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儿一早九点半一中院，有人一起去打酱油吗？

平安夜晚上给几个人群发了短信，大多有事或嫌太早。很久没有听见那么大的风声，大家纷纷回复，要当心，等你消息。

不管去或不去，至少都在关心。

早上出门的时候，真的冻得腿都没感觉了，这是第一个在北方的冬天，google显示室外温度-10度。

吃了两个鸡蛋灌饼后一路地铁到八宝山──光是A和D两个出口的警察就有至少不下10个。

D出口出来，一路跟随路边警车的指引走到石景山路16号，一中院正门。警戒线拉在围墙5-10米开外，站在门口探头探脑一会儿，一个便衣过来问：姑娘，来干啥。我答：随便溜溜。他叫我上其他地方溜溜。正门处人很少，基本都是警察和便衣，于是索性继续往西走，沿着警戒线一路到鲁谷大街，警察越来越多，预感走对了地方。

现在再在google地图上查，发现鲁谷大街上的小楼叫“立案楼”。在离立案楼大约50米处被警察叔叔拦下，要检查身份证。我说那你也给我看你的证件，他出示证件后，我想，礼尚往来呗，没想到身份证直接被收走。随后就是“你为什么过来”诸如此类的愚蠢问题，拉锯了将近10分钟。

问答内容大致如下──

来干嘛？

来围观。

围观什么？

你们其实知道的呀，干嘛还问咧？

你看不到的。

那我就看你们吧。

这个时候有俩外国人长驱直入，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能过去我不能。对曰：就像老板让你8点上班难道你偏要8点半上班吗？简直很想膜拜这帮人的逻辑…

我一直在关注自己身份证的去向，倒也没被拿远，那警察走了两步，两三个人上前一同研究该证。

过一会儿，一个稍微年长的便衣把证拿来还我，比较和蔼地说了一句“那么冷的天，何必呢”。

我也笑笑，回他一句“你们也一样冷，何必呢”。

这个时候一个警号043929的年轻警察怒气冲冲过来，嗓门很响道：谁跟你嬉皮笑脸呢！谁跟你抬杠呢！还不走想干嘛呢！

果然长江后浪推前浪。跟这种人争也没什么意思，横竖过不去，就退到了马路对面。

才站一会儿，又有小伙儿上前对我说：姑娘，叫啥名字？

看样子也是个便衣，但还算面善，就跟他开玩笑说：你…这是在搭讪我？

丫被雷到。

过一会儿，一个高个子大汉在簇拥下朝这个方向走来，小便衣对我说，你就走过去一点儿吧，领导来了我该挨骂了。

好吧，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再远个10米也没啥。警察也是事先划定了戒严区域，一走过小便衣指示的工地口，站多久都没人过来盘问了。

来得有点早，9:15分。街对面的小门口拥满了境外记者，也不容易，圣诞节本该放假。

开始冷得有点儿发抖，人很少，有个男生一开始在身边不远处啃着汉堡观望，随后绕到别处去了，猜测可能是推友。

后来发生的事情有点儿温暖。

9:40分，一个女子对我说，帽子真漂亮，我有个和你差不多大的女儿。

不知怎么就有亲近感，两个人用很少的言语互相试探。在等结果？里面是你朋友？我们等的恐怕是同一个结果吧。

我一边跺脚一边说，真冷。她说，偏偏是今天那么冷，冷得让人记住。

并没有互问姓名，将近10点，她对我说，走，请你去喝点东西。

始终没有消息的情况下，这或许是最好的选择。小门对面就是通往万达广场的台阶，拾级而上，发现还有统筹全局者在高处拿着望远镜。

到KFC坐下以后，打电话给姚遥，问他知不知道最新情况，答曰不知。

放下电话，女子，或者应该叫阿姨问我，姚立法的儿子？很有意思，一步步确信彼此是同道中人的感觉。

姚遥说，顶多也就是5年吧。我这么复述了，然后，她突然拿起手机，说，11年。

门外有扛着摄像机的老外走过，我迅速跑过去询问并得到证实。

两人一时相对无语。发了一条推，阿姨问我推上的id。我便也问她，她说，我用的是实名。

那，能告诉我不？

崔卫平。

一瞬间有点空白，她拍拍我的额头，笑得很灿烂。

她说，30年前魏XX判了15年，30年后刘XX判了11年，我们用30年的时间，换来4年的进步。

她说，生活还是要继续，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只是有时候，普通的日子会有一个断裂，譬如今天。

