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堆碗》

反正睡不着

这样躺着也头疼

便起来到厨房

把晚饭后没洗的碗

洗了

很大一堆碗

很花了点时间

但洗完之后头不疼了

并觉得睡不着也不是一件

特别值得焦虑的事

以后都要这样

睡不着就起来洗碗

而不是躺在床上

胡思乱想

2012－01－01

《半夜抽一支烟》

本来是想起床

吃一碗饭的

但听说这不利于健康

便靠在床上抽了一支烟

又想起一句俗话

饱吃冰糖饿抽烟

小时候不懂

这话是什么意思

后来当然懂了

但说实话，真要是饿了

抽烟是绝对解决不了问题的

而且会越抽越饿

就像我现在

2012－01－01

《户外》

户外生活值得向往

但他年近半百

很多苦已经吃不下来了

就这样身在室内

心向户外

所有的穿戴

也都是户外的

2012－01－04

《老花镜》

老花镜搁在寂寞的中午

这是我二十三岁

写下的诗句

现在终于应验了

老花镜

搁在寂寞的中午

2012－01－07

《洪堡的礼物》

它就在我的床头

蔚蓝中有一些陈旧

它静悄悄的搁在我的床头

已经有三十个年头了

洪堡的礼物

是一部小说

不是说洪堡的礼物是一部小说

而是这部小说的名字

叫洪堡的礼物

2012－01－07

《荒漠》

荒漠触手可及

这不仅仅是一种感觉

也是可被述说的

一种生活

比如失眠之夜

躺在床上

除了耳鸣别无其他

2012-01-07

《即使手机开着》

人们之所以

能够在晚上睡眠

是因为在这个

相对漫长的时段

即使手机开着

也不用担心

它会突然响起

但是，2012年的一个晚上

一个疯子拿起手机

随意拨打了一个号码

啊，不知是谁

今夜又要失眠了

2012－01－13

何小竹

《重装电脑系统》

一年下来，很多冗余物

堵塞在各个空间

让速度变得缓慢

心情烦躁不安

我决定重装一次系统

以迎接2011年的到来

2011-1-1

《旅馆》

我喜欢旅馆浴室

排风扇发出的那种声音

以及灯光反射在镜面上的那种感觉

与家里的浴室完全不一样

这个时候的我

最接近世界的尽头

如果要我为旅馆写一句广告词

我会写——

那是夜晚最好的地方

2011-1-8

《裁纸刀》

我的桌上放了一把刀

是裁纸刀

但事实上没有任何纸张

需要它去裁剪

是一把无用的刀

但就是这样一把无用的刀

我把它放在桌上

已经十多年了

这说明，我十分喜爱

这把裁纸刀

2011-1-20

《表哥送我菜刀》

表哥姓罗，学名罗永国

我喊他罗宝哥哥

他说这菜刀钢火好

是用台湾金门炮弹的弹壳打造的

我把菜刀珍藏在书橱里

等女儿出嫁的时候

送给她作礼物

2011-1-25

《空气开关》

师傅将它简称为空开

他说，你去买个32安的

把这个换了

这个是16安的，以前只管照明回路

现在加了一台空调

马上超负荷，承不起了

几分钟后就跳闸

于是我跑出去

买了个32安的回来

把这个，16安的，换了

那天，我让空调开了一个晚上

空气开关平安无事

整个房间十分暖和

2011-1-28

《烟花》

在虎年与兔年

交替的这个晚上

我失眠了

身体轻微地感受到一丝悲哀

莫名的，飘忽的

又好像似曾相识的

于是，我撩开床头的窗帘

看外面的黑夜

黑夜中绽放出一束烟花

无声的，偶然的

又好像似曾相识的

于是我明白了

失眠是因为

我们相隔遥远

2011-2-3

《帽子》

他告诉我，写作的时候

一定要戴一顶帽子

我问，是冬天吗

不，他说，无论冬天与夏天

啊，无论冬天与夏天

我都想看看他那顶写作的帽子

但几十年过去

我无缘得见

2011-2-6

《药丸》

他陷入严重的抑郁之中

要靠一种药丸补充体内的阳光

那么，直接去有阳光的地方

行不行呢

他没马上回答这个问题

我看出来，任何问题

都有可能加重他的病情

此时他坐在小房子酒吧临街的一扇窗前

而此时就有一缕阳光

照在他左边的领子上

他紧锁住眉头

看着桌上的一盒香烟

这种表情

让我感到害怕

别管我，他说

过一会就好了

2011-2-23

《夜有多深》

放下朋友的诗集

拿起枕边的手机

我想看看夜有多深

原来已过凌晨三点

这个时候，正如

朋友在诗中写的那样

夜晚并不寂静

天空隐隐有声

你是否听见

我不敢确定

2011-7-19

《火车经过的地方》

火车经过的地方

幅员如此辽阔

有碧空万里

也有晦暗和潮湿

作为一个旅途中人

一个思绪连着一个思绪

但往往一闪而过

断裂之处，穿插

太多的忧伤和焦虑

以及少许的雷鸣

偶尔一只羚羊或野马跑出来

视线为之模糊

当然不是因为泪水

也不是火车太快

几十年的旅途

已经没有太多悬念

但仍然相信

穿过这片荒野

奇迹如期而至

2011-8-4

《看见月亮》

忘了关窗帘

又因为睡不着

朝窗外多看了一眼

看见了月亮

十分意外

真的没想到

今晚会有月亮

2011-11-09

《看下雨》

陶罐

水缸

月季花盆

玻璃圆桌

三角梅

一把椅子

晾衣竿

十二月十六日上午

看雨点滴滴答答

打在它们身上

2011-12-17

《身外之物》

我看见自己

穿着皮靴在爬山过河

背上的背包里

钥匙与水壶

碰撞，发出丁零当啷的声音

我看见那座雪山

因低矮的客栈

而更加挺拔

一匹白马

被女人牵着

挡在路口

当我脱得精光

走向浴缸

两腿之间晃荡的

依然是

身外之物

2011-11-19

《整个冬天》

从昨天开始

我就已经离不开那只名叫

艾美特的火炉了

整个冬天我哪里都不去

守住我的艾美特

2011-12-21

主持人语：

互联网复活了中国的诗写传统，诗歌这一古老的文体借助电子（数码）的神奇力量，成为文学在网络上最具凝聚力和互动性的媒介。很多年轻一代，又像他们的上一代一样，因诗而相识，因诗而碰撞出思想与情感的火花，并结下浪漫而纯粹的友谊。只不过，他们无需像上一代那样，需要坐火车或轮船，从此地到彼地，方能完成一次诗意而传奇的见面。尽管60后、70后诗人也在这个网络之中复活了自己的青春，对诗歌的重新聚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毫无疑问，80后一代之于互联网更有一种如鱼得水的先天优势，他们的作品也因而带有十分明显的网络气息，或者叫做“数码语感”，这一现象，很值得我们研究。本期“诗歌人间”刊发十位80后诗人的诗歌作品，其用意就是让关注和喜爱诗歌的读者，对这一群体的诗人及其诗歌风格有一个集中的了解。同时，我们还约请了70后诗人林苑中为这些诗歌撰写了一篇评论，供读者参考。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篇幅所限，无法在这一个版面中展示每个诗人的作品全貌。但相信“诗歌人间”将来会有机会对他们做更全面的展示，弥补这一遗憾。（何小竹）

