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徽昭

李：最近因为写论文，对乡土小说关注比较多。说到乡土小说，最早是鲁迅针对20年代初北京出现的一些青年作家的创作所说的一段话，原话大约是：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在你看来，什么是乡土小说呢？

韩：这与作家有关。如果你来自乡村，乡村经验对你的生活有决定性的影响，写作就会呈现出某种不同。不应该是一个题材问题。

李：我以为乡土小说应该有"乡土意识"才对，有的文章讲乡土意识是家园意识的一种，因为中国人重视家庭，不愿意背井离乡。你的观念里，什么叫"乡土意识"？

韩： 家园意识是牧歌吗？因为现在的生活很浮躁很混乱，把乡村作为某种理想用于寄托，比如大地情怀、自然情怀什么的。这的确是一种写法，是一种乡村意识，但我更愿意看到一种很现实的东西。现实的乡村不是理想的家园，不是某种针对现代工业和商业社会的批判。实际上我们的乡村已经分崩离析了。现在的乡村是某种混合物，就像很多独立电影所表达的，比如贾樟柯他们。上次我去香港参加电影节，看了杨恒的《槟榔》，里面的意识就很好。现在很多人关注城乡结合部，小镇啊什么的。城乡结合部元素很多，很混乱。像这样的东西我就更愿意看到。我不愿意看到那种和现代化进程无关的，对于我们的时代相对而言的理想化的乡村（指文艺作品）。这样的乡村可能有，但已经不多了。或者，这种写法应该归于回忆文学，算是乡土文学的一支吧。

李：就是说乡村的苦难被田园化的问题，主要是中国作为农业传统的社会，乡村一直有被作为精神回归的倾向。而现代化之中，农民进城后反观家乡，已经演变为飘泊者回望家乡的问题。

韩：乡村作为精神回归的意义不大。比如我正在写的长篇《英特迈往》，大部分故事都发生在七十年代的县城，有很大篇幅写农村。就算是七十年代，那种田园牧歌式的东西也根本没有。我比较反感这个。

李：汪曾祺、沈从文有一种唯美的东西，他们的乡村呈现不一样。

韩：当然，他们写的时候那个东西还在，对他们来说是存在的。

李：至少内心里是存在的。

韩：包括鲁迅写《故乡》的时候，那时候的乡村和现在不一样。那时候比较封闭和隔绝。像沈从文的《边城》，虽说比较理想化，但那样的素材是存在的，有道理的，有真实性。现在的情况不一样。如果现在你要写一个《边城》，一，写不出来，即使写出来也不是那么回事。二，你的动机何在？犯得着吗？如果真的写了，那肯定也是非常造作的。沈从文就很自然。汪曾祺写《受戒》、《大淖记事》也很诚实，那些东西在他的脑子里至少是存在的。现在一个二三十岁或者三四十岁的人，他的脑子里有那么纯净的东西吗？我觉得没有。因为没有，所以写不出来。他想写得纯，结果会很烂，因为不真实。

李：你的意思是，现在谈乡土意识是比较奢侈的事情，那么乡土意识究竟存不存在呢？可否说有乡土意识的人只能是有乡村背景或乡土经历的作家呢？

韩：或许你可以换一个概念，因为乡土意识牵扯到了传统、社会。家园也是这样。自然、大地是另一个概念，这个概念会好办得多。不是乡村，而是自然，这个东西是始终存在的。现在只要有人的地方，只要不是特别封闭的，我的天哪，所谓淳朴、寄寓精神理想，怎么可能呢？

李：乡土小说是从"五四"形成下来的文学史概念，包括许多的文学史家都写出了许多关于乡土文学的论著，话语权已经很强大了。因此最近广东的《佛山文艺》又搞了一个新乡土小说的文学赛事。在我看来，如果承认这个概念的话，新乡土小说是有新乡下人新农民出现才有新乡土小说的。

韩：我觉得乡土文学的概念可以抛弃。你比如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是不是乡土小说？如果是中国人写的，你会不会说它是乡土小说？他写的是天、地、人与自然，乡土的概念就太狭隘了。至于农民工，类似的人群在西方也有。比如像法国就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一些非洲人在那儿打工，形成了一个群落，但这不是乡土文学能概括的。文化之间的冲突，人群的迁徙流动，离乡离土，拔根和扎根，城市和乡村，现代化和古老的文明……这些不是乡土文学所能概括的，它们应该是另一种东西。

李：在现有的文学史中，高晓声被称之为乡土小说作家，令尊方之也可称为乡土小说作家。你认为，在他们身上有没有乡土意识，如果有的话，你认为是什么？

韩：说他们是农村题材作家可能比较贴切。像我父亲，他就写农村。实际上我父亲是城市人，但他却要去写乡村。我父亲土改的时候下过乡，后来也经常去农村，但他和农村的关系不是直接的。我爷爷是从湖南出来的，我父亲出生于南京，在城里面读的书，然后参加革命。他没有种过自己家的地，就是这么一个经历。因为那时候国家工作的重点在农村，所以你是一个革命者，肯定就得下乡。那时候的潮流或者时尚也是写农村。所以说，我父亲应该一点家园的意识都没有，实在要说，他就是一个农村题材的作家。高晓声的情况我不太清楚。但我读他的小说，比如《陈奂生上城》、《漏斗户主》，里面的"乡土意识"还是有的。这和农民心理或者农民意识有关，非常强烈。

李：高晓声八十年代后期被冷落了，不再像八十年代初期那么大红大紫，这里面的原因你怎么看？

韩：他被冷落的原因就是不会混，不是因为他的小说。

李：最近程绍国的《林斤澜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中对高晓声有较多的叙述，其中就有高晓声当时红了以后的事情叙述，比如用小轿车运煤球等事情，被作为笑话来说，还有高晓声比较自负，不太合群，与很多朋友都有不愉快的事情，等等。

韩：他讲话口齿不清，又不会混。

李：你本人和他接触多吗？

韩：接触不多，但我觉得他的东西不错。他又不是在北京的作家，外省作家，题材也不时髦，自己又不会经营。他本身就像一个农民，也就是说上不得台面——到哪儿都是一个人物，交际花一样。我这么说没有贬义。虽然高晓声很自负，他心里面也不是不想成名，他很想成名，而且很想结交，但缺乏那样的能力。他的东西肯定比王蒙要好。像王蒙就不一样，北京作家，城里人，往那儿一坐，能说会道，侃侃而谈，当过少共的，口才又好。你说两个人往那儿一放，能一样吗？辐射的范围，交往的深度都不一样。这不是一个愿不愿意的问题，其实都愿意，高晓声也很愿意，但他不行，没有那样的能力。他往那儿一坐，人家不找他说话，他说话人家也听不懂（指口音）。并且他们的作品也不一样。高晓声就那么写。王蒙是紧跟时代的，搞意识流啊，搞这样那样的新玩意儿。高晓声不时髦。但高晓声的东西肯定能留下来。怎么留下来？这也许是我个人的一厢情愿吧。想起来真悲哀。我有一个想法，一个作家怎么留下来？怎么能不朽？不是说他的书一百年以后还有人看。一百以后还有人看的也只有《红楼梦》，寥寥无几。而是，你必须活在后辈作家那里。如果有一个后来的作家读到高晓声，觉得特别好，从中汲取了营养，而这个作家又很有出息。他会说到高晓声，承认这个师承关系，并且在他的东西里面有高晓声的影子。我觉得这是可能的，绝对是可能的。

李：你认为这种营养是什么？从小说写作方面而言。

韩：这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本人没有从他那儿获得营养，我只是讲一个可能性，大家的源泉不一样。我觉得他的确是才高八斗，而且他就是顽固不化，坚定，有才能也诚实。只能这样抽象地谈。具体我没有研究过他的东西。

李：如果一个作家要吸收营养的话，应该是那些方面的营养呢？比如叙事、文字风格。

韩：其实并没有必然的营养。如果说有某种必然的营养，那就是胡说了。比如有人说，你没有读过《红楼梦》，怎么可以写作呢？就是把《红楼梦》看成必然的营养了。一个没有读过《红楼梦》或者读了但没有获得营养的人，仍然可以写作，仍然可能有出息。没有那样的神话。如果说什么才能成为你的营养的话，那是缘分。比如现在有的作家谈读书，跟教科书似的，大差不离，只要是有名的人物、大师必然榜上有名。谁谁谁，谁谁谁谁，一路下来。你再换一个作家问问，还是一样。要么是不诚实，要么就是政策水平高。比如巴金一死，中国有一半"一线"的作家都在那儿说，从小读他的书，读他的书长大的，收益匪浅，是自己写作道路上的明灯。这些都是应景的话，都是乱说。当然，在一个不诚实的环境里这是很正常的。诚实的应该是，大家的嗜好不一样，源泉不一样。就像在人群里，一个人找到了另一个人，一个人和另一个人有缘，是一样的。所以说，将来写作的人有一个找到了高晓声是可能的，因为他的东西是好东西，的确不差。

李：你认为应该如何界定"探求者"作家？

韩：从集体而不是从个人说，可以说他们是红色作家。

李：如果从个人来说呢，比如令尊方之和高晓声，革命者或是知识分子，那种身份更多一些呢？

韩：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是后来才成为褒义词的，现在说谁是知识分子就是往他的脸上贴金。我想，我父亲应该属于革命作家，也许还不足以说明他的情况。应该叫做革命才子，或者红色才子。高晓声可能略有不同。

李：我认为高晓声有农民性。

韩：当然，但这不是一件坏事。

李：而且作为一个作家来讲，他的农民性比较强。

韩：也许吧。

李：或者可以说他的革命身份有投机嫌疑。

韩：最多不够坚定吧，但，这也不是坏事。

李：叶兆言有一篇文章中说过，林斤澜也谈到过，高晓声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还有说他是阴间秀才的。也有说到当时江苏省作协推荐陆文夫做中国作协副主席，他不服气，他自负也可见一斑。他的题材契合当时的形势，或者可以说是写作题材上的投机。投机是否是农民性的一种特征呢？或你认为什么叫农民性呢？

韩：不太好说。可能，有人想否认自己出身于农民，对某种身份、气息想掩盖。有的人则故意张扬。我觉得高晓声是很合适的，他在自己的位置上觉得很舒服。有的人觉得很自卑，那就不谈了，这样的人挺多。而有的人过于强调。高晓声不强调，也不试图摆脱，也不掩饰，他很自然，真的是非常得体。

李：从高晓声这些"探求者"作家来看，他们在体制下受限制，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东西限制了他们？

韩：不完全是体制，当时的整个意识形态，还有就是生存状态。

李：我曾经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你作为作家，你是为谁写作的？我以为，作家应该有这样几种写作目的：为体制的，比如探求者作家的革命话语表达；为市场的，目前大多数的作家似乎都离不开市场；也有其他一些更为复杂的目的，比如为自我内心的宣泄和释放，为了一种终极的文学精神，为成名等等。对这个问题，你怎么看？对于高晓声这些"探求者"作家你觉得他们是在为谁写作呢？

韩： 这个问题很多人都回答过，不太好回答。而且我也不赞成你这样的划分。现在我想到一点，实际上，这个问题又是非常好回答的，无出其右，所有的作家写作都是为了成功。至于什么叫成功？哪方面的成功？当然分歧很大。所有的作家，从大作家到小作家，他的目的都是为了成功。有一种例外是，我把想写的东西写出来，但不计后果。这种不要求成功出现在写作的初期阶段。但凡是进入轨道的写作都要求成功。哪怕你只是为了给几个好朋友看，说法很高级，但还是为了成功。因为这几个朋友在你的心目中一定是很高级的，或者能够证明你的高级。像我父亲和高晓声他们写作，肯定也是为了成功。但他们理解的成功比较单纯，就是把东西写好。他们特别想把东西写好，成为一个好的小说家，这是没有疑问的。这个目的是压倒性的。至于得到意识形态的肯定、成名，都是附属于这个目的的。至于说他们是革命作家，那只是一个背景。我父亲是地下党，共产党的干部，爱好写作，喜欢这个东西。而一旦写起来，成为了职业，就绝对地博览群书，钻研不止。当时流行苏俄文学，我父亲对苏俄文学的判断也不是政治化的，他特别喜欢肖洛霍夫斯基、托尔斯泰。粉碎"四人帮"以后，稍稍开放，欧美文学进来了，他一样地如饥似渴。他们的那根筋是很强的。我觉得高晓声的自负也来源于这个，就是对写作方面的自负。在文学上，他们有自己的理解，要达到某种标准。作为写东西的人的价值也正是在这里。说他们为革命写作，没有的事。有一些人的写作虽然很革命，但在他们看来肯定是等而下之的。