她说，昨天打了很多电话给老朋友，其实不想逼别人面对自己的良心，但有时候，我们需要确认最原始的善意。

她说，不要搞得苦大仇深的好像需要别人来救我们似的，我们不阳光谁阳光？

坐在KFC里、走去地铁站、从八宝山到复兴门，一路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很多。几乎都是她讲我听，唯一能贩卖的只是曾经大学老师的一些话，和前些日子同《中国农民调查》作者夫妇的聊天所得。

在一中院门口，她也被盘查，警察叫她走开，她便走开了。“我们服法，但不认罪”。到底比和警察抬杠调笑的我更有态度得多。

断裂过后还是要重回轨道，车到复兴门，道一声崔老师再见，她说，祝你快乐。

离家不远的超市里，买了羊肉、萝卜、鸡蛋、酸奶、花卷……我们没有理由不好好过。

    只要是价值，就不是属于某一代人的，而是属于共同的。大爷应该喜欢。王大爷是一个人物，改天再写。这里贴一下今天南方周末文化版的何三畏专栏，《这么年轻，这么早熟》，我是这么表彰韩寒的——

   （另外， 发现报纸上的版本有一段被删，刚好这一段是为青年辩护的，否则整篇文章就成为指责青年，这就成了一篇“偏激”的文章了，所以，不删为好的。现在博客上恢复过来。加底线以示区别）

[闻所畏闻]何三畏专栏

这么年轻，这么“早熟”！

最近两次遇到一群大学生，口头测试了同一个问题：如何评价他们的大哥哥韩寒同学。大表赞同的不少，不以为然的也很多。我特别注意后者的理由。有一位同学说，“他愤世嫉俗”，另一位说，“他偏激”。更普遍的说法是，他是一个“愤青”。这一类同学的心理基础是，批判的态度于事无补，无已无益。更一般地说，有这么一类年轻人，他们对现实社会的问题，有很“现实”的态度。他们这么年轻，但是，他们这么“早熟”。

虽然觉得这多少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我还是不免心生感慨。在我的概念里，“愤世嫉俗”这个词，常常是以褒意使用的。至少从前是这样。因为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会感觉到，“世”和“俗”总不是那么完美，需要我们用更好的努力去改变。我们知道，那些对“世俗”进步发挥了重大影响的人物，差不多都有过“愤世嫉俗”的人生。至少有过“愤世嫉俗”的青春。如果说他们后来有可能“成熟”到“赞美世俗”，以便追求世俗意义上的更大成功和更大利益的话。

“偏激”确实不好。传统文化经典上说，不偏谓之中，不易谓之庸。虽然在偏激的斗争哲学的笼盖下，中庸也成了贬意词，但它的原意，却是“独立思考”，“坚守价值”，而不是流于世俗。在传统文化中，这是受赞美的人格。很很不容易，需要上等智慧。没有上等智慧而不偏不易，那叫愚顽。所以有惟上智与下愚不移。但是，自古以来，世俗文化却没有鼓励把“世俗化”作为读书人追求的目标。世俗化不需要追求，世事洞明的学问，人情练达的文章，不需要价值。跳高需要努力，“跳低”不需要努力。越世俗越快乐，自然俗成，哪里用得着用主观努力去追求呢。

现实总是以世俗为参照系，从世俗的翻滚列车看出去，上智和下愚都在偏激，都在堕落，都在脱离群众。所以，所以，世俗是不会把好果子派发给他们吃的。所以，长辈如果出于希望下一辈少“吃亏”，就有“不偏激”的教导。不愤不嫉，迎合世俗，用邓小平的原话说，叫“跟着走”。如此便不会偏激，便比较顺利。

然而，要使世俗变得更加“理想”，就得以不偏不易的价值观去“改变”。于是，我们看到，出于“改变世俗”的需要，无论是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或是在任何“平庸”的时代，都不乏一些先驱者始终怀抱理想，坚持“偏激”的文化立场和政治姿态。

可是文明的价值理想和世俗的平庸与“世俗的恶”之间，是一个拔河比赛。有时候，你说你要不偏不易，往往“得其乎中”或“得其乎下”，被拔到平庸和恶的一边去了。所以，追求价值理想，有时真还得“偏激”。当然，这只是策略性的。例如，你感觉这个屋子太闷了，“不偏激”的要求是，请允许我们开扇窗子吧。可是，鲁迅说，这没用，你必须说，把这屋子拆了！然后以达成开窗子的目标。毕竟这还只是为了达成开窗子的目标，假如这屋子装的大多是恶俗，真的需要拆了，那就要更“偏激”了。当然，这种偏激应该是一种理性的清醒，而不一定是“要奋斗就要有牺牲（生命）”。

