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本应该坐飞机到西安的，临时约了一位朋友，就改期到今天。下午到机场候机，却被告知深航ZH9881航班取消，因为咸阳机场雨雪交加，落不下飞机。自从深航购进5架天津产的空客320，短短几个月，我已经三次遇到飞机要修理，对开航班飞机过不来，今天是另类理由：天气。可是咸阳的朋友说那里并无大雪，落地即化了。没法计较，换班机明天走，特意订中午的，希望午时太阳把机场冰雪融掉。

未来几年中国将大量建设高速铁路、继续大规模建设高速公路，以后我们宁可坐火车而不坐飞机——我预计，国产飞机制造业的命运没有国产汽车业的好。贴着地走的，可以没有诚信、没有严谨，而飞在天上的，真的考验我们国家在技术上是否成熟、诚信度是否过关。

走不了，就读书。《书城》上有李磊一篇介绍建筑师维特根斯坦的文章——明明是大名鼎鼎的哲学家，却当建筑师来说事，肯定说得比较另类。果然，维特根斯坦受“装饰即罪恶”的倡导者卢斯的影响，建造了他姐姐的住宅，其实就是完完全全无装饰的一种风格，李磊却说维氏是纯正的，卢斯是商业的——似乎哲学家搞建筑一定比建筑师更深刻，我看不是那么回事。

不过，从维特根斯坦的思维方式，启发我思考昨天夜里由广东省党报《南方日报》记者采访王绍培、老亨、高海燕、金敏华和我的话题：如何看待深圳读书月？

我先是概括为三个特点：深圳读书月是政府推动的、是不差钱的、是体制内知识分子试图证明自己仍然是读书种子的一个仪式。

在后，我又觉得意犹未尽，就说，读书月是来自北方的狼（体制内外的知识分子），试图以书籍换土地的重要策略。这里面堂奥深深，在此卖个关子，以后再说。

如果中国的土地可以自由交换，那么，倒地当然是自由的、合理的。但中国的土地制度没提倡自由、机制倒是挺灵活。制度不自由而机制灵活，谁能游刃有余地“倒地”？这就是潘石屹和许多人痛恨的权势运作、为本来被规矩规定不能“倒地”的土地实际上在倒来倒去。

任志强先生说的“倒地有理”论，是针对土地制度而言，还有点道理：该改革中国的土地制度，使之自由化。放在目前规定下来说，任的言论是无的放矢。

目前中国的土地制度没有给“倒地”开绿灯。划拨用地，是针对特定用途和特定使用者的，不能自由转让。这个规定是配套的，要么别划拨，完全自由化、市场化，要么就别转让，原土地使用者要退出，只能退给划拨土地的政府。这么执行是公平的。实际上，大量行政划拨土地被转让，这是非法地、不公正地转让。招拍挂土地，也不能转让，因为土地招拍挂是有条件限制的：资质审查、保证金、开发时限等等，至于土地功能、规划条件更是刚性很大的，招拍挂土地的转让，就破坏了招拍挂的公开条件。

规矩有问题是一回事，任意破坏规矩是另一回事。任志强先生显然混淆了这两回事。就算拿投机倒把说事，在把投机倒把当犯罪的时代，人们投机倒把不能被认为是英雄。以前，人们投机倒把，是冒个人风险，如今，“倒地”是滥用、侵吞公共资源。当然，如果法律规定土地可以自由流动、甚至土地私有化了，倒地也罢、囤地也罢，那就成了合法行为。

顺便说一句，目前银行处理有毒资产包，大部分就剩一个核心“土地”，处理资产包必然突破土地法和土地行政的许多限制，所以，谁敢接这种资产包，要看谁有本事搞定当地土地部门。

在八个样板戏填满人民精神生活的时代，我们想象不出三个样板戏会填满我们的物质生活。

如今我们看到的三个样板戏是：商品房、经济适用房、保障房。

以市场来解释房地产是徒劳的，以计划经济来解释也不得要领。

看八个样板戏时，只有伟大领袖及其身边人有资格谈论和改变剧本。

看三个物质剧时，谁都想改剧本，尤其是看戏人比演员和编剧更想改剧本，越是后排观众越渴望改剧本。许多人连舞台大幕布都看不到，却鼓吹可以改变幕后规则和潜规则。

共产已经由奉献式的共产，变为股份式的共同经营，基本规则已经大变。每个人都想象别人应该遵守“奉献式共产”的规则，而自己实行丛林规则，一旦局势表明全部是丛林规则，却又从道义上感到伤感。

在丛林中走出一个东方大国，与海盗式西方大国，道义上没有高下之分。

在这个东方大国之中，区域性的强力集团，比传统的阶级划分，更能说明丛林规则的本质。比如，谁能把“八水绕长安”变为“八条高速公路绕西安”还有“18条高速铁路过西安”，这才是真的强势。更普遍的做法是：争取地方性的优惠政策，所谓优惠政策，就是别人不能干的我能干。在遍地都是优惠政策时，可见“书同文、车同轨”的反向演绎：差异化。差异化更进一步，就是混沌。混沌，就是丛林。

从网上经常流传关于扫黄的视频和消息，可见，对社会涉黄事件，政府和民间都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正确的态度，社会没有正确的法律。

打击犯罪，在涉黄方面，是应该打击有组织犯罪，尤其是打击胁迫别人从事性交易的有组织犯罪，而不应在动用警力去干涉别人的性活动，即使婚外性活动，跟警察也没关系。

但是，从网上视频来看，或者新闻联播中的播报，往往非常关注警察抓住了赤身裸体的交欢男女，附带报道解救了多少名被迫卖淫的妇女——即使从报道来说，也是本末倒置——抓住了多少名有组织的犯罪团伙成员，才是关键，赤身裸体，是隐私，不应该被曝光！即使犯罪嫌疑人，其身体暴露权在其自身，警察不得滥用权力公开其身体状态。

如果，新闻报道中使用裸体场面，是为了加强“强化治安”的效果，就如消费纳税发票可以刮奖一样，那也因为是对公民身体权利、精神权利的侵犯，与发票刮奖的调剂效果不可同日而语，新闻报道中采用裸体的被抓者的做法，是野蛮的，该停止了。

我不知那些喜欢在媒体前夸夸其谈，介绍自己的抓嫖成绩的警察——尤其是让裸体的尴尬人作为背景的情况下，是不是心理正常。他们往往忘记介绍自己本应是打击团伙中的组织者，却强忍喜悦介绍自己发现某女子一天接了多少次客——这样的警察才是真正的败类。

我也不知那些所谓良知记者，明察暗访卖淫女，窥探女孩的生活，怀着猎奇心和道德宣教情结，打探女孩的生活细节，视为猎奇然后止步，根本就忘记自己的良知应该用于揭露那些强迫他人的犯罪——良知不应该以不良的方式从事道德宣教。耶稣对那些扔石头砸妓女抹大拉的“良民”说，如果你认为自己真的没有干过让神蒙羞的事，你就可以扔石头——结果，没有一个“良民”扔得出石头。

