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2月13日，得知清帝逊位，南京的孙中山只能按照先前许诺，在向南京政府临时参议院请辞的同时，送交举荐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咨文。

2月14日，参议院开会，十七省代表全票推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

在南方参议院确认他为“大总统”的前一天，即孙中山上交辞呈的当天，袁世凯已经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首领的名义，代替清政府，向国内文武官衙、军队、警察发布文告。此举，意在向国人表示，他才代表继清朝而后的新政府。

孙中山当然不甘心这么容易交出“大总统”权位，在送交辞呈的同时，他在咨文里附有三项条件：

第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共同议定，不能更改；第二，本人辞职后，待参议院举定新总统到南京就职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员才自行解职；第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乃参议院议定，新总统必须遵守。

这三条“附议”，留有意味深长的政治尾巴。前两条，目的在于把袁世凯从北京老窝调走，摆到南京“供”起来，看日后是否能有机会架空他。第三条，以《临时约法》为紧箍咒，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因为，《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仿效美国的总统制，又预设伏笔，规定“大总统”发布律令时需要“国务员”副署，否则无效——如此推论，约法隐含着“内阁责任制”——举个例子，如果大总统要免除总理职务，发表的命令，需要总理等阁员副署才能生效——这种有意的“荒谬”设计，就是孙文给老袁下的一个套儿。

看着已经到手的临时政府“大总统”的衔头，老袁并未欣喜过份。多年的政治场上角逐，使得他能够冷静审视任何兴高采烈面孔背后的另一张面孔。

特别是对于要他南下即总统位的要求，他于2月15日复电婉拒，表示说：“北方危机隐伏”，关系“全国半数之生命财产”，所以，舍北而南，不仅列强不答应，外蒙各盟也不同意――“内讧外患，递引互牵。若因（我袁世）凯一走，一切变端立见，殊非爱国救世之素志。”

最后，他在电文中称，衷心希望在“南京政府将北方各省及各军队妥筹接收后”，自己要“退归田里，为共和之国民”。但在接收之前，他要“竭尽愚智，暂维秩序”。同时，他念念不忘“共和”、“爱国”——“共和既定以后，当以爱国为前提，决不欲以大总统问题酿成南北分歧之局，致资渔人分裂之祸。”

乍看电文，不明其中奥秘的人，肯定多为袁世凯剖心陈言所感动。他这种低姿态，反而彰显出南京孙中山等人的“小气”，点出对方拿“大总统”一职来搞事的企图。

特别是袁世凯提出让南京政府“接收”北方各省政权和军队的话语，估计南方党人见之就胆寒——老袁的地盘老袁的兵，他们怎肯让南方接收！

把大总统之位拱手让与袁世凯，同盟会内部激进人士及海外华侨好多人不理解，发电责难孙中山。

孙中山有口难言，只得反复回电解释说，推翻满清政权是同盟会最高目的，而国家“建设之事，自宜让熟有政治经验之人。项城（袁世凯）以和平手段达到目的，功绩如是，何不可推诚？……”

其实，孙大炮也受夹板气，一方面南京的党人让他让位，另一方面海外华侨以及广东陈炯明等人催他“北伐”。

如果真有“北伐”的本钱，孙中山能主动让位吗？

事已至此，孙中山再无他招，只得反复电催袁世凯到南京就职，并派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等人为“欢迎员”，去北京“请”袁世凯。

袁世凯心中有数，他口头上不再坚持在北京当大总统，命令手下隆重接待南方的“欢迎员”专使，大摆筵宴，一副马上就赴任的样子。

经过舆论广泛、“积极”的报道后，北方各省原满清统治区很有不稳的迹象。立宪派的张謇等人更是四下活动洋人，希望外交使团能劝止袁世凯南下，以免袁到南京就职后中国北方再发生大的动乱。

首都的选择，对革命党、袁世凯一方以及洋人列强都有某种象征性的意义。

继续以北京为都城，似乎意味着中华民国征服传统和东亚霸权的延续。而在南京定都，一方面是汉人政权的标志展现（明朝以此为都城），另一方面意味着某种革命性的涵意。

在2月14日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的那一天，南京的临时国会本来以20票对8票通过了以北京为首都的决议。孙中山对此极其恼火，他软硬兼施，一方面表示说如果不选南京为都他就要自杀，另一方面威胁议会中的同盟会员，如果不按自己意愿去投票，他就让军警逮捕他们。于是，2月15日，原来的决定被撤销，议员们重新以19票对8票决议以南京为首都。（吴相湘《宋教仁：中国民主宪宪政的先驱》，台北1964年）

其实，细观当时的政治情状，孙中山并不具备充足、不可辩驳的理由以及强有力的政治支持力能迫使袁世凯到南京就职。

同盟会资深人士宋教仁、章太炎等人，富有政治远见。他们认为，即使从最普通的军事政治地理以及防备俄国、日本的国防角度考虑，新中国的首都就不应该设在南京。同时，各省的都督，包括山东、湖南、广西、浙江、江苏、江北等，都打电报到南京，认为应坚持以北京为首都（易国干《黎副总统政书》）

当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等南方“欢迎员”沉浸在能回去向孙中山交差的喜悦中时，1912年2月29日晚，北洋驻军第三镇在北京东城发生了变兵。

晚上八点多，一群士兵携枪持械，从朝阳门冲入城中，嘴里大喊“袁宫保要走了，没人管我们了……”一路朝天开枪，冲入东四一带大肆抢掠。

这些大兵抢完了东四，再去北新桥、东单牌楼一带烧抢，并有一部分人冲向煤渣胡同，找寻南京方面派来按袁世凯去南京的“欢迎员”们。

听见枪声四起，人声喧哗，蔡元培等人慌忙从住处逃离。其中有的人连鞋也顾不上穿，乱哄哄，急促促，前往六国饭店“避难”。他们知道，洋人的地盘，乱兵一般不敢轻易来闯。

这次兵变，历来都被认为是袁世凯拒赴南京就职的一大阴谋和罪状。其实，只要回顾清末民初的历史，就可以发现，那一时期的兵变是一种常态。自1908年开始，新军内部的哗变，大大小小，经常发生。

所以，这一次军变，如同京津同盟会行刺一样，于袁世凯而言，都是上天赐给他的运气，坏事最终都变成了好事。

兵变的原因，也不是国内外研究者们捕风捉影所认为的那样，是唐绍仪在袁世凯授意下有意策划的。只要细看当时国事新闻社编写的《北京兵变始末记》和英国武官1912年3月4日的一份详细报告，再冷静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这次士兵哗变的原因，简之不能再简——军部宣部停发战时特别军饷（每月一两银子）。士兵不满，就以拒绝袁世凯去南京为名，出营抢掠——抢劫本身，其实已经彰显出哗变士兵的基本目的——银钱。

如果真是袁世凯等人处心积虎的安排，兵变不会那样简单地抢烧。这种做法，给国人和洋人造成恶劣印象。袁世凯一直谋求给列强留下印象，他才是中国秩序最强有力的维护者。而北京的乱兵抢烧，显然是他不愿意看到的。

即使袁世凯从心底不愿去南京就职，他也大不必枉废心机，多此一举弄出这么件糗事。

兵变发生后，列强发出了更为强力的声音，坚决反对迁都南京，并联合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指出中国政府迁都南京的意向，与1901年9月7日义和团之乱后清朝与列强签订的协议内容完全相悖，“不符合国际义务的精神”。

对于南京临时政府和孙中山来说，他们不怕袁世凯，但很怕列强的干涉。

得知列强已经派数千武装士兵在北京大街上“巡逻”，又见北洋系将领皆通电拒绝接受南京为首都，加上内部同志蔡元培等人的“迁就”劝说，孙中山等人不得不让步。

当然，孙大炮口头上还硬了一下，对袁世凯表示自己要提一支“劲旅”来北京帮助维持秩序。

老袁告诉他，北京秩序大定，兵变又无政治目的，不烦大驾远来。

为了把戏作真，袁世凯通过电文，向南京方面遍陈“苦衷”以外，建议让黎元洪（已被选为副总统）代他行使职权。

老黎也不傻，他不能离开武昌老窝，立刻复电推辞，表示“力不能任”。

知道玩不过袁世凯，孙中山只得接受现实。

1912年3月6日，南京参议院通过了《统一政府组织法》6条，允许袁世凯在北京任职。

1912年3月10日，春风得意的袁世凯，身穿大元帅服，领口敞开，终于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以河南腔的北京官话宣读誓词：

“民国建设肇瑞，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意，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国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兹志愿，率履勿渝！”

而后，他即行组织内阁，并任命唐绍仪为总理，以示信于南方党人。

由于唐绍仪内阁中有四名同盟会成员（包括唐本人后来也加入同盟会），这一内阁有“同盟会内阁”之称。当然，外交、内务、军队等实权均不在同盟会阁员手中。但这样的作态，已经显现出袁世凯当时当地的政治智慧。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正式解职。4月2日，参议院和临时政府全体北迁。

从此，中华民国时代，从形式上在中国成为现实。

开始踏上征程的中华民国，秉诚而论，袁世凯不是最初的设计者，也不是真正的共和主义者，但也不能把他说成是“胜利果实的篡夺者和惟一受惠者”。

袁世凯以出色的政治天才和高超的政治手腕，避免了清朝灭亡之时可能带来的分裂，促成了国家的统一，作出了旁人所不能的巨大贡献。

所以，仅仅认为袁世凯当国完全凭借阴谋、不道德行为以及简单的欺骗手段，这种看法根本站不住脚。他之所以能成为大总统，当时是众望所归，而且属于“民选”的意义（参议院选举产生），从政治形式上，几乎无可挑剔。

至于指摘袁世凯本人在当时所使用的马基雅维利式的权谋，我们可以反问，思考一下：

当时当地，包括黎元洪、孙中山、黄兴等人，又有谁没有使用过呢？

民国肇始时的袁世凯，毕竟还不是“窃国大盗”时的袁世凯。

良弼被炸身亡，隆裕太后胆肝俱裂。

据梁士诒回忆，这位没本事、没脑子的太后把代替“因病”不能视事的袁世凯办理内阁事务的赵秉钧、梁士诒、胡惟德三人唤入宫中，嚎啕大哭，叫着三人的名字，哀言道：

“我母子二人性命，都在你三人手中！你们回去好好对袁世凯说，务要保全我母子二人性命……”

为了崇礼袁世凯，隆裕太后派载沣（时为醇亲王）手捧懿旨，封袁世凯为“一等侯爵”。

对此，老袁四次上折力辞。

此等封爵，太让他难堪——一直拆清廷墙角，受之有愧；马上有“大总统”新职，嫌弃清廷的封侯太小。

袁世凯这厢忙不迭地办事，南京孙中山找碴发火。他电告伍廷芳，认定袁世凯、清廷没有诚意，故意拖延，表示“民国将士决意开战”。

袁世凯得知消息后，心中十分着急，急忙电复伍廷芳，说明自己“抓紧布置”。

隆裕太后呢，还存最后一丝幻想，想能争取虚君共和政体。没得说，此议立刻遭到南京政府与袁世凯内阁的断然否决。

思来想去，只得退位。隆裕一妇人，就把心思全用在退位后皇室能得多少优待方面。

听说隆裕太后已经决定采纳“共和”建议，袁世凯不再装病，立刻出来办事，全权处理与南方议和事宜。

这时候，在争取优待清室条件方面，袁世凯是真卖力，想给老东家拉更多的银子和“宅子”。

马上要亡国的隆裕太后，此时忽然变成高智商，捧着那份共三大部分二十款的 《清廷优待条件》，一个字一个字地细抠，逐条修改，把一絮叨妇人的内心泄露得淋漓尽致。

袁世凯有些恼火。清帝逊位这种事，一定要早作决断，早成事实。否则，夜长梦多。

倘若中途生变，不知平地又是升出多少风波。

于是，他派亲信蕲云鹏，又一趟奔波，带去一份已经拟好的电报稿，交给段祺瑞。

1912年2月5日，段祺瑞只字未易，按着那封稿发拍电报，代表全体“前线将士”，正告朝廷：

“近支王公、诸蒙古王公、各府部院大臣钧鉴：共和国体原以致君于尧舜，拯民于水火，乃因二、三王公迭次阻挠，以致因旨不颁，万民受困。现在全局危迫，四面楚歌，颖州则沦陷于革军，徐州则小胜而大败；革舰由奉天中立地登岸，日人则许之；登州黄县独立之影响，蔓延于全鲁；而且京津两地，暗杀之党林立，稍疏防范，祸变即生，是陷九庙两宫于危险之地，此皆二、三王公之咎也。

三年以来，皇族之败坏大局，罪难发数，事至今日，乃并皇太后皇上欲求一安富尊荣之典，四万万人欲求一生活之路而不见允，祖宗有知，能不痛乎？盖国体一日不决，则百姓之困兵燹冻饿死于非命者，日何啻数万？(我段祺)瑞等不忍宇内有败类也，岂敢坐视乘舆之危而不救？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痛陈利害，祖宗神明，实式鉴之。挥泪登车，昧死上达，诸代奏。”

这份电报内容不长，表面上指斥“二三王公”，阻挠共和，实际就是指斥隆裕太后拖延共和。其中最关键的一句话，是“率全体将士入京”这几个字，拥兵逼临之意，飒然纸上。

看似一张电奏，满是剑影刀光。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除了恭亲王溥伟不咸不淡说了几句风凉话以外，满朝的王公大臣，再没一个敢放一屁。

最后，还是袁世凯作主，电请南方迁就三项隆裕太后最后的“条件”——第一，争取不用“逊位”二字；第二，宫禁与颐和园皇室可以居住；第三，保持“大清皇帝尊号相承不替”十个字。

南方表示同意。

1912年2月11日，袁世凯如释重负，向南京临时政府发去一份措辞恳切、情深意长的电报（即袁世凯“真电”，真是十一日的代字），至今读之，仍旧让人感叹：

“南京孙大总统、黎副总统、各部总长、参议院同鉴： 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所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心血，亦民国无穷之幸福。

“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亲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现在统一组织，至重且繁，世凯亟愿南行，畅聆大教，共谋进行之法；只因北方秩序不易维持，军旅如林，须加部署；而东北人心，未尽一致，稍有动摇，牵涉全国，诸君皆洞鉴时局，必能谅此苦衷。

“至共和建设重要问题，诸君研究有素，成竹在胸，应如何协商统一组织之法，尚希迅即见教。
     袁世凯  真”

与此同时，纵横捭阗的袁世凯,给北方清廷原督抚也发有长文密电。在电文中，他言及自己多日奔走的辛劳，大肆渲染南军实力，并把与南方议和的动力全部推向洋人、军队、商团以及各省咨议局。袁世凯反复陈说自己是以“国家为前题”，以“安上全下为目的”，在于避免“激成种族之惨祸”。

里里外外，袁世凯竭力维持自己清室忠臣的形象。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让大臣刘厚生拟稿，张謇定稿，最后徐世昌、汪荣宝在袁世凯授意下稍加润饰，加入“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的关键语，向全国下颁以宣统语气所发的退位诏书：

“朕钦奉隆裕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指，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
　　“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用是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之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
　 “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宣布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

