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九个大法官（或“九个老男人”）

狄更斯的《游美札记》写于他的30岁，按今天的标准，这该算是一个人的少作了。历来对于这部作品的评价存在着不少分歧。因为马克思把《小杜丽》贴上了反资产阶级小说的标签，于是狄更斯在这部游记里对于美国社会的一些批评也得到许多“过度阐释”，如同某些体育活动一样被政治化了。

熟悉狄更斯作品的人都知道，司法制度是作家经常涉及的主题之一。《游美札记》也显示了作者对于美国法律和司法制度的关注。对监狱的观察和批评是最感人的篇章之一。他还描述了对波士顿法院的观感，并不时地跟英国的法院相比较。他注意到在那时的美国，除了联邦最高法院之外，其他法院的法官都不戴假发，不穿法袍（不过到了19世纪后期就逐渐都穿法袍了）。由于没有英国式的出庭律师与事务律师的区分，因此律师在法庭之上既询问证人，又记录要点。他注意到刑事法庭上往往很难辨别哪个是被告人，因为无论从服饰还是行为，在被告方的群体里，那位受到审判的人物都像律师一样一派绅士风度。每一处法庭都宽敞明亮，民众可以随意地到这里来旁听审判。不像英国那样门警还要向进入法院旁听的人收小费。另外，美国的法官也更平易近人。“在这里，我诚恳地相信，也决没有任何法官大摆其老爷架子”（Nor is there, I sincerely believe, any insolence of office of any kind）。

在不少地方，狄更斯表达了对于美国司法体系简朴节省一面的赞美，但是对于法庭上的那些仪式化的安排，他却表达了一种较为复杂的见解：

对于我们的法庭里那些庄重严肃的仪节，我决不是不问青红皂白一概爱慕的，我认为，那些仪节之中有许多的还非常的可笑呢。我这个话听起来也许有些奇怪；不过我却真正地认为，法官戴假发、穿长袍子，这里面毫无疑问，含有一些庇护法官的意味——因为把法官装饰起来，扮成脚色，就可以使他们把个人的责任卸却；在我国的法庭上，所以常见到执行法律的人，语言蛮横，态度傲慢，所以常见到应该为真理辩护的人，却歪曲事实，颠倒是非，都是前面那种仪节的鼓励所致。虽然如此，我还是不由得要怀疑，美国极力想要铲除旧制度里那些荒谬、滥污的东西，是否作得太过火而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呢？特别是像波士顿这样一个并不很大的社会里，几乎每个人都认识其余的人，是否应该把执法这件事，用一道人为的屏障围起来，以免法庭上也出现“你兄我弟，咱们俩儿好”那种日常交往气氛呢？在美国，执法所赖以成立的一切，像法官的高尚品格和伟大能力，不但在这儿，并且在别的地方，全都具备，而且这种具备是当之无愧的；但是它却也许还需要一点别的东西，这点别的东西，不是弄来给知情达理的人看的，而是弄来给愚昧无知、麻麻糊糊的人看的，这班人里面，包括一些犯人和许多证人。毫无疑问，美国的法庭，是根据“制订法律尽其职份的人必能尊重法律”这项原则而建立的。但是经验却证明，这种希望是一种错觉；因为，没有比美国法官知道得更清楚的了，一遇到有任何使群众兴奋的事情，法律是丝毫没有力量的，法律也一时无法使它的威信高于一切。（《游美札记》，张若谷译，上海译文1982，页77）

这样的议论值得玩味。法庭仪节果然让法律职业者更缺乏责任感么？“语言蛮横，态度傲慢”对于纠纷解决究竟更困难抑或恰好相反？在“为真理辩护”与“歪曲事实。颠倒是非”之间，律师是否还有中间的道路可走？考虑到法庭程序中的权力平衡，一个以委托人利益最大化为至高追求的律师是否更有利于真理或真相的揭示？把法庭仪节说成主要针对愚夫愚妇的，是否表达了狄更斯思想深层次的对于司法领域的民主化的某种排斥？

顺便说一句，外国人观察美国写出名著的另一个先例是托克维尔。巧合的是，托氏访问美国时也是年轻人，甚至比狄氏更年轻：到达美国的时候尚不满26岁。托克维尔访美时间是1831年，比狄更斯早11年。《游美札记》和《论美国的民主》基本上是同一个时代的作品。两相比较，不仅有助于读者更全面地了解那个时代的美国，也可以折射出作者本身知识背景、兴趣和见解的差异。

（狄更斯：《游美札记》，张若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Charles Dickens, American Notes and Pictures from Ital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原载《南方周末》2008年7月24日

陈忠林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赵蕾 发自杭州 北京
2008-07-17
来源:南方周末

一群带着理想主义情结的法律学者，正在尝试创办一所与现行大学相异的学府——远离教育行政化，由教授委员会管理学院事务与学术评价，追寻大学独立与学术自由的精神……

“让胡适校长的精神活在我们心中。”贺卫方以这篇致辞作别北京大学后，他的新教职是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

这个法学院意图恢复胡适年代大学传统的理想实验——远离教育行政化，由教授委员会管理学院事务与学术评价，追寻“教授治院”下的大学独立与学术自由。

这似在回应半个多世纪前的浙大历史。那时，在校长竺可桢主持下的浙大，获得了比肩北大的自主办学氛围，有“东南民主堡垒”之誉。

半个多世纪后，与北京相比，杭州在学术资源和学术话语权上明显处于劣势。

但这个学院欲图恢复大学传统的追求，仍让一些厌倦了现今大学诸多问题的学者心神往之。

今年4月，北大法学院副教授张谷也离开北京，选择了光华法学院。

张谷的夫人曾对光华法学院院长孙笑侠说：“你们为何要引进他（指张谷）？他又不会为光华法学院‘制造’文章。”言下之意，如果按现有多数大学对教授的评价标准，张谷可能会让光华失望。

但孙表示，该院不同于其它大学的独立教授委员会对本院教师水平的评定，不会拘泥于在核心刊物上发表多少文章，而将更多审查代表作的实际水准和教师的科研能力、潜力。

造就一个理想的法学院

光华法学院的教授委员会，现有10名委员。

除了浙江大学副校长为理工背景外，其他九人均为当今杰出的华裔法律学者或精通中国法的外国学者。其中，有曾担任台湾司法院大法官的王泽鉴、刘铁铮教授，哈佛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安守廉等。

这是一个独立决定学术性事务的机构，从人才引进、教授晋升、课程设置等，学院日常运行中与学术相关的事务都归它管。教授委员会拥有学术事务最高决策权，院长必须对它负责。他们将专司一职：维护学术的良心。

在院长孙笑侠看来，十位教授形成了顶尖的专业评判水平，可以避免“外行评价内行”的尴尬。之前，法学院教授的晋升，都由校方职称评审委员会决定；而评审成员多数是理工科学者，不了解法律学科，“最终只能看你发表了多少论文、承担了多少课题、项目”。

在引进人才上，教授委员会同样坚持严格的学术标准。所有人选，经过院务委员会物色、推荐，最后都须在教授委员会上通过。据孙笑侠介绍，引进贺卫方，在教授委员会上得到了一致通过。

这样一个和现行教育体制完全不同的“学科特区”，和捐建者光华教育基金的推动直接相关。

在光华教育基金捐建之前，法学院和浙江大学行政管理系等院系合称大法学院，在杭州市区的西溪校区。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各个院系间相互扯皮，教师很难将大部分精力投身科研和教学。几乎所有的法学老师都想独立出来，成立一个纯粹的法学院。浙江大学的第三校区——之江校园，被不少海归老师相中。