当今之世，无论是警察还是记者，没有一个人可以对裸体交欢的男女扔得出石头，如果出于行政责任或良知要做点事，你们要关注的，是有组织犯罪，不是性交。

近日在西安参加一个地产论坛，我重点谈了一个问题：二线城市的地产发展有其自身特点，不能简单复制一线城市的模式和经验。

我对西安地产市场的看法，是放在“西安咸阳一体化”、西部崛起、扩大内需以拯救经济过程中的二线城市房地产、历史文化名城中的旧城改造、等等作为大的背景来考量的。尤其是我近期更关注咸阳这个紧临西安的城市，存在因缘际会的许多发展优势。下面，我分五点来谈谈我对西安和咸阳的城市发展、地产发展策略性的思考。

第一：我理解的西咸一体化的意义

西咸一体化具有国家战略意义。作为辐射整个大西北的中枢和门户重镇，作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作为历史上13个伟大朝代的首都所在地，西咸一体化在当今发展模式受阻、面临转型的大势下，是耐人寻味的。

从世界经济贸易和文化交往角度看，我们的出口战略上没有加上文化底蕴的因素，因而也是没有产品定价权的，即使在纯粹的制造工业产品，没有定价权的生产，注定是资源成本高而利润低的。所以，西咸一体化的潜在话语，就存在将华夏文明史激活、进入可计量的市场经济，并促进中国制造的定价权。这个意义非常重大。

并且，这个定价权不仅存在于文化产业、创意产业，而且存在于制造业。西安有良好的制造业基础，在能源、旅游资源、高新科技、新型农业等方面有优势，以及仍然存在的人力资源和土地资源方面的优势。现在西安有五六百万人口，经过这一轮西咸一体化发展，应该打造出人口过千万的城市，这就将为中国的城市化、吸纳西部的活力人群、促进西部的稳定发展，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西安和咸阳的地理关系，很类似于宝安和深圳特区的地理关系，咸阳位于西安的西边，枢纽机场位于咸阳，宝安亦是在深圳特区的西边，国际机场在宝安。城市的主辅关系明确，都通过快速路相连。一体化都是针对“二元化”的过去和现状而言的，而未来就是一体化。

第二：打造千万人口的城市，一定要有基于文明底蕴和观念创新的住宅制造业

这个提法，是基于对外向型经济的沿海城市的发展模式的反思。沿海城市的发展，是容许或者说要求劳动力像候鸟一样，订单来了人来，订单没了人走。加上沿海城市的高速发展，对于房地产或者说居住产业来说，就没有充分的耐心去发掘作为普通居住、大众居住的理念和空间、产业经验。改革开放30年形成的一线城市，基本上居于发展的高端、炙手可热之所，没有很好回答大众居住的问题，反而形成了以住房为投机的热潮。

那么，在西咸一体化背景上的住宅产业发展，必然有不同于现在所说的一线城市的脉络。我提出激活文明底蕴、促进观念创新，就是为西咸一体化的住宅产业探索基调的。今天在会上我简要提到文化就是“仪式+符号”，仪式关涉到生活方式包括居住方式的内涵，而符号就是语言文字、工艺品、空间符号等等，一种文明的仪式和符号受到世界重视，进入当今和未来世界的交往体系的高端，它就有定价权、话语权。我们在西咸一体化背景上提激活文明底蕴，就是要让我们的居住模式是有定价权、话语权的。而观念创新的意思，就是要把大众居住提上议事日程，成为房地产结合城市发展的真正龙头，而不是以颇受非议的高房价成为房地产的唯一标识。

第三：在西、咸推动中国的“包豪斯”运动

作为对现代建筑、现代城市发展影响非凡的包豪斯运动为何在德绍而不在柏林发源？除了当时的魏玛共和国文化创新的动力充足、人才济济等因素，当时的德绍居住成本低、能吸引有头脑而无身家的年轻艺术家、社会活动家，也就是说，当时的德绍比首都柏林更能吸引人才、聚集活力、宽容创意。

我看了一则资料，西安和咸阳的地价房价比，在全国城市中是比较低的，全国平均数据是23%，而西安最高水平不过18%，最低仅11%，咸阳就更低。地价较低，那么，用于住宅科技、艺术的潜力就大，居住创新的基础就足，而作为历史名城的优势发挥出来，为年轻的创意人士营造合适的居住条件的可能性很大，加上中国经济由外向转内需，这对于西安、咸阳是很重要的契机。除了高新科技、信息技术、旅游和服务业之外，西咸一体化应该抓住住宅产业的发展作为重要抓手，但一定要绕开地方土地财政的陷阱，而要着眼于学习魏玛共和国德绍的包豪斯运动的经验，为中国的城市化、现代化补上“现代的、大众的居住”这一课。这一课也是我国二线城市发展的重要课题。也许，房地产界、甚至国家土地管理部门、建设部门也没有意识到前一轮沿海城市开发的经验，转移到二线城市，将会有何必要的政策指引。而已经形成的地产大鳄在二线城市的开发，也只不过是简单复制在一线城市的过往做法，并将高房价播散到二线城市。这样，我们就将失去反思并提升的机会。

所以，我提出在西咸推动住宅包豪斯运动，既是我10年前为中城房网起草“新住宅论坛宣言”的继续，也是在实施层面的深化。我对此充满期待。

这里具有基础条件的可能性。西、咸电子产业很发达，可以与智能住宅有很好的结合；建材工业也很有基础、资源丰富，咸阳作为我国十大宜居城市，有丰富的关中水系、有地热、有底蕴丰厚的关于居住、养生的理念和经验，在居住文化、住宅产业发展方面，一定可以有从文明底蕴出发给予我国房地产发展取得定价权的潜力：适合大多数人的、适应城市化进程的“宜居”。

在此，我简单提及政府应该对此契机有敏感，并忍住高地价的诱惑，有意识地把住推动实现二线城市完成我国大众居住历史使命。更多的是要对地产同行、建筑专业人士建言，不要被住宅金融、理财、投机障了双眼，我不反对地产领域和其他领域的任何投机，但城市和建筑是必须回答大众居住的问题，而且是以市场化的方式回答，我们业内人士不用心思考房地产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就会逼着民众面向本来就握有雄厚资源的政府提出诉求，进而使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所走的弯路绕得太远。

来西安开会前，因为以前已经对西安和咸阳的城市发展有所了解，我专门就在地产投机不是很旺盛的二线城市推动结合类似包豪斯运动的城市化和大众居住问题的解决方案，就教于年近90的导师吴焕加先生、以及著名的建筑历史学家、近年从事中国乡土建筑研究卓有成效的陈志华先生，建筑界应该有更坚实的基于民本的城市理想，但践行建筑理想并不能走向计划经济的万能乌托邦，我们应该在投机、急功近利的投资拉动背景下，付出艰苦的努力，获得或许没有靠金融手段的财富积累的速效，但更有长远的健康的市场经济意义的效果，就是在没有投机的过大压力下，尽心尽力解决居住问题，解决城市化的瓶颈问题。

在西安提这件事，还因为另一项因素：西安的设计人才、创意人才储备异常丰厚。我在深圳接触过许多来自西安的奇才，如陈绍华为杰出代表，深圳的平面设计，波及动漫设计，成为深圳设计之都的主要申报内涵。陈忠实对黄土地上居住文化的在宏阔历史性背景上的演绎、张艺谋和贾平凹对空间和文化符号的诠释，是这块土地上汇聚创意的不俗证明。所以，在新的经济社会形势下，在西安、咸阳汇聚创意才智，寻找解决中国城市化得健康发展之路，重题包豪斯是有意义的。