“总期人民安堵，海宇又安，仍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乾清宫内，时年5岁的溥仪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宣诏过程中，满满一殿跪伏在地的大臣们千奇百怪的胡须，引起他极大的兴趣，这个孩子竟然不时发出一声清脆的童声小笑。

隆裕太后悲伤至极，苦瓜脸上挂满了断线的“珍珠”。

刚刚收了袁世凯几万银票的太监小德张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低首劝说道：

“太后，您老人家不必担心。袁大人乃擎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有他在外面罩着，您和皇上安心享福，荣华富贵一样不缺，跟从前一样……”

一样吗？当然不一样。

这一次，不仅仅是满清，连同在中国施行了两千多年的帝制，终于完结了。

回到家宅，极目大好春光，袁世凯终于放声大笑起来。

刺杀良弼的人，是川籍革命党人彭家珍。

彭家珍（1883-1927），四川金堂人，1906年被官派去日本，同年秘密加入同盟会。他回到四川后，积极筹划武力反清，在新军33协66标以队官（连长）的身份进行工作。1909年，他受舅父张蓬山之邀，去昆明的第19镇任学堂营管带（营长）。只过了半年，因学堂撤销，差事丢掉，他就前往东北活动，在沈阳的奉天讲武堂附属学兵营作队官。在这里，他发展了不少士兵加入同盟会。

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勃兴，彭家珍注意到国内革命高潮将至，立刻积极进取，通过各种官场关系，得任天津兵站代理标统，并在武昌起义后的关键时刻到职。

借助这一身份，彭家珍从兵站领出大量军用火车票，供京津党人使用。他还捣腾出许多枪支、弹药以及兵站的资金，准备实施起义。由于每次都是大手笔，量太多，清政府侦知此事，陆军部下令通辑他。

彭家珍见事露，立刻逃走。他化名潜踪，继续往来于东北、华北、上海以及南京等地，抓紧从事大起义的准备工作。其间，他曾在上海受到孙中山的接见，并被推为拟成立的蜀军北伐军副总司令。有了这个衔头，他完全可以回四川老家。

以天下为已任的彭家珍，并未接受蜀军副司令之职，而是秘携民军任命的“北方招讨使”委任状，返回极其危险的华北“敌后”。

他回到天津，就任京津同盟会军事部部长。他整日忙不停，筹集款项，制造炸弹，准备迎接南方革命军北伐。

从1912年1月中旬开始，京津同盟会抓紧策划暗杀行动，准备刺杀袁世凯、良弼和载泽（显然京津党人不辩大局，把老袁也当成“顽固派”。从另一方面看，也可见老袁所演 “大清忠臣”的戏多么逼真）。但是，刺杀袁世凯未成，三名同志被逮后均被处决。

面对如此恐怖时局，彭家珍抱必死之念，主动承担起刺杀良弼的任务。

当时他所不知道的是，杀了良弼，其实是帮了袁世凯最大的忙。

爱新觉罗·良弼，字赉臣（1877-1912年），满洲镶黄旗，乃清初大名鼎鼎的“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后裔。良弼的祖父，是大学士伊里布。

良弼生于成都，自少受传统的儒家教育，忠孝观念深厚。1899年，他被官派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1903年回国后，由于他正统宗室的身份，入清廷练兵处任职。

1905年，在袁世凯延揽下，良弼进入陆军充任标统。1906年，他主持保定陆军学堂校务，还担当彰德秋操的北军审判长。1907年，入陆军部任学司司长。转年，参与编撰新律的工作。

摄政王载沣掌权后，建立皇家禁卫军，良弼得任第一协统领，实际上负责禁卫军的全权指挥。

良弼这个人，在教科书影响下，多年来给人的印象，是个死硬的满清顽固派。

其实大不然。

在日本期间，他常与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往来，深慕谭嗣同为人，是满清宗室中最早剪掉辫子的人，并与党人出身的吴禄贞相交甚深。

虽然思想上很“前卫”，良弼血液中的满清因子一分不减，存有非常深的种族偏见。所以，他一向激烈反对汉人统管兵权。在他心目中，最大的理想，是想通过满人的自我振兴和努力，仿效日本明治维新，使“大清”老树发新芽。

宗室血统，加上真才实学，在铁良、善耆等人的帮助下，良弼仕途坦荡。特别是在练兵处的几年间，他招徕了大批日本士官生毕业生进入军界，改军制、练新军、立军学。特别是吴禄贞、蒋百里、陈其采、冯耿光等一时才俊，尽延纳于军中。

通过这些举措，良弼准备在北洋军中逐步安插日本士官生背景的这些人来替换北洋旧将。最终，阻力重重，未能成功。而给予他最大阻碍的，是同为满清宗室的庆亲王奕劻。

武昌起义后，良弼忧心如焚，主动请缨去“平叛”，遭到庆王奕劻的首先反对：“黄口孺子，纸上谈兵，哪里比得上袁世凯！”

带兵不成，良弼就拼命反对重用北洋系将领，认为派去武汉“平叛”的将领，都是袁世凯老部下，日后很可能尾不大掉，出大乱子。

他所有的预见，都很正确。但大势所趋下，没一件能依他的意愿得行。

最危急关头，良弼呼吁成立“战时皇族内阁”，主张由铁良率军去南方平灭革命军。

得悉北洋系军人段祺瑞等人联衔电奏，逼清帝逊位，良弼悲愤不已，发起组织“宗社党”。入“党”成员在胸前刺两条青龙，誓死捍卫“大清”。

为了张大声势，他们派人给袁世凯送去一封信：

“欲将我朝天下断送汉人，我辈决不容忍，愿与阁下同归于尽！”（廖少游《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

袁世凯阅此信，切齿痛恨，对良弼必欲除之而后快。

当时，为了扩大扶清的力量，良弼极力拉拢冯国璋等“感念”清朝旧恩的北洋系将领，四处纠结满族军人，不停地召集会议，发表议论。他常常以在北京发动军队暴动为恫吓手段，威胁清廷主张共和的一派以及袁世凯一帮人。

所以，良弼这个人，不仅北方革命党对他恨之入骨，袁世凯对他也怨毒满胸。

被这么多人“惦记”，良弼显然躲不过大劫。

观良弼戎装照片，小伙子鼻直口方，浓眉大眼，相貌堂堂。如此“人样子”，生错了地方，活错了时间，保错了人，真是可惜。

彭家珍在北京想刺杀良弼，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

于是，他在北京寻摸数日，到处“踩点”勘验路线。一日，他去西河沿金台旅馆找人，在接待大厅发现了一张名片：“陆军讲武堂监督崇恭”。仔细问门房，才知道这个从东北回来的满人军官到京后，又前去保定办事，在旅馆一直留有一间房子。

灵机一动。彭家珍揣起这张名片，离开了旅馆。

回到住处后，彭家珍准备好一颗药份足的炸弹，打理周全。晚间，他会集在京同志，告知自己准备与良弼同归于尽。

这样的爱国者，不是畅想天上有几十个美人等侯的宗教狂。革命党人深知肉身脆弱，但为了民族，为了国家，大英雄们舍身殉义，视死如归。

几个人喝着“断头酒”，心中难免沉重，皆默然无声。

彭家珍谈笑自若，把身上的金表与金相盒分送给一起吃饭的同志作纪念，俨然即将去行大乐事一样。

席间，有同志悲歌慷慨，高吟赵伯光送烈士吴樾的赠别诗：

临岐握手莫咨嗟，小别千年一刹那。

再见却知何处是，茫茫血海怒翻花！

1912年1月26日，彭家珍穿上借来的军装，挎上军刀，踏上军靴，冒充东北来的清军军官崇恭，先去清廷军咨府的良弼办公室。

恰好当时良弼公事繁忙，就对门卫表示说，自己和崇恭本人虽同为留日士官生，关系不是很熟。白天衙门事多，他让“崇恭”晚上去自己家里见面。

得了准信儿后，彭家珍怀揣炸弹，一直在西门大红罗厂的良弼宅前“恭侯”。

等到很晚，良弼方才乘马车返家。

大门一开，院子里面射出的光亮，把一身笔挺戎装的良弼映得一清二楚。

彭家珍迅速闪出，口中亲热称呼良弼的字，“赉臣，我来了……”

良弼见来人完全陌生，悚然警惕。他倒退两步，想返回马车中。

彭家珍扔出炸弹。

轰然一声，良弼一条腿顿时被炸断。

一块弹片从门口的下马石上反弹回来，正击中彭家珍后脑，大英雄当场牺牲。

良弼左腿被炸断，在医院中呻吟两日，最终不治。

临死前，他叹言：“炸我者，英雄也。我死，大清遂亡！”

事后有传言，讲良弼本来腿被治好，袁世凯手下赵秉钧派人送毒酒一杯为他“止痛”，把良弼毒死，应该不是事实，当属传闻“演义”。

历史，有时候充满令人回味悠长的、耐人寻味的、看似荒诞的巧合——清朝成于多尔衮，亡于多尔衮之后裔！

倘使良弼不死，虽独木支大厦，天下事尚未可知。

彭家珍刺良弼，当时还有两种说法，一是他为吴禄贞报仇（有传言吴禄贞石家庄被刺是良弼指使），一是袁世凯主使。

第一种传言，几近荒唐。良弼与吴禄贞虽一满一汉，但二人为生死知已。吴禄贞遇刺，最大的幕后指挥可能是袁世凯。

至于第二种，乍听上去也不合理：京津同盟会三位同志不久前刚因刺杀袁世凯未遂而惨遭杀害，作为同志的彭家珍，为什么又会帮袁世凯刺杀良弼呢？

但笔者偶然读袁世凯侍从官唐在礼等人的回忆录，发现有记载说，袁世凯当大总统期间，有个中年四川人，每个月都会去参谋部领取1000银洋。据当时总统府的参谋部次长陈宦说，那个领钱的人，就是彭家珍的父亲——如此说来，袁世凯似乎与彭家珍倒真有关涉。

即使这条记录是真，笔者认为，也是因为袁世凯太感谢彭家珍了，故而大笔一挥，拨出款项奉养其家。

良弼被刺后，满洲宗室亲贵，再无一人敢出面阻挠南北共和之议。而且，不少人竟然在清朝正式灭亡前，纷纷逃出京城躲避。

胸前雕龙的“宗社党”，一时灰飞烟灭。

疾风识劲草。

清廷再无忠臣！

彭家珍烈士死后，享尽哀荣。

清帝退位后，孙中山认为彭家珍：“小弹丸而收巨功”，追赠他为“陆军大将军”，崇祀忠烈祠。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也不忘为结束帝制踢入临门一脚的这位英雄，亲自让人送“永垂不朽”烈士证予其宗族家人。笔者思忖，他日后夸赞彭德怀的“惟我彭大将军”，或许前念就是印象深刻的彭家珍“彭大将军”。

大凡描写袁世凯用政治手段解决清朝问题，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小说家，必用“逼宫”一词。

此词，大失公允。

威赫、催促、争取，凡皆有之，惟不能用“逼宫”二字。如果把袁世凯促成清帝不流血退位称为大奸大恶的“逼宫”，那么，将置汉人政权“中华民国”于何地！

思当时袁世凯本人的想法，顾虑多多，无外乎以下数种：

第一，清朝旧臣尚多，如李经羲、赵尔巽、张人骏等，盘根错节，势力不小；第二，北洋旧部，如冯国璋等人，仍旧感念清廷旧恩；第三，袁氏本人也深受清廷恩宠（特别是慈禧），如果天下夺自孤儿寡母之手，以儒家道德方面讲，必受人诟病；第四，北洋军力仅限于北方，大战之后，波谲云诡，保不准发生什么“偶然”。

所以，迫使清廷退位，非一朝一夕之事，弄不好杀身灭族，“成全”了别人。

袁世凯初入北京之时，表面上痛恨党人和共和入骨，常于大庭广众之中表白他“自出山即抱定君主立宪”，发誓“决不负国深恩”。

看他那一副要“肝脑涂地”保大清万世一系的样子，不少人都认为他是个大大的忠臣。

但是，自1911年12月下旬开始，他就开始抓紧对清廷施加压力。

首先按照他的指使跳出来的，是清朝驻俄公使陆征祥。此人联合几个驻外使节，电请清廷避位。然后，袁世凯本人代为转奏，假装很生气，表示“臣窃痛之”，奏请清廷留中不发。大使级的大员如此表态，隆裕太后等人心中不能不慌。

不久，袁世凯以缺饷为名，奏请清廷，要求变卖盛京、热河等宫殿内的瓷器以充军饷。然后，清朝老将姜桂题在袁世凯指使下，以带兵大将的身份，上奏朝廷，要北京满清亲贵大臣各个“贡献”出钱，接济军饷。

历朝历代皆如此。甭看满清权贵“爱大清”、“保大清”喊得震天响，真轮到让他们出钱，马上应者寥寥，只有庆亲王奕劻拿出十万两银子（相比他千万上亿的家财，这点真是少之又少）。

袁世凯的这一着，并非真想勒索这些满人权贵，并非要他们出钱劳军，主要是以此来威胁这些人，以后不要瞎干预他的事情，免得掺和国事，阻挡他与南京的谈判进程。

结果，京城大帮财迷的满人不出钱，老袁终于抓着话柄，大呼：“既催我出战，又不给我军饷，是要置我于死地啊！”

隆裕太后无法，搜罗内宫，找出八万两黄金内帑，交给袁世凯去“打仗”。

等和南军谈得差不多了，为免夜长梦多，袁世凯加快了对清廷施压的步伐。

1912年1月16日，他以全体国务大臣的名义，上奏隆裕太后，奏折内容很长，先讲大形势——在内，议和不顺，清朝军队军饷无着，海军皆叛；在外，四周强邻虎视，辽东告急，库伦危急，人心惶惶——最后，切入正题，讲到最关键的部分：

“环球各国，不外君主、民主两端，民主如尧舜禅让，乃察民心之所归，迥非历代亡国可比……且民军亦不欲以改民主而减皇室之尊荣。……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也。民军所争者政体，而非君位。所欲者共和，而非宗社。我皇太后、皇上何忍九庙之震惊，何忍乘舆之出狩，必能俯鉴大势，以顺民心。”

这份奏折，所讲法国路易国王子孙被杀得一个不剩之语，最能寒隆裕太后之胆。

当然，出于对故君的留恋与情感，袁世凯还亲自入宫面见隆裕太后与幼帝溥仪，陈说利害。

后人把溥仪回忆录中所言及的他当时见到“胖老头”（袁世凯）哭鼻子的一幕，总当成是袁世凯的“表演课”，实欠公允。

为“大清”卖命多年，诚心诚意为它留几滴眼泪，想必袁世凯还是出于真心。

确实是天佑袁世凯。满清贵族指指划划说他老袁“白脸曹操”逼宫的言谴，被三颗炸弹炸成了“无耻谰言”。

袁世凯见隆裕太后和小皇帝后就出宫，途经东华门大街将近东口之时，突然三颗炸弹从天而降。

结果，老袁啥事没有，福大命大造化大，两匹大马倒被砸得腿断肠流，当场死去。

京津同盟会策划的这一刺杀事件，反而为袁世凯起到了“洗冤”的作用。如此，皇室权贵，再不能说他私通党人“逼宫”。

经这一炸，据袁世凯女儿袁静雪日后回忆，老袁回家后哈哈大笑。笔者觉得，他不仅是笑党人炸弹没有炸死他，也笑自己可以利用这一行刺事件，以后更加进退从容：

一来堵住了那些说他“卖大清”的人的嘴；二来自己可以托病不出。清朝寡妇孤儿被欺的恶名，正好由别人顶缸。

袁世凯马上上折，请了病假。

隆裕太后一无主见妇人，与先前的慈禧太后相比，智商、情商都相距万万。

她连忙招集宗室大臣，包括几个亲王、贝勒以及被免职的载沣，三天开了三次御前会议，结果，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的意见。

