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的博客

Elite世界精英模特大赛，霓裳盛典

河西 — Mon, 23 Nov 2009 05:18:59 GMT+8

霓裳盛典，情归Elite

河西

　　直击T台：性感、酷、扭动腰肢、目视远方，配合节奏强烈的音乐，高跟鞋一字走着……只是有时候会觉得，她们每个人，都有着孤独的灵魂和脚步。

　　 10月18日晚，三亚，Elite世界精英模特大赛的现场，霓裳盛典，情归Elite，夜晚的血管里充满了好动的细胞。流淌着。流淌着。热。

　　辛迪·克劳馥，Elite的第一位巨星

　　Elite世界精英模特大赛是当今世界上知名度最高、覆盖范围最广、影响力最大的全球顶级模特赛事。1983年，在墨西哥迷人的南方港口城市阿卡普尔科，Elite世界精英模特大赛初次露面就惊艳全世界，很快就成为全世界的顶级模特赛事和明星超模的摇篮。

　　其中最为人们熟悉的一定是美国模特界的大姐大辛迪·克劳馥。就是在阿尔普尔科的首届Elite世界精英模特大赛上，清秀可人的17岁女孩辛迪·克劳馥以其出众的五官和迷人的气质，立即引起了评委的注意，那一年，她最终获得亚军。进入Elite世界精英模特大赛意味着星途无限，这一点从克劳馥的身上就可以得到证明。从她得奖的那一刻起，Elite模特经纪公司就与她签约，并且开始大力包装和力捧这位未来的巨星。

　　事实上在未来的10余年里，辛迪·克劳馥都是世界上最炙手可热的超模。以坐火箭的速度，辛迪·克劳馥在得到Elite大赛肯定之后的短短一年之后，就开始给一流的杂志做封面，出席一流的派对，拍摄一流的广告，赚一流的钱。你可以在各种顶级时尚杂志的封面上见到她嘴唇上方那颗性感的痣，她褐色的头发和眼睛同样让人一见难忘。《Vogue》、《Elle》、《人物》、《魅力》等刊物上的辛迪·克劳馥总是占据非常醒目的位置，据不完全统计，仅1988年一年，为她拍摄大片的杂志就超过了400家。风头一时无两，Omega、Maybelline和Clairol等国际品牌纷纷邀请克劳馥为它们代言，自然也使得克劳馥的身价水涨船高，以1995年为例，她的年收入高达650万美金。

天资聪颖、财商一流是克劳馥得天独厚的优势，但这一切也得要归功于Elite模特经纪公司的经纪人出色的商业运作能力。《花花公子》上的裸照也许是富有经济头脑的克劳馥和经纪公司共同做出的大胆决定。这显然是一步险招，裸露身体的结果可能是身败名裂，也可能是脱颖而出。幸运儿克劳馥压对了宝，使她成为世界上第一位给《花花公子》拍裸照的世界超模，其结果是，那一期的《花花公子》都快卖疯了！太多的世界名流通过经纪公司表示希望能与克劳馥合作，其中，MTV的总裁就找上门来，邀请她主持时装电视节目，借助于电视媒体的威力和Elite模特经纪公司的商业运作，克劳馥旋风席卷全世界。

　　寻找灰姑娘的盛宴

　　1985年，模特收入排行榜上，排名第一的是克劳馥，同样炙手可热的克劳迪娅·希弗屈居第二，后者同样也是参加Elite世界精英模特大赛成名的超模。

　　26年来，世界上最美丽的女子汇聚于此！

　　想一想，吉赛尔·邦臣、史达夫妮·西摩儿、塔嘉娜·帕迪丝、古赛儿、黑珍珠娜欧·坎贝儿等等美丽脸庞都曾经出现在Elite的T台上，这里真可谓名模的摇篮。台湾的名模王丽雅说她在当选Elite台湾冠军后，“不但工作邀约从不间断，更有机会与国际品牌合作，因此参加Elite Model Look的选拔真的是生命中的一大转折点。”这显然是巨大的诱惑。

　　所以有人说，这是“寻找灰姑娘的盛宴”。穿上水晶鞋，就可以在夜晚变成晚会上最明艳动人的明星。

　　Elite世界精英模特大赛的竞争异常激烈，但是它的门槛很低，走的是海选的路子。14岁至25岁之间，身高不低于165cm的女孩，都可以自由报名，任何人都可能一夜成名，想一想就让人心动，这直接导致近两年来，每届Elite世界精英模特大赛的总报名人数突破了35万大关。

　　毫无疑问，Elite世界精英模特大赛是找到世界上最漂亮模特的最便捷途径之一。但是从35万中选中67名决赛选手，真可以说是万里挑一，没有三把神砂，还真不敢拍胸脯说自己就一定能杀出一条血路。

　　魔鬼身材需要魔鬼训练。所以选手到了三亚，总决赛前的一个星期，日复一日枯燥的走台就成了每天的必修课，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当然，也不是说走T台走到天下无敌就可以坐上模特界No.1的宝座上去，模特这一行中有太多的可能性。Elite世界精英模特经纪公司首席执行官伯纳德·汉尼特先生解释说：“有人批评说为什么进入决赛的某些选手台步都那么稚嫩？其实我们着力于寻找未来有潜力的模特！这是个挖掘的过程，我们看重的是未来，而不是当下。”

　　在本届大赛的舞台上，三位身材高挑的中国模特（毛慧茜、李盈斓和奚梦瑶）的身影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中国的模特和时尚事业近年来发展非常快，”谈到近年来中国时尚事业的发展，伯纳德·汉尼特先生也是赞不绝口，“中国的模特非常专业，这里有专门培养模特的学校，甚至一些大学里也开设了模特专业，培养专门的模特人才，我坚信，中国的模特很快就会在世界超模的舞台上闪现她们的风采。”

　　真说不定哪一天，在国际顶级模特赛事上，东方的面孔可以像张梓琳一样，笑傲群芳。

　　豆蔻年华的性感女神

　　一辆哈雷戴维森摩托车开到舞台中间，随着排气发出轰鸣的声浪，67位模特身着机车风格的皮衣伴着电子音乐相继亮相，工业化的机械美感和模特身上的魅力完美和谐。2009年Elite世界精英模特大赛总决赛一开场就让人眼前一亮。

　　那些看上去已经风情万种的面庞，其实年龄还只有16、7岁，在中国，她们大概还都在父母的怀里撒娇，或者刚刚情窦初开。可是，在这里，她们已经是性感女神，引领着时代的潮流。

　　上帝似乎总是爱眷顾这些幸运的年轻女孩。西格丽德·阿格伦参加了2005年的Elite世界精英模特大赛，当时她只有13岁。她先是参加了法国的Elite选拔赛和半决赛，很顺利地进入在上海举行的总决赛，虽然在总决赛中她败给了夏洛特·卡里普索，但是她的星途依旧灿烂。这直接导致她于2007年下定决心结束学业，全身心地投身于模特事业中去。

　　2008年获得Elite大赛冠军的比利时女孩路易丝·玛萨莉丝也出现在2009年Elite大赛现场，精致的妆容、得体的装束和优雅的微笑，实在让人无法将其与16岁这个花季年龄联系在一起。上一次，她还是参赛的选手，这一次，她就已经是决定她人命运的评委。成熟，似乎是一个模特必须迅速获得的禀赋。在这一年里，她获得了很多，很多国际品牌的合作让她的知名度与日俱增，但是伯纳德·汉尼特说这只是开始，他信心十足地表示：“因为她现在还在上学，所以时间上并没有完全来配合模特的工作，我相信，假以时日－－也许就在明年－－玛萨莉丝将会爆发。”

　　而今年获得冠军的瑞士模特朱莉娅·塞纳也只有17岁而已。

　　对于整个模特界都在幼齿化的倾向，伯纳德·汉尼特并不认为现在的模特需要年纪越小越好：“我们是在为未来的时尚界输送模特，并不是说时尚界要年轻化，恰恰相反，需要更成熟化。今天的她们还刚刚起步，未来的路程还很漫长。比如我们选出来的辛迪·克劳馥，15年来她一直站在时尚的前沿。”

　　尽管有克劳馥这样的常青树，但是谁都不能否认，模特，是青春的海洋，而不是暮年者的领地。年轻就是革命的本钱，T台就是她们挥洒青春的战场，但是谁又了解“一将成名万骨枯”之后的残酷？也许，这就是残酷的青春。

唐德刚：文史不分，史以文传

河西 — Mon, 23 Nov 2009 05:01:24 GMT+8

唐德刚：文史不分，史以文传

河西

年轻时的唐德刚教授自诩体壮如牛，常常夜以继日整理口述材料，第二天一大早又去哥伦比亚大学工作，如此不知疲倦，也许暗暗地为他晚年的生涯埋下了忧患的伏笔。晚年的他体弱多病，日日夜夜承受着肾病的折磨，直到 2009年10月26日，89岁一向乐观开朗的唐德刚先生，终于可以和他的师友们——胡适、李宗仁、顾维钧……一起在天堂会聚，坐而论史，彻夜长谈。

胡适最好的学生

记得他和胡适先生的一张照片中，唐德刚站在胡适的身后，还很年轻，是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很瘦，面带青涩，略显拘谨，脸上没有皱纹，也还没有多少名气。自从1954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24岁），旋即开始在大学教授历史以来，至今已经55年过去了。在半个多世纪的教学生涯中，他十之八九的时间都在美国纽约的两所大学里度过，他的第一身份是一位很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专门教授两门课，整整地教了七年，一门可说是包罗经史子集、诗词歌赋的汉学概述；另一门则是包含中国近现代史的史料学，对于史料的热衷让他上课时往往是推着整车的“史料”进入教室的。在纽约市立大学则前后教了近40年，前20年在市大各分校兼课，后20年则在市大本部的市立学院作专任。其中12年还兼亚洲学系的系主任。在纽约市政府和联邦政府所主办的中学教师训练班中，他也曾担纲教授多种课目。总之，40年中在纽约市大所设计和教授的课目几近20种之多。在美国大学中，作为一个“课目设计”的负责人，就算不是亲自上课，但对教学内容也必须有彻底的、深入的研究。也许就是这样一种繁重的教学工作迫使唐德刚在“不知不觉中，竟会变成个无所不知的大杂家。”

　　虽然耳濡目染的是欧风美雨，但唐德刚似乎并没有忘了中国文人的处世和治学态度，这当然和他的老师胡适有关。唐德刚是胡适一生中最失意、最穷困的时候收下的弟子。他们在哥伦比亚大学相遇时胡适正在纽约当寓公，大陆正在掀起轰轰烈烈的批胡适运动，而台湾对这位民主斗士也有点头大，胡适只能寄居海外，盖世才华，却只能担任普林斯顿大学一短期的中文图书管理员，表面上云淡风轻，其实内心是如何孤寂人们可想而知。

和唐德刚的相遇给胡适带来了一点慰藉，唐德刚和胡适是安徽同乡，这时也家道中落，却又聪明好学，博闻强记。在哥大，胡适常来唐德刚处，因为后者是这里他唯一认识的华裔小职员，胡适托他为自己找书。对于胡适这位中国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唐德刚自然乐得为其跑腿，有时还为胡适开开车，而他的“报酬”就是到胡适东城八十一街的简陋公寓里，品尝师母技术精湛的“安徽菜”。

　　也许正因为都是性情中人，又是同乡，两人的关系才分外的“铁”，胡适的夫人江冬秀就曾对人说：“唐德刚是胡老师最好的学生。”

最“好”之说，关系好大约也可以归入“好”的程度之列。正因为信任唐德刚，师徒二人才合作《胡适口述自传》，这部书以胡适的英语录音整理而成的，为使英译准确，师生二人锱铢必较，对每一个单词都反复推敲，真是“一字千钧，半句不苟”。20年后，此书再由英文转译成中文在台湾出版，在学术界广受好评。而唐德刚在记述乃师的口述自传时，又能不为尊者讳，对于不同的观点，唐德刚在注释中也一一道来。比如对于胡适的《水浒传》英文译名，唐德刚就直言“不甚妥当”。又在谈到胡适所谓的“自由’时，唐德刚也从不掩饰自己的不同意见：“胡适之先生生前所倡导的‘自由’是直觉上的‘为自由而自由’的‘自由’；是一项不折不扣的孤立价值的‘自由’。孤立的‘自由’自有其哲学上和宗教上的情趣；在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上便完全失其意义了。”

这样一部书，它的客观性自然是毋庸置疑。在《史学与文学》一书中，连唐德刚本人也“大言不惭”地“自吹自擂”起来：“关于了解胡适——尤其青年知识分子要了解胡适，我个人的看法，最可靠的两部书，便是《四十自述》和《胡适口述自传》。”

民国政治的不二之作

《胡适口述自传》为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主持项目之一种，这个历史学部后来成就斐然，但事实上，当时在哥大，这实在是个不起眼的小部门，自始至终的全时研究员，也就只有唐德刚和夏连荫两人而已。夏女士最早访问的是孔祥熙和陈立夫，唐德刚最早访问的则是胡适和李宗仁。

迁居美国的“代总统”李宗仁和胡老夫子差不多，虽然曾经一度是中国政坛上呼风唤雨的人物，此时却只能与寂寞相伴，天天以搓广东麻将为乐，幸有哥大和唐德刚这样“历史嗅觉敏锐”的学者发现李宗仁一生所负载的中国历史。

那是一个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日子，唐德刚开着车子在李氏住宅附近寻找门牌号码，正巧碰上一位中年妇女开着一辆黑色林肯牌轿车在他的车对面平行停下。对方微笑着问：“你是来找我先生的吗？”听闻此言，唐德刚意识到面前这位面容清秀的妇人即为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女士，而李宗仁已在门口含笑相迎。

在李宗仁那幢朴素的平房里，唐德刚和“绝不搔首弄姿”的李氏夫妇共进了168顿午餐或晚宴，主厨是心灵手巧的郭德洁夫人本人，以至于唐德刚发出了这样的感慨：“郭德洁原来还是位好主妇！”

很快，他们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之交”，唐德刚告诉这位昔日的长官，他曾经是五战区的小兵，在其麾下效力，这拉近了他们的距离。李宗仁将自己的早年业绩、蒋桂之争、以及丢掉大陆的一腔苦水全都向唐德刚一一吐露。当年前呼后拥的桂系首脑，如今在美国却门可罗雀，李宗仁不懂英文，自然无法与洋人打得火热。其结果是唐德刚几乎成了李宗仁晚年唯一可以陪伴唠嗑的朋友。

世人以为口述之书，撰稿者不过负责一个记录员的工作，对方说什么，你就记录什么即可，事实却非如此，至少在唐德刚这里，他的口述绝非那么容易。一周三天，每次都是从上午十点谈至深夜，唐德刚回去之后，在三两天之内，要广集史料、参照笔记、搜索枯肠，一气写成两三万言的长篇故事，然后再经李宗仁审读改动，再由唐德刚增删润色，然后完成缩译的英文版，以便向校方报告“进度”，经过四五道工序方能有所进展，常常令唐德刚工作至深夜甚至通宵方能小睡片刻。再加上此项浩大工程因李宗仁夫妇秘密返回中国后，哥大封存20多年，唐德刚版权无得，以至于唐德刚每每回想起当年披星戴月的日子就要大叹苦经：“为此我也曾牺牲掉甚多所谓‘华裔旅美学人’一般所认为最理想的转业良机，而安于这项默默无闻、薪金低微、福利全无、对本身职业前途有害无益的苦差事。更不知道这项苦差做久了，在这个商业习气极大的社会里，由于为人作嫁，后来几陷我于衣食难周、啖饭全无的难堪绝境！”

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唐德刚和李宗仁一起断断续续用了7年时间完成了“李宗仁先生不平凡的一生事业的最完备的记录，又是李氏一生各阶段心路历程的最忠实的写照”。往事历历在目，李宗仁在经历了北伐、中原大战、“剿匪”、抗战和内战的峥嵘岁月之后，如今面对这样一个倾听者，将时间跨度近70余年的个人史娓娓道来，洋洋尽70万言，几乎将民国重大历史事件一网打尽，美国柏克莱的加州大学政治系主任查穆斯·约翰生教授拜读之后也为之倾倒，评价其为：“民国政治的不二之作”。

唐氏散文，无人可仿

夏志清认为唐德刚的《李宗仁回忆录》不如《胡适杂忆》写得好，无法施展自己一流的散文才华，不免可惜。事实上也有客观原因。倘若加以进一步的润色，李宗仁1967年去世后已无法再看唐德刚的修改稿，出于对口述作者的尊重，唐德刚在李宗仁去世后对原稿未易一字，这正是史家本色。

唐德刚因为家庭渊源，幼年时就饱读诗书，古文功底极佳，行文如银珠走盘，流畅之极，一时间，唐氏散文的名头在文坛早已不胫而走、名动江湖。有一回，唐德刚用了化名在香港写文章，文风幽默佻达，评点锐如刀锋，气象磅礴，理路森然，唐德刚的友人历史学家周策纵一看就看出门道，到纽约遇到唐德刚时，遂以自家项上人头作为赌注：“必是你写的，难逃老夫法眼，我敢以性命人头来打赌！”

即使在严肃的口述史著作中，唐德刚也千方百计要吸引眼球。原本为《胡适口述自传》写的序言，因一发不可收拾，最后竟写成了一本比《胡适口述自传》还厚一倍的《胡适杂忆》。即使在《胡适口述自传》中，唐德刚也按捺不住，常常跳出来要让自己的所见所闻以注释的形式和胡适捆绑在一起。

虽然天资聪颖，但唐德刚刻苦耐劳也是出了名的。他特别注意对史料的搜集，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和教学的时候，因职司图书管理，对国史资料曾作有系统之累集与编纂，他也常常练笔，每有所感，就写下只言片语，最后竟“积跬步以成千里”。在《晚清七十年》的自序中，唐德刚写道：“究竟寄身象牙塔内数十年，纵系至愚，能无一得？因每于霜晨月夕，于数十箱旧稿中，略检其尚可用者，编缀成篇，多半寄呈刘绍唐先生於《传记文学》中酌量选用。随意涂鸦付邮，数年来，竟至百余万言。日积月累，浸成巨帙，亦殊出所料也。笔者於六○年代之初尝与美国出版商麦克米蓝公司订约撰写，总揽二十世纪中国之《民国全史》。英文稿成千余页。”

两种功夫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唐德刚的唐氏散文，真的可以说是“无人可仿，无人可冒”，仿也仿不到筋骨，冒也冒不到神髓。胡菊人说唐德刚的“《梅兰芳传稿》比谁都写得好，”是因为“运用文学笔法，像太史公为古人立传，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因为唐德刚的史学文章，最大的特色是文中有史，史中有文，唐德刚在他的《史学与红学》中，用了十六个字来涵盖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六经皆史”、“诸史皆文”、“文史不分”、“史以文传”……就像周策纵在给唐德刚《胡适杂忆》写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他笔下的胡适是个有血有肉、有智慧、有天才，也有错误和缺点的真实人物。这作法承袭了古今中外传记文学的优良传统。中国第一个最出色的传记文学家司马迁早就用好的例子教导了我们。”

只是，这样一位风格独特的历史学家，如今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生前一直希望能完成的民国史如今也已成了镜花水月（《袁氏当国》只是这部未完成民国史中的一章而已），纵使有心者意欲为唐公续貂，但唐氏的文风，将是他们面前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