重题包豪斯还涉及到对历史文化的再解释。今天上午的论坛，有“本土”和“外来”解释两种说法，这是说本地开发商和外地开发商的各自优势，应该不是利益冲突。我要说的不是就开发商群体的兴趣、利益差分，而是说我们如何在“住宅制造”中诠释历史文化。如今，对现代主义城市建筑运动的有一个重大误解，是说现代建筑割裂了历史，所以，才有所谓后现代重新整合历史地问题。我们今天提住宅制造，其实是有深刻的历史含义的，即我们要对中国人的居住方式、文化符号争取定价权，从国际市场来说，我们要从文化理念、文化产品的进口、低端工业品的出口，有所扭转，转为文化产品、文化方式的定价和出口。我上午在会上说了，我们的安塞腰鼓、我们的秦腔，为何不能在国际市场定价？为何只能由政府财政买单作为行政性消费？我们要建立有质地的生活，就要过城市化和大众居住这一关，我们解决了城市化的问题，才有可能自豪地为我们的文化产品定价——里面是包含着丰厚的人文价值的。

从技术层面，如果外来开发商只是看这里土地相对便宜，而来此偷个巧捞一把就走——这样尽管无可厚非，但可以说没有理解西安咸阳的意义，没有理解二线城市所存在的潜力和机会。另外，在住宅制造中有节制地、内敛地诠释历史文化符号，比滥用符号更为高贵。

在二线城市把握的机会，确实不是简单的复制一线城市的经验问题，何况，每一个特定城市都尤其特定的文化、机制、风俗和消费水平。我们值得认真地研究不同城市的特点，在城市建设、地产开发中体现这种特质。住宅确实就是文化产品。从文化产品的定价权角度解释，其实也是大国崛起的重要内容。

第四：土地机制的创新和旧城改造

在西咸一体化发展过程中，从土地角度有两点特别关键，一是旧城改造，而是土地制度瓶颈。

沿海城市挟率先改革之先机，在土地开发利用方面获得了巨大优势，至今也没失去这种优势，而地处关中平原的西安、咸阳就面临城市发展土地制约，所谓“后发优势”因土地制约而发挥不出来。西安搞功能区，西安咸阳一体化的沣渭新区，都因为农地转用问题而迟迟难以见效果。土地控制是基本国策，地方政府不能突破基本框架，但有一种创新是可以尝试的，这恰恰是沿海城市所不具备的条件，那就是将西安咸阳周边郊县的农村宅基地、农村建设用地、甚至部分城镇建设用地指标转到中心城市来，同时给予郊县农民一部分进中心城市的居住指标，这部分居住指标可以用于外出打工、上大学的人口，也就不会对现行户籍管理造成冲击。

在城镇的农村民居住区，实行有效的地籍登记，让村民股份公司拥有部分国有建设土地，而城市政府不必花钱征地，按照城市规划的规约实施项目建设时，由开发主体与村股份公司达成合作或转让条件，城市政府的土地部门只需履行完善土地手续。这也是为西安、咸阳解脱土地机制制约的有效创新。

至于旧城改造，政府所要把握的是公共设施的布设要求，至于开发主体，不必拘泥，更不必形成国企、政府所属城投公司具有绝对优势的局面。村股份公司应该可以独立作为改造主体，也可以与私企或国企合作。政府应该建立土地供应和旧城改造计划，但这个计划不应该是为了设置门槛排斥多元化的开发，或有意抬高地价，而是尽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以及城市功能的完善之可能，这就是我不遗余力地呼吁“小地块模式”的重要意义：土地可以招拍挂，但应该提供尽可能多的大大小小地块用于招拍挂，这样，所谓地王的焦虑和危害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第五：深圳地产企业对内地投资的优势在哪里？

深圳的转型，并不尽是福音，比如地价房价高企，房地产的投机性和竞争性白热化，对房地产企业的生存造成很大压力，所以在深圳的大小地产企业，纷纷转向二三线城市寻求发展。但也有另一面作为优势扩张的情况。万科、金地、招商、中海、华侨城这些大牌企业，还有如佳兆业、鸿荣源、富通、京基、中航地产等第二梯队甚至第三梯队的地产企业向内地扩张，成绩亦不俗。这些对内地扩张的现象，说明了深圳盛产的地产企业的优势，从价值传输的角度，我甚至愿意提及最近发生的深圳在伦敦举办的“时尚深圳”时装周，说明深圳设计在成长，作为设计之都的魅力在逐步凸显出来，那么，与此相关，地产和城市发展中，如何传输深圳设计的理念，也是这么些年来，深圳地产行业在国内值得称道的优势。深圳已经由早期的吸引外来投资，转化为吸引投资与对外投资并存的双重优势，这是城市升级的实际效果。

至于二线城市的潜在机会，我已经在前面说过，这里要强调的是，深圳地产企业向内地投资，不要简单地复制在深圳本土的经验做法，要理解时代变迁和地域文化，以及深化对中国城市化和大众居住的理解。

 （本文供南方都市报地产评论使用。）

看《财经》特刊《领袖世纪》，资中筠女士（在此应尊称为先生）重评老少两个罗斯福、以及冯兴元对哈耶克的重温，尤其让人感叹。

在各国政府不得不受制于代议制的内在驱动力，去满足公众的“出手拯救”的嗜好，从而舍不得让该死的人和事死去，并进而为本来就权重的政府提供扩张的充分理由，那么，中国的改革开放就面临潜在的拐点——房地产的拐点，成了次要问题。学过数学代数的人，就能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拐点，不是几何型的拐，是对数式的拐。喊了多年的简政放权、机构精简、服务型政府，突然变得不是那么必须了，这才是非常可悲的拐。

非常耐人寻味，温和地对待华尔街欺诈、却又扩大政府干预的奥巴马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他本来应该得华尔街和平奖的。

我认为，中国还是要理解哈耶克、理解撒切尔和里根、理解邓小平、理解80年代及其启蒙。

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财富激发了本就不低的控制欲，房地产宏观调控，是在强烈的控制欲指引下的调控。扩大内需，很容易变成扩大内在的控制欲。高税制是控制欲的出发点，又强化了它。

制造业是驴子面前的胡萝卜，房地产是大棒。扩大内需，不能仅仅理解为扩大对胡萝卜的需要，也可能是对大棒的需要。

深圳的住宅秋交会，房价高的人没脾气，连一贯不在乎房价太高的有些知名专家，也开始说市民不必急于钻进高房价迷局之中。

我早就说过，高房价犹如人身上突然肿起的痒块，你越使劲挠，它越痒，越痒，你就越想挠。牛刀和任志强其实都在使劲挠，住建部、国土部也在挠，挠得房价越来越高。所有房产博客都在挠。也许，我也在干这事？

昨天，遇到一个温州晚辈，与他聊起温州人在高房价风浪里的推波助澜，他说，其实温州人在温州本地的住房，解决方式是集资建房。这一点我信，因为还是在15年前，著名学者秦晖就给出一个有趣的判断：温州市中国城市史上惟一一座不靠行政安排、靠进城农民民间契约建立的城市，有点类似于西方中世纪的契约城邦，建设城市的各类大小契约，很多时候就是集资买地、建房、修市政、定规矩。政府说，让进城农民集资建房，就全乱套了——温州没有乱套，尽管在别的地方的人看来，温州人是狼，但在狼窝里，秩序井然。狼出来了，炒房、房价涨，挖煤、煤井塌。