原委的诗——

《我赞美您两位的爱情》

冬天拥有夏天的

缺陷

如果

我煮的面条

刚好

合你们

喜好

我就会感到

转瞬即逝的

美丽

我看见一些

带着欢喜和惊恐的

未来

我一次次的发现

美丽

一次比一次更

美丽

我还看见一座城市

之夜

像开了手术灯的腹腔

你俩得

游泳前进

春树的诗——

《真相》　　
　　
棉棉说，青春都浪费在青春上了。
我说，青春都浪费在斗争与自我斗争上了。
等我老了
我会想起来二十多岁时我一直在忧郁
忧郁自己有问题。
　　
你想知道什么？你问我。
真相。我想说，没说出来。觉得太书面语言，差点说出英语，又觉得矫情。
便换了句话：我就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事实上，真相并不是我想知道的。
事实上，我只是喜欢这个过程。
询问的。被当作受害者的心态的戏剧感让我很满意。
　　
有时候，纯洁仅仅是种愿望
一个人的时候才能想起来
　　
需要被安慰的人那么多
怎么能一个个地来？
从一个安慰别人的人变成需要被安慰的人
只需要几分钟时间

世界是公平的。
这是真理。
仅仅是个早晚问题
　　
你就是个坏人，也不是唯一的坏人
坏人跟坏人都是手拉手的

六回的诗——

《雨天》

对于她

雨不是好东西

特别是她还在室外的时候

当然，如果是在室内

是在炎热夏天的深夜

那就下吧

下得越大越好

我们都喜欢

《明天，怎么办》

我特别害怕

害怕，忽然被电话吵醒

然后，那个人说

你该怎么着

而且是要马上，必须

迅速

我想到这些

就害怕

那些破事

《既然》

既然你已经喜欢上我

既然我已经喜欢上你

既然我想和你一起

既然你也想和我一起

既然都这样了

那还有什么可阻挡呢

我们相爱吧

刘二曼的诗——

《吧嗒吧嗒》

大脑袋，果不其然

你是一个矮如倭瓜的厨师

今晚，我们一起就餐

面对着窗外瓢泼的雨

你咀嚼得很有节奏

河南口音在你的嘴里，升降起伏

你对我说了很多，没听懂几句

但是我听懂了

你对自己厨艺的认可

炒饭果腹、绿豆汤涮口

食物在你嘴里像二氧化碳，乒乓作响

吧嗒吧嗒，饭碗擎到头顶

吧嗒吧嗒，筷子打碗

吧嗒吧嗒，进口积压，出口音响

吕露的诗——

《写长信无法遮蔽自己》

风声

灌满了树

手臂和腿

趁夜醒来

虚构

“把青春

献给你。”

寻一处蓝

丢下信

飞行

为见情人

执着

为潦草相爱

露，后院有烟

路在镜中

离的诗——

《透明》

最初的地方

它在失掉颜色

街道的黑在失掉颜色

台灯下烟雾在失掉颜色

你瞥一眼白色的毛巾

毛巾在失掉颜色

有人在走廊轻轻说话

话语也在失掉颜色

你可以回去

在椅子上坐一坐

它是透明的了

它安静了

出租车开往不知名之地

《不够远》

那些事物还不够远

要等到它们

可以被俯视的时候

被俯视，被抬起。

大喊声也听不见了

必然有什么使它们更远

从来没静止过的

我们说：一去不回

只是现在不够远

一根电杆还不够远

赵凡的诗——

《周五的夜晚》

——送给振麟

他们不是来散步的

只是聚集在路口

面对面说着什么，很兴奋的样子

穿着高跟鞋，身材毕露

我走在街上，看着那些肉体

裸露于夜空下

谈论物事，止于庸俗

以后的孩子们，也同样如此

匀速前进，匆匆掠过他们

这些年轻的人，从未

老朽，我不懂，我也未曾有过

周五的晚上，街上很热闹

愿意在什么地方停下片刻？

展开我们的争论，压抑彼此的心

看着路过的人，点头称是

直至多年后，我们之间互相认不出

只好假惺惺的佩服

其实，每天过得冷清

收拾屋子，打扫房间

那些穿高跟鞋的女孩子

他们在阴郁的下午做什么？

一脸不羁的样子，表情雷同

依旧令人内心震颤，凉上半截

卧室里没有书桌，那些小秘密

只留在心里，过两年就会忘记

找不到任何证据

周五的夜晚，停留在瞬间美丽的笑

如果待会儿不下雨，我依旧出门而去

周樵的诗——

《在线》

在线的

寥寥无几

没人和我视频

我喝着

一瓶又见底了

很快就会晕

写不了任何东西

但是如果开着

视频

我可以

表演

但

在线的

寥寥无几

小虚的诗——

《电子•狗•工商银行》

携带着耳机里的噪音

进入。在自动取款机前

停下来，排队。眼下

我对于几张钞票的需要

仍然是关键问题所在所以

我提醒自己老实点

（没问题，关掉MP3

将手插进裤兜）看着

一只宠物狗，摇着尾巴

在人群里钻来钻去（它真的

把自己当成了一条狗？）

以及拖鞋。人行道。远处的云彩

写字楼。坦克和血。以及……

一颗巧克力。因为正处在

突然安静后的恍惚中，我继续

以神的方式，侧着头

只是看着它

发小寻的诗——

《Ride on》

我家门前有两匹马

一匹是白色的

另一匹是红色的

它们是我妈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有一天狂风暴雨

把它们吹倒了

我没有力气出去扶

眼睁睁地看着我的马儿在泥地里挣扎

天黑以后

我出门撕下马皮

糊住了漏风的水泥窗

回到屋里

我看见有的人家马儿在门前站岗

有的人家马儿在四周散步

而我的马儿被风刮得

遍地都是

《在路上》

在路上

我遇见三个孩子

他们身材瘦弱

皮肤苍白

头发枯黄

浑身很干净

嘴角都有一滴血

他们三人在上天的路上跌倒了

趴在一小片云上

《爱欲孤独、电子诗世代、微博体的小情感叙事及其他》

——80后十诗人诗选印象

文/林苑中（70后诗人、小说家）

有人这么断言过：当最好的艺术遇上最好的时代，每个人都有可能是生活的艺术家。那么，诗歌呢，诗歌在这个商业化社会里已经无足轻重，早就沦落至边缘状态，今天的人们热衷的话题是金钱、房产、股票、明星八卦、以及其他物质性话题，人们就是羞于提及诗歌。狄更斯在《双城记》里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希望的春天，这是失望的冬天；人们面前精彩纷呈，人们面前一无所有”。显然，狄翁的这话可谓穿透时光，在今天依然是那么精准确凿。

