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石窟或寺庙的佛像腹中或宝塔内置放佛經是常有的事，最著名的是敦煌莫高窟藏經洞了，此外像杭州雷峰塔藏《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篋印陀罗尼經》，就是捲成小卷塞在藏經磚內小孔里的。1960年，浙江丽水縣城西碧湖鎮宋代磚塔損毁，发現一批宋刻佛經；1962年，山西曲沃縣广福院正殿的一座高約两丈的佛像腹内，发現十三卷佛經；「文革」中山西应縣佛宮寺木塔菩薩像身内发現了遼代三十件写經和六十一件雕板印刷品；1968年，在山东莘縣宋塔里发現北宋写本《陀罗尼經》一部及北宋刻本《妙法蓮华經》五部。以上這些都是二十世紀的事。

      下面説的是十九世紀在浙江桐鄉惠雲寺院里发生的事。惠云寺，始建于后周广顺二年（952），称凤鸣院，显德年间（954—960）改名惠云院。明洪武十三年（1380）僧日宾重建，二十四年赐额为惠云寺。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釋严洁以《华严经》名增建「华严藏经阁」，咸丰十年（1860）毁于战火。寺里有塔，較之其它民房宅院一类的建築物都要高，由是也就成为雀鳥搭巢築窩的最佳选择。

      宋代惠雲院比丘德求，將云游募來之衣鉢錢重新修飾山門前佛塔二所，並於塔上奉安《法華經》等并佛舍利在第五層高顯之處，其目的是使人天瞻敬，利及有情，至乾道九年（1173）幸遂圓滿。然淳熙元年（1174）七月的一場大雨中，雷鳴電閃，擊損右邊之塔。當年八月，又再新修飾。次年七月初九日夜，被人登塔上，取下經匣，但啟而無物。幸運的是，經匣并《法華經》等仍被歸還。這件事使德求甚為不安，於是在淳熙六年（1179）再令工匠重新相輪，端正奉安，并再將《法華》二經匣奉安雙塔之上。德求並親筆跋尾，云：「願諸天護持二塔，堅固久住世間，建立法幢，光揚三寶。先願國界安寧，萬民樂業。祈求德求袈裟之下，願無魔事，終始保全莊嚴，臨命終時，願生淨土。在生之日，不值惡魔惱亂於我，乞諸天護持，然後報答十方施主供養捨施外護之恩。」。

      大約是道光七年（1827），有頑皮童子数人，闲著无事，居然想上塔捕鳥。然而，誰也没想到由于童子的到來，不仅破坏了雀鳥的安寧，而且还找到了一部宋代刊刻的《妙法蓮華經》七卷及《尊勝等靈異神咒》二十道。當然，物件還是由寺內保存。

      二十年後，有龍岩居士者消夏于桐鄉惠雲寺。因該寺相傳昉于北周廣順間，但無碑版文可考證，於是僧人力請居士補之。為此遂出觀藏經，乃捕雀童子獲于萃堵波中者。居士乞其半為膏筆，又以歲久梵夾散脫，命裝潢工匠治之。

      此宋本《妙法蓮華經》，經折裝，全本完好，無一字缺損，每開二十四行二十七字，每紙三開有半，紙首有號數，下有「囗通」二字，當刻工姓名。不署書者姓氏，鏤板精絕。諦視書法，似東坡，遒勁秀麗。從僧德求自記，可知此經所記多彼教中語，筆墨有士氣，非尋常粥飯僧。《尊勝等靈異神咒》，皆宋體，極工整。道光間魏謙升跋云：「此《尊勝等靈異神咒》共二十道，乃宋孝宗乾道九年秀州惠雲院僧德求裝治供奉釋迦如來舍利寶塔內者，塔既圯，遂流落人間，有當日德求自跋，墨跡如新，書法秀逸似張樗寮。其咒語書刻皆精，是瘦者學歐一類，芸窗展誦，古香古色，塵心為之頓清，見者當作法帖觀，不可徒以尋常經冊視之。」

      《妙法蓮華經》為中國流傳最廣、影響最深的佛教經典，也是佛經中傳写最多之本。即使刊刻之本，宋代即有二十多种不同版本，最早者为宋庆曆二年（1042）杭州晏家刻本，今藏山东省博物館。津在美國國会图书館也見有宋代杭州刻本一軸（殘），那是民國初年，吳江垂虹橋畔某寺塔圮，塔中藏此經二卷，其完好者归於湖州蔣孟蘋，傅增湘所得为殘卷，多破損，但蝇头細字，雕鐫工雅，楷法精妙，似仿东坡。

      捕雀童子所探得之宋本原槧，當日即為罕覯。查諸《中國古籍善本书目》，不載此本，或已湮失不存。津所見即為1923年徐乃昌等影印本，四冊。一至三冊為《蓮華經》，第四冊為《尊勝等靈異神咒》。影印本有宋淳熙六年德求跋、道光二十九年（1849）魏謙升跋、宣統元年（1909）吳廷康跋。民國張爾田、姚煜、蔣汝藻跋。道光二十九年釋達受題扉葉。又釋道宣書「妙法蓮華經弘傳序」。卷七末下有「比丘德求受持」。又有手繪蓮座牌記，云「佛弟子姚煜、徐棠、蔣汝藻、徐乃昌發心印造《妙法蓮華經》，十方諷誦，以此功德。上報四恩，下資三有。普願眾生，同證法華三昧。歲在昭陽大淵獻正月吉，佛弟子徐乃昌敬題。」並繪韋馱像。昭陽大淵獻，為1923年。

      影印本中姚煜跋云：「右宋本《妙法蓮華經》七卷《尊勝等咒》一卷，宋乾道間比丘德求置諸秀州惠雲院塔，清道光中，為捕雀童子所探取。寺僧以贈龍岩居士，流傳之跡，已見於魏、吳跋中矣。庚申冬月，真定王君雷夏攜以示予，曰：此張溥齋居士守恩故物也，居士籍隸廣東順德，同治癸酉舉人，戶部主事，博學工詩文，通內典，與楊仁山先生為執友，同創議刊藏經，今金陵刻經卷首有署名張淨庸者是也。居士子伯鳳、鳳箎，皆篤信佛法，鳳箎官四川冕寧知縣，既歿，家清貧不能有此經，故轉徙至海上云。吾友蔣君孟蘋，見而寶愛，奉歸庋諸齋中。暇日，煜與孟蘋焚香展玩，相謂曰：德師奉經於塔，其藏固矣，而不能不入於童子之手。厥後，自龍岩至張氏，流轉又不知几許，外物之變遷，如幻、如電、如陽燄、如浮雲，乃欲固之以緘縢扃鐍，而冀神物之不失，不亦愚乎？惟印而傳之，使一化為什百千萬，世之沾溉菩提者，亦什百千萬，則歷代寶藏者之心亦少慰矣。乃與孟蘋及徐君積餘、徐君冠南共施金錢，以珂羅板印行，如鏡取影，不失絫黍，傳千萬載，以利有情，普願龍天，圍繞護持。」

      據影印本諸跋，可知道光七年捕雀童子覓得此經後，即由惠雲寺僧保存。道光二十七年，寺僧轉贈龍岩居士，後又為張淨庸所得。張歿，由海寧姚文甫（甫下加方）作緣，遂為蔣汝藻藏書之冠。1922年冬，姚與徐乃昌發願景印，蔣與徐冠南贊助之。1923年，影印本印成。徐乃昌等使宋本《蓮華經》化身千百，實為大功德，也使我等後人得睹宋本之廬山真面，而今影印本存世或也不多見了。

                                                                            2008/10/10

      想寫這個題目，是因為前几天又見到了傅增湘的《藏園居士六十自述》，一本薄薄的冊子，青瓷的封面，一經翻開，眼睛頓感通亮。半葉九行，六千餘字，乃是傅先生費時十日用端楷寫就。用的紙是日本皮紙（似美濃），纖維細韧，再加上墨如點漆，字又形如手書，見了實在舒心。這本《自述》是傅先生1931年在京華所撰，我過去讀過，文之後半述其藏書、校書、看書、編書、刊書五事頗詳。傅先生為自己的六十大壽親手寫的自述，用那么好的紙，那么好的墨去刷印，那絕對是對自己所做的一件大事，《自述》應該是自己出資請巧匠付印的非賣品，印出後贈諸友好親朋的。我以為此書印數一定不會多。

      由此而想到古籍圖書中的印刷品，在刷印完成並在流通的過程中，似乎應該分為售賣品及非賣品二種（如果我沒有說錯的話）。在書坊售賣的圖書是要謀利的，而私家刻的圖書，有的是自己的著作，或是先人或是前賢或是師友的撰述，部分贈親友學生，部分則委托書坊代售，或在「本宅」、「本衙」自己售賣。當然也有只送不賣的。

      但是非賣品的書，除了前面所說的內容，形式似更為多樣，從我多年來收集的例子看，屬于善書一類的居首，不僅多為單本小冊，而且准予翻印。

      善書者，乃以因果報應等勸人為善之書，部分為非賣品。除了自己出資刊印發送，還將版子置於書舖，供人免費印刷。如《警夢晨鐘》，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惠州淡水崇德善堂刻本。扉葉刻「警夢晨鐘。光緒二十一年。惠州淡水崇德善堂刊。」另印有「板存廣東省雙門底拾芥園，諸君印送樂善，不用板資。」 《勸世白話文》一卷，1922年石印本。此書封面上有「如有善信願印送者，紙版存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印刷所。」封面上又鈐「中國佛教普濟囗囗會贈」木記。像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廣東刻的《傳家至寶》十卷，在卷十末刻有「香山陳光遠堂印送」字樣。

     善書如此，那再來看看佛教的書吧。佛教自東漢時傳入中國，千百年來，佛家教義也多。從宋至民國，刊刻流傳之書不知凡幾，其中有不少屬非賣品（宣傳品），我所見到的《釋迦如來應化事蹟》一卷，為1941年石印本，是明代釋寶成居報恩寺時所作，基諸經典，而編述釋迦如來一代八十年中之學道生涯及弘道事蹟。扉葉印「釋迦如來密行化蹟全譜。丹徒李培禎敬題。大滿洲國康德八年中秋月，經極樂寺公墓翻印，板存布爾蘇克印刷局，再有翻印者，必經公墓蓋戳，許可翻印。」一個公墓的主持人也會翻印釋教圖書，而且如要翻印，只需公墓蓋印同意即可。翻印佛書，例無版權，大宜集資翻印，《應化事蹟》之卷末有「石印釋迦如來應化事蹟功人名」，計張和齋、程浩然等十九人捐助一千二百四十四元，從數元至百元不等，印書五百餘部。其中固本堂施印四百五十四部。

      此外如《觀世音菩薩大悲陀羅尼經咒》一卷，清咸豐元年（1851）刻本。扉葉刻「觀世音菩薩大悲陀羅尼經咒。咸豐元年孟春鐫。李德峻合家敬板存櫻桃斜街東頭路北富文齋花板鋪，刷印不要板資。」卷末又鈐「果仲蓮敬送」木記。更可說明善男信女所印皆為求功德所致。

      不僅是釋家之書允人翻刻，道家之書亦然。道家的煉心、煉命、煉丹、煉氣、煉神，其要主於還歸本然之虛，而《唱道真言》五卷就是宣揚道家主旨的著作。此書扉葉刻「唱道真言。宣統元年仲秋。陽湖復成子許昭然重刊。」並另鈐「板存濟南城西中趙家莊鏤雲齋刻字舖，如有善士印送，祗取工紙，不取板資。」如《呂祖指玄篇秘註》一卷，清光緒十三年（1887）刻本。其扉葉刻「呂祖指玄篇秘註。滄海老人註。光緒丁亥孟冬重刊。板存京西海甸鶯房二聖仙境本壇。如有刷印者，請到前門外楊梅竹斜街中間路北永盛齋刻字舖，不取板資。」又如 《玉準輪科輯要》八卷首一卷末一卷，清光緒三年（1877）刻本。扉葉刻「玉準輪科輯要。光緒丁丑三年新鐫。編號十字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醴南官溪劉藜光堂藏板。」另印有「凡有印者，不取板資」。

      當然也有提供版片，但刷印要點工本費的，如印證善惡之報的《玉歷鈔傳警世》不分卷，清同治十一年（1872）刻本。扉葉刻「玉歷鈔傳警世。同治壬申孟夏重刊。板存京都前門外琉璃廠西門外北柳巷文元齋刻字舖，新翻刻玉歷鈔傳善書，刷印工價，每部紋銀九分。」如 《增訂敬信錄全書》，清文瑛閣刻本。扉葉刻「增訂敬信錄全書。文瑛閣新鐫。天鑒堂藏板。」另刻「此板今存杭城佑聖觀巷內金振聲刻字店，如四遠樂善諸君印送者，每部價錢一百二十文，如用布套，加錢五十六文。謹白。」此書鈐有一印，「仁和信士譚楷同室吳氏側室章氏為保家門吉慶、內外平安、萬事如意。敬送。」