现在，我国采取的办法，是阉割温州人，去掉其狼性。其实，何不推广温州人的做法，培养全体中国人的狼性？

温州人，不是一直有钱的，不是一跨出温州地界就是具备炒房能力的。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前，温州人走州过府去卖地瓜糖换牙膏皮、碎塑料，改革开放之初，在北京擦皮鞋、弹棉花，什么低贱的活儿都可以干，他们没资金、没文化、没技术，就靠吃苦耐劳，积累财富。那时北京的居住成本很高（尽管没有表现为商品房价高，因为压根没有商品房，但租金不低），他们住街边、桥洞，孩子满脸脏兮兮跟在身边，不上学。他们没有资格去叫嚷居住成本高，也没有机会去抱怨北京首都对他们那么不友善，他们乡里乡亲集聚在一起卖苦力，抱团取暖，减少社区、政府和高级居民对他们的伤害。红军长征，前后不过三年，一群年轻人手中有枪，充满豪气不受别人气、连国民政府都拿红军没招。而温州早期的出门创业者，持续十多年的遭受各种艰难困苦、白眼辱骂，他们物质和精神上所承受的困顿，由此获得的经验和精神成果，恰恰是比红军生活更能有益于市场经济的商业伦理、企业家精神的。如今，许多管理学理论愿意找红色经典，我看不如找温州人的崛起这样的“褐色经典”，为何叫褐色？因为他们是从城市社区最脏的地方开始的，但他们精神上纯洁：不送礼、也送不起礼，热脸贴不上政府的冷屁股，得不到当地行政力量的支持（那时没有后来的招商引资那股热），但他们靠肯吃苦，紧盯社会生活所需的“低贱空档”，让社区生活，离不开他们。最后，他们获得了财富，活出了尊严，并走向世界各地，以自身的财富兴风作浪——其他地方的人们。连羡慕都来不及，为何要将屎盆子往温州人身上扣？

从红色经典培养的语境，就解不了高房价的结，所以，关于高房价的义愤填膺，就倾向于红色的再剥夺。而温州人的褐色经典，就能为高房价下的民心拯救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低价房会有的，不是由政府提供，而是在不完善的市场中，以不完全合法的方式提供！包括，象早期的温州人一样，不要眼睛紧盯高房价，而要紧紧抓住自己的发展机会。在当今的中国，几亿中国人出门在外打拼，道路并不会被高房价一封而死。集资建房、自己买地建房、进低收入住区，必将是未来中国城市化的必有之路。不必集几代人的家族再生产资金，掉在高价房顶上。别听那些关于尊严、人性充盈、体面的陈词滥调，年轻人要发展，就必须要吃苦。我们的祖上并没有准备什么殖民地红利让我们去获取，大部分中国人祖上也无甚荫功于后代，没当过晋商徽商、没当过接收大员、没当过洋买办、没当过红军、没当过南下干部，没有资格在艰苦的城市化道路上去叫苦，更没资格去摆谱。

我前天写的《一个60年代出生的男人看60年庆典符号》，在许多人看来，笔调有点阴冷，不够喜庆的台盘。

昨天看《南方人物周刊》，有著名记者李普写的回忆开国大典的新闻报道方面的琐事，其中引用季羡林的一个典故：季羡林说“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按理说万岁是说不出口的，可是在文革那种氛围中，尤其是万人集会时，场面热闹，就跟着喊出了万岁。”在各类庆典中，会强化某种预定的情绪。比如，我小时候去城里看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带我去的大人就预先准备好了手帕，为擦眼泪用的，如果不带手帕，难免被人认为是冷酷心肠的。耐人寻味，李普说在国民党统治时，他作为新华社记者去报道政府的有关活动，似乎随意得多，共产党对庆典、仪式的重视远超国民党，由典礼而统一军心、维系民心、强化党性，是我党在与国民党PK过程中取胜的法宝之一。

因此，在国庆时要大声歌唱，甚至有点欢乐颂、唱颂歌，也就成了传统。一年有五一、七一、八一、十一，这样的政治节日，再加上端午、中秋、春节，几个可以寓政治于温情的节日，就成了中华诸族在时间长河的“人民共和”段落中的基本的政治时间节点，辅助以各类地方节日或城市庆典，我们就有足够的时间讲政治。这是和平的人工政治节的主要内容。军事对抗、民族纠纷、国际战事，是军事政治节。

而大自然还会给我们制造各类自然政治节，如飓风、冰雹、水旱虫灾、突然爆发的流行病，在频繁出现的自然灾害中，讲政治是高于技术，甚至高于理性的。

那么，一年365天，除了这些人工的和自然地政治节日，我们留给自己个人祈祷、忏悔的时间有多少？有宗教的国家和民族，有安息日、祈祷时刻，周末，就是安息日的意味。对于中国人来说，尤其是对于居于人口首位的汉族人来说，个人反思、忏悔的时间太少了，这可能比我们在GDP增长过程中的生态环保的欠账还重要得多。孔子说要“一日三省吾身”，曾国藩的每日自鉴，因为是个人化的、没有集体仪式的，因而在汉族文化中很难贯彻。而集体活动，总是要统一意志，呼隆隆一起做同一个表情、姿态，说同一类话、流同样的泪。

在这个国庆和中秋，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的因饥饿而死的、未曾谋面的哥哥和姐姐，而我自己生命的前22年是在饥饿中度过，这也是这个国家的饥饿时代，改革开放进入第五个年头，我自己大学毕业，吃得饱饭了，这种记忆，难道不是可以进入国家史吗？到90年代，我与很多中国人一样，为每天尽可能减少饭量而内心斗争不已，这不正是时代和国家的可贵进步？用得着敲锣打鼓庆减肥吗？

十一那天，我带孩子上深圳莲花山，瞻仰邓公雕像，我对孩子说，邓小平不是神，但他对我们能吃饱饭确实起到了很大很大的作用。我感谢他的思想和意志对国家和我个人的影响。而对我们的开国领袖、我的老乡毛泽东，纪念的心情要复杂得多，但看早几天一则报道，毛泽东的家族，在第一代开国元勋家族中，可能是获得可计量的物质财富最少的——这让我流了很久的泪。

所有这一切，仍然是关于庆典、纪念、庆幸、感恩、国民心态等等，而关于个人的救赎，我们一没有理念、二没有技术。

生于60年代，活下来显得有幸运、有偶然，因为那三年自然灾害，有如斯巴达婴儿所遇的冰河酷汰，足够强健、足够幸运，才能存活。对于我来说，土改、抗美援朝、大跃进、中苏友好都很遥远，共产党建党、闹红军、五次反围剿、抗日、新中国成立，就更遥远，但比我大一岁和两岁的哥哥和姐姐的饿死事件，离我很近，何况我自己打出生、懂事以来，最大的困苦，就是饥饿。所以，在我自己的词典中，改革开放被篡改为“改革开饭”，或者叫“后饥饿时代”。