我个人是诗歌的少数派主义者，但是我喜欢诗歌江湖，但不囿于流派，我的诗学标准只有一个：好诗。我崇尚诗歌的神秘性，写诗是个人情感修为，一种修辞与降临，一种隐秘的冲动与隐形书写。事实上，对于人们所论定的诗歌式微，其实我并不悲观，这种边缘化、隐在状态或许正是诗歌应有的范式，只有在这种状态里，没有诗歌政治化、诗歌大跃进，仅存对内心、对生存与生命的自在追问，才会真正的产生光耀万丈的诗篇。

末世情绪、爱欲孤独、微博体以及虚无感在我所阅读的视野里体现的非常明显，或者说，我愿意用这几个关键词来梳理当下活跃的十位80后诗人。

就我所阅读的这些80后诗人诗歌中，对体裁和内容的选择，毫无疑问，这个时代的所有特征都有所触及与体现。甚而有些诗篇里可称得上淋漓尽致。比如原委的《我赞美您两位的爱情》，诗中将爱情的诸多犹疑和自我冷观巧妙地体现出来，比如，冬天拥有夏天的\缺陷\如果\我煮的面条\刚好\合你们的\喜好。诗中对爱情的激情和冷静以季节的自然属性对应，从而揭示出自我的冷静。在物欲横流的当下，爱情几乎成为一个奢侈品，对爱的渴望和对爱情的犹疑不定，是这个时代的情感病症之一。比如“我就会感到\转瞬即逝的\美丽\我看见一些\带着欢喜和惊恐的\未来”，诗句中对爱情的美好和冗繁的日常，形成的心理恐慌交织在自己一种自我替代的体验里，但是字里行间仍有渴望爱、确证爱的迹象。要去爱，确证爱，已经成为一种情感荒原的狂野呼告。原委的诗歌将人生情感的自我疏离和他者幸福感进行剖析、继而进行了嘲讽，因为那是“转瞬即逝的\美丽”。

较之于原委，春树的诗歌的尖锐更为直接，诗的题目干脆就叫《真相》，她对于青春、真理以及爱情的纯洁性，都有准确而残酷的表达。比如“有时候，纯洁仅仅是一种愿望”。在青春的自我挣扎里，情感消耗和对事物真相的逼问，诗人由逼近到缓和甚至到溃退，比如，“等我老了”，再到“忧郁自己有问题”。春树在这首诗歌后半截，她的所下断语显得短促铿锵且一种无容置疑的态度。“世界是公平的。\这是真理。\仅仅是个早晚问题”这种态度背后有诗人对人生洞察的最大认识：就是“你就是个坏人，也不是唯一的坏人，坏人跟坏人都是手拉手的”，荒年末世，“需要被安慰的人那么多”，以及需要安慰，和被安慰，以及安慰他者的变成了需要被安慰，这变成了一种悖论和情感循环。但是，女诗人对坏人联盟的世界充满了告诫和警惕。如果说，春树的诗歌是寻找的大众情感共振，以及这个时代的隐秘特征的话，那么六回的诗歌，则通过对个人情怀的抒写进行内心关照，比如对雨天的喜爱，将炎热夏天演义为一个平静、现世安慰的情感小叙事。“那就下吧\下得越大越好\我们都喜欢。”内心的犹疑、孤绝之后，在诗篇《明天，怎么办》表现出了一种畏惧感。这个感觉里还包裹着一种嘲讽和厌弃。“就害怕\那些破事”，诗人似乎惯于流畅直白，而不擅也不愿运用隐喻，将男女情感的纠集化为一种直至人心的情感诘问。“既然我已经喜欢上你既然我想和你一起\既然你也想和我一起\既然都这样了\那还有什么可阻挡呢\我们相爱吧”这种诗歌显然有一种微博时代的诗歌段子化叙事的烙印。

刘二曼的诗歌，就表现出了另外一种情感形态，一男一女，一厨师一食客，对话于无形，默默于错愕之中。在《吧嗒吧嗒》中，“河南口音在你的嘴里，升降起伏\你对我说了很多，没听懂几句”与其说是厨艺，不如说是现世那种成功术，显然我理解为刘二曼的隐喻运用的恰倒好处，将情感焦灼、错位、犹豫不定甚至疏离飘忽以及对所谓厨师（或曰成功人士）的轻慢，用吧嗒吧嗒拟声词堪称精妙。吕露的诗歌《写长信无法遮蔽自己》，则讲述静谧，情感徜徉，以及历险表露无遗，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简约派的叙事画面感的凸显在字里行间，回荡着一种忧郁气质。忧郁和淡然，貌似相同，却又本质的差别。比如在离的《透明》，“你瞥一眼白色的毛巾\毛巾在失掉颜色\有人在走廊轻轻说话\话语也在失掉颜色”淡然里有着深刻蚀朽的力量，但意不在表现爱之可怖，而是表现出安静，洞察后的淡然与从容。这首诗歌的神来之笔是“出租车开往不知名之地”。诗人离对于情感游移不定的那刻敏锐所做到的技术处理，镜像映衬感令人印象深刻，比如“被俯视，被抬起。\大喊声也听不见了”“一根电杆还不够远”等等。赵凡诗歌，对一个平常日子的讲述，显得松散自在，且对世事同样表现出一种洞察和不屑。“这些年轻的人，从未\老朽，我不懂，我也未曾有过\周五的晚上，街上很热闹\愿意在什么地方停下片刻？”“如果待会儿不下雨，我依旧出门而去”对于这个时代的孤独感，尤其是电子信息化特征下人们爱欲孤独的叙述，在周樵《在线》里得到了阐释，“没人和我视频\我喝着\一瓶又见底了”“在线的\寥寥无几”视频是一种电子时代情感抒情载体，本可以拉近情感，增进温暖与交流，但是同样也犹如荒凉。周樵这首诗歌和我读到的女诗人周诺的“挂着\挂着\莫聊\只为不寂寞”有异曲同工之妙。小虚的诗歌明显带有完整性的叙事特征，戴耳机去银行自动存款机取钱，宠物狗、排队，拖鞋、写字楼和巧克力，这些意象组成的是一个情感孤独者的肖像，和街道浮世绘。 “我继续\以神的方式，侧着头\只是看着它”可见在诗句结尾试图表现出的遗世独立感，就略显有点滑稽。发小寻的诗歌，则本真而诚实，写出“两匹马”表现出的孤独、挣扎以及狼狈，但字里行间从头到结束，充满了一种悲伤。“有的人家马儿在四周散步\而我的马儿被风刮得遍地都是”。在另外一首诗歌里，那种悲伤已经抒发至失望之境。“他们三人在上天的路上跌倒了\趴在一小片云上”。

毋庸置疑，这是一个电子时代，人人手机、短信这些酿造的碎片化、浅薄化的欲望叙事，缩减了我们对于诗歌的想象，导致了大众对诗歌的误解。诗歌的那种意蕴深长变得模糊，甚至背离。早在八十年代中期，诗人韩东提出了革命性的宣言：诗到语言为止。且不说它对朦胧诗歌的成功突围，以及诗歌学的史学意义。但就这种对语言的感悟、考究、精练和深掘都是一种对诗歌的顶礼膜拜。但是，在这个微博流行甚至滥觞的电子诗世代，其实诗歌已经变成了一种随意而为的语言分行术。但一定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意味着“诗歌到段子为止”。

