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几天网上热议，孩子落水，没救活，怪听报警后赶来的民警，留下的受害者家属信息估计是真的。

在受害者尚在悲痛中时，我不想说甚么，时间过去几天，我想论论这个理，估计有典型意义。

第一，民警没那么傻，有小孩落水不去救？水很急吗？那也跳下去再说。最阴暗的心理揣摩，至少跳下去做个样子。想一想，跳水救落水儿童，在行政系统可是特大利好。有时候，公务员朋友开玩笑，当渴望提拔，又没有权门关系，多么希望出门有个救落水者的机会，可是，需要跳水去救人的机会居然不多，社会上偶尔有传闻哪里有落水者没人下水去救，让人叹息，岸上的人肯定没有公务员，否则，早下去了，恨不得推下一个半大孩子救一救呢——大人推下去，怕把控不了救人的效果。

第二，如果水很急，那就是看管孩子的家人的不是了。临近水急处，看孩子的成人干嘛去了？孩子落水，能指望报警后等警察来救吗？

第三，看孩子的是妇女就可免责吗？妇女就不能下水救人吗？女人就不必会游泳吗？

第四，据报道，当时岸边有许多成人在，警察没来之前就有多人在，包括有看孩子的成年妇女在，她们只会报警、不会救人吗？

第五，追究警察责任，是不是有讨巧的成分？估计警察被定责，就有“国家赔偿”？

第六，关于游泳。小孩子，从小就要学会游泳，哪怕功课学不好，也要学好游泳。女孩也要学。许多人家心痛小孩学游泳辛苦，那是冒生命危险在偷懒！

昨天，问一位女性友人：你有没有“围脖”？

她说：当然有啊。

我说：咱们互相关注一下吧。

她手机短信回一个问号“？”估计很愕然。

我说：互为粉丝啊！

她说：你想要什么样的围脖？

我哈哈大笑，那么老土，连微博都不知道。半天，她缓过劲来，反唇相讥：这很潮吗？

不很潮。以下,把这两天的围脖拿出来晒一晒：

以前，看狄更斯的小说，觉得伦敦之雾可能是促使英国的精英忍不住要到世界各地去扩张的因素，如今，中国的城市也迷雾茫茫，看来，中国的精英也该开启对外扩张了。

关于“替换”：宗教现代化：老百姓的上帝“替换”贵族的上帝；爱情现代化：情人的JJ“替换”老公的JJ；城市化进程：包工头专政“替换”无产者专政；国际化：金融骗子“替换”政治骗子；降房价的可能：老百姓自己卖地“替换”政府垄断卖地生意。

基督教背景的感恩，不是感谢现实生活中的“恩人”，是感谢上帝之恩、造化之恩。我们搞成个感谢周边施舍小恩小惠的恩人，就没啥长进。

（关于叛变）其实，叛不叛变，对事情影响不大，但人类大多是喜欢施虐或受虐的，叛变之让人厌恶，是扫了这份兴。所以，有时候叛徒糟两边打，而且打得更厉害，是施虐和受虐升级版。叛徒以“怕死”的方式，表达了对“虐”更深的渴望，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周作人，不是很有道理吗？

我们造的不是房子，是生活。

如果要信看相的，那么，许多国家领导人和囚犯就要互换身份了。

呵呵，任何时候，我都不喜欢颂歌，哪怕是歌颂劳动人民，歌颂父母。所以，诗人值得尊敬，但诗词歌赋就未必。

（优雅之心：昨天去吃饭，到了才知道是个有文革特色的饭馆，据说还有演出呢。对于70后的我来说，完全没感觉，只是看到满墙的样板戏海报觉得挺新鲜。但是演出开始之后，我就逃命似的跑到外边的车里避难去了，咚咚锵锵的太吵了。）身体和精神都要排斥文革。

海归博士后在海淀摆摊，这是一个混搭问题。其逻辑分析如下：海归博士可以得精神病吗？可以。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人可以摆摊吗？可以。这两种情况都很自然。所以网络炒作是没必要的。

雕塑家张平以汶川地震时胡和温在机场见面握手的新闻照片为母本，塑了两人的握手照。即使从网上传的照片看，也不像，也许是神在形不在。

中共中央办公厅有专门规定，不得为领袖塑像，这禁令基本上限制于公共场所、室外场所，艺术展览会上偶有为之者，私下里做个领袖像放家里茶几上，应该不算什么大错。深圳的莲花山上有座邓公塑像，那是近三十年来的极为稀有的事件，是深圳政府巧妙地获得邓公亲属首肯而打擦边球，做成这件事。

张平的这座像，如今还放在展馆，如何出户立于街头，或立于一个大型公共性质的空间，会考验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禁令是否有松动。

至于该条禁令，应该说体现了中共的智慧，如今，要考验这个智慧的，肯定是从“民间自发”开始。我以为，“民间自发”还是多落脚于老百姓自己的权利为好，不要矫情于“老百姓也有唱感恩颂歌的权利”。

房地产和房价言论圈，圈养了许多思想者、实践家，是网络言论圈比较适合有点想法、关心生活的中年中产阶级的平台。这个平台往左，可进入“左岸”之城市、建筑和社会学领域——城市规划师、建筑师、社会学家不“左”一点，就不够时尚、新潮、创意；往“右”一点，可以引起经济学家、财经学者的关注，经济学家不“右”一点，就显得很幼稚、没深度。其他网络平台，文学圈是精神贵族玩的，情感圈是个无聊人士或人到无聊时去的地方，风水和军事圈，尽是变态者、精神分裂者；学术和历史圈，关注宫廷床帏之事，与娱乐圈可做现实和历史的对应；政治圈很沉默；游戏和冒险圈，是年轻人干的；……可见，房价圈是关注生活的“好猫圈”，邓小平的好猫论为此圈打底。当然，成王败寇，跟好猫论可以对应。这就是房价圈的真实底蕴。

