判的对象。

但现在，“苏联”已经很难寻找了，即使在它当年的首都莫斯科也已经很难寻觅到它的踪迹，虽然苏联解体不过刚刚过去20多年。

在俄罗斯的6天里，没人提及苏联，参观的也多是沙皇时期留下的宫殿、教堂和雕塑，听说现在的俄罗斯青年人对苏联对列宁已经不感兴趣甚至记忆模糊了。红场上的列宁墓没有开放卫兵也撤换到了无名烈士墓，听说因为尸体没保护好过几年必须火化，也许到那时列宁墓就要被拆除了。克里姆林宫早已没有了苏维埃的旗帜，全俄罗斯到处飘扬着的都是沙皇俄国的双头鹰。只有在以招待中国人为主的小商品地摊上你可以看到列宁的塑像以及苏联红军的帽子徽章，只有在国民经济展览中心那些雄伟壮丽对称式构图的所谓斯大林式建筑上，你才能感受到“苏联”的确在这片土地上存在过，可惜这些建筑现在全部被当成了商店，宏大的广场成了游乐场，孩子们尽情地轮滑骑单车。

旅游团里的一位父亲为了教育他调皮的儿子，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在德国，一对父子走在铁路上。突然，火车从后面飞驰而来，这位父亲发现时已经来不及去拉那个正在铁路中间玩耍的孩子。这位父亲当时只说了两个字“趴下”，儿子很听话立刻照做。儿子得救了。德国国王听到这件事很高兴，特别奖赏了这位父亲，因为他为德国培养了一位听话的儿子。

“如果是你”，这位父亲对他儿子说，“肯定要反问为什么”。

还没等他儿子说话，同行的一位女教师插话到，“后来证实，那个儿子是弱智”。

“听到没，那是个弱智”，他儿子兴奋地喊到。

这真是个看起来有点对立的难题，我想，如果儿子聪明会反问，那他就失去了生命；现在他保全了生命，但前提是他不聪明不会反问。

我把这个问题抛给一个新世纪儿童——刚满10岁的一位女孩，“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办”？没成想，她不假思索地回答，“边趴下边问为什么”。

这真是一个聪明的孩子，既保住了生命所需的纪律又保住了聪明所需的独立（思想）。

我似乎有点明白为什么苏联在俄罗斯人的心中逐渐淡去的原因了。象斯大林式建筑尊崇对称美学法则一样，在全社会倡导一元的价值观念，的确可以保证社会的秩序（纪律）；但从苏联时期“土豆加牛肉”式的简单的共产主义理想所折射出的当时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低下的事实，难道人们不应该去反思“为什么”吗？！人民毕竟不是弱智的。

从踏上俄罗斯土地的那一刻起，就被不停地告知这里小偷很多要小心自己的贵重物品，可惜直到现在我连小偷的影子也没碰到。然而今天早晨，一个另类的小偷终于被我逮住了。

虽然自助餐的食品种类不多，但餐厅还是够大够气派。我坐在靠墙的位置上，吃饭之余也欣赏着餐厅的环境和来来往往就餐的人。

我的前方、紧靠墙角的桌子，吸引了我的目光。因为他们太能吃了。

仅仅是一家三口，象是人到中年的母亲带着女儿女婿，但他们却拿了垒成小山似的满满的四大盘子：一盘蔬菜色拉，一盘培根肠，一盘羊角面包，一盘火腿。

哇，我从没见过这么能吃的人，尤其是欧洲人。

我好奇地悄悄地注视着他们，避免目光相遇引起的尴尬，因为那位面朝我的母亲也在不停地用目光扫视着周围。

突然，透过女儿和女婿后背之间的缝隙，我看到那位穿戴时尚略显高贵的母亲，右手直接抓了一把培根肠，是的，没用刀叉，而是直接用手抓了一把培根肠，见没人注意，迅速地放入旁边黑色的名牌女式大挎包里。