在和校方领导沟通后，院长孙笑侠率队开始募款之旅。最后，台湾理律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兼执行长陈长文，促成了光华教育基金与浙大法学院的这段因缘。陈也是海基会原副董事长及首任秘书长、台湾红十字会会长，有深厚的大陆情结。

2007年4月，在光华成立典礼上，陈长文说，法治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不可或缺的条件，“法治要成功，法律教育是最重要的，学校是最重要的。”到场的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也发表致辞，他说，“要与国际接轨，这个‘轨’就是法治思想的深入、法治的健全。”

他们寄望于浙江大学，在大陆造就理想的法学院，培养理想的法律人群体。

新旧规则的磨合

光华法学院毕竟没有脱离“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的高校管理体制。

法学院现在除了须受校方的领导，还须执行教授委员会的决定。

在目前的格局下，浙江大学方面允诺法学院建立“学科特区”，给予光华一些特殊政策，教授委员会在这些特殊政策范围内运作，但最后决定权还在学校。

另一方面，在光华教育基金和浙大的双方协议中，作为学院的直接领导，浙大并非无偿接受捐赠，校方必须在资源分配、学术建设等方面配合光华的工作。这意味着校方要让出一部分权力，因此，其实际“履约”情况令人关切。

法学院教授林来梵的感受是，新旧规则正处于磨合阶段。他说，有些问题可能还没完全曝露，比如，“教师的晋升需要经过校方确认，如果他们不同意教授委员会的决定，怎么办？”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曾有一次校方想推翻教授委员会的决定，但后来一方面鉴于教授委员会诸委员的威望，一方面经过双方沟通，校方同意了原有决定。

即使学院之内的治理，也仍需磨合与调整。

教授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多是外校知名教授。由“外人”来决定院内事务的模式，也招致院内部分教师的非议。他们认为，外界的教授不一定了解本院本地区的情况。在西方的大学，教授委员会由本校或院系全体教师组成，并无“外人”参加。另外，由于委员们来自五湖四海，很难聚到一起开会，可能影响决策效率。

直接推动光华法学院建立的台湾籍教师王冠玺，是两种文化和行事规则的交节点。

这一年的工作让王冠玺更加深入地了解大陆社会：“整个社会对法治缺乏真正的关切，很多问题还是按旧规则来办；多数人有的是规则意识，而不是权利意识。”

王坦承，在筹建学院过程中，感觉随时可能生变。幸而虽有困难，相关方面有足够的耐心。

孙笑侠说，教授委员会运作一年多来，总体状况比较理想。他还发现，学校已经开始重视光华的经验，在权力下放和资源分配上，有尊重基层自治的倾向。

贺卫方认为，在大体制不易弦更张的情况下，局部的制度探索并不容易，他希望自己能在其中推动一二。

张谷也不认为自己来到光华，就意味着来到一个和原来就职大学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但他坚持认为，光华法学院就像民法上的人，只要诞生了、存在过，就有其特有的独立的意义。

法学院的日常时光

这是带着些理想主义光芒的法学院。

整座校园在幽幽的月轮山上，美国长老会捐资建造的老教堂静立在半山腰上，它还有个清雅的名字——悦客堂。

光华法学院教授林来梵期待着，某日能在悦客堂举行学术沙龙，畅谈法学与神学的姊妹学缘；或在里面举行毕业典礼和学位授予仪式，在上帝的目光和教堂的钟声中，师生们互相致贺道别，不必计较学校党政领导的座次排位。

百年前，这里是华东六所教会名校之一——之江大学的校园。和它同期的东吴大学，曾经造就了中国近代最为成功的法学院，东吴法学依然是今日中国法学教育的标尺。

逝去的大学精神和前辈学人令人心向往之。张谷说，第一次来到山上，平日不修边幅的他突然有种冲动，想打上领带穿上西服拎起皮公文包，像当年的教授一样去给学生上课。

置身此地的学人很难不生烂漫之想：钟楼又名同怀堂，由《申报》创始人史量才出资建造；山顶的独立洋楼“下红房”曾是司徒雷登的居所；与钟楼遥相呼应的主楼慎思堂前，孙中山发表过热情洋溢的演讲。

单看光华法学院院徽，就令人浮想——红黑白三色，盾牌和书本为基本造型，居于中心的则是代表正义、法律、权利的拉丁文“JUS”，这样的设计在国内法学院院徽中并不多见，让人想起常青藤等欧美名校。

在这里，每周五是师生共餐日。学院规定：教师无论当天是否有课，都必须赶来与同学们共进午餐。这一餐由学院埋单。

目前，院方正向全球招募图书馆馆长，据悉已有美国某名校的图书馆馆长有意前来。

一年后遥望法学院成立的当日，一位留学日本的法律学者在异国的寄语仍动人魂魄：我想象光华法学院是自由、独立的，是未来中国法学的良心。

这也是法学院院长孙笑侠的心愿。

他说，光华最令人关注的不是亿元资金，也不是景致天成的西式校园，而是他们希望达到的改革效果——让它拥有相对自主的政策，归还学术本来的面目和应有的机制。

再多的博士点和国家学科基地，最终都会烟消云散。孙笑侠说，关于民国时期东吴和朝阳两所法学名校，人们记住的是，“朝阳的学生都在法官席上，东吴的都在上海滩当律师”。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14737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赵凌 赵蕾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杨子云
2008-07-17
来源:南方周末

这一次贺卫方走得坚决，这是他对政治沙场的平静退让，更是对生命价值的重新掂量。

48岁，本命年的贺卫方，在这一年做出决定：离开北大，告别京城。

这些天，他在发愁如何把那么多书从北京搬到南方。他要去的是钱塘江畔的浙大。“老贺要走了？”这一年在北京学者聚会的多个场合，在北大法学院的学生中间，不断盘旋着这样的传闻。

大家开始叫他老贺，是最近几年的事。这里面有岁月的沧桑，还有一种说不清的洒脱与敬意。

在北大法学院2008年毕业典礼上，贺卫方用惯常的诗意表达了自己的决意，他要和毕业生一起，离开这个工作了13年,带给了他美好声名的学府。

这个告别还意味着，他决意把一座城市抛在身后，这个他居住了两个13年的北京。

13年，北大教授贺卫方，在中国变成了一道符号。

在学界，他被视为司法改革坚定的鼓吹者；在实务界和舆论界，他被看作宪政、民主、法治思想的布道者；当然在另一些人眼中，他是一个“有些异端色彩”的多事者。

十年间，他不断言说的一些思想渐渐演变为现实。他抨击“复转军人进法院”，几年后的统一司法考试给了他积极的回应；他曾建议司法人员脱掉专政色彩的制服，后来法官果然穿上了法袍。

“从1998年发表复转军人进法院开始，一直到2004年前后，我都是比较乐观的，觉得可以用自己的知识来改造这个社会。”贺卫方好像在回忆很久远的一件事。

有人说，他的学识、他的形象、他的演讲，包括他的嗓音，上帝把他塑造成了完美无缺的学术明星。他的一位朋友甚至为他感到遗憾——如果老贺生在美国，电视竞选一定大获全胜。

他的足迹遍布中国，“在法学界，我算是演讲最多的之一吧。”

风尘仆仆的十年，频频露面的贺卫方自己也变成了一个话题。

质疑中最普遍的意见是说，贺卫方周旋于鲜花和掌声当中，江郎才尽，离书斋越来越远。

一位青年教授说，贺卫方曾经深刻震撼了他们一代，那种耳目一新的感觉难以忘怀。“或许是我们成长了，这几年他不再带给我们新意。”