                                            2011年12月18日写于八里庄梧桐人家

去往肯尼亚山的路上  

何小竹

在纳库鲁湖看了火烈鸟，我们离开纳库鲁镇，驱车从另一条公路，即通往肯尼亚山的公路，回返内罗毕。就在这条路上，大约中午十二点的时候，开车的赵老师说，我们经过了赤道线。

听说刚刚经过了赤道线，车上的人一阵惊呼，连睡觉的人也清醒过来，叫着要看看赤道什么样子？于是，赵老师刹住车，挂上倒档，退回到赤道线上。

其实，所谓赤道的样子，跟我们一路见过的非洲景色一样，并无特别之处。所不同的是，在赤道线的位置上，竖了两块木牌，其中一块牌子上画了一幅非洲地图，地图中间，即赤道的位置上，标注了一个零度（纬度为0）的符号，后面写了一行字：EQUATOR。这就是说，我们只要站在牌子下，就可以将我们的两只脚，一只踩在北半球上，一只踩在南半球上。也就是这样一个概念，让人兴奋。

很小的时候，我们就有了“非洲很热，因为那里有一条赤道”这样的认知。而赤道是什么呢？就是地球鼓出来的离太阳最近的地带。这样的地带，自然是酷热无比了。但此次到非洲，才知道非洲的不少地方，其实是很凉爽的。非洲没有春、夏、秋、冬，只有雨季和旱季。为了照顾我们这些习惯了“四季”思维的人，当地陪同我们的人只好解释说，非洲的雨季相当于我们的夏天，旱季相当于我们的冬天。8月份，正是非洲的旱季，也就是它的“冬天”。我们在非洲的几个国家的几个城市，如坦桑尼亚的阿鲁沙，赞比亚的卢萨卡，肯尼亚的内罗毕和纳库鲁，白天都要穿毛衣，晚上都要盖棉被。就算是最“热”的达累斯萨拉姆，早晚也要在T恤外面加上一件外套。而此时，我们从电视新闻上得知，四川和重庆的气温高达四十多度。那么，是否雨季的时候，就真的是“夏天”呢？也不是。雨季的时候，卢萨卡，内罗毕，阿鲁沙，纳库鲁，这些地方依然是凉爽的。尤其内罗毕，对于习惯了“四季”思维的人来说，只能用“四季如春”来形容了。达累斯萨拉姆的雨季要热一些，房间里需要开冷气。但据在那里生活了多年的中资公司的员工说，那种热的程度，也大不如我们的成都和重庆。当然，不是非洲所有的地方都不热，比如北非，西非，那里的一些地方（如我们耳熟能详的撒哈拉沙漠）就很热。我们此次去的地方，算是东非（赞比亚偏向中南非一点），地处东非高原，几个城市，除达累斯萨拉姆邻近海边，海拔较低而外，阿鲁沙、卢萨卡、内罗毕海拔都在一千多公尺之上，这就解释了这些地方为什么会“四季如春”。同时，也纠正了“是赤道就一定炎热”的固有概念。

确实，当我们在赤道线上停留的时候，虽然阳光灿烂，但拂面而来的空气依然是凉爽的。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是，当我们在赤道线上拍照、逗留的时候，一个非洲老头从一间板房里走出来跟我们搭讪，要我们往赤道牌下的一只铁筒子里扔钱，据说是会有什么神奇的作用，类似于在庙里烧香的那种效果。我们感谢了他的好意，但没有扔钱。

那天，在离开赤道线之后，我坐在车上，握着手机写了一首诗：

人们在地图上划了一道线

将它称之为赤道

现在我就踩在这根线上

不是在地图上，而是

在有泥土和青草的地面上

在非洲，在肯尼亚

在从纳库鲁去往肯尼亚山的路上

我们下了车，站在

标明是赤道的地方

照了相

我还激动地给某人发了短信

（出国前我开通了手机的国际漫游）

我说，我刚刚经过了赤道线

在去往肯尼亚山的路上

——我亲历的中国当代文学

何小竹 

1、1979年的一个下午

1979年的一个下午，我收到了在北京上大学的中学同学寄来的一本杂志，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自己办的一份校园杂志，刊名叫《未名湖》。里面有一篇诗歌评论，让我特别好奇。评论中提到的诗人，都是我之前完全不知道的，比如北岛，芒克，顾城。评论中引用了他们的诗歌。

读到这些诗歌我很激动，是那种发现新大陆的激动，原来诗歌还可以这样写。这与之前我看到的那些发表在公开出版物上的诗歌完全不同。就是从这个下午开始，我有了写诗的冲动。

那时我16岁，是一个地区歌舞团的二胡演奏员。那个下午之后，我开始了去图书馆的疯狂阅读，也开始在这座长江边的城市里兴致勃勃地寻找爱好诗歌的同道。

从1979年到1986年，被称为中国的“思想解放”时期。官方在搞“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从意识形态上削弱毛主义及其毛派人物在政治上的影响，为邓小平时代的到来做舆论上的准备。而在民间，读书和思考的风气空前活跃。尤其是青年，无论是在校的大学生，还是校园之外的社会青年，他们对精神食粮的渴望，远远超过了对大米和鸡蛋的渴望。萨特、弗洛伊德、尼采等西方哲学家的著作被重新出版，成为热门读物。存在主义、潜意识、超人等词汇被大学生们时常挂在嘴边。中国哲学家李泽厚所著的《美的历程》一书畅销百万册，在中国掀起一股罕见的“美学热”，他本人也成为青年们尊崇的导师和偶像。

人们需要对“十年文革”进行反思与批判，需要摆脱既有的思想束缚，获取新的精神资源。但官方的“真理标准”的讨论并不彻底，虽然从政治上清理了毛派人物，确立了邓小平的领导权威，但在意识形态上却并没真正摆脱毛主义的影响，所以，时有反复，与民间的“思想解放”运动形成对立和紧张的关系。

2、1984年冬天，李亚伟写来了一封信

就是在这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我开始疯狂地阅读，为将来的创作做着准备。我最早读的是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俄国的，法国的，英国的，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狄更斯的《远大前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以及托尔斯泰的《复活》。与此同时，我也认识了同城的几个文学青年，他们有在校的大学生，中学的教师，皮鞋厂的工人，百货公司的会计，报社的编辑。我还惊喜地发现，与我同在一个剧团，并与我住同一个宿舍的琵琶演奏员，他也在偷偷的写诗。

1983年，我认识了朱亚宁和陈乐陵，他们一个是广播电视大学的中文教师，一个是艺术馆的美术干部。他们写小说，已在文学杂志上发表过作品。他们一致认为，我读的那些作家都过时了，我应该读一读二十世纪外国现代派的作家，读一读卡夫卡。

也就在这个时候，中国诗人兼翻译家袁可嘉主编了一套名为《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的丛书。通过这套丛书，我接触到了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荒诞派、自白派、意象派、意识流、新小说以及魔幻现实主义等文学流派。其中，影响我最大的，是卡夫卡的《城堡》，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博尔赫斯的《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以及罗布-格里耶的《橡皮》。