      封建社會對於女德極為看重，故教閨中人之書也有多種，大多取其淺顯而易曉之事予說明之。這類書不僅有人倡刻，也允人借板刷印。如《女學》六卷，清藍鼎元撰。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刻本。扉葉刻「光緒丁酉仲秋重鋟于京師」。並鈐「板存鐵門廣信老館，如有同志借印，不取板資。」這是儒家類的書，四庫全書置於存目。後人予以重刻，蓋因四庫館臣云：「自班氏《女誡》以外，若劉向《列女傳》擇而不精，鄭氏《女孝經》精而不詳，至《女訓》、《女史》、《閨範》、《女範》等書，尤為鄙陋淺率。因採經傳格言，參摭史傳，分為德言容功四篇，章區類別，閒綴論斷。」此外如《訓女圖說》一卷，清蔣菁華編。清光緒十四年（1888）蔣宗漢刻本。此書有「板存桂寓，願刷者板不取租」。

      前面說的永盛齋，還刻過《教女圖說》一卷，《圖說》的封面上印有「閱過之後，切勿拋棄，轉送他人，功德無量」並印「求是道人敬送」。扉葉刻「板存在楊梅斜街永盛齋刻字舖，每本紙工價當十錢八百文。」刷印免費，但刷印的紙卻是應該收錢的。

      勸孝戒淫，是清代乃至民國間士人倡導之說，所謂萬惡之中惟淫居首，百善之內以孝為先。此類書乃是印送社會大眾，不取分文的，蓋因其時「人慾橫流，世變日亟」之故。蘇州石氏有《遏淫敦孝篇》，清末吳氏曾廣為印送，幾及萬部。光緒十五年（1889）吳雲樓楷書寫《勸孝戒淫》一卷，交上海蜚英館石印以餉友人，十七年（1891）保笑岩續印一次，二十三年（1897）吳粵生增入《遏淫敦孝篇》再印千冊，前後所印不下萬部。然兵燹以後，蕩然無存。直至1928年，又覓得一冊，重刻木板，印得若干。

      再如《天戒錄》一卷，是專為青年士庶戒淫而作，其名「天戒」，是天道福善禍淫，而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也，「凡我同志，各宜猛省。」自道光十七年（1837）起，印若干冊，後板燬於火，同治九年（1870）重付剞劂氏，後再刻，「憶自辛酉刊刻以來，每逢鄉試，必印數百本分送。」（見《增輯勸孝戒淫錄》）  《戒婬寶訓》《端本防微》《貞婬報驗》三卷，和上面的二種性質相同，其卷末刻「欲得此書者，請寄郵票十五分至北京西城臥佛寺街鷲峰寺佛經流通處，即可寄上。」佛家戒中有一條是戒淫的，所以佛經流通處也刊印發送，這當然也是非賣品了。

       至於寶卷，也有不少是不收錢的，那多是民國年間的石印本，如《醒心宝卷》，封面上印有「日誦夜讀，必得至樂。印送人者，延寿加福。」

      上個世紀的二十年代，在上海英租界派克路梅褔里有一家善書流通處，印了不少善書，其書目所載有二十三種，它似乎是不單賣，而是以每百部若干元來批發，既然是善書，應該不賺錢。該流通處還出過一種善書，名《善惡鑑》，是湘人楊鈞鈺等撰，說是「濟世救時」的書，廣告詞也說：「施送善書者，求壽可延年，天神必感應。」例言上更要求凡印贈此書者，要將所為某事，印贈幾多本，及某府其縣某姓名，某效驗，詳細列載此書之後。上海道德純一慈濟會的序說某君讀了《善惡鑑》，「遂大感悟，如夢復醒，即發願力增印五千部，廣博諸世，冀挽末俗。」不管怎么說，教人為善，出發點還是好的。

      流通之善書，皆有益於世道人心。但出資印書者也是出於不同之動機，仔細想想，大約也不出祈福、懺悔、報恩、憫殤。以祈福來說，求名求利求子求壽均是，或因親病而求速愈，許願印施，也是想以其至誠可以動天地也。懺悔也是，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但人須知過，及早悔罪，即以流通經典為贖罪之方，以盼夙障自消。報恩易明，子女受父母之深恩，劬勞未報，一旦親歿，悲痛何如？但印送經書可資冥福，又可盡孝思。至於《金瓶梅》中有印刷《絹殼經》一千部，印刷《綾殼經陀羅尼經》五百部之事，也就是說與其擲金錢於無謂之舉，倒不如印送經書，以助超拔了，這是屬於憫殤之說。有道是：凡出資者及贊助者，如若印刷流通經書，那就會災障消滅，褔壽孔殷，先亡祖禰，超生淨土，後嗣子孫，吉慶無已。這就是當時人的想法。

     還有一類是教材及家塾的讀本。如《童蒙养正诗选》一至三集，王揖唐輯。1931年合肥王氏刻本。題「澤斋老人原选；男揖唐補輯」。此书專为家塾課蒙而作，选録标準「以足以陶淑性情、啓发智德为主。若文詞雖美，无当斯旨；或陳义甚高，索解甚难者，概不列入。第一集一百首，幅最简，取便諷誦。其二三集則以次進焉，本温柔敦厚之旨，作兴观群怨之資。推之成人之日用伦常，其道亦不外此。」王揖唐人不足取。是选成於1924年春，1925年冬印行二千册，大部分詒親友。又如《新刻小學千家詩》二卷，清同治刻本。也是同樣性質的書，卷末鈐有「樂善堂敬送」木記。又如《禹貢注解》一卷，姚明煇撰。1916年排印本。書口中有「武昌高等師範學校課本」，書口下有「准許翻印」。此為國立武昌高等師範學校國文史地部豫科國文課本。扉葉有「禹貢注解。武昌高等師範學校文學課本。東光張渲署檢。」有意思的是書之末葉，印有三方木記，鈐「門人丹徒柳肇嘉崇明楊匡覆校」、「如有索此書者，可寄郵票十二分到上海南翔古學保存會姚天民處，即行寄送一冊」、「禹貢圖姚氏學續出」。

      清代刻本中有不少在扉葉上刻有「翻刻必究」的字樣，我收集了不少，甚至還有官府為之刊發嚴懲翻印的佈告數張，這和「准許翻印」實在是分庭抗禮了。前者是要打官司的，衙門里見分曉；後者是您若翻印，求之不得，且印得越多越好。

                                                                                                                                                                              2008/10/4

      古舊書籍想保存長久，實在是很難的一件事，綜觀昔時，隋代的牛弘、唐代的封演、宋代的洪邁等人對書之厄運，都有發人深省的論述。這些厄運多屬兵燹、水火、蟲害，而更厲害的當涉及政治的原因。現在想寫的，是另外一種人為的原因所造成的書厄。

      先說現在的吧，不管是在何处，大凡书店里有旧书、旧報、旧刊，那都是收藏者眼睛里的宝物。而对書來说，只要是綫装古籍，那更是逛潘家園等地的人們最受寵愛的。毕竟是旧一点的東西，有点年头的物件，在經过文化大革命扫四旧的滌蕩，現在再找也就不那么容易了。所以，如今似琉璃厂的一些大書店，如要售賣一批图书，那清晨就会有人排队等候，而到开门的刹那，人群就像听到发令槍响，头批的数人爭先搶後，一涌而入，不似百米而勝似百米，先搶上几梱再说。由此可見旧书受欢迎之至。

      然而在上个世紀的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初，旧书行业却是另外一番情景。津生也晚，不能躬逢其境，只能從讀前輩們的書中得知一些想不到的事情。

      所謂是書賈販賣，惟利是圖，利之所在，趋之若騖，何足與言中華傳統文獻之重要！在四十年代的上海，即使是來青阁、修文堂、修綆堂等重要书肆，在售賣古书的同時，也将店中难销之书、殘缺之本、西文书、教科书、聖經、过期雜志等等论担秤斤售出。郑振鐸写过一篇「‘废紙’劫」的文章，説的是书店老板不管秤斤之书究竟为何，只要有錢賺，那怕是绳头小利，也会将书送去做还魂紙。

      某日，郑先生在中國书店見有旧存古书七十餘梱，店主正欲招紙商來秤斤去。郑見其目，多普通古书，且都为有用者，若江標輯《唐人五十家小集》（光緒二十一年江氏靈鶼閣據南宋陳道人本景刻）、吳省蘭等輯《艺海珠塵》（嘉慶道光間刻本）以及《两浙輶軒録》、《楊升庵全集》、《十國春秋》、《水道提綱》等书，約七八百种五千餘册之多。店主说：如欲留，則应立即决定，便可不至使之成废紙。郑力劝其留售。不允，並说這也不能销，那也没人要，不如论秤出，得利多而且快。郑只得又去几家熟悉的旧书店游説，希望他们能買下。但這几位店主也都以不值得、不易售而婉言謝却。在无可奈何之下，为了使這些书免成还魂紙，郑只好在囊中困窘之际，毅然以六千金救下了這七八百种书。

      郑先生感概之餘，又写道：「凡家有破书数架、故紙一篓者，负販輩必百計出之。不必论何种书也，不必视书之完缺也，不必选剔书之破蛀与否也。无須涇涇议价，更无須專家之摩挲审定，但以大秤一，论担秤之足矣。于是千秋萬世之名著，乃与朝生暮死之早報等类齐观矣；于是一切断烂朝報，乃偕精心結構之鉅作同作废紙入熔炉矣。文献之浩劫，蓋莫甚于今日也！目击心伤，回天无力。慘痛之甚，几有不忍过市之感。」

      郑是作家、教授、学者，也是藏书家，当時失落的心情，真是一般人所无法理解的。郑先生1943年4月27日在送王伯祥《十国春秋》封面上写道：「浩劫之后，継以焚毁，古籍之存世者鲜矣！近数月来，纸商复以重值搜罗旧书为制纸原料，各书肆对于巨帙之廉值书皆捆载出售，实图籍之又大厄也。予目击心伤，挽救无力，昨来青阁得中国书店存书八十余扎，亦欲售予纸商，予大愤，倾囊悉得之。」也可印證上面的事。

      顧师廷龙先生是在1939年7月离京赴沪筹办合众图书館事宜，次年即从沪肆購书，与估人很是熟洽。在顧先生1944年的日記中，多次叙及了书肆将不易銷之书轉手卖与造纸厂之事。如《江蘇省立国学图书館圖書總目》，此書四十四卷，一大函，1933至1935年鉛印本。在某書店有若干套，每部定價五百数十元，无人问津。後有一同行至，不还一价全携之去，謂论斤售与做還魂紙者，可得六百数十元，就這么一轉手，可賺一百五十元。顧先生聞知，嘆曰：「如此以往，书将尽矣。」

      沒過几天，顧去东方旧书店，見到店主将不易銷之书俱秤斤售紙厂为原料，其中有《三通书局丛书》数十箱、日日新闻社之《华中現势》均在。此店又有同文书院出售之书，多中國社会经济調查所及金陵农学院等所出调查之日文译本，其他工商业之调查錄甚多，顧以每斤六十元（约四十斤）為合眾圖書館買得。這個同文书院當時還有大批雜志称斤出售，数量多，且不经废紙商而逕入纸厂。所以顧先生以為「雜志入同文一劫，出同文又一劫。本館力不能收，聽其銷毁，殊为闷损。」

      又一日，顧游文都书店，見殘方志十餘种，皆梱待收废紙者购去。先生觉可惜，遂以每斤九十元收之。顾又去另一家書店，見連史紙书皆以废紙售去，每斤八十元，大嘆「可惜」。再一日，修文堂主人孙實君告顧先生日來秤紙情形，晚訪東方旧书店，亦谈秤紙事。据云：「抱经堂朱遂翔与其徒合夥购《江蘇省立国学图书館圖書總目》，秤斤鬻去八十餘担，《鄞縣通志》三百餘担。」《鄞縣通志》計五十一編，1933年所修，三百餘担又不知是多少部了。顧先生是以書為生命的學者，他一生所做的就是保護圖書，所以他聽後，非常之難過，發出了「聞之惟有浩嘆。吾不知主管之人何亦喪心病狂，輕易棄毁，一至於是耶？」

      顧先生耳聞目睹，又去調查了一番，更了解到不同紙張的書籍有不同的價格及收購情事，如白道林單面有字百元外，双面百元。報紙六七十，江南連史八九十元，手工連史六七十元。书賈收來，售废紙小同行。小同行售大同行，大同行售紙厂，亦有由紙厂掮客出而收者。收去之紙，以纸質与色分类别解送，不可夾雜。大同行約二三家，資本須五六百萬元，小同行亦須十餘萬元。

      1944年，抗戰的形勢已經發生變化，但上海、北京的經濟仍然很差。因廢紙價高，各書肆對於殘本而無法配齊者，皆論斤出售。琉璃廠某書肆，一次即達三萬斤，全部成了還魂紙。

      解放初期，百廢待舉，古書也有短暫厄運。讀鄧之誠先生《五石齋文史札記》（1949/5/3）「多文閣魏估言：城中有蒙文《道藏》，全部棉紙本，賣與亞興造紙廠　共拉五排子車，每斤價五十元，共十餘萬元。業已造漿，不可挽回矣，浩劫哉！然未聞清代曾以滿、蒙文譯《道藏》，莫是《釋藏》否？」而顧颉刚先生的《顧颉刚书话》中也有一段蘇州秤斤售書的記載，說的是他出席苏州人民代表会议後还里，與文学山房肆主江靜澜谈，知1949年后人家藏书散出，秤斤售与紙商，仅五百元一斤。而旧报紙价較旧书为贵，蓋因适宜于造紙。北京书估至蘇州购书，出价渐高，每斤升至一千七百元，大量捆载以去，售与北方紙商，则每斤三千元矣。以其几加一倍，除运费外尚可赚钱，故书商竞为之，此中不知牺牲若干好书。南京文物管理委员会知之，令南京图书馆尽量买秤斤书。顧先生後去南京，知已秤若干万斤。因此，顧先生認為此亦是「抢救」也。

