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看网友们对李庄案的关注，发现排在首位居然的是李庄有没有嫖娼。

      所谓“李庄嫖娼”的信息源来自重庆警方，据说是龚刚模家属“交待”的，属于一面之词。知情人称，李刚在重庆确实接受过龚刚模家属招待的“洗浴”（或洗脚），但该人士否认嫖娼。

      在我看来，李庄嫖没嫖已经很不重要了。现在不是评价李庄道德的时候，公众应该关心的是重庆方面指控他的“律师伪证罪”是否成立。

      李庄为“黑老大”嫌疑人龚刚模所做的一些事，在法学界是有争议的，但就目前重庆公诉方拿出的这些证据看，定罪肯定是很不充分的，甚至是十分牵强的。按照“疑罪从无”刑法原则，只有放人并宣布李庄无罪，才符合法治精神。

      李庄的道德究竟如何，站在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评价。大家说他不是“好鸟”，骂他“捞钱”都没有问题。但是在评价前，我们必须要明白律师从事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律师是受雇于当事人的自由人（区分于公职人员），他们不代表多数人的意志，也不代表正义（法院是代表多数人的意志，代表正义的），而是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一个职业。尽一切努力，找到能为当事人减轻或免除罪责的事实或法律依据并为其辩护，是律师的基本职责。不承认这一点，就是对现有律师制度的根本否定。

      刑事法庭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控辩平衡，法院根据双方提供的事实和法律判决。如果我们善良地让律师也代表所谓的“正义”，正义就不可能真正实现。

      今天，我国的刑事政策已明确为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这是一个里程碑意义的进步。我们一定要小心的呵护。要知道，犯罪嫌疑人一旦被羁押后，他们比之于有强制力保障的公权力机关一定是弱势群体。

      考察一个国家的人权，标本一定不能选择国家元首（萨达姆的人权当然是充分享有的）或各级长官，最好去看被羁押、被监禁的人。如果连后者的人权都没的说，那还用质疑吗？

      李庄“捞人”的方式是否过火可以讨论。但如果要给李庄定罪，必须拿出确实充分的证据。可是，重庆公诉方拿出的证据全部是口供，且提供口供的8人有7人被羁押，1人是癌症转移患者（否则可能也被关起来了）。证人急于立功，其人身自由被剥夺的情况下，口供的可信度能有多大？何况，这些口供之间并不一致甚至互相矛盾，仅靠这个能定罪吗？

      更大的硬伤在于，8名证人均未出庭，为什么？害怕法庭上问出漏洞，不好控制局面吗？公诉方解释证人不愿出庭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7个被羁押的人，公诉方让其出庭，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义务吗？

      再从实体上看，公诉方指控李庄编造龚刚模受到刑讯逼供，可法医鉴定的结论是龚刚模手腕上有伤痕。这些伤痕是否刑讯逼供造成可以进一步侦查，但是有刑讯逼供的嫌疑，却是毫无疑问的。那么，李庄发现这个嫌疑并且深挖，难道不是一名优秀律师应该做的吗？

      李庄发现保利夜总会在工商管理部门的登记表上显示，没有龚刚模的股份，故认定龚刚模不是保利夜总会的股东或实际控制者，并按照这一思路为龚刚模辩护，这能说是“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吗？

      换个角度，作为重庆司法机关，面对像龚刚模这样的“黑老大”嫌疑人，想从快、从重打击，动机是好的，也是人民群众拥护的。李庄的出现，客观上打乱了重庆方面的既定的打黑日程这也是事实。但是，如果在证据不充分的前提下对李庄实施刑事处罚，本质是一种人治的表现。

      在法治框架内，对付龚刚模这样的“黑老大”嫌疑人，对付有点狡猾的李庄律师，重庆方面能做的只有一条——那就是加大侦查技术含量，重事实、轻口供，严禁刑讯逼供，严格按照程序办案。惟其如此，重庆的打黑才能取得预期的、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原载《华商报》2010年1月4日A3版，刊发时有删节）

 附：网友评价

A/罪与非罪：

李庄的做法是有瑕疵，但是要定罪，必须有证据。从公诉方拿出的这些证据看，没有一条有说服力。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必须放人，宣布李庄无罪！希望重庆打黑严格遵循“依法治国”的原则，别把好事办坏。

B/关于沉默：

云南省 波澜不惊 1

李庄被带入法庭后，审判长开始核对被告人身份。当问到李庄的住址时，他大声回答了两个字：“北京。”“具体地址？”“忘了”。看来这家伙做的坏事太多了都忘了。

反对：扯淡！李庄自认为无罪，这是他对强权的蔑视和不满。

C/关于嫖娼;

萍乡市 我意随风 1：律师就是黑，就算被嫖的女的她也不敢出来啊

反对：现在不是评价李庄道德的时候。即便嫖娼了，那也是和克林顿一样犯了男人都会犯的错误，与“伪证罪”何干？有关方面大肆宣传这些子虚乌有的事，就是为了抹黑李庄，与文革的思路完全一样，所以一定要警惕！

律师李庄与“刑讯逼供”的爱恨情仇

作者：郝建国

1，伪证罪是非  李庄的“强势”

　　2009年12月30日，重庆市江北区法院。

　　虽然胳膊被两名警察架着，但李庄还是抬着头，大步流星走进了法庭。一进审判大厅的侧门，李庄向左侧转过头来，在旁听席上寻找什么。当看到亲友团后，李庄笑着向他们招手随即被警察制止。

　　18天前，李庄还是一位刑事辩护律师，他服务的对象是重庆“涉黑老大”龚刚模。龚被指控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涉嫌故意杀人罪等，这个黑社会组织共有34人。“如果司法机关指控的这些罪名成立，他就是有三个脑袋都难保。”曾担任过陈良宇案的辩护律师，这次为李庄辩护的高子程律师说。

　　李庄的出现，似乎让龚刚模的家人顿时看到了希望。公开的资料显示，李庄今年49岁，法学硕士，曾在石家庄市做律师多年，后到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从业，法易网2007年全国百强律师排行榜第二位。

    2007年，李庄担任过辽宁涉黑案主犯朱立岩的辩护律师，曾以“离庭抗议”的方式，让朱立岩的生命“拖延”了一年多时间，但朱最终仍被判死刑。

　　接受龚刚模妻子的委托后，李庄三次到重庆市江北区看守所会见了龚刚模。“会见龚刚模时，老是有警察跟着我、监视我。这种行为违反了律师法，我呵斥他们，让他们出去，结果和一名姓张的民警发生了激烈争执。”庭审时，李庄说。

    李庄律师“强势”或者说“张狂”的说法至此在重庆司法界传开。

　　回到北京后，李庄于12月2日邀请了包括中国刑事诉讼法权威学者陈光中、陈兴良教授以及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院长曲新久、中国人民大学田宏杰等著名刑法学专家，召开了一个龚刚模案件研讨会，并形成了一份《专家论证意见书》。

    陈光中、陈兴良两位学者都是编写刑法学教科书的专家，在刑法学界内的影响力不言而喻。

　　这份《专家论证意见书》称：“根据法院提供的卷宗证据材料复印件，尚不能证明被告人龚刚模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领导者；龚刚模在故意杀人案中，并没有起主要作用，不能由其承担故意杀人案的主要刑事责任”。

　　熟悉刑法的人都能看出，如果这份《专家论证意见书》被法庭采信，意味着龚刚模将免于一死。这也是重庆司法界称李庄张狂的依据之一。

    十天后，李庄在北京的居所内被重庆警方抓走，随即以涉嫌辩护人伪证罪被捕。

　　2009年12月30日上午9时10分，李庄案在重庆市江北区法院公开审理。

　　李庄被带入法庭后，审判长开始核对被告人身份。当问到李庄的住址时，他大声回答了两个字：“北京。”

    “具体地址？”

    “忘了”。

　　……

　　法庭宣读被告人权利，提示被告人有申请法官、检察官回避的权利。这时李庄举手说：“申请回避。8个人（包括两位书记员）都回避，我一个一个申请，要法院院长或检察长、检察委员会作出决定。”他同时称自己是“烫手山芋，希望重庆方面交出去”，让案件异地审判，以期公正。

　　法庭驳回李庄的申请。接下来，公诉人开始向李庄发问。

　　第一个问题连说两遍，李庄一言不发。

　　第二个问题，李庄还是沉默。这时，公诉人宣布不再发问。

　　审判长宣布休庭。10分钟后，重新开庭，李庄不再沉默，而是经常举手，抢着发言，声音一贯洪亮，几乎每次都是一二三四五条，滔滔不绝。

　　刑法第306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2，逼供是与非  李庄的“麻烦”

　　敢于直面公权力挖掘疑点为委托人减罪

　　按照公诉人的说法，李庄的问题是由他为之辩护的“黑老大”嫌疑人龚刚模揭发的。“一般情况下，嫌疑人如果对律师不满，大不了辞退，不请他就是了，没必要检举揭发。所以我感到这个事情很蹊跷。”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刘仁文博士说。

　　庭审中，公诉人出具龚刚模证言指出，李庄在看守所三次会见龚刚模时，诱导、唆使龚刚模编造公安机关对其刑讯逼供，并向龚刚模宣读同案人樊奇杭等人的供述，指使龚刚模推脱罪责。