李：从高晓声这些"探求者"作家来说，小说曾经给他们带来了不幸的遭遇，也改变了他们的命运，特别是在文革后他们的命运整个改变了。你认为小说给他们带来了什么？

韩：对我父亲来说，没有带来什么，房子还没有分到呢，人已经死了。对高晓声来说，的确带来了变化。小轿车买煤球倒在其次，他不会混，用小轿车买煤球，还被人家写进了书里。王蒙则不一样，身前富贵身后名都得到了，高官也做了，中央委员也当了，周游世界，所有精神上、见识上的东西都得到了。不得了。不是钱和物质的问题。现在的文学史甚至文化史、政治史里都写到他了。相比之下，高晓声太淳朴了，也太土，可爱啊。

李：小说给他们带来的这些精神、物质上的东西，你觉得正常吗？西方似乎没有这样的现象。

韩： 西方也有，只是西方的体制不一样。你要是成为一个明星级作家，各种东西也会有。老外也特别地想成名，成名以后那就……明星是一个什么概念呵！体育明星、政治明星、影视明星，这明星那明星，是个什么概念呵，那就是神，神了！老外想通过写作当神的很多，当上神的也很多。只是中国依凭的东西不一样，凭借体制、意识形态，但最终他还是要当神的。在中国叫人上人。

李：从他们来说，给文学史留下来什么呢？给新时期小说带来什么呢？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韩：没有带来什么。现在人写的这玩意儿，诗歌不说了（诗歌像我们直接受到启发的就是北岛。北岛他有良心，谈到早年的学艺，谈到一些老一辈的诗人）。小说这玩意儿，比如说莫言、苏童、王朔写的那玩意儿，你能从里面找到右派作家的影响吗？没有，也不可能。

李：他们给这个时代或那个时代留下什么东西呢？或者直接说高晓声给那个时代留下了什么东西？

韩：大概是个人的生活。就像现在一些搞研究的人，翻腾出当年的那些老事儿、文史方面的一些材料，当年谁和谁见过面，谁说了谁一句坏话。最后这些人就变成舞台上的主角了，变成了故事本身。折腾这些事的时候，就是在编写历史，写作者是一个无名的集体，以讹传讹，也有一点影子。说多了重复多了就成了历史。历史不仅是编年史，还得有血有肉，有人物进出其间。现在人爱看《百家讲坛》，读清历、明史，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这水平这要求。人文的历史，文人、学者、名流也会进入这样的历史的，成为历史人物的。最近看中央十套的《看一场风花雪月的事》，一对一对地出场，鲁迅和许广平，徐志摩和陆小曼，萧红和萧军，郁达夫和王映霞，徐悲鸿和蒋碧薇……大概有几十对，有趣得紧。最后他们就变成了这个东西，他们的意义就是变成这个东西。像鲁迅的书我是读过的，但有些人的书我根本没有读过，但听说了他们的故事，当年他们是怎么怎么的一回事。

李：凭什么能够给人留下一些印象呢？因为他的作品，还是在时代里有自己独特的意义？

韩：很简单，说的多了，形成街谈巷议，渐渐就凝固成历史了。一段历史，可以没有作品，没有成果、建树，但绝对不可以没有故事，没有风流倜傥的历史人物。这是不可能的。比如说这近六十年的文艺，文学包括艺术，可供今天阅读作品真的不多，大家不会因此而感到遗憾。但如果这六十年里没有故事，没有出入其间的人物，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作家写故事，首先自己得成为故事。成为故事以后，有的让后人回过头去找他的作品来读，并一读之下极为赞叹。有的则没有任何好东西供后人阅读。成为故事再买自己写的故事，不仅是短期的市场原则，也是长期的历史规律。历史的虚无正是从此意义上说的。

李：再来说说当下吧，诗歌与小说再批评家眼中是分开的文体。你当初写诗后来写小说，许多人会这么说，你是写诗歌出身的。当初为何没有直接写小说？你的哥哥李潮当初就是写小说的。你没有受到影响吗？

韩： 我最开始写诗，是受北岛那帮人的影响，读他们的诗，然后自己也动手写。在这一过程中才开始读小说的。我们当时是很贫乏的，也没有背过什么唐诗宋词，没有读过几本正儿八经的好书，就这么写了。诗歌是不太好翻译的，当时翻译的诗歌也很少，翻得好的更少。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是我的学艺阶段，当时翻译的小说有很多，因此读翻译小说就很多。对很多西方小说家我们不免如数家珍，佩服不已。读得多了，就有了写的冲动了。至于为什么没有直接写小说，那是由于敬畏，总觉得准备得不够充分。写诗毕竟不需要准备，况且供比照的标杆也少。

李：你的观点"诗到语言止"已经在诗歌理论中成为当下的绕不过去的观点。在你看来，小说到哪里为止呢？或者说，什么是好的小说呢？

韩：这很难讲。我觉得，好的小说是一种天然的结合，既没有虚荣心，又特别地有章法，读起来还特别地快活。

李：在一些访谈里，有人就断裂事件问过你一些问题，你说到从小说资源上来说，你是无父的一代，似乎特地要和父辈以及其它一些写作区分开来。

韩：没错，我们基本上是无中生有的一代，父辈没有提供给我们营养。那些前辈作家，回过头去看，有的的确写得不错，但真正进入我们血液的，一个也没有，不论是谁。我写诗有一个启动。我曾写过一篇短文，叫《长兄为父》，北岛这帮人对我来说就是启动。然后边写边看边琢磨，读得最多的是翻译作品。后来才开始有意识地读一些中国古典或前辈作家的东西，但那时已不可能构成绝对的影响了，因为时机已经错过。比如说明清的话本小说，比如说老舍的《正红旗下》，都是牛逼的东西，但和我的写作没有太大的关系。

李：近两年国学热，对传统的东西开始热心起来，从文学或文化的角度你怎么看？

韩：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平常心，在平等的位置上衡量文学或文化遗产。古人或死人不比现在的人笨，也不比现在的人聪明。祖先崇拜大可不必，自以为是当然也不好。不能因为是死人，是古人，就有什么不一样。能不能把他们都看成活人？或者没有时间性？真正的交流只发生活人之间，当你打开一个死人写的书，读进去，他一定就活了，他活在自己的作品中。看古人写得好，就是好，真他妈的好。看活着的作家写得好，我也会说，真是好。好东西就是好东西，不好就是不好。我主张死人和活动平等，中国人和外国人平等，大作家和小作家平等。这可不是一种道德或政治主张，而是阅读、交流的真实依凭。平等之后，才谈得上各自的个性、特色以及不可替代的存在价值。古人意味着智慧的积累，因此让我们望而生畏，但同时，我们又寄希望于未来，后来者，觉得我们的东西是为他们而作的，只有他们才能真正读得懂。意思是未来的后人比今天的人更有智慧或眼光。这不仅是一个逻辑上的矛盾，而且是功利主义的自欺欺人。我觉得无论何时何地，都只有好坏优劣高下的区别，但这好坏优劣高下或者价值判断是不应该依赖于时间和地域的。

李：高晓声、令尊方之等这些探求者作家有个身份认同的问题，创作心态上我以为是一种多重身份掺杂的隐痛。他们既是对党忠诚的革命者，又是来自于民间的底层人员，而纠缠其间的还有五四以来沿袭下来的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等等。三种身份纠缠就产生了一种隐痛。

韩：他们对共产党是爱恨交加，党是他们的爱人，完全摆脱党的意识形态很难，除非有来自外在力量的剥离。比如刘宾雁。党把你视为叛徒，这就是外在的力量。靠自己的力量、客观地去看共产党不太可能。

李：体制和政党对于他们仿佛就是宗教信仰一样了。

韩：没错，就是他们的信仰。这东西没办法从外在剥离的。从结局、晚景看，这帮人七八十岁了，共产党不算亏待他们。可能不是每个人在晚年都享有盛誉，但在物质上、待遇上不算亏待他们。所以他们对文革或文革以前的那段历史是有批判的，但整个的，他们不会批判。他们的思想轨迹或思路和党还是保持一致的。从此角度说，王小波和王蒙根本不是一代人，不是一种身份的人。

李：但是我觉得有共同点，都在文化思潮焦点中，都是北京人，都没有农村或底层身份。王朔很难归类，似乎是杂交的。

韩：关键是右派作家这批人，没有写出和经历相称的东西。经历过了，这没问题。作为一批人，一代人，应该对时代有个交代，但我们没有看见。你说环境恶劣，你是党的作家，算是一个理由。但那些党外人士呢？如果潜心写作，怎么的也应该有比较相称的东西。右派作家、知青作家，一茬茬地过去了，到底写出一些什么东西？而他们的身份就是写东西的人。三四十年代，鲁迅那个时代多牛逼啊！右派也有个别牛逼的，数得过来，包括知青这一代，真牛逼的实在不多。就汪增祺吧，大家似乎达成了一个共识，至少可以代表老一辈位于一个水准上。别的，像沈从文，解放以后就不写了。七六年之前的那批人留下来的都叫"红色经典"，《艳阳天》、《创业史》、《铁道游击队》……经典不管红色、白色，到底有什么呢？现在还没轮到和知青作家算账的时候，他们风头正健，还有活力、余地，有话语权，占据着各个位置。有一天他们七老八十了，再算这个账，会轮到的。要么你成为故事本身，成为别人书里面的人物，要么你得有真正的经典留下来。不是一个市场化、影视当道就能打发的。现在还离得太近，无法做出有效的判断。而知青作家之前的右派作家，现在已经七八十岁了，可以看得很清楚了。他们本身的经历没有问题，都是传奇，波澜壮阔，但没有一个能反映于文学写作的真实，连一个深入一点的自传都没有。真正的诚实没有，就不用谈技术和思考上的深刻了。我说这些，绝不意味知青作家就比右派作家高级，也许还要烂。烂的也许不仅是作品，因为知青作家没有借口。

李：现在知青也大体在操纵着中国，各个大小机关基本都是知青一带在做着主要领导。

韩：没错，但是很快，十年以后就不行了，撑不住了。连我都四十六岁了，知青一代比我要大十来岁。我属于文革以后读大学的这批人，这批人中也有很多知青。

李：有称为"新三届"的。

韩：是七七、七八年进大学读书的。

李：你们当时班里同学比较复杂了，有的三十多岁，拖家带口上学的，而你只有17岁。

韩：所以我觉得权力这个东西无处不在，就文学写作来说也是这样。中国目前当红的作家在空间上分两块，一块依靠市场，这些人的年龄偏低。一块则和体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体制这块也运用市场，书也买得特别好。这里面有知青作家，也有部分右派作家，年龄的出入在二十岁左右。为什么只是这个年龄层次的人？这就是权力啊，哥们！因为他们的时候到了，现在统统在五十岁上下，四十到六十这个年龄层，最红的那些人。这说明了一个问题，这帮人当家作主了。你把最红的十个作家年龄相加，再除以十，看看等于几？如果是一种正常的局面，当红的作家从二十岁到八十岁都应该有。现在二十岁的都在市场发财，八十岁的也在市场发财，比如郭敬明、金庸。既在体制又在市场发财的，不就是五十上下的人吗？还有一个现象你注意到没有？凡是体制的红人一定是市场的红人，而市场的红人就未必是体制的红人。在目前的中国，体制仍然是决定性的，它决定了文学写作的权利和权力，包括出版、批评、推广、销售、经营、奖励以及永垂不朽。

李：其他国家也应该有这样一个过程，像日本也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程中有过对传统的抛弃和痛惜留恋的过程。他们也有自己的乡土文学，有自己的乡土意识。可能英美等西方国家没有，他们的圈地运动直接把游牧民族工业化处理了。东方国家的农业传统可能都要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