其间，载沣、溥伟、良弼等“宗社党”（1月19日匆匆成立）坚决反对退位，宣称要与革命党血战到底。

但当隆裕太后问及他们军队如何打仗，对内如何筹饷，战胜有多大把握的时候，这几个人都无言以对。

由于隆裕太后身边红人太监小德张已经被袁世凯买通，他整日在太后身边吓唬说，革命党人多势大，王公们全是草包，如果不听袁世凯的，与革命军硬打，一旦失败，优待条件全没，逃跑连躲得地方都没有……

寡妇临朝，主见全失，害得隆裕太后惘然不知所之。

不仅太监小德张吓唬她，庆亲王奕劻也吓唬她，满嘴跑火车，把革命军的数字几分钟往上一加码，吓唬太后说对方人多势大，清军再难与其进行战斗。

1912年1月22日，孙中山自南京电告袁世凯，保证说，只要清帝退位，他就立刻辞去大总统一职，让位给袁世凯。

见清廷迟迟不正式表态，在家“养病”的袁世凯很着急。他赶忙指使手下军人动真格的，实行“兵谏”。

1月23日，段祺瑞电告内阁等部门，声称共和思想普及军中，兵将勃勃欲动。

1月24日，蕲云鹏在北京电告段祺瑞，说朝廷有意实行共和，但遭到王公贵族拒绝，“请”段祺瑞马上联合各军将领一起上奏。

1月25日，段祺瑞接演蕲云鹏的戏份儿，表示说，临阵各将领，对溥伟和载沣为私利阻挠共和之举深为愤恨，致使一标人马差点造反。

在这封徐树铮代为起草的电文中，段祺瑞竭尽“痛陈”之状，列有50位清军高级将领联衔署名。

这就表明，军队方面，支持共和国体。

眼看隆裕太后仍旧迟疑，想召开国会“公决”国体，袁世凯自己上奏，表示说，如果这样作，南军一方是否按照先前协议优待皇室，他就不敢担保了。

同时，为了避免让隆裕太后觉得段祺瑞等人与自己演双簧，老袁还与徐世昌、冯国璋、王士珍等人联名表态，发电“劝说”段祺瑞不要“轻举妄动”。

1月26日，又一件大事发生，对清廷是哀音，对袁世凯和党人是喜讯——良弼被刺。

——满清的覆亡及辛亥诸人惨淡的结局

数十年来，言及近代史，知与不知，有两个最大的常识性误解，在国人脑海中涂抹不去：

第一，人们认为，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如果没有他的出现，孙中山等人一定能顺利建立起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第二，人们认为，袁世凯不厚道，是大白脸曹操，欺他寡妇与孤儿，倾覆清廷社稷。

除了误解以外，还是曲解。

首先，在1912年的中国，只有袁世凯一个人，才有真正的实力与能力使“中华民国”成为现实，不仅列强这样看，立宪派这样看，辛亥首义领导人这样看，连孙中山、黄兴、汪精卫这样的革命党人也都这样看（无论革命党人多么不情愿，他们也必须承认这个事实）。

黎元洪所称袁世凯是“望重中外、才贯天人”，不全是阿谀客套之语。

当时，如果袁世凯不出来和平解决清廷退位的问题，整个中国，必陷于血海苦战之中，可能演变成为继太平天国以来的第二次民族内部大仇杀。

那样的话，一定会使国家的元气更加因之凋散不振。

其次，对于统治、压迫中国260多年的清朝皇室，袁世凯可谓大仁大德，极其优厚善待之能事。他不仅争取把紫禁城让废帝溥仪及其家人居住，每年还拨大笔款项优养这些历史废物。

如果没有袁世凯，依据中国式王朝更迭的潜规则，这些“觉罗”们，肯定应该被九族诛除，无复孑遗！（最后把溥仪从皇宫中赶走的是千面将军冯玉祥，并非袁世凯。）

再次，以嗜血、奸险、残暴起家的觉罗皇族，二百多年以来，对国人敲髓吸血，屠戮杀害，坏事作绝。幸而天道好还，弱其根脉，终使汉人华胄在人头堆中振臂而起，恢复中华。

幸亏，有袁世凯这样一个政治巨人，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给予了清廷最后关键的一推，以不流血为代价扯翻了那沉甸甸的龙旗。

如今，我们不思袁世凯推翻帝制的无量巨功，反而在浅薄的历史学家、小说家的鼓动下，念念不忘其“欺负”孤儿寡妇，口诛笔伐其“辜负”慈禧恩德。

如此之妇人小仁，诚为短视庸人所怀。

中国人现在缺乏的，不是温良恭俭让。满清260多年的残暴统治，使得我们汉民族性格极剧退化、内敛，昔日的宽容与坚忍，都发酵为退缩与懦弱。

如果有历史感和责任心，我们需要的，是“冉闵人格”的复兴――有仇不报非君子。

可以想见，只要我们能保持住一点冉闵性格，就再没有人对我们中国人下手前毫无顾忌——中国人不是待宰的羔羊，尸山血海，当以血海尸山还之！

世运因人常转旋——袁世凯的利用与反利用

国弱势乱，洋人的态度，深为当事各方关切。

在列强的心目中，袁世凯，应该是当时中国最强势的人物。

首先，袁世凯是一个有多年成熟从政经验的“大官”，外交娴熟。其次，他最早在山东平定义和团之乱，快刀斩乱麻，给洋人印象深刻。第三，袁世凯威权赫赫，敢作敢为，与拖泥带水的摄政王载沣相比，让列强觉得更具有个人魅力和决断能力。

所以，主要的西方国家，特别是英美两国，对袁世凯最为垂青。

洋人们深知，在中国，枪杆子最为重要。清末新军战斗力虽然强，但内部极其不稳定。朝中大臣，与军队关系最深入的，属这位袁大人无疑。他手中的几十万北洋系军马，是稳定中国的一个关键因素。

武昌起义刚一爆发，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就第一个表态要清廷任用袁世凯，认为他能“把中国引上生活的常轨”（俄国《新生活报》）。

10月14日，听说清廷要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的消息，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马上向伦敦发专电，认定“此项任命或能使北方军队的忠诚得到保证，并将大大增强政府应付此一危机的力量。”（《蓝皮书》中国第1号）

洋人兴高采烈，老谋深算的袁世凯仍旧不为所动，“高蹈”不出。

洋人比他更急，暗中施加压力，要清廷派他组织“责任内阁”。

内外压力下，清廷已是四面楚歌。虽千万个不愿意，最后也只得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把一切军政大权拱手让予袁世凯。

为此，朱尔典兴奋得胡子上翘，忙电告英国外交大臣格雷：

“袁世凯可望于明日清晨抵京，这件事情已在此间产生一种安定人心的效果……清朝是否有望，现在全要看袁世凯的能力而定……”

格雷非常关切中国的事态，马上复电：“我们对袁世凯怀着极友好的感情和尊敬。我们希望看到，中国在革命后将建立一个足够强健的政府，它能够公正地处理对外关系，并能维持国内秩序及为发展贸易创造有力的条件。这样的政府，将会得到我们能够给予它的一切外交上的支持。”

殷殷期望与重重信任，皆对袁世凯而发。

而后，凭借洋人们的集体发力施加影响，袁世凯成功地迫使载沣辞去摄政王一职，拨去了他最后的眼中钉。

除了政治上大表支持，列强在财政上也动真格的。在“严表中立”的口头许诺嚷不停的时候，四国银行团私下心急火燎，“继续保持中立，就无异坐视袁世凯失败，让事情发展到非用武力干涉不可的地步”（《美国对外关系》，1912年）

有一点需要提及的是，英国虽然在政治上支持袁世凯，但它竭力避免给予袁世凯物质、财政上的支持。特别是在贷款问题上，英国政府一直指示要“严守中立”，他们害怕革命党日后万一得势，会因此对英国的利益造成伤害。这一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阴沉心机，为其它列强所不具备。

由于见出中国的内战不可预见性增大，朱尔典希望袁世凯在使用武力的同时，也要采用谈判讲和的手段。他这种想法，与袁世凯一拍即和。汉阳攻克后，袁世凯立即打出“和谈牌”。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袁世凯撤销唐绍仪的议和代表职务，自揽一切谈判大权。

当时，他让伍廷芳来北京，伍廷芳让他来上海，双方看上去闹得很僵。

中国政治，大抵如此，谈判桌下的磋商，才有新进展和真内容。

孙中山在南京当上“临时大总统”，最使袁世凯感到不爽。他开始对南方要他当“华盛顿”的许诺感到怀疑，所以才撤掉唐绍仪，并发电责问伍廷芳：

“国体问题既由国会解决，乃闻南京忽已组织政府，显与前议相背。此次选举总统，是何用意？”

南方的革命党人，内心其实很脆弱，特别看见袁世凯以强硬手法招回唐绍仪，心中十分着慌，纷纷向孙中山施压，要他迅速作出反应，表示出他南京“大总统”的临时性，给袁世凯一种“虚位以待”的姿态。

其间，黄兴着急，伍廷芳着急，胡汉民着急，汪精卫也着急。

黄兴本人，曾在南北方和谈的草约上签过字，答应满清退位后袁世凯作大总统。所以，他亲自见孙中山，苦口婆心劝说，以免自己失信于人。

伍廷芳呢，老头子不顾年龄身体，不辞艰难，不避劳怨，与唐绍仪周旋密议，一心想使南北避免兵争。但他对孙中山的恋位不去（特别是后来孙中山又想出第二批条件诸如要袁世凯到南京就位等事）大感恼火，怒斥孙中山“所开条件，逐日变易，使（我）廷芳茫无所措，而前后不符，受人疑驳，更无以取信于天下！”（伍廷芳《复孙文电》）

胡汉民着急，是怕袁世凯急了“变成”曾国藩，像当年打“太平天国”一样，倾尽全力扑灭革命。

对于大总统一职，孙中山当然有恋恋之感，不肯轻易放权。

最后，还是多年铁杆支持孙中山的汪精卫苦口婆心，让他看清形势：

“元首之位，袁世凯志在必得。只有这样，清帝才有可能退位，共和方可成为现实。否则，北洋军挥军南下，乘武汉新胜之余，凭锐恃强，可一鼓而下南京。如此强弱悬殊，天下大势可判。现在，不如忍痛退让，让出大总统之位，如此可促成借袁世凯之手，推翻清廷。”

孙中山惟惟之余，仍旧不舍大位，大言表示要秉乘牺牲精神，有进无退。

一直追随孙中山多年不弃不离的汪精卫，一下子发怒着急，当时他毕竟还是个三十不到的年青人，赤红脸责问道：

“难道先生您想当洪秀全第二？难道您想在南京关门当皇帝？难道您要违背自己当初所许‘驱除鞑虏’的誓言？”

孙中山色变，怫然不悦。

汪精卫声泪俱下，耐心苦劝：“我们向袁世凯示好，是为国家大义，并非向他屈服求和。如果先生您高风亮节，效法尧舜，使中国不动干戈而获共和，避免太平天国汉人内战之覆辙，后世历史，将公论先生为一代伟人！”

话说到这个地步，孙中山只得同意。

他不同意也不行，在南京，他周围所有人，包括黄兴这样的密友，汪精卫这样的铁杆粉丝，以及立宪派和多数党人，均一片妥协之声。

即使不审时度势，单看“同志们”的反应，也使孙中山不得不让出“大总统”之位。

于是，他发电给伍廷芳，表示说：“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我孙）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立宪派、革命派方面，与袁世凯有联系的人，无不飞电敦请，希望袁世凯抓住这一历史机会。

张謇所言最恳：“……东南诸方，一切通过（您任大总统）……俄蒙英藏，图我日彰。即公所处，亦日加危。久延不断，殊与公平昔不类，窃所不解。愿公奋其英略，旦夕之间，戡定大局，为人民无疆之休，亦即为公身名俱泰。”

杨士琦、唐绍仪电告：“清朝必倒，民国必成。宁使人诽谤为王莽、曹操，而西方华盛顿不能专美于前。孰得孰失，当能决之！”

汪精卫电告袁克定转袁世凯：“项城（指袁）雄视天下，物望所归，元首非异人任！”

当然，孙中山不忘自我解嘲：

“我们对袁世凯，要讲究方法，把他紧紧套住……我愿意让出总统，只要他能拥护民国……这是给孙悟空戴上金刚箍，使他不能随便作怪。我们虽有革命勇气，但经费支绌，各省督军，大都各自为政，所以现在只好利用袁世凯（不打自招）……我愿意把总统让给袁世凯，也许有人认为是被迫的，这是根本不明大势的人说的（其实就是被迫的）。须知：我不是怕袁，而是委曲求全地利用袁。我是为革命做大事，而不是为个人做大官。只要对国家有利，我决不计较个人得失（言不由衷）……”（《张竞生谈孙文对南北议和的指示》）

袁世凯何许人也，见了兔子才撒鹰，他能被人利用吗？

孙中山想利用袁世凯，其结果实际上反为他所利用。

姜，还是老的辣。

出于狗咬狗的天性，列强们之间矛盾重重。首先，英、美两国对日本发生严重警告。特别是英国，由于长江流域是这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传统的“势力范围”，绝不容许日本人来此地分肥。

沙俄本来在瓜分中国的问题上与日本很谈得拢，但它毕竟只是半个亚洲国家，另一半的欧洲区域已经让这头北极熊头痛不已，不敢得罪英、法两国，冒然在中国瞎伸手。

日本当时在国际上羽翼未丰，如果它想从财经和政治上想当“大国”，都要看英国人的脸色。所以，日本也不敢做的太过份，惹怒英、美两国。

列强们之所以没有在中国进行大规模军事干涉，最大的原因之一还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已经迫在眉睫。各欧洲强国都为了互相撕咬而抓紧军备竞赛（诸如英、德间的“无畏舰”建造竞赛），加上对非洲殖民地的争夺（德国与英、法之间），他们一时抽不出手来在中国搞出更大的动静。

当时的美国呢，在列强中还是毛头小老弟，在远东的力量与英、日根本不能比。所以，美国更不希望日本这样的亚洲新霸肆无忌惮地扩张，所以它一直以外交威赫来牵制日本。

法国佬更关注它在欧洲与德国人战个你死我活，因此希望在远东仍旧保持各国的“均势”，想在欧洲问题解决后再来华咬一大口肉。

而且，经过数天观察，洋人们发现，辛亥革命只是中国人的国内战争，不是矛头对外的民族战争，且革命党人一直“央求”洋人的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帮援，没有任何炮口齐向洋舰的举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发布《宣告各友邦书》，明明白白大示其好，以至于洋人们根本没有任何借口用武力来帮助清廷镇压革命军。