“生在红旗下、长在蜜缸里”，这样的说法，因为饥饿的持续袭击，而显得很脆弱。60年代人在80年代的大学里，接触世界的视野突然放得很开，在电视上看中外领袖、精英的仪态、语言之对比，在书刊杂志看中外文化差异和精神理念的表达差异，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害羞与自卑感，所以，60年代生的人，从另一个角度可以归纳为在中华文化史上少有的“蔑视领袖精英”的群体——改革开放30年了，各类社会精英已经学会了在媒体上作秀，80后、90后已经没有那种强烈的蔑视领袖精英的冲动了，综合而言，这是好事——当一个社会的领袖精英阶层遭到普遍的蔑视时，社会的理性契约是很难达成的。

60年代出生人，在80年代所感兴趣的，是各类极端个人化的表现，先是自由民主为核心内容的表达，后来是各类神功的表达，然而，社会毕竟在艰难困苦中取得了如黄仁宇所说的社会治理结构的优化，一切过激的表现被纳入一定的空间和时间框架之中，所以60年代生的人，不得不形成内心冷峻焦虑、外表玩世不恭的应付自保的生存策略。

时近共和国60年庆典日，我对大国崛起仍然持犹疑的态度——如果是一个事实进程，我倒是不会不高兴，如果靠这种说法来壮民气，我是很不以为然的。泛泛地说些建国60年的关乎个人生活的心得体会，不会有甚么深度——因为我们还不到能深刻地解释历史的语境和时代。我倒是要从两个半小时的国庆典礼，从一场仪式所出现的、运用的语言符号，来阐释当今和历史。但是，我一定要加点幽默，否则，一本正经的解释是对改革开放30年所培育的人文智慧的亵渎。

一、典礼的意义是无穷的。

天安门广场的庆典，与奥运开幕式相通的是人多，把一个人当作一个点，导演就成了印象派大师，所以，张艺谋在祖国各地搞“XX印象”系列，因为他是印象派大师。成千上万人成矩阵排列，一个人换一顶帽子，上万个人换一顶帽子，要甚么图案就有甚么图案，这一招在廉价劳动力的中国屡试不爽。这是计划经济的理想，是国企继续壮大的经典演绎，是想领取大国崛起功业的印象派方阵。

这样的庆典，会形成中国特色的城市空间经典：大广场自有大广场的用处。各地的大广场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广场文化的需要的。如果广场足够大，人的真言善行美德又能够设计好，不就给世界各国人民提供了良好的中国典范吗？比起旧金山、悉尼的稀奇古怪的同性恋狂欢、比起英国某小镇的先锋音乐节，我们的精心设计的庆典，是符合孔圣人的韶乐之美的、是礼仪之邦的经典。

二、领袖们的着装与广场符号。

共和国的主席，着装是高贵的中山装，其他领袖们是西装，这是兼容并包、以我为大。

出席观礼台的包括了各界领袖，包括政治上曾经有过失的。这是“相逢一笑眠恩仇”的60年一甲子、儒释道、基督、真主大团圆庆典。

西方世界来的领袖很少，这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够尊重。

我们的领袖们基本站在栏杆边不动。（若干年后，未来领袖们可能会走下广场去一起跳舞。）

主席检阅三军仪仗队所用口令仅仅两句“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似乎可以加以丰富，加上“为了世界和平”、“为了国泰民安！”甚至不妨加上“为了世界新秩序！”之类。

战车出场，青烟滚滚，与中国要做“低碳”领袖国有点形象差异。何况，战车似乎有点老旧。

各省花车，所用汉字简繁皆有，惟台湾用简体似乎不妥，而辽宁用繁体有点看不清。

领袖巨幅画像方阵，有毛邓江胡，意义丰富，在此难以曲尽其意。唯有一点在此要点出：共和国权力的代际交接，有了非常好的进步。

当风采斐然的女兵方阵走过金水桥前，领袖们脸上顿时添加许多笑意，让我觉得领袖们的形象亲切了许多；而当孩子们的方阵走来，领袖们更面有欣欣然——这就是对中国未来人文主义的承诺，或者就是对未来的承诺。

当安塞腰鼓方阵走过广场，我的眼睛有点湿：这个时代要玩资本玩金融玩地产呀，玩腰鼓怎么活？你看看上海、天津、香港、澳门还有很多省，多把各地的金融大厦、地产标志建筑放在花车上多么自豪！

庆典，是一个符号的帝国，共和国60年庆典场面的符号解释，值得一篇博士论文去做文章。我们的媒体，则只会去报道参加庆典的队列排练的群众是多么辛苦，为了亲爱的祖国又多么的不计辛劳之类。如果有机会，我愿意以《60年国庆典礼的符号》为题去拿一个社会学博士学位。不过，估计中国的符号，将有有心的哈佛剑桥学者去分析，比我更透彻到位。

以此文纪念共和国艰辛的过去、祝福她的伟大未来。

昨天临晨写的《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新教和金融》，是我读了陈志武先生《金融的逻辑》后的一些想法，网友对陈志武先生容易产生误解，因为他在宋鸿兵酣畅淋漓的《货币战争》讲述的世界金融大鳄控制世界的阴谋论背景上，想讲另一个版本的金融史，有点类似于抗战时期要讲一个符合学理的日本史一样，语境对不上，很难讨好。而在我看来，陈志武先生还真有点书生气，他讲的金融的逻辑过于理想化、抽象化，与真正的金融史似乎有因疏忽而产生的隔离感，还可能是过于聚焦于金融而夸大了金融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另外，在当今世界金融危机、中国的迫不及待的金融创新趋势下，不讲对杠杆作用的必要预警、对金融创新的监控机制，而大讲特讲金融的透支未来功能、投机有理投机无罪、大举举债的政府是有作为的好政府，等等，更易让读者产生一种读后感：他是在为拥有巨大资源的中国政府不顾成本的金融创新——也就是冒险，找充分的理论依据。

其实，陈志武先生的这本著作，有一个方面是成就巨大的，那就是对中国儒家传统为何没有产生一个有效地金融体系，分析得很好很透彻：没有脱离财富、资本的人格化，因而没有有效规模的交易。产权不明晰，交易没基础。据此，理应得出中国金融创新的最现实、最有效的路径，就是土地产权明晰化，甚至土地私有化，对此，我是深表赞成的。

即使别开透支未来的幅度、杠杆化的幅度，在土地产权的明晰化方面，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一直有很有效的探索：早期的土地有偿出让、动地一槌、招拍挂，这是写入正史的丰功伟绩。近期的由律师行出具公证文件，配合以银行关联的担保公司，把“违法建筑”的沉淀资本盘活，其实就是非常有意义的金融创新，这一创新的意义不亚于深圳的创业板。但是，一说中国的金融创新，大家伙儿想的就是“上市”、期货、人民币作为自由货币等大事，有些大事还一时半会成不了，可是，把违法建筑盘活这样的金融创新，民间都已经搞出样子、进入实操了，为何就只有简单封杀的命呢？对于行政系统来说，为何往往对“改革、创新”采取叶公好龙的态度和做法？

好在，尽管政府部门愈来愈保守，而中国的老百姓创新的动力还真的很足，比如，民间信贷、担保、资产盘活等等，即使有坐牢风险，也有人敢闯敢做，这才是中国有可能成为金融大国的真正力量所在。