我惊呆了。怎么会这样？！
    没有结束。他们只是在佯装吃饭，慢悠悠地吃一根蔬菜，却迅速地一把一把地把一盘培根肠抓光。

大概是嫌这样做太麻烦太费事了，只见三个人相视一笑，母亲从黑色挎包里拿出了4个打包用的塑料盒子，女儿女婿挺直了胸膛，女婿特意朝外移动了一下，以挡住餐厅门口收餐票的管理人员的目光。母亲直接拿叉子把一盘一盘的食品依次小心翼翼地划入餐盒，而且脸上始终带着微笑，仿佛很欣赏这些食品或者很欣赏自己装餐盒的动作。

也许他们家里还有嗷嗷待哺的婴儿，也许他们家就这么一身象样的衣服大家只有轮流穿才能出门，……不知为什么，我在那一刻竟然想起了很多在文学作品中描述的贫穷时代的生活，甚至想到了在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长期吃不饱的人们假扮孕妇偷拿生产队地里的地瓜的情节。我想我看到的只是表象，在这表象的背后不知蕴藏着怎样的故事。

从晚上8点到10点，我竟然一点也没觉得累——进去之前还担心自己会睡着呢。俄罗斯皇家芭蕾舞团的表演真是太精彩了。皇家剧院的座位虽然不多，但宏大的舞台背景、华丽的服饰、俄罗斯的帅哥靓妹，以及熟悉的故事情节和音乐，都深深地吸引了我，自始至终全神贯注。在演员们的诠释中我仿佛一下子理解了这门本来离我很远的艺术，甚至开始胡思乱想地认为自己已经搞清楚为什么这门源于意大利形成于法国路易十四时期的艺术会在俄罗斯得到长足发展，并使彼得堡成为世界芭蕾舞的中心。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芭蕾舞演员的体型适合于俄罗斯人种。这几天在俄罗斯，发现俄罗斯人普遍身材高挑，尤其是比例好，下身比上身长，人显得很挺拔，正是芭蕾舞轻盈的舞步所需要的。在《天鹅湖》中场休息时，我曾这样表达我的感叹，“演员真是太棒了，如果说女主角还可以在中国找的到，比如潭元元等，身材也不错，但男主角绝对是国内目前没有的，黄豆豆的舞技虽然不错，但人太矮了”。俄罗斯的美女帅哥满大街都是，尤其是身材纤细的女孩，只不过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她们一结婚生子就会变得那么胖，身材健硕的俄罗斯大婶也是随处可见的一景。

芭蕾舞是皇家娱乐的产物，而皇家的东西最大的特点就是超乎寻常的奢侈，你想想最初的芭蕾舞所有演员都是男的，这只有不用劳动无所事事整天就是围着国王转的大臣们才有可能做到。而夏宫的壮丽和冬宫的奢华，无一不在证明着当时的沙皇贵族具有充足的条件享受休闲浪漫生活。18-19世纪俄罗斯盛行的巴洛克艺术和城市建筑风格，与芭蕾舞所具有的交响乐的多层次、舞台布景的华美，以及群舞、独舞、对舞、三人舞、四人舞的丰富组合是相称的。

而芭蕾舞编导所需要的音乐和文学素养，也是这块土地的天然产品。

能歌善舞的俄罗斯人到处都是，昨晚在涅瓦河游船上，几乎全团的人都被《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熟悉的音乐所感染。在俄罗斯热情奔放的民族舞蹈的诱惑下，男女老幼无一不走下舞池随音乐摇摆。我想一定是这种音乐的沃土养育了柴科夫斯基吧。

    与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巴黎的卢浮宫和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一起并称为世界四大博物馆的冬宫（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真可以称得上是人潮如织。即使在今天下着小雨的日子里，那些等待着购票参观的散客在广场上排了足有2-3公里长的队伍（象我们这样的团队游客有单独的出入口）。

    冬宫是绝对值得一看的，无论你抱着什么样的目的，这里都能满足你的胃口，如果能用一个词形容它的话，我能想到的只有“堆砌”。巴洛克高峰时期奢华的室内装饰风格首先就会让你眩目，因为在这里你的眼睛几乎不知道该看什么，到处都是繁复的线条、精美的金饰、大面积的色块，以及数不过来的各式各样的拱顶、柱廊和灯具，整个建筑简直就是财富的堆砌。