      《卢前筆記杂鈔》内有一篇「秤书记」，很有意思，说的是在旧紙铺里从废紙中秤得古籍的事（這和前面將書售之造紙廠不同）。云：「我得了一个好消息：在水西门旧紙铺里居然可以容你选擇，普通是一千八百元一斤，你选择的照二千元一斤計算。我知道这其中一定有好书的，因此約马君同往。刚巧有客幇來办货，秤了四五百斤，捆載而去。我朝它望了一望，都是很整齐的，綫都没有断的，也许是什么丛书之类的书。铺主照应他们去後，才注意到我们，马君说：‘我们是要选的，无论如何都買你的，照二千計算就是。’他点点头，我们也就动手，打开了一捆，我发現一部完全不缺的《金山志》，还有《續志》。在第二捆又得到一部《焦山志》，还有《京口山水志》四册。我心里正在詫異：那里這多关于鎮江的书！忽然在别的一捆中看到一本明刊的《鎮江府志》，可惜只有一本。‘好多的志书啊！’我心里又在喊了。什么《凤阳府志》、《淮安府志》，都是些殘本，铺主向我说：‘這紙多么雪白，比洋紙都好，你看便宜不便宜？’打到第七捆，我又选了《广陵通典》等等。马君选了王定安《湘軍記》和一些稿本、鈔本。天色漸黑了，铺主为我的选书一秤是八斤，马君的是六斤半。当時付了錢，马君提着两小捆送我回來，並替我一数，共計三十四本。听説這鋪主两三天上一次貨，我们又打算上菜市似的再去秤它一次。」

      盧先生得到的山水志和地方志都不錯，《金山志》及《續志》、《焦山志》、《京口山水志》都有不同版本，也不知是哪一種。明刊的《鎮江府志》，應為三十六卷本（萬曆刻天啟增修本），全帙僅天津圖書館一部。盧先生寫的早已成為歷史，如果這種事情發生在今天，那淘書者真要似瘋狂了，或也可能發生「打破頭」的事了。

      至於書賈們所起的作用，以及後來的什么將不用的書報雜志賣到廢品回收站秤斤，或者是發生在「十年動亂」時的劫難，那就又是一回事了。

      以上都是從我的讀書筆記中抄出的，我沒有去查找1944年和1950年時的幣值，只是將例子先行寫出，供研究者加以利用而已。

                                                                             2008/9/26

      朱氏结一庐藏书，是中國近代以來最重要的藏书之一。关于结一庐，有不少資料記載，最重要的如《文獻家通攷》等，而專门发为文章者，則有李雄飞「縹緗盈棟，精本充牣——仁和朱氏結一庐藏书研究」，以及王世偉「朱氏结一庐藏书入藏上海图书馆记〉」。李文在敘述朱氏藏書淵源後並引用葉德輝、張志潛、繆荃孫之說，云：「結一庐藏书之精华为張佩綸所得，少部分为繆氏所得，澄子及澄弟溍手中均有剩餘，还有一些不知流归何处。盛極一時的‘結一之藏’，就此烟消雲散了。」又说「轉入涧于草堂（佩綸堂号）的结一庐藏书，未足二十年即遭灭顶之灾。葉德輝云：‘至辛亥國变，尽其所有付之于狼烽马糞。’佩綸之子志潛云：‘辛亥之乱，未及取出，遂殷于兵。’繆荃孙慨叹曰：‘辛亥金陵失守，革党踞洪氏园，书籍狼藉，流出东洋犹其幸者，余不免衬马蹄当樵苏耳。長恩不佑，感慨系之。’」葉、張、繆三人所説，都証明结一庐所藏，在辛亥的变革中，几乎全部被燬。而李君得出的結论是「誠如繆氏所言，流至海外者尚属幸运，留在國内的，適園主人張鈞衡所得不少，更多的則不知所終了。」

      朱氏书遭遇厄运之事，还可見李詳的《李審言文集》，有云：「幼樵卒於癸卯正月，時余館江寧，為挽詩云:霸台白簡震朝端，廢籍書空黨禁寬。元祐雟臣甘屏逐，陳濤往事劇辛酸。秦樓列宅棲蕭史，華屋西州感謝安。嘆逝尚書頻自念，併添憂國淚汎瀾。幼樵治宅未畢而死，南皮尚書時署江督，往哭極哀，且為之題主焉。幼樵得仁和朱氏藏書，冀以晚年蹉跌，暮志不遂。辛亥之變，黠賈暴徒，剽掠其第，精鈔佳槧，悉索無遺，酬以賤值，利市贏數十百倍，誠書林一厄也。」故李詳嘆云:「而所謂豐潤者，先盡矣，哀哉！」

      李雄飛君对朱氏及結一庐藏书作了較詳尽的叙述，可惜，李君未能見过朱氏藏书，对於後來的朱氏结一庐藏书也没有進一步深核，实际上，趙萬里先生曾在「古刻名鈔待訪記」一文中提到結一庐藏书的重要線索。趙先生是大家，他一直关心的就是散失在外的重要善本能为公家图书館所藏。有云：「杭州朱氏結一庐藏书，为同治光緒年间巨擘。主人朱修伯死後，重要藏书归他的女婿張幼樵所有，後來張氏的後人移居上海。1952年春天，上海來青阁书店从張氏获得結一庐旧藏宋刻本《周易本義》、《周礼疏》、《六甲天元氣运鈐》、《花间集》等四种，其中《六甲天元氣运鈐》系術数類书，自來很少有人稱引，其餘三书对古典文学和历史科学的研究，都有參考价值（以上四书，現藏北京图书館）。1958年10月，上海古籍书店又从張氏获得結一庐旧藏古代刻本抄本书一百零二种，現藏上海图书館，其中宋刻小字本《艺文類聚》就非常重要，書中收著大量汉魏六朝古典文学资料。根据以上情况來看，結一庐旧藏决不止此，可能还会有第三批第四批書出現。試把結一庐书目重温一下，目前尚未发現的书除前面提到的蜀本《杜荀鶴文集》外，还有下列各种：《才調集》十卷（韋穀），宋刻本；《皇朝編年备要》三十卷（陈均），宋刻本；《西汉会要》七十卷（徐天麟），宋刻本；《东汉会要》四十卷（徐天麟），宋刻本；《文心雕龙》十卷（刘勰）元至正十五年刻本；《乐章集》九卷（柳永），元刻本。以上各书，以元刻本《文心雕龙》和《乐章集》最引人注意，這些书如果尚未亡失的话，是有希望早日发現的。」

      由此可見，结一庐藏书在解放後的九年中，已被在上海的張氏後人将藏书的小部分悄悄地分别售於來青阁及上海古籍书店，其中就有一些为趙先生所看重的重要版本。我们可以推断，如若張氏後人没有因經济拮据而將书轉让的話，那這批藏书的下落仍然是个謎，但是没有任何證据和傳闻显示结一庐的藏书大部仍存張氏後人之处。我想，当年張志潛所説「辛亥之乱，未及取出，遂殷于兵」只是一个幌子。在兵荒马乱的時候，富人都不显山露水，誰还会再加張揚呢，而结一庐所藏重要善本，价值不菲，張家大可胡編所謂毁於兵燹故事，這於己於书都有利而无弊。至於葉、繆等大佬所说，应是没有人怀疑，而且听者还是为之嘆惜有加的。

      从1911年到1951年，共40年，這中间没有人知道結一庐藏书的大部仍存於世，而且就由張氏後人慎加保管，保密工作做得那么好，哪怕是嗅覚極为灵敏的上海、北京、苏州、杭州数十位书商，包括大名鼎鼎的修文堂、富晋书店、來青阁、中國书店、來薰阁、蟫隐庐、抱经堂、古书流通处、文学山房等等都没有嗅到任何一点信息，更遑论那些重要私人藏书家和公家图书館。真是难为了張氏的二代後人，從杭州到天津，再轉徙南京，直至定居沪濱，夾着尾巴做人，絶对的低調，不露声色地渡过了各种驚涛駭浪，包括抗日战爭。不管是出于对先人历尽艰幸所得藏书的精心呵护，还是对這筆重要財富的别种企求，但是他们为了保护這批图书文献，是尽了最大的心力。

      「生薑是老的辣」。趙先生的判断終于应验了，遺憾的是，趙先生却在1980年6月去世，他再也看不到他念茲在茲的朱氏结一庐藏书了。尽管是在社会主义的和平時期，结一庐藏书还是逃脱不了1966年的那場大劫难，在扫四旧（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慣）的口号声中，結一庐藏书的主要继承人張子美先生平靜的家被「造反派」抄家。结一庐藏书「理所当然」的被張子美先生的單位――上海市黄浦区新昌路房管所先行「代管」。所幸房管所的領导还懂一点政策，只知道這些旧书都是封建主义的東西，並不是变天的罪证，在這种情况下，他们和上海图书館联系，希望將張氏藏书全部移交。

      1967年的某日，我得到通知，和上圖葉福庆、韓永續两位同事（韓已去世）去新昌路房管所，将張子美先生家的線装书（二个特大的樟木箱）用「老虎搨車」运回上海图书館，直接送至特藏书庫保存。当時移交的具体細节和時间，我已記不清了。结一庐藏书的整理，是在該年的夏天。起因是上海市文物图书清理小組（简称文清組）的主要負責人楊天南來找我，希望上图将「文革」以來所得到的善本图书中一二类藏品做一份清單，以便汇总後報上海市革命委員会。

      当時上海各單位抄家來的图书大約有500萬册左右，什么線装书、平裝书、珍本、普通本、中文、外文、邮票、画片、照片等等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但這些书中以上图「接收」的二家藏善本书为最好，一是陳澄中留在上海的藏书，二是朱氏结一庐藏书。将一二类藏品做出清單，是極易之事，更為重要的是可借此机会將陳、朱所藏之书全部編目。在徵得某領导的同意後，我就從「牛棚」中將仍在审查中的顧廷龙、潘景郑、瞿凤起三先生「請」出，請他们就陳朱藏书進行編目並製作清單。顧潘瞿三先生工作的地点在上图的东大楼307室，而306室是小间，是我和任光亮兄的宿舍。陳朱藏书全部從特藏书庫移至307室，所有的工具书和參考书也是從普通书庫調來，我几乎每天都会和顧先生等看书讨论听講。雖然這項工作只做了二个多月就結束了，但這对我來説，比什么大批判、大学习等「革命」形式要实在得多，我又能和顧先生等人聚在一起，又能看到這許多难得一見的善本书，当然，对顧先生他们來说，也是「文革」以來最为舒心的日子。当年顧潘瞿三先生親筆所写陳朱重要藏品的简述为一式三份，其第二份呈報「文清組」，第三份館方存档，而第一份則为津所珍藏，這是值得紀念的。

      朱氏结一庐藏书存在上图的總共450部， 3,272冊（一作3,475冊），其中宋刻本25部、元刻本40部、明刻本195部、精抄批校本190部。這是上海地區乃至全國來說，自1960年代至2000年這四十年來最重要的、絕為难得的收藏。1955年及1965年，周恩來總理在國家經濟困難的情况下，兩次特批撥款八十萬港币、二十五萬人民幣，由趙萬里先生南下香港，收回陳澄中所藏善本共102部，入藏北京图书館。北图收購陳澄中先生藏善本圖書和結一廬藏書一樣，是中國圖書館事業史上最重要的三次收藏。結一廬藏書不僅在數量上（尤其在孤本的數量上）超過了2002年上圖購得美國翁萬戈先生藏常熟翁氏藏書（翁藏宋元本計15部，而朱藏達65部），其它明刻本、抄本、校本、稿本在質量上更是翁藏所不及的。

      大凡國內重要的圖書館，其收藏皆先有二三故家大宗之書，以立其基，而後陸續增益，用底於成。1952年7月，上海图书館成立，潘氏滂喜斋藏书中的精华成了該馆首批重要藏品，這批藏品共76种1765册，内有宋刻本20种、元刻本27种、明刻本18种、清覆宋刻本2种、明清名家抄本9种，列入国家等级藏品的达43种之多。其中如宋刻本《诸儒鸣道》、《东观餘论》、《侍郎葛公归愚集》、《嘉佑集》、《梁溪先生文集》、《周髀算经》、《孙子算经》、《九章算经》、《张丘建算经》及元刻本《颜氏家训》等皆为传世孤本，有的历经明文徵明、王宠、项元汴及清季振宜、徐乾学、惠兆壬、韩泰华等名家收藏，有的曾经明丰坊、清黄丕烈等题跋，其文物及史料价值极高。直到1957年，中华书局上海編輯所出版的《上海图书馆善本书目》中，2470余种珍藏中，潘氏滂喜斋的藏书品位仍占榜首。經过1958年的四館合併，又經过多年的補充，善本书数量已达一萬四千部十六萬册。而後又得陳朱藏书，更是如虎添翼，錦上添花，且宋元佳本有八百部之多。