温暖了心，芬芳了离别

河西 — Fri, 23 Oct 2009 04:54:26 GMT+8

　　温暖了心，芬芳了离别
　　
　　台上和台下，万芳判若两人。
　　台下，她静静地坐在咖啡厅里，说话的声音轻柔到你必须把耳朵竖起来。眼神倦怠。她总是在抱怨：“房间里有人抽烟，大陆的人抽烟好凶啊。”可是放眼望去，哪里有什么烟雾缭绕？鼻子里也丝毫没有闻到什么刺激性气味。这样说着说着，开始有一点灵异的感觉。
　　可是一旦到了台上，万芳就不再韬光养晦。8月2日和3日，作为《城市画报》创刊10周年纪念系列庆典之“荒岛音乐会”的第二回，万芳带着她的亲密合作伙伴－－日本著名吉他手大竹研和台湾手风琴诗人谢杰廷－－一起，登陆芷江梦工厂，带来一场融合音乐和剧场元素的跨界表演：“万芳的房间唱游”（Singing in My Room）。
　　问她，“万芳的房间唱游”究竟是音乐剧还是经典金曲大串烧？她还卖关子：“这个问题呢，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呢，等会你看了就知道了。”
　　作为台湾滚石唱片的唱将级女歌手，万芳声音的表现力在华语音乐圈有口皆碑。《割爱》、《温哥华悲伤一号》、《猜心》、《Fly Away》、《孩子气》，特别是为尔东升电影《新不了情》配唱的主题曲，都曾在排行榜上多周徘徊，连蔡琴都连连为它们感到嫉妒，感叹为什么像《新不了情》这样的好歌没有落到她的手上。她的17张个人专辑一定是台湾流行音乐史上不可磨灭的印记。但是为什么她的名字永远要被淹没在陈淑桦、辛晓琪和林忆莲等一班疗伤歌手的盛名之下？
　　没有亮丽的外表，也从来不会有绯闻的炒作，所以也就从来没有大红大紫过，却拥有稳定的听众群，挤满了芷江梦工厂的现场。这样的一个都会女性，歌唱着自己的她人的爱情伤痕，痴男怨女的房间唱游。舞台上，灯光亮了，三张椅子，麦克风、吉他和手风琴，再简单不过的舞台设计，看起来不像是音乐剧。她素净的声音响彻整个空间，素净地面对每一个相识或不相识的人。背后的投影仪上投射着文字和影像，有歌词，和她惘然的心情。万芳是低调的，也许用另外一个词来形容就是淡定，这是天性使然，所以她总是用一点点沙沙的嗓音，唱着这样的歌词：“最后一杯咖啡，温暖了手，芬芳了离别。”
　　只是到了现场，你才会突然发觉，万芳的爆发，有一种你在听CD的时候感受不到的力量，不再是你印象中的低吟浅唱。也许因为从小就是左撇子，敏感的内心总是感觉到自己和他人的不同，所以她会在演唱会现场忽然怒斥娱乐圈的种种怪现象。你忽然从中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尊严、骄傲、内心的挣扎和荒凉。当然，她是孤独的，她自己清楚地知道：“来看她的演唱会的在上海大概要算是小众。”是否如此，她才想要小众到底，所有她的专辑主打歌一律被打入冷宫？演唱的是《不确定》、《悲伤森林》、《知道不知道》，还有罗大佑发表的第一首作品《歌》。它们沉默了太久，带着岁月的痕迹，十多年来，这些歌从来没有被人在舞台上唱过，它们可能早已被人忘记，或者只是卡带或CD里的珍藏的记忆，只有它们的演唱者本人在这样一个时刻轻轻擦去它们身上的灰尘，让曾经听过这些歌曲的我们忽然想起曾经聆听它们的那一个下午或者夜晚，风是从何处吹来，吹过我们的眼眶，在惊恐不安中看到我们曾经年轻的脸。
　手风琴的声音特别哀怨，带来电影大师安哲罗普洛斯的忧伤气息。大竹研三伏天戴着羊毛帽，不知道在耍酷还是怕冷，只是，吉他仍像文学般抒情。
　　当她的声音像一杯咖啡一样温暖了孤独的心，最后一个音符落幕时，离别也变得无比芬芳。
　　
　　
河西

小众歌手的春天

河西 — Mon, 12 Oct 2009 07:05:49 GMT+8

　　小众歌手的春天
　　
　　2009年6月，第20届台湾金曲奖，陈珊妮荣登歌后宝座。
　　那一晚，是小众歌手的胜利日。周杰伦的缺席让更多的新人有了撑场面的机会。慵懒而感性的王若琳宛若夏日里一朵含苞待放的荷花，静静地端坐在微风涟漪的池塘中……让听惯了舞曲和苦情歌的听众耳朵一亮，那是怎样的一种声音？英文Jazz，一把吉他，风一样的女子。
　　虽然后来她为自己的狂言“当流行歌手很丢脸”做了委婉的解释，但是那何尝不是小众歌手的心声：小众歌手就是要和“流行”（Pop）歌手划清界限！
　　走音王、记忆力又超差，忘词赶上周华健，打扮上更是不走寻常路。金曲奖上的红人卢广仲出现在大众视野中的时候绝对是个异类，蘑菇头、粗边大眼镜、T恤、短裤和长袜，被认为是标准电车男模样，和当年四大天王或者四个华发美男F4的标致五官真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可是，王若琳有多红，卢广仲就有多红！出了三张单曲唱片就能开巡回演唱会，还有一线大牌歌手陈奕迅的邀歌赞赏。
    小众歌手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即将在上海开演唱会的女爵杨乃文、在上海不得不加演一场的陈绮贞、清新淡雅的张悬以及“纵贯线”的假想敌“苏打绿”……都表明：小众歌手正在迅速上位，2009年，是他们的春天，潜伏多年之后，他们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惊蜇。
　　
　　陈珊妮的花样年华
　　
　　陈珊妮何许人也？
　　如果你听过《花样年华》的主题曲，你就会恍然大悟：是她吗？
　　没错，就是陈珊妮写的《花样年华》！但是，是不是因为陈珊妮太低调，《花样年华》之后，旗袍、王家卫的墨镜、梁朝伟眼神、张曼玉的背影、连同《花样年华》的音乐统统大热之后，陈珊妮这个名字还是小众中的最爱。
　　2008年，她推出了自己的全新大碟《如果有一件事是重要的》，新世纪的唱游，她就是浮靡音乐中的绝妙音符。距离他1994年的第一张唱片《华盛顿砍倒樱桃树》已经14年了，还是那样另类，一点也没有被磨平棱角，就像《如果有一件事是重要的》宣传照片上，妖娆的粉红色假发，吐着烟圈，眼神冷艳，给人一种只可远观的距离感。在一个后艳照门时代的娱乐圈，冰清玉洁没有绯闻，永远做自己爱做的音乐，简直就是一种神迹。
　　她的音乐也是如此。音乐占据了她几乎全部的生命，是她的工作也是她的兴趣，她说：“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做别的事，所以自然就能够一直坚持下去。失望沮丧时就失望沮丧。我没想过失望沮丧的时候要变得特别高兴。我通常就是面对自己的情绪，觉得失望沮丧也没有什么不好。”陈珊妮的冷堪比王菲，而且还有一点暗黑。听听她在台北开的演唱会的名字：女巫店、完美的呻吟、拜金小姐、自恋姿态、光影幻化……从来都不是拜金女，可是却组织了“拜金国际俱乐部”；另类但不摇滚，却与左小诅咒合作《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造型妖冶，喜欢能够跳舞的节拍，很摩登感觉的复古曲式，陈珊妮的音乐让人猜不透她葫芦里到底卖得什么药。
　　这么多年来，半红不紫的陈珊妮始终介于幕前与幕后之间。刚出道的时候，她是“友善的狗”的9大创作人之一，年华飞逝，任何的花朵都要枯萎，而现在的陈珊妮更像是已经结蒂的果。2009年5月6日，陈珊妮站在了北京星光现场举办了“如果有一件事是重要的”内地首倡演唱会，这是一次总结表彰大会吗？还是一次让大陆听众了解陈珊妮的全新的开始？
　　
　　杨乃文：我离开我自己
　　
　　杨乃文和陈珊妮是好朋友。
　　在小众歌手中，杨乃文绝对是大姐大式的人物，比陈珊妮更早获得金曲奖的肯定，12年5张专辑，张张个性十足。
　　1974年出生，没有特别的红过，多少她这个年纪的艺人早已经被打入冷宫，或者黯然隐退，但是杨乃文依然倔强地站立在舞台上。
　　她在滚石的魔岩发行自己的第一张唱片《One》的时候，赵传亲口承认他的女儿现在最迷的就是杨乃文。带一点英伦摇滚的锋芒，充满金属感的音质和兼职模特儿的身材，唱着“星星堆满天，我还是最爱月圆，我中你的毒，中你的邪，我无药可解，我为爱付出一切。”
　　“慌乱没有起点，慌乱没有终点”（《一个人》）。一个迷狂中的声音，如此决绝。
　　没有大张旗鼓的宣传，没有大秀身材的舞蹈，仿佛一个孤独的行者，走在茫茫的荒野之中，像白金闪着微弱的光，有绝对自由的歌者，有脆弱的内心戏，还有，沉默是金。关于杨乃文，还是和她合作过的键盘手陈建骐说得最贴切：“和陈珊妮老师、杨乃文合作感受很自然，跟呼吸一样、很雀跃，跟孩童一样、很投入，跟爱情一样。”
　　“一刹风雨我爱过你，几度雨停我爱自己”，《我离开我自己》中浅吟低唱的这句歌词也是杨乃文对自己的界定。杨乃文需要对自己多一点爱，因为乐坛是如此残酷，虽然2001年的第三张专辑《应该》被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评定为“年度十大专辑”之一，但是之后的5年里，杨乃文没有机会再出唱片。一度，当人们以为这个好声音就将从此留在记忆深处时，转投亚神音乐的杨乃文终于发行了她的全新专辑《女爵》，翻看这张唱片幕后推手，我们惊喜地发现，她在魔岩时期的音乐伙伴又出现在大名单中，贾敏恕（唐朝、超载等多支摇滚乐队经典专辑的制作人）、李雨寰和林暐哲（当年华丽电子的dmdm乐队成员，后者也是《One》和陈绮贞《让我想一想》的制作人）、陈珊妮和杨乃文擦出的火花保证了《女爵》成为当年最让人心动的声音之一。
　　
　　陈绮贞与张悬：雁去潭不留影
　　
　　和杨乃文的冷冽不同，陈绮贞和张悬有着清纯的外貌，就像草原上吹来的一阵清新的风。
　　陈绮贞的声音多少有点娃娃音，读的却是哲学，喜欢的是周星驰。长长的深蓝色的裙子遮住她修长的腿，清澈的眼睛里不染凡尘。还记得她公开发行的第一张唱片《让我想一想》（依旧是魔岩出品!）她的侧脸，眼睛和睫毛低垂，长发很整齐地梳在耳后，就像是刚刚从学校里走出来的女大学生。安静。微凉。－－“迎着微凉的风，像微微的你，在我不经意的时候，掀起一阵涟漪。”
　　她包办了专辑中的所有词曲，那是陈绮贞防晒油乐团时期的创作。听到音乐从木吉他的身体里流淌出来，跨过她的嘴唇，每一次都是“华丽的冒险”，有时候大概“还是会寂寞”。
　　张培仁培养了太多让人激动的音乐人。唐朝、超载、魔岩三杰、地下婴儿、王勇、陈绮贞、杨乃文……魔岩是小众歌手的摇篮，可是这里再也没有出现罗大佑这样将思想与市场完美结合的典范，一直到他的公司关门大吉，也标志着滚石黄金时代的结束，这不得不说是台湾乃至大陆音乐界的一大损失。
　　北京演唱会创下开售1小时票售出过半的惊人记录，主办单位不得不在第二天又加演一场。不知道当魔岩唱片公司的老员工们看到陈绮贞在大陆受到的欢迎时，是否会欣然一笑？毕竟，现在的陈绮贞和十年前魔岩时期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
　　98年听陈绮贞，06年听张悬？常常和陈绮贞拿来比较的是同样长发披肩的张悬。
　　前海基会副秘书长焦仁和之女的张悬（原名焦安溥）出身名门，13岁创作，19岁签约，25岁发片，看似一帆风顺的从艺经历其实也经历过12年的积淀，她说新专辑《城市》中的《南国的孩子》其实是她19岁时的创作：“从那时起，我开始记录社会，比如台湾台东地区的原住民。我的一些朋友带着梦想来到城市。我写这样一首歌，希望听者听到这首歌曲时，能想起一些美丽的人和美丽的事。”
　　那样温暖的声音，其背后却隐藏着激情。张悬组过好几个乐队，从最早的芒果跑乐团（mango run）到后来的打嘟嘟乐团、Algae乐团，张悬都担任主唱和吉他手。看她的演唱会，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张悬，多首抒情摇滚引爆了现场热力，那是压抑后的爆发，还是两生花的双面？
　　只是在热烈背后，张悬和陈绮贞都要面对孤独和寂寞，因为她们的音乐太淡然，淡然到仿佛雁渡寒潭，雁去潭不留影。
　　
　　王若琳与苏打绿：无法定义、炙手可热
　　
　　要说2009年最炙手可热的小众歌手，一定非王若琳莫属。2008年出版第一张唱片《Start From Here》之后，就横扫各大颁奖礼的最佳新人奖。
　　所谓小众歌手，大多曲高和寡，清新淡雅有余，卡拉大热不足。但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时间进入2009年，喜爱王若琳也成为了一种时尚。
　　虎父无犬女？她的父亲、台湾著名音乐人王治平在她12岁那年送了她一把左手用的吉它，因为王若琳一直希望自己能像披头士乐队的左撇子保罗·麦卡特尼一样，用左手来弹琴。
　　王若琳的音乐有着异域的情调，还有一份超越年龄的成熟，刚刚21岁，她的嗓音恰是林志玲的对立面。在流行音乐中义无反顾地加入Jazz，让人想到诺拉·琼斯和小野丽莎的风情。举手投足之间的优雅让人觉得很舒服，台湾音乐人陶喆一听到王若琳的声音就被她迷住了：“她的才能是上帝赐给她的天份。而我们的耳朵也终于有福份，可以听到一个有灵魂的声音。”张悬在谈到王若琳的时候同样对其赞不绝口：“既像咖啡有的浓郁又有酒精能带来的醉意。让我们听歌的耳朵一边被沁透,一边生出温热。她的声音，真是美得不得了。”
　　再也不是卡拉OK歌曲包打天下的时代。王若琳用她的音乐方式证明，在新世纪，一个人只要坚持自我，彰显自我，就有她的音乐空间。
　　王若琳的音乐很难定义，同样无法定义而又同样炙手可热的是奇怪的苏打绿乐团。
　　他们说，这是一种“一种慢性腐蚀心灵的旋律性饮料”，看看他们在台湾受到的欢迎就知道这种饮料的腐蚀性了。苏打绿的英文是sodagreen，是苏打水和绿茶的混搭？主唱青峰觉得他们的音乐像苏打，同时他又特别喜欢绿，所以就取了这样古灵精怪的名字。
　　鼓手小威、贝斯手馨仪以及主唱青峰在国立政治大学附中时期就组成了乐团，玩音乐一直玩到同时考入政治大学。2003年7月，苏打绿在海洋音乐祭小舞台演出，结果被林暐哲（又是林暐哲！）慧眼识中，加入林暐哲音乐社，从此正式步入音乐圈。
　　很多人说他们的第一张唱片《苏打绿》“离谱的好听”，主唱青峰的歌声忽男忽女，曲风也是时而摇滚狂烈、时而民谣般的细腻清新，Rock、Folk、Metal、Jazz，学生气息的苏打绿年轻无极限，所以什么都敢于挑战，什么都敢于尝试，这是他们大受欢迎的主要原因吗？2007年第18届金曲奖获得“最佳乐团奖”、最佳作曲人奖等7项入围；2008年第9届CCTV/MTV音乐盛典“港台年度最佳组合奖”；2008年6月15日，在北京北展举办一场演唱会。消息公布后，售票一抢而空……
    曾几何时，因为和主流音乐市场的口味差距太大，以梦为马用梦来写诗的小众歌手们吟唱着青春、爱情和孤寂，却在市场上遭遇冷遇。张楚时期的魔岩唱片、郑智化时期的可登唱片、艾敬时期的大地唱片都已经成了美好的回忆。但是，达明一派却在商业味十足的香港成功突围，罗大佑依旧叛逆，注重音乐而不是绯闻的小众歌手，似乎也总有一线希望能够成就梦想。
    直到2009年，小众有时候也会成为大众，只要你用心聆听！
　　
　　河西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河西 — Mon, 27 Jul 2009 09:05:30 GMT+8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一朵火，不独是个能燃烧而温暖的东西，而且是家庭悠久生活的一个象征，游子久别归来所向往的欢乐、营养和庇护的永久的泉源的一个标帜。人与炎炎烈火相触，必致受伤，但在炉灶中他却不加畏避，反而向它崇拜，并且为它而战斗。

　　杜威在《哲学的改造》一书开篇，为了证明人和下等动物之间的差别，他以火为例——因为人有记性，而且保存着且记录着他的经验，所以火就不再仅仅是物质的火，它成了象征，成了一种精神性的存在。

　　 革命的火种

　　革命以一种反和平的方式传递着火种。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发表了脍炙人口的宣言式文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以一种一贯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毛泽东强调，革命的高潮期不是遥不可及，而是近在眼前，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在革命低潮期，革命的火种虽然看似微不足道，但它呈燎原之势却可能以一种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到来。

　　从列宁和托洛茨基创建苏联红军开始，红色就是左翼革命的专用色，它是火焰的符号。托洛茨基的名言“以革命的火炬烧掉旧世界”曾经让在苏联留学的蒋经国热血沸腾。而毛泽东算不算一个普罗米修斯似的盗火者？一团革命的烈火一直在毛泽东的胸中燃烧，直到他的晚年，仍然没有熄灭。《革命道德——关于革命者的精神分析》的作者威廉·H·布兰察德在谈到卡尔·马克思的时候，这样来描述他和普罗米修斯之间的区别：“马克思在与上帝做着斗争，他极力模仿普罗米修斯。但他不是要从上帝那里盗火，他将用他的智慧表演出惊人的技艺，他将撼动地球和天庭。要达到这一奥林匹斯诸神才有的威力，就必须超越所有那些发自民族的和文化的偏见的智慧。”毛泽东也在撼动着地球，但他似乎更愿意让自己和普罗米修斯合二为一，他用火焰预言并推动着革命的高潮，却没有警惕到杜威所谓“人与炎炎烈火相触，必致受伤”的结论。布朗基说社会主义是带电的火花，它照耀并激励着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也只有在这些学说的鼓舞下才会行动起来，才能燃烧起来。燃烧的结果是“对城堡开火！打倒财主！处死剥削者！”这些欢呼声携带着狂热的暴力，缔造着乌托邦的乐园。

　　于是，红色的火焰汇聚成了红太阳。太阳灼热的光芒也让歌颂着太阳、写下《太阳·七部书》的海子感到不适：“麦地/别人看见你/觉得你温暖，美丽/我则站在你痛苦质问的中心/被你灼伤/我站在太阳痛苦的芒上”（《麦地与诗人·答复》）。这是火焰/太阳的辩证法。狂欢与日常，火焰的温度和范围都需要一点控制，强了，成了火灾；弱了，连蕃薯都烤不熟。