王军的《城记》，记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推动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力量，如何以工业化的意向和功能导向改造旧北京的辛酸历程，而60年后，以任志强为代表的自由资本主义导向的地产商，将对代表湖湘文脉的长沙天心阁旧城核心区，狠狠地还以颜色。毛给北京添加了大马路和许多工厂，近年来，自由主义者们逐步驱逐工厂、搞起了高价大地产，如今，毛的老家也要被大地产实施清算了。而前后两个过程，都不怎么在乎文化——自由主义地产商，骨子里在乎钱而不在乎文化！

以下资料来自某知名地产网络：

华远·长沙金外滩项目的前东家为湖南青和投资集团，原定名为“金外滩项目”，据资料显示，2005年青和投资准备对该项目投资17亿元。但三年过后的2008年初，却传出金外滩项目将要被转让的消息。

与此同时，华远将入主该项目的传闻也在长沙坊间泛起，“华远已经取得湘江滨水区的核心地段一块规划建筑面积超过80万平方米的综合项目开发用地，地价款不超过20亿元”、“华远在该项目上的投资将在60亿元左右。”的消息频频见诸报端。

2008年3月有关华远已经正式入主该项目的消息正式传来。任志强当时对媒体公开表示，华远已获得金外滩项目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占93%的股权)，土地证也拿下来了，不过“拿地及合作之事，公司还没有公告确认，其项目本身还没有审批完”。

但华远该项目的进展似乎不太顺利。2009年初，有消息称，长沙规划局重新将该市的金沙滩地块划入了旧城文化保护区，而长沙金沙滩地块因为位于该保护区中，可能将面临重新修改规划的风险。

由于长沙旧城保护区内的建筑有限高要求，因此有分析人士称华远在该项目中规划的综合体项目可能或受到影响。但当时华远长沙项目负责人对观点地产新媒体表示，华远方面尚未有接到相关部门要求华远修改相关规划的要求。该负责人也表示，华远地产长沙项目实际为棚户区改造项目，经长沙市政府立项，为长沙市重点工程”。

华远还认为，“本项目内没有任何有价值的文物，有的只是解放前建筑的零星旧宅”，因而这个项目并不受文物保护方面的影响。

而在近几个月在长沙天心区举行的资源推介大会上，任志强透露，华远的长沙金外滩项目的总投资额将超过130亿元。项目将被设计为集商业、办公、居住、酒店、展览、餐饮、会议、娱乐等为一体的城市标志性综合体，预计在6至7年内将其打造成长沙滨江顶级综合商区。

虽然任志强并未透露该项目的具体开工时间，但相信在获得相应的资金支持后，该项目的启动将指日可待。

然而，把长沙天心地区视为棚户区——以此说法抹掉它的历史文物保护区的地位，并推入“4万亿”所框定的棚户区改造范围，这是北京大地产商推动北京旧城改造的熟技，这是无耻的。呜呼，一百多年前，太平天国萧朝贵要烧毁长沙，差不多烧成了；1933年日军进攻，长沙在大火化为灰烬；如今任志强来了，长沙人从天心阁西望岳麓山，只有穿过任志强的裤裆了，而橘子洲头将不复可见，长沙人将不知湘江是南去还是北去！

——西方文明的要素之辩

陈志武先生的《金融的逻辑》，确是一本讲理的书，这本书尽管并非试图为中国“大国的崛起”做理论指针，甚至它的更卑微的动机是对宋鸿兵有点危言耸听的《货币战争》的回应。《货币战争》把西方的金融资本或金融体系给妖魔化了，陈志武试图正本清源讲出西方文明的内里幽微，让中国人长出真正的见识。

因为有了这个潜在的动机，陈志武可能就在述说中着了宋鸿兵的道：同样是一气呵成、同样是专注一点、同样是剑走偏锋，宋揭示一个骷髅头，陈画出一个太阳王，都颠覆了近世中国人对西方的想象：从洋务运动到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的现代化到如今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我们曾经念念不忘西方“恩师”的是：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新教伦理，是西方领先于世的三大法宝，我们试图以党的领导、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这中国特色的三大旧法宝或者党的领导、改革开放、市场经济这三大新法宝去实现大国崛起，掏出自己的家伙，看看人家的家伙，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上，却显示出金融居然是统领世界的喜马拉雅山，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新教伦理只不过是半山腰上的三个大本营，《货币战争》试图从北面登山，《金融的逻辑》试图从南面登山，互相还不服气。其实，把西方几百年的金融活动置于比其他公认的三要素更重要的地位，可能还只不过是出于当今中国人一厢情愿的想象，要不，汤因比的皇皇巨著《历史研究》怎么没注意到金融会这么了不起呢？！

有了这么一点认识，我们再来看宋鸿兵和陈志武的观点，就不会被他们的一厢情愿所误导了。宋的精彩而不确当的金融史，我这里就不说了，因为他本来就不打算写理论著作，而陈志武是以学者身份来写理论性很强的论著，其片面就更容易误导人。

首先，陈述一下陈志武先生对西方金融法宝的基本解释：金融可以完促进和善市场分工、可以实现财富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有效流动，因而，金融激活了资本、财富，并进而激活了人和文明体系。较具体的解释是：敢于借钱、能借到钱、能有效透支未来的政府，最终成了世界的主宰，如曾经的大英帝国和当今的美国，而不敢借钱、借不到钱、只有靠征税于民的政府，就熬不下去，如坠落的西班牙和中国明清两代。再以鄙俗而抽象的说法，敢于借钱、花钱、透支的人、家庭和国家，就可能发达，靠耕读做工、锱积寸累，就只能处于做苦力、被殖民、或产业链的低端。陈志武说得更极端一点，敢于透支未来的政府才是好政府，金融就是透支未来的游戏——或赌博。

从常识说来，凡是赌博，就必然没有真正的公正，而金融就提供了形式上的公正。这个形式上的公正让陈志武着迷。

他在述说大英帝国敢于透支未来、美国更大胆地透支未来时，假设同时期的其他政府也面临同样的机会——历史就这样被偷换掉了。一个叫花子跳出来，他要透支未来，说他未来将成为百万富翁，谁会信他？谁会投钱给他？而一个富家公子出来募钱，自然会有有钱人投资，别人会把自己的未来交给他去透支。那么，决定透支能力的，不是有没有金融观念，而在其历史身家，而其历史身家，就是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新教伦理的长期运作、积累而成的。陈志武片面吹近150年的西方金融，是倒果为因，是颠覆历史。

而且，在华尔街的危机恰恰在于“无限制的透支”已经暴露无遗的情况下，陈志武还能那么信誓旦旦地吹金融能把巨大的未来财富用之于现在，全然不顾没有节制的透支，就是“聪明的精英”透支“愚钝的民众”的未来，从历史发源来看，就是殖民者透支被殖民者的未来。

从中国的未来来看，对金融没有足够的警惕，就可能在诱惑中国人去透支别人的未来的过程中，实际上把自己的未来拱手让给别人去继续透支！

即使从最抽象的角度来看，一个人今天透支未来，借了20万先高消费，未来慢慢还，可是，第二天他就遇车祸死了，这样，他就把儿辈的未来给搭上了，如果是个光棍，就把借钱给他的那些人的未来给搭上了。