      对於朱氏珍藏，八十年代時，津曾选取若干部写成善本书志，如宋刻本《杜荀鶴集》三卷、宋紹興五年（1135）福建建陽刻本《古靈先生文集》二十五卷附錄一卷、元至順刻本《方是閒居士小稿》二卷、元至正十五年（1355）嘉禾刻本《文心雕龍》十卷、明洪武初蘇州吳遷據北宋刻本傳鈔的《金匱要略方》三卷等十餘种，今多已收入《中國珍稀古籍善本书録》。

      结一庐的藏书，也是有些來历的，主人朱學勤之所以藏书，始於咸豐十年（1860）庚申之變，時舊刻名鈔，散落廠肆，其中多有徐松（星伯）、韓泰華（小亭）、彭元瑞（芸楣）及怡邸之圖書，學勤及官京秩，为大理寺卿、軍機章京，故不惜重值購藏，遂為京師收藏一大家。《藏書紀事詩》卷六有云：「咸豐十年，英人焚淀園，京師戒嚴，持朱提一笏，至廠肆即可載書兼兩，仁和朱修伯先生得之最多。」朱澂，學勤之長子，字子清，嗜古尤篤，亦好聚書，尤工搜訪，冷摊小市，無往不到，家藏既富，又裒益之，故精槧佳刻稱富。光緒六年（1880），繆荃孫到滬訪子清，得見宋本《晉書》、《西漢會要》、《東漢會要》、《宋諸臣奏議》、元本《農桑輯要》，即嘆為「世所罕見者」。光緒十六年（1890），澂卒，遺書八十櫃，其家賤售於張佩綸，然價未清，据说書亦未全交。

      張佩綸為朱學勤之女婿，字幼樵，號蕢齋，直隸豐潤人。生於道光二十八年（1848），卒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同治十年中進士，十四年授編修，光緒元年以編修大考擢侍講，充日講起居注官。《清史稿》列傳231有傳。佩綸为光緒年間清流派中堅人物，一生中有三次婚姻，原配朱芷薌，即學勤之女。繼室邊粹玉，為陝西按察使、閩浙總督邊寳泉之女。邊於光緒十二年（1886）去世後，李鴻章即將女兒李經疇許配給張。李氏夫人小名鞠藕，時年二十三歲，小佩綸十七歲。小説《孽海花》中的「莊侖樵」即是暗指張佩綸。而現代著名作家張愛玲則是張佩綸的孫女。張子美係張佩綸之孫，即張氏藏结一庐书之第二代傳人。《結一廬書目》，葉德輝曾以家藏鈔本刊行，薄薄的一本，但用繆荃孫的話來說，却是份量很重的，那就是「即此一編，高出尋常收藏家萬萬」。

      朱氏结一庐的藏书，经过張佩綸、張志潛，再到張子美，並没有「烟消雲散」，最後的归宿是由國家來保存，張氏後人有功於國家、有功於傳統文化的保存，他们是有貢献的。張氏的這批朱氏结一庐藏书，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後落实政策，張子美先生将藏书悉数捐贈上海图书館，1980年1月19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向張子美先生頒发奬狀並奬金。处理此事並詳知全过程的是我當年上海图书館的同事陳秉仁先生，陳先生对结一庐藏书有很深入的研究，並会发为專文，欲知後事者不久当可覽读。

                                                                           2008/9/18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为何屡遭盗版侵权？

     津按：這篇文章是今天早上駱偉教授發給我的。去年，我也曾就《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被某君和北京線裝書局盜版事寫了一篇「一部剽竊、纂改《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偽劣圖書--評《中國古籍善本總目》」，文章寫竣，就分寄各地的朋友徵求意見。不少朋友說寫得還可以，過得去。但也有朋友說，某君還不是那種不好的人，他做的事是錯了，而且是大大地錯了，建議我可否筆下留情，因為搞古籍版本的圈子就那么小，文章如發表，那對某君的打擊太大了。我答應再想一想。一個月後，我想為了減輕某君的壓力，可以不在國內發表，但如果不發，那就對不起為《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作出重要貢獻且已去世的那些版本目錄學家和那些始終奮發工作但默默無聞的參與者。所以，文章就改交台北《書目季刊》主編，請他審酌。拙文後刊於該刊2007年第40卷第2期。拙文約八千字，最後三段是這樣說的：

      編輯這樣一部大型《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這在四、五十年代，是中國圖書館學界中的不少專家學者和不少歷史研究者想也不敢想的項目，即使有這種念頭，也不敢往深處細想，因為如果要做，那就是國家項目、重點工程，沒有國家支持那麼多的財力、物力、人力，是不可能做成的。1995年，我利用回上海探親的機會，專門去探訪了方行先生，方行是《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委會的副主任委員，他告訴我說，《善本書目》如果早十年編輯，是不可能的事，因為那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如果再晚十年編，也做不起來，因為沒有可以擔綱的人選和較多的具有實力的專業人員了。方先生的話是對的。

      自1980年5月，全國各省市圖書館參加《書目》編輯的專業人員集中北京起，七百八十二個藏書單位編製的古籍善本卡片也全部集中。到它十餘年後全部完成的過程中，編委會中的主任、副主任、主編、副主編、顧問共十二人，如今僅存一人。參加彙編、審校、定稿的工作人員四十七人，去世者十餘人。而參與《書目》編纂全過程的人員，今天也僅有丁瑜、沈燮元、筆者及任光亮四先生了。我怎麼也沒有想到，某君居然利用大多數人的不知情，竟然在與《書目》毫無關係的背景下，干出如此掩耳盜鈴的低級行為，這也是頗令人痛心的。為了紀念那些在編委會中盡了全力而逝去的所有責任者和工作人員，還《書目》一個清白，這是我寫這篇文章的主旨。

      傳遍大江南北而家喻戶曉的電視劇《水滸》中有一首主題歌，那就是「好漢歌」，其詞有「路見不平一聲吼，該出手時就出手。」中國的學術腐敗由來已久，具体表現就是，抄襲剽竊成風，巧取豪奪成性，弄虛作假為常，欺世盜名為榮。學術界要打假，難道出版界就沒有假嗎？線裝書局竟然伙同別有用心的人公開剽竊、纂改國家《書目》，這種技倆決不能熟視無睹，任其泛濫，甚至包庇縱容。我們還要讓那些無恥之徒心存一絲恐懼，不能隨便讓他們撈取名利。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为何屡遭盗版侵权？

骆  伟

（一）

编辑出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是为实现我们敬爱周恩来总理临终嘱托的一项国家文化工程，在粉碎“四人帮”结束十年动乱的“文革”后不久，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图书馆（今为国家图书馆，以下同）遵照中央的指示，立即启动这项文化工程，目的是全面清理和保护我国灿烂辉煌的文献珍籍，弘扬中华民族历史优秀文化精华，对开发利用古代文献的各项科研工作，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建设当代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无疑具有深远历史和现实意义。

为保证这项文化工程的顺利进行，国家和地方政府都十分重视，在人力、财力和物力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和投入，使这项国家文化工程从1976年底开始筹备，到1995年最后完成，先后经历了20年时间。这意味着，我们从事这顶工程的部分人员，从30岁干到40多岁，从40岁干到50多岁，从50岁干到60多岁，从60岁干到70多岁，这是一种毅力，一种执着、一种崇高的精神所在，为什么？为周总理的遗愿得到实现，为祖国优秀文化得到发扬光大，为我国文化遗产得到清理、保护和传承。这里凝聚了数以万计文献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和智慧结晶，他（她）们的无私奉献，没有任何的物质回报，部分人员仅获得一张“荣誉奖状”，而更多者乃是那些默默无闻的基层工作者，他们分布在全国各个城镇，事后每当人们谈论或回忆这件事时，他们只说：“我曾经参与过。”这是当代文化工作者的职责，也是当代文化工作者的骄傲。

在历时二十年《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出版的前前后后，不知有多少让人感动而为之动容的数字和事迹，其中包括几十次小型、大中型的座谈会、征求意见会、编辑工作会、定稿会等等，尤其是南京、南昌、成都和广州四次大型编辑工作会议，而为之策划、组织和会务工作人员，为数在几百人以上。他们为会议与会者的迎来送往、会场布置、议程安排、吃住娱乐等煞费苦心，精心策划，为会议顺利进行作出了贡献。

参与全国古籍善本普查工作人员，包括各类型图书馆、博物馆、文管会、文献馆、高等院校、中国科学院及所属研究所，人员遍及中央部门、省、市、县基层单位，人数虽无确切数字，但当在万人以上（仅山东省就有480多名）。他（她）们在不太好的生活条件下，不辞辛劳、不怕严寒酷暑、不计报酬，年长者不顾体弱多病，年青者一边学习一边工作，把家事抛在一边，奋战在第一线近一年时间。

全国集中47名老中青目录版本学专业骨干，在北京香厂路国务院信访处招待所，对全国782个收藏单位选送的13万多张卡片款目，进行汇编、审校、定初稿，历时近一年。他（她）们舍家撇业、日夜奋战在简陋的场所，有的就住在工作室内，但他们苦中有乐，对这一年同行共聚，切磋专业，留下美好回忆，被誉为“香厂路战友”。

初审款目完成后，由北京、南京、上海图书馆选派10多名专业骨干，对款目进行复审，他们工作认真，往往为一种书的正确著录，函调或专访10多个收藏单位的数据，其难度可知。经历了多年的努力，在三位主编、副主编的指导下，他们终于完成了书目的定稿，为善本书目立下了汗马功劳。

顾廷龙先生、潘天祯先生、冀淑英先生三位主编、副主编，他（她）们不顾年事已高，身体虚弱，与编委会人员打成一片，勤勤恳恳，认真负责，呕心沥血，毫无私心和贪欲，为善本书目奉献最多，这是一种什么精神？和今天那些追求名利、学术腐败、损人利已的不正之风，形成鲜明对比。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人员不同结构、无私奉献精神和国家及各级政府的领导支持下，历时20年的编辑出版才最后完成的。书目出版后，受到了国内外专家、研究人员的高度评价。没有辜负周恩来总理嘱托，他在九泉之下有知，亦当欣慰。

（二）

然而，万万没想到，书目一经出版，却连续不断遭到别有用心的个人和单位的盗版侵权，受到编委会人员的强烈反对，而盗版者目无法纪，公然挑战国家法律，且变本加厉，迄今已发现三起。

1、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确定将交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后，该社未征得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工作委员会的授意，私自和日本株式会社合作，准备在日本同时出版。此事被顾廷龙主编发现后，立即向该社提出抗议，指出这是违背编委会和该社签订出版合约的违规行为，是十分错误的。结果，该社和日方停止双方私订合同的执行，以日方早先出版一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丛部》而告终。此事曾引起编委会极大愤慨，1995年3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委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总结表彰大会，在一次座谈会上，上海古籍出版社曾派三名人员在会上作了检讨，承认错误并表示道歉。

2、2003年2月，天津图书馆在未征得中央有关部门和中国古籍善本编辑工作委员会的同意，擅自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征求意见稿》及该馆所编书名索引，交给山东齐鲁书社影印出版。其封面题：“天津图书馆编  稿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书名索引  齐鲁书社”。其编制说明仅有短短七行约150字。名为编书名索引方便读者检阅，实为影印盗版《征求意见稿》。此书一经出版，立即遭到编委会人员的强烈反对，笔者保存了多封编委来信。关于此书影印出版的原委，已故南京图书馆宫爱东副馆长在2003年7月18日给我的信中，已有详细说明。收信后，笔者和韩锡铎先生联名于2003年9月3日给中央文化部写了投诉信，但未见结果。

3、2005年5月，署名“翁连溪编校”，由北京线装书局出版的《中国古籍善本总目》。这是时隔二年又一次盗版行为，而且是一种更加变本加厉、剽窃、篡改的恶劣行径。此次盗版做法，和天津图书馆如出一辙，但更可笑可耻的为避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名称，改用《中国古籍善本总目》，而实质还是盗用了《征求意见稿》，并把1980年在北京编审中删汰不符合要求的款目卡片，重新拾起来加上去，这是一种瞒心昧己、掩耳盗铃的卑劣做法。此事再一次遭到在世编委会人员的强烈反对，原编委会经部分主编沈津先生，（现任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书室主任）远隔重洋写了“一部剽窃、篡改《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伪劣图书——评《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在台湾某刊物发表，获得在国内编委们的一致好评，称“把我们想说的话都说了”。更令人费解的是，这样一部冒牌书目，我国资深出版家傅璇琮先生竟称它“开创了中国古籍全国性书目的先河。”请问：到底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在先？还是《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在先？到底是国家编辑出版的书目重要？还是个人“编校”的书目重要？难道傅先生不觉得话说的离谱失实了吗？笔者最早得知此事为上海一位教授的来信，他要我过问此事。2005年6月，原编委南京图书馆沈先生又致函笔者，表达了他愤慨之情，因我当时身体欠佳，暂未作出反应。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自1985年至1995年出版全部完成后，在短短的10年时间内，连续3次遭到盗版，这在我国当代是非常罕见的。第一次上海古籍出版社不正当行为，已在1995年正式向编委会作了检查道歉，由于他们态度诚恳，编委会没有追究其法律责任，指出这是一种十分错误的行为，有损该社声誉，应彻底纠正，此事就算了结了。第二次盗版，虽引起在世编委们的公愤，并投书中央文化部，据说文化部口头批评了天津图书馆，最后也不了了之。第三次盗版为个人行为，其恶劣之处，在于剽窃、篡改《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内容和书名，任意胡编乱造添加淘汰了的款目和更动原分类表，误导读者，有损《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和编辑工作委员会的形象和声誉，性质十分严重，理所当然引起公愤。