最最重要的，革命军在十几个省份的成功，已经使洋人意识到清廷已是死狗扶不上墙。

英国公使朱尔典，在1911年11月6日给格雷的报告中，已经明确了这种看法：

“这个运动（辛亥革命）的广泛蔓延的性质，以及它到处获得成功的事实，已使一切用武力挽救这个国家（清政府）的企图失去了可能性。”

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近乎不约而同，洋人们皆把目光投向了一个人——不是志大才疏的基督徒孙中山，而是儒统保卫者袁世凯！

我们再把话头转回南京临时政府以及北京的袁世凯。

本来，伍廷芳和唐绍仪已在上海草签协议，南北议和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但是，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使袁世凯很不爽。他害怕革命党人对自己“总统之职虚位以待”的允诺落空，同时迫于北洋内部主战派的压力，就在1912年1月2日公开表示，议和协议未经与他商明，乃无效协定。于是，他下令召回唐绍仪，免去他谈判代表的资格。

此后45天内，以伍廷芳为代表的南方，与袁世凯电报交驰，和谈进入了最为紧张的第二阶段谈判过程。

在此，先简单叙述一下伍廷芳这个人。

伍廷芳（1842-1922），原籍广东新会，出生于新加坡，1874年自费留学英国，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法学博士。洋务运动时，他作为李鸿章的外交智囊，为中国争取了不少权宜，获得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切齿叫骂：“他是个令人不愉快的中国佬。”可见，伍廷芳外交才能如何出众。辛亥革命时，伍廷芳正值二次使美归沪闲居，本来不问世事，在沪督陈其美跪地哀求下，他才出任沪军都督府外交总长。

综观南北议和的地点之争，陈其美等人正是凭手中伍廷芳这张王牌，以他的海内外人望，赢取了主动，迫使黎元洪答应和谈地点定在上海而不是武昌。

伍廷芳本人，是个与时俱进的洋派人物，骨子里肯定厌恶清廷的冥顽不化。所以，他才毅然“投身”革命，充当起谈判使节。在谈判中，他一直据理力争，替民军方面赢得了不少利益。

袁世凯忽然中断和谈，伍廷芳很气愤，他马上致电六国驻沪领事，揭示袁世凯破坏协议的阴谋，敦促国际社会一起迫使袁世凯重履协议。

而洋人列强心目中，在细心比较了袁世凯与孙中山后，都一致看好袁世凯，认为他才是中国最强力的领袖人物。

纵观西方列强（加上强邻日本）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殊与“太平天国”、“义和团”时期不等，似乎他们更“沉稳”，更耐得住性子。那个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使得这帮惟利是图、文质彬彬又凶神恶煞一样的强盗作如此行状呢？

辛亥革命发生前，不少驻华的列强使节们，对即将来临的风暴已经有所察觉。根据武昌美国教会的情报，英国公使朱尔典1911年九月底已经得知武汉清朝的新军军队中有人正在抓紧密谋起事。日本的伊藤博文，在1909年5月会见英国驻日大使时，也揣测说：“中国在三年内必将发生革命”。（加立皮林《英日同盟》）

即便如此，日本与西方列强的政客和观察家们，没有想到中国革命来得这么快，这么迅猛。三天之内，武汉三镇皆为革命军所有，远远超出了列强们的想像力。

辛亥革命发生后，列强们很惊恐，害怕十年前的义和团事件会在中国重演。而手中操有洋枪洋炮的革命党，威力远超昔日那些抡刀念咒冲锋的“大师兄”们。

所以，洋人对辛亥革命最早的反应，只有两个字：惊恐！

“革命决不会使我们得到任何好处！”法国等银行团驻华代表如此说。洋人的主要报纸《字林西报》讲得更明白：“就某种意义说，这一事件（辛亥革命）是反对我们自己的。”并连篇累牍地发表评论，公开表示希望清政府能把此次革命成功镇压下去。

很可能，这家报纸的主要撰稿者对“太平天国”之乱记忆犹新，所以他们这样断言：“清朝政府虽然公认不好，但它至少还算统一了这个帝国。它的敌人却仅仅靠着共同的仇恨才结合在一起，这是会产生更深的仇恨，而肯定不能作为一个健全的国家的基础。”（1911年11月11日《民众的疯狂》）

一向为革命党视为共和榜样的美国人，对中国革命更是充满了蔑视和仇恨。这个新牌的帝国主义国家，从政客到学者，无一看好辛亥革命。杜列斯甚至声称：“中国人根本不配自己管理自己”（《中国与美国》）。历史学家拉铁摩尔表示：“中国人只知道皇帝……北洋军阀袁世凯被这般人描写为正是中国需要、中国人所能理解的一个有力人物。孙中山则不过是一个不务实际的理想主义者，一个轻举妄动的幻想家”（《亚洲的决策》）。

出于天真，孙中山在回国途中专程赴美，想一见美国国务卿，取取革命经，拿拿共和钱。结果，他热脸贴冷屁股，严遭美国人拒绝。

所以，辛亥革命枪响过后，列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屡试不爽的炮舰政策，纷纷开至长江中游集结，一来示威，二来准备有机可乘时帮清廷灭火得人情后找到讹钱的借口。截止到1911年10月16日，在武汉江面屯集的外舰已达13艘，其中英国五艘，美国3艘，日本2艘，德国2艘，法国一艘。最牛的是德国军舰，曾经主动挑衅革命军。

出于革命军出人意料地迅速占领武汉三镇，汉口租界全然成为孤岛，大有风雨飘摇、朝不保夕之像。

出于无奈，列强们不敢吃眼前亏，各国领事们在10月17日不得不发表声明，表示要“严守中立”。

出乎他们意料的是，革命军一方从开始就不想与洋人为敌。在对外发布的告示中，他们三番五次重申，要坚决保护外国人以及他们财产安全。出于不切实际的幻想，革命党人甚至想借助洋人的力量推翻清廷。

于是，革命党人力图通过各种途径从洋人手中取得贷款，结果令人大失所望。四国银行团，从一开始根本就否认革命党一方拥有贷款资格，其余小洋商，皆是惟利是图势利眼，更不会出一毫子支援造反的革命军。

不仅如此，列强瞧准革命党人不敢与洋人为敌的软肋，劫夺南方发生革命城市口岸的海关税款。长沙、汉口、上海、汕头、广州、烟台、厦门等地的海关税收，纷纷被当地洋税务司直接截留，存入英国的汇丰银行。没过多久，在北京的列强外交使团指定汇丰、德华等银行组成“非常委员会”，专门负责分赃事宜，硬生生从革命军手中夺取了巨额的金钱。

为了防止中国出现大规模战争后利益受损，列强们先行一步，加派在华的武装力量，计有近万名洋兵分别驻扎于北京、天津、塘沽、唐山、秦皇岛、山海关等要隘重地（中国第3号《蓝字书》，1912年）。

革命发生后，忙不迭上窜下跳最烈的，要属倭人。

有关孙中山早期革命生涯，如果我们看零散的书，总会闪过下列词语——日本友人，同情革命，中山樵、宫崎寅藏、黑龙会……——语焉不详，躲躲闪闪。

孙中山与日本发生深刻联系，是在1897年。当年8月16日，他从英国出发，经由加拿大等地停留后，抵达日本横滨。当时在船上，不仅有同船的欧美日旅客，还有清廷驻英国公使馆三等书记官曾广铨以及清廷所雇的英国密探。

到日本后，孙中山马上与同为“革命四大寇”的陈少白会面，住在了他家里。

转天，孙中山就去横滨加贺町警署拜会警长，表示自己被清政府跟踪，希望得到日本的保护。

经过一定的程序，日本政府方面答应了孙中山的请求。

本来，孙中山在日本仅是过境而已，他下一个目的地是越南，准备在那里筹钱发动下一次起义。

但是，一个日本人的来访，改变了他日后的行程。

这个日本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日本浪人宫崎寅藏。

宫崎寅藏，又名宫崎滔天（1870-1922年），别号白浪庵滔天。他比孙中山小三岁。

宫崎寅藏早就看过孙中山的《伦敦被难记》，心中十分崇拜这位中国人。拜访之下，相见倾心，畅谈许久，惺惺相惜。

特别听孙中山大讲在中国革命的目的后，宫崎深加激赏――目的是要洗雪东亚黄种人的耻辱，。

二人越谈越入巷。于是，宫崎苦劝孙中山在日本多呆些日子。

孙中山应允。

通过宫崎，孙中山结识了另外一位日本人平山周。

孙中山（原名孙文） “中山”一名来历，就是平山周替他登记旅馆姓名时所取。当时孙文化名“中山樵”，后来就成为世人尽知的“孙中山”了。

在宫崎寅藏、平山周的引见下，孙中山与时为日本众议院议员的犬养毅打上交道。大养毅把孙中山介绍给当时的日本外相、进步党首领大隈重信。更进一步，孙中山还拜会了日本军国主义理论家福泽谕吉（1835-1901年）。日本万元大钞上的头像就是这个人，他倡导西化，亲自参与日本对朝鲜的侵略，是推动日本成为“禽兽国家”的关键人物。

与这些政界大佬搭上线后，孙中山在日本衣食无忧，并获准在东京居住（当时他是清廷通辑犯）。

孙中山本人，从感情上特别亲日，总想以自己的“大亚洲主义”感动倭人。

但是，日本人表面上对他的“好”，完全是出于功利性质——甲午战争后，日本和中国清廷恢复正常邦交，获取了空前的利益。但日本人清楚意识到，满清肯定要灭亡，所以他们要打提前量，与日后可能取代清廷的革命党人事先搞好关系，以求日后能获取更大的好处。

这一点，从犬养毅对平冈浩太郎（日本大商人，“玄阳社”头子，长期在中国活动，为日本搜集情报）的告诫中，即可发现端倪：

“愿吾兄将彼等（孙中山等人）握住，以备他日之用，但目下不一定即时可用。彼等虽是一批无价值之物，但现在愿以重金购置之。”（《孙中山年谱长编》，156页，陈锡祺编。）

可见，孙中山心目中热情好客的日本政要，不过拿他当作以后可能卖得出大价钱的“废物”而已。

1905年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会址就是日本“黑龙会”大头领内田良平的家。

1901年，时年26岁的内田良平在东京成立“黑龙会”。名称来源，就是他们垂涎中国的黑龙江。这一浪人组织当时成立的目的，在于为日本对俄作战服务，使日本能顺利击败俄国，然后“使满洲、蒙古和西伯利亚连成一片，以建设经营大陆的基础”（《黑龙会宣言》）。

由于黑龙会向日本军界提供了不少情报，慢慢吸引了犬养毅、头山满、大井宪太郎、平冈浩太郎等一大批军国主义分子为这个组织招纳外援、资金。

1898年七月，在宫崎滔天引荐下，孙中山与内田良平见面。孙中山当时一席话，顿让内田觉得此人可居为奇货：“原本吾人（革命党）之目的，在于灭满兴汉，至革命成就之晓，即令满蒙西伯利亚送与日本亦可。”（内田良平回忆录《皇国史谈》）

为此，在1907年庆亲王奕劻与日本政府交涉驱逐孙中山之时，内田良平亲自劝说伊藤博文：

“孙文自前年以来，向我朝野诸人游说，言日本若能援助支那革命，将以满蒙（之地）让与日本。”（内田良平《硬石五拾年谱》）

在辛亥革命发生前夕的1911年7月16日，孙中山曾写信给日本人宗方小太郎，表示说：“我将日本视为第二祖国。只是近来我国青年志士常误解日本经营‘满洲’对中国不利，真令人遗憾。”（《宗方小太郎文书》）

不仅孙中山身边聚集不少日本人，黄兴身边有萱野长知，宋教仁身边有北一辉。特别是北一辉，这个日本新泻酒厂主的儿子，与宫崎寅藏一样，都曾加入过中国同盟会。不同的是，北一辉特别讨厌孙中山，认为他是“西欧主义者”，反而与宋教仁、章太炎等人相交甚深。

熟悉日本史的人肯定知道，北一辉（1883-1937）是个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宣扬暴力扩张，是日本国家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家。在他的鼓动下，日本政经界数位持温和主义态度的重要人物被刺杀（比如大财阀善次郎、原敬首相等）。1936年，受北一辉思想影响，日本一帮青年军官发动“二二六事件”，杀害了内阁大臣斋藤实，占领了陆军省、国会等许多重要部门，引起朝野大震。事件发生后，受到日本政府镇压，北一辉等人被处决。但是，他的野蛮扩张的军国主义思想，流传甚远。日后的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仍旧在他的影响下，剖腹自杀。

在所有聚集在孙中山等同盟会领导人身边的“日本友人”中，惟有宫崎寅藏算得上了个真正的“实在人”。他视孙文为“东亚之珍宝”，一生追随孙中山，并在武昌起义后到达上海（北一辉、萱野长知等人也在）。

当时，这些人除了“同情”革命外，还帮助黄兴等人购买枪支弹药以收取回扣。浪人们花了革命党几十万银元，却买回了一大堆报废枪支，连宫崎本人都感到十分难堪（《支那革命外史》）。

南北议和达成协议后，犬养毅和头山满两个人，急扯忽拉地跑到南京大总统府，恐吓孙中山不要去北京，而让袁世凯来南京就职，并恐吓说，孙中山去北京，肯定性命难保。可见，这些日本人对中国人之间的南北讲和是何等焦虑。

犬养毅这个名字，中国人稍熟。他是个汉学家，曾在1931年组阁为首相，任内入侵中国东北，发动“一·二八事变”。在1932年日本“五·一五”事件中，他被日本军部极右分子刺死。头山满呢（1855-1944），乃鼎鼎大名的日本右翼团体“向阳社”头子，自称“天下浪人”，多年来一直密切与日本军部配合，积极参加日本数次对外侵略活动。日本侵华大鳄土肥原贤二以及广田弘毅（曾任首相），皆是他的门生。

知道了这些细节，就不难猜想孙中山身边的“日本友人”们最早帮助老孙的初衷是什么了。

国内教科书，言及同盟会成立，一般绝不提及成立地点。如果言及“黑龙会”，倒可能性引起不少人的注意，会更有兴趣深入研究一下孙中山、黑龙会以及日本人为什么在那时候那么“热情”帮助中国革命党人。

按常理，在首义中劳苦功高、名声又响的孙武，怎么也能捞个次长当当吧。孙武本人，还特意去了趟南京“跑官”，结果空手而归。

悻悻之余，在黎元洪的怂恿下，孙武等人四处张言南京政府是由败将逃官所把持，任人惟亲。于是，他跑去上海，与鄂籍人士及一大批失意政客串连，组成了“民社”。

孙武自任副社长，推黎元洪为社长。由此，黎元洪一个军头，也拥有了与南京临时政府分庭抗礼的政治组织。

1912年1月9日，武昌的黎元洪电告南京政府，坚请以铁血十八星旗为“国旗”。经反复磋商后，南京临时政府以及“上海集团”作出让步，决定以五色旗为国旗，十八星旗为陆军军旗，青天白日旗为海军军旗。