1984年夏天，我收到了一封信，写信人名叫李亚伟。他是通过我的朋友而知道我的。随信寄来了一本油印诗集，叫《恐龙蛋》，于是，我知道了有一群与我年龄相当的人，在写一种惊世骇俗的诗，他们宣称自己是一群身上挂满诗篇的豪猪，为打铁匠、大脚农妇写诗，写的是“他妈妈的诗”（一种骂人的粗话）。这一群人中，除了胡冬毕业于四川大学，二毛毕业于涪陵师专之外，李亚伟、万夏、马松、胡玉等均毕业于同一所大学，(他们都毕业于)南充师院。他们自嘲这是世界上最烂的大学。他们就是后来充当了“第三代”诗歌开路先锋的“莽汉”诗人。

那年夏天，我陆续收到了李亚伟从一所偏僻的乡村中学（他毕业后工作的地方）寄来的一本本油印诗集。我和我身边的朋友们在江边的茶馆里朗读着那些后来成为名篇的诗歌，胡冬的《我想乘上一艘慢船到巴黎去》、《女人》，万夏的《红瓦》，李亚伟的《我是中国》、《硬汉们》、《中文系》、《苏东坡和他的朋友们》，马松的《咖啡馆》、《生日进行曲》、《灿烂》等。

“莽汉”诗歌追求生命的原生态，显示了一种非理性的反文化姿态。他们摧毁优美，解构崇高，随意性的口语，放荡不羁的叙述主体，是美国“垮掉的一代”的远房亲戚。由于都是出生于六十年代初期的人，他们的诗歌语言天然的带有一种暴力的倾向，大量借用“文革”以及当下的政治话语，带有强烈的反讽和批判。

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李亚伟来信，告诉我他的“莽汉”朋友万夏正在成都与一帮诗人发起成立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委托他到涪陵来，与我一起成立涪陵分会。接着，我陆续收到从成都万夏那里寄来的有关青年诗人协会的文件。这些用不同材质和颜色的纸张打印的文件前后矛盾，意味着内部充满了斗争。到了冬天，李亚伟终于穿着一件军大衣，带着二毛、蔡利华等“莽汉”兄弟出现在我的宿舍门口。他个子高，偏瘦，一头长发，架着眼镜的脸上长满了青春痘。这个在诗歌中落拓不羁的人，给我的最初印象却是出乎意料的腼腆，喜欢掩嘴而笑，并要求洗热水脸。

涪陵分会并没成立，我们只是借此机会昏天黑地地喝了几天酒。但这次见面对我的影响极大，可以说，是李亚伟及其“莽汉”诗歌激发了我内心的反叛精神，不再为发表而写诗，而是为写诗而写诗，写自己想写的诗。

后来有朋友问我，当时怎么没加入“莽汉”？其实，这个问题我在与李亚伟初次见面时就已经有过解释，我说我喜欢你们的诗歌，但我自己写不了，因为我的性格和我的生活方式都跟你们不一样，写出来一定是假的。

1995年，我写出了《梦见苹果和鱼的安》、《大红袍》、《牌局》、《一种语言》等十余首诗歌。我自己也很吃惊，无法解释它们属于哪一个类别。幂幂之中，我好像在等待着一种召唤。

3、1986年，“非非主义”诗歌运动

大约在1985年底，或1986年初，我接到了周伦佑从四川西昌寄来的信，他告诉我，他正在准备发起一场名为“非非主义”的诗歌运动，要我寄一些诗给他。

我是1983年在成都参加四川省青年文学创作会时认识周伦佑的，他那时在《星星诗刊》做兼职编辑。他比我年长十多岁，已经是省内晓有名气的青年诗人，口才极好，对人也很热情。从成都回来，我与他一直保持着书信联系。

于是，我把最近写的诗寄给了他。就是《梦见苹果和鱼的安》、《大红袍》等十多首诗歌。

过了几个月，时间进入1986年夏天，我收到了周伦佑寄来的一本杂志：《非非》。我寄给他的那些诗，被他冠以《鬼城》的总题，发表在了这本杂志上。

这当然是一本没有经过国家正式批准的杂志，跟李亚伟他们的《莽汉》打印诗集的性质一样，在当时被称为“地下刊物”。只不过它是铅印的，封面也是彩色的，比《莽汉》要更像一本杂志。

《非非》创刊号发表了蓝马执笔的“非非主义宣言”，周伦佑的《变构：当代艺术启示录》，蓝马的《前文化导言》、《非非主义小词典》，以及周伦佑和蓝马合作撰写的《非非主义诗歌方法》。这些理论性文章力图告诉人们，“非非主义”是什么或不是什么。但我是一个不擅长理论思维的人，我看了这些文章还是不明白何为“非非主义”？我只是为文章里那些词语感到新鲜，并有完全的认同。尤其《非非主义宣言》，它带给我的激动不亚于当年的革命青年读到《共产党宣言》的那种感觉。

非非主义宣言（片段）——

我们今天以“非非”这个符号,以及它后面眼下尚十分朦胧的一大堆尚待清理的语义,正式地宣布：从“非非”的提出开始,我们将奋力拓展文化的疆域,直到文化对我们今天指出的“非非生命体”和“非非思维体”有一种深刻的了解为止。直到我们看到,在这个文化了的世界上和文化了的人群里,重新充满“非非生机”,到处荡漾着“非非价值”为止。

非非，乃前文化思维之对象、形式、内容、方法、过程、途径、结果的总的原则性的称谓。也是对宇宙的本来面目的“本质性描述”。非非,不是“不是”的。

事实上，“非非”就是一场革命，语言世界的革命。它要求我们把所有被文化污染了的语言清洗干净，还原到它们本来的面目。比如“月亮”，它不应该再是“宁静”、“乡愁”、“浪漫”以及“爱情”的象征物，它就是天上的那个发光体。

很多讽刺“非非”的人说，你们又要超越语义，又要用语言写诗，不是要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吗？啊，“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这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好，就冲着这个讽刺，我当定了“非非”诗人，我要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

而且，我知道，当我有一天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的时候，我并不孤单。《非非》创刊号上，头条刊发了杨黎的《冷风景》。“冷风景”也是一个总题，在这个总题下，是《街景》、《小镇》和《红色日记》三首诗歌。凭着这些诗歌，杨黎已经提着自己的头发，从地面上轻轻的升了起来。

除了杨黎，我还在“非非”里读到了我喜欢的诗人的作品，他们是吉木狼格、小安、尚仲敏和梁晓明。他们的诗歌，也让我看到了“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的可能性。

自《非非》创刊之后，我开始仔细阅读蓝马的《前文化导言》，哪怕是一知半解，似是而非，但我自认为进入了一种“非非”状态，自觉的将自己的写作去靠近那个实施了“语言还原”的“超语义”的诗歌理想。1988年，我写出了带有语言实验色彩的《组诗》，并将它题献给蓝马。

4、关于“第三代”诗人和诗歌

首先，“第三代”诗人这个称谓中的“第三代”不是一个时间顺序词，即：在它的前后，没有“第二代”和“第四代”相关联。“第三代”是针对一批诗人的特定用语，就像“垮掉的一代”一样，是一种意义表述，而非时间表述。