国会纵火案与火烧圆明园

　　作为革命的反面，希特勒也敏锐地注意到火与政治的关系。他觉得，与其让共产党人掌握主动，还不如先下手为强。嫁祸于人是一种很好的方式，而纵火，看来真是大逆不道。在国会起火后的第二天，普鲁士政府发表了一项长篇声明，宣称他们发现了共产党的文件，上面写着：“焚毁国会是流血暴动和内战的信号。”

　　当时的德国副总理弗朗兹·冯·巴本正在款待年老体衰的总统冯·兴登堡。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他写道：“突然，我们看到窗外有一道红光，并且听到街上有人在喊叫。有一个仆人匆匆到我身边低声说：‘国会起火了！’我马上转告总统。他站了起来。我们从窗口可以看到国会的圆尖顶，仿佛被探照灯照亮了一般。隔一会就冒出一道火舌和一团浓烟，使你瞧不清轮廓。”

　　戈培尔和希特勒一到现场就马上宣称：这是一件罪行，是共产党犯的罪行！确实，一位共产党员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荷兰共产党员马里努斯·范·德·卢勃是个对纵火有着特殊癖好而且头脑愚钝的激进主义者，他偷偷潜入国会议长府，放了几把火。这真是天赐良机。卢勃马上给逮了起来，他们真想马上把他绞死。但是，卢勃仍然是替罪羊，他放的火很快就给人扑灭了，真正的国会纵火案都是纳粹操纵的结果。因为在1942年希特勒生日的那天，也许是为了表功，戈林突然打断大家的谈话，大声说：“真正了解国会大厦的，只有我一个人，因为是我放火把它烧了。”

　　如果说国会纵火案这次自导自演的丑剧还不敢太过张扬，那么殖民主义者的火焰就要嚣张得多。英法联军错误地认为，通过向中国的起义领袖项羽学习，就可以摧毁秦始皇后人的战斗意志。当然，中国人自认为是汉族，秦始皇的文功武治对他们来说似乎有点遥远。而且，火烧阿房宫的往事由于缺乏实证，让现在的考古学家们产生了一些难以排解的困惑。阿房宫考古队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李毓芳研究员在考察了阿房宫遗址后发现，夯土台基面的东、西、北三面有墙、南面无墙。三面墙所围区域内没有秦代堆积层，没有宫殿建筑遗迹，也没有发现火烧痕迹。于是，他大胆猜测，火烧阿房宫的故事可能和许多演义传奇一样荒诞不经。

　　火烧阿房宫也许只是野蛮行径的一次幻想，火烧圆明园则被确认是文明人所做出的最野蛮的行径之一。咸丰皇帝虽然体质虚弱，却很要强，而且显然高估了八旗子弟的战斗能力。他命令手下扣留英领事巴夏礼，以一种罗慕路斯大帝似的方式令英方震怒。1860年10月13日，僧格林沁兵败如山倒，联军攻陷北京。额尔金以被俘的39人中死了20人为由，下令焚烧圆明园，作为献给清朝皇帝的见面礼。10月18日，英法联军开始纵火，连烧三日三夜，大火烧红了天空和大地，将清政府一百五十年经营的御苑，所有的园庭、殿阁、楼台、馆榭，统统付之一炬。这场大火确实令清政府尊严丧尽，恭亲王答应了英、法的一切要求，另付因被捕而死亡的员弁恤金五十万两。不过，差不多是一百年后，形势发生了逆转，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埃德加·斯诺在面见毛泽东时隐晦地表示：火烧英国代办处是“文革”失控的重要标志之一。

火：古典社会的伦理悲情

　　在消防队正式组建之前，火攻常常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三国演义》中南方水乡的吴国似乎特别喜欢用火，火烧赤壁、火烧连营让魏蜀两国无功而返，损失惨重。古代用五行生克来讲朝代兴亡替代，迷信的五行论者认为，每一个朝代都与五行一一对应。这种思想为邹衍所创，本来依照五行相克的次序来排列。他说：虞土，夏木，殷金，周火，秦水，所以汉初自认为是土德。但刘向父子却反其道而行之，改五德的次序为五行相生。黄帝既然以黄为名，黄为土色，其为土德，无可移易。这样一来，依五帝的次序，颛顼水德，帝喾木德，尧为火德，尧以后则虞土、夏金、殷水、周木，因为秦时间太短，被视为闰位，不算入五德相承次序。这样汉就成了火德，“火欲殂”就是汉朝将亡的征兆。依照他们的看法，我们也许可以说，刘备的防火意识不够强，是他难以实现汉帝国伟大复兴的最大障碍。

　　在中国古典思维中，大火一直是伦理与强权之间矛盾冲突的体现。最著名的例子是介子推的故事。这位孝子宁愿被火烧死，也不愿离开自己的母亲独自下山报效朝廷。春秋时期另一位被火烧死而载入史册的是一位烈女。吕思勉在《吕著中国通史》中引述《礼记·丧服四制》的故事：鲁君的一个女儿，嫁给宋国的国君，称为宋伯姬。一天晚上，宋国失火，伯姬说：“妇人夜出，必待傅姆。”傅姆是老年的男女侍从。她觉得一个文明的妇人，如果在晚上单身夜行，不免给人以口实。傅姆不至，不肯下堂，遂被火烧而死。

　　《水浒传》中火烧草料场再次让林冲忠君报国的封建思想落了空，而格非的长篇小说《敌人》一开始的那场大火仿佛巨大的阴影照临赵氏家族每一个成员的内心。这场大火既可以看作古典时代即将消亡的隐喻，又是现代文明必须面对的遗产，它在格非的小说中制造了许多伦理悲剧。《敌人》中的所有人几乎都在孤独和压抑之中发生了心理变态，乱伦、窥淫癖、抑郁症、禁欲和纵欲、偏执和饶舌，这些精神病症取代了乡村的淳朴、诗化经验而被改编成一出荒诞剧——最令人瞠目结舌的就是赵少忠对自己儿子痛下杀手、对自己的女儿柳柳施暴的情节设置（虽然他没有明说），难道中国农村社会的古典伦理规范真的在一场缔造现代化的革命大火之后丧失殆尽？

　　《荒原》第三节“火的布道”也是一次毁灭性的大火。苦闷的基督徒艾略特投向佛教的怀抱，他试图来一次凤凰涅槃式的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他激动起来：

　　燃烧，燃烧，燃烧，燃烧

　　啊，主，你拔我出来

　　啊，主，你拔

　　燃烧。

　　古典社会的伦理悲情，到现代娱乐社会不免就成了两情相悦分分合合的作料。当巩俐在《古今大战秦俑情》中“奋不顾身，投进爱的红火”，用一种哀怨的眼神对张艺谋流连时，叶倩文唱起黄霑作词、黄霑和老搭档顾家辉作曲的《焚身以火》，也是如泣如诉，令人断肠。

　　《观物内外篇》说火是太刚，水是太柔，火是激情的表征。台湾的魔岩公司在中国内地打造摇滚品牌，第一张合辑取名“中国火”，由于没有水样太柔的台湾抒情歌曲的衬托，整张唱片实验有余，可听性方面终究有点挑战内地听众耳膜的意思，红火了一阵子，出到第三张后就难以为继，摇滚乐的先驱者终究要走上布鲁诺走过的道路。他们用自我的牺牲来印证一条真理：火是光明。

宗教、规训与惩罚

　　“在我的农庄里，当我认为必要时，我也将用雷和火来净化。”一位俄国领主对其农奴训话时大言不惭地说道。俄国的农奴制度虽然不足为训，但他的话至少证明一点，人们相信，火是可以净化人类的肉体和心灵，正如《少林寺》中舍身自焚的方丈让多少刚刚走出“文革”阴影的中国人再次领略了人性的魅力。某些苦行者的自焚是对凤凰的模仿。按照古代阿拉伯人的观念。凤凰每500年从阿拉伯飞到埃及，在埃及的赫利俄波利斯将自己的父亲焚化或者把它埋入阿拉伯松香做的蛋内。据说它活到500岁、1461岁或7006岁时都会自焚，然后返老还童。

　　既然火具有这样的魔力，拜火教徒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当马可·波罗抵达一座名为卡拉·阿塔佩里斯坦的城堡时，他第一次见到拜火教徒接上了头。根据马可·波罗的研究，拜火教的起源是这样的：三位波斯哲人去礼拜一位刚出生的先知，这个婴儿给了他们一个紧闭的箱子。在好奇心所驱使下，他们打开了箱子，发现其中装着一块其貌不扬的石头，觉得自己受骗了。就将石头扔入一个坑中，谁知石头却马上燃烧了起来。他们这才知道这块石头并非俗物，就将一点火种带回了家乡，把它放在一个教堂里，将其供奉为神。

　　波斯拜火教的教徒们崇拜的是光明神奥尔穆兹德，这和崇拜太阳神阿波罗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但在中国，不论是祆教还是摩尼教，都难登大雅之堂，所以金庸只能将其神秘化，用了一个更加中国化的方式来指称他们：明教。

　　火与宗教的关系一直非常密切。基督教动不动就用火刑，佛教徒则第一次在中国推行火葬，道教徒用火来炼丹，结果吃死了很多人，至于大炼钢铁算不算一种宗教式的狂热则需要后人来评判。在很多时候，火被仪式化了，但在一些实用的场合，火仍然在发挥着不可动摇的作用。

　　荷兰学者约翰·古德斯布洛姆在《火与文明》一书中论述了火与规训惩罚之间的关系。基督教在迫害异教徒的过程发现了火的恐吓作用。一是火刑，用以处死那些宣扬异端邪说的人；另一个则是地狱与炼狱的知识恐吓。在950年至1250年间西欧迫害运动的兴起时，异教徒、犹太人、麻风病人、鸡奸者、通奸者、巫师都遭到了惨无人道的火刑的招呼。毫无疑问，宗教政权通过对他们的火刑迫害，统一了意识形态方面的认识，巩固了政权，虽然手段毒辣了一点。不要忘了俄国那位出口成章的地主的箴言，火是一种净化工具。最大的痛苦还不在于生前的皮肉之苦，死后那烈火遍布的地狱场景才让虔诚的教徒想起来就害怕。尼德兰的画家博斯画过炼狱中的苦境，17世纪意大利耶稣会神父彼得罗·皮那蒙蒂是位想象力丰富的文学家，他写道：

　　每个受罚的人，都会像一个炙热的烤炉，胸腔内外炙热难耐，混浊的血液在血管中沸腾。头骨中的大脑，胸腔中的心脏，躯体内的脏脾，莫不如此。

　　只要他还没有炼就孙悟空的金刚不坏之身，他就一定会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化作一缕青烟。1600年2月17日，喜欢讨论飞马的占卜的布鲁诺被罗马冷酷的宗教裁判所宣布死刑。在罗马的鲜花广场上，布鲁诺高声说道：“你们向我宣布判决，比我听到宣判死刑更加恐惧。”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他那么勇敢，伽利略面对火刑的刑罚退缩了。布鲁诺本来也可以明哲保身，但是他对那些毫无天文知识的人说：我并不准备认罪悔过，也不知道自己应该为什么事情悔过。在火焰面前，他选择了真理。

河西

中国楼市：要GDP还是要民意？

河西 — Mon, 20 Jul 2009 04:19:39 GMT+8

　　中国楼市：要GDP还是要民意？
　　
　　近几个月来，北京、上海的楼市春雷一声平地起，一场及时雨浇得原本如热锅上的蚂蚁的房地产开发商心花怒放：解套了，解套了，终于解套了！不仅解套，而且从短暂的“房奴”继续翻身作主人，房价还以一周一个样，三周大变样的方式带动中国经济复苏。
　　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外贸交易大幅下挫的大背景下，中国楼市缘何逆市上扬？开发商一脸无辜、政府沉默寡言，这都是一种正常的政府和经济行为吗？
　　“像我们公司做得比较好的年轻设计师，年薪有20万，可是在上海买不起房，这长年以往就是一个问题！”美国波士顿设计集团总裁朱儁夫对上海房价的过速上扬忧心忡忡，而体制外设计师艾未未对笔者也直言不讳地直斥房地产的黑幕：“我觉得开发商基本上好人不多。我可以对你明确的说。一方面，他们的利益是从不公平竞争中得到的，他们中相当多数的人和政府和权力之间有不正当关系，并从中获得了最大的收益，对客户又是缺斤短两。我觉得中国第一批的开发商都是挺差劲的人，他们如果要脸的就不要再混了。他们是暴利是毫无疑问的，他们拿到一个土地的批文，就可以从银行贷款，房子还没盖完，就可以卖出，那不就是政府给你的特权得到所有的利益吗？最初这批人都是这样拿到的钱，他什么东西都没有，你可以想象，他要腐败多少人才能拿到这批文？”
　　艾未未的炮轰当然有其偏激的一面，但作为一个准业内人士，艾未未的批评有其一定的可信性。中国问题在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不透明，各种相互矛盾的统计数据让人目不暇接，假按揭、捂盘惜售屡禁不止却不见政府有力的措施。房地产在中国的税收中到底占多大的比例？当地政府是否刻意扶持房地产“救市”并从中收益？民众应该有知情权，应该有了解现在的房价和股市是偏离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还是符合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的权利。
　　形势一片大好永远是《新闻联播》的基调，但是中国真地可以可以跻身于2G了吗？改革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请不要忘了，中国人均GDP在世界上仍然排名100位之后，有数据表明，在贫困地区的农民、下岗工人的生活在90年代之后增长缓慢，三农问题和三工问题仍然非常突出。8％甚至10％的GDP增长其实质是贫富差距的加大，富者更富，贫者，套用陈明真的歌词，则是“工资痴情的脚步追不上房价变心的翅膀”。
　　任何市场都会有周期性的波动，房子怎么就没有投资的风险？地震后房子不会倒？朝韩战争一旦打响韩国的房价还会上涨？一幢房子建好70年难道不会有沉降、不会有裂缝？香港楼市在1997年的金融危机之后现在的房价有没有恢复到1997年的最高值？美国的楼市难道不在金融危机时应声下跌？粮食、水、空调、冰箱难道就没有刚性需求？如果房子的情况可以成为先例，那么为什么粮价、水价、空调、电视不能以房价的速度上涨？谁在保证上海和北京的房价可以一飞冲天而且步步升天？这显然违背经济规律－－如果没有政策和当地政府扶持的话。今年1月和2月，上海市两位重要领导分别发出这样的声音：“房价不能高，不能再涨了”，“上海的房价太贵了，接下来要控制和平抑房价。”言犹在耳，可是不仅没有见到上海市有力的继续下降“天价”的措施，恰恰相反，在“小阳春”的推动下，短短几个月，上海的房价却高歌猛进，向着更高的“天空”一骑绝尘，这难道不应该问责当地政府宏观调控的失职？而房价与政策之间的关系已经昭然若揭。
　　如果中国房地产只涨不跌，或者小跌大涨，那么可以设想，若干年后，那些希望买房保值的居民将会等到这样一幕啼笑皆非的悖论式场景：自己的房子涨了，可是他们的儿女长大成人之后，将像伊朗人一样连富商都买不起房！这是非常危险的讯号。20世纪初，现代主义建筑大师柯布西埃提倡廉租连排公寓，他在《走向新建筑》中有一句名言：“不要新建筑就要革命！”建筑学界的学者大多将其视作现代主义运动在建筑本体上的革新诉求，实际上，柯布西埃等有良知的建筑师希望用建筑的改革来缓解日益加深的阶级矛盾，他们发起的现代主义运动是一个社会主义思想兴起的大背景下的建筑思潮，这一思潮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深受马克思影响的英国设计师威廉·莫里斯。美国南加州大学建筑学院院长马清运先生指出柯布西埃意义上的廉租连排公寓永远有其存在的必要。“当然需要，”他说，“它是一个社会功能学的问题，它需要社会的组织体系来制定，由政府来操作。这是一个成熟的政府永远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前两年，中国一直在考虑如何提高自己的经济加入国际经济圈，但是房地产这部分却没有按照国际经济走，这是特别需要政府加以注意的。”
　　马克思不是先知，马克思谈的最多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怀抱着对于穷苦大众深深的同情，马克思预言了革命，并且，他同时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是阶级意识发展得最为充分、阶级矛盾最为突出的社会形态，这当然是以扩大再生产后资本积累乃至垄断导致贫富差距迅速加大为基础的。在一个消除了阶级分化的社会中继续推行阶级斗争是灾难，但是在一个阶级矛盾日益突出的社会中，马克思所说的阶级性和阶级意识在“仇富心理”中已经初现端倪。试问，大多数保姆有白领的尊严可言吗？一个为上海的建设发展做出贡献的普通农民工有能力在上海买一套房子安居乐业吗？
　　虽然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抽象地说“人是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但同时他也承认：“人的根本是人本身。”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不是经济唯物主义，其核心关注的是最大多数人的幸福，革命只是一种手段。可以预见，在一个伯恩斯坦所谓的“中产阶级”并不发达的国度，如果任凭楼市疯狂下去形成“资本的暴政”，在中国土地上会造就新一代的“无产者”吗？即将所有收入变成贷款和“保值”房子的无产者吗？
　　房价的非理性暴涨必然导致两极分化加剧，商品拜物教成为社会的主要评价机制，腐败在诱惑官员－－如果抛开福利性配给或腐败的因素，以现在公务员的收入也买不起房。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亡羊补牢未为晚矣，可是当民怨的积聚变成鱼死“网”破之时，恐怕就不是在“网”上装个绿坝就可以阻挡洪水般的民意的了。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不成丢掉大陆，通货膨胀的危险可能猛于虎，房子问题是关涉民生的大事，执政者切不可为眼前的短小利益而牺牲民之根本，不能因为金融危机后GDP对房地产的依赖加剧、因为房地产为政府带来可观的税收，就放松调控政策甚至暗地扶植，因为凡是泡沫就必然会破灭，越大的泡沫就会响得越大声。
　　
　　河西
　　2009.7.20

明星的非正常死亡：酷派偶像的异化

河西 — Thu, 09 Jul 2009 05:53:55 GMT+8

明星的非正常死亡：酷派偶像的异化

河西

杰克逊在舞台上的表现令人痴狂

　　上世纪70-80年代是流行音乐的黄金时期。

　　“作为一个唱片公司的从业人员，我觉得迈克尔·杰克逊其实是唱片工业最辉煌的时期No.1的代表艺人，他的唱片销量，他的签约金、拍MTV花的钱，演唱会的敬业标准以及引起的影响力……这是唱片工业永远无法回去的年代。他的唱片一张可以卖到几千万张，甚至过亿，这是太了不起的事了。杰克逊签约Sony唱片的时候签约金有10亿美元。从迈克尔·杰克逊的身上，我们可以了解到，唱片工业在当年是多么的辉煌。”面对一代巨星迈克尔·杰克逊的陨落，身为唱片公司老总的宋柯也不禁又感叹起市道的好坏。

　　在迈克尔·杰克逊的生前身后，作为一个传统中产生的巨星，如果我们不是孤立地看待这样的现象，那些曾经闪烁的巨星，有多少人像杰克逊一样突然离我们而去？留下一个璀璨夺目的背影？