    “李庄教我说自己被刑讯逼供，以前的都是乱说。”涉黑团伙头目龚刚模在看守所给警察作的证言中有这样一句。

　　李庄究竟如何诱导、唆使龚刚模编造公安机关对其刑讯逼供的？龚刚模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又提供了另外一个版本——李庄通过眨眼和肢体语言暗示他。“刑讯逼供是我编造的，那龚刚模左手腕色素弥漫，系钝物击打所致，这不正说明他遭到了刑讯逼供？我编造什么了？”李庄反问公诉人。

　　法庭上，李庄称自己在会见龚刚模时看到了他手上有伤，就问有没有被刑讯逼供，龚刚模向他讲述了被侦查人员吊起来的情况。

　　龚刚模案是重庆打黑的重点大案之一，原定于12月7日在重庆市第一中院公开审理。辩护律师李庄介入后，因为爆出所谓的“刑讯逼供”等问题，不得不延期审理。李庄没有料到，龚刚模新的开庭时间还没有确定，他自己却已经提前受审。

　　李庄一直认为，龚刚模是否受到刑讯逼供，可以通过法医鉴定。开庭前，江北区法院受理了李庄的辩护律师要求对龚刚模做伤情鉴定的申请。

　　鉴定结论显示，龚刚模左腕关节有两处色素沉着区。鉴定分析认为，该色素沉着为皮肤擦伤（为钝性物体所致，如手铐、钝性物体碰撞等）愈合后遗留。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这意味着，侦查阶段一旦存在刑讯逼供，后果很严重——由此取得的证据即可能变成非法，从而不再有证明力，案子可能办不下去，而且还要追究侦查人员的法律责任。如此，抓住“刑讯逼供”辩护也就成为众多刑辩律师的一个撒手锏。

    “李庄确有挖掘刑讯逼供的疑点，以使其委托人龚刚模减轻罪责和最终免除死刑的动机，这也是他独有的习惯和刑辩风格。但这不违法也不构成犯罪，甚至是一个良知深重的律师应有的道德操守。”李庄的辩护律师高子程说。

　　李庄的另一位辩护律师陈有西认为，李庄之所以遇到现在的麻烦，正是由于“他办案的认真、负责、敢于直面公权力，敢于直接挑战和指出侦查机关的违法现象，努力寻找证据证明这样的违法现象。”

3，口供与口水  李庄的自辩

　　重庆当地对此次庭审早有准备，大批警力在江北区法院附近巡逻。庭审从30日上午一直持续到31日凌晨1时，历时16小时，被称为一次马拉松式审判。

　　坐在公诉人位置上的是两名年轻的女检察官，一名叫贺贝贝，另一名叫么宁。么宁曾参与重庆谢才萍案公诉，在当地大名鼎鼎。2006年，她本人还获得过“全国十佳公诉人”荣誉称号。

　　控辩双方争论的焦点是一个关键而敏感的问题——“黑老大”嫌疑人龚刚模是否遭到警方刑讯逼供。

　　举证阶段，公诉方宣读了李庄的助理律师马晓军的证言。因开庭前李庄和他的辩护人没有拿到马晓军的证言，他们要求当庭辨认，被检方当庭拒绝并表示“宣读”符合法律规定。

　　“那我现在宣读：最高人民法院裁定，立即释放李庄。你信吗？”李庄抢着说。

　　一直到下午6时前，贺贝贝和么宁都在宣读龚刚模等人的口供和证词，包括一批看守所民警、狱医证明龚刚模每天只接受7小时左右审问，能正常吃饭、睡觉，没有受到刑讯逼供，没有伤情。

　　“如果仅仅以将获死罪、努力求生的在押人员的自相矛盾的检举口供对辩护律师定罪，实际可能使李庄案再次面临争议。”律师高子程说。

　　频频举手的被告人李庄有点急不可耐，还没等审判长同意就抢着说：“龚刚模举报我，他可以而且应当出庭，这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必须的。我倒希望看到我伪造证据的一个物证，可是公诉人没有一个证据能证明我有罪，全是口供。”

　　当日的实际情况是，不仅龚刚模没有出庭，包括李庄的助理律师马晓军在内，所有证人均没有出庭作证。

    “我们依法通知了证人出庭作证，但他们均表示不愿意出庭。”公诉方回应说。

　　“证人有出庭的义务，不能仅以‘不愿意’为理由拒绝到庭。从本案实际情况看来，这些证人中有的是国家工作人员，如看守所人员，还有医生及其他的同案犯，他们不到庭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何兵教授说。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不轻信口供。”过于依赖口供或证人证言的，法学界通常认为是侦查质量不高的表现。过分依赖口供，客观上还会催生刑讯逼供。

　　“公诉人提交的所谓证据，多数与本案无关。另外八个证人，有七个被关，一个得了癌症在医院。证人不应该受到威胁，他们被关起来取证，证言还有多大证明力？”李庄的辩护律师陈有西说。

　　对于证据多来自被“关”人员的口供和证言，证明力无效或不足的问题，两名女检察官一再强调，上述证人证言都由两名侦查人员在场的情况下进行讯问的，证言经过了证人核对并签名捺指印，符合法律规定。

　　口水战持续多轮后，控辩双方终于按捺不住——辩方称控方只会背书本，控方则指出辩方坐姿不礼貌。此时旁听席上有人议论：“控方是‘大专辩论赛’高手，辩方的‘刑法学讲座’也蛮厉害。”

4，审判与抹黑　李庄的“毁誉”

　　李庄出庭受审成为众多媒体关注的焦点。重庆江北区法院的审判大厅能容纳二百多人旁听。但据了解，旁听证早在开庭前一天下午即发放完毕，只有30多名记者拿到了旁听证。而开庭当日赶到的记者以及前来旁听的外地律师、公民，均未能进入法庭。有记者发现重庆当地的政法干部一次性就领走了二十多张旁听证。

　　临近2009年12月31日凌晨1时，庭审进入尾声。公诉方一名女检察官在最后陈述时称，李庄一方面为龚刚模伪造证据，一方面又享受着龚家提供六七千元消费的四星级酒店甚至嫖宿，实乃律师行业中的害群之马。

　　此时的李庄已不顾法庭纪律，用他一贯的大嗓门质问对方自己嫖娼了什么人，有什么证据，并表示这是对他个人的公然诽谤。辩护律师陈有西当庭对检方对李庄进行道德审判表示遗憾。

　　李庄案开庭前，有媒体曾高调宣传，李庄曾向北京同行打广告说——“够黑、人傻、钱多、速来”。事后，该媒体澄清报道信息源是重庆方面“通稿”。究竟是有关方面编造的谎言以抹黑李庄，还是真有其事？遗憾的是，整个庭审均未涉及此事。据李庄的律师高子程称，他会见李庄时提及这个问题，李庄予以否认。

　　公诉方提供的证据表明，李庄接受为龚刚模辩护后，共与龚刚模的亲属签订了两份合同，第一份是20万元费用，第二份合同把第一份作废，费用最终确定为150万元律师代理费。而重庆另一位叫吴家友的律师，共拿到了龚刚模亲属支付的75万元律师费。

    “刑事辩护的收费标准一般不高于5万元，特殊疑难案件不超过15万元。不过即使超过这个数字，也只能是按纪律处分或行政处分，与犯罪无关。”李庄的第二辩护人陈有西律师解释说，李庄收取的150万元律师代理费还包括其他民事代理，因此并没有违规。

　　不过，如此高昂的律师代理费确实给李庄带来了“捞钱”的名声。有网友批评，正是因为李庄“捞钱”过多，才导致“捞人”过火，结果给自己带来了麻烦。

　　“被告人李庄在司法活动中，采用不顾案件真相，帮助当事人伪造对其有利的虚假证据，引诱证人作伪证等妨害刑事诉讼活动的手段，利用法律践踏法律，并以此作为自己的生财之道，走向了反面。对其查处，是国家维护法律尊严的具体体现。”最后陈述阶段，公诉人贺贝贝说。

　　李庄的辩护律师则表示：“李庄是军人出身，性格刚烈，无论其行事方式、工作风格有多大的缺陷或毛病，无论李庄事件给重庆的打黑或领导引发多大困扰、争议和麻烦，都不宜据此进行定罪。”

　　31日凌晨1时3分，审判长敲响法槌，宣布庭审结束，案件将择日宣判。 （原载《华商报》2010年1月2日A6版）

     案件判决结果预测，详见本人搜狐博客：http://hao017.blog.sohu.com/140980921.html

                                  作者：郝建国

    福布斯一项最新调查显示，中国老百姓的税收负担居全球第二（法国第一，卡塔尔、阿联酋和中国香港分列全球税负最轻地区前一、二、三位）。

    有网友做了一个推算，认为月薪3000元的普通工薪族，一辈子要缴税15万，其中包括个人所得税（工资代扣）6万，购车、购房6万，吸烟等消费税3万。

    以上算法不足真实税负的一半，因为他把纳税最普遍、税率较高的增值税忽略了。实际上，在中国月薪3000元的老百姓，一生至少要缴40万元的税金。

    举个例子，早晨你花3.5元买了一块面包，花1.5元买了一袋牛奶，那么你要缴纳的增值税是5*17%=0.85元（增值税为出售方代缴，但纳税人是买主）；上午，你花16元买了一瓶大宝洗面奶，你除了缴16*17%=2.72元的增值税以外，还要缴16*8%=1.28元的消费税；下午你花370元买了一条牛仔裤，那么你要缴纳的增值税是370*17%=64.9元。