韩：在美国文学中没有"乡土意识"吧？或许叫"本土意识"。由于美国和英国的渊源，所以二十年代大家觉得没有独立的美国文化，所有的作家、艺术家都跑到巴黎这样的地方去。从海明威、福克纳这批人开始，回到美国，写美国的生活，注重美国化。所谓的本土化不应该是一个题材问题，我觉得是方式上、语言上的综合问题。在中国，乡土意识实际上就是一个城市和农村的问题。现在政治上的压力减小了，被意识形态完全掌控的局面不存在了，写作实际上已经分流。一面是市场化，一面是所谓的严肃文学。后者起源于八十年代，至今余波未息。和当年美国作家对欧洲心驰神往一样，八十年代延续至今的严肃文学有着强烈的西方情结，世界的文化中心在西方嘛。意识形态减弱了，市场另说，所谓的严肃文学就是想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所以西化是不可避免的，从文体到小说方法到意识形态。大家心目中隐约的文学标准并不植根于我们的汉语中，而在别的地方。

李：这也是汉语表达寻求世界认同的问题。包括这个新文化运动也是汉语表达打破传统、抛弃文言书面语，寻求新的语言表达的问题。

韩：我觉得最基本的是一个是否诚实的问题。狭隘到题材来说，生活在城市里的作家写城市，这没有问题。但我们写城市或者写乡村往往是因为某种时尚。

李：确实如此，沈从文写北京是，现在一些新乡土小说作家也是。

韩：我觉得可以做一个研究，把现在作家的写作题材和他的出身背景、经验出处做一番比较。当然有人不愿意写个人经验，但如果整整一批作家都习惯于天马行空，那就是一个风尚的问题了。

李：王蒙、王朔、王小波，近些年来对于文化、文学领域来说是个持续不断的事件，去年以来，王朔在不同的场合开骂，今年又逢王小波去世十周年，王蒙也在各地不断做各种不同的演讲。从文学或者文化的角度，你怎么看待这些人、这些事？

韩：我比较认同王小波。王蒙我觉得和他们完全不是一回事，这个人比较复杂，作品又过于简单。我看过他的一些谈话，不知道到底要说什么，很暧昧的。

李：王朔从做人角度来讲，从其各种讲话似乎感觉是一个真性情、比较敢于真实表达自己的人，尽管这次出来可能功利性比较强。把三个人放在一起谈，也是因为在文化领域三人轮番出场，而所代表的又是三种不同的身份。三人经历和所处的位置上当然不一样。

韩：王蒙、王朔都是时代的弄潮儿，讨了很大的便宜，或者说，时代给他们一个充分展示自己的机会，使他们的能量得以释放。王小波是背的人，不是弄潮儿，轰轰烈烈那是死后的事。如果他仍然活着，仍然那种态度，不可能像现在这么火。也可能因为作品轰动，但他不是一个喜欢说话的人。王蒙、王朔都写东西，这没问题，王朔的东西也影响了很多人。但至少是这一次，王朔的声音盖过了他的作品。声音放大可能是由于写作上的不自信，因为不自信，说话的声音就变大了。这回王朔闹得很邪乎，他是主动参与，而以前王朔的话不胫而走，本人还是半推半就的。主动说话的愿望从来没有这一次这么强烈。王蒙和王朔都喜欢说话，作品之外给人以娱乐明星的感觉。王小波就不一样，连个访谈录都没有留下来。

李：在你看来，他们说话背后的动机各是什么？

韩：在王朔，可能是想书好卖吧？王蒙一直在说话，可能是人家让他说的、请他说的，当然他也喜欢说。王朔不说话也有很多年，一说他就云山雾罩、惊天动地，这是他的本事。但他也可以很久不说话。王蒙一直在说，但每次释放的能量没有王朔那么大，但就是不断地会弄出一些声音。所以说，王朔还比较单纯一些，至少你知道他的目的，而王蒙的目的是什么呢？

李：或许是文化适应中国现代化过程的一种现象，不同的作家出于各种目的，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了市场进程。包括王小波也是现代化进程中被市场化化的一个例子。但是，这是否是一种必然的事件呢？

韩：社会名流是永远存在的，社会名流，是不是？

李：公共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怎么区分呢？

韩：有很多社会名流，你可以称他们为公共知识分子，觉得他们有责任有义务在各个方面说话。现在的确说话的人很多，说话能带来一种效果，但是否起到了公共知识分子的作用，批判权贵、扮演社会良知？这就鬼知道了。但对个人的名利而言，肯定是有作用的，对专业所获取的名誉进行补充，或者掩饰专业的蹩脚也是有作用的。这些说话的人，基本上看不出是哪个专业的，所有的领域都能糊弄一下。写小说的侃侃而谈，题目很大，但他绝不会谈小说。搞物理的谈中医，也那么的振振有词。我们的话语空间整个儿一个江湖世界。

李：就是说，他们的说话在不自觉地为自己谋取了利益，而批判和社会良知则没有体现出来。那么，在中国，有没有公共知识分子存在的土壤呢？

韩：理想的公共知识分子应立足于专业，对社会进行批判。但如果你过于清晰、正中要害的话，就不可能让你说话了。我们的知识分子很滑头，实际上只对充当名流感兴趣，要越做越大，有那么一点批判色彩那也不过是"拴桩"（江湖术语，把观众留住的意思），绝对的不会兑现，也无伤大雅。出于良心发言的知识分子也有，对社会不公敏感的知识分子也有，具有专业犀利的知识分子也有，但声音绝不会大，也不允许说得那么多。难道不是这样吗？

2007/8/18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认识了朱文，九十年代初，我和朱文又结交了鲁羊。那真是一段美好的时光，我们一块儿写小说，一块儿谈诗论道，一块儿喝酒玩乐。当时所谓“新生代作家”崛起，我和朱文、鲁羊被称做“三驾马车”。还有更夸张的说法，说这是一支球队，朱文是前锋，我是中场，鲁羊是后卫。而我们的说法则是，朱文写作不需要书，我需要一书架的书，鲁羊却需要一个图书馆。老鲁的确爱读书，的确有文化，我从未见过像他这样手不释卷敏而好学的人。套用朱文一个短篇的题目《没文化的俱乐部》，我们的“俱乐部”里却有一个顶顶有学问的人，令“没文化”的我们感到尤其安心和塌实。

一次我和老鲁去公共浴室洗澡，后者高谈阔论，玄而又玄，弄得其他浴客侧目而视。此后不久，在一次“新生代”作品学术研讨会上，学者、理论家有备而来，准备围剿我们。老鲁一视同仁，侃侃而谈，犹如面对那些光屁股的浴客。在他旁征博引风度力度俱佳的演说下，对方不禁哑巴了。这一次，老鲁算是来对了地方。还有一次，我和朱文、立杆谈论艰深的历史，渐入佳境，开始胡说八道。当时就觉得有一双眼睛盯着我们。我们一致认为，如果老鲁在场肯定会被活活气死。

老鲁深受书卷的熏陶，长相却非文弱。他一米八一的个子，头顶一蓬密集而张扬的灰发，浓眉大眼，鼻梁坚挺。有女士感叹说，鲁羊长得太英俊了！前些年老鲁很壮，这几年他爱上了打篮球，每天一场，体形收敛了许多，竟然成了一个偏瘦而矫健的人。说话时中气十足，待人则彬彬有礼。老鲁内外兼修，真可谓孟子所云“吾善养吾浩然正气”。毋庸讳言，老鲁比较自爱。杜尚曾说，他最好的作品就是他的生活。我以为，老鲁最好的作品就是老鲁自己。他不仅把自己伺候得很好，整理得很好，更重要的是锤炼得很好。如果说，文如其人，老鲁就是从源头上下工夫的。这样的人放在你的面前，要么不写，如果写了，说他写得很差、不够优秀，打死我也不信。

我一向喜欢鲁羊的小说，虽说有的地方会有隔膜。一如我喜欢乔伊斯、普鲁斯特，隔膜可以，但若认为他们写得不够好和杰出，那就是你的武断和浅薄了。对老鲁的诗歌，我则是既喜欢又亲近的，觉得没有人像他写得那么贴近自身，那么不拘程式。老鲁的诗歌就像卡夫卡的笔记，不为文学而作，但其指向运思却超越了文学或文字。我认为，这才是一种赤裸而本质的写作。

近些年来，老鲁鲜有文学作品发表。一些朋友为他着急，我却毫不担心。按照老鲁的说法，他正“怀着一个人”。如果条件允许，孕妇自然得把自己调理好。不像我等，为生活所迫，写作起来也紧赶慢赶。人类的孕期不比耗子，一月一窝。况且老鲁怀着的是文学人物，是一部巨著。对此我只有期待与祝福，而无任何多余的忧虑。

弹琴吧，老鲁！读书吧，老鲁！打球吧，老鲁！恋爱吧，老鲁！这愉快而丰润的时光环绕着着你，汩汩流淌，必有道理。

2008-9-15

海曙是一个苦力，这是我对海曙的基本判断。有人说他是劳模，是工作狂，都没有错，但还是苦力最为传神。他喜欢站在边缘人、穷作家的立场上，但边缘人的轻松、穷作家的穷快活海曙是一点也没有享受过的。他姓金，给人以金属之感，瘦而紧，非常精练。看见海曙，我不免会想起“烈火金刚”的说法来。从未见过像他这样工作起来不惜命的家伙，全力以赴，不择贵贱。海曙染指过的文体有诗歌、小说（含短、中、长篇）、论文、随笔、译作、博客日记、教材、专著、剧本（含话剧、电视剧、电影），并皆有建树。目前海曙以编剧为主，他总是随身携带着笔记本电脑，走到哪里都要抽空插电，敲上几行。

对自己苛求，或者放任——这是一回事。夏天的时候，据说海曙每天只吃“一个冰”，即一份刨冰。满满一盆，如山堆砌，白雪皑皑，是否让海曙想起了久违的富士山？他早年留学打工于东洋，属于第一批海归，后进入公司成为白领。但在海曙的身上，你怎么也看不出海归或者白领的富态与滋润。以冰水果腹，用咖啡提神。海曙挤出来的是“奶”，这不用说，但吃下去的竟然连草都不是！固体最常见的安眠药。不想睡觉时喝咖啡，想睡觉时就服安定，他常常是就着咖啡服安定。这样的人和事让你不得不服。就算海曙有一副好身板，那也不能长此以往。我曾建议他打打太极拳，海曙坚决不干。他的意思是太极拳这玩意儿会把性情打变掉。这些方面海曙天真得厉害。他觉得太极拳是老年人打的，性冷淡打的。海曙的确年轻和性情，但那可是思想的昂扬和蓬勃，和奔五的身体基本上无关。

每次见海曙他都非常开心。开着一辆小破车，拉着我们在北京城里四处乱窜，喇叭声声，要让我们吃好玩好。想起海曙是一个工作狂，总担心耽误了他宝贵的时间。但海曙用行动告诉你，款待朋友、与其相聚，也是他的工作，并且是所有工作中顶顶重要的。待朋友以忠、信、诚海曙是完全彻底地做到了，还有乐，这才是最难得的。欢聚过后，我们辞别而去，总想着海曙孤单一人，开着那辆小破车，去吃“一个冰”，让人不禁心疼。

朱文曾经感叹说，在朋友中海曙是最能吃苦的，又那么有能力，但又怎么样了呢？他总是拧着来！可谓一语中的。拧着来，不是和别人，而是和自己，也许这就是海曙不同寻常的命运。放着好端端的白领不干，辞职写作。当作家只中意边缘作家。穷快活的边缘作家还不行，要当就当边缘苦力作家。海曙拧着来的地方还有很多。明明向往家庭生活，却拒不结婚。明明是干部子弟，富贵亲戚一大把，却从不露相，自甘贫贱。步入中年，但瞧不上太极养生。海曙反感一切宗教和迷信，但却不自觉地活出了一个圣徒的模样。当真是世事当料啊！

2008-9-15

尹丽川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女人。她的聪明可不是智商，也不是书读得多，甚至也非及时反应的敏感，而是见识、理解力、觉悟之类的东西。我说过，小尹有一个“世界观的高度”，是同样的意思。这样的智力在我们的环境中不免显得多余，尤其在一个女人身上，多余的感受必定是很强烈的。好在小尹还是一个美丽的女人，使她有可能纵情于生活本身，遗忘或者掩饰自己的禀赋。

我和小尹是不打不相识。当年我在《芙蓉》杂志编稿，发了一篇葛红兵痛批当代文学的文章，小尹来稿反驳。观点的孰是孰非不重要，关键是文字本身，才能和心智不免跃然纸上。然后是棉棉和卫慧打仗，我为棉棉辩护，小尹点名批我，可谓字字见血。对智力这玩意儿我一向敏感，总觉得全世界的聪明人都应该和我成为朋友，于是我便和小尹成为了朋友。