　　最早是神秘死去的猫王。

　　随后，愤怒、性爱、吸毒、摇滚、诗意……样样都有的大门(The Doors)乐队遭遇了重创。1971年的6月3日，正如后来大导演奥立佛·斯通在其执导的电影《门》中所拍摄的，大门乐队主唱吉姆·莫里森死于自己的公寓，经警察检验后认为死于心脏病。他被葬在巴黎安息着卓别林和巴尔扎克的皮尔拉兹公墓。在之后的日子里，他的墓地成为新一代摇滚心中的圣地。1980年9月25日，红极一时的摇滚乐队齐柏林飞船(Led Zeppelin)鼓手被发现死于醉酒后造成的窒息。同年10月，乐队解散。而同样红极一时的涅槃乐队(Nirvana)的主唱柯特·科本呢？他留下了写给自己的妻子的遗书：“所以千万要记得，在灿烂的瞬间燃烧地死去总比最后无声无息地消失好！！ ”……当麦当娜容颜依旧时，我们也许早就遗忘，那些像杰克逊一样英年早逝的音乐奇才们，这是一个时代银河中的星辰，依旧闪耀着死亡的光芒。

　　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明星，这些酷派偶像也在经历一次马克思意义上的异化。一旦进入唱片工业造神运动的轨道，酷派偶像的身体就不再是他们的个人财产，而成为供大众消费的商品。他们具有巨大的交换价值，并且因为这种商业上的交换价值而日渐强化包装的重要性。由新人本人的个人魅力出发，唱片公司、电影公司和这位渴望成功的新人形成一种“共谋”，共同向歌迷和影迷输出好莱坞式欲望：日常生活也要名流化。

　　毫无疑问，人的商品化的代价是迷失自己，这是西方社会中的卡夫卡式的迷惘和愤怒如此普遍的缘由所在。他们会变成大大小小的甲壳虫吗？披头士/甲壳虫、卡夫卡和《裸体午餐》的作者威廉·伯勒斯似乎同时在呼应着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可以对比一下在前苏联时期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情况，青年人的愤怒往往表现为排外性，是对某一个假想敌的对抗性冲动，不论这个假想敌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标榜自我革命的纯洁性是他们首先要完成的工作——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如果有思考过的话，那也只是反压迫、自由和逃离，而不是变异。

　　在美国，迷失的结果是杰克逊们成名前的青涩模样逐渐隐藏在包装的光环背后，直到有一天，他们将忘记自己的脸——就像杰克逊所做的那样。脸是最大的包装品，不论是不是因为白癜风导致的病斑而使得杰克逊不断地用化妆品来掩盖它们，还是刻意地“漂白皮肤”，杰克逊都在为不能很好地包装自己的脸而感到焦虑。这让人联想起20世纪初，王尔德在他的长篇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中早就预言了杰克逊最后悲剧性的结局。道林·格雷的画像随着格雷心灵的变化而变化，最后，当他把刀子插入那画的胸膛时，那刀子却戳穿了他自己的胸膛。

　　明星的非正常死亡是异化的极端结果。用薛岳临终的那首著名的歌曲来追问已经抵达天堂的杰克逊：“如果还有明天，你要怎样装扮你的脸？”

迈克尔-杰克逊：随风而逝

河西 — Thu, 09 Jul 2009 05:43:35 GMT+8

迈克尔-杰克逊：随风而逝

河西

Thriller时代的杰克逊

杰克逊一直喜欢小孩，这也造成后来对他的争议

杰克逊在舞台上的表现令人痴狂

　　2009年6月25日，美国西部时间12点21分。

　　“这里有位先生需要抢救，他已没有了呼吸。”有人给美国加州当地的911打去紧急求助电话，对方的声音很焦急。

　　大约十分钟之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疗中心接到了911转来的通知。救护车呼啸着飞驰而去。

　　当医护人员赶到加州洛杉矶荷贝尔山的一幢居所里时，他们惊讶地发现处于休克状态情况危急的正是一代巨星迈克尔·杰克逊，旁边站着脸色凝重的杰克逊私人医生和他的助理，私人医生已经做过简单的急救工作但毫无起色。

　　一个小时后，救护车载着深度昏迷的老天王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疗中心的急救室，医生们全力抢救，却终究回天乏术。

　　14点26分，一代音乐巨星从此天人永隔，终年50岁。

　　是天妒英才还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是劳累过度还是药品催命？杰克逊的死留下了太多疑问，而迈克尔的助理透露的信息则可能是致命的缘由：他曾告知医疗人员，迈克尔的休克可能与他过量注射德洛美(Demerol，通用名为哌替啶)有关。

　　太空行走

　　迈克尔·杰克逊突然离世的消息一经传出就震惊了整个世界。

　　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人，谁没有受到过杰克逊音乐的冲击？这位被伊丽莎白·泰勒称之为“流行音乐之王”(the King of Pop)的黑人男孩曾经用他恢宏华丽的音乐、舞蹈和MTV让人目瞪口呆，在乐坛建立起他的神圣罗马帝国。他的每一节骨头仿佛都是为舞蹈而生的，那颗永远激昂跳动的心脏仿佛不知疲倦的马达，为杰克逊的“太空行走”输送着能量。

　　1983年5月16日，25岁意气风发的迈克尔在参加“摩城唱片25周年：昨天，今天，永远”的演出时，首次亮出独门舞步：在地球重力影响下，却表现出某种失重的状态。

　　所有的观众都为他尖声惊叫，他们从来没有看到地球人跳过这样的舞蹈，这是个长着黑人皮肤的外星人吗？这还是那个在“杰克逊五人组”(Jacksons 5)中鬈曲头发的青涩少年吗？脱胎换骨的杰克逊用他灵活的脚步丈量着人生的辉煌，在精心打造的MTV中，杰克逊尽显舞王本色，特别是1991年，杰克逊与新力公司以高达8.9亿美元的天价合约发行唱片《危险之旅》(Dangerous)，杰克逊又唱又跳的风格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困境》(Jam)的MTV中，杰克逊与篮坛飞人乔丹一边打篮球一边跳舞，而在另一支以古埃及为背景的MTV《记住那段时光》(Remember the Time)中，喜剧明星艾迪·墨菲扮演埃及国王，他那冷艳迷人的王后面对能歌善舞的杰克逊早已乱了分寸，在长达7分钟的音乐录影带过后，杰克逊花哨的舞步和他白得吓人的皮肤一起令艳后为之倾倒。

　　杰克逊真正意识到了MTV对于表现音乐的重要性。他那充满特技、充分展示其出神入化舞技的MTV至今仍然是MTV史上的奇迹。在这个意义上，杰克逊成为了一个身体与声音共同参与音乐创作的歌手，不仅声音的辨识度让人一听难忘，而且肢体语言也极为丰富。杰克逊自己当然注意到了自己先天的优势，在MTV方面更是不惜血本。1990年，面部不断变化的《黑或白》(Black Or White)耗资400万美元，长达11分钟。自从MTV这种音乐形式出现以来，还从来没有一首歌曲能像《黑或白》那样受到一部大片般的待遇。1990年11月14日当晚20点25分，美国福克斯电视MTV 及Entertainment Television等电视频道和全球27个国家同步推出，世界首映，这样的情形除了如日中天的迈克尔·杰克逊之外，还有谁能与之争锋？

　　丑闻缠身

　　1985年，迈克尔·杰克逊和莱昂纳尔·里奇共同创作的公益歌曲《四海一家》(We Are the World)让杰克逊的事业达到顶峰。

　　“We are the world，We are the children。”简洁无邪的歌词加上44位群星发自肺腑的真情流露，这张单曲在美国狂销700万张，直到1997年才被艾尔顿·约翰的《风中之烛》超过。

　　这首歌曲之所以能大获成功，和杰克逊的创作当然关系密切，我们从他的所作所为中也不难发现他对于儿童的喜爱，特别是身患绝症以及贫穷的儿童。

　　作为一个非洲裔的美国黑人，他在美国的童年经历并没有人们想象中完美。他的父亲约瑟夫·杰克逊赐予了他音乐和舞蹈的天赋，却没有给他一个温暖的家庭。他的父亲对子女非常苛刻，而且经常对他们实施家庭暴力，以至于有一次，杰克逊在电视访谈中谈及童年往事，竟忍不住潸然泪下。

　　就是这样的伤痛让杰克逊一个人支持了世界上39个慈善救助基金会。他保持着2006年的吉尼斯世界个人慈善纪录，是全世界以个人名义捐助慈善事业最多的人。他一度住在位于加州圣巴巴拉县的梦幻庄园里，这座庄园根据童话《小飞侠彼得·潘》中的同名庄园建造而成，几乎就是一个人间的天堂，然而它给予杰克逊不是童年的补偿，而是短暂快乐后的焦头烂额。真相扑朔迷离的娈童案让迈克尔·杰克逊几乎声名狼藉。人们猜测，他原本准备在伦敦举办的50场告别演唱会只是为了改善他入不敷出的生活以及偿还高达5亿美元的债务。

　　就像《危险之旅》封面上的迈克尔·杰克逊只露出一双神秘莫测的眼睛，对于这双眼睛背后的巨星，我们几乎一无所知。男人心也可以似海深，《纽约时报》说：“他是流行乐坛拥有歌迷最多的歌手之一，却没人真正了解他。”而资深音乐批评家颜峻对于杰克逊也只能说是望洋兴叹：“说到内心世界，迈克尔·杰克逊的确封闭得厉害，他不但从未谈论，也从未在歌词中表达，他拒绝与成人世界交流——据说他并不是恋童癖，据说他喜欢和孩子交流，至少我们已经知道他在关心儿童方面已经达到了偏执的地步，如果不是为了从中找到某种能量源泉，我找不到别的解释。封闭在儿童世界里的人是不是完美的？是不是追求完美的心理疾病？”

　　而太合麦田的宋柯先生则试图从处女座的杰克逊追求完美的个性上对其作了辩护，他说：“我完全可以理解迈克尔·杰克逊在90年代后的变化。他对自己的要求太完美了。有一点点瑕疵的东西，不论是歌曲、造型还是外表，他都要求完美。”

　　影响中国

　　迈克尔·杰克逊的突然去世让宋柯无法面对：“非常震惊，非常惋惜！”电话那头，他的声音低沉着。

　　北京后海的夜晚被杰克逊迷的歌声和悲泣所照亮，很多人在杰克逊的歌声中泪如雨下，因为在这些歌声中有他们的爱、欢笑和青春。

　　由于时间上的契合，杰克逊在遥远大洋彼岸的音乐对古老东方的中国无异于一场西方流行文化的启蒙运动。宋柯向记者回忆，最开始听到迈克尔·杰克逊的歌曲可能是在1983至1984年间，“一开始是卡带，后来是录像带，就看到《战栗》那张唱片里的两三个MTV了，真的很震撼。”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青年对于流行文化有一种极度的渴望。“那个时候的中国流行音乐不是不发达，而是非常不发达。当时基本上没有什么音乐工业。你可能听说过迈克尔·杰克逊这个名字，但是只有当你真正地看到他的MTV，你才能知道，原来流行音乐的巨星是这样的。”宋柯说。

　　当时中图引进的原装正版卡带或唱片对于普通音乐爱好者来说实在是价格不菲，宋柯印象中他们听着拷录的卡带，觉得杰克逊真是一位天才：“他绝对在我喜欢的歌手里面，至少在前五位吧，他实在是太有才华了。他多多少少都会对全世界的音乐人有一些影响，从创作到唱到舞到创意和现场魅力，我觉得真是一个世纪才出这样一位这样级别的天才。他会给你带来很大的震撼。”

　　中国引进的第一张迈克尔·杰克逊的专辑是《真棒》(Bad)。当时参与引进杰克逊专辑中文版的资深音乐传播人徐冰先生觉得，杰克逊的音乐不仅仅是一种流行音乐，“它和80年代整个世界的更替是息息相关的，即使后来杰克逊的歌曲没有什么播放的限制了，我们播他的歌，还是要请些老法师来把关，就担心他的歌词里有一些性或政治的内容。”徐冰记得，在中国，最早堂而皇之地播放杰克逊的歌曲就是那首著名的《四海一家》，也许是因为这首歌曲积极向上的内容，它在中国的传播不仅没有遭遇任何的阻力，而且还催生了它的衍生产品：罗大佑的《明天会更好》和郭峰的《让世界充满爱》，连演唱的方式都如出一辙：群星人口一句。

　　“这首歌曲给中国人的意识形态上了一课。”徐冰说，“这是什么样的Power？什么样的力量？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从来没有一首流行歌曲会有这样大的社会影响力。杰克逊的影响力我觉得不应该简单地从流行乐的角度来分析，他是文化的冲击，他超过一般的歌手也更多地在文化上。”

　　他的很多唱片后来国内都出版了，唱片公司在引进之前也曾经征询徐冰的意见，因为他听得比较早。徐冰说他当时是在广州买的盗版碟，杰克逊带来的革命性听觉感受深深地感动了音乐路上的年轻人。在约翰·丹佛的乡村音乐占国内西方音乐主导地位的80年代，杰克逊的音乐无异于一道闪电，在惊蜇过后让许许多多像徐冰这样的音乐人受到了一次音乐的洗礼。

　　杰克逊情结

　　在杰克逊的世界波面前，人们臣服了。罗志祥毫不掩饰自己是杰克逊的歌迷，韩国小天王 Rain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为失去了自己的偶像而黯然神伤，还有骨灰级歌迷郭富城，他苦练舞蹈也许只为了更加接近迈克尔·杰克逊的舞技和成就。

　　宋柯说身边的台湾朋友都曾经看过杰克逊在1993年和1996年的台北演唱会，这让宋柯感到很羡慕。他喜欢的歌手，除了杰克逊，其他的艺人他几乎都已经看遍了，2009年3月5日至3月6日，迈克尔·杰克逊在伦敦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他将于今年7月在伦敦举行演唱会，宋柯打算去看，原本以为可以就此了却自己的心愿，却不料，短短3个月之后，他的肉体已随风而逝，杰克逊的意外离世让宋柯的愿望成了永远的遗憾。

　　徐冰承认，他们这一代人都是有杰克逊情结的，“他的音乐视觉冲击力太大，我记得有些大学讲电影赏析课，分析的就是杰克逊的MTV。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音乐人在这方面替代杰克逊的位置。”宋柯则说：“他的歌我喜欢的实在太多了，如果一定要选一首的话，我想会是《四海一家》。这是首公益歌曲，但又是无法超越的顶尖之作。《战栗》等几张专辑也是灵气十足，到后期之后，他可能对人文、对社会有了更多的思考，比如《历史》、《危险之旅》那几张唱片，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世界观的转变都更深入，也是非常棒的唱片。关键是，他写得好听，而且还能打动我。”

　　徐冰的朋友、塞特文化的老总黑子多年前就有一个想法，就是促成杰克逊在中国北京的天安门广场的大型演唱会，但因为种种原因这个计划被搁置了。而为了纪念一代巨星，宋柯和参与“快乐女生”的十家唱片公司老板正在一起筹划办一次向杰克逊致敬的演唱会，相信会有许多中国的歌手愿意来参加。

　　随风而逝的，只是肉体，而不是音乐，和传奇。

花忆前身，临水照人--朱天文专访

河西 — Thu, 11 Jun 2009 08:04:49 GMT+8

花忆前身，临水照人 --朱天文




天文，天上之文？这位年轻时花容月貌让毛尖姐姐“惊为天人”的女作家，文字也是一样的美不胜收，分明有着张爱玲的遗绪：一样的敏感、细致，奢靡而绚烂，还有深深的怀疑。仿佛巫女，所以要将自己的小说取名“巫言”？洁白如雪的封面上，一个硕大的逗号微微凸起，朱天文长篇《巫言》的简体版。这逗号，像空空海面上的一座孤寂的岛屿，被望不到彼岸的白色海水围困。平静，也是一种诉说。石破天惊，云垂海立 “也怪了，这一看就觉石破天惊，云垂海立，非常非常之悲哀。”这是朱天文第一次读到胡兰成《今生今世》时的真实感受。没有胡兰成就不会有朱天文。追忆起这位备受争议的恩师，朱天文的语气显得特别柔情：“胡兰成先生的礼乐之学当然深深地影响了我们。之前我们读教科书，也读中国历史，但不过是泛泛之读，并没有了解这些历史和我们有什么关系，直到胡兰成先生给我们讲课之后，我们才明白中国历史对于我们的重要性，是要‘以历史上的见识来看现实’，以明白我们要成为怎么样的人。” 一袭长衫，戴一副圆形眼镜的胡兰成在朱天文的心目中，心思像发丝一样纤细，又像曙光一样开阔。他不局限于文学的视野让朱天文终生效仿：“他喜欢能乐，也喜欢陶艺，还喜欢数学，他与世界级的大数学家冈洁以及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汤川秀树相识，他买了很多数理方面的书籍仔细阅读，他就像竹林七贤的嵇康《琴赋》中说：‘手挥五弦，目送飞鸿’，拨着琴弦，眼睛却看着天上的鸿雁。” 1974年，胡兰成回到台湾华冈教书，事情一经传出，在台湾立即引起一场风波。“有教授在报纸上刊文，顷时伐声纷至，于是乎，他的书在台湾不能出版，文章也不能发表，他的课也只能停了。既然不能在台湾的正式刊物上发表，我们就自己编杂志来发，只是胡兰成先生用了一个笔名‘李磬’掩人耳目而已。后来我们也帮胡先生出版了他的著作。” 朱天文的父亲朱西宁因为帮助胡兰成而遭受围攻，朱天文对此也颇为无奈：“当然，这样做确实让我们家受到一些压力，当时台湾两大最有影响力的副刊都不再刊登我父亲的文章，父亲和文坛旧友几乎绝谊，好朋友们差不多都不再与我们家来往，但是我父亲对此却很淡然，并不会因为这些压力就放弃自己的立场。” 朱氏三姐妹（朱天文、朱天心和朱天衣）编辑《三三集刊》最初也是为了给胡兰成有一个发表文章的园地，没有想到却因此成就了一朵台湾文学奇葩：“三三体文学”。所谓的“三三体”，其实就是胡兰成的文风，再加上些张爱玲和古典诗词的调剂，总之是文风华艳，清嘉婉媚，带着无禁忌与茫然的感觉，吹得世间水流花开。 “我是编剧，我不演电影” “我专门找了一下您年轻时的照片，真是吓了一跳，真的超漂亮，侯孝贤他们没有来叫您演电影吗？”花痴一样地问她。朱天文大笑，急着辩解：“没有没有，我是编剧，我不演电影。” 在台湾，朱天文的名字不仅与胡兰成、张爱玲紧密相连，而且也以侯孝贤御用编剧的身份享誉华语电影圈。从第一部侯孝贤、陈坤厚改编朱天文的短篇小说《小毕的故事》开始，26年过去了，不论是《悲情城市》大的悲欢大的时代氛围，还是《千禧曼波》都会女子的落寞与惶惑，导演一栏侯孝贤，编剧一栏朱天文，成就另一种的天地洪荒才子佳人，令人艳羡。朱天文出现之前的侯孝贤，在商业上是常胜将军，可是朱天文出现后的侯孝贤却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一变成为长镜头慢速度的艺术片大导演，频频出现在世界各大电影节的竞赛单元，并以《悲情城市》捧得一尊威尼斯的金狮。朱天文还记得第一次和侯孝贤见面时的情景。“那时候我看的都是西片，什么好莱坞和欧洲的文艺片都看，就是对所谓的国产片没有什么好印象。可是侯孝贤入围那一年金马奖的《在那河畔青草青》我看了，很不一样，于是答应陈坤厚的电话邀约，在咖啡馆里和侯导他们见面。以前还觉得电影圈里都是坏人，及至见了侯导和陈坤厚，才觉得他们都是老实人，于是放心地和他们合作。”朱天文本人，也因她出色的编剧，而夺得威尼斯电影节、东京电影节和台湾金马奖的最佳剧本奖。传奇？！不是张爱玲，而是朱天文。阿城说：“看过朱天文1979年的《淡江记》并一直到后来的《世纪末的华丽》，大惊，没有话说，只好想我1979年在云南读些什么鬼东西。”又言：“我确信，除了朱天文，没有人可以担当侯孝贤的编剧。”如果将朱天文换成芦苇或者阿城，侯孝贤还是不是侯孝贤？《最好的时光》还会不会如是淡雅，仿佛一朵素净的莲花，开在台北的尘埃之中？ “电影是导演的艺术。”在电话那头，朱天文谦逊地把自己的成绩都一股脑儿推到侯孝贤的头上。猜测此时的她，是否也会像《荒人手记》的开头，“沉到最低，最底了”似的低头？谈起侯导，谈起自己的小说，抑或是他的老师胡兰成，电话那头的朱天文滔滔不休，仿佛不是一次访谈，而是有无尽的话要向人倾诉。电话的连线，两端，仿佛云端的邂逅，空气中，若有若无的她的气息。繁华旖旎的色境做成小说水露也许是害怕一次次雍容地涌来的情欲过后如世界末日般的孤独，朱天文害怕婚姻表面的流光溢彩，背后的黯淡虚无，所以就用孤独来面对孤独，单身一人，寄寓于父母的屋檐之下，安详得与孤独同生同灭。她用开满鲜花的眼睛，用繁华旖旎的色境做成小说水露，供养她寂寥无色的人生花枝。相对于剧本的成就，朱天文更看重自己的小说。长篇小说《荒人手记》（已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简体版）为她赢得首届时报文学百万小说奖：“完成描写布袋戏艺人李天禄的电影《戏梦人生》之后，我开始下定决心写一部长篇小说。正好那时我的一个男性朋友和我在一起聊天，他和我谈起的恋情，我原以为是一个女性朋友，却不料他说这个和他有过一段感情的是一个男性。这让我很讶异。我会想，一个同性恋者的心态会是怎样？然后我开始聆听他的故事，并且试图走进这一类人群的内心世界，去感受他们的孤寂和伤感。” 但是现在，朱天文回头来看《荒人手记》，又会觉得它太张狂，于是有了7年时间打造长篇《巫言》。“我想要把时间变成空间，用文字的咒语来塑造一个个歧路，让思绪在其中任意游走，这就有了《巫言》中的‘巫途’一章。有物理时间，也有心理时间，心理时间可长可短，一瞬间可以变得无限的漫长，那条岔路，在我这里却成为一个集镇、一座城市、一座花园，我在其中徜徉流连，把我所看到和听到的记录下来。我想写的既是当下的，又是永恒的，既是现实的，又是超越的，读者每一次阅读，都可以在立体多层的小说架构中发现新的东西。” 拿到《巫言》，迫不及待地囫囵吞枣，一个最大的印象是，有时候真的会被她奢靡的文字所引诱和纠缠。新世纪的华丽。一次次的走神。因为那些博尔赫斯式的歧路花园，把你带入一个又一个迷津王国。命运的潮水常常会偏离自己的航道，那里开满了温絮的阳光和花朵的碎屑，可是，下一分钟，大概就会无声飘雪。仿佛神境，朱天文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 “我不要写‘盛极而衰’的小说。中国传统小说都是‘由盛转衰’的路子，写一个大家族，如何从盛极一时到灰飞烟灭，《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都是如此。我想另辟蹊径。可不可以没有这种盛衰观？秋去秋又来，时光的轮转，有时其中藏着许多分岔的歧路，到这些歧路所引领的‘深处’去看看，你会看到什么？这是我特别想走一走的路径。” 朱天文的声音年轻而纤柔，谈笑恍惚间，花忆前身，临水照人，青春美少女已经皱纹弥漫于眼尾和脸颊。低眉。情迷朱天文，挂断电话，也是一种诀别。