    如果你买一辆10万元的汽车，缴税一定在3万元以上，包括增值税是1.7万，此外还有消费税、购置税、车船使用税超过1万。

    可以这样说，只要买东西，绝大多数情况下，你要付出17%的增值税。也就是说，你花完3000元的收入，仅增值税一项就在400元左右。每月400元增值税，一年4800元。一辈子平均领工资按50年算，总数是24万。

    个人所得税本来是用于调节社会公平的，但因为起征点太低几乎变成了古代的丁税，人人有份。你辛辛苦苦干活，得到一份1万元的奖金，缴完个人所得税，实际到手的只有8000元。

    一生缴40万的税，这还不算被强迫缴纳的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变相的税，具备强制性、固定性特征）。

    我太太原来是税务员，自称他们是“为国敛财”，我说他们收税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官”——至少很大一部分没有用于民——官员吃喝嫖赌、楼堂馆所、豪车二奶以及并无实质内容的会议，均来自纳税人，腐败、浪费得不到有效监督和节制。多数情况下，老百姓只有缴税的权利，至于这些钱怎么花，很大程度上是长官说了算。

    肉食者天天喊扩大内需，可是“国富民弱”，大家手头没有钱拿什么扩大？当下的问题，减税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如何把收到国库里的钱花在老百姓身上。

                                          （蜗居剧照：海藻与宋思明在床上）

    《蜗居》前几节一直在围绕买房讲故事，这实际是为海藻为何“步入职业二奶的道路”做铺垫。

    老百姓买不起房，与现行的卖地财政体制分不开，也与现实的集权管理分不开——集权管理让财政分配过度倾向于中心城市，造成中心城市和中小城市差距悬殊，结果是很多年轻人宁愿生活在大城市边缘，也不愿意到中小城市工作。

    单从市场的角度看，一个大城市，如果房价很高，生活成本增高，人居环境变坏，这时就会变得没有竞争力。此时，人才可能就会流向新兴城市或中小城市。问题关键在于，我们不是一个市场化国家，基础资源的配置很大程度上依赖行政权，所以中小城市发展不起来，大家只好蜗居了。

    当年人们对经典红剧《白毛女》有一句评论“旧社会把人变成鬼”；今天，我们完全可以照此评论《蜗居》——“……把纯情女子变成职业二奶。”

                              作者：郝建国

    湖南石门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贺新初，因对新闻工作者成德林（《中国妇女报》湖北记者站工作人员）“负面宣传”多、经常向上级反映“情况”不满，就以县委宣传部的名义发文公开侮辱成德林，称其是“一条披着记者‘羊皮’的狼”，“疯狗”、“丧家犬”、“狗日的”、“眼光阴冷可怕，面貌令人可憎”、“让人第一眼见了，就觉得是个黄鼠狼”、“不是个好东西”，同时还诽谤成德林“到处诈骗”和“敲诈勒索”。

    作为一名党员和党的机关工作者，贺新初本应带头学习八荣八耻，牢记并践行“以遵纪守法为荣 以违法乱纪为耻”。但此人重操文革遗风，以骂人为荣，而且还假着县委宣传部的名义，以公文的形式公然侮辱他人，对法治的践踏、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可谓令人震惊。难怪，网友在“全国官员十大语录大比拼，哪条最雷最牛”评选中，将其列为首位。

    据石门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詹腊珍讲，成德林经常向各级领导“反映情况”，他们认为这是“给地方政府添乱”，“地方一点矛盾、一点问题没有是不现实的。有些事，无论是新闻记者还是社会人，都有监督的权利。成德林了解反映问题没有错，错就错在，县里还不清楚，就一下子被捅到省里，让县领导工作很被动。”

    贺新初则表示，自己“与成德林个人并没有什么恩怨，完全是工作上的。如果他到石门搞正面宣传多一点，负面宣传少一点，我肯定不会骂他，反而会感谢他”。

    成德林作为一名公民，他完全有权力向任何一级政府反映问题。至于他有没有记者证、是不是记者的问题，完全属于报社内部管理的问题。石门县委宣传部如果觉得成德林的行为有何不妥，完全可以向其所在的《中国妇女报》和各级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反映，但绝没有权力骂人，更没有权力使用公文骂人。

    “依法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是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政治文明建设目标。但是，一些基层，出于个人利益或小团体利益的考虑，对待公民依法行使上述权利不仅不支持，反而明目张胆地打击报复。石门县委这份被称为“史上最牛的公文”，不能不让我们深思。

     以我看来，贺新初副部长的问题已经不是简单的违反党纪的问题，而是涉嫌《刑法》246条规定的侮辱罪，同时涉嫌《刑法》397条规定的滥用职权罪。 

     

       （捞尸者挟尸要价       目击者 真真 摄）

     10月24日，湖北荆州宝塔湾。

     当地两所高校学生何东旭、方招、陈及时为救两名落水少年献身。

     3名大学生牺牲后，他们的父母投书要求，当地政府查明3名大学生牺牲的真相，依照法律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可是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当地至今没有全面公开调查结论。

      英雄所在的高校则按照“宣传”的思路，限制记者采访，要求现场的学生“统一口径”，或多或少影响了真相的公开。

       作为调查采访此事的一名记者，这里先将本人了解到的相关信息公开，供大家参考。

       一，大学生救人与被救基本事实

       2名落水少年，陈天亮是大学生救出的，另一名叫张志鹏的少年抓住渔夫伸出的竹篙爬上船获救。现场救人的韩德元、渔夫讲述了这一点，一名在场的同学也承认张志鹏是“大家合伙救的”。这个“大家”包括大学生、冬泳爱好者、渔夫。

       渔夫参与了救人。具体事实为，向江中扔过一只救生圈，伸出竹篙，有一名大学生、一名落水少年抓住篙爬上船得救。同学们向多家媒体讲述的“见死不救”，是因为他们混淆了“救人”和“捞尸”的区别，把事发现场的2只渔船和事后赶到、以牟取暴利为目的2只打捞船当成“一起的”。

       当然，可以肯定的是，渔夫的“帮助”或“参与”救人远不可能像大学生那样奋不顾身，他们救人不够积极也是被目击者证实的。但如果说“见死不救”，我认为有点过。

       这除了渔夫和大学生们的价值观、道德水平有差异之外，可能是因为渔夫对溺水和死亡见得太多，有点麻木。渔夫自己则称，他们晚上打鱼，白天在睡觉，所以没有在第一时间救援落水少年，但他们参与救援了大学生，而且没有收取任何报酬。 

       二，学生遗体打捞基本事实

       捞尸者是在3名大学生沉入水中20-40分钟之后赶到宝塔湾的。平心而论，此时3名英雄根本没有生还的希望，所以也不存在“见死不救”。

       捞尸者要价捞一具12000元，拿不到钱不捞遗体属实。捞出第一具遗体后，捞尸者以答应的钱没有全部到位为由“罢工”。

      最让人愤怒的是，捞尸者王守海(湖北公安县埠河镇农民)把被打捞上来的大学生方招的遗体横在水中，用一条绳子绑住右手，另一条带钩的绳子钩住上衣，就是不捞到船上。他们这样侮辱英雄的遗体，目的是调动岸上的老师和同学们的怜悯和痛心，以及时拿到自己开出的36000元的天价捞尸费。

      最终，捞尸者如数拿到这笔钱——36000元。  

     大学生舍己救人遭遇捞尸者挟尸要价事件，触动了我们每个人的灵魂——大学生以生命为代价的利他主义与船夫挟尸要价、唯利是图的反差，暴露这个时代道德的混乱和秩序的崩解。

     捞尸者“挟尸要价”这种灭天理、存利欲的行为是否涉嫌敲诈勒索？希望当地警方尽快拿出令天下人信服的意见。

                                作者：郝建国

    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判断什么是荣、什么是耻，是一个公民应有的基本价值观。

    一个驾驶员，遇到一个自称肚子疼的过客，好心好意拉他上医院，结果被反咬一口，说驾驶员在“非法营运”！这不是农夫遇到了蛇吗？看看“钓鱼执法”，是多么恬不知耻！

    “钓鱼”团伙一般会这样为自己辩护，驾驶员收了人家的钱，这是“非法营运”的铁证啊。扯淡，是否收钱不是评判是否做好事的依据——驾驶员的出发点是助人，客观上他也帮助了搭乘者，具备这两点，无论是否收钱，他都是在做好事。

     一个做好事的人却被要被“罚款”，而一个受人“帮助”的人不但不知道感恩，却反过来“钩”住提供帮助者，这不是丧尽天良了吗？看不到“钓鱼执法”的对道德的消解和扭曲，一种是白痴，另一种是既得利益者。

    据报道称，“钩子”们下车前通常的动作是边踩刹车、边拔掉车钥匙，然后通知所谓的交通“执法”人员将人车扣走。对于钩子们以上行为，按照正当防卫的原则，驾驶员可以采取的措施是，拿出扳手或螺丝刀等工具，照着抢拔钥匙的人来两下，然后报警——因为“钩子”们彼时的行为完全符合抢劫等现行犯罪的特征。