救市一年，房价言论深入了不少，比07年的声讨汹汹，如今冷静了许多。

回顾历史，任何时代都有房价过高的问题，即使毛时代，城市的隐形房价其实很高，只不过解决的办法比较绝：住不起吗？农民别进程，城里躁动的青年人（管他有知无知、有志无志，均叫知识青年）下乡去搭草棚住，还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免收学费，出工筑坝代顶工资。还是不说那个年代，拿那个做底，说事都没意思（但是，有人很眷念那个年代，比如北大一个叫孔庆东的教授，整天装疯卖傻，以金正日为偶像，把北大当平壤的金日成大学）。如今的高房价，与社会进步有何关系？是社会进步的代价，还是社会退步的标志，还是与社会进步、退步无关的纯粹毒瘤？

站在大众的角度，高房价是没有普惠大众这个直接功能的，争论的焦点是它有间接普惠大众的作用、还是长久奴役大众的作用。所谓房奴说，就是确认它的长久奴役作用。这一点区分很重要。许多认为高房价“有理”的，说的是现实经济社会的进程，社会大众免不了要承受高房价的刺激和压力，并不是想奴役大众，但一定会被极力反高房价的一派当做意图奴役大众的坏蛋。关于房价的言论，80%都出于这个兴奋点。由这个兴奋点出发，就构想出许多简单解除高房价的办法。这些简单办法里面，最愚蠢的是把一切资源收归政府安排，这相当于是为了减轻脚痒之苦，把脚打上麻药伸到油锅里去。其次蠢的办法，是把带真菌的脚趾头剁了——取消开发商就是如此妙论。

也许，高房价之压力不仅是脚痒能比拟的，甚至可比严重的风湿病，但还不至心脏病地步、更不是癌症。对这个判断，争论也多，自由辩论，都喜欢夸大其词。把一切社会问题比做癌症，是关注该领域的专家学者常用的手法，从言论看，任何社会都存在无数癌症，但一个社会或国家的消亡，似乎也没那么容易，或许，社会就是带着各种癌细胞生存的，而发现癌细胞容易，消除它太难。非常有意思，自称发现癌细胞的人总会宣扬治癌很容易，于是，武断地要求如何如何解决癌细胞。这就构成房价言论的第二大特点：主意很多。房地产的根本是土地，在土地法规政策上的改革，才是根本性的主意，余者，是病急乱投医。货币政策是针对所有经济领域的，不能为地产界专有货币政策。在现阶段，解决地产问题，土地政策还是比货币政策重要。最近传农村集体土地将成为解放高房价压力的重要武器，有关方面又专门“辟谣”，可见土地制度的自由化改革步履维艰，政府在试探、摸索，还有，农村人自己要主动说、主动做，不要等着按城市既得利益者的需要来推动土地变革——这才是新思维。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不能按解决高房价的思路来推进，应该为了农民的权利。

以上，我讲的的关于房价言论的思维边界，与此相关，在市场原则和就业之间，也应该坚持市场理念的推进，而不是为了保就业而强化政府支配资源的行政权威、计划权威，从根本上说，一贯以来大张旗鼓“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政府，是自比掌控一切资源的上帝，这种提法，堪慎重，现代政府，应该谦恭些。

最近钱学森“临终托孤”，忧心于中国培养不出大学问家、教育发展在“经济社会的巨大成就”中似乎乏善可陈。于是，有人阐发神圣忧思，认为中国奉行功利主义教育理念出了问题，或者还可以衍生到中国的文化之弊、历史之弊、国民性之弊。

钱学森之问，其实没必要拓延太多，只需就问发问就能搞清问题的源头。

就问发问之一：钱老的问题为何那么虚飘？

培养不出大学问家、大师，算什么问题？钱老不是在世纪之交提出“山水城市理论”将成为集世界学术之大成的宏论吗？此宏论集成之下，将有多少中土大师、大士面世啊，就跟创业板瞬间诞生无数亿万富翁一样，后来又在西安交大搞大成集成，看来也能盛产大师。

但，即使如此，是人就知道中国培养不出大师。钱老生前的探索，看起来完全不着边际，临终发问，仍然很虚、很飘。如果要解决了文化问题、历史问题、国民性问题，才能回答钱老之问，那么这个问等于没问。

就问发问之二：一个“德高望重、知识渊博、思维睿智”的老人，临终还只能发出不着边际的问，到底恐惧什么？联想到巴金一个劲儿提倡讲真话，从中国人的交际面来说，巴老是少数几个可以召见任何人的“人中之人”，却还感叹讲真话之难，又是为何？

凭常识知道，在私下场合，我们任何话，真话假话都可以讲，那么巴金所谓“讲真话”，是指“发表真话”，对于位高权重的人和普通人都一样，私下讲，不是那个讲，发表才是真的讲。

所以，巴金比钱老的感叹还靠谱一点：发表真话之难。这可不必联系到文化、历史、国民性。发表之自由，是很刀下见菜的事。

其实，钱老的忧心于大师、大思想家的发问，不必从摇篮到墓地去找答案，就在当下、在嘴边：自由发表。

其次，就是政府信任国民的智慧，让民间办学得到企业捐资且当税，不必所有资源归政府统筹，不出20年，中国的大师一定可以傲然于世。

一个精神自由、文明，一个物质自由、文明，但放弃由政府两手抓的策略，变为两手都不抓，大师就有戏了。

鉴此，钱老话到嘴边又打滑，临终还打滑，可见钱老之问之外的问题，才是严重！有人扩展到对功利主义的声讨，简直就是脚痒痒挠手背背。

昨天驱车上西安东边的白鹿原，陈忠实的《白鹿原》写得太好了，似乎可称为中国的《静静的顿河》，如果陈忠实取巧一点，可以把他这部伟大小说命名为《静静的渭河》。白鹿原，一块高出西安城约80米的台地，应该写作“土原”（两者合一，搜狗拼音打不出，智能ABC可以打出），在西安城市规划图上，白鹿原是一片绿色，生态保护区、研发区。最近，我才知道这里聚集了好几所大学，总体规模，比西南联大大多了，可是这个大学城没甚么名气，比西南联大差多了。

走绕城高速，从“纺织城”路口下。远远看见如雅典卫城山门一般的半山腰上的建筑，有雾，蒙蒙胧胧，有几分神秘感。

上得原来，是周末下午4点，果然是许多年轻人在原上的柏油路上闲逛。据了解，这里的大学均是民办，师资不足、唯利是图、管理混乱是民办学校的固有特点。人们已经对民办学校形成偏见。以现状来说，确实如此。