河西

无耻者无畏

河西 — Mon, 27 Apr 2009 06:38:48 GMT+8

　　无耻者无畏
　　
　　艳照门照亮娱乐圈。
　　香港娱乐圈一向说话不算数。除了许冠杰一言九鼎，自打宣布退出歌坛之后就修身养性闭关不出之外，其他如张国荣、梅艳芳、徐小凤、杨采妮、周慧敏这样的前辈，不管是哭天抹泪退出歌坛的，还是偃旗息鼓悄悄退居二线的，一见时机成熟，个个蠢蠢欲动吸金有术。
　　前车之鉴可以视退出为玩笑，后学们自然更可以相视一笑泯恩仇。陈冠希信誓旦旦永不涉足“香港”娱乐圈的誓言言犹在耳，现在抓住“香港”二字大作文章，在新加坡玩复出，惹来无数“射”向《苹果日报》的子弹，不知道是否真有一天玩出血案。
　　阿娇和张柏芝的眼泪也只是她们复出道路上的铺路石而已，记得阿娇偷拍事件时，阿娇同样梨花带雨一哭倾城，看得一多，这样的眼泪一点公信力都没有。而张柏芝呢？一边痛骂陈冠希，一边却在床上用品的广告中以更高的身价成功复出，从那张冷静look的脸庞中，你看不到一丝惭愧，也许较之阿娇卷土重来，大败而归，再卷，再败，她是幸运的。
　　在艳照门事件中，陈冠希从未向女方说一声对不起是他缺乏责任感的明证，但此事既非陈冠希曝光艳照于网上，又不涉嫌强奸与犯罪事实，所以将男性推向被告席，对张柏芝的一席哀怨控诉则表彰为“勇敢”，不免厚此薄彼。后者勇敢确实勇敢了，但不是勇敢面对自己曾经的放浪形骸，有的只是指责他人，推卸自己的责任。她们似乎并不知道一个简单的道理：一个巴掌拍不响，一个鸭子成不了鸳鸯。
　　从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来看，女性似乎要多受一些牵累，可是这并不表示女性因此就获得了道德的豁免权。知耻而后勇，张柏芝、阿娇的形象受损荷包失血不能仅仅归咎于玩世不恭的陈冠希，也该明白：人不轻狂枉少年，人太轻狂躺半年！艳照门事件炒了一年多，不知道当事人对于年少轻狂四个字以及绝不宅心仁厚的观众是否有了痛心疾首的认识。
　　陈冠希向全港谢罪，但是阿娇们却还活在一个无辜者的童话之中。这也许是艳照门事件还不能平息的原因之一。另一个让艳照门不能平息的原因当然还是当事人的频频复出，挑战观众的心里忍受极限，口水子弹纷至沓来，似乎在提醒复出者：你的未来不是梦，是噩梦。
　　噩梦的同时，它的大团圆结局也呼之欲出，仍然遵循娱乐圈内的“一个巴掌拍不响”的定律。有人想要复出，有人就愿意接盘，600万港币一掷千金，广告效果携艳照之余威自然是出奇的好。但是，当丑闻变成定律，也就不再有警示意义。该出轨的还出轨，该出手的还出手，云想衣裳花想容，猪想发福人想红，这才是天经地义！什么身体、器官、感情、耻辱，统统弃之脑后，痛一时风平浪静，哭一哭海阔天空。
　　无耻者无畏啊！怎一个痛字在心头。
　　
　　河西
　　2009.4.17

在雪地中留下孤独的身影

河西 — Mon, 27 Apr 2009 06:37:14 GMT+8

　　在雪地中留下孤独的身影
　　
　　午夜之门
　　蓝房子
　　北岛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3月
　　
　　北岛的精神和身体都在经历漂泊。
　　我不知道旅行对于北岛来说意味着什么，给他发去e-mail，常常的回信是：“我正在旅行途中”，香港的家对于他来说，也许只是旅行途中的一个中转站而已。
　　现在摆在我面前的这两本北岛的新书，其中所收的文章，是随笔，也是游记。从车水马龙的国际大都市巴黎和纽约，到阿拉法特所在的危机四伏的拉马拉城和斯德哥尔摩附近小岛上的蓝房子，游走之间，北岛重新划定了自己的边界（自己的居所和作客之地），在故乡、家庭、心灵的园圃和短暂逗留的每一个城市之间作出抉择。他内心的地图在不断地收缩和膨胀，超越了纯地理意义上的东方与西方，在欧美亚大陆的版图上画下了许多私人的秘密通道。
　　“白日孤悬，紧贴着我们脑后，像无声的枪口。”与书名同题的《午夜之门》中的这句话像一颗子弹一样射过我的眼睛。李陀说从北岛的散文中读到了一种喜剧，但是我在《午夜之门》中所看到的，却只有卡夫卡似的阴冷。北岛的散文和他的诗歌比较起来，显得非常松弛，时常还会流露出一些美国似的的幽默，但是从本质上，北岛从来没有放弃对这个世界的怀疑态度。他似乎永远在冷冷地“回答”：“我不相信。”
　　当然，北岛也是温暖的。北岛的“异国情调”总是身临其境后得到的，所以他的随笔也就有了脚踏实地的温度，像一次次抚摸，让自己的身体变成一个沙漏，记录着时光的流转，而不仅仅是冷眼旁观。这不同于桑塔格批评的“Grand Tour”（观光旅行），后者往往是一种“说教式的幻想”－－那些浪漫的游客到了目的地，不是“纵情地寻花问柳”，就是傻瓜一样地相信：“中国夜不闭户，没有同性恋，也没有婚前性行为。”
　　北岛也写到了桑塔格，这位美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在北岛笔下是个高傲的女性，也许并不知道她身边这位用地名－－北岛－－来指称自己的诗人也是一个旅行爱好者。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旅行，也就是一次次地背弃自己的故土和家乡，走向一个陌生的国度，从陌生中丈量着自己家乡的尺度。所以北岛写卡夫卡的布拉格、布加勒斯特附近一个名为“孤独”的城堡、或者是巴黎巨大广场的一道褶皱－－威尼斯街，巴黎最短小的胡同……北岛既是在书写异乡，但又何尝不是在眺望故土？就像喜剧是克制悲伤的最好形式，我们这样定义喜剧，毋宁在说，北岛一边说着笑话，心里却在酝酿着诗歌的眼泪。他将漂泊者的内心灼痛感深藏不露，把所到之处都视作自己心灵的栖息之所，但每一次诗歌节的热闹和与朋友们相聚的知心，仿佛都在诉说着生命中的另一片荒凉。
　　《蓝房子》的第一篇幽默了一把金斯堡，可是第二篇，就是一个永恒而沉重的诗歌母题：“诗人之死”。所以尽管语调轻松，可是他的行走也多少有一些“苦行僧”的味道，用诗意抵抗着这个世界的喧嚣和繁华。美国的生活方式无孔不入，甚至当他在拉马拉市的报亭也看到了那些美国流行杂志的身影：《生活》、《时装》、《阁楼》、《十七岁》。他很纳闷，到底谁是这类杂志的买主？显然这些杂志在伊斯兰世界的销售是对那些“烈士”的极大讽刺。
　　终于，北岛不仅成为了一名旅行者，也成为了一名目光锐利的观察者。他的观察不带个人色彩，总是平静地诉说着自己交游的点点滴滴，从不炫耀他在诗歌方面的修养和造诣。虽然作为一个海外的客人，他无法抛弃自己的面孔、皮肤、母语思维的惯性，但他并不强调自己的华人身份，一切，都只是冷处理。
　　就像特朗斯特罗默所在的蓝房子，蓝色是一种冷色调，置身于这座房子所在的北欧，在雪地中留下孤独的身影。
　　
　　河西
　　2009.4.16

怪你过分美丽

河西 — Mon, 20 Apr 2009 05:59:48 GMT+8

　　怪你过分美丽
　　
　　虽说这是个美女如云的时代，但是真要在生活中碰上个美女呼哧带喘地朝你跑过来，还是觉得这是一珍稀动物。
　　打扮或嬉皮或雅皮或日流或韩流，青春无限，热力四射。美女招摇过市的时候，多少异性能忍住头脑发热？也不管美女的外表下是否是颗孙二娘的心灵。
　　几个肌肉赛牛肉的小伙子，见到美女恨不能立即踢着正步跳街舞，看到她身边那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一男的，正用鲁智深般的眼睛瞪着他们，这才压住欲火，没敢轻举妄动。
　　还是矫情，没找着情感归宿的，也不敢像李敖那样满大街吆喝：美女来兮。
　　男性有一种天生的自尊心，觉得幸福需要艰苦的付出，也许没有三年五载的盒饭泡面饼干凉白开，一准没有日后的鲍鱼熊掌山珍海味左拥右抱。所以在他们还不能开着宝马买泡面的时候，他们往往面对美女时总觉得，个个有可能事事没把握，理智告诉他们，动什么还是别动人民币。
　　街头点兵：金发碧眼、丰乳肥臀那是欧洲美女；眼睛大得像滨崎步、一开腔却是“阿里阿塞呦”的是日韩美女，正宗不正宗就不知道了；电视机里，几个女主持妖冶亮相，绽放美丽莹采，照例拿张菲这样的老男人作为打情骂俏的乐子；明星方面，林志玲出道多少年了还在装嫩，死活不转型性感路线，安全配方，肌肤美丽不减分；还有校园美女；隐隐约约，闪动的双眼，藏着你的羞怯，加深我的思念。
　　美女太多，白云变乌云，基因突变成丑女无敌，也是意料之中的事。都是美女派，虽然刘嘉玲素面朝天的样子吓人一跳，但是在电视里，通过各种化妆品，眼影粉底口红烟薰妆，只要还没毁容，哪个不是西施饮恨气死杨贵妃的主？
　　很多美女依旧孑然一人，可是八卦媒体总是有道不完的纠葛，连旧式美女张爱玲都用一部遗著来表达她心中的小幽怨。痴情的脚步追不上变心的翅膀，也许可以用当年清纯得一塌糊涂的陈明真的这句歌词这样来描述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战争与和平”：
　　说什么男人的肩膀靠不住女人的浪漫，喔，喔
　　说什么男人的时间容不下女人的永远。
　　也不要一味地指责胡兰成，挪威没有森林，福原爱姬也不是村上春树的情人，藤井树只活在岩井俊二的电影里。在中国古代，红颜和祸水仅一步之遥，张国荣复出后的金曲《怪你过分美丽》不知道是不是唱给唐先生听的，说给美女大概也不会犯太大的错误。虽然大嘴美女舒淇在那支MV里再扮清纯，但配合林夕的受伤歌词，总觉得她的清纯也是一种危险。即使张国荣，也要大声歌唱：“怪你过分美丽，像毒蛇狠狠箍紧彼此关系，仿佛心瘾无穷无底，终于花光心计，信念也都枯萎。”
怪你过分美丽，怪我过于着迷。漂亮不打折，美丽一百分，是好是坏亦喜亦忧？
　　
　　河西

顾彬专访

河西 — Mon, 13 Apr 2009 05:47:00 GMT+8

“作家应该对他的事业忠诚”——顾彬专访

　　他太累了，不停地参加世界各地的学术会议，每天只睡5个小时。在澳门参加澳门利氏学社主办的“现代中国文学的个人与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晚上共进晚餐的时候，他已是面露倦意，愁容不展。但是他依然认真得像个学生，为期三天的会议日程，坐在第一排的永远是顾彬教授，听得最认真的也永远是他。他抱怨说，中国和西方的学者都说得太快，没有考虑到翻译的困难，这给双方的学者都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2006年的年末，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顾彬教授的一番言论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顾彬教授对中国当代作家（主要是小说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狼图腾》是法西斯主义，卫慧、棉棉的作品是“垃圾，不是文学”，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他则说：“王家新说的我非常同意，中国作家盲目自信。”对于当代中国作家（主要指小说家），他怒其不争，觉得很多作家都丧失了面对文学时的崇敬之情，丧失了最起码的尊严。

　　如今，顾彬教授所著的十卷本《中国文学史》已开始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在他所热爱和厌恶的中国作家中，存在着怎样的分水岭？需要顾彬教授自己做出解答。

　　河西：鸳鸯蝴蝶派的作品在您的中国文学史中占据了一个怎么样的位置？

　　顾彬：我写过张恨水，他在当时也产生过历史性的作用，他用通俗文学的方式反抗日本，所以毛泽东知道通过传统的文学题材能够把中国当代文学转到另外一条路上。毛泽东完全否定、否认，也不要现代性的文学。毛泽东希望能为中国文学找到一条新的道路，他通过张恨水发现，如果利用中国传统文学的因素，加入革命的内容，会有利于中国的革命。在我看来是这样的。但那都不是张恨水的原意。从历史上来看，他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小说家，但他从来没有融入到现代性的社会和世界中去。他的写法还是非常传统。他有非常固定的道德观，对现代性几乎完全没有认识。

　　今天上午一位学者的发言很有问题。他看不懂鲁迅在说什么。狂人要回到社会去，他所有的话都可以被否定，只能作为临时的参照，和中国知识分子一个样。一两年可以是造反派，然后他们回到社会去，说好好好什么都好。鲁迅非常清楚，所有的造反派都是假的，他们一回到社会就会批判他们的理想，他们会和所有压迫他们的力量合作，这才是鲁迅所要传达的意图。49年的造反派和文革的造反派一模一样。通过狂人，他要说明，中国所有革命派乃至中国人的本质即是如此。他们一定会投降。

　　河西：但是文革的造反派一直造反下去，也是有问题的。另外您觉得这是中国特有的情况还是世界范围内都是如此？

　　顾彬：不，我的问题在于，文革的造反派除了一小部分，其他人从来没有公开说我们是错的。他们不说，就赚钱。中国现在最有钱的人是谁？都是文革的造反派。他们不是真的要造反，他们跟着权力走。鲁迅说得很清楚，革命是假的。苏联和东欧也是这样。

　　河西：张爱玲最初在鸳鸯蝴蝶派的刊物上发表作品，在解放前，在革命意识主导下，她从来不被认为是一个纯文学的作家（如果当时就有这个概念的话），我不知道您对张爱玲怎么看？您觉得她和鸳鸯蝴蝶派的关系大吗？

　　顾彬：张爱玲是了不起的。她的作品很难翻译成好的德文，我们翻了不少，但都失败了。她完全是现代性的作家，她写的故事，她的情节，和鸳鸯蝴蝶派似乎有点关系，但是她的观念和鸳鸯蝴蝶派完全不同。她刚开始写小说时才20岁，而鸳鸯蝴蝶派差不多快完了。另外她从女性的角度来写作，她也用英文写作，她的视野和中国作家的视野完全不同，在我看来，她完全有资格代表中国现代性作家的作家。从主题和思想来看，她和鸳鸯蝴蝶派没有什么关系，虽然她的题目也是风花雪月，也就是所谓的浪漫主义的爱情，和鸳鸯蝴蝶派有点相似的地方，也许她年轻的时候看过这些小说，但她之后完全脱离、超越了鸳鸯蝴蝶派的局限。这就是为什么她是中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而且她不像张恨水，张爱玲很有幽默感，她的讽刺一针见血。你看《倾城之恋》，充满了幽默感，这是现代性的幽默感。