（三）

上述几次盗版情况表明，其特点既有共性，又有特性，即从单纯影印《征求意见稿》，发展到画蛇添足胡编乱造。究其盗版主观和客观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

1、高估《征求意见稿》附录作用。《征求意见稿》是在1981年初审后形成的打印稿，目的是便于各馆核对，故把每种文献的外形特征（如行款、边栏、书口、刻工等）附刻印在各书之后。而在正式出版时，三位主编、副主编和编审人员经过多次商讨，发现有不确之处，为慎重起见，最后还是把它删掉了。笔者从实践中也体会到行款、边栏、书口、刻工等，对比较版本有参考作用，但古籍版本比较复杂，故不能全凭这点判断版本，它只能起辅助作用。例如，粗心或注意力不集中时，行款、边栏可能会数错，如九行数为十行，行十九字，数为行二十字等等。版心中的小黑口或白口，如果不把书页掀开看，可能把白口当小黑口，或把小黑口当白口。因为古籍收藏时间长了，书口往往会出现一道旧痕，从外表看，可能会误认为小黑口，但实际是白口。这种情况，我们经常碰到。就是刻工这个对鉴定版本有一定作用的问题，有时也会出错。例如《征求意见稿》中所载明王世贞辑《尺牍清裁》六十卷补遗一卷，明隆庆五年（1571）自刻本，半叶九行，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边。有北大、天津、辽宁、浙江及等21个单位收藏，均未著录“有刻工”字样。后来，笔者在澳门见到此书，卷端版心下方就刻有“敬美书”的书工名字，而在卷二十八后才出现刻工的姓、名和姓名，如“陆”、“周”、“业”、“何承德”等。（注：何承（成）德，在瞿冕良先生编著《中国古籍版刻辞典》有记载）说明上述收藏单位，在著录此书的附录时，只翻前不翻后，导致失误。同时，《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不是馆藏书目，而是联合目录，收录全国近八百个单位所藏善本，由于各馆人员水平不一，特别是边远地区或基层市、县单位，如果仅为一馆收藏，无他馆所藏比对，往往会出错。作为编辑者不可能走遍全国查阅，就是发信调查，他不认真核对甚至不回信，怎奈他何？这种情况编委大多经历过。再如上述《尺牍清裁》，有20多个单位同时出错，说明《征求意见稿》附录的准确性如何？就可想而知了。因此，近现代出版几部带有行款的古籍书目，如最常见邵懿辰撰、邵章续录《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并不被人青睐，这也是人们在实践中经历感知的。笔者百思不解天津馆和翁连溪先生为什么这么热衷看重这部分资料？但盗版者却没有任何文字说明，而是由傅璇琮先生代言了，傅先生直称“《征求意见稿》本身就是古籍善本目录的珍贵文献。”并宣称它“有两人（注：“大”误为“人”）明显不同之处”，即收录之书超过定稿本和保留了不少善本的行款格式。这无形中把两次盗版者的真正面目昭然若揭了。

还应指出，《征求意见稿》只是用作当年核对和收集意见，每部（数十册）都有编号，且封面署“内部资料，注意保存”，明明是“内部资料”，盗版者却把它公开出版了，这不是违规是什么？况且该稿是要定期收回的，但有的单位又故意截留该稿，为今天盗版者提供了条件。此外，现任天津馆的负责人和翁连溪本人，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纂没有任何关系，既不明原委，又无权过问，怎么会做出这种为万人所指的事情呢？

2、利用编委主要负责人的自然法则。人生在世，花开花落，潮起潮落，这是自然法则，人们无法抗拒。当年编辑《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成立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工作委员会”，其主要负责人（包括主任、副主任、主编、副主编等），事后大多因年事已高而相继去世，造成组织上的真空，也为盗版者钻了空子。如刘季平同志，原为北京图书馆馆长，编委会主任，编辑的筹备和进行一直由他指导负责，他曾在大会上说过：将来古籍善本书目完成之后，一定要开一个隆重的庆功会，把所有参加编辑工作的人员请回来。没等到1995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总结表彰大会”，刘季平主任早已溘然去世。2003年天津图书馆盗版时，三位主编、副主编，只有潘天祯先生一人健在，他在写给我的亲笔信中，表示自己年事已高（84岁），身患重病，有力不从心的感叹。因此，笔者不得不投书文化部，力挺宫爱东（编委）馆长全权代表编委会处理此事。事隔两年，翁连溪先生再次盗版，此时，编辑工作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正、副主编、顾问共十二人，健在的仅1人，其余均已辞世。而参加北京编辑工作的40多名成员，去世者几近半，健在者绝大多数已离退休，在岗者现只有两人而已。

3、有盗无管。三次盗版，只有第一次上海古籍出版社被发现制止，而第二、三次盗版，虽有投诉，却不起作用。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为盗版者开了绿灯，以致于他们有恃无恐，造成今天这种恶果。我国是一个法治国家，中央历来强调法治的威慑力，在严厉打击文化产品和出版物盗版市场的今天，周总理生前的遗愿和国家文化工程——《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似乎被人们淡忘了。为此，我们呼吁：中央文化部、国家版权局等有关领导部门，应该重视此事，勿为盗版者一而再、再而三地得逞，有损合法者的权益和国家的声誉。

基于上述情况，盗版者自然以为有机可乘、有利有图、有恃无恐、有盗无管而为所欲为了。

（四）

综上所述，《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自出版以来，连续三次惨遭厄运，这不能不令人惊叹和伤心。它违反了2001年（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章第十条有关规定，是一种严重违法行为，理应受到制裁。同时，为盗版者出版的两家有名的出版社，对2001年国家版权局颁布的《关于颁发〈图书出版合同〉修订本的通知》，却熟视无睹，只为经济效益，这是颇令人失望和感叹的。为使周恩来总理的临终遗愿不受玷污，为维护《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为告慰死去战友在天之灵，为全国成千上万参与古籍普查和各项组织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得到尊重，我们强烈要求中央有关部门严肃处理此事，呼吁社会各界谴责、抵制这种盗版侵权行为，为构建文明法治社会创造更好的明天。

参考文献：

1、刘季平．在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编辑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南京：铅印件，1978

2、潘皓平．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编辑工作会议开幕词．南京：打印件，1978

3、宫爱东、韩锡铎．初论《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纂及其历史功绩．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9（3）

4、沈津．一部剽窃、篡改《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伪劣图书——评《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台湾．书目季刊．2007年第四十卷第二期

5、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正）．2001

      古籍图书和現在的新书不同，新书都有版权頁，什么印数、版权、书价等信息都有，可1949年以前出版的古籍图书就不同了，上面的那种信息很少，所以做中國出版史、中國印刷史研究時就比較麻煩。而做文献学、版本学、目録学研究的專家，在他们的著作中也很少或几乎不会涉及這种小事。這些年來，我一直在关注中國古籍的出版和印刷史方面的材料，尤其是書的印数、书的版权、书的价錢等。

      關于刻本书的印数材料，我所見到的如五代刻的《雷峰塔藏經》，在卷前印有「天下兵馬大元帥吳越國王錢俶造此經八萬四千卷」，「八萬四千卷」，那只是個虚数，或数千，或近萬，或万卷以上，也即是说印了很多卷，也必定是用了（雕了）不计其数的版子方能印出這么多的卷子。从現存的藏经來看，有的非常清晰，字体並不模糊，我相信這种佛经的刊刻和刷印，都是參与者用非常虔誠的心态去進行的，若有一点不符合要求，如字体模糊，那一定是等外之品而不被采用的。当然这些数千或上万本印數的书，部头一定不会大，应该是单本或卷帙少的方可为。

      实际上，刻本的印数材料極少見，无论是官刻、家刻，或是坊刻，較之活字本的印數材料來說，更為難得。今從我的读书筆记里録出數條，或可供研究者利用。

      《佩文韻府》一百六卷，部头不可謂不大，再加上拾遺，又是一百六卷，一百十五册之多，這可是清廷内府操办的事，《李煦奏摺》（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1976年，北京中華書局）中有康熙五十二年九月初十日《進〔佩文韻府〕樣書并請示刷釘部數摺》：「竊臣煦與曹寅、孫文成奉旨在揚州刊刻御頒《佩文韻府》一書，今已工竣，謹將連四紙刷釘十部，將樂紙刷釘十部，共裝二十箱，恭進呈樣。再連四紙應刷釘若干部，將樂紙應刷釘若干部？理合奏請，伏乞批示遵行，解送進京。臣煦臨奏可勝悚惕之至。」硃批：「此書刻得好的極處。南方不必釘本，只刷印一千部，其中將樂紙二百部即足矣。」您看，玄燁的口氣，皇家的派頭！「只刷印一千部」，那可不是小數目了。這印书数字亦非小事，李煦是蘇州织造，深知主子的脾性，他是決不敢私自决定印数，必定要奏請皇帝老兒口諭定夺。《佩文韻府》加上样本二十部，總共印了一千二十部。据《中國古籍善本书目》，此康熙本現在國内仅存十部，也真算是难得的了。

      這個李煦是管理蘇州織造大理寺卿兼巡視兩淮鹽課監察御史，他還奉旨刷印《御批資治通鑒綱目》、《古文淵鑒》，用連四紙各印百部、榜紙各印六百部，即每種一千部。據清內府刻書檔案記載，康熙五十一年二月十一日和素、王道化奉旨將海子新衙門一部《性理大全》在薄製紙上再刷印一百部。康熙五十一年五月二十四日和素、李國屏奉旨將奏漢字套板《古文淵鑒》用連四紙刷印四百九十三部，又得旨將《御選唐詩》（已刻完三卷），刷一千部。康熙五十一年八月初一日和素、李國屏又奉旨將《避暑山莊詩》印刷二百部。以上都是內廷刻書印數的材料，雖不全，但亦可窺見一斑。

      非常有趣的現象是在古书刻本中反映印书数字最多的就是劝善、修身一類的书了，時间多在清代中期前後，而且多為私家出資所刻印。這大約是平民百姓對某種信仰的執著，認為崇仰之外，消灾保命，刊刻善书，也是緣分，所以在書上刊上自己捐資刻書之文字或印數。

      《增订遏淫敦孝篇》一卷，清嘉庆元年刻本。扉葉刻：「如有发心印施者，問苏州阊门内清嘉坊石萬順參店内，或问閶门外上塘益昌參店亦可。每本印訂紙張計净錢廿七文。」此书为石开基出資所印，书前有嘉庆元年石开基识语，云：「余业关东，往來航海，于乾隆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在南金州上海船回南，即於廿一日遇颶风，二日夜，至一山。舟人云：係高丽山，若進此山，舟不能保。乃竭蹶避过。至夜，其风更甚。又漂一日夜，至廿四日，对面又見一大山，浪高风厉，檣傾篷断。三日以來，不能炊爨，舟人餓不起。舟遇山石，必致摧敗，合舟号哭，萬无生理。余于天后堂前，叩許印此篇五百卷，自後常誦《感应篇》，并遵功过格之願。幸叨神庇，风浪頓平，船紧靠山傍而过，竟无恙。」「又三十三年，於十月间回南，廿一日即大洋遇风，至廿四日，船打至靜山。风浪雖平，然不能收島，兼之深夜月黑，舟於萬山丛中，漂泊一夜，合舟驚惶。因亦許印此篇二百卷，竟得安然。」「三十四年十月十六日，余於蓋州坐船回南，十八日鉄山洋遇风。四日夜，將抵福建，四日中，幾覆者数次。亦许印此篇四百卷，其风即息，遂得回收台州之海门，人物平安。」「四十一年二月廿五日，余患項疽，諸医不效，势日就危。因亦於神前，许印此篇五百卷。後遂医葯奏功，至端午平復如旧。先君子作此篇，已垂五十載，各省諸君來印施者，共計一萬七千卷有奇。原版因已糢糊，前於乾隆四十七年，尚洲朱君发願，助余捐貲翻刻，並鐫《感应篇》、《阴隲文》，为之挈領提綱，以图共垂不朽。余故将所歷危而復安，赖此篇之灵佑者四則，附述於後。其印施諸君之福報，不能尽載茲。又历十六載，版復漫漶，爰於今嘉庆元年季冬月重梓印送，但恐力不能繼，倘好善君子发心印施，或千卷、百卷、幾十卷，隨力隨心，裝訂成，照数送还，自行广施。尊氏彙刊編後，以垂不朽，神鑒非遥，福有攸集，普願同人，共襄善举。板存清嘉坊。」另頁又有「助印姓氏」，刻「石清素堂五百本、陶燕翼堂五百本」。