                           作者： 郝建国

 “王菲疑患怪病”成为今日百度“新闻热搜词”！

    按照狗仔们的说法，王菲这个“怪病”涉及女性非常私密的内生殖器——子宫。连人家子宫的疾病都要穷追不舍，简直突破了新闻伦理的底线！

 本来疾病属于非常隐私的个人信息，无论医生、记者都应该依法保护病人的隐私。当然，演艺界的王菲属于公众人物，隐私的受保护程度可以适当放宽些。但刻意去关注人家的子宫，和窥阴癖还有什么区别？

 说到这里，又想起最近关于桑兰的新闻。桑兰在自己博客发表了自己对保姆的不满并对保姆市场的监管提出建设性意见，本来是件十分正常的事。

 不曾想，网络传播很快使让讨论的方向转到“仇富”。这个还不算，更让人看不下去的是，在桑兰博客上，居然有人留言问：“桑兰，你有性生活吗？”

    窥探隐私的癖好居然如此无遮拦，这和大街上看到异性便问人家“我可以看看你脱裤子吗”有何区别？

 平心而论，公众野兽般的好奇、猎奇需求是客观存在的。问题在于，作为新闻从业者，我们的底线在哪里？是不是只要公众有需求，我们就应该满足？

 一个心理健康的人、一个完成社会化的人，至少应该克制对异性生殖器的过度兴趣，尊重社会道德和他人隐私。

看到以上信息，一般人都会骂教育部，认为是高等教育的失败。这当然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只看到这一点还不够，从市场的角度分析，大学生与农民工同酬甚至农民工收入超过大学生都属于正常。

经济学一个基本原理认为，供需关系影响价格，这一原理同样适用于人力资源。目前，我们还处于工业化阶段，而且好多工业项目属于技术含量较低的初加工工业，如采矿业、服装加工业。这些产业对劳动力的文化素质要求并不高，而是要求他们能吃苦耐劳。对于后者而言，大学生显然不如农民工。

大学生与农民工同酬说明我们的人力资源结构出了问题——大家都想做白领，结果白领供过于求，而蓝领市场相对缺人。

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有二：一是家长不要盲目花大价钱让孩子上大学（特别是那些举债供孩子上三四流大学的家长），而应培养他们吃苦耐劳、脚踏实地的劳动态度；另外一条是，改组现有大学的1/3为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

              郝建国                

 央视女记者李敏涉嫌受贿案” 8月4日上午在太原市杏花岭区法院开庭审理，李敏的身份被确定为“国家工作人员”，一审据此认定其受贿罪成立并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4年执行。

 毫无疑问，李敏收受采访对象钱物的这个行为是严重有问题的，但有问题的行为却不一定都要用刑法来治理，因为刑法不是万能的。滥用刑法对法治的破坏，比受贿本身危害更大。

 受贿罪的本质是一种“权钱交易”，也就是把法律授予某个职务的权力（即“公权力”，经法律授予，为某一职务所特有，因权力具有稀缺性，可设租、寻租），用来谋取私利。能否给记者定“受贿罪”，首先要看记者是一个什么职业，他是否掌握公权力。

    一般而言，记者所享有的无非是知情权（即采访权）、表达权和批评建议权（即发稿权），但这些权利并非记者专有的特权，而是宪法（见第2条、第35条、第41条）赋予每一位公民的基本权利。

 一个普通公民，他同样有权向国家机关（如本事件当事人杏花岭检察院）获取信息（行使知情权），也有权对其进行批评监督，有权在媒体上（包括个人网站、博客、手机短信等）发表言论。

 判断记者所享有的“权”是否公权力还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看行使这种权利是否有强制性保障，“权”所作用的结果是否具有确定性。

 强制性保证是公权力基本特征。比如，公安刑侦人员去抓捕嫌疑人的时候，一定是强制的；工商管理人员吊销不法商户的营业执照时，也不会考虑商户是否同意。

  不管是中央电视台还是哪个媒体的记者，只有在征得采访对象同意，采访才能进行；如果采访对象不配合，也不可能构成“妨碍公务”。

 此外，舆论作用的结果是弹性的、不确定的。这一点也说明，记者并没有掌握公权力。

 无论对方还是西方，对记者都有“无冕之王”的称谓，媒体也有“第四权力”的说法。从字面上看，这个职业似乎权很大。但是，请注意，“无冕”清楚地表明记者之权不在公权力法定程序之内；“第四”也把媒体之权与立法、司法和行政三种公权力严格分开。

 分析到此，有人可能要问：既然记者没有“特权”，为何经常有采访对象给记者送好处而且数额巨大？

 我理解，这是一个转型期的特殊问题。近几年，中国传媒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传媒市场离成熟还有很远的距离。媒体因为垄断或自身的“行政级别”和主办单位的特殊性，他们的舆论有时具有超乎正常的力量，造成监督对象的心理“恐惧”，使权利（非权力）寻租有了可能。

另一方面，国内媒体虽然数量很多，但真正按照新闻规律运作的并不多，这是有偿新闻诞生的泥土。

 假如有足够数量的按新闻规律运作的媒体，采访对象收买记者就变得十分困难——收受好处的记者或媒体如果报道了虚假的不利于一方当事人的报道，其他媒体可能通过报道真相抗衡，如此违背新闻规律的“有偿新闻”就无法形成舆论进而影响公权力的运转。

 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李敏收受采访对象钱物，违背了新闻工作的独立性原则，严重违反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让新闻公信力消减，让新闻行业蒙羞，必然为一切崇尚正义和秩序的人们所鄙视。但解决这类问题的思路不是靠刑法，而只能是进一步落实以言论自由为核心的公民的宪法权利，让保持不同声音的媒体在市场中充分竞争。

在充分竞争的环境下，那些不珍惜公信力的媒体自然会被市场淘汰出局；而在竞争中壮大的媒体则会视公信力为生命，他们完全有能力通过严苛的内部管理制度来防范“有偿新闻”。

    我们看看兰州老人阎政平砸车的行为，发现其“正当防卫”的情节很明显。首先，闯红灯属于一种较为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无疑属于“不法侵害（侵害对象为不特定人）”；第二，老人只砸正在闯红灯的车，此时违法者的“不法侵害”正在进行；第三，老人砸车比较克制，没有超过必要限度。

    以下是阎政平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言论，供参考：

    阎政平：我开始砸车就想好了，砸不砸车，以车闯没闯红灯为唯一标准。我计划好了砸车的时间、地点、砸车的部位，我要保证自己安全，也要保证车内人员安全，车窗玻璃我就不会砸。

   阎政平：我发现，那些小车司机遇到有电子眼，和大货车经过的路口，就会比较老实。他们也怕罚款，也怕被别的车撞上，也知道珍惜自己的生命，可为什么偏偏不把别人的生命当回事呢？

    老版《现代汉语词典》对妓女这个词条解释时特别说明，是剥削制度的产物。有意思的是，在号称推翻剥削制度几十年的今天，妓女的大量存在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能提供色情服务的“娱乐城”里的KTV服务，通常属于准色情服务。这里一般不存在赤裸裸的性交易，但一定不要想象来这里的顾客都是谦谦君子，他们是冲着高雅音乐来的。所以，洁身自好的女孩子不会选择到这种场所“回报政府和社会”。

    有人会说，那是生活所迫嘛。这句话是准备进入这个行当的人在走向堕落时自我说服的托词。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自古以来绝大多数贫困的女子并没有选择进入这个行业，反过来进入这个行业的也未必是最贫穷的。当然，必须认识到，贪官、富商孩子很少有进入这一行的。分析到此，结论就很明白了，堕落绝不是一个纯粹的社会治理问题，与个人的价值观、道德水平分不开——人类的一切罪恶均源自欲望——个人利益最大化，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回报，只想干来钱快的。

    顺便说说烈女（我的同事说是“列女”，以范晔的《后汉书》为证。大家考证一番，认为“列”与“烈”通假）。在传统文化中，烈女是道德典范，所以主动选择堕落的人和这个词没有干系。古人受儒墨诸家影响，既有对生命重视的观念，更多的是主动维护男权的意识，所以杀人的人也和烈女无关。

    用平等、法治的现代理念看，我们不需要烈女，也不必歧视那些准色情行业从业者。但是一定要注意，非理性思考者通常会以偷梁换柱的方法把自己认同的对象置于道德制高点，在这个前提下趁机散布谣言（有意或无意），这种蛊惑往往会牵着不习惯独立思考的人的鼻子走，最后形成“舆论”。在司法很不独立的情况下，舆论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维护正义，又可以以正义的名义抹杀正义。

    评价一起案件的审理是否公正，前提是评论所建立的事实必须可靠。如果靠情绪、靠臆断，不管对方是哪路神仙，是法学家还是教授，通通不必当回事。

     以下是邓玉娇及其家属庭审结束后接受采访时所言。

     邓玉娇，果真是一个“惠而美”的好孩子，都被定罪了，还不忘感谢党和政府……不过以后要是真想“回报政府和社会”的话，千万不要到色情场所当烈女了，否则可能事与愿违，越“回报”越乱。

记者:此刻是一种什么心情？

邓玉娇:(点头)还好。

记者:对今天的一审判决还满意吗？

邓玉娇:嗯，满意。

记者:今天的结果，想到了吗？

邓玉娇:(沉默片刻)有点出乎意料。

当记者告诉邓玉娇社会上有很多人关心她时，她的眼泪夺眶而出，哽咽着说：“感谢党和政府，感谢所有关心我的人，将来我会多做善事，回报政府和社会。”