但是，我们换个角度看，这是政府有意或无意设的一个恶毒的陷阱：民办学校为何在其他国家办的比公立还好，在我国就不行，是国民道德素质甚至民族性差异吗？不是，是财税制度设定的。国外的私立学校是可以获得企业大笔捐款的，而企业愿意大笔捐款，不是因为他们的企业比我们的企业社会责任感强，而是因为企业捐款于学校可以当税！这才是中国教育制度改革的关键。引申开去，财税改革，是我国教育、医疗、住房、科研、文化艺术、NGO等事业发展的关键，舍此而去大谈特谈“道德”、“民族性”、“文化”、去深挖、去发微探幽，都是瞎蒙。

回到白鹿原，由于是资金不足、有赚钱动机的民办学校，所以，这里应有的公共设施严重不足，没有多少图书馆、博物馆、运动场；几乎没有咖啡馆、演艺厅、娱乐设施，管理好一点的学校，就是军事化的管理，不好的，就是放羊一样。有的学校本身没招多少学生，却使劲盖房子，出租给别人来办校、办班，所以，这里建校舍出租的“教育地产”还算红火。看起来，中国人办事怎么那么差劲，办个学校却像工场，顶多像如今流行的智能或体能培训基地，总之不像大学。有的省或市领导来视察，还要装模作样从道德上把大学校长和教授们教训一番，社会上也流行对大学和教授的不恭不敬的段子，可这一切的根子，在乎财税制度的预设，这是莫大的悲哀。

大凡中国某个领域经营得惨不忍睹，大体是因为政府设定的制度作了手脚，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力图把控大规模的资源，对民间拥有财富、资源的支配权存天然的恐惧。

对高房价的鞭挞之深、刻、广、泛，无人能出牛刀兄之右。所谓深、刻、广、泛，即讲理深入、表情刻薄、广征博引、泛滥恣肆。

高房价之害，世界上有无类似局面？比如，毛泽东治理城乡差别，治理了几十年，在他老人家过世之时，在普遍地拥有“崇高的无产阶级政治冲动”的情况下，依然是农民渴望不择手段进城，如果可能，十几二十岁的少女与区委书记婚外恋（最委婉的说法了）都如被恩泽。类似还有干群差别。恰恰在高房价危害的这些年，在城乡形态差别显著拉大的情况下，城乡心理距离却在缩短，今天在偏远乡村吃咸菜、明天在大都市泡吧——伴随着“可怕无比”的高房价的，竟然是实实在在的、许多年轻有志也有几分幼稚的人们追求的——自由。至于干群关系，它并没有变好，也用不着变好，好得跟打老蒋那会一样——世间无打老蒋、将更美妙，但干群关系变得——无所谓，本质上它是一种市场关系，而不是道德和智力指引与被指引的关系。这，也意味着我们社会拥有更多的自由。

从这个意义上引申去，社会进步并不是道德高尚的人、以皆大欢喜的方式引领而发生的，社会进步往往是以不道德的方式发生的。若干年前，我家里分家，全家人从道德上很痛苦，休戚与共那么多年的家庭、财产不分彼此、干活不分勤懒、享受不分先后的大家庭，突然分成几块，大家很难受，尤其是我是家里最小的，属于弱势者，尤其觉得未来之可怕——比牛刀兄惧怕高房价更凶。但家庭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得到进步。当然，所谓道德，因时因地而异。高房价之不道德，之可怕，是不是真的如网上人士信誓旦旦所言？我看从经济学上得不出这个结论。从政治上看，高房价可有消磨政治权威的功效——跟夫子纳妓可以消减夫子道德权威一样。

从这层意义看，牛刀兄对高房价的鞭挞、对改变的预期，就跟申言“夫子纳妓只是一时迷糊，过后，他仍将变成品行高尚的人”一样，既靠不住、与夫子本性不符、亦难以取信于别人。

最近读到牛刀兄的一篇宏文《开发商为何不卖楼给暴发户》，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中奖3.5亿的王某被某开发商拒绝卖楼，一个是上海某地产老板婉拒云南某国企副总买别墅。这两个例子举得很恶劣，我忍不住要批评牛刀几句。前一个例子，中奖的王某可以起诉牛刀诽谤。从外人看，牛刀想表达的“暴发户”没素质，逻辑上站不住，中奖人素质就一定低吗？素质低就不能买豪宅吗？后一个例子，说的是云南的副总钱来路不正，没过一年就被抓了，言下之意，上海的地产商真有智慧——这样的故事才真的既无智慧、也无道德、离常识甚远。这个故事的逻辑漏洞：一、上海地产商是中纪委办的吗？他有鉴别购买者身份、道德、收入状况的权力和义务吗？他跟澳门的赌场一样有中纪委的眼线吗？二、高房价居然有如此矫正功能，那岂不善莫大焉？

因此，我说牛刀兄在鞭挞高房价之余，其实也在通过八卦故事掩护高房价。

昨天在西安看了两个有LOFT的项目，一个是在高新区的和黄项目、一个是处于西安、咸阳交界处的奥林匹克花园，30至40平米的小房子，层高5米，因而可以隔出两层来，样板房很有动情点，对于单身或刚结婚没小孩的年轻白领，是个非常合适的居所，有了孩子就没法住，因为窄窄的上下楼梯，有点玄，孩子爬上爬下比较危险。

15年前，我博士毕业有留校任教的可能，就是因为学校一时半会没法解决住房，而一间宿舍安住一家四口（有老人带小孩）的生活对于我已经无法忍受，所以“出走了”，那一场出走，其实已经预示着我会走得更远，到今天也走到“可恶的开发商”的地步。

倒回去想，倘若当年我热衷于学术事业而没要小孩（看来还是慧根不够）、而学校又能提供40平米的LOFT出租给年轻教师，似乎就能形成多赢局面，至少，我自己之离开学术研究，就像告别激动人心的初恋一样，那种无奈似乎就不会发生。当然，我个人际遇完全无所谓，为年轻教师配备LOFT倒是值得重视的事。

走进一座中学的大门，迎面墙上写着校训：一切为了祖国。

霎时，我的眼前摇弋着熟悉的画面：堵抢眼、炸碉堡、战洪灾、送大嫂、大炼钢、灯下读、上夜班、访贫苦、孔繁森、雷锋、王进喜、江姐、女排精神、“少年中国歌”、杨利伟、钱学森、领袖画像……