      扉葉上所説的二家參店，当是藏板处。石开基是关东商人，做什么生意並不重要，但《遏淫敦孝篇》是石老板的父親所撰，当時印了多少並不清楚，但從乾隆三十二年至四十一年，石开基却因避灾却病，許願四次，共印了1，600卷（册），而「各省諸君來印施者，共計一萬七千卷有奇」，乾隆四十七年，尚洲朱君又助石捐貲翻刻，並鐫《感应篇》、《阴隲文》，印了多少册没有説。印這些书都算是做善事，不收錢的，是「印送」，但從字里行间，或可推算出印数应在二萬册以上。此外，「如有发心印施者」想刷印，只要出「印訂紙張」錢即可，那就是擴大流通了。

      善书的刷印流通，是功德之事，有詩曰：「善书傳佈种心田，佈种心田福澤延。福澤綿延流蕃广，延流蕃广善书傳。」即使是无力者，或附印少分，或代为校字，或代为募劝，都是莫大之功德。上面《遏淫敦孝篇》的助印者即是一例。另一例是清道光二十九年刻的《暗室燈註解》，扉葉刻「暗室燈註解。道光二十九年刻同治三年印本。板存苏州掃葉山房。」此书卷後又刻「常州府武進縣弟子王悦恒敬印一百二十部。」又「常州府金匱縣原籍向居苏州府長洲縣住弟子华焘於同治甲子年，因一日被遇恶事，其大难時，誠心暗許印送数百部。毕，忽至一善人，釋悟化吉，從後安身无事，故印三百部。覺囗敬送。」两次所印，相加为四百二十部。

      道光二十五年刻《关帝覺世真经阐化编》，也是一部極有意思的书，這部书的雕版存於京都琉璃厂東门外桶子胡同内路南会文斋刻字铺，当年印了若干部不得而知，次年又增印了三百部，書之末頁，刻有「刷印武帝阐化编部数，丙午春季捐助公項敬印二百部、奉宸苑卿德順敬送一百部，印价京錢二百八十吊。」此書还有捐資刻印者的「芳銜」，計三十人，統共捐銀288两，按時价兌京錢992，200文（续捐八人，銀62两）。

      同治十年刻的《牧牛圖頌》一卷，是仁和信士朱仁法出資請杭州瑪瑙寺明臺經房印造流通的本子（台北「國家圖書館」有康熙本、乾隆本二種），是給修行之人看的，「譬如牧牛執杖，不令縱逸。法本從心生，還是從心滅，生滅盡由誰，請君自辨別。」此書「刊印姓氏」有「錢塘信士陳春發印送一百部、山東比丘鳳亭、德順敬送二百部」。共計三百部。這也算是有力出力，無力出錢，書不在多，心誠即行。

      清刻本《家宝全集》，是所謂「人情世事須知，修身齐家要法」的书，書前有「序」云：「西天佛經甚多，惟《金刚經》是如來微妙心法，乃禪宗之至宝也。予參悟多年，因著《金刚经石註》一部，愚註与众不同，每節分註、论、讲、證四段，倣張居正《四书直解》例。先逐字破义，後以淺言直説，意在阐明佛旨，学者只須由此參悟，自得正果而不錯矣。略曰：此經註解極多，大半隔靴撓痒，須要实悟真參，纔得心明性朗。我今直说根源，不用狐思乱想，但能至誠受持，开卷瞭如指掌。书内文載读法十条，闢妄十條，以及总旨辨異，極简極明。但此书每部計一百二十頁，予发願印送一萬部，奉送二年，已足如願，自愧力薄，不能文送。倘有善信，随意買紙，予出印板听刷，分文不取，其勷勝举，凡求如願，功德不亚於河沙宝施也。」這是私家出資印一萬部的例子。

      民國年间的本子，有時也会有印数，但也極难得。我翻过一本1937年印的《化劫宝卷》，是上海慈航普渡中教收圆第九佛堂盐城观音禅寺所印，最后一頁印「读好书，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又有南西北三方人緣捐資付印名銜，包括上海縣、汉口、英租界、南通州、盐城等地都有。此宝卷捐资付印共8，307部。而同年刻的《重刊箋註灵宝毕法》，书末刻有捐印者之「芳名」，「麻錫真敬送一百二十本、陳輔真潘玉川合印一百本、門人王惠卿呂事先李明达宮际同合印一百本、刘星川李明多合印三十本、郑醴泉郑徐淑新名義合印敬送一百本」，合計印450册。

      《呂祖醒心經》，1918年刻本。扉葉刻「呂祖醒心經。戊午年仲冬重刊。板存京都前门外楊梅竹斜街中间路北宏文斋刻字舖」。序後刻有「誠善堂因心願重刊敬送壹百本、忠善堂敬送壹百本」。北京的楊梅竹斜街，那里有不少刻书铺和书店，我收集到的資料有多則是涉及這条街的。

      我一直认为《感应篇》之類的书，刊刻及印数比其他书都要多。以1925年刻的《感应篇直講》來说，此书是「印送」人的，仅一卷，而且作者未留名姓，「文辞條直简括，凡识字者皆能解釋，千錘百鍊而出之，若不費力，絢爛之極，归於平淡，該博富贍，而鎔成一片。大作家百读而不厌，躬行心得，而无紙上之空谈，字数不多，而易於流通。故此本为《感应篇》中无上第一好本子也。」乾隆四十二年湖南有黄体端（砚楷）者，得於惜字簏中，於是刻行傳世。不久，此书又为婺源詹昌璇重刻。至六十年，又有葉夢字者再刻。道光十二年，苏郡刘子綱再刻於孝善堂，此书出而印者沓至，板漸模糊。十七年，再有青霞斋主人予以重刻，据知，印送最多者為浙江宁波的马心謙。此书直到1925年，有瀋陽郑璞山、薛志远者，又重刻此书，敬送三千五百本，此外「郑惠亭因胞兄身体康健敬送二千本、王永民保一方平安敬送一千本、信士薛竹筠敬送五百本、郑日昇堂敬送一百本、刘嵎因吐血病愈敬送一百本、无名氏敬送五十本」等，总数在8,000本左右。如若加上乾隆、道光時的五次刊刻並刷印，似应在万数以上。此本的扉葉上还刻有「乐善諸君，有欲印送此书者，只收工料，不取板資。京都前外楊梅竹斜街永盛斋刻字善书铺」字样。

      《春秋正议證釋》四卷，为倪宝麟囑文华斋所刻，時间在1939年。一年中，此书印了兩次，共1,500部。第一次是在暮春，印了500部，倪宝麟跋云：「自客岁戊寅四月初間付梓，直至十二月杪始行刻竣，迨经将紅样本印來，檢阅其中，仍有誤刊之处，当即詳为校修，復送由会员曹靜波君覆加校正，陸续修版，迄至今岁己卯暮春，板始完全修竣。覆阅後，交該处赶即先印五百部（僅一閱月全数印齐計工料总共合洋二千六有六十元）。」第二次是在仲秋，又续印1,000部，倪宝麟再誌云：「昔左思賦三都洛阳紙貴，今是书一出，即为世所重，而燕京紙貴矣。此次续印千部，距前印時僅三閱月，而紙价飞漲，較前貴加一倍，且紙料缺乏，購買不易。寻覓数家，始凑得七十八篓以符应用（按每一篓紙計十五刀，每刀九十五張，每張裁六張，計每一部用紙六百十三頁，一千部計共六十一萬三千頁），至印刷装訂及书套等項，較前价高三成，前後比較，相差远甚。为便於異日刊印考核計，不憚煩琐而記之，亦可謂一段刊印小史。」

      不知您見过明代大統曆吗？在大统曆的封面上皆鈐有紅色楷書木記一方，計六行，文曰：「欽天監奏准印大統曆頒行天下，偽造者依法處斬，有能告捕者，官給賞銀五十兩。如無本監曆印信，即同私曆。」明代大統曆由钦天监所頒，各府州縣得原本後再予以翻刻，據記載，明宣德間，共印五十萬九千餘冊，後英宗登極，減為十一萬九千餘冊。曆書可印萬本，乃至数十萬本，這是政府行为，必定是各地所刻相加的数字，書板也絕不可能为一块或数块。

      和曆书一样，方志的編纂刊刻，私家坊间是不可能去做的，那是地方官的政績之一，他凭借官府的力量，或秉承中央政府之命去做，完成后交由書坊剞劂刷印，而絕不允许坊间私自刊刻流通。所以说，像曆书、方志，坊賈是不能翻印的，如果和統治集团唱对台戏，那就必定会受到惩罰。嘗見（宣統）西安縣志略十三卷，清宣統三年（1911）石印本。是書末卷為敘志篇，有云：「都為十三卷，九萬三千六百九十五字，曰宣統三年春三月，奉天海龍府屬《西安縣志略》付之活鋟一千本，綜覆刊貲筆札用千餘緡，書以一百本副在邑校圖書館，以俟後增。餘或上之長官，貽之同人。」一部地方志竟然印了一千部，也可謂大手筆。

      每一种书的印数，取决於刻书者的經济力量，当然还有书的内容。至於紙張、油墨、板块、刻工、写工（绘工）、印工以及工具等等都是不可或缺的開支，資本丰厚者，大可多印些；力薄本小者，先印若干再说。每种书都不一样，卷帙也有多寡，即板块用何料，开本之大小，纸張之选用都有講究。工本費捨去，是賺是赔、是積德行仁还是为流通学术，甚或为其他，都是出資者或募來的銀子來决定的。

                                                                                  2008/9/8

      对于1949年以前的中國地方志來说，据統计大约在八千种左右（含各种刻本、稿本、抄本、石印本等），而收藏最多者应推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館，這是无可置疑的。十年前，我曾做过一件很笨的事，就是將《中国地方志联合目録》中著明为北京图书館所藏者作了个统计，結果得出的数字为6，066种，如若捨去1949年以後所補充的傳抄本、胶卷以及新印本，大約为五千种左右。而上海图书館所藏为5，400种，如也僅算1949年以前的各種本子的話，或在4,000餘种。這是国内二個大館所藏的数字。像「哈佛燕京」這么个设立在大学里的东亚图书館，如和大館相比的话，那真是小巫見大巫了。

      「哈佛燕京」藏1949年以前的地方志仅有2，800种左右（但收藏近些年來出版的新方志收藏最多，那是北京國图和上图都莫能望其項背的，即使是中國社科院图书館也只能屈居其下），這些方志中乾隆及乾隆以前所刻的大约近800种，在美國來说，都將之列入善本书了。我曾將這數百種方志略翻一过，發現還真有數十種难得的本子，這里先介紹一种《常熟縣志》。

      康熙二十六年刻的《常熟縣志》，計二十六卷首一卷末一卷，清高士鸃、楊振藻修；清錢陸燦等纂。十冊。前有康熙二十六年楊振藻序、康熙二十六年錢陸燦序。凡例十則。有修志姓氏。並有扉葉，刻「常熟縣志。康熙二十六年重修」。

      有道是太平盛世，方大規模纂修地方志。此志之纂修，乃因康熙帝御世二十二年，海內乂安，武功耆定，慨然思成文治，故命儒臣修一統志，以資御覽。又詔各地督撫檄文郡縣，修輯志乘。常熟為吳會岩邑，巫咸虞仲之故墟，季札子游氏所遊處，人文历史悠久、山水交辉，景色秀麗，物产资源豐饒，皆享誉江南。常熟有志，自宋令鮑廉撰於寶祐間，分類為十，成十五卷，元盧鎮續修之，即為《琴川志》，所載止於宋代。明初張洪更輯新志八卷，惜皆不傳。弘治年桑瑜纂有《常熟縣志》四卷本，至鄧韍纂十三卷本、管一德纂十八卷本、姚宗儀纂二十八卷本皆載筆於嘉萬之間，今皆存傳本，文獻則賴以取徵。至於崇禎龚立本纂十五卷本，仅有抄本流傳。

      此康熙本為清代第一刻，距崇禎時已近五十年之久，纂修者高士鸃，字冕侯，北直灤州人，康熙二十一年二月至二十三年十月任常熟知縣，任上做了不少好事，但因「詿誤降調去任」。高傳可見是志卷十五宦蹟。接續的高登先，在任僅半年，即陞直隸涿州知州，所以完成此志的是楊振藻。楊號訥菴，遼東復州人，康熙九年進士，初任山西祁縣知縣，二十四年十月至二十六年五月任常熟縣。

      楊振藻序云：「前令冕侯高君，崇請邑獻湘靈錢君董其事，佐之以王嚴諸子，皆博物君子，具良史才。而讎校之際，其難其慎，期於徵信，而不期於速成，故泚筆於癸亥之五月，至丁卯三月而始告竣。」錢陸燦是常熟舉人，生明季，為諸生，有名於時。其治經，長於言易，為詩古文皆工。客游揚州、金陵幾三十年，儼然人師。弟子著錄者數百人，率一時知名之士，鄉里後進從之，取科名聲譽者甚眾。其為牧齋（錢謙益）族孫，牧齋存時，絕不仰其餘光，且譏依倚謙益者。自謙益長東南文壇數十年，陸燦以一窮老書生繼之，巍然領袖一方，也可見其成就不凡。陸燦著有《調運齋集》，又輯《列朝詩集小傳》別行，補苴是正，為功不少。癸亥是康熙二十二年，丁卯為二十六年，該志自開局修志到完成，共用了四年。錢陸燦卒於康熙三十七年，年八十七，則此志刻成，錢年已七十六矣。