当然，当代中国要重视金融改革、金融创新，但要明白一个基本态势，即我们被别人透支、被别人玩的可能性非常之大。世界金融就像一个金发姑娘，一个美国人大胆走上前去搂住就亲，感觉美妙无比，你陈志武劝中国人也这样走上去搂住就亲，可能会遭到一记耳光。——这是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如今一个美国人走上去搂住就亲，被摔了一记耳光，你陈志武由此就判断中国人去干这好事就一定能成？——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世界就变成中国的世界啦？

普通中国民众害怕透支未来，但历代统治阶层可都是从不吝于透支未来的，“为万世开太平”、“世世代代如何如何”不就是无限透支吗？与西方殖民者政府相比，殖民者是想无节制地透支被殖民者的未来，而我们的历代朝廷没殖民地可透支，就只好透支自己的子民的未来，这才是本质差别，差别不在想不想、敢不敢透支，是在透支谁？无限制地透支未来不是很邪恶吗？这个世界不正是顶级精英们无限制地透支别人的未来，因而让自由、民主以及市场经济蒙羞、让中国在大国崛起中走上可怕的“国进民退”的歧路吗？！倒果为因地讲英国政府大举举债透支殖民地未来、美国政府无节制地透支世界未来的美妙故事，能有效劝止陈志武先生自己也厌恶的“国进民退”趋势吗？陈志武先生浸淫其中的中国海龟金融精英圈，为何会讲出罔顾历史的矫情金融故事，这可不是一个仅仅关于风花雪月的透支。

今天阴差阳错参加了一场民主党派的聚会，主题、话题和一个小型慈善机构的聚会差不多，甚至远远比不上台湾星云大师、慈济大师麾下一个地区分会的能量、眼界和抱负。我胡诌了一通眼界可以宽些、抱负应该大些、勇气尽当足些。

语毕，因为毕竟不是他们的党员，就早退场，去物质生活书吧，希望能碰上某个有趣的人，没碰到，倒是看到一本书，洪君彦的《不堪回首——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所说章含之，有点不忍，却又不得不说。从字体行间，似乎章含之的生母为旧上海的交际花，对章的人格、性格、风格都有影响，这是洪君彦生了怨的表征。其实，章、洪交往之初，就知章的为人善变，怨不得也。当初沉湎于“门当户对、郎才女貌”，可不仅是别人沉湎，您们自己也陶醉了的。章在与洪交往过程中屡屡情变，情变之后洪还能宽恕她——那么，晚年章含之的校改历史真相的自传，再宽恕一回又何妨？

《不堪回首》，是一个“老实人”的著作吗？我读书之眼是很毒的：洪君既老实又不老实。

老实者，当初章在洪落难于右派待遇时，红杏出了墙，在中国人所讲的“义”上失分甚多，而此时洪能百般替章着想，这是老实人做法。可是，章当时已经是毛泽东身边的红人，洪能不老实吗？如今章文依然不老实，《我与乔冠华》、《那随风飘去的岁月》、《跨过厚厚的大红门》，很矫情，但文笔不错。洪的《不堪回首》，本是要对章下猛药的，可是从书中章和洪的旧照编排来看，似乎很有可以借重章的风采的味道。看来，本不老实的洪和章，都是更不老实的出版商手中的玩偶。

章不厚道，在洪被打成右派时，不但不帮他——她可以利用与毛泽东的关系帮一下洪的——《日瓦戈医生》中的娜拉会这么做，《古拉格群岛》中的知识分子们的妻子会这么做——即使同时她们红杏出墙了！

其实，人性的真“义”，就是，女人可以红杏出墙，可以在老公落难时忍不住红杏出墙，但她应该采用尽可能的手段帮助落难的丈夫。这也是中国人能理解、能接受的义，从这个意义上，才能理解陈寅恪对柳如是的着迷。那么，是什么阻止了章含之没有登到人性的美丽地步？阶级斗争！是谁把阶级斗争的“大义”置于人性之上？不是毛泽东，是国民性中的奴性！

没摆脱奴性，一切美丽就大大打折了。最新的《南方人物周刊》评出近60年的10位美丽中国女性代表，章含之榜上有名。其余有：林徽因、王丹凤、杨丽坤、严凤英、张志新、潘虹、周晓兰、巩俐、伏明霞、杨澜、章子怡。如果从摆脱了奴性的女性才美丽的标准来看，林徽因、张志新、潘虹、周晓兰、巩俐、杨澜可以上榜，尤其是张志新，是最美丽的，章含之真的算不上。

有了奴性，美丽也不堪回首啊！

官员财产申报影响是方方面面的，远远不止于房价，甚至可以说对房价的影响反而是较次要的问题了。结合中国的意识形态传统，可能会出现以下效果：

一是对反腐败有极大推进，同时，也可能反促“越穷越革命”的官场表面文章，那么这么些年来推进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发财致富”、“丰盈人生”，会产生一点冲突，而对物质的追求根植于人的本性，并不因为你是中国人或中国共产党员而有所不同，因而会在官场产生一种精神分裂：说一套、做一套。或者，从技术角度予以处理，官员家庭就会普遍采用“有人为政、有人从商”的模式。“共产党人是由特殊材料做成的”说法很荒唐，财产申报制度的建立如此之难，也证明了这一点。一个立意高远的制度之建立，如果没有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就会产生“伪善”。

二是对密切相关的利益分配机制的合理化的要求。比如国企高管的薪酬制度、政府开支的透明度、各类长官支配资源的制度安排、经济适用房的制度，等等，只要申报，原有的弊端就会以几何级数的速度产生对社会的冲击力，如果申报而不公布，显然难做到严加控制，但是，我们这个社会做好对“恐怖效果”的接受准备了吗？会不会由公布而激发动荡？

三是房价与汽车、奢侈品问题。在“促进房地产业稳步增长”过程中，对富贵地产的追求是官方容许并追求的，它不但刺激了房价也刺激了城市形象和消费意识的增长，如果因为财产申报而导致“仅仅拥有一套普通住房”的阶层成为国家的领导力量，那么社会消费只能走向低消费、普适而同质化消费，那么对制造业的产品更新也会失去刺激的动力，中国的奢侈品、汽车、住房，就面临发展失速——很可能就是中国经济失速。

总之，我不是反对官员财产申报，而是要问一句“在容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过程中，所未能顾及的手段公正，能在申报中曝光吗？”现在，不但实体经济所得来的财富不好曝光，虚拟经济所得来的财富更不好曝光。那么，从社会治理的技术角度，先曝光实体经济部分，虚拟经济的部分，就暂且保留作为财势阶层的自留地吧，三十多年前，邓小平为农民保留自留地的意识形态斗争史，是很高贵而动人的，如今保留财势阶层虚拟经济的自留地，或许有同样的意义。前者是对人性的尊重，后者是对理性的尊重。