记者:对一审判决，家属是什么态度？

邓正兰（邓玉娇祖父，当过法官。）:我们家属对结果是满意的，也有些出乎我们的意料。

张树梅（邓玉娇母亲）:本来我们家属猜想会是缓刑，“判几缓几”那样的。

邓贵英 (邓玉娇姑母):很意外，很欣慰，感谢政府，感谢社会。

附：

                      杀人的春天

                                   作者：庄培坤

    随着邓玉娇的当庭释放,一个传奇式的英雄人物在偏僻的巴东诞生了,她是抗暴的烈女,她是锄奸的侠女,她是产品代言的热门明星,人气指数直逼姚明,如果不出意外,她还将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新长征突击手”和“巾帼英模”之类的荣誉,甚至还会登上全国妇联副主席之类的高位,总之,邓玉娇会成为亿万妇女学习的楷模,羡慕的对象,人人渴望好运能降临到自己身上,于是水果刀的销量猛增,竟至全国性断货,以至于剪刀、菜刀之类的替代品也随之热销。

    最兴奋的当属于那些平时默默无闻的性工作者,她们终于找到了发财致富、出人头地的良机,如果见到嫖客身上嫖资丰厚,便可伺机要了他的命,当然要先给他一些缠绵,弄些浆糊出来,在胸罩、短裤上留下证据,以便证明自己是遭强奸后的正当防卫,博天下网民的一片喝彩。这样的活,一年只要干几次,保管使她发达起来。

    其实,该带刀出门的不仅仅是妇女们,老爷们腰间也该别把弯刀的,平时碰到不顺心的事,不管三七二十二,先下手为强,砍下对方脑袋即可。列位看官,你别以为我在危言耸听,由于法律遭到了强奸,在一个没有法律的地方,“杀人的春天”已经到来。

    民主的一般意义就是按照多数人的意志决定，即多数人比少数人更有决定的资格。当然，由于人性的弱点，多数决定并不能确保意志的合法性与正义性，即多数人也不一定总是对的，所以会有所谓多数人暴政的问题，完整的提出民主会产生暴政的观念的是法国人托克维尔，托克维尔在其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中谈到民主的缺陷，就是多数人暴政问题，他说道：“民主政治的本质，在于多数对政府的统治是绝对的，因为在民主制度下，谁也对抗不了多数。”

    怎么样防止多数人的暴政，没有人完整提出完整的预防体系，托克维尔提出了两个方法：

    一是在多数人权威与个体公民或者少数人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地带。这个缓冲地带由无数的公务员和法官构成，使得多数人不可能真正有能力伤害到少数人。他说：“全国的多数，尽管其激情动人，其倡议振奋人心，也无法在全国各地以同样方法在同一时间使全体公民服从它的意旨。当代表多数的中央政府发布国家命令时，必须责成一些官员去执行命令，但这些官员并不总是隶属于它，它也不能每时每刻予以指导。因此，乡镇和县的行政机构就象一座座暗礁，不是延缓了代表人民意志的命令的流速，就是使命令流错了方向。”

    二是通过司法权威防止民主暴政。托克维尔说：“美国人赋予法学家的权威和任其对政府施加的影响，是美国今天防止民主偏离正轨的最坚强壁垒。”相对于一般不懂法律的民众而言，法官更加熟悉法律程序、法律规则，卢梭认为民众会被蒙蔽，所以众意不可靠，实际上这是一个职业分工问题，就像法官不能够去当足球裁判一样，因为足球的规则法官不懂，在诉讼过程中也一样，民众不可能象法官那样懂法，因此民众作为旁观者在案件审理中不一定是被蒙蔽而认识错误，而常常是由于观念的非职业性带来的对法律事务的陌生，使得他们无法对案件作出法律上正确的判断。司法的权力不能简单地以人头数来赋予，法官不是投票选出，而是通过特殊的优选程序来选出的。（萧瀚：多数人暴政的警钟，  http://www5.bulo.163.com/article/-UIPR-ywVW2e.html。）麦迪逊和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中说道：“在组织司法部门时，严格坚持这条原则是不利的。第一，因为特殊资格在成员中是极其重要的，所以主要考虑的应该是选择那种最能保证这些资格的挑选方式；第二，因为在该部门任职是终身的，所以必然很快消除对任命他们的权力的一切依赖思想。”法官通过对民主决定的事务的裁判（如法律是不是合宪）来达到防止民主暴政的目的。

    麦迪逊在《联邦党人》第五十一篇中设想过另外两个方式，他说：对于民主可能造成的“多数人暴政”，有两种方式可以防止这种罪恶。一是建立一个独立于大多数人意志的最高政治权威，这样，当大多数人通过民主程序建立了侵害少数人利益的法律，这个最高权威就可以出来否决。但麦迪逊接着说，这个最高权威一样可能支持多数人去侵害那少数人权益，而且还可能利用自己的最高权威同时侵害多数人和少数人的利益，只满足自己的利益；所以这不是一个好方式。麦迪逊推荐的是第二种方式，那就是组织一个多元的社会体，包括了各个行业、各个地区、各个民族，这样，就难以在某一特定社会事项上形成一个大多数，去反对一个少数派。（参见：张晓群“多数人暴政”在什么意义上才是真命题——在民主自由平等的背后——现代政治哲学解读系列之10，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6239，2005-03-28。）

    在德国，因为吸取法西斯时代的教训，又提出了一种方法：建立若干项高于民主程序的规范，包括不得以民族主义的借口迫害少数民族，不得侵犯他们的生命、人身自由、财产。可是，即使德国人同意了这样的立法呼声，也立了这样的法案；但谁能保证这样的法案能被遵守呢？一个得不到当时社会力量支持的法案，废除起来不是很容易？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来防止民主造成“多数人暴政”是有前提的，即整个社会用民主的方法确立起尊重少数人权利的制度并严格遵守它。（参见前引：张晓群“多数人暴政”在什么意义上才是真命题）

    另外，在美国的实践中，还通过“一致裁决”制度达到防止多数人暴政的目的。这种情况只适用于刑事案件的陪审团审判中。因为刑事诉讼牵涉到以国家的名义剥夺公民的权利，在判处死刑的情况下，甚至于牵涉到国家剥夺公民的生命的问题，所以要特别慎重。但是，刑事审判在多数票表决制的情况下，会出现两种不合理的情况，一方面真理可能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多数人的意见可能恰恰是错误的决定。另一方面是多数票表决制意味着一部分人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了自己并不愿意接受的决定。而一致裁决能够克服这两方面的缺陷。也许有人会说，在审判中事实上很难达成一致裁决，因为只要有一定的人数就会有不同的意见，一致裁决岂不是使案件无法解决？但在美国要求一致裁决的情况下，达不成一致裁决而形成所谓悬案(hanging case)而要求重新组成陪审团的只是占了所有案件的2%左右。那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在于人都是理性的，当一致裁决成为对审判人员的一种要求时，在评议的时候，陪审员会将彼此的意见进行妥协与折衷，各自放弃一部分己见，而形成一个中间的结果。如起诉的是重罪，而当有一个人坚持认为重罪不能成立时，为了判此人有罪，所有的人可能能够接受一个较轻的罪，而这个坚持的人未必认为有轻罪，但是因为那么多人坚持，他有可能在无罪的意见上发生动摇，于是大家在彼此的说服与妥协中形成一个中间决定。当然，也不排除无法彼此说服而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这时就只能通过重新组成审判组织进行审判。（高一飞：陪审制度与基本政治伦理，21世纪法律评论，2005年第2期。）

    以上防止多数人暴政的六种办法，简单归纳起来，实际上说是法治与人权。民主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一种最重要的政治制度，但是不是唯一的文明制度，民主、法治（包括正当的司法）、人权（包括自由）三者的结合才可产生真正文明的政治制度。这样，多数人决定的民主制度，由于受到法治和人权的制约，能够克服其固有的缺陷。当然，关于法治与人权的制度设计如何才能合理，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网络暴民”具有以下6个方面的特征，请对号入座——恶意攻击意见不同者（而且专找知名人士，如茅于轼、李银河、高一飞……），语言暴力倾向明显（出口成“脏”），不经当事人允许就擅自公开其隐私，威胁当事人的人身安全，动不动就质疑当事人的道德品质，盲目跟随别人的意见。

                                                  ——题记

                以键盘为武器的中国暴民
            

                   （原载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6年6月2日  作者：Howard W. French）
   
　　一位丈夫在网上发表了一封五千字的长信，慷慨激昂地痛斥了一位怀疑与他妻子有染的学生，随即有数百人加入攻击的行列，其中一人更建议“以键盘为武器砍下奸夫的头，献给那位丈夫做祭品”，在短短几天内，人数发展到数万人，这些陌生人组队搜寻那名学生的身份和地址，把学生逼出大学，更令其家人躲在家里不敢出门。

    这是中国正在兴起的一种称为国际狩猎的现象中最近期的一个例子，是一些匿名网络用户聚集起来对一些真实或想象的道德罪行进行调查并执行处罚。主要针对婚外情、网上拍卖欺诈、名人秘密生活和各种怀疑罪行等。    