一部人类文明进步史，简直就是一部“愤世嫉俗”的“偏激”史。在哲学上“要重估一切价值”，这当然够愤够偏了；“要彻底砸烂旧世界”，不是说说看看，而是拿起枪起来干，这就更愤更偏了。从后者来说，愤世嫉俗和偏激如果不局限在理性的范围，就可能成为战争狂人，小一点也是刑事犯。这已经是另一回事，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了。

说到底，“愤世嫉俗”和“偏激”本身不代表对错。关键得看你的价值指向。你狂热地追求现实，迎合世俗，你坚持不同意韩寒式的偏激，这也可能太“偏激”了。传统媒体坚持不接受韩寒似的表达，作为一种社会公器来说，你也可能偏激了。所以，问题归结为，一个理性的人和一个良性的社会，会自动选择有价值的东西的来尊重，而真正有益于时代的价值呈现，往往不是颂歌似的而是批判性的。一个社会坚持不待见某种真实的表达，而在虚假的世俗里狂欢，这不是一般的偏激，这叫病态而狂妄的偏执。所以，勿宁说这是一个偏激的时代。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只需要做一个普通的，有尊严的人，而一个普通人的尊严，也是需要批判理性去追求和维护，而不是在世俗的滑梯上可以偶遇的。“世事洞明”的“学问”和“人情练达”的“文章”是一个无底洞。这里面的学问太发达，就成为了一个“文明古国”，而不是一个“年轻的法治国家”。这里面的文章做得越好，这个世界越被阐释得糊涂。西哲云，未经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意即判别和批判是人类理性的任务。当然更是读书人的责任。你已经在接受大学教育，差不多可以认为，你不仅有义务，而且也应该有能力领取这一份责任了。你不从现在开始历练，意味着你打算放弃你的责任。

我本来以为，对现实的批判通常是青春时代的不可遏制的冲动，要不毛泽东怎么会说青年总是“革命的力量”，“青年运动”具有天然的合理性，“青年运动”的方向总是代表未来的方向呢。可是，现在却有那么青年，绕开了青春追求的路径，人生还没有开始，就直奔世俗的怀抱成熟了。他们考虑问题，首先不是问它有没有道理，而是问它是否“行得通”，是否得到权力或权威的追捧和认可。他们认为探索的碰壁都是不必要的代价。他们参加社团不是作为将来入主社会担当责任操练，而是考虑到它可能有利。他们不仰望星空，不讨论无用的形而上学。也会觉得考虑人类的理想，民族的前途，国家的命运很可笑。

当然，我并没有说他们有什么不对，既然存在决定意识，他们就是社会的容器。我觉得他们成长的环境是严酷的。二十多年前我们在他们这个人生阶段的时候，虽然人文起点仍然很低，但社会思潮还算有一丁点活跃，也扭扭捏捏地给独立思考部分放行。可今天的青年却基本是在遮蔽中成长，对近在他们出生年代的国家历史，都可能一无所知，独立思考无从交流无处表达。（加低线的部分，是报纸删除的，下同。）

我所以要以韩寒为试纸来检验当代青年的成色，是因为我把他当成了八十年代出生的青年中，最先走向公共空间，主动表达对现实的态度，和承担公民的个人责任的代表。他在这个时代成长得这么好，是一个罕见的例外。他是睿智和锐利的。已经有人因为他想起了鲁迅。从“愤世嫉俗”和“偏激”这一点来看，他们有一点点像。但他当然不是鲁迅，他也没有鲁迅那么沉重和那么多传统文化。他快乐得多。在互联网时代，他有可能比鲁迅更快乐。如果鲁迅遇到互联网，他也可能不会写得那么晦涩。

当然，韩寒才冒出来。他的时间还很多。他的未来是什么，他才是什么。但看起来韩寒还成长顺利。比起那些还没有过理想的痛苦和幻灭，就成熟得一塌糊涂的青年，那些没有开过就谢了的花朵，韩寒才是真正的早熟。最近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正如王小波有一个表述叫“一头快乐的猪”，韩寒也贡献了一个社会符号，叫做“一只会说话的狗”。我以为，韩寒给这个苍白的时代抹了一道色彩。（ 2009-12-2）

何三畏

    前几天，曾把《钟山碑文》分别传给黄一龙先生和吴茂华女士（请她把字放大一点给沙河老看）。没有魏明伦先生的电邮，否则给他也发一份（魏先生在病中，也不好电话惊扰），居心叵测地想听听他们都有什么趣评。

    黄先生一看大乐，随即转了一份给南京吴非先生，“请吴老师教育该生”。（吴先生乃南京著名语文教师）。昨天下午跟东波兄路过大慈寺，见沙河先生受访电视刚完，正快步回家，立即叫住问《钟山碑文》读后感。沙河一笑，说，……是写得……又没有找到个角度……路边又冷，不忍多站。而吴茂华先生电话已经告诉我，他们俩个已经为这“碑文”可乐一番了。