而另外一些画面，此时是不能出现的：高档消费、卡拉OK、桑拿浴、按摩、穿名牌、开宝马、泡酒吧、玩裸奔、街头涂鸦、行为艺术、乞讨……

可是，后一类也是一个国家、社会常有的现象、行为，总之，是正常的人类行为。一切为了祖国，会把后一类自动归为不可作为的行为吗？如果不是，“一切”的背后意味着什么？

最近，加害于青少年群体的手机网游色情，走向另一个极端：一切为了害祖国。传播此害的，恰恰是占尽公共资源大便宜的中国移动、中国电信，政府应许其收取许多年的“入网费”，老百姓花钱买一个专门害孩子的大家伙。收取入网费那会，政府说是为了做大做强中国移动通讯营运商，参与国际竞争，收钱是为了祖国，最终是为了害祖国。

这个实例有典型意义，大凡播种“一切为了祖国”的，最终收获“一切为了害祖国”的果实；口口声声“爱祖国、爱人民”的，最终变为极端顾自己、不顾一切爱自己。再看最近的一个活例子：

留美博士后，

北京摆地摊；

刻意亏本卖，

却把身价沽；

今日亏五块，

明日要百万；

八年海外过，

不忘少时志；

只因精神病，

彻底裸心智。

这位留美博士后，恰恰因为精神病，暴露了中国爱国教育的潜意识：我今天以爱国的名义贡献5块钱，明天是要获得百万年薪的回报的。种种崇高理想教育，大抵不离这位留美博士后的逻辑，这位留美博士后只不过因精神出了问题而不小心泄露了底。60年也罢，600年也罢，甚至更长历史时段，从孔子到曾国藩，中国的道德教育，就是这么个传统，那些曾国藩的粉丝建立的道德理想，只不过打扮了一件新衣。

已经有了后三峡工程，还会有后后三峡工程。

对于这样的重大工程，我一个外行，也知道无数专门机构会如何论证、评价它。算我戏说吧。

一、生态问题未超出设计指标。

二、对地表的影响还未见不可预见的问题，对地震、气候影响的民间猜测并无科学证据。

三、100年之后有什么问题？呵呵，那时你我都死了，后代又铁定比我们聪明。

四、目前对库区移民考虑不周，安置不到位？那是人的问题，以人为本，就是以问题为本，人的问题不涉及大坝跨塌，所以三峡系统工程在这个问题上当然可以有遗漏。这不，政府会体现以人为本，追加投资，在“科学严谨的计划”之外再追加投资。

五、所有的论证，都是在预见之中的，都是先射箭后画靶心的，无一不中。

六、三峡好人，所有论证三峡的人都是好人。

06、07之际，房价猛涨，为了表示地产商的善意，于是有“海螺行动”。于是，新浪房产频道专设“海螺圈”，今年地产涨势超07年，民众意见似乎比07年稳定，于是，消失于视野的海螺、沉默于噪声的海螺音，居然可以不必复出来安抚民众。

民众确实不必如此安抚。

如果，市场经济是人间正道，为何还要在市场经济这盘大菜之外，来一点绵绵的海螺音来做调味品？当然，市场之外有政府、有宗教、有非盈利的NGO，但海螺行动是什么？不是政府、不是宗教、不是NGO，它更像表达歉意、像惩戒中的社区服务、像占了便宜之后的回扣。

我今天站在西安的一个棚户区，准备着手对它的改造，突然想起海螺行动，我们要干的，不是类似于海螺的宗旨吗，可是，这是可以赚钱的，不必当做行善，是行商。也就是说，开发商不必把开发和海螺行动分开来，它是一体的，更符合市场的本义。

由此引申出去，可见我国的“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之说法，是一种诡词，既没有凯撒与上帝之分别——我们的政府是凯撒和上帝的混合体，因而这句话掩盖了一个事实：一切资源归政府，政府指缝间漏下来的，归那些幸运儿。在这个背景下，经济适用房的不经济不适用，保障房没保障，廉租房不廉租，而房价在世界经济的诡异大潮下，依然猛涨。

因此，一种不需海螺行动来掩护的市场开发，反而成了一种理想。

上个月中旬，两次见到孟晓苏先生，一次在西安、一次在深圳。孟晓苏频频出现在论坛并发表“重要演讲”的真实目的之一，是力图营造舆论，维护现有房贷等优惠政策的延续。

一个社会能维护房贷优惠，其实是“中额放贷”发达之一种，我们出于道德考虑，会鼓励小额放贷，从道德与实际的差异，可见中额放贷，是“取法乎上、得乎中”的古老智慧之应证。但国企的大额贷款不在此列，是一种“得乎下”的举措。从治国者说，得乎中可不说而做，得乎上可说而做不到，得乎下者，做一做马上就该改弦易辙。

鉴此，我认为维护房贷优惠可以维持，国企滥用银行贷款的局面变一变，就是未来可以期待的。

中国的地产“市场”是必须打引号的，但也不必把它想象成一个弗兰肯斯坦——魔兽。政治经济一体，对中国式必须的，是避免不了的，点透地产的危害，比巧饰它要好得多。对待地产的看法，可以参考政府和民众对待色情事业（出于中庸，应该称为行业，不能把它与教育、文化、医疗“事业”列在一个范畴，可是，真的如此吗？）的看法和做法，一切令人愤懑之纠结，就能得到比较中肯的解释。

今天看到梁文道一片在岭南大讲坛的演讲词，关于陈冠希事件的，陈冠希等人受的无端指责，又是道歉、又是退隐，其实源于公众的错误理念——不言而喻、众所周知，往往是靠不住的。

对于地产的“公众理念”，其实不是出自公众、也不是出自常识，而是出自愤青的构造。

但中国的地产“市场”，它不是纯粹的市场（不是因为中国没有“市场”、而是因为世界上没有所谓纯粹的市场），所以它带有时代的、国情的所谓特点或污点，势所必然了。

昨天，本应该坐飞机到西安的，临时约了一位朋友，就改期到今天。下午到机场候机，却被告知深航ZH9881航班取消，因为咸阳机场雨雪交加，落不下飞机。自从深航购进5架天津产的空客320，短短几个月，我已经三次遇到飞机要修理，对开航班飞机过不来，今天是另类理由：天气。可是咸阳的朋友说那里并无大雪，落地即化了。没法计较，换班机明天走，特意订中午的，希望午时太阳把机场冰雪融掉。