    最近一名中国高级电脑科学家涉及模仿美国处理器设计的丑闻得以曝光，也是因为国际狩猎，在线评论对其项目提出质疑，向这名科学家的赞助者施压进行盗窃知识产权的调查。    

    虽然网络战争随处可见，但这种现象在中国拉响了警报，因为这种行为在过去会导致暴力事件，使人想起文化大革命时期，学生暴徒殴打老师和民众的那段历史。   

    近年来，中国政府逐步加强网络用户身份鉴定的管制规定，还推出了网上警察系统，以卡通图像出现在屏幕上提醒网民他们正在受到监测，最近更将最受欢迎的美国公司Technorati博客搜寻引擎通道关闭。    

    政府再次经常性讲及对所有网络用户进行登记，很多人担心当局会以这些在线威胁浪潮和警惕为借口，对用户实行新的限制。

    那个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学生为了平息事端，用视频以六分钟来否认桃色事件。与此同时，那位丈夫也两次要求人们取消打击行为，甚至加入否认其妻子有外遇，但是都不得要领。在事件的全盛时期，这一事件在中国互联网BBS上造成网络大堵塞。   

    在浏览器普遍使用之前，在许多国家的BBS只是用于刊登静态的文本信息，而在今天的中国，色彩丰富的布告栏已经处于中国网络文化的中心地带。

     如果过度宽松地赋予公民未经法定程序剥夺一条生命的权利，会把社会引入一种反法律状态，使许多伤害和杀戮找到冠冕堂皇的借口。

        对邓玉娇宽容会把社会引入“反法律状态”

                                  作者：郝建国

    按照刑法学的要求来研判邓玉娇杀人是否属于“正当防卫”，需弄清下列3个问题：

    一、防卫的紧迫性？
    紧迫性是构成正当防卫的前提。法学界一般认为，如果采取防卫措施是为不法侵害所迫，是在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的情况下所为，防卫即具有紧迫性；反之，则认为防卫不具有紧迫性。

    邓玉娇在受到“拉扯推搡、言辞侮辱”后，有没有更好的办法使自己免受侵害？是不是只有杀人一条路？应该看到，事件发生现场还有其他人员（包括服务员），且梦幻城是一个正在营业的组织，邓玉娇完全可以求助她所供职的组织或同事，甚至只需大声喝止。当然，她也来得及报警，选择一个正常的程序维权。

    二、防卫的必要性？

    只有不法侵害正在进行时，才使防卫行为成为保护合法权益的必要手段。不法侵害一旦结束，所谓“防卫”行为就变成了报复，当然也就不再正当。

    邓玉娇杀人所用的水果刀当时并没有随身携带，洗衣服的邓玉娇能从容地从包里去取刀作案，可见当时对她的不法侵害“拉扯推搡”已经结束。这意味着，本案中正当防卫的前提都不具备。不具备正当防卫的前提，“防卫过当”也就不能成立。

    三、防卫的限度？

    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是指防卫行为应以制止不法侵害、保护法益的合理需要为标准，所造成的损害从轻重、大小方面来衡量大体相适应。
    根据侦查机关发布的信息，邓贵大等人对邓玉娇的不法侵害为“拉扯推搡、言辞侮辱”。“言辞侮辱”侵犯的是人格权，采用暴力防卫明显不合适。“拉扯推搡”侵犯人身权利，有一定的暴力因素，如果这种不法侵害“正在进行”，邓玉娇有权防卫。但“拉扯推搡”仅为一般违法行为，因此相应的防卫权也就十分有限。目前侦查机关认定邓玉娇“防卫过当”，依据的正是这一条。

    以下是学者曹林对“正当防卫”的解释，供大家参考。

    法律对正当防卫有着严格的限定，如果严格依据法律的话，某些迎合了公众义愤的杀人或许就不能判定为正当防卫。如果凭着一种情绪轻浮地理解正当防卫，轻易将一种行为认定为正当防卫，那社会就很容易被

引导到这样的境地——人人都说自己是受害者，都辩称对别人的伤害是正当防卫。

    在正常的法律状态下，法律绝不认同一个人可以杀死另外一个人，而是坚决地反对并视之为最恶的违法。从这个角度看，正当防卫是反法律的，因此必须非常严格和谨慎。如果过度宽松地赋予社会这种权利，是对公民生命的不负责任，会把社会引入一种反法律状态，使许多对生命的伤害找到冠冕堂皇的借口。

附：（评论）邓玉娇内裤，民意对法律的“强奸未遂”
                                作者：满也  来源：中企新传媒
                    http://www.zhqycm.com/zixun/redianjujiao/200906/2606.shtml
   

     检查机关以“故意杀人罪”对邓玉娇实施批捕，争吵了一个月之久的邓玉娇杀人案终于尘埃落定。但喧嚣仍然没有结束，追问内幕，质疑司法，搜寻细节，法学专家和平民百姓纷纷加入到这场旷日持久的法理论战当中。这是中国民意长期以来形成的惯性，一件事只要被舆论放大，大家必定会认为其中有不可告人的内幕。

　　死者邓贵大，是一个镇政府招商办公室普通工作人员，论级别，他连个像样的干部都算不上。邓贵大流氓滋事，罪不至死。这样一个人，也谈不上有什么光荣体面的“背景”。

　　在众多网民的推波助澜下，邓玉娇案件在司法调查过程中出现很荒谬的一幕：代理律师要求公安机关提供邓玉娇的内裤，作为是否“强奸未遂”的证物。因公安机关未予出示，律师通过网络透露消息，说他们的取证要求“遭到拒绝。”

　　我们回放一下警察到达杀人现场后的几个重要场景：

　　死于非命的邓贵大倒在血泊中，身中三刀。

　　伤者黄德智被刺伤右大臂。

　　两个服务人员在双方争吵过程中曾试图劝解，他们目击了邓玉娇杀人的全过程。

　　在以上现场条件下，警察对案件的第一反应只能是“行凶杀人”。从巴东县公安局最早发布的通报来看，两个现场目击者也没有提出邓贵大“强奸未遂”的任何证言。

　　既然公安机关在第一时间里，对案件的判断不是“强奸未遂，”就不可能收缴一个女孩子的内裤。而网络上关于邓贵大“强奸未遂”的疑问，出现在案件发生几天以后，再收缴邓玉娇的内裤显然错过了确定“强奸未遂”所必须的时效性。刑事侦查并不要求公安机关在第一时间内收缴所有杀人犯的内裤，如果巴东县公安局从一开始就没有收缴邓玉娇的内裤，他们拿什么提供给律师和网民？

　　邓玉娇案件在民意传播的过程当中，经过了层层包装和过滤，一些细节被放大，一些细节被忽略。譬如，从邓玉娇手包中发现一瓶能治疗抑郁症的药物，网民便认定邓玉娇有心理疾病，要求为她进行精神鉴定。但很多人不知道，治疗抑郁症最常用的药品“黛力新”，对神经衰弱、神经功能紊乱同样具有疗效。又譬如，邓玉娇案件曝光初期，网上曾经流传邓玉娇的杀人凶器是一把发卡，后来流传成一把修脚刀，最后变成一把水果刀。在凶器的认定过程当中，网民显得很无奈，他们恨不得把邓玉娇描写到手无寸铁的程度，但公布以后的事实表明，邓玉娇确系持刀杀人。

　　邓玉娇案件背后的民意力量，已经盲目到让人惊讶的地步。对弱势群体一面倒的同情，对行政机关在公共事件中一面倒的怀疑，成为一种强大的社会情绪，越来越多的对司法公正产生影响。民间、网络、新闻，方方面面的言论势力所构成的民意倾向，对司法参与表现出盲目而且自我的浓厚兴趣，却意识不到自己在司法程序中的严重越位，这是很可怕的。当我们试图用自己的道德准则和同情心来取代法律审判的时候，法律的底线意义还存在吗？

　　邓玉娇内裤的本质，是民意对法律的“强奸未遂”。无论强势还是弱势，舆论力量一但强大到蔑视法治权威的程度，我们期待的法制社会只能遥遥无期。

                 我为什么不支持邓玉娇

                       作者：郝建国                           

     邓玉娇案在“民意审判”的干扰下暂时被“从轻发落”——虽然警方对她涉嫌“故意杀人”的定性未改变，但特意强调了“防卫过当”。

    那些高喊着要为杀手立贞节牌坊的声音暂时变得低调了，那些以骂人存在于网络之间的暴民暂时收敛了。趁着片刻的安静，让我来回顾和总结一下邓玉娇事件中各色人等的表现。

    先说说律师。当我看到那个指桑骂槐、不知是真心还是假意“哭鼻子” 的律师时，我的第一反应是“作秀”，其次是不信任。律师是一个理性的职业，靠哭、靠骂算什么本领？最荒唐、最失水准的是这位律师提出鉴定邓玉娇胸罩、内裤上的指纹的言论，感觉连一点常识都没有？这个律师后来被当事人的亲属解雇了，活该！

    再说说中国网民。从网民的言论看，一个个从未受过系统法学教育的人似乎都变成了法学家、法官，他们坚信自己对刑法的理解是正确的。这一点还不算过分，可怕的是他们在评论前不看事实，不看“事实”出处，没有分辨谣言和事实的基本能力，固执地认为，只要是官和民的冲突，民都是被逼的，即便杀人也是梁山好汉大英雄。邓玉娇案、杨佳案、法大弑师案，网民表现如出一辙。