    跟黄老师邮件一来一往讨论到魏明伦先生的现代碑赋。我说“魏碑” （黄一龙先生对魏明伦碑赋的戏称）是借骈文的形式，写现代杂文。古典全都化出了现代意义。四六之句，文白相揉，明白晓畅。而立意往往对准时弊，“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每有令人会心一笑之处。余大师碑文，逻辑不恰，用词别扭，有语无文，空虚苍白，内容腐朽。

    另，在南方都市报网上看到散人同学评秋雨大师《钟山碑文》，写得好，但仿佛记得文首提到现代人作古文，难免半文不白，或以为半文不白本身即毛病。散人顺笔一勾，我没太明白。但我的意见，“半文不白”本身不是毛病，有吾蜀魏明伦和流沙河二先生的“现代诗赋”为证。魏先生的上面说了，沙河先生著《庄子现代版》，用现代白话，成都方言，演绎艰深道理，对仗有致，妙趣横生，令人叫绝。

    而秋雨大师“碑文”为什么能登上钟山，张鸣教授有一解：“按体制内的思路，皇家使用过的，即便是尿壶，也是宝贝”。这话，似属刻薄，但想来也是话丑理端。借张教授的话，还可以理解，为什么上海会有官方授牌的“大师工作室”，而大师游历各省市，均是给党委及其扩大会议“讲道”。

    余大师秋雨先生在体制内“讲道”，价格几何，固然归于党政机密，从来不见报道的。而讲的什么，亦不见外泄，应该更加机密了。但管他拿多少呢，他能拿的钱，肯定是财政单列的，他不去拿，也不会派发给下岗工人。讲的什么，最好也不要知道的好——他能讲出什么呢？

    至于陈明远先生要求全国人大弹劾南京有关官员，因为他们把“被广大公众恰如其分地称为文化首骗的余秋雨大师的所谓钟山碑文”请到钟山，有辱中山陵，并滥用了财。当然也是没办法的事。何不由他去呢。

（2009-12-23）

    哥本哈根会议结束了，我们还没有完，因为外国有人在“诬蔑”我们，央视一再播发我们的“反击”。但外国人诬蔑，我宁愿相信不是在诬蔑“我们”，而是在诬蔑你们——我们的外交官，我们的谈判专家。

    会议之前，我们公布了减排目标，不是总量，而是在2005年的能源浪费基础上，单位产值减少四成到四成半碳排放。“我们中国人说话从来是算数的！”我们的官员说。

    我听到难过之极。在国际上说话应该庄重，说什么就是什么，那才叫说话算数。如果每一句话后面都跟一个“我们说话从来是算数的”后辍，无非是告诉人家，我们说话是不靠谱的，我们说话常常不算数的，否则，这句话不是多余的吗。

    而事实上正是你们这些家伙，一惯信口开河，专拣不能算数，也不敢算数的话说。从前发誓要“解放”人家于水灾火热之中，说人家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偃偃，再不去救人家，人家就不行了，你算数了吗。说你在十到十五年的时间内赶超人家，你算数了吗。你说人家的社会制度不行，坚决不搞人家那一套，可是，你们高层的子女不都在人家那边，这让人家觉得你们说话算数吗。

    你们尽给我们塑造这样的国际形象，还说人家妖魔化“我们”。

    到了哥本哈根，你宣布总理要去。这本来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可是，你偏要跟一句：这说明了我国政府非常重视这次会议。你又上我想把你们一把拉回来关着不让你们出门。你没有看到大国小国差不多都是总统去的吗。欧巴马去了，希拉里也去了。梅德韦杰夫也去了。你说你的人块头大些一个抵两个吗你去个总理算非常重视人家去个总统和国务卿该算什么？

    你们一再把在国内讲话的方式带到国际上去，你们不怕丢人现眼，可我们不好意思。人家会把你们和我们一体化看待，而不是你们经常宣称的那样：人家的政府是反动的，而人民是友好的！

    （你为什么不想一想这句话反过来用在你们身上是什么情形！）

    然后，我们听到你们在哥本哈根三次“拍桌子”。

    这就是说，们一而再，再而三地以为是面对国内城乡结合部的拆迁户而不是其它同等的人类。或者你们以为你们是故意在给国家争面子？因为国内网民和媒体都很振奋。

    可是，我再一次觉得丢人。拍国内的桌子不是美德，拍国际桌子也不是。想想看，当年我们的老大哥在国际上用鞋子拍桌子，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不朽丑闻。而拍桌子不在于你手上拿了什么，而在于你为什么拍和拍什么。再想想看，如果美国，如果欧盟的谈判官员也跟着你们拍，那哥本哈根不开成一个架子鼓大会吗。如果真是这样，国内会怎样评价美国和欧盟？中国的电脑键盘会不会拍碎一半。可事实上人家没有拍，那是怕你吗？