与“朦胧诗”不一样，“第三代”不是他人强加的标签，而是诗人的自我命名。据我所知，最早的命名者应该有这几个人，赵野、廖西、胡冬、万夏、杨黎。1984年，他们在成都相识，然后准备编一本刊物，专门刊发一批出生于六十年代，在校或已经毕业的大学生诗人的作品，比如四川的“莽汉”，南京的“他们”，刊名就叫《第三代人》，赵野和杨黎做主编。后来，情况发生变化，万夏扩大了选诗的范围，纳入了以北岛、江河、杨炼为代表的朦胧诗人，以及以柏桦、欧阳江河、翟永明、张枣、钟鸣等为代表的现代派诗人，宋氏兄弟（宋渠、宋炜）、石光华、廖亦武等为代表的史诗派诗人。刊名先是叫《现代主义同盟》，后来为了回避新闻检查，更名为《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第三代人”的初衷，只作为杂志中的一个栏目得以体现。这也是基于当时形势的一个妥协，“现代主义”需要一个“同盟”。

“第三代”诗歌的特征在“莽汉”诗歌那里已经开始呈现，而围绕在《他们》刊物周围的一群诗人，即后来称为“他们”诗派的，如韩东、于坚、丁当、小海、于小韦等人的创作实践，也为“第三代”诗歌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特别是韩东提出的“诗到语言为止”，于坚主张的“反对修辞”，以及“口语化”写作，更在诗学上为“第三代”诗歌划出了边界，增加了“第三代”诗歌的可识别性，较之于“莽汉”的“为打铁匠、大脚农妇写诗”的口号更具体。而这时候的杨黎，“非非”还没有出现，他的诗歌理念及其趣味是倾向于韩东、于坚等“他们”诗人的，尽管他也是“莽汉”的好朋友，甚至还写过有点“莽汉”的诗歌。直到1985年，杨黎参与了周伦佑发起的“非非主义”诗歌运动，杨黎才有了“非非”诗人的标签。但在他的内心深处，是不认同（或者说不完全认同）周伦佑的“非非”主张的。“当时我在非非里没有真正的朋友”，这是他后来在谈起自己当年加入“非非”时说的话。他还是倾向于“他们”。也因此，从一开始，他就力图在“非非”的格局里建立自己的诗学体系，这一体系得到了“非非”理论家蓝马的认同，也与“他们”诗派形成呼应。其核心理念就是“言之无物”，即后来的“废话”理论。

但“非非”的出现，无疑为“第三代”诗歌的成型和成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88年，周伦佑写出了《第三代诗论》，首次系统地提出并论证了“第三代”诗歌的概念，即：“反崇高、反文化、反价值”的“三反”理论。而以杨黎为代表的“非非”诗歌，自然扩大了“第三代”诗人的阵营，增加了“第三代”诗歌的实力。自此，“第三代”诗歌的版图，囊括了当时主要的几个诗歌流派：“非非”诗派、“他们”诗派、“莽汉”诗派、“大学生”诗派、“撒娇”诗派等。后来有学者把凡是参加了1986年《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举办的“现代诗群体大展”的诗人都归为“第三代”诗人，是不准确的。比如海子和西川，柏桦、欧阳江河和翟永明，他们的诗歌并不具备“三反”的特征，恰恰相反，比如海子，他是追求崇高、迷恋文化、肯定价值的。事实上，他们自己也并不承认自己是“第三代”诗人。他们每个人都有不同于“第三代”的诗歌主张（比如西川是坚决反对“口语化”写作的）。

5、未完成的“先锋”

前面，我用大量的篇幅，叙述了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经历（主要是以“第三代”命名的先锋诗歌运动），介绍了“第三代”先锋诗歌运动的几个重要流派，引用了一些诗人的代表作品，为大家交待了一个有关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背景（或者叫一个“侧面”），那么，现在我可以进入到此次演讲的主题了——未完成的“先锋”。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思想上，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在文学上，是一个先锋的时代。思想的开放，不是说那个时代就没有对思想的压制，而是人们在压制中，愿意去思考，有追求新思想的欲望。文学的先锋，也不是说那个时代旧的文学观念和形式就彻底退出了舞台，而是一批新的诗人和作家，愿意去打破传统，有创新的勇气。以“第三代”诗人为代表的先锋诗人们，彻底挣脱了文学服务于政治，即“文以载道”的工具论束缚，让诗歌回到诗歌本身，以空前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尝试着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从而刷新了现代汉语语言。用李亚伟的话说就是，“现代汉语的成熟，从‘第三代’诗歌开始”。可以说，由于“第三代”诗歌的出现，旧的诗学体系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审美标准也随之而改变，陈词滥调的诗歌受到了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抛弃。

那么，在这个先锋的时代，小说的情况又如何呢？

1986年，《收获》杂志开始连续、集中地刊发一批实验性小说，将马原、莫言、苏童、余华、北村、孙甘露、格非、洪峰、扎西达娃、色波、残雪、皮皮等青年作家推向了文坛，他们的作品被评论界冠名为“先锋小说”，以他们为代表的一批青年作家被称为“先锋作家群”。《收获》杂志之外，《人民文学》杂志推出了刘索拉，徐星；《十月》杂志推出了朱亚宁。

“八十年代，那是一个令人神往、令人无限怀恋的年代。在那个时期，我们这个民族所激发出的那种对追求真理的热忱和虔诚，在文学艺术领域所呈现出的惊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都是前所未有的。那时候，我是一个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年轻人，编辑工作对我来说，就是谋生的手段。我能够做一点事情，那也是前辈编辑的引领和顺应大势的结果。当时在《收获》新掌门人李小林（著名作家巴金之女——笔者注）的支持下，我像挑选潜力股一样，把一些青年作家汇集在一起亮相，一而再，再而三，那些年轻人后来终于通过一场文学革命，成为影响中国的实力派作家。”这是《收获》杂志编辑程永新对当年情况的回忆。

这批先锋小说家受到卡夫卡、博尔赫斯、马尔克斯以及卡尔维诺的影响，强调小说的虚构性，以不确定的叙述，超文本的结构，表现出对客观世界（真实与非真实）的怀疑，对意义（主题及价值）的消解。从精神取向上，可以说“先锋小说”与“第三代”诗歌是一脉相承、意气相通的。马原、扎西达娃、色波当时生活在西藏，他们选取的小说题材，也都与西藏这块土地有关，因此，他们的身上还有一个标签，即“西藏魔幻现实主义作家群”，这标签一看就知道，来源于以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卡彭铁尔和鲁尔福为代表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事实上，他们也的确是在拉美文学的刺激下，结合西藏这块神秘的土地，而开始自己的文学实验的。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虚构》，扎西达娃的《系在皮绳扣上的魂》，色波的《圆形日子》、《在这里上船》，均在现实与非现实之间，构筑自己的叙述文本。余华、莫言、苏童、格非、孙甘露等，他们没有西藏这块天然的神秘土地为依托，便在中国的历史（主要是民国历史和“文革”历史）中寻找叙事的支点，拉开与现实的距离，以获取叙述语言的形式空间。如莫言的《红高粱》、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格非的《谜舟》、孙甘露的《信使之函》、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这其中，残雪的小说与马原和莫言们都不太一样，她写的似乎是当代现实的人物和故事，但故事的形态却又与现实有着极大的距离，如同梦幻，而这种梦幻又与“魔幻现实主义”不同，没有涵盖宇宙和历史的宏大叙事，而是极其个人化、主观化的臆想和独白。