然而，贺的支持者却说，中国不缺书斋学者，最缺的是像老贺一样关怀现实的行动者。

这个复杂的争执多少也是贺卫方内心的纠结。

“这些年自己比较外在化，显山露水，难以静心。也许我应该找一个可进可退的地方，能够为自己的一些政治或宪政论证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

于是，他做出了离开北京这个似乎要与过去决裂的决定。

说这些话的时候，决心回归学术的贺卫方语态中还有一种壮士暮年的苍凉。

自孙志刚事件始，贺卫方频频以公开的姿态发表自己对时政的观感。“好像是西西弗的神话，把石头推上去时很有成就感，然后又滚下去，要重新再往上推。”即将知天命的贺卫方用这个古老典故总结了自己最近几年的感受。

时光流逝，现实顽固，石头滚滚落落，他也已经变成了“老贺”。

1998年，因不满职称评定，贺卫方决定离开北大。北大校园因此留下一段众生挽留的传奇佳话。“先生若有八分的离意，我们将尽十分的努力；先生若有十分的离意，我们将尽万分的努力，目的唯有一个：先生，请留下！”

那一年，38岁的贺卫方没有走。

十年过去。

这一次贺卫方走得坚决，这是他对政治沙场的平静退让，更是对生命价值的重新掂量。“你需要有一种非常美好的生命感受，跟朋友的爽朗交往，放眼青山绿水的那种喜悦，读一本老书给你带来的快乐等等。其实人不完全是为了改造这个社会而存在的。”这样的感悟，48岁的贺卫方日渐强烈。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或许在柔软的钱塘江畔，负笈南下的老贺能找到新的希望和力量。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14738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赵凌 赵蕾 特约撰稿 杨子云 发自北京

2008-07-17

7月3日，在位于北京海淀区成府路的万圣书园咖啡厅，贺卫方接受了南方周末的专访。这个被他形容为“好似我们家客厅”的空间，是贺卫方和他的朋友们平日畅谈的思想场，现在成了他和朋友们最后话别的地方。

时不时就会冒出离开北京的念头

南方周末：离开北京，这个决定是怎么做出来的？   

贺卫方：大约是去年年底的时候，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的孙笑侠院长第一次给我发短信邀请加盟。当时多多少少有一点不知所措，虽然我时不时就会冒出离开北京的念头，但是离开北京到外地还是一个很大的动作。当然，北京这个城市实在不是适合人类生活的地方，我小时候生活在海边，读大学在嘉陵江边，总还是有水的地方，可是到了北京以后，没有像样的水，也没有像样的山。

按照他们的说法，希望一个有份量的、北大色彩的学者到浙大去，能够给这个法学院带来一种不同的色彩和气象。他们还想要做一点大学管理制度方面改革的尝试，我想，如果能在中国实现教授治校的话，那真是特别美好的一件事，何不去一起推动呢。多少年中国学人的一个梦想如果能够在钱塘江边实现，真是很好的事情，于是我就答应了。

南方周末：除了环境上的厌倦，离开北京与你在这个城市的处境有没有关系？

贺卫方：在北京我很自由，没有任何外界猜测的那种压力。过去这些年，我越来越多地介入一些公共事件，受到了一些特殊的关注，有时候也有某种潜在的压力，比如说学校有关人士有时候也会非正式地跟我说：卫方，有些话你说得太激烈了。说这话的时候都是作为好朋友，跟你私下说，而不是作为官方给你施加什么压力。就一个比较公共的知识分子而言，北大是一个特别好的地方。我这次离开，北京的朋友几乎没有一个人表示赞成，都觉得你离开了一个最能够保护你的地方。

南方周末：你拿什么去说服呢？

贺卫方：有许多事情你考虑得太多，就像哈姆雷特讲的，“优柔寡断使我们的果敢的本色蒙上了一层惨淡的容颜”，想得太多，我们就没有行动的力量。我觉得浙大和北大之间，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的差距。北大、清华当然最好，因为中国的这种特色，政治中心和学术文化中心，太过分合一。但是浙大也不错，也有这个国家最优秀的学生，也有非常好的学者群体，浙江的经济发展、文化也非常好。我不会觉得某个学校会是我唯一的情感归宿，这和故乡不一样。当然，13年并不是一个短的年份，北大在我心目中是一个会永远牵挂的地方。

能够追求的未来20、30年的方向已经说到家了，再说就是重复

南方周末：熟悉你的人有两种猜测，一种是说，这几年当明星当累了，这下要归隐做学术了。

贺卫方：这些年来，我是比较外在化，比较愿意去跟媒体交往，比较愿意接受记者采访，觉得别人采访我，总是认为你可以并且应该对于公共舆论产生影响。

但久而久之你会觉得这个学校在给你带来太多出头机会的同时，也让你变得越来越难以静下心来做事情。所谓“华北之大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好像就有这样一个感觉。

一个学者不是不可以有政治的追求，但是政治追求的基础是学术研究，所以我觉得，也许我应该找一个可进可退的地方，能够为自己的一些政治或者宪政论证奠定更坚实的学术基础。

这个社会怎么去发展，怎么转向那样一个目标，有许多学理上的东西要去研究，需要仔细的辨析。这些年来那些对我主张的批评，我需要去认真地思考。一些根基性的东西需要更深入地研究国家的历史，研究不同国家的社会演变历史，这时候阅读就变得非常重要。

其实我也很矛盾，要叫我完全安静下来，归隐山林，那也不是我希望的。我觉得杭州也许是一个可进可退的地方，不是完全退隐。

南方周末：还有人说，这是个悲观的选择，能说的都说尽了，一切照旧，干脆到钱塘江畔寄情山水。

贺卫方：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2006年春天的一次会议后，我多少有点感觉到，我能够追求的未来20、30年的目标都已经说到家了，再让我说这样的事情，就是重复。另一方面，我觉得人生不应该完全都变得像一个斗士，毕竟人生苦短，岁月如白驹过隙，你需要有一种非常美好的生命感受，跟朋友的爽朗交往，放眼青山绿水的那种喜悦，读一本老书给你带来的快乐等等。其实人不完全是为了改造这个社会而存在的，我们需要更丰富多采的人生历程。

像胡适这样既研究学问，又身体力行改变这个国家，是很高的境界

南方周末：刚刚说的这些是人到中年后的感悟么？

贺卫方：不完全是。胡适在他晚年的时候，其实台湾的情况很险恶，蒋经国这些人不断地去发动一些人去攻击他，谩骂他，恨不得把他杀掉，胡适一方面不断地抗争，直截了当地跟蒋介石表达他的看法，也在《自由中国》等杂志上发表推进宪政的文章，但是另外一方面，那段时间他一直在做《水经注》研究，很投入，简直是太神奇了。他用法律诉讼的方式来研究《水经注》，为戴震辩诬。胡适说过，在一个专制体制下你去追求自由的时候，一个人绝对不能够完全变成一个天天壮怀激烈的斗士，而需要有一种另外的天地，这个天地远离你战斗的战场，在这儿休养生息，坚持一种韧的战斗。不久前一次讲座，我跟大家讲这个的时候，发现后来网上有一个北大的学生说：“贺老师好像在为自己到杭州做某种解释。”