　　河西：张爱玲的中文很漂亮，但是一旦它翻译成西方文字，是否会失去很多原来的韵味？

　　顾彬：张爱玲我们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我觉得困难很大。我们现在重新想翻译她的作品，希望我们能成功。她的中文很有特色，我本人翻译不出来。如果是用英文写的小说，我应该没有问题。张爱玲五十年代在香港写的小说，有人说它是反共的，我完全不同意，简直是胡说八道，这是她用英文写作的长篇，非常优秀的小说，非常丰富。如果49年至79年还有什么好的中文小说，张爱玲的这两部绝对当仁不让。因为她用英文写作，所以又出现一个问题，它算不算英文世界的文学作品？这是个问题。

　　我很早就读过这部小说的英文版，五十年代就读过了。她对中国大陆的现状有距离感，但是她很客观地描写了当时的历史。当时她拿了CIA的钱，但《秧歌》中充满了爱国主义精神，这是真正关心中国命运的文学作品。

　　河西：但是张爱玲在美国的时候似乎并没有受到美国文坛的重视。

　　顾彬：这跟中国有关，中国否定她，而当时大家认为中国走的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但现在我们都受到夏志清的很大影响，应该重新客观地看待她的小说。

　　河西：李安拍了《色·戒》，您有没有看过这部影片？

　　顾彬：我太老了，不看电影。至于小说，很可惜，至今我也没有看过它，也许我看过它但是现在记忆模糊了。现在很多人跟我说应该去看这部电影，但我太老了，我总觉得电影会比小说差很多。这可能是错的，但我不喜欢看电影。

　　河西：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有许多非常优秀的女作家，比如凌叔华、林徽因、萧红、丁玲，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张爱玲成为了媒体热炒的对象，在图书销售上也是一枝独秀，您对其他的中国女作家怎么看？觉得她们的问题在什么地方？

　　顾彬：很多年来，中国大陆都没办法看到张爱玲的作品，现在有一些热潮也是正常的。不过我觉得现在对丁玲作品的评论很有问题，不能只从42年之后来看丁玲。她23岁时创作的作品，无论她的语言水平高不高，她的内容依旧独树一帜。这就是为什么丁玲在国外非常红，影响非常大。我们可以把她二、三十年代创作的作品翻译成很好的德文。在延安时她的中文水平比过去高一点，写得非常漂亮，但很少有人敢从当时的问题来看她。王实昧的中文比较差，但是从内容来看，我们还是应该来看他的作品。丁玲也是，但她的语言水平显然要比王实昧高得多。很可惜的是，在接受了批判之后，她完全否定了自己的作品。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说作家和叙述者是两回事，作家老是批判自己的作品，而叙述者不会，叙述者有他历史性的态度，两者是分离的。比如说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在现在的德国都很受欢迎。她早期和中期的作品应该重新看，《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有问题，但仍然可以说非常优秀。因为她敢于写当时谁都不敢写的农民落后的情况，所以这部小说也值得重新来审视。

　　她五十年代被打倒，文革结束后可以重新写作。八十年代我见过她三次，也许我是唯一和她见过三次面的西方汉学家。

　　河西：我听朋友说，丁玲在晚年，比当时的一些官员还要左。

　　顾彬：这对我来说也是非常奇怪的。我跟她谈过这个问题。如果一个人坐过十年、二十年的牢，她会完全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原来她们都需要一个大夫，但是中国不会给她安排什么大夫。另外她公开地告诉我，她想打很多人，我觉得一个人到了七十多岁，她不应该打什么人。她还在用斗争哲学的一套来思考人生。美国一位研究丁玲的学者对她也是非常失望。在西方，大概只有我们两个在认真研究丁玲的作品。

　　和西方的学术界对她的冷遇不同，西方的读者对她很感兴趣，特别是女性。都觉得她是男人的牺牲品，读了她的作品感到很大的共鸣。

　　河西：您刚刚讲到作者和叙述者的分离，但在丁玲的问题上，她有政治的原因，如果抛开政治的原因，您觉得两者还是分离的吗？

　　顾彬：三十年代她受到批评，于是她完全否定了《莎菲女士的日记》的价值，然后还重写了一个《莎菲女士的日记》的结尾。这完全是错误的。我有机会和她谈这个问题时，她都没有正面好好地回答，什么问题她都没有回答。她还是怕，她不敢。这也是她的悲剧。当时她已经七十多岁近八十岁了，到了这个年纪，她还要怕什么呢？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机会，可以让我记录下她真实的想法，以至于现在我们只能靠猜测来想像她的真实想法。

　　另外，关于政治因素之外的作者/叙述者之间的关系，我仍然坚持我的观点。我这两天老是听人说王二就是王小波，这是不可能的，王二是王二，王小波是王小波，他们两者不一定是一致的。一个作家不会也不应该将他真实的生活照搬成小说，他一定会选择，一旦有了选择，就会有虚构。

　　河西：谈到虚构，马原很早就写过一篇小说叫《虚构》，但他说写小说要天马行空，但是要有马有天空，你是否认同他的观点？

　　顾彬：对，那篇小说是我20年前翻译成德文的。如果没有马也没有天空，那就会像余华早期的作品一样空洞，没什么内容。残雪、余华开始写的时候，他们模仿别人的作品，读者感觉不到他们的生活，好像不存在。如果一个作家，没有什么经历，没有什么经验的话，他肯定没办法写出什么好的作品来。

　　当然余华现在也有很大的变化，但是也很有问题，比如他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和《兄弟》，总是在重复一个故事。他太成功了，他在美国又有代理，所以他可以什么都不考虑。但是一个作家应该对他的事业忠诚，拿得到钱拿不到钱无所谓。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余华和许多中国作家一样。

　　马原的问题在什么呢？他不写小说了。有一次我在柏林举办文学活动的时候，他公开对我说他不写作，他写电视剧，但那不是文学，那是垃圾。现在他就和阿城一样，卖他自己。一个作家不应该这样。

　　河西：我和阿城也聊了一段时间，他的一些观点我不能接受，他说作家就是乞丐。但是从作家个人的生活来看，也会同情他的观点和遭遇，如果他没有工作必须得靠写作来维生，其实我们都经历过这样痛苦的日子。您怎么看？

　　顾彬：我不同意，我非常不同意。一个作家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而出卖文学。生活确实是一个障碍，但是他为什么不在上午写他自己真正要写的作品，下午、晚上写剧本？但是他和许多中国当代作家一样，他似乎什么都写完了。

　　河西：对于中国当代作家，您本人也有很严厉的批评，您觉得他们主要的问题在于商业化的冲击，还是个人尊严的丧失？但是您对诗人的评价又很高。

　　顾彬：中国作家是他们自身的问题。诗人是孤独的，他们是中国最优秀的写作者。能和西川、欧阳江河、柏桦、钟鸣对话是一件多么愉快的事情，对话非常深，但是我和一个小说家见面，无话可说，他们没有什么思想。

　　河西：有一批小说家，他们是诗人小说家，既写小说，也写诗歌，韩东、朱文这样一批的新生代作家您怎么看？还有我个人比较喜欢的西飏、张旻、丁丽英等一批中青年的小说家，他们可能并不能算太出名。

　　顾彬：韩东、朱文我知道他们。他们的小说不深刻，在德国被完全否定。在德国有他们的小说选，但没有成功。至于你说的西飏他们，你们的作家太多了，我没有看过。

　　河西：您阅读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是通过文学期刊还是书籍？

　　顾彬：中国重要的文学期刊我都订了。但是我太忙了，每个星期有五门课，而且看博士论文、毕业论文，所以我需要中国朋友告诉我我应该看什么作品，基本上，我是通过中国朋友的建议来阅读中国当代文学的。如果没有人推荐，我懒得看，作品实在太多了，我不可能把它们全看了。我不仅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从《诗经》到当代，我什么都研究，我原来的兴趣就在中国的古代和中世纪。目前我在写《中国戏剧史》。那么我还有什么别的时间呢？

　　另外还有翻译的问题，我翻译了不少中国作家的作品，但是我一个人能翻译多少呢？做翻译很费力气，可是中国作家他们翻译吗？我翻译的时候不能够写我自己的作品，我老是为中国作家牺牲我自己，可是中国作家却觉得无所谓，他不搞翻译，也不学外语。有空的时候就喝酒、吃饭，而我一天睡四、五个小时，就在为他们忙碌。

　　河西：但是五四的这一批作家，翻译和外语水平对他们的文学创作影响真的有这么大吗？

　　顾彬：他们因为翻译而创造了现代汉语。歌德、伯尔、里尔克、策兰都是翻译家，德国最伟大的作家都是翻译家。中国不重视翻译。

　　河西：可是比如鲁迅，他的翻译和他的写作是两回事，翻译是硬译。

　　顾彬：是。鲁迅的翻译观念是错误的，从今天来看是这样。杨炼对我说，我翻译完他的诗歌之后，应该仍然是诗。在德国，我们要求，中国作品被翻译之后，应该是德国作品。但在中国没有办法，中国的翻译家恐怕都不是什么作家。

　　河西：还有一位奇怪的作家叫废名，他是英文系毕业的，可是他写的小说走的是禅意的路线，似乎和翻译也不能说很有关系。

　　顾彬：我知道他，可能是我的妻子或者我的朋友介绍给我。我读了他的诗歌，非常了不起，其中也有禅意。我的《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中对他有专门的论述。

　　我很晚才发现废名。但是如果我们从卞之琳来看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他的诗歌英文翻译要比他的中文诗好得多，完全是另外一个境界。

　　对于中国学者，我说他们什么好呢？他们中的许多人连英文都不会。去年我们在台北开林语堂的研讨会，谈一谈他用英文写作的作品，所有从大陆来的学者都看过翻译成中文的作品，但根本不知道原文是英文，而且不知道这个翻译非常差。所以如果一个中国学者不懂日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的话，他们无法了解中国现代作家的深度以及他们的文学成就。中国学者老是找借口，不想学，可是我们应该不停地学习。中国学者太舒服了。

　　河西：但是如果把古典时代也纳入进来的话，就不存在一个翻译的问题。

　　顾彬：我们谈的是现代。到了现代才有世界文学的概念，古典不可能会有。法国大革命之后，歌德才会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

　　河西：中国古典作家中您喜欢的作家是哪几位？

　　顾彬：曹植、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欧阳修、袁宏道、高明等等，太多了。中国的古典小说对我的吸引力太大了，我敢说，我都喜欢。除了《三国演义》之外，我都喜欢，太喜欢了。

　　河西：为什么会不喜欢《三国演义》？

　　顾彬：杀人太多了。

　　河西：您本人是从什么时候喜欢上中国文学的呢？

　　顾彬：1967年看到庞德的翻译就迷上了中国文学。庞德虽然没有上过正式的中文学校学习中文，但是他经过自学，可以说他比现在许多所谓的汉学还要懂中国文学。他很了不起，他敏锐地感觉到中国人究竟要表达什么。

　　河西：博尔赫斯写过一部小说集叫《恶棍列传》，其中也用一种马可·波罗式的笔法来写金寡妇，您觉得汉学家是否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即他们的写作是对中国的改写？

　　顾彬：就像你们一样，你们能回到元朝去吗？你们的历史学家也都是在对历史进行改写。你看49年之后中国学者的表现，他们是客观的吗？他们对中国历史的写作是正确的吗？可能有对的，但也可能有问题。他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创造一种中国的形象。

　　河西：西方汉学家的工作往往不被中国作家所看重，您是否也受到过许多误解？

　　顾彬：汉学家的水平也有高低。马悦然不懂文学，他知道北岛是谁，顾城是谁，可是他根本不知道高行健的作品这么差。我是第一个将高行健介绍给西方的汉学家，我是80年在巴黎见到高行健，当时他是巴金的翻译。当时我们在巴黎开会，巴金拒绝和我说话。我觉得真是开玩笑，我们在翻译他们，在向西方介绍他们，但是他们不要我们，他们否定我们。他们觉得他们是社会主义阵营，我是联邦德国（统一前的西德），是资本主义阵营的，是阶级敌人。我希望能和他握手说话，都遭到拒绝。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来说出他们原来想说的话，谁知道他们想说什么？

　　中国作家对西方汉学家非常不公平，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研究。一个中国作家不敢、不要抑或拒绝跟我们对话，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只能够看书，和中国作家只能有文本的关系。在巴金的问题上，是我的错误吗？不是！丁玲也是。接受我的见面要求，但是基本上没有和我说过话，也许这是她觉得我是个外国人的关系。

　　河西：在德国有没有作家协会这样的机构？

　　顾彬：有。我也是德国作家协会的会员，我也是德国作协一个分会的会长。但是德国作协没有专业作家，不会出现作家拿工资的情况。作家应该是独立的，当然如果有一个协会帮助作家也不错。作协应该帮作家的忙，但是中国作协根本不帮好的作家的忙，反而是搞破坏。

　　翟永明在成都想开中国国际诗歌节，找到了投资，什么都安排好了。当地的作协发现后，去找公安局。所以说中国作协破坏中国文学，我还有好多例子，好多好多。所以作协没什么用，差的作家可以从中得到好处。

　　河西：您对中国小说家的评价还是比较低，那么有没有您本人比较喜欢的小说家？

　　顾彬：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比较喜欢格非。陈思和跟我说他的小说太主流，但是我看了以后我得说我喜欢。

　　还有王安忆，我看了她不少的作品，也写了不少的文章，她是个好作家没有问题，但她是否是个大作家就很存疑，格非也是这样。原来我特别希望王蒙、莫言能成为伟大的作家，但现在来看他们问题很大。

　　河西：刚刚谈了小说和诗歌，那么对于随笔和散文呢？90年代末，东方出版中心出过一套诗人随想文丛，是雷启立策划的，翟永明的集子也收在里面。

　　顾彬：我对中国的散文更失望。唯一好的散文是北岛写的，但他现在不是中国人，是美国人。翟永明也写过散文，但是从笔力来看，没法和北岛比。从内容来看，她可能比北岛更有意思。我写过非常多有关翟永明的文章，我觉得她是个非常重要的作家。但是我觉得她的诗歌比她的散文好得多，虽然也不错，但无法与鲁迅、周作人、梁实秋、何其芳相提并论。我的标准都是49年之前的作家，看现代的作家谁能和他们比。

　　河西：那套丛书里最重要的是钟鸣和陈东东写的两本蒙田、博尔赫斯式的随笔集，太有趣了，绝对值得细读。

　　顾彬：陈东东我当然知道他。钟鸣我现在注意到他的诗歌，也在翻译他的诗作。至于他们的随笔，我还没有时间读到，既然你提到了，我会去找来看一下，下回再来回答你这个问题。

《西游记》与全真教

河西 — Tue, 10 Mar 2009 07:24:51 GMT+8

《西游记》与全真教

　　《文学报》1月1日发表了孟隋的文章《这个鉴赏力匮乏的时代》，对现代主义又是一顿猛批。这些年来，这样的文章我读过多少遍已经记不清了，自从先锋文学登场以来，反对的声音就从来没有停歇过，直到先锋文学成为一种历史，反对的声音也依旧没有停歇过。

　　其中的观点也是陈词滥调，乏善可陈，我只是想说，如果依照孟隋的意思，至少可以和《尤利西斯》打个平手的《易经》、《尚书》、《大正藏》都可以打入冷宫，那么学术也就无所谓学术，研究也毫无意义，因为小孩子一定比我们更聪明。

　　这里不及其余，只想谈一下《西游记》的问题。孟隋在文中引胡适的文章说：“几百年来，读《西游记》的人都不太聪明，都不肯领略那极浅极明白的滑稽意味和玩世精神，都要妄想透过纸背去寻那‘微言大义。”这话确实是胡适在《西游记考证》里说的。但问题在于，胡适说的就一定对吗？《西游记》是像某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本来是按照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演义，结果给演义成了“怪力乱神”的东西吗？

　　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简单，答案就在《西游记》第一回“灵根孕育源流出，心性维持大道生”中。当孙悟空在花果山称美猴王时，《西游记》的作者写诗一首，其中一句这样写道：“借卵化猴完大道，假他名姓配丹成。”什么意思？就是说这本书是假借孙悟空的故事来讲道教的炼丹术！丁福保在《佛教大辞典》中早就持这样的观点了，并对《西游记》中最后列的佛经卷目极为混乱的现象表示不满，因为有很多不明就里的人信以为真：“按西游记系丘长春借唐僧取经名相，演道家修炼内丹之术。其于经卷数目，不过借以表五千四十八黄道耳。所以任意摭拾，全未考核也。”

　　金末由王重阳创立的全真教是道教的一次变革。全真教宣扬炼心养气，也宣扬“三教合一”，借玄奘这个壳来谈道教之实，也不算什么大逆不道。王重阳的弟子丘处机写过一本书，也叫《西游记》，胡适对于那些认为丘处机是小说《西游记》作者的说法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他的证据就是这本书是一本游记。留传下来的丘处机《西游记》确实是本游记，但那是丘处机弟子李志常编的《长春真人西游记》，是否另外还有一本丘处机本人写的《西游记》呢？丘处机一生著述颇丰，又散失严重，这种可能性似乎并不能完全排除。嘉庆年间道家龙门派第十一代悟元子刘一明（也就是丘处机的嫡传弟子）坚持认为丘处机是小说《西游记》的作者，并写了一部用《易经》、八卦和炼丹理论来阐释《西游记》的原旨的书。

　　当然要说一个元初的道士已经写出了这样一部成熟的小说，还为时过早，但有一点可以证明，若干在《西游记》成书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文人，至少有一位精通全真教（或者是道教南宗）的内丹心性学，并将其融入到小说之中。证据就在于大量的道教术语出现在《西游记》的回目和诗词之中。第三十三回的回目是“外道迷真性，元神助本心”，第九十三回有诗“大丹不漏要三全，苦行难成恨恶缘”。此外，第三十一回“猪八戒义激猴王，孙行者智降妖怪”中，孙悟空得到一粒舍利子玲珑内丹（内丹为全真教术语，佛教没有内丹这样的说法），孙悟空高兴地说：“好东西耶！这件物不知打了多少坐工，炼了几年魔难，配了几转雌雄，炼成这颗内丹舍利。”什么坐工、雌雄（也可以说是阴阳、龙虎、铅汞、坎离）都是道教术语，与道教外丹术和内丹术有着密切的关系。

　　日本学者中野美代子注意到，孙悟空和哪吒都是通过打败龙这种中国人心目中神圣的动物来获得自己的神力的，也就是说，当他们战胜龙的时候，他们本身成为了“龙的替代”。比较《封神演义》和《西游记》我们会发现，《封神演义》第十三回在哪吒故事中插入了一个奇怪的故事：太乙真人收伏石矶。在十三回开篇时，作者作诗一首，前两句为：“天然顽石得机先，结就灵胎已万年。吸月餐星探地窟，填离取坎伏天乾。”让人不由得联想到孙悟空从石头里蹦出来时的情景。这里的“填离取坎”既与八卦有关，又是道教炼丹术的术语，和龙虎、雌雄、阴阳、铅汞一起构成了道教炼丹术中的二元对立。而哪吒所用的乾坤圈又是一个关键性的法宝。因为《周易参同契》上说：“乾坤为易之门户，众卦之父母。”《一贯天机直讲》又写：“乾坤交而成大丹。”

　　哪吒出世时是个肉球，很像道教金丹或内丹的形状。石矶那首诗中的坎离也就是炼丹术中的龙虎，这也难怪江西的龙虎山会成为天师道的祖庭。而在《九皇丹经·龙虎铅汞论》中，张三丰认为哪吒与龙的争斗并不是个你死我活的过程，而恰恰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混合之大道。他写道：“我用一那吒金刚圈降住你，抽你筋做为一条养性接命的金带，时时系着，哪怕你不去向太极真人前，请一点真一不二法门來，与我为混合之大道也。”因为在炼丹术中，龙虎是铅汞的隐喻，哪吒和龙的争斗（正如《西游记》中孙悟空和龙的争斗），恰似铅汞（也就是坎离）还丹之术。