那个时代，不仅年轻作家，老一辈作家，如王蒙、李陀、高行健，也在尝试着新的小说表现形式。只是，他们受到旧的文学观念的影响太深，实验中不免露出旧时代的底色，显得不是那样纯粹，被一些批评者讽刺为“伪先锋”。不过，这也表明了“先锋”在那个时代已趋向于主流，现实主义小说已经退居到批评家的焦点之外，能够引起人们议论的已经不是小说的题材，即你写了什么，而是你的表现形式，即你怎么写的。

但是，（1989年之后），紧跟着1989年的到来，一场政治事件，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也中断了先锋文学的实验步伐。如果说，这时候的先锋诗人和先锋作家在私下里还没完全放弃自己的文学理想，还在惯性似的做着自己的文学实验，那么，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开启了中国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先锋文学便彻底失去了其发展的时间和空间，真正终结为一段仅供回忆的历史。为了生计，诗人们纷纷“下海”，如“非非”几位代表诗人合伙创办了广告公司，“莽汉”诗人集体做起了书商。小说家们也与在大众阅读趣味面前做出妥协，写起了更现实或更有故事性的畅销书，如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莫言的《丰乳肥臀》，皮皮的《渴望激情》，就是这种转型之作的代表。他们与之前就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原则为旨归的作家合流，共同瓜分着市场经济下的大众阅读市场。

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诗群，在九十年代他们不仅没有散伙，还吸纳了新的成员，如朱文、吴晨俊、金海曙、鲁羊、李冯等。但是，他们这时候的创作重心，已由诗歌转向了小说。他们的小说并不以“先锋”为标榜，但实质上，其文学趣味和价值观都是与当时的文学氛围相抵触和背离的。终于，到了九十年代末，他们发起了一场以“断裂”命名的“文学起义”。关于这场“文学起义”的形态和影响，《收获》编辑程永新在事后有一番描述——

“1998年5月份，文坛新锐、江苏青年作家朱文等‘以民间的方式’向全国多个城市的作家发放《断裂：一份问卷》，形式被设计为‘一个作家向另一个作家提问’，13个问题涉及当代中国文学中有没有文学偶像，作为思想权威的鲁迅对当代中国文学有无指导意义，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是否有其权威性，《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是否能够真实地体现目前中国文学状况和进程等。问卷采取的是一种完全叛逆、彻底否定现存文学秩序的姿态，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是需不需要继承文学传统，不同年龄的两种创作是否水火不相容。之后，韩东又发表了《我的文学宣言》、《备忘：有关断裂行为的问题回答》，为这份问卷摇旗呐喊，推波助澜。韩东在《备忘》中进一步声明此问卷‘不是炒作，而是一次行为。炒作是为了名利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行为则是优美、有趣和富于刺激性的。行为要解决的不是一个利益问题，而是有关文学理想问题’。他认为现今的‘文坛是一种利益共荣圈，名人间相互利用，彼此为盟，洋溢着一种极为腐朽糜烂的甜丝丝的气氛’。为了‘保持最大的诚实’，他在《我的文学宣言》中认为，‘鲁迅是一块老石头’，‘当代文学评论并不存在，有的只是一伙面目猥琐的食腐肉者’，‘《读书》、《收获》是知识分子和成功人士平庸灵魂的理想掩体’，‘茅盾、鲁迅两大文学奖作为当今最恶劣小说的奖项，它的公正性将有目共睹’，等等。”（摘自程永新答记者走走：《关于先锋文学和先锋编辑》一文中的注释1）

我认为，“断裂”是先锋诗人（韩东、朱文此时虽有了小说家的身份，但本质上仍是诗人）对现存文学体制发动的一次“自杀式”袭击。其结果是，那个体制，韩东所称的“庞然大物”，依然庞大，并没有轰然倒下，而是继续无所不为，无所不能地支配着体制与市场的运转。发起和参与“断裂”的人，则被体制彻底拒绝，包括一些昔日的朋友，也因为自身的利益所在，不愿意“自杀”，而与之决裂，至少是避而远之（如吴晨俊，他是朱文和韩东的朋友，“他们”诗派后期成员，但他拒绝回答“断裂”问卷，也就是表明了不参与的姿态。再比如前面提到的《收获》杂志编辑程永新，他发表过韩东、朱文、李冯等人的作品，但因为后者在“断裂”问卷里将《收获》杂志也视为“腐朽”之列，而断绝了与他们的交往，这也意味着，不再发表他们的作品。）

在九十年代末，还有一次事件值得一提，那就是1999年，在北京平谷县盘峰宾馆举行的一次诗歌研讨会，参会的诗人因所持立场不同，分化成“知识分子”与“民间”两派，彼此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史称“盘峰论争”。

这次论证被人称为“自朦胧诗创作讨论以来，中国诗坛关于诗歌发展方向的一次最大的论争”，也是“前网络时代最后一次诗歌论争”。争论的起因是程光炜主编的一本诗选，《岁月的遗照》。“民间”一派认为，《岁月的遗照》这部诗选遗漏了很多重要的先锋诗人，就算选入于坚、韩东，也只分别选了他们的两首小诗，处于边缘地位。这是有意的忽略和排斥，是想以少部分主张“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一统江湖”，建立新的诗歌体制。看起来是话语权之争，或者如有的媒体直白宣示的，是权力之争。但实质上，在我看来，还是“诗学”观念之争。

平心而论，无论是以欧阳江河、西川、臧棣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一方，还是以于坚、伊沙、沈浩波等为代表的“民间”一方，按八十年代的观念划分，都是属于“先锋”阵营的。正如会上诗评家沈奇在发言中提醒大家的：“人群之外还有一个人群，房子之外还有一所房子。”意思是，真正的“敌人”不在现场。但是，作为同属“先锋”的“知识分子”和“民间”均未理会这一提醒，他们真的是水火不容，势不两立了。许多没有到会的诗人，也先后卷入了这场论争，如“他们”的韩东，“莽汉”的李亚伟，前“非非”的杨黎、吉木狼格等，均站在了“民间”一方。论争期间，韩东发表了《论民间》的长篇文章。

“民间并非出自任何人的虚构，更非出自某些人有目的的炒作或自我安慰的需要，它始终是一个基本的事实。长期以来，由于来自权力和主流话语的否认、歪曲和混淆视听，民间始终处于模糊的未明状态。九十年代的新情况是：那些竭力否认民间存在的人是一些民间出身的诗人，这是否意味着对民间的否认变得更有说服力？抑或是由于个人身份的改变，这些诗人不再需要民间了？有人曾将对西方话语权力的批判斥之为‘数典忘祖’，那么，对民间的否认是否亦然？问题仅仅在于：当代中国文学真正有价值意义的部分到底缘自何处？它的独立精神和处理现实的刨造能力到底缘自何处？”（韩东《论民间》）