南方周末：说到胡适，你近年来在很多场合提及，最近是在北大法学院的毕业典礼上，有人在怀疑，你在向外界暗示自己跟胡适的某种历史相似。

贺卫方：我自己越来越能够清楚地意识到，就像余英时先生说的，胡适在纯学术方面的东西现在看起来存在着一些缺陷，唐德刚先生也批评他在社会科学方面的训练不太够，但是在整体上，我看今天的学者还没有人能够超越胡适。另外一个难以超越的地方，是他在政治或宪政领域所提出的那些目标，至今还没有在我们这里实现。我特别要强调，胡适对我们家国发展方向的一种判断，对于现实政治的关怀、参与以及一种恰当的距离感，是特别值得学习的。像胡适这样既研究学问，又身体力行去改变这个国家，是一种很高的境界。

一个北大教师有一种责任，想方设法要去让这所学校的学生们，不要忘记最代表我们这所学校精神的风范人物是什么样的人。但是，坦率地说，要达到胡适那样的综合水准，我这样在“文革”中成长的一代人真正是没有可能的。

周期性的，感觉有点心灰意冷

南方周末：一位老师说，你离开北大是北大的一个灾难，也是自由派阵营的一个损失。

贺卫方：那样的说法言过其实了。这些年来法学界的确存在某种新左的倾向，比方说国家主义的某种复兴，某种民族主义的思潮。甚至出现一些反法治的论调。我个人比较西化一点，有人跟我说，也许我走了以后，我们法学院某种平衡会失去。不过，我自己并不大相信，北大的民法、诉讼法、国际法等领域有很多优秀的学者，新生代也在崛起，他们是这个法学院里的骨干力量。

南方周末：北大13年，回望一下，几乎在每一个重要关口你都有所表现，尤其是司法改革，2002年，好像是你最兴奋的时候。

贺卫方：从98年在南方周末发表文章，一直到02年前后，那段时间我都是比较乐观的，笔调就能看出来是乐观的那种,觉得可以用知识来改造我们这个社会。最近有一点失望，例如，最近司法界的动向就让我大惑不解。虽然我知道，法治的潮流是很难改变的，但眼看着一些此前的改革遭到否定，还是有些难以接受。我们现在还能做什么？反复的言说还有意义么？其实有时候，是周期性的，感觉有点心灰意冷。

这样的体制造成了一种特别可怕的人身依附

南方周末：从77年恢复高考，这30多年来，你认为知识分子在经历什么样的心理过程？

贺卫方：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我们遭遇了一个假定的前提，这个前提是说，对社会发展的目标和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不需要你去思考，而是有人帮助你思考。最伟大的思想家不是在大学校园里，而是在庙堂之上。所以跟政治相关联的，就必须匍匐在那些最有权力的人的脚下，去做他的追随者。前不久南京大学做了一个统计，过去30年，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术刊物引用的作者排名，居于前几位的几乎都是政治领导人。

今天的学者体制内的生存环境基本上是在大学里，大学能不能独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个人假想，如果现在大学把我一脚踢出去，我到哪里去讨生活？这样的体制造成了一种特别可怕的人身依附，其实那是一种思想上的依附，你不能够随便说话。至于大学跟政府机关的关系，近年来一个愈来愈明显的趋势是，大学对政府的依附在加剧。例如，本科教育评估，各种评比，基金和其它资源的分配，所有这些都在不断地让大学丧失应有的独立和尊严。

再就是学术制度方面，如何评价一个人是不是好的学者，这些很具体的制度，也是我们生存环境的特别重要的地方。但是，现实的情况是，你必须满足那些个很怪异的条件，这样就导致了急功近利，有些人著作等身，但实际上，再过10年可能是一堆垃圾。

南方周末：很多人担心离开北京后，很难再听到你的声音？

贺卫方：那倒不会。也许声音会少一些，但我仍然会选择某些平台，表达自己对公共事务的态度和观点。这是我的世界观，对人生的期许。归隐山林，逃避现实，我不会感到快乐。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14791

答《经济观察报》记者马国川问

市场化与法治唇齿相依

经济观察报：与司法改革一样，其实这两年对中国经济改革也存在 “向何处去”的争议。一些人对市场化改革提出严厉的质疑，认为是市场化改革导致了腐败蔓延、贫富分化、社会不公，那些主张市场化改革的学者——比如吴敬琏等——就受到了许多批评。同样，在司法改革上，主张司法独立、司法专业化的学者——包括 江平教授，当然也包括你在内——也成为批评指责的对象，说你们倡导的司法改革完全和“人民”背道而驰了。

贺卫方：市场化与法治唇齿相依，所以现在面临同样的指责是毫不奇怪的。现在存在的腐败蔓延、贫富分化、社会不公不是市场化改革导致的，而是完全相反，是改革不到位的问题，是市场化还没有达到彻底程度造成的问题。同样，现在存在的司法不公等问题，也不是司法独立取向的改革方向有问题，而是司法改革没有完成、是司法不独立的结果。真正的司法独立，真正的司法责任的清晰化和明确化，司法权运行中的中立、透明，都没有做到。司法改革在不到位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些问题，就要走回头路，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因为，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了，另外一条路、过去走的路，是走不通的一条路。计划经济是死路一条，所以搞市场经济；人治也是死路一条，所以搞法治。

经济观察报：市场经济的基础是法治，法治也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二者在逻辑上是高度一致的。

贺卫方：如果司法不独立，一切都靠不受法律制约的权力运行，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昨天看到一个报纸做了调查，广东地区60%的商人经常需要在法律之外做一些工作，才能够保证自己的安全。市场经济内在的指标是有良好的法治。你可以想象，一个国家的商人如果财产没有安全感，会是什么样？如果市场经济没有良好的法治作为保障，这叫什么？起码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

经济观察报：司法独立是不是本身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一些人说，如果法律独立了，没人管了，法官们更是为所欲为了。

贺卫方：这种说法是对司法独立概念的误解。追求一种独立的司法体系，绝对不是追求一种专制的、恣意的、为所欲为的司法制度。独立的司法制度需要进行权力范围的清晰界定，绝对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做。法院的司法权力，一定是在法律规定的严格的范围内对纠纷和案件进行处理的机制，它能做的事情是有严格限制的，而不是说把它的触须延伸到社会的各个角落。独立绝对不意味着一种权力毫无章法地行使，虽然是独立，绝对不是独立于法律。“法律在法官之上”，所有的权力都是在法律之下的。最近我到瑞士的一个小城市参加一个研讨会，看到街中心有一个正义女神的雕像，是16纪的作品。正义女神一手持一把剑，一手提着一个天平，她的脚下有四个人物，都不到她的膝盖那么高。这四个人物代表着那个时代的四种类型的政府：教皇、国王、法院院长、苏丹。四种统治者都要在正义之下、在法律之下。

经济观察报：这是一个绝妙的象征。

贺卫方：它向世人宣示：法律不仅仅约束行政，也约束司法权，司法者本身也必须在法律之下。司法独立也必然明确地界定法官的责任，独立意味着权力的完整性，同时也意味着责任的完整性。就是说，当法官完整地行使司法权力时，也必须完整地承担做出司法决策的责任。如果司法裁判是错误的，责任必须受到追究。所以，那种“如果法律独立了，法官们更是为所欲为了”的说辞，是过甚其词甚至是完全荒谬的，是对司法独立有意或无意地进行误导性的解释，有意识地让公众产生一种对司法独立的恐惧。我们从来不讳言，我们的确在走向司法独立，在推动司法独立，但是我们远远没有进入司法独立的门槛。我到过很多法院，很多法官也有司法独立的观念，很多法院院长觉得这是很重要的，虽然有一点司法独立的意识了，但是还在门槛之外。让我们感到不安的是，司法独立刚刚起步，现在又有走回头路的趋势。一方面追求专业化，另一方面要强调“司法的民主性”、“大众司法”，相互矛盾冲突很厉害，使得司法独立的追求大打折扣。