　　所以当哪吒在陈塘关“自剖其腹，剜肠剔骨”之后，《封神演义》写下了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文字：“真人将一粒金丹放于居中，法用先天，气运九转，分离龙、坎虎，绰住哪吒魂魄，望荷、莲里一推。”哪吒的莲花化身就成功完成了。在这个化身中，他的脚下踩的是风火轮，手中拿的是火尖枪，恰似一个炼丹的鼎炉，在熊熊烈火中煅烧着太乙真人的这粒金丹。

　　在《大正藏》涉及哪吒的篇目中，哪吒是毗沙门天王的三儿子，除了向道宣送了颗佛牙之外，几乎没有让人记得起来的英雄事迹。可见哪吒这个形象进入中国之后，就迅速的被道教系统所同化，成为其秘密隐喻系统中的一部分，而这个秘密隐喻系统，很大程度上指向道教的炼丹术。

　　哪吒的问题似乎就是孙悟空的问题。此外，《西游记》与道教五行学说的关系也非常密切。我在论述桃子和道教关系时举过这个例子，第二十五回，唐僧师徒路经五庄观（请注意这个观名），演绎出一段脍炙人口的人参果故事。这人参果比较邪门，需一万年才得成熟三十个，可惜却有五行相畏的弱点：“这果子遇金而落，遇木而枯，遇水而化，遇火而焦，遇土而入”。而在孙悟空收服猪八戒时，作者写下了这样一行诗：“金性刚强能克木，心猿降得木龙归”，来表明孙悟空能够打败猪八戒是因为“金克木”的五行相生相克原理。

　　事实上，《西游记》和玄奘的人生以及佛教义理都没有太大的关系，有些学术说书人以为把个《大唐西域记》翻成白话就知道《西游记》以什么为本了，实在是南辕北辙。孙悟空的老师须菩提原来是如来座下弟子，如假包换的和尚，现在成了个道士。九九八十一难的“九九归真”理论完全是道教的数学游戏，在佛教中并没有什么“九九归真”的概念。李安纲教授指出，道教南宗清修派创始人石泰的《还源篇》八十一章与《西游记》九九八十一难具有对应关系，似值得仔细研究，因为石泰的老师紫阳真人张伯端也出现在《西游记》里。《西游记》中大量的诗词往往为读者所忽略，其中隐藏着许多隐晦难解之处，仔细研究都与炼丹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的表述在《西游记》中比比皆是，绝非“少数派报告”。

　　尽管人数比《红楼梦》精简了不少，但《西游记》的复杂性一点都不输给《红楼梦》，其中和全真教有着不可忽视的关联，我们是否能像胡适这样仅仅因为一部天启《淮安府志》中提到的“西游记”三字就判定这是吴承恩所作？

　　作者写的这样清楚，全中国读过《西游记》的何止千万，为什么这么多年来，除了中野美代子、李安纲等少数几位学者坚持质疑《西游记》是吴承恩所作的立场，没有几个人有中野们的求索精神，有的更多的是孟隋们的不求甚解的态度，自然了，在后者们看来，托马斯·曼也就成了“蹩脚的形上学家”了，所以只有韩寒、天下霸唱、当年明月们可以流行，这是很可笑的。

台湾问题的历史与未来

河西 — Tue, 10 Mar 2009 07:19:18 GMT+8

　　台湾问题的历史与未来
　　
1月8日，马英九就胡锦涛元旦发表的“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谈话做出积极回应，称尽管台湾内部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但从整体来看，绝大部分的民众支持目前的两岸发展，进一步缓和两岸关系，这和三十年前的局面已不可同日而语。
　　1979年1月1日，即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那一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标志着大陆对金门和马祖岛海岸炮轰的结束，并保证“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一种务实的台湾政策正在取代原本意识形态化的情绪，从1960年代初以来，福建沿海和台湾的前哨金门、马祖上空呼啸而来的炮弹就是军事对立的双方互相打招呼的一种方式，而如今，大陆的新闻媒介不再以文革时代的惯例称台湾领导人为“蒋帮”，而代之以“台湾当局”。称呼上的变化是政府对台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一种反映。1981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提出了关于统一问题的全面的九点建议，简称“叶九条”，提出双方可先派人接触，充分交换意见，建议双方共同为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以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提供方便，达成有关协议；让台湾作为一个特别行政区，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享受“高度的自治权”；国共第三次合作等富有建设性又具有开创性的提议，为之后提出“一国两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叶剑英进一步表达的大陆对台的善意，接受到的却并不是善意的反馈。蒋经国方面对此的反应是“三不方针”，即“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之所以出现完全不对等的反应，还不能以对方“顽固不化”来解释，其背后有一定的政治与历史原因。
　　一方面，1978年12月15日，吉米·卡特总统宣布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此决定仅提前数小时通知蒋经国，令台湾当局极为震惊、极为恼怒，认为这是美国盟友“背信弃义”之举，一向以正统自居的台湾政府还在考虑“反攻大陆”，断不会在这个时候自降一等与大陆举行实质性的会谈。另一方面，对于刚刚改革开放的大陆，台湾政治人物和民众都有一种恐惧感。由于极端残酷的内战和文革所带给他们的噩梦般的记忆，台湾民众普遍害怕台湾一旦真正意义地在大陆的控制之下，台湾将被强行推行共产主义制度，在内战中负有责任的官员或家属仍被算作“反革命分子”而遭受审判，这显然是因为对当时大陆对台政策的误解所致。
　　大陆经济的落后也成为当时的台湾当局断然拒绝与大陆举行和平谈判的一个重要原因。1978年之前，双方的双向贸易可以用微不足道来形容，大陆经过十年动乱，国民经济刚刚开始恢复，与抓住机遇经济腾飞跻身于“亚洲四小龙”的台湾不可同日而语，当时台湾并不认为大陆的经济实体对台湾的经济会产生什么正面的影响，相反，他们认为大陆落后的经济可能反而使台湾经济陷入泥潭，这与现在台湾迫切希望通过加大与大陆的经济贸易往来以带动岛内经济复苏的现状正好相反。1980年，台湾同100多个国家进行双边贸易，总额超过390亿美元。而1982年，大陆和台湾通过香港进行的贸易总额不过5.2亿美元。如今两岸在经济上的差距越来越小，两岸的经贸交流也极为密切，到了互不可缺的地步。大三通之后，直接带动岛内经济增长的预期应不会落空。而在80年代之前，台湾一直批评大陆用西方的一种理论破坏了中国的传统，而台湾是中国传统的保护者，这种现象在大陆热衷于传统的热潮出现之后（但其中仍缺乏理性的反思和分析），正在发生令人欣慰的转变，也为两岸的文化交流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回顾历史并不是要翻什么旧账，而是为了展望未来。从1979年以来，从《告台湾同胞书》、“叶九条”、“邓六条”、“江八点”、一直到胡锦涛的讲话，30年过去了，两岸互相妖魔化对方的言行正被融融的春风所吹拂，抛弃意识形态的分歧，结束冷战时期的军事对立，理性的对待历史问题（包括对台独分子的理性对待），建立起政治与军事互信，将是造福两岸人民福祉的大事，必将为两岸的未来打开新的局面。
　　
　　河西

男人与玫瑰

河西 — Fri, 20 Feb 2009 07:12:24 GMT+8

　　男人与玫瑰
　　
　　董桥说：“这是一个没有情书的年代，情人节于是铺张起来了：上百元一枝玫瑰花﹔上千元一顿烛光餐。”
　　男人捧着玫瑰，在情人节像狼一样晃悠，说得好听是护花，说得不好听是采花。“二手玫瑰”一首歌就叫《采花》，这支东北二人转摇滚乐队这样唱道：“有一位姑娘像朵花，有一个爷们儿说你不必害怕，一不小心他们成了家，生了个崽子一起挣扎。”
　　情人节，上海一夜，无论刮风下雨，不迟到不早退，男人送你玫瑰花，美人赠我蒙汗药，生活是多么美好啊！比上班的时候那是敬业多了，情人节，平平安安约会，高高兴兴回家。
　　送玫瑰似乎已经成了爱情宝典中的不二法则。不过，那可能也只是爱情的初级阶段，充其量就是敲门砖而已。郑钧的小说中说，爱情的临时工可以送送玫瑰，吃吃大餐和巧克力，运气好的还可以陪她蹦迪，然后把她送到家门口。“能进去吗？”男生腼腆地问。女方断然拒绝，她的理由很简单：“只有正式工才能进。”
　　饱暖思淫欲，情人节送玫瑰那也是经济发展之后的产物，困难时期没把玫瑰当青菜炒了吃算它命大。可是有了玫瑰也不是万事大吉，陈升唱着《鸦片玫瑰》，全是老男人的心曲，听着那么心酸：女人像鸦片，男人像玫瑰花儿上的刺，吸食鸦片会上瘾，而玫瑰花上的刺却总是给对方带来伤害。台湾的豆豆临终前写的歌更加让人心碎：“介于孤独和笑靥的两岸之间/我看见桥下的泪光化成一朵朵带血的玫瑰/埋葬着拥抱着羡艳且被刺痛的死体。”唉，人是铁饭是钢，爱情是个大创伤！即使走过一路上的颠簸和缠绵，你们用眼神架起一座桥梁，爱情的废墟还是遍地开花。
　　情人节没有玫瑰又如何？“精制的俗，”有男人不卑不亢地说，“刚摆脱刀耕火种结绳记事就兴送花媚笑？女的就兴把自己个打扮得比玫瑰花还可人，母仪天下似的，给谁看呢？”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权当其言也善。粗枝大叶的男人，经常没放下马桶圈就坐在马桶上的男人，披头散发背一坤包就去上班的男人，倘若情人节忘了玫瑰一束奉献给心爱的她，那伤害就更大发了，简直是催人泪下－－虽然他也知道，女人很吃这一套。
　　玫瑰就是一虚头巴脑的东西，套瓷的手段。和王朔有过对话的老侠眼睛和群众一样是雪亮的，他对现在一帮年轻人的那一套玫瑰哲学早就烂熟于胸：“做人也透着老奸巨猾的精明，知道什么时候用刀子，什么时候用玫瑰。该灭的是谁，该夸的是谁，对什么人塞炸药，表现上壮怀激烈，嫉恶如仇，显得特道义、特诚实、特有学问，实际上那点小尾巴于不经意中一览无余。”这话说的，跟我想的一样一样的。一个字：赞！人在江湖漂，偏安也难。官场职场情场之上，谁不是见了上司老丈人小媳妇，仰慕，跟个御前侍卫似的，谁知道是不是口蜜腹剑；见了下司则一脸的老成持重，动不动就酷刑伺候。严重不舒服，那也得忍着，死扛，男人哭吧不是罪，该送玫瑰还得送玫瑰。
　　河西曰：认真的男人最陈升，花心的男人最玫瑰。
　　
　　河西

女人与玫瑰

河西 — Fri, 20 Feb 2009 07:09:30 GMT+8

　　女人与玫瑰
　　
　　这年头，多少孤男寡女经历了风雨，还未见彩虹？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对象，但年龄也是水涨船高，所以倍儿迫不及待，豁出去也要谈恋爱。
　　情人节是一个男女双方增进了解，舍得一身剐，敢把对象拉下马的好时机，不敢大意。情人节这一天，穿着上，女的香艳无比，管那叫奔放，男的庄重，西装笔挺，戴上墨镜就像黑社会。这一天除了傻吃傻喝傻乐呵，忆苦思甜我歌我狂，还是花店boss最兴高采烈的一天。玫瑰花前些日子还是顾影自怜待价而沽，这两天则身价看涨，没钱的还不爱搭理，谁叫这世道是人是刀俎，我为鱼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呢？不割肉看来是不行啦。
　　《新民晚报》上有一则豆腐干新闻“健忘男士遭遇野蛮女友”，说2月9日，美国俄亥俄州谢尔比一家花店外，一名男模特人造模型给惨无人道地扔在雪地里，只露出两条腿，旁边树着一块牌子，上写：“他忘记了，但她没有。”这是这家花店促销的手段，它的意思是：忘记给情人节女友买鲜花的男人在美国就是这样一“贱”封喉的下场。
　　女性同胞大概前世是玫瑰做的，对于玫瑰有一股天生的狂热劲儿。闾丘露薇称自己是“行走中的玫瑰”；看过波兰斯基的《苔丝》的，您大概还记得，提着一篮草莓，头上和胸前都扎着玫瑰花的金斯基，冰清玉洁我见犹怜。《红玫瑰与白玫瑰》，那就更不要说了。张爱玲直接用两种玫瑰来探讨两种玫瑰般的女人，一个圣洁，一个热烈，但再怎么说，那也都是玫瑰大家庭中的一员，爱上同一个男人也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男人与女人，就像枪炮与玫瑰（Gun and Rose），本身就是一种矛盾，算不算人民内部还在两可之间。难怪后来Gun and Rose这支红极一时的乐队就不怎么听到了，敢情是取名字的时候就南辕北辙。男士以事业为重，在外呼风唤雨争风吃醋赚点血汗钱也是不易。女性呢？罗曼蒂克，特别在情人节，谁不想鲜花配佳人，那心情，倍儿飘，男人们也该理解。
　　但是像美国这样过分了就有点离谱。什么真情恒久远，一颗永留传，现在社会多势利啊，没有那一颗，真情如流水。新华社2月11日报道，韩国人情人节最兴送的不是鲜花，而是现金，那敢情比美国人还势利眼呢！要是您的爱人也像韩国人一样了您也没辙，早两年人人都跟雷锋似的，有理想，恨不得把全部积蓄都捐给国家，现在不是了，没有玫瑰花或现金就栽面，动不动就虎啸猿啼，显示出母夜叉的“温柔”，这搁谁也受不了啊。所以要么拧巴了，要么立马买上九百九十九朵玫瑰，可别像邰正宵唱的那样：“花到凋谢人已憔悴/千盟万事已随花事烟灭”。
　　“好男人都死哪去了？”王文华在那纳闷，他发现有些女性的择偶标准不免吹毛求疵，情人节的鲜花也许只是不起眼的一个标准。情人节，没有玫瑰就伤花怒放，有了玫瑰就相见恨晚投怀送抱？今年情人节碰上Saturday，估计又是一个商家大打情侣牌的好时机，但再有意见黄舒骏说的也代表了绝大多数群众的标准：“你负责美丽妖艳，我负责努力赚钱。”
　　
　　河西

拥抱自己

河西 — Fri, 20 Feb 2009 07:07:00 GMT+8

　　拥抱自己
　　
　　深夜蓦然醒来。睁开眼，世界在我面前熄灭。
　　一种声音在我耳朵里盘旋，我聆听着它在我的体内逐渐放大，在气管、肺叶，甚至是骨头里，它异常强大。
　　它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吗？它急促、沙哑，已经被折磨得失去了年轻时的欢愉色彩。
　　终于意识到，它是呼吸，一种让人感到窒息的呼吸，快速的吸入，快速的吐出，永远无法满足身体的需要。想起读书时的长跑考试，跑到最后一圈时，嘴唇张得老大，风直接涌入喉咙，没有办法阻止空气入侵的那种感觉，就像今天。
　　这黑夜中静止的长跑让人感到恐惧。终点在什么地方？没有人给你答案。没有人和你一起承受着奔跑的痛苦，孤独，只有自己面对自己，双腿轻松，肺部沉重。
　　我慢慢地爬起来，背靠着床头，喘息稍稍平复。头脑异常的清醒，而又感到从未有过的孤寂。黑夜蚕食着我，我就像是茧中之蚕，期待着破蛹而出的痛快。
　　但是寒冷充当着黑夜的帮凶。于是，我让自己的双手抱紧双腿，蜷缩着，拥抱自己，让酸痛的肋骨和冰凉的小腿感到一丝温暖，温度来自自己的双手。我在想，没有别人可以拥抱的时候，就勇敢地拥抱自己吧。幻想那个人用手抚摸着你的脸颊和身体，有意无意的柔情万种，仅仅是幻想也很美丽。
　　拥抱，在心里为自己点一根蜡烛，照亮我周围的一切，一张床头柜，几面书橱，还有一台闭着眼睛的电脑，我看到它们默默地陪伴着我，心情是起皱的湖。
想起很多往事，一个男人的理想和奋斗，几多辛酸几多无奈，就像是和呼吸的搏斗，压力近在咫尺，却没有人告诉你终点。也许更像是海明威笔下的老者，我看到了我的鱼，可是总是无法将它拖上岸去，一则都市里老人与海的故事。
　　还是黑夜，明天遥遥无期，我对自己无能为力。
　　
　　河西

梅葆玖先生专访

河西 — Mon, 05 Jan 2009 05:11:16 GMT+8

　　我的父亲梅兰芳

　　－－梅葆玖先生专访
　　
　　很久之前，梅葆玖早有一个心愿，就是为父亲拍一部能够真正体现其艺术生涯和艺术精神的电影。电

影《梅兰芳》的底本（回忆录《我的父亲梅兰芳》）由梅葆玖的哥哥梅绍武写成之后，从2002年开始，梅

葆玖就带着它四处奔走，导演见了无数位，可是却没有一个能让他感到放心。他这样谨慎，是因为他觉得

，自己手中掌握着太多太多人的期许，而且，向世人展示一个真实的梅兰芳，他从不敢有丝毫的马虎和大

意。
　　直到4年之后，他在中国电影集团总裁韩三平的陪同下，见到了陈凯歌。
　　可以说，他们是老相识了。陈凯歌的父亲陈怀皑50年代就参与过梅兰芳的艺术纪录片的拍摄，从小，

陈凯歌就经常到梅家来玩，还见过梅夫人福芝芳，这为他日后拍摄代表作《霸王别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说他对陈凯歌很放心，尽管其中经历了一些小小的风波，但他仍然对这部影片充满信心。
　　这部描述他父亲艺术生涯的电影让他重新回到前尘往事之中，回忆起那些过往的岁月，他的声调始终

很平静，就好像这些故事就发生在昨天……
　　
　　
　　童年记忆中的父亲
　　
　　河西：1934年3月29日，您出生在上海，在上海您住了多长时间？
　　
　　梅葆玖：1934年出生，一直住到解放，1950年我们才到北京去的。
　　
　　河西：当时您父亲为什么会从北京搬到上海来住？
　　
　　梅葆玖：1931年到的上海，先是住在沧洲饭店，后迁马斯南路121号。他到上海主要还是因为北京不

安全，家人在上海工作也忙，之前已经有意向要搬到上海来。另外孩子们身体也都不太好，当时北京流行

白喉之类的传染病，我三哥感染白喉后就去世了，那时候白喉也没有什么特效药，整个大环境不是很好，

于是决定先搬上海住一住。
　　
　　河西：您父亲在上海排了很多抗日爱国的戏，比如《抗金兵》、《生死恨》等等，这是在什么样的环

境下上演的？
　　
　　梅葆玖：那是1933、1934年的样子。《抗金兵》、《生死恨》都是在上海首演，等1937年抗战全面爆

发后，这些戏就不演了，蓄须明志。
　　
　　河西：蓄须明志的故事广为人知，蓄须明志后日军是否还常来骚扰、威胁？
　　
　　梅葆玖：1938年到香港，后来又回上海，在家画画、写字。日本提出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想请我父