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决定了，深圳明年上半年房子均价会过两万。

牛刀兄别和我打赌。

理由：

1、中国不会放弃救市。因为大禹治水的传统：从来治国皆救国、三十年来改救市。

2、央企地产已喝醉，一时半会不会醒、不能醒。

3、深圳已是开弓箭。

4、徐滇庆智商可以、情商不行。

5、总书记说了：信贷继续宽松。

6、不要中国房市大起大落是假，需要铤而走险是真。

宋鸿兵的世界由犹太金融大鳄操纵的“阴谋论”，引起国人强烈关注，也引出了陈志武的金融发展论，陈的观点是应该理性地看世界金融的发展，尤其是在中国特别需要金融创新的时候，一部或数部金融阴谋论著作，可能会误导民智、误导国策，从而危害中国在金融领域的改革和创新。

宋和陈都是为了中国人在金融领域更明智、有更大作为，在世界金融资源占有和分配方面，有一席之地。陈认为宋不够理性，搞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故事，满足了普通民众的好奇心，但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其实，类似的故事多得很，如“骷髅会控制世界”、“中国的四大家族”、“太子党把控各类重要资源”之类，民众都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

但是，陈志武的理性发展论就真的是“科学”？陈的观点，其科学性表现在“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不过如此而已。陈要捍卫金融作为跨界、跨时空利用资源的基本假设——诚信，但普通人的诚信，往往是“超越者”利用资源的背景，“超越者”往往在关键时刻不按牌理出牌而取得了巨大利益，世界的资源就是这样被无数个那些不按牌理出牌的关键时刻决定谁是拥有者、谁是被剥夺者的。至少，宋鸿兵讲出了这个道理，为了故事动听、连贯，他把一切都归于英格兰银行的创立者罗斯柴尔德家族，这是一个精彩的故事。

陈志武的故事为何不精彩？不是因为它“讲科学、理性”，因而平淡无味，而是因为它可能会掩饰中国的资源将要被若干个“超越者”操控的现实。他把这个被操控的过程文饰为一个理性地金融创新的过程，这跟“腐败有理论”、“普通民众福利作为发展的代价论”，似乎有内在的关联。

至于阴谋论会阻止中国人关注金融创新、或者甚至会阻遏中国金融创新的大业，我看陈志武先生是多虑了，因为从接受心理学和一个理念被接受的实际过程来看，为何有所有道德书都是诲淫诲盗之说？你说这个世界的流氓多么坏、多么刻毒，绝不会减少新生代流氓的数量，宋鸿兵说这个世界由金融大鳄控制，绝不会阻止中国人试图去成为金融大国的国民——恰恰相反，许许多多的年轻人将会暗中选择去成为大鳄，从而组成中国的流氓军去抗击世界的流氓大鳄，这是最不坏的结局。反而是陈志武的观念，或许会打造由特定阶层产生的“特许流氓”，去世界上搏击，没甚么搏击的力量和情怀。

且不说宋鸿兵预见了如今的金融危机，从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对宋鸿兵的反感、对陈志武的好感——骂宋是“跳大神的”、捧陈是“科学家”，我就觉得宋讲的故事，即使不真实，也是有意义的。

                    ——看企业家传记的感受

最近看了《柳传志的管理日志》和《沃森传》，有些想法，写出来与博友分享。

要成系统地说，可能失去最鲜活的感受，所以，一条条对比着说，可能比较有意思。

1、柳传，看不出柳有甚么错，他基本上都对了，人格没纰漏、决策无失误，志存高远，心无旁骛，明心笃行，——尽管传记作者没把柳当神，可是基本上是一尊神。看沃森传则不然，沃森犯了很多错，人格上似乎不够完善，好虚荣，武断，对高管很严厉而对普通员工很好——看起来跟我那个偏执好虚荣的老农民父亲差不多，除了沃森的聪敏过人（传记作者偏偏还说他的聪敏不过如此、至少不是很突出），看起来沃森这个角色一点都不神。

对我自己感受的进一步评点：源于中国人把突出人物塑造到神的地步的惯有做法，我想看到柳传志神的一面，居然就看到了。而西方人对伟大人物，习惯于放到与普通人差不多的平台上来打量，居然就是和普通人差不多。

2、柳传志老谋深算、步步为营。联想是要做没有太多惊心动魄的成长故事。柳从不说自己要载入史册。沃森好赌，赌IBM的发展方向。而且，他还要赌对人类社会的贡献，他明说要做载入史册的人物。

进一步评点：中国人明说想载入史册的，只有皇帝。共产党时代的社会各阶层领袖人物，从来都只说人民进入历史，自己没甚么。其实，不想进入史册的，更容易腐败掉，或者容易在晚年找不到方向。

3、沃森要求IBM所有的员工要“THINK”，柳传志要求“联想（THINK）”的国际化目标是成为IBM。

评点：这就是命。

4、沃森自己很早就精于理财，但他没有在意资本市场，其实他有足够的条件和能力玩资本。柳传志在联想并未成为名副其实的机器制造大鳄的情况下，违背自己的初衷，转向了“联想控股”的资本狂欢，美其名曰“通过联想控股来促进中国企业进步”——其实是通过示范赌资本和地产来促进中国企业进步或为联想的未来找出路。

评点：沃森至死都在搞制造业的升级、把握商用机器的未来市场，而柳传志早年免不了搞政治、中年经商，晚年搞资本。所以，沃森是企业家，柳传志是商人。

上周末去看车，走了三个卖场，分别是罗芳立交卖场、香蜜湖卖场和体育场卖场。

体育场是临时的秋季展览，所以与另两个固定卖场有所不同，最大的优点是有顾客停车场。另外两个卖场，没有顾客停车处，所以只好开着车转一通——没有特别的目标就不下车了——这与一般的销售法则是严重不符的，卖场应该提供给人们有事没事可以逛的场所。

在固定卖场，却没适当的停车场所。每家店倒是有少得可怜的几个车位，但谁好意思把车停此处而到彼处看商品？在此处停车而在彼处流连太久，会不会招人嫌？

没有顾客停车场，说明固定的汽车卖场还没有真正组织好——汽车产业是现代组织的典范产业，中国的改革先锋城市在这个现代产业的组织特征上还差得太远，也许是土地紧张，那么就该在土地相对宽松的光明一带设立大型卖场，让人们可以舒适的停好车，自由地闲逛、选车，或即使暂不买车也来看看车，女人愿逛百货商场，男人愿逛汽车卖场，这，还不明白吗？倘若在宽宽大大的汽车卖场里开上洗脚、桑拿，想必生意不错。这扯得远了点，只是目前的汽车卖场销售环境太不友善，任你销售员巧舌如簧，越发显示不可信得氛围——要知道，大部分购车人对汽车、对机器是外行，处在一个不友善的机器排列场面、面前是一个吹得天花乱坠的人，对于购车人的侵略性大于亲和性，买卖就不好做。

另外，汽车卖场每家店基本上是卖车加维修铺在一起，相当于婚礼教堂和离婚官司律师事务所在一起，这若是国际惯例，却也对中国人似乎不太相宜。所以，汽车卖场应该先学会现代组织、学习汽车业的行为科学，再说卖车吧。

对于体育场的的临时展场，不妨印制一份关于该次展销的详细目录，这样一份目录，带上图片、性能、价格和行家建议，一定可以卖30—50元一份，方便顾客选择，也能给展会主办方带来一笔收益。不收门票，但可以卖目录。

总之，深圳的汽车展场应该尽快提高管理水平，从目前的农贸市场的样态迅速改进为符合深圳这座城市的身份的样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