经济观察报：畏缩不前。

贺卫方：甚至还往后倒退。现在把所有的责任一股脑地说成是因为司法独立的问题，这个前提就有问题。另外，一个国家制度应该有一个最基本的权力，到底是什么东西真正主导这个社会关系的调整——是法律的权力，还是法律之上的权力？如果总是在法律之上还有一种权力，法治就是一句空话。一个国家最重要的究竟是什么？历史表明，是法律，而不是警察。我们当前最重要的是树立对法律的信仰，对我们这样一个没有法治传统的国家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

经济观察报：在一些人那里，司法就变成一个替罪羊。

贺卫方：其实，司法不独立，就不可能解决那么多的社会问题。在法律之上的权力面前，法院左右为难，是在夹缝中求生存，飘摇中保地位。如果法律机构的权力是边缘化的，怎么可以建设一个法治社会？

经济观察报：处于这样一个大转型时期，司法改革不能耽误，但是需要各种配套改革措施，否则司法的独立只能是空谈。

贺卫方：要把司法看作整个社会变迁的一部分，需要对司法权力周边的环境逐渐加以改造。以前我们有一种想法，寄希望于司法改革能够成为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这种想法多多少少有一些幼稚和天真。

经济观察报：你的感慨和一些经济学家也是不谋而合的。吴敬琏曾经说过，80年代后期推进市场化改革的时候，觉得有一天真的实行市场经济就一切都好了，可是90年代确立市场经济化改革目标后，才发现还有“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的区别，所以他也感慨当初的天真。

贺卫方：大家不期而遇吧。当初的设想在逻辑上倒没有太大的问题，比如通过司法权力更合理的建构、法院组织的改造和法官素质的提高，让法院越来越公正，人民有了纠纷就到法院判决，不知不觉就变成了一个法治社会，潜移默化地实现了这个过程。但是最后发现还是做不到，整个体制把你拽住了。有一些学界的同行也很幼稚，他们认为司法单兵突击无法与更大的权力抗衡，只有把人民拉到自己这边来，才有更强有力的后盾，才会变得更加有利，所以力主把“人民”的因素引进到司法中间来，强化“人民”对司法权进行真正的监督。在一些人的误导下，公众对司法专业化和司法独立难免心存疑虑。

不要冀望于收获和播种同时进行

经济观察报：一方面是在学界里面有很多似是而非的东西，另一方面在民众里也有很多似是而非的东西，因而造成了今天中国司法改革的种种问题。

贺卫方：我同意你的分析。国家法治建设的方向，关乎整个社会发展的方向，需要认真讨论。但是大家对于这样的大是大非的问题还没有很好的讨论，这也是我们媒体和学术界需要努力的方向。学者不要把学术作为一种依赖于权力运行的活动，学术就是学术，大家认认真真进行讨论，把似是而非的东西搞清楚，非常重要。

经济观察报：中国改革也到了一个关键时期，法律人能够在哪些方面来推动社会进步？

贺卫方：其实有很多偏向技术性的事务，比如说更有效保障公民的财产安全、交易安全，建立更加合理的合同保障、对法律条文的解释更加规范，等等，法律在这些方面可以做更多的努力。法律职业素质的提高，还有很多空间。这些年已经有一些成果，法官、检察官的群体素质还是在提高。

经济观察报：陈忠林教授恰恰不同意这点，他说如果你做一个调查，民众肯定说这些年法官的素质降低。

贺卫方：我觉得他的说法不正确。今天建构一个法律职业，并不是建立一个雷锋式的群体，法律职业并不是要遵循社会各界共同倡导的道德规范，要为自己的客户保密。这种做法看起来跟社会公认的道理有偏离，但是这样的职业非常重要，构成了一种平衡其他社会因素的力量，这样的平衡使得社会不至于出现大一统的状况。我认为法律职业的建构还是应该朝向更加专业化的方向去努力，去推动，职业化、专业化这条道路并没有错误，一个真正为人民做出贡献的司法群体，他们的语言，他们某些职业伦理的规范，偏偏是人民不大理解的。英国、美国的情况都是这样，他们绝对不会说为了让人民喜闻乐见，而把法律的语言的专业性去掉。

经济观察报：近年来，一些学者对司法改革的路径是有怀疑的，他们认为西方的法律制度放在中国是不合适的，一些司法腐败就是和生搬硬套西方的法律制度有关。

贺卫方：我觉得这个判断本身就是一个非历史性的判断。他们完全看不到西方制度是更加符合现代性的制度。当我们引进的那些制度进入到完全水土不一样的环境，有一个慢慢适应的过程，需要慢慢地跟本土文化进行结合，这种结合需要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马上就可以生根开花，马上就长成一棵参天大树，而是需要一个很艰巨的过程。另外，我们要对如何达致我们所希望的目标有一种更加清晰的把握，手段和目标之间要有一种协调，关键的是，推动这个过程的人们应当是法治论者，绝对不是反法治的。

经济观察报：他们要认同法治的价值。

贺卫方：问题在于怎样走向法治？在运用什么手段上存在一些争议。因为某些手段将使得法治目标永远达不到，这就需要认真的讨论。很多外来的东西其实不完全是外在于我们的东西，比如说独立的司法制度，就具有普世价值。如果天天说这是美国的制度，那是德国的制度，看不到其普世的特征，就会迷失在中西古今之间走不出来。某些人动辄说某些制度不符合我们的国情，我们的国情是什么？我们的百姓不要求正义？不要求公平？我们不是这样的国民。有人说我们发展不平衡，哪个国家平衡？你具体到一个村子里，村东头和村西头还不平衡呢。所以我们不能过分地夸张国情的特性。

经济观察报：国情论是一些人的法宝。

贺卫方：法律制度引进来的过程中必然有变异，是一个双向变异，外来的东西引进来改造了我们，我们也改造了它们。这个过程中必然有本土化，再强调国情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

经济观察报：中国法学教育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已经出现了法律人的共同体，有些法学家走上从政岗位，知名律师拥有了极高的社会地位，但是这好像并没有给公众以更大的信心。

贺卫方：我有一篇文章引用了一句话，“从事一项最艰巨的事业的时候，不要希冀于收获和播种同时进行”。和一百多年前比起来，中国社会已经进步得够大。唐德刚先生说中国在穿越“历史的三峡”，他估计2040年前后中国能够走出“三峡”，他是比较乐观的。在跨越“历史的三峡”时，我们会有一些挫折，会有一些“走着走着觉得走不通了”的感觉，甚至有“往后倒退”的感觉，我是研究法律史的，从历史的角度观察，这不算什么。

经济观察报：你的意思是，放在一个更长的历史纬度来看的话，还是比较乐观的。

贺卫方：我是一个谨慎的乐观主义者，我相信法律专业化、职业化这些观念具有不可逆转性。毋庸讳言，这些观念代表着一定的利益，法律职业本身能够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群体，一定跟这个群体的利益有密切关联的。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年越来越多的接受法学教育的人，他们对于中国法治道路有着非常清醒而彻底的认识。这个基础奠定得非常坚实，一时间的风风雨雨很难改变大的趋势。有时候乍暖还寒，但春天的脚步是挡不住的。