未来几年中国将大量建设高速铁路、继续大规模建设高速公路，以后我们宁可坐火车而不坐飞机——我预计，国产飞机制造业的命运没有国产汽车业的好。贴着地走的，可以没有诚信、没有严谨，而飞在天上的，真的考验我们国家在技术上是否成熟、诚信度是否过关。

走不了，就读书。《书城》上有李磊一篇介绍建筑师维特根斯坦的文章——明明是大名鼎鼎的哲学家，却当建筑师来说事，肯定说得比较另类。果然，维特根斯坦受“装饰即罪恶”的倡导者卢斯的影响，建造了他姐姐的住宅，其实就是完完全全无装饰的一种风格，李磊却说维氏是纯正的，卢斯是商业的——似乎哲学家搞建筑一定比建筑师更深刻，我看不是那么回事。

不过，从维特根斯坦的思维方式，启发我思考昨天夜里由广东省党报《南方日报》记者采访王绍培、老亨、高海燕、金敏华和我的话题：如何看待深圳读书月？

我先是概括为三个特点：深圳读书月是政府推动的、是不差钱的、是体制内知识分子试图证明自己仍然是读书种子的一个仪式。

在后，我又觉得意犹未尽，就说，读书月是来自北方的狼（体制内外的知识分子），试图以书籍换土地的重要策略。这里面堂奥深深，在此卖个关子，以后再说。

如果中国的土地可以自由交换，那么，倒地当然是自由的、合理的。但中国的土地制度没提倡自由、机制倒是挺灵活。制度不自由而机制灵活，谁能游刃有余地“倒地”？这就是潘石屹和许多人痛恨的权势运作、为本来被规矩规定不能“倒地”的土地实际上在倒来倒去。

任志强先生说的“倒地有理”论，是针对土地制度而言，还有点道理：该改革中国的土地制度，使之自由化。放在目前规定下来说，任的言论是无的放矢。

目前中国的土地制度没有给“倒地”开绿灯。划拨用地，是针对特定用途和特定使用者的，不能自由转让。这个规定是配套的，要么别划拨，完全自由化、市场化，要么就别转让，原土地使用者要退出，只能退给划拨土地的政府。这么执行是公平的。实际上，大量行政划拨土地被转让，这是非法地、不公正地转让。招拍挂土地，也不能转让，因为土地招拍挂是有条件限制的：资质审查、保证金、开发时限等等，至于土地功能、规划条件更是刚性很大的，招拍挂土地的转让，就破坏了招拍挂的公开条件。

规矩有问题是一回事，任意破坏规矩是另一回事。任志强先生显然混淆了这两回事。就算拿投机倒把说事，在把投机倒把当犯罪的时代，人们投机倒把不能被认为是英雄。以前，人们投机倒把，是冒个人风险，如今，“倒地”是滥用、侵吞公共资源。当然，如果法律规定土地可以自由流动、甚至土地私有化了，倒地也罢、囤地也罢，那就成了合法行为。

顺便说一句，目前银行处理有毒资产包，大部分就剩一个核心“土地”，处理资产包必然突破土地法和土地行政的许多限制，所以，谁敢接这种资产包，要看谁有本事搞定当地土地部门。

在八个样板戏填满人民精神生活的时代，我们想象不出三个样板戏会填满我们的物质生活。

如今我们看到的三个样板戏是：商品房、经济适用房、保障房。

以市场来解释房地产是徒劳的，以计划经济来解释也不得要领。

看八个样板戏时，只有伟大领袖及其身边人有资格谈论和改变剧本。

看三个物质剧时，谁都想改剧本，尤其是看戏人比演员和编剧更想改剧本，越是后排观众越渴望改剧本。许多人连舞台大幕布都看不到，却鼓吹可以改变幕后规则和潜规则。

共产已经由奉献式的共产，变为股份式的共同经营，基本规则已经大变。每个人都想象别人应该遵守“奉献式共产”的规则，而自己实行丛林规则，一旦局势表明全部是丛林规则，却又从道义上感到伤感。

在丛林中走出一个东方大国，与海盗式西方大国，道义上没有高下之分。

在这个东方大国之中，区域性的强力集团，比传统的阶级划分，更能说明丛林规则的本质。比如，谁能把“八水绕长安”变为“八条高速公路绕西安”还有“18条高速铁路过西安”，这才是真的强势。更普遍的做法是：争取地方性的优惠政策，所谓优惠政策，就是别人不能干的我能干。在遍地都是优惠政策时，可见“书同文、车同轨”的反向演绎：差异化。差异化更进一步，就是混沌。混沌，就是丛林。

从网上经常流传关于扫黄的视频和消息，可见，对社会涉黄事件，政府和民间都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正确的态度，社会没有正确的法律。

打击犯罪，在涉黄方面，是应该打击有组织犯罪，尤其是打击胁迫别人从事性交易的有组织犯罪，而不应在动用警力去干涉别人的性活动，即使婚外性活动，跟警察也没关系。

但是，从网上视频来看，或者新闻联播中的播报，往往非常关注警察抓住了赤身裸体的交欢男女，附带报道解救了多少名被迫卖淫的妇女——即使从报道来说，也是本末倒置——抓住了多少名有组织的犯罪团伙成员，才是关键，赤身裸体，是隐私，不应该被曝光！即使犯罪嫌疑人，其身体暴露权在其自身，警察不得滥用权力公开其身体状态。

如果，新闻报道中使用裸体场面，是为了加强“强化治安”的效果，就如消费纳税发票可以刮奖一样，那也因为是对公民身体权利、精神权利的侵犯，与发票刮奖的调剂效果不可同日而语，新闻报道中采用裸体的被抓者的做法，是野蛮的，该停止了。

我不知那些喜欢在媒体前夸夸其谈，介绍自己的抓嫖成绩的警察——尤其是让裸体的尴尬人作为背景的情况下，是不是心理正常。他们往往忘记介绍自己本应是打击团伙中的组织者，却强忍喜悦介绍自己发现某女子一天接了多少次客——这样的警察才是真正的败类。