所以，中华民国的最早国旗，并非人们想当然的青天白日旗。

黎元洪本人并不出面，凡事皆由孙武等人操办，最大限度地垄断湖北一切利权，联袁（世凯）拒孙（中山）。同时，黎元洪马不停蹄，借“北伐”为名，大肆扩军，把湖北军队扩至八镇，以自己亲信作干将，暗中延展个人势力。

由于当时西方各国政府根本不看好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都拒绝贷款给新政府。

据胡汉民日后回忆，有一次安徽特使来南京请饷，孙中山大笔一挥就给了20万元。待胡汉民拿批条去“财政部”，发现金库内仅有现洋10块。由此，可见这可怜的南京政府真是贫到骨里。

恰恰在孙中山是最需要钱的时候，日本人伸出了橄榄枝，枝头上挂满了诱人的支票薄。

为了及时争取更大限度获取长江中下游地区利益，日本人出奇地“积极”和“主动”。

在日本浪人宫崎滔天、山田纯三郎等人的撮合下，孙中山以苏省铁路公司、汉冶萍公司、招商局为担保，准备向日本方面贷款。

2月2日，以500万日元为数额，孙中山以“中华民国政府”名义与三井株式会社正式签约。

消息传出后，国内舆论大哗，民众极其愤慨，使得孙中山处于十分狼狈的境地。

大实业家张謇致信孙、黄二人，苦口婆心地劝说：“凡他商业皆可与外人合资，惟铁厂则不可；铁厂容或可与他国合资，惟日人则万不可。日人处心积虑以谋我，非一日矣，然断断不能得志。盖（日本）全国三岛，无一铁矿，为日本一大憾事……民国政府建立伊始，纵不能有善良政策为国民所讴歌，亦何因区区数百万之借款，遗他日无穷之累，为万国所喧矣！”

为表愤慨，张謇辞去实业总长的职务。

远在武昌的黎元洪，闻此讯不禁勃然大怒，电斥道：“前清屡次抵债，尚顾此区（汉冶萍）而不之畀，（今）乃民国新造，反弃此权利，恐满清遗孽亦当笑人矣！”

他要求南京方面取消协议，并声言要把参与对日本协议有关的盛宣怀等人（其实暗指孙黄）“判处死刑”。

捅了如此大马蜂窝，孙中山张惶，电告盛宣怀赶紧取消与日本公司的协议。

没过多久，日本大财阀阪谷芳郎提出“帮助”中国筹建中央银行。条件是，南京政府向日本借款1000万日元，以阪谷芳郎为银行总监。集股成立后，资本金为日币1亿元，政府股份为3000万元，以官有财产为股份证券抵押，年利率6%。这个拟议中的银行，还有发行纸币的特权，特许札有效期50年。

如此巨大利益出卖，最终因南京政府的解散而未成事实。

仔细爬梳民国史料，可以发现，其实在日后，孙中山最让人诟病的、对日本的“依靠”，还不是上述两件事，而是让人几乎无法相信的、出卖中国主权的“割让满洲”贷款。

这一历史秘事，一直不为人所知。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因为日本三井财团档案《井上侯爵家交附的文件》的解密而曝光。

为了取得日本的贷款，在1912年2月3号与日人商谈汉冶萍公司合作的同时，孙中山就和日本三井物产管理人员森恪等人密议，主动提出把满洲（东三省）“租借”给日本，以换取日本方面以金钱援助中国的“革命派”。

当时在场人士，除孙中山、森恪、宫崎滔天、山田纯三郎以外，还有胡汉民（黄兴当时生病）。

孙中山表示，如果日本政府能在2月8号前把1000万日元贷款划拨到位，孙中山保证断绝与袁世凯的和谈，由他本人或派黄兴到东京，与日本政府缔结“出租”满洲的协议。

会议过后，孙中山在2月5日、6日两次急电森恪，催促力成此事，并说南京方面为此已经把与袁世凯媾和的日期延至2月9日，恳请日方在9日前答复。

日本政府出于慎重，一直迟迟未复。

2月12日，南北议和最终达成协议，清帝退位。

2月13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位，让予袁世凯。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公推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有关孙中山“出让”东三省给日本的事情，绝非笔者妄自杜撰，日本电气通信大学教授藤井升三著有《孙中山的对日态度》一文，并刊于中国公开出版物《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P2525-P2537）。

就连藤井升三这位研究辛亥革命历史的日本人，也痛心疾首说：

“孙中山为从日本得到援助资金，作为代价同意日本租借满洲，对中国的主权来说，是要担当重大损失的，不能不说是对中国独立的巨大威胁……即使孙中山从日本手里得到1000万日元的贷款，停止与袁世凯的和谈，以武力打垮清朝势力，完成国内统一，作为其代价的日本对满洲的租借，必将成为引起国内外纠纷的原因，给新生的中华民国带来巨大的灾难……。因此说，‘租借满洲’贷款或叫‘割让满洲贷款’，是一笔危险的交易。”

后来，讨袁失败后，孙中山念念不忘日本，不惜牺牲国家主权和利益，一直主张“联日抗袁”。

1914年5月11日，他向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写过密函；1915年3月14日，他给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写过密信；同年4月，他还与日本方面订有15条密约――所有这些密件，均在二战后被美国驻日盟军总部曝光，他们在清理日本政府档案中查出了密件的原件。

所以，1915年5月日本与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国内人心大愤之时，惟独孙中山默无一言。这是因为，老孙暗中与日本人的密议，远远超出《二十一条》的内容。

其实，在对日态度上，袁世凯从在朝鲜起就和日本人过过狠招，双方大有过节，且他本人内心中一直对日本人恨入骨髓。当大总统后，袁世凯是在被迫情况下与日本人签订，以至于他临死都念念不忘与日本人的仇怨。而孙中山呢，在对日态度上，则一直主动积极，一厢情愿。

正确看待历史人物，我们一定要抛却他们头上的“光环”，才能清晰、全面、辩证地审度当时彼地的真实情况。

看到这里，我们被教科书简化了脑袋的国人，可能不少人会茫然发问：日本人干吗支持孙中山，他们直接支持袁世凯不就得了？老袁日后，不也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了吗？

理由很简单，当时的袁世凯，手握数十万人强马壮枪精的北洋军。如果他迅速统一中国，这个国家会迅速强大起来，强大到日本人会心中害怕。如此一来，东方睡狮摇头，小日本那条软蚕再不能在东亚耀武炫威。而孙中山呢，一直主张美国式的“联省自治”，这种松垮联邦形式在中国，肯定造成各省割据的事实，反而正是日本希望看到的局面。

至于后来袁世凯得势后，日本人与他做交易的细节、互相利用的关系、以及老袁缺钱少饷的苦衷，读者可参看前几年的公开出版物《袁氏当国》（作者唐德刚），笔者不想在此展开细说。

我想详细加以介绍的，就是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

黄兴这个人，“革命”运气一直不好，但他个人品德方面，远在当时诸人之上，诚为一代磊落伟人。

于是，12月12日，各省代表在南京开会后，就把原先的“决议”倒过来，以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临时大总统未举定以前，以大元帅代行其职务。

得知这一结果，黎元洪非常高兴。但他还没有傻到离开自己老巢湖北远去南京当“大元帅”的地步。假模假式谦让一番过后，他“委托”副元帅黄兴在南京代他行权，让这位老实人再次替他收拾江南一带的乱摊子。

黎元洪与黄兴争名号，很有凭恃心理。至于对未来民国的“大总统”的人选，在他心目中，非袁世凯莫属。

袁世凯方面，为了使他自己的“和谈”计划顺利实施，换掉了傻不拉叽一心要打胜仗换“黄马褂”穿的冯国璋。

连下汉口、汉阳之后，冯国璋凭勇乘胜，很想（而且完全有能力）把武昌顺势端掉。冯爷的积极主动，使得在北京的袁世凯急火攻心，心里那个气，不得不亲自打电话阻止这位不识时务的部下，让他停止进攻。阻止之后，又不好明说为什么。

冯国璋呢，一万个想不明白——武昌的革命军已经人数寥寥，清军大小船只齐集江边，只要一声令下，武昌即时可以攻陷。于是，他三番五次发电报给袁世凯，让他下达总攻命令。

光火之下，老袁在北京终于给他发来了电令：不是让他进攻，而是调他离开武昌，转任察哈尔都统（回京后就任禁卫军军统）。

至于冯国璋统率的第一军，转由深知袁世凯心思的段祺瑞接替。

段祺瑞这个安徽人很识相，他接手后按兵不动，一切惟袁世凯马首是瞻，袁叫干啥就干啥。

正是因为在武汉结下的梁子，埋下了冯国璋、段祺瑞二人日后反目成仇的种子。袁世凯死后，北洋分裂，冯国璋直系，段祺瑞皖系，最终衍变成直奉大战。

话题扯回。再讲南北和谈。

12月8日下午3点，南北和谈在上海英租界南京路的市政厅举行。北方代表是唐绍仪、杨士奇等；南方代表是伍廷芳、温宗尧、王宠惠、以及汪精卫。

汪精卫为何出现在代表团中呢？原来，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迫于内外压力，开释政治犯，他出狱后，就被安排住在北京的六国饭店。

出狱后，汪精卫积极投入革命工作。他与同盟会员魏宸组等人分析局势后，认为当时中国能推翻清廷的，非袁世凯莫属。于是，他们就决定在北京“策反”老袁，建立共和中国。

袁世凯本人，对汪精卫的建议很感兴趣，便派出儿子袁克定以及杨度、赵秉钧等人与他密切联系。

革命军攻克南京后，袁世凯先惊后喜——“不得汉阳，不足以夺革命之气；不失南京，不足以寒清廷之胆”（与冯国璋电报）。

可见，袁世凯对天下大局，一直成竹于心。

12月6日，倒霉蛋载沣辞去其“摄政王”一职，清廷完全处于“寡妇孤儿”状态。由于禁卫军统领一职由袁世凯嫡系冯国璋掌握，北京的清廷，尽操于袁世凯之手。

在这样的情况下，袁世凯常召见汪精卫、魏宸组，于深夜从容议事。

趁此机会，汪精卫力谏袁世凯认清形势，并盛赞他“一言足安天下”，希望他能当中国的“华盛顿”。

夜深茶热，老袁莞尔，表示要“研究研究”。

于是，唐绍仪率议和代表团二十人于12月7日出发。与他们同火车的，还有汪精卫、魏宸组。

到12月底为止，南北和谈共举行五次正式会议（18日、20日、29日、30日、31日）。双方除讨论军队的具体停战措施外，主要争论焦点在于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的国体选择。

袁世凯的本意是，以“君主立宪”与革命党讨价还价，再拿革命党的“民主共和”威胁清廷。

伍廷芳、唐绍仪皆官场老手，白天一脸正经谈空话磨时间，晚上老友鬼鬼欢宴，大叙乡情（唐为广东香山人，伍是广东新会人，都是同治13年的同级留美学生，他们本来就是老相识）。

作为背后实际操纵者，袁世凯在北京遥控着一切。

对于清廷权贵和满朝的老臣子，袁世凯一直表示出忠心耿耿的样子。他发誓绝不辜负“孤儿寡母”，要拼命死保清朝皇统，以报国恩。同时，他大讲南军之盛，说对方兵精饷足，力量强大，不停吓唬周围的满清贵族，并对庆亲王奕劻讲：“谈不拢，我们就与南军打（先表忠心），但是，打赢了固然好；如果打不赢，连南方‘优待清军’那一条都得不到，那就不好办了……”

袁世凯吓唬庆王，庆王转身就去吓唬隆裕太后。

于是，清廷只得同意唐绍仪电奏召开临时国会公议国体的要求。

实际上，当时南北双方已经有了草约五条，最主要的内容有三：一，确立共和政体；二，优待清皇室；三，拥推促使清廷退位者为大总统（没好意思明点袁世凯的大名）。

如此看来，一切都似乎在袁世凯预先拟实的轨道上进行。

但是，孙中山的突然回国，打扰了老袁有条不紊的步骤……

别人洒血我摘“桃”——孙中山归来

武昌起义发生后，孙中山先生在干什么呢？他当时正在美国哈佛的华人餐馆端盘子。（这是历史大家顾德刚考证而出，非大王本人杜撰）。

对于武昌起义的成功，起先孙中山也大不以为然——长江流域从未入他的法眼。因为，他早先很崇拜洪秀全，走的是“边角革命”那条路——即从广东、广西开干，想趁当地清廷力量弱的机会，切开一块“富而通”的广东先占着，再下“勇而悍”的湖南，而后江西、湖北，走当年“太平天国”的道路。

孙中山这个人，运气确实好，连死都死得是时候。他死于1925年，时年59岁。我们假设（历史没有假设），如果他死于1924年“联俄容共”前，或是稍晚死于1927年国共分裂之后，他就不可能有日后国共两党都对他大表尊敬的历史地位。

我们抛开李敖大师的愤激言论的偏见（他与国民党深仇大恨，主要因为入狱数年而结，故而此老对老国民党一直有“剖棺戮尸”之举），仔细探实孙中山的早年经历，可以发现，在得到黄兴支持之前，孙中山革命道路很不顺利。在国内，只有会党支持；在国外，只有部分华侨给钱。与黄兴联手后，同盟会成立，他才有了极大的腾挪空间。

纵观孙中山一生矜诩的“十次革命”，他只有一次亲历战阵。自1895年至1911年的十六年间，老孙都是在国外遥控“革命”，专心致志地找钱，而对于中国革命真正方略性的具体指导，几乎没有。反观黄兴，亲自领导了八次起义。特别是1911年初夏的广州之役，连他十八岁的儿子也被他带到起义现场，父子几乎同殉革命。

1911年12月25日，自美绕欧一路而来的孙中山，身穿笔挺西服，头戴博士帽，一脸笔容地走下海轮的舷梯。

掌声响起来，人群欢呼声此起彼伏。当人群中有记者高问他，是否带来一笔“巨款”支援革命时，老孙踌躇满志地回答：

“我身上一文不名，今所带回者，乃革命精神耳！”

“群众”们仍旧鼓掌，对这位“革命伟人”的风趣、风度十分倾倒。

欢笑声中，惟独一些同盟会老会员心中发沉：“总理”仍旧如斯，大言故态不改。

12月29日，17省代表投票，有16票赞成，拥举革命大腕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其中一张反对票，竟然是同盟会老人谭人凤。作为湖南代表，他把票投给了黄兴。

1912年1月1日，南京礼炮轰鸣，孙中山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月3日，各省代表投票，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