小尹是一个尖锐的人，甚至于尖刻，但她不走极端，并且对自己的尖锐有着必要的怀疑。我以为这正是智力的一个明证。执着于一端的人往往偏狭，而迟钝更和聪明挂不上钩。聪明或智力是需要空间和余地的，这空间、余地直接体现于心量。小尹是一个心量很大的人。来往应酬、交际接纳，靠的不仅是她特有的风情，更得益于冰雪聪明。美色和智慧交相辉映，集于一身，在圈内圈外都是非常罕见的现象。一旦存在，便会构成一道风景，天真和自傲的男人们必然会趋之若骛。因此，在诗歌圈子里前有翟永明，后有尹丽川，其魅力所向甚至波及到美术、音乐、影视等等的领域。在男人们干戈相见、争名夺利的阴冷世界里，如此的存在有如阳光，使一切变得相对柔软、灿烂，也更有趣。也使和平、狂欢、放任自流的艺术家的生活成为值得追求的。在不经意间，小尹所建立的功德可能要到很多年后才会被人们意识到——当它成为空前绝后的绝响时。

但还是可惜。我曾经和毛焰在背后议论过。我的意思是，小尹的生活不无精彩，甚至于传奇，但时间一过，就只剩下被书写的意义了。她或许会成为一本或几本书中的主角，但那也是别人写她的故事，不是她写别人的事故。对一个具有一流理解力和写作资质的人而言，不能说不是一个悲剧，至少也是遗憾的。小尹的资质无须说明，有她不多的诗歌和小说为证。写下如此出色和开创意义作品的人，此生最大的责任就是被别人写进书里，怎么说都是大材小用了，都是本末倒置了。

好在我的担心纯属多余，三年前小尹开始导演电影，并一发不可收拾。先是《公园》，然后是《牛郎织女》。并且小尹走的不是地下电影的路子，老老实实地讲故事，规规矩矩地送审电影局。这真是太好了，脚踏实地，不铤而走险，不受制于负气偏激的情绪。智力出众瞧不起弱智是无聊的，生性高洁不屑与平庸为伍也是一种做作。将最好的智力投入到最混沌暧昧的区域，以期某种程度的改观，是中国电影之福。能这样想，这样做，当然也是小尹之福。她比我们估计的还要聪明，还要具有勇气。

2008-9-12

很多年以前，刘立杆还在苏州，一次他来南京出差，受到一位乍富起来的朋友的热情款待。花天酒地，甚至夜夜笙歌。立杆有些架不住了，临别时他拍着胸脯对富朋友说：“下回你来苏州，那是我的地盘……”后来富朋友还真的去了趟苏州，找到立杆。可那会儿立杆很穷，除了将对方拉到家里吃了几顿便饭，就只有在大街上转悠了。由于许诺无法兑现，立杆不免郁闷。他指着满大街的行人对富朋友说：“你要是看哪个不顺眼，就上去粗他！苏州是我的地盘……”“粗”是南京话，意思是打，是揍，是捣是捅，如果你不懂南京话，就不能理解它的韵味。一个苏州人，在苏州的地面上不讲苏州话，也不讲普通话，偏偏只说南京话，可见立杆对南京话中突兀而野蛮的语调是有着充分的理解的。立杆调来南京以后，那南京话说得比南京土著还要地道，还要有力度。只是偶然看他接家里的电话，突然咿呀缠绵起来，我们这才意识到这是一个苏州人。

立杆是最不像苏州人的苏州人，其长相可用性感形容。黑皮、光头、翘屁股，两道或一道浓重的连心眉。眼睛近视，但不戴眼镜，因此看人时总是瞪着一双单眼皮的牛眼，一只眼睛的眼白上还有一块黑斑。立杆的穿着一向时髦，竖着衣领，歪着肩膀。这副模样完全不像在机关单位上班的，甚至也不像艺术家。立杆只像一种人，就是黑社会。深更半夜在街上打车，立杆常遭拒载。他尤其喜欢骂人，特别是骂朋友，不仅背后骂，当面骂得更凶。开始时很少有人能够适应，但时间长了，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一天立杆决定“以德服人”，不再骂了，所有的朋友都觉得很不习惯，一个劲地催他快骂。终于三天以后，立杆再次开骂，大家这才放下心来。圈子里的女孩儿几乎没有没被立杆气哭过的，但她们还是愿意找他玩。一快儿谈论时尚、购物、穿衣方面的话题，或者向立杆倾诉感情方面的困惑。我老婆有名言：“老刘就像是我前世的一个女朋友！”

别看立杆总是骂骂咧咧的，受宠于女人，但他毕竟是一个老派的人。他们单位有一位中年女性清洁工，每天打扫大楼不止。一天突然找到立杆，对着他深深地鞠了一躬。立杆忙问怎么回事？清洁工说她已经辞工不干了，临走特来向立杆表示感谢的。因为这大楼里的人只有立杆对她最尊重，进进出出总会和她打招呼，其他的人对她从来视而不见。还有一件事则是我亲眼目睹。一天我们打车前往某地，出租车险些撞倒一位骑自行车的妇女。司机于是破口大骂：“想死啊！你个呆逼！”立杆在边上坐不住了，他勃然变色，怒吼道：“你他妈的凭什么骂人家？再骂一句，老子粗你个狗日的！”司机顿时就不吱声了。

我认为，刘立杆是所谓“中间代诗人”中最重要也是最优秀的一位。我写的这篇副刊虽然和诗歌无关，但与诗人有关。正因为立杆“粗犷”，他的诗歌才会如此细腻，正因为他“正直”，其作品才会如此幽微。正因为立杆是性情中人，他的写作才具有了超越现实的空阔倾向。由于篇幅关系，这些只有另说了。

2008-9-11

非常高兴《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能有机会在韩国出版。近年以来，韩中两地在文艺方面的交流日益增多，但大都集中在影视方面，文学方面的交流相对稀少，概因不同的文字构成了障碍。但我坚持认为，不同的语言文字既是障碍，同时也是一个刺激，将激起更为主动的好奇心以及了解的热情。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就像是一个有关智力的邀请。更何况韩中民族在传统文化上早已结下的不解之缘，将提供坚实的理解基础。

《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中有一个情节，主人公朱红军参军后刻苦学习朝鲜文，虽然只是淡淡的一笔，却像是某种征兆一样。如今，整本书都被翻译成让朱红军备感骄傲的朝鲜文了。

当然此书讲述的是一个中国故事，并且开始于遥远的年代（上世纪七十年代）。可我认为，人类生活的具体环境尽管各异，但喜悲哀乐的感受却属于共有。生与死的命运即使超越地域和时代也可能被确实地理解，并引起反应。我的信心正是基于此的。通过这本倾注心血的作品，我想寻找的是那些与我灵魂相通的朋友，我称之为我的读者。这样的人不一定曾经谋面，也不一定在我的近旁，甚至不懂中文。唐朝人王勃有一句诗，叫做“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想说的是同样的意思。

最后，我要感谢翻译金宅圭先生和雄津出版社，没有他们的工作和努力，我的寻找“知己”之路也不可能延伸到伟大的韩国。

韩东

2008-9-11

新长篇的提纲已完成，小说暂定名为《日》。

这次的操作方式与前面的长篇很不一样，仅提纲就写了五万字，具体到主要的场景和对白，整个故事已经成形。

我很满意，读这提纲的感受可用“惊心动魄”四字来形容。

新的操作方式也让我兴奋，奥运期间基本没看比赛，一直在弄这份提纲。

我喜欢在与己无关的喧哗中工作，其中的寂静更利于集中精力。

记得年轻的时候我喜欢在茶馆里写作，人来人往，热闹非常，但又和我无关。

情形有点类似。

接下来是初稿，大约需要三、四个月的时间，这几天正着手准备。

估计不出意外的话，《日》明年下半年就可出版。

它应该是一部完全不同的我可能写出的最好的小说。

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划分，四十五岁以前都是青年。四十五岁一过便是中年了，中年时期一直延续到六十岁以后。人生的中年所获取的社会权力最大，掌握的社会能量也最可观，说中年人是各行各业的国家栋梁也不为过。因此，他们必须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负责。作为一个集体，中年人无抱怨的理由。如果说，我们的社会是美好和谐的，应该归功于中年人，如果说它丑陋腐败，中年人也难辞其咎。中年人不仅有责任，而且这责任无法推卸。老人可以斥责败家子，感叹今不如惜，年轻人亦可以怨恨他们的长辈，交付给自己一份不堪的遗产。惟独中年人无迁怒于人的可能，或者说他们的迁怒、推委乃是一种懦夫行为。中年人必须勇于承担，行使权力，脚踏实地地改造和维护社会。因为，只有他们才有足够的能量那样做。社会生活的物质水平和精神风貌从根本上说仰仗中年人的作为。中年的思考和行动直接关系到过往的修正和未来的走向。

这是权利与义务的古老话题，是掌握能量的人必须肩负相应责任的老生常谈。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如果在其位呢？不谋其政就是失职。所以说，这也是一个职责问题。中年所处的社会地位，担任的职务，拥有的权力以及积攒的能量使他们成为必须负责的人。一味地追求权力，并使权力与其责任脱钩，是中年人的堕落。为权力而权力的权力欲是中年人的大患，中年集体的权力欲则是社会生活的大患。

中年人在生理上处于衰退期，但在社会权力的指标上却接近登峰造极，如此的错位难免不使他们心力交瘁。道义上的责任不论，即使是在具体的家庭生活和职业生活中中年人的辛苦操劳也是趋于极限的。家庭生活中的上有老下有小，职业生活中的岗位与职责。如果你是公司领导，就得为手下的员工负责，如果你只是一名员工，也得勉力养家糊口。并且中年人有强烈的危机感。能够得到的已经得到，怎样维持，维持得尽量久一些，却是中年的挣扎或挑战。即使是那些无视责任只知沉溺权力所带来的享受的中年人也会觉得很累。声色犬马、无限风光、感官刺激，这一切也得消耗体力、心力，何况忧心忡忡生怕失去呢？中年的心身是超负荷的，为责任所累，为享受所累，怎样一个累字了得！

中年猝死问题已经被提上议事日程。有关的案例中，突然暴亡的不一定就是忠于职守鞠躬尽瘁的人，其中也有贪官、弄权者以及堕落之辈。对权力的追逐和履行责任在很多中年人那里已经混淆不清，权力借口于责任，而责任掩护了权力。也许中年的人生有其宿命，就是在权力和责任的双重重压下备受煎熬、拼死挣命。

2006/11/17

和小竹认识已经二十一年了。一九八七年，我们在扬州第一次见面，参加一个诗歌会议，小竹千里迢迢地从四川跑来，脚下竟然穿着一双拖鞋，上身穿一件鲜绿色的体恤。很显然，他是那次会议上最俊秀的人物，那张脸漂亮得有些不可思议。天生丽质，加上拓落不羁是我对小竹最初的印象。可惜，在那次会议上我们并无深入的交谈。

直到十三年后，我们在成都又见面了。小竹漂亮依旧，只是气质全变。此时小竹的漂亮或者气质可称之为那种叫做风度的东西。小竹风度翩翩，送往迎来，体贴而周到。在我们分别的这段岁月里，据说他下过海，开过公司、夜总会，当过老板，富过又开始穷了。你可别误会，小竹的风度绝不是商场历练的结果，不是富人的财大气粗。相反，他瘦得仙风道骨，步履轻盈，不禁让我联想起老年的周恩来。因此我们一度戏称他为“我们的总理”。当时小竹有三个绰号，除“我们的总理”外还有“文青的偶像”、“少妇的猎物”。我去成都是参与橡皮文学网站的建设，小竹的事无巨细、任劳任怨、以身作则……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所谓能者多劳，不仅网站之内的事，网站以外，任何朋友有事，现实困难或者精神问题，只要找到何小竹，他必定想方设法地帮你解决。即使解决不了，也和你一起着急。在圈子里，小竹绝对是以德服人的典范。