    丹麦有一个草案流落出来了。你一只咬定是阴谋，难道你们没有个“草案”也就是“底稿”，而是现拍桌子现想吗？要是人家看到了你的“底稿”，当然内容也一定跟他们的大不相同，那不也是一个阴谋吗？我觉得，在这样大型的多边的会议上，各方怀里都会揣一个“小本本”。你们要是没有，那才怪了。那我们凭什么放心让你们去谈！

    然后我想说的是，所有的国际会议，惟有这一次是允许国内的媒体和民间社会发一点议论的，当然，除了国际电影和体育大会。因为，“碳政治”毕竟比较边缘，其它政治就只能你们独自操盘，还不准老百姓评论。一度，市民媒体被告知，不能发表国际评论。

    可是，由于公民平时没有训练，突然不管制表达气候愿望，当然也表达不来。除了跟着你们吵架，什么也说不出。而去到哥本哈根的市民媒体，报道的一团糟。

    我本来也是平时不关心你们在国际上搞什么名堂，但这一次，因为气候关系人类的命运民族的理想国家的前途，也就注意了一下，才知道你们这一帮文革期间接受教育的外交家都是什么风采。

    我决定以后再也不想知道你们如何代表我们在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了。管你们搞什么名堂。

    一个是，你们（发达国家）在这个洗澡盆子（地球）里洗了一百多年（发展），把水弄脏了不处理（事实上不是“不处理”），现在不准我们洗了。另一个是，大家都在屙屎，发达国家先屙完，然后提起裤子说不准屙了因为不卫生。

    这两个比喻确实比较好笑。得到的也是压倒性的认同而不是板砖。

    但是，为什么不想一下，是否全人类都享受了技术革命带来的好处。图瓦卢和马尔代夫的气候代表是坐马车去的还是飞机去的。哥本哈根用于吵架的电话互联网是谁发明的。当你心平气和的时候，为什么要说爱迪生、贝尔、牛顿、爱因斯坦和比尔•盖茨是全人类的骄傲，而不是发达国家的垃圾。你是后发型国家，你为什么不早一点使用蒸汽机，为什么互联网对你总是“双面刃”而人家却能安全运行。

    呜呼，大部分的后发型国家，却是政治落后限制技术进步，碳排放跟产出不匹配。人类有过粗放型发展的历史，但发达国家已经走过这一历史，你为什么要重复走一遍。

胡舒立女士最后要被被传为一个神话的.一个经得起反复争说的话题,最后就会归于神话.