经济观察报：但是，我的朋友也有从事律师的，他们却认为“打官司就是打关系”，这很让人沮丧。

贺卫方：有些人在一些小地方法院打一些刑事案件，的确要搞关系，如果我们更全面地看，更细致地分析不同的侧面，不是都那么悲观。中国暂时还没有办法一下子解决所有的问题，只能用渐进改革的方式来逐步解决。今天最关键的是，政治体制改革和司法改革要两条腿走路，两手都要抓。既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同时也要看到在司法的具体制度和技术空间里，法律界可以做的事情依旧很多，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因为某个特殊症结而难以解决，不要把政治症结想象得太大、太严重。

续完

司法改革的正道与岐路

答《经济观察报》记者马国川问

贺卫方

这是不久前《经济观察报》记者马国川先生与我就司法改革进行的一次访谈稿，发表于该报2008年7月12日。在访谈中，我对于目前司法改革的困境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看法。感谢这份报纸能够把这篇包含着不少坦率批评意见的访谈全文发表出来。在转载到这里时，把原题“贺卫方：不走回头路”改为现在的题目，另外我又做了极个别文字的订正。访谈稿全文近九千字，本博唠阁分上下两篇发出。——贺卫方

http://www.jrj.com　 2008-7-12

经济观察报记者 马国川

“严复当年到英国留学，学的并不是社会科学，但是他对于法律制度特别感兴趣，经常到英国的法院去旁听他们审理案件。听了几天以后，若有所得，心里有很大的感悟，就去跟当时的驻英大使郭嵩焘讲，英国富强的根源被我发现了，我发现就在他们的法治上。英国的法庭‘公理日伸’，每天都在伸张公理、伸张正义，让那些受到欺压的弱势群体能够找到一个说理的平台，这样的国家不富强才怪。”

贺卫方一开口，就把历史的镜头拉回了一百多年前。这并不奇怪，因为他的专业就是法制史。三十年前，来自山东牟平的贺卫方坐上火车，来到位于重庆的西南政法学院，开始了自己的大学生涯。四年后，他又负笈北上，来到北京攻读外国法制史专业研究生。在自己的博客里，贺卫方这样描述此后的岁月：“毕业留在中国政法大学，做不讲课的教师，编辑《比较法研究》季刊。在学院路41号院蜗居十年后转会北大，成为讲课的教师，编辑《中外法学》双月刊，偶尔发表点文章。很庆幸生在一个有大学的时代，使自己这种既不喜官场气息又不懂经商之道还恐惧农耕之累的散木之人，居然可以过上一种不失尊严的生活”。

在这淡定的叙述背后，这位当年勤奋的学子，已然成长为名闻全国的法学家。从学生到教授，三十年的人生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重叠在一起——青葱岁月不再，但法治理想依然炽热，作为一位法学家，他对这三十年的历史有哪些思考和感悟，这是我们最关心的。而贺卫方却从更远的历史谈起。

“最近这段时间，我比较集中地阅读一些早期传教士到中国来的回忆录、日记、书信。在短短的一百多年时间里，中国社会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一百年前没有报纸，人们对社会没办法了解。‘衙门口，八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整个诉讼司法制度非常黑暗，没有律师，没有法律职业，司法极其恐怖，刑法制度和监狱极度黑暗，老百姓毫无权利可言。你在路上走，经常看到街角有人被关押在一个笼子里示众，城门上挂着砍下了的人头。在广州一次执行50人的死刑，斩首，一个个人头被砍下来，刑场血流成河。”

“而短短一百年后，我们已经从那样的社会走出来了。”他说。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就是法制建设的三十年

经济观察报：最近发生了一系列引人关注的社会事件，某些事件折射出社会公正的缺失，你怎么看待这些问题？

贺卫方：这确实是一个大问题，关键在于我们没有更好的解决纠纷和冲突的对话式的机制。所以当事件发生以后，有关各方各说自己的道理，最后的结果变成丛林规则，谁的权力大谁说的就是“真理”。一个正义的社会特别需要良好的分配机制，它能够很好地分配尊严、权力、财富、荣誉，在分配过程中实质性地体现公正。当然，人是社会动物，不可能不发生纠纷、矛盾、冲突，这时候就需要有一个对话、说理的平台，把冲突展现出来。法院就是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平台。如果司法是公正的，能够使真相大白于天下，并且通过引用相关的法律说理、判决，使这样的纠纷得以化解，大家可以重新开始生活。我们永远需要一种权威的、公正的机制，来解决社会问题，而不是让真相永远石沉大海。如果民怨越积累越深，最后化解的办法是什么？社会剧烈的动荡，重回丛林社会。所以独立的司法在解决社会矛盾的过程中特别重要。

经济观察报：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周年，人们对于公正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了。你如何评价这三十年的中国法制建设？

贺卫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就是法制建设的三十年，一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法制。1978年提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1979年开始制定非常重要的两部法律——《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之初就这么重视法制问题？因为“文革”的教训太惨痛了，痛定思痛，大家都认识到中国必须建立基本的社会秩序，使得人的权利和自由不至于随意被剥夺，人的生命不至于随意被剥夺。所以，改革开放一开始就跟法制建设的需求紧密关联着。三十年来，建设更完善的法治国家，这个话语保持了永远的正当性，没有人会质疑不该建设法治国家，没有人主张要建设人治的国家。

经济观察报：可以说法治的正当性已经得到普遍的确认。

贺卫方：有人曾经说过，法治离不开人，这是对的，因为我们必须要有良好的法律职业，良好的法律教育，这都跟人离不开，但离不开人并不等于人治。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在1992年之前的十多年时间，基本上是以强化立法为主，让法律规范覆盖社会生活的更多角落，让大家有法可依，是这一阶段的主题。到了1992年以后，随着市场经济口号的提出，随着法律规范越来越多，大家发现，法律规范的实施情况并不尽如人意。虽然有了很好的法律，但是总是实现不了，很多案件的处理都不是很公正。人们逐渐认识到，法制离不开良好的法律职业群体。于是人们越来越强烈的关注司法制度、司法职业。

经济观察报：开始进入第二阶段？

贺卫方：对。这一阶段强调的是，已经制订的法律在社会中如何落实？因此整个的制度建设中心转向了司法制度的建构，通过司法改革，通过司法考试制度，致力于提高司法官员群体的专业化素质，致力于推动司法独立。这一阶段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个案变得越来越凸显。不断出现的著名案例不断刺激人们去思考制度建设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中国法治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经济观察报：但是有人说，在1990年代以前的十几年里，司法不公的现象并不是那么突出，反而到了90年代以后，当越来越注重司法独立和法律队伍建设的时候，司法不公正现象反而突出了。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我采访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陈忠林时，他就认为，从第二阶段以来，法律越来越偏离人民了，越来越走向精英化、专业化，司法不公正现象越来越突出。

贺卫方：我们缺少实证的研究来证明，前十五年和后十五年，案件的处理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对社会的感受，对权力运行状况的评价，往往跟媒体的活跃程度有关。媒体越活跃，并不见得评价会越高，因为媒体揭露的是社会弊端，而这些弊端在媒体活跃之前并不是不存在。现在网上最受关注的新闻可能不是社会的大好形势，而是像某个女孩不明不白地死去、一个人不该判死刑却被枉杀等等社会事件。前十五年与后十五年相比，司法表现是不是越来越差？我自己不敢做任何判断，可能应该审慎地对待这个问题。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现在中国法治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经济观察报：此话怎讲？