    最后特意说说一名教授。他叫高一飞，研究刑法学，是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在整个事件中，他是一位最理性、最负责、最专业的学者，他凭着自己的学术道德和社会责任感发表着与网络暴民针锋相对的观点，客观上起了平衡舆论的作用。他的正义之举，一定会让那些不顾基本事实，自负地坚持“鸡蛋与石头的较量中，我永远站在鸡蛋一边”的法学学者，让那些因为害怕挨骂明哲保身的法学教授们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人类社会从以暴力解决纷争的原始社会发展到后来通过立法维护社会秩序，是一个基本的进化史。除过极个别严重的神经病以外，每个凶手杀人都是有自己的“理由”的——有人因为5分钱，有人因为一句话，有人因为一次游戏……如果认为只要有“理由”就可以使用暴力甚至杀人的话，最终的结果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死于非命——你可能不去邓贵大所去的情色场所，你可能没有正当或非正当限制过杨佳李佳的人身自由，你可能没有和哪个女子有染，但你不可能一辈子不和任何人发生冲突。

    这就是我不支持邓玉娇的理由。

附：邓玉娇案基本案情
       http://www.dffy.com/fayanguancha/sh/200906/20090606163047-2.htm

    一、涉案人员

　　邓玉娇，女，（1987年－），湖北省恩施州巴东县野三关镇木龙垭村人，野三关镇“雄风”宾馆服务员。

　　邓贵大，男，本案死者，（1965年-2009年），湖北省恩施州巴东县野三关镇政府项目招商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黄德智，男，湖北省恩施州巴东县野三关镇农业服务中心职工。

　　邓中佳，男，湖北省恩施州巴东县野三关镇财经所转制分流人员。

　　二、事发经过

　　2009年5月10日下午6点左右，湖北省巴东县野三关镇的邓贵大、黄德智、邓中佳3人到该镇雄风宾馆休闲中心梦幻城消费，黄德智在水疗区五号房要求女服务员邓玉娇提供“特殊服务”。邓玉娇拒绝，双方产生争议，并有肢体对抗，后邓玉娇拿出包内的水果刀连续刺向邓贵大、黄德智，随后拨打110报警。邓贵大经抢救无效死亡，公安以“涉嫌故意杀人”刑拘邓玉娇。

　　三、侦查经过

　　5月11日，邓玉娇因涉嫌故意杀人被巴东县公安局刑事拘留。侦查中，侦技人员发现邓玉娇随身携带的包内有治疗失眠症的药物，并决定将邓送往湖北恩施优抚医院检查鉴定。

　　5月12日，巴东公安局将邓玉娇送进了湖北恩施优抚医院，优抚医院对其采取了“约束性保护”措施：她的手腕和踝、膝等部位被用布条约束后固定在病床上，活动能力和活动范围均受到限制。

　　5月18日，巴东县公安局在互联网上通报了“5.10”案件的一些细节和警方的处置情况。巴东县公安局称，已经以邓玉娇涉嫌故意杀人对其立案侦查。 

    公安侦查结论：邓玉娇涉嫌故意杀人。依据：造成了一人死亡的结果；邓贵大身中两处致命伤，并且这个过程当中，黄德智上去阻拦还中了一刀。

    四、最新进展
    6月5日下午，邓玉娇的来自湖北的律师收到巴东县法院送达的起诉书副本，检察机关认为邓玉娇具有防卫过当、自首等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情节，起诉罪名是故意伤害罪。
    该案件中的黄德智、邓贵大要求的交易未发生，只能定为“异性洗浴”。巴东县政法委书记、县公安局局长杨立勇表示，“基本确认，前期争执过程中，邓玉娇处在一个相对被动过程。”，“我分析就是黄德智与邓玉娇发生争吵，邓贵大过去，跟他的同伴共同表达一种不满吧”。

摘要：

    邓贵大从进入梦幻城到与邓玉娇发生言语、肢体冲突，并无强奸的主观故意也未实施强奸的行为。

    邓玉娇持刀捅人属于激情犯罪，动机是报复。作为成年人，邓玉娇知道或者应该知道，用刀在脖子、胸部捅都是致命的，这是认定故意杀人（区别于故意伤害）的基本依据。

    邓贵大对邓玉娇“拉扯推搡”后，侵害行为已经终止，因此不具备正当防卫的前提。

    邓玉娇是故意杀人，她必须为自己的冲动承担法律责任，在我国还尚未废除死刑前甚至包括依法剥夺她的生命权。

    邓贵大的行为有一定的过错，但远不致于死。

         邓玉娇案：必须警惕“民意审判”对法治的破坏

                                         作者：郝建国

    邓玉娇拿尖刀活活把人刺死——她对邓贵大连捅4刀，其中两刀致命，故意杀人的情节非常明显，却被一些网友捧为烈女，实在是时代的悲哀。以我看来，人们对邓玉娇的无原则宽容、同情和支持，间接反映出来的是国人的仇官情结。

    冷静一下，请大家思考：杀人者和被害人究竟谁是弱势群体？当然了，案发前邓玉娇是弱势群体；当邓玉娇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后，她也是弱势群体。可是在血案中，那个举刀不顾后果的女子还是弱势群体吗？面对一条鲜活的生命（而且是我们的族类）的逝去，难道连起码怜悯和同情都没有了吗？对于暴力，我们难道连起码的警惕和反对都不需要了吗？

    理性看待邓玉娇案，必须注意以下8点。

    一，案件发生的场所。那是一个情色（或色情）场所，邓大贵等人是在梦幻城的“水疗区”（水疗区就是女性给男人卖淫的地方——邓玉娇语）与邓玉娇“邂逅”的。以目前侦查机关公布的信息看，提出“性服务”要求的并不是死者邓贵大，而是他的同事黄德智。梦幻城经营者解释，这里的“性服务”指“异性洗浴”，当然这样的服务也是违法的（一般违法，即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邓玉娇主动选择进入情色机构工作，按照服务行业的基本职业道德，如果说黄德智要求邓玉娇提供服务不够礼貌的话，服务从业者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应该礼貌而坚决地回绝，而不应该和顾客正面发生冲突。也就是说，邓玉娇的行为也不是没有瑕疵。

    二，客观看待邓贵大的行为。邓贵大拿钱在邓玉娇面前显摆（有人说是“砸”、“抽打”，钱是纸质的，那是打人的工具吗？），是不礼貌的。邓贵大认为其同事受到服务生顶撞，把她推到沙发上并二次挡住不让其离开的行为，有一定的违法性，但情节显著轻微，属于治安案件中应当受到“批评教育”的行为。

    三，要看清邓玉娇行为的主观恶性和客观后果。根据侦查机关公布的信息，邓玉娇的杀人动机是对邓贵大用钱煽打自己肩部、拉扯推搡自己的报复，而不是对性侵害的防卫。邓玉娇拿尖刀刺人，而且连刺4刀，其中一刀在脖子上，一刀在胸部。作为成年人，她知道或者应该知道，用刀在那些部位捅都是致命的。而且从后果看，也确实导致了邓贵大的死亡，犯罪后果十分严重。这是认定故意杀人还是故意伤害基本依据。

    四，此案是否存在强奸情节。邓贵大是政府工作人员，而且已经40多岁，他不会不知道强奸是什么性质。邓大贵一再拿出钱来炫耀，说明他当时只是想（为黄德智）购买性服务（异性洗浴？性@交？）而并无强奸的主观意图。另外要注意，当时还有同事黄德智在场，有另外的服务员上来劝解纠纷，这样的环境下要实施强奸即使禽兽只怕也难做到。综合事件前后情节，我们能够看出，邓贵大推邓玉娇的行为，是认为被“戏弄”了（邓贵大与邓玉娇争吵事说过，“你不提供【异性洗浴】服务，呆在这里【水疗区】干什么？”），出发点是为了和她论理，也是对自己被“戏弄”的一种报复，理解为强奸明显太牵强（主观方面没有强奸的故意）。

    五，邓玉娇是否正当防卫。正当防卫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条是不法侵害必须正在进行；二是防卫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本案中，邓贵大对邓玉娇推搡后，侵害行为已经终止（邓玉娇的水果刀在包里，她能从容地从包里去取刀作案，可见当时对她的所谓侵害并没有“正在进行”），不具备正当防卫的条件。从防卫的限度看，邓贵大当时只是把邓玉娇推到沙发上并堵在门口不让其离开“水疗区”，而邓玉娇则用尖刀向邓贵大要命部位连续4刀。如果这是正当防卫，那么大家都可以随身带上刀子，过马路时别人撞了你，也可以将对方捅倒了！

    另外，向邓玉娇提出性交易要求的是黄德智而非邓贵大，如果以对强奸的防卫来理解邓玉娇的行为，显然说不通。

    六，邓玉娇杀人属于一种激情犯罪。激情犯罪是指人在受到强烈刺激和挫折后，由于情绪异常激动而发生的暴力犯罪。激情犯罪属于一种故意犯罪，这种犯罪因为突发性强，不计后果，暴力显著，受害人往往防不胜防，因而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就拿本案来说，虽然邓玉姣并没有预谋要用刀来捅死谁，但由于她不能理性控制自己的情绪，崇尚和放纵暴力，最终造成一死一伤的严重后果。

    七，邓玉姣是不是贞洁烈女。这一条本来和邓玉娇有没有罪，究竟涉嫌故意杀人还是故意伤害没有必然联系。但因为网友一直强调她是烈女，所有有必要说一下。邓玉姣到娱乐场所工作是背着母亲的，可见她自己也觉得那份工作不够阳光。平心而论，象梦幻城那样能提供“异性洗浴”的机构，它的KTV服务也纯洁不到哪里，客观一点那叫“准色情行业”。一个贞洁烈女，会主动选择去准色情场所工作吗？不是说邓玉姣不能到这个场所工作，也不是说进入这个行业就应该随波逐流，但如果是因为敢杀人就认为她是一个贞洁烈女，那一定是对传统文化的误解（烈女以毁灭自己来唤醒社会，参见电影《杜十娘》）。