       此志卷一建置沿革、分野（祥異附）、疆域（形勝附）；卷二山、水；卷三城池、官署（倉庫附）；卷四学校（書院附）、祠祀；卷五乡鄙、市镇、坊巷、桥梁；卷六水利、户口；卷七至八田賦；卷九徭役、税課、风俗（方言附）、物产；卷十官师年表（縣令、丞、簿、尉、教職）；卷十一选举年表（進士、舉人、貢生、薦辟、武科）；卷十二封贈、恩廕、监仕、椽仕、兵防（平寇附）；卷十三壇庙、寺观；卷十四古迹（名勝附）、第宅（園林附）、陵墓；卷十五宦蹟；卷十六至十八人物（邑人）；卷十九人物（忠節、循吏、孝友、義俠）；卷二十人物（儒林、文苑、武略）；卷二十一人物（隱逸、篤行、耆碩、藝學、方技）；卷二十二人物（列女、流寓、仙釋）；卷二十三艺文；卷二十四集詩；卷二十五集文；卷二十六雜记。首一卷为图（縣境圖二、縣治圖二、黌宮圖二、東倉原圖一、南倉原圖一、虞山南境圖二、虞山北境圖二、九鄉圖二），末一卷为旧序。

      康熙本的《常熟縣志》存世大約有二十餘部，包括日本所藏，因為流傳較多，所以《中國古籍善本书目》就没有收録。然而，「哈佛燕京」藏本却因有翁同龢的批校，而显得較为珍貴。在每冊封面上均有翁同龢手書書名及卷中內容，如第一冊為「常熟縣志一。共十本。康熙二十五年修。錢湘靈編輯。建置沿革、分野、祥異、疆域、山、水、城池、官署、學校、祠祀。」又每冊書根也皆為翁氏手書，書中又鈐有「常熟翁同龢藏本」之印。

      康熙志的編纂「條分類晰，因桑志者什五，因鄧管二志者什三，而參考異同、討論損益，則龔刑部立本、姚文學宗儀兩家私志兼有資焉。」此志十冊，翁氏批校甚多，當山居期間所為。翁氏讀完此書，在凡例第一條上批有「大略取龔志為多。」卷十五宦蹟有曾慎傳，文中有「又按伯廣記慎初名搆，字叔重，清源人。而各志俱稱慎或曾改名，或傳寫誤也。」翁氏有按語云：「龢按：是避高宗諱而改耳。」在多處書眉處批有「墨點者以龔志校。」卷十四第宅「副使楊儀宅在迎恩橋東北，有萬卷樓」下，翁書有「樓凡三楹，旁有菖蒲房。」陵墓「言偃墓，《史記‧吳世家》註：子游墓與仲雍冢並列。今封樹在影娥川北嶺上，為邑令楊子器所築。」此條「北嶺上」翁批「相傳即半山亭址。」又「所築」改為「所設」，並批「此設字有關係。」據此，翁氏所校底本，當為崇禎龔志也，

      翁同龢為常熟人，咸豐六年一甲一名的狀元公，同光两朝的帝师，官至軍機大臣、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光緒二十四年，翁被慈禧削去官職，離京回籍。歲末，奉旨革職，永不敘用，並交地方官編管。這一年，翁年六十九，次年移居虞山鵓鸽峰下之新居－－瓶庐，並度過了他的晚年。翁氏工書法，早歲由董思白以窺米襄陽，中年由錢南園以攀顏魯公，亦時採北碑之華，遂自成家。戊戌以後，靜居禪帨，書法益橫肆，不受羈縛。楊守敬嘗云：「松禪學顏平原，老蒼之至，無一稚筆，同治光緒間，推為天下第一，洵不誣也。」此《常熟縣志》上之翁批，皆為小字，縱意所適，無意求工，而超逸更甚。

      翁氏批校此志似於其時纂修常熟志稿有關，蓋光緒二十六年，常熟、昭文地区之在籍官紳如邵松年、龐鴻文等人纂修《常昭合志》，聘翁助审志稿。四年後，即光緒三十年，《常昭合志稿》成，並有活字本行世。然而遺憾的是，翁氏卻於是年七月去世，不能一睹新志了。翁氏對于常熟志書曾多有參閱，今存翁氏題跋批校者即有七种，一为《琴川志》十五卷，清抄本，有翁校並跋，藏北京国家图书館；二为《皇明常熟文献志》不分卷，明萬曆刻本，有翁跋，也藏北京国家图书館；三为《海虞别乘》不分卷，清趙氏旧山楼抄本，有翁跋，藏上海图书館；四为《常昭合志》十二卷首一卷，清嘉庆二年刻本，有翁批校，藏南京图书館；五为《常熟縣志》十三卷，明嘉靖十八年刻本，有翁批並傳録冯復京事略一則，藏台北「國家圖書館」；六为《常熟私志》（存三卷），旧抄本，有翁題記，也藏台北「國家圖書館」；七則此康熙本的《常熟縣志》。

                                                                            2008/8/31

                            傅斯年图书館的鎮庫之宝《群玉集》、《碧雲集》（二）

      宋代刻书除了官家、私家之外，就是書肆，而書肆以臨安为代表。此宋本二部，雖經近千年之久，然逾舊逾新，真瓖奇之寶。且字體精整，刷印清朗，紙質堅緻，洵為宋刻宋印，若此墨香紙韻者，尤不易得。书皆宋臨安府睦親坊陳宅書籍鋪刻本。睦親坊，多宗学，俗称宗学巷，附近书坊較多。陳宅，即为陳起父子所开設的书坊，位於南宋首都臨安府御河旁的棚北大街上。陳氏刻书大約始於南宋宁宗中期，即嘉定中晚期，至南宋灭亡後不久也燬了，刻书历史应近七十年，所刻唐人小集和宋人小集不少，且多有牌記，或於序後，或在卷末，其书肆有功于传播传统文化，如今所存都是罕見之本。

      《群玉》、《碧雲》为邓邦述所藏，邓得此是在光緒三十二年（1906），说來也有一段故事。之前一年，邓应端方之約，作为隨員將遊歐美，考察宪政。書友柳蓉村持《群玉集》與《碧雲集》來，謂黃丕烈重視二李，過於他書。時邓方戒裝，橐無餘蓄，遂却謝之。後歸國至滬，而蓉村又以書送至客邸，云特留以餉邓。邓感其意，如價收之。此亦邓收宋刻之始，亦可謂一段因緣。故邓氏嘗云：人世尤物，遇合之故，誠有不可解者。

      過去，一些大藏书家的藏书处或书斋名，往往都取其所藏重要图书命名，如潘宗周得宋刻《周礼》，而署「宝礼堂」；陈澄中得宋刻《荀子》，而自署「荀斋」；傅增湘得宋茶盐司刊本《资治通鉴》与元本《资治通鉴音注》，而题其藏书处为「双鑒楼」等等。鄧邦述也如是，他的斋名有好几个，而与此《群玉》、《碧雲》兩集有关者，即有群碧樓、碧云群玉之居。又有三李盦，盖因《群玉》、《碧雲》二集的作者为李群玉、李中，另藏《唐李推官披沙集》，为李咸用撰，故鄧又有披玉雲齋，也是将《披沙集》、《群玉集》、《碧雲集》三集中各取一字署名。

      邦述，字孝先，号正阊，又号沤梦詞人，为金陵之望族，祖上在南京也有藏書，但在太平天國戰爭中燬去。少時就婚常熟赵氏，得读天放楼书，慨然有志於收蓄。通籍后，广事蒐罗，輒傾囊不倦。及从海外归，始尽收宋元旧刻与精鈔本，积书至二万餘卷。得一书，必躬加題記，蚕眠细书，録稿盈篋。然而对于藏书家來説，要想使費尽辛苦蒐集而來的藏书世守弗失，長保清芬，那只是一厢情願的事，明清以來，宁波天一阁是一个例外。就以江南這个富庶地區來说，明代的吴宽、王文恪、都穆、文征明、毛氏汲古阁；清代的絳云楼、述古堂、传是楼、黄氏之士礼居、汪阆源艺芸书舍等等，都是三代不到，就散失殆尽，因此，家族代有藏书之传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邓氏鬻书，是为了償債，事本平常，无足为異，像邓氏這么一大家人，纵使万貫家財，也是会坐吃山空的。辛亥年，鄧邦述辟居津門，無以為活，乃舉宋本七八種出以易米，1921年夏，以長安居大不易，幡然歸吳中，迄1926年元月，則閉門謝客，家無餘財，又舉債買一宅於城南隘巷，困支一年，逋負山積，遂不克舉火。1927年5月，經蔡元培出面，鄧氏藏書以五萬元的价格售给了中央研究院。在售书之後，邓无可奈何地说：「余雖不幸，及身而散，然亦有所甚幸者。積書至數萬卷，充箱盈笥，擔挈彌苦，身遭亂離，不能不委之而去。偶挈以俱，則舍彼取此，致難別择。舟車之費，棄掷方多，盗負雨濡，所在不免。吾书雖南北迻遞，安然无恙，即有散失，未同劫灰，此一幸也。不得已而去，遑云择人，海客豪家，非所願託。然爱书者半出寒儒，希言善价，若零縑寸璧，夕割朝裁，求之惟恐不精，得之惟恐不賤，則千金市骨，既尠知音，九張分机，亦虞減色。適遇研究院者，兼搜故籍，用广国华，瑯嬛之儲，請自茲始。从此不憂散佚，得慰初衷，永获保存，並叨荣问，此又一幸也。」

      邓氏群碧楼中的大部善本皆售於中央研究院，据说售價五萬元，實得四萬五千元，以五千為蔡元培壽，蓋非蔡氏之力，則研究院斷不購此古籍也。丁文江曾任中央研究院幹事，慨然與葉景葵說：研究院應興之事甚多，應革之事亦甚多，即如鄧孝先之書，研究院購之何用，乃費去五萬元。若以此五萬元研究地質，豈非有益於國計民生？葉笑云：如君言，則琉璃厂肆皆關門，從此無肯刻中國書者矣。

      1939年，邓邦述去世，其家議售書，以維生計。次年，由郑振鐸文献保存同志会出面，在上海又購得一批邓氏藏书。後邓家再以《寒瘦山房鬻存善本書目》中之書托葉景葵估價。葉後有信告其家曰：「茲自寒瘦目，除去王綬珊所購，約略估計尚值二萬元，其餘普通書，似亦可值一萬元，倘購主允八折，即可脫手。」幸邦述如君因應得宜，竟實得三萬二千元。購者蘇州集寶齋、北京景文閣、東來閣、文殿閣諸家，其中介費亦達七八千元。

      鄧邦述卒後，葉景葵有詩挽之：「促膝談心甫兩旬，如何一蹶已歸真！喪餘骨肉仍罹劫（長子死於蜀，家人諱不以聞），鬻後圖書不療貧。寧學翳桑成餓莩，獨留勁草慰先民。卅年風義如昆季，三複遺牋涕滿巾。」倫明《辛亥以來藏书紀事诗》云：「半生仕宦为书穷，可奈书隨債俱空。」這也是对邓邦述藏书恰如其分的写照。

                                                                         2008/5/25初稿

                                                                            8/21改定

      每次去台北，无论时间短长，我总会去「国家图书馆」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看朋友、看书。上一次去傅馆，因为和中研院院士王汎森所長有約，時间很紧，于是别的什么都不看，只点名要看该馆的镇库之宝——宋臨安府陳宅书籍铺刻本《群玉集》、《碧雲集》。由于調书閱览的手续太繁，而且要给我看胶卷，所以只好找人开个「后门」，索性就坐在善本书庫里的桌旁看了，这也省却了每次在楼下阅览室看善本书時，双手要戴上薄型塑料手套的「麻煩」。

      在台湾地区來说，傅斯年图书馆旧籍的收藏，还是很可观的。早在1928年史语所成立時起，就刻意蒐集图书文献，目前藏有普通綫裝书十四萬馀册，以清代及民國初年所刻史部及集部图书居多，其中清代至民國地方志二千餘种，二萬三千馀册。善本书约三千八百餘种，四萬六千餘册，其中複本絕少，且多罕見珍秘。如宋监本《史记集解》、宋本《南华真经》、宋刻殘本《文苑英华》等，弥足珍贵。而宋臨安府陳宅书籍铺刻本《群玉集》、《碧雲集》二种，是诸多善本藏书中之白眉。

      《李群玉詩集》三卷後集五卷，唐李群玉撰。宋臨安府陳宅書籍鋪刻本。二册。清黄丕烈、民國傅增湘、邓邦述跋。又翁斌孙、柳詒徵題識。半葉十行十八字，白口，單魚尾。「進書表」後有「臨安府棚前睦親坊南陳宅書籍鋪刊行」一行，又後集第五卷後有「臨安府棚北大街睦親坊南陳解元宅書籍鋪刊行」一行。金镶玉裝。「玄」、「絃」、「朗」、「弘」、「匡」、「恒」、「姮」、「桓」、「廓」缺末筆。