下面这篇文章来自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

胡舒立的神秘光环是一把双刃剑
夏佑至(媒体人)
　　经过10年的努力，胡舒立和《财经》已经变成中国经济生活的一部分。和那些以商业模式和新技术改变中国经济的企业家——马云、马化腾、丁磊等等——相比，胡舒立的重要性在于，她展示了媒体的另一种力量，不仅满足于发布信息，观察和记录事态，还能够揭露和批评。这种力量甚至能够推动事态朝另一个方向发展。《财经》显示了一种可能：和政客与企业家相比，媒体也是一种权力；它能够改变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进而改变世界本身。
　　《财经》的成功让我们重温了一个老得掉牙的道理：有价值的东西永远是稀缺的。中国并不缺少媒体，也不缺少财经媒体，有一些甚至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口碑和市场效应，但在《财经》之前，没有哪家媒体可以像它那样，如此逼近权力运作的系统本身。
　　它的标准很高。对庄家操纵股市的报道，对SARS和陈良宇案的报道，对鲁能改制的报道，以及每年的财经年会，都能说明《财经》的稀缺。以前人们只能依靠外媒和地摊文学来揣测这一切。《财经》也充满了中国特色：谁都知道，那是灰色的、布满暗礁和水雷的领域，在过去的10年中，除了胡舒立，极少有人有过这样的尝试，并且能够以优雅的身姿全身而退。
　　这甚至给《财经》和胡舒立本人带来了一种神秘感。这种神秘感有助于媒体的市场表现。当你被看作是权力游戏的一部分，你的市场价值就是对权力的估价，而在一个不自由的市场里，权力——不管哪一种——都是无价的。《财经》获得良好的市场回报，又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呢？
　　胡舒立和她的团队致力于在中国传播一种产权清晰和按照贡献取酬的自由市场哲学，最终却苦涩地重蹈了他们自己亲手总结过的覆辙，的确是一个悲剧。但这仅仅是悲剧的开场，而不是其高潮部分。胡舒立离职之后，许多传言开始浮出水面，网络上流传着几篇耸人听闻的文章(其中有一篇的标题是：别迷姐，姐只是个传说)，有些是对胡舒立的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攻击，另有一些则指责胡舒立强势逼宫，为了个人的利益，背叛了王波明和《财经》的主办方“联办”，也耽误了《财经》及其采编团队的前途。这两种反应很有代表性，但并不值得关注。人们真正关心的问题是：有杂志、有网站、有论坛、有记者奖学金和央行行长专访的《财经》，是媒体经营的样板，为什么这个样板只存在了10年，又在一夜之间烟消云散？
　　做媒体不是做衬衫皮鞋，要在市场上获得成功，必须进入被严格垄断的信息领域。这个领域的准入标准说不清道不明，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术语说，其特点是产权不清，交易成本无限高。《财经》和胡舒立给市场神秘的感觉不是偶然的，因为只有带有神秘气息的《财经》和胡舒立，才和这个不自由的市场的游戏规则高度契合。
　　《财经》和胡舒立头上的神秘光环温习并且巩固了一种市场印象：谁敢于质疑权力，谁就是权力的一部分。事实证明，这种神秘感是一把双刃剑。147名采编团队集体辞职的时候，他们的行为被解释成一次平常的薪酬纠纷。《财经》的神话破灭了。
　　其实，胡舒立离开《财经》的原因，正如《财经》成功的原因一样，从来没有被清晰地表述过。但一切已经不再重要。苦苦等待的刊号没有如期到来，那个不自由的市场已经显示出了其残酷的一面，对胡舒立怀有眷念的人们要问的是，有一个理想和才干兼备的团队，胡舒立能否复制《财经》的成功？
　　或许，复制《财经》并不是胡舒立的愿望。她——不光是她——需要走一条新的路，一条毫无神秘可言、也更难走的新路。

找个地方去过宗祖国大帝的瘾,现代社会这样的机会可是不多了.

    然而，这位编辑先生却站出来表这样的态。这似乎是说，他要为该报道负一半责任——一万多字的稿子，删成半个版，确实不容易。可编辑既有权删成半个版，似乎同时也表明，中青报并非需要严格遵守有关方面的旨意，或者重庆方面并没有给中青报细致的指令，而中青报是有相当“自由裁量权”的。