贺卫方：现在的局势是，一些人要否定过去十多年的司法改革的最基本的思路。他们认为，不能走专业化道路，要走大众化道路。

经济观察报：大众化道路也就是走民众路线，这样的旗号是非常响亮的。

贺卫方：这样的旗号不但非常响亮，而且诱人，获得了相当的民意支持。例如，在具体案例的判决上，似乎越来越倾向于听取大众的呼声，甚至在死刑判决上也要“考虑到人民群众的感觉”。对一个生命的生杀予夺，要凭感觉走是太可怕了。

经济观察报：但是民众的不满并不是空穴来风，司法腐败情况不断见诸报端，有一些案件触目惊心。

贺卫方：最关键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不公正？如果搞不清楚问题出在哪里，就会有人质疑本来正确的司法改革道路。一些人就是以目前的表面现象否定司法改革，宣布这样的改革不足以给我们带来一个公平的社会。他们还有意识地利用了民众的不满，试图制止司法独立的改革取向，这是很危险、也是很值得担忧的事。

经济观察报：那么在你看来，司法不公正的真正原因在哪里？

贺卫方：在 “重庆钉子户事件”中，法院院长对事件的主角吴苹说，我们法院处理这个事，你什么时候来一趟。吴苹说，我才不跟你谈，我直接跟区委书记谈。吴苹清楚地知道，在这样的问题的处理上，谁有最后说话的权力。所以现在有许多案件的处理结果让民众不满意，甚至让大家愤怒，根本原因在于法院不能够独立的裁判案件。没有独立就没有公正，独立是什么？就是严格依照法律本身，我们要求法院的司法者要依照法律的规范裁判。马克思说过，法官惟一的上司就是法律，必须听命于法律本身。不独立意味着有时候可以依照法律，有时候可以不依照法律。现在有的人说，案件的处理就是“小案讲法律，中案讲影响，大案讲政治”。没有独立就没有公正，尽管独立并不见得一定会带来公正，还需要其他的配套机制约束法官权力的行使过程，但是可以肯定，没有独立就没有公正。司法不独立，永远屈从于某些地方政府官员的权力，还有什么公正可言？

经济观察报：对于民众的意见，需要做一个正确的诊断。

贺卫方：如果对病因诊断是错误的话，给的药方肯定是错误的，就是饮鸩止渴。要司法公正，就不能“定调子”，而是必须讲法律本身的规则，讲正义，讲公开。大量的案件如果没有独立的司法做出裁判，结果必然是不公正，必然让人民非常恼怒。社会纠纷的解决，关键是要考虑到事实本身的争议，把事实展现出来，大家当面锣对面鼓地把谎言揭露，让真相大白于天下。另外司法也扮演着规劝者的角色、吸纳不满的角色。作为法院的法官，在整个司法过程中，有责任非常公正地去对待双方当事人，要想方设法通过司法过程，让理性占据上风。法庭上再也不需要动刀动枪，大家要把事实证据、法律规范展现出来，这种展现本身其实就有一种逐渐抑制、减少冲突和矛盾的效果。司法的过程本身特别重要，这样的过程要展现给人们一种对于司法中立性的特别需求。我有一个朋友在深圳做律师，香港一个案件请他做专家证人出庭，向香港法官解释大陆的法律是怎么回事。一个并不复杂的案件审了7天，他每天都要上法庭，回答法庭对他的询问。他后来对我说，法院对双方当事人都是非常负责任的，而且都是非常说理的。一个人把不满表达出来，心里就会好受得多。有了这样的法院，老百姓还要上街干嘛？这样的司法系统，可以很好地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整个的司法判决必须让大家觉得，司法判决是建立在对案件事实严格的调查和确认的基础上的，法官是可以信任的，不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个律师在代理案件的时候，大体会知道法院会做出怎样的裁判，而不是完全不可预期。我们有太多的判决让人们觉得匪夷所思，往往是因为背后有权力在操纵着法官，法官也只能这么判。所以，公正的司法离不开司法独立。如果简要地做个总结，现在的司法改革之所以出现了很多问题，可以套用那句话，是改革进程中的问题，是司法独立尚未到位的问题，而不是改革本身有问题。

未完待续

贺卫方

六月十九日，我从首都机场起飞，到瑞士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会议的举办地点是纳沙泰尔大学。在中国，也许没有很多人知道纳沙泰尔这座城市，原文叫Neuchatel，是法语，其中a上有一个三角帽的。一般地名翻译词典把这座城市译为纳沙泰尔，不过一般人发音似乎都更近似“纽夏泰尔”或“纽夏泰勒”的。城市离日内瓦一个多小时车程，是著名国际法学家瓦泰尔（Emerich de Vattel）的故乡，而这位法学家对于中国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他是历史上第一位被介绍到中国的西方法学家。我参加的研讨会正是纪念瓦泰尔的名著《国际法》出版250周年而举办的。

十个小时的飞行，抵达慕尼黑，转机飞日内瓦，在机场零距离转乘火车，到达纳沙泰尔。安排的宾馆就在火车站旁边，名字叫做山湖宾馆（Alpes et Lac Hotel），除了路途周转，其他都方便极了。汉学家胜雅律（ Harro von Senger）教授的夫人、也是这次会议的操办者亲自在火车站接我，她告诉我雅律要到第二天晚上才从德国的弗赖堡大学赶过来。（关于胜雅律教授，我曾经在《法边馀墨》的一篇文章里专门写过，参看二版，页89－92。另外，我记得龙应台女士也有一篇题为“汉学家”的文章描写过他。）因为到达的时间已经很晚，加上十五个小时的奔波，颇有些疲惫之感，很快就睡了。

早晨七点醒来，拉开阳台门帘，看到的是一幅绝美的画面：整个Neuchatel就在眼前，在往前是碧波荡漾的Neuchatel湖，再远处就是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这种有山有水、山清水秀的小城实在是令人喜欢。会议要到后一天才开，这样我就有一天的时间游览纳沙泰尔的市容。于是，吃过早饭之后，就走下一段坡路，来到了市区。

从旅馆到纳沙泰尔大学不过五分钟的步行距离。虽然作为一个城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十三世纪，而纳沙泰尔大学创办于1838年，不过，这样三万多人口的城市还是让人有一种大学城的感觉。刚刚放假的大学校园里显得有些安静，我很快就来到了湖边。相对于这座小城来说，纳沙泰尔湖显得太大。一些水鸟安详地游弋在被早晨的阳光照射得波光粼粼的湖面上，愈发增加了静谧的气息。在湖边长椅上坐了半小时，看地图，约莫着走向市中心的方位，穿过大学，十分钟就来到了市区的中心地带。

市中心有小巧的港口，古老的法国式建筑，以及看上去就是从世界各地来的众多游客。一个人的游览，法语只是凭借着残存的记忆猜测，好在城市不大，转来转去就又到了一些熟悉的建筑物旁边。按照惯例，自己总是很喜欢逛旧书店的。不久就找到了两家，而且都有着相当的规模。无论是书的数量，还是古旧版本的比重，都令人印象深刻。一个城市市民的文化水准和品位，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旧书店来体现。想想在我们那里，像这样只有三万人口的城市也不过是一个县城，哪个中国县城——甚至许多省城——里的人们可以享受在这样的旧书店中淘书的乐趣？