如果仅仅是为了“权力”，那是可以调合的。而不可调和的恰恰是观念。正如该书主编程光炜在序言中明确表示的那样：“我‘非非’式的、或者说准80年代式的诗学趣味，一夕之间完全变了。1991年夏，诗人陈东东从上海寄来《倾向》第3期……”“《倾向》的‘编者前记’暗示的，正是90年代诗歌所怀抱的两个伟大诗学抱负：秩序与责任。在80年代的朦胧诗、第三代诗那里，对此要么做了错误的理解，要么给弄颠倒了。”“《倾向》以及后来更名的《南方诗志》对《今天》《他们》《非非》艺术权威的取代，不是一般意义的一个诗歌思潮对另一诗歌思潮的顶替，它们之间不是连续性的时间和历史的关系，而是福柯所言那种‘非连续性的历史关系’，它们是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知识型构’。”

这就说明，今天构成“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们，虽然在八十年代与“第三代”诗人同属“先锋”，但本质上却是不认同“第三代”的，彼此的观念冲突早晚会爆发。作为“民间”一方年轻诗人的代表，伊沙、沈浩波们既认同“第三代”诗人的“先锋”性，将其认为是自己的一个传统，同时，也提出了有别于“第三代”的诗歌主张。他们的主张直接催生了一个新的诗歌流派（或者叫群体）的诞生，这就是“下半身”。

如果把“盘峰论争”看成先锋诗人继“断裂”之后的又一次“起义”，那么，这次“起义”的结果显得要比“断裂”好很多，其原因有多种多样，但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一是有了伊沙、沈浩波、徐江等新生力量的加入，他们的行动能力支撑和感染了于坚、韩东、杨黎等“老一代”诗人（虽然他们在八十年代也曾有过那样的激情；二是时运相济，恰逢互联网这个新生事物在中国获得普及，“民间”一派率先利用网络（伊沙、沈浩波、南人主持的“诗江湖”网和韩东、杨黎、乌青主持的“橡皮”网），扩大了“民间”立场的影响，吸引了更多的青年开始了“断裂”似的“先锋”写作。

但这场依托互联网而兴起的“先锋”运动，依然像八十年代的“先锋”运动一样，在将要深入的时候而中断（活跃的时间近一两年）。原因其实很简单，跟八十年代的“先锋终结”一样，体制与市场的双重合谋，以及诗人们在现实面前的自我分化（利弊选择），“网络文学”排除了“先锋”诗歌的存在价值，被更加通俗和媚俗的大众文学取代，被点击率和畅销取代。一批在网络上开始写作的“先锋”诗人，如乌青、竖、张羞等，又退回到晦暗之中，继续着他们不合时宜的“小众化”生存，写诗成为一件自娱自乐的事情。

（本文系2011年6月在保加利亚索菲亚大学孔子学院的演讲稿）

乞力马扎罗登山管理处的小商品店

乞力马扎罗的雪

何小竹

乞力马扎罗，非洲最高的山。2011年8月12日，从达累斯萨拉姆飞往阿鲁沙的飞机上，我有幸看见了它冒出云端的山顶。

我们到阿鲁沙是为了前往塞伦盖的野生动物保护区，行程中没有安排去攀登乞力马扎罗山，一是时间不允许，二是我们一行人中没几个人吃得下登山的那份辛苦。但是，由于乞力马扎罗太有名了，来到了近前，不去看看太可惜了。于是，我们决定在即将离开阿鲁沙的最后一天，到磨西镇去看看。磨西镇是攀登乞力马扎罗的起点，登山者在管理处办理好登山手续，再雇佣一个向导，两三个背夫，就可以向着乞力马扎罗的最高峰攀登了。与我们国内的很多名山大川不一样，乞力马扎罗没有人工修砌的石梯，更没有悬空的索道和盘山的公路。虽然它被发现已经有一个多世纪了，但迄今为止，仍然处于未“开发”的状态。所以，攀登乞力马扎罗的性质，与我们登峨眉山或华山是完全不一样的。不仅上山的路是纯天然的土路，很多地方甚至没有路，而且沿途也没有酒店、客栈、杂货铺之类的设施。登山者要住自己背的帐篷，吃自己带的食物和水。据说，等一次山，费用不菲。

“乞力马扎罗”也是文学世界的一座高峰，这座高峰的拥有者是海明威。海明威以写作短篇小说著称，而他的短篇中，又以《乞力马扎罗的雪》最为知名，至少中国的文学爱好者是这样认为的。其实，这部小说并没多少让人记住的精彩情节，故事显得十分简单，主要是一些景物描写，和透过人物对话呈现出来的一些微妙的心理活动。小说后来被改编成了电影，由格里高利.派克和英格丽.褒曼主演。海明威的小说一般说来不太适合拍电影，如《老人与海》，怎么拍都是一部超级闷片。电影《乞力马扎罗的雪》口碑也不是很好。那些在文字中浮现的景物，一旦被具体的影像坐实，便一下失去了让人想象的空间。人物对话也是这样，它们由派克和褒曼说出来，真的就变成了两个情侣之间的拌嘴，啰嗦而又平庸。

海明威写小说基本上都带有自传的成分。他能写出《乞力马扎罗的雪》，说明他到过非洲，并像他笔下的人物哈利一样，在乞力马扎罗山下打过猎，仰望过山上的积雪。只是，他仰望的角度不是在坦桑尼亚这边，而是在肯尼亚那边。乞力马扎罗山地处坦桑尼亚与肯尼亚的国界线上。海明威那个时代，很多欧美人前往非洲都落脚在肯尼亚，其首都内罗毕，是特别殖民化的都市。

由于下午要坐飞机回达累斯萨拉姆，我们没在乞力马扎罗的登山口久留，而是驱车前往镇上的一家名叫“熊猫”的四川餐馆吃午饭。老板不在，接待我们的是在此打工的一个成都女孩。女孩名叫陈媛媛，长得圆乎乎的，眼睛特别漂亮。女孩年龄不大，1987年的，故事却很传奇。她去年大学毕业，就告诉父母说要去西藏旅游，去了西藏，跟着又去了尼泊尔。在尼泊尔认识一个江苏姑娘，两人结伴，骑着别人赠送的二手自行车，到了印度。然后由印度飞往非洲的埃塞俄比亚，一路打工、旅游，到了肯尼亚的内罗毕，然后来到了坦桑尼亚的阿鲁沙。问她将来有什么打算，难道准备一直这里“旅游”下去？她笑着说，准备再挣点钱，去爬一次乞力马扎罗，看看山顶的积雪，然后去赞比亚与那个江苏女孩汇合，骑车去南非。

吃饭过程中，她给我们讲了一些在印度和非洲的路上经历，我们听得心惊胆战，她却像讲笑话一样，轻松而自然。

离开餐馆的时候，我们与陈媛媛合影，告别，并祝愿她早日攒够登山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