除了朋友一摊事，小竹还要养家糊口。身兼几份工作，开若干随笔专栏，让老婆安心，把女儿养大。日子过得虽算不上富裕，但该有的都有。对于一个没有正式工作以写作为生的人而言不啻为一个奇迹。不仅是谋生的奇迹，更是身心健全的奇迹。在某种程度上小竹的确做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保持了一个正常人的健康心态。在我们的时代里，诗人因其敏感变态疯狂是常有的事，发达和贫困都可能构成障碍。小竹的不为所动和他优良的平衡感应该不无关系。

这种平衡感直接体现在他的写作中。二十年来，小竹诗歌、小说同时并举，作品的面貌日渐妖娆。我尤其喜欢他的中短篇小说，几年前读到时就叹为观止。只可惜小竹只知道忙活别人，而不善推销自己。他不求闻达的态度不仅和一贯的虚己有关，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的独立。是独立，而非对立。如果小竹以对立为己任那会好办得多……这些就不去说它了。

八十年代的老英雄们，要不缅怀往昔辉煌的岁月，要不被眼前的状况所迷惑，自鸣得意或者自暴自弃。像小竹这样着眼未来的人真的已经不多了。最近在成都，我又一次见到了小竹，几杯烈酒下肚后他对我说：“只要有条件，我们什么事不能干啊！”我不免一愣，重新审视我的老朋友。他内心的少年狂野依旧，让我多么高兴。

2008-8-31

青年是人生的光荣。孩子们希望自己尽快长成高大的青年，老人喜欢回忆他们的青年时光。只有青年人哪儿都不想去，在这一时段里能赖多久就赖多久。似乎，青年是人生的目标、究竟、颠峰，过了青年人生就该走下坡路了。从生理上说，的确如此，青年是性欲也是性能力的全盛期。智力呢？有人不敢苟同。但就人类的智慧之花而言，最灿烂的盛开也都处于一些人的青年时代。释迦牟尼悟道在中年以前，耶酥至死也还是一个青年。钉在十字架上的尸体是一具青年男子的尸体，而非是大腹便便的中年男人的尸体。也许，人们对青年的留恋仅仅是因为美，纯粹的人体造型的美。女性在这方面应该有更多的体会和感慨。

然而，社会生活是相对滞后的。青年人以其身体方面的优势进入成人社会，但在社会标准的衡量下，他们却是幼稚的成年人，处于明显的劣势。从少年到青年不完全是一次生理上的质变，更重要的乃是立场的转向。进入社会的青年必须学会妥协，无条件地接受游戏规则，在此前提下通过竞争和奋斗，才可能有望胜出。继承旧世界乃是当务之急，开辟新天地从原则上说，开辟的不过是个人生存、发展的天地。青年人是社会权力的合法继承人，社会生活的青年期亦是社会人的诞生期。

因此，青年人远非想像的那样团结。他们是被打散了散布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层面的，各自为战。青年人也结盟，但不一定就和同龄人结盟，他们往往和年长者结盟，以打击和抵抗同龄人。一切视利害关系而定。社会生活中的党派之争永远是第一位的，代际辈份的冲突则被人为地夸大了。所谓“七Ο后”、“八Ο后”、“第三代”、“第六代”说到底属于无稽之谈。当然青年人有属于自己的特殊问题。这问题无非是在社会生活以及所从事的专业中立足、扎根，谋取一席之地。个人奋斗和自我实现是当代青年比较恰当的自我描述，而所谓一代人的崛起或困境多多少少像一个借口。

我坚持认为，当今的青年是天生的个人主义者，或者说，个人主义与其生理能量和社会处境相呼应，表现得尤为彻底和赤裸。依仗身体和智商方面的优势，青年人容易产生无所不能的幻觉，并引发相应的贪婪，同时权力的匮乏亦提供了强大的压力或动力。婚恋、组建家庭就不说了，学业、事业、阶级地位的晋升既是社会生活的要求，也是青年人自诩的价值目标。时不我待，过了这一村就没有那一店，趁着年轻必须进入轨道，校正方向并初具规模。否则人老力衰、格局一旦形成就后悔莫及了。因此，青年人的个人主义往往带有强烈的急功近利和冷酷无情的色彩，甚至不惜同类相残。也难怪，他们真正的对手正是同龄人，而非其他人。

2006/11/10

少年是童年向成人的过渡，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转变带来了困境。少年人貌似儿童，但不是儿童，向往成年，但又远非成年。成年人有成年人的把握，儿童有儿童的安详。据说人格在五岁以前就已经形成了，这之后便是顺理成章的成长，及至少年，童年的那一套已经不管用了，全新的因素介入进来。身体的变化以及性意识的觉醒是少年必须面对的问题。性的重要性自不待言，我们用一生尚不能把握和消受的性猛然进入，其震撼和影响力可想而知。绝大多数同性恋的性倾向都是在少年时代形成的，此外，人们迥异的性爱和欲望模式大多也起源于这一时期。生理的发动构成驱力，少年的经验需要重组，这重组有时直达心灵深处，有时，只是停留在行为方式的表面。因人而异，因遭遇而异。但总而言之，少年是一个人格重塑的柔软时期。重塑、修补或破坏。这一时段的重要性可能仅次于人生在世开始的那几年。

但少年最主要的问题还是社会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权力问题。少年人从原则上说已脱离了成人社会的庇护，从附属性的存在变成了预备队员。在此之前，他们和成人之间的关系是依附性的，而现在却成了竞争的对手。有对手的含义但没有对手的实力，这是少年人深感软弱无能的原因所在。因此，少年人的攻击有时异常猛烈，效果就像偷袭而非正大光明的对垒。反抗是普遍的，势在必行的，但显得非常犹豫、矛盾，反复无常也缺少章法，充满了试探性以及不计后果的危险。平和乖巧的少年人受到赞誉，但那赞誉是来自成年人的，在少年同伴中则很少会有市场。作为一个部落少年是高度紧张的，始终处于战备状态。勇敢的攻击分子在他们中间大受欢迎，哪怕是象征性的攻击，象征性的反叛。少年人最爱象征，因为实际的胜利无望。他们奇装异服，爱好时尚，使用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听得懂的生造的语言，一些歌曲、一些玩具、一些行为做派，且不可小瞧这些。它们正是少年部落所需的标志、图腾，既指出了自己，又对成人世界进行了恐吓。不能取而代之，起码也能起到激怒的作用。少年人比想像的要团结得多，至少在精神氛围的意义上。成年人的团结依赖社会组织，不免有恃无恐，而少年人的团结更具有精神道义方面的含义。

少女的反叛则比较依赖于身体节奏，身体的波动一经结束，针对社会权力的反叛就成了强弩之末。我们的社会毕竟是倾向于男权的，少年男子和成年男人互为对手，而少女则是他们共同的猎物。竞争、攻击、显示力量也不是少女进入成人社会的必由之路，她们可以以附属的身份平安抵达。当然，附属有附属的问题，这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顺便说一句，在女权运动不断扩充势力范围的今天，少女们不免也受到了感染，但年龄的弱势比较性别仍然是最迫切的问题。少女的反抗主要针对的是“老妇女”，而非“老男人”。等有朝一日她们成了“老妇女”，反抗“老男人”和一切男人才真正地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2006/10/22

儿童最主要的任务是游戏和学习。学习就不说了，谁都知道它的重要，而游戏却大有可说之处，也有说的必要。实际上，游戏和学习并不矛盾，凡有游戏的地方必有所学，但有学习的地方却未必有游戏。将学习从游戏中分离开，使其对立，以至最终取消了游戏是童年生活的苦涩之源，即使是寓教于乐的策略手段也无法补偿孩子的损失。

孩子们需要的是纯粹的游戏，是为了游戏而游戏的游戏。以书本或技能学习为目的的游戏则有违他们的天性。儿童游戏应取消具体的目的，特别是学习的目的。在看似无目的游戏中却应有尽有，包含了一切，从中获得的东西乃是有目的学习所无法比拟的。换句话说，儿童游戏的目的就是玩，玩好了，玩对了，一生将受益无穷。

首先，在游戏中孩子们学习生之快乐，生之乐趣。“学习”一词也许不够准确，实际上乃是直接品尝。在游戏中孩子们品尝到生命的欢乐、存在的欣喜。生活值得一过的认识不是作为教条被灌输的，而是一种兴奋的体验。很少会有孩子感觉到空虚无聊，只要让他们玩得痛快，只要有得玩似乎一切都不在话下了。

在游戏中孩子们学习集体意识。有游戏就有伙伴。无伙伴的孤独的游戏对孩子们来说是不可取的，是一种病态的需要。人是集体动物，与群体的关系、与他人的关系的重要怎么说也不会过分。在集体游戏中孩子学习他作为人的现实。如果他自小生长在狼群中就将是一个狼孩，尽管有高于狼的多余的智力。他必须生活在人类之中，生活在人类的儿童之中，和他们共同成长、相互说明。

在游戏中孩子们学习规则和竞争。游戏的规则和社会生活的规则在本质上并无二致，它是前提性的，同时也是人的创造。在游戏中孩子们学习遵守规则、改变规则和利用规则，以便在竞争中胜出。儿童的游戏虽无具体的功利目的，但一定有游戏的结果，这结果就是输赢、高下以及由此导致的荣辱尊卑。这部分的学习在今天尤其受到重视。但通过游戏的方式却有一个好处，就是假戏假做，既体验了有关的心理又不必为此负责、过于认真，因为毕竟是游戏。当然游戏越来越真（假戏真做）的时候就脱离了游戏的轻松，因此有必要将其限制在游戏的意义之内。

游戏之于孩子们还有更多的好处，比如它是一种身心活动。身体的参与能增强体质，身体的学习更加的刻骨铭心。在游戏中，身体与世界物质的接触更加直接，磕磕碰碰，以至于流血受伤。人毕竟是自然之子，和周遭的世界同根同源，他（它）们的接触应该具有重大意义——尽管我们尚不能完全明白。因此，在游戏中我尤其提倡户外以及和身体相关的游戏。

再者，当我们成年之后，诸事不顺、万念俱灰，感叹人生无常时不免想起了童年的游戏。游戏人生的态度乃是抵抗压力焦虑的一件有力的武器，那粒觉悟的种子早在孩提时期就已种下了。

2006/9/24

　　毛洁撞墙终于有了结果。这天上午说好了要去学校上机，将论文提纲打印出来

，九点以后她仍赖在李红兵的床上。李红兵倒是早就穿戴整齐，在厨房里为她准备

了早餐。他让她快点起来，不然，预约的机位又要被别人占了──近来他们系的计

算机房总是人满为患。后来他索性来到床边帮她穿衣服，每穿上一件衣服她都会再

次倒下去，喉咙里同时发出哼哼的撒娇声。她对他的依恋是明显地增加了，这让李

红兵感到稍许安慰，但他还是硬着心肠把她弄了起来。毛洁说她头晕、困倦，一面

抱怨一面听任他的摆布。大约十点左右他们出了门，来到外面的马路上。李红兵将

一只手搁在毛洁的后腰上，几乎是推着她向前走，阳光下她的面孔异常苍白，眉头

紧锁，还在为他逼她上学而不高兴。突然她停止了迈步，声音异样地对他说：“我

来例假了。”说着她蹲下身去。她就这么双手捂着肚子在街边蹲了一会儿，显然因

此她不能再去学校了。她有必要回去收拾一番，她对他说：“呼地一下，有一大股。

”他们就这样带着那东西回到了房间里，毛洁马上跑进卫生间。她让李红兵赶快过

去看，声音显得很兴奋。只见在她内裤的底部兜着一团血肉，有她的一个拳头那么

大，原来她流产了。李红兵让她把那东西扔进马桶里，他亲自拉动拴柄，随着一声

水流声它就消失不见了。他第一次发现那陶瓷马桶竟如此的洁白无瑕。深色的淤血

之后她的月经也转红了，现在，他们终于可以放心了。可以说这是自他们认识以来

最轻松愉快的一天，或者说是半天（良好的心情并没有保持到晚上），她不用去上

学了，也不用去那该死的医院。况且他们起得那么早（与平日起居相比），外面的

天气那样晴朗，虽然他们只是在外面待了一小会儿，还是受到了感染。现在，他们

知道外面有一个风和日丽的世界，呆在这所黑黢黢的房子里就安心多了。毛洁换了

一条内裤，粘上一条卫生巾回到床上。她让李红兵过去陪她躺着，后者没有理由反

对。她让他把衣服脱光，对方也照办了。她提议他们做爱，李红兵犹豫了一下，也

只是一下，也就同意了。他去卫生间里仔细认真地擦洗了一番，然后就进入了她的

身体。那里多汁而润滑，他知道是鲜血滋养着他的阳物，这一想象使他激昂澎湃或

萎缩疲软，一时他还拿不定主意，总之他觉得怪怪的。毛洁不时用垫在身下的线毯

擦揩着。没有任何奇迹出现，她仍达不到需要的高潮。由于不满足她开始责备李红

兵，说她那样难受他还要逼她去学校，说她来例假的时候他还要跟她做，甚至都不

是一般的来例假，是小产，他还要跟她做，还要同意她的要求。她那么年轻，少不

更事，而他和那么多的女人干过，使她们堕胎流产，他应该是知道的，他怎么能这

么对待她呢？李红兵无言以对，他不禁问道：“你和朱原没有在这种时候做过？”