孙中山就任后，表面看上去，南京政府一派新气象。实际上，危机重重。

一切就序后，11月24日大早，江浙联军首先与清军在马群、孝陵卫一带激战，首战即大破张勋辫子兵。

打到下午3点左右，革命军在海军掩护下，已有部分士兵乘舰逐波，在乌龙山登陆。

这时候，炮台上清军已经被“策反”，忙树白旗反正。乌龙山炮台被联军所有。

11月25日，随着幕府山炮台、下关东西炮台的反正，革命军攻占马群、孝陵卫阵地。

张勋杀红眼，转日亲自督战，指挥7000人马，想拼死夺回孝陵卫等外围阵地和炮台。

革命军血战，双方伤亡惨重，一时间不分胜负，胶着在一处。

关键时刻，沪军1500多援军杀至，打得张勋军措手不及，大败而去。他手下一多半人马，不是被打死打伤，就是成了俘虏。

张勋只得逃回城去，再想办法。

这个尽忠满清的汉人将军败回城中后，并不气馁，依据坚城高地，用炮猛轰攻城的革命军士兵，还时时出城进袭，打不过就后撤入城，在南京城周数处与革命军展开拉锯战。

到了11月27日，由于南京外围的制高点如乌龙山、幕府山、孝陵卫、狮子山等地陆续落入革命军之手，形势对城内清军大为不利。

联军在各处架设重炮，对准北极阁、富贵山、总督署，明故宫以及太平门、洪武门等战略要地，阵阵猛轰，打得张勋的兵马血肉成沫，四处惊奔。

张勋（1854-1923），字少轩，江西奉新人，出身贫寒农家。他8岁丧母，12岁丧父，15岁入地主家为牧童，可谓“苦大仇深”。这个人当兵很晚，26岁（1879）年才入伍，五年后就在中法战争中因冒死进攻而立大功，后升为参将。甲午战争后，他在袁世凯手下，由于在山东镇压义和团有功，升任总兵。1901年后，他调入北京担任端门守卫任务，多次参与慈禧的扈驾随行，深得“老佛爷”信任。1911年，张勋被提升为江南提督。由于广受“皇恩”，这个粗汉是个铁杆保皇派。

战至此时，南京只剩下最后一个难拨的钉子——天堡城。

凡研究过南京历史的人都知道，天堡城乃南京咽喉，位于东郊紫金山西峰，形势险峻，易守难攻，为兵家必争必夺之地。

一旦夺取天堡城，南京城尽收眼底，可顺势而下。

在这里，张勋不惜老本，不仅派驻汉防军精锐一营，又派旗兵600，拥重炮十余门，数挺马克沁机关枪，死守不动。

从11月24日到11月30日，江浙革命联军仰攻六日，徒然在天堡城下留下尸山血海，半步也无法进取。

革命军将领心急如焚。

浙军统领朱瑞火起，下令重赏：如有先登天堡城者，为夺取南京第一功。首入官兵，每人赏大洋50元，伤亡者铸像立名。

同时，他亲自挑选200死士，排成两组，一组由白骨坟东湾上中茅山，攻天堡城侧背；一组由明孝陵园的通寺出发，直奔紫金山主峰，居高以击其东。而后，再派镇、浙、沪三军，从正面再行猛攻。

由于不停地施以重炮，天堡城外围一大据点不支，守卫的清军叫嚷要投降。

镇江革命军管带杨韵珂有信有义，下令革命军士兵停止射击，带着几个士兵上前准备交涉。

不料，清军诈降，待他迎前时，排枪齐放。

杨韵珂身中数十弹，栽倒在血泊中。

死前，他对身后兄弟们大呼：“不夺天堡城，莫收我尸！”

战至11月30日夜，天堡城下堆满了革命军尸体。

革命军士兵们仍旧不放弃，冒死从各个方面进攻。

率一支敢死队直插紫金山主峰的同盟会会员叶仰高（时任联军参谋），在冲锋中中弹阵亡，英勇献身。

他的死，刺激了攻城的革命士兵，人们高呼“为叶长官报仇”，死攻天堡城……

最终，12月1日黎明，镇军连长季遇春第一个登上天堡城，手刃清军机枪手。

革命士兵一涌而上，把未死的数名清军捅成血窟窿，砍成肉泥酱。

那位在紫金山主峰牺牲的叶仰高，名字看上去好像有些熟悉――不错，当初徐锡麟之所以仓猝起义，正因为叶仰高在上海被捕，受不过刑讯，供出不少革命党人，其中就包括化名“光汉子”的徐锡麟。如今，他在南京壮烈牺牲，终能洗一生之羞。孙中山在南京任临时大总统后，叶仰高的名字，镌刻在“浙军记功塔”上，名列第一，受到孙中山以及临时政府的拜祭。

攻占天堡城后，革命军略感失望——虽然占据制高点，但许多重炮都在激烈的争战中损坏，惟剩一门德国山炮可用。

这时候，新军九镇神炮手于魁派上用场。他调校炮口，连射几十炮，弹无虚发，把富贵山炮台轰上天。哭爹喊娘声中，清军的江防营炮兵溃逃而去。这位于魁，曾在秋操竞赛中与德国神炮手交过手，比试中拨得头筹。

不久，从上海运到的24生大炮，被联军放于南京近郊的藤子树高地，向城内清军主要军事据点不停猛轰。

如此巨炮，响彻云天，清军从精神上完全丧失斗志。

见大势已去，张人骏通过美国领事向联军乞和。

由于清方对交出张勋的条件不置可否，革命军没有停止攻城。南京，终于在12月2日得以光复。

张人骏、铁良逃入泊于长江之上的日本军舰上避难；张勋率两千残卒出汉西门狼狈而逃。

联军一路蹑杀，直追到临淮关才止步，获缴白银十多万及无数辎重。

张勋等残兵败将脚下生风，一直跑到徐州才敢停下喘口气。

锣鼓声声催人忙——和战皆是戏

南京虽然被革命党人攻下，十几个省份宣布了独立，但全国大局的主动权，仍然在袁世凯手中。

一方面，他想保留“武昌”的火种养敌自重；另一方面，他很想先剿平晋陕两省，图个北方的后院安宁。

继第一次停战三日期满后，袁世凯在北京与英国公使朱尔典决定再继续停战15日，并准备派出唐绍仪（时任清廷邮传大臣）作为北方议和代表与南方革命军交涉。

12月11日，唐绍仪到达汉口。但民军一方推出的南方议和代表伍廷芒不肯赴鄂，坚持把和谈地点设在上海。

武昌的黎元洪拗不过，只得礼送唐绍仪去上海议和。

中国人长久以来，一直地域观念严重，“各私其地，各私其人”（谭人凤语）。即使是当时独立的各省，皆有明显的割剧倾向。所以，上海光复后，就一直与武昌争夺“中央”名义权。

由于武昌是首义之区，黎元洪一直在心理上以临时“中央”政府自居，并在11月9日通知独立各省派人到武昌开会。

仅过三天，沪军都督陈其美联合苏督程德全、浙督汤寿潜，准备在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关”，摹仿美国独立战争初期“十州会议”的形式，要各省派人到上海共筹临时政府。

特别是陈其美，他本人是同盟会会员，基于山头主义的考量，他当然不希望武昌的“中央政府”成为现实。于是，在广泛联系江浙立宪派、党人以及旧官僚的基础上，以陈其美为中心，形成了一个“上海集团”。

即便如此，武昌起义，天下共知，上海如果另打一面旗，毕竟不能服人。于是，陈其美就暂先承认武昌为“民国中央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执行中央政务），同时，他企图在湖北设政府，在上海设议会。如此，先与武昌平分秋色，然后在牵制武昌的基础上，把政权重心逐步牵向上海。

黎元洪在清朝的官场浸淫多年，当然不傻。11月20日，他申告各省都督，提出在大局粗定的基础上，让各省派人来武昌，拟议建立中央政府。

也就是说，黎元洪想先下手为强，在湖北带头搭起中央政府的架子。

由于当时黄兴本人也在武汉，上海集团不得不窝了口气表示退让，同意各省代表到湖北开会。

人算不如天算。黎元洪正得意时，汉阳失守，武昌岌岌可危，连他本人也匆忙狼狈逃离都督府。不久，江浙联军攻陷南京，形势为之大变。

12月4日，沪、江、浙三都督，公推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准备让黄兴在南京组织临时政府。

此议一出，湖北方面大哗。对于黄兴当大元帅，武昌集团自然非常不服气，苏浙联军的军官，也有不少人反对“常败将军”担任如此要职。

——昙花一现的南京“临时”政府

正当袁世凯踌躇满志与武昌的黎元洪讨价还价占便宜的时候，南京方面的革命军势态进展之速，非常超乎他的意料。

南京，虎踞龙盘，九朝古都，为当年诸葛亮所叹：“钟山龙盘，石头虎踞，北帝王之宅！”

这一胜地，东南的太湖平原、钱塘江流域乃资源丰富的大粮仓。环顾周遭，皆大富之地，据此可富甲一方。沿江上溯，九江、武汉尽可控遏；沿流而下，又直抵上海。秦淮河与太湖水系，八达四通，更使这一重镇的军事幅射力影响巨大。

从地势上观察，南京北高南低，四周环山，城墙艰厚，易守难攻。城西，秦淮河入江，江边多山矶；西南往东北，石头山、马鞍山、卢龙山、幕府山逶迤；东北面，宁镇山脉的钟山耸峙；正北，富贵山、鸡笼山、霞舟山固踞；南边，长命州、张公洲、白鹭洲形成了夹江，山屏水蔽，拱卫古都。

南京，地连三楚，势控两江。群山屏围，长江襟带。如此东南重镇，连江带湖，控遏鄂、赣、皖、苏动脉，又有长江天堑之险。

更特别的是，明朝朱元璋定都于此，故而南京对于汉族人民的政治符号意义，影响非常关键。

如此坚城古都，竟然一朝落入革命军之手，甭说是清廷，连袁世凯都感到十分震惊。

水陆并发下雄城——南京的光复

江苏一地，向来为富庶之区。可发一叹的是，衰世天灾多，1911年秋，苏南一带遭遇几十年不遇的大洪水，农民几乎颗粒无收，灾情十分严重。

由于对外有巨额的赔款要年年缴送，清廷在灾年不能免征租赋，仍旧搜刮穷民。

如此情势下，饿殍遍地。官府仍旧横征暴敛，自然会激酿成变。苏南地区抢米风潮与农民抗租运动此起彼伏，无锡、常熟、江阴三县交合地还爆发了“千人会起义”，局势十分混乱。

如此这般，给革命党人以巨大的活动空间。

继上海1911年11月4日光复后，苏州的新军官兵人心思动。

大势所趋。本来就对清廷心存不满的清朝江苏巡抚程德全，在经过与当地士绅协商后，在11月5日宣布反正，成立中华民国江苏都督府，程德全被推为苏军大都督。（现在苏州寒山寺的“寒山古寺”四字即是程德全所写）。

清朝在苏州的提法司护理藩司左孝同（左宗棠第四子）忠于满清，偷偷跑到南京，急向清朝的两江总督张人骏（此人有个名人侄女张爱玲，比他有名多了）求援，并嘱咐他做好军事准备。

当时，南京名义上主要负责军事的，是江宁将军铁良，这人是满人中一直号称“知兵”的顽固派，曾为陆军部大臣。摄政王载沣上台后，把他排挤到地方当“江宁将军”。（南京当时就称“江宁”）

除了张人俊、铁良二人一文一武大员，真正在南京主管日常防务的，乃臭名昭著的张勋，时为江南提督。

继上海、苏州光复后，无锡、常州、太仓、昆山陆续光复。1911年11月7日，南京的门户镇江，在城外第九镇18协新军起义下，发动进攻，城内旗兵不支缴械，都统载穆（旗人）吞金自杀（这个死法不好受）。镇江光复。

镇江一地，挟象山、北固山、金山、焦山、岘凉诸险隘，乃南京锁钥。

好消息陆续有来。镇江光复后，自长江上游东溯而下的清朝南洋海军江贞、飞鹰、楚同等十三艘军舰，也在镇江江面宣布起义，被改编为革命军镇军舰队。

其间，至11月15日止，江苏的常熟、江阴、宜兴、吴江陆次光复。清江浦（淮阴）炮队起义，淮阴告复。通州（南通）也有戏剧性，当地士绅们集体“规劝”清朝狼山镇总兵张士翰，要他缴械。这哥们听劝，表示无条件归顺后，孤身离职，于是通州（南通）光复。11月10日，扬州不流血光复。11月22日，海州巡防营清军暴动，仅仅十几个党人士兵，就攻克了海州衙门。

至此，双跨长江南北的江苏大部分，基本光复，南京成为一座孤城。

1911年11月4日，浙江省城新军起义，上海的陈其美派党人蒋介石、王金发等率沪军敢死队前来助战。仅一天时间，就光复了杭州。由于表现勇敢，青年蒋介石甚得沪督陈其美赞赏，提拔他为团长。当时的蒋中正，年仅24岁。

扫清外围拔钉子。革命军对南京坚城，志在必得。只要夺取南京，就能与武昌革命军遥相呼应，最终在战略上形成与清廷的南北对峙大势。

驻防南军的清朝新军，是第九镇的17协33标和34标，外加骑兵第9标，炮兵第9标，以及工程、辎重各一营，约有5000多人。33标原来的标统赵声（1881—1911），为江苏丹徒（今镇江）人，同盟会员，一直在军中宣传革命。他后来遭到张人骏疑忌，被迫去职（他去职后参加过两次广州起义，因连败而忧愤成疾，1911年5月病死于香港）。所以，南京的新军革命根基，非常有底。

武昌起义后，听说起义主力是湖北那里的新军八镇，在南京的新军九镇官兵摩拳擦掌。

两江总督张人骏、江宁将军铁良以及江南都督张勋，都对九镇新军非常猜忌，很想把士兵全部缴械。但是，他们恐怕一下子激起兵变，缴械令一直未敢猝发。

思来想去，张勋等人不敢怠慢，就严格限制九镇新军的弹药使用，下令士兵们要把打靶后所剩的子弹、炮弹一律上缴，还强行取走九镇的几门大炮和数挺机关枪。

为了从心理上震赫新军，张勋派出三个营的精锐，紧靠33标驻地部防，以备不测。同时，他还下令还架设大炮于猫儿山，炮口直指33标营房。狮子山清军防营要塞的大炮，也指向33标。

见城中双方杀气腾腾如此紧张，城内的士绅害怕这些军爷们火并，就建议张人骏把九镇新军调往城外。

这个台阶，对双方都有好处。张从骏照准。

10月3日，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祯率领城内新军，移师城外，驻兵于距南京60里开外的秣陵镇。