    这里展出的作品之多更是无以表述。在整个参观的近2个小时里，我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拍照，因为你根本没有时间去欣赏去观看那些作品。雕塑、绘画、硬币证章、家具、瓷器、金银制品、宝石、象牙工艺品、挂毯以及俄罗斯特有的宝石制品等，不胜枚举。用它的广告宣传语说，“如果每个展品你看5秒钟，看完冬宫一天的展品您需要3年。冬宫的展品每天有更换，如果天天坚持去看，看完所有展品您需要58年”。

    这里还是名人的堆砌。达芬奇、拉菲尔、伦勃朗、米开郎基罗、梵高、毕加索、马蒂斯等世界大师的作品一应俱全，甚至你都没有时间照顾到每一位名人，只好在名人里面再选名人。比如两幅尺寸仅十几厘米的达芬奇的画前挤满了游客，我进入那个展厅都费了很大的劲，但在伦勃朗的名作《浪子回头》前我却可以从容拍照。除了这些艺术名家之外，其实冬宫本身就是世界名建筑，加之它旁边的海军部大厦和冬宫广场凯旋门，这一组建筑是巴洛克风格的城市建筑艺术的杰作。可惜，对于创造了他们的建筑师（小拉斯特列利，扎哈洛夫，克-伊-罗西）几乎没有人提到。

在夏宫下花园的大喷泉前，我情不自禁地叫出声来。

这是一个我完全陌生的俄罗斯。在我的印象中，俄罗斯就是广袤的土地，是保尔柯察金的家乡，是昨晚在涅瓦河的游船上我们熟悉的《三套马车》和俄罗斯风情舞蹈。然而，呈现在我面前的却完全是一幅欧洲巴洛克花园的壮美画卷：金光耀眼，万泉喷薄，绵延上千米的轴线，修剪整齐的完全由花木构成的图案。那么多巨大的金身雕像真的让我一时很难适应，尤其是很难和我头脑中的苏联以及我看到的陈旧破落的圣彼得堡市容结合起来，这完全是另一个世界，一个财富和艺术完美结合的世界，一个曾经的帝国的缩影。

真的是“曾经的”，因为它完全被掩藏在由芬兰湾和树木围墙构成的围合之中，与世隔绝，如果不买票进来，你根本感受不到它的存在。

在俄罗斯这几日，给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它的封闭。

虽然来俄罗斯很方便，甚至根本不必提前办理签证，但在俄罗斯你却是寸步难行，因为除了俄语，你几乎看不到其它任何语言，懂英语的俄国人并不多，甚至连偶尔看到的麦当劳、肯德基也只是保留了它们的符号，名字完全是俄语的，不象中国既有汉语也保留了人家自己原汁原味的英语。

在俄罗斯花钱也不方便，大多数的商店和小摊都只接受卢布，偶尔有高级的商店以欧元标价或者接受美元。其它货币，尤其是人民币，在这里并不流通。这对中国游客很不方便。

不方便的还有网络。在俄罗斯，别说三星级的酒店里不提供上网设备，就是我们意外升级入住的四星级酒店也只是在大堂里摆了几台可以上网的电脑，但遗憾的是没有汉语字库。当然，就是这，也是要付费的。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俄罗斯几乎所有公共场所的厕所都是付费的，而且不便宜，一次至少15卢布。而且数量很少，整个夏宫花园里，只在靠芬兰湾的地方有一处小厕所，要20卢布一次。整个夏宫的占地可是近 300公顷呢，为了找厕所害得我们团里的几位女士几乎没有时间欣赏花园的美景。