“没有。”毛洁顿时警觉起来。“那我感到非常荣幸，只有我和你在这种时候做过

爱。”他说。“他根本不会让我怀孕。不是他不能，而是他根本就不会这样做！”

说着毛洁痛哭起来。李红兵喃喃地说：“你还在爱他。”这么说的时候他伤害了自

己，但除此之外别无它法。现在，她是彻底的通畅了，下面流着血上面流着泪，由

于他的错误她可以任性使气，表白着对朱原的思念而不必遮遮掩掩。

　　他买来桂圆红枣，给她做了鸡汤，尽其可能地照顾她。在毛洁休养期间李红兵

还冒充家长给她的指导老师打电话请假。按照习俗，他们至少一个月内不能做爱。

可他们坚持了不过三天，甚至毛洁还没有完全干净，她又一次向李红兵提出要求。

这次他犹豫的时间比上次稍长，但也不过三四分钟。毛洁说：“你是不是还在生我

的气啊？上次是我不好，求求你啦，别因此而折磨我。”她又说：“反正我们已经

做了，再坚持又有什么意义？只要你洗干净就行。现在做是最安全的，至少我不会

怀孕。”她说得相当在理，现在，他除了一味顺从还能怎么样呢？对他而言只有顺

从这一点是无人能与之相比的，这是他如今存在的唯一的意义和品质。若是说到责

任或权威的建立恐怕为时已晚，弄不好的话还会闹出笑话来。他想起那幕“渐进”

的闹剧，那时候他们已经狂交滥媾了半个多月，突然他感到了重新开始的必要。李

红兵可不想重蹈覆辙，自取其辱，说到信心和责任你早干什么去了？他非常悲哀地

想：到了这一步我已是一个没有自信可言的人了，除了百依百顺已毫无价值。当然

我也不想苟活，除了陪她同归于尽已别无出路，好在我宁愿如此。于是他再次进入

了她的伤口，鲜血淋漓，就像杀人或自杀一样的痛快和绝望。

　　毛洁流产后的半个月里是他们狂热做爱的第二个高峰期，李红兵无条件的顺从

终于让对方感到了恐慌，在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毛洁自毁的热情。看来他比她垮得

更厉害，不仅行事毫无原则一任她的摆布，甚至反应也变得迟钝了。现在他的脸上

时常出现某种暧昧不清的笑意，说话时声音颤抖欲言又止。当他在厨房里摸索锅碗

瓢盆的声音更加细碎，有时打坏一只杯子（如今他常常失手）也要向她赔半天的不

是。“这是你的杯子，你的家。”她提醒他说。“干嘛要向我道歉呢？甚至连我也

是你的。”她竟然这样对他说了，出于怜悯或是其它。现在，在他毫无防备的情况

下她也会说出“我爱你”这样的话来，震惊之余李红兵真是百感交集。是他的顺从

感动了她？他不敢仔细去想。表面上，他一如既往地做着一切令她高兴讨她欢心的

事，而内心深处那压抑已久的委屈之情却翻腾起来了。他经常流泪，当然是背着她

的。他觉得自己已不像当初那样的诚实和信任对方，他的顺从和软弱越来越像是争

取她的一种手段。他远没有像她和自己认为的那样已经“死透了”，仅仅一句“我

爱你”就点燃了他的全部希望。他为自己的下贱和可耻而热泪盈眶了。随后眼泪弄

湿了枕头，通过枕头而让她面孔的皮肤感觉到了。她可不喜欢他这样，成天抽抽搭

搭的，于是便转过脸去不再理睬他。

　　他极为机械地做着她所需要的一切，买菜做饭，和她上床，洗涤她血污的内裤，

跑她爱看的录像带……。他是那么的准确无误和及时，看起来就像是因生活的需要

设计出的某种装置。对她来说，他是那么的好用和顺手，甚至比自己的肢体用起来

还要便当。她和他分享着本属于他的身体功能，这或许能使她暂时忘却自己备受摧

残的身体。他们合用着一个身体，步调逐渐趋于一致，当然这是以合用一个灵魂为

代价的。在他们之间对抗已不复存在，这里只有一个灵魂，一个意志和一个自我。

那个灵魂或自我显然是毛洁的，只能由她提供，她必须对此负责。这就像瞎子背着

瘸子走路，其结合必定是天然而紧密的。一段时间以来他们相处得如此和谐与默契，

似乎那最后的毁灭离他们越来越远了。

　　两周以后毛洁已能由李红兵陪着来到室外散步。她去指导老师那里露了一下面。

目送毛洁的身影进入教学楼，李红兵来到车棚前的一棵树下点上了一支烟。他在外

面等了她约半小时，直到她平安无事地出来。他们在环境优美的校园里继续漫步了

半小时，毛洁的左手紧紧地抓着他，右手同时伸进袖管里抚摸着他光裸的肩膀。她

几乎是吊在他的胳膊上的，然而李红兵喜欢这样的感觉。这是他们第一次公开亮相

，沿途至少碰见了她的三个熟人，毛洁极其活泼地和他们打招呼。看见她和另一个

男人在一起他们不免吃惊。李红兵思忖道：如果她的身边是朱原情形恐怕会自然很

多。当年她定然以同样的姿势依偎着他，并走过了三年的漫漫长路，他们（她和朱

原）才是一对名符其实的校园情侣呢！出了校门他才感到少许放松。回家以前他们

路经了菜场。当他与小贩们讨价还价的时候，毛洁被安顿在一家小吃摊上吃一碗鸭

血汤。后来他把她背上楼去，短暂的旅行暂告结束。

　　自此以后他们每天都要出门活动。与毛洁流产前相比上街逛商店的时候少了，

他们更多地来到公园、郊外。十月的北方，秋高气爽，自然界的朴素风光与他们动

荡后的和平心境协调一致，更重要的是李红兵的那笔小小的存款也将消耗殆尽，他

们不可能再无节制地挥霍了。

　　这天，他们来到附近的农村，毛洁径直走向路边的一幢灰色平房。李红兵跟随

着她，竟毫无预感，只是觉得她的行为有些奇怪。恍惚间她用钥匙开了门，在招呼

他进去，就像到了家一样。他们来到一间完全陌生的房子里，李红兵不禁有些紧张。

毛洁解释道：这是她和朱原合租的房子，她已经有很久没来过这里了，本来她也许

不会再来了，因为这次消耗体力的散步，既然来了何不在此休息一下再走呢？她说

得入情入理，但言不由衷，李红兵有理由认为这次意外的造访实际上是她有意安排

的。这是他们（她和朱原）共同生活过的地方，他们曾在这里做爱，她委身于他，

通过长达三年的摸索就是在这里他们结束了童男与处女的历史。以往暧昧不明的想象

变得真切，李红兵甚至都不敢应对方的要求在那张唯一的床上坐下去。如今，一切

还保持着原样：一张简易的书架，墙边的桌子，那上面的煤油炉和炒菜锅，几棵萎

缩变黑的白菜──日常而琐碎的事物刺激着他。当然也免不了那些女孩子喜欢的小

摆设小挂件，充斥和点缀着这简陋的栖身之所。墙上贴着的港台影星照片说明了她

某一时期的欣赏趣味或者他们的共同爱好，对此她多少有些不好意思。但在李红兵

看来，贫穷的生活和平庸的审美此刻却有着无穷的魅力，他真愿意在她完全成熟以

前就遇见她。毛洁微笑着，在他的耳边轻声说着什么。她为他置身其间表现出的孤

立和僵硬姿态而在怜悯他，向他赔着不是（此行没有向他事先通告）。她告诉他：

实际上他们在这里并没有住多久，大约一个月吧，朱原就和她分手了。一个月而不

是他想象中的三年。朱原走后毛洁继续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直到遇见了李红兵，

然后这间房子就一直空着。当时他们预交了半年的房租。遗憾的是事情的发展与人

们的预想往往相去甚远，要不是那意外的分手他们至今还住在这里呢。当小屋里逐

渐黑暗下来时李红兵发现有一点红光在墙角闪烁，原来是一只充电器。那红色的闪

光既神秘又活跃，就像是某种有生命的东西。为避免情绪的过份沉浸毛洁拧亮了桌

上的一盏台灯，她不无讨好地说：“实际上我早就知道你了。”一面说一面拉开抽

屉翻弄一些磁带。她找出一盘磁带卡入床头的随身听。那随身听接有两只小音箱，

随即乐声就流泻而出了。这是他的磁带，他的歌，他的演唱，但那无限的哀伤和悲

痛却是属于她的。他试图用她的耳朵与心灵去听他的歌，想象着朱原离去后它们带

给她的辛酸与慰藉。他站在那里代替她倾听和落泪，甚至在旋律之外他听见了四周

乡野的安静和寂寞。这里不仅是他们相爱盟誓的地方，更是她怀念与抚慰自己的所

在。朱原离开后她仍在小屋里住了两个多月，怀念着他为他流泪，一遍遍地听着那

些歌，摆弄着她的随身听。

　　　　　　只要我闭上眼睛，就会看见你，

　　　　　　因此我多么怕，怕，怕那夜晚，

　　　　　　我多么怕，怕，怕睡觉的床，

　　　　　　我多么怕，怕，多么怕睡觉。

　　　　　　只要我睁开眼睛，你就会消失，

　　　　　　因此我怕，怕，怕朗朗的白昼，

　　　　　　我多么怕，怕，怕这是做梦，

　　　　　　多么怕，怕……怕我就醒来。

　　她向他推荐自己喜欢的歌，忙着在抽屉里翻找，吱吱地倒带，其热情程度一点

也不亚于看那些黄色录像。她总是这样的匆忙和投入，不放过任何一个极端，绝

对纯洁的爱情以及绝对下流的肉欲的沉浸，面对二者时她的态度总是一如既往的认

真。而他李红兵本质上说来是一个平庸的人，习惯于中和的事物。就像他与她做爱

时需要爱情的表达一样，此刻，在一支伤感的爱情曲的进行中他提出与毛洁做爱。

就在这里，这张床上。他的要求遭到对方严厉拒绝。他们认识以后这还是第一次，

第一次他主动提出与她做爱，第一次她满怀厌恶地抗拒着他。她对他说：“你要是

再不停止我就喊救命了。”“为什么不做？”他掐着她的脖子问。“为什么不做！

为什么不做！”让他不能理解的事情真是太多了。“为什么不和我做爱？为什么你

提出来我就要和你做？为什么我提出来你就不和我做？为什么不能是现在？不能是

在这张床上？为什么你能和他在这里做，和我就不能在这里做？为什么你要把我领

到这里来？”她拚命挣扎，眼泪汩汩而出，李红兵不禁问道：“这眼泪是为谁流的？

”后来她安静下来，不再反抗，他无须用很好大的力气就能控制住她。他在她的上

面喘着气，而她寂静得连一点声息都没有。她只是瞪着他，眼睛一眨也不眨，不断

涌出的泪水装饰着她的凝视，在灯光的反射下她的眼睛就像两块昂贵的宝石。她让

他感到了自己的粗鄙和恶劣。现在，他很容易地就能剥去她的衣服，然而他无法那

样去做，她那无欲的裸体将闪耀出更加眩目的光芒，是他所不能面对的。李红兵不

能理解自己为什么总是那么被动。当他拒绝她的时候感到自己就是一具尸体，而她

纹丝不动时却那么的高贵，神圣和不可侵犯。他趴在她的身上惶惑起来，一时不知

道该怎么办好。体面地离开？为时已晚。继续下去？也已经无此可能。他的热情随

对方反抗的停止而急遽减退，他明白某些事情只有在对抗争斗之中才能得以完成，

至少对他来说是这样的。有好几分钟，他们保持姿势不变（他压在她的身上，掐着

她的脖子，当然已不再用力，只是一个姿态，手指围绕在她脖子的四周。而她双臂

展开，手心朝上地平放在床上），屏息凝神，像是在听音乐。后来磁带到头了，毛

洁借故换面将他推下床去，给了李红兵一个台阶。突然降临的静谧中两人分别整理

着衣服，腰带附近发出金属磕碰的叮叮声。毛洁在灯下缓缓地梳头，看情形就像他

们真的干过了什么似的。

　　回去的路上有很长一段他们没有说话，因为没有说话的必要。冲突使他们备感

疲倦，即便是一次投入的性生活也不过如此。同时，某种类似于做爱后的虚无向他

们袭来，这并没有什么不好的。李红兵不再感到尴尬狼狈了，夜色笼罩下的泥路、

徐徐而来的阵风甚至使他感到了一些惬意。某种空虚、无力、孤独和被排斥的感觉

在他的周围凝成了一个外壳。毛洁过来拉着他的手，这并不能使他感到任何激动。

她在他的耳边说：“空气真好啊！”“是。”他答道，仅此而已。“我饿了，你呢？

”她问他。“还好。”他说。

　　现在他们来到了城乡结合部，路上的车辆多了起来。他们走进一家小饭馆去吃

饭，桌上李红兵仍然显得很沉默。他吃得不多，表情木讷但态度温和。毛洁问他：

“你在想什么啊？”“我没在想什么。”他说。不长的时间里这样的对话反复了多

次。毛洁一点也没有因此责怪对方的意思，笑容里反倒包含歉意。她对他说：“别

担心，我是爱你的。”