我在其中的一家位于Chavannes街的旧书店买到了三本书，一本是关于这座城市历史的小书《12 Septembre 1814》，作者名字Jean-Pierre Jelmini，出版年份是1989年。虽然读不懂法文，但其中不少很可爱插图也可以“热闹热闹眼睛”。第二本有关中国，书名China as Photographed by Henri Cartier-Bresson，出版于1964年。书在作者卡迪亚－布雷森是法国人，《生活》杂志的摄影记者，他在1949年江山易帜的前五个月和后六个月在中国，人民共和国建立十年后的1959年他又一次来访。当时他的一些作品发表在《生活》、《巴黎竞赛》等刊物上，结集出版给读者展现了更多的画面。当年农民修高炉、拉着风箱炼钢铁的场景令人触目惊心，也让中国二十世纪的荒唐历史有了更多的图像证据。

第三本也许是一本比较珍贵的书，即1869年伦敦版的《匹克威克外传》（Charles Dickens, The Posthumous Papers of the Pickwick Club, with eight illustrations, London: Chapman and Hall, 1869）。狄更斯去世于1870年，《匹克威克外传》是他长篇小说的处女作，初版于1837年，我买到的这个版本是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版。仿皮革布面精装，红色封面，787乘1092的32开，一卷本，毛边。衬页上有也许是最早买书者的鹅毛笔签名，难以辨认。我对于版本学一无所知，也许这部旧书还有些价值。回到北京后在万圣书苑里买到董桥先生的新书《今朝风日好》（作家出版社2008年3月），其中说起1976冬天他在伦敦和一位做旧书生意的朋友专门收购狄更斯的经历，书的主人是一个老律师，家中所藏的都是狄更斯的初版本，不少书上还有作家本人的签字。那样的书真正是价值不菲呢。我对狄更斯的兴趣部分来自于他的作品跟当时英国法律制度的关联。记得某个英国法学刊物曾经发表一文，“作为法律史学家的狄更斯”，看题目就觉得很有趣。巧得很，日前跟我们的毕业生何帆君一起吃饭，他谈到刚刚完成一本关于狄更斯与法律的小书的翻译，我很期待着这书的问世。

买到书了，心里很高兴。接下来就慢悠悠地在街上闲逛。转过一个街角，忽然看到了一尊正义女神的塑像。此前见到的多是画像，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雕塑的正义女神，很高兴。马上查看随身带的小册子，知道这尊塑像名为“正义之泉”（Fontaine de la Justice，之所以叫“泉”，是因为雕像下面有喷水池），是雕塑家Laurent Perroud于1545到1547年的作品。在正义女神的脚旁，有四个人物，象征着那个时代的统治者：一位教皇，一位首席法官，一位皇帝，还有一位伊斯兰教国家的统治者苏丹。正义女神手持利剑和天平，周围环绕着这类统治者，雕塑充分展现了法治的意蕴——法治就是把权力置于法律之下，就是用正义和法律驯服手握权柄的人。

关于瓦泰尔的研讨会持续了一天。来自世界不少国家的学者参加了会议，其中包括来自日本和来自中国的学者，跟瓦泰尔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相般配。主持会议的是纳沙泰尔大学的桑多思（Yves Sandoz）教授，一位十分热情的国际法专家。我在会议上作了题为“中国的瓦泰尔”的主题发言，向与会学者介绍了1839年林则徐主持翻译瓦泰尔著作片段的故事。关于这段历史，徐中约、王维俭、鲁纳（Rune Svarverud）等学者都做过深入研究，我能提供的新东西不多，只是提出了自己对于某些前人见解的不同看法。不过，西方的国际法学界似乎对于瓦泰尔的著作在中国那么早就得到翻译还是颇感意外。

因为要参加北大法学院毕业典礼并作为教师代表讲话，在会议结束次日我就匆忙赶回。胜雅律教授夫妇二人热情地亲自坐火车送我到日内瓦机场，让我倍感温暖。这一次胜雅律还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他从一张老上海地图上看到，有一条街的名字是Rue Bluntschli，这个Bluntschli是一个典型的瑞士姓氏，而这个姓里最有名的人物恰好又是一位瑞士的国际法学家（Johann Kaspar Bluntschli，1808－1881，代表作The Modern Law of War）。胜先生怀疑这个街名是否来自这位国际法学家，如果是，为什么以他的名字命名。我答应他回国后设法查考一下，这里也请对上海地名沿革有研究的朋友释疑解惑，有以教我。

《深圳经济特区无线电管理条例(草案)》将于本月下旬提交深圳市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审议，这项法律立法过程中引入的立法辩论机制，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

在7月4日的深圳市人大第56次常委会主任会议上，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经济工委负责人建议，率先以《深圳经济特区无线电管理条例(草案)》为试点，引入立法辩论机制，召集部分常委会委员、人大代表、专家、行业人士和公众代表，就条例中的主要制度和内容进行公开辩论。

而同一天，深圳市人大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学习贯彻市委四届十次全会精神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推出引入立法辩论机制、建立常委会委员考勤制度等多项举措，其中立法辩论机制将建立法规公开征询制度，引入公众参与。

该《意见》提出，要建立法规公开征询制度，法规制度在起草过程尽可能邀请人大代表、专业人士参加，尽可能扩大公众参与，广泛征求社会意见。要充分发挥立法专业代表小组的作用，加强对法规的调研和论证工作。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表示对深圳拟引进立法辩论机制深怀期待。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由于法律涉及到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所以如何通过立法形式平衡这些利益关系以更符合法律的公平、正义，这在立法过程中很是重要。

中国的立法由以前的部门立法转为由人大作为立法机关，从法理上讲是正本清源。但是人大立法亦存在一些问题，由于人大代表大多非专职，未能作为专业人士进行立法工作，于是就产生了各种专门的委员会。而专门委员会也不可能自己去起草法律，因为专门委员会也不一定是立法专门人才，而且编制有限，所以到最后往往要委托给相关部门先起草相关草案，最后经由人大讨论审议通过。

贺卫方说，由于立法过程中缺少类似立法辩论这种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在法律付之实施之后，由于相关利益群体的意志在法律中未得到充分体现，结果往往是法律得不到落实。“新《劳动合同法》出台后出现的种种反弹就是一个例子。”

贺卫方向记者介绍，在西方一些立法机构中，律师等法律专业人士所占的比率比较高，其在法律诉讼中的实战经验使得他们长于揭示问题背后的利益问题，加之参与辩论的相关利益群体的代言人充分表态、博弈之后，再制定的法律，才有可能起到调解利益的作用。

来自《南方都市报》

http://epaper.nddaily.com/A/html/2008-07/07/content_509317.htm

    2007年11月，一个诞生于华南虎事件的四字词语在中国互联网上急速蹿红，横扫大批MSN用户的个性签名。在一些词库更新较快的输入法里，输入“zhenglongpaihu”甚至“zlph”四个字首拼音都能打出“正龙拍虎”一词来。由志愿者编辑的中华百科网站里，可以查到这个词条。周正龙的把戏被官方彻底揭穿之后，这个网络新造“成语”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应用。有网友呼吁将“正龙拍虎”列入正式词典，“与刻舟求剑、叶公好龙、掩耳盗铃、郑人买履一样，成为笑柄。周正龙也将成为历史名人。”但权威的辞书编纂单位对本报记者表示目前还不可能。

　　网友创造词条

　　“正龙拍虎”一词以标准的词语条目形式出现的时间，应该在2007年11月下旬，年画虎被网友发现之后。作者没有署名，网间传说是一位兰州网友。

　　词条下释义包括两条：一，意指某人或某集团为利益驱动造假，被揭穿后还抵死不认；二，社会公信力缺失。

　　从例句上看“中石油上市，各媒体正龙拍虎，使新股民站在48元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