亲去电台里讲话，我父亲就说我不能讲，都给谢绝了。
　　
　　河西：您父亲到香港后演了《梁红玉》，当时是怎么样的情况？
　　
　　梅葆玖：这是新排的戏，文武都有。在我父亲的团里有很多老先生，都是文人，我父亲主持，一同来

写剧本，选了两个题目，一个是《抗金兵》、一个是《生死恨》。这两个戏后来就留下来了，可以说是我

父亲在抗日前夕的两大作品，一直延续到今天都有人在演，已经成为梅派的经典剧目。
　　
　　河西：1941年香港沦陷，但是您父亲没有马上回内地，是因为什么呢？
　　
　　梅葆玖：我两个哥哥先回了重庆、贵阳，我和我姐姐葆玥那时还小呢，1942年就随我父亲回上海了，

到抗战胜利为止我们一直住在上海。
　　
　　
　　拜师学艺，粉墨登场
　　
　　河西：您本人从小就喜欢京剧？您父亲一共9个儿子，为什么只有您学了梅派京剧？
　　
　　梅葆玖：主要是因为我父亲看我长得像他，耳朵、眼睛都像，而且有嗓子，有条件学习，就给我拍了

照，然后我演了《三娘教子》中的小孩，我父亲觉演得不错，认为我有这方面的天分，这样就开始让我学

梅派了。我从十岁开始学习就没有断过，请了老师，唱腔、昆曲、武打等等都学。抗战胜利后，1945年我

父亲复出，我就在梅剧团实习。后来与我父亲合演《游园惊梦》、《金山寺》和《白蛇传》等戏等。解放

后，1951年我到北京，已经可以独立唱一出戏，等于正式加入了梅剧团，一直到1961年我父亲去世。文化

大革命的时候梅剧团停了下来，江青说男旦不行，所以全都靠边站，只有样板戏能唱，结果我们有十几年

没有再唱戏。
　　
　　河西：您的第一个老师是王瑶卿之侄王幼卿，他教您什么？
　　
　　梅葆玖：他是我第一个老师，也是王派传人，学戏学习王派很重要，打基础，发音、咬字、唱腔都是

非常规范的东西。我的昆曲教师是上海的朱传茗，传字辈的，武功教师是陶玉芝，后又向朱琴心学习花旦

，都是名师。基本功学完以后，我才开始向我父亲学习他的那些戏，陪着他演出，逐渐逐渐把《贵妃醉酒

》、《霸王别姬》、《宇宙锋》一个一个都学到手了。
　　
　　河西：您10岁开始学艺，3年后您就开始登台演出，学的特别快？当时您父亲对您的演出持肯定的态

度吗？
　　
　　梅葆玖：我反应比较快，人还算比较聪明。小孩也不知道在台上害怕，只是觉得好玩，也没有任何压

力。我一方面还在学校念书，有寒假暑假，在学校和同学们一块演出，算是实习。
　　
　　河西：我知道您父亲对于他的学生是很关心也很爱护的。李世芳去世后，您父亲非常伤心，上演《金

山寺》时还伤心流泪，是这样的吗？
　　
　　梅葆玖：他很难过，因为他女学生里最喜欢言慧珠，男学生里最喜欢李世芳，他人很聪明。李世芳坐

飞机失事后，他非常难过，还给他演了一出戏，给他家里募捐。我父亲培养一个得意门生不容易，不是说

所有的学生都可以达到这个标准。给李世芳家募捐的戏我们都参加了，唱了三天，唱戏挣的钱都给了他家

属，料理后事。
　　
　　
　　和父亲同台演出
　　
　　河西：第一次与您父亲一起登台演出是在什么时候？演的是哪一出？
　　
　　梅葆玖：那是我18岁的时候和父亲一起演《游园惊梦》。我父亲演杜丽娘，我演小春香，就开始同台

了。1949年，我们又合演了《断桥》，也就是《白蛇传》的一折。我父亲演白蛇，我演青蛇，我已经开始

边学边演。1950年到北京以后，我父亲到外地演出的时候总是带着我一块去。每到一个地方，总是我先演

三、四天，我父亲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再由我父亲登台。全国各地都是这样。这样逐渐逐渐就把我推向观

众。东北、华南、华东我都去过。这样给我带来锻炼机会，也使观众熟悉了我，知道我是跟随父亲继承梅

派京剧的，对我也有个基本认识。我父亲去世以后，我就开始带梅剧团，在文革后又重新恢复演出。
　　
　　河西：和您父亲同台演出有没有压力？
　　
　　梅葆玖：没有压力，他人非常好，非常公正平和，他带学生也好，带我也好都是如此，不像有的老师

对学生有种威慑力，他很民主。因为他很早就出国，到欧洲、日本、苏联都去过，所以他不会按照封建家

长制的一套来教育学生和子女。他是很开放的，有的错的，不断说不断指正，但态度是温和的。我们学艺

的时候也不害怕，他在上海教李世芳他们，我就在一边一遍一遍看，有什么想法，他都是以一种商榷的口

吻来说，不是我怎么想的，你就必须怎么服从，他从来不会这样。
　　
　　河西：如果演错了，会不会批评您？
　　
　　梅葆玖：有时候晚上我们吃完夜宵，他会给我重排，告诉我错在什么地方，应该怎么排。如果我在台

上错了一个身段，他也会配合我一下，目的是不让观众看出来，在台上，我们都是配合的。下来之后，他

会重新认真地再给我排一遍，说你要注意哪一点哪一点。他从来没有斥责过我。他对学生也是这样，他说

他要是一斥责一骂，学生马上就怕了，一害怕更学不进去。他的做法是让他认知，让他知道怎么样才是对

的。他总是从启发的角度来看待这样的问题，应该说他的教学很开放，也很科学，所以学生们都很愿意和

他学。不是说看见严师以后，大家不敢说话，不是这样，一切都很民主。
　　
　　河西：1949年，您陪同您父亲一起到北平去参加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当时的情景是

怎么样的？
　　
　　梅葆玖：那是全国第一次开这样的代表大会。那也是我第一次到北京，可以去看看北京城墙、北海、

长城等地的北京风光，在上海是看不到的，这座古都对我特别有吸引力。北京的老剧场、北京的老艺术家

、父辈的老师们我都见到了，从49、50年到北京，一直到我父亲去世，我是又学习又实践，这十几年时间

对我的发展最有帮助。我父亲去日本访问，到朝鲜慰问，我们也都跟着他一起去，这可以说是我艺术成长

的黄金时期，最受益的时间。我一直守着父亲，我父亲演出的时候，我天天看，我演出的时候，我父亲就

帮我指出我的问题，使我能得到提高。我觉得熏陶非常重要。
　　
　　河西：1951年，您和您父亲在怀仁堂演出，毛主席说您父亲的白娘子扮相与众不同，这是改良过的吗

？
　　
　　梅葆玖：我父亲浑身穿白，头顶一个红绣球，我也是一身白，非常漂亮，所以主席说这个扮相非常好

，很跳，代表了白蛇的一种新形象。
　　每年春节，我们就到怀仁堂去演出。毛主席很喜欢看戏，也很懂昆曲，不用看戏文，我们在上面看戏

，他在台下一边拍板一边听。毛主席对传统文化非常熟悉，特别是诗词。
　　
　　河西：1950年除夕，您和父亲在怀仁堂合演了《金山寺》和《断桥》这两出戏，齐燕铭先生提了一点

意见，您父亲就改了念白，您父亲演出的剧本也是经常修改，从善如流的吗？
　　
　　梅葆玖：上阵父子兵，我记得当时我还演了个《玉堂春》，毛主席也在台下看。
　　我父亲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创新，但是创新要在传统的基础上，不能离开传统。你的服装、你的唱腔

、你的音乐都在京剧的基础上创新，这样你才能站得住脚。不是说改完了以后不像京剧了，那肯定不行。

我父亲排的戏，京剧的形没有变，京剧的魂没有变，所以我父亲排的戏，基本上都能站住脚，基本上观众

都会喜欢看。我父亲的戏，好听好看又创新，可是没有脱离京剧的框架。
　　
　　河西：1959年，您父亲在北京演《穆桂英挂帅》，作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剧，这是不是也您父亲生前

比较喜欢的一出戏？
　　
　　梅葆玖：在《穆桂英挂帅》中我演杨文广，我姐姐葆玥演杨金花，这样就是真儿子真女儿一起上台演

出，在戏曲史上也挺罕见的，在台下是父亲，在台上就变成母亲了，很有意思。
　　
　　河西：当时是一票难求吧？
　　
　　梅葆玖：确实是这样。你想都是一些名演员，尤其是在国庆节上演，在大会堂、人民剧场等地演，59

年-60年演了不少场，几十场总有，真是一票难求，这种机会太难得了。可惜就是没有把它拍成电影，原

来是要拍成电影的，但是因为他心脏不行了，没能如愿。后来是我父亲现场的录音，我配的像。
　　
　　
　　我父亲最后的日子
　　
　　河西：解放后您父亲担任了很多社会工作，比如中国京剧院院长和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这些社会工

作会不会占用他比较多的时间，让他太劳累了？
　　
　　梅葆玖：这肯定会忙一点，学习、开会都比较多，虽然有些事情我们也能办，但很多问题还得他本人

来过问，确实是累了一点。他后来患心脏病去世，当时没有现在的医疗条件，还没有心脏搭桥、血管支架

的技术，所以后来1961年还是没有挺过去。
　　
　　河西：以前有这方面的症状吗？
　　
　　梅葆玖：别人知道他的心脏血管比较细，心室扩大，通过透视能看出来，医生叫他不要太累，但是当

时对心脏病的认知还没有现在这么深。他老是说胃疼，其实胃疼是心脏病的反射，我父亲以为是胃疼，吃

点药压一压就没事了，结果病情被延误。我父亲的病情严重了才知道是心脏病，送医院，心脏血管已经堵

塞了好几根，已经是晚期，1961年8月8日凌晨突然又发病，没有抢救过来。
　　
　　河西：发病的时候他在做什么？
　　
　　梅葆玖：也没有做什么，就是清洗一下，大夫不让他下地，他不听，还是下地，结果一上床就发了病

。送去医院后，人工呼吸等抢救工作都做了，没有用。我妹妹先到医院，医生对她说，因为我父亲这病已

经有一定的时间，而且限于当时的医疗条件，所以没有抢救过来。之前他虽然也知道自己血管细，但是没

什么症状，一切如常，加上他工作繁忙，所以也没重视，如果平时就感到这不舒服那不舒服，可能就会加

以关注。这东西一发病是最可怕不过的了。
　　
　　
　　电影《梅兰芳》：从人文的角度审视这段历史
　　
　　河西：50多年前，同样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陈凯歌的父亲陈怀皑就参与了关于梅兰芳的艺术纪录片拍

摄，您当时就在拍摄现场吧？当时是怎么拍这部片子的？
　　
　　梅葆玖：有好几个导演，陈怀皑也在里面，还有上海的导演岑范。那是1953年，把我父亲的舞台艺术

记录下来在现在教学就很有用。看了之后，对唱腔、动作、身段、舞美马上就有概念，留下了一个范本。

梅派的电影资料还比较多，其它流派，程先生、荀先生留了一个，徐先生一个也没有留下来，那时候没有

录像。我父亲的这个纪录片，把他的代表作《贵妃醉酒》、《宇宙锋》等好多戏都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河西：电影《梅兰芳》剧本则改编自梅绍武的传记作品《我的父亲梅兰芳》，怎么定下要拍《梅兰芳

》这部电影的呢？
　　
　　梅葆玖：好多年前就想拍这部电影，但是一直没做起来。电视剧是有，但是电视不能代替电影。现在

能拍成电影，我也很高兴，可以让更多的人来更好地来认识和理解梅兰芳。
　　
　　河西：编剧是著名作家严歌苓，这个剧本您看过吗？
　　
　　梅葆玖：剧本是中宣部都审过的。它还是比较忠实于历史，从人文的角度来审视这段历史。她的故事

其实到抗战胜利就结束了。
　　
　　河西：对黎明的表演怎么评价？觉得他演得像您父亲吗？
　　
　　梅葆玖：我觉得他文化气息还好。他没有港台人说话的那种腔调，他还是北京口音，因为他本来就是

北京人，小时候住在北京。要是电影搞出个“广东梅兰芳”那就不好了，而且现在还不允许配音。这片子

大概奥运会之后就可以拿出来。
　　
　　河西：片子您已经看过了吗？
　　
　　梅葆玖：在拍的时候我去看过，但是剪接的时候我还没有去看，陈凯歌还在做后期。
　　
　　河西：您曾经担心章子怡不太能演得了孟小冬，为什么？是觉得她难以进入孟小冬的内心世界？
　　
　　梅葆玖：刚开始是有些担心，但是不断有老师给她说，她很快就学会了，她很聪明。有些神态方面，

还是表现得不错的，毕竟是老演员了。
　　
　　河西：您觉得您母亲福芳芝是个怎么样的人？
　　
　　梅葆玖：在电影中她也有几个镜头，但是怎么剪接下来还不知道，要看陈凯歌的后期处理了。我母亲

也是演员。她是旗人，从小也在梨园长大，对于京剧和艺术她也是懂的，很有见解的，只是结婚以后她没

有再登台演出。
　　
　　
　　
　　河西

熊十力与王元化

河西 — Mon, 05 Jan 2009 05:02:21 GMT+8

　　熊十力与王元化
　　
　　季羡林先生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书中收《中国的民族性：“思想包袱”与文化“危机”》一文，文中说：“听说王元化先生主张彻底批判旧文化，我是赞成的。”熟悉王元化著作思想，并且了解王元化与熊十力关系的读者大概都不会相信王元化有过这样的主张，怕季先生的记忆终究是不确的罢。
　　6月13日，熊十力先生逝世四十周年的纪念座谈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只是可惜，王元化先生已经不能出席这样一个本来他可以很有话可说的会议。
　　从师承关系上来说，王元化深受熊十力的影响，特别在治学方法上更是如此。
　　王元化第一次见到熊十力是在1962年，即熊十力逝世的六年前。当时熊十力的身体已经很不好，1960年2月，熊十力曾煤气中毒，经抢救才从昏迷中脱险，以后神经衰弱的老毛病更加严重。1960年，他的密友林宰平逝世；1961年，王孟荪逝世；1962年，刘静窗逝世。三年三位老友先手离他而去，确实让他觉得世事无常。此时的他已经谢绝会客，并在门上贴了一张纸条，将自己的身体状况如实吐露：面赤、气亏、虚火上延之类。
　　不知道是不是出于一种求学的渴望，还是更多地出于受批判后的难以排遣的委屈，1962年的秋天，王元化持韦卓民的介绍信，去淮海中路2068号拜见熊十力。去之前，他也很忐忑不安，怕是吃了闭门羹。但是令他感到意外的是，这次求见毫无困难，等候了两三分钟，熊十力就从隔壁走了出来，虽然须发皆白、身材瘦弱，但仍显得很有精神。
　　虽然很多人（比如华东师大的批评家平心）对王元化说，熊十力这个人性情古怪。熊十力的身上既有佛家的神秘主义，又有道家的狂放不羁，他和废名为了佛学问题“大打出手”的佚事早已在学术界中广为传播。但是他们第一次的见面却是异常的亲和，这让他甚至感觉很突兀。在我看来，此时的熊十力虽然闭门谢客，但其实内心何尝不是寂寞、孤独的呢？于是，因为反胡风运动而在政治上失意的王元化与在学术上难称得意的熊十力走到了一起。解放后的熊十力虽然在内地也出版了一些著作，但印数都几乎可忽略不计，和当时动辄几十万册、上百万册的普及性文学读物怎可同日而语？1958年，《体用论》由上海龙门联合书局石印200册，1959年4月，《明心篇》由龙门书局排印200部，其余著作，也几乎在200册左右，只有《原儒》正式发行时，印了5000套，可以说是熊十力一生中印得最多的一部。更重要的是，虽然贵为全国政协委员，但是他关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重振儒学的主张，在一个梁思成保护古建筑都要批为“复古主义”的年代，在意识形态领域，怎不成为“过时之论”，其内心之寂冷，亦可想而知，这是他离开北京的最重要原因。
　　但是在上海又怎样呢？1954年10月，熊十力离开生活了四年多的北京，在弟子刘公纯、周朋初陪同下，来到上海定居。陈毅市长礼贤下士，专门为熊十力觅了淮海中路2068号一座幽静的小洋房居住，往来的师友日渐稀少，可是这位自称“熊十力菩萨”心高气傲的人，韦卓民有一次去见他，他竟嚎啕大哭。
　　熊十力需要王元化这样的年轻人来理解他，而王元化也正需要这样的师长来给予他宽慰与温暖。于是，经熊十力许诺，王元化几乎每周都到熊十力住处走访一次，并以通信方式畅谈佛儒之学，只是在文革中，这些珍贵的书信几全被烧毁，只留下一张明信片，还记载着他们的友谊。
　　王元化无意出世，熊十力对于他勤奋治理佛学的寄托似亦未能如愿，但是熊十力的读书之法，王元化却是深得其中三昧。“不求甚解”似乎是三家村提出的读书之法，熊十力深不以为然，“沈潜往复，从容含玩”，才是治学问的学者所应该遵循的良箴。在为熊十力《佛家名相通释》所写的跋《记熊十力先生》一文中，王元化写道：“能不能做到‘必谨缺疑，而无放矢”，就是在读书上知难而退还是知难而进的分界线。读书可以作为一种消遣，但目的还在学习。作为专业学习对象的精读书，都应一遍又一遍地读下去，否则就不能吃透其中容易一眼滑过的重要内容。精读之要，首在必谨缺疑，使读不懂、吃不透的疑问常在心头。”
　　这是对熊十力读书法的继承与发挥，也应该是一个严谨的学者学子所应该遵循的法则。
　　这一代的知识分子潜心于传统学问，为薪火相传作出了楷模和榜样，但是在一些更为激进的知识分子洪流面前，他们被迅速的吞没了。只是只要有这样具有“孤往精神”的学者存在，真正的传统（而不是那些被媒体化的所谓讲坛之学）就不会薪尽火灭。杜维明先生曾经对我说：“我对‘五四’一批知识分子，看他们的文章常常受感动。要批评他们的话就是要批评他们过分乐观，最重要的体现在要把传统像包袱一样的丢掉，太乐观了。传统如果真的能像包袱一样丢掉的话，那还要等他们？”
　　我读熊十力、王元化的著作，看他们的传记，又时时感到一种悲哀。熊十力对传统的坚守让他于文革开始后遭遇了非人的折磨。“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一个老人，双泪长流，在公园中跌跌撞撞地走着，口中喊着与时代格格不入的话语，其结果是无人理解。
　　王元化呢？他的晚年似乎也是孤寂的，疾病一直困扰着他，有一次我打电话给他，他已经完全听不清楚我在说什么了。20多年前，周扬晚年著名的关于“异化”的报告中，王元化担任了部分问题的撰写工作（主要是“要重视认识论问题”和“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批判”两个问题），并因提出在认识的阶段中除了毛主席说过的感性、理性外，还要加上知性，而再次多少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生逢和平年代可以安心于学问，是他学术生涯的幸运；而又生逢一个政治与学术纠缠得如此紧密的时代，又必然是他政治生涯的不幸！

　　
　　河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