　　也许是吃饱了，也许，她的温存给了他很大的鼓励，当最后一次她问他“你在

想什么呀？能告诉我吗？”他说：“我在想朱原，这家伙真不是一个东西。”毛洁

继续微笑着，鼓励着他。店堂内油腻的灯光下李红兵的表情稍稍变得生动，他说：

“这家伙真不是一个东西，本质上是一个很自私的人，他对你不好，很残忍。他怎

么能这么做呢？你们好了三年，一旦为了自己的利益……当然他对自己也够狠的。

他仍然爱着你，你也爱他，并不是感情到了头，他竟然能够从中抽身真够可以的。

这样的人太可怕了，能够对自己残忍的人太可怕了，能够对自己残忍的人当然不会

把别人放在心上。但是他没有理由对你残忍，分不分手是双方的事情，他怎么可以

单方面做出决定呢？他可以对自己残忍，这谁也管不着，但他没有理由对你这样。

这样的人在感情上一点也不纯粹……他怎么能做得出来的？真是无法想象。反正我

不是这样的人，对这样的人这样的事一点也不能理解。并且我恨他，因为他伤害了

你。这样的人伤害你是早晚的事，即便你们还没有分手，将来一旦他觉得有分手的

必要也会毫无顾忌的，他是不会考虑你的感受的。这样的人很可怕，完全不值得留

恋。爱一个人就是觉得对方比自己更重要，他怎么能不为你考虑呢？可见他并不真

正爱你，没爱你到那个份上。你之所以旧情难忘恰恰是因为他对你足够残忍，他的

残忍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你难以忘怀。他越是坚定地离你而去你就越觉得自

己离不开他，得不到的东西总是最好的，最值得追求的，越是得不到就越有魅力。

人就是这么下贱。如果你能做到不在乎对方，情况就会倒过来，他就会很在乎你，

使你觉得自己很有吸引力。不在乎的一方总是很牛逼的，占尽上风和主动，即便分

手了也能做到心安理得，最多有一点点内疚和遗憾而已。而被抛弃的一方就惨了，

他是被动的，自我感觉自然十分不好。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平等相互的

爱，那是一个神话。我们要么是主动的要么是被动的，问题在于你愿意掌握主动避

免自己受到伤害？或者将主动权交到对方手上把受伤害的可能留给自己？如果你爱

一个人，爱得纯粹和深入，怎么可能顾及到自己而让对方冒受伤害的危险呢？但一

旦你这样做了，他们就会不再在乎你。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事根本就没有。恰恰相

反，女人总是爱流氓。朱原就是一个流氓，精神上的流氓。当然我也是一个流氓，

对很多女人来说的确是这样。但在你面前我从来都不是一个流氓。感谢你给了我一

个机会，使我能洗面革心，重新做人。”

　　李红兵滔滔不绝，一吐为快。毛洁频频点头，表示赞同。他觉得自己找到了问

题的关键，终于可以反败为胜了。在与朱原的较量中唯有一点是优于对方的，那就

是现在他和毛洁在一起，并且不打算抛弃她。“除非你离开我，我是不可能抛弃你

的。”他表白道，并就其一点向朱原发起猛功，大有得理不饶人的架势。希望再次

从心中升起，他变得活跃而放肆，当然勇气部分来自于酒精的支持──高谈阔论间

李红兵三瓶啤酒下肚，脸上泛出一层红润的油光。但在内心深处他仍然保持着一丝

警惕，因此常常停下酒杯察看毛洁的反应。对方一直在微笑，既温柔又得体，那迷

人的笑容里除了鼓励仍有什么让李红兵感到困惑。他曾因自己的自以为是而陷入尴

尬的境地（他不禁想起那愚蠢的渐进游戏），此刻在这里自说自话，自以为得计，

难道又是一个错误？毛洁只是微笑着，并不附和他，使李红兵越发吃不准了。

　　从饭馆里出来，她将身体贴过去，脑袋靠在他的肩窝处，他们就这么相互依偎

着向前走去。虽说如此，他仍有被她引领着的感觉。他们没有走往常的那条大路，

而是绕了一个弯来到学校左侧的边门。实际上这个门离李红兵的住处更近，但他一

次也没有来过，送毛洁去学校的时候他们总是走大路，这已成了一个习惯。今天晚

上她特意将他领到这里，就像特意领他去了那间小屋一样，他能感觉到她所营造的

某种神秘的气氛。他已经比较了解她了。在他痛斥朱原的恶劣行径以后，某个支持

或反对自己的证据也许就要出现了。她总是那么真实，不多加以表白，她喜欢用事

实说话。接着，他们来到横跨马路的过街天桥上，他们踏上了台阶。他们来到夜风

来往的半空，栏杆那儿铁皮广告牌被吹得噗噗作响。下面，一股股发亮的电线飞驰

远去，车辆经过，震得桥身微微颤动。毛洁告诉李红兵：这座过街桥刚建不久，至

今还不到三个月。以前这儿并没有天桥，只有下面的马路。马路将他们的学校一分

为二，分割成南园北园。南园是住宿生活区，教研办公在北园。他们每天都得几次

横跨下面的马路，特别是吃饭和上晚自习的时候，大量经过的人流常常堵塞了交通。

从她进校的第一年起每年都有一个学生被过往的车辆轧死。朱原是第四个，他死于

上学期期末，当时他们在外面租房子同居还不满一个月。后来学生举行了罢课请愿

等活动，这里才建起了这座过街桥。说着毛洁流下了热泪。她对他说：“真是对不

起，这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你。”

　　李红兵想到过自杀，一死了之，但即便他下得了手那也不过是一次拙劣的模仿。

他无法成为第一个为她而死的人。况且那是不自然的，故意做作的，对他的死毛洁

顶多怀有一些内疚，除此之外就是感叹自己命运的乖舛，碰上了一个意志薄弱的神

经病不会再有别的了。她不会像怀念朱原那样痛苦地怀念他，那个位置已被他永远

地占据了。朱原死于一次意外事故，毛洁暗示说他是为救她而死的。“不然那辆车

撞倒的可能是我。”她说。当时他们相拥在一起，一辆飞驰而过的货柜车将他们分

开了。这件事因此再也难以说清。至少他死在了她的眼前，那样的突然剧烈使她休

克过去。而李红兵必须单独操作，等她发现他的时候已经是一具高度腐烂的尸体了。

她将记住他最后的丑恶，而不是那在她怀抱中逐渐冷却的体温──像朱原一样，那

活泼的令人亢奋的鲜血也不会涂抹在她的手指上。他没有机会为她而死，不过是以

自戕的方式对她的生活进行了恶毒的诅咒。他是自私的、恶劣的、卑贱的，他的生

命不值一文，无论活着还是死去都是一堆令人讨厌的垃圾。他有多么的低劣（远在

一般水平线以下）他所爱的人就有多么的崇高。此时此地李红兵感到他是多么强烈

的爱着毛洁，他越来越爱她了，他不得不如此，然而要从他所在之处抵达她几乎是

不可能的。他做了一个噩梦，坠入一个可怕的深渊。他不断地掉呀掉呀，突然悬崖

上投下一道光柱，来自毛洁手中的塑料电筒──她站在那里微笑着。那光中有一股

强大吸力，使他漂浮直上，眼看快接近了，突然电筒熄灭，她以及所在的悬崖都不

复存在了。他再次跌落下去，耳边是风声和呼啸的黑暗，下坠的感觉伴随着他，可

怎么也不能跌落到底。在焦虑和恐惧参半的情绪中李红兵醒来了。

　　他决定离开此地，失踪是他最后的选择。一经决定李红兵顿时轻松了许多，并

开始着手准备。他检查了存折，上面剩下的钱不到一千。买一张航程一千公里的机

票是足够了，至于飞抵的城市并无关紧要。他需要一架立刻起飞的飞机，带着他及

时离开，时间一长他知道自己会改变决定，到时候即便想走恐怕也没有钱购买机票

了。他的离去当然是针对毛洁的，对她而言这将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经历。死亡并不