刚到秣陵镇，九镇新军在军中中下级党人鼓动下，即刻子弹上膛，刺刀开刃，准备杀回南京。

在镇江驻守的35标，江阴驻守的36标，闻讯也跃跃欲试。不久镇江光复。

这时候，由于张勋等人的严限，九镇新军每人手中仅有三颗子弹。即便如此缺粮少弹，士兵们迫不及待要革命。

11月7日，33标、34标的官兵们就开始猛攻南京雨花台炮台。

新军勇猛无畏，拼死进攻，已经打到了距炮台一公里的地方。由于他们枪中的子弹打光，最终不能即刻成功。

清军的机关枪，像割草一样，把不少空枪进攻的九镇新军士兵撂倒在阵地前。

最后，仍有百余新军官兵挥舞刺刀攻上炮台。

由于众寡不敌，清军弹足枪精，这百多名新军皆战死于炮台之上。

为了把起义的势头压下去，清军调校炮台上的大炮，炮炮直中进攻中的新军。

轰鸣声中，血肉横飞，马倒人亡。

九镇起义士兵不支，只得沿宁镇大道撤往镇江方向。

上海中部同盟会总部得悉起义军攻打南京失利，非常关切，决定组建“江浙联军”，合力夺取南京。

与此同时，他们通电光复各省，希望能各自派军增援。

为了指挥有力，大家拥推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为联军总司令。

众人拾柴火焰高。江浙各地部队集结，共有兵力三万多。上海方面运送了充足的弹药；湖南、湖北两省军政府共解饷银二百万两。

相比之下，清军在南京兵力有两万多人，有铁良指挥的驻防旗兵一标，炮兵一营，以及张勋江防军的步、炮四个营，后又新招募一营约3000新兵。

为了阻截张勋军逃跑后路，拦截北方清军的支援，江浙革命联军由镇军李竟成部组成江北支队，在长江北岸自六合攻向浦口，以张声势。

同时，革命军海军舰艇在长江上发炮策应，掩护登陆，并阻止清军在江上的南北交通。

北齐世系

1. 北齐高祖神武皇帝高欢，字贺六浑，勃海蓚人。他本人死的时候，身份依然是东魏的大丞相、渤海王。其子高洋建立北齐后，他被追谥为“神武帝”。高欢死时，年52。

高欢有15个儿子，除了长子文襄帝高澄、次子文宣帝高洋、六子孝昭帝高演以及九子武成帝高湛以外，还有永安王高浚，平阳王高淹，彭城王高浟，上党王高涣， 襄城王高淯，任城王高湝 ，高阳王高湜，博陵王高济，华山王高凝，冯翊王高润，汉阳王高洽，共11王。

其中，高浚、高涣为他们的二哥文宣帝高洋所杀，高浟为强盗劫杀，高湜为其嫡母娄氏仗杀，高湜被他的侄子后主高纬杀死，高洽十三岁病死，高淯、高湝被北周俘虏后杀死，只有高淹、高凝、高润病死善终，均年纪不到30而死。

2.北齐世宗文襄皇帝高澄，字子惠，神武帝高欢长子，生母娄氏。他生前也未及称帝，在担任东魏大丞相的时候为人刺杀。其二弟高洋建立北齐后，追谥他为“文襄帝”。高澄死时29岁。

高澄有6个儿子，河南王高孝瑜，广宁王高孝珩，河间王高孝琬，兰陵王高孝瓘（高长恭），安德王高延宗，渔阳王高绍信。

其中，高孝瑜、高孝琬被他们的二叔文宣帝高洋杀死，高长恭被他侄子后主高纬所毒死，高孝珩、高延宗、高绍信被北周俘虏后，均被杀。

3.北齐显祖文宣皇帝高洋，字子进，神武帝高欢第二子，生母娄太后。他大哥高澄被刺身死的时候，他年仅20岁。很快，高洋就推翻东魏的孝静帝，建立齐国（史称北齐），死后谥为文宣帝。死年31。

文宣帝高洋有5个儿子，废帝高殷，太原王高绍德，范阳王高绍义，西河王高绍仁，陇西王高绍廉。

其中，废帝高殷被他六叔孝昭帝高演派人掐死，高绍德被他九叔武成帝高湛用刀柄打死，高绍义被北周俘杀。只有高绍仁、高绍廉善终，死时均年青，三十岁不到。

4.北齐孝昭皇帝高演，字延安，神武帝高欢第六子，生母娄氏。他打猎的时候，遇兔惊马堕地，受伤而死，死年27。

孝昭帝高演有6个儿子，乐陵王高百年，始平王高彦德，城阳王高彦基，定阳王高彦康，汝阳王高彦忠，汝南王高彦理。

其中，曾经做过皇太子的高百年被其九叔武成帝高湛亲手打死，年仅14岁。其余诸子，除了汝南王高彦理活到隋朝以外，其余均下落不明，可能被北周俘虏后处决。

5.北齐世祖武成皇帝高湛，字步落稽，神武皇帝高欢第九子，生母娄氏。荒淫病死，年32。

武成帝高湛有13个儿子，除长子高纬（后主）外，还有琅邪王高俨，南阳王高绰，齐安王高廓，北平王高贞，高平王高仁英，淮南王高仁光，西河王高仁几，乐平王高仁邕，颍川王高仁俭，安乐王高仁雅，丹阳王高仁直，东海王高仁谦。

其中，高俨、高绰被他们的哥哥、后主高纬杀死，其余诸子，均在北周灭北齐的战争中被俘虏，除了高仁英有神经病、高仁雅是个傻子得活而被周国遣送蜀地安置以外，其他所有人，均被北周杀掉。

6.北齐后主高纬，字仁纲，武成皇帝长子。生母胡氏。高纬由于荒淫无道，导致北齐被北周灭掉。后主被俘后，被周国封为“温国公”，不久，他就被北周诬以谋反之罪，与其宗族百数十口一起被杀，时年22岁。

后主高纬有5个儿子，穆皇后生幼主高恒，诸姬生东平王高恪，第三子高善德，第四子高买德，第五子高质钱。

高恪夭折早死。幼主高恒仅当了几天皇帝即被北周俘虏，而后，他与其父高纬以及三个弟弟均被周人杀掉。

高纬出言不逊，让我杀心顿起！

当利剑捅进高纬的身体后，我微笑着用鲜卑语问他：

“陛下，现在，你在想什么呢？对了，我告诉你，你的生母胡太后，就在长安市坊卖淫。无论贩夫走卒，只要能一匹绢帛，就可以睡她一次！”

高纬依旧端坐着，突如其来的剑捅，可能并没有给他带来即刻的疼痛。我还很想告诉高纬，让他最终死心――我们大周国只花了五千匹锦缎和三十个齐国宫女的代价，就让突厥的佗钵可汗把齐国的范阳王高绍义交给了我们。如今，他已经在蜀地被处决，齐国再无复国的可能。

不过，看高纬的样子，他没有时间听我说这些了。

片刻，他竟然清晰地对我说：“你，可以直刺我心！”

很快，高纬的眼睛黯淡下来。他望向远方，嗫嘘着什么。最后，他叹息一声，用华言，半是自言自语，半是询问我：

“小怜，我的小怜呢？……”

冯小怜，这个让他亡国的女人。这个祸水，值得在临死的瞬间还想念她吗？

秋阳灿烂。

蓝色的天空中，有一群黑翅膀的大雁在自由地飞翔。被晒热的土地，枯草发出那种混浊的气息。

变得空气不是很新鲜了，特别是百多个活人被宰杀后喷涌的鲜血，使得西苑弥漫着甜腥腥的让人作呕的味道。

但是，当被处决的人都完全安静下来的时候，当临死的呻吟声全消失后，行刑的军士们也沉默了。

看着西面天空燃起艳红霞光，眺望缓缓飞翔的大雁身上耀眼的、雪白的羽毛，我的心情似乎好了许多。

我的父皇还健在，我本人现在还不是皇帝……

我忽然想到高纬临死的预言。他说，我只能活到和他一样大的年纪。仔细想想，让人发冷。而后，我又想到他说话时候的冷漠定定的表情。

蓦然之间，我的心情一下子沉重起来。

【注一】指前赵。

【注二】指北凉。

秋色肃穆。白杨树，干枯的叶子，萧萧落下。

这个季节，真是个合适杀人的时候。身为大周储君，我宇文赟，也要做监斩的活计。

我暗自思忖，这大概是父皇试探我的定力吧。杀人，又是什么难事！如果父皇以此考验我是否有治国为君之道，太小看我。

昨夜，父皇召集我、隋国公杨坚（我的丈人）、东宫左宫正宇文孝伯、郯国公王轨以及宫尹郑译等人，商讨最终消灭陈国、混壹天下的大事。

其间，隋国公杨坚建议：“击灭陈国，从大局考虑，皇帝陛下肯定会先总戎北伐，击走突厥。现在，高纬等人，宗族繁盛，遍于京师。如果大军外出，原来的齐国之地借其名而造反，实为心腹大患。依臣愚见，不如诛之！”

宇文孝伯、王轨二人认为不可。“温国公高纬，亡国伪君，全无雄才大略；而宗室王公，尽被软禁于宅邸，专人严加看管。陛下应该养之于长安，正可昭示我大周仁德信义。如果无罪诛之，恐遭物议。”

郑译坚决站在隋国公杨坚一边，他力劝我父皇对长安的原齐国皇族斩草除根。

父皇用眼睛瞅我。我赶忙低下头，没敢吭声。前一阵子，我与宇文孝伯、王轨等人出征吐谷浑，半路上滥杀了一些蛮夷。父皇得知后，勃然大怒，差点废掉我皇太子的位号。他当廷对我大加捶楚，痛加责斥，至今，我脚伤未愈。

“为天下君王，岂可有妇人之仁！隋国公所言甚是！朕意已决。来人，替朕拟旨，就讲温国公高纬、高氏宗室，与穆提婆、高阿那肱等人密谋反逆，全部予以处决！……对了，为表示我大周仁德，可免除高纬两个弟弟高仁英、高仁雅死刑，流放蜀地。”

高仁英是个有狂病的废人，高仁雅自小浑身无骨不能站立。父皇留下齐国皇室这两个人，真是好手腕。我暗自思忖。

亡国孽种，活着，其实就是一种恐惧的延伸。

刑场，很快就选好了，在长安宫的西苑。坟坑也派人挖好了，选在长安北原地势低洼的洪渎川。

杀人，不是什么干净的乐事。不过，处决齐国的皇帝和百多个皇族成员，倒很让人感兴趣。

西苑，野蔷薇一丛又一丛，红艳如火。莫名的、色彩斑斓的浆果点缀在灌木从中，小火舌一样闪耀着红光。不知名树木的辛辣气味，充满了我的鼻孔。浓密有刺的荆棘，丛生遍处。阴影处的枯黄衰草上，有些露珠还没有被太阳蒸发。树木高处的蜘蛛网，挂满了露水，闪烁者晶莹的光。只有鸟叫声，时而划破树林的宁静。

地上，铺着厚厚的落叶。由于潮湿，我走了一会，靴子都被打湿了。

我心里想：“高氏皇族，日子到头了。现在还活蹦乱跳的他们，马上就要变成无头的尸体。所谓上天保佑的凤子龙孙，也就这么回事……”

忽然，一只黑灰色的老鹰，突然从灌木丛里飞了出来，把我吓得一哆嗦。

我竭力使自己完全平静下来。我站在地上，边看士兵们把高氏皇族的人依次带下车捆绑，边望着蓝色烟雾绕绕的远山发呆。

秋天真的很美，树林被秋阳和秋风镶上一片金黄。那些摇晃的、残留的叶子，回射着秋天太阳的冷光，让人顿起惆怅。

高氏皇族的男人即将赶赴黄泉，而齐国的宗室妇女和后妃倒能活下来。女人，特别是亡国后无依无靠的女人，永远不能构成威胁。她们，早就被我父皇下令，全部得以释放，自谋生路。成十上百的齐国后妃、太妃，不少沦落街头。她们中间，命运好的能入庵为尼；运数差的，卖烛为业；更有甚者，一些嫔妃沦为娼妓。

最让人感到惊异的，是高纬的母亲、从前大齐国的皇太后胡氏，她竟然自己主动提出去娼院。结果，她所居的长安坊肆的娼院，生意好得不行。无论是谁，只要能出一匹绢帛，就可以睡齐国的这位胡太后两个时辰。据说，那个半老徐娘，乐在其中，丝毫不感到侮辱。

在我的命令下，宫内的宦者们，手忙脚乱地给亡国君高纬穿上了从前他在齐国当皇帝时候的服装冠冕。

亲手杀掉一个真皇帝，不是哪个人一辈子都能有这种稀罕的机会。所以，我要切切实实感受到手刃帝王的快乐。

高纬，这个比我大四岁的齐国皇帝，是我见到过的最漂亮的男人之一。即使他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依旧不失帝王的尊贵气派。

好了。就这样吧。

行刑开始！

对别的那些挨宰的皇族成员，我根本没有什么兴趣。我径直走到这个待宰羔羊般的齐国皇帝面前，用鲜卑语对他说：

“我是周国太子，宇文赟。听别人说，你们高家皇族好多人都善于卜测吉凶。你猜猜看，我能活多久？”

我上下打量着高纬一身华丽的帝王行头，啧啧生叹。

华丽的簪饰，华丽的衣裳，华丽的容貌，还有，他身边华丽的刽子手，我本人。

“你和我，死期相同。”高纬略微瞥了我一眼，不假思索地回答。他扭头仔细地看了看我的脸，若有所思，用鲜卑语嘟囔了一句：“没想到，你们匈奴人的鲜卑语也说得这么好啊。”

一股怒火轰然而上。我飞快拔出腰间的剑，使劲捅进高纬的胸膛。

小怜，面色白如绵纸。平素鲜若樱桃的嘴唇，完全不见了血色。

她迟疑片刻，咬了咬嘴唇。

一切都凝固住。

良久，她再次抱起琵琶，边弹，边清晰唱道：

“虽蒙今日宠，犹忆旧时怜。欲知心断绝，看取琴上弦！”

音声刚落，琵琶弦断，崩然一声！

寂然之间，小怜抛扔掉手中胡琵琶。而后，她忽然从紧挨着她坐的代王宇文达的腰间抽出了腰刀。

在众人的惊愕中，她把刀尖刺向自己的前胸……

这是我梦魇中都不能想到的、生命中最可怕的一幕。

我扑上去，慌忙把浑身是血的冯小怜抱在怀里。

她睁开眼睛，没有一声呻吟。她搂着我脖子，手轻轻抚摸着我的头，在我耳边嗫嘘道：“陛下，臣妾先走一步。我去了，周人就不会为难你……”

她说话的时候，嘴里不断地开始流出鲜血，喉咙里发出哽咽的声音。

我完全吓坏了。我颤抖的手，沾满了她的血。很快，那些不断外涌的血，把她的上衣全浸湿了，湿透了。

她的头，无力地耷拉下来，依靠在我的肩膀上面。她的呼吸，越来越急促。

我闭上眼睛，亲吻着她的嘴唇。冰冷，带有淡淡的血腥咸味。

她最后看了看我，然后，她望向殿外的天空，一动不动。

她的眼睛，完全黯淡了……

阳光，在这漫长的初夏，消逝得那样缓慢。残酷的利刃，捅穿了如此娇嫩的心脏。那是怎样的勇气，才能有如此的气力！

生命的最后一刺，用自己的手！小怜，出乎我意料！

过去，一幕一幕，浮现在我眼前。她风驰电掣的、与我骑马狂奔的倩影，我们在雨天赤脚狂欢般的飞跑，月光下她眼睛里面纯洁的挑逗，欢爱后两颊上那层奇异的红晕，她观看歌舞时候手舞足蹈的充沛的情感，晋阳凛冽的北风中我们在山上那些甜蜜的晚上，雾霭里她亲手递过的一杯热茶的温热，我第一次亲吻她的时候她那莽撞无知的牙齿，青州帐庐中幽暗的烛光，骑马共坐时候她搂紧我腰部的双手，飞霜冻天的逃亡路上她温柔的泪水……无数的冯小怜！

我永永远远，再也无法重新置身于那些日子了。记忆，会以残忍的方式朝过去的方向运动着，却改变不了未来！一旦纯洁的情感剔除了肉欲，男人的心，就永远地碎裂了。这，比恐惧更令人心碎！