    那么，中青报报道成这个样子，甚至在报道中使用“混迹律师界”这样的大字报语言介绍律师，就是中青报自选的动作了。

    乌乎哀哉！这就是中国的媒体。而中青报还是中国口碑最好的媒体之一，一向寄托着渴望真相的人们的一点希望。

妖魔化记者亦不正确
——回应《于建嵘:妖魔化律师制度不是正确的态度》

    12月14日《中国青年报》关于“律师造假门”的报道引起了于建嵘的注意。他于12月17日的南方都市报“法的精神专栏”写到，这篇报道使用捞人、捞钱、索要、造假设计、设置更多障碍、炮制出新的质疑、潜回北京、教唆等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贬义词，一个只要钱不要法的“讼棍”形象活生生地出现在读者面前，把律师制度妖魔化了。在他看来，该报道并没有完全遵循客观中立的原则，有煽动群众情绪、“制造”民意之嫌。首先，其内容基本上来自卷宗，并没有采访过李庄，信息来源单一。而揭发者龚刚模在此事中是有切身利害关系的，即争取立功减刑。李庄是否犯下检方所控的罪行，还要等待法院的审判。而现在就将李庄丑化至此，只能说记者的理智让位于情绪，带有很强的倾向性。
    于建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是法学博士，研究法律造诣很深，同时也是时事评论的专栏作家。作为一个专业写时评的人，依据新闻发言是最起码的要求，新闻是易碎品，时评何尝不是易碎品？所报道的事实有最新的进展，一些评论所作的判断就可能被推翻，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于建嵘先生的发言是在12月16日之前发表，我也许无话可说。然而16日《中国青年报》关于“律师造假门”的后续报道中已经独家专访了李庄，他坚称自己“无罪”，此时信息来源并非单一。
    作为国内新闻的编辑，中青报的相关报道在我手中进行了二次加工，近万字的篇幅精炼成半个版的规模并非易事。认真读过中青报16日关于“律师造假门”的调查新闻后，我认为就新闻操作技术层面上讲，中青报的报道已做到了客观公正，能够从那么多消息源中挖掘出信息，重大敏感题材能做到独家新闻让人佩服。正因为中青报采访深入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我再加工所取的大标题是《“律师造假门”主角自称无罪》，副题为“北京律师呼吁：重庆警方作为涉案单位应回避”，如此取名的角度明显是对身陷囹圄的李庄律师有利。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在于建嵘眼里，中青报的记者正不予余力地丑化李庄，妖魔化律师制度，然而，包括我在内的一部分读者却看到了另一面。
    记者或许在字里行间中流露出了倾向性，但就中青报的16日后续报道来说，信息源很丰富，有重庆警方“查明李庄四方面违法违规证据”；有批捕李庄的检察官“批捕不是依据龚刚模孤证”；有涉黑的龚刚模坦承“举报李庄他有立功的想法”；有龚刚模堂弟“李庄说他们代理的都不会死”；有同为龚刚模辩护的重庆律师吴家友声泪俱下的道歉信；有李庄助理马晓军证言回忆李庄与龚刚模的3次会见；当然最重要的有李庄无罪辩解，云云。不相关者的观点是信息源中最容易操作的，若从该报道多配发的法律专家意见来分析，是有些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
    根据无罪推定的原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控诉机关负责证明被告有罪的责任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虽然李庄享有不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可无罪辩解也是一种权利啊。可报道中关于李庄的无罪辩解的寥寥数语实在太没说服力了，诸如“我的一切行为都在《律师法》赋予律师的职责、权限和义务框架内。打黑我举双手赞成，但打黑不能毁在程序正义上。我愿意用我的自由换取中国法治建设进步一小步。”凡事用证据说话，这样冠冕堂皇的空话对扭转局势用处不大，相反，警方能说出一二三，检方的证据也很充足。律师的职责就是为“坏人”说话，记者应站在一个更加公正的立场，可记者总受限于采访对象，受访者怎么说、说了些什么又左右着记者的笔。妖魔化律师固然不是正确的态度，妖魔化记者同样不可取。律师和记者现在的口碑不佳，处于纷繁复杂的世道，很多时候律师和记者的形象并不是靠自己就能树立的。

北京律协谈打黑案律师造假：重庆警方系依法办事
2009-12-18 09:34:34 　来源：重庆晚报
　　昨晚，北京市律协前往重庆调查李庄案情况的五人小组已返京。北京市律协表示，重庆警方是在依法办事，李庄案已进入法律程序，目前律协准备为李庄家人推荐辩护律师，并于今天公布重庆之行调查结果。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庄因涉嫌伪证罪、妨碍作证罪，在北京被重庆警方带走，重庆市检察机关对其批准逮捕。14日上午，重庆警方将逮捕李庄的通知交给北京市律协，同时交给康达律师事务所和李庄家属。次日，北京市律协组成由张小炜副会长带队、包括秘书长和其他工作人员的五人小组，于当晚飞抵重庆调查李庄案情况。
　　“我们到达重庆后，与重庆警方接触了，重庆警方是在依法办事。”张小炜说，五人调查小组在重庆与警方和监察机构进行了接触，但并未见到李庄本人。他解释说，按照有关法律规定，作为社会组织的北京市律协，是无法会见李庄的，只有李庄的辩护人才能依法见到其本人。
　　北京市律协副秘书长刘军表示，李庄案已进入法律程序。目前协会正在与康达律师事务所商量，为李庄推荐辩护律师，但是最终要由李庄的家人来确认，因为按照法律的规定，只有李庄的家人才有权为其本人聘请辩护律师。

　　【新民网•独家报道】近期，余秋雨应邀为南京钟山风景区而写的碑文再次引发热议。在猫扑上有网友“文谭居士”发帖对此碑文详加点评。对此，新民网的记者连线采访余秋雨的秘书金克林，金克林表示，这种事情太无聊了，他们不予回应。

　　下午1点半左右，记者连线余秋雨的秘书金克林。金克林告诉记者，余秋雨是受到南京相关部门的邀请撰写碑文。并且此碑文在南京也受到重视，相关部门专门为碑设了广场。昨天，还有许多游客冒雨前去观看碑文。