能唤起她对他的思念，但失踪就很难说了。他并没有死去，留下一具令人生厌的尸

体，而是飞上天空，在云朵里消失不见了。到那时整个天空都会激起她对他的思念

之情，季节和阴晴的变化和他虚无的存在直接相关──她将在他的天空笼罩下度过

一生，怀着与他重逢的希望。当然，他是不可能再回来了，至少短时期内不会回来

，否则他的失踪将毫无意义，顶多能算作一次负气而丢人的出走。那样的话她只会

更厌恶他。他必须真正失踪，无迹可寻，不通消息。他可能活着，也可能死了，无

论事实怎样都不可能得到确切的证实。她对他既满怀绝望又抱有希望，和朱原确实

无误的死亡相比他的失踪将更富于魅力，她对他的怀念之情也将更加丰富复杂，多

出了一个可能性的向度。在想象中李红兵终于战胜了朱原，至少他俩可以相提并论

了，虽说他并不能直接享受到这一胜利的结果，并且是以否定整个生活为高昂代价

的。他不仅是一个卑劣的小人，而且也足够冷酷。他知道自己生了病，已经发疯完

蛋了。对于自己的品格和能力李红兵早就不抱希望。对一个疯子而言什么是他最引

以自傲的东西？只能是智力。李红兵觉得他能想出失踪这一招来真是太绝了。他早

该如此，早该想到这一点。与此相比，渐进游戏、对朱原的攻击以及自杀是多么地

狭隘和愚蠢！由于智力原因，仅仅由于这一原因，不可能有别人想到这一点，失踪

的想法和实施只能属于他李红兵。

　　起飞以前他给国强寄了一封信，将自己所作歌曲的全部版税移交给对方，任其

处理。他没有告诉他要到哪里去，何时回来，没有一个多余的字，一句伤感的话，

没有提到毛洁。他什么都没有说，除了离开和已经离开这个事实，这正是李红兵的

聪明之处。

1996.10.23─1998.4.7

   交叉跑动

　　他是因流氓罪被捕入狱的。要是在现在那也许算不了什么。他是一个名人，人

们对他的兴趣普遍集中在男女关系方面，小报在这方面显得很有作为。那时候有关

他的绯闻是人们饭后茶余的谈资，谣言四起，有时也不免言中。问题在于当时人们

对名人缺乏必要的谅解，更有甚者，大家认为名人在道德方面也应该是一个楷模。

在一个领域里的出类拔粹说明了生活态度上也一定严谨自律，怎么可以在一个方面

表现出色而在另一个方面（也许是更重要的方面）甘于堕落呢？这是完全不可理解

的，倘若真有这样的事发生当然也不可原谅。李红兵感叹没有赶上好时光。一切都

在进步，对名人的崇拜、追星、传媒、小报记者和私生活曝光，而人们的理解力却

不能跟上。到后来报纸上开辟了道德法庭专栏，对他进行声讨，李红兵的锦绣前程

就此毁于一旦。

　　在李红兵走红的那一年里他和无数女人发生了性关系。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

里使其中的三个女人共堕胎九次，也就是说平均每人堕胎三次。事情可能是这样的，

也可能其中的一人堕胎七次，而另外的两人各堕胎一次。使一个女人在一年的时间

里堕胎七次，简直不是人干的事，不仅无法理解，同样也无法想象。至于具体情形

李红兵真的无法说清了。他只记得身边不时有女人堕胎。开始时他还有印象，是那

个叫珍珍的，也是由他亲自过问处理的。到后来李红兵已经完全糊涂，堕胎的医院

被固定，怀孕的女人也由他的助手护送，只是到他这里来报销手术费和营养费。堕

胎这件事已成为乐队的日常公务，只不过需要及时处理而已。当然，至于是不是他

的孩子就像是不是他的女人一样，已经变得无关紧要。直到他因此获罪。在拘留收

审期间李红兵方有闲暇思考那些血肉模糊的孩子是否是由他弄出来的，此时已是有

口难辩了。一切都记在他的账上，都是在李红兵的名义下进行的，可在他的周围至

少有十个年轻力壮的男人，他们的生育能力至少也不会比瘦弱的李红兵差到哪里去。

十个年轻力壮的男人，与他一同共事，之间也不乏兄弟般的情义，听上去就像是一

个原始公社，在一年的集体生活中与那些川流不息的女人生下了九个孩子，平均一

人一个还不到呢。

　　服刑开始后李红兵慢慢改变了看法，不再鸣冤叫屈。在劳改农场里不可能有人

感到自己无罪，是清白无辜的，这就像当年他并不觉得玩弄女人有什么不好，一切

都因时间地点的改变而改变了。他想起那些被他抛弃的女人，她们的眼泪和哭泣，

而他对她们下身的记忆比对她们的面孔还要清晰呢。李红兵受到了犯人们的极大尊

敬，理由是他是一个采花大盗。他的名字他们早有所闻，他的那些催人泪下的伤感

歌曲在农场里也从未被禁止。对女人非人的摧残以及对爱情无比哀怨的歌唱正是吸

引他们的两极所在。他们让他历数三个堕胎的女人以及那九次堕胎，他们甚至要求

得更多。这时候的李红兵早已把一切据为己有，他因此获罪同样因此得到荣耀，是

自己不曾料到的。只有当夜深人静时他才开始忏悔自己的罪孽。那些被他糟蹋过的

女人现在他仍然在糟蹋她们，为了狱中生活的方便，这既令人恶心同样也不可饶恕。

李红兵自知罪孽深重，除了自觉地通过改造他已别无出路。由于有一技之长，他被

吸收进狱中的文艺宣传队，“自新之歌”、“给被损害和被侮辱的她们”是他这一

时期的作品。有关他被捕入狱的大量报导沉寂之后报刊上零零星星地有了一些有关

他的消息。他的新歌依然风靡，只不过受崇拜的演唱者已是新一茬的歌星了。李红

兵进来得太早，完全没有版权意识。再说他是一个有罪在身的囚犯，即使有什么想

法也不会有谁愿意为之效劳。在名利方面李红兵早已心灰意冷，他想着的只是早点

出狱，和一个像珍珍那样的好姑娘结婚，好好地保护爱惜她。能使一个女人幸福也

算是向其他被伤害的女人谢罪了。他要过极其普通和平淡的生活，只为一个女人写

歌，只为一个人演唱，这个想法使他非常激动，在狱中最后的日子里几乎成了他支

撑下来的唯一信念。珍珍，珍珍，他反复念叨着她的名字，回忆着她的长相，那是

他唯一能够回想起的模模糊糊的女人的形象。她真的有他想得那么漂亮和可爱吗？

　　他和她是在一个舞会上认识的。当然，她不是珍珍，而是另一个他暂时还叫不

出名字来的姑娘。他本来是不会来这样的地方的，这样的地方他过于熟悉，生怕有人

会将他认出来。国强告诉他那不过是一个大学的周末舞会，举办地点在学生食堂，

参加者也是一些大学生。他说：“你不应该总是闷在家里，那样伯父伯母会担心的。

”他暗示他是一个见过大场面的人，不愿去学生舞会的原因是受不了那里简陋和寒

酸。总之，国强动用了他非凡的说服才能，终于将李红兵拉到这里来参加舞会了。

李红兵坐在一张板凳上，舞会开始以后他始终没有挪动过。好在光线很暗（食堂顶

部的灯泡全灭了，舞会举办者沿墙边的水泥地上点了一溜蜡烛），人影晃动，空气

中不时飘过阵阵饭菜的馊味儿，李红兵不禁回忆起狱中难忍的饥饿。他努力沉浸在

那样的感受中而不让刺耳的乐声将自己带入往昔辉煌的瞬间。他坐在那里，喝着舞

会举办者免费提供的啤酒。到后来在一支强劲的摇滚舞曲的逼迫下所有的人都下到

舞池里，墙边的长凳都空了出来，李红兵一人冷眼旁观显得特别突出。国强扭过来

告诉他他目前的处境，“你这样与众不同反而容易露馅。”他说。然而这一次他的

说服工作毫不奏效，李红兵就像被一枚钉子钉住了。国强让一些姑娘过来邀请李红

兵跳舞，后者推说不会，又说要帮朋友看着衣服什么的，不过在心里他还是很感激

她们的殷勤的。这么多的女孩，都还在上学，他试图用一种完全不同的纯洁的目光

看待她们。其中的一位姑娘尤其令他心动，李红兵觉得即便让自己的邪念放纵也不

能深入。后来他就一直看着她，起伏不已的心情于是慢慢的平静下来了。她肯定是

她们中间跳得最好的，最丰富也最协调。她总是和同一个男的跳呀跳呀，李红兵估

计他可能是她的男朋友，这么想的时候竟然有了一点醋意。后来她也过来请他跳舞，

李红兵不禁有些冲动，他很想把她接管下来，最后还是忍住了。他对她说：“我是

第一次来这种地方，还得适应适应。”散场的时候他和国强来到外面，在台阶上那

姑娘过来与国强道别，当时并没有男的和她在一起，李红兵顿觉一阵宽慰。她向国

强挥挥手，眼睛却盯着李红兵（由于他是一个陌生人？）。她向他们回眸一笑，那

笑容真是灿烂极了。

　　这次遭遇并没有使他想起珍珍，反倒在一段时间里把她淡忘了。出狱后李红兵

反观自己的处境，去找珍珍的愿望倒没有在里面那么强烈了。他听说她结了婚，又

离了，现在带着一个孩子自己过。听说珍珍把孩子丢在父母家里不管，自己同时和

几个男人往来，其中还有李红兵认识的，当年乐队的一名贝司手。李红兵没去找她

是怕破坏自己的想象（这几乎是肯定的），目前他还需要它。他觉得就这样，能不

时地听说她的消息就已经足够了。现在他仍能满怀伤感地想起她，在一个她所不知

道的角落里为她写歌作曲，这多多少少令他感动。此刻，他又需要用珍珍驱散眼前

的这个女孩了。这么做的时候他觉得非常困难，那转瞬即逝的姑娘以及她的笑容怎

么也挥之不去。和珍珍相比她的存在似乎更加真实可信，虽说他们只有一面之缘，

这是多么令人惊奇的事。李红兵知道如果现在去找珍珍实际上就是和她了断，从她

那里斩断自己过去的根。犹豫再三后他还是去了，怀揣着他出狱后写的“珍珍之歌”

。他是去向她求婚的，结果当然是遭到对方毫不迟疑的拒绝，以及一番唾骂。他终

于见到了她，那个恨他如蛇蝎的女人，仇恨完全改变了她的面容，使李红兵感到既

难过又轻松。他骑着那辆破车回家的时候故意避开了路边的林荫，让太阳照着他那

尚未长出头发的光光的头皮。这是第一次，他觉得自己从往事中摆脱出来了。

　　国强真是个好兄弟，他是李红兵出狱后认识的第一个也是现在他唯一的朋友。

实际上李红兵就是坐他的夏利车从劳改农场回家的，国强是出租车司机。他载着他

走上了自由之路，经过广阔的田野和新兴的矿山。他和他攀谈，向他讲述自己的生

意和生活，让李红兵不得不在长久的沉默后开口说话。然而他一说话国强马上就把

他认了出来，他不仅是他的歌迷甚至也记得他出狱的大致日期，更重要的是他是那

么的快活，无忧无虑。后来国强每天都来看他，帮他料理出狱后的生活。经过国强

的一番努力李红兵甚至拿到了在狱中所作歌曲的部分版税。李红兵有了一笔钱，暂

时衣食无忧，按照国强的计划在他东山再起之前可以好好休息调养一段了。国强从

不赞成李红兵做一个普通人的想法。当然，一个女人是绝对需要的，他尽其所能在

这方面帮助李红兵。由于职业关系国强知道很多直接的场所，他本想领李红兵尝试

一下，但被对方拒绝了。李红兵总是提及珍珍，为证实自己的感情还哼了一段“珍

珍之歌”的旋律给国强听，感动之余国强仍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和现实的态度。双方

经过妥协来到国强父母任教的大学的一个学生舞会上。国强的车停放在校园里，经

常有女孩塔他的车进出学校但从不付钱。

　　李红兵从国强处得知那女孩的名字叫毛洁，是建筑系的一名学生，读四年级。

尽管提到她的名字时李红兵表现平静，国强还是看出一点什么来了。他为他去见珍

珍没坐他的车感到不快，但认为事情的结果还是令人高兴的。国强问李红兵要不要

见毛洁？他可以安排。现在，所有的障碍都已排除，他李红兵还等什么呢？后者在

见面这件事情上始终支支吾吾，态度极其暧昧。直到两个月后李红兵的头发长长了

，有一天他对国强说：“我已经做好准备。”国强认为他过于郑重其事，过份的紧

张反而不好。这样又拖了半个来月，估计李红兵已经松驰下来，一天，国强将毛洁

领到了李红兵的住处，后者猝不及防，这正是国强需要的效果。李红兵的落魄和房

间里混乱的景象定然给毛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马上激起了她的责任心。进门三

分钟后毛洁开始帮李红兵收拾房子，她的女人本能是那样的明显。李红兵连连道歉，

他将自己关在洗手间里整理衣裳，洗面刮脸，他的羞怯和谦卑与其身份形成了强烈

的反差，效果之好出乎国强的预料。两个月来国强并没有闲着，和毛洁的接触达五

六次之多，其中包括两次深入的长谈，话题当然是围绕着李红兵的，他辉煌的往昔

以及神秘的牢狱生活。当毛洁终于再次见到李红兵时对他的了解已十分全面。因此

当李红兵向她讲述自己的经历时对方竟有点心不在焉。当时国强已借故走开了，在

收拾干净的房间里李红兵出狱后第一次与一个女人相对而坐，他一罐一罐地喝着啤

酒，并殷勤地请对方与自己共享。他注意到毛洁自领口以上已经发红。她自觉地从

他的烟盒中摸索香烟，一支接着一支，甚至比李红兵还要凶猛。她对他说：“过去

的事就别提了，还是听听你的歌吧。”李红兵找出一盘他的磁带，卡入录音机。出

狱后这还是第一次他听见自己往昔的歌声，那疏远的感觉就像是在听别人歌唱。他

看见一滴闪亮的眼泪从毛洁的眼角流下来。这里有三个人，他和毛洁，还有过去的

自己，她被那个虚伪的人虚伪的歌声所感动真是令人嫉妒啊。在伤感的歌声中那分

裂的感觉持续加强。李红兵听见自己在向毛洁表白，说到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她那

灿烂的笑容，他的“珍珍之歌”以及梦幻破裂，还有他数月来的等待和准备。他提

到他新写的歌“我对你一无所知”，那时候他还不知道她的名字，这支歌当然是他

为她而作的了，甚至连国强也没有听说过。绕着她幼稚脸庞的眼泪奔跑得更急了，

他拿不准她为何而伤心落泪。她模糊的泪眼始终下垂，并没有朝他看上一眼。后来

他说：“我觉得我喜欢你，对你一见钟情。”一曲终了，房间里只剩下她的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