在我的记忆里，刚刚市场化的那几年，上海的公共厕所也是收费的，因为利润可观甚至出现了大家争着做公厕管理员以及城市最漂亮的小建筑肯定是厕所的社会现象。我的一个美国朋友刚来中国时进了公共厕所又很快跑了出来，因为她发现厕所里根本不提供厕纸。然而随着市场化的深入，随着人们对公共财产公共资源的认识，现在在上海上厕所已经是一个很方便很简单的事情了，而且很多商店宾馆餐厅的厕所还装修得很豪华很有特色。

气势恢弘的夏宫是属于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一世的，而厕所却是我们的。夏宫可以说是彼得大帝个人的纪念碑，甚至在整个圣彼得堡你到处都可以感受到彼得一世的存在。然而，在人的基本生理需求都要受到限制的时候，我相信曾经缔造了俄国的彼得也不一定感到荣耀。从夏宫的厕所出来，我更觉得自己欣赏的只是遥远的过去了。

在人们紧张地摆行李铺床单的时候，导游不厌其烦地第三遍第四遍提醒大家。

“他们和列车员串通起来，一把钥匙能打开全列车的包厢门。包厢内部锁门的钩子也没用，因为会留出一条门缝，小偷会先用烟熏倒我们，然后用一把特制的工具把钩子挑起来，这样就能把门打开”。

在导游绘声绘色的描述中，女人们开始惊慌。

“所以四个人中要有一个人把枕巾贡献出来，在里面把门闩死。这样小偷就进不来了”。

最后，导游还体贴地补充说，“即使你不认识同住包厢的人，如果晚上要上厕所，一定要把其中一个人叫醒，这样在你出去的时候，他/她可以看着包厢”。

莫斯科已经是一个国际大都市了，虽然市容看上去还有些陈旧，但生活成本比上海高很多，市中心稍微好一点的住宅要卖到7、8千美金一个平米，最贵的已经高达2-3万美金。

虽然现在到莫斯科旅游很方便，拿本护照落地签证就可以，但在这生活并不方便，因为俄罗斯人除了自己的语言，唯一能看得上的就是法语。因而满大街你都看不到除俄语以外的其它文字，即使在红场上最高级的商店古姆，你的英语都要加上手势的辅助才能让营业员明白。

莫斯科很干净，空气质量很高。但气候变幻无常，一会儿雨一会儿太阳，阴柔得很。大概与俄罗斯女性居多有关吧。

直到现在俄罗斯的女性人口还是远远高于男性，“干活的都是老太”几乎成了俄罗斯的一景，从登上俄航开始，你看到的就是空嫂和空大娘们在忙碌。也许是从女性的角度出发，所以还有另外的莫斯科一景，“警察要比土匪坏”。开始我还不明白，因为在大盖帽的映衬下我觉得小伙子们都高大英俊得很。后来才知道，原来这句话还和我们中国人有关。

上个世纪末第一批到俄罗斯淘金的人们，不仅带着改革开放之初便宜的小商品，而且也带着贿赂公职人员的国内行为潜规则，于是生活贫穷的俄罗斯警察终于禁不住人民币的诱惑而发现了除工资之外的发财之道，以至于后来即使中国人没有违规他们也要找茬以便让胆小的中国商贩们主动拿出钱来私了，于是不堪重负的中国商贩突然发现自己已经供养不起这些“只要想致富就到有中国人的自由市场”的警察们，他们已经变成了任人宰割的老鼠，于是他们就真的害怕起猫来了。

这种害怕的情绪迅速在国人中蔓延开来，以至于矫枉过正，“苏联老大哥”变成了我们恐怖的对象。

孩子们被彻底地吓住了，随便把一点纸屑丢在地下都会把他们吓得瑟瑟发抖，因为导游告诉他们列车员大妈会“很很地罚你们的”。本来应该早早入睡的他们，现在却不敢合眼，因为他们要亲眼看着爸爸妈妈把门闩好闩死，然后要紧紧抱着大人才不会做恶梦。

但，这却是安静的一夜，列车员看着这些异常自觉的人们甚至都放弃了检查护照这一必备的程序。

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到了小时候大人们那种简单的教育方法，“快闭眼，狼外婆来了”；“不准出去，人贩子会把你拐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