我也不知那些所谓良知记者，明察暗访卖淫女，窥探女孩的生活，怀着猎奇心和道德宣教情结，打探女孩的生活细节，视为猎奇然后止步，根本就忘记自己的良知应该用于揭露那些强迫他人的犯罪——良知不应该以不良的方式从事道德宣教。耶稣对那些扔石头砸妓女抹大拉的“良民”说，如果你认为自己真的没有干过让神蒙羞的事，你就可以扔石头——结果，没有一个“良民”扔得出石头。

当今之世，无论是警察还是记者，没有一个人可以对裸体交欢的男女扔得出石头，如果出于行政责任或良知要做点事，你们要关注的，是有组织犯罪，不是性交。

近日在西安参加一个地产论坛，我重点谈了一个问题：二线城市的地产发展有其自身特点，不能简单复制一线城市的模式和经验。

我对西安地产市场的看法，是放在“西安咸阳一体化”、西部崛起、扩大内需以拯救经济过程中的二线城市房地产、历史文化名城中的旧城改造、等等作为大的背景来考量的。尤其是我近期更关注咸阳这个紧临西安的城市，存在因缘际会的许多发展优势。下面，我分五点来谈谈我对西安和咸阳的城市发展、地产发展策略性的思考。

第一：我理解的西咸一体化的意义

西咸一体化具有国家战略意义。作为辐射整个大西北的中枢和门户重镇，作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作为历史上13个伟大朝代的首都所在地，西咸一体化在当今发展模式受阻、面临转型的大势下，是耐人寻味的。

从世界经济贸易和文化交往角度看，我们的出口战略上没有加上文化底蕴的因素，因而也是没有产品定价权的，即使在纯粹的制造工业产品，没有定价权的生产，注定是资源成本高而利润低的。所以，西咸一体化的潜在话语，就存在将华夏文明史激活、进入可计量的市场经济，并促进中国制造的定价权。这个意义非常重大。

并且，这个定价权不仅存在于文化产业、创意产业，而且存在于制造业。西安有良好的制造业基础，在能源、旅游资源、高新科技、新型农业等方面有优势，以及仍然存在的人力资源和土地资源方面的优势。现在西安有五六百万人口，经过这一轮西咸一体化发展，应该打造出人口过千万的城市，这就将为中国的城市化、吸纳西部的活力人群、促进西部的稳定发展，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西安和咸阳的地理关系，很类似于宝安和深圳特区的地理关系，咸阳位于西安的西边，枢纽机场位于咸阳，宝安亦是在深圳特区的西边，国际机场在宝安。城市的主辅关系明确，都通过快速路相连。一体化都是针对“二元化”的过去和现状而言的，而未来就是一体化。

第二：打造千万人口的城市，一定要有基于文明底蕴和观念创新的住宅制造业

这个提法，是基于对外向型经济的沿海城市的发展模式的反思。沿海城市的发展，是容许或者说要求劳动力像候鸟一样，订单来了人来，订单没了人走。加上沿海城市的高速发展，对于房地产或者说居住产业来说，就没有充分的耐心去发掘作为普通居住、大众居住的理念和空间、产业经验。改革开放30年形成的一线城市，基本上居于发展的高端、炙手可热之所，没有很好回答大众居住的问题，反而形成了以住房为投机的热潮。

那么，在西咸一体化背景上的住宅产业发展，必然有不同于现在所说的一线城市的脉络。我提出激活文明底蕴、促进观念创新，就是为西咸一体化的住宅产业探索基调的。今天在会上我简要提到文化就是“仪式+符号”，仪式关涉到生活方式包括居住方式的内涵，而符号就是语言文字、工艺品、空间符号等等，一种文明的仪式和符号受到世界重视，进入当今和未来世界的交往体系的高端，它就有定价权、话语权。我们在西咸一体化背景上提激活文明底蕴，就是要让我们的居住模式是有定价权、话语权的。而观念创新的意思，就是要把大众居住提上议事日程，成为房地产结合城市发展的真正龙头，而不是以颇受非议的高房价成为房地产的唯一标识。

第三：在西、咸推动中国的“包豪斯”运动

作为对现代建筑、现代城市发展影响非凡的包豪斯运动为何在德绍而不在柏林发源？除了当时的魏玛共和国文化创新的动力充足、人才济济等因素，当时的德绍居住成本低、能吸引有头脑而无身家的年轻艺术家、社会活动家，也就是说，当时的德绍比首都柏林更能吸引人才、聚集活力、宽容创意。

我看了一则资料，西安和咸阳的地价房价比，在全国城市中是比较低的，全国平均数据是23%，而西安最高水平不过18%，最低仅11%，咸阳就更低。地价较低，那么，用于住宅科技、艺术的潜力就大，居住创新的基础就足，而作为历史名城的优势发挥出来，为年轻的创意人士营造合适的居住条件的可能性很大，加上中国经济由外向转内需，这对于西安、咸阳是很重要的契机。除了高新科技、信息技术、旅游和服务业之外，西咸一体化应该抓住住宅产业的发展作为重要抓手，但一定要绕开地方土地财政的陷阱，而要着眼于学习魏玛共和国德绍的包豪斯运动的经验，为中国的城市化、现代化补上“现代的、大众的居住”这一课。这一课也是我国二线城市发展的重要课题。也许，房地产界、甚至国家土地管理部门、建设部门也没有意识到前一轮沿海城市开发的经验，转移到二线城市，将会有何必要的政策指引。而已经形成的地产大鳄在二线城市的开发，也只不过是简单复制在一线城市的过往做法，并将高房价播散到二线城市。这样，我们就将失去反思并提升的机会。

所以，我提出在西咸推动住宅包豪斯运动，既是我10年前为中城房网起草“新住宅论坛宣言”的继续，也是在实施层面的深化。我对此充满期待。

这里具有基础条件的可能性。西、咸电子产业很发达，可以与智能住宅有很好的结合；建材工业也很有基础、资源丰富，咸阳作为我国十大宜居城市，有丰富的关中水系、有地热、有底蕴丰厚的关于居住、养生的理念和经验，在居住文化、住宅产业发展方面，一定可以有从文明底蕴出发给予我国房地产发展取得定价权的潜力：适合大多数人的、适应城市化进程的“宜居”。