    金克林表示，余秋雨对自己写的碑文很满意。（新民网实习记者 周丽亚 记者 魏丽英）

点这个网址，还有音频http://news.xinmin.cn/domestic/gnkb/2009/12/15/3088342.html 

钟山碑文》刻在天然巨石上，放置在钟山风景区的梅花谷内。（图片来自香港《大公报》 赵璐摄）

南京钟山风景区碑文
　　华夏大地，美景无数（废话，而且是呆子的），却有寥寥几处（何来转折？什么逻辑？），深嵌历史（啥意思，别扭）而风光惊人（那有这样夸人的，笑跟哭似的）。其中之一（笨），在南京钟山之麓（才写到这，都是废话。知道“此地有西瓜出售，2毛钱一斤”典故乎？）。此地（冗）山雄水碧（泛而不切），古迹连绵（笨，拿豆包不当干粮），徜徉其间，步步皆是（平仄不偕，意思不切，好吃力）六朝熏风，南唐遗韵；隐隐可见（咋说？不明摆着吗，怎么叫隐隐？没带眼镜？夜半进山？为文造情，故示高深）大明王气，伟人身影（这俩东西不是一类啊，能往一块摆吗）。每当清秋时节（四时皆有可观，何必秋天？不讲理），重重悲欢归于枫叶（不通啊不通），滔滔故事（文风浮薄，不可救药）凝于静穆（静穆和枫叶不成对呀，乱来）。山岚夕阳，明月林禽，真可谓中国文化之最高诗境也（搞了半天中国文化最高诗境就是这个呀，领教领教）。
　　钟山风景（说白则无余味矣），美则美矣（这话咋说，小心人家不给你润笔费赶你出去啊），无奈龙虎际会，风雨苍黄，历尽浩劫（胡乱堆砌），日渐颓芜。所幸得逢盛世（着急拍马屁了），重新打点江山（听说过打点行装，没听说过打点江山的，气虽盛而言不宜啊，奈何），南京人民（南京人民？瞎说。这种事都是官府办的抽头捞好处的买卖，老百姓何曾与闻）于甲申之年启动整治宏图，斥资五十亿，搬迁十三村，移民两万余，增绿七千亩（这几句费了不少劲吧，搞的蛮整齐。可惜偶马上想到暴力拆迁、泼油自焚，岂有余哥的好心情）新建栈道，呼集物种（咋呼集，赶羊进圈吗？），辟出诸多（好笨啊）公园，重修两大陵墓，一时气象万千（要抄毛诗？），如画卷新展（俗），岭苑初洗，经典再现（啥经典啊？不懂）。金陵古城，自此更可俯仰岁月，迎迓远近；中华文明，由此增一聚气之谷，读解之门（干啥？要搞黄白之术？辟谷？房中？堪舆？说明白点，别唬俺们老杆）。主事者命余作文，方落数语，已烟霞满纸，心旷神怡（自恋如此，不可救药矣）。
　　余秋雨  己丑秋日  文并书

2009-09-29  

我感谢小张,用稿费请她吃了鸡翅,大家都高兴.可是,你夺取了我们的根本利益,还总觉得我们欠你更多,你越来越不耐烦,你还看我们越来越不顺眼.你不耐烦我们也没办法,反正给再多你也不高兴,我们也不想要你顺眼.但你也太下得手了,就我们这点收入,一个月还要被你夺去一千多.

这完全是养儿防老的价格了.如果在山区去资助一个孩子上学,等他成年了,我们老了的时候,经常来看看干爹多好啊.可是,你夺取了我们的根本利益,你成了全人类最无管束的异类,我们看到你的行止,都感觉不好意思.

什么名堂啊，我贴个“毛泽东论拆迁”，那可是真正的毛主席语录啊，我多年前就学习过的，就给我私密了，别人贴的，同样内容，同样在新浪博客，就放得稳。这是为什么呢？

向这位重庆市民致敬。

请谨慎评论，争取在这里放稳。

她的文字言简意赅，也许这是一种节制纠结和烦恼的办法，但可以说她文字运用得好。

她父母离婚了，是最近的事情。她又用诗的文体记述了这件事和她的感想。

按她叙述的意思，表面上似乎是说，这样反而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但也流露出更加茫然和忧伤。

下面两个帖子说得好。但这不是针对这个孩子说的，是一般性地说的，所以，我只是一般性地赞成。具体到每一个人身上来说，每一个时刻都是关键时刻，每一个关键时刻，什么都可能发生。孩子作事情，常常还是一念之间啊。

新浪网友2009-12-02 10:52:32

修睦老师2009-12-04 19:25:25

    星期六，星期天，多数记者已经知道或者感觉到了，已经颓然放下，懒得调查了。

    但本刊记者陈磊同学太过踏实，他星期天还在工作，当然，有关方面也很踏实，星期天也在工作，于是，陈磊就活该受骚扰，进派出所，然后晚上在旅馆里写抗议信，准备起诉——这当然比报道还难。

    这也算我赌赢了吧，只不过赢的方式不对，不上层发的禁闻令，而是地方当局自谋出路，就已经办妥——各地舆论掌管，不都是哥们么。

    我放弃我赢的一块钱，把它捐给中国的没有希望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