我簌簌地颤抖起来。我哭了。

我再也尝不到她柔嫩的双唇，我的胸腹再也不会滚过她舌头上神秘的火焰，我的怀抱，再无沁人心脾的神秘的温馨。以后，我们一起仰望过的天空，会因为她的飞升，越来越遥远。邺城宫内的树梢上，闪烁过许多星星，天然的清辉，永远不会照耀到长安！

她死了。这个确确实实的的现在，把我痛苦的人生冲撞起来一片又一片的碎片。

我几乎喘不过气来。看着她脸上残留的一抹微笑，我的脑海中刮起了漫天的风暴。

在我一生中，我开始了第一次真切的、撕心裂肺的哭泣。

我从来没有真正操心过，对人，对事，对国家。在冯小怜出现之前，一切的一切，都无关痛痒。我从童年开始，就生活在厌倦中。在已经安排好的命运里，没有什么东西是不清晰的，也没有什么东西十清晰的。只有小怜进入我的生活后，我才明悟到，所有的一切，并非只是真实生活的幻觉。

小怜的死去，我的生命和生活，就失去了全部的重要性。

死亡的概念。我怀中的小怜。

小怜死了，我生命中漆黑的夜幕，终于降下来了。

现在，只要我抽出插在小怜胸中的短刀，在短短的瞬间，我就能在黄泉路上追赶上小怜。

我擦了擦泪眼，抬头看了看。近处，代王宇文达茫然的神情；稍远处，周帝宇文邕冷静的、残酷的眼睛。

死亡是冰冷的。我不能马上下定决心。

“女色，是能够亡国的！”

周帝冷冷的声音。

“皇太子，你一定要引以为戒！”他望着坐在宇文达左面的一个年青人，严厉地说。

“敬遵父皇教诲！”

这个人，看上去，比我年青几岁。他身着衮冕，青珠九旒，身穿绀色深衣。

他，就是周国的太子，宇文赟。

对坐之时，忽然，我发现了对面的小怜。我的心，一下子抽紧。

自从在青州的南邓村被俘后，小怜就与我分开，被周人以驿传快速送往长安。据说，她被周帝赏赐给了宗室、代王宇文达。

小怜似乎过得不错，她的气色不是很差。她一身周国王妃的打扮，两博鬓，花九树，服褕翟，着鞠衣。特别让我感到奇怪的是，她脚上穿的不是她从前常常爱穿的丝履，而是紫皮靴。

她的脸，依然那样闪耀。整个殿堂，似乎都被她的美貌照亮。

在她身边近处，坐着一个身材臃肿的黑肥男人，短髯，细眉，一直含笑望着小怜。这个人，可能就是代王宇文达了。

周帝满饮一杯后，自弹胡琵琶，大声命令，让坐于我不远处的堂兄广宁王高孝珩吹笛。

高孝珩起立，推辞道：“亡国之音，不足听也。”

周帝愠怒，一定要高孝珩吹笛。

不得已，高孝珩举笛。笛才至口，泪下呜咽。

见此状，周帝可能恻隐之心顿生，乃不强求。

“梁主南舞，精彩动人。温公，你是否也给朕跳一跳啊？”

周帝一开口，殿内鸦雀无声。

开始我没有反应过来，直到对面的周国皇室的人都盯着我看，我才意识到，周帝是对我讲话。

是啊，我现在是“温公”。周帝为什么封我为“温公”呢？温国的封地，又是在哪里呢？我脑子奇怪地闪过这样一个荒谬的念头。

忽然，不知哪里来的勇气，我跪起，高声请求周帝：

“陛下，我与小怜久别，能否陛下开恩，把小怜赐还予我。我们两人，得为长安太平小民，平生足矣！如能遂愿，我们来世作牛作马，报答陛下厚恩！”

周帝愣了一下。似乎我的请求，超出了他的想像能力。

“……朕视天下如脱屣，区区一妇人，何能惜之！不过，要看代王是否愿意了……使温公伉俪团圆，我想，代王应能成人之美！”

听周帝如此说，似乎所有的血液重新得以燃烧一样，我整个身体充满了力量。

作为亡国之君，区区舞蹈，成何侮辱！

小怜泪眼朦胧，望着我。她抱起胸前的胡琵琶，开始弹奏。

在我身旁，安德王高延宗涕泪横流，大声哭了出来，似乎是他在替我为亡国的大齐国承受侮辱。

我步入殿中。屏息过后，我双手合十，过顶，上身挺直。接着，我腿内弯，随着小怜的琵琶声，蹬地起舞。

我小臂略向内倾斜，挺直上身，忽然，转开马步，以我全身的力量，平抬上肢，弯曲至肋。我左腿稍弯，右腿后蹬，以媚神的全神贯注，面露真挚笑容，以取悦周帝。

飞速回旋中，我上肢平伸，左右倾斜晃舞。我的两条腿，忽而大幅度叉开，忽而收回。我的脚尖内外换转，不停摇动上身。我的腰部左右扭动着，腿部曲弓，挺胸收腹。与此同时，我的双臂摆动飞快，手掌开合合节，手腕抖动，舞姿婀娜。我的头部、颈部，左摇右摆；我的腰部、臀部，侧转旁旋。

忽然，我把双手合并于胸前，两眼平视着周帝，上身和大腿，圈勾成角。接着，我把两腿下蹲成环状，大腿外撇。紧接着，我双脚跳起，脚跟互触。我上抬颈部，双手叉腰，然后横举双臂，作弓步，摇头晃腰，我使出全身解数，踏蹬蜷伸，变化曲折。

我跳跃，我弹跳，我抬腿，我屈膝，我勾，我踢，我有时刚健有力，我有时妩媚动人，姿势变幻，无穷无尽。

在大汗淋漓的舞蹈中，我的臂、掌、腕、指，我身体所有的部分，都在胡琵琶声中摇荡。

最后，我右脚跟提起，以脚尖着地，嘴唱鲜卑歌，以惊人的速度，在殿中央欢舞盘旋……

当我气息不喘，稳稳站在当地的时候，就连周帝本人，都由衷挑起大拇指赞叹。“好舞步！好舞步！”

此刻，小怜，脸上露出恍惚的、欢乐的笑容。她，肯定沉浸在回忆里。我们美好的时光，也有无数次这样，她弹胡琵琶，我起舞。

小怜，她像一幅画一样，让人百看不厌。特别是短暂而又长久的分别后，她比起从前更加动人千万倍！

记忆之流，忽然被周帝的话切断。

“代王，你是否能割舍啊？把冯小怜还给温公？”

代为宇文达默然久之。

然后，他朝周帝行礼，“全凭陛下裁之！”

独自一人，我躺在黑暗中。锦衣玉食的囚徒生活，已经持续了几个月。

似乎有人，脚步轻轻，朝我走来。呼吸中，有一种类似阳光下花蕊浮尘那样的东西。这种味道，给我以人生的可靠感，让我感受到这个世界金子般可贵的静谧。由此，每一天，就变成了新的一天。

那是我梦中的小怜！

皇帝，太上皇，无上皇。我高纬这一生，迄今为止，二十二个年头，比别人的十世还要长久，还要丰盈。

失去自由，真真切切让我产生一种从来未曾感受过的痛苦。这种内心的创伤，时间也不能愈合。我也不必准确地记忆我被俘的时刻，那并不会增加痛苦。在越来越炎热的日子里，我只是思念小怜。

小怜，她怎么样了呢？

往事，无从分割。这是一种最深刻的凄凉。在我记忆的眼中，小怜的脸庞，逐渐变化。不是越来越模糊，而是越来越清晰。

总是在暗夜中，我感觉到她忽然扑入我怀中的温柔。变化着的，只有时间。而我对她的记忆，没有任何销蚀。每个千差万别的日子，只把一个小怜的思念留给了我。

在撕心裂肺的思念中，好像，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这个另外的我，有着新奇、焦渴的企盼，幻想着梦中的春天的阳光。小怜的玉体芬芳，反射到我沉沉的睡眠中，让我在她长久的迟迟未归后，给我以悲伤的快乐。

越是沉浸于思念，越是痛苦不堪。在缤纷色彩的梦境中，小怜留下的痕迹，黯淡得可怜。我脑海里，似乎每时每刻都出现她的容貌，间隔，引起我一日强过一日的焦虑。

小怜，她身上所具有的魅力，随着时间和离别，越来越强烈。希望，失望。失望，希望。

生活的回顾，让人无限伤感。当喜悦停止的时候，生活还在继续。

黎明的曙光，那么刺目，让人恶心。如果没有一种隐隐约约的信念支撑，我就不能活下去――那就是，我会再见小怜！

热爱，让人对生命都产生厌倦。悲哀，会使内心的痛苦变得无比尖锐。

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总是盼望白昼正的结束。当虚无的一天完结，傍晚的暗影升腾起来的时候，在西沉太阳的背后，有着深远的梦境，在那里，我肯定能会与小怜相见！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早晨起来，我清晰记得――小怜，与我携手，走在一条没有尽头的两边都是草原的长长的路上。那条路的尽头，似乎可以远远瞥见，它是闪烁微光的、跳跃着鲜红色彩的、黑黑的圆形穹庐。多么像突厥人的穹顶啊。我的记忆的眼睛，能在那条路上，还见到过纯黄色的太阳。似乎，隐隐约约的鸟儿啁啾，曾经打湿我们无法忘却的柔情。在梦里，有一种奇特的感觉拉住过我，我的身体，潮落潮涌。我多想永远沉浸在那种永恒中啊！

多少次，为了在梦中寻找冯小怜，我穿越时间的深谷，取道混乱的回忆，在溟蒙的雾霭中，追寻着，赶着路，不辞辛苦，躲避浩瀚的幻觉，踏着虚无缥缈的幻境大地，苦苦追赶着小怜遥远的身影……咫尺之间,她却消融在苍穹下无垠的田野中，融化在纯净透明的梦里……

长路迢迢。从邺城到长安，我们这群俘虏，走了近三个月。

我木偶一样，只能听任周人摆布。献俘仪式上，周人让我步行在长安到周国太庙的路上，

我走在最前面，高氏皇族被俘的王公跟在我身后。车舆、旗帜、器物，凡是从我们邺城、晋阳宫中选取的珍宝，都摆在车上陈列。

周国的重甲武士骑着骏马，排成一堵坚墙，押送着我们。

周帝本人，备大驾，布六军，奏凯乐，喜气洋洋地在太庙献俘。

周人观者如堵，伫立路旁，高呼万岁。

而后，便是长安的宫内大宴。周人，放肆地炫耀着胜利。

大殿中，人满为患。

南朝的梁国国主，一个样子白皙、阴柔的男子，妇人一样，躬身致敬，手捧酒觞，嘴里叨叨不停，大声歌颂周帝的功德。这个人，不过是一个城主。梁国被当时的西魏灭掉后，宇文氏扶立了一个梁朝皇室的后人，继承梁朝的祭祀，对外，他也号称梁国“皇帝”，其实，他不过是个江陵城的城主而已。

酒酣，周帝兴高采烈。他欢快地手把长髯，痛饮数觞后，开始坐在御榻上，自弹琵琶。

见此，梁国国主立刻起身，作吴地之舞，边舞边大声说：

“陛下既亲抚五弦，臣何敢不同百兽！”

周帝大悦，立时赐赉，把从我大齐国取来的十床珍奇异宝，赐予了这个阿谀奉承的梁国国主。

梁国国主告退后，周帝命人传旨，让我们这些被俘的齐国皇室都上殿。饮酒，赐官，共赏歌舞。

我现在的身份，是周国的“温公”。

周帝头戴高九寸的通天冠，黑介帻，金博山。在他坐榻上方，高施流苏帐。他身后，龙凤朱漆画屏风，女侍打伞盖。

一溜的金香炉、琉璃钵，陈摆在周帝案前。食案上，共有几十个金碗，熠熠闪光。

Ｓ   “太上皇”被生俘后，齐国国祚顿消。

广宁王高孝珩至沧州后，以五千人会任城王高湝于信都，共谋匡复，二王总共募得四万多人。周帝闻报，立刻派齐王宇文宪、柱国隋国公杨坚率领十万大军前往。同时，让温公高纬【注六】写亲笔信招降。

高湝、高孝珩不从，拒绝投降。

周国的齐王宇文宪率领大军到达信都。

齐国的任城王高湝于城南列大阵，准备与周军决一死战。

不料想，高湝所署领军、昔日死守洛阳的大将尉相愿，佯装率人出兵略阵，甫一出去，他就立刻投降了周军。

尉相愿，乃齐国二代功臣，先前守卫洛阳有大功。看见他临阵投降，齐军上下，皆骇惧离心。

任城王高湝大怒，让人把城内尉相愿的一妻四子，皆推上城头斩首。

转日，二军决战。宇文宪指挥周军，大破已经丧胆的齐国二王部队，俘斩三万多人，生擒任城王高湝及广宁王高孝珩。

对任城王，宇文宪惺惺相惜，握其手说：“任城王，何苦至此！”

高湝洒泪：“下官乃神武皇帝之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独存。逢宗社颠覆，今日得死，无愧坟陵！”

宇文宪闻言壮之，命令军士归其妻子。而且，他还亲自为广宁王高孝珩洗疮傅药，礼遇甚厚。

高孝珩叹言：“自神武皇帝以外，吾诸叔父兄弟，无一人能活到四十岁，命也！嗣君无独见之明，宰相非柱石之寄。日复一日，只能国家日益沦亡。恨不得握兵符，受斧钺，展我心力，振兴大齐！”   

任城王、广宁王被擒后，齐国基本平定。

不料想，没过多久，齐国重镇北朔州的前长史赵穆等人反正，迎拥文宣帝高洋第三子、时任定州刺史的范阳王高绍义。

高绍义率军至马邑【注七】，号召复国。自肆州【注八】以北，共有二百八十余城奋起相应。

高绍义引兵南出，欲取并州为复兴之地。结果，兵至新兴【注九】，周军已经在肆州严阵以待。

在齐国降将尉相愿招降下，范阳王高绍义的前队二将以所部投降周军。周军势盛，陆续攻拔诸城。无奈之余，高绍义还保北朔州。

降将尉相愿继续带路，周国东平公宇文神举率军数万，进逼马邑，不给高绍义喘息机会。

双方交战，高绍义战败，不得不北奔突厥。

当时，他手下只剩三千人。到达边境后，高绍义对从人讲：“北土殊俗，欲还者任意！”于是，辞去者又大半。

到达突厥后，佗钵可汗一直非常钦服文宣帝高洋，认为他是英雄天子。而高绍义脚有重踝，长相与文宣帝特别相类，所以甚受佗钵可汗爱重。凡齐人北逃者，佗钵可汗均划归高绍义手下。   

至此，齐国境土，基本全部入于周国。周国总共得州五十，郡一百六十二，县三百八十，户三百三万二千五百。

大齐国，灭亡了。

昔日的大齐皇帝，今日长安的“温公”高纬，他又怎么样呢？

【注一】委任状之类的东西。

【注二】577年．

【注三】今山东茌平西南。

【注四】今河北河间。

【注五】今山东益都。

【注六】高纬已经被俘，帝号已失，故按照周国的封号称呼他。

【注七】今山西朔县。

【注八】今山西忻县西。

【注九】山西忻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