在此，我简单提及政府应该对此契机有敏感，并忍住高地价的诱惑，有意识地把住推动实现二线城市完成我国大众居住历史使命。更多的是要对地产同行、建筑专业人士建言，不要被住宅金融、理财、投机障了双眼，我不反对地产领域和其他领域的任何投机，但城市和建筑是必须回答大众居住的问题，而且是以市场化的方式回答，我们业内人士不用心思考房地产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就会逼着民众面向本来就握有雄厚资源的政府提出诉求，进而使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所走的弯路绕得太远。

来西安开会前，因为以前已经对西安和咸阳的城市发展有所了解，我专门就在地产投机不是很旺盛的二线城市推动结合类似包豪斯运动的城市化和大众居住问题的解决方案，就教于年近90的导师吴焕加先生、以及著名的建筑历史学家、近年从事中国乡土建筑研究卓有成效的陈志华先生，建筑界应该有更坚实的基于民本的城市理想，但践行建筑理想并不能走向计划经济的万能乌托邦，我们应该在投机、急功近利的投资拉动背景下，付出艰苦的努力，获得或许没有靠金融手段的财富积累的速效，但更有长远的健康的市场经济意义的效果，就是在没有投机的过大压力下，尽心尽力解决居住问题，解决城市化的瓶颈问题。

在西安提这件事，还因为另一项因素：西安的设计人才、创意人才储备异常丰厚。我在深圳接触过许多来自西安的奇才，如陈绍华为杰出代表，深圳的平面设计，波及动漫设计，成为深圳设计之都的主要申报内涵。陈忠实对黄土地上居住文化的在宏阔历史性背景上的演绎、张艺谋和贾平凹对空间和文化符号的诠释，是这块土地上汇聚创意的不俗证明。所以，在新的经济社会形势下，在西安、咸阳汇聚创意才智，寻找解决中国城市化得健康发展之路，重题包豪斯是有意义的。

重题包豪斯还涉及到对历史文化的再解释。今天上午的论坛，有“本土”和“外来”解释两种说法，这是说本地开发商和外地开发商的各自优势，应该不是利益冲突。我要说的不是就开发商群体的兴趣、利益差分，而是说我们如何在“住宅制造”中诠释历史文化。如今，对现代主义城市建筑运动的有一个重大误解，是说现代建筑割裂了历史，所以，才有所谓后现代重新整合历史地问题。我们今天提住宅制造，其实是有深刻的历史含义的，即我们要对中国人的居住方式、文化符号争取定价权，从国际市场来说，我们要从文化理念、文化产品的进口、低端工业品的出口，有所扭转，转为文化产品、文化方式的定价和出口。我上午在会上说了，我们的安塞腰鼓、我们的秦腔，为何不能在国际市场定价？为何只能由政府财政买单作为行政性消费？我们要建立有质地的生活，就要过城市化和大众居住这一关，我们解决了城市化的问题，才有可能自豪地为我们的文化产品定价——里面是包含着丰厚的人文价值的。

从技术层面，如果外来开发商只是看这里土地相对便宜，而来此偷个巧捞一把就走——这样尽管无可厚非，但可以说没有理解西安咸阳的意义，没有理解二线城市所存在的潜力和机会。另外，在住宅制造中有节制地、内敛地诠释历史文化符号，比滥用符号更为高贵。

在二线城市把握的机会，确实不是简单的复制一线城市的经验问题，何况，每一个特定城市都尤其特定的文化、机制、风俗和消费水平。我们值得认真地研究不同城市的特点，在城市建设、地产开发中体现这种特质。住宅确实就是文化产品。从文化产品的定价权角度解释，其实也是大国崛起的重要内容。

第四：土地机制的创新和旧城改造

在西咸一体化发展过程中，从土地角度有两点特别关键，一是旧城改造，而是土地制度瓶颈。

沿海城市挟率先改革之先机，在土地开发利用方面获得了巨大优势，至今也没失去这种优势，而地处关中平原的西安、咸阳就面临城市发展土地制约，所谓“后发优势”因土地制约而发挥不出来。西安搞功能区，西安咸阳一体化的沣渭新区，都因为农地转用问题而迟迟难以见效果。土地控制是基本国策，地方政府不能突破基本框架，但有一种创新是可以尝试的，这恰恰是沿海城市所不具备的条件，那就是将西安咸阳周边郊县的农村宅基地、农村建设用地、甚至部分城镇建设用地指标转到中心城市来，同时给予郊县农民一部分进中心城市的居住指标，这部分居住指标可以用于外出打工、上大学的人口，也就不会对现行户籍管理造成冲击。

在城镇的农村民居住区，实行有效的地籍登记，让村民股份公司拥有部分国有建设土地，而城市政府不必花钱征地，按照城市规划的规约实施项目建设时，由开发主体与村股份公司达成合作或转让条件，城市政府的土地部门只需履行完善土地手续。这也是为西安、咸阳解脱土地机制制约的有效创新。

至于旧城改造，政府所要把握的是公共设施的布设要求，至于开发主体，不必拘泥，更不必形成国企、政府所属城投公司具有绝对优势的局面。村股份公司应该可以独立作为改造主体，也可以与私企或国企合作。政府应该建立土地供应和旧城改造计划，但这个计划不应该是为了设置门槛排斥多元化的开发，或有意抬高地价，而是尽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以及城市功能的完善之可能，这就是我不遗余力地呼吁“小地块模式”的重要意义：土地可以招拍挂，但应该提供尽可能多的大大小小地块用于招拍挂，这样，所谓地王的焦虑和危害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第五：深圳地产企业对内地投资的优势在哪里？