      李群玉(约813～约860) ，字文山。澧州（今湖南澧县）人。性情淡泊，一度应进士举，不第，即弃去。裴休为宰相,荐授宏文馆校书郎，後弃官回乡。群玉早岁即有诗名,好吹笙,擅草书。和杜牧、段成式等均有往来，与方干酬唱最密。其诗风格清丽,含思深婉,别具幽芳冷艳之致。《唐摭言》称其「诗篇妍丽，才力遒健」。清初贺裳《载酒园诗话》谓「文山虽生晚唐，不染轻靡僻涩之习」。

      此宋本为李群玉詩集傳世最早之本，訛誤也最少。黄丕烈家曾藏是書旧抄本三种，为明崇禎葉奕抄本、馮氏抄本、毛氏汲古阁抄本，黄氏以三本核之，似馮本較勝，因有缺处其独全也。及得此宋本，遂取諸家鈔本相勘，方知葉奕抄本行款与宋刻合。黄跋云：「及取葉本相校，迥非宋刻可比，卷中之诗不可信，則目録尤不可信，莫如宋刻之无目録者为存其真也。且冯、毛两本似出一源，而此後集之詩又似与宋刻近，与葉本又異，即目録冯、毛二本亦与葉本異。总之未見宋刻，诸家各为異同，无可適從。今校宋刻於葉本上，一一存其真。雖宋刻亦有訛舛处，就目驗云，然是非又在善讀者自能辨之耳。」黄氏又以宋本与毛晋汲古阁刻《李文山诗集》相核，两本迴然不同，「其異不可勝記，且其謬不可勝言，信知宋刻之佳矣。」「毛既未詳所自出，尤多文理不通之处，有據与否，不得而知，故非所取也。」於此可見宋本之勝於它本之处。

      黄丕烈於《李群玉詩集》情有独鍾，並有多跋，中有云：「越日不寐，晨起未起時，先有枕上吟四絕句，隨意口占，稍縱即逝，故急起書之,大旨言此书之欢喜无量也。」「碧雲群玉两才人，宋板唐書鑒賞真。捧出一函有双璧，陇西果是数家珍。」「書集街頭无一書，汗筠修緶復何如。可憐湖賈皆盲目，枉説瑯環尽子虚。」「良金揀得在披沙，求宝重过郝李祠。玉石磁銅并書画，我无特识信还疑。」「独有群書一顧空，驪黄牝牡態何穷。宋廛百一添清賞，老眼无花我仲翁。」

      此书鈐印甚多，除邓邦述、黄丕烈印外，又有「宋本」、「竹塢」、「玉兰堂」、「辛夷館印」、「春草堂印」、「安麓邨藏书」、「梅溪精舍」、「乾学」、「張雋之印」、「季印振宜」、「季滄葦图书記」、「良常冯氏汲古斋藏书」等印。可證清初曾藏季振宜、徐乾学諸家。

      《碧雲集》三卷，唐李中撰。宋臨安府陳宅書籍鋪刻本。二冊。清黄丕烈、民國邓邦述跋。又柳詒徵覌款。半葉十行十八字，白口，單魚尾，书口下有刻工。题「登仕郎守新淦縣令知鎮事賜緋魚袋李中」，目後有「臨安府棚北睦親坊南陳宅書籍鋪印行」一行。

      按李中，字有中，江西九江人。仕南唐为吉州新淦令，马令及陸游两《南唐书》皆无傳。大约920－974年在世。《郡斋读书志》卷四著录《李中诗》二卷。
中与诗人沈彬、韩熙载、张洎、徐铉友好往来，多有唱酬之作。中情趣高雅，琴棋书画无所不通，书法尤佳，善草书，有《墨池编》。

      此本之佳，可見黄丕烈跋汲古閣毛氏抄本《碧雲集》，有云：「予今春送考玉峰，曾獲宋槧唐人詩集，碧雲其一也。適從坊間取毛刻《八唐人集》此種，尚有對勘一過，毛刻多缺失，宋槧皆有之，毛卻未言所據何本。今又得此鈔本，知為毛氏舊藏，鈐有元本印記，是所據為元本，故與宋槧殊。而以此入刻，未載源流，使人悶悶，今始豁然，可與宋槧並藏。」

      《碧雲集》亦有黄跋及所作四絕句，云：「客中清況閱春秋，名物还从暗地收。浔寓不知何处所，我來却在玉山頭。」「作合奇书在癸年，癸生人更有書緣。一家三癸是书业，叔姪祖孙今已然。」「碧雲可作雲程望，群玉当成玉局材。自此登龙長声价，诗名合得替人來。」「萬物何常尽寓公，人亡人得楚弓同。他年想像藏书者，说是宋廛中一翁。」

      此本刻工为何祐、虞才、黄坚、吳才、蔡巳、蔡明、丁明、范和、范午、范生、范崇、俞生、余士、刘尚、刘宗、刘文、刘生等。避諱之字及鈐印大致同《李群玉集》。

      宋刊《群玉》、《碧雲》兩集，為道光三年（1823）春，黄丕烈送其三孫美镐赴考玉峰時所得者。據说是本邑故家之物，故家不便出面，委託門客開骨董肆於郝李二公祠，肆中之书真贗雜出，但黄氏在众书中憑眼力獲得。黄跋云：「忽見書堆添宋板书两部，其一即此宋板碧云集一套，开函視之駭甚，何意竟真，且非特碧云兼有群玉，珍如双璧，喜出非常。」黄氏在《蕘圃藏書題識續錄》卷三跋影宋鈔本《李群玉詩集》中亦説起此事，「是役也，為三孫美鎬入學招履，始得寓目，前此正考時，往觀無所見，今再來重觀，方遇之。」黃將二书攜歸後，即命三兒壽鳳鐫小印曰：‘碧雲群玉之居’，鈐於長牋短札，自謂得少佳趣。

      《碧雲》、《群玉》兩集，皆刊入明毛晉《唐人八家詩》﹙明崇禎十二年1639毛氏汲古閣刻本﹚中，然毛刻所據乃為元刻本，其不及見宋本。黃丕烈校宋本，有宋本不缺而毛刻反缺，甚至字句有極可笑者，知所據非古刻。

      黄氏为清季藏书大家，凡其藏弆之本多得後人賞識，如书中得有黄跋，更是珍若拱璧。此二书，黃丕烈前後題跋皆滿。其藏唐人小集之宋槧甚多，且多載入「百宋一廛賦」中。這些小集中，黄氏独看重《群玉集》及《孟東野集》，以为「至精極妙者尚有一二種，历經名家藏弃，世罕其匹也。」

      傅館还有一部《唐李推官披沙集》六卷，唐李咸用撰。宋臨安府陳宅書籍鋪刻本。二冊。半葉十行十八字，前有紹熙四年誠齋野客楊萬里序，序後有「臨安府棚北大街陳宅書籍鋪印行」一行。此書初為日本所得，清光緒時為楊守敬攜以歸國。1912年春，傅增湘旅居申江，訪楊於虹口寓樓，楊曾出此书相示，以傅愛不忍釋，楊乃割以見讓。後傅離申之日，以資斧不繼，遂轉以歸張元济，并儲入涵芬樓。傅增湘返津沽，偶与鄧邦述話及，邓有佞宋之癖，堅欲得之，浼傅商之張元济，後馳書往還，張慨然允之，遂歸鄧氏。邓舊藏李文山之《群玉集》、李中之《碧雲集》，皆臨安書棚本，常以群碧樓榜其居，及《披沙集》來歸，又改署為三李盦。此本黃丕烈未見。傅增湘曾於1912年在琉璃廠得一影宋抄本，為楊守敬據所藏宋書棚本所摹寫。傅曾以清康熙席氏刻本對勘一過，知席本據棚本覆木，然丹鉛既竟，訂正訛謬至五十餘字之多。其得出之結論是：「其義皆以宋本為長，可知一經傳刻，便多差失，校書所以貴原本也。」

      丁申、丁丙兄弟，是八千卷樓主人，也是清代四大藏書家之一。丁氏藏書除有零星散出外，大部今存南京圖書館。那是光緒三十四年（1908），端方任兩江總督，在南京奏准清廷創設江南圖書館，其創建圖書館摺云:「適有浙中舊家藏書60萬卷出售，已籌款七萬餘元，悉數購致。此外仍當陸續採購，務臻美備。」「浙中舊家」即丁氏嘉惠堂和八千卷樓，藏書後悉為江南圖書館購藏。據記載，當時館儲丁書，宋刻本有40部、元刻本98部、明刻本1，120部、舊鈔本84部、四庫底本36部、稿本14部、日本刻本34部、朝鮮刻本若干部，加上清代刻本，合計2，000餘種。從此，私家藏書歸為公有。七八十年代，我去南京館多次，對丁書略知一二，但丁丙藏書之餘，也蒐集印章，則是我過去所不知道的。

      前些時，看了一部《師讓盦漢銅印存》，為丁丙藏並輯，是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的鈐印本，四冊。有光緒二十七年王同的序。師讓盦，為丁丙養痾之靜室。此本綠框，書口邊印有「漢銅印存」。每葉鈐一印，計官印四十七方、私印一百七十三方。

      王同也是杭州人，字同伯，號呂廬，光緒三年進士，曾主杭州各書院山長，工詩文，善刻印，著名篆刻家王禔（福厂）即是其子。讀王同序，可窺見太平天國戰爭中傳統文化被摧殘之景象，費盡辛苦聚集之藏印散佚只是一個方面而已，從另一方面說，有知識的人士即使是受到打擊之後，仍然是積習未忘，嗜之愈深，且樂此不疲，留意蒐討，珍儲篋衍。這實在也是在盡己之力保存一點傳統文化而煞費心機，這種賢達能不讓後人肅然起敬嗎？

      王序云：「同與丁君松生交久，自避難歸，至今餘三十年，見君網羅文獻之餘，旁及武林四家手刻石印，重鄉先生手澤也。間及漢以下銅印，積日既久，儲藏頗富。因君料量善舉，卒卒鮮暇晷，未敢請觀也。戊戌之秋，君已積勞病矣。一日，同候訊病，君延至臥搨，見几列古銅印數百方，虎首龜紐，丹綠斑駁，君手自拓其文。語同曰：宋元以前，無以刻印名家者，士大夫視為小道，藝匠所為。雖官印頒自朝廷，但昭信而已，文字美惡不與焉。印譜最古者，有宋《宣和印史》，然偽書不足徵信，惟晁克一《集古印格》一卷，見于《郡齋讀書志》者，此為集古印文之濫觴。以後趙孟頫《印史》、楊遵《集古印譜》、徐良《古今印史》、顧從德《印藪》多成書矣。然有傳有不傳，其傳者又轉輾摹刻，並面目而失之。乾隆間汪氏啟淑有《訒庵集古印存》三十二卷、《漢銅印存》四卷，收藏宏富，至今為藝林寶重。余所有僅汪氏百之一二，較飛鴻堂所儲直太倉一粟、滄海一勺耳。回憶同治甲子之後，杭城初復，瓦礫遍地，蓬蒿沒人，欲訪昔日藏古印家如汪劍秋、王安伯、朱芑孫諸家，率皆遭亂，儲藏散失。平日得一舊印，寶玩撫摩，或密室傳觀，互相矜賞；或秘篋儲襲，吝不示人。庚辛兩劫，厄於兵火，焚蕩盡矣。每過遺墟，徒憑弔荒煙蔓草之餘，徘徊而不忍遽歸。自乙丑至今，世宙承平，縉紳以考古為事，冷攤僻肆，間有售者，然皆幸逃於劫火之餘，或掘河淘井，不期而得之，持示於人，以索重值。余亦不能割愛，往往取其精者以歸，今所得者，大半汪氏及劍秋、安伯、芑孫之舊藏也。因病得間，謝絕人事，且憚於用心，不與文字之役，故藉此祛病魔耳。……己亥四月，君歸道山。哲嗣和甫孝廉，裒集手拓，裝訂成帙以見示。憶病榻相對之語，宛如昨日，流覽一過，為之涕下。」己亥，為光緒二十五年（1899）。

      序中所云「庚辛兩劫」，乃指咸豐十年（庚申1860）二月，太平軍忠王李秀成部，自安徽進陷杭州，旋即棄去。和春江南大營既潰，李秀成、李世賢等軍長驅直入，复于十一年（辛酉1861）十一月再陷杭州事。太平軍攻入杭州城後，對于文獻大肆焚毀，存放《四庫全書》的文瀾閣及私家藏書汪氏振綺堂、孫氏壽松堂等亦均遭厄運。而丁申、丁丙兄弟目睹慘劇，在室家遭毀之際，又見文瀾閣書橫棄道側，俯拾即是，遂深夜潛身詣閣，負而藏之僻地，始避居海上，亂定歸里，移庋郡庠尊經閣，依類編目，綜一萬餘冊。戰爭後，丁氏兄弟又論斤而貨，得庫書八百梱之多。所以，丁氏兄弟不避戰火，艱險收集文瀾遺書，之後又「節衣縮食，朝蓄夕求，遠自京師，近踰吳越，外及海國，或購，或鈔，隨得隨校，聚得八萬卷，視閣目幾及九成。」這實在是難得。

      此譜傳世不多，況此譜又為丁丙親手所鈐，則更為寶重。除「哈佛燕京」外，知浙江圖書館及日本收藏家太田孝太郎也有入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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