    八，邓玉娇的精神问题。邓玉娇杀人后，侦查机关发现其包内有抗抑郁药品，这一点可以间接说明邓玉娇可能患有心理疾病。但案发前邓玉娇能坚持工作，案发时杀人动机明确（报复），说明她依然有足够的刑事责任能力。刑事上免责的精神病人仅局限于这个人“和野兽一般”，不知道自己犯罪时是干在什么，才可以免责的。如果动辄以精神病为犯罪开脱，这个社会就不得安宁了。

    结论：邓玉娇是故意杀人，她必须为自己的冲动承担法律责任，在我国还尚未废除死刑前甚至包括依法剥夺她的生命权。邓贵大的行为有一定的过错，但远不致于死。至于作为官员的邓贵大涉足情色场所等腐败问题，既有个人素质因素，更多的是社会问题，应该引起有关方面重视，但不能把鞭子抽在一个死于非命的人身上。

     （原创评论，讨论的事实依据均来自侦查机关，如转载请与著作权人郝建国联系。欢迎网友提供有根据的信息，欢迎理性评论，但对于污言秽语一律当做垃圾删除。）

附一：办案刑警披露邓玉娇案祥情

    这就是一起很简单的刑事案件，我们之所以以“故意杀人罪”刑拘邓玉娇，是因为我们掌握着确实的案情和证据，有着充分的依据，无论闹得多厉害，我们都会坚持我们的观点，我可以跟大家说，最坚定坚持的，是我们一线的办案人员。

   我们相信我们经过努力得来的证词和证据，办案过程我们认真无私，而案情清楚明了，并不复杂，所以市里过问，省厅来人，我们把材料拿出来，他们都支持我们的结论。

　　其实案情真的很简单，当时邓玉娇电话报警说自己杀了人，我们立即出警到达现场，当事双方及证人都在，我们对当事双方及在场人员进行了询问，三方对案情的描述大致一样，我们都做了录音及笔录，具体我不能说，但没有任何“性侵犯”的内容，现场没有破坏，凶器就在现场，嫌犯承认自己杀人。证人证实双方在水疗房内时间很短，黄进去不久就传出他的责骂声，而邓玉娇很快出来，出来时衣物整齐。

   冒险发此帖让大家能有清楚的认识，被上面知道可能记大过，希望有用，大家可以不信，还是那句话，开庭不远，到时自然一切了然。

                                                （附一信息来自网路，未经核实，仅供参考）

附二：邓玉娇案最新进展

    （http://news.mylegist.com/22/2009-05-25/31037.html）

    荆楚网5月23日报道 记者从湖北省巴东县政府新闻办关于“邓玉娇案”的最新情况通报获悉，警方证实不存在邓玉娇被强奸的事实，邓玉娇母亲张树梅已声明与律师解除委托关系。

    通报说，连日来，公安机关采取得力措施，加紧侦办“邓玉娇案”。公安机关以雄风宾馆休闲中心梦幻城涉嫌色情服务，于22日对雄风宾馆经理贺德红进行了依法传唤。经警方找邓玉娇、有关证人进一步调查和现场勘察，证实不存在邓玉娇被强奸的事实。

    通报还说，邓玉娇及其母亲和其他亲属对受委托律师不顾事实向外散布“邓玉娇被强奸”一事感到非常愤慨。

    通报称，公众关注的“邓玉娇案”中“第三人”系巴东县野三关镇财经所转制分流人员邓中佳，公安机关认定其没有违法行为。

附三：湖北省巴东县公安局关于“5.10”案件情况通报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9-05/18/content_11395864.htm）

    巴东警方初步查明：

    犯罪嫌疑人邓玉娇，女，生于1987年7月11日，住巴东县野三关镇木龙垭村10组8号，系野三关“雄风”宾馆服务员。

    死者邓贵大，男，生于1965年9月12日，住巴东县野三关镇将军路141号附72号，生前系野三关镇政府项目招商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伤者黄德智，男，生于1968年3月3日，住巴东县野三关镇名相路146号，系野三关镇农业服务中心职工。

    2009年5月10日20时许，邓贵大、黄德智酒后陪他人到野三关镇“雄风”宾馆休闲中心“梦幻城”消费。黄德智进入水疗区一包房，见邓玉娇正在洗衣，黄误认为邓是水疗区服务员，遂要求邓提供异性洗浴服务，邓以自己不是水疗区服务员为由拒绝，双方为此发生口角，邓走出包房进入隔壁服务员休息室。黄认为邓态度不好，尾随其进入休息室并继续与之争吵。此时邓贵大闻声进入该房，亦与邓玉娇争吵。邓贵大称自己有钱，来消费就应得到服务，同时拿出一叠钱炫耀并朝邓玉娇头、肩部搧击。邓玉娇称有钱她也不提供洗浴服务。争吵中，休息室内另两名服务员上前劝解，邓玉娇即欲离开休息室，邓贵大将其拦住并推坐在沙发上，邓玉娇又欲起身离开，邓贵大再次将邓玉娇推坐在沙发上，邓玉娇遂拿出一把水果刀起身向邓贵大刺击，致邓贵大左颈、左小臂、右胸、右肩受伤。黄德智见状上前阻拦，邓玉娇又刺伤黄右大臂。邓贵大因伤势严重，经抢救无效死亡。法医检验验明：邓贵大左颈部刀伤割断动脉并划破气管，右胸部刀伤穿透胸腔刺破右肺，两处均系致命伤，死亡原因为失血性休克死亡。黄德智伤情因治疗包扎暂不能鉴定。

附四：（评论）服从民意可能损害法治 

    近日，湖北省巴东县女服务员邓玉娇刺死官员一案引起强烈反响。据《广州日报》报道，该案案情一波三折、扑朔迷离。先是传说邓玉娇精神抑郁、个性冲动，在遭到官员推搡和人民币击打后便奋起杀人，有关方面甚至对她做了“精神鉴定”。

　　当一开始报道酒店女服务员杀死官员的时候，我们似乎面临着又一场“民意审判”：邓玉娇虽然杀人，但是在大多数网民心目中，她的行为不仅可以原谅，而且代表着正义和反抗强暴的勇气，因而根本不应该以杀人罪起诉她。然而，如果邓玉娇确系过激杀人，我们又如何对待这种民意呢？在一边倒的网络民意面前，刑法岂不是应该让步吗？

　　民意和法律的对立似乎给我们出了一道难题：服从民意，就意味着损害法治；服从法律，则有可能让一些人认为这不过是应验了“窃钩者诛”的老话而已。民意之所以质疑法律，正是因为法律对邓玉娇这样的弱势者显得尤其好用，而对于官员和富商有时却无可奈何。

　　然而，随着案情的发展，民意关注的已经不仅仅是邓玉娇是否应该以杀人罪遭到起诉，而是杀人事件的真相。其实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民意并不要求一个特定的结果，而只是要求获得事件的真相和看到公正的处理。

　　在当今中国，民意压力对于保证调查、取证和审判公正发挥着特殊而重要的作用。邓玉娇案让我们看到，民意是没有必要和法律对立的；恰好相反，民意可以成为推动法治进步的力量。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民意所要求的结果也正是法律所要求的结果，依法审判是体现民意的最可靠保障，而在“依法”出于种种原因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民意就成为推动司法回归公正的中坚力量。

　　至少，人民有权知道事件真相；也只有满足人民的知情权，民意才可能作出理性判断。理性的民意不能无视法律，更不能违背法律，但是完全可以通过各种舆论渠道表达要求政府和司法机关依法办事的呼声。

　　                                            （附四评论作者张千帆系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

附五：（评论）邓玉娇正当防卫很难成立

    我个人根据已有报道看，（邓玉娇）正当防卫很难成立，正当防卫和防卫不当有差别。一个是这个里面看不出强奸，如果对方是强奸，邓玉娇的行为是符合正当防卫的条件，现在是侮辱，侮辱可以是语言的也可以是身体动作的，本案中邓贵大是语言加身体动作，整体看是一般的违法行为。这种情况下，她可以防卫，但是要适度，他采取杀人的方式肯定是防卫过当的，防卫过当本身对行为的状态的描述不是罪名的描述，定罪要从具体的情况看，把它认定为防卫过当，并且杀人，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从实体上讲，防卫性质成立，必须要符合时间上的条件，首先拿刀去阻拦，对方已经吓住了，对方已经停止了攻击了，你还继续拿刀去刺对方，就跟防卫无关了。我从报道中看到，邓贵大并没有反抗，而是躲避，后来是旁人去阻拦，这里面并没有证据说你拿刀刺我，我反抗。
　　
　　邓玉娇的行为从情理看，道德上也要得到谴责，情理看生活中仅仅是因为别人对你进行侮辱，对方不是强奸也不是杀人，而是对你侮辱，在街上有人打你耳光，打架、拉扯等等有侮辱的情节，你把对方杀了，国家的法律当然对这种情况应该要定罪判刑。

           （附五言论作者高一飞系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会理事，西南政法大学教授）