深圳的转型，并不尽是福音，比如地价房价高企，房地产的投机性和竞争性白热化，对房地产企业的生存造成很大压力，所以在深圳的大小地产企业，纷纷转向二三线城市寻求发展。但也有另一面作为优势扩张的情况。万科、金地、招商、中海、华侨城这些大牌企业，还有如佳兆业、鸿荣源、富通、京基、中航地产等第二梯队甚至第三梯队的地产企业向内地扩张，成绩亦不俗。这些对内地扩张的现象，说明了深圳盛产的地产企业的优势，从价值传输的角度，我甚至愿意提及最近发生的深圳在伦敦举办的“时尚深圳”时装周，说明深圳设计在成长，作为设计之都的魅力在逐步凸显出来，那么，与此相关，地产和城市发展中，如何传输深圳设计的理念，也是这么些年来，深圳地产行业在国内值得称道的优势。深圳已经由早期的吸引外来投资，转化为吸引投资与对外投资并存的双重优势，这是城市升级的实际效果。

至于二线城市的潜在机会，我已经在前面说过，这里要强调的是，深圳地产企业向内地投资，不要简单地复制在深圳本土的经验做法，要理解时代变迁和地域文化，以及深化对中国城市化和大众居住的理解。

 （本文供南方都市报地产评论使用。）

看《财经》特刊《领袖世纪》，资中筠女士（在此应尊称为先生）重评老少两个罗斯福、以及冯兴元对哈耶克的重温，尤其让人感叹。

在各国政府不得不受制于代议制的内在驱动力，去满足公众的“出手拯救”的嗜好，从而舍不得让该死的人和事死去，并进而为本来就权重的政府提供扩张的充分理由，那么，中国的改革开放就面临潜在的拐点——房地产的拐点，成了次要问题。学过数学代数的人，就能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拐点，不是几何型的拐，是对数式的拐。喊了多年的简政放权、机构精简、服务型政府，突然变得不是那么必须了，这才是非常可悲的拐。

非常耐人寻味，温和地对待华尔街欺诈、却又扩大政府干预的奥巴马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他本来应该得华尔街和平奖的。

我认为，中国还是要理解哈耶克、理解撒切尔和里根、理解邓小平、理解80年代及其启蒙。

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财富激发了本就不低的控制欲，房地产宏观调控，是在强烈的控制欲指引下的调控。扩大内需，很容易变成扩大内在的控制欲。高税制是控制欲的出发点，又强化了它。

制造业是驴子面前的胡萝卜，房地产是大棒。扩大内需，不能仅仅理解为扩大对胡萝卜的需要，也可能是对大棒的需要。

深圳的住宅秋交会，房价高的人没脾气，连一贯不在乎房价太高的有些知名专家，也开始说市民不必急于钻进高房价迷局之中。

我早就说过，高房价犹如人身上突然肿起的痒块，你越使劲挠，它越痒，越痒，你就越想挠。牛刀和任志强其实都在使劲挠，住建部、国土部也在挠，挠得房价越来越高。所有房产博客都在挠。也许，我也在干这事？

昨天，遇到一个温州晚辈，与他聊起温州人在高房价风浪里的推波助澜，他说，其实温州人在温州本地的住房，解决方式是集资建房。这一点我信，因为还是在15年前，著名学者秦晖就给出一个有趣的判断：温州市中国城市史上惟一一座不靠行政安排、靠进城农民民间契约建立的城市，有点类似于西方中世纪的契约城邦，建设城市的各类大小契约，很多时候就是集资买地、建房、修市政、定规矩。政府说，让进城农民集资建房，就全乱套了——温州没有乱套，尽管在别的地方的人看来，温州人是狼，但在狼窝里，秩序井然。狼出来了，炒房、房价涨，挖煤、煤井塌。

现在，我国采取的办法，是阉割温州人，去掉其狼性。其实，何不推广温州人的做法，培养全体中国人的狼性？

温州人，不是一直有钱的，不是一跨出温州地界就是具备炒房能力的。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前，温州人走州过府去卖地瓜糖换牙膏皮、碎塑料，改革开放之初，在北京擦皮鞋、弹棉花，什么低贱的活儿都可以干，他们没资金、没文化、没技术，就靠吃苦耐劳，积累财富。那时北京的居住成本很高（尽管没有表现为商品房价高，因为压根没有商品房，但租金不低），他们住街边、桥洞，孩子满脸脏兮兮跟在身边，不上学。他们没有资格去叫嚷居住成本高，也没有机会去抱怨北京首都对他们那么不友善，他们乡里乡亲集聚在一起卖苦力，抱团取暖，减少社区、政府和高级居民对他们的伤害。红军长征，前后不过三年，一群年轻人手中有枪，充满豪气不受别人气、连国民政府都拿红军没招。而温州早期的出门创业者，持续十多年的遭受各种艰难困苦、白眼辱骂，他们物质和精神上所承受的困顿，由此获得的经验和精神成果，恰恰是比红军生活更能有益于市场经济的商业伦理、企业家精神的。如今，许多管理学理论愿意找红色经典，我看不如找温州人的崛起这样的“褐色经典”，为何叫褐色？因为他们是从城市社区最脏的地方开始的，但他们精神上纯洁：不送礼、也送不起礼，热脸贴不上政府的冷屁股，得不到当地行政力量的支持（那时没有后来的招商引资那股热），但他们靠肯吃苦，紧盯社会生活所需的“低贱空档”，让社区生活，离不开他们。最后，他们获得了财富，活出了尊严，并走向世界各地，以自身的财富兴风作浪——其他地方的人们。连羡慕都来不及，为何要将屎盆子往温州人身上扣？

从红色经典培养的语境，就解不了高房价的结，所以，关于高房价的义愤填膺，就倾向于红色的再剥夺。而温州人的褐色经典，就能为高房价下的民心拯救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低价房会有的，不是由政府提供，而是在不完善的市场中，以不完全合法的方式提供！包括，象早期的温州人一样，不要眼睛紧盯高房价，而要紧紧抓住自己的发展机会。在当今的中国，几亿中国人出门在外打拼，道路并不会被高房价一封而死。集资建房、自己买地建房、进低收入住区，必将是未来中国城市化的必有之路。不必集几代人的家族再生产资金，掉在高价房顶上。别听那些关于尊严、人性充盈、体面的陈词滥调，年轻人要发展，就必须要吃苦。我们的祖上并没有准备什么殖民地红利让我们去获取，大部分中国人祖上也无甚荫功于后代，没当过晋商徽商、没当过接收大员、没当过洋买办、没当过红军、没当过南下干部，没有资格在艰苦的城市化道路上去叫苦，更没资格去摆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